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接受福特基金会政治献金的100中国名人全注释
关于福特基金会的中情局背景
二 :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Andrew Watson
按语： 2006年4月7日下午，正值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0周年暨交通大学迁校50周年之际，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Andrew Watson受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之邀，参加海外名家系列讲座，为全院师生做了精彩报告。（www.61k.com)Watson教授介绍了福特基金会的成立背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开展情况，并就中国是否应该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给出了自己看法。Andrew Watson，福特基金会驻华首席代表，澳大利亚Adelaide大学资深教授。本文由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生喻晓、悦中山和任峰根据报告内容整理而成。
大家好，我非常高兴今天到交大来，借此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福特基金会的工作，我感到很荣幸。首先祝贺交通大学110周年校庆。我曾在西安生活过两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刚刚英国留学毕业后，作为外国专家来到中国，当时中国政府刚开始把英语作为第一外语，于是在1965年到1967年，我在西安外语学院教书。今天我主要讲三个方面：第一介绍福特基金会的背景，福特基金会究竟是怎么回事；第二介绍我们福特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第三，提出一些问题，关于慈善事业，到底慈善是什么，中国有没有慈善，应不应该发展慈善。最后我将非常愿意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福特基金会
福特基金会于1936年成立，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拿出一部分股票作为基金，所以福特基金会源于福特公司。当时我们推出了很多项目，主要工作包括社会福利、教育、医学等方面的福利工作。1950年以后我们逐步脱离福特公司所在的密歇根市迁到纽约市，在纽约成立了总部。从那个时候起，福特基金会和福特公司完全分开。尽管我们现在仍然叫福特基金，但我们和福特公司已经没有关系了。从1950年开始，我们成为一个国际的慈善机构、国际的基金会，现在总部设在纽约。福特基金会在全世界有12个办事处，其中亚洲有4个，包括北京、河内、雅加达和新德里，也就是说在亚洲地区有四个办事处可以资助项目。我们的工作人员近550人，一半是美国人，另一半具有其他国家国籍。我也不是美国人，我出生在英国，现在的国籍为澳大利亚，从人员构成就可以看出我们完全是一个国际组织。 福特基金会有四条宗旨：一是促进民主的观点，民主的价值；二是减少贫困；三是促进国际合作；四是帮助人类发展，提高人类成就。福特基金会其实是一种资源，我们有基金，把基金划拨给别人让他们来做自己的工作，但一定是为了这四个宗旨在做事。我们不请人来给我们做事，我们等人来找我们提出项目，如果项目跟我们的宗旨有关，如果我们还有基金，我们就可以考虑对其进行资助。
福特基金会由两个大的部门组成，一个部门是主管基金的，他们的任务是投资，从而赚取一定的收入，保护基金价值，最终将投资获得的收入用来资助项目。另一个部门是资助项目的，我是其中一员，我们不保护基金，我们是用钱的。也就是说，前者赚钱给后者，然后对一些项目给予资助。我们一共有17个工作人员，其中一半是美国人。目前我们在中国资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一个是生活财产方面，这个主要是考虑经济发展问题、贫困问题、怎么帮助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怎么发展金融、怎么发展工作、怎么保护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二是和平与社会公正，和平与社会公正主要是致力于社会结构、公共政治、人权这 1
福特基金会中国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几个方面的工作；三是教育、文化和媒体。（www.61k.com]
二、福特基金会在中国
福特基金会从1979年开始在中国资助项目。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福特基金会就已经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很多国家资助关于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的一些项目，目的就是帮助外国人多了解中国社会和亚洲的一些发展情况。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福特基金会开始考虑到中国来，帮助中国发展，帮助中国改革开放。当时福特基金会派人到中国与中国社科院以及中国政府一道就我们基金会能不能在中国资助项目进行了讨论。最后中国政府确定了三个资助领域。一个是经济学，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很落后，没有市场经济，也没有外贸，而改革开放需要发展经济学，所以中国政府在这一领域请我们资助了很多项目。我们提供培训的同时，也提供一些奖学金，帮助一些人到国外去学习，同时我们还帮助大学介绍新的经济学的课程。这个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能力建设。80年代的情况主要是这些。第二，中国政府也请我们在法律、法学提供一些帮助。