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克里米亚公投结果表示，中方高度关注克里米亚局势发展，希望各方保持克制，尽快通过对话寻求政治解决途径，在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和正当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克里米亚问题的妥善处理和解决。这表明中国政府：

①坚持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关系

②推动多边主义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国际合作

③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加强

④在对外活动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基本立场

C

二 : 缩径机原理与用途

缩径机原理：

1、结构有主机-电器-液压-机座-夹具-立柱-夹紧-模具等组成；

2、工作有夹紧-快进-工进-卸压-拔模-快退-松开-完成等手动和自动。[www.61k.com]-

缩径机用途：

1、将材质一次压缩成滚丝直径，且增强了材质的密度，长度；

2、提高了锚杆的抗拉强度，是代替车床剥制的换代产品，比仪表车床加工速度快，光洁度高，尺寸准确；

3、特别适应大批量加工，能延长料的长度节省料才而降低成本。应用于地脚丝、双头丝、锚杆等产品。

缩径机 缩径机原理与用途

三 : 地方政府农村公共事业管理制度创新的基本途径

四 : “钓鱼执法”的形成因素与治理途径分析

摘 要：近年来，“钓鱼执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这一现象本质上是一种诱惑性执法，在英美法系中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而在中国的法制体系中，由于侧重法治，并且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之下，以“钓鱼执法”取缔所谓违法行为，一方面行政机关的形象大受损害，在以后的执法道路上形成信任危机；另一方面公民的人权受不到基本的保障，这在中国在法治的道路上形成了很大的障碍，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关键词：“钓鱼执法”；合法性；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295-03
执法经济，是指执法机关或代表执法机关的个人、团体以逐利为主要目的执法活动，简单说就是指通过执法来增加单位和个人的“经济利益，其本质是将作为公共权力的执法权沦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工具。众所周知，超速行驶、违章停车都要缴纳罚款，对于这些法律明确规定为了保障公共安全而设定的处罚，执法人员的执法活动有法可依，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一旦社会风气向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交通部分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比例下降，执法人员为了单位的经济利益，就会倚仗自己的执法权以公谋私，诱惑相比起自己而言处于弱势一方的行政相对人实施违法行为，从中获利，“钓鱼执法”的问题自然而然就出现了。“钓鱼执法”不仅会破坏法律的严肃与公正，也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一、“钓鱼执法”的产生与当前的行政执法环境
2009年10月，孙中界这个普通的面包车司机断指自白的消息充斥着各大媒体，紧随着新闻的曝光，这位断指司机一下子成为了人们的话题人物，“钓鱼执法”也因此第一次进入社会公众的眼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是指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很明显，从违法犯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主观方面来讲，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违法犯罪的意图，而客观方面所导致的违法行为是由于执法人员的诱惑促成的，国家不能、也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可是为什么执法人员明知道诱惑执法毫无法律根据，还会滥用其权力导致接二连三“钓鱼执法”的曝光呢？在取缔黑车保障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冠冕堂皇下，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驱动。
这些问题暴露出了中国行政执法环境的缺失。中国由于法制体系尚不完备，很多法律都是借鉴西方而来，有些并未真正了解其法律精神，而是侧重于法治和惩罚，违法行为一出现就打压、遏制，现在更出现了这种预知违法行为的“超能力”，这就必然会导致行政机关的权力膨胀，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的畸形法治。
二、“钓鱼执法”形成因素：行政权力过分膨胀
中国政体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行政、司法机关都由立法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这也是中国的特色，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机关三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它的优点显而易见：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部门都是由人民代表投票选举出的，民主并且公平，但是它也会导致一个结果，那就是行政权力的膨胀。
（一）行政权力过分膨胀的原因
首先，行政权力显然缺少制约。从行政机关的执法人员角度来看，他们本着的是执法必严的信念，一方面保障社会安全、稳定，另一方面执法的宽严对经济效益有很大的影响。立法机关在行政处罚法的设定中，给了行政机关一个自由裁量的幅度和范围，执法人员考虑到经济效益，就会出现“罚至上限”的情况，这样一来，哪怕执法行为是合法的，在合理性这一方面经常有失偏颇，处罚过重。因此行政机关的权利必然会膨胀。
