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八千湘女上天山
8000名湘女远嫁天山内幕
投军篇
郑瑞阳是1950年第一批参军进疆的长沙姑娘。她那时还在长沙县的高仓中学上初二，刚满15岁。
她不知道新疆有多远，只依稀觉得是个好远好远的地方；她也没去想什么困难不困难，因为当时
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热”，使郑瑞阳再也无心上学了。她要参军，她要到新疆去！但她初中没
毕业，不符条件。怎么办？猛然想起堂姐郑端阳有个学历证书，“端”字和“瑞”字不就差那么
一点点吗？她借了堂姐的学历证书，自已动手改了改，居然哄过了招聘团的同志，报名参了军。
在郑瑞阳之后的1951年、1952年招聘进疆女兵的条件，似乎放得宽了些。家住长沙韭菜园的殷
倜君1951年1月份去报名时，还不到15岁，而且也是在上初二就报名了。她的理由很简单，两
个姐姐都参军了，她也要参军，去保家卫国。黄念青和殷倜君是同一年入伍的，她那时在周南女
中上初二，还只有13岁半。她年龄小个头也小，招聘团开始不要她，她情急之下找到招聘团的最
高领导，那位首长亲自问了她一番话后，发现这个伶牙俐齿的长沙妹子蕴藏着一种机灵和胆识，
于是便表态“要下”，黄念青就这样“开后门”参军进疆。
在50年代初期招募进疆的8000名湘女中，长沙籍的或者是从长沙参军走的占了大部分。因为招聘
团不仅在当时的《新湖南报》上刊登了招聘广告，还在长沙市的一些主要街道张贴了招聘告示。
随便数一数，便有家住洪山庙的戴庆媛、家住八角亭的曹福民、家住长春巷的倪碧纯、家住大椿
桥的柳庆双、家住左局街的文成、家住东屯渡的王达陪、家住丁字湾的张月红、家住新开铺的欧
阳慧、家住长沙县石常乡的左大宇、家住宁乡县的谢树仁、家住天心阁的夏梦明，还有率部在新
疆起义的长沙宁乡籍将军陶峙岳侄孙女陶先运。
乍着戎装，姑娘们格外精神。她们一路歌声出乡关，一路歌声到西安，到西安后改乘大卡车。车
队逶迤，一路尘烟，经兰州，过酒泉、出阳关，“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于是有
人在车上哼起了思乡调；“我家在江南，门前流水弯弯……”大多数人都跟着流泪，因为她们最
大的只有19岁，最小的才13岁。
婚姻篇
王震将军、陶峙岳将军都十分清楚，要守卫好祖国大西北新疆的1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疆土，除
非四个字——屯垦戍边。但历代王朝在新疆屯田都是一代而终，不能延续，其主要一条就是没有
女人加入。生性耿介的王震将军说；“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了根。”有史料记载，
50年代初期先后从湖南、山东、河南、上海等地招募了大批女兵进疆，都是为实现这个伟大战略
意图的重要保证措施。
由于湖南女兵是最先入疆的女兵，所以她们极少留在乌鲁木齐的党政军机关，绝大部分都分配到
了天山南北的各个屯垦军营。湖南妹子一个个都长得水灵灵的，文化素质也较高，爱唱爱笑，待
人也和善，很快就给清一色的男人世界带来了歌声和欢乐，也给荒凉的弋壁滩带来了生机和温馨。
1951年在长沙参军、在伊宁市农四师退休、现已68岁的黄泳玲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她进疆
后分在南疆的阿克苏，第二年，团长、政委就开始做她的工作了，说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如
何如何不错，在部队屡立战功，也挺喜欢她，希望她能够和老红军见个面。谈话的时候，团长不
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把门也反扣上了。老红军比黄泳玲大22岁，是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也是个
本份老实人。他见黄泳玲不同意，说：“那就做个革命同志吧。”并叫通讯员开了门。
黄泳玲后来到连队劳动，与比她大4岁的连指导员结了婚，其时是1953年3月。
欧阳慧是个极求上进的姑娘。她1951年参军进疆，当年就立了三等功，次年又立了二等功，第三
年竟立了一等功。但也就在她立功的3年中，她受到过一次也是她这一生唯一的一次组织批评，
原因是她两次拒绝了组织上给她介绍的对象。批评是够严厉的：“你欧阳慧有啥了不起，要不是
他们这些老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老同志也不到40岁）打下江山，你能够妇女翻身，参军立
功？”欧阳慧后来把爱情献给了比她大6岁的副连长，359旅的全国战斗英雄陈才德。而批准他们
结婚的还是那位批评过她的营教导员。那一晚，月光很好，全连的同志都乘着月光在地里收稻
谷，收工后陈才德和欧阳慧宣布他们结婚。欧阳慧永远也忘不了那一晚清清的月光，其时刚好是
1953年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
类似黄游泳玲经历过的“谈话”和欧阳慧所遭受的批评，当年进疆的长沙姑娘几乎也都经历过。
现在健在的一些当事人也并不讳言当年从全国一些省市招募女兵进疆的真实意图。
也许是当时特定的环境和组织上的轮番“工作”，当年西上天山的湘女在都在1953年、1954年
便早早结婚成了家。她们找的丈夫也大多是部队的中层指挥员，年龄大都比她们大7至15岁。经
过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洗濯，90%以上的湘女家庭是幸福的。她们与丈夫相濡以沫几十年，在荒凉
的戈壁滩上建立起一个个温暖的人生驿站。如果没有她们，就没有今天日益繁荣的屯垦事业，就
没有石河子、奎屯、北屯、五家渠这一批戈壁新城。她们是开发大漠荒原的第一代伟大的母亲。
奋斗篇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这首词的作者已无从考证，也许是一群长沙籍的女兵。人们不难读出她们的一分凄惋无奈，一分
坚定执着。
女兵们从卡车上跳下来，放下背包，抖落一身尘土，举目四望，哪里有一户人家，全是茫茫戈
壁。这时听到指挥员在喊：“湖南的女兵到啦，大爱快出来欢迎呀！”从一个个隆起的地包里，
一条条凹陷的地沟里，忽忽地钻出许多男兵，他们向女兵们热烈鼓掌。女兵们以后就住进了第一
代军垦战士住的特殊房屋——地窝子。
地窝子就是在戈壁滩上斜开一条沟进去的地洞。没有门，洞口挂个帘子遮遮风寒；没有窗，朝上
通个洞口透透气；洞口上盖几把芨芨草。地上走的人脚步重一点，洞里就哗哗掉士。进疆的湘女
除极少数留在乌鲁木齐的外，全都住过地窝子。她们有的在地窝子里结婚，在地窝子里生儿育
女，时间长的在地窝子里住了十几年。文成有个现成的雅号叫“文成公主”，不过性格开朗的文
成并不喜欢别人这样叫她，因为她父亲曾在旧政权时当过湖南零陵、常宁的县长。文成参军本意
就是想远离她的家庭，到部队烘炉中去煅炼自己。她到部队学会的第一个活计是给庄稼撒羊粪
旦、马粪旦。一股股腐臭味令人作呕，还要用双手去撒。开饭了，没有水洗手，怎么抓馍吃？她
只好在路边折两根芨芨草当筷子，这样到底可以免去羊粪旦与馍的正面冲突。
有一伯事使戴庆媛毕生难忘，也促使她下决心学会维吾尔族的语言和文字。她所在单位的事务长
上街去买柴火，但维语中的柴火是叫“啊桶”，而维语中的老婆是叫“和桶”。事务长发音不
准，人家听成了要买他的老婆，结果柴火没买到，还挨了一顿打。戴庆媛参军前只有高小文化，
凭她的努力，考上了新疆军区政治部办的培训班。第二年，她成了全班12名优等生之一。她后来
为新疆军区第一届党代会做了大量的语言和文字资料的翻译工作，还被派到民族地区为促进民族
团结建立了功勋。
陶先运1951年参军时还不到15岁，只1.50米的个头，典型的宁乡细妹子。临走，父亲对她说：
“孩子，我的亲叔叔，你的亲叔公在新疆当‘总帅’，好叫陶峙岳，你到了新疆可以去找他。”
陶先运进疆以后，先在乌鲁木齐（当时叫迪化）集训了一个多月，就住在军区大院里。她常听人
们称一位首长“陶司令员”，但同一张大门进出一个多月，她始终没有去找叔公。后来分到连
队，她和大家一样住地窝子，开荒种庄稼。一天，陶峙岳将军来到她所在的部队检查工作，听人
说起有个宁乡细妹子表现蛮不错，也姓陶，这才派人将陶先运找来。老将军听陶先运报出家门
后，怜爱地用手抚摸着陶先运的头，深情地叫了一声“我的好满孙女子呃！”陶先运后来一直再
没有去找过她的叔公，在戈壁滩上干了一辈子。
湘籍女兵大部分都是上了两三年初中才参军进疆的，她们给屯垦军营带去了爱情，也带去了文
化。她们分到连队后很多人都担任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文化教员，有的甚至终身执教，成为改造文
化沙漠的薪火传人。曹福民是这样，夏梦明也是这样。曹福民小学、中学、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
都教过；夏梦明却凭自己的刻苦努力，考上了新疆农学院（现在叫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留校
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她是进疆女兵中为数不多的有副教授职称的人。她说：“桃李满天下不
敢说，桃李满天山却一点也不夸张。”
襟怀篇
新疆的太阳下山迟，深秋了，到晚上8时太阳还高高地挂在天边，给巍巍天山镀下一层金黄。博
格达峰终年不化的积雪已悄悄地染白了当年湘籍女兵的双鬓和发际；回首人生，她们的心却宛如
博斯腾湖，宽阔，平静，清澈，充盈。
当时说招你们进疆学俄文、当护士、开拖拉机，你们不感到受了骗吗？
她们轻轻一笑；“自愿的呗，再说新疆也确实需要我们。”她们原谅了国家。王达聪和文成仅仅
因为出身不好，虽然十几岁就投军戌边，苦没少吃，活没少干，申请书没少写，到退休仍只是个
一般科员，连党都没入上，但她们说：“只要一辈子忠于党，自己思想上入了党就行。我们也不
觉得亏。”她们原谅了组织。
郑瑞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当上了石河子市副市长。她说：“以权谋私的事我一件也没干
过，违心的话我一句也没说过。”谢树仁和殷倜君都当过十几年女法官和法庭庭长，她们说：
“在我们手里没有一件冤假错案；我们也没收过当事人一分钱的礼。”她们退休之后，还有人这
样嘲笑她们：你们是打仗时流血，生产时流汗，“文革”时流泪，现在流“哈拉子”（口水）。
郑瑞阳说：“我们不流。我们看到你们赶上了好时光，心里高兴。”她们原谅了社会。
湘籍女兵找的丈夫在“文革”中几乎都成了“走资派”，她们无端受牵连，被斗，挨打，住牛棚
房。平反后很多人都以为她们一定会要出一口气，但她们劝丈夫说：“算了，人家也是受害
者。”她们原谅了别人。
上海每年都派人进疆看望慰问上海支边的知青，还有山东、四川，都经常派人来，就湖南不来
啊，我们都等了40多年了，也没等到湖南派慰问团来。但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前段时间湖南遭受
百年不遇的洪水，所有的湘籍老大姐都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捐了款。有的一个人捐了
500元，有的还把电话打到了赈灾晚会的现场。她们原谅了家乡。
但她们也有深深的怀念。她们怀念屯垦事业的创始人，王震将军、陶峙岳将军、张仲翰政委；她
们也怀念长眠在天山的战友，从她们口中数得出的就有当年在长沙参军的龙丽安、李一莲、祝美
云、朱楚兰……
她们每个人都是一部书，都是一首歌，值得我们细细阅读，高声吟唱。
八千湘女绿天山
阳名华挤开人群找到一张贴在湖南醴陵街头的新疆招兵启事时，她欢喜得跳了起来。1951年3月20日，她在县东方中学念初一，12岁多一点，两个小辫子翘翘的。不久，她就成为了八千入疆女兵的一员。
54年后的冬天，新疆乌鲁木齐。两鬓斑白的阳面对湖南记者镜头再次欢喜雀跃。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多名记者花费上白天时间遍访像阳一样的湘藉女兵，他们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帮助下，寻找和运回一块近百万吨的巨石，它将被制作成一块纪念碑，放置在长沙市府安排的湘江边上一区域，记录湘藉女兵入疆的那一段历史。2006年1月15日，阳和其他几百湘藉女兵代表将出现在长沙揭幕纪念碑，接受属于她们的荣光。
从沮丧到坚强
阳想参军可以免了学校催讨的一笔伙食费。
父亲在她出生之前死去，四岁时，阳又失去母亲。乱世里，当兵似乎是中国青年的宿命。阳的大哥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在国军阵营。阳的二哥曾是乡村教师，在湖南株洲解放后加入中共军队，进入广西剿杀土匪。
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发出《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指令一支包括曾开荒南泥湾的三五九旅的大军就地解甲屯垦。毛和这支大军的众多湘籍领袖们深信人能够改变一切。
数以十万计战士开赴南疆塔里木盆地和北疆准噶尔盆地荒原，光着身子抹黑泥防御蚊子攻击，用最原始的工具开荒屯垦，发誓要追随国家实现一个新疆现代化的伟大理想。
1950年，新疆军队司令员王震致信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黄克诚，要求协助招聘一批湖南女兵。军队的初衷是通过招募女兵入疆解决男兵的婚姻问题，帮助军队安心扎根边疆。
新疆招募士兵的大字报贴到了湖南很多角落。当时，一支中国军队在朝鲜与美国人开战。和朝鲜战场招兵启事不同的是，军队承诺入疆的女兵将学习俄语、开拖拉机或进工厂当工人。
阳的二嫂试图挽留家里唯一能够帮她干农活的小姑子。但阳还是走了，带走大哥给家里买的一双雨鞋——这让嫂子耿耿于怀好多年。阳在醴陵办事处报到后，得到了4元钱，她给自己买了一包瓜子和黄豆。
火车是夜里走的，昏暗的白炽灯下锣鼓喧天，送别和被送别的人抱成一团泣不成声。没有一个人来为阳送行，汽笛响起，火车“哐当哐当”开出，阳心里空荡荡的，蜷在车座角落里安静落泪，她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比她们做得更好”。
