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地理杂志图片双语阅读-创四川全文阅读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发布时间：2017-07-30 所属栏目：中学历史教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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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四川：四川人的成长史，四川魂的进化路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国家历史》杂志5月特刊目录
《国家历史》《创四川》专辑目录<?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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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震不死的四川精神<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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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创四川<o:p></o:p>
026古蜀国 故乡还是他乡？<o:p></o:p>
033南迁：古蜀人的背影<o:p></o:p>
037蜀道何曾难<o:p></o:p>
042秦代蜀地百年移民潮<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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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诗四川，酒四川<o:p></o:p>
046万古李杜诗<o:p></o:p>
049千年酒四川<o:p></o:p>
052苏轼出川<o:p></o:p>
—— 一个四川人和他改写的中国性格<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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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新四川<o:p></o:p>
060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o:p></o:p>
064上四川去<o:p></o:p>
070生根：直把他乡作故乡<o:p></o:p>
078寻访明代移民后裔<o:p></o:p>
080会馆：移民的精神家园<o:p></o:p>
084四川菜，中国味<o:p></o:p>
088谁是四川人？<o:p></o:p>
092寻根：乡关何处<o:p></o:p>
096一个人，一条船，一座城<o:p></o:p>
100出川：一出夔门天地宽<o:p></o:p>
105移民之子与中国命运<o:p></o:p>
——近代四川杰出移民后裔群相<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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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四川与中国<o:p></o:p>
114绝地图存：从成都到钓鱼城<o:p></o:p>
120保路：四川人的家与国<o:p></o:p>
126求生到重生：红军的四川之路<o:p></o:p>
130四川何以救中国<o:p></o:p>
136蒋介石与四川的血泪因缘<o:p></o:p>
138血铸川军<o:p></o:p>
144赖以“民生”救苍生<o:p></o:p>
149天下盐，天下粮<o:p></o:p>
――危亡时刻的蜀与天下<o:p></o:p>
156发现李庄<o:p></o:p>
161“三线”之子<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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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o:p></o:p>
172四川精神的两面<o:p></o:p>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宋石男：震不死的四川精神
——汶川大地震周年祭
■ 宋石男
在汶川大地震中遇难的所有同胞，今天，请允许我们在此默哀、垂泪。默哀，为当日的亡魂徘徊；垂泪，为当日的山川破碎。
默哀之后，请允许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你们纪念——那就是暂停哭泣，露出坚毅，勃发四川精神，致力故土复兴。
你们将在天堂看见这一切：废墟成为田园，悬湖摆脱危险；牧61阅读电子书分享网站

萧易：古蜀国故乡还是他乡？（3）
有缗氏逃亡：青铜铸造技术传来
人们常说的三星堆，其实只是一个笼统的称呼，从文化上分析，曾经有过三种文化或文明在三星堆交汇：1期的宝墩文化，年代与中原龙山文化相当；2、3期三星堆文明；4期则已经跟金沙早期接轨。也就是说，宝墩人的最后一次迁徙，来到了三星堆。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明的转变，是从一些文物的剧变开始的。1987年一个傍晚，几个砖厂工人在广汉一个叫仓包包的地方，发现了两块镶嵌着绿松石的铜饰牌，同时出土的还有矛、斧、钺等玉石礼器。历史上，铜饰牌是一种地域性极强的文物，在中国，只有二里头出土过类似的铜牌。
自1986年开始，考古队对三星堆遗址展开全面发掘，一种叫盉的陶器屡有出土，似乎怎么也出土不完。陶盉有三只袋形大足作为底座，一侧有柄，中国文明史上，盉的发明，要归到二里头人名下，他们仿制鸡、鸟的形态，创造出这种特殊的陶器。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陶豆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符号，这是只正视的眼睛。而这只眼睛的符号，却大量出现在二里头文化中。所谓的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二里头文化其实就是夏文化。
从年代上说，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它们的联系是不可能通过交往而相互影响，惟一的途径是传承。而在古代，这种传承又多以部族迁徙为基础。或许可以推断：在夏代的某个时期，有一支人群，从二里头出发，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和渝东峡江来到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氏族。这个推断可以引出一段远古传说。
夏朝末年，今山东金乡一带，有个部落叫有缗氏。他们与夏朝国君有联姻关系。《左传》记载，夏朝太康失位后，后缗的儿子少康最终复兴夏朝，可见其战功赫赫。
《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夏桀为了炫耀威力，命令诸侯率本国军队在有仍氏国盟会。有缗氏国君一向对夏桀的*不满，在盟会中途愤然归国。夏桀看竟然有人敢公然违背他的意思，亲率大军征讨有缗氏。有缗氏终于招架不住，四处逃散。《楚辞·天问》和《汉书》中都留下了记载。而有缗氏最终迁徙到何方，悬而未解。
北京大学考古学家孙华认为，二里头与三星堆文明可能与有缗氏有关，有缗氏战败后，先逃亡到河南一带，站稳脚跟后，陆续向陕西、成都平原迁徙。这也是三星堆与二里头具有如此之多相似性的原因——这些逃亡的有缗氏即便是两手空空而来，他们掌握的制作工艺、审美观念、宗教信仰乃至故土情结，必定会在文物中有相似的体现。
夏人其时已经掌握了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而远古时代，部族往往将青铜铸造技术视为珍宝，是断然不会外传的。有缗氏的迁徙，是古蜀历史上第二次大迁徙，这支流亡的夏朝贵族，给蜀地带来了陶盉、铜饰牌，带来了王朝血脉，乃至青铜文明的火种。

萧易：古蜀国故乡还是他乡？（4）
蜀人与商：战争与和平
商代的三星堆古国，正处盛年。这个生机勃勃的文明，拥有着庞大的领土与强大的国力，他们为了争夺附属国、水源、土地、矿藏，很快与中原一带的商朝兵戎相见。
关于三星堆与商朝的关系，中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有如下论断：“三星堆是方国”，“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古蜀与商朝，都是各霸一方的方国，相互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
历史上，商朝人曾经如此布置自己的防御体系：中心是京畿重地殷，最外面是臣服的异族，异族与京畿之间则是诸侯的领土。臣服于商的附属国颇多，有羌方、鬼方、土方、人方、虎方等。让商朝人烦恼的是，成都平原上的蜀国，却独立于他们的防御体系之外。蜀国并非商的附属国，甲骨文中迄今也没有“蜀方”的记载。
