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权术论》笔记
《权术论》笔记 政治权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获取其他价值的最有效工具。二 : 权术论余华青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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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 余华青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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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权术界说???????????????（?１）
第二章 历史上的权术与权术的历史——权术发展的历程????????????（?２９）
第三章 皇袍加身与王冠落地——论政变之术??????????????（?５０）
第四章 独夫与朋党——论驭臣之术??????????????（?７５）
第五章“王道”
与“霸道”
——论愚民之术?????????????（?１０８）
第六章“吮痈”
与“乐谀”
——论谄媚之术?????????????（?１３０）
第七章 图强与示弱——论韬晦之术?????????????（?１４９）
第八章“明枪”
与“暗箭”
——论谗毁诬陷之术???????????（?１７０）
第九章 派别的争斗与争斗中的派别——论阿附结党之术???????????（?２０５）
第十章“舌战”
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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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权术论
——论游说狡辩之术???????????（?２３１）
第十一章“流血的政治”
与“不流血的战争”
——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影响?????（?２６２）
第十二章“奇货可居”
与“金钱政治”
——经商之道对政治权术的渗透?????（?２９３）
第十三章 狡黠的智慧与智慧的堕落——理论思维对政治权术的作用?????（?３１３）
第十四章 人生舞台上的悲剧与喜剧——权术争斗中的人物心态及其命运???（?３３２）
第十五章“奇葩”
与“沃土”
——封建专制与政治权术的关系?????（?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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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
前 言
我们中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国家。在悠久历史的长河中，曾经涌现出了大量杰出的政治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己的政治活动，促进了国家的繁荣强盛和历史的发展，从而在古老中国的政治史册上留下了一幅幅绚丽夺目的画面。他
们不仅创造出了无数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政治业绩，而且从不同的侧面倡导和体现了光明磊落、清正廉洁、高风亮节的政治风范，不断丰富和发展了机动灵活、聪明睿智的政治谋略。这些优秀文化遗产，我们应当继承、发扬和发展。为此，笔者研究古代中国国家政权自身调节制度和方法，主编《中国古代廉政制度史》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
古代的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以，中国古代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史，毕竟是剥削阶级统治的历史；历史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政治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时代的特征和阶级属性的痕迹。
因此，我们对古代中国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政治文化遗产，要从正反两方面进行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只有经过剥离、剔除糟粕，批判、扬弃落后的部分，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认识、继承和弘扬遗产中的精华。
正是从上述认识出发，笔者开始了对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研究和批判的尝试。
作为古代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和行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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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权术论
术曾长期在政治舞台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手段和行为，主要用于君主驭臣、臣属弄君、官僚互相攻讦等场合。
由于剥削阶级利用这些权术争权夺利，以至用来欺骗、压迫、剥削人民，所以古代的政治与政治权术就逐渐形成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概念，赋于特定含义；政治权术一般专指剥削阶级的政治“手腕”。考察分析古代权术，是对剥削阶级政治史进行研究的一个方面。分析批判了古代剥削阶级政治权术的腐朽性和落后性，更有利于我们认识并肃清它的流毒和影响。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研究，应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特别是政治史、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人们对于剥削阶级“玩弄”政治权术普遍存在的恶感，以及一些极“左”思想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客观上阻碍了人们正确研究和认识这一历史现象，政治权术研究被拒之于学术研究的大门之外；严肃清高的学者们，对权术和权术史不屑一顾，或心有余悸，避之唯恐不及，以致多少年来，在中国政治史研究中，有关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历史政治事件、历史政治人物的研究成果连篇累牍，而关于历史政治斗争手段的研究成果，却如凤毛麟角。
本书力图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对中国古代政治权术进行一次初步的剖析批判和清理总结，以剔除封建性的糟粕，达到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过的“了解了历来的德意志的唯心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以后，就必然归趋于唯物主义”的目的，即帮助青年更好地继承和弘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书中涉及到一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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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历史著作和历史事件，由于本书侧重点及篇幅所限，不能全面评价，而仅能引用有关的某一方面的资料，或主要着眼某一方面的表现，所以并非以点带面、全盘否定。揭露和批判古代政治权术的腐朽反动本质时措词激切，一般读者均会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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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
第一章 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权术界说
人类智慧之树，曾经结出了各种各样的奇妙果实。中国古代的权术，就是人类政治智慧结出的一个怪果。在中国历史的实际政治斗争舞台上，权术纵横驰骋，叱咤风云，显示不完的“神通”
，数说不尽的“风流”
，使无数“英雄”竞为折腰。
然而，古往今来的权术始终无法摆脱道德上的恶运，总是同“阴险毒辣”
、“卑劣邪恶”之类的评价联系在一起，受到人们异口同声地抨击谴责。翻开《二十四史》，我们可以看到：历代统治者在肆意玩弄政治权术的同时，又总是一本正经地摆出一副“卫道士”的模样，深恶痛绝地对人们争权夺利的欲望和手段大张挞伐。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冲突。这种矛盾的历史现象，只有在揭开权术神秘莫测的外衣之后，才有可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释。
权术与政治斗争
政治权术，即政治斗争中隐晦秘密特点的权变手段。所谓“权术”
，依其字面上的原意，本无褒贬。
“权”
，指的是古代衡器，又指称量行为。
“权”的特点是根据不同的重量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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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权术论
移动秤锤以保持平衡，即所谓“权 然后知轻重”。引申为审时度势、因事制宜。因此，权术的本意无非是指一种灵活运用的手段而已。
它的“用武之地”
，主要是在政治斗争的场合。
人们通常所说的权术，一般都是专指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手腕”。
政治斗争中的权术政治权术的存在，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政治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情况千差万别。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在运用范围、使用对象以及具体内容等方面，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统治阶级的上层用之，下层亦用之；君用之，臣亦用之。我们在考察政治权术的历史及其本质的时候，必须要做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权术”
，实际上是一个含义比较宽泛的概念。大致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权术是指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和手段。
我们知道，阶级社会是在阶级斗争中发展前进的。阶级斗争则包括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文化斗争等多种形式。
“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
①。这就是说，政治斗争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基本形式，它所要解决的是哪个阶级或社会集团掌握国家机器的问题。权术正是适应这个基本意义上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
为了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争取主动，斗争的各方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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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
必都会努力寻求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其中当然包括灵活应变的手段。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复杂和深化，政治权术同时获得了自身的发展。这种权术，既包括统治阶级为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使用的针对人民大众的虚伪诡诈的手段，同时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为推翻残暴腐朽的统治而采取的灵活多变的策略。如果脱离阶级斗争考察政治斗争、仅仅只把权术看作是政治斗争的手段而没有把它同时也看作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必要手段，显然不可能全面正确地认识政治权术的本质。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第二种情况，权术是指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不同政治人物之间政治斗争的权谋和手段。
政治所要处理的关系，主要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阶级内部的关系以及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等。历代统治阶级内部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利益冲突，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因而呈现出纷纭复杂的局面。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当然也是适应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存在，从客观上造成了一种对于政治权术的必然需求。权术实际上始终以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舞台。在古代中国相互对立的不同政权之间、不同民族的统治集团之间、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之间、君臣之间、帝党和后党之间、内臣和外臣之间、朝臣和宦官之间、官僚和士人之间、豪族官僚和庶族官僚之间、不同地域或不同派系的官僚集团之间??不知演出过多少骨肉相残的悲剧、勾心斗角的闹剧、尔虞我诈的丑剧以及令后人捧腹喷饭的喜剧。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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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权术论
在这里找到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统治阶级内部争斗之中，古代中国的政治权术发展得颇具特色。其花样之繁多诡秘、手段之卑鄙无耻、技巧之圆滑老道、学问之高深莫测，常常会使后人瞠目结舌、望洋兴叹。
有关政治权术手段种种，本书后几章将有详细论述，这里且不饶舌。
第三种情况，权术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艺术、调节人际关系的技巧、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手腕，等等。
此种意义上的权术，往往是长期政治斗争和生活斗争的经验的积累与总结，其中包括相当部分的人类理性的精华。
诸如思辩的火花、逻辑的缜密、语言的感染、心理的分析、矛盾的协调、人才的考课使用方法，等等。
权术的这种价值，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摒弃丑恶的权术，无暇顾及它所包含的某些合理的积极的因素。
政治权术的基本特性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具有如下基本特性。
在阶级属性方面，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权术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是实现一定阶级或一定集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目的的工具。仅仅作为一种工具的权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都在使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斗争手段。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自不必说，革命的、进步的、新兴的阶级也概莫能外。当然，手段与目的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手段的卑鄙往往表明目的的险恶。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级，实
行的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其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处于相对立的状态。
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群众、没有前途，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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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
了依靠军队、法庭等国家机器之外，还不得不玩弄种种阴谋诡计，不惜采用一切卑劣的手段。无产阶级鄙视一切不择手段的政治行为，但并不排斥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采取必要的灵活的策略和手段。简言之，作为手段的权术是没有阶级性的，但却又是为具有阶级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它的使用受着政治目的的阶级性的限制。离开政治目的考察权术或者把权术手段直接等同于政治目的，两者都是不正确的。
在表现形式方面，权术具有隐晦性的特点。政治权术不同于其他一般意义上的手段。它更多的是采用隐蔽的、间接的、灵活的、诡诈的方法来为实现政治目的服务。中国古代的一位政治思想家在论述君主驾驭群臣的权术手段时指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术不欲见”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
②。这段论述反映了权术的某些诡诈性特点：“藏”
，即深藏不露，掩饰欺诈；“潜”
，即暗中实行，不易觉察；“术不欲见”
、“莫之得闻”
，即策划于密室，绝不能公开。
在形成过程方面，权术具有经验性的特点。权术不是由圣人贤哲凭空杜撰而来，而是政治活动经验的产物。在长期政治斗争实践过程中，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政治集团、不同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经过体味揣摩、提炼总结、归纳升华，逐渐形成了一些熟练的习惯手段。
历史上政权的兴亡盛衰、仕途的升降沉浮、斗争的成败得失，也为后世提供了借鉴。
权术在经验中产生，又在经验中发展，一步步地由简单走向复杂，由粗拙走向精巧，越来越成熟圆滑，越来越灵活诡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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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权术论
在具体种类方面，权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在古代中国，阶级关系、国际关系、君臣关系、官际关系、官民关系、民族关系、地区关系等等各种政治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整个政治斗争的舞台千姿百态，极为丰富多彩。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名目繁多、花样别致的种种权术手段便应运而生。权术的随机性很强，变化多端，神出鬼没，没有一定规律，常常在为人处事之时、临危制变之际，一种新的权术手段随之诞生。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家族，拥有众多的成员。倘若人们为其汇集一部“户口”
