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张伯驹（1898.03.14～1982.02.26），男，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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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

张伯驹（1898.03.14～1982.02.26），男，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是集收藏鉴赏家、书画家、诗词学家、京剧艺术研究家于一身的文化奇人，著有《丛碧词》《红毹纪梦诗注》等书。1918年毕业于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盐业银行董事、总稽核，华北文法学院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市美术分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北京市政协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等职。1982年2月26日病逝于北京。艺术大师刘海粟曾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1-2]

中文名张伯驹

别名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项城

出生日期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

逝世日期1982年（壬戌年）2月26日

职业文化艺术

主要成就收藏鉴赏 书画 诗词 京剧艺术

代表作品《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等

目录

1人物简介

2生平履历

3主要事迹

?醉心收藏

?“还珠于民”

?收藏壮举

?人物传奇

4艺术成就

?文学功底

?主要著作

?人物评价

5代表作品

?《平复帖》

?《百花图》

?《上阳台帖》

6人物轶事

7编著作品

?《张伯驹词集》

?《游春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8人物语录

1人物简介编辑

张伯驹（1898—1982），字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河南项城人，18张伯驹夫妇在一起[1]

98年（光绪二十四年）3月14日生于官宦世家，系张锦芳之子，袁世凯的表侄，过继其伯父张镇芳。

张伯驹先生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当初仅为爱好，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上阳台贴》等等，经他手蓄藏的中国历代顶级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

张伯驹先生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画录》、《素月楼联语》等。另外，张伯驹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造诣颇深，著有《中国书法》一书；他本人亦擅长书法，其书法源学王羲之《十七帖》，融真、草、隶、篆、于一炉，晚年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用笔飘逸，如春蚕吐丝，被人称为“鸟羽体”。

为继承和发展中国古典艺术，建国初期，张伯驹创办北京古琴研究会、京张伯驹先生与夫人潘素在鉴赏书画

剧基本艺术研究社、中国书法研究社、诗词研究社，直至临终前，还对中国韵文学会筹备事宜念念不忘。

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中央文史馆馆员，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

张伯驹一生捐献的国宝，在当时便有人估计已高达亿元之巨，但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又何止这个数目 ，他的大儒景行、菩萨慈行、高道善行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2生平履历编辑

张伯驹词集

张伯驹先生的父亲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他是光绪三十年进士，袁世凯哥哥的内弟，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直隶按察使、河南提法使等职。是清末民初非常活跃的人物。

张伯驹先生自幼天性聪慧，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享有“神童”之誉。曾与袁世凯的几个儿子同在英国人办的一所书院读书。毕业后，张伯驹进入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受训，并由此进入军界。后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因不满军阀混战，1927年起投身金融界。历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稽核，南京盐业银行经理、常务董事。秦陇实业银行经理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去西安，后致力于写诗填词。

抗战胜利后，曾任国民党第11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议、河北省政府顾问、华北文法学院国文系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北平美术分会理事长等职。1947年6月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

北平解放后，曾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中国艺术史名誉导师、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副社长、北京京剧基本艺术研究社副主任理事、北京棋艺研究社理事兼总干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北京古琴研究会理事、文化部文物局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公私合营银行联合会董事、第1届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财务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委员、联络委员会委员。

1956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1980年平反）。

1962年起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副馆长。

“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和诬陷，1972年，周恩来得悉后，指示聘任他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晚年还担任过北京中山书画社社长、北京中国画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京华艺术学会名誉会长、北京戏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昆曲研习社顾问、民盟中央文教委员等职。

1982年正月，参加宴会归来的张伯驹突患感冒，被送进北大医院，因所谓“级别不够”不能住双人或单人病房，张伯驹和七八位病人挤在一个病房，不时有重病号抬进来，死的人被拉出去，心绪不安的老人便要回家，2月26日，等到女儿终于拿到同意调换医院的“批令”时，张伯驹却不幸离开人世，享年84岁。

3主要事迹编辑

醉心收藏

张伯驹一生醉心于古代文物，致力于收藏字画名迹。项城市秣陵镇小学院内的张伯驹旧居

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初时出于爱好，继以保存重要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不惜一掷千金，虽变卖家产或借贷亦不改其志。如曾买下中国传世最古墨迹西晋陆机《平复帖》，传世最古画迹隋展子虔《游春图》等。经过他手蓄藏的书画名迹见诸其著作《丛碧书画录》者，便有118件之多，被称为天下第一藏。自云：”一件《游春图卷》使他从豪门巨富变为债台高筑，甚而被匪徒绑架、生命堪虞，犹称“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其传奇般的际遇，成为久传不衰的佳话。