商王朝的国家大事由商王与一个叫“贞人”的神职集团共同决定，尔后写在甲骨文上，当作国家机密封存起来。殷墟发现后，商朝的国家机密也在尘封的档案中被发掘出来，学者发现，成都平原上的蜀人，频频出现在甲骨文中，不过，有蜀人的地方，却往往意味着战争。
“登人征蜀”；“丁卯卜，王敦缶于蜀”；这两句甲骨文，记载了蜀与商的两场战役。“登”的意思是征集兵员，商王已纠结兵力准备*蜀人；缶是今山西永济一带的缶人部落，蜀人与缶人曾经联合抗商，缶人不幸战败，故流落至成都平原投靠蜀人，商王对此颇为在意，最后连自己也御驾亲征了。
成都平原距殷都有千里之遥，况且蜀道艰险，商朝人出兵伐蜀，颇为困难。且劳师袭远，乃是兵家大忌。甲骨文中商人伐蜀记载虽多，却少见商朝人炫耀胜利，反倒是深入腹地的他们往往不能全身而退。1959年，四川彭县出土了8件青铜器和13件兵器，青铜器上刻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字样。这两个人是商朝的贵族，青铜器是蜀人缴获商朝人的战利品。这两个不幸的贵族可能早已在蜀国丢了性命。
战不能胜，从商朝中期开始，商朝人开始调整外交政策，他们对蜀人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在这样的友好旗帜下，商朝巫师时常“至蜀有事”，到蜀地举行祭祀仪式；蜀人还曾经答应给商朝提供“蜀射三百”，射的意思是弓箭手；商王在宗庙中秘密占卜，也常常帮蜀人算上一卦，有一次，“王占曰蜀其受年”，意思是商王占卜出蜀人将获丰收。
商朝精湛的青铜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影响着古蜀人，三星堆出土文物虽然颇为神秘，不少青铜器与商朝如出一辙，如青铜尊、青铜罍等等，应该是蜀地工匠模仿中原青铜器制作的；而三星堆的玉戈、玉瑗在安阳殷墟都能找到原型，可见三星堆传承着中原地区的玉石祭祀体系。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萧易：古蜀国故乡还是他乡？（5）
早在3000多年前，极富探索意识的古蜀人已经走出成都平原，积极与外界交流，建立了与黄河文明的联系，从浩瀚的商文明中吸取了诸多精华，却又自成一体。
与古羌人、有缗氏的迁徙带给成都平原的剧变比起来，殷商文明则在战争与和平的间隙流传到蜀地，给三星堆的青铜器、玉器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这也使得三星堆古国在保留了它天马行空的幻想的同时，却又加入了殷商文明的大气与磅礴。
金沙：巴人入侵还是杜宇复国？
似乎在一夜之间，三星堆人偏好的小平底罐、高柄豆、陶盉换成了一种全新的风格——尖底陶器，诸如尖底杯、尖底盏、尖底罐大量出土。尖底陶器是早期巴人使用的典型风格，这种陶器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巴人的到来，历史上的巴人素来以剽悍善战闻名于世，战争与死亡，追寻着这个好战的部落。
商代末年，巴人忽然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备感意外的举动，他们放弃了鄂西这块生长已久的土地，转而向三峡、川东一带举族西迁，并迅速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政权。巴人的举动刺痛了古蜀国当权者，然而，三星堆古国的财富被过分堆砌到了神坛之上，孱弱的军队不但未能教训越过国界的巴人，反而吹响了三星堆古国走向衰弱的号角。考古学家猜测，一部分巴人转而向成都平原进发，老态龙钟的三星堆古国再也经不起刀光剑影的洗礼，古蜀国破，古蜀人也踏上了迁徙之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三星堆亡国，与赫赫有名的牧野之战有关。商朝末年，商王纣昏聩无能，崇信奸臣，残害忠良，迷恋女色。岐山周原一带的周人最早起事，响应者有八百诸侯，蜀王鱼凫也派兵参战，古蜀国精锐征战在外，国力空虚，被敌人偷袭得手。率兵灭蜀的正是杜宇，在子民拥戴下，杜宇自封为蜀王，是为望帝。金沙遗址发现后，不少学者猜测，金沙就是杜宇的国度，金沙遗址年代在商末周初，这正是杜宇的活动年代。
2007年12月，我曾与云南省昭通市文管所所长游有山到鲁甸县野石村考察这里的古遗址，鲁甸野石遗址出土了大量“鸟头形”陶器，与三星堆鸟头形陶器几乎如出一辙。游有山说，西汉扬雄《蜀王本纪》记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朱提是昭通古称，古代是濮人地盘，濮在上古，族系繁多，多伴水而居，故又有百濮之称。蜀王杜宇部落，可能正是一个来自昭通的濮人部落。
杜宇最大的功劳，就是带来了农耕文化。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蜀王鱼凫时代，古蜀人尚以渔猎与畜牧为主，农业经济并不占太大比重。《华阳国志》记载，杜宇“教民务农”，而根据一些学者的调查，“三星堆遗址中红烧土里有很多禾本植物茎叶印痕”，可能是粟、皮大麦之类，可见当时的旱作农业已经颇为发达，成都平原就在此时完成了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的过渡。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萧易：古蜀国故乡还是他乡？（6）
究竟是巴人来到成都平原，还是杜宇以战争取代了鱼凫，传说时代的古史，真伪莫辨，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金沙古国继承了三星堆诸多基因，比如青铜雕像、金面具、玉戈等等；而随着巴人或者杜宇部落的进入，古蜀国再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颇具代表性的变化，便是祭坛与宫殿的出现。
成都驷马桥外，曾经有一座边长为140米，高10米的土台，为四方三层型，形制很像一个去顶的金字塔，形制、结构与1983年发现的上海福泉山祭坛大体一致，应该是商周时期成都平原的国家祭坛。学者段渝在《四川通史》中，提出了羊子山土台建筑工程的问题。他认为，羊子山土台“总面积约10733平方米，估计用泥砖130多万块，用土总量在7万平方米以上。若征发2万人修建，至少要3年或4年才能建成。”
成都十二桥遗址曾出土过一些残长5米的木构件和一些残长12米的地梁，从这些巨大的零件看来，这里或许曾经屹立着一所高大宏伟的宫殿。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上，金沙与羊子山、宫殿遗址同属于十二桥文化，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同一古国的产物。
规模宏大的祭坛、宫殿暗示着古国的实力，它们的出现，背后必定有一个强大统一政权的支持。《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褒斜在陕西汉中附近，熊耳、灵关靠近云南。在古代，疆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的重要砝码。杜宇也好，巴人也罢，三星堆国亡之后，他们的迁徙建立起一个更为恢弘的古蜀国。异域文明与古蜀文明也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迸发。
鳖灵治水：楚文化进入成都平原
杜宇晚年，洪水再次肆虐成都平原，《蜀王本纪》记载，三峡一带的鳖灵部落，为了躲避楚人追杀，逃亡到成都平原，被杜宇委任为相，治理洪水，“蜀得陆处”，又成了人民康乐、物产丰饶的天府之国。鳖灵最终取代杜宇，建立开明王朝，是为丛帝。开明王朝传位12代，统治古蜀国300多年，公元前316年，秦军由金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刘永峰：苏轼出川（4）
四川之地本身的地理特征，也形成蜀中相对独立的文化风貌。对此，王水照先生《苏轼评传》中写道：“五代前蜀、后蜀统治期间，蜀中人士率洁身自好，隐遁野处，不奉迎割据政权；而当《花间》词风盛行于后蜀的宫廷内外，直至宋真宗时代西昆体诗文风行之时，蜀中野处的文士依然坚持着古老的传统，‘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这自是很可贵的风气。”
此时，遥远的京师正在发生着一件大事——“庆历新政”。在宋初名臣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力排靡丽空洞的西昆之气，一种新的风尚正在逐渐形成。它“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而这恰恰是与苏洵的学识、文章、性气相符合的。”（《苏轼评传》）于是，这就不难想像苏氏父子名动京师的景象了。
此次进京赶考，眉山三苏声名鹊起，但母亲突然在家乡去世，父子三人急忙赶回故乡奔丧。按照朝廷律令，苏东坡和弟弟须为亡母居丧守礼两年零三月，在此期间，他和妻子王弗过着寻幽青山、读书绿水的生活。
此后，1066年4月，苏东坡还回过一次四川，他的父亲去世了，于是他和弟弟辞去官职全身缟素护送灵柩回乡。这次苏东坡在峨眉山外的故里再次服孝两年零三个月，他在父母的墓旁盖了一座小庙，种了三千棵松树。服孝期满后不久，苏氏兄弟北上剑门从陆路返回汴梁，从此再没有回过故里。
黄州突围
元丰二年（1079年），声名显赫、又屡屡指摘新政弊端的苏轼，终于让那些借新法谋己利的当权者无法忍受了。于是当年七月，御史中丞李定、御使舒亶、何正臣等弹劾苏轼诗语讥讽朝廷，神宗随即下令将苏轼下御史台审理。7月28日，刚刚上任知州不久的苏轼就被逮捕系往京城去了，时人这样形容当日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12月底，“乌台诗案”结案，苏轼被贬到黄州。出狱后，他被人押着，远离了家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荒凉的小镇，临时寓居在一座残破的寺庙定慧院内。每日三餐，随僧人一同吃一些粗淡饭菜，“惊魂未定，心境孤寂”。白天的时候，苏轼多数会闭着房门，很少见客，偶尔做一些打扫的差事。到了晚上，每每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他辄乘着月光，逍遥散步在江边、竹林或海棠树下。