，赫然列有大名者难计其数。其中人们比较熟悉者，就有：人君南面之术、驭臣之术、督责之术、笼络之术、谗毁之术、诬陷之术、造谣诽谤之术、挑拨离间之术、谄媚之术、阿附之术、结党之术、韬晦之术、自污之术、揣摩之术、诡辩之术、游说之术、纵横捭阖之术、愚民之术、政变之术等等。
在实际运用方面，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权术身披更为神奇的外衣，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往往较一般的手段更容易奏效。权术的威力，主要来自它的隐秘性。隐秘的权术，常常出乎人们的习惯逻辑思维方式和常态心理之外，每每使人在不知不觉中上当受骗。曾有古人对权术的实际效用发出了如下感叹：“大哉！鼓天下之动，成天下之务，反于常而致治，违于道而合利，非权其孰能兴于此乎？”
③正是因为政治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所以它在古代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所谓“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
④的说法，应该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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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
权术争斗的目标如前所述，权术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是为实现一定政治目的服务的。权术手段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其实十分明确。一切政治权术的运用，都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即是各种权术争斗的直接目标。
政治权力是政治的核心，是实现一定阶级或集团的物质利益的根本保证。在各个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中，斗争各方相互敌对的物质利益和阶级要求，都以政治的形式集中地表现出来。各个阶级都把争得或维护本阶级的政治统治，当作斗争的核心和最高形式。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政治权力本身并不是终极的目标。各个阶级、集团或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之所以极力追逐政治权力，则是因为政治权力可以成为他们满足自身某种利益和需要的手段。
就各个阶级或集团而言，通过掌握国家权力，便可以使本阶级或本集团的经济利益的实现得到充分的保证。就个人而言，通过谋求一定的政治权力，便可以由此得到相应的物质利
益以及其他方面的特权地位。政治权力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是人们获取其他价值的最有效工具。所以，各个阶级、集团或从事政治活动的个人，在内在的本质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总是把争夺的目光首先集中在政治权力上。权力之争，无疑成为古代政治活动的焦点。
在古代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权力具有强烈的诱惑力量。为了满足权力欲望，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及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争夺。
有争夺，便会产生争夺的手段。从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获得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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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权术论
权力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依靠法律制度。为了防止权力的争夺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历代统治者总是力图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建立和维护政治权力分配的正常秩序。例如有君位继承制度、官吏选拔制度、官吏考核迁徙制度，等等。统治阶级的成员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寻求个人的起用升迁。二是依靠暴力手段。在王朝更迭和君位非正常转移的情况下，运用暴力手段直接夺取政治权力，这是政治斗争中常见的现象。三是依靠血缘关系。中国奴隶制时代的“世卿世禄制”
，从法律上确认了依血缘关系获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封建时代的君位继承仍然实行世袭制，各种依血缘关系而获官职的“恩荫”制度也还程度不同地存在。四是依靠金钱财富。通过卖官鬻爵或贿赂收买，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政治权力。五是依靠权术手段。上述法律制度、暴力手段、血缘关系、金钱财富等途径，在谋取政治权力的过程中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隐秘的权术则以其独特的效力，在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争夺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权术实际上成为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条件下获得政治权力的一种主要途径。
权术争斗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新的政治权力，而且也在于促使既得的政治权力能够得到巩固和有效的行使。历代封建统治者常有“守成之难”难于“草创之难”的感慨。草创固难，然“天授人与，乃不为难”
；而“既得之后”
，“守成则难”
⑤。基于这种巩固政治权力比夺取政治权力更为艰难的认识，统治者们必然要千方百计地运用一切手段来巩固已经取得的权力地位。对于统治者来说，巩固权力与夺取权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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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
样离不开隐秘的权术手段。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血腥镇压与欺骗愚弄的硬软两手交替使用，消除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既定政权的长治久安；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防范
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争夺，排除各种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保证手中的权力不致受到削弱或丧失；他们需要利用权术手段，驾驭各种分散的权力，控制权力分化组合的过程，维护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和有效行使。
无形的政治权力，总要外化为有形的相应权位。在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条件下，君位即是国家权力的最高象征和代表，不同等级的官位也意味着大小不等的政治权力。
所以，权术争斗的目标往往具体表现为特定的君位和官位。围绕着具体君位和官位的争夺，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着激烈的权术角逐。君臣关系和官际关系，无疑成为古代中国权术争斗的最主要的战场。
综上所述，所谓政治权术，即是一种具有工具性、隐晦性、经验性、多样性、有效性的政治斗争手段。它既作用于阶级斗争的场合，又主要运用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政治权术作为一种手段，始终是为夺取权力、巩固权力和有效行使权力而服务的。任何阶级和集团，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利益，都需要借助各种有效的斗争手段。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必然玩弄各种阴险狡诈、卑劣无耻的权术。政治权术从本质上带有剥削阶级的痕迹。古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历史条件，造成了对政治权术的必然需求，并为政治权术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天然适宜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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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权术论
权术与政治道德
社会政治是一个复杂而统一的整体。政治权术不可能作为一种孤立存在的政治现象而游离于整个政治系统之外。政治权术在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各种政治因素的限制和影响。其中尤以政治道德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最为明显和直接。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政治道德的主流始终处在与政治权术相对立的地位。政治权术的命运，总是同政治道德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必须要探讨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
政治权术生存发展的制约因素权术的运用，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种政治行为，除了权术的运用主体本身的各种因素之外，主要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来自法律规范的限制，二是来自道德规范的限制。
一切法律，都是统治阶级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法律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是政治行为规范中的基本规范。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必然会通过法律的形式来限制和惩罚各种违背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行为。权术的运用既是一种政治行为，当然也就无法逃脱法律规范的制约。例如：为了防止臣属利用阴谋手段弑君篡位，历代法律都有严厉惩处“谋反”行为的具体规定；为了禁止臣属利用结党之术“自重”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犯上”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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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１
种“左官之律”
、“附益阿党之法”便应运而生；为了避免各种谗毁诬陷之术对统治秩序造成根本性的破坏，历史上便出现了“反坐法”和“禁用诽谤令”。总之，政治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总会受到法律规范的多方限制，不可能不受任何限制地随心所欲地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权术所受到的来自道德规范的制约，似乎比来自法律规范的制约更为深刻和广泛。我们知道，所谓道德，即一种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道德规范，则是指政治生活中调整人们之间政治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阶级社会的道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在政治关系方面，任何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道德评价标准。当政治权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时，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当然会对此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旦政治手段成为人民反抗的工具或者破坏了统治阶级内部既定的权力秩序，统治阶级的政治道德便又会对它们进行诅咒和谴责。在阶级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道德始终是统治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总是把本阶级的政治道德装扮成全社会的政治道德，力图使其成为全社会多数人的政治行为准则。被统治阶级在道德观念方面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统治阶级道德规范的影响。所以，当中国历史上的统治阶级利用“仁义道德”攻击政治权术时，很容易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道德的力量，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心理信念来维持的。它比法律规范调整政治关系的范围要更为广泛。许多权术手段的运用，也许并没有触犯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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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权术论
规定，但却会遭到社会舆论和传统习惯的广泛谴责和有力抵制。在政治道德压力面前，诡诈的权术不得不有所收敛。
传统政治道德对权术的排斥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就其主流而言，是对政治权术采取排斥态度的。为了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历代统治者除了依靠暴力手段之外，必然还要提出一套防止臣民“犯上作乱”的“大义名分”
，给他们戴上道德的枷锁。古代中国传统政治道德的一些基本规范，就是为了适应这种
需要而提出来的。这些规范不仅抨击臣民“犯上作乱”的欲望，而且谴责臣民“犯上作乱”的手段。
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规范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实践，历代统治者逐步提出了一整套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理想化的政治道德标准，并以此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成员进行道德说教和善恶褒贬。
根据这些道德标准，权术显然处在被排斥摒弃的地位。
例如，传统政治道德包括有“忠”
、“诚”
、“礼”
、“义”等基本规范：“忠”
，臣要忠于君，民要忠于官，下要忠于上，当然就不应“心怀异志”
、“图谋不轨”
；“诚”
，诚实正直，讲究信用，那些狡诈欺骗的行为和手段只能受到道德的谴责；“礼”
，必须要将一切思想和行为纳入“礼”的轨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⑥，在“礼”的禁锢下，自然没有权术的市场；“义”
，“君子言义不言利”
，岂能容忍争权夺利的权术？
“忠”
、“诚”
、“礼”
、“义”
，如同一道道观念上的屏障，似乎要将权术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在传统政治道德的作用下，历代统治者包括那些玩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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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１
术的行家里手们一同加入了声讨权术的“大合唱”。
战国时代的荀子，对“上（君主）好权谋”颇有非议，认为“仁义”是君道之本，“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
⑦。东汉王充认为，那些“权诈之臣”
，尽管“以权诈卓谲能兵御众”
，但“不得名为贤也”
⑧。一代圣君唐太宗李世民，本人运用权术得心应手，却因魏武帝曹操“多诡诈”而“深鄙其为人”
⑨。就连清代玩权弄术的老手曾国藩，居然也大言不惭地发出了这样一段堂而皇之的议论：“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
A B ，似乎对权术深恶痛绝。
玩弄权术者反而对权术痛斥怒骂，这并不奇怪。因为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要装出一副光明正大的模样；越是搞阴谋诡计的人，越是害怕和反对别人搞阴谋诡计。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提出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借以防阻他臣下的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
A C .在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只有“常使民无知无欲”
，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圣人之治”
A D .孔子所主张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A E ，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奉行的信条。
权术，作为政治斗争中的一种隐秘有效的手段，当然会被那些统治者们视为自己的“专利”。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A F ，芸芸众生不应染指。
正是出于垄断权术的需要，统治者才不惜将各种污水尽量泼洒在权术身上。权术只能由统治者用来对付别人，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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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权术论
别人也企图运用权术来对付统治者的时候，最好的防御办法莫过于筑起道德的屏障。于是乎，在政治实践中，权术被苟且钻营者们揣摩研磨，日趋圆滑成熟；而在道德领域中，权术又被真假道学家们抨斥贬损，恶名臭不可闻。
政治权术对传统道德的冲击政治权术的存在，毕竟是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无论政治道德如何责难咒骂，都不可能将权术从政治舞台上彻底清除。相反，随着政治权术的发展，不仅在实际上促使了传统道德的沦丧，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权术还会从理论上向传统道德提出挑战。在古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勇敢的政治思想家，他们大胆地试图揭开蒙罩在政治关系之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他们公开地谈论统治艺术的道理。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战国时代的韩非子。
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一些法家代表人物开始提出了“术治”的理论。出身韩国贵族的韩非子，虽然“为人口吃，不能道说”
，但却充分发挥了自己“喜刑名法术之学”
、“善著书”的优势，挥笔写出了有关治国之术的洋洋洒洒“十余万言”
A G .韩非子总结了当时诸国的统治经验，吸取了法家其他学派的学说，提出了兼用“法”
、“术”
、“势”的理论主张。他从“术”的政治实效性出发，充分肯定了“术”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他认为：“术”是“帝王之具”
，“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
；有“术”才能“致帝王之功”
，如果“释法术而任心治”
，则纵有尧舜之仁亦“不能正一国”
