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老 家 教 育 到 底 咋 了——兴 县 农 村 教 育 调

老家教育到底咋了

——兴县农村教育调查报告

康 补 荣

一、写在前面的话

我是个兴县人，师院毕业后便远离了家乡，其间虽说也回去过几次，但兴县早已变得愈来愈模糊，残留在脑际的也只是些记忆的碎片。

家乡太穷了，连同事们开玩笑都说：“兴县、岚县，十年九旱”。每每这时，我只能无语。刺痛之外，我意识到兴县依然像一张网在罩着我。故乡，是我永远走不出去的牵挂。

记忆中，那数不清的山沟沟里清澈的小河在不息地流淌着，没有水泥路，没有小汽车，只有那耕地回不转牛的四荒山塬在诉说着这里的原始与贫穷。想起因在山上耕地而掉进陷穴致瘫的四叔，想起因打羊草而摔入深涧致残的大哥，我就不由一阵战栗。昨日就像噩梦挥之不去，我猛然觉得自己离开家乡纯属一种精神上的出逃。

也是机缘巧合，此番，尊敬的马文有校长派我回去调查兴县的农村教育现状，虽说已有5年没有回去了，但听到这消息竟说不上喜还是忧。如今调查早已结束了，我却像躲避什么似的，拿不起笔敲不得键盘，我该说什么呢，耳闻目睹的一切让我至今不敢相信，心中的震撼如霹雳仍在轰响，同行的几位同事那惊疑而困惑的目光，让我愈发感觉农村教育的话题太沉重。老家兴县的农村教育——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但文章还得写，沉重与悲哀之余，我想到王勃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遂打点起疲惫的精神，将一幅兴县地图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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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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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了马校长的宏愿

作为来自山老区的几名农村教师，我们多次被人误当作到村里招生的老师。我们不是记者更不是专家，但我们情系农村教育的赤子之心日月可鉴。从店湾镇到全国特困县，从穷山恶水走向恶水穷山，只为了马校长的宏愿——发展穷人经济、办好穷人教育。

近半个世纪里，以马校长为领头雁的三代人以罕见的牺牲精神，奋斗不息兴学不止，从一所破庙出发，从勤工俭学起步，趟出了一条实业兴学、育人为本的农村办学大道；闯出了一条自主思想、自主创业、自主办学、自主改革创新、自主发展的办学体制；开辟了一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创业、自主生财、实业兴学的经费保障机制，用汗水、泪水与血水浇灌出一朵农村教育的奇葩。如今这位古稀老人仍在夜以继日地为农村教育操劳着，为穷人家的孩子忧虑着。“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人的命运与穷人子女的教育问题整日揪扯着他的心，马校长注定要将毕业献给农村教育事业。

近几年来，马校长认真梳理他半个世纪的奋斗历程，潜心总结他探索农村教育的经验教训，紧扣当前农村教育出现的新问题，渴望调动一切力量，再次寻求破解农村教育难题的本土办法。他的关注范围并不局限于左云县，而是放眼全国着手三晋，重点调查大同、忻州、朔州与吕梁。

记不清一共开了多少次会，也记不清派出了多少个调查小组，不论什么场合，只要碰见同志们，就是迫不及待和语重心长的叮咛：

“你赶紧回，到土院炕沿，到田间地头，到群众中去！要摸到最真实的情况！”

“老百姓人均年收入究竟是多少？穷人的生存状况到底怎样？”

“有条件的人家都有办法，你要专门找那些进不了城的穷人家孩子，看看他们怎样解决读书问题”。

“兴县的农村学校‘空壳化’程度到底有多严重，那里的辍学率到底达到多少？”

“那里的教育移民问题严重不严重，举家搬迁到城里怎么生活？”

……

从马校长的语气与眼神里我听出了焦急，读出了责任。奥运会开幕在即，我们一行4人火速赶回兴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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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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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兴县人眼中的兴县农村教育

此次调查因是深入农村，所以我们定位为典型调查与重点调查，采取访谈与座谈的方法，在按照好、中、差各选取一个典型乡镇之外，也大胆采用随机调查的方法，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走访范围涉及8个乡镇、40多个村，约100户人家，历时1周。

我们这个调查小组中，作为一名唯一的兴县人，我有语言上的优势，更有复杂的情感与独特的视角，好像是跳出去后的一种远距离瞭望与近距离端详，所以我不会无原则地指责埋怨，也不会非理性地夸饰溢美。我以一名兴县人的乡土情结与一名教师的职业道德，透视兴县的农村教育。我牢记马校长的叮嘱，我们不是给人家挑毛病，而是为了农村教育的出路实地调研的农村教师，我们要用自己的辛苦与诚心打动人，获得人们的支持。乡音依旧，我又成了一个地道的兴县人。早出晚归的一周内，我记下了刻骨铭心的一切，现梳理如下：

