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中国 韬光养晦是唯一道路

6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主线，它像灵魂一样贯穿于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历程。[www.61k.com)

思想源于实践，并不断与时俱进，指导实践。高瞻远瞩，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它凝聚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其深邃思想光芒四射，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的外交是成熟的外交。原则性强，但在不脱离原则的前提下也不乏变通。 中国人民和政府同心同德，在近几十年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获得了世界的尊敬。而中国的外交与经济在同一延长线上展开，外交政策与经济路线实现了良好的统一，是一种充满了智慧的政策和路线。

国际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看重中国，我们在国际上越来越有发言权。网友"国关学子"问：我们的外交还要"韬光养晦"么？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外交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八个字是一个整体。韬光养晦是什么含义？首先应该看到，在我所接触的人说，邓小平的形象越来越高大，他们跟我讲邓小平是有大智慧的人。邓小平同志确定的方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坚持。为什么邓小平要给我们确定这样一个方针，我觉得不是偶然的。

首先，他是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出发。初级阶段要经历很长的时间，什么叫初级阶段？还不够发达，我们要摆脱不发达的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0年成绩巨大，但是距离我们的远大目标还早着呢。现在GDP是世界第三，但是人均我们是一百多位之后，我们的发展还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从我们国家的实力来讲，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中国是正在崛起的一个大国，我们前进的道路是顺畅的，也是充满荆棘的，中国人绝对不能低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艰难险阻。主要是三个原因：

1.世界上的人看中国，看到中国的发展，但是世界上一些人总是拿历史上的大国作为参照数来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大国崛起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欺负别人的，你中国怎么会例外？这个观念不大会改变。

2.苏联强大起来就欺负别人，就扩张，就侵略，中国怎么就不会扩张？他有一种担心，这种担心不是短期内就能够消除的。当然我跟他讲共产党和共产党不一样，为什么苏联垮掉了，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得红红火火，中国同苏联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强大起来结果会怎么样，有些人还是有疑虑。

3.我们是13亿人，人类历史尚没有13亿人崛起的先例，这个块头这么大起来，必然会打破现有利益格局，人家不一定开心。

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飞扬跋扈好呢，还是夹起尾巴做人好呢？考虑到我们国家这样一个发展的状况，还会有很多困难，更要注意韬光养晦。

第三，世界变了。世界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是很大的变化。

和平外交五项原则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过去历史上是以战争解决问题，今天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大家想过没有，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世界唯一超级大国打一个2300万人的小国，但是解决了什么问题？给美国人带来一大堆麻烦，而且这些麻烦绝对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www.61k.com)这说明违背时代潮流是不行的。

为什么有人不断地挑战韬光养晦这个观念呢？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弱国心态的反映。法国前外长有一次跟我聊天讲，说你们小心，人家联合起来对付你们。我觉得对中国来讲，这种危险并没有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时代的变化，考虑到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考虑到我们现在崛起的过程荆棘丛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大机遇就是从国际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这个机遇至少是鸦片战争以来没有过的，我们如何把这个机遇用好？有些事情做不了，有些事情可以做，如何用好这个机遇来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世界人民服务，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我跟美国人讲，你们要接受中国的崛起，我们和你们是不一样的，中国人不会变成美国人，中国不会变成美国，我们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从本质上来讲是由于世界文化多样性决定的。文化多样性这是世界客观存在，也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我觉得在今天的世界里，中华文明、东方文明应该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我认为21世纪中国人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华文化。

中国外交：全方位 大发展（经典中国·辉煌60年）

1949年10月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旧中国的百年屈辱史结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经过60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外交取得了辉煌成就。展望未来，中国外交工作将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

和平共处打开局面 和谐理念走向世界

60年来，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的统一与完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主线，它像灵魂一样贯穿于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外交历程。

思想源于实践，并不断与时俱进，指导实践。高瞻远瞩，始终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新中国逐步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它凝聚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心血，其深邃思想光芒四射，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为国际关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和平为宗旨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新中国在激烈动荡的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锐意改革，实行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新中国外交步入一个新时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把握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发展趋势，积极倡导新安全观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世界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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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政策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为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www.61k.com］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积极推进睦邻友好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新中国成立伊始，同中国建交的只有18国，今天，已达到171个国家，真可谓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把处理好、发展好同邻国的关系放在外交全局的首位。60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睦邻友好的根本政策，通过平等协商，公正合理地解决与周边国家之间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等问题。进入新世纪，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积极推进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参与或促成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10+1）、东盟—中日韩（10+3）等多边机制，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以压倒多数通过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非洲朋友兴高采烈地跳起舞来。毛主席闻讯后感慨道，“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60年来，中国始终将加强同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坚定地支持他们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积极推动南南合作，赢得了广泛赞誉。

60年来，中国与世界各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断发展，逐步与各大国建立了不同类型的新型合作关系或建设性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其内涵不断充实。今年是中美建交30周年，两国确定了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新定位，还创立了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新机制。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促进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同欧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日本建立了战略互惠关系，同新兴大国间的合作日益增强。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 发挥作用越来越大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所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解决，都少不了中国的参与。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有这样一组数据：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参加了13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和300多个多边条约；中国参加了24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人员1万多人次，派出维和人员数量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中名列前茅。中国在各种多边平台坚持原则，广泛开展各个领域国际合作，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充分展示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在朝核问题上，中国创造性地促成六方会谈机制，为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与防扩散合作。中国在推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支持非洲实现复兴和发展、气候变化、能源与粮食安全、全球公共卫生等方面，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赢得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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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国内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国际上密切同他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www.61k.com）胡锦涛主席已先后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华盛顿和伦敦金融峰会，9月24日至25日还将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匹兹堡金融峰会，阐述中国应对危机的政策主张，推动国际社会加强协调对话，联手应对挑战。面对危机，温家宝总理向世界呼吁，“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中国为国际社会战胜危机注入了坚定信心，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保障公民合法权益 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前，中国平均每年只有几千人次出国，去年中国内地出境人数达4584万人次，中资企业遍布全球173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方面说明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保护中国海外公民、法人安全与合法权益的任务越来越重。

近年来，中国平均每年要处理大小领事保护案件3万多起，这些事件包括中国公民在海外遭绑架或在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空难、火灾中伤亡，海外劳务纠纷、华商店铺被查抄以及从政局发生动荡的国家实施撤侨行动等。这些事件起因错综复杂，处理难度较大，需要审慎甄别判断。

本着“执政为民”、“外交为民”的宗旨，党和国家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有关部门迅速反应、联络畅通、处理果断，最大限度地保障海外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妥善处理了一系列危机事件。作为职能部门，外交部专门成立了领事保护中心，24小时值班，不分昼夜。有一次，领事司的领导一个晚上被3次叫到办公室，紧急处理突发事件。驻外使领馆人员更是身处一线，殚精竭虑。这一切人民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为了更好地加强中国公民的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中国正在积极建立健全协调、预警、应急、服务和磋商机制。外交部领事司、各地方政府共同举办“树立海外中国公民文明形象宣传”活动，并推出《海外中国公民文明指南》、《中国公民海外安全常识》和《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等宣传品。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中国人谦和友善、尊俗守法、诚实守信的文明形象，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更好地保证广大海外侨胞人身财产安全，不断拓展海外发展空间。

总之，过去60年来，特别是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取得了长足进步。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入参与全球事务。对于分析中国1949年以来国际立场变化的观察家们来说，仅仅这一点就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中国外交60年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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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60年外交历程是中国外交的一次“长征”，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在世界上颇为孤立，只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与苏联的盟友关系并不愉快。(www.61k.com）20世纪50年代中苏交恶，中国外交和国家安全承受着新的压力。1960年中苏决裂后，中国在亚洲列敌环伺，与许多国家处于对抗关系（其中包括美国、苏联、日本、南朝鲜、印度以及许多东南亚国家），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给中国外交雪上加霜。70年代，中国开始逐步摆脱内乱，开始正常的对外交往。和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中国外交的真正进步始于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所以，我想把我对中国外交变化的观察分成两个阶段来谈:第一阶段1949～1979年;第二阶段1979～2009年。