如果说20年前雪泥鸿爪的比喻，是认为身世飘渺不定，人生“皆为偶值，无处可以长守”，苏轼深深感到身随朝廷差遣而不能自主、不能安定的通苦。那么，这里孤怀寂寞、不被理解、而又“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虽然依旧没有找到栖息的场所，但却多了几分主体的意识，毕竟开始自己主动地寻找栖息的场所了。

刘永峰：苏轼出川（5）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磨盘上的线蚁，又如旋风中的羽毛。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进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他首先“由情势所迫，要一变而为农夫”，开始像当地的百姓一样亲自耕田。由于这块荒地在州城旧营的东边，因而取名“东坡”，他也由此自号“东坡居士”。
“苏东坡这种解脱自由的生活，引起他精神上的变化。”反映在写作上，他之前的尖锐、紧张与愤怒，全都消失了，“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诙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苏东坡传》说：“在苏东坡完全松弛下来而精神安然自在之时，他所写的随笔杂记，就具有此种醇甜的诙谐美。”
在这人生的低谷时期，他常常在一棵山楂树下散步，境界大进。他在一个春水共长天一色的山坡上修筑了著名的雪堂，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作品。一天，他给友人写信说：“下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也。何必回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他不必害乡愁之苦了，因为故乡已被他化入到本性之中。
从此，在大地上吟啸徐行的东坡居士，便成了苏轼最广为人知的形象。它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正因此，《苏轼评传》说：“在后世中国文化人的心灵世界里，无不有一个苏东坡在。即此而言，苏轼的意义可以与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的铸造者孔子和庄子相匹敌，而且，由于苏轼的出现，才基本完成了民族文化性格的铸造：用更超拔的人生领悟，将孔、庄两种人生态度统一于一种人生模式。毫无疑问，苏轼的人生模式是体现我们民族文化性格的最典型之模式。”
天涯归来
在黄州四年后，苏轼又离开了。此后十几年，宦途上依旧是波诡云谲，不管是高居庙堂，还是外任地方，他都积极地创造着自己的人生，虽“无求于君”，但也尽心尽力、“实无负吏民”。
61岁那年，苏东坡被贬居海南，仍然坦然自处，他自己酿酒、种菜，“认为其味胜过粱肉”；在菜园里还种上药草，不仅自己调理，还施与别人治病。那时候，苏东坡常以圣人自比，因为他确信领悟了人的生存价值。正是这次贬窜，为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位思想和文学都进入炉火纯青境界的文化巨人。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在遥远的海南岛，已准备终老天涯的苏轼，接到了朝廷恩准其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的告命。于是，六月初，苏轼离开了已居住三年的儋州，并在二十日的夜晚渡过琼州海峡，踏上了北还的路途。渡海之后，他先是在雷州半岛盘桓一月，然后奉命继续北上。这是苏轼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就像是一只春天归来的大雁，从南到北，一路奔波，不遑起居。每到一处，他寻访旧友、凭吊故人，然后又要起身到下一个地方。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当时朝廷已任命他为四川一家寺庙的管理者，让他回老家养老。但他最终与他走出的故乡失之交臂。 ■

宋石男：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1）
曾创造了三星堆、金沙等可与中原文明分庭抗礼的上古文明的四川，曾孕育出李白、苏轼等一代墨客骚人的中古四川，在明末清初迎来其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一页。古老的四川在乱世中奄奄一息，新的四川就在这废墟上，在外来移民的输血中重焕生机。■宋石男
自史前文明到秦汉，历隋唐、五代而至两宋的漫长岁月里，古代四川曾书写下许多辉煌的篇章。“二十四城芙蓉花，锦官自昔称繁花。”然而，这世外桃源般红尘之地，却在元灭宋时江河日下。昔日繁荣风光不复再现，长达五十年的宋元战争，毁灭了四川的生机，“土著之姓十亡七八”。饱受摧残的昔日天府还来不及休养生息，元气初复，历史的指针已指向明末清初。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的四川，处在历史上最黑暗与惨淡的图景中。曾经娇艳*的天府之国，到此翻成满目疮痍，枯骨对泣。
人祸
明末战乱四起，永宁（今叙永一带）土司围攻成都，张献忠五次入川，清军入川与农民军、残明军展开混战，后又有吴三桂从滇攻蜀。各种武装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进行反复生死拼杀。为后人记述最多，争议也最大的则是“张献忠屠川”。诸多血腥、残忍的野史记载恕不多引，我们先看正史。《清史稿·食货志》称“四川经张献忠之乱，孑遗者百无一二”，《明史·张献忠传》则称，张献忠入川，“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说张献忠杀戮川人达6亿这个数字，来自毛奇龄的《后鉴录》，显然并不靠谱——当时四川人最多不过600万人而已，即使全中国的人口，也远不达6亿。有后人称“六万万”是“六百万”之误，仍说不通，杀6百万即是将当时的四川人全部杀光，这是不可能的。
张献忠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现在已经无法考证具体数字。但他并非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唯一罪魁，更不可能将四川人几乎全杀光。一个有力证据是，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就战死，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始击败各抗清势力而平定四川。据《四川通史》，1647年清将张德胜攻入成都被杀后，相继攻伐四川的清军有高民瞻、吴三桂、李化龙等部。直到1660年，清廷任命的四川巡抚佟凤彩始在成都建立官署；直到1663年，清军才真正拿下重庆；直到1665年，下川东战事结束，全蜀才完全归于清廷统治。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几乎杀光，或杀到只剩野史传说的8万人，清军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平川。

宋石男：明末清初死亡与新生（2）
在我看来，张献忠屠戮川人的史实并非完全虚构，但一定有夸大。清政府对明末清初历史文献的删存或捏造，是造成“张献忠屠川神话”的最大原因。“七杀碑”便是上佳例子。清廷删存的野史中，有记载张献忠曾在屠杀之地立一杀气腾腾的“七杀碑”，上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然而，后来在广汉出土了张献忠的“圣谕碑”，碑文却是：“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传说中那么“重口味”。
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的推手，清初张烺的《烬余录》说了一大半实话，他在“顺治五年”一项下记载，“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献贼”即张献忠，“姚黄”是另一支农民武装势力——姚天动、黄龙的部队，“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则是指四川地方土豪之间的攻伐。当然，由于这本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作者不敢指认清军残害川民的状况。
事实上，不论清军或残明军队，都是荼毒百姓之好手。富顺人杨洪基所作《蜀难纪实》说，残明军队“闻贼北去，相与倡言恢复，牵率而西。凡贼杀戮之余，恣其掳掠……故民虽免于兵刃,而死于拷掠者十常*也”，“而诸兵搜劫无已，民不能出而求食，故不死于兵则死于饿”。在张献忠殁后，杨展据嘉定，马应试据泸州，曾英部将余大海、李占春据涪州，都是贪乱乐祸之辈，川内生民“孑遗落落，值其蹂躏，呼天罔应，入地无门。”而受招安入杨展营的合州土豪李调燮，绰号“万人坟”。他每当军粮匮乏，就发兵捕百姓，谓之人粮。凡拿到人口，选肥少者付厨下，余者瘠瘦，乃付士兵，烹宰俱按整猪羊法。真是触目惊心，史所骇闻。
