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野天鹅

　　我生活在这片森林已经很久了，久到已经忘记了很多事，只是依稀记得一个人。

　　几百年前，那时我还没有学会忍受孤独，很想有人陪我度过一点时光，让我在漫长的生命中有一点可以回忆的事物。死神和我做了交易，我用四分之一的灵魂交换来一个走进树林的女孩。那时候我真是欣喜，可随即发现她是为了拯救她的十一个哥哥来向我祈愿。

　　我无聊至极，突然想到一个恶作剧。我俯视着眼前的女孩，对她道：“你若执意如此，那么你就必须织出十一件荨麻衣，这期间在离开森林后就不许说话，不能发出任何声音，你愿意吗？”

　　我看着她苍白的面孔，想让她知难而退，这样我就可以赋予她永恒的生命，我们就会看到世界的边境。可她却抬起头，眸子里迸出星星点点的光彩，点亮我在漫长时日里无知无觉的记忆。她是一个国度娇宠的公主，此时却伸出柔弱的双手按在心口，轻声却坚定地道：“我愿意”。她还笑了起来，道：“塔西娅，人们说得没错，你是这片土地最有怜悯心的神，祝福你。”

　　没劲。我转身离开，不忘翻了翻白眼，心中满是失落。但令我欣喜的是，她就在这片森林住下了，她夜晚不知从哪里去寻找荨麻，白日就坐在东偏北30°五百米处我最喜欢的第一百八十三棵梧桐树上编织衣物。她叫艾丽莎，手很巧，动作也很敏捷，若不是她在安静时静思的模样很有公主的气度，还真推断不出她的身份。

　　我在城堡里憋了几天之后，终于很没骨气地变作一只梅花鹿，来到她坐的树下专心看她。在她终于将荨麻理顺后，她低头看见了我。“小鹿，是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么？”她笑着跳下来，坐在我身边，手中仍在不停的编织。我看她经过这几天的劳作，手上已有了很多或深或浅的伤痕，心中还是有些后悔，给她了这么艰苦的任务。“找不到路，就在这里陪我吧。”她摸摸我的鹿角，一边编织，一边自言自语：“我和我的哥哥们原本过着最快乐的生活，可是后来我的父王有了新的王后，我就被送到农村人家里，我的哥哥们变成了天鹅，他们在日落之前必须不停的飞翔。万幸，好心的塔西娅给我了可以拯救哥哥们的方法，我只要织出这十一件荨麻衣，我就可以见到我的哥哥了。”她放下荨麻，伸了个懒腰，大呼小叫地去看火红的落日，我只能跟在她身后，“夕阳无限好啊……”，她双手撑着草地，对着天感叹。

　　是啊，夕阳无限好，我想。只是近黄昏。

　　日子如流水般飞快地流失，我想起中国好像有个叫孔子的人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心中一时起了无限感慨。如果一直这样下去，有一天艾丽莎编织完十一件荨麻衣，我们就能一直在一起玩耍了吧。

　　可惜事与愿违。一天，一位国王来到这里，他似乎对艾丽莎一见钟情，“多么美的人儿啊”，他感叹道，“我叫多明尼克，跟我走吧”。我当即暴走，可惜此刻我只是头梅花鹿，不具攻击性，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艾丽莎轻巧地跳下树来，安抚般最后一次摸了摸我的鹿角，微笑着对国王点了点头。

　　如果现在我跟着他们离开森林，说不定会被猎杀。所以我只能站在原地，目送马车离开。抱着一种“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白菜被猪拱走”的心态，我变回原来的巫女，还特意打扮成国度的祭司模样，随后就驱车赶到了那个愚蠢的、抢走艾丽莎的凡人的国度。

　　当晚，国王为艾丽莎举行了盛大的舞会，她一袭白色的长裙站在国王身边，很多贵妇伯爵前来恭贺，杯盏交错间，艾丽莎的笑容比水晶灯的光芒还要明亮些。我理了理黑色的长裙，在乐队的第一支舞曲的试音部分走向国王，微微笑着道：“国王陛下，我是瑟西，我可以与您跳支舞么？”看样子艾丽莎已经认不得我，她向后退了几步，对我这个闯入者有些惊惶。国王安抚地搂了搂艾丽莎，随即拉起了我的手。第一支曲子很舒缓，贵妇人们在我示例下也纷纷找好了舞伴，滑入舞池。在交错的舞步中，我向艾丽莎的方向看去，她端着酒杯，嘴紧紧抿着，拒绝了好几个人的邀请，一直看着我这个方向。艾丽莎，看到了么，这个愚蠢的人类是不值得你爱的，放手吧，你的梅花鹿还在林子里，等你一起看落日呢。我得意地笑笑。多明尼克注意到我的笑容，试探着问：“这么开心？”我撇撇嘴，在舞曲的尾音时借拿香槟的机会拍掉他的手，转头就走。我感受到他疑惑的目光，心里更为不屑，加快了脚步，消失在人群中。

　　国王连续几个月都在晚上举办盛大的宴会，我也就在每一天晚上和国王跳完第一支舞就消失不见。艾丽莎眼里的不安加重，我推断她快离开了，这让我十分开心。这个国度的荨麻都在墓地里肆意疯长，艾丽莎每晚只能穿过那些吸血鬼和妖精，忍着心里的惊恐和厌恶去采摘荨麻。我知道了她的行踪，心生一计。在这个晚上跳完第一支舞后，我在国王耳边低声呢喃：“今夜十二点，到墓地的槐树后躲起来，明晚跳第一支舞时，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完就躲进了人群中，心里为自己的计划暗自得意。

　　第二晚跳舞时，他已是一脸惊惧，在奏乐声的掩盖下他凑在我耳边，低声道：“我看见了艾丽莎！她走进了墓地，过了很久她离开时，手里还拿着荨麻！她要做什么？”我心里更加愉悦，漫不经心地道：“谁知道呢。她每晚都从墓地里带回荨麻，说不定她有些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她自从来到这里就一直没有说话，你没有发现么？”多明尼克脸上的疑虑更重，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我不相信。”舞步停下来，我随手摘下一朵白玫瑰，笑道：“那你就连续几天都去看啊，去看看我的猜想是不是真的。我要是输了，就赔上第二支舞。”

　　随后的几天，多明尼克的焦虑越发浓重，当艾丽莎试探着将手伸给他时，他要么不理睬，要么就惊惶地离开。艾丽莎也不能说话，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默默哭泣。我变作她的侍女，走进去默默给她擦干了眼泪，劝说道：“艾丽莎公主，您是那么美丽的人儿，到哪里不能找到自己的幸福，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国度，这充满猜疑与嫉恨的地方久留呢？您若离开，我一定亲手帮您收拾好行李。”艾丽莎摇摇头道：“他一定是因为什么而误会了我，我要再等等，我不会放弃的。”

　　国王取消了连夜的舞会，却将我留在了宫中。我非常乐意地留下，和艾丽莎一起生活。我看着她强颜欢笑的面容，眼里流露出国王不觉得深深的痛苦，心中不知在难过的同时又开心了多少。回来吧，我的艾丽莎，人类是如此的蠢笨，你深爱着的国王，就这样轻易地相信了我的谎言。他已经伤透了你的心了，不是么？那就离开他，回到我身边来吧，和我一起看林里流彩遍天的落日，纵情高歌的飞鸟，看淙淙的流水，潺潺的小溪，我们可以手拉着手看过世界的尽头。

