一 : 有些历史无法直面：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有些历史无法直面：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不知道说什么好，饿死300万人的历史事件几乎被所有人遗忘。冯小刚一句话说的很好：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一场灾荒和蒋政权的崩溃
这是1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
1942年，河南大旱，转眼下一年，紧接着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www.61k.com]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3000万人身上，吞噬了至少300万人的生命，迫使300万人流落他乡。
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或数十口成群结队，或一家人扶老携幼，纷纷走出他们的村庄，走出他们或许从未离开过的县境，然后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经历着同样的命运而又素不相识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地，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者有之；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者有之；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就在这300万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之时，这个国家的行政长官们却以“影响抗战士气”“妨碍国际视听”为由，对灾情实行了严密的新闻封锁。当外族入侵成为这个国家最大的危险时，统治者眼中几个农民的死亡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然而，就在那无关紧要的地方却伏笔着一些生死攸关的信息，在那场灾荒面前，国民党政权的运作已是那么失败：军政不合、组织涣散、信息不畅、行事拖沓、官员腐败……在中原到处弥漫的混乱、无序、无政府状态，无不预示着这个政权已经走在失控的边沿。可惜，蒋介石直到7年之后败走台湾之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些早在1942年就已发出的警示。
1992年，当一位朋友向作家刘震云提起50年前发生在其故乡河南的这场灾荒时，刘震云惊愕地发现，作为1个灾民的后代，他对那场酿成了300万人死亡的悲剧竟一无所知。怀着极大的好奇，刘震云开始了《温故1942》的创作，然而，更令他感到震撼的是，当他回到家乡去调查这些往事的时候，那些饥荒亲历者及他们的后代竟然也不知道。
于是，他开始通过在家乡的调查走访、在图书馆的查阅资料，以1个作家的方式，稍许弥补着历史学者们的失职，一场已是鲜为人知的灾难被一点点地发掘出来。
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他决定将其拍成电影。在电影《温故1942》拍摄完成之后，冯小刚有1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1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1个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300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一场灾难和1个民族的失忆，开始在点点滴滴的拯救中慢慢复活。
失措：逃离灾荒生死线
就这样，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重新由洛阳出发，他们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1941年夏天，洛阳城内，四处弥漫着令人不安的情绪。
那时，日军已经占领了黄河北岸所有重要的渡口，他们的前哨部队随时就可以兵临城下，在洛阳的街头已能清晰地听到日军的炮声。尤其，当中条山失守，日军腾出了更多的飞机来空袭这座城市的时候，人们感到，灾难已经越来越近了。
当时，一名叫格兰姆·贝克的美国画家，刚好来到这座城市，他看到，“那些轰炸机整天在上空盘旋、俯冲、活像一群马蜂在折腾一只鼹鼠”“这城市就像个把木板拿开而现出原形的蚂蚁窝，人们在连滚带爬地乱跑”。
在尘土飞扬中，在越来越高的警报器的调门所制造的恐惧之中，到处都是惊慌失措出城逃难的人们。傍晚，当敌机远去的时候，“朝西去的大路上就充满了从洛阳出来的缓慢蠕动着的人群，有的步行，有的乘大车、人力车、排子车、汽车。……人们的叫骂呼喊传到远处的田地里，混成了1种持续不断的低沉的音响，像只受伤了的野兽把血淌进一条长河时的沉吟。”（格兰姆·贝克《1个美国人看旧中国》）
然而，当洛阳城内正笼罩在战争的恐惧和威胁下时，格兰姆·贝克在周边的农村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农民们在静静的田野中安详地干活，“当成千上万精神失常的城里人在乡间乱跑的时候，你总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务实的农民及其家属在忙着日常工作。全国农民好像用一条绳子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把大家连在一起防止了那种如丧考妣的东逃西窜”。
一天，格兰姆·贝克经过1个在地边打歇的农民，他正在注视着那支长长的城里人逃难的队伍。当格兰姆·贝克走近时，这个农民做了个姿势，指着难民笑道：“他们没有办法！”然后，他用手指着自己和身后的村庄，骄傲地说：“我们有办法！”
尽管对日军的入侵并不感到害怕，但是那时，洛阳的农民们也有他们所担心的事情。
二 : 1960年河南大饥荒纪实哥哥杀死妹妹烤着吃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下面是访谈实录。
张申：
1955年上半年，郑州地委改名开封地委，原地委书记张健民调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我继任开封地委书记。
从我当了地委书记就失去了平静的日子。
原来农村合作化工作比较顺利，1953年，被称为“农民运动专家”的邓子恢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提出的基本思路是坚持群众自愿入社的原则，步骤要稳；合作社规模宜小些，不同地区区别对待，不要一刀切；农村合作社不仅要发展，更要巩固。
从我实际工作中体会，这是正确的。
可我错了！毛主席开始批邓子恢是“小脚女人”，1955年下半年就实现了合作化。大大加快了速度。我有些担心。可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成了风头人物，我不想当“小脚女人”也跟着跑吧，省委一些领导已认为我“右”了。
1958年，毛主席想游黄河，到了兰考东坝头，省委副书记史向生陪着，到兰考，也让我上了专列，兰考县委书记程约俊同时上车，拿来兰考出的西瓜、葡萄让主席尝。
我上车，见毛主席穿白大褂（睡衣），正看三国呢。
毛主席要在这儿游泳，罗瑞卿考虑安全，没有同意，便从这儿去了商丘。
这之后便是我领豫东几十万人到巩县、密县去大炼钢铁。
周化民插话：
1958年，党中央提出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进入共产主义而大干特干，人们提出口号：
“眼熬烂，腿跑断，连轴转，活着干，死了算！”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脚蹬地球手托天，要把产量翻几番！”
当时头脑发热到了极点呀！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叫岈山人民公社，就在河南信阳。……
张申：
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陪毛主席到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由毛主席肯定的名字：“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一下子，全国就全是人民公社了。
周化民：
到处办食堂供给制，吃饭不要钱，过的是“共产主义”生活。我去黑龙江省参观，看到有“无人售饭处”、“无人售货处”；到处放卫星，发“号外”，捷报满天飞。强迫农民说谎话，报高产量。通许练城公社常庄有个50多岁的老农叫常木林，过去给地主当长工，他对本村回家探亲的杞县老县长说：“现在逼着叫报产量，报不了还得挨打，一说就是党中央的决定。他妈的‘党中央’这个人恁坏，我不相信，连毛主席也管不了这个‘党中央’！”他是个老实农民，把“党中央”误认为是个人了。
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1070万吨。当时开封地区西部5县是山区，有些铁矿石，可以炼铁。我当时兼任地委大办钢铁办公室主任，要到炼钢铁前线去，我去参加省的大办钢铁会，省委书记问：张申到了没有？你回去告诉他，书记要挂帅上……
张申点头说是，张申接着说下去：
我挂帅，坐镇前线指挥部，各县委书记也都既挂帅又出征了。按省委指示，开封地区动员35万人到巩县、登封、密县、新郑、荥阳西5县就地安排，组成各级指挥部，人山人海，人们自带行李，推小车、带口粮，没有煤，就砍树、运树。建小高炉需要头发，便让女孩子剪辫子，小女孩剪了辫子就哭。高炉需要引铁，便把群众家的锅、门锁……全砸了。
周化民：
那场面也真壮观，白天人海如潮，夜间一片灯火。不管是山区、丘陵，城乡上下，大小炼铁炉，一个个，一片片，长形的，方形的到处皆是，一眼望不到边。长的有十米甚至上百米，叫做土炉。小的是木制风箱炉。炎天暑热，汗水和烟尘，每个人脸黑黝黝积满灰尘，很熟的人见面都不认识了。
登封当时是全省大办钢铁的“先进县”。这是从除“四害”（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和大搞卫生开始的。《河南日报》登照片，叫农民为驴刷牙，带上口罩，让人啼笑皆非。
张申：
登封在大办钢铁前，曾用土法炼过铁，这时，登封成了典型，全国都来参观，哲学家艾思奇也来过。他下放到这儿挂职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是蔡振中。蔡振中虚报产量，搞形式主义，我批评他，他不吭气。由登封提出“四无”县后，他让群众在厕所里刨蛆，打苍蝇，给牲口、羊刷牙……省里以此典型推广搞四无专区。我不赞成不行，少数服从多数，地委的领导都同意，我没办法。毛主席来河南搞农业40条，蔡振中回答毛主席提问说：三年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1958年冬天，大炼钢铁进行不下去了。
1958年12月，中央批准取消商丘地区建制并入开封地区，原开封地区西部5县划入郑州市，新开封地区共辖21个县，1100多万人口，我任地委第二书记。
1958年冬，粮食没有了。那年粮食丰产没丰收，浪费惊人。商丘就更为严重，上边还不知道真情，冬天在郸城还开粮食丰收现场会，是“反瞒产”。可我看到大大的粮食囤，只在上头有一层粮食，下边全是麦秸、麦糠呵，可“反瞒产”却越反越厉害。
