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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藏元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

发布时间:2017-08-08 所属栏目:博物馆藏元青花瓷器

一 :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

元青花罐(尉迟恭单鞭救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元青花罐(三顾茅庐)英国裴格瑟斯基金会收藏

文/周丽丽

在传世与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除一批绘有飞禽瑞兽、花卉莲池等构图严密、笔法工整,且体量颇大的制品甚为精美外,另有一类绘有人物故事图的器皿同样美轮美奂。据考,元青花瓷器上的这类人物故事图主要表现元代杂剧中的某个剧情,带有此类装饰的器皿传世数量远较前一类少,目前已发表的十余件作品,除部分国内收藏外,大多流散在世界各地。

元代是蒙古人先后吞灭了西夏、金,又经过长达四十年的对南宋战争后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元一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激烈,但元世祖忽必烈乃至其后的几任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采取的措施,使中原地区在遭受战争重创之后的几十年里经济有所发展,社会趋于稳定,继而出现了“自中统至今五六年里,外侮内叛继继不绝,然能使官离债负,民安赋役,府库粗实,仓廪初定,钞法初行,国用粗足,官吏逆转,政事更新”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蒙元政府是外来的,进入中原地区后,要顾及的方面很多,这就使得有元一朝不仅未能像其他朝代在礼乐制度上取得强有力的控制,相反创造了一个宜于戏曲繁荣生长的、比较理想、比较宽松自由的人文条件。再加上建元后的几十年里科举废除,大批文人投入戏曲创作,于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产生了数量众多的作家与作品,开启了中国戏曲创作繁荣昌盛的局面。据元《录鬼簿》、元末明初《续录鬼簿》、明洪武《太和正音谱》等有关著作的记载,元代杂剧作家有近百人、作品有近千部之多,元代杂剧的兴盛由此可知一斑。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只是剧目名称,完整的剧本则不多。

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主要取材于当时盛行的戏曲,特别是杂剧,从目前能收集到的作品看,故事内容主要有以下几则:

1.萧何月下追韩信图,1950年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县东善桥观音山明洪武二十五年沐英墓出土的梅瓶上绘有此图,瓶高44.1厘米、口径5.1厘米、足径13厘米,收藏于南京市博物馆。器腹绘一幅“萧何月下追韩信”图。《萧何月夜追韩信》故事以《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信传》为原型,讲述楚汉时期韩信先后投奔项梁、项羽乃至刘邦,都不被重用,继而愤然离去。萧何闻此消息,夤夜追回韩信,说服刘邦重用他,最终成就帝王之业的故事。萧何、韩信故事的雏形始见于唐宋话本,元代全相平话《前汉书》中虽有“汉王南过栈道,于褒州仗着萧何三箭之功,举信一人之德”之句,但没有具体的描述。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中的,由元金仁杰编写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杂剧则有此情节,戏剧第二折主要表演萧何在追赶上韩信后,两人一起登上艄公小船离去的情景。瓷器梅瓶上绘画的萧何、韩信、艄公正是剧中追韩信故事中登场的三人物。相同的是,除青花梅瓶上有萧何月夜追韩信图外,元磁州窑五彩瓷枕上也有相同题材的图案,两件制品上的萧何、韩信形象基本一致,只是后者制品上的韩信骑在马上而已,两件器皿上的纹样显然都是根据杂剧剧情绘画的。