到了西安，女兵们修整了一个月。天空瓦蓝，阳光暖和，数百女兵在革命公园里学习打腰鼓，扭秧歌，接受军队队列训练，“那是一段最快乐的日子”。
很多湖南女兵第一次看见白面做成的馒头，“那么肥，我们以为里面裹了糖，我们一点一点慢慢地吃，满心希望能够吃到糖，但最后发现没有”。第二次，她们就不肯吃馒头了。
她们对新疆一无所知，沿途四处搜集关于新疆的信息。一个修鞋的老人看见她们背上的雨鞋哑然失笑，说新疆都是沙漠，少有雨水，风沙来了，人都要躲到骆驼的肚子下面。
阳决定卖掉雨鞋。她得到了两元钱，买了一支钢笔和一堆梨。后来的很多年，她一直都在抱怨那一堆梨子，因为吃梨后就病了。
每四十二个女兵被安排一台盖着严实帆布的卡车里，阳是病号被优待安排在驾驶室里。为了防止土匪攻击，军队安排一个连队的男兵架起轻机枪护送，女兵每人被发放一块白毛巾绑着头部，手里握着树枝，冒充是全副武装的男兵。
司机到了指定地点后一歇下来就呼呼大睡，女兵们上厕所、短暂休息。但翻车事件还是发生了，一些死去的湘乡籍女兵被埋在山下。
阳奄奄一息，被留在酒泉兵站接受治疗，大部队继续前行。在一个朱姓老乡的细心照料下，阳恢复健康。兵站想留下这名女兵，并承诺帮助阳成为护士，阳害怕去收敛死人，不肯。在朱的帮助下，阳爬上了到新一轮入疆的运兵车。
1951年6月，阳终于到达乌鲁木齐。她看见中国人民银行的一栋泥色楼房站立在一片矮小泥房当中，街道上一辆驴车可掀起一人多高的灰尘，久久不散。领队军官演讲要求她们在新疆成家生子，“骨头都要埋在天山下”，很多女兵感觉沮丧，她们本想三四年后转业回家的，有人哭了。阳问一个军官这里为什么不是招聘时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年轻军官手一挥，昂头大声说“只要我们的红旗插在这里，我们一定会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阳猛然发现生活不像在西安吃馒头，发现不合意后自己可以改变选择。暮色恍惚中，她满眼都是草绿军装和红色五星，她感觉到了自己内心涌动的一股豪气，几个姐妹把手攥在一起相互鼓劲，“没有了退路，那就向前冲吧”。
阳因为年小、有文化留在新疆军区后勤部会计培训大队，但三年中大多数时候都在工地上。
1952年冬，零下三十多度。阳和200多名湘藉女兵在五家渠参加修筑八一水库。王震建立的第一个农场叫八一农场，缺水让102团近两万名战士很苦恼。他们决定就地挖出一个池塘做水库，收集天山雪水。
没有房子，士兵们在地面向下挖掘一个深一两米、类似地下室一样的洞穴，上面架起一个三十厘米的木架子，铺上麦草。为了保证暖和，地窝子挖得狭小，里面铺上厚厚一层麦草，阳几次都因为感觉窒息而惊醒，然后费力搬走她身上的同伴们的几条腿或是躯干。
军官们始终和士兵们做着相同的事情，营造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氛围，所有的人从来就不提意见或是抱怨。他们决定改善糟糕的住宿问题，开始用大捆芦苇团团围起一个很大的窝子，一百多人分三排睡觉。阳和她工地上的搭档、一个叫代诚的长沙女兵商量挤在一张床上睡，这样她们就可以有两张被子覆盖。但她们发现身子暖和了，伸在被子外的头是冰冷的，很多次还结了冰，头一天到晚都是晕的。
“湖南人的倔犟和好强让我们无法忍受落后”，两个女兵奋不顾身地干活。用牛羊生皮制作的长毡筒套在脚上有一种可靠的暖和，但很笨重，四公斤多，她们换上了球鞋，可以跑得很快。事实是她们已经没有办法停下来，一停，两只脚就会冻得刺骨疼痛。
工地上有两个干活不要命的湖南丫头，很快尽人皆知。
没有掘土机械，士兵们用的是锄头、簸箕等最原始工具，不停挖土和运土。晚上只要有月亮，开工的哨子就会如约而至响起，所有人都得爬出地窝子干活，“恍恍惚惚中，你牵着我，我扯着你有一脚没一脚来到工地”。
阳在工地上遭遇第一次例假，血流出来，她吓得大哭，“想是病得要死了”，年长的女伴围着她解释了很久才让她恢复平静。
士兵们花了半年时间挖出了一个坝堤长达5公里、深十余米的水库，可以灌溉102团的50万亩耕地。
到哪里，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阳只是参与新疆最艰苦的基础建设的湘藉女兵群体的一个缩影。新疆军区最初在贯通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奎屯、伊犁这条东西走向的核心建设区域投入大量生产部队，吸纳大部分湘藉女兵。
1954年10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军、六军大部、二十二兵团全部和第五军的一部集体就地专业，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保留军事化建制从事生产。
1962年，中国和前苏联边境爆发“伊犁塔城便民外逃事件”。兵团接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命令，大批干部战士在连绵2000多公里的边境线建立了58个农场，相当数量的湘藉女兵进一步流向边境地区。
阳说，湘藉女兵散布在新疆各地，她们像种子一样，“都会生根发芽长绿叶”。
2005年12月8日，记者在东疆哈密回乌鲁木齐的路上遭遇暴风雪——刚刚还是阳光灿烂，突然就漫天风雪，摄像机伸出车窗，镜头很快凝结成冰。
1951年，数百湘藉女兵留在这里参加建设。蒋慧英是湖南湘阴人，当年冬天参与修建红星水库，“一天劳动18—20小时”，很多个夜里，蒋惊恐发现自己尿床了，因为怕羞，她不能脱掉湿裤子，而不得不强迫自己重新入睡。
修水库没有水泥，军队尝试着自己造水泥，他们挖来某种石头烧一段时间，然后粉碎，做出代水泥。蒋回忆说这种工作往往让她口鼻里都是粉尘，“吐出来的都是黑的，后来就是红的，是血”。
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往往是以碱土洗头。听说汽油对杀死虱子很有效后，女兵想方设法弄到一点汽油，抹到头发里。
工地上一度出现让后来人们难以想象的场面——蒋说，一边是光头的劳改犯人，一边是着军装的军人，“干的活都是一样的，时间也一样长”，少数区别是犯人吃的是玉米面，而女兵们碗里是白面。
南疆的气温奇高，29团所在的农场是一片到处是沙包的戈壁滩，盐碱块厚得像水泥板，可供饮用的水则在近三公里之外的地方。
很多女兵来月经没有卫生纸，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装在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双腿内侧被磨破，流血、化脓、溃烂，走一步疼得钻心。她们没有消炎药，有人去找伙房要一点牛油。
1950年，国军起义部队骑7师19团开赴北疆阿勒泰地区。1952年，26岁的吴雪娥和其他99名女兵组成一个区队坐了20多天的车从乌鲁木齐来到阿勒泰巴里巴盖，她们是唯一一批到达该地的湘藉女兵。
阿勒泰位于新疆最北部，气候最寒冷，冬天最低温度负30多度，女兵们要四处寻找木柴供应食堂，吴一次背着大捆木柴顶着风雪回营时，两只被毡筒包裹的脚已经失去知觉，一个女伴解开羊皮棉袄，紧紧包裹吴的脚，吴很久才恢复知觉，但还是留下了后遗症，天一变冷，两只脚就会疼痛。
陈晓辉回忆说，她们在北疆戈壁滩上开荒，在沙漠上种植了数以百万计的绿色树木。晚上站岗时候三个哨兵要持枪，全副武装。一是防土匪，二是防狼。一次，她在树林里方便时，猛然看见一只狼盯着她，“我听见了狼踏踩枯枝的声音”。
在出湘的火车上，阳名华认识了一个叫阳惠衡的女兵，她们是一个村里的，按照村里的规矩，她们还是堂姐妹。她们在兰州一个照相馆留下一张照片，依偎微笑、英姿飒爽。1973年，两人在乌鲁木齐市一个商场碰见，两个人停下呆呆看着对方，最后抱着嚎啕痛哭。阳惠衡入疆后被安排去了阿勒泰，严重的关节炎导致她后来不能行走，上卫生间都需借助拐杖。2005年清明节的前一天，老人死去。
1951年8月，王震在前苏联的帮助下组建了第一批三个机械化军垦农场，开创大陆机械化大农业先河。刘功辉等三名湘藉女兵成为第一批拖拉机手。当时上级要求每个台班每天开荒130亩，相当一个连队百多人一天的开荒任务。三个湘女昼夜两班倒，一个台班工作15小时以上。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她们带上一张床单，解手时把床单一拉就在男同志面前完成。
八千湘藉女兵和后来的山东等省女兵在屯垦部队建立了最为珍贵的社会单位——家庭，使数万军人在新疆真正安心扎根边疆，在屯垦初期共同完成最为艰苦的基础建设，创造和积累新疆发展必要的物质基础。
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粟寿山回忆说，如果没有那些乐观、拼命的女战士，屯垦戍边的事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停不下来的热烈
一些湘藉女兵回忆当年的劳动，有自豪，也有后怕，。
过度的劳累导致一些女兵失去了月经。1952年，王震将军一次视察八一水库工地时得知后，又急又怒，说，“我把这些娃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姑娘们搭坐军车去乌鲁木齐，治疗了两个月才返回农场。
女兵们在劳动过程中饱满热情背后的伤患引起了军队高层更多注意。
二十二兵团政治部组织部在1953年年度妇女工作简报里，批评少数军队领导不懂妇女生理特性，在生产工作中没有给予适当照顾——一个女兵例假请假，连长批了三天，排长批了两天，到了班长手里，她只得到一天的假。
该简报说，这种状况导致一些有病的女兵不敢请假，带病坚持工作下冷水，过度劳动造成了一些孕妇早产、流产和月经病增多。农十师妇女工厂的女兵经常坐在湿地上一天工作十小时以上，甚至高达14小时，例假多不休息，导致妇科病增多。
1953年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后勤部联合下文《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问题的若干规定》里规定：在生产劳动中，尽量安排妇女较轻劳动。
10月28日，新疆军区下达《新疆军区关于生产部队妇女工作待遇等问题的若干规定》，第四章第一条，进一步规定妇女参加劳动生产每天以八小时为宜，不得使妇女担任力不胜任的重劳动。各级领导机关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妇女与男子的生产定额要求应有所区别。
到1954年，由关内入疆参加边疆经济建设的妇女达到39259名，占到部队21％以上。新疆军区政治部在该年度全军妇女工作基本总结里再度指称：某些单位对待女兵采取平均主义，不管妇女身体强度与否、生理条件和特殊困难，统一与男同志一样要求，只强调生产定额和劳动力，导致一些女兵产生拼命主义，发生月经不调、怀孕流产等现象。
军区批评农一师一团当年有些单位将女兵例假规定为一天，对拼命主义不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鼓励劳动热情高涨。农二师三连百分之七十的女兵发生月经不调。
但事实上，高层出台的一系列妇女劳动保护措施少有真正落实，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的热烈节奏。相反，工地上经常出现的一副动人场景是，女兵们一边劳动一边扯着嗓子齐声喊，“男同志加油”，男兵们则很快回应“女同志加油”，然后就是“嘿啦啦啦啦连根拔”，整齐而响亮。
歇工的时候，工地上歌声不断。士兵们唱得最多的歌曲是《毛泽东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和《戈壁滩上盖花园》。他们在第一首歌里表示对毛泽东和国家的忠诚，“祖国需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第二支歌中，士兵们说劳动的双手能够翻天地，要在这一块荒芜之地建立城市和富裕生活。
阳名华的女儿曾不解母亲她们的拼命和快乐，说“你们那么赶，那么拼命到底是为什么”。
参加八一水库建设的湘藉女兵付举唐说，湘藉女兵有着湖南人特有的火辣、活跃、天不怕地不怕，大声说话大声笑，喜欢唱歌，“大家都去吼歌，一个个不知疲倦了”。
阳名华说，“在当年那种激情燃烧的劳动氛围里，任何人都会深刻卷入和被感染，大家都觉得自己在做一个非常光荣的事情，没有一个人会选择休息或是退出”。阳曾经想她们因为单纯、年轻而快乐，所以不惧怕劳累。后来她读到毛泽东的一首诗，其中一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引发共鸣——原来所有新政权的建设者内心都是热切渴望自己建功立业。
左夫棠告诉《凤凰周刊》说，他很多年一直好奇湘藉女兵们的与众不同。直到他后来去了长沙岳麓书院，才恍然大悟。
“像很多湖南人一样，湘藉女兵身体浸淫的是勇于牺牲奉献、先忧后乐、不甘人后的湖湘文化”。左说，她们的内心由此独立而强大，她们通过自己的工作和言行深刻影响身边其他屯垦者，让这种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里扎根。
中原文化新枝
阳名华说，新政权的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军人职业对女生的巨大双重吸引，是湘藉女兵大批入疆的重要原因。
湘藉女兵文成说，当时入疆的湖南女兵中的80％属于当时划定的“出身不好”——湘藉女兵中涂敏的外公就是益阳富绅，掌握大量产业，而文成的父亲曾是湖南旧政权零陵、常宁县县长。
入疆的湘藉女兵正是因为“出身不好”——她们的父辈或祖辈多是城镇的有产阶层、乡绅，她们由此比同龄人们获得较多教育机会，成为新一轮的社会精英。书本上描述的楼兰古城的断想、丝绸之路的神韵、雪峰翠湖的异彩、戈壁大漠的沧桑，让她们感觉新疆是一幅飘逸浪漫的画卷，愿意进入新疆。此外，她们这一群体更乐意响应国家号召，进入部队熔炉改变命运，成为主流人群。
一个看似吊诡的阴差阳错是，新疆意外吸纳了大量被称为当时社会“稀缺资源”的学生女兵。事实证明，湘藉女兵群体贡献新疆的不止是优质劳力和对男兵的婚姻，更有她们的文化力。
古称西域的新疆，在2000年前纳入中国版图。风沙和干旱将西域三十六国和丝绸古道化为历史尘烟。历史上曾有八个朝代屯田垦荒，但均未走出“一代而终”的阴影，留下新一轮废墟和“寡妇地”。
新疆一度被中原政府视为惩罚犯有罪过之人的穷山恶水之一。19世纪，沙俄侵犯北疆，左宗棠力谏发兵收复，代表清朝主流权力的李鸿章阻止说，“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李进一步断言说，“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
