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张宁照片集（张宁的美貌让林立果一见倾心）
张宁身高一米六八，长腿细腰，身材很匀称。椭圆脸略显消瘦，皮肤白净，高鼻梁，一双眼睛漂亮而有神。当时一位与她聊过几次天的小伙子说：“简而言之，你很快就能发现，在张宁身上透着极重的娇气，她给我的感觉就象是温室中一朵娇嫩的花。”
二 : 张宁自述与林立果的往事
张宁自述与林立果的往事
严格些讲，初期的选人还不叫“选美”。叶群明知自己的歪招在林彪那里明讲了肯定通不过，她采取“暗渡陈仓”策略，向林彪建议：“我们的地位接触面小，又不好直接出面，哪去找首长要求的条件，我看还是请一些人帮忙吧。首长有不少老部下，他们有儿女，让人去看看，有合适的就挑一个吧。”林彪说：“儿女的事由孩子们自由恋爱，你不要去麻烦人家。”叶群说：“老虎和豆豆老实害羞，这种事他们从来不主动，人家都抱上孙子啦，等他们自由恋爱我们都老啦！这件事我们不想法，等到人家（指毛）找给你把我们捏在手上呀。”
林彪终于点头同意。林彪曾在锦州地区打过仗，还有印象，那里的女性模样不错，他的一些部下也留置在那里，就信口说了一句：“锦州的女人长得不错。”这次谈话后，林彪再未过问选人之事，直到叶群发展扩大到全国选美，并有几个女孩带去给林彪看，他还以为是老部下帮忙介绍的。“林办”的人讲起骗林彪的一些事时口气十分随便轻松，在叶群的榜样作用和雌威下，以及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中，秘书们已“磨练”得游刃有余，甚至有恃无恐。在“林办”里，秘书对林彪说谎不构成罪名，相反，谁要违了叶群的意，才是大祸临头。叶群怕秘书们在林彪面前说漏了嘴，又觉得秘书们都是男的，不懂审美，便召见了几位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们的夫人，向她们诉苦，第二夫人开口请帮忙的事，谁也不好推却，成人之美，自古有之。几位夫人的丈夫分管海陆空三军，她们又是其夫的办公室主任，过问起这件事，一张网撒下去广及三军，加上亲朋好友老部下，大网拉开撒向京城到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选美”就此拉开序幕。
男女人选四面八方一个接一个送往北京。邱会作夫人胡敏从家乡西安市选送了一个省委干部的女儿，赞誉她是“杨贵妃第二”；吴法宪夫人陈绥祺从军队艺术学院选了一个扬州籍女孩，赞誉她是“西施再现”（这个女孩后来分配到我团，确实非常秀气漂亮，我们都叫她小陆子）；李作鹏夫人董琪才从哈尔滨选到一个男子，夸他是历史美男潘安。（后来与李作鹏的一个女儿结婚，事件后跟我一起关在劳改农场，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擅长油画，改革开放以后在哈尔滨开设画店。）
可这三位人选，到了叶群那里，她只说了句“立衡、立果不同意”便打发掉了。
那一位“杨贵妃”曾作为重点对象安置在胡敏家，以最好的膳食款待，这又是叶群的馊点子。不到半个月她果然发胖，叶群说：“她这么快就胖得像个冬瓜，到我家来吃我的伙食不得更胖啦。送回去吧！”
叶群进一步向几位夫人下达了具体的人选标准：
男性：政治条件好，大学或专科文化程度，身高一米七二至一米七八左右，年龄二十六岁至三十岁左右，英俊有气质。
女性：政治条件好，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高一米六O至一米六五左右，年龄十八岁至二十二岁，五官端庄秀丽不能显妖冶之气，皮肤粉白洁亮，体形婀娜，亭亭玉立。
林立衡和林立果对叶群所为很不满，林立衡自由恋爱的对象也被叶群破坏，男方被遣送到原子弹基地永不许返京。林立衡反抗，遭叶群辱骂毒打，愤恨自杀，幸被抢救过来。林立果自由恋爱的小梅姑娘也中途夭折。林立衡和林立果认为感情要讲缘分，不是完美形象能够代替的，向叶群明确表示过反对，偏偏叶群又想利用这一招控制渐露反意的儿女，她要防的对手太多，连她的儿女也成了对立面。我听“林办”的人说，选人这件事叶群是自作自受，她原想用她选来的人控制立衡、立果，立衡、立果不要，她拼命塞；等到立衡、立果看上了，她又偏偏不给，怕他们自己看上的人成了帮手联合起来反抗她。
叶群与儿女之间的“拉锯战”产生新的矛盾，人选一批批送来又一批批送走。几位夫人非常为难却又罢不了手。
胡敏第一次来南京，我在北京出差，胡敏到歌舞团去看了所有未婚女演员，一下看中三个，立即带上照片返京，被叶群以各种理由回掉。
两个多月后，胡敏第二次到南京，转了几个地方一无所获，临回北京前去南京军区看望一些邱会作的战友，这几个首长问起她来南京的公干，她说了。其中一位首长不相信地问：“到我们歌舞团你还挑不中一个？是不是都看全喽？”
胡敏说都看过了。那个首长笑说：“那可不一定。有个叫张宁的女孩子，你要是看不上她，就不要再来江苏。她是
主要演员，歌舞团一定是怕你挖墙脚，不给你看。”
胡敏拿到我的照片即刻返京见叶群。叶群下令南京方面送人。
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份，我脚上生个大冻疮，胀肿发炎痛得不便走路，政委找我去布置上北京的外调任务。
到达北京车站，一辆黑色轿车停在站外广场，车边站着一位青年军官，远远地向带我去的老朱招手。老朱也不向我介绍对方身份，让我上车开到东交民巷空军招待所。胡敏在我一进门时，便脸露喜色，与我握手时盯住我看，欣赏赞叹。对于这种神情，我已司空见惯，到哪都会碰到。
第二天下午，二楼走廊里传来纷杂脚步声，顷刻响声在我门口停止，门外传来窃窃细语。我拉开门，冷不防撞进一位空军，像是被人推进来，差点撞到我身上。我还不及问话，鱼贯地进来五六位男性军人，不请自坐。我心中一阵紧张气恼，站在门边张目望着他们，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军人干咳两声问道：“你是南京来的张宁同志吧？”
我点点头。他问过以后便没话说了，五六双眼睛像聚光灯一齐射向我，我莫名其妙地问：“你们找我有事吗？”
“噢，你是友军同志，来我们招待所住，请给我们提宝贵意见。”那个戴眼镜的开口说，其余几个好像强忍住笑。
瞧这群人海陆空都有，却称我为“友军”，再看他们一个个不好意思的样子，不像歹人的模样，我不由得笑起来，招呼服务员进来倒茶水，并向他们表达谢意：“麻烦你们了，谢谢。”我发现一位青年空军旁若无人地坐在沙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神态气质与众不同。我瞧他一眼，他目光并不回避，愣愣地直视着我，似有所思，又似看入了神。我微微皱眉，心怨：怎么这样看人！我避开他逼人的目光，转身从抽屉里拿出甜桔分送大家，作为惩罚，最后分到他，还是一个最小的。当我递给他时，微愠地斜睇他一眼，这一眼反倒令自己吃惊不小，好面熟啊！那青年接过甜桔，见我蹙眉看他，便低下头剥起桔来，神态腼腆得像个姑娘。所有人都客气地将甜桔放桌上或拿在手上，只他接过来就剥，全无做客应有的客套，给人一种单纯直白的感觉，再配上他那种神情，好似个大孩子，我不由得扭转了初时的印象。
这群人坐一会，什么也没再说，便离开。原来他们是让叶群逼来看我的。叶群听胡敏汇报情况，不相信真有像胡敏形容的“古典美、现代美、病态美、气质非同一般”集完美于一身的女孩子。叫“林办”几个工作人员以男人的眼光审评一下。
工作人员回去向叶群交差，都说“不错，挺好”。叶群要他们说具体详细点，这些人不是拿笔就是拿枪，谁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女人，找不出适当词汇，只好说：“跟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叶群哭笑不得，跑去问林立果：“你觉得怎么样？”
林立果有心思，不回答，给叶群吃闷葫芦。林立果情绪反常，众人都说好，到底怎么好法，叶群决定出面看看。
当晚九点半以后，胡敏请我和老朱上人民大会堂看样板京剧《智取威虎山》。幕间休息十五分钟，胡敏带我去一个大厅。推开门走去里面空无一人，灯光通明，四壁挂着山水画。胡敏引着我沿一条红地毯往前边看边走，前方门打开，一名警卫陪着叶群向我漫步走来。胡敏停步，指着叶群背后墙上一幅画叫我评鉴。我正面朝向叶群，已无心看画，突然出现副统帅夫人，离得如此近，又与我走在同一条地毯上，马上就要临近身旁，我该怎么办？上去问好？太唐突，我们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或称习惯，因职业关系常见到大首长，有时首长不打招呼，我们不能主动“发癫”，以免首长不高兴。出于礼貌，当叶群走到我身边时，我见胡敏没有任何提示，便低头退后让出走道。叶群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直到走出好远，还不断回头看。