A H .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中还津津有味、不厌其烦地介绍了种种统治权术的具体运用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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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１
韩非子的主张，受到了同一时代雄才大略的秦王嬴政的高度赞赏。据《史记》记载，秦王嬴政在读过韩非子的著作之后，由衷地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慨，并特意发兵攻打韩国，迫使韩王将韩非子遣往秦国。然而，未等秦王重用，韩非子本人作为政治权术理论家却成了政治权术实践家的手下败将。秦国权臣李斯，曾与韩非子同学于荀子门下。他自知才能不及韩非子，唯恐失去自己的权势地位，便进谗言诬陷韩非子，使秦王大怒之中将其下狱治罪。不久，李斯暗中派人给韩非子送去毒药，强逼当年的同窗饮鸠自杀。
“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韩）非已死矣”
A I .韩非子命奔黄泉，冤魂渺渺，结局充满了浓重的悲剧色彩。韩非子死后，由于封建统治策略的变化，他的那种赤裸裸的法术主张，显然已成为不合时宜的明日黄花，只能被那些伪善的统治者们束之高阁，长期受到冷落。后世的政治理论家们，似乎也很难接受韩非直接了当但却过于露骨的言论，甚至鄙夷地指斥“韩子之术不养德”
A J .汉代大文豪司马迁在为韩非子立传时，尽管对韩非子“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的悲剧命运深表同情，但对其学说却不以为然地下了“其极惨礉少恩”的断语。
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韩非子的权术理论具有独特的地位。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大有不胜寂莫之感。
千百年的岁月悄然流逝，早已寿终正寝的韩非子，却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故乡——意大利找到了知音。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为了追求统一意大利的理想，主张建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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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权术论
强有力的君主国。他多年苦心钻研治国之术，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享有盛名的权术著作——《君主论》。
《君主论》从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出发，公然提出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任何手段。为了了解马基雅维里的主张，我们不妨从《君主论》中摘引几段言辞犀利、令人毛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骨悚然的议论。
“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
“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需对他们守信。一位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的理由为其背信弃义涂脂抹粉。??君主必须深知怎样掩饰这种兽性，并且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
“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
A K无庸讳言，上述引文中的某些论点，就政治道德来说，也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然而，马基雅维里的理论功绩正是在于使“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
L B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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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１
理论对于促使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观和国家观上摆脱神学的束缚，无疑产生了积极的作用。马基雅维里不愧是文艺复兴时代所产生的巨人之一。
马基雅维里同韩非子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处在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反映着新兴阶级的要求，渴望建立统一的强盛国家。他们都是从现实功利出发，使用赤裸裸的语言，充分肯定政治权术的合理性和实效性。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他们骇世惊俗的言论，起到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他们的传世之作，在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作为剥削阶级的思想代表，他们关于权术的理论不能不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和时代痕迹。
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在其上升时期的理论勇气。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他们不仅需要实际运用那些隐秘的斗争手段，而且还必然极力摆脱传统道德的束缚，为自己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斗争手段做出理论上的论证。当其统治地位稳固之后，他们又会马上抛弃自己曾经用过的理论，重新利用旧时代的传统道德，以图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也就是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理论之所以短命的根本原因。韩非子身陷囹圄，含恨饮鸩；马基雅维里落魄失意，命运坎坷，也曾受冤入狱，最终贫病而亡。他们的理论，都在身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到冷落和非难。这种结局，大概有着某种必然性。
不论是在战国时代的中国还是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权术理论对传统道德所产生的冲
击不仅是短暂的，而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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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权术论
有限度的。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公开为权术大唱赞歌，并非在道德上宽容大度地全面开放绿灯、允许权术在整个政治领域畅行无阻。他们所强调和肯定的，其实只是专制君主这一特定对象运用阴谋诡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为“君权至上”论者，他们主张：君主根本不必受道德的约束，为了达到扩充和巩固君权的目的，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任何阴险毒辣的手段，只是这种手段要使用得巧妙和隐蔽；评价君主行为的道德标准只有一个，即他们所使用的手段是否取得了成功。这种主张，从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君权出发，在评价君主和臣民的政治行为时，奉行着双重道德标准：君主的诡诈是合理的、值得赞美的，而臣民的诡诈则是可恶的、应当谴责的；诡诈的的君主必须反对臣民的诡诈。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的权术理论，固然可以适应剥削阶级统治者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时需要，但从长远来说，这种缺乏掩饰的过于露骨的理论显然不利于维护剥削阶级统治的“长治久安”
，因而权术理论始终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道德在思想领域中的统治地位。
政治权术在理论形态上对传统道德提出的挑战，无疑是短暂、有限和苍白无力的。韩非子之后，权术理论在古代中国公开的政治思想论坛上销声匿迹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权术在同传统道德的抗争中彻底败下阵来。由于一切剥削阶级所固有的贪婪自私和虚伪狡诈的本性，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实际存在是根本不可避免的。就连“仁义道德”取代公然的权术理论这一事实本身，也只不过表明了统治者的统治术的变换，目的是为了使其统治更具欺骗迷惑性。这本身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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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１
一种权术手段。古代中国的传统政治道德规范，不可能完全禁绝诡诈权术的发生。相反，在实际运作中，权术却无时不刻地对传统道德观念产生着强烈的腐蚀和瓦解作用，使得统治阶级中的“卫道士”们时不时地发出“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的哀叹。
古代中国的权术观
如何认识权术这一政治现象，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答案。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各个阶级、各个政治集团、各个政治理论学派，对此也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看法。
道、法、儒三家的基本态度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涉及内容十分广泛。有关统治策略和政治斗争手段的问题，就是争鸣的“热点”之一。诸子百家就此议论纷纭，各抒己见，表明了对政治权术的不同态度。其中，就权术观而言，论述比较具体、比较直接、内容比较丰富
的学派，主要有道、法、儒三家。
道家的权术观，主要体现在《老子》一书中。
《老子》文辞深奥玄妙，思想博大精深。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哲学理论与政治思想紧密融合为一体。
《老子》的权术观，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的：一是“道”与权术。
“道”是《老子》哲学中的一个最高范畴。
“道”不仅反映了老子的宇宙自然观，而且也反映了他的社会人生观和政治观。
《老子》中的“道”
，实际上是一个哲学、伦理、政治融为一体的概念。在政治观方面，老子主张“以道莅天下”
L C ，“天之道，不争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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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权术论
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
L D .所谓“繟然而善谋”
，即表面不动声色而实际善于筹策计谋。这就是说，“道”本身就包括有随机应变，统治者应以此道去治理天下。
二是“无为”政治与权术。
“无为”政治是老子所推崇的政治理想，“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
L E .实现“无为”政治，统治者就必须运用愚民之术，用统治者的狡诈才智去促成被统治者的愚蠢无知。
“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
L F ，对于人民中有奇诡才智和企图“为邪作恶”者，应当“执而杀之”。三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与权术。
《老子》一书，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但是，老子关于辩证法的论述，往往带有很大程度的隐秘莫测的色彩。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L G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L H ；“将欲夺之，必固与之”
L I .此类言论，可以说是带有辩证哲理色彩的隐秘莫测；或者反过来说，是在隐秘莫测中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有学者指出：《老子》一书“把哲学与政治溶为一体，成为人君南面之术的经典”
L J .此言信然不谬。
法家的权术观，在表现形式上与道家有着明显的区别。
道家的权术观往往披着哲学的外衣，而法家的权术观则直接以政治理论的面目出现；道家通过玄妙的哲理曲折迂回地向统治者奉上了各种权谋治术，法家则以赤裸裸的语言公开地讨论卑污毒辣的阴谋手段。战国时代的主要法家代表人物，如慎到、申不害、商鞅、韩非子等等，都有不少关于权术的论述。他们的权术学说的共同特点是：第一，完全站在维护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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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２
制君权的立场上，认为权术只能为维护君主的统治服务，是君主必须掌握的治理国家的基本才能，是君权稳定和正常运行的基本保证。第二，他们认为，在君主和官僚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威胁君主地位的主要危险即来自左右大臣。例如申不害提出：对于君主来说，官僚臣属比盗贼更为危险，“今人君之所以高为城郭而谨门闾之闭者，为寇戎盗贼之至也；今夫弑君而取国者非必逾城郭之险而犯门闾之闭也”
L K .韩非子则更是明确地将主母、后姬、子姑、弟兄、大臣、显贵等六类人员列为对君主最有威胁性的人物。因此，他们高度强调权术在防臣、防内过程中的绝对必要性。第三，就权术的内容而言，法家的所谓权术实际上基本都是指君主驭臣之术，都是“上”控制和驾驭“下”的手段。第四，他们较少政治道德方面的顾忌，往往十分明显地大谈特谈各种隐秘毒辣的具体权术手段，总结阐发，揣摩传授。
儒家的权术观，带有很大程度的涵蓄性。他们一方面以“仁义道德”为标榜，极力攻击和谴责不符“正道”的诡诈权术，“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
M B .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并不绝对否定和排斥“权”。孟子曾说：“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就是肯定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权变的合理性。孔子认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M C .意即：能够一起学习的人，未必都能学到道；能够学到道的人，未必能够坚持；能够坚持道的人，未必能够“权”。在这里，孔子将“权”列在“学”
、“道”
、“立”
之上，成为最高层次的一种理想境界。
由此可见，即使是恪守“仁义道德”的正统儒家，仍然在自己的学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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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权术论
为“权”保留了一定的地位。当然，儒家谈“权”
，绝非如法家那般剑拔弩张，而是经过了刻意的研究并加以了诸种限定，以免使其与儒家的整个思想体系产生以于明显的背离。
在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发展过程中，道、法、儒三家的权术观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各领风骚，但最终还是殊途同归。随着儒家学说在统治思想中的正统地位的确立，古代中国的权术观也逐步儒家化了。
古代中国传统权术观的儒家化古代中国的传统权术观，是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建立的。
按照这种传统的眼光，权术应做如何认识和评价呢？
第一，权术与“仁”
、“义”
、“诚”
、“信”
、“道”
、“德”
、“理”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等概念处于相对立的地位。
诡诈的权术同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是根本不相容的。
“有道则无权，道失则权作。”有道之时不需使用权术，有道之人不应使用权术。统治者应当“以德行仁”
，被统治者应当安分守己。在这种理想的境界，权术自然毫无用武之地。
第二，权术与“经”
、“常”不同，必要时只可偶而为之。
由于“道德有不可变之时，礼义有不可施之时，刑名有不可威之时，由是济之以权也。”尽管权术可以用作权宜之计，但它毕竟是“背乎经”
、“反于常”
、“违于道”的，所以只能“适一时之变，非悠久之用”
M D .南北朝时人刘勰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道”如同衣冠一样时刻在身，“权”如同甲胄只可“御寇而不可常服”
M E .第三，“行权有道”
M F ，“权时以行道”
M G .权术的使用，不能脱离“道”
、“理”的基本原则。
“取舍去就之间，不离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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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２
乃所谓权也“
M H .超出“道”的范围的权术，则是不应使用的。
“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
M I .使用权术的目的还应明确，只能用以“行道”
，“故其权术之道，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
M J .“为事为国”而使用的权术，称为“贤人之权”
；相反，“为身为家”者则称为“佞人之权”
M K .第四，权术只有圣贤才能掌握和使用。权术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处变之大用”
N B ，是“圣人之所独见”
N C .得出的结论是：权术乃“天理之精微处，非圣贤不能用”
N D .第五，权术是“国家之利器也，辎重可离而权不可失，兵食可去而权不可无”
N E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百姓大众不得妄行权术。倘若“小人不知机权之道而污窃其名妄行悖理”
，只会造成“福禄不久而祸乱及之”的下场。对于统治者来说，不对权术严加控制，将会诱发“乱臣贼子所以滋多”
N F 的局面。
从上述内容中不难看出，古代中国的传统权术观尽管披上了儒家“仁义道德”的外衣，但仍无法掩饰它内在的阶级属性。统治者企图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谎言渡盖阶级压迫的残酷事实，因而不得不在表面上对权术基本予以否定。但是，一切剥削阶级的虚伪本质又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使用阴谋诡计，所以在理论上也不得不网开一面，极力论证“圣人贤哲”使用权术的合理性。他们在政治实践中将权术奉为“国之利器”
，在道德观念上却使权术蒙受恶名，其目的就是要借助道德规范的力量，防备“乱臣贼子”们利用权术手段“犯上作乱”
，维护剥削阶级腐朽统治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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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权术论
历史对权术的重新审视
在政治实践与道德观念的冲突中，权术背负着恶名，伴随着历史走过了几千年的历程。时至今日，在正直善良的人们看来，权术即意味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口蜜腹剑、背信弃
义等等丑恶卑劣的勾当，对之莫不嗤之以鼻。