中国外交的前30年

我认为以下特点影响着中国外交的第一个30年。第一，这一时期，就全球冷战“双极”结构和后来“战略大三角”结构而言，中国既是受害者，也是贡献者。这一时期中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并不乐观，在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全都受到直接威胁。中国通过“一边倒”促成了国际关系中“两个阵营”的形成。很多人认为，中国除了倒向苏联之外别无选择，因为美国人在1948～1949年已经关上了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目前，历史学家们还在讨论当时美国外交是否存在“失去中国机会”的问题，但到1950年2月，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两极世界已经巩固。

随后是朝鲜战争、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海危机、1960～1962年中印冲突、中苏关系破裂和1969年两国军事对峙、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的美越战争以及后来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没有和平的国家安全环境。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初，除了朝鲜和越南之外，中国在亚洲地区实际上是孤立的。当然，这种对抗关系的形成有中国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不要忘记中国所处的环境是列敌环伺。在这30年中，战争威胁确实存在，所以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军费支出，它还迫使毛泽东采取极端的做法，比如“三线”建设等。

第二，在国内，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政策包括:建立共产主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及对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政策。这些外交政策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总体而言，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带来好处，直到邓小平将政策的基础转为求真务实之后，中国外交才开始走向成功。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外交政策意味着中国对外部世界关上了大门，无法获得与其他国家交流所带来的益处。同时还要提到的是，不仅中国关上了大门，西方还有后来的苏联也迫使中国采取这一政策。

实际上当时的外交部是一个相对弱势的机构，甚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可能都比它重要。1956年成立的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是主要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后来该机构和其他一些机构也渐渐名存实亡。而且，当时没有真正的外交“智囊”机构。只有1958年成立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隶属于中央调查局的国际关系研究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前身），它们在撰写60年代反苏论战的文章方面发挥了作用，在当时的情报工作中也略有成绩，但在决策方面作用甚微。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内政治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贯穿始终。最初是1956中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波兰哥穆尔卡“革新”和匈牙利纳吉事件的关系，后来“反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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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苏联矛盾有关联，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对中苏关系也有直接影响。(www.61k.com]同样，1964年中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影响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则影响了中国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后来，当毛泽东和三个老帅在1969～1971年想开始与美国建立关系时，林彪、“四人帮”就从中破坏。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前美国外交官员先行访问中国之时，甚至一直到尼克松访华期间，“四人帮”还在极力破坏中国与美国的战略和解。

前30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外交采取的主要是统一战线策略，而不是战略性的全方位外交。这是一种消极的外交政策，主要看谁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基于积极的政策，主要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支持什么。中国常常采取的策略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总是运用辩证法来评估世界力量的变化，试图找出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矛盾和“对抗性”矛盾。因此，他一再寻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和解，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十二大上提出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之后，中国的基本外交策略才发生变化。在此之后，中国开始在所谓的“战略三角”中寻求发挥“枢纽”作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苏联解体。后来中国外交政策再度发生变化。

近30年中国外交的深刻变化和显著特征

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十分活跃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中国不仅在拉丁美洲和中东这些全新地区有自己的利益和存在，而且与美国、俄罗斯以及欧盟保持着良好关系。与此同时，它还改变了在亚洲的地区外交，重新恢复了在非洲的影响，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国际组织。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只限于建立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统一阵线。在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也很少发言。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们不会对外国媒体召开新闻发布会。在联合国，中国的投票方式常常是弃权。简而言之，当时中国外交迟疑而不自信，内向而不开放，被动而不主动，对抗而不合作，说得多做得少。今天的情形则刚好相反:中国外交自信，主动，合作，务实。这种变化并非一夕之功，而是长时间不断进步的结果。和中国改革其他方面一样，中国外交在摸索中不断进步;它在借鉴外国经验的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核心原则、利益和传统;它基于实际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它是全方位的，全球性的;它是睦邻的;它加强与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在地区和国际机构中勇于承担责任;它与主要大国保持平衡关系，同时关心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很多例子可以说明中国外交的深刻变化和中国在全球的参与。在这里，我只谈谈能代表中国外交过去30年的一些特点。

中国成为全球参与者这是最显著的特点。中国是当今积极参与全世界事务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美国）。尽管中国是全球参与者，但我还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全球大国。因为它的实力构成和它在全球的实力表现并不全面。中国在外交上无疑是一个大国，同时它也是一个全球经济大国，但我认为，中国在软实力和军事上都不是大国，它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实力还不全面。

第二个特点是过去30年来中国外交在化敌为友方面的能力。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与不少国家特别是亚洲邻国关系紧张。但今天新中国已经和所有这些国家特别是俄罗斯、日本、越南、印度和印尼都成为朋友，与世界各国都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完全处在和平环境之中，没有敌对国家（尽管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一些“非传统”威胁）。这种交友能力一半要归功于邓小平的和平发展思想:没有外部和平，就搞不好内部发展。而且这种政策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环境极为有利，同时也十分有利于亚洲的稳定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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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第三点是它积极支持多边主义。(www.61k.com]中国过去对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敬而远之，认为它们是束缚和遏制中国的工具。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1997～2003年，我们可以仔细观察到，中国从冷眼旁观者变成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全面参与者，而且批准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安全条约。尽管北京仍是一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仔细斟酌哪些问题愿意深度参与，但它的总体趋势是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和全球管理问题，越来越意识到中国作为全球大国的责任。

我们也相应地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国际维持和平行动;参与双边和多边军事演习;参与国际救灾行动;通过发表《国防白皮书》，开通国防部网站，开放内部单位和演习让外国武官参观等做法，使中国军队变得越来越透明。简而言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变得越来越国际化。

1978年以前，中国的外交政策决策系统是非制度化的。今天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它高度制度化，严格按规则办，共同讨论磋商。中央外办在整个过程中起着强有力的协调作用。外交部在日常外交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外交部的职业外交官训练有素。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这样的智囊部门定期在情报和政策方面提供参考意见，一些大学的学者现在也担当起这样的角色。总之，中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更加顺畅、高效和职业化，并成效显著。

在我看来，中国很好地处理了与美国和俄罗斯等大国的关系。尽管中美关系有过起伏，但今天两国交往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深度，我将它概括为两个“I”，即interdependence（互相依存）和institutionalization（制度化）。社会层次是广泛的互相依存，政府层次则是前所未有的制度化。

中国与那些可被称为“中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比较脆弱，充满不确定性（主要指欧盟、日本和印度）。尽管近几年中日关系的改善令人感到鼓舞，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两国关系还涌动着不信任的暗流。中印关系也是如此。中国与欧盟关系更为复杂，我认为自2006年10月以来出现的双方不愉快还会继续。

中国与中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过去30年来发展得十分顺利。不仅仅在经济层面，在商业、文化、军事、多边和政治层面也是如此。我这里所说的“政治”专指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所开展的政党外交。中国的开发援助在这些地区也很突出。因此，中国大大加强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最后，中国的公共外交成效日益显著。通过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比如孔子学院的建立、直言不讳的大使、政府发言人、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广泛的全球报道、奥运会、世博会等等，再加上其他公共外交手段，中国的全球形象得到极大改善。不过，我想把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区分开来。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但两者并不是一回事，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强。

以上是我对中国过去30年外交的一些初步看法。和其他领域一样，它显示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巨大进步。中国外交走过了不平坦的道路，取得了不平凡的成就，值得高度赞赏。

下面我将讨论一下中国和美国、俄罗斯、欧盟之间的关系，然后再略谈一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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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全球管理方面的参与情况。(www.61k.com)

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之间曾经被很多问题困扰，其中很重要的是台湾问题。虽然两国关系复杂，麻烦和困难也不少，但总体来说两国关系在合作、稳定和正常性方面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我认为，中美很好地处理了台湾问题，尽管华盛顿的政策并不能令北京满意（比如武器销售问题），但能确保海峡两岸稳定。两国关系在社会层面高度依存，在政府层面高度制度化。

过去30年来，两国关系经历了巨大变化，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目前两国关系是自1989年以来的最好状态。中美合作对全球和地区秩序必不可少，双方在广泛的全球问题上都有互动，这反映出1979年以来两国关系已经取得的巨大进步。不过，今天的一切都始于30年前，主要有以下变化。