1、大改制与大撤并

农村学校的办学性质可以像川剧脸谱那样变来变去，而毫不知情的老百姓则无所适从。

第一种情况是私立学校摇身变为公立学校。蔚汾中学，是兴县最发达的蔚汾镇直属中学，校址位于离城5里的后发达村，创办于2000年，今年办学体制变为公立中学。接受采访的女教师叫奥改秀，当问到改制的原因时，这位从教13年的中教二级教师有些犹豫。闪烁间我得到这样的信息：由于经营不善，投资人撤股，教学质量低导致生源锐减，学校不能维持更不能发展。变为公立的就好吗？是啊，从此青蛙变王子，师资与经费都由教育局负责了，只要有学生就不愁生存。奥老师告诉我校长领着骨干教师出去招生了，后半年计划招三个班，学生总人数仍可保证400人以上。此学校紧邻县城，前景乐观，所以奥老师并不担心学生流失，女教师气质大方、穿着入时，骑摩托驶向县城的家。

第二种情况是公办学校大转包。原来的24所乡镇中学，有4所承包给了个人经营管理，分别是高家村镇中学、康宁镇中学、东会乡中学和罗峪口镇中学。这类学校的情形好于荒草一片的空壳学校，也好于纯粹的公立学校，但因尚属尝试阶段，故教学质量一般，竞争力较差。问了好几位知情者，都不作正面评价，意思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第三种情况是校长借壳下蛋办私立学校。以交楼申乡交楼申村为例，几十年的乡中学于2007年倒闭，成了乡中心小学的地盘。中心校的校长奥凤儿利用职务之便，将原来的小学盘到自己名下，自己出资自己办学，亮起了私立小学的牌子，与中心校竞争。据中心校的张琴琴老师讲，奥校长自个儿的摊子因左右逢源，故无夭折之虞。可当我联系到奥校长本人时，对方却以外出为由拒绝接受采访，只一个劲的探问我们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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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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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在县里变得面目全非，管理上既然没个一定之规，那就容易出现无序。

据史建国副校长讲，从蔡家崖中学与车家庄中学的情况看，教师队伍极不稳定，约1/4的在编教师不登讲台。这个比例可真够令人吃惊，我急于从一份内部材料《兴县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情况调查报告》中找到答案。史校长的分析在这份报告中都有提及。教师队伍老龄化现象很严重，工龄在30年以上的有622人。长期病休的、校内休息的、脱产进修的、外借的、擅自离岗的共有514人，这些人占编不在岗。兴县在职中小学教职工中共有非教学人员（管理人员、教辅人员、工勤人员等）693人，加之因年龄大，体弱多病原因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有105人。电大、教研室、进修校人机合计124人，这三类人都属于占编不在岗，加起来竟有1436人，那么全县登讲台的在编教师才达1870人，而我县中小学教职工编制为3247人，那么实际登讲台教师的缺口实为1377人，除了449民办教师外，短缺教师928人，如果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全部批准内退，则实际短缺教师远远超过千人。

教师队伍既不稳定又不充足，村里的孩子顿作“鸟兽散”，那就干脆来个压缩处理——大撤并。

白家坪村是个200多人的小村子，我们问村里的小学变成空壳的原因时，村民很显然不明白其中的深刻原因，竟以为那跑到城里的十几个陪读家庭是有本事，所以当今年春天剩下6个学生时，那位民办老师自然要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再问，张大哥说：“人家上头说了，够7个学生才给派一个老师，就6个孩子，老师能值当的来？主要是没孩子嘛。”我无语。这个情况在许多村里得到证实，大坪上村上多的时候十几个学生，前半年时仅剩下4个，后半年开学时就丢2个了。村民说不够就没人管咧，得自已找地方念。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是国家政策，不断撤并优化组合在理论很让人振奋，但在这里却有些失范。农民子女读书去哪里，一切显得是那么无序，这绝不是主管部门的初衷。

我突然找到这样一条消息：《教育部关于实事求是地做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强调：

“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问题。”看看时间，竟是2006年。有专家认为，适当保留教学点，至少有以下好处：有利于降低教育直接成本，有利于减少教育机会成本，有助于偏远地区学生顺利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资源合理配置。

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其实是人为的消极干预行为，这种冰冷强硬的行业作风，只能将一息尚存的山村学校活活抽垮。

大改制与大撤并反映的是兴县农村教育动荡不安不知所之的总体形势，也是下面诸多衰微表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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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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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壳学校知多少

原来24个乡镇都有初中，每个自然村都有小学，一直以来书声琅琅太平无事，但渐渐地没了生气。初中学校空壳化是近三四年的事。教育局王书记不急不缓地讲着他所知道空壳数据，可以确信的空壳初中至少有10个乡镇，分别是恶虎滩乡、杨家坡乡、交楼申乡、白家沟乡、固贤乡、肖家洼乡、赵家坪乡、小善乡、关家崖乡与圪垯上乡。算下来，初中空壳已达42%。而小学的空壳化则是迟早不一，但大多是近一二年的事，通过对6个乡镇的统计发现，小学空壳化现象更为严重，高达80%以上。