政治权术之所以在今天仍然长期被人们普遍鄙视厌恶，固然说明了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玩弄阴谋诡计的政治现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人民大众的唾弃和谴责。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由于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的封建政治道德观念的影响，常常会使今天的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传统的思路，习惯地继续对权术进行不加区别的全面口诛笔伐。其实，仅仅从道德的角度并不可能深刻揭示权术的本质。道德的谴责不能取代理论上的战斗。同时，权术毕竟只是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对其还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为人们历史地、辩证地、客观地认识政治权术的本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当我们努力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武器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重新加以审视的时候，并不意味着要给权术“平反昭雪”
，并不是要简单地摘下权术戴了几千年之久的“恶”的高帽而换之以“善”的桂冠。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就不能简单、孤立、抽象地去分析和评价权术手段的善恶是非，而是要探讨和分析权术产生的历史根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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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２
发展过程、权术手段的不同类型及其不同的运用场合、不同权术手段所要达到的不同政治目的以及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不同作用、权术与政治斗争和政治道德的相互关系、各个阶级对权术的不同态度、权术所受到的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权术消亡的必要条件，等等。通过这种具体的探讨和分析，我们才有可能摆脱一切剥削阶级权术观的羁绊，全面而正确地认识权术这一历史政治现象的本质。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重新加以审视，不仅可以填补学术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而且还具有其他多方面的意义。
就政治斗争而言。权术的运用是不以人们道德观念的褒贬而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
“无术学则安能见邪正真伪？”革命的阶级和正直的人们通过考察历史上的政治权术，将会提高识别和战胜一切反动阶级的阴谋诡计和魑魅魍魉的能力，从而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不至于轻易上当受骗。
玩弄权术，早已经成为野心家、阴谋家们惯用的伎俩。革命的、进步的阶级必须努力掌握政治斗争的艺术，灵活机动地运用有效的斗争手段，不失时机地适时变换斗争策略，争取政治斗争的主动，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
知权而不知经，似近于奸诈，终必失信于众。知经而不知权，则必陷于迂腐，无异于画
地为牢。
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面前，运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是天经地义之事。信奉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追求“道德化”的斗争手段，只会损害本阶级的根本利益。
就历史研究而言。通过考察政治权术，将会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中国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腐朽虚伪的本质，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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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权术论
于探寻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主要的社会矛盾无疑是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由于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异常频繁、激烈、复杂，所以政治权术往往在统治阶级内部使用得更为广泛。权术横行，促使中国封建官场形成了许多积弊，如结党营私、媚上欺下、妒贤忌能、内部倾轧、明哲保身等等。这些官场积弊，不可能一下子清除干净，仍可找到它们的影子。因此，研究政治权术的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流毒和积弊，也具有着一定的意义。
就其他意义而言。手段的运用，是一门科学，也是一种艺术。中国古代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实践，为后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值得从正反两方面来研究的遗产。这些遗产，对于今天的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心理学、逻辑学、行为科学、领导科学、管理科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值得我们加以认真地清理总结。
历史上的政治权术，需要清理总结。
政治权术的历史，应当重新书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４０页。
② 《韩非子。难三》③④ 冯用之：《权论》，引自《古今图书集成》M D N E⑤ 《贞观政要。论君道》⑥ 《论语。颜渊》⑦ 《荀子》之《君道》、《王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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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２
⑧ 《论衡。定贤》⑨ 《贞观政要。论诚信》曾国藩：《复贺耦庚中丞》A B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A C版７３页。
《老子。三章》A D《论语。泰伯》A E《老子。三十六章》A F《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A G A I见《韩非子》之《定法》、《五蠹》、《外储说右下》、《用人》诸A H篇。
《论衡。非韩》A J
《君主论》第１８章，潘汉典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版。
A K《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３６８页。
L B《老子。六十章》L C《老子。七十三章》L D《老子。三章》L E《老子。七十四章》L F《老子。六十六章》L G《老子。二十二章》L H《老子。三十六章》L I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L J４６７页。
《群书治要》之《大体篇》L K《孟子。尽心上》M B《论语。子罕》M C《新论。明权》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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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权术论
《公羊传。桓公十一年》M F《论衡。问孔》M G司马光：《机权论》，引自《古今图书集成》M H N F《春秋繁露。玉英》M I《孙子兵法。计篇》唐孟氏注M J《论衡。答佞》M K胡荣祖：《权说》，引自《古今图书集成》N B《淮南子。汜论训》N C胡居仁：《居丛录》，引自《古今图书集成》N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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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２
第二章 历史上的权术与权术的历史——权术发展的历程
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政治权术。政治权术本身，也有自己发展的历史。
奴隶制时代的权术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不知政治权术为何物的年代。根据现代生物学的研究，一些高等动物已具有某种狡黠的求生本能。权术作为一种人类狡黠的智慧，或许同来源于动物界的狡黠本能多多少少有着一点点遥远的血缘关系。但是，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政治权术，毕竟只是人类社会特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社会的蒙昧时代，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权利和义务之间还没有任何差别。当此“冬穴夏巢之时、茹毛饮血之世”
①，原始人类尚不知阶级、国家、政治为何物，政治权术当然更是无从谈起。
自从人类迈进阶级社会的门坎，政治权术这个人类智慧的怪胎，便伴随着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的展开，毫不羞惭地破腹而出，降临到人间。中国古代的文人，常常把中国早期奴隶社会的政治状况理想化，恋慕地赞扬：“三代圣王，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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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权术论
有至诚而无权术“
②。其实大谬不然。在夏、商、周三代历史中，有关运用政治权术的传说和记载，已经是不可胜数了。
据《左传》记载，夏代国君太康荒淫放荡，被后羿夺取了政权。奴隶主寒浞玩弄阴谋诡计，取得后羿的信任，被任用为相。为人“谗慝诈伪”的寒浞，采用“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的权术手段，勾引后羿妻妾，收买后羿的家奴，并怂恿后羿耽于田猎，自己趁机“取其国家”。寒浞最终将后羿“杀而烹之”
，又强令后羿之子食其父肉。其子不忍，亦被杀死③。可见早在夏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寒浞一类的权术家。
另据史书记载，商代开国君主汤听说有莘氏的疱人（厨师）伊尹贤能，欲求而被有莘氏拒绝。商汤求贤若渴，假借“请取（有莘氏）妇为婚”之名，使伊尹以“媵臣”
（陪嫁奴隶）的身分来到了商④。伊尹运用游说之术，“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
，取得汤的信任，“举任以国政”
⑤。伊尹辅佐商汤，兴商灭夏，成为一代贤相。商汤采用的“瞒天过海”之术和伊尹的游说之术，都是商代运用政治权术的具体事例。
商朝末年，西伯文王（即周文王）阴怀大志，为了招揽人才，“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后遭到商纣王的疑忌，被囚于羑里。西伯的臣属乃用贿赂之术，挑选美女和骏马献给商纣王，赎回了西伯。西伯被释后，韬光晦迹，敛藏锋芒，主动给商纣王“献洛西之地”
⑥，以示臣服。但在暗地里西伯却与吕尚（姜太公）
“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
⑦。
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周文王羽翼渐丰，终于奠定了西周灭商的基础。在周文王发迹的过程中，即成功地运用了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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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３
之术、韬晦之术等权术手段。
虽然类似上述的实例还可以举出若干，但就整体而言，夏商周三代的权术手段毕竟还比较浅露单调，运用范围也较有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奴隶主阶级对奴隶阶级的压迫和统治，更多的是直接采用赤裸裸的暴力手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也使奴隶主阶级内部相对具有一定的亲和力。所以，此时的权术，尚未如后世那般恣意妄为。
春秋时期，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权术也相应地有了迅速的发展。
周王室地位的急剧衰落和周边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所造成的威胁，无疑是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
这种变化，为政治权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周天子大权旁落，觊觎霸权者大有人在。一些强大的诸侯国纷纷树起“尊王攘夷”的旗帜，以便名正言顺地角逐争霸。齐桓公霸业煌煌，“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使用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术。楚庄王即位之初，国内政局未定，不欲早露锋芒，三年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
，“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待时机成熟后，表面上沉沦无为的楚庄王突然行动起来，露出了峥嵘的真相。他大力整顿内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
，同时进兵中原，与晋争霸，饮马黄河，问鼎于周，实现了“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自诩⑨。越王勾践与吴交战，兵败被俘。
他自甘下贱，为吴王夫差养马，甚至亲尝吴王的尿液，为其辨疾。被释放归国后，勾践卧薪尝胆，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终于报仇雪恨，灭了吴国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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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权术论
上述这些著名的权变故事，反映出政治权术在春秋争霸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争霸，不仅需要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拚搏，而且需要政治权术的较量。为了在争霸斗争中占据主动，各诸侯国的统治者们开始高度重视包括权术在内的各种治国之术的钻研揣摩，同时也努力寻求国际之间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军事斗争的有效手段。争霸斗争的需要，促成了政治权术的迅速发展。
春秋时期政治形势变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宗法制的逐步衰落。
“衰周之末，贵诈贱诚”
A C .西周统治时秩序已面临“礼崩乐坏”的局面，宗法制“尊尊”
、“亲亲”的原则渐次遭到破坏，奴隶主阶级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念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这种“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状况，使政治权术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以往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更加大胆、更加广泛地施展自己的身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A D .在这些“臣弑君”
、“子弑父”的血腥阴谋事件中，权术立下了汗马功劳。
春秋初期，郑庄公与弟太叔段不睦，其母姜氏褊袒爱子太叔段。庄公表面上处处顺从母意，对其弟的种种违制活动忍让纵容，俨然有孝子慈兄之风。但在实际上，庄公早已成算在胸。他有意识地导引太叔段走向“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路，以便为自己根除心腹之患创造出正当的理由。当太叔段公然发兵叛乱后，庄公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到。他毫不留情地诛杀了胞弟，又将生母姜氏逐出王宫，并立下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绝情誓言。后来，庄公采用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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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３
的办法，掘地见泉，接回姜氏，为自己挽回了不孝的声誉，而在表面上又没有违背誓言AE.如果说春秋初期的郑庄公杀弟逐母尚还有所顾忌的话，那么春秋中期的楚穆王商臣弑父夺位则采取了更加肆无忌惮的手段。商臣为太子时，预感储君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一时难以察实，便运用了“投石问路”的权术手段，故意触犯其父成王的一位宠妹。这位姑母被侄子的无礼所激怒，一时口失，暴露了楚成王打算另立太子的意图。商臣立即与其师傅策划于密室，抢先发动了宫廷军事政变。当成王被包围于王宫时，为了拖延时间以等待外授，请求食用难熟的熊掌之后再死。商臣不许。成王为子所逼，无奈死去AF.一部“春秋”史中，不知有多少个太叔段与楚成王先后成为权术争斗中的牺牲品。用孟子的话来说，这一时期“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A G .以往神圣的血缘亲疏观念，已无法阻挡权术成长的脚步。这种状况，正是春秋时期社会大变革的必然反映。
“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A H .社会的大变动，促成了传统道德的沦丧。
旧有的政治道德的篱笆一旦冲垮，寡廉鲜耻的政治权术益发肆无忌惮，似乎取得了理直
气壮地在政治舞台扮演正式角色的地位。
春秋时期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发生的另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开始作为一支政治力量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随着封建生产关系在奴隶制内部的产生，地主阶级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要求都在不断增长，奴隶主阶级与地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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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权术论
之间的各种矛盾斗争渐次展开。阶级关系的这种新变化，使原来较为单纯的政治格局增添了复杂的因素，为政治权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天地。
政治权术在春秋时期的动荡不安中继续发展。在这一时期，权术的基本特征已经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显现暴露，具体的权术手段逐渐发展丰富，权术的运用场合也在增多扩大。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雏形已经开始形成。
封建时代初期的权术
当战国秦汉时代的帷幕拉开之后，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全然是一幅崭新的历史场景：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展开的大规模夺权斗争，封建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确立和巩固，战国七雄之间连年不断的兼并战争，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帝国的建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阶级矛盾的激化，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的爆发，严密的官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地主阶级内部各种政治矛盾的展开和发展??这一切，使得政治权术面临着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正是适应这种历史条件的需要，也正是经历了这种历史条件的磨练，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终于举行了“冠礼”