残明军队灭后，四川迎来短暂休养生息，但吴三桂之乱旋起，四川再受荼毒。传教士古洛东《圣教入川记》说：“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顺治十七年）间，川省稍定，始行设官，此时四川己有复生的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连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连十五载，川民各处被掳，不遭兵人之劫，即遇盗寇之害。四川际此兵燹之后……所有地土无人耕种，不啻荒郊旷野，一望无际。”
由上述可见，造成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之“人祸”，实是张献忠、姚黄等农民武装势力、残明军队、清军、地方土豪、吴三桂叛军等共同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是其中“贡献”卓著的一股恶势力，但不是唯一罪魁。
天灾
在明末清初，绞杀四川人民的除了战乱之人祸外，还有天灾——瘟疫、饥馑与虎患。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虎患也大扰蜀土，“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绝无炊烟，又“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芜麓”，到了成都，则“举城尽为瓦砾，藩司公署久已鞠为茂草矣”。康熙《成都府志》也说，其时“城郭鞠为荒莽，庐舍荡若丘墟；百里断炊烟，第闻青磷叫月；四郊枯茂草，唯看白骨崇山”。
多年战乱与自然灾害横行，最终造成四川人口锐减。据《中国人口通史》估计，明末四川人口有600余万，到清初“湖广填四川”之前，只有60余万，十口仅存其一，创下有史以来四川人口最低记录。
社会既被大幅破坏，经济也难存元气。明末清初的四川，以农业、盐业为主要经济支柱。经过多年丧乱，人口锐减，农业也被深度破坏，许多地方有可耕之地，而无耕地之民。加上大旱、瘟疫等自然灾害，不少侥幸草间独活的“可耕之民”也无力耕种，使本就衰败的农业雪上加霜。盐业方面，也是一片残破气象。顺治初年，四川巡按赵班玺入蜀受事，亲见“一切盐场政务荒废已极”，“井圮灶废”，“百不存一”。顺治十七年，四川巡按、御史张所志视察自流井发现，战乱前大小盐井共计492眼，经过数十年丧乱后，各盐井共坍塞458眼，占原盐井数的，遭到毁灭性破坏。
要言之，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社会、经济、文化均遭到极大破坏，需要休养生息，百废待兴。然而，仅仅依靠本土残存人口，要恢复天府之国的风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恰在此时，湖广间的冗余人口正在溢出，他们亟需一方肥沃的土地来耕种开拓，繁衍生息。于是，剩水残山、奄奄一息的四川，就要吸纳那些规模空前的新鲜血液，因之重焕生机，也从此拐入奇异而美妙的历史新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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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兴：上四川去（1）
两三百年前，一个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强烈呼声，流传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上四川”，这改变的不仅仅是移民们个人或家族的命运，更有整个四川的命运。■本刊记者杜兴
1720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一个叫钟宏予的农民，面临一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的祖父是个仗义疏财的乡绅，“应酬日繁”，“仁者不富”，家资消耗很快。
在“地狭人稠”的闽粤，有限的田产是不会生长的蛋糕，子孙越多，能分得的块头越小。到了钟宏予这一辈，有三个弟弟的他，不到四十岁就生了四个儿子，并且，又赶上“时粤大饥”，钟家日渐萧条。
在年迈的母亲看来，坐在屋子里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得走出去。身为长子，钟宏予理应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族人公认他“志洁行方”；比之弟弟们，他家里的人多——也就意味着，他家有外出谋生的富余人丁，以及更强的抗风险能力。于是，这一年，母亲三次命令他：上四川去！
此前22年，也就是1698年，湖南宝庆府武冈州，一个叫汤万景的农民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后人描述，汤“读过书，却以种田为主要职业。但他失掉了土地，不能生活了。”他将求生的目光投向了四川。
四川——时间再往前，康熙九年（1670年），什邡知县李若璋到任时，看见“人民稀少，景物荒凉，蜀中止草屋数椽，城窟存虎豹之迹”；康熙十九年（1680年），乐至知县王大贵任职时仍“无官舍，寄居城西关外报国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南溪知县王大骐就任时，“目击凋残，心焉凄恻”……类似记载在四川地方志里俯拾皆是。这些从京师来的官员很难相信，诗书中的天府之国，现实里竟如此残败。
其实，早从元朝灭宋的战争开始，四川的繁荣就开始衰萎。明末清初，永宁土司、张献忠、清军、“摇黄”、吴三桂等势力，为争夺成都、争夺四川拼死砍杀，直杀得巴蜀之地“靡有孑遗”，加之自然灾害和瘟疫，许多州县“十室九空”，耕地大量荒芜，不仅有“虎食人”的现象，更有“人相食”的记录。顺治十八年（1661年）的户籍清理结果表明，四川总人口仅约8万人，而纳税的人丁额仅万，与东南省区的一个县相当，以至于需要从外省拨银支持四川地方财政。
战乱还未平定，清政府就招徕本籍逃散人口回四川垦荒，但收效微乎其微。康熙七年（1668年）九月，巡抚张德地请求朝廷扩大招垦范围，鼓励湖广等外省农民入川。此后，政府陆续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政策，除了宣布“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之外，还准许移民子弟以平等资格参加科考。
广袤土地以及强大的政策引力，与外省困苦百姓谋生的冲动交织，清朝规模最大的移*动开始了。由于入川的人口中，毗邻巴蜀的湖广（湖南、湖北）人占大多数，后来的历史学者将这场延续一百余年的省际大迁徙称为“湖广填四川”。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杜兴：上四川去（2）
处于长江上游、雄踞西部的四川，对于广东、福建、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移民来说，自然需要“上”去。如同钟宏予和汤万景面临的抉择那样，两三百年前，流传这些地方的谋求生存、改变命运的最强呼声之一，便是“上四川去！”
启程之前
长乐县有一个周氏家族，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朝万历年间做四川大竹知县，卸任回到家乡后，“面传佳话于梓里”，大肆宣传四川的肥美。受这一信息的影响，周家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周家28个成员先后上川，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不知道钟母是否也听过这段“佳话”。事实上，像周遵公一样，因从政、经商、从军或者逃荒，不少外省人到过四川。到了清初，当人们谋求生存往外拓展的时候，先辈们的经历成了可靠的抉择依据。
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分析了移民上川的原因，一是风传四川“矿土本宽，米多贱价”；其二，又有一些“包揽棍徒”，“极言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
无论是先辈的启发，还是掮客的鼓动，都只是间接信息。一些家庭为求稳妥甚至派人亲往四川考察。福建人魏成美就是其中一个。康熙年间，他带着弟弟游遍了川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等地，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心志不觉大悦”，而在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他参观了三百多个手工作坊之后，“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
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可是，让一个安土重迁的农民，下定决心离开亲友和故土并非易事。一首客家情歌表达了情人的悲欢：“情郎一心上四川，坐上盐船去建安。宁舍金银千千万，怎舍情郎离开我。”
母亲三次命令钟宏予上川，但他“哭泣不忍别”，母亲只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命你上川不去，倘我儿孙都像邻家饥饿涂地，我纵饿不倒，亦会气倒，你若不放心，留你第四子■服劳，遗一角田土，又有三个胞弟照料。为何我多活几年？你都不去？”说到这个份上，钟宏予只好答应马上准备。