两国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贸关系，1979年两国贸易额只有25亿美元，到2008年已经超过4000亿美元。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单一贸易伙伴（作为整体欧盟大于美国）。随着贸易额的增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急速增加:2009年1～8月达到1437亿美元。美国《财富》500强企业几乎都在中国开设业务，投资中国5万多家企业，实际投资额超过500亿美元。同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到2009年7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到8000亿美元（中国还通过第三国购买了美国的债务工具，分析家认为，如果加上这些，总量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

互相依存关系把中美两国社会紧紧联系在一起。数百万中国护照持有者同时持有美国绿卡，在美国工作，许多人定期往返于两国之间从事商业活动。30年前，美国大学里没有中国留学生，而单是2009学年在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就达到67000人，在中国大学里，美国学生人数已达11000人。

两国政府间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深入和高度制度化。30年前签订的第一个协议使两国政府开始接触，今天，两国间已经有60多个双边对话机制和工作小组，其中最重要的是战略经济对话。这些对话交流高度专业化，双方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两国首脑热线电话频繁联系，每年还在国际场合数度会晤。

1979年虽然两国有共同的敌人苏联，而且两国曾有效合作遏制苏联扩张，但实际上这一切仅限于亚洲地区，因为当时世界其他地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中国的存在。今天，中国在所有大陆都是全球性角色，因而势必会与美国发生碰撞。这种情况不但会继续，而且会促使双方更好地理解对方在第三方地区的核心利益。

台湾问题多年来给两国关系带来极大损害，而且20世纪50年代以来曾数度把两国推到战争边缘。但从2008年5月开始出现明显改善，这一趋势始于马英九当选台湾“总统”以后。但在此之前，华盛顿和北京曾有效合作，遏止了陈水扁通过追求“台独”挑起重大危机的企图。

当然，过去30年，双方也发生过危机和误解，但每次都成功化解。两国很清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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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双方都拥有核武器，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就很难控制。(www.61k.com］中美双方能够为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但如果双方形成敌对关系，就可能破坏这种和平，甚至摧毁整个世界。这正是双方军事交流对于战略稳定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

经过30年磨合，中美两国似乎已经进入“关系成熟期”，双方互相尊重、利益攸关，都意识到关系敌对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一切把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相互依存关系有望使两国在下一个30年里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合作中结出硕果。

中国和俄罗斯

中俄关系是冷战后变化最大的国际关系之一。事实上这种变化始于苏联解体之前，而且期间经历曲折。20世纪90年代初，两国关系开始稳定发展并不断深化，最终达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其他国家四种伙伴关系中层次最高的一种）的高度。这不但有利于两国关系，而且对中亚和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关系的形成有三个推动因素:在建立新的国际体系方面达成共识;能源互补;军事销售。

在国际方面，北京和莫斯科不仅有对全球问题几乎一致的官方意见，而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双方立场。它们都反对在国际事务中使用高压、制裁或武力手段（除了对俄罗斯的“近邻国家”之外）;它们共同合作建立“多极世界”。两国对世界问题的一致看法在布什担任美国总统期间达到高峰，并且这种一致性还会继续下去。

贸易虽然在两国关系中发挥作用，但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作用（2008年两国贸易额为568亿美元）。双边贸易主要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口能源和武器，中国向俄罗斯出口日用消费品。目前两国贸易额的90%是在能源和原材料领域。2007年以来两国达成了数宗重大能源交易，最近双方还签署了一项石油协议和两项天然气协议。2009年10月13～14日，在纪念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总额35亿美元的交易;互相通报发射弹道导弹情况;太空合作;原子能合作;文化交流等等。令人瞩目的是，在这些协议清单中并没有军事技术合作。在之前长达15年的时间里，双方密切合作，俄罗斯在广泛领域（其中包括弹道导弹开发、潜艇、驱逐舰、萨姆导弹、坦克技术、战斗机技术、网络战等）向中国提供了重要援助。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对中国的武器销售额每年达到近20亿美元，2001～2006年甚至上升到每年30亿美元。但此后却骤降到每年不足10亿美元。其中的原因有:合同到期，因为价格分歧而没有续签;中国“剽窃”了设计技术令俄罗斯十分恼火;俄罗斯军界和战略分析家不愿意看到一个逐渐强大的近邻;中国军工技术进步巨大;俄罗斯军事出口对象多样化等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造成近年来俄罗斯对华军售急剧减少。

尽管两国关系中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中国对俄罗斯远东的移民、两国在中亚的战略竞争等，但中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良好。鉴于两国关系的历史，单是两国是伙伴而不是对手这一事实就说明很多问题。

中国和欧洲

同样，目前中欧关系的发展水平也是前所未有的。欧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还有其他许多指标可以显示中欧关系新的深度和广度，其中包括每年到欧洲的中国游客达到120万人、目前有20万名中国学生在欧洲各大学学习等等。但2006年10月以来，中欧关系出现了“乌云”，双方关系因一些问题而恶化，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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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中国不满欧洲一些领导人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对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向欧盟市场倾销商品，以及知识产权问题;人权问题;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问题;欧洲继续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欧盟公众对中国的看法变差;欧盟在关于中国的政策声明立场更强硬，等等。[www.61k.com]由于以上原因，再加上其他因素，2007～2008年，中欧关系出现下滑，其顶点是中国取消了原定于2008年12月在法国里昂举行的中欧年度峰会。这种下滑与前十年双方关系的强劲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双方已经表示愿意制止这种下滑趋势，并努力使之在2009年呈现出某种稳定状态。与中美关系已经有30年的发展不同的是，中欧关系的历史更短（冷战结束后才真正开始），所以基础更薄弱。

中国和亚洲

在多年紧张关系之后，中国最近开始修补与许多邻国的关系。这种改善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如果中日关系、中越关系以及中印关系不稳定，亚洲就不会稳定，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东亚多年来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随着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出现新的形势，东亚关系正往好的方向发展。从更广的范围来说，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外交一直表现出色。在外交方面中国表现得更自信、更多元，也更主动;现在中国经济是地区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积极深入参与亚洲地区多边框架中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机构之中。同时，中国把这种情况与立场坚定的宣传活动结合起来，让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人相信，中国的“崛起”不是威胁。

今天，中国已经和除印度之外的所有邻国解决了陆上边界问题，并就南中国海和东海问题分别与东南亚国家和日本签署了协议。中国还与很多亚洲国家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同时，中国在建立上海合作组织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也是地区国家间互相依赖的深化，更重要的是，它改善了与所有邻国的双边关系，包括那些曾经与之为敌的国家。

中国和拉丁美洲

尽管中国与大多数拉美国家（除12个仍承认台湾为“国家”外）有良好的外交关系，但商业仍是目前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存在。

据中国海关统计，2008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1419亿美元，而且进出口平衡（中国进口713亿美元，出口706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增长，是2000年的11倍多，而且其增速还在加快，2007～2008年达到了40%。中国目前是很多拉美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巴西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国，占全部贸易额的40%。

从贸易结构来说，品种比较集中。中国购买的主要是原材料和农产品。中国对原材料的巨大需求造成全球原材料价格上涨，但给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等国家提供可观的收入。今天，中国消耗了全世界40%的煤、25%的镍、25%的铁、20%的铜和14%的铝。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第二大铜进口国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另一方面，拉美国家广泛进口中国的电子产品和制造品。从中国进口的大量纺织品、鞋类和其他低端消费品对拉美一些国家，尤其是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经济造成很大冲击。但总体来说，除墨西哥（一定程度上还有阿根廷）外，中国和拉美之间经济互补多于竞争。

中国在拉美地区经济中的存在及其快速增长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存在和影响力的一个缩影。

和平外交五项原则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中国和非洲

与拉美国家相比，中非关系历史更久，渊源更深，领域更广。（www.61k.com］中非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70年代，80年代虽然有所削弱，但9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发展。

2008年中非双边贸易额达到1068亿美元，并表现出和拉美一些相同的特点:中国从非洲进口大量原材料和石油，并用大量低端商品作为交换。安哥拉、南非、苏丹、尼日利亚和埃及是中国在非洲前五名的贸易伙伴。和在拉美一样，中国介入了非洲的能源和原材料领域，引起一些国家的忧虑。