，逐步发展成熟。
权术走向成熟的标志，首先是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人们所深刻认识。战国秦汉时代的统治者们从历史事实中看到了权术的“神通”
，开始将其视为统治者必须掌握的法宝。在当时的政治论坛上，出现了一批高度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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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３
“权”
、“术”
、“数”重要性的言论。例如：申不害主张“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
A I ；商鞅认为“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强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
A J ；韩非子鼓吹“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A K ；《吕氏春秋》宣扬“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
L B ；等等。
“术治”
，不仅成为政治思想领域中时髦的热门话题，而且在政治实践中也得到了高度的重视。战国政客们的纵横捭阖、秦始皇对权术之学的赞赏推崇、汉高祖刘邦的狡谲权变、光武帝刘秀的韬晦自保、曹操的多疑奸诈、诸葛亮的睿智诡密，无不说明当时的统治者们既是权术理论的崇拜信奉者、又是权术实践的身体力行者。
权术走向成熟的再一个标志，就是政治权术的合理性逐渐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公开认可。权术行使“诡道”
，与奴隶制时代的“尊尊亲亲”原则和儒家“孝悌忠顺之道”是相违背的。为了解除传统政治道德观念对权术的束缚，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理论家们不得不担负起论证权术合理性的任务。申不害、商鞅、韩非子即是其中的突出代表。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公然为权术张目，不仅论证了权术在建立和巩固君主专制统治过程中的合法生存权利，而且还毫不避讳地研究和介绍了各种具体的阴险毒辣的权术应用方法。
在他们看来，政治权术乃是光明正大的“为君之道”
，毫无见不得人之处。这种状况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的思想状态的一种必然反映。
此时的地主阶级，代表着当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充满着勃勃的生机。他们出于同奴隶制作斗争的需要，尚能正视现实，直截了当地承认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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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权术论
欲或恶欲所起的作用，无须用仁义道德之类的虚伪外衣作掩饰。统治者的“松绑驰禁”
，使战国秦汉时期的政治权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道德绳索的羁绊，进入了相对自由发展的“黄金时代”。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权术走向成熟的又一个标志，则是一批“专业化”的权变之士的出现。
“战国之际，秦、仪之徒，智略兼人，辩利轶轨，倜傥挟义，观衅相时，图爵位则佩六绂，谋货财则输海内，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憩。人主见弄于股掌之上而莫知恶也”
L C .这些“处扰攘之世、行揣摩之术”
L D 的权变之士，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富贵，周游列国，朝秦暮楚，翻云覆雨，推波助澜，“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
L E ，具有很大的政治活动能量。时人将他们称之为“反覆之臣”
L F 、“倾危之士”
L G .权变之士对战国时期政局的发展变化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同于韩非子一类纸上谈兵的政治权术理论家，而是一批职业化的权术实践家。他们以追逐富贵为目的，以玩弄权术为职业，不讲任何政治道德和政治气节，各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
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战国权变之士把政治权术的发展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权术走向成熟的最后一个标志，就是权术手段自身的系统化和完备化。中国古代的各种基本的权术手段，至战国秦汉时期已经发展趋于完备。权术家族的各个主要成员，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均已粉墨登场，做过亮相表演。以夺取君权为目标的政变之术，为专制君主服务的驭臣之术、用于阶级斗争场合的愚民之术、无耻的谄媚之术、阴险的韬晦之术、卑劣的谗毁诬陷之术??都在战国秦汉时代的历史中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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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３
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迹。尽管后世的政治权术在运用方法和熟练程度上还有新发展，但就古代权术的主要种类而言，大概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已经发展齐全了。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之所以在战国秦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走向成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经验的积累。
自春秋末期至战国秦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动荡、大变革、大进步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斗争，呈现着极为错综复杂、又为极丰富多彩的状况。经过多样化的、广阔的政治斗争的磨练，斗争的各方日渐积累了越来越丰富的政治斗争的经验，逐步掌握了越来越成熟的政治斗争的技巧。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列国争雄，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十分尖锐突出。这种政治格局与后世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是大不相同的。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为权术的成长提供了特殊的实践场所。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政治谋略中，
繁衍派生出了各种诡诈的具体权术手段。这些权术手段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政治权术与军事谋略浑然一体，当时的人们将其称之为“比之堂上、擒将户内、拔城于尊俎之间、折冲席上者也”
L H .中国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著名权变故事，就集中发生在此时的国际斗争舞台上。
例如在战国前期，强盛的魏国图谋攻秦，秦王自知“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乃派卫鞅前往魏国游说。
卫鞅建议魏王北面结盟燕国、西面联合秦国，“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果然中计，俨然摆出了一副凌驾于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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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权术论
之上的天子排场，结果触犯众怒，激化了齐、楚、韩诸大国与魏国的矛盾。不久，即爆发了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
，“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秦国则不费吹灰之力，仅凭一个小小的权术伎俩，便坐享其利，不但消除了魏国进攻的威胁，而且还趁“两虎相争”之际，“垂拱受西河之外”
，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LI.类似的事例，在战国史上不胜枚举。这一时期特有的国际斗争的经验，客观上为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成熟提供了直接的养料和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
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种政治关系中，除了国际关系之外，君臣关系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封建制的郡县制取代奴隶制的分封制之后，一个庞大的职业官僚集团在政界异军突起。特别是在秦汉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国际之间的斗争退居到了相对次要的地位，君臣关系开始成为统治阶级内部面临的最主要矛盾。这种变化，促使权术争斗的主要阵地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转移。在君臣之间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之中，君主们努力探索着各种徕臣、使臣、驭臣、制臣的阴谋诡计，臣属们也在苦心孤诣地寻求着各种欺君和弄君之术。
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统治者在处理君臣关系方面的需要及其积累的经验，对政治权术的成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实际上，当时的政治权术，除了国际斗争中的政治谋略之外，主要部分就是人君驭臣之术及其臣属弄君之术。
战国秦汉时期，统治者开始认真总结研究前世及当代政治斗争的经验，出现了两种类型的权术之学。一种以《韩非子》为代表，主要是总结探讨君主驭臣之术。另一种以《战国纵横家书》为代表，主要是记录汇集有关权变和游说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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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３
事及其手段。根据《汉书。艺文志》中的著录，当时的纵横家的著作就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庞煖》二篇、《阙子》一篇、《国筮子》十七篇等等。西汉末年，刘向根据当时尚存的《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本子，编订了著名的《战国策》一书。除此之外，在一些零星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揣情》、《摩意》之类的篇目名称LJ.权术之学的盛行和泛滥，使实际政治斗争中直观的、偶然的、分散的权变手段逐步走向系统化、规律化和理论化了。这些研讨术治的法家理论著作以及纵横家关于权变游说的故事汇编，无疑为人们提供了吸取借鉴和学习模仿的蓝本，起到了政治权术教科书的作用，在权术走向成熟和推广运用的过程中发挥了实际的功效。
第二，兵家权谋的影响。
自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类战争接连不断。仅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的２４２年间，列国之间进行的战争竟达４８３次，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更大，形势也更为错综复杂。秦汉时期则更是出现了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和争夺皇权的战争。在频繁而激烈的战争实践中，古代的军事家们创造了许许多多运用谋略手段夺取战争胜利的战例。后人所总结的中国古代兵法“三十六计”当中，大部分反映的是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所创造的兵家权谋手段。
适应当时战争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军事科学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当时的一些军事理论著作中，有关兵家权谋的内容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人们在战争中所采用的谋略手段，与政治斗争中的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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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权术论
手段有着许多相通之处。
特别是在春秋战国的历史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紧紧交织在一起，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之间往往表现出一种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关系。
兵家权谋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对政治权术的成熟产生直接的影响。关于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影响，我们将在本书中另作专章探讨。
第三，其他因素的作用。
除了政治经验的积累和兵家权谋的影响之外，战国秦汉时期政治权术的成熟还受到了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古代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对政治权术的成熟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影响。战国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潮。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权力在不断增长。
富商豪强“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不为编户一伍之长，而有千室名邑之役。荣乐过于封君，势力侔于守令。财赂自营，犯法不坐。
刺客死士，为之投命“
L K .这种状况，对于当时的统治秩序和“言义不言利”的传统道德规范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商品经济唯利是图而不择手段，政治权术同样是为达目的而不讲信义。在破坏传统道德方面，两者具有一致性。战国秦汉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上“贵利贱义”
观念的盛行。人们观念上的变化，在客观上为政治权术的成长发展扫除了一些道德上的障碍。政治权术之所以在战国秦汉时期走向成熟，商品经济显然是助了一臂之力的。此外，商业经营中的种种欺诈手段，也对权术手段的丰富发展产生了影响。凡此种种，我们将在后章中另作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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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４
其次，政治权术的成熟又是同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互相论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当时的各种理论和学说中，对政治权术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性恶”论。荀子认为，凡人“生而有耳目之欲”
，“生而有好利”
，“生而有疾恶”
M B ，人的本性天生具有感官欲望、天生就是好利、天生具有排他性和妒嫉心。
韩非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利害关系的结合，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间，也是“皆挟自为之心”
M C .至于君臣之间，更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买卖关系。为了“利”
，人们相互利用而又相互争斗。
一切亲情伦理在“利”
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战国时代的性恶论，实际上从理论角度论证了政治权术生存的合理性，从而为权术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朴素辩证法思想。从春秋时代的老子到战国时代的名家，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有了相当的发展。辩证法的发展，丰富了人类思想文化的宝库，同时也为诡谲的政治权术提供了方法论的武器。
三是“君权至上”
的政治思想。
战国秦汉时期，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已经逐步确立。与之相适应，在政治思想领域出现了绝对君权、君利高于一切的理论主张。这种理论在当时社会上已占据着统治地位。正是从维护绝对君权、保证君利不受侵犯的需要出发，才导致了为极端专制服务的人君南面之术的滥觞和发展。
再次，战国时代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特别是“士”阶层在政治领域的活跃，也对政治权术的成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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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权术论
“士”
原本是奴隶主贵族的下层，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地主政权的建立，士阶层逐渐分化，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战国时代的“士”
，开始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而谋求在政治领域一展身手。当时士进入仕途的门径，主要是通过游说。游说则离不开玩弄权术手段。
士阶层的活跃和游说之风的盛行，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权术家，极大地促进了政治权术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在战国秦汉时期终于走向成熟。随着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政治权术的发展又走向了一段新的历程。
权术发展的新变化
汉代之后，政治权术的发展发生了新的变化。