这年春节以后开始饿死人了。
周化民：
商丘地区五风严重，原地区专员任秀铎和地委组织部长马振藻两人一同指挥修“潘口水库”，毁灭了几十个村庄，组织男女劳力几万人，在数九寒天挖此水库，还组织几十个女孩子参加“秧歌队”扭秧歌，穿着裙子跳舞。大批庄稼被毁，大块土地荒芜，生活极端困难，劳动强度又大，造成了成百上千人死亡。1958年，他们在商丘北郊挖了个“东风湖”，是马振藻带着医护人员、设计人员到苏州、杭州参观回来后亲自指挥搞的。全湖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桥和假山。三九天里，北风刺骨，马振藻住在离“东风湖”不远的医院里疗养，逼着机关干部、工人、农民，跳到齐腰的水里，挖湖抬泥，结果也饿死、冻死、累死一些人……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我想说一点真话，讲了点真实情况，还没敢说多严重，可59年8月，我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那时，我是分管工业的地委第二书记。
1959年8月……
周化民的叙述，比张申本人记得具体。
1959年8月，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工业会议，通知各地、市的分管工业的书记和工业部长参加。我和当时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本来是研究如何组织工业大跃进问题，但后来变成“反右倾”了……
一天上午，省委常务书记主持会议，说是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如实反映一下大跃进中的缺点和问题、困难，对省委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对当前形势有什么看法也可以讲……
参加会议同志都经历过1957年的“反右派”，大多心有余悸，但听省委领导启发，也便你一言我一语的提了一些问题，说了一些看法和建议。张申同志比较系统而如实地作了概括发言，我记得你发言内容大概是：上去几十万人大办钢铁，也炼出了些铁，但质量不高，问题很多。平原群众到山区很不习惯，不断发生逃跑，有几个群众逃跑时掉进水库淹死了；赔钱很多，我们财政上也解决不了，要求省委给我们弥补一些。
农业形势本来很好，但像去年（1958年）一样，丰产了没有丰收，粮食浪费很大。人民公社建立是不是太快了？很短时间就发展为公社化了。步子要稳些就好了。……
在张申说到大办钢铁的问题时，我补充了许多事例：登封县“卫星号外”是假的，是将煤田地面的表皮一剥离，根本就没有往下挖，更没有见煤，就报成产量发出“卫星号外”了。铁的质量很差，中央物资部来一处长调我们的钢铁，我把他带到登封县现场一看，他嘴里不敢说是铁的质量差，因有顾虑怕说是“右倾”，但拒绝按计划调拨……我还谈到大办钢铁中有许多问题……
我们发言后的第二天下午三时许，一位副省长和一位省委副秘书长来到我们驻地。他们说张申的发言有错误，让他明天在省委北院礼堂作检讨。
第二天下午，省委常务书记，二把手杨蔚屏主持会议，他说：“今天召开这个会议，是安排开封地委第二书记张申做检讨，他有‘大炼钢铁得不偿失论’，还有人民公社搞早了，搞糟了等一系列错误言论，下面由张申做检讨。”
张申上台做检讨，他讲了些思想情况，承认思想“右倾”，承认发言中有错误，他讲到犯错误的阶级根源时说：
“我是信阳人，出身于小土地出租者，这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劣根性在党内的反映……”
主持会议的杨蔚屏立即打断说：“张申，你把那个‘小’字给勾喽！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张申讲完，杨蔚屏便让各地市发言批判，看来批判的人思想也认识不上去，水平不高，都是软绵绵的。
主持人杨蔚屏做总结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他跳出来了。中央这次会议正批判他们！张申的思想和彭德怀一样，也是大办钢铁得不偿失论，和彭德怀遥相呼应。张申也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这是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要坚决与张申划清界限，斗争到底……”
从省里开会回来后，省委立即派书记处书记李立，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民到开封地委坐阵，亲抓反右倾运动。将开封地区的反右倾作为全省的典型，首先从张申的“右倾”开刀，批判张申，是在地直机关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组织对张申的揭发检举，接着是批判斗争。再接着就是批判续凯（副专员）、杨体泽（副专员）、王向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三位地委常委的“右倾”。
不久，地委副书记耿化武找我谈话：“经地委研究决定，省委批准你要停职反省，老实交待，彻底揭发检举张申，接受批判斗争，争取从宽处理。从此后，在地委机关工业交通系统召开大会，对我进行无数次批判斗争。
开封地委二十一个县，批了我们半个多月，回地区轮流批，上挂下联。
从1959年9月到1960年3月，约半年的时间，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多少场次则不计其数，而且还有人看管，当然没有什么人身自由……
地委常委1960年元月31日批准，划周化民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其地委工业部副部长职务，工资待遇降两级。
批斗结束我在等待处理时，曾令我随一个救灾工作组到永城县检查灾情，安排群众生活。我们一行8人到永城后，县委书记韩某安排我们到县委小灶吃饭，被我们拒绝了。这时小灶上吃的是精粉，生活非常特殊，这个书记终日花天酒地，大吃大喝；他的办公案子很大，玻璃板下放着很多模仿毛主席姿势的个人照片，看起来叫人恶心。
当时永城县60万人口，已活活饿死10万之多，韩书记决定：不准群众外流要饭，不准叫喊无粮无款。他向我们封锁消息，隐瞒实情，说永城群众生活没有问题，拒绝国家发放粮款。我们亲眼在城北一个小村的小庙里见有8个人饿死在那里，回县要向他反映，他死不承认是永城人，说是安徽人到永城来饿死的！他瞪着眼说：“那是冒充我们永城人，给我抹黑！你们不要谎报灾情！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右倾！”
我顶着“右倾”帽子，回来还是如实报告了实情！
1960年2月20日，地委行政科长将我叫去，责令我：“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下放劳改要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两天内送到行政科，以后不能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不能享受公费医疗！”
第二天我将两个证明，将这两件关系我的政治生命和身体健康的证件交给他了！
3月25日，通知我去巩县孝感钢铁厂劳动改造，整整一年零九个月……
张申：
我被批斗之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10级降到12级，然后去杞县付集农场劳动改造。
个人的挫折痛苦算不了什么，最痛心的是：从此在党内没有了民主，不敢再说不同的意见，和57年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不敢说话一样，整个国家沉默了，人民因此受到更大的灾难，这才在我的家乡信阳出现了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因为说天大的谎言，造成天大的灾难。
我的老父亲夏佑铭是民主人士，原来跟我住一起，反我右倾机会主义，他便回到了家乡信阳，成了这事件的目睹者。1961年，我平反后，他又回到开封，是开封市文史馆馆员，民主人士开会，他提出信阳事件就激动不已：死的人到处都是啊！比我们解放信阳市打国民党兵团司令张轸时两方死的人都多得多呀！
据当时统计，光信阳一地，饿死百姓一百多万！
张申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他眼里含上了泪花，虽然这已是四十年前的往事，说来还历历在目，如在昨日！
我听着，心里很沉重，我向老周说：谁能详细说说信阳事件吗？我要写谎言的悲剧，应该不忘这民族的大悲剧。
老周说：住在我楼上的是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已离休，他最了解。回去，我们去访访他，他也很愿把这情况告诉别人，让人们记住这段历史……
回到开封，老周领我认识了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提起那段往事，这位80多岁老人记忆犹新。
姚学智：
信阳遂平县山人民公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也就是在这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放出的中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6月的一天下午，管农业的副省长彭笑千、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定远让我去省政府谈生产问题。我到后，见在遂平山人民公社蹲点的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手拿一把麦穗正汇报哩：“这是山公社韩楼大队的麦子，两亩9分地亩产3800多斤哩，这千真万确，没有错的！”
我听到这数字大吃一惊：咱整天和农业打交道，平时一亩地麦200多斤就不错，咋会冒出个三千八百斤？所有人都表现吃惊，可谁也没说“不信”！
赵定远说：“老姚，你把赵光同志安排在省招待所，让他写个报告，明天早上交卷。”
我领赵光去了招待所，安排好，他写报告，我走了。第二天，我把他的报告拿来交给了赵定远副部长。第二天，就在《河南日报》头版头条登出来了！
这就是全国放出的第一个小麦高产“卫星”。
1958年秋天种麦，省委组织工作组，我是组长，去新乡检查生产。人们去大办钢铁了，麦子种不上，越说谎话越要表扬，叫“气可鼓不可泄”！大食堂的馒头扔的到处都是。我问生产队长：“这么吃，能吃几个月？”生产队长说：“吃三个月。”“吃完后咋办哪？”“有国家管哩，都要共产主义啦，还能叫饿着吗？”
我到济源县王屋公社，见县委书记，我问：“你这劳力都大办钢铁了，没人种地，你还吃饭不吃饭？”
他不吭气，后来，他小声告诉我说：省里点他的名字，我不去大办钢铁，行吗？
新乡获嘉县委书记看到劳力情况严重，把大炼钢铁的劳力调回来了。地委书记把他叫去。问他为何这么办？他说：吃不上饭，不种地，吃铁疙瘩能行吗？地委书记让他写检查，他说：中啊！只要让老百姓吃上饭，咋让我检查都行啊！
这在当时可不容易呀！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可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因为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
