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想一想
假如你正跟恋人用手机通电话，突然信号 断了。这时，你会立即拨电话过去，还是等你 的恋人拨电话过来? 很显然，你是否应拨电话过去，取决于你 的恋人是否会拨过来。如果你们其中一方要拨， 那么另一方最好是等待；如果一方等待，那么 另一方就最好是拨过去。因为如果双方都拨， 那么就会出现线路忙；如果双方都等待，那么 时间就会在等待中流逝。
*在一场博弈中，你必须考虑对方的选择以确定你自己 的最优选择，而对方也必须考虑你的选择来确定他的 最优选择。 *你从博弈中得到的，不仅取决于你自己的行动，也取 决于对方的行动。 如果你知道恋人不会打过来（如以前断线就是她在 等电话，如果你的手机包月额度很难用完而她的接听免 费），那么你的最优行动就是拨过去。 *博弈最本质的特征是：双方的行动相互影响又相互依赖
博弈无处不在
金庸小说中的珍珑棋局，多少高手未曾破解；而棋艺浅 陋的虚竹“退一步”，闭了眼睛乱下一子，杀死自己白 棋一片，反而天地一宽，破解迷局。
田忌赛马
? 比赛规则：马按奔跑的速度分为上中下三等， 等次不同装饰不同，各家的马依等次比赛，三 赛二胜。 ? 比赛前田忌按照孙膑的主意，第一场，用上等 马鞍将下等马装饰起来，冒充上等马， 与齐 威王的上等马比赛；第二场，用上等马与齐威 王的中等马比赛；第三场，田忌的中等马和齐 威王的下等马比赛。结果二比一，田忌赢了齐 威王。 ? 在双方条件相当时，对策得当可以战胜对方； 在双方条件相差很远时，对策得当也可将损失 减低到最低程度。
猜硬币博弈
猜硬币方 正 面 盖 硬 币 方 正 面 -1， 1 1， -1 反 面 1， -1 -1， 1
反 面
取胜关键：不能让另一方猜到自己的策略 尽可能猜出对方策略
石头、剪子、布
博弈方2
石 头
博 弈 方 1 石 头 剪 子 布 0， 0 -1， 1 1， -1
剪 子
1， -1 0， 0 -1， 1
布
-1， 1 1， -1 0， 0
划拳博弈
老虎
老虎 鸡 虫 杠子 0，0 -1，1
鸡
1，-1 0，0
虫
0，0 1，-1
杠子
-1，1 0，0 1，-1 0，0
0，0 1，-1
-1，1
0，0
0，0 -1，1
关于博弈论的某些光环
? 博弈论很时髦，也有点神秘，谁懂博弈论， 或在文章中使用博弈方法，似乎很有面子 ? Why?因为它以数学为基础，似乎不容易学 懂 ? 它有广泛的用途，但很直接有效的运用似 乎也不多见 ? 发展很快
博弈论之“数学”的特征
? 只是数学思维、数学符号,有些符号怪模怪 样,甚至不会读,但很少有什么艰深的数学 ? 这里的符号比较麻烦，因为它和代数中的 纯粹抽象而无意义的符号不同，在脑子里 要时刻记得它们的实际意
义 ? 但要熟悉这种简捷、抽象的思维方式，记 住这些符号的代表意义 ? 所以，一个比较有效的学习方法是重复
博弈论的学习特点
? 很多人对博弈论有所期待，似乎它有很 强的功效。的确，犹如数学，力量很强， 无处不在，作用非常广泛而深刻，但学 习的时候很枯燥 ? 因其与数学密切相关，关于博弈论素养 的提高要靠自己的学习、揣摩和领悟— —习薫悟化 ? 注重数学的严谨，注意基本功 ? 得鱼忘筌，得意忘形
本课程的阅读文献
?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为主要教材 ? 通俗读物：王则柯《博弈论平话》、白波《博 弈游戏》、潘天群《博弈生存》 ? 参考书籍：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姚国庆 《博弈论》(南开)，拉斯缪森《博弈与信息》 (北大与三联)、弗登博格《博弈论》(人民大 学)，《信息经济学》(湖北) ? 期刊文章：非常多，关于博弈论基本问题的文 章自1995陆续发表。但我国直接研究博弈论理 论的文章不多，应用博弈论方法的文章非常多， 但水平低
? 博弈论（Game Theory）又名对策论，游戏论 –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相互依赖、相互 影响的决策主体的理性决策行为以及这些决策的均衡 结果的理论。 –博弈论试图研究既存在冲突又存在合作的情况下（如 寡头垄断）人们的决策行为。博弈是一种势态，在该 势态中，两个或更多的参与人都在追求他们各自的利 益，没有人能够支配结果。 –博弈的过程就是一个策略上的相互作用过程。这使得 任何一方的行为都必须考虑到对方可能作出的反映。
博弈论研究对象
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决策主体在其行 为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及策 略均衡的理论。
博弈分析的关键步骤是找出在别人选 择既定的情况下自己的最优反应策略（给 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策略）。
博弈论的产生和发展
1. 博弈在中国
《学弈》（《孟子?告 子》） ：弈秋，通国之 善弈也。使弈秋侮二人弈， 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 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 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 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 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 与？吾曰：非然也。
博弈又称博戏，是一门古老的游戏。 《世本》说，“乌曹作博”，乌曹乃是 夏代著名之能工巧匠。千百年来，博弈 更是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从博棋到 牌戏，从斗戏到彩票，中华民族的历史 长河中就这样形成了别具风情的博弈文 化