不惜代价、甚至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既是出于爱国至诚，也是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与由衷的酷爱。张先生慧眼识宝，所藏书画件件堪称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在他的藏品中，晋陆机《平复帖》是中国传世书法作品中年代最早的一件名人手迹，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则是传世最早的卷轴画，也是最早的独立山水画，合为双璧。此外还有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卷》，元钱选《山居图卷》等等，都是在艺术史上占有独特地位的重要文物。

对于斥巨资购藏并用心血保护的法书名画，张伯驹先生和夫人潘素女士（金碧青绿山水画家）并不视为一己所有，而是看作全民族的文化遗产。

自20世纪50年代起，张先生夫妇陆续将收藏30年之久的书画名迹捐献国家，使这些文物成为博物馆的重宝，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情操和无

私的奉献精神。

1965年，张伯驹将《百花图》以及所剩的其他古书画共计三十多件藏品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吉林省博物院时，当时吉林省有一位叫宋振庭的文化官员，他握住张伯驹的手说：张先生一下子使我们博物馆成了富翁了。

而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杜牧《张好好诗》等古代书画极品都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还珠于民”

陆机《平复帖》

1956年，故宫博物院收到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大礼：著名收藏家张伯驹及其夫人潘素，将其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草书》等8幅书法，无偿捐献出来。

“张伯驹先生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电视纪录片《故宫》的策划之一、紫禁城出版社社长章宏伟由衷地感慨，章宏伟说，为故宫做捐献的最顶尖的有两位，一位是捐瓷器的孙瀛洲，一位则是捐书画的张伯驹。陆机的《平复帖》，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山鼻祖”。虽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中华第一帖”；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这几样东西父亲随便留给我们一件，就够我们几代人吃不完的，那可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啊！”张伯驹与潘素惟一的女儿、73岁的张传彩老人笑咪咪地说。父亲在后海留下的惟一一所老宅因年久而修缮，她与老伴楼宇栋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大早便冒雨搭公共汽车来约定地点接受采访。从外套后面不小心露出来挂着月票的红绳，让人很难想象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七旬老人，曾经是鼎盛时期在北京拥有数处院落、那个显赫而富有的张家大小姐。杜牧《张好好诗》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听父母讨论，说最后这一部分字画怎么办。我们那时年轻，也从来不过问父亲的事情。但知道他眼睛很厉害，收藏的东西都是精品中的精品。”1955年底，政府发行公债，号召人民踊跃购买。张伯驹也对这个新生的政府产生了信赖与热忱，“他跟我们说这个政府可不像国民党，我们应该要重视、要热爱”，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还曾通过当时的统战部部长徐冰，把自己珍藏的李白真迹《上阳台帖》捐献给喜欢书法的毛泽东（1958年由毛泽东转给故宫收藏）。所以张伯驹在动员大会回来后就跟夫人潘素商量买公债之事。“当时家里生活是没什么问题，但没有多少现钱，因为钱都买了字画，哪还有钱啊！”于是张伯驹与夫人商量，将30载所收藏的8件精品捐献出来，成为故宫的永世藏品。政府为此奖励的20万元，被张伯驹婉言谢绝。“他说得很简单，‘我看的东西和收藏的东西相当多，跟过眼云烟一样，但是这些东西不一定要永远保留在我这里，我可以捐出来，使这件宝物永远保存在我们的国土上。’”张伯驹的女婿楼宇栋回忆。“很多人不理解父亲，把好大一座房子卖了，换了一个帖子，再把这个帖子捐出去，到底为的是什么？但我能理解他，我真的能理解他。”张传彩老人很平静地说：“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爱国家的人，他认为这些文物首先是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只要国家能留住他们，他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据当代资深山水画家、国画理论家关瑞之[3]先生回忆：1980年夏，他陪同张伯驹、关松房[3]、启功、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河南的一位领导问关松房、张伯驹两位老人：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您们是不是也有考虑？张老回答：“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不用操心了”。张老的回答令在场的所有人无不对其肃然起敬，这是张伯驹先生1982年过世前对个人收藏的一次公共感言。