2.尉迟恭单鞭救主图,广西横县博物馆收藏的1980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横县农科所主楼西侧工地出土的元青花罐及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元青花罐上绘有此图,前者高30厘米、口径22厘米、足径19.5厘米,后者高27.8厘米。两件罐的画面都抓住单雄信杀败唐将,欲追赶秦王李世民,尉迟恭策马单鞭救主离去的主题绘画的,但两罐的人物姿态及辅助纹样有所不同。如广西横县罐图案中的唐太宗作徐鞭向左回首状,前有一对凤凰引路,尉迟恭扬鞭紧随其后,一侧有两骑马交战的将士与两持械士卒。美国波士顿罐图案中的尉迟恭,紧随在唐太宗后作扬鞭保驾状,尉迟恭身后还有一位双手擎印有“唐太宗”三字旗帜的士兵,少两位持兵器的士卒。《旧唐书》卷六十八中有关于李世民因从猎于榆窠,遇王世充领步骑数万来战,世充骁将单雄信领骑直趋太宗,敬德跃马大呼横刺,雄信坠马,贼徒稍却,敬德翼太宗以出贼围,更率骑兵与世充交战数合,其众大溃,擒伪将陈智略,获排矟兵六千人的记载。此事迹至宋元编为杂剧,且有不同作家编写故事侧重面不同的剧本,目前见于著录的至少有三种,一为《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收录在《孤本元明杂剧》中,作者阕名,现有存本;二为《尉迟恭三夺槊》,收录在《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尚仲贤所作,现有存本;三为《尉迟恭单鞭夺槊》,此剧较为复杂,各本《录鬼簿》失载此目,但《元曲选目》、《曲录》皆以此本与《尉迟恭三夺槊》混为一剧,今传有关汉卿、尚仲贤等人撰写的剧本。杂剧作者在编写同类题材故事时,一般多会在史实的基础上根据各人不同的戏曲思路修改情节,故事内容大同小异、剧目名称稍加变化的现象在元代杂剧中普遍存在。《尉迟恭鞭打单雄信》杂剧的主要脉络即是依据史实而来的,具体情节则作了改动,表现唐初立之时,各路反王争立为帝,相互混战,唐太宗率军前来克伏洛阳叛军王世充时,与军师徐懋功二人私赏洛阳,恰遇单雄信,被其追杀,危急之际,

尉迟恭接信前来救驾,单鞭击伤单雄信,救出唐太宗。瓷罐上尉迟恭单鞭救主的场景与剧情大致相同,只是上述杂剧中表演救驾李世民时,除了尉迟恭与单雄信交战外,没有其他将领出场,而且唐太宗是一人先回营,尉迟恭战胜单雄信后再折还的,与上述两瓷罐上两军将领交战,尉迟恭紧随唐太宗身后回营的情景有别,而此两罐的画面又有一定的差异,表明两罐纹样应该是根据内容相类似的不同剧本的剧情绘画的。

3.蒙恬将军图,1956年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出土的玉壶春瓶上有此画面,瓶高29.5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9厘米,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瓶腹上的蒙恬将军头戴翎冠,身披甲袍,足蹬长靴,左手扶椅,右手前伸,似在审讯一名被抓的官吏。身后一士兵披甲悬剑,双手握一杆书有“蒙恬将军”四字的大旗。蒙恬前方一名持弓武士,似作禀报军情状。武士身后一短衣束带裹腿的士卒正按着那名跪伏于地的官吏。《史记·蒙恬列传》中有关于“秦已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的记载,元至治年间新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秦并六国》中有以此事迹写成的故事,有关这一题材的杂剧目前则不见传本,但有研究者根据瓶中人物的穿着,特别是头戴的翎冠,指出“此瓶故事取材于《秦并六国》中的一个情节,人物穿戴则本于当日的戏曲服装”,如蒙恬将军的插翎之冠,“又见于元杂剧武将的形象描写”。据此可以认为,玉壶春瓶上的图案应该是依照当时流行的与戏曲相关的图案绘画的。

二 :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内容提要: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青釉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敦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玉溪市博物馆藏的元明时期玉溪窑青花瓷器,代表着当时云南青花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器型包括罐、碟、盘、壶、碗、杯、瓶等,造型朴拙,线条简练,纹饰繁多,其纹饰的内容及表现手法与景德镇如出一辙,以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描绘对象,经工艺匠师在瓷器上巧手刻画,成为一幅幅耐人寻味的艺术作品,体现出玉溪窑青花瓷器的装饰特色,本文从中选择部分精品,就纹饰装饰作一番介绍。