空壳学校背后是空壳乡与空壳村，赵家坪乡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通过走访村民，方知不少个人办学纯属短期行为，有利可图时热闹一阵，无利可图时抬腿走人。农闲时有学生，农忙时则没学生；甚至出现有教师时则有学生，没教师时则没学生的独特现象。动态之下，总数与空壳皆为不可知。谈到这些，50多岁的刘迎春老师也是一脸无奈。怪不得教育局的一位领导说：“连局里也弄不清全县到底有多少初中与小学学校”，真是咄咄怪事。

陈家圪台 全村250来口人，现在只剩下88人。村民们指着学校说：“前半年还有10个学生，后半年开学一个也没了。”陈明则说：“好多人家为了孩子念书都搬走了，现在的老师都是哄孩子的人，好老师一个也留不住。”

学校修在大路旁，坚实的砖墙与铁大门把学校围起来，安全而平整。三大间砖结构的平板房，虽是假期，窗玻璃与院子还保持着干净整洁。透过窗子，黑板上板书清晰可见，孩子们写的阿拉伯数字工整而稚气，黑板上方正中间是小国旗，两边写着“勤奋求实、立志成才”八个大字，黑板对面是鲜艳的学习园地，两侧的墙壁上张贴着名人画像：刘胡兰、居里夫人、阿基米德 ……教室里的一切都顽强地散发着文明的气息与求知的渴望，让身为教师的我好不振奋。只有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蘑菇菌像小山一样，显得突兀而不合时宜，似乎在告诉人们这里已经不再是什么学校，而是仓库。迈着沉重的步子从院里走出来，我不免替村里孩子们开始担忧起来，心直口快的陈明则指着旁边的一个小姑娘，热心地说：“这个孩子叫秀秀，10岁，她妈是个智障女人，这孩子后半年还不知道去哪念书呢，呶，那不是她妈！”顺着手指的方向看上去，上面土圪棱槐树下正是一个神情呆滞的女人。

突然想起在蔡家会采访蔡巧琴校长时，提到两个特别的孩子，一个叫孙彩红，家里的窑洞塌了，一个叫吕阿文，父母双亡，这两个孩子都得到学校的全额资助，在学校的吃住全免费。那秀秀呢？我不禁替她捏着一把汗。

陪读已经是一种万般无奈的选择，而秀秀一家竟连陪读也不能够，她们家实际上属于兴县农村教育里被完全抛弃的一族。而像秀秀这样的，哪个村没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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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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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钱的念书，没钱的喂猪”现象之流变

10年前，我回老家过大年，常去村里的老支书家里小坐，几十年的底层生活与管理阅历，让他对农村了如指掌。说到村里的情形，书记以惯有的幽默引述听来的顺口溜：“有钱的念书，没钱的喂猪”。反映的是90年代后期国家通过县管乡征的方式筹措教育经费，而实际上层层转移最后落到了老百姓头上的现实。那些年，村民教育负担十分沉重，乱收费成风，各项村提留、花样繁多的乡镇统筹费，其中乡（镇）村两级的教育费附加是大头。税负之痛下，读书成了有钱人的专利。一时间，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升学率、巩固率跌入低谷，而辍学率、失学率却屡创新高。现在回头想起自己1990年前后读书的艰难，真是感同身受。

自2005年开始实施“两免一补”惠民政策以来，这种情况则为之一变。“两免一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兴县农村孩子“留得住”的问题，部分农民工子女返回老家读书，使得当地小学招生人数比过去有所增加。同时，新的《义务教育法》使一部分农民工子女得以进入城市公办小学读书。如孟家坡的郭珍珍姐弟二人，跟随在西山煤矿打工的父亲来到太原，就读于太原西山矿务局三小，缴费与市里的孩子一样，珍珍自豪地与我交流着，引来身旁同村伙伴们羡慕的目光。

走访了许多老师与村民，都真实反映了现在几乎没有因为交不起费而不让孩子读书的情况，但村里没学校了，进城的洪流裹挟着无数的家庭，新的负担产生了。听到不少人说：“甚么个‘两免一补’，免还不如不免，免得免得念不起了，花的钱更多了。”很多中小学在期末就预收了书费，说是开学退还，可据家长与学生们反映，其中猫腻甚多。老百姓对“一补”的执行也颇有微词，许多学校以顶账等方式千方百计算计学生，总之是到不了学生手里。

农民太穷了，仅能解决正常温饱问题后，即使免除了好多读书费用，仍拿不出多余的钱来供孩子念书。吕俊生共4个孩子，都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卡脖子时候，老三吕晓宁16岁，在蔡家会的芦山中学读初三，开学时没钱走不了。他妈妈犯难地说：“孩子嚎得不行，只好卖粮食，再和众人借，添凑得620块钱让孩子去念。”

“穷人连亲戚都是穷人，连个借处也没有，唉——没办法”，孟家坪村的孙云云无奈地说，“现在是想喂猪也喂不起”。经打问得知，现在买头二个月大的小猪崽竟需七八百元。免除农业税与学费后的这种尴尬是我始料未及的。