新疆获得解放时，大多数农村还处在封建社会中期，个别地区存留完整农奴制。100万人过着一种游牧生活，其他400万多人均是生产工具简陋、耕作粗放的农业人口。工业极其落后，以至一块做马钉的生铁都需要外地输送。连绵2000多年的中原政府屯垦新疆的失败历程表明，成功屯垦并不等同士兵开出荒田种出粮食，更需要的是先进的中原文化系统积淀，完成新疆的整体进步，最终稳固屯垦成果。
湘藉女兵们给荒原带来深刻而全面的变化。至少有200名湘藉女兵进入新疆农学院学习，成为散布全疆的垦区农业技术精英，提升了农业种植水平。
“泥猴子”们一个个穿戴整齐，他们开始使用牙刷牙膏，说话斯文。大批被安排留在军队里的湘藉女兵很多因为受过教育、有文化而成为军队的文化教员，帮助军队中的精英群体识字和学习文化，而她们的“学生”则是平时唬脸凶他们的军官，
新疆军区老干所一些老干部说，新疆军队较早完成“工农干部知识化”过程，习惯以武力说话的军官们学习用笔表达，他们找到了学习的乐趣，识字扫盲的积极性很高。这些军官是新疆建设很长一段时期的中坚领导力量，新疆军队进一步形成了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良好传统。
湘藉女兵在边疆大漠上更多承担了先进文明传播任务。
解放前的新疆医药奇缺，医师只有18名，一只20万单位的青霉素，当时在阿勒泰草原需要一匹好马才能换得。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各种传染病和地方病蔓延，妇女分娩消毒技术地下，牧区流传“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走路”的说法。
新疆军队为保护战士在恶劣环境中劳作免于伤害，迅速强化军方医疗力量，大批湘藉女兵成为了第一代医务人员，进而服务当地人民。其中一个叫彭翠文的湘藉女兵从军医大学毕业后，回到南疆各农牧团场巡诊，发现很多农牧民患有白内障，双目失明，却因贫困无法到大医院手术。彭得知湖南桃源县医院眼科能用针拨法治愈，效果显著且实惠。彭专程回到湖南学习该技术，先后帮助上百牧民重见光明。
入疆伊始，新疆石河子没有学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陶峙岳之孙的文化学习都是借助一个湘藉女兵完成。湘藉女兵在随后几年中成为了石河子市和其他很多地区的第一批教师，她们被敬称为播火者，其中一个叫李曼云的女兵，1951年入疆后终生从事中小学生教育工作，她用土块垒起课坐椅，制造各种教具，如饥似渴地把她的知识教授给一批批垦区出生的孩子。
很多年后，李的一个学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作协副主席丰收在一本书里写道：“中国的荒原，荒原的第一代和以后的一代代，向屈子魂流淌了千百年的湘江水，向钟灵大雅的岳麓山深深地鞠躬致谢了。”
一个黄沙弥漫的粗犷世界开始开绽柔和、文明和理性的新枝绿叶。
50年代，新疆的根本基石稳固以后，进一步的良性蜕变轮廓渐渐成形、清晰。后来，河南、湖北、江苏等省支边青壮年进一步将中原农耕文化大规模传入新疆。60年代，上海、天津、武汉等工业城市输出10万知青，为新疆注入工业文明的新鲜血液和力量。
王震在新疆纪实
1949年，王震率部解放了先后咸阳、武功、凤翔，1949年6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在陕西关中地区成立，王震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协同彭德怀指挥了湖梅战役，与兄弟部队一起，歼灭了胡宗南主力，为解放兰州创造了条件。而后，又克天水，端了西北三马的老巢宁夏。紧接着，王震又穿过黄河大峡谷直扑西宁，解放了青海全境。
1949年9月，王震率1兵团2军出西宁翻越祁连雪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取张掖，解放酒泉，兵锋直指新疆。就是在这次长途奔袭作战中，王震和他的部队又过了一次鬼门关。9月初的祁连山，气候多变，部队离开西宁，在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大宛山时突遇暴风雪。穿着单衣，打着赤脚的士兵有30人被冻死，数百人冻伤。
老兵王三回忆：冻死的主要是五师的十四团，我们从这过的时候啊，看见冻死的人啊都是趴着，趴在地上想爬起来的样子，或者手伸着想要抓住什么东西的样子，死了的人都是这样子。
老兵王传德：怎么这些七八个人在那不动了，都在那坐着了，中间
有一堆烂衣服，有一堆灰，这几个人都坐那死了。我亲眼看到的，过祁连山太苦了。
2军5师，前身359旅，一只充满了勇气和胆魄的队伍，当年，彭德怀接到来自祁连山的报告，当晚就发出电报，号召全军学习这种不怕困难，在风雪严寒中奋勇前进的精神，并向英勇牺牲的烈士致敬致哀！
白雪照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这是一首现代版的边塞诗，作者王震。十万进疆部队正是唱着这首边塞诗叩开了新疆的大门。
原本，王震是做好了再打一场恶仗的准备。然而形势发生了变化，在大军压境的态势下，战局出现了转机。1949年9月，驻新疆国民党陶峙岳部队和国民党新疆政府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随后，陶峙岳、包尔汉飞赴酒泉请求解放军尽早入疆。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但是新疆宣布解放的时候，形势是很不稳的，一方面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有民族问题；另外，国民党驻新疆部队将近十万人，里面有胡宗南的部队，也有其他的西北军的部队，而且特别糟糕的是，里面还有一支马家军的部队，马步芳的部下马呈祥又率领一个骑兵军那是极其反动的。在这种情况下，王震所率的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赶快进入新疆，那是保障新疆稳定，完成西北解放极其关键的一环。"
1949年10月5日，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了进疆誓师大会，二、六两军整装待发，那依然是一次艰难的行军。
尤其是对王震与他带领的部队，如果说第一次长征是爬雪山、过草地；第二次是南下与北返以及中原突围；那么这次进疆应当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三次长征。他们中的许多人就是靠两条腿丈量了从河西走廊到新疆天山南北的大漠戈壁。
老兵回忆："晚上住的什么东西，那时候晚上住的一个老乡的羊圈，这些老乡是很少的。有些比较好的老乡就把房子让出来一间，一个班就住那么一间房子，也没帐篷，实际上就是那确实是很艰苦的，特别是再延伸到前面大墩子，过去就没人了，全部是戈壁滩。住哪呢，住在戈壁滩潮潮的地窝子里
，挖个坑上边棚一下，人就这样住。晚上睡一晚上，一刮风，那时候风也多，一刮风，第二天起来大家看着都互相笑，我说你笑个啥？就是牙齿是白的，剩下都看不见了。"
对当年进疆的军人们来讲，困难不仅仅是路途的遥远和天寒地冻。物资给养的严重缺乏使生病的战士们得不到及时救治。饥饿时时威胁着每一个，面对着脚下一座座冰雪山峰，面对着前方一个接一个的难以预测的艰难险阻，战士面前就只有一个信念：向前进！
在这十多万向前挺进的大军中，有王震，有许多走过万里长征的老兵，有刚刚入伍，穿上军装的新战士，甚至还有女性。
当年的女兵魏玉英回忆："那时候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走不动怎么办呢，最后我们一些年级小的就趴到地上匍匐前进，爬着走，有的就拉着马（驮行李的马）尾巴走的，在我的印象中最深的就是那一次，走到以后大家都不会走路了，等走到以后都躺到那去了。再一个我们行军里面最难得是什么呢？女同志都有特殊情况，那时候都例假来了也没有办法啊，你看本来甘肃就很穷，她用的卫生纸，哪有卫生纸啊，那时候没有卫生纸，我们就是把棉衣里的棉花丛地下撕下来，一到了喀什，棉衣下面都变成夹衣了。"
老兵袁国祥："挺进、挺进、向新疆、向西藏，向帕米尔高原上大进军。那里的穷苦老百姓，多年来受着灾难与苦痛。早就盼望着人民解放军去解放他们。整齐地步伐勇敢地向前进。总之，一唱这个歌子浑身都是力量，人和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
进疆部队争分夺秒、不计代价前进，为稳定新疆局势以及西藏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力条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9年11月，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机关抵达迪化，也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王震任中共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兼政委。历史上左宗棠率领湘军入疆，历时两年多时间。1943年8月，国民党7万人入疆准备了三年，最终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到达乌鲁木齐。而1949年，由王震率领的一兵团在连续行军作战，没有得到修整的情况下，只用了六个月时间就进入了全疆各个重要城市及军事要地。并从国民党边防总队手中接管了千里边防。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和如此复杂的社会状况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粮草问题是王震入疆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当时的形势是一兵团进疆部队11万人，陶峙岳将军的起义部队和民族军10万人，旧政府政府工作人员5万人，每年需要的粮食是10万吨。那时新疆生产力低下，农民生产出的粮食除交给地主，留下的实际口粮所生无几，因此依靠当地农民解决部队官兵的口粮显然是不现实的。
老兵赵子征："有一次开干部会了，王震就讲话了。他说，我们在新疆粮食问题不解决站不住脚，怎么办呢？从关内运粮等于粮价的七倍，而且没有那么多的运输工具。当时火车路不通啊。另外，从苏联进口苏联老大哥和我们很友好，他们有粮食，但是进口可以，但他们要钱，要卢布，十万吨粮食
要三千万卢布，没有钱他不卖给你。我们国家穷，拿不出这么多外汇，怎么办？还是毛主席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走南泥湾之路，这就号召大家起来生产。 1950年大概二月份吧，他下的命令，元月份二月份我记不得这个时间了，反正他就下命令，他原话就是这样的：全体军人一律参加劳动生产，不得有任何人站在劳动生产之外。"
这时，新中国还正处在重重困难的包围之中，全国的经济形势更是危机四伏，亟待修复。此时的王震心理清楚，此时对国家的最大贡献就是用自己的肩膀把天大的困难扛起来，每一个共产党人的肩膀都应该是年轻共和国的坚强支柱。
1950年的1月23日，冰天雪地中的乌鲁木齐被解放军官兵们火一样的热情融化了。随着王震的一声令下，数十万军人早已将牵拉爬犁的绳索深深地勒进了自己的肩头。
老兵赵子征："王震他负过七次伤，身体很虚弱，也拉着爬犁就出来了。这一下子传开了，轰动了全城。什么叫倾城出动啊，我那次可体会了，那真是大人小孩虽然很冷啊，都出来了，白胡子，老头子，还有小娃娃，男的女的，汉族的，维族的，少数民族的，都站一排出来鼓掌欢迎部队，然后很快拿来奶茶、镶给大家吃。"
这就是王震，走在这支队伍最前列的人。当王震和他的战士们把汗水洒在西域寒风中的时候，乌鲁木齐被感动了，除了解放军官兵，连平时没有车不出门的旧政府留用的官员也走出了温暖的家门，加入了忘我劳动的人流中。也就是从那时候起，进疆部队在天山以南，东起米兰、西到喀什，南至和田，北抵天山，环绕塔哈拉马干沙漠排兵布阵，拉开了西部荒原屯垦戍边的序幕。
老兵赵国胜："一没水、二没房子，三没拖拉机。全是人力畜力来完成这一年春耕、夏育、秋收、冬藏的生产任务。"
老兵古有海："反正到处都没有人烟，都是男性，谁没有见过，干脆，脱光，于是大家就脱光了。都打埂子，一个一个排了这么打，当时就是这样干的，当时又想了一下子，那个刺还多得很，刺把衣服也刮得厉害，要是把肉挂烂了，肉还可以长起来，把衣服裤子挂烂了，也没有布补，这还要，那个还要，就那么一套衣服，有时候赶个巴扎（集市），这样的话，没办法。"
为了在新疆站住脚，王震要求60%以上的官兵必须投入生产。每人要开6亩荒地，当年要开垦荒地60 万亩，具体到了当年要生产粮食5000万公斤，棉花180万公斤，还有每人一头羊、一只鸡。10个人1头猪，一头牛。部队喊出的口号颇有王震色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能超过、不许减少。"
50年代初，婚姻问题在驻疆部队是一个上上下下让人发愁的问题，它甚至已经影响到了部队的稳定。而新疆当时是男女比例极不协调，国民党新疆起义部队10万大军，平均年龄38岁，98%的官兵家在内地，96%的官兵没有成家。而解放军部队进驻新疆的10万大军，团以下的指战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光棍汉。
所以王震就有这么一个思路，你们在家乡过去有娃娃亲的，甚至童养媳的，或者是有沾亲带故的，你们有这样的赶快接来，我们给你们路费。
1950年的初春，时任二军六师政委焉耆地委书记的熊晃接到了王震的电话，命令他带家眷回乌鲁木齐领受任务。一见面，王震直扑主题：你立即坐飞机到北京向中央汇报，然后南下找湖南省委，叫他们协助招一批女生进疆，不管什么成分，都要！
熊晃临行前，王震交给他一封写给当时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的亲笔信。信中写道："新疆人口稀少，配偶难找，部队要屯垦戍边，长期安家，不解决婚姻问题是不行的，今派熊晃同志去湖南，请你们大力协助，帮助招一批女青年，最低年龄１８岁，初高中文化程度，未婚，有过婚史，但是已经离婚离异的也行。家庭出身不管，把她们招来新疆，纺纱织布，繁衍人口，与我部队将士同建繁荣富强的新疆。"