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中国基本上没有法律，没有法院，没有法官，法律比较落后。但现在中国确定要依法治国，要发展法律，所以请我们在这个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像经济学一样，我们帮助很多人到国外去学习法律。同时我们和政法大学合作，帮助他们引进新的课程，新的课本，新的教学方法。第三个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和经济学、法学一样，也需要进一步的能力建设。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破坏得很厉害。中国改革开放后，对于世界以及其他国的情况了解得有限。我们与中国社科院和一些大学，如北大等，以及一些政府部门进行合作，主要是培训教育，发展新的课本，发展新的课程。除此之外，国外大学的研究机构跟国内的大学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研究一些课题。当时北京没有办事处，我们每年派人从纽约过来，跟中国的合作者进行讨论，拿出来新的课题。到1988年，我们工作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以我们向中国政府申请在北京成立一个办事处。当时，外国非政府组织、外国非赢利组织在中国成立办事处还是很少见的。最终国务院下发了一个特殊文件，批准了我们的申请，中国社科院是我们的对口单位。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可以派人到北京来，与中国的大学开展各方面的合作。从那以后，我们在中国的工作范围就扩大了，工作的领域也多起来。从1988年到去年年底，我们在中国资助项目总额大概有两亿零七百万美金，每年我们资助项目的基金大概有一千四百万美金左右。我于1999年加入福特基金会。参加福特基金会以前，我在澳大利亚是个从事汉学教育的教授。我在教授汉语的同时，也在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我每年到中国农村考察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经常来陕西，去过陕北、陕南，去了很多地方，主要是考察中国农村的发展情况。我很高兴我最终加入了福特基金会，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我只是给别人介绍中国的情况，但我来到福特基金会以后，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我手里有基金可以帮助中国人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我感觉这个工作是个很好的工作。目前我们在北京办事处有23个工作人员，6个是资助项目的，其中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原是台湾人现在定居美国，一个美籍华人，两个澳大利亚人，还有一个美国人。其他人属于后勤部，都是中国公民，可见我们是一个国际组织。
我们在八个领域资助项目，下面我一一介绍。
（1）法律与权利。八十年代我们已经开始在法律方面资助项目。目前我们在法律与权利的工作领域有三个。一是刑法改革。中国目前正在考虑修改刑法，所以我们资助很多研究机构，如社科院的法学所、一些大学的法学院以及政法大学，有许多学者正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与警察、公安部、检察院也有合作，希望对于现行刑法的改进有所帮助。二是法律援助。中国公民有很多法律权利，但是有时候无法实现，很多穷人由于经济原因没有办法诉讼。所以我们在资助一些民间或者政府的法律援助单位来做这件事情。这项工作在西安、 2
福特基金会中国 福特基金会与中国
北京、上海和武汉等很多地方都在开展。（www.61k.com］三是法律教学，模拟法庭，就是帮助在大学学习法学的学生到法院参加判案。
（2）教育。原来我们办事处没有与教育相关的项目，但在我到北京以后，我觉得教育在目前是特别重要的工作。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有一定的水平，但是人力资本还是最重要的，帮助贫困人口提高教育水平是将来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从2000年开始接收教育方面的一些项目。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公平与入学机会问题。中国有很多贫困地区，那里上学比较难，在农村，一些西部地区以及少数民族聚居的一些地区的孩子，尤其是农村的女童上学存在困难，因此我们在这方面资助很多项目。我们帮助农村小学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提高他们的办学管理方法。我们也资助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学的贫困生上学，不仅仅给予经济上的资助，比如提供贷款，也考虑他们在教育、心理和社会等方面需要什么帮助，需要什么资助。另外我们也在做一些文化保护方面的工作，比如，少数民族方面的文化保护，通过学校，通过教学可以保护他们的文化，发展他们的文化。