1956年7月，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亲笔为捐献8件国宝的张伯驹颁发了一个褒奖令，这张薄薄的纸片，被张家仔仔细细地保存着，它也见证了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收藏壮举

《游春图》

《平复帖》是其中最典型一例。

张伯驹最早是在湖北一次赈灾书画会上见到《平复帖》的，当时归溥儒（溥心畲）所有。溥儒是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之孙。溥儒在1936年将所藏的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卖于他人，后流于海外。这件事情让张伯驹久久不能释怀。据王世襄回忆，张伯驹深恐《平复帖》蹈此覆辙，因此委托琉璃厂一家老板向溥儒请求出售。但溥儒索价20万元，张伯驹力不能胜而未果。第二年又请张大千也向溥儒求购，同样在20万元的要价前止步。　一直对此念念不忘的张伯驹后来偶然得知溥儒丧母，急需钱财为母发丧，经傅沅叔斡旋，以4万元购得。张伯驹后来得知，另一位白姓字画商人听说此事后，也想拿到此帖卖给日本人，出价便是20万。庆幸的是，《平复帖》已在张伯驹手里。张伯驹后来写了篇小文，只淡淡地提及此事，“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宿愿，亦吾生之一大事”。范仲淹《道服赞》

在张伯驹眼里，这些蕴含了中国文化的字画的价值，甚至超过自己的生命。　1941年，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绑架案，被绑架者正是张伯驹。　“我父亲每个月都要到上海分行去开会，一早飞机下来以后，我们的车去接父亲。”像往常一样，一辆汽车开在前面，张伯驹乘坐的那辆车跟在后面。谁知一进胡同口，张伯驹很快被一辆黑色小汽车上下来的人带走。　绑架者的身份和底细也很快成了上海滩公开的秘密——他们是汪伪特工总部的“76号”特务组织，他们向张伯驹夫人潘素索要300万（伪币），否则撕票。绑架者明显是冲着张伯驹的钱财来的，但张家的钱其实大部分都变成了那些珍贵的字画了。“我父亲的叔叔跟我母亲到处借钱，因为家里没有钱，他们有钱都买了字画。”张传彩回忆，最简单可行的办法是变卖字画，拿钱赎人。潘素后来设法去看了张伯驹一次，丈夫却偷偷告诉她，家里那些字画千万不能动，尤其那幅《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

“父亲说，这是我的命，我死了不要紧，这个字画要留下来，他说不要以为卖掉字画换钱来赎我，这样的话我不出去。”如是僵持了近八个月，张伯驹宁可冒着随时被“撕票”的危险，却始终不肯答应变卖一件藏品。直到绑匪妥协，将赎金从300万降到40万，潘素与张家人多方筹借，才将张伯驹救出。

张伯驹很快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潘素将年幼的张传彩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自己一人先回北京，后来的几年里，张传彩只记得父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母亲潘素为了不让像《平复帖》那些国宝级的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　张伯驹与《游春图》，是另一段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佳话。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人物传奇

《张伯驹与京剧》

“张伯驹”这个名字以及他独特的价值，因为那段特定的历史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遮蔽。有关这位传奇人物的那些并不算老的往事被逐渐开掘出来，即便只是流年碎影，但它折射出来的那种文化及人格力量，足以穿越历史的尘烟，绽放一种耀眼的光芒，也温暖着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记忆。