当黄克诚看完信中的内容的最后一段哈哈大笑，指着"繁衍人口"最后四个字说："这个王胡子，把这话讲出去，人家女娃子，谁还去阿？"
当时熊晃在长沙市设立一个招聘团，地点就设立在长沙市营盘街38号，这里曾经是当年辛弃疾驻兵的地方。报名者十分踊跃，不长的时间里，熊晃招到了3000多名女生。
当年女兵谢树仁："就是要去参军，要当个女兵，以后在学校里头，那时候没有钱，没有钱的时候就背了两升米，跟我的四个同学，家里也不知道就去了。"
当年女兵陶先运："小的时候，走了也就走了，何日是归期也没有考虑过，现在想想无数个春秋过去了，有了条件了，儿女们成家了，孙辈们就读大学了，我身体还好，回家住一段吧，可是不习惯了，已经不习惯了。我就带着两句话，故乡变异乡，异乡变成了故乡。带着两句话来安慰自己，就回来了。现在想起来，真觉得还舍不得这个地方。"
老兵谢树仁："因为那个时候女同志毕竟少，要找着谈对象的人不少，你就是自己在里头，有的是组织上介绍，有的就是组织上分配，有的也就自己谈对象。有那么多人找你，表示这个意思，像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好的，你自己去挑去吧。" 老兵陶先运："美好青春年华全部奉献在边疆的事业中。"
自此，10多批湘女先后入疆，8000湘女被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8000湘女上天山成为新疆屯垦史上最为动人浪漫的故事。
2005年12月，
家乡的人为了记住8000湘女曾经的岁月，让后人知道她们只身赴天山的大行大爱，从天山之巅，采集了一块重大百吨的巨石出力在了风景优美的湘江之畔。那一天，距长沙营盘街不远的湘江之畔，人山人海，从新疆被特邀回来的100多名湘女像英雄般的被人们簇拥着。
那里有很多的同志见了面根本就不说话，一会儿笑，一会儿哭，特别是说起当年的一些往事，还有一些甚至过世的战友。
继湘女之后，山东、广西、江苏、上海、湖北等省市的一批油一批的女青年进疆，加入屯垦部队的建设事业。
这样驻疆部队和地方单位的性别比例很快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写了自汉武帝以来，屯垦戍边一代而终的历史。
王震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平生下过的命令有无数道，但我最满意的就是这一道。"他说的这一道，就是动员内地妇女到新疆的事。之所以满意，王震的解释是："既成人之美，又稳定了军心。"
新疆方方面面的变化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张治中。这位曾经担任国民党在新疆地区的最高长官，对新疆的情况非常熟悉的人。再给王震的信中写道："看见你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心里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来诉说我心中的意见和感想，您那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新疆的全体解放军的血汗写成的。再有１０年２０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畜牧业高度发展，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入疆老兵揭秘当年八千湘女上天山真相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密
世界最大的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它不列入中国军队编制，却担负着戍边重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现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辖有14个师，共175个团场，总人数达到250万，相当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员数。它的所辖面积据说达到20万平公里，有六个台湾大。新上任的司令员将所有的团场一一视察完后，发现竟历时4年半。 它的内部编制全部按照军队编制，一把手称司令员，党委书记称政委，它的现任司令员张庆黎是1999年10月赴任的，在机场当别人称呼他司令员时，竟然一下子没意识到别人是在称呼自己。 张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兵团司令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于1954年，当年是毛主席一声令下，解放军驻新疆10.5万部队集体就地转业，开始了艰苦创业。许多干部和战士从内地打到新疆以为两三年最多五年可以回家了，结果他们一辈子都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屯垦戍边事业。初始阶段十分艰苦，战士们10多人睡一个草棚，干部4-5人睡一个草棚已经算是"特殊待遇"了。后来又遇到文革动乱，兵团事业遭到很大破坏，在***、王震的努力下，直到1981年才得以恢复。 新疆建设兵团，它的存在和它的任务都十分特殊，有人戏称它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艘航空母舰"。它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了工农兵学商的社会，但在过去，它只归口国家农业部农垦局管辖，"庙小和尚大"的局面一直到1997年才有了改变，那一年，国家正式行文明确，它的发展计划纳入国务院有关部门实行计划单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直到西部大开发之前，它的职工还在吃"大锅饭"，这也是今天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椿奇事。当然，这两年它的管理体制已经跟上了全国的步伐。 这样超大型的"兵团"今后还有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答案是肯定的，在新世纪、新阶段，屯垦戍边的任务更加繁重，从国际大环境来看，反恐形势严峻，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从没放弃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图。所以，这个大兵团，不但要存在下去，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发展壮大。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共和国从湖南、山东等地招募了大批女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她们因此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代母亲。 "参军只是因为向往" 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为了让守卫在新疆的将士们安心屯垦戍边，王震将军首先给家乡湖南的领导写信，请他们大量招募女青年，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很快，长沙的大街小巷贴出了新疆军区的公告：招募女兵到新疆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只没提成家结婚。 今天的谢树仁已是６８岁的老人，可１９５１年参军时，她只有１５岁。 谢树仁说："我家在湖南宁乡县的山沟里，离长沙有１００多公里；父亲是教书先生，母亲也在长沙一中读过书，思想很开明。母亲对我们姊妹影响最大，要求我们养猪、打柴、做饭样样都要会；等我们长大些，就鼓励我们读书、参军。我小学还没有毕业，上中学的哥哥、上师范的姐姐就都参军了。" １９５１年，谢树仁和４个女同学一起吵闹着要去参军："那时候不知道啥子是为人民服务，参军只是因为向往。上俄文学校，开拖拉机，进工厂，多好啊！" "当时我大哥在宁乡县教书，我们就去找他。家里没有钱，我们就带了两升米，炒了点菜，步行了一整天，走了５０多公里才到宁乡县城。" 谢树仁笑着说："我们到县城之前没有见过汽车。在大哥学校门口，看到那里停了一辆破旧的吉普车，我们不知道是啥子。大哥指着它对我们说：‘看，这就是汽车。‘那时候，我们几个丫头看见汽车来了，心里就怦怦跳，老远让得开开的，生怕汽车开到自己身上。" "由于我们吵着要参军，大哥便给了５角钱、炒了点菜就让我们又上路了。我们走了一天，到解放军西北军区长沙办事处时，已经是晚上了。第二天，负责征兵的湖南老乡让我们写了个试卷，很快就发给军装--就这样参军了。" 那时候从兰州到乌鲁木齐没有火车，怀着和谢树仁同样的渴望和梦想，来自各地的１０００多名女兵坐上了开往新疆的大卡车，这一坐就是一个多月。 谢树仁说："当时一路上有土匪，汽车前面架了轻机枪，随时要准备战斗；每辆大卡车的车厢里挤４０多个人，许多人既用脸盆来打饭，又用它来洗脸；因为车上全是女孩子，单个的车子又不能脱离车队停下来让大家方便，有时候女孩子只得拿脸盆当便盆使。" 第一次出远门，想家的念头一涌上来，怎么也挥之不去。一路上，姑娘们的嘤嘤哭声不断。 结缘"地窝子" 诚然，如新疆军区招募女兵时的许诺，这些湖南女兵中有人在新疆上了学、进了工厂，但那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女兵一到新疆，就被直接送往天山南北的大小农场。 满怀憧憬的湘妹子们被大卡车拉到农场时，全都傻了眼：地面上没有一座建筑，欢迎她们的几百号男兵一下子从"地窝子"里钻出来--就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 "地窝子"，说白了就是一人多深的大土坑，大小依住人多少而定。人们在挖坑的时候，在坑底留出用作床、桌的土墩和进出的斜坡甬道，用木头拱好屋顶，覆以红柳或芦苇，最后盖上土。这样，"地窝子"就建成了。 湘妹子刚到农场时，一看这情形，全都哭开了，怎么劝说也不肯下车。关于她们下车的笑话至今还在兵团流传：湘妹子赖着不下车时，人们端出一盆盆红辣椒--她们就争先恐后地跳下车来。关于山东女兵下车的故事，版本和湘妹子的大致相同，只不过人们端上的是大葱。 湘妹子们在西行的路上，就隐约听说可能要给自己介绍对象，心里很担心。到新疆后不久，这个担心变成了现实。后来，湘妹子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组织介绍，个人同意"的程序，成家过起了日子。 当时的生活条件之艰苦，如今已难以想像。没有洞房，只好三四对新婚夫妇住一个"地窝子"，每对新人之间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蚊帐。 今天，在石河子市，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满头华发的"湘妹子"和老伴相依走过街头。她们尽管当时和丈夫是"先结婚，后恋爱"，但绝大多数彼此相濡以沫直到白头。 由于组织介绍给湘妹子的丈夫往往是党龄长、级别较高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一些人成了"牛鬼蛇神"、右派分子。但挺身而出为他们奔走呼号的，也正是这些"辣妹子"。毕竟，这是她们的丈夫啊！ 宜红柳，似白杨 谁言大漠不荒凉，地窝房，没门窗；一日三餐，玉米间高粱；一阵号声天未晓，寻火种，去烧荒。 最难夜夜梦家乡，想爹娘，泪汪汪，遥向天山，默默祝安康。既是此身许塞外，宜红柳，似白杨。 我们已无法考证这首词出自何人之手，但寥寥数笔，却将女兵们当年的生活画面一下子推到我们面前：这些小女子，流淌着楚人的热血，在西北烈风中怎样艰难地前行啊。 １９５２年，谢树仁刚到乌鲁木齐不久，就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政治处收发室，开始了送信、送电报的工作。 有一次，谢树仁得了心膜炎，因为年纪小，不懂事，高烧摄氏４０度还硬扛着骑马送信。到晚上集体开会、学习时，她烧得迷迷糊糊睡着了。有人用手一摸这个小姑娘的额头，被吓了一大跳：赶紧送医院哪，可是医院里也没有药。幸亏谢树仁命大，当时有个作家的夫人也在住院，把自己的链霉素分了几枝给她，才将她救了下来。谢树仁说，１９５４年新疆军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开时，她坚决要求去兵团的八一农场，因为那里有个女拖拉机手典型，大家羡慕得不得了。 在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兵团的女同志特别能吃苦，挖渠、修路样样都拿得下。男人能干的，女人照样干，而且还想干得更好，就是来了例假，挽起裤腿照样往泥水里下。有人挺着临产的大肚子，还一天拾５０多公斤棉花。一朵棉花才多重？拾棉花，那可是一天到晚都得弯腰的活啊。 兵团农二师当年的一份总结写道："直接参加生产的妇女，每天从早到晚在田间劳动。农场机耕队有５４名妇女，组织了一个区队，共分４组。有３２名妇女担任了２３９亩棉花（生产的）任务。他们承担平地、打田埂、选棉籽等工作。上工后，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她们）吃饭不回家。（年底）可收获近１５０００公斤，占该队全年财务收入的２３％。" 其实，这些湘妹子和后来的山东女兵、上海知青，何止是"为了不耽误劳动时间，吃饭不回家"啊，这些靠信念支撑着的人们，还不断开展着劳动竞赛：这个排早晨６时下地干活，连长在大会表扬了，紧接着这个纪录第二天就会被别的排刷新到５时。由于睡眠严重不足，许多小女兵在上工的路上走得歪歪斜斜--那是在打瞌睡。谢树仁说，那时女同志来例假，都瞒着不说。有一次谢树仁来例假，但她硬是和人们一起在月亮下收麦子，最后肚子剧疼，不得不被人抬了回来。 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谢树仁被农六师派出去学习气象知识，此后被分配到八一农场气象站当站长。她２２岁时，一个人就带了１４名大学毕业生实习，她所在的气象站被评为全国和自治区的先进单位。 在８０００名泼辣的湖南女兵中，谢树仁也许没有别的女兵下田多，但湘妹子的泼辣劲却在她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１９６０年６月，谢树仁被调到农六师军事法院当审判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谢树仁带领政治部的１４个人，清查落实案子１万余件。 如今退休住在乌鲁木齐的谢树仁说："老司令（王震）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否则兵团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 许多当年的湘妹子退休之后，回到几十年魂牵梦萦的老家，见到了故乡青翠欲滴的竹林。然而，毕竟时间过去太久了，物是人非，她们已无法把自己重新融入故乡，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再回到新疆。故乡，就这样永远停留在她们的思念里。 到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７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走过了整整５０年的辉煌历程。如今，这里已有了第二代、第三代继承人，总人口达２５４万。