上四川去，不是说走就走的，移民需要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田产等信息，经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很多移民在四川并无亲戚，再则“路票”办理过程又很长。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一旦上路，就意味着可能终生与亲友诀别，所以闽粤移民尤其是客家人，往往会在行囊里装进一些“特殊物品”：族谱，祖骸和画像。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一个叫曾顺裔的人，就背着祖母朱氏的骨骸入川。
远距离迁移最重要的准备，是凑齐路费。有的召集族人集资，有的变卖田地房产，而钟家“无从储备”。儿子怯怯地问，没有盘缠，怎么办？钟宏予回答说，“走在丰熟地方，自可积钱。”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杜兴：上四川去（3）
1698年，汤万景经过抉择之后，“强抑着悲哀，怀抱着雄图，带着妻子儿女，远离了自己家乡和亲人，来到战乱之后人烟绝迹的四川西部”。 1720年，钟宏予携带三个儿子，和堂兄弟一行15人，拜别祖宗、母亲和其他族人，踏上了入川之路。
咸蛋和扁担
漫漫旅途，最理想最便捷的交通工具，当然是骑马乘车，但这样的入川方式只有极少人能享受。对于大多数没有马匹的移民，要想徒步将家庭成员中的老弱病残携带入川，只有靠肩挑背驮了。农家常用的翘扁担，以及竹箩筐、竹椅子，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运载工具。
钟宏予的老乡，广东长乐县的李文元和妻子张氏，带着双亲和两个幼子上川，“行路维艰”，两个幼子由张氏的胞兄挑着走，他对路人开玩笑说，“我肩日月矣”。这样肩挑日月的景象，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经常可见。
扁担最主要还是用来挑运行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长乐的另一个老乡，年仅20岁的戴焕祥，每日肩挑80多斤的行李，走了整整两个月才入川。
“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这是从麻城入川的郑家家谱上的记载的实例，事实上，这也是移民路途饮食的普遍写照。
从湖南上川的农民汤万景，其后人说他，“沿途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同时也缺乏盐，一块泡得很久业已黄白不分的盐蛋，每顿饭取出来，拿筷子尖沾点咸味尝尝，就这么样一块咸蛋在路上吃了一个多月。”其实，关于“盐蛋的传说”的四川民间广为流传。
清代有个叫严如■的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踏访，他看见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著名四川作家李■人，祖籍湖北黄陂县，其八世祖先李述明于清初上川，沿途靠贩卖布匹兼行医赚路费。而对于没有特殊技能，仅靠一身力气过日子的普通农民来说，只有帮助别人肩挑背驮，打工干活，维持路上生计。
有的移民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甚至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雍正四年（1726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行囊告罄”，无奈，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走到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
钟宏予一行人走到湖南浏阳时，他的路费便用完了。有人提议，大伙都停下来，等他筹款。“切勿切勿”，钟宏予咬牙说，“自有主意，可积钱，上川不过迟来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为我忧。”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杜兴：上四川去（4）
事实上，除了少量的商贾大族之外，大多数的移民，与困窘的钟宏予并无两样。对于移民途中的艰辛，雍正六年（1728年）的一则谕旨作了推测性的描述：“扶老挈幼，跋涉山川，安有余资以供路费？中途困厄，求救无门，不相率而为匪类，势必为沟中之瘠矣。”
钟宏予没有跟随大队伍前行。他有一个舅舅，早年移居浏阳，见面后，舅舅提出借他路费。可钟宏予说，“甥上川万里迢遥，顺则回粤省母，可还舅钱；不顺则不知下落。舅虽慷慨，甥恐无还，冥中受害，万不敢用。”他看出当地的人“皆游手好闲”，“若果能出力，无有不挣钱者”。
面临各种艰难险阻，移民们的进取欲望让人惊叹。雍正十一年（1733年）九月九日，广东龙川县一批结队而行的移民，遭到官府阻拦，他们在一份《往川人民告贴》中称，“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都想成家立业，发迹兴旺，各带盘缠，携带妻子地下兄弟安分前行，实非匪类，并无生事之处……近来不知和故，官府要把绝我们生路，不许前去。……但是我等进生退死，一出家门，一心只在四川。阻拦得我们的身，阻拦不得我们的心肠。……若到江西隔省拦阻我们，我等腰拼死齐拌一死。……总之，我等众人都是一样心肠，进得退不得。”
晚年的钟宏予没有说自己的“心肠”，只是淡淡地交代，住在舅舅家的两间空房里，他“遂奋力斩荆披棘”，当了三年樵夫，“珠积寸累”，才凑够途中所需的盘缠，于雍正元年（1723）年，带着家人从浏阳继续西行。
上川之路
钟宏予是怎样从广东长乐到湖南浏阳的，从浏阳上川的路线如何，总共走了多长的路，后人已无从得知确切数据。在钟氏族谱中，有的地方说他“苦经驿路三千”，有说“以七千里之遥，迁居蜀简”，还有说“八千道路迢迢”。
事实上，由于上川的始发地、目的地不同，行进路线也各有差别。但历史学者们研究分析，南方各省移民上川，普遍走水路和陆地两条主要途径：水路出鄱阳湖入长江，溯江而上到夔门；陆路由闽粤入江西，取道湖北、湖南或贵州入川。
从宋代开始，长江水路正式设水驿，历元、明两代，长江水路驿站的设置和管理日趋完善。早在元末明初，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迁移浪潮，移民大多出自于湖北，尤其是鄂东北的黄州府和麻城县一带地方，他们过荆门至宜昌入三峡，溯江到夔门。到了清初，两湖移民，包括部分江西移民，入川时也多取这条传统的水路，如清人所说，“楚人入川者，必由二水（长江、汉江）溯流而上”。
由鄂西进入四川，是传统的川鄂交通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小道，是从湖北房县、竹山顺着堵水西行，越大巴山，沿大宁河南下而入夔州。清人严如■，在川鄂陕边界的深山老林见到的“流民”，就是从条道入川的移民。书包网电子书分享网站

杜兴：上四川去（5）
移民到了湘西之后，或者取道与之接壤的鄂湘黔结合部的各种路径，向川东迁移；或者经沅州这个枢纽，进入贵州西部，由遵义北上，进入川黔大道。到遵义后又有两个选择：一条直接北上，经过桐梓、綦江进入永川一带，另一条路线是经过习水、赤水到泸州。
虽然关于钟宏予的上川之路的记载非常粗略，不过，他的长乐老乡，一个叫曾顺裔的人，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举家迁徙到四川资州后，其6世孙曾建章撰写《广东省长乐县至四川资州程途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曾顺裔的上川路线：
长乐县——嘉应州（150里）——平远县（150里）——筠门岭（150里）（江西界）——会昌县（150水程）——赣州府（240里）——泰和县（160里）——吉安府（140里起旱）——分宜县（180里）——袁州府（80里）——萍乡里（100里水程）——湘潭（240里）（湖南界）——长沙（120里）——沅江（180里）——常德府（180里起旱）——慈利县（280里）——永定县（180里）——来凤县（360里）（湖北界）——黔江县（180里四川界）——玉山镇（180里）——彭水县（300里水程）——羊角嘴（300里）——涪州（300里起旱）——永川县（150里）——荣昌县（120里）——隆昌县（120里）——内江县（120里）——资州（现资中县，90里）
曾顺裔沿途共跨越6省，是名副其实的跨省大迁徙，途中经过的主要州县地名共29个，其中水站14个、陆站15个。诚如《程途记》的末尾声明，“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治所经者也。今（悉）数而出之，以见山川悠远，祖步艰难云。”许多移民的族谱证明，这条路线，正是闽、粤、赣、湘等南方移民上川的主要通道之一。
从浏阳出发后，钟宏予经过40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四川简阳县踏水桥安家落户，抵达当夜，只能借宿在碾坊石墩上。三年的艰辛旅途终于熬过去了，这一年除夕，钟宏予特地蒸了一笼广东老家的点心——黄■，并郑重地穿上完婚时父亲送他的衣帽，祭祀祖先。
据载，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9万人口，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已达到万，饱受战争荼毒的巴蜀之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来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持续一百多年的移民潮，后来由于四川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以及政府的控制，乾隆中期之后便开始消退了。