　　后来，我很久没有见到艾丽莎了。

　　国王似乎在密谋些什么。

　　多明尼克真是好笑，居然派人来告诉我，我会成为这个国度的皇后。

　　一天，我哼着歌在华美的绸缎上绣完最后的花纹。阳光洒在我为艾丽莎亲手缝制的长裙上，我很满意，想象着艾丽莎穿上它的样子，不由得欣喜地转了个圈。这时却突然有侍女奔来，低着头道：“瑟西冕下，国王请您去举行仪式。”“什么仪式？”我不在意地问道，心想能推就推，没有什么比我的艾丽莎更重要。“冕下不知道么？”侍女惊讶的抬起头，“据说那位叫艾丽莎的美人儿其实是个巫女，她每晚都要去坟墓里采摘荨麻，织成荨麻衣，这是要害死国王陛下呢！今天举行的仪式，就是要在百姓面前将她烧死呢。”

　　我猛地一震，指尖不小心被针尖扎破流了血，顾不得这些，提起裙子就向外跑去。我在教堂边就听见人们恶意的诅咒。怎么会是这样？她不是巫女，我才是，是我亲手造就了这一切。在纷纷扰扰的喊声中，我仰望着木头顶端的艾丽莎，她在用荨麻织第九件衣物。她为什么不开口说话呢？那只是我失落时的一个玩笑，她却执着地当了真，使她漫长的岁月沉浸在孤独与误解中，来加深我的罪恶。指尖的血不断滴落，我这才发现一个小小的伤口都这样疼痛，而艾丽莎在编织荨麻时忍受了多么漫长的痛苦？死神出现在我面前，搬着手指计算：“四分之一的灵魂换一件织好的荨麻衣，要是换三件，我可以附带着帮你抹去所有人的记忆，不过最后一件要少半只袖子。”我微微地笑起来，“事到如今还是这么吝啬，成交。”死神的镰刀在我体内撕扯着，我被光芒笼罩着，来到艾丽莎面前。她抬起满是泪痕的脸庞惊异地看着我，随即痛哭出声，伸手试图抓住我：“不要离开！”我平静下来，摸摸她的头，心想很久之前你在森林里一直摸我的鹿角，如今终是还了回来。天鹅扇着翅膀来到她的身边，她的哥哥们来找她了。

　　真好。我满足地想。不用再内疚着面对你的笑容，幸福地生活吧。真好。

　　你若存于光明，我愿永坠黑暗。

　　童话的结局总是美好的。

　　在教堂中站着一对璧人，国王温柔地拉起艾丽莎地手问道：“你愿意嫁给我么，瑟西？”他话音刚落就不解地皱起眉头。艾丽莎努力向上弯了弯嘴角，眼角眉梢的雀跃却隐隐退去。心中那团紫色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外层的火苗滚烫炙热，烧得她想要痛哭一场，火焰中心却无比冰凉，低温将她的心脏包裹起来，泪水从这里划过，还未流出眼角，就已凝结成冰。她恍惚地将另一只手按在心口，那里隐隐作痛。眼前人眼里期待的光芒瞬间被淹没在无边无际似回忆，又似茫然的黑暗里，在这黑暗中，她看见了一张陌生女子的面孔，女子朝她微微笑着，促使她张开嘴，吐出那句她日思夜想的诺言：

　　“Yes，I do。”

　　午夜的钟声响起，人群欢呼起来，松木被投进火炉，火焰升腾起来，照亮了整个世界。

    初二:陈圣依

二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7)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在1972年五月底，在我们和唐，还有他的家人相处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电报，电报说，我父亲已经被允许离开营地了。林彪倒台之后，营地的医生最终给我父亲做了诊断，他们说，他得了高血压病，血压高得非常危险，他的心脏和肝脏也都出了严重的问题，他的血管硬化。他们建议他到北京做一个彻底检查。

他坐火车去成都，然后飞北京。因为没有供接机的人去机场的公共运输，我母亲和我只得在城市的航空终点站等他。他很瘦，而且，几乎被太阳烤成了黑人儿。这是，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第一次走出米易的大山。在最初的几天里，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似乎很迷茫，他会把过马路当成“过河，”把乘公交车当做“坐船。”他犹犹豫豫的走在拥挤的大街上，看上去，他对所有的交通感到有些困惑。我担当起了他的向导的角色。我们和他从宜宾来的一个朋友住在一处儿。这位朋友在文革期间也吃尽了苦头。

除了这个人和唐之外，我父亲不去拜访任何人---因为他还没有被平反昭雪。他不像我，我满是乐观，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心事重重。为了让他高兴起来，有的时候，在气温超过华氏100度的情况下，我拽着他和我母亲出去看风景。有一次，我半强迫地让他跟我一起去长城，我们坐在一辆拥挤的长途公共汽车里，车里的尘土味和汗味让人没法呼吸。当我瞎说的时候，他听着，脸上挂着忧伤的笑容。一个农民妇女，怀里抱着小孩，坐在我们前面。小孩开始哭泣，她用力地拍打小孩。我父亲噌地从座位上站起，朝着她吼叫，“你怎么能打孩子！”我连忙拽他的衣袖，让他坐下来。整车的人都在盯着我们看。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像这样管闲事是非常不寻常的。我叹息着想，我父亲和他打金明和小黑的时候比，变化得有多大呀。(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在北京，我还能读书，读书为我打开了新的眼界。那年二月，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用官方的话说，他是“带着白旗”来的。美国人是头号敌人，这个想法，到这个时候，已经从我的脑海中消失了。和这个想法一起消失的还有很多其他的思想灌输。对尼克松来访，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的访问催生了一种新的气候，在这种气候下，一些外文书的中译本可以买到了。这些书被贴上了“供内部传阅”的标记，这意味着，从理论上讲，这些书，只有那些被授权的人士才可以阅读，但是，却没有特别的规定说这些书可以给哪些人传阅，要是有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有特权搞到这些书，这些书就会在朋友之间自由地传阅。

我能够接触到这些出版物。我喜出望外，我读了nixon’s own six crises(有一些删节，当然了，把他的反共内容删掉)，David halberstam’s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willliam l.shire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 和herman wouk 写的the winds of war，这些书的作者（为我）描绘了外部世界的现实画面。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一书对肯尼迪的统治做了描述，与我们自己的政府相比，美国政府宽松的统治氛围令我感到惊奇---我们的政府是那么遥远，那么可怕，那么地神秘。我为这些写实作品的写作风格而感到着迷。多么清爽，多么独立呀！甚至nixon’s six crises，与中国媒体的大锤风格相比，也是一个平静的典范，中国媒体的大锤风格充满了恐吓，斗争，和断言。在 the winds of war 一书中，与其说，我被书中对时代的宏观描写所打动，还不如说我被一些细小的花絮所打动，美国妇女对衣服很挑剔，她们会对某件衣服的花色而大惊小怪。我感到非常惊奇，美国妇女很容易就可以买到衣服，而且，花色和款式的选择非常宽泛。在二十岁的时候，我仅仅有几件衣服。款式和其他人的衣服完全一样，几乎每一件衣服都是蓝色，灰色，或者白色。我闭上眼睛，在想象中抚摸着所有那些我从没有见过或者穿过的漂亮衣服。

可以了解到更多来自于国外的信息了，这部分是因为，林彪倒台之后，思想控制总体上放宽了。但是，尼克松的来访为放宽控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中国人绝不能丢脸，不能表现出对美国一无所知。在那些日子里。放宽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得拿出一些牵强的政治理由。学习英语，现在是，一项值得去做的事业---是为了“赢得来自全世界的朋友”---因此也就不再是一项罪行。为了不惊着或者吓着尊贵的客人，街道和饭馆也丢弃了那些好斗的名字，好斗的名字是文革初期红卫兵强加给这些街道和饭馆的。在成都，尽管尼克松没有来访问，火药味餐馆改回了原来的旧名字，香风徐徐。

