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朱军:父亲的爱是永远的记忆

朱军，1964年出生，甘肃兰州人，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节目主持人，《艺术人生》节目制作人。1981年参军，1985年进入甘肃省曲艺团，1988年进入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1991年进入甘肃电视台，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他主持多年来获奖无数，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中唯一一位登上中国最高哨所——红其拉甫哨所的主持人，也是央视唯一一位参加过国庆阅兵的主持人。

“两个小馒头，饱含着父亲对我的爱”
朱军的父亲是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一名单簧管演奏员。童年时期的朱军，家中人口众多，“我家兄妹7人，父亲、母亲，再加上舅舅和外婆，总共11口人”，而唯一的收入仅仅靠父亲100多块钱的工资。可想而知，养家糊口对于父亲来说是沉重的负担。
在朱军的记忆里，父亲经常演出到很晚。常常有一些晚上，演出回来的父亲，会把他从梦中叫醒，然后掏出用手绢裹着的两个雪白喷香的小馒头。这时，本来睡得迷迷糊糊的小朱军会被馒头散发出的麦香味儿馋得胃口大开。在父亲的轻声催促下，小朱军嘴一张，两个小馒头很快就进了肚，根本没品出什么滋味，就又继续睡自己的觉了。
后来，朱军才知道，那是父亲演出时发的补助，因为演出结束很晚，所以发两个小馒头作为夜餐。可是，父亲却从不舍得吃，总是省下来，带回家给孩子吃。而父亲自己忍着饥饿演出。有时候，父亲还会带面包回来，一片一片地分给孩子们，自己舍不得吃一口。出差在外，有了好吃的东西，哪怕是一点香肠，无论多远，他都会带回家来，让孩子们吃。
朱军曾在《朱军，时刻准备着》一书中回忆道：“当我长大后，也成了部队里的一名文艺兵，吹了一晚上单簧管后，饿得前心贴后背，部队的夜宵也是小馒头，我一口气吃10个还觉得饿。吃着吃着，我就会想起父亲自己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小馒头，突然一下子就会泪流满面。两个小馒头呀，饱含着父亲对我的爱。”
父亲的信任和理解，让我把握自己的世界
1981年，朱军入伍兰州军区，父亲很高兴，他很渴望有个孩子能继承他的戎马生涯。然而入伍不久，朱军就做了一件令父亲不高兴的事。
那时，朱军所在部队驻扎在海拔1700多米的地方。3月份，部队要求他们在冰冻三尺的高原上挖坑种树。对于劳动，朱军心甘情愿，然而自小得了阑尾脓肿的朱军在冰天雪地里一折腾，旧病又复发了，疼得他数九寒天直冒汗。“我去化验3次，血象都是8000，属于正常范围，没有请假的理由，但我确实很疼，就在手写的化验单上做了手脚，将8000改为18000。这一下引起了大夫的重视。大夫给我做了手术，发现阑尾周围的器官粘连在一起。尽管找到了我疼痛的病因，进行了治疗，但是大夫对我18000的血象依然表示怀疑。”
疼痛一消失，朱军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窜改化验结果是错误的，于是他立即向指导员说明了真相，接受了严厉批评。父亲听说了这事，来到部队，正在医院躺着的朱军听说父亲来了心里十分害怕。“小时候捡个东西回家就会挨揍，这回犯这么大的错误，父亲会怎么惩罚我呢？”然而令朱军出乎意料的是，父亲(www.61k.com）竟连一句批评也没有。
“他和蔼地坐在我床边，和我聊着军队里的事情。根本没提我犯错误的事情。但是我的心里却很难过。父亲站起来要走时，我突然哭着说：‘爸，我错了，我错了……’父亲笑笑：‘这件事不能全怪你，但毕竟你是错了，不过，爸是来看你的，不是来批评你的。你能认识到错误，爸很高兴，相信你以后不会做这样的事了。’”
虽然没有一句责怪，但父亲的一番话让朱军在心里铭记一生。父亲的理解和信任是朱军成长中最好的礼物。
“朱军十分敬业！”一个熟悉朱军的朋友这样评价他。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短短几年里，朱军走戈壁、爬雪山、趟大漠，足迹遍布军营和西北各地，为广大官兵和百姓演出500多场次，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1985年，退役的朱军成为甘肃省歌舞团的一名演员。1994年，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30岁的朱军毅然决然来到北京，当起了大龄“北漂”，并如愿进入中央电视台当起了主持人。