这能怪谁呢？这数字不是你们吹出来的吗？产量人均粮食已达1565斤，根本吃不完，你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省委书记吴芝圃主持会议说：今年全省粮食放了卫星，人均粮食超千斤，已向中央报了数，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表扬。所以要下大力搞好粮食征购，在征购粮食中要大放“卫星”，加强领导、书记动手，政治挂帅，大辩论开路，对任何迟疑、畏缩、瞒产、耍滑的行为，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逼着县委表态报高产量，规定不能低于亩产500斤。谁报低，路宪文便组织人辩论，这一斗，把产量斗上去了。县委书记蔡中田和同来开会的人商量：报低了过不了关，报9000万斤，说不定还过不了关哩。可把粮征光，老百姓吃啥？蔡中田说：先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吧。
和兴乡十一分队队长吴国祥是硬汉子，会计问他咋办，他说：“先留下种子和口粮，其他的都扯淡，有多少交多少！”完不成任务咋办？他说：“天塌下来我顶着！让老百姓饿肚子，没门儿！”他硬是留下万把斤种子和口粮，上级一次次催交粮，他只说没有，上级急了眼带找粮队半夜里偷袭进村，挖出存粮，把吴国祥五花大绑带走了。他临走对含泪的乡亲们说：老少爷儿们！我对不起你们啊！
天啊！是谁对不起父老百姓呢？
老百姓被逼无奈，交粮掺假，把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都使出来了！
终于9000万斤任务完成，家家户户家徒四壁，在县大礼堂鞭炮齐鸣庆胜利时，老百姓啼饥号寒，抢地呼天！
1959年8月，在食堂喝着越来越稀面汤，人人脸上浮肿之时，没想到远在天边的庐山开个什么会，之后，莫名其妙开展反右倾运动，更使人心神不宁了！
公社先是集中开会。开始，人们互相打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是哪村人，怎么犯这么大错误，后来才知是朝廷中的大臣，激怒了天子，所以要全民共诛之。
可批判会总不热闹，干部着急，便要每个小队找出个“小彭德怀”来站在中间，联系实际。遂平县委高度评价这做法。361名大小队干部，莫名其妙被当成“小彭德怀”，斗个鼻青脸肿；有458名群众因偷吃牲口料被当小右派斗。
从1959年11月至1960年7月上，信阳地区在反右倾追逼粮食中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36人死在狱中，拘留10720人，死在拘留所的667人，处处都有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1960年冬，我参加信阳地委领导在驻马店参加县委第一书记会议。我和正阳县委书记住一个房间，他说：“老姚呀，不得了啦，你不知道下边饿死的人厉害得很哪，光正阳县就死了几万啦……”
我回来问蔡中田：公社饿死多少人？他回答说：死300人。我问陈炳寅书记，他也回答：死300人，原来是县里布置统一了口径。
省委副秘书长打来电话问我：公社死多少人？我回答：我听县委书记、公社书记说300人。晚上，省纪检委书记焦祖涵来电话也问我：到底死多少人？我还是做如上回答。他说：一定要搞确实。
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我跑回省里，向省领导做了汇报。先找到副秘书长王秉璋，他问死了多少人？我说：根据我独自调查，死人在3000以上。他说：已给中央写报告，报了300人，这咋办？
在省常委会上，我汇报了死人实情。
杨蔚屏感到问题严重，派管农业的副秘书长崔光华跟我一块再去调查；让我先写个情况，由机要室打印了。把我写的情况上报中南局。
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选自任彦芳著长篇纪实《焦裕禄身后纪实》）
三 : 真实的1942河南大饥荒
大饥荒时，她嘴里含着不能消化的稻草
大饥荒时，饿倒路边的灾民
1942年，河南乡村树皮都被剥光了
灾荒年间，国民政府仍在大量征缴军粮
大饥荒时，灾民爬满火车逃难
国民政府给灾民发救济款
《大公报》当时刊发的灾情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
让人心碎神伤的民不聊生（上）
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饥饿仿佛海洋横卷一切的飓风。人们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野犬在路边啃食着尸体，父母将女儿卖去做娼妓，不堪忍受饥饿的老人，拿出最后的钱请别人活埋自己。
这不是世界末日，这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
这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故事。多年以后，这个故事被导演冯小刚看中，并搬上银幕。
一个民族的灾难失忆，经由电影的串联，细节逐渐浮出水面。
河南全省111县106个遭受蝗灾“以水代兵” 阻挡了日军带来了灾难
1942年，我的家乡——河南延津，发生了吃的问题。
——电影《一九四二》台词
大饥荒的记忆要从1938年说起。
5月，日军发动豫东作战；6月，日军攻陷开封、中牟，进逼郑州。为了阻挡日军西犯，蒋介石密令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汹涌的黄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泛区以东陷入敌手。
河南尉氏县永兴乡段庄村的王瑞英，眼睁睁看着家里的茅草屋顺水漂走。黄水带走了她遮风避雨的家。她和丈夫、婆婆、两个儿女等七口人，从此居无定所。
“以水代兵”虽然暂时抵挡了日军，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所属44县的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曾经的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此后，黄水连年泛滥，决口不断。大旱之后，撂荒的土地，成为蝗蝻（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1942年，洛阳乡下的人们，在眼巴巴地盼望着乌云涌起——旱灾所苦的田野，渴望一场淋漓尽致的甘霖。然而他们抬起头，看到的却是遮天蔽日的蝗虫，如同沉重的乌云，成群结队地飞来。降下的不是雨，而是铺天盖地的蝗虫。
被蝗虫遮住阳光的地上，出现了大片的阴影。在洛阳市伊川县白沙村，满地的村民吼叫着，敲打着锣鼓、脸盆，拍击着铜铙、铜钹，有的朝空中放纸炮，富户人家拿着快枪朝空中鸣放。人们站在一道山丘上，结成堵截蝗群的防线。还有的妇女，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祈祷。
蝗虫在空中忽东忽西，折腾了一阵，突破了人们的防线，像暴风雨似的呼啸而下。
一切都无济于事。蝗虫落在地面、树枝、草地、田间，“嚓嚓嚓”地大嚼庄稼。谷子、玉米和高粱全被吃成光棍，玉米穗也被吃去半截，连田埂边的杂草也荡然无存。
蝗虫吃了河南40个县，1943年达到90个，1944年升至106个（全省111个县）。
在大旱与蝗灾交织的荒年，已有1/3土地被日军占领的河南，却保持着两项光辉的“业绩”：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的出兵储量都是全国第一。异常沉重的兵役、徭役和赋税，枯竭了河南的民力、物力和财力。
“河南农民，是一头牛，一只骆驼，忠诚、驯顺、忍耐。他们默默捧出汗水换来的粮食，默默捧出自己的儿子。”《前锋报》记者流萤（本名赵悔深）在《喑哑的呼声》一文中写道。
1942年，赵悔深（笔名流萤、李蕤）作为《前锋报》（河南南阳一家民营报纸，今已停刊）特派记者，完成27天灾区行，留下了11篇《豫灾剪影》系列新闻报道，成为记录河南1942大饥荒的珍贵文献。
饥荒降临比日军入侵更可怕丈夫被拉去筑河堤饿死她饿得卖了女儿
花枝把树干剁碎，再一点点地磨成粉末，煮成稀汤喝；女儿铃铛吃了这些，解不出大便，花枝一点点地去抠；东家老范的儿媳，因五天没有吃东西，在产后死去。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一场大灾的端倪，已在整个河南平原显露出来。
陇海铁路沿线，各地春季缺雨，北风横吹，麦收几等于无；中部各县也苦旱无雨，麦收不过二三成；豫南地区原本丰收可望，但不意行将麦收的时候，大风横扫一周之久，紧接着阴雨连绵，农民坐视麦子满地生芽，收成不过三四成而已，秋种之后，一连三月，滴雨未见，秋收更属绝望。
在自然界连年的暴戾之后，那块曾布满良田阡陌、养育着3000万生灵的广阔土地，已变成一个满目萧瑟、赤地千里的世界。
与日军的入侵相比，农民眼前更为可怕的一场灾难——饥荒，已经降临河南。
“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
如果王瑞英能看到电影《一九四二》，有一个镜头，一定会让她觉得不真实。她也许会指着银幕上那仍枝繁叶茂的树说：“那时，连树皮都被扒下来吃了！”
在河南博爱县的寨豁山区，百分之八十的农户已断炊，靠挖野菜、捋树叶、刨草根、剥树皮，维持度日。很快，树叶被捋光了，草根刨净了，嫩绿的小树被剥得白白的，但饥荒仍在加重。
在河南的其他地方，有人把枕头里填充的荞麦壳掏出来吃，有人开始吃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有人开始吃一种“霉花”的野草。过去，这种野草，连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们还是把“霉花”的野草磨成汁，扬起浮肿的脸庞，忙不迭地喝下草绿色的腥臭汁液。
蜿蜒东流的洛河旁，远远的沙滩上，时常依稀望到蠕动的黑影。“这样大的风，河滩上还落那么多的雁！”来此采访的赵悔深忍不住发问。
“雁么？那都是人哪！”一个佝偻的老头告诉他，都是些女人和小孩子们在拾雁粪，回去用水淘淘，能淘出大雁没有消化完的草籽。
还有人开始吃白色的观音土，吃了后，下腹坠胀，解不出大便，被活活胀死。
王瑞英一家七口，先是婆母娘饿死，接着，丈夫被强行拉去筑黄河堤，在病饿中死去；二弟饿死后，弟妹被迫改嫁，她没有办法，把女儿小恩卖给别人做了童养媳。
不到两个月，一天夜里，饿得实在受不了的小恩，回到王瑞英居住的破庙门口：“妈，我回来了。”
“天这么黑，你咋回来了？”王瑞英赶紧扶起倒地的小恩。
“怕饿死，不能见妈！我饿，有馍没？给我一块。”小恩伸出手。
王瑞英一听，就哭了起来：“你奶、你爹、你叔都饿死了，哪有馍。好闺女睡吧，天明了妈去给你要。”懂事的小恩再没吭声。
王瑞英以为孩子真的睡着了，没想到，天亮，小恩却再也唤不醒了。
“她再也不会向我要馍吃了。”王瑞英说。
老头绝望地出钱请人埋了自己夫妇亲手煮了女儿香菊
“我听说灾区有人吃人！”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看着蒋介石。“人吃人的事情绝对不会在中国发生。”蒋介石坚定地回答。“我看见了狗吃人，”白修德继续用肯定的口吻说，而蒋介石依然肯定应答：“这不可能！”像是抓住了机会，白修德把几张照片摊在蒋介石面前，照片上，目露凶光的恶狗，正在撕扯着残损的人体……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狗在沿路逡巡，吃得膘肥体壮。有的尸体已被吃了一半，但野狗转眼就把头骨啃光了。”