从孙子兵法到三十六计
从田忌赛马到孙庞斗智
从运筹帷幄到韬光养晦
从曹刿论战到论持久战
2. 博弈论的开山之作
1943 年 ， 冯 · 诺依 曼 和 摩 根斯顿发表《博弈论和经
济行为》的一
书，
标志着博弈论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开始， 也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 展阶段。
3. 1994年三位获诺奖的博弈论学者
John Nash
John Harsany
Leihaden Selten
4. 1996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得主：詹姆 斯· 莫里 斯：主要 贡献：不对称信息 条件下的激励理论
5. 2001年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迈克尔 · 斯
宾塞：在不对称信息市
场分析方面所做出开创
性研究。
6. 2005年二位获诺奖的博弈论学者
Robert Aumann
Thomas Shelling
二、基本概念
1. 局中人或参与者（Players）
2. 规则（rules）：规定博弈各方的行动 顺序、方式、以及最终的结果等。 3. 策略（Strategy）:一整套的行动方案， 规定了各种情况下的行动。比如：敌进 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
4. 相机策略（contingent strategy）：仅在不 确定事件发生时才会采取的策略。如：人不 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5. 行动：局中人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
6. 支付( Pay-off )：博弈结束时，各方得到的
收益。
7. 策略均衡：参与者之间稳定的、可预测的互 动行为模式，就是策略均衡。
?上策均衡： ?我所做的是不管你做什么我所能做的最好的 ?你所做的是不管我做什么你所能做的最好的
?NASH均衡： ?我所做的是给定你所做的我所能做的最好的 ?你所做的是给定我所做的你所能做的最好的
上策与上策均衡 所谓上策，是指这样一种策略，即不管对手采取什么策略，这种策略都是最优的。 而当对局者选择的都是上策的时候，这种均衡叫做上策均衡
所谓均衡是指一种稳定的结局，当这种结局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对局者都不想 再改变他们所选择的策略。
上策均衡与前面的均衡的区别： 第一，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等市场结构中最终实现的均衡状态都是在假 定厂商是追求最大利润的，而且厂商在均衡状态也实现了最大利润 第二，在上述几种竞争模式中，可供厂商选择的竞争策略也相对较少。 上策均衡是博弈均衡的一种特殊状态。
纳什均衡 纳什均衡是指在对手策略既定的情况下，各自对局者所选择的策略都是最好的。 1．上策均衡与纳什均衡的区别： ⑴ 上策均衡是指不管你选择什么策略，我所选择的是最好的；不管我 选择什么策略，你所选择的是最好的。 ⑵ 纳什均衡是指给定你的策略，我所选择的是最好的；给定我的策 略，你所选择的是最好的。
⑶ 上策均衡是纳什均衡的一种特殊情况，但纳什均衡却不一定是上策 均衡。
纳什均衡的意义 纳什均衡是指在对手策略既定的情况下，各自对局者所选择的策略都是最好的。 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
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 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 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 合作情况普遍。 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 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 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美丽 心灵
金发女郎
约翰 追求 金发女郎 追求 其他女士
雷哈德
追求 金发女郎 追求 其他女士
0，0 1，2
2，1 1，1
故事模型
A、B、C三人决斗，每人有2颗子弹，每次发一枪。 A、B、C的命中概率分别为0.3、0.8、1.0。
三人依次发射，两轮后对决结束。
每次可以选择向对手发射，也可以放空枪。 射中即死。 问在这场博弈中A的最优策略。
A：30%
B（80%） C（100%）
分析过程
Ａ的行动选择集合（１）对空发射，（２）射Ｂ，（３）射Ｃ 如Ａ对空发射， Ｂ有80%的可能杀死Ｃ（Ｂ必然射Ｃ，因为Ｃ一定选择射击Ｂ， 则Ｂ必死）；然后Ａ有30%可能杀死Ｂ（仅Ａ，Ｂ；Ａ必射Ｂ）； 如未能杀死Ｂ，则Ｂ向Ａ射击（Ａ存活概率0.2)。对局结束。存 活概率为0.8*(0.3+0.7*0.2)＝0.352。 如Ｂ未射死Ｃ，则Ｃ射杀Ｂ，然后Ａ要么成功射杀Ｃ，要么被Ｃ 射杀；存活概率为0.2*0.3=0.06。总体存活概率41.2%。 Ａ射死Ｂ 0.3 Ａ未射死Ｂ 0.7 Ａ射死Ｃ 0.3 Ａ未射死Ｃ 0.7 Ｃ射Ａ不中 0 Ｂ射A不中 0.2
概率树工具 Ａ射空
Ｂ射死Ｃ 0.8 Ｂ未射死Ｃ 0.2
A可以采取的行动
对空发射： 存活概率为0.8×(0.3+0.7×0.2)+0.2×0.3=41.2%
向C发射： 存活概率为 0.3×0.2×(0.7+0.3×0.2)+0.7×41.2%=33.4% 向B发射： 存活概率为0.7×41.2%=28.84%
?