中国还为非洲提供形式多样的援助和帮助:方式之一是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到2008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为非洲36个国家的300多个项目提供资金;方式之二是直接援助，到2008年，中国已经和非洲53个国家中的48个签署了双边援助协议;方式之三是直接建设基础设施;方式之四是中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如华为等公司在非洲一些国家投资了很多电信和电网升级工程;方式之五是提供范围广泛的技术训练项目，比如建立技术培训中心，派遣医疗人员，派遣青年志愿者到农村地区，每年为4000名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让他们来中国学习等等。

从外交上来说，中国与非洲大陆有着广泛良好的关系，并且还给一些非洲国家的军队提供武器。此外，中国还建立了多边的中非合作论坛，它与中东还建立了类似的地区组织。

全球治理

中国更深地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一系列“全球治理”问题中。尽管北京仍是一个有“选择的多边主义者”，但总体趋势是积极的，中国正在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中国过去回避多边主义，认为它是某种形式的阴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仍然徘徊在东亚地区性多边组织之外，但如今中国已经参与和介入亚洲国家间的多层次构架和非政府机构中。更重要的是，中国被认为是这些组织和团体中积极、建设性和合作的一员。

中国过去反对（至少是无视）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联盟关系。1997～1998年，中国对此尤其持批评态度，他们呼吁废除所有联盟关系，认为这是不必要的冷战残余。目前，中国则表示欢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赞扬美国为亚洲地区提供了安全和稳定的“公共产品”，使该地区得以有30年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增长和发展。

过去，如果出现地区安全和政治问题或者地区自然灾害，中国常常是作壁上观。今天，中国则积极参与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所起的关键调停作用，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曾在解决柬埔寨问题上发挥过关键作用。此外，中国还参与了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持和平行动。目前，中国有近2100名军事人员分布在世界近20个国家执行维和使命，这比联合国安理会任何成员国都多。这是中国向联合国做出坚定承诺的具体体现。中国可能是世界大国中最坚定支持联合国的国家。它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参与更加积极，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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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关键敏感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方面。[www.61k.com)在投票模式上，中国不再被视为“搭便车”。

在武器控制方面，中国曾是导弹及其零部件的重要扩散国，也是常规武器的重要出口国。但今天，中国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化武器公约》和《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等条约的严格履行者，此外，中国还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尽管中国还不是它的成员国。

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基本经验与未来转型

——一项内政外交相互关系视角的观察

一、内政外交互动视角的六十年外交基本经验

内政外交关系一直是考察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但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界定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派认为,内政决定外交,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家外交政策往往受到国内政治的极大制约。有的则认为,外交具有相对独立性,国家应具有抽象的理性,对国内影响因素黑箱化,成为统一国家和单一国家。本文认为,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国家的内政外交关系并不是纯理想类型的,而是具有复杂互动情境的。一般来说,内政外交的相互关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互动(interaction),主要体现为重大历史事件、政策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显性层面。二是互构(inter-construction),主要体现为国家的本质属性、自我认知与国际角色身份三者在国家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中的相互建构,是隐性层面,体现了更深层次的逻辑结果。互动是互构的基础,互构体现在互动进程中,但固化了互动的成果。从内政外交相互关系视角观察,60年来,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经验是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把独立自主与广交朋友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外交,同时把和平外交与捍卫核心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力更生,同时把自力更生与对开放结合起来。

1.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把独立自与广交朋友结合起来。邓小平在十二大报告开幕中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所谓独立自主,对内,指中国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力量来办①;对外,指对于一切国际事务,从中国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不屈从于任何来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不以意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异同为标准处理国家关系。

独立自主的实质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整。独立自主是任何大国立国之本,也是建构国内部属性和国际地位的根本标准。不自立者无以足。新中国之所以将独立自主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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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外关系基本立足点,是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原因的。[www.61k.com）1840年以来,旧统治者们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②,投降卖国是历代旧政府统治合法性发生危机,最终丧失政权的重要根源。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反帝反封建作为合法性源泉,坚持独立自主是这一合法性在外交领域的深刻体现。与苏联的分裂尽管与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气质性格不无关系,但根本上还是因为苏联的诸多行为,如试图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指责中国炮击金门,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等严重挑战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如果听任苏联所为,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政治谈判中,邓小平之所以一再强调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强调中国政府不能做李鸿章③是相同的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反对投降卖国,强调捍卫主权,这是历史上一贯欺凌他国的那些大国所难以理解的。对独立自主的强调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内政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中国民族民主国家属性的必然要求,既是领导人和全民族历史记忆中不可抹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必由之路。

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始终进行着独立自主的诉求。前三十年,这种诉求体现得更为明显,与国家本土安全、祖国统一、领土完整等重大事件联系得更为密切,也包含维护主权独立、民族尊严、防止外国干涉内政等具体层面。无论是在对苏外交中捍卫主权地位,还是采取种种措施力图化解美国、苏联先后对中国本土安全造成的威胁,都是独立自主的显现。后三十年,对中国本土安全的威胁基本消除,但干涉中国内政,伤害民族情感,妨碍国家统一、领土争端等事关独立自主的问题仍始终存在。例如,“一条线”战略使得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依附于美,可能会在台湾问题上让步④。为了维护独立自主,改革开放不久,中国毅然放弃了“一条线”战略。为了强调独立自主,中国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重新表述了外交政策,将独立自主作为和平外交政策的定语和基点。但中国维护独立自主的道路仍很漫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在中国内政、台湾、西藏、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的独立自主造成损害,中国也一直与之展开正义斗争。新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在人权、“藏独”、“疆独”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维护独立自主与干涉独立自主的斗争。维护独立自主始终是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基本轴心,是一种政治诉求。

中国的独立自主不是自我孤立,独立过分,不与人合作⑤,不是不交朋友。事实上,新中国六十年一直强调广交朋友,注意与各国合作,发展友好关系同样是广交朋友,前三十年更多遵循战争与革命思维模式,寄希望于结盟外交和缔结国际统一战的方式。中国先是联苏反美,后来又联美抗苏,就通过结盟来结交朋友,对抗超级大国的压力。结盟交朋友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独立自主。与苏联结盟当时情况下有利于维护新中国的安全,迅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也有利于中国提前收回苏联在华权。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缓解苏联对中国的事威胁,打开对西方国家外交新局面,并为中国后的对外开放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交朋友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不损害国家主权独和领土完整为前提。但结盟主要是以国划线,往会陷入“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的简单逻辑,容易忽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在实际工作中,盟外交是柄双刃剑,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国的独立自主,有时还损害中国维护和平与正义国际形象。为了维护独立自主地位,中国先后结与苏美的盟友、准盟友关系。后三十年,新中国仍广交朋友,但奉行对事不对国的思维模式,强调通多边主义和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方式来处理,超了结盟外交。不结盟并不代表我们不交朋友,只交朋友的原则和方式有别。不再以国划线,而是事划线。我们继续以第三世界为立足点,同时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搞好关系,谁都不得罪,与谁都好合作,建立伙伴关系。但是,力图讲公道话,办道事,谁推行霸权主义、霸权政治,妄图发动战争,涉他国内政,我们就反对谁。因此,后三十年交朋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强调遵循国际法准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把广交朋友、友好合作与独自主结合起来,不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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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而是致力于通过国组织与双边多边合作发展对外关系。[www.61k.com]

2.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平外交,同时把和平外与捍卫核心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新中国六十年始坚持和平外交政策,无论是在领导人讲话还是在式的政府工作报告和党代会报告中,都明确提出行和平外交政策,只不过后三十年具体表述为独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⑥。前三十年,虽然没有如正式表述,但独立自主一直是和平的基石⑦。和外交是目标、原则和手段的三位一体。和平外交策的目标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争取和国际环境,确保本土和平,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则,手段是和平发展。

新中国六十年始终将和平作为外交政策的。尽管在一段时间内受到极左思想的批判,并以世界革命替代,但总体上维护世界和平一直是新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之一。同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缔造和平的周边环境,195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进行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点更是得到邓小平的多次强调。打造本土和平的实质就是维护国家本土安全,这一点无须多说。 和平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的基本手段。说手段,指我们按照和平共处原则,通过和平发展的手段来实现我们的外交目标。新中国六十年始终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各国关系,把和平共处作为首要原则,在遭遇争端时,和平协商,求同化异,化异不成再存异,力求树立和平外交风范。和平外交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属性和历史任务所决定的,和平共处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政治传统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对外思维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体现。