白修德在《河南大灾：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写道。
真实的情节，远比电影残酷。严酷的饥饿，摧毁了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在郑州，一对疯狂了的夫妇，为了在他们离家去找食物时，孩子们不会成为他们的累赘，就把他们的6个孩子绑在树上。
在心智慌乱之中，有一对父母，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死，只是因为不愿听到他们嚷着要东西吃的声音。更有绝望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卖掉，换一顿饱饭。吃完之后，当家的宣布，这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河南南山，一个姓朱的独居老头，怕自己死后被“狼拉狗嚼”，拿出最后的60元钱，请人活埋自己。
当年灾民的一份食谱统计，“人肉”作为一种食品竟也赫然在列。
“下午见到一具死尸，夜里就会缺胳膊少腿。那时马路边的饺子摊，时常吃到带指甲的肉。”《前锋报》当年报道：“成群的乞丐掘食死尸；马永道夫妇，亲手煮吃了女儿香菊。”
这是当年马刘氏对郑州警察局的“供单”：
警察：“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年几岁？”
马刘氏：“叫香菊，年五岁。”
警察：“你女儿几时饿死的？”
马刘氏：“女儿比她爹早死四天。”
警察：“怎么？你们想她？”
马刘氏：“她爹因我不能埋她，强迫我与他煮熟充饥不可。如我不给他煮食，他就自缢。我无奈给他煮了，他吃了一把，他也死了。”
警察：“以前吃过这种肉吗？”
马刘氏：“以前没吃过，这是我男的临死想的这个法子。”
这是一则苦涩而真实的幽默：有一伙人，在路边寻到一具“尸体”，才开始割臀部的肉，“尸体”醒了：“我还没死呢！”
“大灾荒，人相食现象时有发生，人的道德约束机制陷入瘫痪。精神层面的负面影响如精神颓废、麻木不仁更甚（于物质层面的损害）。”河南省档案局编纂的《水旱蝗汤悲歌》中说。
让人心碎神伤的民不聊生（下）
1942年，河南乡村树皮都被剥光了。
饥饿蔓延，当人们饿得绝望的时候，社会的秩序与道德开始崩塌了。
农村陷入了暴力的攻袭与劫掠，人们只有上路逃亡。在洛阳“人市”里，一条生命只值一斤米。
开往陕西的免费铁路，成了人们的逃荒救生船，许多人一去不复返。
暴力与劫掠充斥农村延津县72户大地主悉数被抢
突如其来的喧闹，惊起了东家老范。他打着火把一看，高墙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附近的乡亲。带头的村民“刺猬”说：“东家，咱啥也别说了，就来要口吃的。”老范一边打开家门，一边偷偷让长工栓柱去县城叫兵。不料，日本兵挡住了栓柱报信的路。听说老范偷偷报官，眼巴巴盼着吃顿饱饭的村民暴起，抢了粮食，烧光了老范家。老范的儿子也在混乱中被长矛扎死。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当野菜、树皮、草根等也被吃光的时候，原本镇静的乡村和蔼温顺的农民们开始骚动起来。
被饥饿驱使的人们，仿佛回到了一个野兽般的世界。维系人心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礼仪、亲情与怜悯统统荡然无存。
集市上，到处出现了抢食的现象。有人买了个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就有饥民乘他不备，一把抢下放到嘴边，一边逃跑一边大口吞咽着。在将被追到时，饥民就把鼻涕、唾沫弄在馒头上，弃置地上。买主往往在对抢食者一顿痛打之后，也只能悻悻然地放弃被弄得肮脏不堪的食物。
也有的追上了，结果发现抢食者弱不禁风，一推就倒，买主叹息一声，也就走开了。
有的村庄，饥饿的农民们，聚众强入殷富的人家，取走他们能够带得动的任何东西，冲入麦田抢走田间的谷物。
杀人越货的事件增加了，暴力的攻袭和劫掠，在乡间好像传染病一样蔓延。河南延津县，全县72大户悉数被抢；1942年9月，河南上蔡县两位保长，一个叫翟凤翥，一个叫李相唐，相继选择逃亡。
民国时期，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以后略有变化。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保长被当地村民称为“土皇帝”，拥有“拉宪兵、摊派税赋”的权力，“油水大得很”。
电影《一九四二》里，小女孩铃铛问父亲、做长工的瞎鹿：“爹，啥叫逃荒呢？”瞎鹿回答，“不愿意饿死，出门找吃的，就叫逃荒。”东家老范，在出城时，坐在堆满粮食的马车上对女儿星星强调：“咱不是逃荒，是躲灾。”
——然而，饥饿面前，人人平等。
从“人市”卖到青楼做妓女16岁的姑娘换回6个树皮饼
“洛阳被服厂”开着卡车来招人。星星对老范说：爹，我去！老范急了，咱老范家从来都是买人，啥时候卖过人呢！星星说，爹，你就让我有条活路吧，加入被挑选的队伍。星星被选中了，捧着自己换来的小米，说：爹，今个儿年三十，闺女给你拜年了！老范仰天长叹：我老范辱没先人，大年三十卖闺女啊！
——电影《一九四二》画面
在河南西南部的唐河县，“人市”悄然兴起。每逢集，总得有二三十个被卖者“上市”。“她们像一群临刑的羔羊，凄惨地坐在角落处，等待着命运的支配。”家里为了换取一口粮食，将她们卖出。
如今家住郑州的牛士杰，出生于1931年。1943年的春季，他的妹妹出生了，没法养，送给了别人。“别人大概给了一斤米。”牛士杰记得，家里买了一些盐，用4斗黑豆换了地主家8斗麦。“那一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今年80岁的王妙云，老家在河南偃师固县乡固县村。“俺姐就是在洛阳被人买走的”，王妙云排行老末，上面四个姐姐两个哥，“命苦啊，两岁上爹就死了”，王妙云说。
为了活命，王妙云的母亲把她16岁的二姐带到洛阳的人肉市场上，换回了6个榆树皮和着高粱面儿做成的饼子，这6个饼子，维系着家中剩余几个人的生命。母亲为了让她能保一条命，也把7岁的她许给人家做了童养媳妇。
性也成了换取口粮的工具。电影里，星星被骗去的“洛阳被服厂”，实际是青楼。在1942年的河南，被迫将女儿卖去做娼妓的父母不在少数。在洛阳等地，性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畸形的繁荣。
在河南巩县，《前锋报》（河南南阳一家民营报纸，今已停刊）特派记者赵悔深采访时居住的旅馆房间，时时从隔壁传来淫靡的声音。
最高的市价，是一夜大票一百元，扣除给老鸨等的抽成，每次性交易，妓女能获得三十元的酬劳，恰好够买市斗一升（约合一斤六两）的米。而她们的家里，照例还有几张嘴等着。
在灯火四明的时候，你听到的是连房的笑声，天明的时候，听到的却是下流的咒骂或呜咽的啜泣。自然，这一斤六两米并非天天都能换来。”赵悔深写道。
火车一天只能免费输送1500人西安不让难民进 只能继续逃
相继失去粮食、儿子、儿媳、老婆、女儿的东家老范，抱着自己最后的希望——孙子留成，千辛万苦地扒上开往陕西潼关的火车。他以为，到了那里，就能闯出一条活路。然而，因为一路捂得太紧，他闷死了孙子留成。万念俱灰的老范，抱着“死得离家乡近点”的心，往河南返回。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河南大地上，一批批面黄肌瘦的人们，走到同一处难所，又交汇到同一条公路，最终，在饥饿的河南，聚集成一个300万人的难民潮。
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目的地，只有十万火急的大逃亡，不自觉的，他们将生的希望寄托在通向外省的铁路上：有人顺津浦路南北逃亡江苏、关外；有人顺京汉路南北逃亡湖北、河北；更多的是，顺陇海铁路逃向陕西。
从头顶炎炎烈日，到滴水成冰的严冬，沿着陇海铁路线，“破破烂烂”的人群，滚滚地向西流着。
停着的一列火车，顶上挤满了菜色的人脸。火车的汽笛响了，声音激起饥饿的人群最后的力量。一个年轻的少妇，在几分钟里，从两丈多高、没有任何攀登地方的车顶爬上跃下三次。
没有人知道，这些命运已轻如草芥的他们，最终散落何方。
1913年出生的李德明，乘火车一路来到宝鸡。她的老家在河南武陟县杨城乡西司徒村。当时的洛阳城难民如潮，每天只有一班火车开出，还要凭“难民条”。虽然有“难民条”，但由于李德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一连挤了10天才终于挤上免费火车。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十万火急大逃亡”中这样描述难民们的逃荒之路：在这两万平方英里的重灾区，成千上万的难民只能沿着铁路逃亡。政府在陇海线上每天开设了免费的火车转运难民，24小时能输送1500人。但拥挤不堪的车厢，满载着攀爬在外面的人们，只能疏散饥民中的一部分。每天有4000至5000人沿着这条西去的通道出逃。
趴在火车顶棚的李德明，手脚早已麻木，而怀中的孩子刚开始还有哭声，后来又饿又冻，也就不咋哭了，“最后一次哭是在灵宝听到日本人的大炮声，炮弹就在火车附近炸响，震耳朵，怀里的孩子可能也被吓着了，哭了一声，像猫叫一样，她一直在我怀里睡，我再一摸她的额头，可热”。
火车到西安一停，李德明就赶紧找到一个以前来的亲戚，让他帮忙找医生给孩子看病，但那时西安城不让逃荒的人进，“我们只得到北关难民集中的地方挖个地窖先住着，医生也找不到，眼睁睁看着孩子在怀中死了”。
李德明的愿望一个个落空了，当时的西安已经变得与洛阳差不了多少，到处是逃荒的难民，到处是卖人的人肉市场，李德明只得扔掉孩子的尸体，与另外几个老乡一起，再次扒上开往宝鸡的火车。
“人民正在死去！” 河南3000万人口饿死300万
蒋介石问李培基，1942大饥荒，河南究竟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犹豫了一下，回答，政府统计数字，1062人；蒋介石问，实际呢？300万，李培基低声嗫嚅。
——电影《一九四二》情节
据《河南大事记稿》，1942年，河南全省人口3000万，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
300万是什么概念？它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是南京大屠杀中遇难人数的10倍。你可能还知道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二战期间，受希特勒和纳粹迫害，奥斯维辛里死了100多万人。而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受难者，相当于3个奥斯维辛集中营。
上百万的河南灾民，为了寻找生的希望，西出潼关，远走西安、宝鸡，甚至更远。在这次迁徙中，大量的河南人从此客居他乡，有的则永远地倒在了逃荒的路上。
当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乘坐一辆绿色的邮政车从北部地区踏上归程，重新沿着他1939年从山区走过的路线，他看到白色的苹果花、深玫瑰红色的桃花次第开放，眼前又展现了内地春天的和平景象。在四川，已经成熟的大麦等待收割，绿油油的小麦低垂着麦穗。而仅仅几百英里之遥，河南和那些死去的人们，却属于另一个世界。
回到重庆的他，几乎像是发了神经病一般地吼叫着说：“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正在死去！”
天灾无情人祸泛滥 地方政府瞒报灾情 强征军粮压垮民生
官僚体系让赈灾失灵（上）