“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张伯驹似乎是注定为收藏而生的。收藏有两大要件：一为财，二为才，前者自不必提，至于后者，天生聪慧的张伯驹有令人惊叹的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自己曾回忆，在友人家里偶翻一书，过若干天后，还能将其中诗句背诵下来，而持有此书的友人却毫无印象。有人曾经描写他所见到的张伯驹，面庞白皙，身材颀长，肃立在那里，平静如水，清淡如云，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而对世俗的生活相当淡漠的张伯驹，好像也一直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张伯驹的老朋友孙曜东回忆，虽然拥有偌大一份家业，但张伯驹在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也从不穿得西装革履，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但对看中的文物，张伯驹却是一掷千金。“那时很多字画商人都喜欢和他打交道，因为人家开出的价，他从来不还。”张传彩说。　张伯驹散淡的个性，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曾有很传神的描述：“我到了张先生那里，去熟了以后，我不理张先生，张先生也不理我，我要回学校了，我也不告辞，我出了门就走，摆脱俗念，我们那个关系没人理解。” 1945年，王世襄参与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得以与张伯驹结交。王世襄后来回忆，他一直想研究《平复帖》，但想到东西实在太珍贵了，他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在张家看上一两次，“没想到我一说，他就说‘你拿回家看去’，这下倒给我添了负担了”，“到家之后，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放在床头，白棉布铺垫平整，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平复帖》包好，放入箱中。每次不得已而出门，回来都要开锁启箱，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光线好而无日晒处，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洗净手，戴上白手套，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王世襄回忆自己拿到这幅“稀世之宝”时的心情。“《平复帖》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一时顿觉轻松愉快，如释重负。”

4艺术成就编辑

文学功底

张伯驹从小就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看的书多得难以胜数，一部《古文观止》可以倒背如流。三千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完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脱口而出的，便有一两千首。扎实的文学功底，造就了他多才多艺的文化底蕴。由于他天资超逸，而又翕然尘外，便利用一切闲暇时间，写下了大量古体诗词和音韵、戏曲论著。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丛碧词》、《春游词》、《秦游词》、《雾中词》、《无名词》、《续断词》和《氍毹纪梦诗》、《氍毹纪梦诗注》、《洪宪纪事诗注》及《乱弹音韵辑要》、《丛碧书

画录》、《素月楼联语》《京剧音韵》等。

张伯驹是个“视勋名如糟粕，看势利如尘埃”的超凡之士，所作之词，按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则李后主、晏小山、柳三变、秦少游,以及清代之成容若，庶乎近之(《张伯驹先生词集序》)”，多写人生感受、自然之景，感情细腻，自然超逸。长调则哀感顽艳，婉丽凄清。小令则格高韵远，极尽缠绵秀隽之致。用自然之眼观物，用自然之舌言情，真真切切，为现代词家之楷模。

人物评价

有人说，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一座寂寞的孤峰，这样的人再也不会有了。

周汝昌：我所平生见到的，文化高人很多，这样人也少少的。

史树青：我们近代没（接触）出过这样高的人，有学问的人，有涵养的人。

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他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

1995年5月，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出版画册，其中有一幅“大家张伯驹先生印象”——1982年初，黄永玉携

张伯驹先生珍贵照片集(8张)

妻儿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忽见伯驹先生蹒跚而来，孤寂索漠，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红菜汤一盆，面包果酱，小碟黄油两小块，先生缓慢从容，品味红菜汤毕，小心自口袋取出小毛巾一方，将抹上果酱及黄油之4片面包细心裹就，提小包自人丛缓缓隐去……”

王世襄也感慨：实在使人难以想象，曾用现大洋4万块购买《平复贴》、黄金170两易得《游春图》，并于1955年将8件国之重宝捐赠给国家的张伯驹先生、夫人竟一贫到如此地步。他十分赞赏黄永玉为张伯驹下的论断——“富不骄，贫能安，临危不惧，见辱不惊……真大忍人也！”

5代表作品编辑

《平复帖》

《平复帖》为西晋大文人陆机手书真迹，距今已有近1700年，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是现今传世墨迹中的“开篇鼻祖”。它长不足一尺，只有9行字，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朱印累累，满纸生辉，被收藏界尊为 “中华第一帖”。

《游春图》

《游春图》为隋代大画家展子虔所绘，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有人称它是“国宝中的国宝”。《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

《百花图》

《百花图》宋代杨婕妤（jié yú）的作品，为素绢本，画卷长3米24，分为十七段，每段画一种花卉或景物，画笔精丽，书法俊秀——这幅画卷被认为中国绘画史上保存下来的第一位女画家的作品，被历代宫廷和大收藏家视为绝代珍品，张伯驹本人也对其加盖的收藏印章。

《上阳台帖》



《上阳台帖》为唐代大诗人李白所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纸本，纵28.5cm，横38.1cm。草书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历楷书题“青莲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后纸有宋徽宗赵佶，元张晏、杜本、欧阳玄、王馀庆、危素、驺鲁，清乾隆皇帝题跋和观款。卷前后钤有宋赵孟坚“子固”、“彜斋”、贾似道“秋壑图书”，元“张晏私印”、“欧阳玄印”以及明项元汴，清梁清标、安岐、清内府，近代张伯驹先生等鉴藏印；实乃旷世绝品！

