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社会心态蓝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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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态蓝皮书》
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而在体现中国信任度总体态势的指标中，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疑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说，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蓝皮书中，他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富豪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张。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中国人不仅未以此为荣，进一步增加对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对富人的丝丝仇恨。尽管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谆谆告诫大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可是，社会上的仇富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刮愈烈。许多富豪就在这种仇恨之风中香消玉勋，被人为杀害：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的名单。
中国大陆一家微博曾发起一项调查，4个小时内就有5000多名网民参加，而调查的主题是：你仇富吗？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问题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点仇”。一些网民同时留言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大多数人说不仇正义之财，但仇社会不公，更仇拥有财富的人造成的社会不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独立研究说，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10%最穷人口的25倍。“美林”公布的“2011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达53.5万人，位列全球第四。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大陆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有钱人狂购天价豪宅、钻石、名车、名表等奢侈品，而在通货膨胀的压搾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盐和居住、医疗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见肘。
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表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小时只有0.8美元，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而中国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欧美甚至巴西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60-70%以上，而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29%，郎咸平归因于普通中国人太贫穷。
《***》杂志副社长、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却有权的人占有，付出最多而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仇富心理值得有关当局警惕。生活压力加重，贫富差距扩大，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存在仇富心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2010年北京社会蓝皮书归纳的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份研究中国首都北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报告显示，去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万8千788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但报告的作者对北京市民的调查却显示，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有提高，而40%的受访者的收入没有变化，另有30%的受访者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与此同时，70%的受访者感到生活压力加重。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问题上，受访者对“富人以不正当的方式牟利”这一项的选择率最高。
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以及造成中国贫乏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基尼系数一般认为，我们达到了零点47以上，实际上许多民间学者认为，早就突破了零点5。一般来说，超过零点4贫富差距就非常大了。胡星斗表示，仇富现象作为一种思潮，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有其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第一桶金”的来路不正，缺乏所谓“获得的正义”。另外可能有些富人在富裕了之后没有回报社会，甚至恰恰相反，其行为引起公众的不满。