沟庄头村的吕怀平，光着上身，扯着大嗓门毫不掩饰地说：“我4个孩子，3女1男，老小是男孩，计划生育罚款3万元。大女儿开学该念高中了，可一家4个念书的，熬死我也供不起，光饭钱一年就得六七千块钱，我到哪儿去挣，我是不敢让念高中了。”问到他咋养家时，他只抛来一句话：“我是四海为家、到处流浪！”

看来，城乡教育资源不均，村里学校的空壳化，农产品价格上不去，让农民背负十分沉重的压力。表面看起来，开学那天交的钱少了，但实际上农民的教育成本却增加了许多，而收益呢？

此番回去没功夫和老支书小坐，不知他又有啥经典话等着我。我似乎只能想到：“有钱的吃着猪肉念书，没钱的念不起书喂不起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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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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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乡村教师与兴县农村教育

2005年，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表示我国将逐步取消代课教师，全面推行农村的教师聘任制。

兴县的教师流失很严重，2005年脱岗358人，2006年脱岗506人，2007年脱岗566人，单2008年3月擅自离岗的教师就有109人，他们受不了清贫，有的下海做了生意，大多数则到了外县，以神木县、离石市，太谷县等待遇相对高的县市为主要流向。县里将这部分人的工资全部停发，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好教师外流的现象。只要拔不掉穷根子，村里的教师就会千方百计往城里跑，城里的教师就会千方百计往外地跑，民办教师与临时代教在兴县就不会消失。目前，全县教师队伍实际短缺超过千人，而县财政又养活不起这么多公办教师，所以民办教师与临时代考似乎是各个教学点的最佳人选。

随着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推进，兴县顺应形势，使村里大量的教学点被撤并。近年来，全县共撤并学校284所，其中初中22所，小学262所，整合优化了教育资源，有力缓解了乡村教师不足的突出问题，但总体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蔡家会镇明德小学校长蔡巧琴说：“这么些年，民办教师可恓惶了，有的才挣几十块钱。”当问到民办教师对同工不同酬的态度时，蔡校长说：“有些教师生活不了，也曾罢过课。”结果怎样？“也涨了点。”听到蔡校长说村民因读书致贫的现象很普遍时，我想到了乡村教师因教书致贫的事实，只是未说出来。

从教近30年的樊斌迎老师平静地说：“农村教师活得很平淡，都是个这样子，平淡也没办法。”当问到樊老师为村里服务了几十年，村里人一定很尊敬吧，樊老师目光黯淡地说：“因为自己收入低，村里生活好点的更看不起。社会上说当老师的细（兴县方言，意为‘抠门’），实际上因为当老师的穷么！”

老家代课教师收入偏低的问题，一方面反映了不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合格数量不足和专业素质亟待提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反映了县财政对农村教育发展的经费支持严重乏力的窘境。

56岁的刘迎春老师在十几个村里教过书，现在已经不愿进城了，也不想再教书了。刘老师憨厚地说：“年龄大了，再一个是城里消费贵，现在已到了内退年限，自己种点地算了，不想凑那个热闹了。”

才28岁的赵瑞芳老师教书也有10年了，却已经完全失去了转正的机会。“全交楼申乡下面的小学里尽是民办和临时代课老师。”赵老师说，“民办老师怕被打发，所以又苦重又挣得少。”我忽然听到陈家圪台村此前来的公办老师没呆下去，忙问原因。赵老师一边往我们手里塞黄河边产的红枣，一边说：“那个老师不好好教书，所以村民也闹过事，强行锁了学校大门。”问到尊师重教时，赵老师很无奈地说：“学校就那么点桌椅板凳，可村干部也不管，家长们更不懂事。只要有婚丧嫁娶办席的事情，家家都来学校借桌凳，还回时缺胳膊短腿，好点的凳还要留下自家用。没有一家给赔偿修理过损坏的桌凳，学校墙头塌了无人问津，可只要是正常的收五毛钱也要来吵个没完。”当问到有何愿望时，赵老师以为我们真能解决什么问题，眼睛突然亮起来，迫切地说：“民办老师受半天没个结果，期望在老了以后国家能每月给个二三百块钱养老。”

我们走了，赵老师领着孩子又到坡上锄地去了，一片坟地紧挨学校，群鸦乱飞，孤寂而恐怖。这些拥有双重身份的民办教师，既是教师又是农民，培育的农村教育是那么的不专业，台下的学生如初级农产品一样，没有市场，没人稀罕，可责任就该他（她）们全部承担吗？

新盛村的陈美美是干了9年的代课教师了，只有初中毕业，一孔石头挂面的窑洞就是教室，学前班、1～4年级22人挤在一块的复式班。去年中心校执行上级政策，要打发她，村里人不让走，是因为舍不得。村里人知道他教书用心，才没有一个孩子转到外边读书。大家怕她太苦，经常给她拿菜拿鸡蛋，是因为敬她爱她。陈老师每月挣480块钱，当问到想不想离开时，陈老师笑着说：“习惯了就好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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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6-15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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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输在起跑线，更输在途中跑