?
?
?
再说 三个 ? 枪手 ?
们相互不是敌人。 这不难理解，毕竟人总要优先考虑对付最大的威 胁，同时这个威胁还为他们找到了共同利益，联手打 倒这个人，他们的生存机会都上升。而且，从悲观的 角度看，他们恐怕也活不到需要相互拼个你死我活的 时候。 但这个“同盟”也是很不牢固的，两个人都在时 时权衡利弊，一旦背叛的好处大于默契的好处，他们 马上就会翻脸。 在这个“同盟”里，最忠诚的是B ——只要C不 死，他就不会背叛；A就要滑头多了，在前面轮流开 枪的例子中，他不朝C开枪，从同盟者的角度说，就 是没有履行义务，而把盟友送上危险的境地，这不是 因为道德水平不同，而是处境不同。 Ｂ是C的头号目标，这个敌人一定要向他开枪的， 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而A不同，他随时愿意牺牲Ｂ 换取下次自己的先手之利。 除了压力较小之外，而且还有一个动力驱使A背 叛，那就是一旦干掉C后，Ｂ的
机会比他要大，他至 少要保持先下手，才可能一争高下。
A和B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在C被干掉之前，他
三国中的博弈——联吴抗魏
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跨有荆益、东有 孙权、北图中原”，他舌战群儒，力劝东吴孙 权与刘备联盟。
所以，弱者总是有动力去维持一个稳定的三角形结 构：与次强者联盟，但是却不愿真正消灭强者。
三国中的博弈——华容道
火烧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败曹操，曹操北 逃。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必然放走曹操， 为何还将捉曹重任交给关羽？
结论：诸葛亮并不想杀掉曹操——曹操一死，刘备亦亡矣！
有人会问：既然放操，为何又设三重拦截？ 如果孙权知道诸葛放操，则孙刘联盟瓦解，因此，既 要放，又不能让孙权看出是有意放。 冷战期间，中、苏、美。尼克松访华
现实例子：总统竞选，实力最弱的开始时总是表现低调， 实力强劲与实力中等者互相攻击，狼狈不堪，这时最弱的 竞选者粉墨登场。 揭示思想：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不仅取决于 其能力大小，还要看其威胁到的人。
“功高震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一个对他人利益不构成威胁的人，自然不会是他人意欲除掉 的对象，反而能在各种政治风云中幸存下来。 能力最强，本事最大的人，反而最有可能走向悲剧结果。 Ｃ的存活概率只有14%。
能力处于中间状态的，是最可能存活的。Ｂ：56%
能力最弱的，也可以比最强者有更大的生存机会。Ａ：41.2%。
三国中的博弈－孙刘联盟的瓦解
? 孙权不但“火烧赤壁”打败曹操，更在此后 还长期承担了对抗曹操的主要任务。而刘备虽在 赤壁之战中也出了力，但此后几年未与曹操打过 大仗(也就是没有尽联盟义务)。倒是趁此机会扫 荡地方势力，扩充地盘，直至占据两川，将曹操 赶出汉中，又派关羽北伐，水淹七军，不但取代 了孙权原来的老二地位，甚至有可能击败曹操， 成为新的老大。孙权地位跌落到老三，他的策略 也随之改变。 ? 于是孙权趁关羽北伐后方空虚之机，与曹操 合谋，夺取了荆州，杀死关羽。结果是同盟破裂， 刘备兴兵报仇，又被孙权打败。蜀汉从此衰落， 东吴也面临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三国中的博弈－孙刘联盟的瓦解
如果分析一下孙权的心理，我们可能对他的背信弃 义有更多同情。赤壁之战尽管符合他的利益，但到底是 他出力挽救了刘备，此后他不但把荆州长期借给刘备， 还把妹妹嫁给了这个老头子。他尽了同盟的义务，曾与 曹操大战数次，不仅损兵折将(他的大将太史慈、董袭、 陈武等都在战斗中阵亡)，他自己也险些在逍遥津送命。 可从收
益上说，他与刘备是“牛打江山马坐殿”，感到 不平衡是正常的。 ? 可是从对策论来看，孙权却犯了一个大错误，由于 嫉妒，他过早和刘备翻脸，致使两败俱伤。这就好比枪 手A突然翻脸向Ｂ开火。坐收渔利的当然是C。虽然曹操 的继任者曹丕没能抓住机会夹攻孙权，一举消灭这两个 敌手，但蜀和吴此后已经没有可能打败魏国了。 ? 那么，孙权的最优策略是什么？回想上面的枪手决 斗就明白了。既然已经落到A的地位，就该以A的策略行 事。让刘备去和曹操恶斗，自己扩充势力，养精蓄锐， 随机应变。无论两者胜负，自己都能从中渔利。
?