“我离开重庆的时候，只知道这里发生了灾荒，但我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糟糕……有人死去我可以接受，但让我难过的是，我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么多灾民颠沛流离，我却看不到政府的援助。”
——在电影《一九四二》中，《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到河南洛阳拜访梅甘神父时，谈及到达灾区后的感受。
白修德本名西奥多·怀特，1915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哈佛大学就读时师从历史学家费正清。1938年，刚毕业的白修德带着一笔旅行奖学金来到中国，他曾为国民政府国际宣传处工作，之后成为《时代》周刊驻华记者。1943年2月，他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深入河南灾区采访，发回引起国际舆论关注的灾荒报道，并拍下大量珍贵的照片。
发生在河南的这场大灾荒，一直从1942年持续到1943年，经历一轮漫长的春夏秋冬。
对于死去的300万人和流离失所的民众而言，等待政府救援，与等待灾荒结束、来年收成到来一样遥不可期。
有心整理当年史料的研究者发出这样的疑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浩劫？
无论是当时的灾荒亲历者，还是后来的史料挖掘者，在回溯这段历史时，都会这样追问。
最初的灾情报告被忽视
在1942年河南发生大灾前，豫北、豫东、豫南30多个县已经沦陷，约占河南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
饱受战乱之苦的河南早已不堪重负。资料显示，自抗战以来，几十万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粮食、草料及兵源的补充全靠“就地取材”。在五年半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都是全国第一。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年景，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生态的改变加剧了当地的困难程度。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开后形成的黄泛区，使豫东平原万顷良田沃土变成沙滩河汊，民众大批涌向国统区。从1942年春天开始，河南就滴雨未下。黄泛区的土地经过大旱炙烤后，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最早报告灾情的就是黄泛区周边的县，但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时任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回忆：“二麦出穗开花之时，遭受天气突变之影响，秀而不实，麦苗虽甚茁壮，结果收成全无。灾区范围，以黄泛区扶沟、许昌为中心，周围数十县份，纷纷报灾，省政当局以麦苗茁壮，误认各县系避免多出军粮，故意谎报灾情，公文往返，拖延勘查，不肯据实转报中央。”
灾情信息还是透过不同渠道，传到了国民政府高层官员那里。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接到驻洛阳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陈述灾情的电报。电报中说，“人民已成灾黎之象”，“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尤以豫西各县为最。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相率逃灾”。何应钦将电报内容转给全国赈济委员会代理委员长许世英，后者很快也得知了豫东各县的灾情。
两天后，在河南南阳创刊仅半年的民营小报《前锋报》，通过社评发出“灾象已成”的警示，呼吁政府当局“迅谋救灾对策，实行粮食节约”，“如政府坐视不理，一任其如往时一样浪费，那么如果十日不雨，半壁河南之孑遗即辗转于饥饿线上，或饿死，或流徙，北战场上亦将无协军抗敌之人了”。
政府并没有如社评所期许的那样“迅谋救灾”。
催缴军粮的任务压倒救灾
当时，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已得知灾区的消息。他在7月份的抗战五周年讲话中曾说，要将灾情调查清楚，申报中央，并到西安谒见蒋介石面陈灾况。不过，那时的重点仍是“军事第一，胜利第一”。
研究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学者宋致新注意到，早在八九月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已经知道河南有灾，军粮征缴困难。他赶到西安，在王曲第七军校召开“前线军粮会议”，下令将西安的粮食调运河南，确保驻军军粮，同时决定将河南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事后，粮食部长徐堪又把250万石改成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约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超额完成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日后还得到蒋介石的记功褒奖。
跟随李培基赴西安参会途中，河南省粮政局秘书于镇洲见到人民纷纷西逃，沿途饿殍载道，“李主席目睹此况，始觉灾情问题之严重，会后归来，虽会商种种救灾办法，可惜为时已晚，多属缓不济急”。
9月份，河南省成立救灾委员会，并分设县和乡镇救灾委员会。28日，李培基对政府人员做讲话时指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政府制定了七项救灾方针，包括竭力减轻人民及地方之负担；政府颁布救灾的法令、计划与办法；筹集经费和粮食；要求灾民麦收后仍然及时春耕等。
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执行，成立的各县救灾会也只能募到自己的开销。事实上，当时的工作重心仍是放在征粮而不是救灾上。
军粮配额定下后，河南省政府指派大员分头出发，一面督催军粮，一面视察灾情。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后来回忆，催交军粮才是真正的目的。
张仲鲁从洛阳出发，一路调查荥阳、郑县、新郑、密县、郏县等地情况。在郑县，县长鲁彦谈到李姓一家把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投河自杀时，痛哭失声，跪地叩头，求免军粮。张仲鲁还看到，沿途灾民有挖草根的，有摘树叶的，也有剥树皮的。在其他县视察时，已看到有人倒毙在路上。
到这年秋天，灾情已蔓延开来，“灾情最重的县份，时有人食人的惨事发生”。
灾情迟迟没有上报
因为灾情日益惨重，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动，推选刘庄甫、任兆鲁、杨一峰三位代表组成灾情请愿团，前往重庆谒见蒋介石，“吁请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杨一峰回忆，到重庆后，才知道中央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的蒙蔽，连在重庆的河南同乡都少有人知道灾情如此严重。
10月份，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终于决定，“特派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张厉生赴豫，查勘灾情，并宣慰灾民”。在密县召开的灾情报告会上，省政要员和各县都派代表参加。李培基赴会途中还传话给代表们，“不要把灾情说得太严重，主席自有办法”。有参与者回忆：“开会时各县代表痛陈灾情惨重，官吏对此竟熟视无睹，饿死的人触目皆是。”
之后，在河南驻军宴请的筵席上，张厉生当面问李培基为何不报灾。李培基说：“起初看到二麦麦苗秀丰，不会不下雨，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刮来一阵黄风，一夜之间把麦苗刮干了。”张厉生又问：“有了这样情形，为何还不报灾？”李培基说：“我见早秋长得还好，谁知道皇天这王八蛋又来了搦脖旱（搦脖意为掐脖子）！”
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张仲鲁回忆，两位中央大员曾在洛阳开会，张厉生首先发言，大意是河南固然有灾，但军粮既不能免，亦不能减，必须完成任务，有灾亦应救，但不能为救灾而减免军粮，救灾、军粮是两件事，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亦不应对灾荒夸大其词，过分宣传，以免影响抗战士气，而乱国际视听。
张仲鲁说，第二天，两人到郑州以南灾情最重的几个县视察。路上见到有灾民在剥树皮，张厉生还说是地方上故意造作给他们看。张继、张厉生最终把缩小了的情形报告给蒋介石。
灾情的严重程度，仍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官僚体系让赈灾失灵（下）
食物成了“硬通货”
河南籍国民政府参政员郭仲隗，当时也在为呼吁救灾奔走。他收集了灾民所食雁粪、榆树皮、观音土等，在10月30日的国民参政会上当众展示，并领衔联名提出《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
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冯玉祥在回忆录里说，当时郭仲隗大骂政府：“河南这样大的灾，你们眼瞎了么，看不见？你们的耳朵聋了么，听不见？”他在参政会内足骂了一个钟头，还拿了河南人吃的十几种东西，送给各院部长官，其中包括观音土。
此时，身在重庆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外交官那里看到来自洛阳和郑州传教士的信件，于10月26日发出一篇《十万火急大逃亡》的报道。
在这篇报道里，白修德提到国民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1000万元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不过，白修德此后深入灾区调查，却发现不一样的景象。他在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里提到：重庆政府为河南赈灾拨出的2亿元法币，运到灾区却只有8000万，银行还打起折扣来，一张百元大钞只给兑83元零钞；有些军官把部队剩余的粮食卖给难民大发横财；有些地方官员甚至克扣分配给灾民的赈济款。在灾区，“食物是硬通货，并成了贪婪无耻者手中的大棒”。
“没有任何行政措施来确保名义上的政府对灾民承诺的救助得以真正兑现。”白修德说，“在重庆，确切地讲，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当时，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文件一层层上报到重庆后，呼声已经变得十分微弱。”
