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究的意思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究的意思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究的意思的参考答案

终.谓计较到底还是可哀.

二 :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毛主席引用过的古诗赏析之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毛主席引用过的古诗赏析之三

1958年3月20日，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给毛主席写了一份题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介绍了本县“应举合作社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十分高兴。4月15日，正在广州视察工作的毛主席欣然命笔，写了一篇题为《介绍一个合作社》的短文，热情地“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

在这篇短文中，毛主席从“应举合作社”的事迹引申、铺展开来，激情满怀地写道：“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接着，毛主席就谈到了“大字报”。大字报是应举合作社社员群众的一项新发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毛主席的一贯作风。长期以来，毛主席总是从革命和建设的大局需要出发，敏锐地发现群众的新发明、新创造，并不失时机地予以肯定和支持，并将其推广到全国去。当他发现了“大字报”这个刚刚出土的新生事物时，立即预见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既然“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在这里，毛主席再一次引用了清朝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的诗句。这首诗，同样见于龚自珍晚年所作的《乙亥杂诗》。经认真查找，这是《乙亥杂诗》315首中的第220首。全诗大意是：九州大地的勃勃生机，依靠的就是风雷激荡；那种万马齐喑、噤若寒蝉、一片死寂的局面，才是真正的悲哀。我非常诚恳地渴求上天重新振奋起精神，不拘一格地降下各种各样的人才来。

显然，毛主席引用龚自珍的这首诗，主要目的还在于称赞“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让广大人民群众以及基层干部畅所欲言，大胆讲话，是毛主席倡导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他一贯坚持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针。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毛主席就针对某些领导同志听不进不同意见，阻塞言路，不让人讲话的现象，意味深长地指出：“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还十分幽默地说，如果不让人讲话，想当“霸王”，那就准备“别姬”好了。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广开言路、畅所欲言、议论风生好呢，还是阻塞言路、沉闷死寂、鸦雀无声好呢？

翻开史籍，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古代政治家们，就开始探索这个问题了。周王朝的大臣召公就提出了这样的思想：“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崩，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稍后的郑国名相子产也作如是观。他说，毁乡校（乡校，类似于当今的乡村小学。当时，民众经常在那里聚集，议论国事）以阻塞言路，“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这些古代政治家，以治水之理，喻治国之道，都极力主张，要让人讲话，不要阻塞言路，不要把国家搞得鸦雀无声。后来，唐代大文学家韩愈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子产不毁乡校颂》，称道子产“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的政绩，并联系唐代中期言路阻塞的现象，不无感慨地发了一通“谁其嗣之，我思古人”的牢骚。清朝的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之所以提前告老还乡，就是因为他厌恶清朝政府政治生态的腐败：高层独断专行，不让人讲话；中、下层噤若寒蝉，鸦雀无声。他的这种心境，从其诗句“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中，就可以充分地反映出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两句，一正一反，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生态，做了艺术化的概括和对比。

“九州生气恃风雷”，从正面下笔，告诉读者，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其勃勃的生机，往往源于风雷的激荡。风雷激荡，是一种艺术化、形象化的比喻。实际上就是指，不同思想、观点的自由抒发、争论和碰撞。在龚自珍看来，凡是言路畅通，各种思想、观点得以自由表达，并形成争鸣、讨论、撞击的局面，那个国家和地区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万马齐喑究可哀”，从反面落墨，告诉读者，一个国家或地区，如果言路壅塞不通，除去当权者在那里孤独地孓然起舞之外，其它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见，都无法得到表达，万马齐喑，鸦雀无声，那个国家和地区，就将变成一片死寂，其生机与活力，也就枯萎了。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呀！

不妨看一看历史的佐证。

中国历史上，不乏因钳制人口、阻塞言路而导致国破家亡的悲剧。周王朝的厉王姬胡，执意不听大臣召公的劝谏，派巫师当特务监视国人，发现议论国事者，“辄杀之”。白色恐怖之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自以为得计。结果不出三年，“国人”起义的风暴，就把他驱逐到荒山里去了。步他的后尘，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拒谏嗜杀，明清迭起“文字狱”，蒋介石搞特务统治，都曾把偌大神州搞得鸦雀无声，一片死寂。最终，都无一例外地加速了自己的灭亡。