一、装饰纹饰

1、植物纹

主要装饰在罐肩、腹、胫部,青花发色浓艳,富有层次和立体感,通过精密的布局来表现枝繁叶茂的画面,有莲纹、牡丹纹、菊纹、蕉叶纹、兰纹、松竹纹等。

青花牡丹莲瓣纹罐(图1),直口直颈,丰肩鼓腹,下敛,平底,釉色白中泛灰,青花色调蓝中泛灰。罐身用弦纹分隔为四个区域,肩部饰双重覆莲纹,勾勒以莲瓣脉络,上腹饰萱草纹,中腹饰缠枝牡丹纹,胫部饰仰莲套水涡纹。构图疏密有致,绘画手法简练生动,图案灵动自然,双弦纹线条精工细致,牡丹纹娇艳柔弱,覆莲纹清雅坚挺,萱草纹和水涡纹琐细密集,仰莲纹宽阔舒展。牡丹花瓣和枝叶基本采用一笔点画的方法,在某些部位加重笔力,重复上色,突出了牡丹和莲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整件器物看起来器型敦厚粗犷,色调统一,装饰得当,颇具元代瓷器的风格和韵味。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1 青花牡丹莲瓣纹罐


青花螭虎纽盖贴塑花卉纹罐(图2),螭虎纽盖,荷叶盖边,唇口直颈,斜肩鼓腹,釉色青中泛灰黄,盖饰双弦纹及花卉纹,唇口直颈,颈部饰竖线及斜交叉线纹,肩部饰蕉叶纹,肩、腹部用道双弦纹分隔为三个区域,饰菊瓣、梅及竹叶纹,罐盖及上腹部贴塑动物纹。整器青花发色淡雅,螭虎纽塑造生动形象,青花发色浓艳;除盖纽外,整器纹饰采用白描手法勾勒,只局部上色,犹如一幅雅致的水墨画。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2 青花螭虎纽盖贴塑花卉纹罐

青花团花折腰碟(图3),撇口,折腰,圈足平底,釉色青中泛黄,碟心下凹,绘一朵团花,口沿及碟心均绘双弦纹,内、外侧分绘八朵团花,整器造型简单,小巧别致,团花青花上色有浓淡渐变效果,极富立体感。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3青花团花折腰碟

2、人物纹

主要装饰在罐的肩、腹部,构图生动,画工独特。

青花人物凤穿牡丹纹罐(图4),唇口短颈,削肩圆腹,腹下渐收,平底,釉色青中泛黄,造型古朴,整器图案由弦纹分隔为四个区域,颈部饰如意纹,肩部饰人物及松、兰、奇石,往下是一圈卷草纹,腹部饰凤穿牡丹纹,胫部饰仰莲纹套水涡纹,主题纹饰松兰奇石人物,描绘了优美的庭院松、兰与奇石相倚,飘逸的人物在其中静坐赏景,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人物神形兼备,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具有较高的艺术韵味。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4青花人物凤穿牡丹纹罐

青花开光人物缠枝花卉纹罐(图5),唇口直颈,器型规整,造型饱满,肩、腹部用双弦纹相隔,肩部绘缠枝莲纹,腹部绘开光琴笛吹奏人物纹,胫部绘仰莲纹套水涡纹,主题纹饰为弹琴吹笛人物图,描绘了种有芭蕉、奇石耸立的庭院美景,栏外湖水荡漾,远山含翠,画面充满诗情画意,人物栩栩如生,神形兼备,构图严谨,疏密有致,笔法流畅,意境优美。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5 青花开光人物缠枝花卉纹罐

青花贴塑八仙人物罐(图6),唇口直颈,器型规整,釉色青中泛黄,兽纽,荷叶盖边,盖、肩均用弦纹分隔,盖饰缠枝花卉及蕉叶纹,颈部饰回纹,上腹饰仕女在庭院小桥上玩耍,观赏松、兰等景致,中腹绘满云纹,贴塑八仙人物,下腹饰缠枝牡丹纹,胫部饰仰莲纹,主题纹饰贴塑八仙人物,仕女、松、兰等图案描绘生动优美,八仙人物寓意如意吉祥。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6青花贴塑八仙人物罐

3、动物纹

主要装饰在罐的腹部,笔法生动,衬托和丰富主题纹饰,极具表现力。

青花狮子绣球牡丹纹盖罐(图7),唇口直颈,丰肩敛腹,平底,釉色莹润白中泛灰,宝珠纽盖,荷叶盖边,盖绘缠枝菊辨和蕉叶纹,肩部绘狮子滚绣球纹,上腹部绘缠枝牡丹纹,下腹部绘仰莲套花卉纹。造型古朴,比例协调,构图饱满,笔法生动,以灵动的狮子图案辅以牡丹、仰莲及花卉纹,艳而不俗,纯朴自然。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7 青花狮子绣球牡丹纹盖罐