我在北京呆了五个月。只要我独处的时候，我就会想戴。我们彼此不写信了。我为他写诗，但却把诗自己留了下来。最终，我对未来的希望战胜了我对过去的懊悔。特别是，有一条消息，盖过了我所有其他的想法----自从我十四岁以来，这是第一次，我看到了前程的可能性，关于这个前程，我甚至都不敢梦想：我可能能上大学。在北京，前两年，有少数学生已经被大学录取。看上去，似乎，全国的大学不久就要开学了。周恩来在强调一条毛主席的语录，这条语录的大意是，特别是对于科学技术来说，大学还是需要的。我不能再等了，我要回成都开始学习，我要考进大学。

1972年9月，我回到工厂，看到戴的时候，我没有感到太多痛苦。他也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是偶尔地露出一点忧伤地感觉。我们又变成了好朋友，但是，我们不再谈论诗歌了。我在忙着准备大学的课程，尽管我不知道该准备哪门大学课程。学习哪门课程并不依赖于我的选择，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教育必须得进行彻底地革命。”这意味着，大学生被分配课程，而不考虑他们对哪门课程感兴趣，---因为那将会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恶习。我开始学习所有的主科：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英语。

毛主席还颁布法令说，学生不必都来自传统的生源---中学毕业生---而应该是工人和农民。这一点适合我，因为，我曾经是一名真正的农民，现在，我又是一名工人。

将会有一个入学考试，周恩来已经做出了决定，尽管他把“考试”这一术语换成了“对考生做一个调查，以了解他们对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了解他们分析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这个原则基于毛主席的另一条语录。毛主席不喜欢考试。新的程序首先是由工作单位推荐，然后是入学考试，再然后是负责录取的机关对申请人的考试结果和“政治表现”做一个权衡。

差不多有十个月的时间，我把我所有的夜晚和周末，还有在工厂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研读教科书上。这些教科书是从红卫兵的烧书的火焰中幸存下来的。教科书是从很多朋友那里攒上来的。我还有一个辅导教师的朋友网，他们很高兴，很热情地牺牲掉他们的夜晚和假日。热爱学习的人们能够感觉到一种融洽的关系，这种融洽的关系将他们牢牢地绑在了一起。这种反应出自一个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的民族，这种高度的文明曾经一度遭到几乎是灭顶的灾难。

1973年春天，邓小平被平反昭雪，并被任命为副总理，他实际上是周恩来的副手。我非常兴奋。邓的回归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个肯定的信号，文化革命正在被颠倒过来。众所周知，他热衷于建设，而不是破坏，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毛泽东把他送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拖拉机工厂，雪藏他，以防备周恩来死后后继无人。不管毛泽东对权力多么疯狂，他一直都非常小心，他不能断了自己的后路。

邓小平被平反昭雪，我感到非常高兴，我高兴还出于个人的原因。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就非常了解他的继母，他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在大院里和我们做邻居做了很多年---我们都管她叫“邓姨。”她和她的丈夫遭到批斗，仅仅是因为他们是邓小平的亲属。大院里那些在文革前曾经向她献媚的居民现在都躲着她。但是，我的家人还像往常一样跟她打招呼。而同时，在我父亲遭受迫害最严重的时候，大院里就没有几个人仰慕我父亲了。她却对我的家人说，她是那么地仰慕我父亲。在那些日子里，哪怕是一个点头，一抹微笑，都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两个家庭建立起了非常温暖的感情。

1973年夏天，大学录取开始了。我感觉，似乎我在等待生或死的判决。四川大学外语系的一个名额被分配到了成都第二轻工业局。第二轻工业局属下有23个工厂，我的厂子是其中的一家工厂。每个工厂都要提名一个考生参加考试。我们工厂有好几百工人，有六个人提出了申请，其中就包括我。选拔考生的会议召开了，工厂有五个车间，其中四个车间都推选了我。

在我自己的车间，还有另一位候选考生，她是我的一个朋友，她十九岁。我们两个都很受欢迎，但是，我们的工友只能选出我们当中的一个。她的名字第一个被念出来；人们很尴尬，出现了一点儿骚动----很明显，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极度痛苦----要是有很多票投给她了，投给我的票就会减少。突然，她站起来，她笑着说，“我愿意放弃我的候选资格，我投票选jungchang。我比她小两岁，我过年还可以再努力。”工人当中爆发出欣慰的笑声，他们承诺，第二年投票选她。他们做到了。1974年，她上了大学。

我为她的高姿态而深深感动，也为投票的结果而感动。似乎，工人们在帮助我实现我的梦想。我的家庭背景也没有对我造成伤害。戴没有申请：他知道，他没有机会。

我参加了汉语，数学，和英语的考试。考试的前夜，我心情很不平静，以至于，我没有睡好觉。午休的时候，我回到家里，我姐姐正在等我。她轻轻地按摩我的头，我睡着了，小睡了一觉。试卷考的都是基本知识，很少触及我花大力量复习的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和化学。所有的试卷，我都得了高分，英语口语，我在所有成都考生当中得了最高分。

在我能够放松一下之前，又来了一个沉重的打击。七月二十号，一篇关于“白卷”的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不能够答出大学入学考试试卷上的问题，一名叫张铁生的考生，他曾经被送到锦州附近的农村，交了白卷，和白卷一起交上去的还有一封信，在信中，他抱怨说，考试无异于是“资本主义复辟。”他的信被毛泽东的侄子兼个人助手毛远新抓到了，当时，毛远新正管理着哪个省。毛夫人和她的同伙指责说，强调学术标准是“资产阶级专政。”“即使全国都变成文盲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宣称。“这并不妨碍文化革命取得最伟大的胜利。”

我参加的考试被宣布作废。现在，上大学仅仅依靠“政治表现”来决定。应该怎样衡量政治表现成了一个大问题。我们工厂在电工班的“选拔推荐会”之后，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戴起草了推荐信，我的先前的女性电工师傅将推荐信刷色。推荐信把我搞成一名绝对的典范，搞成现存的最出色的模范工人。我一点也不怀疑，其他的二十二名候选人也一点儿不差的有着同样的资历，正是因为如此，也就没有办法在我们之间进行甄选。

一个曾经被广泛宣扬的“英雄”喊道，“你问我要上大学的资格？我的资格就是这个！”---，说到这儿，他举起他的手，指着他手上的老茧。但是，我们手上都有老茧。我们都在工厂工作，大多数人还曾经在农场工作过。

这里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后门。

四川录取委员会的大多数主任都是我父亲的老同事，他们已经被平反昭雪了。他们敬仰他的勇敢和正直。但是，尽管他们非常想让我接受大学教育，我父亲却不会请求他们帮忙。“这对于没有权力的人是不公平的，”他说，“要是什么事都要这样做的话，我们的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我开始和他争论，最终，我流泪了。我看上去一定真的很伤心，因为，最终，他苦着脸说，“好吧，我来办这件事吧。”

我挽着他的胳膊，和他一起来到一英里外的一家医院，录取委员会的一名主任正在医院里做检查：因为磨难，几乎所有文革的受害者健康状况都很糟糕。我父亲拄着拐棍，他走的很慢。他过去的能量和锐气都已经消失了。看着他拖着沉重的步伐前行，不时地还要停下来休息，他的心和他的腿一样在打仗，我想说“我们回去吧。”但是，我还是迫切地想走进大学的殿堂。

在医院里，我们坐在一座低矮的石桥的边沿上休息。我父亲看上去很纠结。最终，他说，“你能原谅我吗？干这种事我真地觉得很为难----”有那么一秒钟的时间，我感觉怒气冲冲，我想朝他喊叫说，我没有其他更公平的选择了，我想说，上大学是我应该得到的东西----因为我刻苦工作，因为我的考试成绩，并且因为我被推选上了。但是，我知道，我父亲知道所有这一切。并且，就是他让我渴望知识。然而，他有他的原则，并且，我爱他，尽管他如此这般我都得接受他。我得理解他的矛盾心情，他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却生活在一片道德缺失的土地上。我忍住眼泪说，“当然。”我们拖着沉重的步伐默默地走回家里。