“我当兵、退伍转业、当主持人、闯北京，每次人生重大的选择，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父亲都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朱军深深记得父亲对自己说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朱军很庆幸有这样一位理解、信任自己的父亲，能把全部的世界交由自己去掌握。
经过在中央电视台几年的“打磨”，朱军日渐成熟起来。从1995年开始，除继续主持《东西南北中》栏目外，中央电视台的所有大型晚会和演出活动，都由他担纲主持。
1996年，朱军第一次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我问父亲感觉怎么样，父亲淡淡地给了两个字：‘还行’。‘还行’既代表着父亲对我的认可和鼓励，也代表了父亲对我的更高要求。”
朱军的勤奋与敬业是有目共睹的，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近20年的时间里，他取得了无数骄人成绩。2002年、2005年、2006年、2007年，朱军都获得中央电视台“十佳播音员主持人”称号。2010年，他获评中国电视主持人30年年度风云人物，同年又获得“南方人物周刊魅力50人”亲和之魅奖。
无尽的思念 永远的痛
1999年，兰州大学举办90周年校庆庆典活动，作为校友的朱军被邀请去做主持人。好久没有见到父亲的他在兰州大学商量好节目安排后，就兴冲冲赶回了家。舟车劳顿加上归心似箭，一不小心，将晚会的串联稿落在出租车上。不曾想，父亲那天却不搭理朱军，只是不断地说：“你是来工作的，怎么可以借机回家？兰大百年校庆是多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好好背台词跑回家里来？”
尤其听说朱军还把稿子落在出租车上，父亲非常生气，命令他立刻返回兰大，认真准备晚上的节目。知道自己说服不了父亲，无可奈何的朱军只好赶回兰大。“我太清楚父亲做事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我怎样胸有成竹都要认真准备，晚会上一个磕巴都不许打，否则在父亲看来就是犯下弥天大罪！”
后来朱军听母亲说，那天自己走后，父亲哭了好长时间。朱军知道父亲很想多和自己说说话，可是怕影响自己工作的他宁愿自己孤独地承受一切。“每年他过寿诞，我都因工作而无法回家，我总想打电话向父亲表示歉意，然而，我还没说歉意的话，父亲却先说了一大通让我安心工作的话。”
兰大百年校庆结束后，朱军回家已是半夜，他不忍打扰已经入睡的父亲。第二天早晨起床后，和父亲说了一会儿话，朱军又忙着赶飞机回北京。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和父亲的这一别竟成了永别。
一个月后的一个下午，朱军接到大哥电话，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他立即买票赶回兰州。原来父亲3天前就因突发脑出血而一直昏迷不醒。等到朱军赶到医院，只听见医生轻声说：“对不起，准备后事吧。”听到医生的话，朱军扑到父亲床前，趴在父亲耳边一遍遍呼唤：“爸爸，我回来了，你的儿子回来了……”
然而父亲还是走了，走得很安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朱军知道父亲放心了，因为他的7个儿女都走上了人生的正道，他没有遗憾。这一刻，朱军终于知道了什么叫做生死离别。
父亲的离去对朱军来说是那么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我从来没听家人说过父亲生病的话。我哭着问大哥，才知道，每一次父亲生病，他都会严厉地要求家人谁也不能告诉我。”父亲去世后，哥哥告诉朱军，在父亲去世前的那两年，父亲曾经6次患脑出血、3次患脑梗死，因为抢救及时，9次都顺利脱险。哥哥对朱军说：“爸妈对你一直守口如瓶，每一次爸爸患病，他都要求全家人谁也不准跟你说，他怕影响你工作。”听完哥哥的话，朱军泪流满面。
父亲走了，留给朱军的是无尽的思念。他常常会在梦里梦见父亲，梦见父亲叫醒睡得迷迷糊糊的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两个雪白喷香的小馒头……