变化之一：政治权术在政治思想领域显得更加虚伪。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成为过去，新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量出现，统治者的政治理论和统治方法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为了欺骗人民、巩固本阶级内部的团结、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迫切需要重新给自己的社会关系蒙上温情脉脉的面纱。在这种情况下，早期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们赤裸裸的理论显然是不能适应需要的。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相比之下，儒家“仁义道德”之类的学说更能投其所好。从西汉董仲舒主张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直到宋明理学的完善，地主阶级逐步改造了奴隶制时代的儒家理论，确立了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地位。于是，公然论证权术合理性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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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４
在政治论坛上销声匿迹了，诡诈的权术受到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越来越多的谴责。
权术如同一匹在政治思想领域尽情驰骋的野马，在汉唐之后又被重新戴上了道德的笼头。这种变化，并不意味着封建统治阶级从此抛弃了阴谋诡计而走上了光明正大的坦途。
纵观唐宋元明清诸朝历史，哪一代没有善于玩弄权术的谲君诈臣系于史册？哪一代没有阴险毒辣的权变故事流传后世？
唐代有以“笑里藏刀”著称的诈臣李义府，其“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机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
M D ；又有以“口蜜腹剑”闻名的奸相李林甫，“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
M E .宋代开国君主赵匡胤玩弄阴谋手段，发动陈桥兵变，才夺取了后周的天下。他所导演的“杯酒释兵权”
，更是一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明代开国君主太祖朱元璋和亡国之君崇祯朱由检，在运用责臣之术方面，远远超过秦始皇。特务政治也在明代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有清一代，宫廷政变接连不断，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纷争倾轧事件层出不穷，政治权术在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勾心斗角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文所举之例，不过只是沧海一粟而已。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斗争中，权术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偃旗息鼓”
、“刀枪入库”。权术作为阶级社会中的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在其历史使命没有完结之前是不可能寿终正寝的。特别是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和官僚政治的历史条件下，政治权术“生逢其时”
，更是遇到了适宜自身滋生蔓延的得天独厚的良壤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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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权术论
土。所以，尽管政治权术在汉唐之后遭到了统治阶级在道德方面的非难，但并没有对权术的发展造成真正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既不存在权术消亡的客观条件，也不存在统治阶级禁绝权术的主观愿望。权术依然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得到广泛的运用。
政治权术在汉唐之后所遇到的“恶运”
，其实仅仅限于公开的政治思想论坛。地主阶级从粉饰自己的统治和垄断政治斗争的“利器”的目的出发，在继续暗中大肆玩弄阴谋诡计的同时，抛弃和改变了那种将权术诉诸笔墨并公然为其大唱赞歌的做法。这种变化是同封建统治虚伪化的整体趋势相一致的。
战国时代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理论勇气已经不复存在。
类似《韩非子》的那种成篇累牍论述权术的理论文章绝然不会再有问世的可能。即使是那些玩弄权术的行家里手，一旦挥毫动笔、舞文弄墨，留在纸帛之上的也都是些冠冕堂皇的道德文章。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使政治权术显得更加神秘莫测。在暗中揣摩和实际运用过程中，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发展得更加纯熟圆滑、也更加虚伪狡诈了。汉代提倡“儒术”
，使权术穿上了一件迷惑人的外衣。
儒家理论的基本核心与权术的概念是矛盾的。
“独尊儒术”之后，从表面看来，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理论与所实行的手段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背反。然而，这种背反现象的后面，两者之间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儒家的高调愈唱愈激昂之时，权术的手段也就随之愈加狡诈。
两者之间的不解之缘，使权术发展得越来越精密。
历经此后的两千年，政治权术终于达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并带上了中国独具的特殊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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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４
变化之二：政治权术的运用场合发生了转移并逐步扩展。
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是在诸侯割据、封建制度初创的历史背景中走向成熟的。因此，刚刚成熟期间的权术，不能不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它的运用场合，主要集中在国际之间的斗争和君臣之间的争斗两个方面。汉唐之后，大一统的专制帝国的统治成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主要潮流，封建制度也已经走向巩固并逐步完善。政治形势的变化，导致了权术的主要活动
舞台也随之发生相应的转移。
国际之间的斗争，本是政治权术活跃的主要舞台。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和外交斗争，曾经为权术的成长提供了特殊的实践场所。那无数次的你攻我伐、朝秦暮楚的结盟和背约、变化无常的合纵连横、庙堂上的舌枪唇剑、密室中的阴谋暗算??确乎使权术感到了“天空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乐趣。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就是在这些实践的磨练中不断发展丰富并走向成熟的。然而，不论权术对这段“黄金时代”多么留恋，历史毕竟还是无情地翻过了这一页。当列国争雄的局面结束之后，政治权术不得不告别自己曾经大显身手的舞台，开始另觅新的战场。
在封建制度刚刚确立的时候，摆在专制君主面前的重要政治课题之一，就是如何驾驭和控制官僚群臣。商鞅、韩非等早期封建社会的法家代表人物们所极力探寻的权术之学，实际上就是从君主本位出发，研究和提出了一套君主驭臣的手段。当时的政治权术，主要内涵指的是君主驭臣之术。封建制度巩固之后，君主专制统治进一步加强。君主驭臣的需要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强化。权术争斗仍然主要在君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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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权术论
之间展开。君主驭臣之术也在汉唐之后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驭臣手段的多样化，借此抑彼、平衡牵制、施惠笼络、震慑恐吓、监视防范、明诛暗杀，种种手段，无奇不有。二是驭臣手段的制度化，例如唐代武则天时期实行告密制度，罗织罪名诛杀无辜的大臣；明代实行特务制度，监视防范臣属图谋不轨；清代实行“守制”和“回避”制度，防止官吏任期过久和徇情营私；等等。
三是驭臣手段的系统化，从官职的设置废除、选拔任用、监察考课、赏罚谪迁等各个环节入手，全面加强对臣属的控制。总之，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君臣之间的争斗始终是政治权术的主要战场。这一点在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并无大的变化。
汉唐之后，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运用场合突破了君臣关系的范围，开始向着官际关系、官民关系、社会人际关系等新的领域扩展。在官际关系方面，权术找到了施展身手的新天地。君主玩弄阴谋诡计，各级官吏自然会上行下效。在官场上的明争暗斗中，那些诡诈的权术手段——谄媚、贿赂、结党、韬晦、谗毁、诬陷、诡辩等等，成了官吏不可须臾离身的法宝。权术横行政界，败坏了官风吏治，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腐败与黑暗。在官民关系方面，权术也被当权者作为统治奴役人民的一种欺骗手段而加以广泛的运用。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人际关系方面，同样可以看到无孔不入的权术的渗透痕迹。
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欺诈行为，多多少少总是同权术的影响不无关系。权术的欺诈本性，对社会风气产生一种腐蚀作用。
变化之三：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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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４
春秋战国时代的政治权术，往往同兵家权谋浑然一体。
这种状况是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汉唐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但就总体而言，两者终于分道扬镳。由于列国之间频繁战争的局面已经结束，权术活跃的主要舞台已由国际关系和君臣关系方面集中到了君臣关系和官际关系方面，政治权术的“专业化”程度也就大大增强了。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毕竟有着各自不同的规律。作为政治斗争手段的政治权术，集中在自己的“本行”中发挥作用，就更能针对政治斗争的特点，更能符合政治斗争的规律，更能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更能提高政治斗争的技巧。
中国古代政治权术在汉代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政治权术在表现形式上趋于“道德化”
、在运用范围上趋于“扩大化”
、在方式手段上趋于“政治化”。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些新的特点，同时也标志着政治权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权术在历史中磨练成长，同时也留下了自己成长的神秘历史。经过漫长的历程，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网络，繁衍派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家族。
本书后面几章，将对这个家族的若干主要成员分别进行剖析论述，其中包括：政变之术、驭臣之术、愚民之术、谄媚之术、韬晦之术、谗毁诬陷之术、阿附结党之术、游说狡辩之术等。
① 萧统：《文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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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权术论
② 《宋史。徐谊传》③ 见《左传。襄公四年》④ 《吕氏春秋。本味》⑤ 《史记。殷本纪》⑥ 《史记。周本纪》⑦ 《史记。齐太公世家》⑧ 《论语。宪问》⑨ 《史记。楚世家》见《吴越春秋》A B皇甫谧：《释劝论》A C《史记。太史公自序》A D见《左传。隐公元年》A E见《左传。文公元年》A F《孟子。滕文公下》A G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A H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３３页。
《太平御览》卷６３８引《申子》A I《商君书。禁使》A J《韩非子。难三》A K《吕氏春秋。任数》L B《太平御览》卷４６４引徐幹《七喻》L C《论衡。答佞》L D《论衡。效力》L E《史记。苏秦列传》L F《史记。张仪列传》L G《战国策。齐策五》L H L I
《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引王劭云：“《揣情》、《摩意》是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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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４
鬼谷》之二章名“。
《后汉书。仲长统传》L K《荀子。性恶》M B《韩非子。外储说左上》M C《旧唐书。李义府传》M D《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M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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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权术论
第三章 皇袍加身与王冠落地——论政变之术
政变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册，章章节节都可以看到政变之术的阴影。
一次次皇袍加身，一顶顶王冠落地，多少件宫闱秘闻，多少个冤魂升天??都不过是政变之术略施锋芒的结果。诡秘阴险、毒辣狰狞的政变之术，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印迹。
政变的特点
政变不同于其他政治斗争手段。它是由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所发动，以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目标，采用非常手段，在较短时间内，以较小的代价，迅即完成政权的更迭。政变的这些基本特点，使其与一般的社会革命、军事暴乱、人民起义等等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政变，主要有如下特点：第一，就政变的目标而言，一般表现为直接夺取君位。
与其它一般的权术手段不同，政变的着眼点不在于一城一地、一官一职的争夺，也不在于一毁一誉、一生一死的得失。
政变从开始策划的时候起，就是直接把君位视为猎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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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５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最高的统治权集中为君权。君主独裁，“朕即国家”。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君主对人民、臣属以及皇族其他成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
天下所有财富，归君主支配，君主的“金口玉言”
，便是法律。
高度集中的君权，使觊觎者垂涎。君权的争夺，便成为皇族成员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焦点。
正是出于争夺最高统治权的需要，政变之术才得以发明和发展。得君位者得天下，失君位者失天下。如此前景，激起了觊觎者的欲望和胆量。历代政变成功的先例，又使后世有了更多的跃跃欲试者。
第二，就政变的参与者而言，一般是统治集团的上层人士。
策划和发动政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绝非草头小民或普通官吏所能为之。从中国古代的政变来看，其参与者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是皇族成员。他们同旧君主有着共同的世系血统，自以为有资格问鼎大宝。传统的宗法观念使他们通过政变成为新君主之后，更容易为社会舆论与民众心理所接受。中国古代的宫廷政变，多数是由皇族成员所发动或参与其间的，例如秦二世的“沙丘之变”
、唐太宗的“玄武门之变”
、明英宗的“夺门之变”等等。
二是天子近臣。这部分人主要由宦官、外戚以及君主的亲信心腹所构成。他们同旧君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面临着即将失宠或旧君主即将亡故的时刻，便企图通过政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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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权术论
奉立扶植新的君主，借此改换门庭，保持和提高自己的权势地位。在东汉后期和唐代末年一系列新君主登位过程中，天子近臣们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是朝廷权臣。这部分人既包括执掌实权的朝臣，也包括手握重兵的悍将。
他们或是“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
①，企图推翻旧君主，自己取而代之，其中的成功者有北宋赵匡胤之辈，失败者则有西汉韩信者流；或是通过政变，开创新的王朝，即使本人不可能成为新君主，至少也可跻身于“开国元勋”之列；或是策划改变继承位序，拥戴年幼或懦弱的新君主上台，以便自己成为执掌权柄的辅佐大臣。
以上三类人员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的利害关系。
在政变对立的双方阵营中，都各有三类人员参与其中。
第三，就政变的手段而言，一般具有冒险性和诡秘性的特点。
在封建社会中，弑君篡位是大逆不道之事，历代封建法律无不将其列为极刑之首。秦代的“谋反”罪，要处以“具五刑”
、“夷三族”的酷刑②。汉代的法律规定，即使是对君主可能造成一些假想的危害，亦构成死罪。因诅咒君主而处以腰斩者，《汉书》中的记载不胜枚举③。自北齐开始，直至明清，“谋反”始终是“十恶不赦”中的“首恶”
，处刑极为严酷。清律规定：凡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正犯之祖父、父、子、孙、兄弟，及伯叔父、兄弟之子，男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男十五以下，及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正犯财产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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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３５
官“
④。
杀身灭族的前景，使政变的发动者们不能不望而生畏。
不到万不得已或利令智昏，政变不会轻易发动。一旦政变开始策划并实施，他们也就将生死置之度外，破釜沉舟，志在必得，这就造成了政变之术具有冒险性特点。西汉中期权臣霍光曾发动了一场成功的宫廷政变，废黜了即位不久的新君刘贺。关于这场政变进行过程中的紧张气氛，《汉书》中有不少绘声绘色的描写。政变密谋策划时，预闻者“惊惧，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⑤。朝廷公议时，“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但唯唯而已”。霍光的死党持剑进行威胁：“今日之议，不得旋踵。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
⑥若干年后，霍光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后怕不已，“举手自抚心曰：‘使我至今病悸！
‘“