三代人的理想与爱情
历史上，这是汉代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唐朝吐蕃兵戎相见的楼兰古国，在一望无垠的大漠戈壁之中，是枕戈待旦的边防军人。
而在很多人的模糊印象里，新疆是一个充满诱惑色彩和浪漫情调的地方，王维盛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昌龄戎马倥偬，“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王翰醉卧沙场，“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在梦里，新疆既是沙场战场，又是莺歌燕舞的塞下之城。
1951年，说话跟连珠炮似的刘功辉，怀着对书上描述的戈壁、葡萄、雪山、大漠的幻想，来到这片原是不拔之地的疆土。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她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
1962年，身强力壮的七尺男儿阮衡，作为南京军区调往新疆的1000名精干军人之一，在兵团与刘功辉相遇。
他们的命运在新疆交汇。
撰稿：张丽萍
天山湘女几十年后在石河子重聚首。从左至右依次为倪碧纯、高兰英、谢新觉、刘功辉(后排中)、戴庆媛、华淑媛、郑瑞阳。
15岁的河南姑娘，成长为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刘功辉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气宇轩昂地站在镜头最中间，身后是一台拖拉机。那是她成为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能手时的留念。照片的上方，有这样一排字：机耕农场全班互助合影留念 1953.10.20。
1950年、1951年、1952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应新疆军区王震将军之请，向新疆输送了三批共8000左右年龄约在13岁到19岁之间的湖南姑娘，这一早已被多数人遗忘的事件在历史上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
刘功辉年方15，在区里当书记的姑父代写的一封介绍信使她顺利地成为了其中一名。
然而，到了新疆石河子，出现在刘功辉眼前的，除了戈壁滩，就是盐碱滩，“哪有什么雪山啊、丝绸之路啊！石河子老街就只有七八户人家，方圆几十里都找不到人烟，我们没有水喝，没有粮食吃，后来都是自己动手做，女兵和男兵一样劳动、开荒。冬天敲开冰块当水吃，还吃雪，雪里羊粪牛粪都有。”
虽然生活困难，这些都还能勉强解决，偌大的新疆，住宿却成了她们最大的难题。新疆的气候和湖南有着天壤之别，一群脚步从未跨出过湖南的小女生，如何受得了新疆冬寒夏炎、昼夜温差大的气候？“我们自有办法，就是挖地窝子，地窝子就是在地上挖出一个坑，两三米深，上面再用树枝、芦苇铺起来。地窝子在地下，风刮不到，我们经常是很多人挤着睡在一个地窝子里。”
在石河子，刘功辉加入了她湖南宁乡老乡陶峙岳将军的第二十二兵团。
新疆的和平解放是王震将军和国民党陶峙岳将军（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国共合作之功。上世纪50年代初，共有三位大将军坐镇新疆，其一是王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有五个师的兵力，约有10万正规军；其二是陶峙岳的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起义部队，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也有10万左右正规军；其三是法铁依·伊凡诺维奇·列斯肯的新疆“三区革命”（1944年秋，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专区爆发的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军阀盛世才，建立革命政权。）民族军部队，解放后正式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只有两三万人。为了加强领导，解放军一兵团部分军力被分插到二十二兵团和五军政治处，做思想工作。
讲起自己的拖拉机往事，刘功辉兴致勃勃，阮衡则以沉默表达了他对刘功辉的爱，虽然这个故事他已经倒背如流。
解放前，整个新疆地区只有几台拖拉机，到50年代初，这些拖拉机已光荣退休。
1951年，新疆的生产建设仍然是原始的耕作方式，筑房用的是干垒土，犁地用的是土犁、木爬犁、自制打夯机，即使“全军大生产”，这种传统技术也难以为继。陶峙岳将军决定用黄金到苏联购买了一批拖拉机，共有20多台。此后，陶峙岳和王震商定将八一农场、二十二兵团机耕农场和解放军二军六师建设成为新疆最大的三个机械化农场。这批拖拉机，则成了当时新疆最新兴、最高级的机械设备。
拖拉机刚刚购进，新疆建设兵团便选拔拖拉机手进行培训。刘功辉因为性格大方活泼，动作麻利，而且得到老乡陶峙岳将军的照顾，得以在新疆建设兵团10个师中初选的140人中脱颖而出。“陶将军就批准了我们三个女兵，一个是1950年来的文工团女兵，一个是1951年来的宣传部女兵，还有一个就是我，其他的女同志都很羡慕我们呢！”
1952年10月，她们兴冲冲赶到陶峙岳的训练场，那是石河子下属的几个农场之一，“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我们都把书本放在三角凳上，蹲着或坐在地上写作业。”刚开始是两三个月的理论学习，不仅没有拖拉机，连中译本的教材都没有。“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教师，教我们的是陶将军的副官，他懂俄语，因为拖拉机都是从俄国买回来，他就一本俄汉字典一本说明书，一边翻译一边讲解。直到快结束学习的时候才来了一辆拖拉机，领导教我们实际操作。”
她们三人便是中国的第一代女拖拉机手。
回到二十二兵团后，刘功辉当起了拖拉机驾驶员。他们工作白班夜班两班倒，每天12个小时在拖拉机上，还有两三个小时用在了保养机器上，“从天不亮干到天黢黑，机器从来不休息，我们没有礼拜天，除了春节、元旦、国庆放一天假外，其他时间都在工作。”
1953年，刘功辉被选为班长，她的劳动热情更加高涨了。“我们和男同志一样干，还争取比他们干得多。兵团和内地不同，劳动不记工分，不发工资，只记你开了多少亩荒地，我们有了拖拉机后，我一个白班能开出一百多亩地来，王震将军叫拖拉机为‘铁牛’，把我们驾驶员都当宝贝儿。”
她们没有工资，只发津贴，领导对她们的奖励方式也很特别，多劳多得，得的是衣服。
刘功辉的拖拉机刚开了两年，这时也调转了头。刚刚成立的兵团需要大量的技术干部，1955年冬，作为第一代拖拉机手的刘功辉理所当然“被动员去了石河子拖拉机农八师农场，在那里学习技术。”
1956年11月，刘功辉学成归来，被评为先进分子，“我那一年开始有了工资，23级，一个月68.88元呢，在当时算很高的了。”1956年，新疆建立了普遍的工资制度。
“房子也是单位分的，我们不掏钱，那时候看病、住房都不要钱。”她的语气里有种今时不同往日的感慨。
“我们还算比较幸运，分到了城市，现在很多还在农村的人，当初也是兵团人，但他们可能连电视都买不起！”
“没有兵团抵抗外国势力和新疆分裂势力，新疆可能变成第二个外蒙。”
当刘功辉还在农八师的拖拉机上“叱咤”田间地头时，阮衡尚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天当铺盖地当床，一把炒面一把雪，成就了魏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战役胜利之后，阮衡回到家乡浙江衢州。1955年，南京军区成立，浙江省是南京军区下辖武装力量之一，因此阮衡也划归了南京军区。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撤出援助，中苏交恶。继之的1962年，又爆发“伊塔事件”，六七万新疆人在俄罗斯族人祖龙泰耶夫的策划下叛逃苏联。中央军委立即遣调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各一千精干力量到中国版图这个雄鸡的尾巴上，时刻准备为中国背水一战。他们的任务是在边境地区实行代耕、代收、代管。
阮衡所到之时，新疆建设兵团正处于集体转业初就的阶段，备战备荒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工农业都已经起步了，兵团里除了专业的武装部队，还有在当地招募的民兵和复员军人，当地进入兵团的农民负责农业生产，分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做不同的工作。”
阮衡被安排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兵团财经干部学校政治处教员，在这里他教了三年的政治经济学。
1960年代，男女之间最动人的甜言蜜语，莫过于：“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
谈及那个时代的爱情，现在看来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拉郎配”。“那八千湘女的秘密使命就是嫁给这些为国奉献了半生的军人，你要是不同意组织就会找你谈话，说你看看他们为了你们幸福生活奋斗了这么多年，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奉献一下呢？有的兵团更着急，男兵排着一队从东门进去，女兵排着一队从西门进去，两队兵围着一个长条桌坐着，你对面是谁，你这辈子就跟着谁。有的倒是能对上眼，一看就满意了，有的伴侣怎么都对不上眼，年纪都能当人家爷爷了，女的就闹，闹了也就只能将就着。”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调往新疆的女兵逐渐增多，这种男多女少的紧张状态才逐渐得以缓解。
他们的婚姻始于1958年。
他们的爱情始于1962年。
你一定会奇怪，为何他们的爱情会超前4年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那不是闪婚的爱，而是邂逅的爱。
提到“恋爱”这个字眼儿，50年后的刘功辉也还是下意识地，甚至有点害羞地压低了声音，害怕坐在旁边的孙子好奇的追问。“我们没有约会，那时候哪管那么多啊！”在那个年代，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女孩子还是不能主动出击的，他们的约会，或许就是相视一笑，或许就是勾勾小手指，或许就是“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这样的甜言蜜语，这也是那个时候的豪言壮语。
两人似乎更愿意称他们的爱情是“自由恋爱”。他们是经过别人介绍才相识相爱的，而且恰恰就是对上了眼儿的极少数之一，年龄差距只有六岁，刘功辉的初中文化也能和阮衡互相交流，同时也为阮衡的博闻强识倾倒，这种自由恋爱，在“组织包办”充斥的时代自然显得格外珍贵，夫婿搞军事，夫人搞技术，夫婿稳重，夫人热情，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完满的一对。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在浙江完了婚。1962年冬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阮立，后来还有了一个“千金”。
文革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遭到严重破坏，新疆兵团经济濒于崩溃，与1966年初相比，1967年粮食总产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3.5万公顷，王震在访英经过乌鲁木齐时回忆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王震本人也因为一篇《我的大字报》被四人帮诬陷为三反分子、黑帮头子，遭到围攻、批斗、挂牌游街。
阮衡出身不好，因言获罪，“我被整了，拉去劳改了，和四川、上海调过来的劳动犯一起劳动，还好我老伴是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能手，又是技术干部，我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上过战场的，历史还算清白，所以我放得还算早。”