多么幸运啊，我有一位足智多谋的母亲。她去拜访录取委员会头儿的妻子，然后，哪位妻子和她的丈夫说了这件事。我母亲还去看了其他的头儿，争取他们支持我。她强调我的考试成绩。她知道，对那些前走资派来说，考试成绩是最能说事儿的论据。1973年十月，我走进在成都的四川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

（待续）

三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6)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5 “香风徐徐”----新的生活体验，电工技术和六次危机（1971年----1973年）

1969年，1970年，和1971年在死亡，爱，折磨，和喘息的交织当中过去了。在米易，干燥季节一过去，紧跟着就是雨季。在baffalo boy flatland，月亮，圆了又缺，风，起了又落，狼，嚎叫又归于平静。在德阳的药草花园里，药草花朵，开了又谢，---谢了又开。我在我父母的两个营地，我姑姑的灵床，和我的村庄之间奔波，我一边儿在稻田里布肥，一边儿看着水百合作诗。

听到林彪死亡的消息时，我母亲在成都的家里。1971年，她被平反昭雪，她被告知，她不需要再返回营地。但是，尽管，她拿到了她的全部工资，她却不能干她原来的工作，她的岗位被其他人占着。在东城区她的部门至少有七个处长----有现有的革命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刚从营地返回的新近才被平反的官员。健康状况不好是我母亲不能重返工作岗位的一个原因，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父亲不像大多数走资派那样，他还没有被平反。(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毛泽东批准为大批的人平反，并不是他最终醒悟，而是因为，林彪的死亡，和不可避免的清洗，毛泽东失去了他控制军队的人手。他实际上已经挪动并且疏远了所有其他元帅，这些元帅反对文化革命，他不得不几乎单独依靠林彪。他把他的妻子，亲戚，和文革的星星们放在军队的重要岗位上，但是这些人没有军事的经历，因此，他也就不能从军队得到效忠。随着林彪死去，毛泽东不得不求助于那些被清洗的领导，这些领导被军队拥戴，这其中就包括邓小平，邓小平不久就重新出现了，毛泽东的第一个让步就是让多数被批斗的官员重新回来。

毛泽东还知道，他的权力依赖运转起来的经济。而他的革命委员会是分裂的，二流的，是不能指望的，他不能让这个国家运转起来。除了重新求助于那些老的，被羞辱过的官员之外，他没有其它选择。

我父亲仍然在米易，但是，他的自1968年六月开始就被扣发的那部分工资又被返还给他。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在银行里有了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天文数字的存款。那些在抄家中被造反派拿走的属于我们个人的东西又都被返还回来，唯一没有返还回来的东西是两瓶茅台，在中国，茅台是人们最想得到的酒。还有另外一些令人振奋的迹象。周恩来，现在，他的权力增长了，在着手让经济运转起来。旧的管理体制大部分都得到恢复，生产和秩序得到强调。奖励机制被重新引进，农民被允许干一些家庭副业，科学研究又重新开始。学校在被停办六年之后，又重新开始正常教学；我最小的兄弟，小方，没能及时入学，十岁才开始上学。

随着经济复苏，工厂开始招募新的工人。做为奖励机制的一部分，工厂被允许给它们职工的被送到农村的孩子以优先考虑。尽管我父母不是工厂职工，我母亲和机械厂的经理打了招呼，机械厂以前处在东城区的管辖之下，现在属于成都第二轻工业局。他们很愿意招我进厂。所以，离我二十岁生日还差几个月，我永远地离开了德阳。我姐姐还得留在那里。因为，那些到农村后结婚的城市青年被禁止返城，即使是他们的配偶有城市户口。

变成一名工人是我唯一的选择。大多数大学还关闭着，又不能找到其他的职业。与农民从黎明干到黄昏相比，做一名工人意味着一天仅仅需要工作八个小时。在工厂不需要挑重担，我还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弄回了我的城市户口，这意味着能从国家那里得到粮食和其它基本生活用品的保证。

工厂在成都的东郊，从家里骑自行车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上班的大部分路程都是沿着丝河河岸骑车行进，然后，再走一点油菜田和麦田之间的乡村土路，最后，我到达一处有破烂围墙的地方，围墙边儿上，这里那里地堆放着砖头和长锈的废钢铁。这就是我的工厂。这是一个相当原始的企业，工厂里有一些机器，机器都是上世纪初的产品。工厂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批斗会，标语，和派别之间的肢体的战斗之后，经理和工程师们又被请回来工作，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机器。工人们对我做了一次特别地欢迎，这主要是因为我的父母：文革的破坏使他们渴望旧的管理体制，在旧的体制下有秩序和稳定。

我被分配的工作是在铸铁车间做一名学徒，我的师傅是一位妇女，大家都管她叫“魏婶，”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很穷，她十几岁的时候，甚至还没有一条像样的裤子。共产党来了，她的生活变了，她特别感激共产党。她入了党，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她是保皇派的一员，保皇派保护旧的党的官员。当毛主席公开支持造反派的时候，她的那帮人给打得投降了，她被用刑。她的一个好朋友，一个老工人，也非常感谢共产党，被把手腕和脚踝捆住，平行吊起来（一种叫鸭子游泳的刑罚），他被折磨至死。魏婶掉着眼泪给我讲她生活的故事，她说，她的命运是和党的命运捆在一起的，她认为，党被像林彪这样的“反党分子”给毁坏了。她对待我像对待她的女儿，这主要是因为我出生自一个共产党家庭。和她在一起，我感到不安，因为在对党的信念方面，我赶不上她。

大约有三十个男人和女人和我一起做着同样的工作，把泥土装进模子里。发着白炽光的，冒着泡儿的，融化的铁水被吊起，倒进模子里，倒的时候，铁水迸发出一团白热的星星。位于车间上部的吊车嘎吱作响，响动惊心，以至于，我总是担心，盛着滚开铁水的坩埚会从上面掉下来，掉到下面的人堆里面。

我，作为一个铸铁工，干的活又脏又累。因为干把土填进模子这个活儿，我的胳膊都肿了，但是，我干劲儿十足，因为我天真的相信，文化革命就要结束了，我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工作，要是德阳的农民看到我这般热情的话，他们一定会非常吃惊的。

尽管我有了新近才找到的热情，一个月后，令我感到宽慰的是，我要被调换工作了。一天干八个小时填土这活儿，若长此以往的下来，我会吃不消的。因为他们对我父母的好意，他们提供给我好几个工作供我挑选---车床操作手，吊车手，电话接线员，木工，或者电工。我在后两者之间犹豫着。我喜欢这样的想法，做一名木工，创造出可爱的木质东西来。但是，我知道，我没有一双巧手。做一名电工，我会很荣光，因为，我是工厂里唯一一个女性干电工这活儿的人。在电工班，曾经有过一名妇女，但是，她已经调到另一个岗位上去了。她总能吸引很多羡慕的目光。当她爬到电线杆儿最上部的时候，人们总会驻足赞叹。我立马儿就和这位妇女建立起了友谊。她跟我说了一些事情，这更坚定了我做电工的决心。电工不用非得一天八个小时都站在机器旁，他们可以呆在他们的宿舍里，等着招呼去干某一个活儿，这意味着，我会有自己的时间来阅读。

在第一个月，我五次遭到电击。就像做赤脚医生一样，这里没有正规的培训：这是毛泽东歧视教育的结果。电工班六个男同事都非常耐心地教我。但是，开始的时候，我的水平糟糕透顶。我甚至不知道保险丝是什么。那位女电工送给我一本电工手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中，但是，我还是把电流和电压弄混。最后，我，因为耽误其他电工的时间，而感到羞耻，我在还不懂的理论的情况下，努力去模仿他们的做法。我做得相当成功，逐渐地，我就能独立地做一些修理工作了。