三国中的博弈——空城计
面对诸葛亮的空城，司马懿真的是不敢攻城吗？
非也！正是因为诸葛亮的存在，才使曹魏对其有所依赖。 一旦诸葛亮倒下，也就是他被逐出朝廷甚至迫害的日子。 “兔死狗烹”即使这个道理。
既然“兔死狗烹”，那么猎狗最好不要让兔子全部死掉。
公路塞车，大家都遵守交规，一个人违规进入自行 车道，得便宜，但如果每人都这样，则人人都吃亏。 如每个人都守规矩，则一个不守规矩的就会获得好 处，每个人都不守规矩，则人人都失利。
囚徒困境模型
两人因盗窃被捕，警方怀疑其有抢劫行为但未获 得确凿证据可以判他们犯了抢劫罪，除非有一人供认 或两人都供认。即使两人都不供认，也可以判他们犯 盗窃物品的轻罪。 囚徒被分离审查，不允许他们之间或通信息， 并交代政策如下：如果两人都供认，每个人都将因抢 劫罪加盗窃罪被判3年监禁；如果两人都拒供，则两人 都将因盗窃罪被判半年监禁；如果一人供认而另一个 拒供，则供认这被认为有功而免受处罚，拒供者将因 抢劫罪、盗窃罪以及拒供重判5年。
囚徒困境赢利表（Payoff Table)
乙
拒供 拒供 0.5年，0.5年 0年，5年 供认 5年，0年 3年，3年
甲
供认
囚徒困境
每个囚徒都会发现 如果对方拒供，则自己供认便可立即获得释放，而 自己拒供则会被判0.5年，因此供认是较好的选择。 如果对方供认，则自己供认将被判3年，而自己拒供 则会被判5年，因此供认是较好的选择。
由于每个囚徒都发现供认是自己更好的选择，因此，博弈的稳 定结果是两个囚徒都会选择供认。这就是博弈的纳什均衡。
攻守同盟？ 很难达成：隔离审查，每个人都担心对方背弃盟约。
囚徒困境的启示
“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 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 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 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 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 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
服长的刑期。只 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 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 禁的结果。
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成立吗？
? 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 斯密在其传世经典《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这样描述市场机制：“当个人在追 求他自己的私利时，市场的看不见的手会导致最佳经济后 果。” 这就是说，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在“看不见的手” 的指引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公共 利益的增长。即自利会带来互利。 ? 传统经济学秉承了亚当· 斯密的思想。传统经济学认为： 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是自利，自私是个好东西，每个 人都有权追求自己的利益，没有私社会就不会进步，现代 社会的财富是建立在对每个人自利权利的保护上的。因此 经济学不必担心人们参与竞争的动力，只需关注如何让每 个求利者能够自由参与尽可能展开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 只要市场机制公正，自然会增进社会福利。
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 但是囚徒困境的结果，恰恰表明个人理性不能通 过市场导致社会福利的最优。每一个参与者可以 相信市场所提供的一切条件，但无法确信其他参 与者是否能与自己一样遵守市场规则。 ? 佛家讲因果律，儒家讲究“财自道生，利缘义 取”。从囚徒困境看来，如果一味地想算计别人， 算来算去，最后算计到自己头上来了。如果我们 将囚徒困境中的有期徒刑改为死刑，那么“机关 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用在这里是再恰当 不过的了。
现实中的囚徒困境
１、公共物品的提供 （反倾销的应对，公共过道的路灯） ２、招商引资中的“政策竞赛”
３、文革中的“竞相揭发” ４、贸易战 ……
如何走出囚徒困境
报复与惩罚（株连制） “人质”方案
长期关系和重复博弈
开车博弈
奔驰
等待
等待 0，0
前行
1，5
别克
前行
5，1
－100，－
100
斗鸡博弈(chicken game)(胆小鬼博弈)
设想汤姆和吉米是两个顽皮的小孩，他们在小 伙伴的鼓动下要进行一场关于勇气的比赛：两 人分别从一条独木桥的两端冲向对方，谁退却 谁就是“小鸡”。显然，如果两个人都向前冲， 则两败俱伤，设支付水平为-2；如果一个勇进 而另一个退却，则勇进者受到小伙伴的欢呼， 退却者受到嘲讽，设支付分别为4和-1；若两人 同时退却，则一起受到小伙伴的嘲笑，设支付 为0，因为两人一起受到嘲笑比起一人单独受到 嘲笑要好受些。
退却
汤姆 勇进
吉米 退却 勇进 0，0 -1，4
4，-1
-2，-2
有两个均衡。实际会怎样？
这个博弈也有两个纳什均衡： （进，退）， （退，进） 该例也有许多
应用。有些公共产品的供给就 属于此类问题。若村子里住的是两户富人，有一 条路要修，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一家修路，另一 家就不修；一家不修，另一家就得修。（总结一 下，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能是囚徒博弈，也可能是 智猪博弈，还有可能是斗鸡博弈，依具体产品而 论）
冷战期间，苏美两个军事集团在世界各地抢 占地盘，也是一种斗鸡博弈。一般来说，如果一 方已经抢占了一块地盘，另一方就设法占领另一 块地盘，而不是与对手竞争同一块地盘。 还有警察与游行队伍的例子。游行队伍与警 察越来越近，这时候，定要有一方退下来。如果 警察不让步，游行队伍便会后退；反过来，如果 游行队伍来势很猛，警察就得撤退。
夫妻间矛盾也是个斗鸡问题。一般来说， 吵得厉害了，不是妻子回娘家躲一躲，就 是丈夫到院子里抽支烟。 当然，斗鸡博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究 竟哪一方退下来，因为退下来虽比两败俱 伤好，总归是一件丢面子的事情。若每一 方都寄希望于对方退下阵来，两败俱伤的 结局也可能出现。