青花凤鸟缠枝牡丹纹罐(图8),器型饱满,唇口直颈,平底,釉色白中泛灰,肩部绘凤鸟纹及缠枝花卉纹,腹部绘缠枝牡丹纹,下腹部绘仰莲套花卉纹。器型规整饱满,笔法简练,凤鸟及缠枝花卉刻画生动准确,青花色泽发黑,浓淡相宜,与淡青黄色的胎体形成鲜明的反差,增强了画面效果,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8 青花凤鸟缠枝牡丹纹罐

青花凤穿花卉纹玉壶春瓶(图9),造型秀美,撇口,细束颈,溜肩,鼓腹,圈足,釉色青中泛黄,颈部绘蕉叶纹和直线纹,肩部绘简易的水波石子纹,腹部绘凤穿花卉纹,底部绘共边仰莲纹,整器纹饰布局合理,笔法灵动,线条优美,青花色泽浓淡相宜,有较强的艺术感。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9 青花凤穿花卉纹玉壶春瓶

青花鱼藻纹盘(图10),敛口,弧腹,圈足,釉色青灰,口沿处用青花留白的方式绘变形莲瓣纹,盘心满绘水草及浮萍,两条鱼嬉戏于水藻间,器型简单流畅,青花发色浓艳具有立体感,鱼、藻的描绘生动有趣,充满灵性。

玉溪市博物馆馆藏玉溪窑青花瓷器赏析

图10青花鱼藻纹盘

二、纹饰特征

1、时代和地域风格

元明时期,玉溪地区各县是当时屯田的重点地区,大量汉、回、和蒙古军进入当地,不仅增加了新的民族成份,促进了民族间的相互交流和发展,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玉溪窑就是在这种社会基本安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当时的云南,因其复杂的地理环境、民族因素及文化氛围,使汉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都能在这里立足,互不影响,各自发展,因此云南青花瓷器的装饰风格也呈现出地域化、多元化的特征,装饰手法基本承袭景德镇青花瓷装饰的风格,内容丰富多彩,讲究图案化,充满生动的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这批青花瓷器除少数青花发色偏浓重外,大部分青花呈色清淡,多运用一笔点画的技法,呈色能表现出深、浅、浓、淡多个层次,既有精致的装饰感,又具有白描花卉的效果,给人清新雅致的感觉,为元明时期云南青花的典型特征,因为钴料采自当地且淘洗不精,青花发色青中泛黑、泛灰,略具晕散,不似景德镇青花瓷器发色艳丽。

2、题材广泛,内容丰富

玉溪窑借鉴和学习景德镇青花瓷器的装饰手法,其内容与景德镇一样,带有鲜明的民间民族色彩,主要描绘人们喜闻乐见的植物、动物、人物、文字、吉祥图案等,与人们追求吉祥寓意的审美风尚相符。这批瓷器涵盖了元明时期云南青花瓷器装饰纹样的大部分内容,植物、人物、动物,此外还有一些吉祥图案,装饰图案主题突出,清新明快,意境深远,多带吉祥寓意。其中植物纹数量最多,动物纹、人物纹次之,植物纹种类有莲纹、牡丹纹、菊纹、兰纹、梅纹、松竹纹等,莲花和莲瓣纹的使用较为普遍,缠枝莲装饰于罐身,莲瓣呈并列状出现,莲瓣内多套绘水涡纹和如意云纹;莲瓣又分仰莲瓣和覆莲瓣,仰莲瓣多绘于器物胫部,覆莲瓣多绘于肩部。除植物纹外,人物纹的仕女及(www.61k.com]高士,动物纹的凤鸟、狮子、游鱼的造型和描绘技法也与景德镇窑相类似,反映着当时民间百姓的生活形态、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只是绘画技法较多表现出云南本地民间风格,粗率随意,质朴天真。