一天，一个工人报告说，一个分线板的一个开关坏了。我走到分线板的后面来检查线路，我判断，一定是一个螺丝松了。我没有先关掉电源，就鲁莽地把探测笔兼螺丝刀直接伸向了那个螺丝。线板的后面是一个电线，接头儿，和连接点的网络，电压是380伏。一旦进入这个雷区，我就得极端小心地让我的螺丝刀通过一个缝隙，我触到了螺丝，只是，我发现，那个螺丝根本就没有松动。到这个时候，因为紧张和不安，我的胳膊开始稍稍地颤抖。我开始撤回胳膊，我屏住呼吸。正好是在撤到边沿的时候，也正是我要松一口气的时候，一串串电击的震颤通过我的右手，并且向下直通到我的脚上。我蹦到了空中，螺丝刀从我手中滑落。螺丝刀触到了分线板入口处的一个接头儿上。我瘫倒在地上，我在想，要是螺丝刀再早一点儿滑落的话，我可能就被电死了。我没有告诉其他的电工，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觉得，他们还得继续带上我，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干活。

我习惯了被电击。也没有人对电击大惊小怪，一个老电工告诉我说，在1949年以前，当工厂私营的时候，他得用手背来测试电流。只是在共产党统治之下，工厂才必须得买电笔。

我的宿舍有两个房间，大多数电工在没有人招呼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就会在外面的那间屋子里玩纸牌，而我则在里面的屋子读书。在毛泽东的中国，如果不加入到你周围的人群当中，你就会被批判为“脱离群众，”起初的时候，我对自己只管自顾自地读书感到不安，所以，一有其他的电工走进来，我就会放下我的书本，尝试跟他聊天儿，我聊天时显得笨嘴拙舌。因此，他们就很少走进来了。对我的怪癖，他们并不反感，对此，我感到莫大地宽慰。甚至于，为了不打扰我，他们会自动消失。因为他们对我这么好，以至于，我会自愿地干尽可能多的修理活儿。

电工班的一个年轻电工，叫戴，文革开始前曾读过高中，它被认为是受教育最多的人。他是一个很棒的书法爱好者，他还能玩几种乐器。玩得很娴熟。我被他吸引，早晨的时候，我总是看见他背靠在电工宿舍的大门上，等着和我打招呼。我发现自己经常拜访他。早春的一天，在干完维修工作之后，我们靠在铸铁车间后面的草垛上来打发午饭中歇儿的时间，我们享受一年当中第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麻雀在我们的头上啁啾，它们在争抢稻草上残留下来的米粒。干草散发着阳光和泥土的芳香。我喜出望外的发现，戴和我一样也喜欢中国古典诗歌，我们可以像古代中国的诗人一样，运用同一韵律来为彼此作诗。在我这一代人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弄懂或者喜欢古典诗歌。那天下午，我们赶回去工作的时候已经非常晚了，但是，没有人批评我们，其他的电工只是朝我们微笑，笑容里面很有内容。

不久，在我们离开工厂，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数着分钟，急着要一起回去。我们寻找每一个机会来接近对方，摩挲对方的手指，感受亲近的激动，闻对方的味道，寻找理由被对方伤害，---或者逗笑---被对方闪烁其词的话语伤害或者逗笑。

然后，我开始听到闲话说，戴配不上我，这种不赞同部分是因为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我被认为是特别的人。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工厂里唯一的一个高干的后代，确实是这样，我是唯一一个大多数工人以前都不可能接触到的人。这里有很多关于高干子弟狂傲和被惯坏的故事。显然，我来得很令人惊奇，一些工人似乎觉得，工厂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我。

他们持这样的观点来反对戴，那就是，戴的父亲曾经变成国民党官员。曾经在劳改营劳改。工人们确信，我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不能因为和戴有关系而被“拖累到不幸”的境遇当中。

实际上，完全是出于偶然，戴的父亲才变成一个国民党员。1937年，他和两个朋友正在路上，他们要去延安加入共产党，抗击日本。他们都快到延安了，这时，他们被国民党的一个封锁哨给拦住了，国民党官员劝说他们加入国民党，而不要加入共产党。在两个朋友坚持要去延安的情况下，戴的父亲决定加入国民党，他想，加入哪支中国军队并不重要，只要它抗日就行了。当国内战争重新开战的时候，他和他的两个朋友站在了两个不同的对立面。1949年之后，他被送进了一个劳改营，而他的伙伴却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高级军官。

因为这个历史的意外事件，在工厂里，他被讥笑说，他来“缠”我，是不知道自己的地位，甚至说他是一个小爬虫。从他没精打采的脸上，从他的苦笑中，我能够察觉，他被这些讽刺的闲话给刺痛了，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我们只是通过我们诗歌的朦胧来暗示我们的感情。现在，他不再为我写诗了，他失去了他起初和我建立友谊时的那种自信。在私下里，他对我采取一种克制和憨实的态度。在公众场合，他试图抚慰那些不赞同他的人，他会很笨拙地试图向他们表示，他对我真的没有什么想法。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表现如此没有尊严，以至于，我会情不自禁的感到被激怒，而不是感到伤心。我在特权的环境中长大，我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尊严是一个奢侈物，对于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来说，尊严是很难获得的。我不欣赏戴的矛盾做法，也不欣赏这样的事实：他不能对我示爱，因为怕毁掉我。逐渐地，我们变得疏远了。

在我们相识的四个月当中，我们谁都没有提到“爱”这个词。我甚至，在内心，镇压着爱的感觉。人们永远也不能放飞自己，是因为考虑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家庭背景，家庭背景根深蒂固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上。像戴那样，被拴在“阶级敌人”的家庭背景之上，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潜意识的自省，我从未痴狂地爱过戴。

在这段时间里，我母亲停止服用可的松，她一直在接受中医治疗，治疗她的硬皮病。我们搜遍了农村市场来寻找为她开的处方中的稀奇古怪的药物成分---龟壳，蛇胆，和食蚁兽的鳞片。医生建议说，天气一转暖，她就应当去北京看顶级专家，既要治疗子宫出血，又要治疗硬皮病。作为部分对她遭受苦难的补偿，当局提出要给她派一个陪床的人。我母亲问，我是否可以去。

1972年四月，我们出发去了北京，我们和家里的朋友住在一起，现在，我们可以和这些朋友联系了。我母亲在北京和天津看了几个妇科专家，专家在她的子宫里诊断出一个良性肿瘤，建议她做子宫切除手术。同时，他们说，要是她好好休息，并保持乐观的话，她的出血可以得到控制。皮肤病专家认为，她的硬皮病可能是局部的，要是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不是致命的。我母亲听从了医生的建议，第二年，她做了子宫切除手术。硬皮病保持在局部。

我们拜访了我父母的很多朋友。我们去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在被平反昭雪。有的刚刚从监狱出来。茅台，还有其他宝贵的美酒在自由的流淌着，就像激动的眼泪。在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或更多成员因为文革而死了。一个老朋友的八十岁的老母亲从高处掉下来摔死了，那个高处是她不得不爬上去睡觉的地方，她的家人被从公寓驱赶出来。另一个朋友在看见我的时候，使劲儿地忍住眼泪。我和他提起他的女儿，他的女儿要是活着的话跟我同岁。她和她的学校一起被送到一个与西伯利亚交界的破地方。在那，她怀孕了。她吓坏了，就请一个小巷里的接生婆给出主意，接生婆在她腰间绑上麝香，让她从墙上跳下来，把孩子打掉。她因为大出血而死掉。悲剧的故事在每个家庭都发生过。但是，我们也谈论希望，我们盼望前面是更加快乐的时光。