——这就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典型和标本。

当然，中国历史还有它的另一面。不少开明政治家通过开拓言路，让各种思想、观点充分表达，自由争鸣，从而打开了治世的大门。上文提到的郑国名相子产，以国人议论为师，“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结果把一个小国寡民的郑国治理得井然有序，硬是在强国争霸的缝隙中，觅得了一席之地。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一个颇具“民主”风范的帝王。他吸取了“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的教训，广开言路，主动求谏。臣下呈上来的意见书，他“粘之壁上，出入观省”。这不就等于让大臣们把“大字报”贴到皇宫禁苑里来了吗？有个狂妄书生上书，无端地攻击了太宗一通。文武百官齐声曰“杀”。唐太宗却从容不迫地批示道：“其言若是，是其忠也；其言若非，是其狂也。忠不可仇，狂不足较。……赦之不问可也。”君王豁达如此，朝廷上下，谏者如云，奏章如雨。深为历代史家称道的“中国历史上三大盛世”之一的“贞观之治”，就是在言路畅通，七嘴八舌，议论风生的“炉火”中，逐步“炼”成的。

——这就是“九州生气恃风雷”的范例和样板。

历史的结论就是这样判然分明：阻塞言路，万马齐喑，看起来四平八稳，微波不泛，实际上是乱世的先兆；言路畅通，议论风生，看起来七嘴八舌，莫衷一是，实际上是盛世的序幕。明白了这个道理，再来品味龚自珍的那首诗，再来领会毛主席引用这首诗的深意，大概就豁然开朗，心明眼亮了。

当然，所谓“开拓言路”，并非泛泛地说，要敞开“言论自由”的通道；而是说，要敞开对当权者进行监督、质疑、批评的那些言论的通道。所谓“畅所欲言”，也并非泛泛地说，让人们毫无顾虑地自由讲话；而是说，让那些与当权者有不同意见的人，直抒胸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才是对当权者有没有“民主”气度的真正考验。

古往今来，那些对当权者歌功颂德、阿谀逢迎、献媚取宠的“顺耳之言”，其“言路”，从来都是敞开的，压根儿就没有堵塞过。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开拓”的问题。一个政权，即使已经腐败透顶、众叛亲离、风雨飘摇，也还是会有人粉饰太平、大唱赞歌的。这些“赞歌”，实际上形同挽歌。对这些临终前的“赞歌”，当权者照样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不厌其烦。这是封建专制时期的每一个帝王，即使是像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残暴无情、独断专行的帝王，也能身体力行，“照单全收”。然而，那绝不叫“民主”，只能叫偏听偏信，自我陶醉，自我感觉良好，自己给自己灌“迷魂汤”，最终自食恶果。

恰恰相反，唯有那些对当权者进行监督、批评、质疑，大胆陈述、暴露、讥讽社会阴暗面的“逆耳忠言”，其反映和表达的渠道，却往往壅塞不通。有识之士呼吁当权者“开拓言路”，让人们“畅所欲言”，主要还是为“逆耳之言”开辟通道，让批评者讲话，让质疑者发声。

然而，我国毕竟是一个封建专制制度源远流长的国家。一般说来，钳制人口，压制不同意见，实行思想专制，是封建统治者维系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即使有些开明帝王，比较注重开拓言路，那也是百里挑一的个别现象，惊鸿一瞥的短暂瞬间。万马齐喑的状态，毕竟还是那种社会制度的宏观现象和主流形态。那些开明帝王的思想和实践，充其量不过是星星点点的萤火之光，根本无法照亮几千年封建社会“万马齐喑”的漆黑夜空。这种积久成习的治国理念，早已形成一种专制文化，牢固地积淀在社会的群体意识，尤其是当权者的思维模式之中。受这种文化积淀的影响，某些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在民众的议论纷纷面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到封建专制的老路上去。即使是一再以“人民利益代表者”自命的某些共产党人，也未能“免俗”。