到了乾隆中期，迁居简州的钟宏予通过“三次买业”，逐渐繁衍为拥有六房子孙的“巨族”。为了“追宗荐祖”，这个家族在钟本人的带领下，先后三次开展口述家史的活动，后人将其整理成《入川履历》存入家谱。
“靠着水沟，割下芦草，造起茅篷，将自己一家人安顿下来，又把自己力气能够开垦的土地，用树枝插起，作为占有者的标记……”汤万景的一个后人，在1947年，曾如此描写先祖入川后的垦荒情形。他的名字叫汤道耕，笔名艾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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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四川历来是个“移民社会”，迄至抗日战争，由省外移民入川所引起的四川人口大“换血”至少有六次：
第一次，秦灭蜀后，出于政治原因，“移秦民万家”充实巴蜀。
第二次，从东汉末到西晋，因为战乱，大规模境外移民迁居四川。
第三次，从唐末五代，至南宋初年，因为战乱，大批北方人迁入四川。
第四次，元末明初，因为战乱，长江中游的移民大批迁入四川。
第五次，明末清初，因为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南方移民大批迁入四川。
第六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长江中下游为主的居民大量迁入四川。
六次全国规模的省际人口大流动，围绕四川而起，六次中除第一次系出于控制巴蜀的政治原因外，其余五次皆因战乱而生。在这五次战乱中，除第五次战乱发生在四川境内，其余四次皆发生在境外。由于境外战乱不可收拾，这才有到四川盆地寻求安生的人口流动发生，四川亦因盆地的地理和经济上的特殊性，为全国性战乱提供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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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罗：四川菜中国味（1）
古典川菜在宋末式微，并在明末战乱中灰飞烟灭。移民的到来，给宛如废墟的四川大地注入了新鲜血脉。川菜，也随之浴火重生。■塔罗
“告诉我你吃的是什么菜，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或至少你想做什么人。” 莫里哀笔下的一个小人物的这句话颇有决定论的意味。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似乎四川人和辣椒天生就该捆绑在一起——没有辣椒，怎么能称为“川菜呢”？事实上，很难说李白苏轼吃到的川菜跟今日川菜有什么一致之处。李苏时代的川菜早已消失在一场场战乱里，而今天人们看到的川菜，形成于“湖广填四川”大移民时期。
古典川菜
说起来，川菜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虽然战国以前，巴蜀地区就曾经有过灿烂的文明，近几十年，四川出土了大量用于生活饮宴的食器，其中青铜礼器的工艺水平相当高，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川菜的面貌几经变化，人们已经难以从史料中辨析出它最初的模样。
即便我们知道川菜中很早便使用食用茱萸、花椒、姜等辛辣调料，却无法想象《吕氏春秋·本味篇》中所载古四川“臭恶犹美”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口味。魏文帝曹丕《与朝臣诏》中说“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今天的四川恐怕也难以接受。
我们只知道，东汉时巴蜀烹饪已成较为成熟。1981年5月，四川忠县出土的东汉墓葬中，就出现了“庖厨俑”。他头戴配花高帽，一手执刀，一手拿肉，身前摆满了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远江：天下盐，天下粮（3）
济救国难
国民政府明令川盐增产加运之后，自贡盐场支援抗战的热情迅速转变成空前高涨的生产积极性，盐商追加投资开凿新井、增设锅灶，盐工努力改进技术、提高产量，而船工和马夫们更是加班加点抢运食盐，自贡成了中国抗战时期最繁忙的城市之一。
1938年4月，应邀到自贡拍摄《自贡井盐》的孙明经用镜头记录了这座新兴工业城市的诞生。当时的自贡天车林立，输卤和输气管道密密匝匝，煮盐的烟囱吐出一柱柱青烟，釜溪河两岸“歪脑壳”运盐船拥挤不堪，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遍地盐井的都市”。就在这一年，经四川省批准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并于次年9月1日正式建市。
在大量川盐外运后，日寇的“盐遮断”阴谋破产了。但是，不甘失败的日军又通过轰炸四川盐业基地，试图再次制造盐遮断的局面。1939年10月10日，日军27架零式轰炸机对自贡进行“双十无差别轰炸”。投掷炸弹和燃烧弹共113枚，炸死101人，炸伤125人，炸毁房屋185间。1941年开始，日军又对自贡和其他产盐区实施持续两年之久“盐遮断”专题轰炸，妄图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
然而就是在敌机时常光顾的时候，自贡盐工们躲完警报后又立即投入生产。抗战八年，自贡盐业生产一直坚持不辍，食盐产量由全国总产量的上升为1945年的。自贡盐畅销西南各省、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地区，为国统区三分之一的人口提供了充足的食盐保障。
繁华落尽
盐业的兴盛带来了巨额财富，同时也为国库上缴了巨额的盐税。在抗战八年中，自贡上缴盐税206318万元，为前线提供了巨额的军费开支。
川盐贡献的又岂止是这些，数次济国救难的经历，不但将川盐的命运与家国的命运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也将盐都人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联系在一起。
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大盐商余述怀、王德谦个人捐献10万元，全市献金总额达200多万元。
一年以后，冯玉祥携夫人李德全再次到自贡募捐。这一次，自贡人民更加踊跃捐献。
短短一个月，冯玉祥就在自贡市募得亿元法币、金戒指800多枚，平均每个自贡市民捐款高达法币500元。与此同时，有着百万人口的重庆市的献金总额仅为自贡市的三分之二。
不仅仅是捐资抗日，自贡青年还踊跃参军，直接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斗争。但如同第一次“川盐济楚”一样，1945年抗战刚一胜利，国民党政府就颁布命令，让淮盐重新进入两湖，川盐退回原先的运销区，盐都自贡的“黄金时代”又一次落幕。

李远江：天下盐，天下粮（4）
半个多世纪后，随着盐业生产的现代化，机械采盐彻底取代了过去的手工采盐，曾经密如森林的井架和天车渐渐淡出自贡人的视野。只有二十几口老井，作为文物留存下来，而其中唯有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的燊海井还保持着古老的生产方式。但其文化意义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意义，默默向过往行人讲述盐都的辉煌岁月。
牙缝里的“天下粮仓”
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号为天府，从古至今都是我国重要的产粮大省。但是，她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却从来不是粮食输出的大省。
实际上，所谓的“天府之国”，仅指成都平原一带，其面积为7000平方公里，仅占四川全省土地面积的，省内其它地区均为丘陵、山区和高原，农耕条件不好甚至很差。近代以来，四川人口迅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不高。
丘陵和山地为主的地形决定了这个产粮大省必须是人口大省，高低不平的地形阻碍了机械化耕作的大门，人力和畜力永远是四川农业生产的基本动力。效率低下的农业生产绝不会产生大量的粮食盈余。或许这是看到了这一点，历代皇帝都不主张川粮外调。
雍正九年，四川输出粮食150万石，而同期湖南外调粮食为800万石。乾隆时期，人口激增，中原地区饥荒不断，不得不增调川粮赈济中原，最高时也不过每岁300万石。因此，无论如何，四川也称不上是天下粮仓。
但是，阴差阳错，无力支撑天下的四川却又不得不担负“天下粮仓”的角色。
吃着观音土抗战
很少有人知道，天府之国的四川竟然是吃着观音土迎来抗日战争的。
1936年到1937年上半年四川遭遇大旱，受灾地区超过了全省面积的80%，受灾人口达到3700万人，饿死人口难以统计。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等填肚；草根树皮没有了，就吞食俗称观音土的白泥巴；当观音土都难以找寻的时候，竟然出现了相当普遍的人吃人现象。