报纸报道灾情被停刊
尽管声音微弱不被重视，当时的一些报纸，还是不遗余力地发出呼吁。
较早发出灾情警示的《前锋报》，12月6日发表《天寒矣，再为灾民请命》的社评，呼吁各县政府为灾民预备临时夜宿房舍，至少使过境灾民不在霜风冬夜露宿屋外，免得饥寒交迫而冻死。
“县府诚然事忙，但救灾也是要政，民多冻死，政果何为？”这篇社评说，“请负有救灾责任的诸先生吃得饱饱的，穿得厚厚的，在风夜，在清晨，到有灾民住的地方去，亲自看看那饥寒交迫、瑟缩一团的灾民是如何在那里与寒冷饥饿相抗，这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连看也不看，只管自己吃饱穿暖，不问灾民的饥饱、寒暖、死活，就不说职责，良心似乎也所不许吧？”
刚被派到河南的重庆《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用自己调查到的情况质疑，“省政府没有负
起详细调查（灾情）的责任”。在中央大员张继、张厉生视察过的叶县，张高峰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饿死冻死，“灾旱的河南，吃树皮的人民，直到今天还在忙着纳粮”，政府规定要各机关公务员节省的粮食，灾民也未得到半两。
1943年1月17日，张高峰在所住的叶县寺庙里写下这样的话：“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这篇《豫灾实录》刊登在2月1日的《大公报》上。第二天，《大公报》发表总编辑王芸生撰写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再次对救灾落实情况提出质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天的报纸中，一条来自河南鲁山的中央社消息说，“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上年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深明大义，罄其所有贡献国家”。王芸生在社评中说，“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通讯和社评相继见报后，《大公报》被勒令停刊三天。没过多久，张高峰在叶县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刑讯，后来被押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总部。洛阳《中原日报》、《行都日报》也因透露具体灾情，被指责登载“过于渲染灾情之文字，并诋毁政府救灾不力，影响政府威信”，均受到停刊三日的处分。国民政府对媒体的管控由此可见一斑。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了解那里的真实情况。
惩处造成“灾情外泄”的人
2月底，白修德和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进入河南灾区。
在那里，白修德看到政府试图封锁的真实灾荒情况：政府军队在河南所做的事情，就是征走比土地产量更多的粮食。除此之外，还有供养地方政府官员的税收，一个地方官员每天的配额是4磅半粮食（1磅约合0.9斤），来保证他一家的生活，不管人口多少。士兵的配额是每人每天2磅，那些虚报编制的军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饷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卖掉它们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则花钱从黑市上买来粮食赈济灾民。
在3月22日发表于《时代》周刊的报道《等到收成》中，白修德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我们离开郑州之前，官员设宴招待我们。我们有两个汤，我们吃了辣藕片、胡椒鸡、荸荠炒牛肉，吃了春卷、热的蒸馍、米饭、豆腐、鸡和鱼，我们还吃了3个霜糖饼。”
报道刊发后，引起美国舆论关注。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报道后，要求《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解雇白修德，但遭到拒绝。
3月底，急切想要面陈灾情的白修德辗转找到宋庆龄，在她的帮助下才见到蒋介石。白修德回忆，当他拿出狗在路边刨食死尸的照片时，“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他问道，照片是从什么地方拍的？”
从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在4月9日写下这样几句话：“注意（三），郑路沿线浅葬暴骨，为狗所食之惨状。严电蒋、汤。又郑州专员与司令谄事外人，日与谎报灾情。”
两天后，蒋介石又在日记里写道：“河南灾区，饿殍载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天呼！若不使倭寇从速败亡，或再延长一二年，则中国势难支撑。余将不能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矣！奈何苍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者宋致新认为，蒋介石的这两篇日记，为他以后对河南灾区所采取的政策提供了佐证。一方面，蒋介石开始集中政府力量，确有成效地去实行救灾；另一方面，他惩处了一批造成这次“灾情外泄”的人，同时，中央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国人向外国记者透露消息、阻挠外国记者外出采访等措施，“以确保不再有尴尬的报道外泄”。
几个月后，通过缓慢的邮政，白修德收到梅甘神父的一封来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他们真的在工作并且办成了许多事。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多余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救灾过程中曝出贪污案
与政府迟缓的行动相比，民间力量早早就开始介入救灾，比如国际救济会。
1943年3月25日到4月20日，宋致新的父亲李蕤作为《前锋报》特派记者，骑着自行车在灾区采访，以“流萤”之名发表报道，“流萤”寓意黑暗中一点微弱的光。
他在4月17日的一篇《友情的巨手》中写道，国际救济会在过去便已存在，设立目的是救济从沦陷区过来的难民。1942年7月河南旱象呈现后，国际救济会便开始收罗流浪的灾民和无依无靠的孤儿。到9月，灾情更加严重，他们请总会拨款创立四个粥厂。另外，请救济总会拨来巨款，分配给郑州、广武、荥阳等灾区县。算上已经办起的四个粥厂、一个难童学校和两个收容所，共计5880人靠着国际友人的帮助得以不死。
报道还特别提到：“（救济会）每月开支二百四十多万，但负会计责任的人，只有年逾七旬的谢可法老牧师一人。他的口号是：救灾要‘直接送入难民口中’，决不主张发放的过程手续繁复，拿这个钱开支到发放的过程上，尤其害怕沉淀到经手人手里。”
与之相比，国民政府虽然不再停留于“纸片救灾”、“上以纸片令下，下以纸片呈上”，但仍然错漏百出，不断出现贪污案。例如，汝南粮管处田赋管理处科长李东光，私自将仓库存麦出卖牟利；三青团河南支团部主任王汝泮伙同会计，私吞200万救灾款回家买地。李蕤在报道汝南的灾情与贪污案时痛斥：“贪官却戴着国家的帽子，利用政府交给他的职权，在人民的沉重负担外更剔尽他们的骨缝，把千万人的脂膏都吞进他一二人的肚子。”
国民政府用于购粮平粜的救灾贷款拨到时，已是1943年的春天，经手的是河南省政府秘书长马国琳和省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到麦子快成熟时，一批发霉的麦子才运到灾区，强迫灾民购买，之后再经过分发手续，到发放时灾民已吃到新麦了。
两年后，李汉珍在大灾期间贪污赈款的消息才被曝光。
国家和民族 怎样把灾难转化为智慧与共识？社会和公民如何铭记和面对我们的灾难史？
专访中国近代史专家原中山大学中山学院院长袁伟时和中国现代史、河南地方史专家、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
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饿死300万人的悲剧。
对于这个近代史上的大灾难，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该如何面对、记忆和反思？
电影和电子媒体的发展弥补了历史教育的缺失
记：《一九四二》作为电影，艺术成分可能居多。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饥荒？
袁伟时：这部电影的编剧刘震云先生研究他的家乡——河南1942年的大灾荒多年，早在1998年，他就撰写了《温故1942—1942河南大旱》，研究非常扎实。我看过他最近发表的有关谈话；我相信他对这场大灾难的叙述，基本史实是可靠的，不能轻率地说是艺术虚构。
我也阅读过反驳刘先生和批判这部电影的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有颇大的逻辑漏洞，例如说国民政府分几个阶段组织救灾等等。但从当年的《大公报》到刘先生都没有说政府没有组织救灾，而是记述因为政府腐败，实际（赈灾）效果很差；1943年，饿死300万人这个铁的事实无法否认。
这场大饥荒的原因是大旱，而战争和政府的腐败加深了灾难。研究历史需要冷静、全面检视史实，没有必要为当时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错误辩护。
徐有礼：1942年河南灾荒原因是多重的。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处在一种非常态即“战时状态”。导致巨大灾难的是“天灾与人祸”的双重因素。
所谓天灾，是抗战以来，河南屡屡遭受自然侵袭，例如1938年6月黄河花园口决堤造成水灾；1941年秋季以来连续10多个月的旱灾。
所谓人祸，首先是日本侵略致使河南半壁河山沦入敌手，日军在华北统治区的“治安强化运动”，一方面加紧对战略物资特别是粮食的掠夺，另一方面是对国统区、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切断了物资贸易往来，加剧了解决灾荒的困难；其次，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救灾不力。
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必然现象。救济灾荒，则是历代政府的重要职责和政务活动之一。民国时期也不例外，以河南为例，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有省、县一级的赈灾机构和组织，大灾以后的赈济活动不论是否及时、完备都会进行。
蒋介石了解河南受灾，但不认为有那么严重，直到看到《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拍摄的照片后，才深有所触。部分地方官吏阳奉阴违，克扣贪污，使救灾措施大打折扣。