政府与流浪汉博弈
流浪汉 寻找工 作 政府 救济 不救济 3,2 -1,1 流浪 -1,3 0,0
什么是智猪博弈
? 智猪博弈说的是，有两头非 常聪明的猪（要不怎么叫智 猪呢），一大一小共同生活 在一个猪圈里。猪圈的一端 有一个踏板，踏板连着开放 饲料的机关。只要踏一下， 在猪圈的另一端就会出现10 个单位食物。经过精确的衡 量，任何一头猪去踏这个踏 板都会付出相当于两个单位 食物的成本；每只猪都可以 选择“踏”或者“不踏”踏 板。
那么，大猪小猪分别会做 什么选择呢？
选择
智猪们的选择
两只猪一起去踏，然 后一起回槽边进食， 则大猪由于食的更快 可吃下8个单位食物 ，小猪只能吃到２个 单位食物，扣除各自 的成本，大猪实际赢 利6个单位食物，小 猪则赢利0个单位食 物；
若大猪去踏，小猪 先等候在是食槽边 ，则大猪因时间耽 搁只食得6个单位 食物，小猪食得4 个单位食物，大猪 扣除成本后赢利4 单位食物，小猪没 有成本因而赢利也 为4单位食物；
若小猪去踏，大猪 先候在槽边，则当 小猪赶到槽边时大 猪已经吃光了10 个单位食物，小猪 不仅什么都没吃到 ，反而付出了2个 单位成本
两只猪都不去踏 ，则大家都只能 赢利0
该博弈的赢利表见图4-1
智 猪 博 弈 的 收 益 矩 阵（４－１） 小猪 踏 不踏 踏
6，0 4，4
大猪 不踏
10，-2
0，0
观察此博弈发现：小猪有优势策略——无论大猪踏或不踏， 小猪选择不踏总是最合适的，但是大猪没有优势策略
改变方案一：减量方案
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结果是
小猪大猪都 不去踩踏板了。小猪去踩，大猪将会把食物
吃完；大猪去踩，小猪将也会把食物吃完。
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为对方贡献食物，所 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 如果目的是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这个游戏 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改变方案二：增量方案
投食为原来的一倍分量。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会去踩
踏板。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反正对方不会一次
把食物吃完。小猪和大猪相当于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 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竞争意识却不会很强。 对于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 （每次提供双份的食物）；而且因为竞争不强烈，想
让猪们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方案
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 到踏板附近。结果呢，小猪和大猪都在拼命 地抢着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 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
对于游戏设计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成
本不高，但收获最大。
智猪博弈的启示
原版的“智猪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 （小猪）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但是对于 社会而言，因为小猪未能参与竞争，小猪搭便 车时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使 资源最有效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看见有 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 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 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合适了。
搭便车者
智猪博弈深刻的反映了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免费搭便车 问题。无论大猪踏或不踏，小猪都选择不踏；给定小猪 不踏，大猪最好去踏。 ? 有意思的是大猪选择踏在主观上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 在客观上小猪也享受到了好处。在经济学里，这头小猪 被称为“搭便车者”。 ? 若全部的博弈主体都试图免费搭车，那么就可能陷入囚 徒困境
请列举“搭便车”的现象 冲开水、搞卫生；股市上庄家与散户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市场上私人标签 （private label）的软饮料价格便宜、质量较差，因此 占有较低的市场份额。可口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 最初能容忍这些私人标签饮料的存在，因为它们是小 猪，威胁有限。可是没过多久，一家主要的私人标签 饮料供应商Cott公司通过挑衅性的定价和较高的质量， 从拥有较低市场份额的地区品牌，成长为一个拥有三 分之一市场份额的、旗鼓相当的竞争者。此时，可口 可乐公司和百事可乐公司通过降低价格这种进攻性的 行动，使私人标签软饮料的市场份额立即瓦解了。
改革与制度锁定
? 如果一个制度不是一个好制度，那么就会有人试 图推
二 : 54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有那些例子
那讲工作上的事假如你做的策划被上司偷了那你是要向更高级的领导告状还是忍受这也算一个博弈论问题你要是告状，也许能够伸冤，但也会若到上司他可能会给你下绊子但不上诉他也许会再偷，你的工作就白废了
还有物价方面假如几个店铺联合起来自然能够把东西卖的比较贵但只要其中一个降价其他店的客人就会全跑到那家去那另外几家也会被迫降价店铺联合本来是最好的赚钱方法但店铺间一般是敌对关系为防备有人订低价，引走客人所有的店铺都会尽可能低价其实我们学校门口的网吧刚上演了一出这个好戏真是有感触啊！！！！！