二 : 父亲永远是座山

父亲永远是座山

调兵山市第三小[www.61k.com)学 李丽贤

小的时候，记忆中父亲是村里赫赫有名的人。身材高大，英俊挺拔。村里人都称他“大个儿”。父亲思维敏捷，很健谈。为人忠厚善良，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又是一副热心肠，所以在村里人缘好极了。没有人说他一个“不”字。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父亲总是那个张罗事的人。父亲酷爱打鱼，是村里有名的“钓鱼郎”。每到夏天，父亲就拎上自己织的渔网到房后的河里打鱼。同样一起去的几个人，父亲打的鱼总是最多的。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吃鱼，正因为父亲有这个爱好，小的时候，我们没少享用各种鱼的美味。经常看到邻家的孩子投来羡慕的眼光。父亲是养牛的高手，特别是擅长接生牛犊，乡亲们在养牛初期，都要向父亲请教，并且在母牛生小牛的时候找父亲帮照看。无论谁家，无论天有多晚，父亲总是要看着小牛平安出生才回家。我们的小耳朵里总是听到别人对父亲的称赞，都以父亲为骄傲，并且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

上中学的时候，家离学校十里地，要骑自行车上学，家里条件艰苦，我没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就跟妹妹骑一辆二手的旧自行车，自行车本来就是旧的，又要驮上两个人，三天两头就坏了，不是没气了，就是脚蹬子不转了......每当这个时候，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跟父亲说“车子又坏了”。于是父亲就赶紧修理自行车，他把这事当成第一要事。那时候父亲修理自行车的技术很纯熟，特别是扒下自行车的里胎找到漏气的地方，再粘上，就修好了。自行车就能正常运转几天，再坏了就让父亲再修。遇上阴雨天，我们乡下道路泥泞，那路就不能骑自行车了，那怎么办呢？父亲就扛起自行车，走上一里地的路，把我们送上乡道，乡道是砂石路，我和妹妹就轮换着骑上自行车飞快地上学去了。那时，从来都觉得父亲是一座山，我们可以无忧无虑地依靠。

上中师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想家是自然的，经常哭的一塌糊涂，于是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就说如何想家，惦记生病的妈妈。很快就收到父亲的回信。父亲在信中说“你妈妈有我的照顾，你不用惦记。想家是人之常情，但要是因为想家而影响了学习，那是没出息的表现。很快就要放假回家了，希望你不要因为想家而哭，更不要因为想家而影响了学习。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我很快就振作起来。父亲的话时时响在耳边。

小时候记忆中的父亲是无所不能的。

结婚以后，我离开了生我的小村子，嫁到了小城市。一天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病了：呕吐，说话口齿不清。我接到电话，赶紧打上出租车接父亲来医院看病。检查后得知父亲患的是心肌梗塞，脑血栓。我一下子就懵了，很久不能回过神来。老公把我拉到一边，说我们赶紧准备给父亲做手术的事。父亲需要做心脏支架手术。于是我们姊妹三人轮流照顾着父亲。父亲很快就康复出院了。出院后父亲住在我家，我和爱人边上班边照顾父亲。但是生病以后父亲像变了一个人：神情不再睿智，也没有了往日的微笑，更不爱说话了。我突然感到父亲老了，真的需要我们照顾了。

在农村老家，我们子女都不在他身边，很多农活都不能自己做了。于是我们姊妹商量后，卖掉了老家的房子，搬到了我所在的城市，买了楼房。妈妈精心照顾，再加上恰当用药，父亲的病控制住了。慢慢地，走路恢复得正常了，就是右侧的胳膊不听使唤。父亲在我身边，我便于照顾。于是我和老公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找回父亲逝去的从前。我为父亲买了两个健手球，让父亲锻炼他的臂力。有时间带他到小区的健身器材旁跟他一起健身。父亲是一个“烟民”，每天要吸上两盒烟，对恢复他的病情是不利的。妈妈总是把他的烟藏起来，可是这不是个好办法，他不高兴。于是每到下班的时候，我都要先到父母那里去，多跟父亲聊聊他的从前，找回他的快乐。于是我跟他谈起我们小的时候，父亲能打鱼被村里人称作“钓鱼郎”的事，为我和妹妹修理的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的事、为村民们接生牛犊的事......渐渐地，父亲的笑容重现在脸上。父亲开始爱说话了。烟量也渐渐减少了，还跟邻居一些年龄相仿的老人一起结伴散步，打打扑克，每天过的都很充实。现在还能接送上小学四年级的孙子上下学呢！有时候，父亲会把母亲煮好的刚出锅的饺子给我送到我家里，那情景真让人感到温暖。父亲节的时候，我和老公带上父母，到山上的公园转一转，下山正值中午，又带他们下顿馆子，吃饱喝好了，美美回家睡上一大觉。外地的弟弟妹妹也特意赶回来给父亲过节，这是父亲来到城市后过的第一个父亲节，父亲很激动。看到父亲每天乐呵呵地，我比什么都高兴。