叶群看过我以后，留下很不好的印象，甚至大发雷霆。以后我才知道她大发脾气的原因：首先，我见到她竟然毫无反应，不恭维问候她，又没有一点其他女孩子的怯懦之态，她认为我目中无人连她也不放在眼里，要是让我进了门，准与她不一条心，一定与林立果联手抗衡她；其二，她一见我，便明白儿子为什么情绪反常，“家里放着个小妖精从此不会安宁”；其三，她与我的身高比差太大，如果带我出场面，媳妇喧宾夺主抢了她的风头。
幼年的张宁与家人的合影
叶群回到毛家湾立即传唤见过我的工作人员，训斥他们说：“叫你们去看张宁，是工作，不是玩！你们一个都没看出来吗？张宁是个近视眼！她对我们林家没有感情，目中无人！眼睛看人带勾，个子也太高，退回去吧！”
叶群又去试探林立果：“你认为张宁怎么样？”
林立果玩心计，以前不热心，叶群就拼命加温，他以为用老办法能叫叶群入套，便不动声色地说：“无所谓，没兴趣。”叶群马上接口道：“好。把她退回去。她长得是不错，但还不够全面，妈再给你找个更好的。”
林立果一急之下，跑去求助于林立衡。姐弟俩商量后，第二天就瞒着叶群到招待所见我，林立衡想见见弟弟中意的女子到底什么样，值不值得弟弟选择。
下午刚起床，服务员推门进来说有客人找，门外走进两位青年男女空军，那个男的正是昨天下午来过的让我眼熟的人。女的文静清秀，个子不高很苗条，举止文雅，微笑地问我：“你是张宁同志吧？”
因几次来看我的人都不介绍自己身份，我也懒得问，都礼貌地请他们坐，谁叫我落到空军地盘上，人家来“客气”，我也客气识趣。
坐下后，男的和女的对望一眼，男的垂下头不吭气，女的问我： “来北京几天了？”“三天。”“来北京做什么？”
“来北京外调。到北京出差的人很多，住宿不好解决，请胡主任帮忙住到你们空军招待所，打搅了，谢谢你们。”我仍把他们当成空军接待人员。两人相视而笑，我不理解他们笑什么，以为自己说话有什么不妥，羞红了脸。女的又问了我一些出国演出和下农村下部队的事。然后问我：“你读过党史吗？”“党史？没有系统读过，政治学习的时候知道点。”
“党的第一次会议在什么地方召开的知道吗？”女的又问。“第一次会议呀……”我摸着辫子一时回答不出。不知怎地，脑中突然蹦出个“瓦窑堡”，便不假思索地答道：“是瓦窑堡吧。”“嘻嘻嘻……”女空军笑起来，连一直不开口的男空军也“哈哈哈……”笑出声。
我心想一定说错了，连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哪开的这么件政治大事都不知道，让人笑话，我窘迫地涨红脸望着他俩。女空军缓和道：“你年纪还轻，多读些政治书籍。你经历见多识广是个优点。”
他俩在我房间坐了大约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我想问他们是谁，为什么找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女空军把我拦在门里不让送，客气道：“打搅你了，你休息吧。”
以后听王老太太说：“立果请他姐姐去看你，两人都觉得你对政治不感兴趣，要是弄个有政治野心的人到身边来，他们是不喜欢的。立衡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立果找个热衷政治的人，叶群有政治野心，再弄个有野心的弟媳妇，林家就没有安静日子过。你符合他们的要求。”第二天，我接到团里来电话通知，要我返宁执行别的任务，当晚胡敏来车接我和老朱去她家吃饭。
在胡敏家，我无意中看到了林彪一家的照片，认出了林立衡与林立果。
一夜的失眠换来许多疑问迷惑。
第二天上午外出想买点北京特产回去赠送亲友，刚走到大栅栏，背后远远有人高喊：“张宁，请等一下。”扭头看，是位不认识的陆军军官（“林办”秘书老郭），在他后面缓缓行驶一辆黑色伏尔加。那人气喘吁吁跑到面前说：“请你等一等，有人找你。”
我问谁找我，那人不回答，扭头往后看，我顺他视线望去，心下惊突一跳，见林立果正从车上下来，手扶着车门望着我，好像等待我答复，见我点头，大步向我走来。
当时我只觉得慌促不安，从不认识他，他干吗老来找我？要是一般男性，我会立即敏感他想追求我，我会立即还以“颜色”对付他。但他的身份不寻常，他父母头上的“光环”令我不敢把他的行为往歪处想，不但不敢，精神上还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
林立果陪伴我走出一段路，双方都默默无语。最后林立果开了口，问：“你今天下午要走？”我点点头。
“这么快就走，不多住几天？”
我心想走与留又不是我能决定的。心里这么想嘴上又懒得说，便不吭声。“你以后再来北京，欢迎你来玩。”林立果说。我心想，找你玩什么，我又不认识你，还是不作声。林立果问：“你好像很忧郁，怎么了？”
我内心真有点生气，什么怎么了，你又不介绍自己，又叫我以后来玩，有这么交朋友的嘛，简直莫名其妙，又不出声。林立果见我老是沉默不回答，犹豫一下，停足握住我手说道：“你走，我就不送了。”我点点头仍然无任何言语，林立果很难堪地道声“再见”，匆匆跑向车子走了。我望着车子开走，那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顿时消失了。
事后知道，林立果此次瞒着叶群，带上最心腹可靠的郭秘书来送行，意思是想与我建立联系。但他是个不擅言辞没有恋爱经验的人，他疏忽了一点，任何人都不会与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交朋友，虽然我知道他身份，但在感情上对他根本“不来电”。我回到南京，向政委做例行汇报，许多不理解的事请他做解释。他听说林彪儿女也来看我，吃惊不小，但他也估摸不透什么意思，嘱我不可“乱说”。我一贯不喜欢多事，犯不着说这些事再让大家议论我。这件事一直没向其他人提起，不久便淡忘了。
五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卧病在床，陈副政委突然进门。说：“团里决定派你去执行任务，马上收拾一下走吧。”
一辆黑色伏尔加停在路边，门打开，从里面走出胡敏的吴秘书，我懵懂地看着他，问：“你怎么来了？”我一时还不能清醒地想到我“执行任务”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吴秘书微笑地朝我点点头，并不回答我，伸手与副政委握手客气道：“请回吧，我送她去。”
车子驶进南京空军司令部大院，并不是我想象中的火车站。车子停在空司招待所门前，吴秘书领我走上二楼，在一间贵宾房里，胡敏正与我团政委聊天。我心中一惊：胡主任怎么也来了？政委怎么跟她在一起？我执行任务与胡敏有关？我的脑子真被高烧烧糊涂了，像一盆浆糊。
以后我才知道，这次来京是林立果央求胡敏帮忙，瞒着叶群把我从南京“偷”到北京的。自从我回到南京以后，各地送来的姑娘都被林立果拒绝退掉，并计划瞒着叶群独自上南京找我。事不缜密，被叶群知道，说林立果：“张宁这个人你动不得，她家与许世友有关系，她又是个出名的人，动了她，让田普（许夫人）知道，田普正愁抓不住你呢，你倒自己送上门去，当心许和尚把你扣在南京！”许家有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当飞行员，与林立果熟悉，对林立果印象不错，但各人择偶标准不同，产生一些误解和不愉快。叶群抓住这件事把不了解情况的许世友夫妇抬出来阻吓林立果到南京去。叶群一番话把林立果镇住了。但林立果仍不甘心，跑去求胡敏，胡敏很同情他，觉得应该让孩子们自由恋爱，再挑选下去影响实在不好，但又顾虑叶群知道后一定会怪罪自己，怎么办？两难哪。
林立果出主意请胡敏先把我偷偷调来，在总后范围内生活学习，给双方一段培养感情的空间，如果成功了，说起来还是胡敏老部下介绍的，避开讨人嫌的“选美”话题，名正言顺地算个自由恋爱。“选美”这件事在胡敏和林立果思想认识上都是块难以启齿的心病。林立果的一再恳求，胡敏的心软，我就这样被“偷”来北京。可是事情很快泄漏出去，风声传到叶群耳里，胡敏不敢再隐瞒，据实相告，叶群大怒之下责骂林立果：“你眼中还有我这个妈吗？一个张宁就把你迷得忘了娘！你的翅膀硬啦，敢自己做主叫胡敏替你办事！不把我放眼里啦！”林立果被责骂得羞愤不已，抬出林彪，说：“你不要对着我叫，有本事找首长去，是首长点头同意的。”