讲到这些，气氛总是有些沉重，刘功辉话锋一转，谈起了他们繁杂工作之余的娱乐生活。“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电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人专门来放电影看，我们整个二十二团都聚在一起，坐在地上，前面拉着很大一块白布，电影就在上面放了。我们还很喜欢文工团的表演，《白毛女》《刘胡兰》《白月河》我们都是看了又看，有时候还自己组织唱歌。”
文革后的石河子市是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唯一一个实行师市合一制度的地方，“师市合一就是兵团和市政府都管辖，但是兵团有合法的行政地位，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的师长也是石河子市的市长。”这也是石河子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战时党政军企合一，平时独立于石河子市政府。
1980年代，爱情中规中矩：“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这主要是对六七十年生代人的描述。
兵团第二代虽然也是生在红旗下，但自然又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如果说兵团第一代经历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草创和初建阶段，兵团第二代经历的则是新疆的发展和转型阶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十个师合纵新疆南北，连横新疆东西，生产、销售、再生产在这个集体里完全独立完成，这种集体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创造了很大的经济奇迹，石河子从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一毛不拔之地，已经成长为新疆一个美丽的新兴城市，没有陈旧的工农业基础，兼容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文化。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兵团人并没有被迫选择某种信仰，“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有信仰佛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也做他们的宗教活动。”阮衡沟壑纵横的脸上堆满了艺术家看着自己杰出成就似的笑容。
阮立所处时代的兵团人二代，经历着新疆史上的大变革。
从地窝子到土房，从砖房到楼房，新疆十年间已经“换了人间”，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建设起了石河子、奎屯、五家渠等军垦新城。
从兵团建立伊始，新疆经历了承载大批劳改犯的放逐，大跃进的大兴水利，文革的黑白颠倒，6年的存亡之争。1975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党委向中央提请撤销兵团，并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同意，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兵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继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海南建设兵团被撤销后，第三个被撤销的兵团。
“兵团撤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厂还在，工人就几乎不失业，只是转换了管理体制。”但是，兵团撤销后，师长负责制取消，市长成为掌舵手，原兵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另谋高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失序。
在兵团撤销后，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老一代兵团人的年龄已经接近退休，部分兵团人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老家，人大一个研究生的姥爷何永康，也是50年代调往新疆的兵团人，在这时选择了回老家陕西。
阮衡则选择了留在新疆：“在新疆已经稳定了，再说都二十年了，看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已经发展得不错，现在也有感情了。”
阮立仍模糊记得兵团撤销时的一些情况，那是他正在读中学的一段时间，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兵”“团”“连”的字样，换上了带有“市”“县”的牌子。
除了他们的记忆，这组数据更能说明兵团撤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撤销兵团三年间，农垦总局增加了44个，但是粮、棉产量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财政亏损达6.67亿元。
1980年-1981年间，新疆又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阿克苏“四九事件”、叶城“一一三事件”、喀什“十三零事件”。
家住阿克苏农一师一家医院的工程师武叔叔回忆“四九事件”时说：“和这次七五事件像，很多人被骗上大街空喊口号，他们冲进党政机关，打砸抢烧。”
对兵团撤销后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王震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直到1981年，邓小平考察新疆后最终拍板决定恢复，消失达六年之久的兵团重又现身。“因为兵团有特殊的责任、地位和重要性，所以兵团力量是在增加的，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农师了，而且也没有人再提取消兵团的话。”阮衡回忆时仍充满兵团人的骄傲。
那些被取代的“兵”“团”“连”，一夜之间又开遍新疆。
90后与上辈人都不一样，希望自己将来的女朋友“性格活泼可爱”
1981年，18岁，本是高考的年龄，阮立并没有选择邓小平出大力气才恢复起来的高考，而是找了一个“铁饭碗”——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技术工人，这碗饭一端就整整端了30年。“有五险一金，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也不错，还是国营的。”在那个年代，国营工厂是几乎所有青年人的梦想，作为工人，他们是饱含激情和光荣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3年，新疆兵团的经济也逐渐放开，兵团内开部始出现小卖部、零售店、百货店之类的商品店，“大锅饭”成了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一个又浪漫又混乱的时期，胆大的人坐着在这个社会上的垂直升降梯，沉沉浮浮，成王败寇。
“下海”和“下岗”是这一时期的热词。“热比娅就是那个时候下海投机倒把才富起来的，她先是在广场上摆地摊、卖干果、给人家洗衣服，后来挣钱多了，就涉足房地产业，成为新疆女首富。此后她以危害国家公共安全被逮捕，2005年出狱后她去了美国，没想到又回来搞分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轮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除了“孔雀东南飞”的内地人四海淘金的又一目的地。
河南、四川、甘肃成为向新疆输入人才最多的省份，“打工”也成为一种逐渐时尚开来，甚至席卷全国的文化和浪潮。新疆的棉花产量很高，这成为很多内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们甚至专门到新疆去承包团场，如果风调雨顺，现在一年算下来，一个普通农场光是棉花就够卖十几万元。
“石河子也来了很多外地人，现在的石河子都讲各种方言的普通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改革，企业也响应号召，谁都不知道今天还吃着国家饭的自己明天是否还能像往常一样，7点钟起床，8点准时到点工作，下午6点钟下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清巢的是不是自己，谁也不知道“铁饭碗”会不会成为“土饭碗”。
随着全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推进，农垦兵团试行了家庭农场，发展庭院经济。第一个是农七师的耿千里家庭农场，到1986年各种家庭农场已经达到4.46万个，阮立仍然选择了抓紧电力公司这碗饭，因为工人在当时仍是最光鲜的职业，相比那些高风险不稳定的弄潮儿，兵团出身给了他选择国营选择平稳的资本。
阮立和李金玲的恋爱史，像是翻录了老一辈的爱情，四平八稳。1989年，阮立仍在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上班，李金玲在石河子一家食堂上班，是阮立妈妈的朋友当了回月老，牵了根红线。“我们的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相比老一辈的爱情，他们是内敛又大胆的一代，他们“边恋边婚”而不是“先婚后恋”，他们不会把“爱”字时常挂在嘴边，却能把最平凡不过的日子过得充满简单的小甜蜜， 他会用单车载着她满大街炫耀，虽然无人喝彩。
同一年，他们结婚，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彩色的，这台电视一直看到了90年代中期。
“那时候的娱乐就是跳迪斯科、看电影、逛公园，几个朋友一起玩。”
1990年，他们喜得“少爷”，取名为阮野，并奉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生育第二胎。
阮野是在变形金刚、神奇宝贝和网络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一代，被称为“90后”，也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一代。
三代成长在石河子的阮氏家族，对这个祖籍为浙江的男孩已经打上了血液里的烙印，今年刚刚参加了高考的他仍然选择在新疆上大学，“我很喜欢新疆。”
在新疆土生土长的这两代人，认祖归宗的情怀并不强烈，“我没怎么去过浙江，就去过湖南，我爸爸虽然在湖南长到七岁才到新疆，他们也不是很怀念湖南浙江，倒是奶奶爷爷他们经常会回去看一看走一走。”在新疆六十年，刘功辉的湖南乡音仍然浓厚。
阮野的成长似乎已经脱离了兵团的痕迹，乍看也看不出他的兵团第三代身份，和普遍的“90后”一样，接受最先进的教育，喜欢走路塞耳机听歌或英语，喜欢情感细腻或吊诡奇异的小说，喜欢玩电脑，喜欢打游戏，喜欢NIKE、Adidas，喜欢有个性和自我。
他和维吾尔族人接触也不多，“初中300多人，高中26个班，维族人就一两个。”他成长的环境不是不同民族同一省份的聚居地，而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同一民族的聚居地。
这个家庭的独生子，阮野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遇事都是说理，教我正直。”作为1990年生人，他的年代衔接了“80后”“90后”，似乎更多地承载了“宅男腐女”和“异类脑残”的争议；但他的个性并不像他的名字那么野，“爸爸妈妈希望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
阮野小时候的理想是登上月球、飞上火星，这和艰辛的爷爷奶奶、务实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只想吃饱饭穿暖衣”的理想离得很远，因为他喜欢看玄幻类小说，喜欢沧月的系列小说、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还喜欢看美国偶像，喜欢超女快男，喜欢美国电影。“我觉得郭敬明很虚伪很假，韩寒还可以。”
与父辈时代的“找个老实人”的爱情观不一样，他希望自己将来的女朋友“性格最好是活泼可爱”。
他的家务劳动量和内地小孩差不多，这是独生子一代的特权，他记得的劳动量最大的一次是上初二时学校组织的去团场的拾棉花，“10月份我们去的，团场是承包给私人的，我们每人规定了一定的劳动量，比如30公斤，不过这个要看你去的团场的棉花质量，低的也就10多公斤，我们完成任务后能拿到报酬。”
高考结束两个月了，阮野的“假期基本没怎么在家里呆，就是同学之间的聚会，玩，要么就是在家上上网，看看天下大事。QQ，游戏，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不怎么‘泡坛子’，天涯、猫扑很少去。”
爷爷突然生病住院，他也会时常去医院陪陪爷爷，和爸爸妈妈轮番照顾爷爷，爷孙俩儿唠唠嗑，以后上大学了就远了，难得回一趟石河子陪老人家了。
“爷爷奶奶那一代兵团人勤劳热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疆，他们很不容易的，我奶奶来新疆的时候比我还小，他们很吃得了苦。”