面对如此惨重的灾情，缺钱少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无计可施，只得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求赈灾。然而，他等来的不是救灾粮款，而是蒋介石的答复：“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费尽周折，省政府才筹集到140多万元赈灾款，平均到每个灾民身上只有四分钱。大饥荒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1937年夏天连续几场雨过后，旱情才逐步缓解。此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11月20日，由于日寇横扫沿海省份，国民政府迁都重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尽丧敌手，全国粮食紧张万分。前方将士和后方民众的粮食，主要依靠四川供给。刚刚从死亡线上爬过来的四川百姓就义无反顾地担负起了抗战救国大后方的责任。
国民政府想尽一切办法来维持庞大抗日军队和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为了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征收足够粮食，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推行了田赋征实制度。所谓征实，就是将田赋收钱改为征收粮食。除“田赋征实”外，又实行“征购”和“征借”。所谓“征购”就是以低于市价的官价向农民统一征购粮食，只发给利息极低的粮食库券；而“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不但不付现款，而且不计利息。四川无论在“田赋征实”和赋外增购粮食方面，远较各省为多。但是，四川百姓却对此给予了最大限度的理解与支持。
节衣缩食造就“天下粮仓”
1941年秋，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
甘绩镛又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
时隔多年，渠县人杨义富对当年百姓支持抗战的记忆仍然鲜活如新。由于连续苦旱三年，1941年杨义富一家的收成刚好只够缴公粮，“我们没有半句怨言，如数缴给了公家，一家八口只是望着空空的箩筐大哭一场。可怜的母亲拖着一双‘三寸金莲’，一跛一颤地跟在父亲身后，隔两天去‘佛显圣’大庙后面，排队挖回白色的‘观音土’，掺和着少许玉米粉，先让孩子们果腹，剩余的才是他们两位老人家吃。其他左邻右舍，家家户户亦莫不如此。宁愿自家饿得半死，也从不欠缴公家的一分一厘公粮！”
正是在这样灾荒不断，食不果腹的困境中，四川百姓节衣缩食，为抗战提供必须的粮食。据统计，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稻麦总量的。以一省之力提供了国统区三分之一的粮食需求，使四川成了牙缝里挤出来的“天下粮仓”。 ■

苏琦：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1）
四川意识中国情怀世界梦想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自那时起，四川与整个中国一起，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 本刊记者孙展特约撰稿苏琦
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她迈向现代的第一步。
这一步是从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开始的。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他由此建议“招民开垦”，并给予地方官员以鼓励，招民三百名即可以升迁。
蔡毓荣可曾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序幕，由此也改变了四川的历史进程。那些自湖广而来的移民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新的播种，收割，也同样开始了新的历程。在持续上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他们不但重新构建起一个农业帝国赖以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这个帝国繁衍生产着庞大的人口群。
就在蔡毓荣上奏不久，各省移民蜂拥而至。仅湖南零陵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而来自楚粤之地，逃荒入川的，一年之内“不下数万户”。乾隆八年（1743年），也就是蔡毓荣上奏康熙招民入川刚刚过去不到70年，四川巡抚纪山就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原本“人稀地广”的四川，已经“无荒土可辟”了。纪山由此建议朝廷劝阻外省人口再向四川迁移，但这完全无法阻挡“赴川就食者”的热情，这一移民潮直到嘉庆年间才得以平缓。
但也是这个过程中，现实的四川问题，也同样是中国问题开始产生，那就是如何应对一个人口大省的压力（至咸丰年间四川人口一举超越江苏而成为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新移民在四川平原地区饱和之后，逐次向川陕楚山地游移，不断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而这些生活贫苦的山民和游民社会的会党结合，最终酝酿成白莲教起义。“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叛乱而消耗净尽，*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剑桥中国晚清史》）
又岂止是财政破产，“白莲教的种子在整个华北和华中遍地开花，其中有八卦教、义和拳、虎尾鞭，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地方教派。他们无休无止的叛乱和政府决不心慈手软的*，成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地方史中的主题。”

苏琦：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2）
更为致命的是，就在白莲教被打压之后，东南移民转而奔向云贵广西等地，尤其是广西，这又为日后金田起义埋下了伏笔。富足的天府之地，结下了繁荣之果，却也埋下了败亡之因。
四川意识
几乎与这个王朝发展同步，四川新移民们在繁衍生息了100多年之后，已经逐步融合，他们以西南官话为主音，以天府物产为给养，以四川性格为烙印，构建成一个标记鲜明的共同体——新四川人。
晚清一首竹枝词写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正是新移民们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后的生动写照。四川包容了新移民，新移民也深深认可了四川。1907年，一位留日的川籍学生也不无骄傲地写到，“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
这种对地方的认可与眷恋之情，在平安富足的时代，将是一帖绝好的融合剂，它将很好地粘合不同省籍移民们客居于此的裂痕。但不幸的是，这种新形成的四川意识却恰恰遭遇了晚清，在与被侵犯的地方利益，以及流行的自治思潮结合后，它们混合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传导给其他地区，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川人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天之内，报名入会者，已超过10万之众。”保路同志会领袖走上街头，宣讲铁路与四川，铁路与国家的关系，“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泪表示，“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在保路同志会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描述四川“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商榷书号召“七千万同胞”，设立国民军，自行收租税，“共同自保”。
这种喷薄而出的地方意识令川督赵尔丰惊骇不已，他急电北京，指责四川人由争路而“遂图独立”。尽管四川以其封闭的地理地貌，在中国西南成为自成格局，但四川民风一直以来却是以“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闻诸于世。而现在，一声声“自保”、“自立”、“自治”的口号，不仅仅搅动赵尔丰的心绪，更是令四川民众群情激昂，不出数月，四川各县纷纷独立，合围省城之势已成定局。
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环通银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长，同时也是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与刚被免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达成了一项协议——《四川独立条件》。在这个协议中，赵尔丰承诺让出四川都印，“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办”。书包网 www.61k.com