新中国六十年始终坚持以和平发展的方式来壮大自己。前三十年我们主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来进行经济建设。后三十年,我们主动打开国门,通过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方式来增强国力,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寄希望于重复历史上西方列强的殖民掠夺、剥削道路和像西方大国那样从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获得有利于已的经济分工。当今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海外投资、能源合作等都是建立在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完全是通过和平而非强制或霸权、殖民的方式完成的。

和平是新中国国家属性的内在特质,和平共处、和平发展是贯穿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基本经验。不同的是,前三十年,我们是一种被动的和平,在世界大战和侵略战争的威胁下,只能通过反战的方式来维护世界和平,但更紧迫的任务是实现本土和平,维护国家安全不受大规模入侵,获得一个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建设新中国。前三十年,始终是把战争与和平联系一起的。后三十年,我们更多是一种主动的和平,因为认为世界性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和平是有希望的,把和平与反霸、强权政治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是导致局部战争、动荡的根源。但这时的和平已经超越了本土和平,因为中国遭受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环境和平,即形成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抢时间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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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坚持和平外交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非平方式,事实上,一旦涉及核心国家利益,新中国曾经毫不犹豫地使用过非和平方式,但其目的都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国家利益。(www.61k.com）是因为,和平手段已经无法实现和平目标,只能以和平方式来推进和平。以非和平方式维护核心国利益与和平外交并不矛盾,而是同一事物的两个面。中国一贯认为,非和平手段只是必要的自卫,是配合和平手段使用,是为了以战止战。前三十年,无论是朝鲜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还是对印、对自卫反击战,甚至包括在炮击金门中的与美博弈,中国都注意把外交与军事结合起来,互相配合解问题。后三十年,本土危险基本消除了,新中国就要采取和平方式来消化、处理一些热点争端,但并有放弃增强自身的国防实力,其目的就是当未来旦重新面临对核心国家利益的重大威胁时,能够好地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3.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力更生,同时把自力更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一相承,自力更生同样是新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基要求。自力更生指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的事情,它是保证独立自主与和平外交的必要求。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直是新中处理对外关系的立足点,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它就为中国共产党遵循的基本方针,建国后又多次被家领导人强调,成为中国经验的第一条⑧。长此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被塑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份和行为标志之一,与历代反动政权的卖国求荣、洋自重相对应,在政策话语宣传体系中不停地建构自力更生,以我为主是新中国外交六十年的基本验。这既是由中国的历史和大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独立自主的方针决定的。要实现独立自主就自力更生。不自力更生,一味依附外援,依附他国必然会损害独立自主。前三十年,中国的自力更是一种相对被动、封闭的自力更生。西方集团的锁,使得我们只能一半开放,寻求苏联帮助。与苏关系破裂后,封闭程度更高了。后三十年,我们的力更生是积极主动、开放的自力更生。我们吸引资和外国技术,但不是乞求,而是通过税收优惠、价劳动力和开放市场等予以交换。

同时,自力更生又与对外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对外开放,争取外援是配合、补充自力更生。在一个联系日益密切的现代社会,自我孤立不可能。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并不完全是封闭的。前三十年也至少是半开放的,与苏联结盟期间,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贸联系和社会往来非常密切。七十年代后,随着中美和解,中国与西方的经贸联系大幅增长,197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猛增至9.3亿多美元,1975年中日贸易额增加到37.8亿美元,日、美分别成为中国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⑨。即使在五六十年代,中国也希望对外开放,开展同各国尤其是西方大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贸易往来,只不过政治原因干扰、阻隔了这种愿望的实现。尽管如此,同近邻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技术合作也是有成效的,恢复邦交之前两国的民间贸易往来和社会文化交流十分活跃。1962年,中日缔结了综合贸易协定和中日贸易备忘录⑩,使中日关系由民间进入“半官半民”阶段。另一方面,新中国十分注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外向程度很高,但外向并不等于对外依赖和依附。作为国民经济的命脉,我国的工业体系、信息体系、科学技术体系都始终掌握在国有资本之中,受到国家有效控制。无论是曾经的制裁,还是目前的金融危机只能使中国面临困难,但不会使中国崩溃。中国人仍然将自力更生牢牢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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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新中国外交而言,内政外交相互关系的第一层次:内政外交互动这一点在上述三条基本经验中表现得较为充分。（www.61k.com)三条基本经验贯穿于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始终,它们源于中国近代以来特定历史遭遇的国内政治条件,也缘于二战后风云变幻的国际政治大环境及中国对这种大环境的反应。每一条基本经验中,前半条基本经验(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自力更生)的形成本身既是国内政治的产物,同时又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再通过国内政治的发酵后形成中国对外政策结果,体现了内政对外交的反应。这种反应造就了后半条基本经验(广交朋友、捍卫核心国家利益、对外开放),但后半条基本经验则经历着曲折历程,使独立自主与广交朋友、和平发展与维护核心国家利益、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之间经历着复杂的互动交织关系,它体现在新中国尤其是前三十年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中,也反映于新中国剧烈变化的外交政策、话语宣示和实际外交行为中。

从总体上看,前三十年中国外交的任务更多体现在求独立、求生存,求主权、求尊严方面,革命外交、斗争外交的特征相对明显。后三十年则更多体现为求发展、求平等,融入外交、合作外交的特点更为突出。但是,无论呈现出哪种特征,新中国所有交行为的基点都是国家利益,只不过,前后三十年于国内国际环境的影响,由于国内属性、认知和国角色的双向复杂建构,使得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和重点有所不同。前三十年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多从治角度,侧重点也放在国家安全和政治尊严等方面,因为这一阶段所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关系到年轻共和国能不能在世界舞台上站得稳、立得住并被国承认,涉及的是独立、生存、主权、尊严等“国本”题。后三十年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多从经济建设度,侧重点放在经济发展和为此创造和平的国际境等方面。因为这时,随着战争危险的逐渐消失,着中美苏三角关系的稳定,随着周边热点问题和土争端的降温,同时也有很大国内政治建构的需要,政治性诉求下降,而经济发展需求上升。

二、国内属性、自我认知、国际角色的互构与中国外交变化

新中国六十年外交基本经验在更深的层次上由国内政治属性建构的,而国际角色身份又使得中国必须把内外两个向度的因果逻辑和关系模式合起来处理对外关系。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自更生都建基在共和国的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等国属性基础上。属性是国家的本质规定性,是国家基本身份。国内属性和身份影响国家对利益的界和选择,进而影响对外政策和行为。无论是与苏的结盟、抗美援朝、支持第三世界殖民地解放运动正确的选择,还是短暂的极左外交、超出国力支持尔巴尼亚、越南等国,推行世界革命等错误决策,们既深刻地受制于国内属性,又与中国履行国际色身份的责任与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更深层即互构层次来理解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基本经验,需要从国家的内部属性、自我认知和国际角色身三者间的关系出发。新中国外交六十年中,内政外交互相影响、互相建构,并通过以下方式体现。政,包括国内属性、自我认知、国内战略,他们之间复杂互动造成国家对内对外身份的诉求,影响国政局与对外政策、行为。反过来,对外身份和认知会建构或强化国内身份和属性。