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疑官”“仇富”，就其根本，“疑官”“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和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鞭挞。也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和谐，一方面是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改进，官员要自觉约束自己的那双“贪婪之眼”和“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享受自由的社会环境，通过持续不断的捐赠，兑现对穷人的人权承诺，获得穷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消除社会对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种子，他们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
二 : 2014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蓝皮书摘要
导读：10月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社会心态蓝皮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4）》发布会在京举行。
蓝皮书指出，商业行业仍是最不受信任的社会机构。本次调查显示，商业行业的社会信任加权平均分为56.2分，属“不信任”水平，在5大类社会机构中最低，并且是总平均分在“不信任”范围内的唯1大类机构。在商业行业中最不受信任的是旅游业和广告业。本次调查这两行业的社会信任得分分别为48.0分和42.6分，属于“高度不信任”范围，在商业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和第一。
以下是蓝皮书内容摘要：
★“直觉”左右网民新闻判断，降低“伤害”和“愤怒”应先于澄清事实
当下中国，许多热点事件往往是首先在互联网上爆料、发酵，然后，报纸、电视等媒体再跟进报道。尽管事后政府、公知、民间等各方的解读可能不尽相同，甚至引发颇多争议，但不难发现：网民往往在第一时间就形成了一边倒的舆论倾向，且基本稳定。
在社会和集体层面上，泛在的互联网和移动网络放大了直觉推理的作用。首先，在现代社会，各种信息会通过PC和移动终端迅速传递到每1个个体用户，但由于微博等文本相对碎片化，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时间传递的新闻信息往往是有限和片段化的。面对这些相对模糊的信息，个体需要立即做出1个初步的判断，因而更可能是利用直觉推理来进行信息接收和快速判断，而不是运用相对缓慢和费神的理性思考。
其次，互联网实际上让全体网民变成1个整体性的生物体，由此，情绪和直觉的传染性要大大强于理性，第一时间传播开去的往往是情绪和直觉，而不是理性。
最后，直觉会在无意识水平上持续对网民舆论产生影响。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直觉不仅仅发生的速度更快，而且会对之后的理性推理产生持续影响，虽然人们不一定能意识到这种直觉和情绪的存在。
蓝皮书指出，网络新闻一方面向网民迅速传递了信息，另一方面，也在第一时间触发了网民的直觉判断。及时获知网民的直觉判断，把握网民进行直觉判断的特点和规律，能帮助我们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和心理疏导，并对于事后正确解读各方观点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具体来说，网民的直觉系统主要包括“情绪”和“直觉性道德推理”2大部分，尤其是“直觉性道德推理”直接反映了网民的基本价值判断。
蓝皮书通过调查发现，5类直觉性道德的分布状况为：伤害24.67%，公平22.29%，群体9.28%，权威20.49%，纯洁23.29%。其中“伤害”这种直觉性道德的投票比例最高，“群体”最低。虽然两者之间的比例相差大于10%，但总的来说，5类直觉性道德的分布是相对均衡的。“伤害”不单是最频繁被报告的1类新闻事件，也确实是网民最容易被触发的1种自觉性道德（24.67%）。“伤害”指的是能引发与“伤害”有关的直觉性道德判断，其“直觉”程度高并不一定代表其造成的伤害程度大，而是说明网民由该新闻容易联想到与“伤害”相关的直觉性道德。
（1）当事件与自己的相关度更大时，人们更加容易感知到伤害。
（2）通常是社会生活类的日常事情，即与民生问题息息相关的事件更能激发人们的伤害直觉。交通拥堵、消防隐患、食品安全都是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问题。当这类事件发生时，人们会遭受直接损失，所以容易感知到伤害。
研究还发现，网民情绪中，愤怒的比例最高，占了超过四成（41.80%），是主导性情绪；其次是平静（14.10%）和高兴（12.34%）；而“恐惧”和“惊讶”的比例非常小（5%~6%）。可见，愤怒是网民阅读民生新闻时的主导性情绪。按情绪的“趋近—回避”理论，愤怒通常隐含着高的目标指向和行动倾向，需要小心引导和缓解。
蓝皮书指出，面对“直觉”的问题要尽量用直觉的方法来解决。不同于理性分析时可以通过摆证据和讲道理来解决，面对网民通常以直觉性反应[www.61k.com)为主的舆论场，更适合用直觉的方法来引导。舆情事件爆发后，首先可以了解网络上大家的直觉反应，包括自觉性道德类型和主导情绪，再针对不同网民直觉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法。例如，蓝皮书的调查数据表明，在我国网民直觉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伤害，主导情绪往往是愤怒。在处理该类事件时，不用忙着以澄清事实或归结责任为第一目标，这种简单粗暴的信息公布方式往往反而造成矛盾的激化。相反，如果能以降低伤害感和愤怒情绪为切入点，在此基础上澄清事实和归纳责任或许是1种更好的选择。概言之，只有准确地把握网民的情绪和感知，才能有针对性地加以情绪调控和风险沟通。
★人们需要得到友善，却不愿付出友善