3、运用贴塑装饰手法

贴塑,多运用于罐的盖和腹部,有人物形、动物形、花卉形等,使得装饰脱离了绘画的平面效果,为瓷器增添了立体感和生动感,起到突出主题的效果。贴塑手法的运用在这一批瓷器中并不普遍,使得屈指可数的几件贴塑瓷器显得尤为珍贵。

4、运用开光装饰手法

此批瓷器开光装饰手法主要运用在罐的腹部,器物上往往有4开光以至8开光,开光形式有菱形、花瓣形等,开光内部常见人物故事、山水风景及花卉动物等主体纹饰,起到突出主题的效果。

5、艺术内涵

这批青花瓷器器型庄重典雅,装饰严谨,纹饰丰富多彩,呈现的并非华美、绚丽的装饰特点,而讲究实用和技艺相结合,烧造工艺简单而笨拙,主要功能是满足百姓的日常生活需求,是一种古老、传统、大众化的艺术,散发一种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纯朴气息。从瓷器的造型和纹饰中,显示出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爱,对于死亡与安葬的极其重视和无比庄重,标志着元明时期玉溪、滇中南对于火葬、对于逝者的隆重关注和亲切祝福。传达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折射着深刻的佛教精神,反映着民间世俗的审美倾向,展现着纷繁复杂的人间百态。解读一件青花瓷器纹饰图案的内涵,不但可以了解当时玉溪窑工匠技师技艺的表现,同时也能领会当时社会存在的思想、宗教、习俗与审美的情趣,时代和信仰、文化和理想也升华、简化于其中。

玉溪窑青花瓷器见证了中原传统文化和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透过这些古老的艺术品,古代工艺匠师的智慧和才华给了我们新的启示,引领我们重温和挖掘其久远的魅力,并对其进行多方研究、探讨和论证,在玉溪窑青花瓷器的制瓷工艺领域中去发现其醇厚的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玉溪窑》(马文斗 著)

《中国古陶瓷标本——云南玉溪窑》(今古博达网编,叶文程主编,陈泰敏、王国辉、朱奇琦著)

《中国佛教百科》(王志远 主编)

《玉溪地区民族志》(玉溪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

三 : 国家博物馆藏金银器

国家博物馆金银器欣赏



战国东周甘斿银匜

舀水器

传河南省洛阳市金村出土

高3.7厘米、口径11厘米、通流宽9.8厘米

此匜为纯银制造,底部针刻“甘斿”二字。疑是宫观之名。“甘斿”匜是现在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一件银制器皿。洛阳金村墓葬是战国时期东周王室的墓葬,因此这件器皿很可能是东周王室用器。当时大国争霸,周王室还以“天下共主”的名义象征性地盘踞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一隅,其实它的实力仅相当一附庸小国,战国末年为秦所灭。



汉西汉滇王之印

印章

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滇王墓出土

高1.8厘米、边长2.3厘米、重89.5克

此印为金质,蛇钮,印面刻阴文篆书“滇王之印”4字。晋宁县汉代属益川郡,《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国区域设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使其继续统领滇民。金印正是这一史事的明证。汉武帝所赐“滇王之印”,滇王当代代相传,不能用来随葬,而且此印制作较潦草,字体亦不谨严,当是滇人的仿制品。



元玉壶春瓶

1955年安徽省合肥市出土

高51.5厘米、口径9.5厘米、腹径23.5厘米、足径12厘米

此瓶素面无纹饰,仿自瓷器造型。同出的银壶底部有“至顺癸酉”、“章仲英造”、“庐州丁铺”字样,可知这批银器是元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丁家银铺工匠章仲英打造的。



明镶宝石金冠

饰品

1958年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出土

高5厘米、宽13厘米、簪长11.2和11厘米

益庄王朱厚烨为明宪宗朱见深之孙。此金冠是其妃万氏的随葬品。金冠为系发冠,半圆形、金丝透空,两侧各有一圆孔,用以插簪,有扇形前缘、半圆形旁缘和折磬形后缘,有飘带形饰坠,整个冠上嵌有各色宝石和黄色料球多颗;附簪2枝,其首锥形如伞状,刻螺旋纹,簪铤有款识:“银作局嘉靖二十六年十月造金五钱”。