一天，我们去看唐，唐是我父母的一个老朋友，他刚刚被从监狱放出来。他曾经是她从满洲里去四川那次长征的上司，他后来成为公安部里的一位局长。在文革开始的时候，他被指控是俄国间谍，因为曾经由他主管在毛泽东的住所安装磁带录音机---显然他是在执行命令。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被认为是如此珍贵，以至于，每句话都得被保存下来，但是，毛主席讲方言，他的秘书发现方言很难懂，有的时候，方言的录音带就被送到房间的外面去。1967年初的时候，唐被逮捕，被送到一个关顶级人物的特殊监狱，秦城，他戴了五年镣铐，他被独立关押。他的腿像火柴棍，然而，他臀部以上的身体却肿胀得了不得。他的妻子被强迫来批斗他，她把他们孩子的姓氏改成她的姓，以此来表明他们和他永远地断绝了关系。他们家里东西的大部分，包括他的衣服，在抄家中都被拿走了。因为林彪的倒台，唐的一个保护者，林彪的仇敌，重新掌权，唐被从监狱释放。她的妻子被从北方边界地区的营地召唤回来与他团聚。

在他被释放的那天，她给他带来了新衣服，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不应该只是带给我物质的东西，你应该带给我精神食粮（意思是毛主席的著作）。”唐在五年的独处时间里，除了毛主席著作，他什么也没有读过。当时，我住在他们家里，我看见他每天都在强迫他的家人读毛主席的文章，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从他的严肃表情里我感到最多的是悲剧，而不是滑稽。

在我们的拜访过去几个月之后，唐被派到南方监管一个港口的案子。长时间的监禁已经使他不适应指挥工作，不久，他得了心脏病。政府派了一架专机把他送进广州的一家医院。医院的电梯坏了，他坚持要走上四楼，因为，他认为，让人背着上楼违背共产党人的道德。他死在了手术台上。他的家人没有在他身边，因为，他留下话说，“他们不能中断他们的工作。”(待续)

四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5)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多年之后，她告诉我，当她看见我爬上卡车的时候，碗从她的手里掉了下来。但是，她还是跑到我们曾经坐的地方，仅仅是想搞清楚，我真地走了，尽管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爬上了卡车。在满是荒草的旷野中没有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在营地里四处溜达，似乎，她的神情恍惚，她感觉很空虚，很失落。

坐在卡车的后部被颠簸了好多个小时之后，我到达了我父亲的营地。营地在深山里，是一个强迫劳改的营地---一个古拉格。监狱的犯人在荒山里开垦出一片田地，他们在开垦出这片田地之后，又换一个地方，去开垦更加荒蛮的处女地，把这块儿比较熟稔土地留给在中国的惩罚等级中境况较好一级的犯人，留给那些被放逐的官员。营地非常大，它容纳了几千个前政府的职员。

从公路去我父亲的连队，我得走几个小时。当我踏上一个用绳子吊起的吊桥的时候，吊桥在山涧上晃动，我差点儿就失去平衡。有重载压在背上，尽管我很疲劳，我还是对大山惊艳的美感到惊奇。尽管才是早春，却满眼都是鲜艳的花朵，另外还有木棉树和木瓜树丛。当我最终到达我父亲的宿舍的时候，我看见一对花野鸡大摇大摆地走在开满鲜花的梨树、李树、和杏树之下。再过一两周，掉落的花瓣，粉的，白的，将掩埋这条土路。(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一年多后，当我第一眼见到我父亲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难过，他挑着扁担，担着满满两筐砖，正走进院子，他敞怀穿着一件蓝色上衣，他卷起的库管下露出一双精瘦的小腿，小腿上肌腱突出，被太阳炙烤过的脸上满是皱纹，头发几乎都变成了灰色。然后，他看到我。当我冲向他的时候，他放下挑子，因为激动，他的动作显得有些慌张。因为，中国的传统，父女之间不允许有过多身体接触，他告诉我，他用眼睛看到我，他有多么地高兴。他的眼神里全是爱，全是温柔，在他的眼神里，我还能看到，他经历磨难的痕迹。他年轻时的精力和火气已经被一种上了年纪的气质所取代，这种气质里有一种沉稳的暗示。然而，他还处在盛年，仅仅四十八岁。有一块东西哽咽住我的喉咙。我在他的眼神里搜寻着，搜寻那种我最怕见到的迹象，精神病复发。但是，他看上去很好。一个沉重的担子从我的心头卸了下来。

他和其他七个人共住一间房子，这七个人都是他部里的人。房子只有一个小窗户，所以门整天都开着，这样可以照进一些阳光来。房间里的人彼此很少说话，根本就没有人跟我打招呼。我立马儿就感觉到，这的气氛比我母亲的营地要严峻多了。原因是，这个营地处在四川革命委员会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也就直接处在婷夫妇的直接控制之下。在院子的墙壁上，仍然有一层一层的大字报和标语，上面写着“打到谁谁谁，”或者“铲除谁谁谁 ，”残破的锄头和铁锹就立在这些大字报和标语的旁边。就像我不久之后发现的那样，我父亲在一整天的艰苦劳作之后，在晚上，他依然被频繁地揪到批斗会上。因为，走出营地的一个方法就是被邀请回到革命委员会工作，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取悦婷夫妇，一些造反派彼此竞争，来展示他们的狠劲儿，我父亲自然也就成了他们的受害者。

他不被允许进入厨房。因为，作为一个“反对毛主席的犯人，”他被断言是如此地危险，以致于，他可能在食品里下毒。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人会相信这一点。重要的是要侮辱他。

我父亲以极大的勇气来面对这种侮辱和其他的残酷事情。仅仅有一次，他允许自己将愤怒表现出来。他刚来营地的时候，他被命令戴上一个白色的袖标，白色袖标上写着黑色的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他奋力推开袖标，从牙缝里滋出话来说，“来吧，打死我吧，我是不会戴这个的！”造反派退缩了。他们知道，他是当真的，---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杀死他的命令。

在这里，在营地，婷夫妇可以向他们的敌人复仇。在这些敌人当中有一个人，在1962年的时候曾经参与调查过他们。在1949年之前，他做地下党工作，他曾经被国民党监禁，并被用刑，残酷的刑罚摧毁了他的健康，在营地，不久，他就病得非常严重了，但是，他还得继续干活，哪怕一天假也得不到。因为他干活慢，他被命令晚上也要干活，来弥补耽误的活儿。大字报斗争他，说他懒惰。我看见的其中一张大字报，是以这样的话来开头的：“同志们，你们注意到这个长着讨厌面孔的丑八怪，活骷髅了吗？”在西昌无情的阳光之下，他的皮肤被烤焦并且萎缩，大块大块地掉皮。而且，他被饿得没了人样：他的胃有三分之二都被切除了。每顿饭只能消化很小一部分食物。因为他不能像需要的那样吃很多次饭，他永远都处在饥饿的状态之下。一天，他饿极了，他走进厨房，找了点儿咸菜汤喝。他被指控企图往食品里下毒。他知道，他就要倒下来了，他给营地当局写信说，他要死了，请求别再让他干重活儿。对此，唯一的回答就是恶毒的大字报攻击。在这之后，不久，在骄阳之下，他干撒粪这活儿的时候，昏倒在田地里。他被送到营地医院，第二天，他就死了。没有家人守在他的灵床前。他的妻子是自杀死的。

在干校里受罪的不光只是走资派，那些与国民党有任何关系的人，不管关系有多么遥远，任何因为坏运气而和国民党扯上关系的人都成了一些人报私仇的目标，或者是嫉妒的目标---即使是那些不成功的造反派头目---在营地里都大量死亡。很多人跳进在山谷谷底咆哮的大河里。这条河被称作安宁河。在死寂的深夜，河水咆哮的回声传出去好几英里，这令犯人们脊骨发凉，他们说，这声音听上去就像鬼在哭泣。