人文取向是社会鼓励人们对待他人公平、友好、宽容、亲切的程度。蓝皮书调查结果显示，年龄越大的调查对象，越持人文关怀的价值观。在社会现实感知方面，不同年龄被调查者对于仁爱友善的感受并无显著差异。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调查对象，越感到社会对仁爱友善重视得越不足。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人文取向有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认为自己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调查对象，更多地感受到人们普遍关怀和体谅他人。
仁爱友善自古是我们社会公认的美德，但今天的人们在这样的价值观前纠结了，“好人好报”受到空前的质疑。即使不去考虑是不是要和陌生人说话，也不因为老人跌倒要不要扶而困扰，友善已经成为1种不愿主动的行为。蓝皮书指出，人民希望生活在1个人与人仁爱友善的社会，但人们自己的价值观中友善已经不属于首要价值观行列，我们需要得到友善，但却不愿意付出友善。
★“契约型信任”成为移民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最主要形式
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的推进，熟人社会成为陌生人社会，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发生相应的改变，从熟人之间以经验和关系联结的社会向信任和契约维系的社会转变。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系统性保障，而这种运行系统的建立和培育的关键是社会的主体人的推动和适应。从价值观的层面就是每个人对于契约的尊重和遵从，这要依靠社会契约观念的逐步培育和形成。蓝皮书调查显示，被调查对象契约观念的得分处于比较赞成水平，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深圳被调查者在契约观念上得分更高，说明在市场化进程中人们对于契约观念的认同程度在逐渐提高。
蓝皮书指出，受访深圳居民普遍认可契约制度并能自觉维护契约规则。深圳居民以移民为主要构成，即使是户籍人口也大多是改革开放后由全国各地移居而来。随着流动迁徙，在原居住地与熟人结成的社会群体逐渐失去生态意义，取而代之的是在新迁徙地由于社会生活需要而结成的新的社会群体。由于彼此不熟悉，在人际关系渊源上也没有太多牵连，彼此的关系往往是因为特定的利益而结成的短暂群体。因此，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主要是以物质的或成文的规则为中介而建立起来。契约关系在陌生人社会就得到个体和社会组织的普遍推崇，“契约型信任”成为移民城市社会生活领域中最主要的1种形式。
★就业、住房和婚恋成为当下人民生活重要压力源
蓝皮书指出，自己或家人就业、住房和婚恋是影响不同领域情绪体验的最重要的生活压力源分析发现，自己或家人就业是影响不同领域消极情绪的重要生活压力源之一。感受到自己或家人就业问题越严重，这些个体在不同领域体验到的愉悦感和平静感越低，而在不同领域体验到的消极感越高。就业问题成为影响民众建立积极社会心态的主要压力源，因此在当前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就业问题，引导正向的社会心态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住房对于个体在不同领域的负向情绪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外部压力源中最能影响人们在不同领域的情绪体验。当人们所感受到的住房压力越大，他们在上班及在家体验到的消极情绪就越强，在评价自己过去和展望未来生活时的消极情绪也越高；当人们感受到的住房压力越小，他们在评价自己过去生活时就越积极，体验到的平静感也越强，在上班时体验到的愉悦感也越强。
来自婚姻与恋爱的压力感越强，人们在家的消极体验就越深，评价过去时体验到更少的愉悦感和更强的负向情绪，考虑未来时感受到更弱的平静感和更深的消极情绪。婚姻与恋爱成为人们个体内部压力源中影响不同领域情绪的另1个重要压力源。
★社会信任总水平回升，政府形象提升、社会欺骗减少和媒体宣传的可喜变化是影响回升的3大因素
蓝皮书在2013年11月对北京、哈尔滨、上海、郑州、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共8个城市公众的社会信任状况进行了调查。
蓝皮书指出，5大类机构信任水平全面上升，推高信任总水平。商业行业的信任水平虽然最低，但与2011年相比，信任分数增加7.0分，增幅在5大类机构中排名第一；增幅排第二的是公共事业单位，社会信任比上次调查提高了6.6分；提高分数第三的是社会团体的信任水平，较2011年增加5.2分；提高分数第四是媒体的信任水平，增加3.1分；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维持高度稳定，也比2011年底增加了0.4分。
政府信任与社会信任高度相关。本次调查显示，在整个制度信任体系中，政府信任对社会信任的贡献最大。党的18大以来，改进政府工作作风的举措提升了政府社会信任。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政府信任水平整体提升0.4分，其中，高度相关的中央政府、检察院、公安部门分别提升1.5分、3.8分和2.5分。因政府信任与社会总体信任高度相关，政府作风的转变提高了社会信任总体水平。
政府中公务员人际信任水平改善也为社会信任总体水平提高起到积极作用。近年来，政府工作作风的转变改善了公务员形象。调查中，被访者对公务员的代表角色法官、警察、政府官员的人际信任得分分别为65.9分、65.6分和61.2分，均高于社会信任总体得分水平，起到加分作用。
★旅游业和广告业社会信任问题仍然较大
蓝皮书指出，商业行业仍是最不受信任的社会机构。本次调查显示，商业行业的社会信任加权平均分为56.2分，属“不信任”水平，在5大类社会机构中最低，并且是总平均分在“不信任”范围内的唯1大类机构。
银行业因其政府背景和较强监管，社会信任处于高位。本次调查显示，商业银行社会信任得分为75.9分，在各商业行业中排名第一，并且是唯一进入“信任”范围的商业行业。
我国家电类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近年来各项标准和监管逐步完善。本次调查这2个商业行业社会信任得分分别为67.0分和64.8分，是继商业银行业之后率先达到“尚可信任”的商业行业。