元嵌石珠帽花

饰品

1953年上海青浦出土

长5.8厘米、宽2.5厘米

帽花为双花对开形,花瓣、花蒂以金线掐出轮廓,金丝花网填饰其间,对称镶宝石、珍珠。底托有穿,可以缝系在帽冠之上。



唐银指甲

饰品

纵2.4厘米、2.4厘米、2厘米

银质,指甲形,套于指上,又称护指。



南北朝北朝马头鹿角金饰件

冠饰

1981年内蒙古自治区达茂旗出士

高16.2厘米、重约70克

这是鲜卑族上层贵族的冠饰,名“步摇”,兽形饰有辟邪和祥瑞作用。饰件竖立冠上,行走时叶片摇曳,显出高贵仪态。



明楼阁人物金簪

头饰

1958年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出土

长18.2厘米、宽6.7厘米

簪首云形,上有一重檐楼阁和五座牌坊,每座牌坊内有一舞蹈人。这种造型的金簪在明代比较流行。





头饰

1958年江西南城县益庄王墓出土

通高22.3厘米

簪头为一立凤,簪柄刻有『银作局永乐二十二年十月内府造九成金二两外焊二分』铭文。



清包金手镯

长6.4厘米、宽7.8厘米

手镯外侧弧面上装饰一组花纹:中间是牡丹花,两边为云纹;这组图案两侧用绳纹、连珠纹、云纹装饰。



清金镶石珠指甲套

长10厘米

指甲套用细金丝编织焊接而成,上部弧形,套环图案上缀五朵兰花,兰花以珍珠串和红绿宝石组成,兰叶为点翠装饰。整个指甲套修长秀丽,十分华贵。



隋金项链

饰品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周径43厘米、重91.25克

这条项链是由28个金质球形饰组成,球饰上各嵌有10颗珍珠。金球分左右两组,各球之间系有多股金丝编织的链索连接。链两端用一金钮饰相连,金钮中为一圆形金饰,其上镶嵌一个刻有阴纹驯鹿的深蓝色珠饰。两组金球的顶端各有一嵌“青金石”的方形金饰,上附一金环,钮饰两端之钩即纳入环内。项链下端为一垂珠饰,居中者为一嵌鸡血石和24颗珍珠的圆形金饰,两侧各有一四边内曲的方形金饰。最下挂一心形蓝色垂珠,边缘金饰作三角并行线凹入。此金项链从制作工艺和装饰形制来看,颇有波斯艺术风格。



隋金手镯

饰品

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李静训墓出土

长径7厘米、短径5.5厘米

这对精巧的椭圆形手镯,每个分成4节,各节两端较阔,上嵌珠,半球形,透明无色,表面有白锈。各节以方形嵌青绿色玻璃珠的小节相连。其开口处有一钮饰,一端为花瓣形扣环,上嵌小珠6个,另一端为一钩,钩端亦嵌一珠。钩及环之另一端为活轴,可自由开合。轴端套以小珠,尚残留一粒。



明神宗孝靖王皇后凤冠

1957年北京市昌平县定陵出土

高27厘米、口径23.7厘米、重2320克

在明代,厚葬之风盛行。定陵是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的陵墓,墓中埋葬神宗和他的两位皇后(孝端和孝靖皇后)。该墓出土文物2780件,其中有凤冠3件,凤冠是皇后接受册封、谒庙、参加朝会时的礼帽。此冠用漆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前部饰有9条金龙,口衔珠滴下,有8只点翠金风、后部也有一金凤,共9龙9凤。后侧下部左右各饰点翠地嵌金龙珠滴三博鬓。这顶豪华的凤冠,共嵌红宝石百余粒、珍珠5000余粒。



唐银盏银钗

束发用具

凤形钗长33厘米,扇形钗长29.6厘米,扇形簪长29厘米

唐代妇女的发髻复杂多样,束发用具种类很多,特别是金银簪、钗更为华丽。除实用功能外,还注重装饰作用。簪、钗的质地有金、银、玉或铜,头部形式各异,上面镂刻花鸟纹,挂垂饰,精美的嵌以宝石。这些银簪、银钗使唐代妇女别致的发髻更加多姿多彩。