（3）治理与公共政策。前面已经谈到，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我们对经济方面的项目资助很多，到90年代末期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得不错，中国也有很多很优秀的经济学家，可以搞特别高水平的分析。当时很多人就开始向我们申请公共政策、社会政策等方面的项目，以期利用社会科学的理论解决社会面临的一些问题。我们觉得中国目前改革发展的重点不是经济而是治理，政府部门的功能和政府部门的工作都还有待改善，才能最终形成一套好的公共政策。所以有很多朋友向我们申请这方面的项目，如社会福利、医疗政策、弱势群体、中国人口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等等。于是我们改变了工作方向，开始在治理与公共政策这个领域资助一些项目。目前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考虑国家功能，国家在帮助弱势群体，在社会政策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改革过程中，国家从很多领域退出来了，比如说医疗，而目前医疗又存在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所以就应该考虑国家在其中应该起什么作用，怎样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我们和学者合作，资助他们研究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跟地方政府部门合作，帮助政府建立一些试点。二是公民权利与治理的方法。现在我们在村民自治、社区建设等方面，在基层都在参与真正的一些活动，资助很多项目。我们也为妇女参与基层民主活动提供一些培训，比如我们和陕西妇联合作，在合阳县搞了一个妇女参与村民自治的一个培训活动。
（4）性与生殖健康。这个领域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十多年了，交通大学的朱楚珠教授和李树茁教授所申请的项目就属于这个领域。主要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计划生育方面的工作，包括帮助改善政策、发展新的方法、优质服务等，也包括计划生育与妇女有什么关系，对妇女有什么影响方面的研究，我们与计生委、学者以及很多部门一起合作。我们非常荣幸，在2001年我们获得中华人口奖，这是中国政府给我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奖，它承认了我们工作的贡献。同时我们关注艾滋病问题，我们不考虑艾滋病的医疗问题，主要是资助教育，考虑社会对患病者的歧视问题，比如，我们将一些艾滋病患者组织起来做一些社会活动。
（5）环境与发展。环境与发展的工作主要是在西部地区、贫困地区。目标是可持续性发展，即考虑怎样帮助贫困地区利用他们的自然资源发展经济，同时保护资源，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过去我们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在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的一些山区和贫困地区，主要涉及森林和林业方面的问题。目前正在开展的新工作主要是在西北，草原地区还比较贫困，草原的压力，环境的破坏程度都比较大，怎么样帮助这些地方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是我们重点考虑的问题。同时也考虑参与式的发展模式，支持村民参加到发展的过程中去。
（6）国际关系。这个领域的工作八十年代就开始了。目前有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是大国关系，现在大家都提出中国和平崛起，有人说这个说法不好，应该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但是不管怎样，中国在世界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中国跟大国的关系发生了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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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变化，所以我们资助这方面的研究与合作。(www.61k.com］第二个是中国和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第三个方面是国际治理。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参加了很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WTO等各方面的都有。中国加入这些组织以后，他们给中国带来了变化，中国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变化，冷战以后正在形成一些新的国际组织，中国应该积极参加这些组织。中国在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世界公民，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资助了很多项目。最后一方面是关于军工、裁军和核武器的。
（7）小额信贷。小额信贷就是在农村地区给贫困农户贷很少一点钱，帮助他们发展，可能第一年给他们贷五百块或者是一千块，慢慢地帮助他们发展。
（8）公民社会。这个领域比较新，公民社会就是指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赢利组织。我们注意到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越来越复杂，出现了很多民间组织、非赢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中国政府在九十年代就提出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这就是说要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所以这需要政府的参与，也需要社会的参与。中国政府希望民间组织能够在社会福利、扶贫教育和慈善等各方面起很大作用，但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民间组织也才刚刚发展，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资助了一些项目。