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零售商业、农副产品生产加工行业和物业管理3个行业社会信任水平仍处在“不信任”水平。本次调查这3个行业的社会信任得分分别是59.7分、58.2分和58.0分。虽然这3个行业社会信任属“不信任”水平，但均处于“不信任”水平的较高位，有关部门进1步加强管理，有望在下次调查进入“尚可信任”水平，进1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保险业、药品制造业、餐饮业、食品制造业、房地产业的社会信任均处于“不信任”水平的中低端。本次调查这5个行业社会信任得分分别为54.1分、53.8分、53.7分、53.6分和50.6分。特别是房地产业，刚过50分，几乎落入“高度不信任”范围。
在商业行业中最不受信任的是旅游业和广告业。本次调查这两行业的社会信任得分分别为48.0分和42.6分，属于“高度不信任”范围，在商业行业中排名倒数第二和第一。
从动态来看，虽然商业行业社会信任加权平均水平仍处在“不信任”阶段，但与2011年的得分相比全面提高，由51.1分提升到56.2分，平均提高了5.1分，对本次调查社会信任总体水平回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具体来看，银行业在2011年调查已经进入“信任”范围的基础上又有提高，本次调查得分增加了3.6分，保持商业行业社会信任第一位。家用电器制造业和计算机服务及软件业更是大幅增加8.7分和6.6分，一跃从“不信任”水平进入“尚可信任”水平。
零售商业、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业、物业管理行业社会信任水平也较大幅度提高了5.4~7.4分，接近“尚可信任”水平。本次调查中，药品制造业、餐饮业、食品制造业、房地产业四行业的社会信任水平比2011年上升4.2~6.2分，从“高度不信任”水平升入“不信任”范围，实现质的改善。
本次调查商业行业社会信任问题仍然比较大的是旅游业和广告业。2011年这2个行业就处于“高度不信任”范围，本次调查仍然停留在“高度不信任”水平，成为拉低整个商业机构社会信任乃至总体社会信任水平的消极因素。其中，旅游业在各行各业社会信任普遍提升的大背景下还减少了0.2分，是商业机构中社会信任水平唯一不增反降的行业。
★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慈善意愿存在差异
通过对全国六省1二十个县市的4669人的调查发现，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慈善意愿存在差异。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人群愿意捐款金额百分比和投入的志愿时间百分比最高，分别为7.6%和13.3%，收入在5万~7万元人群愿意捐款金额百分比和投入的志愿时间百分比最低，分别为5.3%和9.7%。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仍是人们首选，但地位面临挑战
蓝皮书通过对全国六省1二十个县市的4669人的调查发现，在慈善组织中，红十字会仍然是排在首选，这说明慈善行为是受熟悉性影响的。人们对慈善事业和组织越了解，越愿意把自己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中。随着慈善事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加上约束逐渐放松的趋势，未来慈善组织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不同的慈善事业和组织需要在加强自己的专业性和透明度的同时，加大推广力度，让更多的人了解，才能获取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其崇高的目标。
虽然红十字会仍然是人们的首选，而且这次调查是在“郭美美事件”发生以后，雅安地震募捐之前发生的。这能够说明即使经历了“郭美美事件”，红十字会仍然有一定的认可度。另外，随着慈善事业越来越受到关注，更多的，甚至包括性质不同的慈善组织，如壹基金等加入，红十字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有可能在未来，红十字会在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进1步下滑。在本次调查中，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被试在选择慈善组织时是不同的，大学以上的被试选择红十字会的比例明显降低，选择壹基金的明显上升，这有可能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被试会使用更多的传媒手段（如互联网等），从而对壹基金的熟悉度较高有关。
文章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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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社会心态蓝皮书
《社会心态蓝皮书》
2013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从总体上分析了当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www.61k.com］其中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指标在2012年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而在体现中国信任度总体态势的指标中，有两种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疑官”。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说，总体上2012年的调查中，44.7%的调查对象对生活状况倾向于满意，满意均值为3.41分（总分5分），但低于2011年47%的满意率和3.46分的均值??而且其调查显示，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群体间的不信任加深和固化，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也表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不信任。而在社科院在2011年发布的蓝皮书中，他们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市民对于官方机构的信任更是低下。
