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包道格:解析“习奥会” 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
专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包道格：解析“习奥会”焦点议题，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www.61k.com)
知名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主席包道格（Douglas Paal）拥有丰富的跨越政商两界的履历。在中国国家主席***访美前，包道格在其位于卡内基基金会的办公室里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拆解习奥会焦点议题。
1986至1993年间，先后以白宫亚洲事务主任和特别顾问的身份，服务过里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2002至2006年，作为美国非官方代表担任美国在台协会负责人。随后进入商界，在2006至2008年成为摩根大通国际（JPMorgan Chase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
作为美国极富声望的台湾问题专家，包道格的评论都会被台湾媒体置于放大镜下；他也因此在2012年初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期间卷入过激烈的舆论纷争。
台湾问题上，包道格说，现在因为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台海关系）可能受到一点挑战。所以中美需要保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密磋商。“紧密磋商曾经保证了我们不走向危险的境地。”
包道格认为，在诸如网络安全、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等分歧领域，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共同目标和共同利益。“主要大国间的冲突将毁掉21世纪，所以我们必须排除这个选项。”
他表示，希望中美领导人“向欧盟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出信号，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各自的内部改革”，继续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美国大选也将在中短期影响中美关系。包道格透露，两国元首的会面将引入一定的稳定因素，以保证双方不至于因为选举政治而离得太远。“我也听到，中方想借此访问的机会，压好舱石。”
敏感点：
网络安全、南海与台湾
《21世纪》：在***访美前，网络安全问题成为中美之间最棘手的敏感问题。双方高级官员的互访，也在这个问题上着墨颇多，努力使其在临近访问日期前缓和下来。现在看有没有解决方案？
包道格：我们需要一个良好的程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领域，中美对网络、国际知识产权、情报收集等有着非常不同的取向，最终也包括将网络作为一种武器。所有这些议题都既需要分开，也需要集中来处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都认为美国应该提出倡议，要界定哪些议题是可以合作的，哪些是红线。双方应该在很久以前就这么做，不能等到积怨愈深之时。
在网络问题上，上一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磋商质量并不高。不过上周，中方向美发出了积极信号，向美派出了由（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带领的代表团。这是好兆头。因为中美在网络问题上确实有共同的目标，比如打击网络涉黄、网络盗窃和欺诈，这在两国都是犯罪行为。
《21世纪》：围绕南海是另一个中美之间的外交敏感点。两国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前还经历了一段稍显紧张的时期，现在呈现降温的趋势？
包道格：中方降温，美方也降调，为这次国事访问创造了更好的气氛。南海问题证明了中国新的海洋能力，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全覆盖的途径：是相互竞争，还是作为一个新的海洋大国来对待。要做出选择的不仅是美国，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以及其他国家在内。领导人们应该采取一个更加战略性的眼光。
《21世纪》：关于中美两国在亚太事务上的讨论都会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太平洋容得下两个大国吗？
包道格：在历史上有过主要大国既要追逐利益，也要掌控分歧的例子。当主要大国不这样做的时候，历史也有非常可怕的后果。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主要大国间的冲突将毁掉21世纪。所以我们必须排除这个选项。
在亚太，我们需要同时将这些结合起来考虑：正在上升的大国中国，现存的主要国家日本和韩国等，以及美国。
《21世纪》：在亚太，台湾问题也是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您在台湾问题上是享有盛誉和声望的专家。最近华盛顿另一位知名台湾问题专家，因为在这个事项上的发言而卷入舆论纷争；可见美国及美国前官员、专家在台湾上的敏感性是无以复加的。你预期两国领导人会在华盛顿如何就台湾展开对话？
包道格：我认为两国领导人需要考虑到，台海关系拥有了8年的和平与发展期。现在因为台湾岛内的政治走向，（台海关系）可能受到一点挑战。所以中美需要保持在这个问题上的紧密磋商。紧密磋商曾经保证了我们不走向危险的境地，希望两国领导人能够就更加深入的紧密磋商达成共识。
负面清单谈判之路仍长
《21世纪》：因为中国近期介入股市和汇率政策的调整，中美之间也就经济政策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随之在《金融时报》上撰文说，中美均需阐明增长策略。两国领导人如何在经济政策上做好协调？
包道格：另外一件我希望两位领导人做的，就是向欧盟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发出信号，美国和中国将继续各自的内部改革，来维持全球经济增长点的作用。
8月份，我们看到了上海股市的波动和人民币的调整，虽然外界很多观察不成立，但是现实是，市场的神经已经紧张了。那么中国就需要继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美国需要在储蓄和消费之间做出平衡。要做到这些，就需要紧密的（经济政策的）磋商沟通。数年前，金融危机之时，中美在保尔森和王岐山、在盖特纳和汪洋之间有过很好的磋商沟通。
《21世纪》：两国除了分歧，也确实有诸多合作。比如在朝鲜半岛局势、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变化。两国也在谈双边投资协定（BIT），但是显然负面清单的谈判仍将耗时长久。你预期BIT会在这次华盛顿会面中取得怎样的进展？