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将国家身份分为四类:(1)个人或团体身份;(2)类属身份;(3)角色身份;(4)集体身份○11。以此界分的话,新中国建立后所成的四种身份分别是:(1)团体身份:现代主权(族、民主)国家。中国古代的自我认知中不存在主概念,近代以来,随着朝贡体系瓦解和国际体系的冲击,再经由资产阶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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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革命,反对外敌入侵和新民主义革命的洗礼,新中国建立后,开始按照现代主国家四的要素:领土、人口、主权和合法政府来认知、定位自身,形成民族国家、民主国家的属性。［www.61k.com）(2)类属身份: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共产党)国家。这是中国内部革命的历史结果。(3)角色身份:社会主义大国(20世纪50年代初形成,后来演化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尤其在20世纪60—70年代体现得最为充分)、第三世界大国(20世纪60年代形成,80年代后演化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4)集体身份:负责任的地区大国(20世纪90年代后)。上述四种身份又可以划分为两类:前两种身份先于国际体系,主要是国家在国内的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的,反映国家的国内属性和自我认知。后两种则是国家在国际体系的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集中反映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定位。国家的身份是国内属性与国际结构(包括环境和角色)互相建构的产物,是二者的统一。反过来,身份会影响国家对权力的正确使用和利益的准确界定,进而影响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行为实施。当然,这种影响在具体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可能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不同后果。 新中国的国内属性可分为政治属性、经济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政治属性包括阶级国家属性(社会主义国家)、民族国家属性(现代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属性(现代民主国家)。经济社会属性则主要指中国生产力还不发达,经济社会仍很落后,仍是发展中国家。只不过前三十年这一属性和身份认知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时常被其他属性所干扰。文化属性则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属性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属性。前三十年,共和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大多体现在主权、生存、安全和尊严等政治领域,这些挑战既是国内民族民主革命延续的产物,也体现了阶级国家、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属性对国际压力的反作用。这些认知反映到具有特定历史境遇的领导人群体中,必然会对新中国外交的政策制定、话语宣示和实际外交走向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其一,国内属性作为内部政治的本质规定性,深刻影响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定,影响对外政策的制定,进而建构、塑造新型国际角色身份。新中国的阶级属性即社会主义国家身份深刻影响了新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认定,影响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如实施“一边倒”,与苏联缔结同盟,抗美援朝,逐步为自己塑造社会主义体系中重要国家的国际角色身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深刻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给我们的○12。“一边倒”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逻的必然结果,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这一阶级属的必然结果,也是解放战争期间美苏两个大国对场战争双方的态度和政策的必然结果,具有深刻国内历史延续性。即使新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方国家建交,但在当时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政治构中,中国的外交重心仍然会放在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而不是走中间道路仍是国的基本选择。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最初为新中所构想的是一个非常灵活的、全方位的对外友好系○13,但通过国内革命的进程以及与美苏等大国国际互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认识到,只有“一边倒”,才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抗美援朝加快了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这国际角色身份的塑造进程。毛泽东曾经强调,直中国抗美援朝以后,斯大林才开始相信中国党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4。中国选择了抗美援朝,就味着继续塑造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身份承担与之相关的责任与义务○15。选择抗美援朝是内政治所深刻决定的。它受到当时中国作为社会义国家这一阶级属性的深刻建构,是“一边倒”政的逻辑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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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www.61k.com]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民族主权国家,地缘政治角度考虑○16,为了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避免唇亡齿寒,中国也有必要支持朝鲜。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内阶级属性对国家利益认定、新型国际身份的塑造和对外政策的影响更显著。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左”的错误思日益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国家的性日益彰显,国内政治逐步趋于非理性,阶级斗争大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观念外溢到对关系领域,形成世界革命理念,中国因而一度改变先前不搞革命输出的承诺,把世界革命看成是中的重要国家利益。在世界革命的狂热理想和错误践中,中国逐渐建构起一种新的国际角色身份:无阶级国际主义国家,它意味着中国有义务在全世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终导致1966—1968年期间中国极“左”外交的出现,革命外交路线一度成为对外关系指导思想○17。外与内政之间没有隔离带使得中国的国际形象受到大损害,不利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1960年代期,毛泽东、周恩来开始注意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建防火墙,尽可能祛除国内政治斗争、传统身份政治和以美为敌的固有意识形态的不利影响,而是以维护国本土安全这一重大利益为目标,更多从安全和力视角思考问题,作出了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具体进程仍然不时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干扰○18。由于美国被建构成中国的敌人这一身份已达20多年,中美首脑会晤后,基于传统的身份政治思维,许多人感到很难理解,伟大领袖为什么会与帝国主义头子握手呢? 国内属性尤其是政治属性会引发自我认知定位。国内属性对新中国利益的认定和对外政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内认知体现的,换句话说,将国内属性与国家对外政策、国际角色身份予以连接的中间环节是领导人的认知。“一边倒”、抗美援朝、中苏分裂毫无疑问都带有毛泽东对国内属性与国际身份认知的深刻烙印。如中苏分裂就与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对新生的共和国民族民主国家这一属性的敏感认知有关,它与捍卫新生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和维护领土完整等重大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最终使领导人作出了不惜政治上的破裂也要与苏联进行斗争的决策。

其二,新中国国际角色身份责任的履行固化了国内的政治选择,强化国内属性和自我认知,从而影响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国际角色身份反过来可能会固化国内的政治选择,影响内部政治。例如,中国在波匈事件中协助苏联履行了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通过与其他体系成员的互动,中国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进一步彰显,威望提高。同时中国领导人也领略了波匈事件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这反过来增强了中国在国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领导,固化国家阶级属性的意识。这种意识被看成是导致反右扩大化的重要国际因素。同样,社会主义大国的国际角色身份使中国党感觉要捍卫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健康发展负责,它是导致中苏论战和中苏分裂的重要心理因素。国内政治与国际角色互相建构,构成了复杂的内外政治新变化。中苏分裂不仅具有内部政治的原因,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国内政治趋向非理性化。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清楚地指出,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对出现“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的担心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中苏分裂不仅具有外交和国际因素,在国际上也刺激了中国要强化履行社会主义大国的身份责任,它也是后来中国推动世界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和平外交五项原则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其三,国内政治属性的互动与冲突影响新中国际角色身份的正确履行,造成彼此间的冲突,影中国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认知,影响对外政策。（www.61k.com]阶国家、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三重属性和多种国际角叠加重合在一起,使新中国外交面临的形势十分杂,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身份错位和色冲突,影响到对国家利益的正确认知。例如,中既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与广大亚非拉国家一样,致于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这两种属性如果外到国际体系中会造成两种身份:无产阶级国际主国家和第三世界大国,它意味着中国在两种体系都负有相关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处理不好,二者生叠加以后,就会干扰中国的冷静判断,使中国对行为自我矛盾。例如,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一方面为了争取亚、非、拉国家的政治支持,大力持其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却在少数国家同时持共产党的革命行为○19。如前所述,这种错误政不仅遭遇严重挫折,更损害了中国的威望。

如果说前三十年内政对外交的影响主要体现国家的政治属性上,那么,后三十年政治属性的影则逐渐得到有效的控制,国内战略即以经济建设中心和发展中国家身份成为界定国家利益,影响交政策的根本因素。国内战略的制定显然得益于们对自身内部属性的再认识。例如,我们对发展国家这一国内属性的强调,是因为我们经济社会展不足,需要把实现经济利益作为对外关系重点在国际舞台上,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又使得我们实与此相关的政策,如以第三世界国家为立足点成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后,内政与交仍然具有深刻的互构关系,但与前三十年相比,政对外交的决定性影响展现得更为稳定,主要体在内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根本上规定了外交作的性质和范围。

与前三十年相比,后三十年中国外交中的政性诉求开始下降,经济性诉求上升,求生存和尊严任务基本结束,求平等、求发展任务显著增加。这变化与国内政局变化密切相联,国内变化重新界了国家的对外利益,也改变了外交工作的目标和务。外交工作开始转变为推进国内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谋求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境。外交虽然仍受制于内政,但这是一种总体上制约,不象前三十年那样容易受到国内政局影响频繁波动。这样,国内求稳定,国际求和平,才能保证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完成。邓小平曾经多次强调指出,经济工作是最大的、压倒一切的政治,是解决国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所以,争取和平是中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是中国搞建设的需要○20。外交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历任外交工作者的一贯共识。现任外交部长杨洁篪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就是自觉从国内建设和发展需要出发开展工作,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21。 将国内属性、自我认知和国内战略三个国内因素替换到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基本经验中,不难发现,无论是独立自主、和平发展还是自力更生都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属性、经济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基础上,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根源。六十年来,共和国的国内属性并没有根本变化,因而上述三个基本经验也就没有根本变化,它们是构成新中国六十年外交的不变主题,是一以贯之的根本逻辑。另一方面,广交朋友方式、维护核心国家利益方式和对外开放形态在前后三十年中有了不同的变化。原因在于,前三十年,国内属性的外溢功能由于受到自我认知的影响而产生了不同的后果,受到干扰、激化或推进,影响国家利益的界定和外交政策的制定、实施,这种后果是导致广交朋友、维护核心国家利益和对外开放的方式和形式等在前后三十年发生巨大改变的本质原因。尤其是前三十年那些错误的政策和