历史发展到今天，许多领导干部，包括一些“居庙堂之高”者，仍然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的议论纷纷，尤其是其中的批评之声，逆耳之言。他们的内心深处，向往的仍然是“万马齐喑”、鸦雀无声。他们认为，只有“万马齐喑”才是“和谐”、“稳定”；而议论风生、七嘴八舌就打乱了“和谐”的局面，不利于“稳定”。这种思想观念，从根子上讲，仍然属于封建专制思想的历史遗存。

然而，历史的发展，进步的进步，终究无法阻挡。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突飞猛进，移动通信、互联网走进了千家万户。作为各种信息、思想的强大载体，色彩缤纷的“博客”、“段子”、“帖子”、“微博”、“微信”、“QQ”，滚滚滔滔，扑面而来，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延长着人们的耳目，拓宽着人们的视野，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人们的头脑，再也禁锢不住了；人们的嘴巴和眼睛，再也封锁不住了；浩浩然如同大江奔流般的言路，再也无法堵塞了。可是，仍然有那么一些领导者，还在那里不自量力地螳臂当车，“明知不可而为之”。他们泡制了许许多多“土规定”、“土政策”，处心积虑地限制、阻挠各种信息和思想的传播。甚至凭个人的好恶，蛮横无理地删除那些他们看不顺眼、听不入耳的东西，粗暴地“风沙”（封杀）、剥夺一些公民在网络上的发言权。还有的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专政工具，对那些逆耳信息和“异类”思想的传播者，进行“地毯式搜索”，“鸡蛋里挑骨头”，“小炉匠戴眼镜——专门找茬儿”，只要嗅到一丝丝异味，发现一点点异见，立即罗织罪名，以“恶毒攻击”、“造谣惑众”、“寻衅滋事”、“制造事端”等“莫须有”的理由，大兴问罪之师，压制、打击、迫害，必欲令人人闭嘴而后快。

这种阻塞言路的恶劣行径，主要的理论和政治依据，就是邓公的两条禁令：一是“不争论”，二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两条禁令，都是邓公在其提出的思想理论、大政方针遭到民众普遍质疑和批评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似乎只要一出现“争论”，一开展“批评”，就会影响“稳定”，就大逆不道一样。这种思想的要害，就是不许质疑，只准俯首贴耳；不许批评，只许唯命是从；不许议论风生，只能万马齐喑。谁要是胆敢冒“邓公”之大不韪，对他那一套理论、方针提出“批评”和“质疑”的意见，那就是“妄议”、“谣诼”，就要“不换思想就换人”，遭到撤职查办。你看，是不是很有点儿2800多年前那个钳制人口、残暴至极的周厉王姬胡的味道？

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总是最善于发现群众中的新发明、新创造。在这篇文章中，毛主席还满怀热情地称赞了“大字报”这个初出茅庐的新生事物的作用，说“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并明确指出，“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既然“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得到毛主席的热情肯定和大力支持，大字报很快地扩散、蔓延开来，成为广大民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活跃基层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又与“大鸣”、“大放”、“大辩论”，融为一体，协同作战，被合称为“四大”，成为批判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锐利武器。随后，“四大”又被郑重地写进了《宪法》，成为举国上下不可剥夺的神圣民主权利。

往事并不“如烟”，依然历历在目。毛主席反对过“争论”吗？没有嘛！毛主席总是为“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而鼓掌叫好嘛！毛主席担心过“争论”会“影响稳定”吗？没有嘛！毛主席认为“人多议论多”，不仅不会影响稳定，反而使人民群众出现了“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精神振奋，斗争昂扬，意气风发”的生动局面嘛！

可是，邓公甫一上台，立即就下令“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还悍然修改《宪法》，一刀砍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亿万民众理应享有的民主权利。把毛泽东时代生机勃勃的“群言堂”，一下子变成了他一个人翩翩起舞的“一言堂”，从而为各种错误、腐败和不良现象的滋生、蔓延，埋下了伏笔，做好了铺垫。这就是邓公的悲剧所在。

两相对比，对待“议论”、“争论”和“稳定”的两种态度，就是这样大相径庭。

正确对待群众中的不同意见和“逆耳之言”，开拓言路，畅所欲言，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当权者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群众意见往往存在的某些不够准确、不够严谨、不够全面的问题。