“没有兵团抵抗外国势力和新疆分裂势力，新疆可能变成第二个外蒙。”当刘功辉还在农八师的拖拉机上“叱咤”田间地头时，阮衡尚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天当铺盖地当床，一把炒面一把雪，成就了魏巍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中的上甘岭战役。
抗美援朝战役胜利之后，阮衡回到家乡浙江衢州。1955年，南京军区成立，浙江省是南京军区下辖武装力量之一，因此阮衡也划归了南京军区。
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撤出援助，中苏交恶。继之的1962年，又爆发“伊塔事件”，六七万新疆人在俄罗斯族人祖龙泰耶夫的策划下叛逃苏联。中央军委立即遣调南京军区、沈阳军区、广州军区各一千精干力量到中国版图这个雄鸡的尾巴上，时刻准备为中国背水一战。他们的任务是在边境地区实行代耕、代收、代管。
阮衡所到之时，新疆建设兵团正处于集体转业初就的阶段，备战备荒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工农业都已经起步了，兵团里除了专业的武装部队，还有在当地招募的民兵和复员军人，当地进入兵团的农民负责农业生产，分了生产队、工作队和战斗队，做不同的工作。”
阮衡被安排的第一个工作便是兵团财经干部学校政治处教员，在这里他教了三年的政治经济学。
1960年代，男女之间最动人的甜言蜜语，莫过于：“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
谈及那个时代的爱情，现在看来是一个荒诞的笑话，在当时却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拉郎配”。“那八千湘女的秘密使命就是嫁给这些为国奉献了半生的军人，你要是不同意组织就会找你谈话，说你看看他们为了你们幸福生活奋斗了这么多年，现在连个老婆都没有，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奉献一下呢？有的兵团更着急，男兵排着一队从东门进去，女兵排着一队从西门进去，两队兵围着一个长条桌坐着，你对面是谁，你这辈子就跟着谁。有的倒是能对上眼，一看就满意了，有的伴侣怎么都对不上眼，年纪都能当人家爷爷了，女的就闹，闹了也就只能将就着。”直到六七十年代，随着调往新疆的女兵逐渐增多，这种男多女少的紧张状态才逐渐得以缓解。
他们的婚姻始于1958年。
他们的爱情始于1962年。
你一定会奇怪，为何他们的爱情会超前4年于他们的婚姻，实际上，那不是闪婚的爱，而是邂逅的爱。
提到“恋爱”这个字眼儿，50年后的刘功辉也还是下意识地，甚至有点害羞地压低了声音，害怕坐在旁边的孙子好奇的追问。“我们没有约会，那时候哪管那么多啊！”在那个年代，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女孩子还是不能主动出击的，他们的约会，或许就是相视一笑，或许就是勾勾小手指，或许就是“我要让你吃得饱饱的”这样的甜言蜜语，这也是那个时候的豪言壮语。
两人似乎更愿意称他们的爱情是“自由恋爱”。他们是经过别人介绍才相识相爱的，而且恰恰就是对上了眼儿的极少数之一，年龄差距只有六岁，刘功辉的初中文化也能和阮衡互相交流，同时也为阮衡的博闻强识倾倒，这种自由恋爱，在“组织包办”充斥的时代自然显得格外珍贵，夫婿搞军事，夫人搞技术，夫婿稳重，夫人热情，在任何人看来都是完满的一对。
也是在这一年，他们在浙江完了婚。1962年冬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儿子阮立，后来还有了一个“千金”。
文革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遭到严重破坏，新疆兵团经济濒于崩溃，与1966年初相比，1967年粮食总产下降近1/5，1974年人口增加17万，耕地面积却减少了3.5万公顷，王震在访英经过乌鲁木齐时回忆时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王震本人也因为一篇《我的大字报》被四人帮诬陷为三反分子、黑帮头子，遭到围攻、批斗、挂牌游街。
阮衡出身不好，因言获罪，“我被整了，拉去劳改了，和四川、上海调过来的劳动犯一起劳动，还好我老伴是中国第一批女拖拉机能手，又是技术干部，我又是抗美援朝战争中上过战场的，历史还算清白，所以我放得还算早。”
讲到这些，气氛总是有些沉重，刘功辉话锋一转，谈起了他们繁杂工作之余的娱乐生活。“我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看电影，过年过节的时候才会有人专门来放电影看，我们整个二十二团都聚在一起，坐在地上，前面拉着很大一块白布，电影就在上面放了。我们还很喜欢文工团的表演，《白毛女》《刘胡兰》《白月河》我们都是看了又看，有时候还自己组织唱歌。”
文革后的石河子市是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里唯一一个实行师市合一制度的地方，“师市合一就是兵团和市政府都管辖，但是兵团有合法的行政地位，相当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兵团的师长也是石河子市的市长。”这也是石河子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战时党政军企合一，平时独立于石河子市政府。
1980年代，爱情中规中矩：“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
“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这主要是对六七十年生代人的描述。
兵团第二代虽然也是生在红旗下，但自然又有了一层特殊的含义。如果说兵团第一代经历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草创和初建阶段，兵团第二代经历的则是新疆的发展和转型阶段。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此时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经济实体，十个师合纵新疆南北，连横新疆东西，生产、销售、再生产在这个集体里完全独立完成，这种集体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创造了很大的经济奇迹，石河子从一个只有七八户人家的一毛不拔之地，已经成长为新疆一个美丽的新兴城市，没有陈旧的工农业基础，兼容大量的外来人口和文化。即使在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兵团人并没有被迫选择某种信仰，“我们一起工作的人都有信仰佛教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也做他们的宗教活动。”阮衡沟壑纵横的脸上堆满了艺术家看着自己杰出成就似的笑容。
阮立所处时代的兵团人二代，经历着新疆史上的大变革。
从地窝子到土房，从砖房到楼房，新疆十年间已经“换了人间”，田陌连片、渠系纵横、林带成网、道路畅通的绿洲生态经济网络，建设起了石河子、奎屯、五家渠等军垦新城。
从兵团建立伊始，新疆经历了承载大批劳改犯的放逐，大跃进的大兴水利，文革的黑白颠倒，6年的存亡之争。1975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军区党委向中央提请撤销兵团，并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同意，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垦总局，兵团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农牧场划归地方统一领导和管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继东北生产建设兵团、海南建设兵团被撤销后，第三个被撤销的兵团。
“兵团撤销对普通工人的影响并不大，因为工厂还在，工人就几乎不失业，只是转换了管理体制。”但是，兵团撤销后，师长负责制取消，市长成为掌舵手，原兵团的领导班子不得不另谋高就，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失序。
在兵团撤销后，新疆掀起了一股向外的移民潮。老一代兵团人的年龄已经接近退休，部分兵团人逐渐回到了原来的老家，人大一个研究生的姥爷何永康，也是50年代调往新疆的兵团人，在这时选择了回老家陕西。
阮衡则选择了留在新疆：“在新疆已经稳定了，再说都二十年了，看着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已经发展得不错，现在也有感情了。”
阮立仍模糊记得兵团撤销时的一些情况，那是他正在读中学的一段时间，很多兵团单位一夜之间换了匾牌，撤下“兵”“团”“连”的字样，换上了带有“市”“县”的牌子。
除了他们的记忆，这组数据更能说明兵团撤销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撤销兵团三年间，农垦总局增加了44个，但是粮、棉产量反而分别减少了1.2亿公斤、1244万公斤，财政亏损达6.67亿元。
1980年-1981年间，新疆又发生了一系列暴乱事件：阿克苏“四九事件”、叶城“一一三事件”、喀什“十三零事件”。
家住阿克苏农一师一家医院的工程师武叔叔回忆“四九事件”时说：“和这次七五事件像，很多人被骗上大街空喊口号，他们冲进党政机关，打砸抢烧。”
对兵团撤销后出现的这一系列问题，王震向中央提出恢复兵团，直到1981年，邓小平考察新疆后最终拍板决定恢复，消失达六年之久的兵团重又现身。“因为兵团有特殊的责任、地位和重要性，所以兵团力量是在增加的，现在已经有十四个农师了，而且也没有人再提取消兵团的话。”阮衡回忆时仍充满兵团人的骄傲。
那些被取代的“兵”“团”“连”，一夜之间又开遍新疆。
90后与上辈人都不一样，希望自己将来的女朋友“性格活泼可爱”
1981年，18岁，本是高考的年龄，阮立并没有选择邓小平出大力气才恢复起来的高考，而是找了一个“铁饭碗”——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技术工人，这碗饭一端就整整端了30年。“有五险一金，还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也不错，还是国营的。”在那个年代，国营工厂是几乎所有青年人的梦想，作为工人，他们是饱含激情和光荣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1983年，新疆兵团的经济也逐渐放开，兵团内开部始出现小卖部、零售店、百货店之类的商品店，“大锅饭”成了历史。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一个又浪漫又混乱的时期，胆大的人坐着在这个社会上的垂直升降梯，沉沉浮浮，成王败寇。
“下海”和“下岗”是这一时期的热词。“热比娅就是那个时候下海投机倒把才富起来的，她先是在广场上摆地摊、卖干果、给人家洗衣服，后来挣钱多了，就涉足房地产业，成为新疆女首富。此后她以危害国家公共安全被逮捕，2005年出狱后她去了美国，没想到又回来搞分裂。”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也是新疆又一轮移民浪潮的年代。新疆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成为除了“孔雀东南飞”的内地人四海淘金的又一目的地。
河南、四川、甘肃成为向新疆输入人才最多的省份，“打工”也成为一种逐渐时尚开来，甚至席卷全国的文化和浪潮。新疆的棉花产量很高，这成为很多内地人向往新疆的理由，他们甚至专门到新疆去承包团场，如果风调雨顺，现在一年算下来，一个普通农场光是棉花就够卖十几万元。
“石河子也来了很多外地人，现在的石河子都讲各种方言的普通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经济改革，企业也响应号召，谁都不知道今天还吃着国家饭的自己明天是否还能像往常一样，7点钟起床，8点准时到点工作，下午6点钟下班，谁也不知道下一个被清巢的是不是自己，谁也不知道“铁饭碗”会不会成为“土饭碗”。
随着全国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推进，农垦兵团试行了家庭农场，发展庭院经济。第一个是农七师的耿千里家庭农场，到1986年各种家庭农场已经达到4.46万个，阮立仍然选择了抓紧电力公司这碗饭，因为工人在当时仍是最光鲜的职业，相比那些高风险不稳定的弄潮儿，兵团出身给了他选择国营选择平稳的资本。
阮立和李金玲的恋爱史，像是翻录了老一辈的爱情，四平八稳。1989年，阮立仍在石河子一家电力公司上班，李金玲在石河子一家食堂上班，是阮立妈妈的朋友当了回月老，牵了根红线。“我们的约会就是去逛逛公园、看看电影之类的。”相比老一辈的爱情，他们是内敛又大胆的一代，他们“边恋边婚”而不是“先婚后恋”，他们不会把“爱”字时常挂在嘴边，却能把最平凡不过的日子过得充满简单的小甜蜜， 他会用单车载着她满大街炫耀，虽然无人喝彩。
同一年，他们结婚，有了自己的电视机，彩色的，这台电视一直看到了90年代中期。
“那时候的娱乐就是跳迪斯科、看电影、逛公园，几个朋友一起玩。”
1990年，他们喜得“少爷”，取名为阮野，并奉行“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再生育第二胎。
阮野是在变形金刚、神奇宝贝和网络世界里成长起来的一代，被称为“90后”，也是备受瞩目和争议的一代。
三代成长在石河子的阮氏家族，对这个祖籍为浙江的男孩已经打上了血液里的烙印，今年刚刚参加了高考的他仍然选择在新疆上大学，“我很喜欢新疆。”
在新疆土生土长的这两代人，认祖归宗的情怀并不强烈，“我没怎么去过浙江，就去过湖南，我爸爸虽然在湖南长到七岁才到新疆，他们也不是很怀念湖南浙江，倒是奶奶爷爷他们经常会回去看一看走一走。”在新疆六十年，刘功辉的湖南乡音仍然浓厚。
阮野的成长似乎已经脱离了兵团的痕迹，乍看也看不出他的兵团第三代身份，和普遍的“90后”一样，接受最先进的教育，喜欢走路塞耳机听歌或英语，喜欢情感细腻或吊诡奇异的小说，喜欢玩电脑，喜欢打游戏，喜欢NIKE、Adidas，喜欢有个性和自我。