原来，林立果把我弄来北京后，心想叶群迟早会知道，这事是自己求胡敏的，不能让胡敏担责任为自己受过，便采取补救措施，向林彪吐露真情。林彪认为儿子选择到一个理想恋人是件好事，自由恋爱是儿女们自己的事，他却一点不知我第一次来的情况及整件事的背景，表态支持了儿子。
叶群被林立果一激，盛怒之下不及思索，跑去找林彪算帐。林彪正坐在客厅闭目养神，叶群冲进去指着林彪破口大骂：“你这个摘桃派！我辛辛苦苦一场全没捞个好，你倒取乖讨巧来现成的！”
林彪愣愣地睁开眼瞪着叶群，问：“你说什么？”他没听明白。叶群见状以为林彪装糊涂，更控制不住地嚷嚷道：“你干的好事！还装不知道，你是个摘桃派！”林彪此刻已清楚，喝问：“什么摘桃派？！”
“女人！摘女人的摘桃派！”叶群提高嗓门重复道。林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被叶群辱骂，怒火中烧，“啪”地一声，叶群脸上挨了重重一记耳光。叶群立时撒泼大哭，嘴里不停地骂：“你打我！为了一个女人打我！你欺负我。你这个摘桃派！我辛苦你来拣便宜……”
林彪气极大骂：“你无理取闹，你这个坏婆娘，我跟你离婚！”气得双手发抖，气喘吁吁。林立果未料到为了我，竟让父母闹到这一步，悄悄地走了。
文工团员张宁
叶群见林彪真动了气，自己这把嫉妒之火发错了对象，正哭哭泣泣不知如何收场下台阶，张秘书进门见状上前劝止。岂料叶群这个人见好不说好，事后反忌张秘书见了她的丑，不久便将张秘书调离“林办”。事情既已公开摊牌，叶群知道不好再公开反对，否则林彪面前不好交代，又失去了儿子的心，转而指示胡敏把我留在医院做全面检查，希望从中找出毛病，再作打算。叶群从丈夫和儿子那里受到的气，全集中到我身上，她说过“人长得太美不吉祥”，从此，她由嫌我转为嫉恨我。
三○一医院曾经收治好几个患无名高烧的病人，病程发展从高烧昏迷直到死亡，而我持续高烧却神志正常，内脏器官完好无损，李医生一时下不了诊断，坦诚地告诉我：“你这病我头一次见到。”李医生为查找病源，停了我近半个多月一直用着的退烧抗菌素药品，改用无副作用的中药，观察病情变化。经过大剂量服食中药，三天后，体温恢复正常。我很想知道自己的病因，李医生很坦白地说：“我们没有找出病因，看来还是病毒感染。”这两次高烧以后，直到现在，我再也没有发过无名高烧，可是我的血型却由“O”型变成了“B”型，这是十年以后才发现的。
从医院出来令我深感意外地住进了胡敏家，整日好茶好饭地享用，就是没有人搭理我要求执行任务的请求。
一天晚上，我随胡敏到总后礼堂看杂技团演出，进去时演出已经开始，中间座位留四个空位，胡敏叫我坐进去，当我回头张望她时，发现林立衡和林立果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向我走来，我以为他们碰巧也来看演出。
林立衡与一位英俊挺拔的青年军官由王老太太陪同，走向前排落座，后来知道那位军官姓王，是叶群为林立衡指定的，据说叶群特别喜欢他，但他在下部队体验生活时感染上肝炎，落选退回去了。正当我观望林立衡时，身旁空位上有人落座，侧脸一看，顿时紧张起来，林立果不但紧挨着我入座，手臂还有意与我胳膊紧挨一起，正歪着头含蓄地望着我微笑。
不知为什么，见到他我就浑身不自在。那时的教育正儿八经，虽搞文艺工作，性格上并不活泼，有人评价我“光有漂亮不风流”，更有许多异性觉得我身上有一种缄静的气质不可冒犯。在我心目中，从一开始就把林立果当成一个神圣家庭里的一员，除了令人崇拜的光环以外，再没想到其他方面，男女嫁娶之事是民间俗事，他们只代表极权和政治。还有一个我当时并未意识到的潜意识，那就是他的形象并不足够吸引我，虽然他的相貌并不丑，身材也很魁梧，但以我训练有素的文艺眼光看上去，他离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形象还相差得远。所以，林立果对我的感情流露，我一直搁浅不入“港”。
看演出时，眼角余光见林立果根本不看舞台上，一直侧脸望着我，回望他一眼，他的表情很温和，虽然有些不好意思，却不回避灼人的目光。我俩都不说话，也不相互问好，他大概还认为自己的身分保密，而我因为他一直不主动介绍自己，让我感到他是个高高在上的人，犯不着我去问候他。沉默了很久，他忍不住借题轻声说话了，问我：“你看字幕上写的什么，念给我听听。
字幕上正打出一行字：“请×××到后台找我”。
我瞄了一眼就念道：“请×××到后台找找。”没看清“我”字头上那一撇。林立果笑道：“你戴上眼镜再看看。”
掏出眼镜戴上再看，才明白林立果为什么笑，忍不住也低头笑起来。他见我笑，高兴地说：“你戴眼镜也很好看。”我一听到年轻异性赞美我的容貌，就会产生戒防心理，忙低下头。
幕间休息十五分钟，胡敏来请我们到休息室喝茶。林立衡与胡敏聊天，林立果坐我身旁目不斜视再不看我。我松了口气，抬起头来仰一仰酸了的脖子，见正前上方有大方镜，林立果和我都映在镜子里，林立果直视镜中的我，怪不得他不再扭头看我。发现了他的秘密，我顾不得脖子酸，忙又垂下头。林立果动了动身子，显然是不好意思。林立衡笑着替弟弟解围：“胡主任，时候不早了，我们走了。”我随胡敏送他们到礼堂门口，看着他们上车离开。
看完演出，胡敏不提刚才的事；我也不问。胡敏以为我缄默有心计，其实我根本没往心里去，我认为他们是来看演出的，巧遇而已。我团很多演员了解我的性格，待人接物单纯不存杂念，所以尽管有少数演员出于嫉妒想各种歪点子整我，却没有市场达不到目的，因为同辈和老辈的多数演员们都很关爱呵护我。
我来北京的事既已在林彪面前公开，叶群不好再阻拦不让林彪见，林彪也想看看老虎看中的对象到底是啥样，为么叶群要极力反对。林彪开了口，叶群立即布置。一天夜里，我睡得正香，胡敏进来推醒我，要带我和她女儿小京京上首长俱乐部去玩。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毛家湾。
当天夜里我走进一个大厅以后，几扇窗户外面站满了林家和“林办”的人，叶群个头矮，踮着脚很吃力，命人搬来一张小凳垫在脚下，聚精会神之中忘了脚下是只凳子，移脚踏空从凳上摔下，幸有工作人员扶住才没跌地上，忙乱中发出一阵响动，叶群怕我听见急制止人们出声，又嫌灯光不够亮，命李秘书充当“灯柱”。林彪一直隐在门口黑影里。以往林彪和叶群曾公开见过几个女孩子，此次看我搞得这样神秘，是因为叶群顾虑我与许世友家的关系，担心我知情后惹出节外生枝的事，所以对待我不同于其他女孩，安排上格外小心。林彪看过后连说：“不错、不错、很好。”他一表态，我便成了林家内定的对象。
胡敏老是不提执行任务的事，对我的催促也尽量回避，我莫名其妙地住在邱家，心里越来越不安。一天夜里，走廊上传来脚步声，那是邱会作的警卫参谋江水，他随邱会作的作息时间，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平时很少看到他们，今夜来得早些，老在我门口走动，好像有什么事。随着日子延长我心中疑问越来越大，邱家工作人员都回避我，今夜江水出现反常，我忍不住穿衣起床开门问他：“你有什么事吗？”
江水停步望向我踌躇不前，我更确信他有话想对我说，便请他进屋来。他走进屋审视我好一会儿，我很焦急，因为深夜一个男性进屋，被人撞见说不清楚，催他有话快说。
他问我：“你好像不大愉快。”我不置一辞，心想我愉不愉快干你什么事。
他问：“你知道你来北京是干什么的吗？”我摇头问道：“你能告诉我吗？”他没头没脑地说：“老虎会吃人的。”
我大吃一惊，“老虎”是林立果乳名，我早知道。他指的“老虎”显然是指林立果。霎时间，前前后后的一切“谜”全部明白了，原来林立果正打我的主意。心里震动，又感到江水动机不可捉摸，便问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江水说：“过去邱家也住过几个女孩子，但她们不像你，她们很高兴，我看你不太愉快。你要是不想住下去，得快想办法离开。千万不可让胡主任知道是我告诉你的。”说罢匆匆离去。
这一夜我失眠了，想了很多。当时中国很多女孩（包括我）如果能与林家结为亲家，那是很荣耀光彩的事，不只是地位上的一步登天，政治上的荣誉才是头等大事，谁不羡慕？
震惊与激动过去后，考虑到许多问题：中央首长都有女儿，林立果为什么不求门当户对的姻缘？林立果毫不掩饰夸我好看，以美色选择妻子？思路顿时清楚了，所有的疑问困惑迎刃而解。