弈论的研究方法和其他许多利用数学工具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学科一样，都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基本的元素，对这些元素构成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而后逐步引入对其形势产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分析其结果。
基于不同抽象水平，形成三种博弈表述方式，标准型、扩展型和特征函数型利用这三种表述形式,可以研究形形色色的问题。因此,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数学”从理论上讲，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而实际上正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被各门社会科学所应用。
1.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奕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什么是博弈论？古语有云，世事如棋。生活中每个人如同棋手，其每一个行为如同在一张看不见的棋盘上布一个子，精明慎重的棋手们相互揣摩、相互牵制，人人争赢，下出诸多精彩纷呈、变化多端的棋局。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 “出棋” 着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换句话说，就是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事实上，博弈论正是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自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最简单的二人对弈为例，稍想一下便知此中大有玄妙：若假设双方都精确地记得自己和对手的每一步棋且都是最“理性” 的棋手，甲出子的时候，为了赢棋，得仔细考虑乙的想法，而乙出子时也得考虑甲的想法，所以甲还得想到乙在想他的想法，乙当然也知道甲想到了他在想甲的想法…
面对如许重重迷雾，博弈论怎样着手分析解决问题，怎样对作为现实归纳的抽象数学问题求出最优解、从而为在理论上指导实践提供可能性呢？现代博弈理论由匈牙利大数学家冯·诺伊曼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创立，1944年他与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作出版的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初步形成。对于非合作、纯竞争型博弈，诺伊曼所解决的只有二人零和博弈--好比两个人下棋、或是打乒乓球，一个人赢一着则另一个人必输一着，净获利为零。在这里抽象化后的博弈问题是，已知参与者集合(两方) ，策略集合(所有棋着) ，和盈利集合(赢子输子) ，能否且如何找到一个理论上的“解” 或“平衡” ，也就是对参与双方来说都最“合理” 、最优的具体策略？怎样才是“合理” ？应用传统决定论中的“最小最大” 准则，即博弈的每一方都假设对方的所有功略的根本目的是使自己最大程度地失利，并据此最优化自己的对策，诺伊曼从数学上证明，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对於每
一个二人零和博弈，都能够找到一个“最小最大解” 。通过一定的线性运算，竞争双方以概率分布的形式随机使用某套最优策略中的各个步骤，就可以最终达到彼此盈利最大且相当。当然，其隐含的意义在於，这套最优策略并不依赖于对手在博弈中的操作。用通俗的话说，这个著名的最小最大定理所体现的基本“理性” 思想是“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 。
2.在经济学中，“智猪博弈”（Pigs’payoffs）是一个著名博弈论例子。
这个例子讲的是：猪圈里有两头猪，一头大猪，一头小猪。猪圈的一边有个踏板，每踩一下踏板，在远离踏板的猪圈的另一边的投食口就会落下少量的食物。如果有一只猪去踩踏板，另一只猪就有机会抢先吃到另一边落下的食物。当小猪踩动踏板时，大猪会在小猪跑到食槽之前刚好吃光所有的食物；若是大猪踩动了踏板，则还有机会在小猪吃完落下的食物之前跑到食槽，争吃到另一半残羹。
那么，两只猪各会采取什么策略？答案是：小猪将选择“搭便车”策略，也就是舒舒服服地等在食槽边；而大猪则为一点残羹不知疲倦地奔忙于踏板和食槽之间。
原因何在？因为，小猪踩踏板将一无所获，不踩踏板反而能吃上食物。对小猪而言，无论大猪是否踩动踏板，不踩踏板总是好的选择。反观大猪，已明知小猪是不会去踩动踏板的，自己亲自去踩踏板总比不踩强吧，所以只好亲力亲为了。
“小猪躺着大猪跑”的现象是由于故事中的游戏规则所导致的。规则的核心指标是：每次落下的事物数量和踏板与投食口之间的距离。
如果改变一下核心指标，猪圈里还会出现同样的“小猪躺着大猪跑”的景象吗？试试看。
改变方案一：减量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不去踩踏板了。小猪去踩，大猪将会把食物吃完；大猪去踩，小猪将也会把食物吃完。谁去踩踏板，就意味着为对方贡献食物，所以谁也不会有踩踏板的动力了。
如果目的是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这个游戏规则的设计显然是失败的。
改变方案二：增量方案。投食为原来的一倍分量。结果是小猪、大猪都会去踩踏板。谁想吃，谁就会去踩踏板。反正对方不会一次把食物吃完。小猪和大猪相当于生活在物质相对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竞争意识却不会很强。
对于游戏规则的设计者来说，这个规则的成本相当高（每次提供双份的食物）；而且因为竞争不强烈，想让猪们去多踩踏板的效果并不好。
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方案。投食仅原来的一半分量，但同时将投食口移到踏板附近。结果呢，小猪和大猪都在拼命地抢着踩踏板。等待者不得食，而多劳者多得。每次的收获刚好消费完。
对于游戏设计者，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案。成本不高，但收获最大。
原版的“智猪博弈”故事给了竞争中的弱者（小猪）以等待为最佳策略的启发。但是对于社会而言，因为小猪未能参与竞争，小猪搭便车时的社会资源配置的并不是最佳状态。为使资源最有效配置，规则的设计者是不愿看见有人搭便车的，政府如此，公司的老板也是如此。而能否完全杜绝“搭便车”现象，就要看游戏规则的核心指标设置是否合适了。