其次，法制观念淡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需要参加公务员考试和司法考试，通过后才能从事司法活动，而行政机关与之不同，他们是彻底的公务员、从政人员，公务员法律关系的发生通常有考任、选任、委任、聘任、调任，除了在考任这一环节设置了一些法律相关知识的考核之外，其他都对法律专业的要求并不高，这就导致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淡薄，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法律素养，这在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就会相对削弱，而本身又是强势群体，当事人很难提出异议。
最后，监督机制的不完善。中国的三权机制不像西方一样互相独立、互相制衡，就编制来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司法工作人员都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国又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很难要求司法机关在发生行政纠纷的时候做出绝对公正；另外，有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级别又在司法机关之上，这给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又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二）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导致的后果
行政权力的膨胀不单单会损害到当事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会进入执法怪圈的恶性循环。“钓鱼执法”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其中一环，只不过由于舆论的介入而断裂，执法人员由于权力膨胀，在自我意识上形成了无所不为的观念，想出了“钓鱼执法”这一招，可是违法执法必定会被媒体揭露、批判、谴责，这个时候行政机关就等于作茧自缚，连合法执法都变得举步维艰，比如原来合法地取缔黑车，在整个社会对执法人员抱有偏见和信任危机的时候，这些违法行为变得更加猖獗并且难以解决，取证难、罚款难、取缔难一系列更大的问题摆在执法人员的面前。所以近年来黑车猖狂，由于没有执法人员的整治，学校只好自己竖一块“为了您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请不要搭乘黑车”的公告牌，但是没有行政机关强制力(www.61k.com]的实施，黑车的便宜、快捷依旧使这个市场经久不衰的存在。
三、导致“钓鱼执法”现象的不断增加的因素：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救济的知识匮乏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具体行政行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比如对于与公共利益有关的职业、行业需要具备的资格、资质的许可，对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产品、物品等标准进行审定，从而颁发许可，都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12条的规定执行，如果审查不通过，可以不发放许可；另外，行政处罚的执行，也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为依据来实施的，行政相对人对于由这些国家强制力实施的行政行为往往照单全收。（一）行政相对人是弱势群体
正因为如此，孙中界一次善意地搭载才变成了他断指的痛苦来源。当孙中界载一位“钓鱼执法”人员到达目的地后，冲出多个执法人员亮出了调查处理通知书和暂扣、扣押物品凭证，要求孙中界在“该车无营运证，擅自从事出租汽车业务”上签字，在拒绝签字后又非法扣留了他一个多小时，直到他签字才放他走。
在整个过程中，孙中界就如同瓮中之鳖，在人数众多的执法人员面前，一切的抗拒都是徒劳的，后来他由于无法接受助人为乐还要被扣车罚款的现实，用刀砍向了自己的手腕。所幸及时被制止，割伤了小指。公众对此震惊之余，也为孙中界的行为感到惋惜，孙中界“断指反钓”这种意气用事的背后是无限悲伤。时常，人们总会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叹这些维权者，在走投无路时，竟将消灭自己的一部分身体作为维权与自救的本钱，宛若捐肾救父。如此遭遇，闻者情何以堪？ 当我们责问他们缺乏行政救济知识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政救济制度才是本质上亟待完善的源头。
（二）行政救济制度的不完善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一方面，是因为行政执法的强制性，另一方面，中国的行政救济制度还不完善。虽说中国在1990年就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在损益性的行政行为出现后，赋予相对人救济性的权利。第11条规定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措施以及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从起诉、受理到审理、判决，起码要花费二三个月的时间，成本之高、效率之低直接决定了当时人对行政救济的放弃。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公布为中国的行政法律体系带来了一线希望。首先，行政复议的救济更为全面。在受案范围方面，行政复议的范围较行政诉讼要广，行政诉讼规定了八项范围，而行政复议规定了十一项，并且第十一项还是一项兜底项；在审查范围方面，行政复议不仅可以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审查，而且可以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作出附带审查；在行政费用范围方面，行政复议费用无需相对人承担，由行政复议机关的行政经费予以保障。