虽然，时光不能倒流，父亲永远也回不到从前的那个样子了，但父亲在儿女心中依然是一座山。

三 : 仁吉旺姆：父亲是我一个永远的目标

——访十世班禅大师的女儿——文/李菁

1957年，十世班禅大师在日喀则

不仔细找，很难发现隐没在北京东总布胡同一群普通民宅中十世班禅大师的家。进了那扇铁门，宽敞的院中央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三层小楼。“先上去拜一拜吧!”曾在十世班禅身边多年的一位藏族工作人员，一直谦和地微笑着。三楼是专门为已圆寂多年的十世班禅设置的纪念堂，我们熟悉的班禅大师的那张画像，就在阵阵诵经声和氤氲香烟包围中。转过正中间，摆放着班禅与妻子结婚周年的纪念照，提示着这位经历过历史沧桑的班禅大师的特别之处。

“公主”仁吉

“班禅转世600多年了，就这么一个女儿……”6月10日下午，在将记者带进会客厅等候时，工作人员这样轻轻说了一句，它恰如其分地揭示了马上要到来的“主角”非同一般的身份。
再过几天就满23岁的尧西"班"仁吉旺姆穿着藏装走进房间，礼貌地寒暄后，便端坐在客厅最中间那幅巨大的雪域高山油画下，那不是一个属于家庭环境下舒服而自然的坐姿，但却是绝对标准的“外交”姿态。桌前放着仁古手写的几页纸，大约足提醒自己采访中要表达的一些话，也许从很早开始，仁吉就要开始学会习惯这样的角色与场合。
1983年，仁吉出年于北京，她的全名叫尧西"班"仁吉旺姆，是父亲——十世班禅为她取的，密宗含义是：智慧的圣母。“我小时候非常胖，像40岁以后的父亲，就是他给内地大多数人的印象。”高挑、消瘦的仁吉说现在的自己更像40岁以前的父亲。
也许从出生那刻起，这个生命便注定与众不同。“我从小身边工作人员非常多，有四五十人。带我长大的，是父亲所在的扎什伦布寺的喇嘛。所以我从小就是和喇嘛、活佛一起长大的。我小时候专门有6个工作人员带我，有的是开车的，有的是陪我玩的，还有专门拿锅碗瓢盆的或者尿布和痰盂的，所以从小就从没孤单过。”
仁吉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班禅每天早上5点起床念晨经时，工作人员把小仁吉放在父亲腿上，“父亲比较胖，他盘腿坐着的时候，比较大。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在他的念经声中长大的”。
在父亲呵护下成长的仁吉无疑是位幸福的公主。周一至周五住在城里，周末时一家会去西山的另一个家，那里养了很多小牛、小马等。父亲会陪小仁吉给小动物取名字，藏名、汉名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不管去哪里，离家前，他总会在我额头、两颊左亲右亲一共五下，回来时候也这样，这并不是一个藏式的仪式，这是父亲对我的爱。”