比如，公司的激励制度设计，奖励力度太大，又是持股，又是期权，公司职员个个都成了百万富翁，成本高不说，员工的积极性并不一定很高。这相当于“智猪博弈”
增量方案所描述的情形。但是如果奖励力度不大，而且见者有份（不劳动的“小猪”也有），一度十分努力的大猪也不会有动力了----就象“智猪博弈”减量方案一所描述的情形。最好的激励机制设计就象改变方案三----减量加移位的办法，奖励并非人人有份，而是直接针对个人（如业务按比例提成），既节约了成本（对公司而言），又消除了“搭便车”现象，能实现有效的激励。
许多人并未读过“智猪博弈”的故事，但是却在自觉地使用小猪的策略。股市上等待庄家抬轿的散户；等待产业市场中出现具有赢利能力新产品、继而大举仿制牟取暴利的游资；公司里不创造效益但分享成果的人，等等。因此，对于制订各种经济管理的游戏规则的人，必须深谙“智猪博弈”指标改变的个中道理。
3.背景知识：纳什博弈论的原理与应用
1950年和1951年纳什的两篇关于非合作博弈论的重要论文，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竞争和市场的看法。他证明了非合作博弈及其均衡解，并证明了均衡解的存在性，即著名的纳什均衡。从而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纳什的研究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后来的博弈论研究基本上都沿着这条主线展开的。然而，纳什天才的发现却遭到冯·诺依曼的断然否定，在此之前他还受到爱因斯坦的冷遇。但是骨子里挑战权威、藐视权威的本性，使纳什坚持了自己的观点，终成一代大师。要不是30多年的严重精神病折磨，恐怕他早已
站在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上了，而且也绝不会与其他人分享这一殊荣。
纳什是一个非常天才的数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1950至1951年在普林斯顿读博士学位时做出的。然而，他的天才发现———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即“纳什均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48年纳什到普林斯顿大学读数学系的博士。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当时普林斯顿可谓人杰地灵，大师如云。爱因斯坦、冯·诺依曼、列夫谢茨(数学系主任)、阿尔伯特·塔克、阿伦佐·切奇、哈罗德·库恩、诺尔曼·斯蒂恩罗德、埃尔夫·福克斯……等全都在这里。博弈论主要是由冯·诺依曼(1903—1957)创所立的。他是一位出生于匈牙利的天才的数学家。他不仅创立了经济博弈论，而且发明了计算机。早在20世纪初，塞梅鲁(Zermelo)、鲍罗(Borel)和冯·诺伊曼已经开始研究博弈的准确的数学表达，直到1939年，冯·诺依曼遇到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特恩(Oskar Morgenstern)，并与其合作才使博弈论进入经济学的广阔领域。
1944年他与奥斯卡·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巨作《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标志着现代系统博弈理论的的初步形成。尽管对具有博弈性质的问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甚至更早。例如，1838年古诺(Cournot)简单双寡头垄断博弈；1883年伯特兰和1925年艾奇沃奇思研究了
两个寡头的产量与价格垄断；2000多年前中国著名军事家孙武的后代孙膑利用博弈论方法帮助田忌赛马取胜等等都属于早期博弈论的萌芽，其特点是零星的，片断的研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很不系统。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中提出的标准型、扩展型和合作型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合作型博弈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巅峰期。然而，诺依曼的博弈论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出来，由于它过于抽象，使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博弈论的研究知之甚少，只是少数数学家的专利，所以，影响力很有限。正是在这个时候，非合作博弈———“纳什均衡”应运而生了，它标志着博弈论的新时代的开始！纳什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学生，他经常旷课。据他的同学们回忆，他们根本想不起来曾经什么时候和纳什一起完完整整地上过一门必修课，但纳什争辩说，至少上过斯蒂恩罗德的代数拓扑学。斯蒂恩罗德恰恰是这门学科的创立者，可是，没上几次课，纳什就认定这门课不符合他的口味。于是，又走人了。然而，纳什毕竟是一位英才天纵的非凡人物，他广泛涉猎数学王国的每一个分支，如拓扑学、代数几何学、逻辑学、博弈论等等，深深地为之着迷。纳什经常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自信和自负，充满咄咄逼人的学术野心。1950年整个夏天纳什都忙于应付紧张的考试，他的博弈论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他感到这是莫大的浪费。殊不知这种暂时的“放弃”，使原来模糊、杂乱和无绪的若干念头，在潜意识的持续思考下，逐步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突然来了灵感！这一年的10月，他骤感才思潮涌，梦笔生花。其中一个最耀眼的亮点就是日后被称之为“纳什均衡”的非合作博弈均衡的概念。纳什的主要学术贡献体现在1950年和1951年的两篇论文之中(包括一篇博士论文)。1950年他才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题为“非合作博弈”的长篇博士论文，1950年11月刊登在美国全国科学院每月公报上，立即引起轰动。说起来这全靠师兄戴维·盖尔之功，就在遭到冯·诺依曼贬低几天之后，他遇到盖尔，告诉他自己已经将冯·诺依曼的“最小最大原理”(minimax solution)推到非合作博弈领域，找到了普遍化的方法和均衡点。盖尔听得很认真，他终于意识到纳什的思路比冯·诺伊曼的合作博弈的理论更能反映现实的情况，而对其严密优美的数学证明极为赞叹。盖尔建议他马上整理出来发表，以免被别人捷足先登。纳什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子，根本不知道竞争的险恶，从未想过要这么做。结果还是盖尔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代为起草致科学院的短信，系主任列夫谢茨则亲自将文稿递交给科学院。纳什写的文章不多，就那么几篇，但已经足够了，因为都是精品中的精品。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国内提一个教授，要求在“核心的刊物”上发表多少篇文章。按照这个标准可能纳什还不一定够资格。