樊斌迎老师平静地说：“820人的孙家窑村，前些年小学最多时有130多名学生，而现在只有学前班和1～4年级20个学生（其中学前班占了6名），5年级就去乡中心小学了。拿我那些年教出去的一届学生来说， 21个4年级学生走出去，小学辍学的几乎没有，但能读完初中的仅占一半多点，而升入高中只有3人，考上大学的一个也没有。”问到原因，孙老师说：一是因为家穷；二是因为村里普遍对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认识不足；三是村里教学质量差，导致小学升不了初中，初中升不了高中，能考上大学的更是万不及一；四是学生普遍觉得升不了学，又就不了业。所以初中辍学率最高，许多学生十六七就出去打工了。

村里没有幼儿园，好老师留不住，即使勉强生存的那近20%的小学教学点，也只是些老教师和临时凑数的代教，初中不毕业的就登讲台并不在少数。交楼申乡窑儿湾村的刘文芳才17岁，先在附近的水泥厂上班，因为村里没老师，便被叫来应急，这种拿起粉笔就是教师的情况在村里已司空见惯。

上面是身体健康欠佳，满口兴县方言，一心想着内退，不知因特网与ABC为何物的老教师，下面是学前班和一、二、三年级混坐的一群山里娃，这样的复式班，这样的农村教育，还奢谈甚么科教兴县？

杨旭芳，女，杨家坡村人，今年17岁，2005年读初一时已经14岁，没升初二就失学，在家里闲坐2年，于2007年跑到太原打工，卖过装潢材料，端过盘子洗过碗，文化水平不如太原的小学二年级学生，别的技术活啥也干不了，辛苦下来只能顾个嘴，一分钱也剩不下。村里不堪的教学状况让她在起步上就落下先天缺钙的毛病，后来一步步跟不住，光小学就念了8年。

农村教师既是电脑盲又是外语盲，有的也自感普通话水平不适应教学要求。年轻些的渴望接触新知识，而老教师则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整个教学质量让人担心。教育在兴县就像一辆破大车，许多村里的孩子被无情的扔在半道上，眼睁睁地看着别人绝尘而去。

在孟家坪中学教学楼门口，我们碰到正在装潢的孙平平，旁边是他的儿子孙凯。孙大哥说：“来这儿念初中的都是穷人，都是冲‘两免一补’才来的。”我们了解到，崭新的二层教学楼里装备起了拥有45台电脑的微机室，可快3年了，连教师都没摸过一下，而就读于该校的孙凯更不知电脑为何物。看大门的大爷说，上级领导莅临检查时，微机室是首先被观瞻的地方。当问到为何不把孙凯送进城里念书时，孙平平苦笑着说：“他学习早就落下了，进城也跟不住，就在这儿凑乎念吧，没办法。”

曾名噪一时的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的蔡家崖中学，为通过验收，竟从公用经费中挤出1.5万元（一年）租用网吧的电脑来装门面。真是猪鼻子上插葱——装象。学生的综合素质成了一句空话，而老百姓最关心的升学更是天方夜谭，村里的穷孩子不幸充当了这种不公平待遇的牺牲品，十几年来，浪费了一茬又一茬宝贵的人才，让人无不为之痛心。用一句兴县歇后语形容，就叫“墙崖上挂垫?（dū）子——不像画（话）”。

整体来讲，兴县农村的小学入学率达100%，初中入学率几近96%；初中升高中的约30%；完全属于辍学的小学占1%不到，初中在5%～8%之间；转学现象最突出，小学转走的高达80%，初中也可达60%，这也是造成大批空壳学校与陪读家庭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们走访了原蔡家崖中学校长史建国，孙家崖小学教师樊斌迎，西吴家沟村民吕俊生一家。老吕42岁，标准的西北汉子，膝下1女3男，大女儿前年初中毕业，却未参加中考，坐在院里编筐的婆姨脱口说出原因：“考也考不住，光个烂中考杂七杂八就得六百多块钱，纯粹白花钱，就不考咧。”

以史校长的估算，初三按50人班容量，不参加中考的超过15人，那就是平均30%。按樊老师的说法，小学基本不辍学，而初中较高，有时可高达50%（其中包含转学）。

村里的老师尽是哄孩子的，肖家洼村的李进民气愤地说：“老师（本村的康泉泉）连五年级的书也念不通，整天不务正，尽和些死老汉们圪蹴在地上下棋，那还叫老师？那是害。”所以许多孩子连初中都考不住，想再念下去就得花钱念私立，有少部分在这一步上就被刷了下来，而乡镇中学教学质量低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每年都有因跟不住或丧失信心而告别校园的孩子，到初三中考前时是个总爆发的时段。人们说起这个现象时已见怪不怪了。听在城关中学教书的同学讲，这几年，兴县中考成绩极差，中考状元拿到太谷，连前150名都进不了。