记：一个民族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在此后的70年间，包括这些灾民的后代，很多人似乎“选择”了遗忘，为什么会这样？
袁伟时：遗忘不是自己选择的。长期在生死线上挣扎而文化水平不高的民众，苦难太多，容易麻木；加上多年来运动或新的折磨纷至沓来，应对艰难，更缺少反思的余暇。
不过，知识阶层中坚守学术良知和批判精神的人们，一直没有忘记这些灾难，专书和有关的文章不少。但这些成果传播面不够广，致使一般民众知之甚少。谢谢电影和电子传媒的发展，终于引来各方迟来的关注。争论带来真相，也引发了各种观点的碰撞。
徐有礼：当然普遍的调查，有相当多的人不知晓这段历史，我认为主要是历史教育的缺失或者我们每个人对历史的敬畏。这次灾荒在中国通史中都没有记载。连河南省很多人都知之甚少。但是，河南省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地方课程开始，在《历史》教科书中就有这段记载。
郑州大学和其他高校在历史专业中，一直开设有《河南现代史》课程，其中也有较多的篇幅论及1942－1943年的灾荒。
饥荒不可能在民主国家中发生国民政府不顾民众生死仍在征粮
记：饥饿一度萦绕中国近现代史，饿殍为何撼动不了权力的反思，可不可以说中国式权力对于饥饿钝感，更是对个体的蔑视？政府救灾体系应该做哪些变化？
袁伟时：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有个著名的论断：“饥荒不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事实上，从来没有任何重大饥荒曾经在一个民主国家中发生，不管它是多么贫困……在有选举和自由媒体的民主体制中，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因素去防止饥荒。这表明，政治自由，以民主制度的形式出现，有助于保障经济自由（特别是免予极度饥饿的自由）和生存的自由（免予饥饿致死）。”
这个结论掷地有声，特别适用于观察1942年河南大饥荒。毋庸讳言，当时的国民党政权是专制政权。抗日战争当然给救灾带来很大困难，但症结在于这个政权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它没有不关心选民就会遭抛弃的危机意识。不是“权力对饥饿钝感”，而是权力对没有选票的民众的钝感，蒋介石及其部将实质是蔑视民众、蔑视生命的，这集中体现在他们蔑视舆论上。
河南大灾的消息，当时各大报不断有所披露，国民政府也有赈灾委员会、赈灾计划、派专人视察等措施。可是，政府不顾民众生死，依然在征粮和强制“购粮”。有的学者发现：当年1942年发生灾荒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给郑县拨的这个粮最后是它征购粮的25倍。”这样的政府在民主化以前，它对民众痛苦的“钝感”是很难改变的。与此同时，没有民主、法治，腐败肯定会成为无法根治的痼疾。
触动国民政府神经的是新闻舆论。重庆《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写的《豫灾实录》，揭露树皮吃光了，妇孺等死，时过半年，尚未见到赈款。第二天王芸生据此写了《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政府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记者张高峰很快在叶县被豫西警备司令部以“共产嫌疑”逮捕。《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赴河南采访揭露了人吃人、狗吃人的惨状，发表后让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大怒，要求报社解雇白修德。
救灾体系应该怎样改造是枝节问题，关键在当时的国民党专制政权要彻底改造为民主政权。有过机会，但它没有及时抓住，最后导致它在大陆统治的坍塌。
徐有礼：1942年国民政府应对河南饥荒的迟缓和不力，既有旧中国救灾体系的固有弊端，各级官僚的被动、消极等原因，也有战时状态、统治体系涣散、社会秩序失衡的原因。
自由地考察灾难的原因与后果把灾难转化为智慧与共识
记：大灾难中，中国贫民能在夹缝中生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九死一生之后继续繁衍生息下来？群体无组织、社会力量涣散是否加剧了灾情，政府为什么害怕健全的社会力量？袁伟时：说起来令人心酸：这是动物繁殖的本能。早就有学者揭示一个带普遍性的现象，人们越是穷困，生育越多。因为他们的生活非常简单，几乎只剩下本能了。
前现代中国，没有集会结社自由；人们结合的纽带，主要靠血缘关系。当大灾摧毁了薄弱的经济，出现的只能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甚至人吃人。强悍的则铤而走险，当强盗、土匪。
徐有礼：逃荒是一种无组织、目的性也很不明确的流动。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似乎没有发生过作用，应该说“求生”的欲望支撑着灾民的行动。
电影从新的层面唤起了人们对历史特别是灾难史的关注，其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如何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去诠释这场灾难、从文化的角度多层次地考察这场灾难的原因和后果，是史学工作者面临的一个新任务。
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何面对过往的大灾难，除了《一九四二》这样的电影之外，还能做哪些？
袁伟时：电影《一九四二》确实唤醒了人们对灾难的记忆，贡献很大。有不同的评价非常正常。政府的责任在不要设置禁区。在自由环境下，人们自然会努力收集有关材料，自由研究，自由讨论，弃伪存真，经验教训就会浮现，并逐步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把挫折、灾难转化为智慧的唯一正确途径。
把这些事实和教训写进教科书，则是让这些苦难中得来的教训代代相传的最好途径。了解历史，了解“我是谁”，了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过去，是公民的正当要求，不要为满足这个要求设置障碍。
徐有礼：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其中历经的灾难，更是值得借鉴的参照物。但是基础的工作是完整地了解、记录和实事求是地面对，才能形成一种有益的力量。比如，电影反映的仅是1942年河南国统区的状况，而对当时的解放区、沦陷区的情况基本没涉及。特别是解放区同样受灾，同样有大批难民流入，随着救助措施的实行，由解放区外逃的现象却很少。当然，这不是苛求电影要全面，而是历史记录和历史研究的责任。
温故不易，知新更难。
-------------徐迅雷评论
在设施先进的现代影院，看《一九四二》电影，心情当然沉重。冯小刚真的很不容易，只有这样有思想有良心的导演，才会历时19年，锲而不舍、锲而不舍，把刘震云的一部小说变成震撼人心的电影。
原本富裕的地主，一家向西向西，从逃难变成逃荒，最终落得个一无所有……死，原来这么容易；生，原来这么艰难。“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都变成了奢望。
这是电影快要结束时的一个镜头：蒋介石问河南的“一把手”李培基，究竟死了多少人？李培基犹豫了一下，回答“政府统计数字，1062人”；上下皆知这“政府统计数字”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于是问，实际呢？李培基低声嗫嚅：300万。
这是关于河南1942年灾难的概数：全省人口3000万，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濒于死亡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如果不是刘震云的小说、冯小刚的电影，这些数字依然知者寥寥。
刘震云是我喜爱的小说家，但他的《温故一九四二》真是一部很糟糕的小说——如果用严格意义的小说尺度来衡量。要人物没人物，要故事没故事，要情节没情节。假如删去那些对话，就是一个纪实文学，或曰报告文学。这样的小说，传播效应是很差的，大部分人不会去读。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后来再创作的。但是，这不会降低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与分量。
电影《一九四二》，一定会让人想起奥威尔虚拟的《一九八四》，或者其他的写实的年份。哦，那不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更不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那就是中国抗日战场最难熬的1942年，就是1942年的中原河南。大旱加蝗灾，天灾加人祸。河南处于中日双方军队对峙的接合部，水深火热中的受灾百姓更加遭殃。柴火、雁粪、观音土都成了食物，这些都吃光了，等在前面的只是死亡。
电影没有直接描述人吃人的情况，只是含蓄地提到一个人怎么突然就连人影都没了。而在刘震云的原著里，对“人吃人”的情况是有专门叙述的——“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逃荒路上死了爹娘，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易妻而食的……”在这个段落里，刘震云感叹：“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见《温故一九四二》第4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饥荒频仍的国度，“灾荒之多，世罕其匹”，灾荒记录不绝于史。历代政府对防灾救荒表现各异，学界对灾荒的反思反省也有断有续。如今我们能够吃饱了，真的不能“饱了肚皮忘了饿”。好在知识界对灾荒历史还是有很多研究的，比如这些书籍——《中国灾荒史记》、《灾荒史话》、《中国灾荒辞典》、《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农业灾荒论》、《文明灾荒与贫困的一种生成机制》、《中国近代十大灾荒》、《天有凶年——清代灾荒与中国社会》、《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与救济研究》、《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以及初版于2005年、宋致新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等等等等，都是很严肃的研究著作。然而，仅仅只停留在学界，研究灾荒史的“温故”，很难促使广大民众“知新”；正是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能让众多观众看见灾难、反省历史，其功其德，真当无量。
让我们记住：如果忘记过去的灾难，那么灾难就会悄悄地潜伏在你前进的路上。