心凉了，眼前浮现小时候常见一些阿姨在妈妈面前哭诉丈夫薄情遗弃她们另寻新欢的情景，自古以来红颜薄命，不就是“好花能有几日红”嘛，现在凭借美貌讨得林立果欢心，虚荣能有几年？人老珠黄被遗弃时，遭人耻笑还在其次，嫁给这种地位的人，一日失宠，连自由和生命都保不住，我深知自己性格，将来准是一场悲剧。
思路越来越明确坚定：我家庭出身好，社会政治地位也不低；专业条件好，今后凭自己力量立足社会的资本也不薄，总较那没有基础的依附权势自寻烦恼的生活为好。
下一步该怎么办，林家可是统治中华大地的第二号家族，得罪了他家，灭顶之灾是逃不掉的，我一家老小还得在这土地上生存。既要脱身又不落罪名，办法不太好想。
有了！借着他们不愿暴露身份这一点，我正好装糊涂到底，回旋余地可能会大点。策略想定了，办法呢？想起胡敏三番五次劝我多吃养胖些，可能林家嫌我瘦，干脆闹绝食吧。
从第二天开始，我每餐只两口，好菜根本不动筷子，一连几天，胡敏是聪明人，几次“递话”暗示我，我都打岔或不搭理，她很快就明白了。可是林立果要我的决心不变，林彪和叶群为我又撕破脸吵架，不容易统一了，林彪又看过点了头，现在闹出我不情愿，她不好向林家交代啊！
对于我催请执行任务或要求回南京，上面迟迟不做答复。后来，不知是胡敏做林立果的工作还是林立果自己想通了，事情有一点转机。当时我并不知道林家不敢向我挑明这层关系是忌惮许世友，他们怕我不情愿，跑去向许世友诉说，一旦许世友袒护我，林立果的希望就泡汤了。许世友拥重兵驻守东南，叶群为拉拢他的势力不肯轻易得罪他。
一天晚饭后，林立果突然来了，他想亲眼见见我的情绪是否真像胡敏说的那样。他和我玩牌，为这场牌局吴秘书凑了不少趣，因为我一见林立果进客厅就想往卧室退避，胡敏拉住我叫我陪林立果坐着聊聊天，我说头痛想休息，吴秘书赶紧从桌上拿起扑克牌，先就摆好位置，催请大家入座。林立果很主动地拿起牌，一边出牌一边观察我脸色，说我脸色苍白得很，是不是不舒服。我顺着他的话再次说自己头痛想休息，林立果听后不作声继续出牌。谁也不说话，无情无绪。林立果终于忍不住了，将手中牌向桌子上一丢站起身望住我。他盯视我，面无表情。我低头垂目不再看他。他转身往门外走去。胡敏和吴秘书送他到车旁，林立果声调干巴巴地对胡敏说：“哦，别送了。按原计划执行吧。”
第二天上午我被叫到胡敏办公室去。她的情绪比昨晚好多了，笑呵呵地，她向我布置任务：“我们总后勤部要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借你来北京执行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挑选演员。前些时候你身体不好没跟你说，现在身体好啦，就开始工作吧。”
我听她这么一说，顿时高兴起来，心里想：“错怪她了，自己疑心到哪去了，幸亏没任性讲出口，真羞死人！”
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被关进中央专案组，从秘书们的揭发中才知道这次所谓的执行任务是鉴于我流露出反抗情绪，林立果特意安排我参加选美任务，一方面想在行动中摸清我的真实态度，另方面也想以我的样子实地对比重新物色驯服的女孩子。后来找到一个小冉，才放我回南京。
秘书们已说明这个情况，专案组仍然把我定性为“参与选美活动，为林家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服务”，算是我“犯政治错误”的依据。
三 : 张宁照片集（张宁的美貌让林立果一见倾心）
张宁身高一米六八，长腿细腰，身材很匀称。椭圆脸略显消瘦，皮肤白净，高鼻梁，一双眼睛漂亮而有神。当时一位与她聊过几次天的小伙子说：“简而言之，你很快就能发现，在张宁身上透着极重的娇气，她给我的感觉就象是温室中一朵娇嫩的花。”
四 : 林立果死党集团的1个旁证
作者:潘渭河 众所周知，林彪周围，除了黄吴叶李邱之外，还有他的儿子林立果，集结了一些少壮派军人，组成了1个阴谋小集团。最近在共识网上读了向红写的《回忆我的爸爸周宇驰》，该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我个人认为这篇回忆录写得很真实，基本上反映了林立果小集团从形成到最后走向灭亡的1个发展的时间过程，提供了1个有力的令人信服的材料，从1个侧面为我们反映了毛林之争的一些真实活动的历史轨迹。 向红的回忆录指出，1969年9大之后，周宇驰与他的哥哥之间有过一次秘密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周宇驰明白无误地全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政策，并且表示，“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1969年围绕着9大，毛林之间展开过一番较量，其一是毛否定了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其二是黄永胜等人秘密串通，在政治局委员的人选上不投江青的票，并且拘禁了向毛告发此事的黄永胜身边的秘书。毛在9大的政治报告的问题上，对陈稿表示了不满，从而间接地否定了林彪的主张。这种行为仍然属于党内不同政治思想斗争的范畴，以往受到毛批评的党内元老如陈云、邓小平等，都受到过不公正的对待。然而，在1969年，毛并未表现出要将林整下台的意愿，但是我们看到，在林立果的周围，已经形成了1个秘密的小集团。这个小集团对于毛已经有一番杀气腾腾的味道了，而且具有明显的将林彪看作是其主子而死忠的封建色彩。 1969年是林彪造神运动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时候，林立果充其量只是空军作战部的副部长，有关毛林之间围绕着9大而产生的分歧，可以说是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那么周宇驰是怎么样掌握这种情况呢？其传播的渠道只能是林彪--林立果--周宇驰。 从文革过来的人们都知道，1969年中国人很忌讳与人谈论毛泽东，可以说是犯死罪的。因此林立果在其周围聚集了一批以攻击毛为主要目标的小集团，必定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倾注了极大的精力，林立果当时只是1个20出头的小青年，他的这种勇气和胆识因何而来的呢？关于林立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向红的回忆录也有所反映， 1970年5月20号，电视转播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他（林立果）只听自己父亲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爸爸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爸爸的关系会这样啊……” 近年来，国内研究林彪的某些专家们，有2个著名的论断，第一林彪在九一三的行为是毛逼出来的；第二，571工程纪要这个材料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很可能是张春桥伪造的。我认为，向红的回忆录，基本上可以否定上述的2个结论，林彪这个人与党内的其他元老不同，在与毛的关系上，是搞阴谋的，林立果小集团完全具备起草571工程纪要的主观动机。 回忆录提及，时间大体上都是在1971年夏季，7月或者8月，于新野向其妻，周宇驰向其女儿，表达了赴死的决心，要求其家属有心理准备。如果没有那个571工程纪要，是什么原因让这2个林立果小集团的骨干分子，几乎在同一时间作出了同样的表示呢？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说，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父亲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由文中可知，1971年9月5日，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就已经知道，周宇驰9月12日要到广州来，顾同舟并不是林立果小集团的主要成员，如果顾同舟掌握这一情况，当然还有其他人也掌握这一信息。