我们在沟庄头村找到了在蔡家会镇芦山中学78班读书的吕晓霞与吕晋两位同学，据她们讲，她俩所在的班初一入学时73个人，升初二时剩下56人。分班是初二下学期开学初的事情，晓霞分到重点班，吕晋分到了普通班。吕晋所在的班刚开始时54人，仅过了半年，现在班里仅剩37人。那17人哪儿去了？吕晋说：“有因家穷不念的，有转到县城的、有因学习不好而辍学打工的……”当问到普通班与重点班的区别时，她语带不满的说：“普通班管得松，老师教得也不好，男生们整天翻墙头去上网吧，还有打架的，反正乱七八糟，谁也没有信心。”晓霞则一脸优越地在旁边笑。

不论是蔡家会芦山中学、贺家会中学还是魏家滩中学，都存在着重点班与普通班。与芦山中学的武彦平老师聊起此事，武老师无奈地说：“政策是不允许，但咱们乡下条件不如城里，留不住老师也留不住学生，尤其是好教师与好学生都奔城里去了，为了多少还能有点竞争力，才设立重点班，没办法。”走访中的老师们一致认为乡镇学校的滑坡还将继续，城里将乡下的教育资源都挖走了，进不了城的老师与学生承受着更多的不公平，却没人管。

看来，要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切实加大财政投入，以行政手段扶持乡镇学校已势在必行，舍此还能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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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2011-06-15 2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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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举家“陪读”做“书奴”

随着兴县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的推进，大量农村教学点被撤并，给村里的学生带来了上学远、上学难、上学贵等诸多影响。

其实，早在几年前，兴县县城的学校周围便开始出现“农民陪读家庭”，近一二年来势更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陪读家庭，如今已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种现象反映出农民家长对县城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教学设施、生活水平的向往，以及对整体教学质量下降的农村学校的无奈“放弃”。

因为兴县人多地广，贫富悬殊，所以连陪读都分层次：高居塔尖的是拥有公共权力和私人财富的少数人。我高中同学杨向英两口子都在县委大院上班，属于兴县条件优越的公务员家庭。前几年得知她领着两个儿子在忻州五中陪读，这次回去联系时听说又到太谷一中陪读去了。一位老同学说她单位反正也没什么事，又不误挣工资，所以就培养下一代去了。大学同窗李如辉在城镇中学教书，是兴县有口皆碑的好老师，丈夫开了一家资产达250万元的加油站。如辉说：“明年我也不教了，领着女儿去太原读初中，我给孩子做饭去。”

塔身中间是绝大部分涌向县城的农村陪读家庭；少部分则选择乡镇中心校与乡镇中学所在地，如蔡家崖、魏家滩、贺家会、孟家坪、瓦塘等教学质量较好的乡镇学校，车家庄、后发达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都是陪读家庭的热门之选。这些村子里的房屋窑洞的租赁业也是相当发达，而城里更是供不应求，几家一起合租的情形屡见不鲜。

塔座则是无数吃不起猪肉又无法进城陪读的穷苦拖累家庭。

目前，县城拥塞着近10万人，其中农村中小学转来的学生与陪读的家人就不下三四万人，产生的社会问题也逐渐突显出来，所以，兴县正在加紧建设新城。现任县委办副主任的老同学王宇不无忧虑地说：“男人们进城找不着挣钱活，又误了村里的地，免不了小偷小摸、打架生事；女人们看着没办法，全家进城活不了，情急之下，便也生出许多不堪之事，有的干脆将嘴唇涂红，做起了陪酒卖笑的营生来。”

明眼人一听就明白，农民兄弟的教育支出表面上是少交了，实际上却数倍于以前，几乎占家庭收入的70%，占家庭支出的85%以上，所以借钱陪读也就不难理解了。县城里可不是个好呆的地方，用我侄女的话讲，“一点也不好玩”。

孟家坡村里的小学于2006年就倒闭了，此村距乡所在地孟家坪2里路，那儿既有中心小学又有初中，但村里有条件的都舍近求远，以一种中国式的从众心理，卫家的1男2女也都选择了出去读书。卫小慧和姐姐去了康宁镇的刘家庄私立学校，小慧念5年级，姐姐念初二，哥哥卫小明则得到了优待，获得了去兴县二中读初中的机会。当问到其中原因时，小慧将头扭到一边茫然地看着远处，旁边的大爷说：“家里经济有限，先轮小子念，家家都这样。”

山里娃的读书本来就遮前难顾后，捉襟见肘之下，女孩则承受更为不公的命运。是因为贫穷才突显了男尊女卑，还是因为男尊女卑更加剧了贫穷，这个农村教育，让一切意义与逻辑变得那么模糊与混乱。

沉重的生存压力下，近些年社会上出现了“房奴”、“卡奴”、“车奴”等流行词语，而在兴县，我以为出现了大量因为陪读而沦为穷人的农民、因为读书而陷入困顿的穷孩子，于是我称他们为“书奴”。这些为读书而备受奴役的农村学生与家长们，是我调查的焦点。

兴县教育患贫，更患不均。

教育公平是构建和谐兴县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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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2011-06-15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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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山的奇迹 穷人的楷模