6人物轶事编辑

痴迷京剧

张伯驹，京剧老生，别署冻云楼主。张伯驹饰孔明

张伯驹先生在京剧艺术方面的造诣和声望也是很高的；他自幼便喜爱京剧，曾自言八岁时在下天仙戏院看杨小楼九阵风的戏。

青年和中年时，正值中国京剧的鼎盛时期，后看余叔岩戏并向余的琴师李佩卿学戏一年内即能彩唱。并从钱宝森、王福山习武工。《别母乱箭》为常演剧目。曾与田桂凤、梅兰芳同台演出，杨小楼、余叔岩、程继先、王凤卿等曾为其傍演《失空斩》。1930年与李石曾、齐如山、梅兰芳、余叔岩、冯耿光等组织“国剧学会”。

张伯驹学京剧严守传统的要求。他下的功夫也很深，调嗓子、打把子、文武昆乱无所不学，但他对余叔岩的剧艺，却是熏陶得比直接学的多。他的著作《氍毹纪梦诗》也记载他学戏的情况，“归来已是晓钟鼓，似负香衾事早朝。文武昆乱皆不挡，未传犹有太平桥。”为什么“未传犹有太平桥”呢?余叔岩曾对张伯驹说过：“过桥一场，一足登椅，一足登桌，敌将一枪刺前胸，须两手持枪硬僵尸摔下。饰敌将者，检场者皆须在行，否则易出危险。”所以这场有危险的戏未传张伯驹，可见余叔岩对其倾尽心力，备极爱护。

民国二十六年他四十岁生日，为了赈灾所演的一出《失空斩》可谓是他在京剧上最出名也是最难得的一次演出。他饰孔明、余叔岩的王平、杨小楼的马谡、王凤卿的赵云、程继仙的马岱、陈香雪的司马懿、钱宝森的张郃、慈瑞泉、王福山的二老军带报子。演出在隆福寺街福全馆，当天盛况真是空前。许多外地戏迷远道赶到北京为看这出艺坛绝响，人誉之以杜诗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此剧曾拍摄了纪录电影，传闻原版后流入美国，不知确否。

7编著作品编辑

《张伯驹词集》

收录作者1927——1975年间词作500余首。张伯驹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张伯驹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4]

《游春社琐谈、素月楼联语》

本书为“文玩鉴赏丛书”之一，实际上《春游社琐谈》和《素月楼联语》是两本书，前者是由张伯驹先编辑。“春游社”成员均为当时中国化界中的一批员老精英，是各文化领域享有盛誉的代表人物如：叶恭绰、卢慎之、张润普、于省吾、周汝昌等人，文章多是关于金石、书画、历史、轶闻、风俗、游览、考证、掌故等方面的随笔，也有少部份游记、散文，这些文章能使人较好地了解中国的文化底蕴，看到高品位的中华人文文化。后者则是张伯驹先生编著的对联赏析知识的著作，其特点是选辑对联博而精，评述言简意赅且既故事性。[5]

8人物语录编辑

“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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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先生珍贵...(8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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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张伯驹的文化精神和家国情怀．中国文明网．2013-05-04[引用日期2013-05-4]．

2．但使国宝永存吾土．中国国家博物馆网．2013-08-04[引用日期2013-08-5]．

3．《富春山居图》的璧合沧桑．《人民日报》官网．2011-03-27[引用日期2013-01-28]．

4．张伯驹．张伯驹词集： 文物出版社; 第1版，(2008年1月1日)．

5．张伯驹．春游社琐谈·素月楼联语．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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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民国四公子之一——父亲张伯驹

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却少有纨绔之气；他曾投身军界，却因政局黑暗而回归文人之身；他被母亲视作十足的“败家子”，却被同人誉为“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他把毕生心血倾注于保护中华文明、中国艺术之中，却在动乱年代被屡屡错待。[www.61k.com]

决然脱下军装

父亲原名家骐，号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等，河南项城人，出生于贵胄豪富之家。

我爷爷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父亲的姑母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世昌，因为爷爷在家中排行老五，袁世凯的儿子们称我爷爷为“五舅”。