和平外交五项原则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行为很明显是国内政治属性中某些因素被不正确认知以至无限放大和错误激化的结果。[www.61k.com］

前三十年的中国在国内政治与对外政策方面似乎难以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内政外交彼此易受感染。其根本原因在于,领导层是否保持理性、清醒的头脑,对国家利益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界定。如果国内政治清明、理性、务实,就会形成正确的认知,就能在国内属性和国际角色之间建立起理性、正确的关系。1957年以前,当作为主要领导人和决策者的毛泽东头脑清醒,决策理性时,内政外交这种互动关系就会导致较为良性的后果,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例如,无论是“一边倒”还是顶住苏联人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协助解决波匈事件都没有使中国内政外交发生大的问题,反而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向心力。这一阶段,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诉求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坚决贯彻。但自1960年代开始,国内政治的非理性冲动逐渐外溢到对外政策和行为中,过度的甚至无原则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责任和世界革命狂热理想取代了和平外交,成为外交总路线。

汲取前三十年的相关教训,后三十年,国内政的理性和清明以及领导人自我认知的改变有效隔了国内属性所引发的意识形态与国际角色身份之的关联,基本消除了二者负面互动对国家利益正界定和对外政策正确制定产生的负面影响。尽管们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再片面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再热衷于领导际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结起来,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级政党的关系。即使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我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当头,不扛旗,埋头发展自己尽管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负有相关的国际务,但后三十年的对外支援建立在力所能及的理基础上,没有透支国力,而是以自己的发展来推动展中国家的发展。这样,曾经对外交政策产生负影响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国家身份逐渐消解,第世界大国的身份则被发展中大国的身份所取代。三十年,中国还始终注意正确控制民族国家属性民主国家属性对内外政策的影响方式及程度。对香港、澳门回归,主要采取外交谈判和政治斗争式。对于台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只是强调在特情况下使用武力。而“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在香港澳门的实施意味着,中国民主革命已经结束,将来论是否通过武力统一台湾,也不是国内革命的继续,而是分裂与反分裂之争。处理与其他国家的领土端也主要遵循外交妥协和忍耐的原则。以上做法本杜绝了国内的阶级国家、民族国家、民主国家对国内政和外交的负面干扰,而主要发挥其正面影功能,为中国缔造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加快自身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总之,不同于前三十年的度失控,后三十年,共和国对国内政治属性是可的。正因为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建立了防火墙,所以,国内国际风云变幻难以直接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使它显得较为稳定。

三、内政外交相互关系与未来外交转型

新中国外交六十年是内政决定外交,外交影响政,内政外交互构的六十年。这种相互关系是通过动和互构两个层次展现的,并体现为三个基本经中。前三十年,总体上来看,内政的这种决定性程稍弱,外交对内政的互构程度更大,内政外交关系得很不稳定。后三十年,内政对外交的决定性程度高且更趋于稳定。内政外交的这种相互关系模式在可预期的时间内仍然会构成未来中国外交的基本脉,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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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基本形态,这是由执政党三十年形成的内政外交关系的既有认知模式决定的。[www.61k.com)

另一方面,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政外交的既有相互关系模式有可能限制中国未来国际地位和外交大战略的制定。既有的内政外交相互关系模式是在既往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无法脱离新中国六十年的综合国力、内外政治和国际环境的制约,它是与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关联的。近年来,中国的国力增长速度和国际地位提升程度已经超过国人的预期,未来若干年,这一趋势只会加快而不会逆转。因此,能不能抓住历史机遇,乘势而上,是考验当代中华儿女智慧的重大命题,要完成这一任务,迫切需要与这种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交总体战略的制定,以为未来之中国谋发展。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22。美国自100多年前崛起以来,之所以长盛而未衰,固然与其硬实力有关,但与其有一大批战略家,为其未来发展出谋划策不无关系。客观地说,与邓小平为国内建设制定的三步走的发展大战略相比,中国在外交方面没有大战略。要改变这种状况,不放纵难得的历史机遇,首先需要做的是突破既往内政外交相互关系模式的认知,摆脱外交单纯为内政服务的传统观点,以实现中国未来国际地位的前瞻性目标为原则,正确定位内政外交关系,进而以统一利益为基点,形成新型的内政外交互动关系,重视并推进国际大战略制定。

欲实现上述目标,首先要改变外交对内政的依附现状,让外交与内政彼此独立,探索外交政策和行为的独立规律,形成新型的内外关系模式。在积聚国力的原始积累时期,外交为内政服务是必经的历史阶段,但当中国国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就需要重新审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了,不能再简单地提外交为内政服务了。如同前几年调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一样,未来的中国也有必要调整外交行为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外交内政彼此独立,外交战略应与经济建设一样,都成为未来六十年新中国的主导战略,在此基础上,再寻求二者良性互动的新模式。当然,这种新模式有待于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逐渐探索,但不管怎样,外交工作要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话语权,它与经济建设相辅相成,但不能简单地服从、服务于它。经济利益是其他利益的重要基础,但毕竟它具有可再生性,而外交维护的利益往往具有不可再生性,如国家领土、主权、尊严、统一等。时不我待,很多历史机遇一旦丧失就难再抓住。外交具体工作可以为经济建设服务,但外交战略要是为国家战略利益和长远目标服务。未来的中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负有发展的责任,更负有维护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责任,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后二者都需要通过直接的外交工作去实施和展现。

同时,外交行为要探索自身的行为模式和独立工作规律,确定自身工作的结构比重。尤其是不能局限于具体事务,要适当地提升层次、目标与规格,眼于与国家未来国际地位的总体规划,前瞻性国家标的制定,谋划总体对外战略,实现更高层次的战利益、政治利益,例如,像二战后的美国、苏联那样住历史赋予的机会,争取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提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彰显中华文明的历史价值。 其次,未来的中国外交要想大幅推进中国国地位提升,就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内政中相因素的负面影响,形成外向内向相结合的利益观,追求统一利益放在对外行为的首要地位。统一利是一个复合性和整体性的国家利益结构,它超越前六十年我们相对单一的利益诉求,在这个利益构中,有国家生存、主权和尊严

和平外交五项原则 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的利益,如祖国统一领土争端等政治性利益,也有经济发展、对外贸易长,海外投资等经济利益,但更有国家国际地位升,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的影响力增加等历史性、略性利益。(www.61k.com］未来三十年,人民共和国仍然会求生存求主权、求尊严,因为相关困扰仍未完全解决;也继续求发展、求平等,因为没有发展,没有平等就可能实现其他利益。但是,人们应有更宽广的胸来思考中国未来的战略利益定位,单一利益诉求以包容在更宽广的地区和全球战略利益诉求中,应阻碍中国向更远目标前行。真正到了大目标实那一天,这些问题可能会有更好的解决方式,更容地解决。 第三,开展公共学术辩论,合理确定中国发展要达到的目标地位和相应的国际身份,以统一国利益为基点,以新型责任大国身份为目标,统帅处内政外交相互关系,制定外交总体战略。当前中缺乏相关外交政策和战略的辩论,不仅在外交体内缺乏政策辩论,就是在相对超脱的国际关系和交学界也缺乏相应的公共学术辩论。要推进未来国外交大战略的实施,有必要就中国未来目标地和相应的国际身份定位展开辩论。本文认为,二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党代会报告中提到的实现中华族伟大复兴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国际地位的坐标,就是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建构责任大国的国际身份。这一身份首先立足于亚洲,随着中国实力发展和国地位提升,逐渐向全球演进。当今中国具有多重国内身份,但随着阶级国家属性与对外政策间的理性隔绝,随着未来国家统一、领土争端等问题的解决,中国其他政治属性对外交的影响也将逐渐淡化,这样,到中国的发展任务基本完成后,未来中国对外将只会有一个身份,就是责任大国身份。应按此身份来追求统一利益,处理内政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学术辩论为有关部门提供制定具有明确的分阶段战略措施和具体目标的外交总体战略的理性思考,例如象美国那样,定期出台国家战略报告,积极制定地区战略和全球战略等。