清镶金嵌珠伽楠手镯

径7.5厘米

伽楠是一种带有香味的珍贵木材。手镯外侧均匀排列梅花十二朵,花蕊处均嵌白色珍珠一颗;内侧平面,镶金,阴刻梅花十九朵,均匀排列。



清镶金点翠架鸟步摇

头饰

长23.5厘米

步摇顶端龙头形,龙嘴下坠拱形鸟架,小鸟立于架中,口衔竹叶,其左右各一饮水罐;架下垂三串竹叶,每串三层;龙头、鸟架、小鸟、竹叶均点翠饰。步摇最早见于汉代,插髻为饰,走动时则摇晃,活泼喜人。



清金牌

周长115厘米

这块金牌是缅甸赠给乾隆皇帝的礼品。缅甸是中国邻邦,两千多年来,中缅两国有着密切的联系,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年),缅甸国王派使臣带着大批礼物前来中国通好,受到清政府的隆重款待。随后因为战争,两国关系曾一度中断,但到乾隆末期以后,中缅两国关系走上了新的发展之路,两国的贸易活动也得到了开展。



宋金金列鞢

佩饰品

1973年黑龙江省绥滨县中兴金墓出土

全长37.7厘米

这是女真贵族腰间佩带的豪华饰品,出土时由数层丝绸包裹,上部为一辈金银盒,子母扣。银盒两侧各有一串玛瑙珠,大部分呈椭圆形,底有黄金叶托。银盒下方以黄色丝线缀一多面体水晶球,球两端有鎏金银花托,以下又有一个椭圆形玉球,球下为两片长方形玉条,两端各有一孔,玉条下为一梭形玉块。最下部为15个红玛瑙珠。银盒下还缀有长方形金饰,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缠枝花图案,内镶两块红玛瑙。金列鞢用料考究,作工精细,是金朝中晚期的手工艺精品。



宋『福寿南山千千岁』、『松柏常青万万年』银簪

头饰

残长14.5厘米

银簪一对,尾部均残,完好时似应有细链相连。簪体扁平,内弯作弧形,簪背面以鎏金方格分段,刻水波纹及『福寿南山千千岁』,『松柏常青万万年』的吉祥语。



汉西汉金医针

医疗器具

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刘胜墓出土

长6.5~7厘米、直径0.12~0.18厘米

共出土4枚,均比现在常用的医针粗。这些针细长,柄端方形,针身圆形,柄上端有小孔。以针尖的形制来判断,可分为3种:三棱形的为锋针,用作放血;尖锐的为毫针,用作针灸;圆钝的为剔针,用作点刺。针灸是中国古人在长期医疗实践中独创的一种治病方法。金医针的发现,为研究古代针灸术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秦咸阳宫鎏金银盘

1979年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

高5.4厘米,口径37厘米

盘银质,圆口折沿,浅腹平底,通体内外饰满鎏金龙纹,龙与龙相缠连,组成具有一定规则的图案。



秦咸阳宫银盘

盛水器

1978~1980年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汉齐王墓1号随葬器物坑出土

口径37厘米、高5.5厘米

银盘遍饰鎏金龙纹图案,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当是战国时的六国之器,后来被秦国所得,就在其口沿背面补刻了“卅三年”等秦篆铭文,用于咸阳宫。汉王刘邦攻入咸阳后,此盘即归入西汉宫廷,又被赏赐给封在临淄的齐王,故最后在齐王墓中出土。



唐莲瓣花鸟纹银杯

酒具

1963年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出土

高5厘米、口径7.2厘米

这件高足杯的形制分为上下两部分。杯体虽呈碗形,担腹部较深,高足上部有托盘,中部有“算盘珠”式的节,足底为花瓣形,纹饰装饰面以九瓣划分等作法在中国传统的杯类器皿中少见,明显受到西方金银器的影响。沙坡村窖藏共出土15件金银器皿,从其风格看,应为公元8世纪中叶以前的用品。