父亲青年时，国内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1913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爷爷张镇芳升任河南都督。第二年，袁世凯做出一项重大举措——创立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

父亲那年刚16岁，不符合模范团的选材标准，但在爷爷的安排下，他破格进入了模范团的骑科，并由此进入军界，曾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部任提调参议等职（皆名誉职）。

此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接着军阀混战，政坛风云变幻。父亲眼见政治黑暗，又目睹爷爷的官场沉浮，叹道：“内战军人，殊非光荣！”便决然脱下军装。

奶奶眼里十足的“败家子”

父亲退出军界，回到家里，奶奶十分不满，絮絮叨叨地骂他没出息，要他进入金融界。父亲一度十分困惑、苦闷，终日无言。那时他唯一的乐趣就是读书，他读《老子》《墨子》，兴味十足。

1927年，父亲正值而立之际。一次，他去爷爷任职的北京西河沿的盐业银行，半途拐到了琉璃厂，在出售古玩字画的小摊旁边溜达。一件康熙皇帝的御笔书法作品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上面的四个大字“丛碧山房”写得结构严谨、气势恢宏。虽然此时父亲对收藏尚未入门，但由于旧学根底深厚，眼力已然不俗。他没费思量就以1000块大洋将其买了下来。回去后，父亲愈看愈爱，遂将自己的表字改为“丛碧”，并把弓弦胡同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这是他收藏生涯的开始。从此，父亲为了收藏文物，大把地花钱。

父亲说过：“我30岁开始学书法，30岁开始学诗词，30岁开始收藏名家书画，31岁开始学京剧。”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京剧艺术，那时他正式拜余叔岩学戏，彩唱过《二进宫》《空城计》《八大锤》三出戏，成为余派艺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爷爷去世后，在奶奶的苦苦相劝和严厉责骂下，父亲无奈答应子承父业，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兼总稽核之职，但父亲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从此，父亲有了“怪爷”的绰号。他一不认官，二不认钱，独爱诗词、书画、戏曲。在奶奶眼里，他是十足的“败家子”，不可能使家业中兴。

宁死也要保住藏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为使银行不致落在和汉奸有勾结的李祖莱手中，加上他多年收藏的大部分精品都放在银行，所以只好勉为其难，以总稽核的身份，兼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前去主持行务。

父亲每周去一趟上海。1941年的一次上海之行，让父亲陷入险境。

一天早晨，父亲去银行上班，刚走到弄堂口，迎面冲来一伙匪徒，把他抓住塞进汽车，迅速离去。母亲不知如何是好，只好跑到孙曜东（上海滩的玩家子，与父亲换过帖的把兄弟）家，见到孙曜东就跪下，请他救救父亲。孙曜东分析了一番，想想父亲在上海没什么仇人，只有盐业银行的李祖莱有动机，因为父亲挡了他的升迁之路。

第二天，母亲接到绑匪的电话，说是要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这下子母亲更急了。后经孙曜东打听，此事果然是李祖莱幕后策划，由“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干的。

经孙曜东的一番活动，绑匪开始和母亲谈判。

谈判过程中，绑匪说父亲绝食多日，已昏迷不醒，请母亲去见一面。母亲见到父亲时，他已经有气无力、憔悴不堪。母亲唏嘘不止，可是父亲却置生死于度外，悄悄关照母亲说：“你怎么样救我都不要紧，甚至于你救不了我，都不要紧，但是我们收藏的那些精品，你必须给我保护好，别为了赎我而卖掉，那样我宁死也不出去。”

父亲被绑了8个月，最后，绑匪给母亲传话：“7天之内若拿不出40根金条，做好收尸准备。”

没多久，经孙曜东努力调停，父亲终于安全地回到家中，而他不愿卖画赎身，视书画如生命的事情很快传开了，几家报纸也刊登了这个消息。父亲怕树大招风，便于当年年底离开上海这块是非之地，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为谋生计，父亲在西安创办“秦陇实业公司”，自任经理。

小时候，我对父亲和母亲一次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不甚理解，长大后才知道，那时候北京已经沦陷。父母为了不让《平复帖》那样的国宝级字画出任何意外，将它们偷偷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来到西安。