在听了这些自杀的事情之后，我的决心就更坚定了，我把帮助我父亲减压当做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减轻他精神和身体上的压力。我要让他觉得生活是值得过的，让他觉得人们是爱他的。在他的批斗会上，现在，这些批斗会大部分都是非暴力的，当同狱的犯人出完气后，我会坐在他能看到我的地方，这样，因为有我和他在一起，他就会觉得，他又重新得到了肯定。批斗会一结束，我们爷俩会一起独自离开。我会跟他说一些令人振奋的事情，让他忘掉批斗会的丑陋，我会给他按摩头，脖子，和肩膀，他就会给我背诵经典诗歌。白天，我帮他干活儿，这些活儿，当然了，都是最累最脏的活儿。有的时候，我会替他挑担子，担子重量超过一百磅。我尽力地向他表示我没事人儿一样的表情，尽管，在这个重量之下，我几乎都不能站稳。

我在那呆了三个多月，当局允许我在食堂吃饭，给了我一张床，让我和另外五位妇女住在同一个房间。她们只是简短而冷淡的和我说话，要是她们还和我说话的话。同狱的犯人，每当他们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表现出一种敌意，我只当没有看到她们。但是，这里也有善良的人们，或者，他们为表现他们的善意而争先恐后。

其中一位是一个快三十岁的男人，他长着一张敏感的脸，长着一副大耳朵。他的名字叫杨，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文化革命之前，他来到我父亲的部工作。他是我父亲所属的那个“站队”的“司令。”尽管，他必须得分配给我父亲最累的活干，但是，无论什么时候他可以做到的话，他就会不显山不露水的减轻我父亲的担子。在和他的一次简短谈话中，我告诉他，我不能用我带来的食品做饭，因为没有煤油，我没法点起我的小炉子。

几天之后，杨面无表情地从我身边溜达过去。我感觉有一样金属的东西被塞进了我的手里：这是一个小炉子，高大约八英寸，直径四英寸。炉子是他自己做出来的。这个炉子烧纸球，纸球用废报纸搓成---现在，报纸可以撕了，因为，毛泽东的肖像从报纸页面上消失了。（毛泽东自己停止这样做了，因为，他认为，他的目的---“要极大地，特别地建立”他的“绝对最高权威”---已经实现了，继续这样做反而会导致过而不及。）在小炉子的蓝色和橘红色的火焰上，我做出来的饭菜要远比营地的饭菜高级。当喷香的蒸汽从锅里冒出来的时候，我能看到，我父亲的七个室友都在情不自禁地吧嗒他们的嘴巴。我很懊悔，我不能给杨弄任何一点饭菜吃，要是他的好斗的同事听到风声的话，我们两个就都会遇到麻烦。

就是因为有杨和其他一些和他一样体面的人，我父亲才被允许接待他的孩子的来访，也是杨，在雨天的时候，允许我父亲离开营房，这也是他的唯一的假日，因为，不像其他的犯人，他在星期天也得干活，就像我的母亲。雨一停下来，我父亲和我就会走进森林，在松树下面采野蘑菇，或者，找野豌豆，回到营地，我们把野蘑菇，野豌豆和鸭肉罐头炖在一起，我们会享受一顿天赐的饭菜。

晚饭之后，我们经常会溜达到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我管这个地方叫我的“动物学花园”---一些奇妙形状的石头堆在林间空地上。看上去，他们就像一群怪诞的动物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之下。其中的一些石头有空洞，空洞能够容下我们的身体，我们会在这里休息，悠闲地欣赏远处的风景。从我们这里下坡是一排巨大的木棉树。木棉无叶的，猩红色的花朵，比木兰的花还要大，直接从赤裸的黑色树枝上长出来，所有树枝都毫不妥协地向上生长。我在营地的那几个月里，我观察了这些巨大花朵的开花过程，黑色的树杈映衬着一大团朱红的花朵。然后，它们会结果子，果子和无花果一样大，果子炸开，会崩放出丝毛，丝毛漫山遍野的绽放，恰如暖风吹动如羽的雪花，木棉树的那边儿是安宁河，安宁河的那边儿是绵延的大山。

一天，当我们在我们的“动物学花园”里放松的时候。一个农民从我们身边走过，他长得那么疙疙瘩瘩，那么矮，以至于，他吓了我一跳。我父亲告诉我说，在这个闭塞的地区，近亲结婚非常普遍，然后，他说，“在这些大山里，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这是一个如此漂亮的地方，这里有着丰富的潜在资源。我愿意来这里，住在这里，来管理一个公社，或者也许是一个生产大队，做一些实际工作，一些有用的工作。或者，也许就做一个普通农民。当官，我早就厌烦了。要是我们家能来这里，享受农民的简单生活该多好呀。”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一个急着想工作，精力充沛，又有才干的男人的挫败感。我还看到，一个中国学者的传统的田园梦想因为官宦生涯而破灭，最重要的是，我看到，换一种活法，对我父亲来说，已经是一种幻想，想法很奇妙，但却没法实现，因为，你一旦成为一名共产党官员，你就没有了其他的选择。

我到营地去过三次，每次都要呆上几个月。我的兄弟姐妹也是一样，这样，就总有温暖围绕在我父亲身边。他经常骄傲地说，他是营地嫉妒的对象，因为，没有一个其他的人从他们的孩子那里得到这么多陪伴。确实是这样，几乎没有什么人有什么访客：文革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野蛮化了，文革还离间了无数个家庭。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家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我的兄弟小黑，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曾经被我父亲打过，现在，他逐渐地爱上了他。他第一次去营地的时候，他和我父亲不得不睡在一张单人床上，因为，营地的头儿嫉妒我父亲有这么多家人的陪伴。为了让我父亲夜里睡好，---这对他的精神状况尤为重要---小黑从来都不允许自己熟睡，以避免，他伸胳膊伸腿搅扰到他。

从我父亲的角度来说，他责备自己曾经对小黑那么严厉，他会拍打自己的头，说道歉的话。“这似乎难以想象，我怎么会使那么大劲打你，我对你太严厉了，”他会这样说。“我一直在想过去的事情，想得很多，对你，我感到很强的负罪感。有趣的是，文革倒把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营地的饭菜主要是煮圆白菜，因为缺少蛋白质，让人觉得总是很饿。每一个吃肉的日期都是人们热切盼望的日子，大家以几乎是狂欢的气氛来庆祝吃肉的日子。即使是那些最好斗的造反派似乎也有了一点儿幽默。在这样的场合下，我父亲会从他的碗里夹肉，强行放到他的孩子的碗里。这里总会有一种碗筷之间的战争。

我父亲总是处在一种懊悔的状态当中。他告诉我，他是怎样不邀请我姥姥出席他的婚礼的。他告诉我，在我姥姥到达宜宾刚刚一个月后，他就把她送上回满洲里的危险旅程。好多次，我听见他责备他自己没有对他自己的母亲表现出足够的钟爱，他责备自己是那么的僵化，以至于，甚至她的葬礼，也没有人告诉他。他会摇头说：“现在忒晚了！”他还责备自己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对待他妹妹俊英的态度，当时他试图劝说她放弃她的佛教信仰，甚至让她，一个虔诚的食素者，吃肉。

1970年，俊英姑姑去世。她的麻痹逐渐进犯到她的全身，她不能得到很好地治疗。她在非常安静的状态下死去，安静得就像她活着时展示给人们的安静性格一样。我的家人没有把她去世的消息告诉我父亲。我们都知道，他爱她有多深，他敬她有多重。