宋辽鱼鳞纹银壶

盛水器

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辽驸马墓出土

高10.7厘米、口径7.2厘米、链长41厘米

此银壶腹部中间为带状纹匝,上下布满鱼鳞纹,肩部前后鼻钮上有弓形提梁。壶盖中部隆起,有钮,以银链将壶盖系于壶肩前钮上。这件银壶造型优美,说明此时契丹族的金银工艺技术已达相当高的水平。



唐鸭嘴柄银勺

酒具

1957年河南省三门峡市唐墓出土

长26.4厘米

唐代前期仍以樽盛酒,银樽须配银勺。目前海外所存的两只银勺,柄端均呈鸟头形。唐人小说中曾提到这种勺为鹅项鸭头漂浮于酒上,与现存文物形体相似,可知在酒勺柄端作出禽鸟头部状是当时的流俗。



唐银漏勺

食具

1958年陕西省西安市唐光启宫遗址出土

长25.5厘米、重93.3克

勺柄上刻“光启宫乾符三年正月改造□镂 一枚重贰两叁钱叁字”,说明这是公元9世纪中期皇宫用器。



唐狮纹金花银盘

食器

1956年陕西省西安市八府庄东北出土

高6.7厘米、口径40厘米

唐代书籍中已有“金花银盘”的名称,指饰有镏金花纹的银盘。由于受到中亚、西亚金银器的影响,在公元7世纪后期至8世纪中叶的盛唐时期,金银器已十分流行,8世纪中叶至9世纪初,江南地区制造金花银器的手工业亦相当发达。在唐代,金银器的加工普遍使用切削、抛光、焊接、铆、镀、刻凿等工艺,还使用了手摇脚踩的简单车床,可见当时金银器制作工艺技术相当精湛。这件大型银盘作葵瓣形,具三足,单个动物纹饰,周边没有辅助纹样,盘缘的花纹松散,正是盛唐时期金花银盘所具有的特征。





熏香器

1963年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出土

直径4.8厘米

熏球用于燃香驱虫除秽,使用时大约悬挂在犊车之旁或床账之间。它由上下两个半球体组成,上下球体间有活扣可开启。下半球体内有两个同心圆环和盛放燃香的香盂,安装好后通过盂身的轴内外两环的轴互相垂直并交于一点,在香盂本身重力的作用下,盂体始终保持水平状态,无论熏球如何转动,焚香不会倾洒,其作用原理与现今航空陀螺仪的三自由度方向支架相同,是今人叹为观止。这件熏球外壳通体镂空,便于香烟逸散。中国古代熏香器的种类不少,但如此精巧的唐代银熏香球是其他时代未能超过的。



唐双鱼金花银碗

食器

1970年陕西省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高3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5.8厘米

何家村窖藏出土金银器达265件,是唐代金银器的一次空前大发现。据窖藏内同出的“开元十九年安庸调银饼”和中外钱币的年代判断,这批器物的年代不晚于唐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双鱼金花银碗即是其中的一件,碗内底心有双鱼同向浮游。



唐花鸟纹金花银碗

食器

高4.3厘米、口径11.5厘米、重203.1克

此银碗为葵瓣形口,平腹圈足,内壁及底部錾花鎏金。其底部为二鸟展翅于花丛中,外围弦纹、绳纹和花瓣纹,内壁饰有两两相对的璜形图案,錾有花叶。边缘花瓣纹正反相间环列一周。



唐银碗

食器

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高7.6厘米、口径17.7厘米、足径9.2厘米

该碗折腹,素面,碗底内有墨书“十一两一分强”6字。折腹是西方陶器、金银器上较流行的作法,不仅对中国的金银器形制有影响,在公元8世纪初中国的三彩器上也有模仿这种金银器皿的造型。这件折腹银碗时代应在公元7世纪末至8世纪初,其墨书标明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是如何对金银器物进行管理的,又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依据。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较今每两50克为小。



清凸花金鹿故事银钵

高13.5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14厘米

这是公元18世纪柬埔寨送给清政府的礼物。在柬埔寨,广为流传着许多历史传说故事和创世神话,如《金环蛇的故事》、《雷电的故事》、《蚊子的故事》,以及这件银钵上表现的《金鹿的故事》等。

本文标题:博物馆藏元青花瓷器-元代青花瓷器上的人物故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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