二是“仇富”。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富豪数量也在不断地扩张。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中国人不仅未以此为荣，进一步增加对富人的好感和尊重，反而滋生了对富人的丝丝仇恨。尽管包括茅于轼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谆谆告诫大众“我们要保护先富裕的人，因为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如果打倒了先富的人，这个国家就会变成穷人国了”。可是，社会上的仇富之风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愈刮愈烈。许多富豪就在这种仇恨之风中香消玉勋，被人为杀害：山西亿万富翁李海仓被杀；浙江温州富豪周祖豹被杀；甘肃地产大亨刘恩谦被杀；四川明达公司董事长葛君明被杀??这是一个长长的滴血的名单。
中国大陆一家微博曾发起一项调查，4个小时内就有5000多名网民参加，而调查的主题是：你仇富吗？调查结果显示，回答问题的5000多人中，4133（78.23%）人答“仇”；587（11.11%）人答“不仇”；563（10.66%）人答“有点仇”。一些网民同时留言表达对问题的看法，大多数人说不仇正义之财，但仇社会不公，更仇拥有财富的人造成的社会不公。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指出，仇官、仇富、仇警是今天中国最基本的社会心态，
《华尔街日报》引述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的独立研究说，中国最富10%人口每年收入接近20200美元，是10%最穷人口的25倍。“美林”公布的“2011全球财富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拥有百万美元以上资产的富豪达53.5万人，位列全球第四。世界奢侈品协会的报告指出，2012年中国大陆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中国有钱人狂购天价豪宅、钻石、名车、名表等奢侈品，而在通货膨胀的压搾下，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应付生存所需的柴米油盐和居住、医疗及子女教育，都捉襟见肘。
经济学家郎咸平教授表示，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一小时只有0.8美元，比非洲还低，位列全球最后一名，而中国工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却是全世界最长的。欧美甚至巴西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都在60-70%以上，而中国居民消费仅占GDP的29%，郎咸平归因于普通中国人太贫穷。
社会心态蓝皮书 社会心态蓝皮书
《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蛋糕”最大的部分被付出少却有权的人占有，付出最多而没权的人只能得到剩余，这就造成了社会的仇官仇富现象。（www.61k.com]贫富差距过大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仇富心理值得有关当局警惕。生活压力加重，贫富差距扩大，一定范围内的社会公众存在仇富心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编撰的2010年北京社会蓝皮书归纳的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这份研究中国首都北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报告显示，去年北京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6万8千788元人民币，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但报告的作者对北京市民的调查却显示，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收入有提高，而40%的受访者的收入没有变化，另有30%的受访者的收入甚至出现下降。与此同时，70%的受访者感到生活压力加重。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非常大。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问题上，受访者对“富人以不正当的方式牟利”这一项的选择率最高。
中国社会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贫富差距的现状以及造成中国贫乏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源。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基尼系数一般认为，我们达到了零点47以上，实际上许多民间学者认为，早就突破了零点5。一般来说，超过零点4贫富差距就非常大了。胡星斗表示，仇富现象作为一种思潮，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有其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有些富人的“第一桶金”的来路不正，缺乏所谓“获得的正义”。另外可能有些富人在富裕了之后没有回报社会，甚至恰恰相反，其行为引起公众的不满。
不是中国人天生就喜欢“疑官”“仇富”，就其根本，“疑官”“仇富”的本质是“仇腐”和一种对社会不公正的鞭挞。也因此，中国要真正走向和谐，一方面是通过权力制衡和制度改进，官员要自觉约束自己的那双“贪婪之眼”和“掠夺之手”；另一方面富人需要为自己营造一个享受自由的社会环境，通过持续不断的捐赠，兑现对穷人的人权承诺，获得穷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消除社会对富人嫉妒和仇恨的种子，他们才能真正享受财富带来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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