⑦可见，即使是在双方力量对比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强大的一方要发动政变仍须冒极大
的风险。
既有风险，就须保密。政变往往是在诡秘的情况下策划并实施的。唐中宗死后，其侄李隆基发动政变。虽然他在政变成功后，暂时将皇位拱手让给了自己的父亲唐睿宗李旦，但在政变策划实施过程中，他对李旦也严格保密，生怕事泄后“吾计失矣”
⑧。政变之术的诡秘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秘不仅是为了保证政变的顺利进行，有时也是为了对政变在道德上进行掩饰。一些政变之术由于过于卑鄙，为人们的道德观念所不齿，即使在政变成功后，新君主也会闭口缄言，对其手段秘而不宣。于是，史籍中只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真相难以细究，成为后世史家迷惑难解的千古之谜。
宋太祖赵匡胤之死，便是其中一例。宋太祖与其弟赵光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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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权术论
后来的宋太宗）夜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
饮酒结束，已是“禁漏三鼓”
，宋太祖以斧玩雪，“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
“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更，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
⑨。
“帝（太祖）
崩“的结果，自然是赵光义登位。如此神秘的烛影斧声，是否是一次诡秘的政变呢？是邪？非邪？只能说：又是一个千古之谜。
第四，就政变的时机而言，一般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的特点。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政变屡屡发生于在位君主临终之际和即位君主君位尚未稳固之时。
例如在秦始皇刚刚死去时、武则天临终之际、西汉昌邑王刘贺即位２７天后、唐殇帝即位的第１４天，均有政变发生。这种时刻，为既定的继承人、企图改变既定位序的其他继承人以及在未定状态下的诸多可能的继承人，均提供了合法继位或非法夺位的机会。由于这种时刻事前难以准确把握，政变往往随着事态的变化和机会的突然降临而骤然爆发。当然，这并不排除另一种情况：长期预谋，早有准备，耐心等待或积极创造有利的机会，在位君主死亡的本身，也许就是政变的结果之一。
此外，一代豪杰的君主的庸懦子孙或年幼无知的新君一旦登位，也是诱发政变的一种时机。唐代统治者曾深有感触地说：“良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
，其原因一方面是“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
，另一方面则是“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在“主即幼弱、臣又不才”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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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５
发生“不思报效、翻行弑逆”的事情，显然是不足为怪的AB.第五，就政变的后果而言，一般具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必然结局及其相应的道德评价倾向。
政变有成功有失败。成功者一举跃入龙门，成为新主或拥立新主的功臣；失败者身触“谋逆”之律，成为“乱臣贼子”。除此之外，极少有第三种下场。政变未遂而又能安然无恙者，极为罕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政变的历史道德评价，也存在着同样的倾向。政变的成功与否，政变成果的巩固与否，成为封建正统观念评价政变者的最主要的标准。
政变成功者，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恶劣，动机多么可耻，手段多么卑鄙，仍然不失有开国“英主”
，的桂冠；政变失败者，则不论其政变的性质多么进步，动机多么“高尚”
，手段多么“光明正大”
，都难以逃脱人们对于“逆臣”的谴责；政变一时得手旋即又复失位者，因其王祚短促，新的帝系血统尚未得到社会传统心理的认可，所以只能蒙受“僭主”的恶名。
政变的类型
中国古代的政变，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王室内乱式的政变，新君主取代旧君主，旧王朝及旧君主的血统世系未变。
二是改朝换代式的政变，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从而建立新的君主血统世系。三是社会革命式的政变。不论王朝的名号和君主的血统世系是否改变，新君主的即位，即标志着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前两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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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权术论
属于特定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不同政治集团和个人之间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后一种类型，则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手段。
王室内乱式的政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发生的次数最多，生存的历史最长。上起奴隶制时代，下迄明、清，自始至终未有绝迹。
王室内乱的发生，有其必然性。自奴隶制时代开始，实行君位嫡长子继承制，封建制时代沿用未变。这种制度虽然确立了君位继承的合法原则，但在实施中却面临着各种复杂的情况。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从维护王朝的长治久安出发，极力主张传位“以贤不以长”
，这与“立长不立贤”的宗法观念产生了对立。这种争论，往往成为改变既定继承位序的借口。在位君主对待自己众多的妻妾子女亲疏喜恶有别，宠姬之爱子自然有着更多的继位的希望，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其他“龙子龙孙”们的嫉恨。专权的君主贪恋权柄，“君老而晚置太子”
，储君的名分未能尽早确定，亦易引起有意者的非分之想。诸位皇子的周围，各有一批阿附的权贵近臣，纵使皇子本人庸懦无大志，也难免在野心家的鼓动下怦然心动。以上种种情况，都潜伏着宫廷政变的危机。
王室内乱大多发生在旧君主“驾崩”前后。越是享国年久、威权素著的君主，身后出现的权力真空越大，因而越是容易出现激烈的宫廷政变。
春秋前期的齐桓公，在位４０多年，九合诸侯，称霸天下，可谓一世英雄。
待齐桓公刚刚咽气，诸公子各树党羽，相攻争立，“内宠杀群吏”
，“以故宫中空，莫敢棺”
，齐桓公的尸体在床上停放了６７天，身上的蛆虫爬出了门外，竟然也无人收葬AC.赫赫大名的女皇武则天，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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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７５
舞台上叱咤风云整整半个世纪。
自她晚年病重被迫退位后，骨肉相残的宫廷政变接二连三地发生。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短短８年间，历经中宗、殇帝、睿宗、玄宗，君位四易其手。每一次易位，都是一场血腥政变的结果。
类似齐桓公和武则天身后所发生的事件，哪一朝、哪一代的历史中都有记载。
宫廷内乱是剥削阶级极端自私和凶恶残酷本性的集中暴露。在权力之争面前，丝毫没有什么骨肉亲情。秦二世即位之初，即“行诛大臣及诸公子”
A D .武则天身后的一系列宫廷政变中，充满了子逼母、父诛子、妻鸩夫、女弑父、兄害弟、侄除姑之类的丑闻。李隆基诛灭中宗皇后韦氏，韦氏家族凡身高“马鞭以上皆斩之”
A E .西晋的“八王之乱”
，司马氏自相残杀，几乎造成了皇族的灭绝。通过这些血腥的屠杀，新君主扫除了自己即位的障碍以及对君位潜在的威胁。
改朝换代式的政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之前多有发生，尤其是在割据分裂的状况下（例如魏晋南北朝和五代时期）
发生更为频繁。宋代之后，此类政变基本绝迹。这与封建专制主义特别是皇权的进一步强化、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宋明理学对于人们观念形态上的毒化作用不无关系。
此类政变的主角，大多是由前朝的权臣悍将来扮演的。
他们或缘祖荫，或因军功，或凭才干，或恃实力，在发动政变之前，即已掌握了朝政实权。在位君主早已大权旁落，形如傀儡。王朝的更迭，只不过是在合适的时机，履行一道正式手续罢了。王莽取代西汉政权、曹丕取代东汉政权、司马氏以晋代魏、赵匡胤以宋代周，都是此类政变的实例。
实行“僭篡”的权臣，与旧君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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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权术论
法取得封建法统认可的合法继位权。正因为如此，此类政变不同于王室内乱，突发性较少，尽管实施政变的时间不会很长，但事先往往经历了一段长时期的苦心经营，积累名望权势，制造各种舆论，以便造成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王莽在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８年）即为大司马，开始执掌朝政。其后，历经成帝、哀帝、平帝、孺子婴诸朝，“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一身蒙大宠者五”
A F ，权势声望日隆。
他采用种种权术手段，沽名钓誉，伪造“天意”
，培植党羽，诛灭政敌，毒死平帝，册立年仅２岁的孺子婴为傀儡，攫取“摄皇帝”
、“假皇帝”的名号，??经过这一系列的步骤，为实施政变，正式完成政权的转移，铺平了道路。初始元年（公元８年）
，王莽废黜孺子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从王莽执政到即真为帝，其间长达１６年之久。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权。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一家三代四人，先后废黜或杀害魏帝曹芳、曹髦、曹奂。
自司马懿于嘉平元年（公元２４９年）杀曹爽、专国政之时起，至司马炎于咸熙二年（公元２６５年）
废曹奂、正式代魏称帝，其间也经历了１６年的漫长时光。
在改朝换代式的政变中，权臣与废君之间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早已成为傀儡的废君，命运为他人所摆布，很难阻止王朝更迭的发生，也无力对新君构成有效的威胁。在这种并非势均力敌的斗争中，强者出于其它的意图，有时也会表现出一种“宽宏大量”。胜券在握的新君主，无须从肉体上消灭毫无反抗能力的旧君主；王朝的更迭，更多的是采用“禅让”的方式；失位君主的身家性命，或能苟免。
王莽代汉，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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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９５
废帝孺子婴为定安公；曹氏代汉，封废君献帝为山阳公；司马氏代魏，封废君曹奂为陈留王；赵匡胤代周，封废君恭帝为郑王，等等。这同血腥署杀的王室内乱稍有区别。
“宽宏大量”
毕竟是有限度的。
西汉废帝孺子婴两岁即位，同年被废。其后，虽仍贵为“定安公”
，但实际上始终被王莽所软禁，“常在四壁中”
，不得有所见，不得与人语。年长后，成为“不能名六畜”的低能儿AG.南朝刘宋顺帝刘准被南齐高帝萧道成废黜后，封为汝阴王。这位被软禁的废君唯恐被暗中鸩杀，每日“自煮食于床前”
A H ，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杀的命运。刘宋皇族也在劫难逃，“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A I .大权旁落的君主，为了夺回权力或避免被废黜的下场，也会利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擅权逆篡”的权臣。年幼的君主成年后，“亲政”与“辅政”的矛盾，亦常常付诸政变来解决。
此类政变的成功者，如秦王嬴政诛灭吕不韦、清代康熙帝拘捕权臣鳌拜等；失败者则如汉献帝谋除曹氏、魏帝曹髦谋除司马氏等。
在这种权力争斗中，在位君主处于劣势的地位，没有过人的胆略才干，没有精心的策划准备，只凭一时意气用事，政变很难取得成功。魏帝曹髦为司马昭所挟制，忿然而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于是亲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
，企图攻打司马昭的府第。以临时拼凑的乌合之众，与重兵在手且早有预谋的权臣悍将相抗衡，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
这场以卵击石的轻率政变，迅即破产。
曹髦本人被司马昭的部将所刺，“刃出于背”
，一命呜呼AJ.社会革命式的政变，在中国古代史上只发生在春秋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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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权术论
之际的特定历史时期。此类政变，实际上是不采取社会革命方式的社会革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通过政变推翻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旧君主，而后完成新旧社会制度的变革。
这种变革方式，较之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武装的社会革命，可以用较小的代价，较短的时间，迅即取得革命的成功。春秋晚期的鲁国“四分公室”
、晋国“三家分晋”
、齐国“田氏代齐”
，都是此类政变的实例。
政变的手段
中国古代政变所采用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前代的政变手段，易被后世所仿效。新的政变事件，又不断地创造出了新的手段。有效、迅速、隐密、安全、表面合法化和道德化，能
为社会舆论和民众心理所接受，这些都是决定政变采用何种手段时必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的历次政变中，常用的手段有如下几种。
政变常用手段之一：暗杀在隐密的状态下，直接将政敌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从而实现政权的转移，这是中国古代常见的政变手段。暗杀的目标，首先是在位君主。当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或者在继位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者急于皇袍加身而迫不及待时，谋杀便成了迅即实现即位的有效捷径。野心勃勃的唐中宗皇后韦氏，企图早日临朝做第二个武则天，她的女儿安乐公主也幻想成为“皇太女”。
母女俩便在饼馅中掺放毒药鸩杀了做为丈夫和父亲的中宗。
当合法继承人的储君地位受到严重威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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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１６
也会导致政变的立即发作。隋代杨广利用阴谋手段得立为太子，其父隋文帝晚年颇悔，欲易太子。杨广先下手为强，派遣亲信张衡入宫“拉杀”病中的文帝，“血溅御屏，冤痛之声闻于外”
A K .杨广遂登大宝。
拥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也是其他觊觎君位者谋杀的目标。刘宋末年，权臣萧道成为了减少政权更迭的阻力，竭力使傀儡皇帝断子绝孙，“恭帝每生男，辄令方便杀焉，或诱赂内人，或密加毒害，前后非一”
L B .西汉成帝的宠姬赵飞燕姐妹二人，欲已生子为太子，每逢其他姬妾生子，“子隐不见”
，皆被暗害。时有意谣曰：“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
L C .在位君主为防止政权易手，有时也会发动防患于未然的反政变，谋杀那些对君位造成威胁的权臣悍将。
西汉初年，皇后吕氏与丞相萧何密谋定计，以庆功会为名，将悍将韩信骗入宫中，谋杀于长乐宫钟室。类似的实例，多见于历代开国君主诛灭那些功高震主、才高危主的功臣。
尽管谋杀是一种简捷迅速的政变手段，但其适用范围是有限的。首先，暗杀的策划者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绝不会为他人作嫁，他们事先必须肯定自己能够成为暗杀结果的直接受惠者，否则便不会贸然从事。毫无合法继承君位希望的人们，一般不会无端采用暗杀君主的手段。这就限定了暗杀策划者的范围。
其次，暗杀的对象大多身居高位，戒备森严，高度重视自己的安全。
例如明代崇祯皇帝即位之初，政局未定，形势微妙，“王（指崇祯）危甚，袖食物以入，不敢食大官庖也”。
L D 唐代权相李林甫“自见结怨者众，忧刺客窃发”
，“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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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权术论
重关复壁，络板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
L E .如此警觉，暗杀谈何容易。
没有合适的时机和条件，暗杀不会轻易成功。
这也限制了那些没有必须理由和成功把握的随意暗杀。
暗杀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
暗杀的策划者得手之后，一般都要极力掩盖暗杀的真相。
“暴崩”的死者仍然不失有“先皇”
应享的哀荣，皇袍刚刚加身的新君则用丧事的悲戚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只有那些洞晓内幕的知情者预感到灭口的危险而惶惶不可终日。了解君主不可告人的隐秘，自然会对君主形成一种无形的威胁，这就意味着知情者本身的危险已迫在眉睫。曾经帮助隋炀帝杨广弑父登位的张衡，最终被杨广“赐尽于家”。
张衡早知不免于死，临死之际高声叹呼：“我为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事关宫闱秘闻，在场者谁敢闻知？于是“监刑者塞耳，促令杀之”。
L F政变常用手段之二：兵变凶残的兵变不同于阴险的谋杀，它是在合法的借口下，公开地运用军事手段，逼宫弑君，实现政权的更迭。
兵变是公开的军事行动，无法掩人耳目，如果没有合法的外衣，则“名不正言不顺”
，容易失去号召力，得不到社会舆论的赞同和认可。中国古代兵变常常借用的“外衣”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是“驱除伪主，匡复社稷”。这种手法，通过否认在位君主的帝系血统，否定现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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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从而使兵变得到封建正统观念的认可。
西汉初年，专制的吕后“驾崩”不久，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等人发动兵变，诛灭诸吕，“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
L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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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成功的兵变结束将近１００年之后，历史又演出了相同的一幕。年幼的汉昭帝刚刚即位，其兄燕王刘旦心怀不满，“谋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以摇动百姓”。可惜刘旦并无陈平、周勃等人的才干，这场兵变以流产而告终。
刘旦本人的下场颇为可悲，奉旨“以绶自绞”
，临死前尚哀歌一曲：“归空城兮，狗不吠、鸡不鸣，横术何广广兮，固知国中之无人。”
L H二是“请除奸臣，以清君侧”。此种手段，在兵变的起始阶段以讨伐奸臣为旗帜，避免把矛头直接指向君主本人，从而使兵变师出有名，“义正词严”