其次，行政复议的监督更为有效。行政复议是建立在行政隶属关系上的行政监督制度，由上级行政机关对所属下级行政机关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进行的层级监督。复议机关可以维持、撤销、变更、确定具体行政行为违法以及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最后，行政复议的效率更高。由于是层级监督模式，行政复议在程序上的设置更加快捷高效，省去了起诉、受理、审理和判决等一系列诉讼程序。尽管如此，行政复议在程序上的缺陷仍然是导致行政相对人放弃救济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首先，行政复议范围仍旧较窄。虽然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来说范围扩大了，但是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却不能够提起复议。随着中国人口逐年增多，政府为了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对于社会运转的干涉越来越多，以行政许可为例，对于行政许可的属性探讨，目前多数国家行政法学奉行的学说是解禁说。行政许可是对禁止的解除，而不是权利的授予。应受许可的事项，在法律没有禁止以前，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从事的行为，但由于法律规定的结果，自由受到了限制，而许可正是对自由的恢复。所以解禁说又被称为“权利恢复说”。这也就是说，行政许可所需要经过认定才能从事的活动，是行政相对人本身的权利之内的活动，在经过了法律的限制、解除之后才能“再次”享有，所以如果法律不予以解除，行政相对人就丧失了这部分权利。而法律这种“不解除”的不作为的行为却没有纳入到行政复议的范围之内。
其次，行政复议机关的独立性较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种类，多数为垂直领导，少数为垂直领导机关或者同级人民政府。这样的机构设置在审查方面的公正性有待商榷。另外，行政复议是对受到行政行为损害的当事人的行政救济制度，但是行政复议的结构设置是上一级行政机关审查下一级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抽象地说其带有“内部性”，而行政救济是行政机关给当事人的一种公平的还原，其带有“外部性”，所以行政复议机关的角色在法理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最后，行政复议的公开性较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22条规定：“行政复议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申请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复议机关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向有关组织和人员调查情况，听取申请人和第三人的意见。”这一条不难分析出立法机关是从行政复议的效率出发来制定的，采取书面审查过于形式化，从中几乎不能体现出公平、公开的理念。从行政复议机关的角度来说，仅仅凭书面的文字，很难对行政复议申请人认为的行政行为有一个全面、直观、中肯的认识；从行政复议申请人的角度来说，除了提交了行政复议申请以外，对于行政复议过程的介入是不完全的，行政复议为了注重效率，忽视了公开的重要性，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障是很不完善的。
四、“钓鱼执法”的治理途径：对行政机关限权并对行政相对人有效保障
正是因为行政机关的权力膨胀、行政相对人的救济常识缺乏以及行政救济制度的不完善，才催生出了“钓鱼执法”这个怪胎，而“钓鱼执法”所引起的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又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治理困难。要摆脱这个怪圈，政府机关应该从源头上对行政机关限权，而国务院也应该从立法上完善行政法规，从而把法制和法治相结合。
从对事物的支配来看，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中国的立法机关主要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国执法机关国务院由其产生，对其负责。要防止行政机关的权力膨胀，就要从立法上制定完善的行政体系，一方面给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对行政机关的权力进行限制。以中国《行政复议法》第22条为例，立法机关应当扩大对于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的复议申请范围，以防止行政机关自行为认定行政许可提供门槛，损害相对人的利益。
法律设定得完善了，行政机关也不一定会依法行政，所以行政机关也必须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并且秉承一种道德精神，在执法的时候，把相对人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严格依法行政。只有把法制和法治相结合，才能够减少甚至杜绝“钓鱼执法”这种违法行政。
参考文献：
[1] 梁三利，郭明论.行政执法中的诱惑调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的理性思考[J].法治论丛，2010，（2）.
[2] 黎慈，孟卧杰.法治视域中的“钓鱼执法”及其反思[J].广西社会科学，2010，（3）.
[3] 熊樟林.“钓鱼执法”司法审查对象的转换——从“程序”到“主观方面”[J].法学论坛，2010，（4）.
[4] 姚天宇，王勇.“钓鱼执法”的行政违法性及其规制[J].政治与法律，2012，（6）.
[5] 王文平.正当程序原则视野下的“钓鱼执法”问题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1，（21）.
[6] 王法硕.多源流理论视阈下公民网络参与公共政策议程研究——以上海“钓鱼执法”案为例[J].行政与法，2012，（3）.
[责任编辑 魏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