那个秋天，我的兄弟小黑和小芳正和我父亲呆在一起。一天，吃完晚饭后，他们正在散步，八岁大的小芳说漏了嘴，她说出了俊英姑姑去世的消息。突然，我父亲的脸色就变了，他站着不动，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看上去非常茫然。然后，他走到路边，泄气地蹲在地上，用双手捂住脸。因为抽泣，他的肩膀在颤动。从来没看见我父亲哭过，我的兄弟们都傻眼了。

1971年初的时候，有消息传出来说，婷夫妇被解职了。对我父母来说，特别是对我父亲来说，他们的生活有了一些改善，他们开始有星期天了，开始干轻松一点儿的活了。别的被监禁的人开始和我父亲说话了，尽管还是很冷淡。情况真地发生了变化，证据是，在1971年初的时候，一个新的犯人来到了营地---邵夫人，过去折磨我父亲的人，她和婷夫妇一起丢人了。然后，我母亲被允许和我父亲呆两周时间---好几年过去了，这是第一次机会，他们呆在一起，事实上，这甚至是第一次，他们彼此能看上一眼。两年多以前，在一个冬天的早晨，在成都的大街上，我父亲离开成都去营地。

但是我父母的苦难还远没有结束。文化革命在继续进行。婷夫妇不是因为他们做的所有恶事而被清洗的，而是因为他们受到毛泽东的怀疑，因为他们和陈伯达过往密切，陈伯达是文革领导小组的其中一个头目，他已经冒犯了毛泽东。在这次清洗中，又产生了更多的受害者，陈茂，婷夫妇的助手，他曾经帮助从狱中保释我父亲，自杀了。

1971年夏的一天，我母亲子宫出血严重；她昏死过去，不得不被送进医院，我父亲不被允许去看她，尽管他们都在西昌。当她的情况稳定下来后，她被允许回成都治疗。在那，她的出血最终被止住了；但是，医生发现，她已经染上了一种皮肤病，这种病叫硬皮病。她右耳后面的一块皮肤已经变硬，并且开始萎缩，她的右脸颊变得已经明显地小于左脸颊，她右耳正在失去听力。她脖子的右侧变僵硬，她右手和右臂僵硬麻木。皮肤病医生告诉她，皮肤的僵硬最终会扩散到内脏器官的僵硬，要是这样的话，用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她就会萎缩，死掉。他们说，对此西药也没有什么办法。所有他们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使用可的松，她吃可的松药片，并在脖子上注射针剂。

我正在营地，和我父亲在一起，这时，我母亲来信了，告诉了我们她的消息。立马儿，我父亲就去请求批准回家看她。杨非常有同情心，但是，营地当局拒绝了。我父亲在整整一院子的同狱犯人面前放声大哭。来自我父亲部里的人被吓了一大跳。他们都把我父亲看做“铁人。”第二天早晨很早的时候，他去了邮局，在邮局外面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邮局开门。他给我母亲发了一个三页纸的电报。电报开头是：“请接受我的道歉，道歉来的太晚了，花了一生的时间。是我对你有罪，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我不是一位体面的丈夫。请你好起来，再给我一次机会。”

1971年10月25号，眼镜来德阳看我，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林彪死了。在他的工厂，眼镜被正式告知，林彪企图暗杀毛泽东，没有成功，他企图逃到苏联，他的飞机摔落在蒙古境内。

林彪的死布满疑云。他的死和一年前陈伯达的倒台有关。毛泽东对他们两人都产生了怀疑，他们在过分神化他的路途上都走得忒远了。他们这样做，他怀疑，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他们把他抬上天，给他抽象的荣耀，而剥夺他世俗的权力。毛泽东特别嗅出了林彪，他的继任者的阴谋，林彪就像后来的一个顺口溜说的那样，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而闻名。毛泽东断定，林彪，按照排队，是下一个要登上皇位的人，注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甭管是毛泽东，还是林彪，或者两人都，在采取行动来拯救他们的权力和生命。

之后不久，公社向我们村子传达了这一事件的官方版本。这个消息对农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甚至几乎不知道林彪的名字，但是，得到这一消息，我却暗自高兴。在我的内心里，我还不能够挑战毛泽东，我把文革怪罪在林彪身上。他和毛泽东之间的赫然分裂意味着，我想，毛泽东已经否定了文革，他将结束所有的苦难和破坏。林彪的死亡，从另一个角度，又一次印证了我对毛泽东的信念。很多人都和我一样持乐观态度，因为，有迹象表明，文革将被颠倒过来。几乎立马儿，就有一些走资派被平反昭雪，从营地里释放出来。

我父亲被告知林彪的消息是在十一月中旬。立马儿，偶尔才有的笑容出现在造反派的脸上。在会议上，他被请求坐下，这在以前是没有先例的，他被请求“揭发叶群”---林彪夫人，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叶群是他的同事。我父亲什么也没有说。

但是，尽管他的同事正在平反昭雪，一批一批地离开营地，营地司令却告诉我父亲说：“不要指望你现在就能逃脱惩罚。”他对毛泽东的冒犯被认为是特别严重的事件。

因为他挨打挨了多年，接下来，又在严酷环境下干累活，他处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精神和身体的双重压力之下，--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在差不多五年的时间里，为了能让自己安稳下来，他一直在大剂量的服用安眠药。有的时候，他服用二十倍的平常剂量，这样，就损坏了他的循环系统。他感觉身体的某些部位一直在剧烈疼痛；他开始咳血，经常会喘不上气儿来，还会伴有严重的晕眩。在五十岁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一个七十岁的人。营地的医生总是给他冷脸看，非常不耐烦的给他开更大剂量的安眠药；他们拒绝给他做检查，或者，甚至拒绝听他讲病情，每次去过诊所之后，都要听造反派吼叫着给他上课：“甭指望，靠装病，你就可以逃脱惩罚！”

1971年底的时候，金明在营地里。他是那么地担心我父亲，以至于，他在营地里一直待到1972年的春天。然后，他接到一封他的生产队来的信，生产队命令他立马儿回去，要不然的话，在秋收的时候，他就不能分到任何粮食。他离开的那天，我父亲陪他到火车站---一条铁路已经修到了米易，因为战略性的工业已经迁到了西昌。走了很长时间的路，他们两个却都保持沉默。然后，父亲突然犯病，喘不上气来，金明只得帮助他在路边坐下。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在挣扎着喘气。然后，金明听见他长叹气说，“看起来好像我没有多长时间好活了。生命似乎就是一场梦。”金明还从没听他说过死。他很吃惊，他想安慰他。但是，父亲缓慢的说，“我问过我自己，我是否怕死。我认为我不怕。我的生命就像现在这样，很糟糕。而且，看上去似乎没有一个了结。有的时候，我感觉很虚弱：我站在安宁河边，我在想，仅仅一跳，我就可以让生命了结。然后，我告诉自己，决不能那样。要是没被澄清，我就死了，对你们大家来说，就会有没完没了的麻烦-----最近，我一直想得很多。我的童年生活很艰苦，社会充满不公。就是为了追求一个公平的社会，我加入了共产党。这么多年来，我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这对人民，就像对我一样，又有什么益处呢？为什么我到最终的结果却是毁掉我的家庭呢？信仰因果报应的人说，如果结果不好，就一定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我一直使劲儿在想我一生中做过的事情。我曾经下命令正法过一些人-----”

父亲继续对金明讲他签署的那些死刑判决，讲在朝阳土改时恶霸的名字和他们的故事，讲宜宾的土匪头子。“但是，这些人犯下了那么多罪恶，以至于，就是上帝自己也会将他们灭掉的。那么，到底我做了什么错事，让我得到这样的结果？”

在经过长时间的停顿之后，父亲说，“要是我像这样死了，就别再信仰共产党了。”

（待续）

本文标题：野天鹅-野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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