，减轻舆论的阻力。然而，“项王舞剑，意在沛公”。兵变发动者的“创锋”所指，实乃君主身下的宝座，而非君侧之奸臣。在其真正的目的尚未达到的时候，即使奸臣已除、君侧已清，兵变仍然不会就此罢休。西汉吴王刘濞以“请诛晁错”为口实，发动了吴楚七国兵变。
汉景帝“斩御史大夫晁错以谢七国”
L I ，企图以此平息兵变。不料刘濞已称“东帝”
，连景帝的使者也不予接见。只是在刘濞军事失利、被斩首“驰传以闻”后，兵变才告平息。
明代初期，燕王朱棣发动兵变，“传檄天下，自比周公，上书帝阙，欲清君侧，呼忱日月，指誓河山”
，仿佛毫无觊觎君位之心。但实际上，朱棣“横贪天位”的野心，“早形于咨议”
，“久暴于路人”。当兵变成功、在位的建文帝被逐后，朱棣又经过一系列“南向让三、连章劝进”的表演，终于实现了皇袍加身的宿愿LJ.“清君侧”
，作为一种政治斗争手段被发明以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多次发挥了作用，特别是为王国或潘镇发动反对中央朝廷的兵变提供了合法的现成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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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权术论
三是“天命转移，皇祚有归”。兵变的发动者经过长期的预谋和准备，声誉鹊起，羽翼渐丰，已拥有左右政局的实力，并造成了一种必然而归的形势。当此之时，兵变的发动者便无须借用“清君侧”之类的手段，而是直截了当地宣布旧王朝命数已尽和新君主理应登基。后周晚期，殿前都点检赵匡胤掌握了统率禁军的实权。关于他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的神话，被广为宣传。书写有“点检作天子”的木板，也作为“天降符命”而被人发现。这一切，都预兆着一位新的“真命天子”即将降临人间。
经过周密策划，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推翻了后周政权，年幼的小皇帝周恭帝被迫禅位。尽管赵匡激假惺惺地“呜咽流涕”
，大作一番“违负天地、今至于此”的自我谴责，但这并不影响他立即“升崇元殿，服衮冕”
，做了北宋王朝的首任皇帝LK.此种手法，并非赵匡胤的发明。后周开国君主太祖郭威也是用同样的手段夺取了后汉的天下。
梁、唐、晋、汉、周五代的更迭，基本上都是通过兵变得以实现的。
这种兵变，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所以多由兵权在握的将领和藩镇所发动。
后晋一位节度使就曾露骨地说：“天子宁有种耶？
兵强马壮者为之尔“
M B .但是，为了使兵变所建立的新王朝具有“受命相继”
的合法性，兵变的发动者们也不得不借助于“鼎革斯契，图箓有归”
，“天禄在躬，神器自至”
M C 一类堂而皇之的谎言。
四是浑水摸鱼、嫁祸于人。兵变的发动者有意造成一种混乱的局势，使自己以平息变乱的面目出现，趁火打劫，乱中取胜，然后将弑君谋逆的罪名推卸于他人，至于兵变成功的果实，当然留给自己享用。
南朝宋文帝打算废黜太子刘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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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术论５６
刘劭闻讯后抢先发动兵变。
他以宫中发生兵变、“受敕有所收讨”为名，勒兵夜闯皇宫。
是夜，宋文帝与其亲信徐湛之，江湛等人议事，“至旦烛犹未灭”
，在“直卫兵尚寝”的情况下，三人一同做了刀下之鬼。刘劭兵变得手，随即倒打一耙，公开宣布：“徐湛之、江湛弑逆无状，吾勒兵入殿，已无所及，号惋崩衄，肝心破裂”
M D .兵变的受害者反被诬为兵变的发动者，而兵变的真正策划者摇身一变，却成了兵变的平息者。
如此这般，刘劭的即位便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西晋惠帝皇后贾氏专权狠毒，为了翦除政敌，她与掌管禁军的楚王司马玮合谋，使惠帝下诏诛杀了辅政的汝南王司马亮等人。
政敌既除，贾后又以“伪造诏书、杀戮大臣”的罪名处死司马玮。此后，大权尽归于贾后。
政变常用手段之三：伪造遗诏伪造遗诏是有效的政变手段之一。
在君主专制的条件下，君主的个人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
在位君主的诏令，可以决定储君的置立与废黜。即使是“驾崩”了的君主，其临终遗诏对于君位的传授，仍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吞位争夺者们的命运，系于一纸轻飘飘的“先帝遗诏”。
生死攸关，诱使了多少阴谋家在“遗诏”问题上大做手脚。
中国古代历代君主的遗诏，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大行皇帝”之手，是很值得怀疑的。骤然“驾崩”的君主，自然不可能留下真正的遗诏。
即使是那些对后事预作了安排的君主，其遗诏也难免身后不会被人篡改或伪造。
不论多么伟大的君主，一旦死去，不过是一具听人摆布的僵尸。
他们的临终遗愿，常常成为阴谋家们强奸的对象。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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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权术论
了借助“大行皇帝”
的余威，确认自己继承君位的合法性，阴谋家们如同变戏法一般，总能适时地拿出对自己有利的遗诏。
中国古代君主“驾崩”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秘不发丧”。
其中的奥妙，自不待言。
伪造或篡改遗诏的直接目的，在于用先帝的名义决定符合阴谋家自己心愿的君位继承人。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死于巡行途中，随行的赵高、胡亥、李斯等人不顾秦始皇临终前召公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立为嗣”的遗诏，秘不发丧，“相与阴，诈为受始皇诏丞相，立子胡亥为太子。”
M E 唐代韦后毒死亲夫中宗后，“秘不发丧，自总庶政”
，并“谋草遗制”
，立幼帝，韦后自己“临朝摄政”
M F .这些都是历史上伪造遗诏的实例。
另据清代人传说，康熙帝临终遗诏：“传位十四子”
，皇四子胤禛暗将“十”字改为“于”字，于是成了“传位于四子”。当康熙圣躬不豫时，胤禛“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康熙）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即雍正胤禛）就登了位”。
M G 这则传说虽然不一定完全符合史实，但反映出篡改遗诏在政治斗争中是屡见不鲜的。
杀害政敌、确保政变成果，是伪造遗诏的又一重要目的。
新君主通过阴谋诡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难免产生不安全、不稳定之感，迫切需要清除各种潜在的威胁，特别是对那些原先竞争君位的对手，更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秦二世胡亥伪造始皇遗诏，除确认自己即位之外，没有忘记加上“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
M H 的内容。
隋炀帝杨广谋杀了生父文帝之后，“矫称高祖（文帝）之诏，赐故太子（杨）勇死，缢死之”
M I ，然后乃发丧。
伪造遗诏，为新君主提供了翦灭异己、清
-- 73
权术论７６
除隐患的有效而“合法”的手段。
伪造遗诏的手段，只有那些皇后皇子、宦官太监、顾命大臣们才有可能使用，知情的范围极小。这一方面为伪造遗诏提供了便利，但另一方面也容易使人对遗诏的真实性产生疑问。西汉权臣霍光，受武帝遗诏，辅佐少主昭帝。霍光根据自己拿出的武帝遗诏，将自己和其他两名亲信封了侯。这封遗诏的真假，受到人们的怀疑。侍中王忽四处扬言：武帝驾崩之时，“（王）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
M J 究竟是“群儿自相贵”
，抑或是武帝真有其诏，不仅两千年后的今天，人们难以定论，就连当时不知内情的朝廷群臣，谁又能够说得清呢？反正多嘴多舌的王忽，最终是被霍光逼死了。
政变常用手段之四：设置骗局这种手段不同于诡秘的暗杀，也不同于公开的兵变，它是通过设置骗局，诱使政敌及其同党在毫无警惕的情况下进入事先布置好的特定场合，然后一举全歼，从而以较小的兵力，实现政变的目的。
“鸿门宴”式的酒席，常常是政变的极好场合。霍光辅佐汉昭帝执政时，其政敌即企图以宴请为名，伏兵格杀霍光。
这场预谋中的政变，因事前被发觉而未能实施。唐文宗时，宰相李训与节度使郑注等人密谋铲除专权的宦官仇士良集团。
他们以某官衙石榴树上夜有甘露为名，诱使仇士良等宦官前往观看。不料“风吹幕起”
，但见幕后“执兵者甚众”
，仇士良等人“惊骇走出”
，政变遂遭到失败MK.在兵变力量不足、暗杀不易得手的情况下，诱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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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权术论
便受到政变发动者的青睐。通过诱杀敌对集团的头面人物或实力人物，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政变发动者方面的变化，并利用突发事件所造成的对方措手不及的有利时机，
权术论余华青 68_权术论
迅雷不及掩耳，趁机实现政权的转移。这就是此种政变手段的主要特征。
总之，中国古代的权术家们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政变手段，其中血腥毒辣者有之，诡秘阴险者有之。在政变实施过程中，或一计而定乾坤，或数种手段同时并用。这些政变手段，既表明了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凶残虚伪的本性，也反映出古人政治斗争的经验和狡黠的智慧。
政变的后果和影响
政变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自从它在人类社会政治斗争史上崭露头角以来，当权者为之恐惧不安，野心家为之心驰神往。千古风流人物俱往矣。多少惊心动魄的古代政变故事，如今都湮没在历史的故纸堆中。当我们企图为政变盖棺论定的时候，才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变毕竟不过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脱离政变发生的时代背景和经济政治条件、脱离政变对当时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后?!EBOOK,_ ? 0
三 : 权术论
《权术论》——中国古代政治权术批判
余华青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权术的基本特性：（工具性、隐晦性、经验性、多样性、有效性）
1、 在阶级属性方面，权术表现出一种工具性的特点。［www.61k.com］
2、 在表现形式方面，权术具有隐晦性的特点。（隐蔽、间接、灵活、诡诈）
3、 在形成过程方面，权术具有经验性的特点。
4、 在具体种类方面权术具有多样性的特点。
5、 在实际运用方面，权术具有有效性的特点。
二、权术争斗的目标：
1、 一切政治权术的运用，都是为了争夺和巩固政治权力。
2、 从古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获得政治权力的途径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依靠法律制
度；二是依靠暴力手段；三是依靠血缘关系；四是依靠金钱财富；五是依靠权术手段。
三、中国古代的政治权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1、 权术走向成熟的标志，首先是权术在政治斗争中的重要作用被人们所深刻认识。
2、 第二个标志，就是政治权术的合理性逐渐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公开认可。
3、 第三个标志，则是一批“专业化”的权变人士的出现。
4、 最后一个标志，就是权术手段的系统化和完备化。
四、政变的手段：
1、 暗杀；
2、 兵变：中国古代兵变常常借用的“外衣”有以下几种：一是“驱除伪主，匡复社稷”。
通过否认在位君主的血统，否定现政权的合法性；二是“请除奸臣，以清君侧”。即在兵变的起始阶段以讨伐奸臣为旗帜，避免把矛头直接指向君主本人，从而使兵变师出有名，“义正词严”，减轻舆论的阻力；三是“天命转移，皇祚有归”。四是浑水摸鱼，嫁祸于人。
3、 伪造遗诏：
4、 设置骗局。
五、韩非的“术”，其重要大纲有下列七种：
1、 权势不可假人； 2、深藏不露； 3、把人当成坏蛋； 4、毁坏一切伦理价值； 5、励
行愚民政策； 6、罚须严峻，赏须审慎； 7、遇必要时不择手段。
六、《韩非子》中的权术的具体手段和运用方法：
第一、 诱之利禄，威以刑罚。
第二、 “深藏不露”，秘不可测。君主必须在臣属心目中永远保持神秘而不可捉摸的形象。 第三、 “事成则君收其功，规败则臣任其罪”。即君主必须永远是真理的化身和正确的象
征。
第四、 “挟知而问”，“倒言反事”。
第五、 “疑诏诡使”。
权术论 权术论
第六、 “言默皆有责”。[www.61k.com)即设法使臣属置于动辄获咎的境地。
第七、 装聋作哑，假装糊涂。
第八、 防臣、“备内”。
第九、 “罚莫如重而必”。
第十、 行暗杀，“除阴奸”。
第十一、 只要对君主有利，应容忍臣属做坏事，什么坏人也可以使用。
第十二、 “众端参观”，“一听责下”。
第十三、 “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七、驭臣之术在实际政治斗争中的运用：
第一， 笼络赏赐之术。
主要原则有：1、选择施惠的内容；2、分割施惠的过程；3、掌握施惠的时机；4、注重施惠的姿态。
第二， 防范惩罚之术。
主要原则有：1、“罚重而必”的原则；2、“刑于将过”的原则；3、“心理震慑”的原则；4、“责罚有术”的原则（如“义正辞严”型；“迫不得已”型；“重打轻拉”型。）5、“法外施恩”的原则。
第三， 树威立尊之术。
1、显示才能和政绩；2、刻意制造“神秘感”；3、运用权力增加威严；主要有如下手段：
（一）权力的独断专横。（二）权力的频繁运用。（三）权力行使过程的不可预测性。（四）权力行使结果的强烈反差性。4、利用法律维护尊严。
第四， 平衡牵制之术。
这种手段的基本原则是：在君主高度集权的前提下，寻求权力分布的某种平衡，形成便于为君主所操纵的权力结构；利用臣属中不同集团和派系之间的矛盾，实行“以臣制臣”，以便君主处在超然的位置，坐收渔人之利。具体手法有：1、抑损相权；2、以微臣制贵臣；3、以近臣制权臣；4、以“酷吏”制重臣；5、利用臣属之间的矛盾。
八、历史上的弄君之术：
1、 抗君之术：一是自重（拥兵自重；借外患之重；借外援处重）；二是结党；三是恃理。
2、 欺君之术：一是隔绝言路，封锁消息，蒙蔽君主；二是诱使君主脱离实际政务，臣属
瞒天过海，盗用君主名义行使大权；三是拥立年幼无知或昏懦无能的君主，大臣独揽大权，玩弄君主于股掌之上；四是翻动如簧之舌。
3、 谀君之术：
4、 避君之术：
九、谄媚之术的特征及手段：
1、 特征：实用性、无耻性、技巧性。
2、 手段：（1）奉承吹捧：对象包括门第、相貌、品德、才华、政绩、能力、语言、行为、
爱及子孙后代、乃至生理缺陷，统统皆可成为谄媚者的目标。 （2）自我贬损：（3）取悦讨好：投其所好，须要“投”得准，否则便会“费力不讨好”。 （4）顺阿逢迎。
（5）巴结投靠：谄媚的捷径，莫过于与谄媚者直接建立某种亲近的关系。
十、韬晦的常用手法：
1、 在志向方面进行掩饰：野心和权欲常常隐藏在恬泊淡然或沉湎酒色之后。
权术论 权术论
2、 在才能方面进行掩饰。［www.61k.com]
3、 在名望方面进行掩饰。
4、 在感情方面进行掩饰。
5、 在生理方面进行掩饰。（如装疯卖傻、故作病重垂危的姿态等）
十一、 韬晦之术的运用场合：
1、 君主大权旁落的场合；
2、 臣属“功高震主”的场合；
3、 君权即将正常移交的场合；
4、 君权即将非正常移交的场合；
5、 同僚之间猜疑嫉妒的场合；
6、 敌国之间政治争斗的场合；
十二、 韬晦之术的基本特征：
1、 就韬晦之术的目的而言，一般表现出明确性、进取性、隐蔽性的特点。
2、 就韬晦之术的作用而言，一般具有实效性的特点。（迷惑作用、表演的过程、目的
实施的突然性）
3、 就韬晦之术的影响而言，则具有广泛性的特点。
十三、 谗毁之术的基本特征：
1、 攻击目的的险恶性：
2、 攻击目标的明确性：（才华出众者、行为不俗者、机运亨通者、丧权失势者）
3、 攻击内容的编造性：
4、 攻击后果的致命性。
十四、 谗毁诬陷常用的手段：
第一、 栽赃陷害：（仿造证据、捏造事实；捕风捉影、生拉硬扯；设置圈套、诱敌上当；
张冠李戴、嫁祸于人）
第二、 旁敲侧击：一是在关键时刻揭露和攻击政敌的种种隐私。二是在关键时刻清算
正逢的历史老帐；三是在关键的时刻从攻击他人入手攀染株连政敌。
第三、 挑拨离间：一是在感情关系方面搬弄是非；二是在信任关系方面离间破坏；三
是在利害关系方面制造矛盾。
第四、 造谣诽谤：一是“流言”，二是“谗言”。
十五、 朋党的性质和特点：
1、 朋党虽然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组织，但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从本质上说，朋
党就是一种出于个人私利而结合起来的宗派集团。
2、 朋党的组织组织十分松散，通常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
3、 朋党不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出现的，它只作用于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场
合。
十六、 朋党争斗的基本类型：
1、 利益冲突型；
权术论 权术论
2、 权力组合型；
3、 政见分歧型；
十七、 朋党的目的：
1、 与君主抗争；
2、 与权臣争斗；
3、 擅权自重；
4、 卖身投靠；
十八、 阿附结党的主要途径：
第一、 利用家庭血缘的关系；
第二、 利用地域乡亲的关系；
第三、 利用联姻裙带的关系；
第四、 利用门生故吏的关系；
第五、 利用其他各种手段：如，探寻他人隐私或要害，以此作为把柄；先打后拉；封官
许愿，诱之以利；软硬兼施，挑拨离间等。(www.61k.com]
十九、 “舌枪唇剑”的场合：
第一、 游说劝诱的场合：其特点有：一是站在对方的立场，表面上为对方的利益着想，
这样才能取得游说劝诱的效果；二是迎合对方的心理；三是着重利害关系的分析，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常见心理，导引对方自愿作出实际上有利于己方的抉择；四是注重游说逻辑的力量，言之成理，以理服人。
第二、 宣传鼓动的场合：其主要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根据宣传对象的身份特点确定宣传
鼓动的形式；二是宣传鼓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三是宣传鼓动的内容与听从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四是把握宣传鼓动的最佳时机。
第三、 外交应酬的场合：一些基本原则有：首先是有利有理的原则；其次是不卑不亢的
原则；再次是注重外交辞令的原则。
第四、 威胁恫吓的场合：此种舌战，首要注重从气势上压倒对方。大言不渐，危言耸听，
力图先声夺人，从精神上震慑对方；其次是要在恫吓同内容上选准目标，一举击中对方要害，从而加深对方的心理震慑的感受程度；最后，除了借助于强大的气势和虚幻的内容之外，还要十分注重把实力方面的恫吓与道义方面的恫吓结合起来，既威之以危，又责之以义，从而增强恫吓和震慑的效果。
第五、 无理狡辩的场合：其目的和作用主要有如下表现：一是为了师出有名、名正言顺，
使己方的政治行为表面上具有正义性和合理性。二是为了抹煞事实、歪曲真相、巧言强辩、推卸罪责，使己方避免陷入被动的境地和受到实际的政治损害。
第六、 其它一些场合：包括：谎言欺骗的场合、谣言惑众的场合、流言伤人的场合、谀
言奉承的场合、诡言激将的场合、虚言敷衍的场合、媚言阿附的场合、甜言谄媚的场合、无言胜似有言的场合等等。
二十、 “舌战”技巧种种：
主要有：1、比拟隐喻，借题发挥； 2、话中有话，弦外有音； 3、夸大其词，极而言之； 4、闪烁其辞，故弄玄虚； 5、诙言妙语，以谐寓庄； 6、三复斯言，老调重弹；
7、首鼠两端，模棱两可； 8、见风使舵，八面玲珑； 9、装聋作哑，三缄其口；10、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11、狡言诡辩，似是而非； 12、注重语言姿态； 13、注重语
权术论 权术论
言顺序。（www.61k.com］
二十一、 兵家权谋的基本原则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
第一、 出奇制胜的原则；（要点有：一是诡秘；二是欺诈；三是出奇）
第二、 知己知彼的原则：
第三、 弱敌强己的原则：
表现形式有：其一，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方面弱敌强己；其二，在实质与表面的关系方面弱敌强己；其三，实力与士气的关系方面弱敌强己。
二十二、 贿赂之术的妙用：
一曰收买拉拢；二曰止兵解危；三曰挑拨离间；四曰买官求爵；五曰鬻狱赎罪；其它作用，尚有：施恩、树威、立信、固宠、献媚、邀功、沽名、钓誉、解嫌、结交??不一而足。
二十三、 经商之道与权术手段：
第一、 “料多少，求贵贱”，运筹策以射利。
第二、 “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掌握取予之道。
第三、 “乘时射利”，“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
第四、 “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
——完——
2008-05-16
本文标题：权术论-《权术论》笔记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