在蔡家会镇，我们想找一位与贫穷抗争到底、艰苦求学、最终成人成才的典型，书记吕平介绍了一位叫孙鹤的年轻人。

孙鹤，又名孙黑平，1米6的个子，瘦瘦的，一幅从小营养不良的特困大学生形象。采访黑平是在他哥的土院里，本想简单聊几句便离开，但他的故事震撼了我们每个人。他用18年的时间，完成了从蔡家会通往西北师范大学的传奇跋涉。

孙鹤的感人之点是：他以非凡的勇气直面贫困、以超群的胆魄赶走贫穷，以顽强的生存能力与学习能力将梦想变成攥在手心里的真实幸福。贫穷距他曾经是那么的近，近得如影相随，但他从没有屈服过。凭着“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凭着“劳动创造财富”的穷人的金手指，他神奇地战胜了貌似可怕的贫穷，闯出了一条堪为兴县的穷人家孩子指引迷津的成功之路。孙鹤的故事告诉我们，贫穷并不可怕，穷人的子女一样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光辉人生，艰苦隐忍中塑造着刚强，饥饿彷徨中收获着骄傲。

小学到初中，他都是拔尖学生，骄人的成绩点亮了他走出大山的渴望。那几年，虽然穷，但一直在本村读书，能添饱肚皮就可以一直读下去。97年，该上高中了。家里一分钱也没有，趁暑假黑平上山刨药材，挣了一百多元钱，母亲用尿素袋子装了满满一袋子山药，打发他去兴县中学读高中。学校也同情这个拿着山药念高中的小伙，答应了他缓交书费的请求。但宿舍是住不起的，经好心人介绍，他来到一位孤寡老婆婆家里，好处是不用掏房租，老婆婆可以给他熬稀粥，他可以给老人打柴担水生火，驱散老人的孤寂。借钱买了白面，礼拜天去菜地拣主人遗弃的小白菜，山药吃没了就回家再扛一袋子。但这样的日子也不能维持多久，两个月后的一天，老父亲的一封信摆到了校长办公桌上，信里夹着100块钱，内容是告黑平不听话，不让念非要念，丢人现眼，让校长打发儿子回家，那一百块钱是欠学校的书费。如此不堪的情形，学校也无能为力，便也没要书费，黑平还清欠同学的钱，拿着剩下的20元钱，含着泪回了家。

读书的路岂能就此中断？黑平央求姨妈去说服对自己读书毫无兴趣的老父亲，带着姨妈给的半袋小米与家里的一袋山药，黑平选择了回来。学校感动了，从此免了他的书费与学费；同学流泪了，自愿捐助了50多元。温暖像火烛一样，虽微弱却让他鼓起了继续求学的勇气，黑平的打工之路由此展开。（后附打工经历表）

此文是调查报告不是传记，但孙鹤的心酸求学之旅是兴县农村教育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他以一己之力对抗着魔鬼般的贫穷，18年里，不等不靠不卑不亢不忧不惧，他是大山的奇迹，穷人的楷模，是兴县学子的一面旗帜。十年磨一剑，他瘦弱的肩膊奇迹般地擎起穷人孩子的希望，从他身上可以真切寻找到马校长穷人教育学的思想光华。家庭经济条件是影响个人成人成才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

采访结束后，大家感叹不已，孙鹤的老父亲也深有感触地说：“主要是孩子有决心，不然，家里穷得挤牙膏似的，肯定念不成！”

二 : 选择题：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原因？A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B?

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原因？

选择题：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的原因？

A 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B 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医疗条件

要解释WHY？？？A B 都 对吗？还是别的？

---

A B 都 对。

就空间经济而言，农牧业经济是一种分散的用土地资源较多的经济，而工商业和现代经济是一种集中的用地较少的经济，为了节约用地和节约分工引起的交换的种种成本，经济发展实质上是人口、生产要素、企业、市场、基础设施等等在地理上集中的过程。其必然伴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和转移。

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口集中后的城市，由于工商业的发展，由于细分的居民需求形成规模化的市场需要，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随着工商业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多，城市工商业中的劳动力收益也越来越高。相反，在农村中，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有限、现代生产方式的日益应用，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如果人口不能及时地向城市转移，农业的比较收益就会越来越低。这时，城市中相对多的就业机会和相对高的收益，必然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流动。如果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由于没有低工资的劳动力抑制城市工资水平的过快增长，城市的收入会越来越高，而农村由于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多，收入水平相对会越来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将越来越大，最终会导致社会的极不稳定；将农民永远或者千方百计限制在土地上，通过不让他们向城市流动来稳定社会，从经济学和社会学上看，就其结果实际是一种较笨和适得其反的做法。因此，城乡就业机会和收入差距引起城乡人口流动，而城乡人口流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和最终稳定社会，这是一个发展经济学上的定理。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向城市转移，才能提高农民的收入。从这几年农民的收入结构看，外出务工性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农产品出售获得的收入比例则日益下降。一个四川的农民，在家劳动力不得其用，一年中只干两个月农活，年收入1000元左右；到东南沿海打工，管吃管住，一个月给500元工资。一年可向家乡寄回3000到4000元的收入。而在农村中，由于转移出去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留下的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也增加。比如，过去3人种3亩地，现在2人外出务工，1人种3亩地，活劳动成本降低2／3，而过去由3人分摊的农业收入，现在可由1人获得。如果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向城市转移，农业本身产业结构调整的比较收益和效果也不会太高，结构调整的收益上升赶不上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向负的下滑速度，农村收入增长缓慢的局面将得不到改变。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实现农业土地的集中和规模经营。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还是要通过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1人1亩地，甚至不到1亩地的规模，无法与国外农业相抗衡和竞争。而农业土地适度集中规模经营的前提是农村过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有的农户，常年在外务工，其耕地就会转包给其他农户代种，或者雇别人耕种；有的农户，由于在城市找到了较稳定的生意和工作，不再回农村了，就会将土地转让给其他农户。这样，由于劳动力不断向城市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出去，其承包的土地也要不断地被暂时或者长时间转让出来，一些种田能手或者大户，将土地集中起来耕种，逐步实现中国农业由1户三五亩地小生产方式向几十亩、几百亩地的农场规模经营方式转变，小家庭大规模经营耕地，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方向。