主要资助对象包含四个方面，一是帮助改善法律框架，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民政部和财政部出台了很多新的条令，希望民间组织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但这个条令还不怎么完善，还有很多不明不白的方面，所以民政部和北京大学法学系的很多朋友来找我们，请我们帮助他们研究国外的一些情况，希望对中国相关法律的完善有所帮助。第二是能力建设，有很多民间组织，如扶贫基金会、环境方面的协会、生殖健康的协会等很多，他们的能力不是那么大，他们的组织结构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我们搞了一些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工作水平。第三我们资助一些研究机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状况，如果在中国提到非政府组织，很多人并不知道是什么，是反政府的还是跟政府合作的呢？在社会上起什么作用？所以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很多地方有很多研究机构正在研究民间组织在中国社会应该起什么作用，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个人认为对于公民社会相关项目的资助很重要。
如果要申请福特基金，首先要知道我们现在所资助的范围和领域。如果他们的工作属于我们资助的领域，他们就可以考虑向我们申请。我们拿到申请后，除了要考虑预算还有多少以外，也要考虑提交申请的组织的能力，他们有没有能力，他们能不能达到所说的目标。另外我们也要考虑可行性，如他们打算要到全国5个省的农村去搞调查，想通过调查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结论，这件事情的可行性我们不得不考虑，他们能不能做到，因为到农村去搞调查并不容易。我们需要考虑各方面的问题。一般我们都是请人家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报告，就是一种思路，你要做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规模有多大，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资助的领域，我们也有钱可以资助，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大家过了几个月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资助。但我们发现中国地大人多，可以资助的项目那么多，我们的基金有限，所以很多项目我们没有办法资助，我们只能抱歉了。
三、中国应该不应该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
中国应该不应该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慈善可以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慈善主要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慈善的定义就是利用私人所有的资产去解决社会的问题。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概括的概念，私人拿出资源去帮助解决社会的问题。资源包括几种形式，可以是劳动，如志愿者可以做一些慈善工作，也可以是物品和钱财。慈善有好几个方面，好几种形式，也有好几种组织的办法。在美国、欧洲等一些国家，在十九世纪后期二十世纪初期，有很多富人，拿出钱成立基金会，如洛克非洛、卡内基和福特等。最近如微软也成立的一个基金会，是很大的一个的基金会，其实它也希望将来到中国来资助艾滋病方面的工作。很多国家都有很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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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富人拿出钱来成立基金会，这种基金会主要资助福利、教育、贫困、文化等方面的项目。［www.61k.com］另外，很多国家也成立了许多非赢利组织、非赢利企业或民间组织来做类似的工作。贫困人的教育、照顾老人等等，都属于慈善事业的范畴。很早以前，中国也有慈善，特别是佛学、佛教，唐朝已经有佛教和慈善的事业。计划经济的时候都是国家包办的，没有个人的慈善活动。但是中国现在也在发展慈善事业。举个例子，前年印尼海啸，中国很多人拿出钱去做慈善，去帮助印尼，可见中国也一样有这样的活动，中国也正在发展慈善事业。中国成立的很多基金会，大部分的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不同，福特是一个资助型的基金会，别人申请，我们给钱，他们去做。而在中国大部分的基金会是操作性的，他们筹集资金做自己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国目前正在考虑发展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慈善工作，去年十一月民政部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慈善工作大会，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多发展慈善，民政部也正在考虑出台一个促进慈善发展的法律，中国现在还在发展中，但中国有一些富裕的地方，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过去好了很多，不少人的生活已经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准。中国人均GDP一千七百美金左右，已经快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考虑向国外提供支援，正在出台自己的外援政策。可见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本人希望中国将来会发展这种慈善的工作，有的确有许多是政府应该做的，也有一些需要发动社会的力量来做，社会跟政府合作可以做很多东西。中国要发展和谐社会，社会和政府必须合作。