四、结论

内政外交互动关系是理解新中国外交六十年基本历程的根本。内政主要体现为国内属性、自我认知和国内战略的交互作用,外交则体现为国际角色身份及与之相符的角色期待。国内属性、认知和战略与国际角色身份之间互相建构,彼此影响,推动了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化进程,反过来,中国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也不断塑造着内政外交互构关系的演进与变化。国内属性、自我认知和国际角色间互构关系变化所产生的不同逻辑结果是导致新中国六十年外交政策变与不变的根本原因。但是,内政决定外交的传统模式可能会限制中国未来的外交转型,限制中国发展与其未来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交总体战略的制定。因此,未来的中国外交有必要建树一种以内政外交彼此独立为前提的新型内政外交相互关系,制定以统一国家利益为基点的外交总体战略,以履行中国未来责任大国身份为目标,实施外交转型。即:由外交更多受制于内政向内外平衡、良性互构转型,由过多强调军事忍耐、外交忍耐向全方位维护国家利益转型,由偏重国内发展战略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重视国际战略和提升中国大国地位转型。

二 : 高阳台.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

高阳台.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

石鉴明

一个地球，多极世界，哪里不望和平？然而霸权，到处侵略战争。民众遭难苦呻吟。喜中国，还有缅印，倡和处，尊重主权，领土完整。

六旬五项原则行，大多国遵守，广获嘉评。强劲东风，扫除阴霾乌云。但愿天气日夜好，阳光灿，星亮月明。文明兴，烽烟散尽，乾坤安宁。

2014.6.27于长沙

三 : 光华永驻　历久弥新——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五十周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载着世界各国人民的和平夙愿与发展期盼，已走过了50年的不凡历程。岁月的长河，见证了它对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卓越贡献，也见证了它与时俱进的坚实步伐。1954年6月，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为内容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中国与印度和缅甸相互关系的准则，分别写入中印、中缅发表的联合声明。此后，由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继被翌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多边国际会议以及不结盟运动所接受。它的基本内容已涵盖于联合国通过的一些宣言之中，成为国与国之间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公认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和运用，被誉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概括了新型国家关系的本质，体现了时代的发展潮流和世界各国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回顾历史，产生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近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支撑了当时的国际秩序，但它所反映的主权原则和平等精神是不包括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因此带有根本的局限性。近代以来，强权政治的存在是世界历史的基本现实，大国争霸的历史反复讲述着一个同样的故事：大国依靠侵略战争而崛起、实行对外扩张而获取资源，最终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急剧变动，甚至引发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新赢得独立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走上国际政治舞台。为了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它们要求在独立、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恰反映了这一要求和愿望。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50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它的强大生命力已被国际关系的发展历程所证实。它代表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需要，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各国相互依存，世界多元多样的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与时俱进，正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被充实和丰富。针对当前的国际关系形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涵正着重反映于以下主张：坚持国家主权平等、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联合国等机制的作用。中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积极倡导者和忠实奉行者，有其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必然性。首先，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孕育了一种以兼收并蓄、富于包容为特征的“和”文化。中国人自古就以“和为贵”；讲究“和而不同”；鼓励相互补充、相互借鉴；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这种求“和”理念的影响下，中国人民形成了崇尚和平、反对暴力和战争的历史传统。其次，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深受强权欺压，历经救亡图存的百年奋斗，深知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是何等重要。因此，新中国外交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和平之选，选择了永远不称霸的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世界和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中国长期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早已载入中国宪法，并体现在中国与160多个国家的建交公报中。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的信念：即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维护世界的和平，正所谓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到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并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多方面的朋友。日益增多、不断深化的中外合作不仅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注入了活力，也为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机遇。世界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所走的和平发展之路，是人类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好国家间冲突、实现互利共赢的良好例证。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追求和平事业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正如胡锦涛主席多次强调的，中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为增进中国同各国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国同各国的互利合作做出不懈努力。可以相信，在这片和平文化根深蒂固的土地上，中国外交定将继续忠实地与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站在一起，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事业；忠实地传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髓，让这一科学的国际关系理念光华永驻，历久弥新。

四 :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要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涵释义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于1953年底由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是在建立各国间正常关系及进行交流合作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得到中国、印度和缅甸政府共同倡导。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完整体现，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主要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会见与中国存在着领土纠纷的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具体内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基本思想理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54年6月，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因看到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赢得很高的国际威望而对中国感到“担心”。据官方说法，对此，周恩来“有针对性地阐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思想”：

“各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自主权利是必须得到尊重的。各国人民都应该有选择其国家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权利，不应受到其它国家的干涉。

和平共处五项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内涵释义

基本内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这三项是处理各国政治关系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主权是指1个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处理内部和外部一切事务而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权利，是国家的根本属性和独立的根本标志。主权国家有选择本国社会政治制度、独立自主地决定本国对内对外政策、管辖本国公民及事务的权利。领土完整则是主权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各国主权一律平等，应充分享有领土不受侵犯、内政不被干涉的权利。平等互利则是指导各国经济、贸易关系的基本原则。各国应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经济合作和贸易交流，互惠互利。和平共处是目标，而前四项原则是实现和平共处的根本基础和前提条件。只有遵循前四项，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高度地概括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现代内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

第一，平等的观念应成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的基础。国家有大小、贫富、强弱的不同，但在法律上是平等的，都有权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民主与平等原则，应在国际关系中加以提倡和履行。

第二，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以对话增信任，以合作促安全，国家间的问题，应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不应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第三，应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不同文明间首先要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各国应采取开放的态度，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第四，应积极提倡多边主义。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国相互依赖加深，任何国家都难以完全凭借自身力量维护安全。打击恐怖主义、保护环境、控制传染性疾病、防范金融风险，都需要多边合作。多边主义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一条有效途径。要充分发挥多边机制的作用，通过国际合作，处理各种威胁与挑战。

第五，应追求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当今世界发展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南北差距仍在拉大，贫困现象更加突出。世界是1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应该开展互利合作，使全球化进程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发展。

和平共处五项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相关评价

印度前总统纳拉亚南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各国和平相处的基础，是为各国普遍接受的指导国际关系的原则，即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60年后的今天，它对指导各国和平相处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圣卢西亚外长朱利安·亨特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1954年正式创立以来，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继续对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和平共处五项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社会评价

签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纳纳·苏特里斯纳（印度尼西亚总统顾问）：“2002年11月4日，东盟各国和中国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共处五项原则被明白无误地写入了宣言中。显然，在处理南中国海地区潜在冲突问题的主要计划中，五项原则的规范作用得到了认可。此外，在亚洲地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成为维护和平、处理和解决现在或潜在冲突的显着力量。人们也许试图推测，如果冲突各方能更慎重地尊重五项原则，那么这些冲突将不会发生，或者立即得以解决而不是持续多年，这一地区也会变得更为稳定和安全。”

加利（联合国前秘书长）：那些赞成多边主义并尊重五项原则的人士相信变革会受到美国市民社会的推进。

和平共处五项_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纪念活动

50周年纪念活动

2004年6月28日，是中国与印度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50周年的日子。6月14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开幕。来自中国有关部门和5大洲十二个国家的100多位政界人士和资深学者当日齐聚北京，共同纪念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

60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商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活动于2014年6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将出席28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29日举行的纪念招待会。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登盛、印度共和国副总统安萨里将出席活动。

中国国家主席***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同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缅甸总统吴登盛互致贺电。

***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分别向慕克吉总统和吴登盛总统，向印度、缅甸政府和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6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经历深刻调整的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必将为推动建立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作出新贡献。

慕克吉和吴登盛在贺电中分别向***以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慕克吉表示，1954年的这一天，印中发表的联合声明正式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随后，五项原则也被写入中缅联合声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印中所有重要双边条约和联合声明的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处理彼此间关系以及各自同亚洲乃至世界各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为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印中双方决定将2014年宣布为“印中友好交流年”，计划举办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相信将深化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印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1步向前发展。

本文标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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