包道格：中方提出了改善版本的负面清单，至今负面清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在美投资以及美国在华投资之间，是有非常大的质的区别的。
我预期，中美BIT会有一些进展，中国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一些市场准入，缩减负面清单。不过，最近的国企改革方案显示，能源、银行和交通行业还是不会开放；但在美国，这些行业是向中国开放的。
《21世纪》：奥巴马总统将在2017年1月任期结束，美国也已经开始进入大选期，明年11月会产生新的总统。这个阶段的中美关系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包道格：我们前面有17到18个月的选举期。民主党候选人已经对中国展开了批评，每一个共和党候选人会更多的批评中国，所以（选举）会在政治层面上给中美关系带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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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次两国领导人的会面，会引入一些（对未来大选期间）起到稳定作用的因素，可以保证两方不至于因为大选而离得太远。然后会接着6到9个月过渡到新政府。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也听到，中方想借此访问的机会，压好舱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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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清单附件(负面清单)
附件：
附表一：负面清单
填报单位(盖章)： 主要负责人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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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负面清单，是指一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投资准入管理制度。政府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禁止和限制企业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清单以外则充分开放，企业只要按法定程序注册登记即可开展投资经营活动。建立“负面清单”，列出禁止和限制进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范围，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克服隐形准入障碍，构建公平市场准入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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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
负面清单，又称“否定清单”，是相对于“正面清单”而言的一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即投资领域的“黑名单”，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的原则，明确禁止外资进入的领域外，其余所有领域都对外资开放。作为国际投资自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目前世界上已有70多个国家采取采用了这一外资管理模式。
(www.61k.com)负面清单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同盟国就是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订立贸易条约。二战后，美国与日本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对公用事业、造船等行业的列举可以看作国民待遇义务的“负面清单”。
在负面清单方式上取得了试验和突破的是l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其创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投资规则模式。在NAFTA的示范效应下，美国成为了负面清单模式的最大推动者，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中，以“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第三代国际投资规范正在重塑世界投资和贸易格局。
(一)欧盟
欧盟国家商签投保协定历史早、数量多、影响大，28个成员国共对外签署了近1200个投资保护协定，约占全球现存有效投资保护协定的半壁江山。伴随同际形势变化与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塑，近年来“欧式”投资保护协定逐步显现出“美式”投资保护协定特征，即由正面清单过渡到负面清单。
2009年之前，这些协定基本未涉及投资准入与准入前国民待遇问题，因此多采用正面清单模式。如欧韩自由贸易协定与美韩自由贸易协定截然不同，欧韩自由贸易协定采用“正面清单”，而非“负面清单”模式。根据欧盟统计资料显示，在所有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欧韩自南贸易协定服务贸易涉及面最为宽广，几乎涵盖美韩自南贸易协定涉及到的所有领域，韩国给予欧盟服务提供者近乎于美同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市场准入待遇。
2009年《里斯本条约》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里程碑，其生效意味着欧盟取得对外缔结闰际投资协定的专属权。此后，欧盟致力于推进对外商签涵盖投资保护和投资准入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进程。2012年4月，欧盟与美国联合发表关于困际投资的“七条原则”，强调各国政府要给予外闰投资者充分的市场准入及准入前和准入后国民待遇。这标志着欧盟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又向前迈出一步，准入前国民待遇将成为欧盟签署国际投资协定时所遵循的重要原则。2013年1O月，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在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中已有所体现，并且“准入前同民待遇+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有望成为加速中欧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的推手。由此可见，欧盟外资管理模式已逐步实现由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跨越。