也就是说，在1971年9月上旬，林彪集团已经通过某种渠道传播了这一信息。周宇驰9月12日来广州的目的是什么，回忆录没有说，但是我们从文中所描绘的那种神秘兮兮的气氛就略知一二了。 根据回忆录的说法，9月10日，周宇驰就已经在家中作最后的准备了。家人已经明白，周宇驰下1步的去向，首先是去广州，如果不成功就去国外。如我们所知道的，林彪最终并没有到广州去，而是去了国外。这显然是因为毛泽东提前赶回了北京，使得林彪集团认为去广州胜算不大，而最终选择了去国外。无论是去广州还是去国外，林彪集团是早有准备的。 根据一系列的回忆材料，黄吴李邱这四员大将，对于913事件，是完全不知情的。我们现在也没有材料可以证明，这四员大将曾经聚集在一起，有攻击毛的言论或者行为。但是我们从向红的回忆录可知，从1969年到1971年9月，林立果及其周围的小集团，一直在从事着秘密的政治鼓动和策划，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怎么样解释这种反差呢？显然，林彪直接出面在高级干部中组成反毛同盟，存在着极大的困难。而在相对较低级的干部中，由于林彪的个人威望，这种同盟则比较容易成功。虽然我们没有材料可以证明，林彪直接指使林立果从事阴谋活动，但是如果没有林彪的指使，授意，则很难解释为什么在1969年，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那时林彪正处于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林立果的周围，就已经出现了1个直接以毛为攻击目标的小集团。 能不能将林立果小集团的行为，以及在他们背后林彪的行为，看作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英雄行为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首先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是，林彪是当年造神运动的始作俑者，这个造神运动，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恶劣的。在公开场合，在党的会议上，林彪从来没有对文革表示过异议。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林彪是个两面派。 其次，林彪以组织阴谋小集团的形式，有预谋地公开分裂党，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开展过对高绕、彭德怀和刘邓的斗争，这三次斗争都挂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可以说都是不确实的。而林彪周围，确确实实存在着1个阴谋小集团。在文革中，反对文革的老干部包括邓小平和叶剑英在内，有成千上万。他们的1个共同特点就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因而不能因为文化大革命受到了否定，林彪集团当年的阴谋活动就应该受到肯定。当然，林彪集团的出现，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毛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致。毛是要承担这样1个历史责任的。 |
附：向红：回忆我的爸爸周宇驰
按：本文系作者提交给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讨会的书面发言。作者向红是周宇驰的女儿。据“维基百科”等资料：周宇驰（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乐亭县人，曾任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于新野及李伟信在北京沙河机场乘直升机出逃迫降，周宇驰及于新野开枪自杀身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如今4个十年过去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会和许多受“九一三”事件牵连的人一样，思绪万千。在40年前，我已经下了结论：从政治生命这个层面上讲，政治上的我，已经随着我爸爸死去了。遗憾的是，4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的预言。
关于“九一三”，的确是1个令我难以回避又难以把握的命题。鉴于我与之40年的渊源，我想尝试一下管中窥豹，来谈谈自己的所知、所感、所想。
我对历史知之甚少。我认为：研究历史就是要细，因为往往细节导致拐点或突变，所以点点滴滴，都要记录下来。作为个人回顾历史，却不能走得太近，否则深陷其中，枝枝蔓蔓，历历在目，只能看到一家一户的离散，一城一池的得失，怎不纠结？就真的“碧海青天夜夜心”了。尤其在这个事件上，要学着站得高一点，离自己的利益远一点，去看国家、民众的利益，“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祖父、父亲与我
听我祖母讲，祖父很早就是地下党，后来参加了八路军，一穿军装就是干部；曾任四野某部的后勤干部，一直随着四野打到广东。我爸爸从小当过儿童团长，在抗日中学毕业，入伍的前一年就入了党；他是搞宣传出身，入伍后不久在四野某部任干事并兼职战地记者，身上有两处辽沈战役的弹片留下的伤疤；组建空军时他所在的那个团去了空军第一航校，他还是搞宣传。他是个政治上很坚定、工作上很有能力、性格上很活跃，很要求上进的人，所以才被挑去给刘亚楼司令员做了几年秘书。
我的小学经历由于爸爸的工作调动被分成了三段式——一年级下学期刚开学，我们家就从北京搬到上海的空四军，住在军部对面门诊部的院子里；四年级暑假前，又搬回了北京的空司大院。
那是1963年初，走的时候正是北京最冷的季节，大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我隐隐约约听见什么“刘司令发火了”之类的话，给我的感觉，爸爸是犯了什么错误。
刚刚到上海，我们都住校，祖母在家，母亲在门诊部上班，爸爸却去了1个很远、很艰苦的地方，极少回家，回来了也是风尘仆仆，带着股农村的稻草味道，人又瘦又黑，但情绪饱满。他一回来就讲很多和战士在一起的趣事给我们听。我们就又能听见爱干净的母亲数落他脚臭，把他的简陋行李拎到门外，要消毒。他看着母亲那认真样儿，还故意逗她；有爸爸在，家里总是充满了快乐。后来爸爸不再去外地了，他和母亲在虹桥机场的空二师工作，在那里又安了个家。
大概是1964年，我们上的部队子弟小学接受地方生源以后，我们开始走读。但是周末都会坐着部队的大卡车回虹桥机场，从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江湾，到西南角的虹桥机场，要穿过整个上海市区。孩子们一路上说说笑笑，一路高歌“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我们高举革命的火把，一代一代往下传。革命先辈挥血汗，创立了人们的好江山，我们继往开来，建设这幸福的乐园……”非常的快乐；母亲也觉得在上海那段日子，是最轻松惬意的。
再回北京时，大约是1966年5月下旬。“五一六通知”已经传达，在快要离开上海的日子里，有一次我随着爸爸在空二师的干部食堂吃饭，广播里正在播送《人民日报》的什么社论。爸爸停下了筷子，侧耳聆听，一脸严肃。
我们到了北京，都还在车站等着提取行李时，我觉得口干舌燥，鼻子就突然流血了，母亲说是北京的气候太干燥了的缘故。在上海市普通话比赛得过奖的我，拿着钱去买冷饮，丝毫没想到当我习惯地说成“棒冰”时，却受到了嘲笑：什么呀？这叫冰棍！这两件事使我对北京顿失好感，现在想想，简直像是不祥之兆。
好像是王飞伯伯和何汝珍叔父来接的我们。我对何叔父很感兴趣，因为在上海时我看到他写给父母的信，字写的非常端正秀丽，因此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为什么要回北京我很不解，我已经适应了上海的生活，对学校很不舍。后来我跟王飞伯伯提起此事，他说自我爸爸离开空司以后，他们俩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前后长达三年多；爸爸调回北京，也是经过他们劝说才同意的。