直到日本投降，他们才重回北京安定下来。

为劝说傅作义，忍痛割爱送蜡梅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企图将一切有地位、有影响、有才学的人都拉到台湾，自然也打起了父亲的主意，他们不时派人到家里游说，都被父亲断然拒绝。此时的北平城内，已经可以听到解放军的炮声，父亲坐卧不宁，他不只是担心个人的安危，更为千年古都随处可见的文物而忧虑。

他遂以昔日闻名的贵公子、文物鉴藏家等特殊身份，多方活动，积极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民盟成员不时在我家开会，讨论如何能使北平免于战火劫难。父亲与西北军人素有渊源，身为西北军人的傅作义将军也知道父亲是个正直的文人，很是敬佩他。于是，民盟的盟友就撺掇父亲去劝傅将军，千万不能开战。父亲与邓宝珊将军和侯少自将军（傅作义的高级顾问）一直是好朋友，他们仨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劝说傅作义将军勿起干戈，以保护北平的百姓和文物、古建筑。为了劝说傅作义，父亲还忍痛割爱，将家里两盆最大的蜡梅送到了傅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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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国共谈判在反复进行着，一方面朋友也在劝说着。傅作义权衡考量了一番之后，最后下决心走和平解放的道路。

北平和平解放了，父亲是有功的，可是，父亲极少与家人谈及此事。有老友劝他向政府要官，他淡淡地说：“我还是画我的画，我不要官，也不要钱。”

被打成“右派”

1949年以后，父亲收藏文物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是，此时的文物市场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光是有钱还远远不够，地位和权势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

一次，父亲看上了一幅古画，出手人要价不菲。而此时的父亲，已不是彼时的“张公子”。他不供职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而所担任的北京棋艺社理事、北京中国画研究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总部文教委员等职务，无权无钱，皆为虚职。想到现实的经济状况和未来持久的生活之需，母亲有些犹豫。父亲见母亲没答应，先说了两句，接着索性躺倒在地，任母亲怎么拉，怎么哄，也不起来。最后，母亲不得不允诺，拿出一件首饰换钱买画，父亲这才翻身爬起。

1956年，我们全家迁到后海南沿的一个小院落，这是父亲最后的一点不动产。

这一年，父母将30年所收藏的珍品，包括陆机的《平复帖》、杜牧的《张好好诗》、范仲淹的《道服赞》以及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8幅书法，无偿捐给了国家。这8件作品件件都是宋元以前的书画，至今仍是故宫博物院最顶尖的国宝。

国家给了他3万元奖金，父亲坚持不收，说是无偿捐献，不能拿钱，怕沾上“卖画”之嫌。

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卖画款，只是对他这种行为的一种奖励，父亲才把钱收了下来，并拿去买了公债。

万万想不到的是，父亲捐献国宝不到一年，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就戴在了他的头上。

被扣8顶帽子，遭到批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又将三国时魏国敦煌太守仓慈写经、元明清诸家绘画等多件文物上交国家，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对国家的挚爱。然而，1966年“文革”批斗大会上，父亲仍在“牛鬼蛇神”之列。

此时的父亲和母亲尽管白天接受批判，晚上仍填词、作画。父亲这时最喜欢画蜡梅。母亲也由画大幅山水改画小幅花卉。母亲作画，父亲题诗，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后来，他们把这些画装订成一本花卉画册，可惜，在被抄家时散失了。他们为此伤心不已。

不久，灾难又一次降临到父亲的头上。

他的一首词被认为攻击了江青，攻击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罪为“现行反革命”。新账老账一起算，父亲以“历史反革命”“资本家”“反动文人”等8顶帽子遭到造反派的批斗。

母亲和父亲一起被关押在地下室。没人知道两位老人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岁月的，他们似乎也不愿意多谈。父亲在地下室里蹲了近两年，这两年里，他没见到过一张熟悉的面孔，没走出过那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一步。直到1970年1月结束关押，父母亲才回到家中。

1978年，戴在父亲头上的“现行反革命”的“铁冠”终于被彻底摘了下来。他很庆幸，自己活了过来。

父亲说：“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委屈也在所难免，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为什么不许别人错送我一顶帽子呢……我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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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民国四公子张伯驹-张伯驹（1898.03.14～1982.02.26），男，原名张家骐，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宦世家，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称为“民国四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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