四、提问部分
问：教授，福特基金会以前资助经济领域内的研究，后来的领域有所改变。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和经济有关的资助？
答：还有很多，其实公共政治、公共产品与经济管理和财政都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资助很多经济研究机构以及一些经济学家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举几个例子，李实，原来是社科院的，现在在北师大，他正在研究流动人口的就业、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并与城镇居民的状况做以比较，考虑在哪些方面可以发展劳动力市场。这个是与经济有关的，也有公共政治方面的。农村发展的问题还很多，农村合作医疗就是一个具体问题，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我没有说不资助经济学，只不过不再是一种纯理论的东西，我们希望我们资助的项目都可以获得一些实际成果，帮助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我还要强调一点，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我们希望男的和女的同样的来申请我们的项目。
问：教授你好，在暑假和课余时间，我们有些学生也会在基层做一些事情。福特基金会有没有一部分基金可以用来支持大学生参与一些基层的社会实践活动，比如教育方面的？
答：有。举个例子，比如法律援助。现在司法部也正在做一些法律援助方面的工作，每年安排几十个、几百个法律学的学生，到西部地区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我们对这项活动给予了资助。我们也资助农村方面的一些课题，研究生或者是本科生都可以参加这个课题，比如搞调查之类的。我们很少直接资助学生组织的一些活动，基本上都是学生可以参加的一些规模较大的一些课题。前面已经提及对贫困学生上大学的资助，我们直接把这些学生组织起来。比如在湖南西部、四川、青海、云南、贵州的一些大学，我们资助学生组织一些活动，帮助贫困生发展他们的社会工作，提高他们的心理和自信，等等，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课题。
问：您肯定听说过希望工程，福特基金和希望工程有些什么样的区别，你们有没有资金资助过希望工程？
答：希望工程的学校我们比较熟，因为我们曾有些合作。在过去我们不资助学校的硬件建设，我们基金会不资助硬件，而只是资助软件建设。所以我们不修路，不盖楼，不盖学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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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考虑的是怎么管理得更好，怎么拿出来更好的政策，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www.61k.com]最近几年，我们主要是对流动人口学校给予了资助，比如在北京就有不少学校是为集聚的流动人口开设的，原来是非法的，现在北京政府承认了它的合法地位。我们帮助这些学校发展工作。
问：满足什么条件才可以进入像福特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工作？
答：对于资助课题的工作人员，我们有一些要求，我们要求第一他们要有专业的水平，在某一个领域，或者经济学，或者生殖健康或法律，都有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背景。第二要有工作经验，我们希望项目官员不仅是学者，而且可以参加实际工作。每次我们招收新的项目官员，我们通过广告进行宣传，任何人都可以申请。我们驻中国办事处最近招了一个关于治理与公共政策方面的项目官员，申请的大概有390人，很多国家的都有，如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等，最终我们选择的是一个美国人。从1988年开始，我是福特基金会驻中国的第四代首席代表。有一个中国公民做我们的项目管理官员做得不错，希望之后你们也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工作。
问：教授你好！你刚才谈到中国应不应该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发展自己的慈善事业。但是有资料说，中国的富人很少愿意拿出钱来发展慈善事业，您认为怎么样能让那些富人拿出自己的钱来？
答：第一，他们要有良心，他们应该在发展自己经济的同时，也要对社会有责任感。现在有好几个方面都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一方面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北京、上海，以及其他很多城市，很多人很多组织已经开始考虑企业如何为社会服务。刚才提到希望工程，有很多钱是这些企业捐赠的，包括一些国际公司，以及一些国内公司。这方面正在发展。也有不少人自己捐助一些钱来帮助解决贫困和各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真的要发展慈善事业，需要考虑法律因素。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在美国，如果我拿出一些钱做慈善事业，税收部门会给我免税。目前，民政部正在考虑改善发展中国现有的募捐法。总之要发展慈善事业，第一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第二应该有一部完善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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