我终于明白了爸爸为什么调来调去：
他给刘亚楼当秘书时，有一次上午到的大开本《参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给刘司令看。刘批评了他。他解释，这只是一本《参考消息》，不是文件，并没耽误工作，遂不肯认错。刘的性格很闻名，岂能允许别人反驳和异议，尤其是自己的秘书，就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再次批评我爸爸，好像说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爸爸也很倔，有些不识时务，坚持不认错，刘亚楼大为光火。我爸爸那时是少校，刘为此在空军出台了一条新政：凡是少校军衔没有担任过指导员或教导员等职务的，一律下放一年，补课。这就是我爸爸后来下放到江苏盐城高炮某部，担任了一年营教导员的前因后果。
据我哥哥了解，“文革”前我爸爸曾经被借去上海党校讲过课。我也记得他在空二师5大队当政委的时候，5大队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我爸爸和飞行员的关系很好，经常谈心。爸爸还有副好嗓子，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走在大路上》这1类激扬、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间他被评为空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在大院里进行心得讲用。他身体很棒，在一航校时拿过东北军区速滑的名次，刚回大院都还在灯光球场打过篮球，那应该是林立果还没到空军的事了。
于新野叔父的父母都是新四军，是革命老干部；他爸爸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过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编辑部的领导，1958年支边调到宁夏省电台工作。
我也还清晰地记得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穿着新军装，寡言少语地坐在我家床上，见我进来，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后来他成熟了，也胖了，像个干部的样子了，到哪儿都能听见歌颂他爸爸和赞美他的话，每逢此时，他只微微一笑，颔首致意，应付自如，并不张狂，平时依然寡言少语，好像总是有事可做，从未见过他懒散的样子。
记得是1970年5月20号，早上程洪珍开车到中山医学院，把我接去度周末，“调研小组”的人当时都驻在广州白云山机场招待所。因为他们那里可以看到香港报纸和很多的外国杂志，所以我去了就会翻看，对报纸上连载的言情小说很痴迷。
1个上午，别人都各自忙碌着，洗衣机放在翻译陈伦和房间的卫生间里，哗啦哗啦地响，我好奇地去看，顺便帮忙。他们住的楼层上有1个大饭厅，里面有部电视机架在那里，平时大家可以聚在里面看电视。那天我看见饭厅没有人，椅子都折迭好靠在墙边，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对着电视机摆放着。电视里开始转播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二O”大会，我坐着椅子上看了看，就走开了。一会儿，该林彪讲话了，林立果从房间里出来了，有人很默契地开了瓶橘子汽水递给他，他就坐在那张椅子上，聚精会神，边喝边看，别人都走开了。我见大家都不进去，也不好贸然进去，就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记住了林彪讲话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个“助”字的湖北口音特点。林彪讲完话，大会还没结束林立果就站了起来，还是一副没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间了。我目睹了这一切，就自己1个人胡思乱想起来——不是说干部子弟应该谦虚吗？他只听自己父亲的讲话，算什么呢？可是他爸爸是林副主席呀！原来他和他爸爸的关系会这样啊……要是父亲在台上讲话，我好不好意思听呢？
后来跟林立果见面次数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纪要》联系起来。
我们一直在想：是什么让我爸爸从当年1个学习毛选、宣讲毛选的“积极分子”，和那些空军党办的精英们，变成了后来的他们？可以说他们都已经有家有业，也有一定权势，他们还想干什么？怎么就愿意冒死跟着林立果干出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呢？难道是贪图更多的权益？难道是脑子一热、自我膨胀？或是上了“贼船”下不来了？林立果还折腾什么呀？林彪不是已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吗？一开始怎么也想不通，第一次觉得熟悉的爸爸那么的陌生；后来慢慢想通了一点，逐渐地，我们开始走近我爸爸。
我清楚地记得1971年9月5号，是个星期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像往常一样，和要好的几个同学去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家里玩，主要为了能解解馋。学校把我们部队学员的伙食费和地方同学平摊在一起，所以伙食不好，我们这帮孩子正在长身体，胃口大得吓人，加上是北方人，吃不惯广东的大食堂。忘了是饭前还是饭后，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都聚在客厅和张亚青姨母说笑着，顾伯伯把我单独叫到客厅外面的走廊，脸上还挂着和我们聊天时的笑容，四顾无人，很亲切又神秘地压低了声音，说：你父亲12号就要到广州来了！到时候我派人去学校接你！
我不太理解他为何这样，但因为他一直很关心我，跟林立果他们关系又好，在那时“亲不亲，线上分”政治观念里，他和我爸爸是一条“线”上的，可能是想回避不让其他同学听见；于是我很有礼貌地应答，但我的性格内向，就爱胡思乱想，心里依然感到些许疑惑——广州是爸爸常来常往的地方，这有什么好神秘的？也就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了解我们父女的感情，所以当成个好信息告诉我。事后才知道，其实就在那两天的前后，刘兴元给广州军区传达毛泽东南巡“吹风”的内容。
12号我没有请假外出，怕来人找不到我，一直在学校等消息。但并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电话来。我并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林立果和爸爸他们神秘、机动的工作特点，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要办，正好休息一天，我在学校只接过母亲打来的长途电话，但打不了，所以我也没打电话给任何人。
大概又过了一星期左右，同学汪京群（汪东兴的女儿）吃完晚饭和我在校园里散步。她悄悄地告诉我：1个大官坐飞机跑了，下落不明。我们俩就海阔天空地猜想，会是谁呢？其实我根本无从猜起，都是听她说。最后她说，可能是许世友！这个人最不听招呼了！我根本对什么叫“跑了”没有任何概念，对中央的事情更是一头雾水，所以听了京群的分析，就觉得有道理，听说许世友的脾气很大，谁也不服，随身老带着枪，“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曾经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所以这次跑的大官很可能是他。
何等的天真烂漫。