---------参考资料：《1942河南大饥荒》《看历史》《大河报》《成都商报》《三联生活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外滩画报》
四 :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作者：张大军
来源：新世纪
来源日期：2005-7-29
本站发布时间：2005-7-29 9:10:37
阅读量：849次
我的母亲1947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地区息县乌龙集（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在50年代初改为淮滨县固城乡）老庄大队蔡庄村。(www.61k.com］在她童年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她的花季人生投下沉重的阴影，虽然她最终得以死里逃生，但却失去了父母和所有的兄弟姐妹。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是，相关历史事件却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记录、总结和反思，以至于我们作为大饥荒辛存者的后代对那段历史都已经有点模糊了。对于一个以历史记录见胜于世界文明史的国家，无论是从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以古为鉴的实用主义角度来看，这种对历史的遗忘和轻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个人非常愿意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发掘并记录那一段让人揪心的历史。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今年夏天，我断断续续与我的母亲就其在大饥荒时期的亲身经历作了几次对话，下面就是这些对话的简要记录。
[我要说明的是，在整理的时候，我修正了母亲的过于俚语化的表述，以便所有的中文读者都能完全明白对话的含义。而我保留了那些比较容易理解的口语化表述，以便体现该记录的对话特色。另外，文中的日期一般是指阴历，因为这是她们的纪年习惯。]
儿子：大跃进前我们家[指我母亲的家]里有几口人？
母亲：58年的时候家里有6个人：你的姥爷、姥姥、2个姨，1个舅，家里四个孩子中我最大，你舅舅最小。当时你太姥（指我母亲的奶奶）是一个人单过。
儿子：大跃进前家里的生活状况如何？
母亲：58年以前，自己家耕种分给自己的地，各家的地基本都差不多。主要是因为家里的人比较勤快，所以咱家里的生活水平在当地算中上等。那时候吃的大部分是细粮，有时侯吃粗粮，但温饱没问题， 58年以后吃的主要就是粗粮了。
吃狗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儿子：当时为什么要搞大集体？人们不是还过得去吗？
母亲：都是动员的结果。[www.61k.com]当时说加入集体就象投资一样，58年的时候还有宣传游行。刚开始，一般人都不想交，大部分人都藏着粮食。村干部就开会动员，说大队大集体多么美好，一般人就都把粮食交出来。
儿子：加入大集体后有什么变化？
母亲：大跃进后社员都集体干活，也开始吃食堂。伙食是论劳力发饭票，各个家里不用做饭，也没法做反，因为家里所有的粮食都要交出去。58年的时候村里还有粮食，有饭吃，可以吃饱，但没有自己家吃得好，吃得大部分都是粗粮。
儿子：生活水平下降后，社员有没有意见？村干部没有反映情况？
母亲：有意见，但没人敢提，主要是因为大鸣大放后的反右效果。当时有一个人，叫简金发，编了一个顺口溜，表示对当时形势的不满，顺口溜前面的两句是：吃的是猪糠，使的是牛力。后面的我记不起来了。后来，简金发遭到村里的大批斗。有了这事以后，社员就不太敢提意见。还有，当时的社员还能吃饱，所以他们都忍着，没有人提意见。
村干部也知道情况没有以前好，但是强调这是政策，必须要执行，所以也没有干部向上提意见。
儿子：59年发生什么了？怎么情况一下子就变得那么差？
母亲：59年虚夸更厉害，上级检查粮仓的时候，下边的干部都做了手脚，粮仓里面堆放着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只在上面放一层粮食。社员大部分人都知道浮夸，但没有人敢于举报，同时觉悟也比较低。
吃狗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59 年下半年天旱少雨，减产一半，稻干死一部分，但仍有一定的收成。（www.61k.com］红薯和豆子受到一定的影响，基本没受太大的影响。小麦是上半年收的，没有天灾的影响。59 年上半年还能吃饱。59年下半年的时候，食堂没了粮食，吃的基本上全是野菜，只在野菜汤里放很少的豆面（注：指大豆磨成的面）。有时吃红薯和红薯片汤，但再也没有吃过细粮。
59年底60年初，中间有两三个月，公共食堂几天（三、四天或者七、八天）才开一次火，因为能吃的东西非常少了，吃的东西主要有野菜和野草。人普遍浮肿、脸色蜡黄。
当时去食堂打饭是按家的，一般家里负责打饭的小孩（甚至大人）在打饭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盆里的稠的东西吃光了，等到到家里的时侯，盆里只剩下汤了。家里其他人只好不吃。饿得人只知道各顾各了。
还有的人家，在家里有人饿死的时候也瞒着不报，因为如果瞒着的话，那个死去的人在打饭的时候还占着一个名额，可以多打点饭。你小姨饿死的时候就隐瞒了好几天，她就躺在家里。
儿子：当时姥爷、姥姥、姨和舅都是怎么死的？
母亲：年纪最小的一个姨（六岁）和舅舅（三岁）是在1959年秋天先后死的，他们是直接饿死的。你二姨60年被送到信阳你二姥爷（制我母亲的二叔，当时在信阳市的一个干校任主任）家，因为饿得有病，身体又弱，过了两三个月也死在了信阳。
你姥爷是在59年冬天去世的，那时是因为受不了折磨，他出去到你二姥爷那里避难时在路上死的。当时村里的干部要洋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要洋钱。几乎所有家庭情况好一点的人，都会逼着交出洋钱。如果说没有，就会遭到村干部的拳打脚踢。姥爷挨打以后，交了一部分，村里干部说还有，所以就继续用鞭打，甚至被吊起打。当时，你姥爷挨打受不了，他就去信阳找你二姥爷，想去躲一躲，连带着去找点吃的东西。由于身体虚弱，到罗山（信阳的一个县）的时候就病倒，随即死去，并被埋在那里。
你姥姥了解到我姥爷去世的消息后，就一直哭，心情悲伤再加上没有东西吃，身体很差，两、
吃狗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三个月后也跟着去世。(www.61k.com）
儿子：当时二姥爷和三姥爷作为干部没有提供什么帮助吗？也没有什么反应吗？
母亲：当时你三姥爷（指我母亲的三叔）是大队（现在叫村）的一个小官，大队队部一直都起伙，我当时偷偷去吃，还很害怕被人发现。偶尔去吃一下，回来后也不敢给别人讲。所以当时大队干部没有饿死的，他们的家属也很少有饿死的。
你二姥爷有时会寄钱回来，59年秋天的时候还可以买到东西。到59年底以后，就买不到了，不知道是没有粮食了，还是不让卖了。那时有钱也没用了。有人把衣服、洋钱和其他家什都拿出来换东西吃。59年过后，拿这些东西再也换不到任何吃的了。
儿子：我们临近的安徽情况如何？你们没有去安徽找亲戚帮忙（注：我们老家与安徽省阜阳地区的阜南县接界，我们家有一些亲戚就是安徽人。包括我的姥姥也是安徽阜南县王营村人）
母亲：安徽比河南稍微好一点，59年我去俺二姨那里拾豆子，后来那里也不行了。当时的亲戚也都顾不了别人。我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就是，那时河里没有摆船，我就一个人摆船，有一次船一下子被冲到河的中间，给我吓得够戗。
儿子：当时整个村饿死人的情况如何？
母亲：那时，有人几天不吃饭，直接就饿死了。还有的人吃野菜和野草，身体极度虚弱，也自然就慢慢死去。当时整个村死了100多人，占全部村里的人数的1/3到 1/2。
儿子：你见过或听过人吃人的事吗？还有整个地方饿死人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吃狗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母亲：咱们那里有人吃人的事。(www.61k.com］咱那有一个邻居，是蔡加轩的娘。有一天早晨，我碰到她的时候，她正跨着一个篮子，篮子里放着死人肉，篮子下还在不停地滴血水。你们村（我父亲所在的村-固城村）的人，包括你的一个本家大娘以及你干爸的母亲，也都吃过死人肉。吃过死人肉的人的眼睛都不一样，看人的时候都直直地盯着。
当时固城街上的野草长得比人都高，因为那时根本没人去赶集，整个街上全是空荡荡的。人也走不动路，有时有人在路上走着走着，就死在路上了。如果有人显着比较胖（因为浮肿的缘故），在路上可能会被害，身上的肉就被那些饿极了的人给吃了。
儿子：到这种时候了，还没有人提意见吗？村民没有其他的救助措施吗？
59年那个时候还是没有人提意见，如果有人提意见，村干部就会打他们。即使饿成这样，就是没有人提意见，还是因为害怕。
只有一个人能说，他叫简疯子，也有人说他是神仙，因为他有时预测的事很准确。他就经常说：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但因为他被人看作疯子，当时在固城街上公开说，也没人管。
另外，59年的政策很严，如果有人不把粮食和吃的东西交给公家的话，就挖地三尺，59 年不让单个社员家里冒烟和烧锅，野菜也不让吃。有人偷偷的挖野菜吃，但如果村干部发现家里有野菜，就会打藏野菜的人。如果发现谁家冒烟了，村干部就会把那家人的锅给砸了。村干部曾去人到咱家里找粮食与野菜，用大铁棍在院子里到处撅地。有的人家藏在土灶中的粮食都被发现了，然后就被拿走没收了。少数人家因为饿，自己家里起火熬菜汤，结果锅被砸，熬的菜汤当然就吃不成了。
儿子：当时的干部也没人向上反映吗？
母亲：当时的人都不准提意见、不准乱讲、也不准人员乱走动。你太姥去信阳市看你二姥爷，你二姥爷就不让你太姥讲饿死人的事。因为他也害怕。你三姥爷在59年时是大队干部，他也知道，也不能讲。
吃狗 “人吃人,狗吃狗,老鼠饿得啃砖头”—— 我母亲所亲历的河南信阳大饥荒
儿子：那时还有人干农活吗？
母亲：59年冬天和60年春天都没人干活，那时的人饿得都走不动路，更没法干活了。［www.61k.com）
儿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才开始有粮食吃？
母亲：60年3、4 月份的时候，陆续有救济粮到生产队，生产对就开始重新起伙，那时还是公共食堂，虽然仍旧吃不饱，但已经好了很多。
到60年麦收过后，社员还是吃公共食堂，但由于有了收成，社员差不多能吃饱了。到了60年秋天，村里开始分自留地，自己家可以种，不用交公粮，从那以后，公共食堂可能就散伙了，以后就论工分发公粮。
儿子：当时饿死了这么多的人，没有处理干部吗？
母亲：在60年秋天或者61年春天，政府进行民主补课，对村干部在大饥荒过程中的行为（如打人、不给社员吃饭和虚夸）开展教育和批斗。负有最主要责任的干部要“坐大仓”（当地的一种俚语，好象是指坐黑屋和关禁闭的意思），但没有做牢和被枪毙的。
儿子：您成为孤儿后怎么办？
母亲：那时你太姥已经从信阳市回来，我就和她在一起生活，一直到与你爹结婚。你太姥一直活到你出生的那一年。
五 : 1942年大饥荒真实老照片，令人触目惊心的惨景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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