苏琦：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3）
这无疑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协议，它不仅仅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至此告一段落，同时也成为自晚清以来四川地方意识崛起的一份告白书。5天后，这位末代总督发布了离任的《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
中国情怀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艰难的西迁。广袤富饶的四川盆地不仅仅成为国家政权的容身之所，同时也成为五湖四海不甘沦亡的民众的栖息之地，也是在3000-5000万抗战移民到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渐次成型，这成为中国内部不同族群，超越地区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归纳。
1937年11月2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军、童子军等列队欢迎者万余人”，在礼炮欢呼声中，一名身穿“青色斗篷”，手持“黄色手杖”的老者徐步登岸，“态度极为严肃，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1937年11月27日，《大公报》）这名老者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着他的到来，130个党政机关，上万名公务人员随之填塞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下，数以千万计的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学生或从东北，或从平津，或从江南，一同走上了漫漫的西迁之途。
重庆、泸州、宜宾、成都、广元……每一个四川市镇都涌入了数倍于前的外省人。
也正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以整个大西南为后盾，中华民族以四川为根据地，开始了其艰难而顽强的复兴之路。这一举动，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
时在重庆的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写到，“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走到一起了。”
在重庆的街头，“肮脏的、草草筑成的棚屋内”，几乎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进川的人，在数年之后，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了“国语”，1944年，陈立夫在*主办的陪都国语运动宣传周开幕式上不无得意地提到，“抗战以来，东北、东南人口大量集中于西南、西北，此次大迁徙，于国语统一上厥功殊伟。”
又岂止是饮食和语言，在历经了战争的洗礼之后，这个民族已经越来越从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无夸张的说，是大轰炸“把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也是在辗转于甘肃、云南、四川的迁徙路途上，学者顾颉刚对迁徙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愈发成熟，“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他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苏琦：四川精神的三层叠合（4）
世界梦想
四川再一次带给中国以全局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出川。20世纪80年代末，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空间，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上了艰难的进城历程。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称，人们通常用一个新创造的词来指代他们——“盲流”。到1989年，这股“盲流”高达5000万，而四川人是其中的主力。
在城乡割裂数十年之后，城市管理者们还无法应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当时的农村非但天地不广，反而越来越窄。“卖粮难”屡现报端，农民们即便勉强卖出了粮食，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白条”。进城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在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从此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挥之不去的来自农村的就业压力，保证了中国继续行走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务实而发人深思的谈话，在那以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在四川，每年有700万人涌出夔门，这个数量成为全国第一。他们中有一半是去了珠三角，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编织、开小吃店、倒卖票证、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卖菜、捡破烂、拆迁、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而更多的，则是进入了星罗棋布的新兴工厂。
在那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也是在这里，他们用刚刚离开土地的双手，制造出无所不及的商品，从钥匙到纽扣，从衬衣到运动鞋，从手机到电脑……凭借着比欧美日本工厂工人便宜4到8倍的成本，“中国制造”很快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里，从洪亮吉到马寅初，中国最好的人口学家们视若洪水的人口问题，一举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经济学家给这现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人口红利”。
如果说前两次由外省向川内移民造就了新四川人和四川意识，以及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诞生的话，那么这一次出川的民工真正推动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意识在古老中国形成。
以移民开始，又以移民终结，自1600年以来的四百年里，中国人口问题以四川作集中舞台，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以及古老王朝的兴衰罔替，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EX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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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图式”阅读法

   地理和地图关系十分密切，地理课本上有许多的插图，还有学习地理知识的重要工具地图册。“地图式”阅读法就是要求学生在阅读自学地理知识的时候，充分重视地图的作用，认真读图，分析地图，理解、记忆地图，从地图上获取地理知识、地理信息，并能够做到图文转换，应用地图说明地理问题，寻求各种地理规律、地理特征和地理成因的答案，也能把图转换成文，用语言文字准确叙述图所揭示的地理事物的分布、地理规律和地理成因等。以提高学生的读图分析能力。
    以上几种阅读自学地理课本的方法，适合于不同的教材内容和不同程度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因人制宜，灵活运用。
总之，建立自学和课堂教学相配套的教学模式，把阅读自学作为地理课堂教学中一个重要环节来抓，并反复坚持，不断改进，就能让学生逐渐养成良好的自学习惯，掌握正确的自学方法，就能提高学生的阅读自学能力，学生在认识到阅读自学的价值后，也会自觉拿起阅读自学这个武器，去提高地理学习成绩，从面达到提高地理课堂教学效果的目的。

三 : 盗火者：他们为中国引来变革火种全文阅读作者：《先锋国家历史》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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