可惜这样温暖的场面永远停留在了仁吉5岁半的记忆里。不过虽然失去了父亲，仁吉在北京的童年也算富足而快乐。1991年她上了学，小学同学大部分都知道她的身份，“同学们对我都非常好，唯一不习惯的就是我名字太长，他们叫得不习惯。正好我从小学一年级就是班长，又姓‘班’，所以他们干脆就喊我‘班长’。老师后来也学着这样，直到现在他们看见我还喊‘班长’”。
班禅去世时，仁吉的母亲才31岁。把仁吉培养成人，就成了母亲此后生活的全部重心。小学毕业后，母亲决定送仁吉到美国读书。那一年只有13岁的仁吉投奔到也是刚在美国落脚不久的母亲的五姨家里。一家人生活在黑人较多的布鲁克林区，语言不通，生活条件一下子也今非昔比，仁吉感觉一下子从天堂掉到地狱，她甚至学会了和试图欺负自己的黑人孩子打架，“不是不适应，是非常不适应”。而在国内，仁吉后来听工作人员说，她去美国的半年多，母亲的眼睛还是肿的。
纽约生活使仁吉的外形也有了很大变化，不但个头一下子迅速蹿到了1.7米左右，体重也从原来的120多斤掉到100斤左右。几个月后，母亲到美国来看她，仁吉在机场看见母亲，冲她大喊了一声，但母亲竟没认出她来，仁吉又喊了一声，直到第三次冲上去拍着母亲肩膀，母亲才认出眼前这个瘦瘦高高的女孩竟就是自己的女儿。
几个月后，仁吉告别纽约，来到洛杉矶。
“在洛杉矶，我上的是一个私立的国际学校，从初中到高中一共不到150人。大家都是从不同国家来的，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大部分人都知道我的身份。刚开始可能比较好奇，尤其是这几年藏文化在国际上比较热，时间长了，大家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在这所贵族学校里，仁吉的同学有来自日本索尼家族、韩国三星家族的，还有一些中东石油大亨的孩子。
母亲为仁吉找的监护人是好莱坞大名鼎鼎的动作明星斯蒂夫"辛格，因为他是位藏传佛教信徒。每周末斯蒂夫"辛格都会来学校接她。“他在美国是偶像级人物，他来接我，我当然也很有面子。”仁吉笑着说。最重要的是，他给了仁吉一个家的感觉，“他有6个孩子，跟我年龄差不多，可以跟我一起玩”。斯蒂夫"辛格住在有名的比佛利山庄，经常组织party，仁吉说，只要那些叫得出名字的明星，她都见过。从14岁长到19岁，“我也算是在好莱坞长大的孩子”，所以大学毕业后，仁吉还接到不少好莱坞导演找其拍戏的邀请。
“我从小就有很明确的目标——继承父亲的遗志，长大后为藏区做点事情。正好去年阿妈啦转达锦涛叔叔和延东阿姨(统战部部长刘延东)的意愿，希望我回国。所以我把别的机会，像一些基金会、‘哥大’、‘牛津’等等，全都放弃了。”去年8月，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政治系的仁吉回到北京。