他和维吾尔族人接触也不多，“初中300多人，高中26个班，维族人就一两个。”他成长的环境不是不同民族同一省份的聚居地，而是来自不同省份的同一民族的聚居地。
这个家庭的独生子，阮野父母“从来没有打过我，遇事都是说理，教我正直。”作为1990年生人，他的年代衔接了“80后”“90后”，似乎更多地承载了“宅男腐女”和“异类脑残”的争议；但他的个性并不像他的名字那么野，“爸爸妈妈希望我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地成长。”
阮野小时候的理想是登上月球、飞上火星，这和艰辛的爷爷奶奶、务实的爸爸妈妈小时候“只想吃饱饭穿暖衣”的理想离得很远，因为他喜欢看玄幻类小说，喜欢沧月的系列小说、霸唱的《鬼吹灯》、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还喜欢看美国偶像，喜欢超女快男，喜欢美国电影。“我觉得郭敬明很虚伪很假，韩寒还可以。”
与父辈时代的“找个老实人”的爱情观不一样，他希望自己将来的女朋友“性格最好是活泼可爱”。
他的家务劳动量和内地小孩差不多，这是独生子一代的特权，他记得的劳动量最大的一次是上初二时学校组织的去团场的拾棉花，“10月份我们去的，团场是承包给私人的，我们每人规定了一定的劳动量，比如30公斤，不过这个要看你去的团场的棉花质量，低的也就10多公斤，我们完成任务后能拿到报酬。”
高考结束两个月了，阮野的“假期基本没怎么在家里呆，就是同学之间的聚会，玩，要么就是在家上上网，看看天下大事。QQ，游戏，都是我喜欢去的地方，我不怎么‘泡坛子’，天涯、猫扑很少去。”
爷爷突然生病住院，他也会时常去医院陪陪爷爷，和爸爸妈妈轮番照顾爷爷，爷孙俩儿唠唠嗑，以后上大学了就远了，难得回一趟石河子陪老人家了。
“爷爷奶奶那一代兵团人勤劳热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新疆，他们很不容易的，我奶奶来新疆的时候比我还小，他们很吃得了苦。”
八千湘女是被骗进天山吗
最近，一些网上介绍了当年王震从湖南招了八千女兵进天山的事。这些女兵进天山干什么？建设边疆，保卫近疆，古时称戍边。这新疆刚就地转业了20万军人还不够吗？男人够，女人不够。
20万军人一放下枪就半军人了，就得整天干活了，长了就得想事了。啥事？男女之事。但茫茫戈壁滩除了这20万男人，哪来女人呀！便有了八千湘女进天山的故事。
俗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在特殊历史时期，男女搭配，减少犯罪，如日军慰安妇。你不慰安，一些士兵们就“自慰”，就自已强行找中国女人，这么一整，大日本皇军的形像不就毁了吗？日本人侵华也不是一点不注意形像，但你只要进了人家的地方，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形像也好不了。1979，中国人在越南人心中形像好吗？
这些话都属极容易误解的，一是话语这么近的挨在一起，容易让人误会湘女是不是性质也是什么，绝对两回事。二是民族矛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会管用，但中国军人在越南虽只有个例，沒有大规模屠杀平民，你打过去了形像依旧不会好。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毕竟出自草民之口，生理是生理了，很不政治。当年，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说的话就政治：“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 这里的“安心”、“扎根”就是政治，它涉及到一个伟大的战略布署。
也许王将军来自湖南，给20万男人找老婆生儿子的好事便给了湖南。但事是这么回事却不能这么说，咋说？
“1950年初，《新湖南报》连续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聘女兵的启事。启事中说，新疆军区要招募一批女兵到新疆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此时，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掀起的“参军热”，更是激荡着无数年轻人的心。长沙及周边城市的在校女学生、社会女青年争先恐后报名参军。”
于是，便有八千湘女进了天山。湘女中，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笔者写到这里，望着13这个数字，困惑了。13岁，太小了，未成年呀！（不知那个年代，13岁是否也属未成年？）
看了当年一张照片，女兵们是人人英姿勃发，个个笑容满面，极像我们当年上山下乡。笔者妻子当年就是自己偷拿了户口本报得名。
但怎么说也是太小了，女兵们到了新疆当天就有哭鼻子的了。
“在乌鲁木齐八一广场，王震给女兵们讲话。王震说：‘同志们，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把你们招聘来，是建设新疆，保卫新疆的，是为各族人民办好事的，你们要把忠骨埋在天山下……’将军的话还没有讲完，下面的秩序就乱了，因为大家原以为参军3年后就可以转业回湖南的，这时才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当年八千女兵赴新疆结婚纪实》）
其实，回不去是小事，没告诉你招你到底干什么来了才是大事。
作为一个戍边大吏，王震为士兵个人生活着想有问题吗？应该说没问题，只是事先沒说明问题。
“肖叶群今年70岁，兵团退休教师，她是1951年人疆的湘女。当年，她怀着光荣与梦想，与姐姐一起报名参军。当时她还不满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入疆后，姐妹俩被分到了22兵团9军26师，肖叶群在师机关，姐姐到了文工队，当时26师除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有家属外，其余的全是光棍。”
仗打完了，你不让人回家，再让人当光棍没道理呀！但事先沒说明问题，光棍们没问题，女兵们有问题了。
便有了新疆黃克功，只是级别降了下来，不是旅长是营长。情节完全一样，开枪杀人。
“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了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共产党人是讲法律的，老红军，旅长都毙了，营长能留你吗？
但“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包办’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的比她大近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当天就疯了。” 这个没法毙了吧？既然同意了，怎么又疯了呢？这个情节怎么在哪部电影或电视剧上见过呢？
这段描述用“包办”也不好，共产党人是最反对“包办”婚姻的。多少干部进城后，都解除了当初的“包办”婚姻，怎么还“包办”呢？那叫组织上做工作。但既然工作都做到同意了, 怎么又疯了呢？
细细思考八千湘女进天山，除了上述想法，还有想法：20万军人只招了八千湘女好干什么呀？这八千湘女组织上挨个做好工作从上往下排，也排不到士兵身上吧？
还有，为什么非得万里迢迢从湖南招什么知识女性进疆，后来没办法又从山东招农村妇女去，寡妇都行。为什么不能来个现代大“和亲”呢？就地就近还可以实现民族大融合。这个方法如实施，而今姑舅娘亲扯骨连筋，恨起来也差了。
此举当年王震沒想到，毛泽东也沒想到。但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能办的事，聪明的共产党不会办吗？
又一想不对了，古人送去的是繁洐工具，是“土地”，而20万军人是“种子”，是不好办，有同化人家之嫌。但“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 只要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哪里的人民又不是“土地”呢？
还是糊涂！
二 : 八千湘女_新疆荒原上的_第一代母亲_刘郴山
三 : 八千湘女上天山原来是为这档事
前几年拍摄的电视剧《八千湘女上天山》描述这样一个故事。在党中央建设新疆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参军狂潮席卷了三湘四水，一时间激情澎湃的湘女们蜂拥长沙报名参军。八千湘女的到来，为空旷的原野带来了生命的曙光，男兵们以最大的热情守护、关爱着这些妹妹们。部队领导则希望这些男女士兵能在共同的劳动中收获爱情，完成先人们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整个故事描述她们在苍茫的大漠戈壁上，用自己的青春和信念写下了浪漫主义、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新篇章！
尽管这部淡化事实的电视剧收视率不高，但从政治的角度上说，紧扣歌功颂德主旋律的剧情总算融入了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历史，不久的将来，如果没遇到异类道破真相的话，这段经过打扮的历史必定流进了后生们的血脉。
1950年2月，毛大爹命令驻守新疆的20万军队就地转业屯垦戍边。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的王震说了一句话：“没有老婆安不了心，没有孩子扎不下根。”为解决“老婆孩子”的问题，从1950年到1952年的3年时间里，约有八千湘女带着天真的理想参军进疆，其使命就是要嫁给屯垦戍边的官兵。
1950年初，《新湖南报》刊登了新疆省人民政府、新疆军区司令部在湖南招聘女兵的启事。启事中说，新疆军区要招募一批女兵到新疆进工厂、学俄语、上学校、开拖拉机，条件是16岁到25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未婚女性。于是，一批又一批的女孩被动员朝着理想飞奔而去。据新疆军区档案馆的资料统计，在这八千湘女当中，年龄最大19岁，最小的只有13岁。
1951年6月，第一批入疆的湖南少女们到达了新疆。没有房子，她们和官兵们朝地下挖掘出一个个深两米的地窝子，这就是她们的宿舍和后来的家。她们和男兵一起在这里开荒种地、修水库、打土坯、盖房子。没有水，女兵头上生了很多虱子，她们就互相抓“革命虫”;女兵们来月经没有卫生纸，血水顺着大腿往下流，她们就把内裤撕了缝成一个布袋，再把棉衣里的棉花扯出塞到里面，做成“卫生巾”。没有棉花可用了，女兵在布袋里装点沙子，做成“沙袋”。过度的劳累使一些女兵停了月经。但女兵们已经无法停止她们工作的节奏。
提到这段历史，现年70岁的兵团退休教师肖叶群说，到达目的地才知道来新疆原来是给别人当老婆，不愿意人家就拿装满子的枪请你上坑。她是1951年入疆的湘女。当年，她与姐姐一起报名。当时她还不满15岁，体重不足40公斤。入疆的第二年，肖叶群所在部队师政委就给不到16岁的她介绍了对象，年纪21岁的教导员王富民。
肖叶群回忆说：“一见面，他说对我没意见，非常满意。我看他长得浓眉大眼，大高个，还不是我不喜欢的鹰钩鼻子，也比较满意。但相处不久后，王富民告诉我，其实他的真实年龄是25岁，比我大9岁。我听了后就不愿意了，哭哭啼啼，他就拿出了手枪，将子弹推上了枪膛，好像要开枪打死人的样子。后来我再也不敢说不愿意了。虽然从认识到结婚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因为都在忙着垦荒，我们见面的时候很少，交谈的机会更少。王富民是行伍出身，只上过兵团的速成中学，对于谈情说爱，他也不懂。他脑子里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打下了江山，有了老婆，赶快生几个孩子。所以，我们彼此没多少话好说。婚后，我连续为他生了3个孩子，他对我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文革”期间，他保护了我，使我受的罪相对少一点。”
2002年肖叶群的丈夫因患急性淋巴癌去世。
湘女江莉华回忆说“拒绝求爱有的被枪杀，有的被逼嫁老干部而发疯”她总结了一条规律：湘女年龄最大的才19岁，年龄越大，结婚越早，婚姻就越不幸，但更不幸的是相貌漂亮且文化程度高的姐妹，因为她们漂亮，就越容易被更高级的大龄军官看中，因为文化程度高，内心就越痛苦。当时，军官的年龄普遍大过湘籍女兵十多岁，这和女兵们的理想相差甚远，她们理想的对象是年轻、有文化的。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强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激怒了那个想讨老婆快想疯的营长，他既然拔枪把那个女兵给杀死了。还有一个高中毕业非常漂亮的长沙女兵，因为被上级许配给一个死了老婆有3个孩子且比她大20岁的老干部，在结婚的当天，她就疯了。
湘女们入疆后，10年后才准许回乡探亲。1962年，湘女陶先运探亲回来时，从长沙一直哭到兰州。由于路途遥远，直至现在，有的湘女还没有回过家乡。现在，湘女们的丈夫大多已经过世，因为，当时她们的丈夫比湘女年长10余岁，他们经历战争年代和50年代的超强体力的劳动，那批垦疆老兵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去世了，很多抱着烂漫理想上天山的湘女，多半在中年就成了寡妇，所有的浪漫都化为天山上的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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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八千湘女上天山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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