(二)美国
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双边投资条约中最早使用了列表形式的负面清单。自2004年以后，美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和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投资章节中，均含有负面清单。从缔约方看，既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韩国)，还有发展中国家(智利、秘鲁、蒙古、刚果、孟加拉等)和最不发达国家(卢旺达)。从内容上看，2005年之后美国签订条约在负面清单行业列表内容上大同小异。由此，负面清单可复制，可推广的特点可见一斑。其中，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于2007年6月30日签署，2012年3月15日正式生效，采用负面清单外资管理模式。由于负面清单仅列出不实行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的行业类型，因此对于协定生效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业而言，负面清单无异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承诺表。美国试图通过负面清单模式促使韩国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市场进一步扩大。美国与卢旺达双边投资协定于2012年签署，负面清单行业列表涉及通讯、运输、有线电视、社会服务与少数族群相关的产业等。渔业、航空、海事、电信不适用于最惠国待遇。此外有关金融服务业的13条不符措施单独列出。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BIT范本(2012年版)在强调公众参与和透明度的同时，对劳工与环境保护予以强化。
(三)日本
日本在近年来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与协定中也广泛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如2002年3月22日签署，2003年正式生效的《日本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日本与越南，日本与秘鲁双边投资协定均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日本在对外签订投资协定时通常结合自身特点(如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等)，确定对采取与补贴有关措施的保留，对外国人参与国有资产处置权的保留，基于互惠基础处理外资与土地所有权和租赁有关事项的保留、采取与维护、指定和取消公共垄断相关措施权利的保留。
具体来看，《日本国政府与大韩民国政府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中负面清单行业列表涉及：与农业、林业和渔业相关的第一产业，石油工业、矿业、供水和供水系统行业、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电信行业等。这与《日本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关于投资自由化、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协定》中负面条款内容基本一致。
欧美日国家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的共同之处有：倾向于以负面清单模式为基础推动区域经贸谈判进程，负面清单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应用和推广；对外签署投资协定时均充分考虑自身特点，注重结合本国国情，对敏感行业如航空、电信、运输等行业予以保留。不同之处一是欧盟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起步较晚，现有投资协定多采用正面清单模式。而美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沿用时间较长，经验相对丰富。二是就美日而言，负面清单行业列表内容也不尽相同。在负面清单中，日本与农业、林业和渔业相关的第一产业内容涉及面较广，而美国主要对渔业有所保留，个别州政府对与土地有关的农业投资加以限制。
因为负面清单是除了这些都可以投，而正面清单是指只可以投这些。负面清单上会很清楚地说明哪些是禁止的，哪些有什么限制。这一模式在外资准入方面更加公开透明，对于增强外资信心，鼓励、吸引外商投资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
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制定主要由上海市完成，制定过程中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了大量梳理，分类方法参照了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定了190条管理措施，涉及国民经济行业1069个小类中的17.8%。
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内投资按原有办法管理，清单外的投资按内外资一致的原则推行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实行动态管理模式，以后可能会随着改革的发展进行调整。
按照规定，实施负面清单管理后，对清单以外的领域，外商投资项目将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国务院规定对国内投资项目保留核准的除外)，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将改为备案管理。如此一来，原本一般投资项目承诺29天办理完结，新规则下企业拿到营业执照、机构代码和税务登记等最快只需4天，企业办事效率将大大提升。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出，与之相伴而来的则是监管重心和监管体系的变化，政府职能将从注重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这需要形成综合监管体系。对这样一个综合监管体系，要从六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企业在试验区内运作，与之相关的信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汇集、共享。二是要重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三要建立综合执法体系，改变原来部门相对分割的执法格局，形成一个综合执法的格局。四是要让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五是要建立综合评估机制。六是在风险防范上要建立反垄断和安全审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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