尧西·班·仁吉旺姆

父亲班禅

仁吉第一次的西藏之行，竟就是与父亲的诀别。
1989年1月28日，正在上幼儿园的仁吉被匆匆接走，跟母亲一起从北京坐专机到拉萨、又从拉萨坐直升机到日喀则，“当时只是说父亲身体不舒服，消息还是封锁的”，看到身边很多人都在哭，有些人甚至晕厥过去，5岁半的小仁吉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看到爸啦特别高兴，因为他去西藏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他当时是躺着的，我蹦蹦跳跳地跑去跟他说话，但他不理我，我又说话他还是不理我，我感觉不对劲了，我一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从来没对我这样过……”
其实在仁吉与母亲去西藏前，十世班禅大师已经圆寂了。
1989年1月9日，班禅离京去日喀则，参加五世至九世班禅合葬灵塔、东陵札什南捷的落成开光典礼。此后，又马不停蹄地参加座谈会、为信徒摸顶等，终因过度疲劳，在1月28日上午8点左右圆寂。
“选班禅之前都有打卦，那时候就说父亲一生有两大劫，一是父亲一生会有十年的牢狱之灾，另一个是说在他50岁那年有一劫，如果他闯过这一劫，就可以活到80多岁。父亲也知道这一点，他还差十天就到51岁，母亲也不希望他去，就算讨个吉利嘛！但父亲这次是为了给前任的班禅灵塔开光，他之前算了一卦，说后面的三年都不宜开光，所以父亲还是决定去了。”
若干年后，仁吉经常想起父亲离开北京时的种种细节：父亲经常跟她讲起“香巴拉”的故事，“香巴拉”在藏语里是天堂极乐世界的意思。“他告诉我香巴拉没有痛苦，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我是小孩子什么也不懂，我就缠着父亲问他有没有小动物、游乐园什么的，父亲没有回答我，只是说以后我们都会在香巴拉见面……”那次班禅登上飞机后显得特别难过与不舍，他一次次地把仁吉叫到飞机舱里，叮嘱再三，还告诉身边人说，今后对待她们母女，要像对他一样好。“那时候大家都没有想很多，我也小，现在想起来，充满了预兆。”
在这幢房子里，班禅整整生活了27年。1961年底，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等运动产生了强烈质疑的班禅，用一年时间写了—份很长的报告上交中央，这份报告日后被称作“七万言书”。没多久，“七万言书”被打成“反动纲领”，班禅被撤销一切职务，同时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图谋叛国”三顶帽子。有心保护班禅的周恩来将班禅从拉萨接到北京，安排他住进了这所原来沈钧儒的寓所。
但“文革”开始后，仅27岁的班禅还是没有逃过此劫，后来有了10年的牢狱之灾，也许正是这样的磨难，使班禅有了对俗世生活的向往。1978年，班禅参加由民主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去外地考察，而考察团副团长是原69军军长董其武，一路下来，与班禅距离最近的，却是与其年龄相仿的董其武的警卫。班禅委托这位警卫员给自己介绍结婚对象，热心的警卫员满口答应，回北京后将此事委托给董其武的外孙女李洁。
那一年李洁只有19岁，出于好奇，她带着自己的五姨见了班禅，而班禅一见之下便对这位美丽大方的女军人充满好感，直接而大胆地表露了爱意，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由此诞生。
这段婚姻曾遭女方家人的反对，首先就是李洁的外祖父董其武。“一是父亲比母亲大很多，另外他还没有平反，那时最热门的两个职业是军人和大学生，母亲正好都占了，她家庭条件又好，长得也漂亮，家人肯定反对。”至于是否有宗教方面的阻力，仁吉特地解释说，外界很多误解都是因为对大乘佛教不太理解，在藏区很多活佛都结婚。“西藏是全民信教，活佛做什么事情，大家都认为是有道理的，也尊重他们的选择。”一直坐在旁边的工作人员补充说。按照格鲁派规定，班禅结婚后只穿藏服不穿袈裟，“这说明父亲对外从来没有隐瞒过结婚的事实”。
班禅与李洁虽然只有短暂十年的婚姻，但他们的感觉证明了彼此当初这份选择。“我印象中他们很恩爱，从来没吵过架。”仁吉说，母亲李洁经常说自己上辈子肯定是藏族人，“吃那些生肉，我看她吃得比藏族人还夸张”。有重大活动时，母亲都穿藏装，因为班禅属于包括青海、四川、西藏、甘肃在内的全藏区，母亲也要配合不同场合穿不同样式的藏装。
与班禅结婚后，李洁做了班禅“文革”之后唯一一位专职秘书达十年之久，如今李洁仍在政协工作，她的父母依然在世，外公和外婆还经常过来陪她们母女住一段时间。仁吉说，受父亲佛教影响，母亲一生低调，所以外界对她所知甚少。十世班禅大师的母亲和弟弟现仍在青海，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在每年两会时，也会来北京。