长期以来，“不明真相”、“片面性”，成了某些领导干部拒绝群众批评、质疑，抵制“逆耳之言”时，反复使用的挡箭牌。毋庸讳言，在各抒己见、众说纷纭之中，群众的某些意见、观点，以及所引用的材料，立论的依据，推理的逻辑，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某种程度的偏颇、片面、疏漏、过激的缺陷。一个普通民众，受时间、手段、眼界、职权、资源、文化素养等诸多方面的局限，再加上某些领导机关的工作长期缺乏“透明度”，势必导致他们既不可能掌握大量、详尽、真实、确凿的资料和数据，也不可能进行全面严谨、科学准确、有理有据的表达和陈述。如果以“不明真相”、“片面性”为理由，压制不同意见，拒绝批评和质疑，那实际上就是变相地取消、剥夺了民众的发言权。

在辩证法看来，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比较全面，由不够准确到比较准确的渐进过程。所谓“全面”、“准确”、“严谨”，只存在于相对的、比较的意义上，而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意义上的“全面”、“准确”和“严谨”。

试问，那些自诩“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公知”们所写的那些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的论文，难道就那么全面、准确、严谨，无懈可击吗？不同样也是瑕疵多有，错讹屡见，经常被人指出差池，遭到反驳和批评吗？难道就能以此为据，取消他们的写作权、发言权吗？

试问，那些公检法机关，精英荟萃，经验老到。常常是几十人、上百人、数百人，奋斗数月、数年，花费数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的公款，查办一个案件。最终，仍然有不少疑团未能破解，难以定论；仍然有一些证据似是而非，难以服众；甚至张冠李戴，东葫芦扯到西架上，搞出不少冤假错案。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全面”、“准确”、“严谨”？难道就能以此为据，剥夺他们的办案权，甚至开除他们的公职吗？

试问，那些领导干部，几乎每天都在讲话、作报告。他们的每一次讲话，每一个报告，引用的每一个数据，阐述的每一个观点，表扬的每一个典型，批评的每一种现象，难道都那么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准确无误、分毫不差？众所周知，在他们那里，假话、大话、空话，言过其实的话，大而无当的话，无理取闹的话，胡搅蛮缠的话，强词夺理的话，指鹿为马的话，倚官仗势的话，狗屁不通的话，不是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吗？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全面”、“准确”、“严谨”？难道能够以此为据，取消他们的发言权，并撤销他们的职务吗？

那些“公知”们，法官们，领导们，写起文章来，办起案来，讲起话来，可以不全面，不准确，不严谨，却并不影响他们继续写作、办案和当官。但是，普通民众说话，却要因为“不全面”、“不准确”、“不严谨”而被取消、剥夺发言权。这不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

说穿了，某些领导干部之所以经常被一些来自民众和网友的批评之声、质疑之言，弄得焦头烂额，坐卧不宁，因而千方百计地压制，病根儿还在他们自己身上。平时，他们一门心思，削尖脑袋忙于“接天线”（与上级领导拉关系），却很少下功夫“接地气”（与普通民众交朋友），也基本没有为群众办成几件好事、实事，反倒是干了不少“亏心事”、“坑爹事”。民间有句俗话：“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那些做了“亏心事”、“坑爹事”的领导干部，且不说“鬼叫门”，即使是深更半夜里“人叫门”，他们也会心惊肉跳、惶惶不安呢！因为他们害怕纪检、监察机关找上门来，请他们去“喝茶”嘛！

以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精神状态，内心深处如此地缺乏自信和底气，哪里还能从容不迫、神情泰然地对待民众的质疑和批评？他们就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因为自己头上没长几根头发，就容不得别人说个“秃”字。岂止是“秃”字，即使是与之意思相近的“光”、“亮”等字也不能说。只要别人一说，他心里就发毛，嘴上就骂娘。所以，我们有些领导干部，就是听不得群众的议论纷纷、七嘴八舌。他们心驰神往的，就是那种“万马齐喑”的沉闷死寂，微波不泛的死水一潭。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听到一点点批评之言、质疑之声，就情不自禁地疑神疑鬼，惊慌失措，如坐针毡，就要调动一切手段，千方百计地予以压制、取缔。