在广州听完传达“九一三”的中央文件，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事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尤其是文件说他们都死了，我根本不相信，感觉头晕耳鸣，全身麻痹。脑子里第1个想到的是“这是‘笔杆子’在搞鬼！”我旁边坐着的是学校里睡在我下铺的广空副参谋长的女儿，她悄悄地问了我一句：那个周什么的女儿是谁呀？我挣扎着回答：是我……声音极低，极粗，极哑，根本不像我平时。她一定是被我吓到了，马上搬着櫈子往旁边挪了一下。
传达完文件，李先念接见我们这些爸爸在文件上被点了名的子女。他特意点了我的名，他问我：你知不知道他们的事啊？你能不能象林立衡那样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啊？你要是知道了他们的阴谋，你会怎么办呢？向谁举报啊？我根本回答不了这种问题，但全场的人都在盯着我看，我勉强站起来，眼冒金星，感觉喘不上气来，眼前黑压压地一片人头，我跳过了前面的几个问题，朝着2步远的李先念，哑着嗓子说了3个字——吴法宪。
显然这个答案令他很不满意，他也不让我坐下，就转过脸跟另外1个方向的子女们讲起话来。我既紧张又非常尴尬，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刚才听文件的时候隐约感到吴司令这次也要倒台了，但我说的是实话，谁让我听见林立果他们背后跟吴法宪叫什么“吴胖子”呢？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呢？不向他举报向谁举报？空军大院最大的干部就是他嘛！何况我在广州上学，更不知道该怎么举报；就算我去过几次毛家湾，但是坐车去的，根本不知道地址，再说这次连林彪也死了呀……幸亏我还知道人民大会堂是开大会才用的地方；天安门是节日或接见群众时才用的，平时上面没有人；“中央”二字对我而言，就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应该在长安街上的新华门里面。
何等的幼稚可笑。
广州军区委托广东省军区把我们这些子女留下办学习班，而这四天我自闭了，像张春桥在特别法庭上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学习班结束的总结会上，其他子女代表都表了态、表示紧跟、要划清界限。我则被广州军区政治部于主任点了名，“听说这四天学习你没说过话，你是怎么想的？今天你要表个态。”我一咬牙站起来，没头没脑，倔倔地说了两句，第一句：中央文件是机器印的！第二句：我要看温都尔汗的照片。
这两句和当时会议气氛大相径庭、完全逆反的话，让于主任措手不及、极为不满，后果可想而知。从此，就给组织上留下了我“态度不好”的史话，以至于1974年我复员后被空军流放到南苑空司生产队去，时任空军司令员马宁去那里劳动遇见了我。一开始以为我是哪个空军招待所去南苑轮流劳动的服务员，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爸爸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17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很生气，就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回学校。爸爸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他坐下来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指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爸爸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1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爸爸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爸爸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爸爸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诱导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爸爸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1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8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是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境地，只是出自我爸爸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不幸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很多人描述过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在广州上学，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爸爸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也听出了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爸爸，因为他不是“党办的周副主任”，他只是1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爸爸身份的普通人。接下来的40年里，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9月10号，接到我爸爸拍去“妈妈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爸爸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爸爸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1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爸爸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妈妈的事情来了。
9月12号晚上我爸爸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说是让他以后用来照顾老妈妈。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同时被搜去的还有一块林立果送的劳力士金表，据说世界上只有60只，至今都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祖母：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爸爸和我母亲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1957年一上大学就赶上“反右”，所以历来对政治没兴趣，淡泊名利。这在我爸爸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以前哥俩碰在一起就经常辩论。