责任

2000年，就要满18岁的仁吉给自己这样一份“成人礼”——和母亲一起回西藏“看”父亲，“我真的很想他”。这是仁吉第二次去西藏。看到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着父亲的照片，仁吉再一次感到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大家都这么热爱父亲，我一直觉得我应该为这些老百姓做点什么，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我很小就知道不论做什么事情，好坏都直接影响父亲的声誉，所以，那份责任心，从小就有。”(右图：十世班禅和女儿仁吉）
2002年夏天，为了学藏传佛教和藏文化，仁吉第三次到西藏，也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19岁生日。翻看着当时在西藏拍的照片，仁吉轻轻说了一句：“这是父亲圆寂后我第一次在离父亲那么近的地方过生日，真的很开心。”为她准备的生日蛋糕也是西藏有史以来做的最大一个。
在这一次停留的45天里，除了学习，仁吉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见各地来的藏民。“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拿着哈达自发来看我，有时一个村的老百姓租车来。”仁吉说，那几天拉萨的哈达店都卖疯子。身边的工作人员经常开玩笑说，下次回去的时候通知他们，他们提前开个店，肯定赚很多钱。“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看望我，我一天不停地重复给他们戴哈达的动作，胳膊都肿得很高。”还是母亲比较有经验，提前给仁吉准备好了药膏。
到下面一个寺庙去时，得知消息的藏族群众早早排在那儿，曲曲折折的队伍围着寺院转了两三圈，竟绵延数十里，等待着对她的朝拜，不少人都是跋山涉水从很远的村子赶过来的。这样的场面在仁吉童年回西藏时也有，很多藏民一大早守在路旁，只是因为她与母亲的车要过那儿，“小时候不懂，觉得好辛苦，坐车都不能睡觉，因为永远都有人在看你”。那时候的仁吉每次都被那庞大的人群弄得晕晕的，但现在，她对这一切都有了深刻理解：“我一直是学生，也没为他们做什么事，我觉得他们把对父亲的爱转移到我身上，在我身上也寄予了很多希望和感情。”
仁吉很真诚地说，她感受到的是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爱，回馈他们，是她的最大心愿。虽然穿着时尚，仁吉说自己骨子里其实“很藏族”，“我从小就受民族的熏陶，说藏话、穿藏装、吃藏饭。那时每周六各个地区信仰父亲的信徒从各地赶来，都会来家里朝拜父亲，所以，对藏族，我当然有一份特殊的感情”。23岁的仁吉似乎还没有把未来的婚姻问题放在考虑之列，“现在阿妈啦经常会冷不丁地说，‘我像你这么大都结婚4年了，你怎么还没动静？’“仁吉笑呵呵地说，一半藏族一半汉人血液的她还没有考虑未来的伴侣到底是藏人还是汉人的问题。“我舍不得放下我们藏民族的老百姓，不理解我这个心情肯定是不了。除了这个，一切都随缘。”
在美国大学毕业后，23岁的仁吉本来可以像别的年轻人一样，按照自己的心愿选择自己的生活，但注定要承担的这份角色，又让她毫不犹豫地回国。虽然在别人眼里，她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自由，但仁吉很诚恳地说，“历史选择了我，是我的幸运”。
去年8月回国后，在有关方面安排下，仁吉进清华大学读金融专业的博士，重返国内的仁吉开始重新适应她曾经成长的环境，包括学会在清华大学里骑自行车，刚开学几个星期，摔得全身都是青。
刚到清华，时尚、年轻的仁吉经常被认为是MBA的学生。而且刚开学时，教室里从没有人坐在她身边，这让她奇怪又伤心，“这在美国叫discrimination(歧视)，我想为什么对我这样啊？”起初仁吉也不好意思问为什么，熟悉了之后才知道，在清华如果一个女孩子长得还OK、又比较喜欢打扮的话，大家都不敢坐在她身边。仁吉这才释然，“怎么这么保守啊！”这也算是她回国后需要重新适应的文化部分吧!仁吉笑着说，习惯了这种文化环境后，现在她对同学是否还坐在身边也无所谓了，“同学们觉得我很特殊，不是我身份特殊，而是觉得我经常化妆、弄头发，穿着、样子都很特殊”。
对仁吉来说，到清华的另一个变化是从文科跳到理科，好多数学科目一下子让她应接不暇。“而且在美国十年都是用英文授课，现在回来用汉语，平时聊天说话还可以，但是专业术语真的听不懂。”仁吉不讳言她有压力，“身上的负担肯定很重，说没有压力是骗人的，但我努力把压力化成动力。”仁吉很清楚，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直接与父亲的声誉相连。平平常常、舒舒服服的生活可能对别人来说已经不错了，但对她来说，却远远不够，“一定要为藏民族做点事情”。
“父亲是我一个永远的目标，他在我心里，我每天都在努力，也感觉每天向他靠近一点点，这让我很欣慰。”23岁的仁吉，用超出她年龄的庄重口吻说。

本文标题：父亲永远是父亲-朱军:父亲的爱是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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