其实，社会上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现象。任何人都取缔不了的。

古人云：“心之官则思”。思考之后，就必然要表达。当前的社会，问题成堆，积弊成山，乱象丛生：贪污腐败、两极分化、信仰缺失、物欲横流、道德堕落，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矛盾尖锐，一触即发，群体性事件此伏彼起。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对这些政治弊端，亿万民众深有体会，且深受其害，早已深恶痛绝，并引发了朝野两界深沉的思索。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老百姓和所有的社会贤达人士不发声，不抗议，不拍案而起，不据理力争，而是一味地保持沉默，听任那些贪官污吏、汉奸、卖国贼为非作歹，祸国殃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有人做贼，就必然有更多的人奋起抓贼。广大民众以及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当然要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地发出“最后的吼声”：批评贪腐，申讨邪恶，呼唤廉洁政治和公平正义的回归。哪里是一个“不争论”的禁令，一道“稳定压倒一切”的紧箍咒，所能压制得住、阻挡得了的？

“物不平则鸣”。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肚子里有气，总要放出来；心里有话，总要说出来。人为地压抑、阻挡，靠权势，靠高压，靠恐怖，硬是不让释放和发泄，那是“糊涂油蒙了心”的痴心妄想。从来的“万马齐喑”，都不是真正的鸦雀无声；从来的“一言堂”，都不是真正的“一花独放”；从来的钳制人口，都未尝钳制得住；从来的堵塞言路，也未曾堵塞得了。专制统治者气势汹汹、张牙舞爪地堵塞言路，压制不同意见，自以为“扼住了雄鸡的脖子，太阳就不会升起”。而实际上，不同意见一刻也没有消失，只不过暂时地躲在地下悄然运行，在那里积聚着足够的能量，等待适当时机，更加猛烈地爆发而已。即使是一言九鼎、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帝王，也无法真正地实现他们“万马齐喑”的美梦。秦始皇够残暴了吧？他一统天下之后，焚书坑儒，杀人如麻，杀掉了多少读书人？然而，就在他泰山封禅西归咸阳的路上，不是还有人散布“今年祖龙死”的传单，对他进行恶毒诅咒吗？蒋介石集团够残暴了吧？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然而，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依然在极其艰苦的形势下坚持斗争，运用多种形式，传播自己的理想、信仰和主张，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终于推翻了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夺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类似事例，史不绝书。

这就如同一个正常人，他要吃，要喝，经过消化吸收，新陈代谢，就必然要释放、排泄。如果有强权者仗势欺人，硬是不让放，不让拉，也许迫于压力，他还能暂时忍上一会儿，憋上一阵儿。但时间长了，终究是不行的。民间有句俗话：“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一个人压抑得时间越长，憋得越久，一旦释放出来，后果就越是不堪。一个人正常排便、放屁，固然有些令人不快的臭味；但是，如果一周不大便，不放屁，一旦拉出来，放出来，那肯定要比正常的释放、排泄，更加臭气熏天，令人难以忍受。同样，一个人肚子里有话，让他说出来，即使有些不满情绪，也不过说几句气话而已；如果就是倚官仗势不让说，憋在肚里滚上滚下，几经反复，一旦有机会说出来，那肯定是牢骚满腹、言辞激烈、火药味十足。

一个人是如此。由此推想，一个社会群体，数千、上万人；一个民族，数百万、数千万、数亿人。如果有话不让说，有气不让出，有意见不让表达，有牢骚不让发，势必就要“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旦在某个时机一起吼出来，那可就是川壅而崩，雷霆万钧，惊天动地，“风烟滚滚来天半”，“横扫千军如卷席”，就要摧城拔寨了。此时此刻，任何人也休想再控制住局面了。毛主席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想当“霸王”，那就准备“别姬”好了。这不就是对那些试图压制群众意见，营造万马齐喑、唯我独尊的专制局面的领导者，鞭辟入里的循循诱导，语重心长的谆谆告诫吗？

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确对待群众中的不同意见，正确对待民众对领导层的监督、批评和质疑之声，自觉地开拓言路，让水畅其流，人畅其言，牢固确立“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执政理念，冲破“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空气，在全党真正恢复毛主席倡导的那种“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该是此次教育实践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吧？