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才能从根本上控制人口和提高农村人口素质。人口经济学的定理是，人口生育、抚育和教育的成本与机会成本越低，人口增长越快；反之，人口增长越慢，甚至零增长。人口生育、抚养和教育的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家庭自觉控制人口生育的约束机制。而只有城市化才能提高转移进城人口的收入水平，也提高留在农村的人口的收入水平，同时也提高城乡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教育层次。这样，收入提高使生育、抚养和教育的成本与机会成本大大上升，人口增长的速度和数量才能内在地被控制住。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中，其素质得到提高。一是务工者在城市开阔视野、学习技术技能、体会城市文明、增强市场观念、掌握文化知识。舒尔茨认为，人口这种流动和迁移过程中的学习，实际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过程。这种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力素质的提高，会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二是人口流动、迁移、交往，提高人口的生育素质。一对夫妇，从乡村迁移到城市，其生育的孩子，在后天得到环境的影响，素质明显比生育和教育在乡村的要高；而远距离的男女或者大范围人口中的男女结婚，所生育的后代的智力和体力素质，明显优于短距离和小范围人群男女结婚所生育的后代。一些边远落后的小山村中，选择结婚的人群范围很小，通婚几乎没有地理上的距离，所生育的后代，傻愚呆痴者不少，使人口的先天素质逐年劣化。改变其状况的办法是促进人口的流动和迁移。

三 : 小村展演——变迁的老家（之一）

多年前，初试用社会学的视角去读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并没有特殊的想法，只认为那是出自大家的大作；多年后再次阅读，感受颇深：一个在传统村落里成长起来的学者，带着对村落的情感、熟悉，却不失客观的用“他者”的眼光和社会学的方法，将一个村落社会现予世人。费老最大的贡献应该在于，破天荒地用这些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田野个案法对中国的村落进行深描，为之后中国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本土化打开了第一页。看林耀华的《金翼》是另外一种感觉，有更多的历史脉络和乡土性梳理，以小说的方式描述了一个社会变迁，脉络清晰的背后是理论的自证性强于许多社会学的论著。 中国的学界，从来不少有新作品，可经典作品却也不多见。近年来，出于个人偏好、知识背景、成长背景等原因，每次读到村落描述的经典书籍总激动不已。最近读了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吴义的《小镇喧嚣》，曹景清的《黄河边的中国》，李立的《寻找文化身份——个嘉绒藏族村落的宗教民族志》等一系列的书籍。阅读他人作品时，总会刻意在回避对家乡的对比，因为家乡实在不同于所有“作品里的中国”的描述性表达。总在想，我的村落，我的乡愁皈依之所，一个白族村落的变迁，是否可以借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方法，掺入人文情感，将记忆中的村落与现实下的村落进行整合性描述。

乡土中国，国人大致都还有一个老家的概念，这些都与熟人社会、邻里守望、集体记忆、村落记忆、民俗往事等特殊的社会事像相关联。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声声，不见停息。那些未被城市化的乡土，记忆里与之相关联的生活方式也早已沦陷。城里的人们，无论是第几代的扎根在城里，在厌世之时，第一退路总会想到老家，这让我们思考：老家，原本如何？现在何样？将来会是如何？那些记忆中零星散落于乡土的家园，是否是大部分人可以告老还乡之最佳去处。那个“有老家的去老家，没老家的去远方”的归隐愿望是否还是一种可能。记忆中的老家，青山绿水、炊烟袅袅、鸟语花香、稻米飘香、瓜果满园、菜蔬不断、牛羊成群…..

记忆中的老家，家长里短在村妇们的口中津津有味，村庄要义在村夫们的烟雾里升腾，村落成员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不是总是被无限的关注，人生任何礼仪里都是乡情与乡情的聚合，从不孤独。当70后、80后都在而立阶段，家里守望的老人们已在老去，城市与乡土老家之间的情感纽带再次轻绊前进的脚步。早该停下来，看看这老家。

本文标题：县城户口迁到农村老家-【老 家 教 育 到 底 咋 了——兴 县 农 村 教 育 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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