1969年9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爸爸告诉他，有一次他和我母亲到林彪家里去看了2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父也跟我讲过，我爸爸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爸爸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此时，他只有安慰哥哥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爸爸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他反驳道：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爸爸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母亲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爸爸接着我母亲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母亲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母亲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爸爸，也从来不过问我爸爸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也没见过他们彼此之间交谈。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爸爸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母亲“交底”，我母亲怎么跟他走呢？
1971年9月12日的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1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1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爸爸“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母亲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祖母，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爸爸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了。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爸爸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谁也顾不了了！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不行就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了”，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母亲可能也是如此。我爸爸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母亲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母亲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母亲隐约听他说了一句：别等我了！这句话就成了我爸爸留给我母亲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据我哥哥回忆，我爸爸在9月12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叵测，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父的爱人李雯姨母也告诉我们——她在1971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父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2个孩子就交给你了，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们俩人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姨母说：我如果先死了，2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父也说：我要是先死了，2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父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姨母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爸爸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爸爸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父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青涩过、失落过、迷茫过，但从来没有“破罐子破摔”。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爸爸是尽力了，他想做到忠孝两全。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爸爸在一起，去遵循道义，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母亲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虽死犹荣。
40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五七一工程纪要》中不难发现，除了可以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大政背离了1945年中共7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五七一工程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真话，和它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封建主义、反专制的精神。随着时代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善于独立思考，终将难掩其独特的锋芒。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它的历史使命也没有终结，对于专制的统治者们来说，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爸爸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会满怀眷恋地俯瞰这片大地，一定会深深关注这片大地上的四季风云，他们一定希望党是健康的，一定希望国家有序发展，一定希望军队越来越强大，一定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额手称庆，重新有了安定、富裕的希望，这正是林立果和我爸爸他们没有完成的心愿。请让我们共同记住这个40年前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吧！
来源:《新史记》第4期
本文标题：林立果和张宁的儿子-张宁照片集（张宁的美貌让林立果一见倾心）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