三 : 永不喑哑的《思乡曲》

永不喑哑的《思乡曲》

杨开显

黄昏，趁着外面一片嘈杂，轻轻地把门窗关紧，于是几位青年音乐爱好者和业余小提琴手围坐在电唱机周围，全神贯注地欣赏起中外小提琴名曲来。

这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开始练习和演奏我国最著名的音乐家马思聪的《思乡曲》的情景。

当时马思聪已被打成“叛国投敌分子”，他的9位亲友遭牵连先后被审查逮捕和迫害至死，他的一切作品均在禁止之列。但是，马思聪的作品，特别是这首1937年创作的《思乡曲》却在祖国大地甚至在海外不胫而走。在海外，不少华侨听到《思乡曲》时，情不自禁地哭了。他们为乐曲表现的静谐的内蒙古大草原、苍凉的黄土高原、秀丽的山川森林和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动的苦难人民而哭泣流泪。在大陆，这支曲子只能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间暗中流传。每当我拉《思乡曲》的时候，我就要加上弱音器，或者紧闭着门窗。

《思乡曲》，这支中国的经典名曲，不知哺育了多少小提琴家和小提琴爱好者。《思乡曲》，那如泣如诉的幽婉旋律，那揪心牵肠的悲壮乐音，那么深沉，那么凝重，那么强烈，那么忧患，久久地在我的灵魂深处震颤着、烧灼着。听着《思乡曲》，我想起了“四面楚歌”：当枪声停息，夜幕降临，若在敌营附近播放《思乡曲》，定会勾起官兵的一腔乡愁，对母亲和妻儿的思念就会油然而生，也许军心将会为之动摇。拉着《思乡曲》，我想起了马致远的《天静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时此景，一个远离故土、漂泊异乡的游子正为他日思夜想的故乡和亲人痛苦、忧伤。(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思乡曲》，这支对祖国的山川、草原寄予了浓浓的情的乐曲，这支对祖国的劳苦大众倾注了深深的爱的乐曲，不能想象不是属于一个强烈的爱国者的。1932年，马思聪在巴黎音乐学院学成归国后成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家。1937年，马思聪创作了眷恋故土、挚爱祖国的《思乡曲》。1942年，《思乡曲》被填上词，作为抗日宣传歌曲，马思聪向父老乡亲作了演奏，引起被日寇赶出乡土的同胞们心灵的共鸣，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思乡曲》成了流传全国的抗日歌曲。1948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美国驻广州新闻处处长纽顿先后邀请马思聪到美国任教。马思聪拒绝道：“我的《思乡曲》就是我的答复！”其后，马思聪避难香港。1949年3月，马思聪在香港再一次谢绝国外的邀请，毅然来到北京。

可是，令马思聪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灾难突然降临到他的身上。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不堪忍受对他长达数月的残酷批斗、铐打和凌辱，与妻子、次女和儿子逃往香港，避居美国。但是，在美国，他借记者招待会的机会向全世界表明：“我是一个爱国者，我挚爱着我的祖国、我的人民。只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逼得我离乡背井……。”后来，周恩来在接见一位来访的美国要人时说到马思聪：“我平生有两件事深感遗憾，其中之一就是马思聪50多岁离乡别井到国外去，我很难过。”

马思聪虽然身在美国，但10几年来对祖国总是梦绕情牵。在马思聪还未得到平反的1982年1月31日，马思聪给北京的老友、诗人金帆写信时满怀深情地说：“祖国河山是伟大的，同胞是最可爱的，希望不久我将可以重新驰聘在祖国的土地上每一个角落，拥抱全体同胞！”

1985年1月25日，马思聪被平反。马思聪在给北京的老友李凌、金帆的信中表露心迹：“我们想今年内回去看看亲人，老朋友，祖国河山，都是我们所思念的。”他又在家信中急切地说道：“游欧后回祖国，我们再也不走了！”可是，还未成行，马思聪就在对祖国的无限苦恋中，不幸因心脏病发作于1987年5月20日抱憾逝世于美国费城。

马思聪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那宛如母亲把儿女深情呼唤的《思乡曲》却永远不会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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