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尔里斯当牛津大学艾奇沃思经济学讲座教授时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文章，特殊的人才，必须有特殊的选拔办法。
纳什在上大学时就开始从事纯数学的博弈论研究，194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后更是如鱼得水。20岁出头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特别是在经济博弈论领域，他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是继冯·诺依曼之后最伟大的博弈论大师之一。他提出的著名的纳什均衡的概念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起着核心的作用。后续的研究者对博弈论的贡献，都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之上的。由于纳什均衡的提出和不断完善为博弈论广泛应用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军事科学等领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囚犯的两难处境：
关于“囚徒困境”
在博弈论中，含有占优战略均衡的一个著名例子是由塔克给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博弈模型。该模型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一个警察与小偷的故事。假设
有两个小偷A和B联合犯事、私入民宅被警察抓住。警方将两人分别置于不同的两个房间内进行审讯，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警方给出的政策是：如果一个犯罪嫌疑人坦白了罪行，交出了赃物，于是证据确凿，两人都被判有罪。如果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也作了坦白，则两人各被判刑8年；如果另一个犯罪嫌人没有坦白而是抵赖，则以妨碍公务罪（因已有证据表明其有罪）再加刑2年，而坦白者有功被减刑8年，立即释放。如果两人都抵赖，则警方因证据不足不能判两人的偷窃罪，但可以私入民宅的罪名将两人各判入狱1年。表2.2给出了这个博弈的支付矩阵。
表2.2 囚徒困境博弈
B
坦白抵赖
A 坦白 –8, –8 0, –10
抵赖 –10, 0 –1, –1
我们来看看这个博弈可预测的均衡是什么。对A来说，尽管他不知道B作何选择，但他知道无论B选择什么，他选择“坦白”总是最优的。显然，根据对称性，B也会选择“坦白”，结果是两人都被判刑8年。但是，倘若他们都选择“抵赖”，每人只被判刑1年。在表2.2中的四种行动选择组合中，（抵赖、抵赖）是帕累托最优的，因为偏离这个行动选择组合的任何其他行动选择组合都至少会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差。不难看出，“坦白”是任一犯罪嫌疑人的占优战略，而（坦白，坦白）是一个占优战略均衡。
------------------------------------------------------------荆祖民整理提供
大理论中的小故事
要了解纳什的贡献，首先要知道什么是非合作博弈问题。现在几乎所有的博弈论教科书上都会讲“囚犯的两难处境”的例子，每本书上的例子都大同小异。
博弈论毕竟是数学，更确切地说是运筹学的一个分支，谈经论道自然少不了数学语言，外行人看来只是一大堆数学公式。好在博弈论关心的是日常经济生活问题，所以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其实这一理论是从棋弈、扑克和战争等带有竞赛、对抗和决策性质的问题中借用的术语，听上去有点玄奥，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博弈论大师看经济社会问题犹如棋局，常常寓深刻道理于游戏之中。所以，多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凡人小事入手，以我们身边的故事做例子，娓娓道来，并不乏味。话说有一天，一位富翁在家中被杀，财物被盗。警方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抓到两个犯罪嫌疑人，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并从他们的住处搜出被害人家中丢失的财物。但是，他们矢口否认曾杀过人，辩称是先发现富翁被杀，然后只是顺手牵羊偷了点儿东西。于是警方将两人隔离，分别关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审讯。由地方检察官分别和每个人单独谈话。检察官说，“由于你们的偷盗罪已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可以判你们一年刑期。但是，我可以和你做个交易。如果你单独坦白杀人的罪行，我只判你三个月的监禁，但你的同伙要被判十年刑。如果你拒不坦白，而被同伙检举，那么你就将被判十年刑，他只判三个月的监禁。但是，如果你们两人都坦白交代，那么，你们都要被判5年刑。”斯卡尔菲丝和那库尔斯该怎么办呢？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坦白或抵赖。显然最好的策略是双方都抵赖，结果是大家都只被判一年。但是由于两人处于隔离的情况下无法串供。所以，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每一个人都是从利己的目的出发，他们选择坦白交代是最佳策略。因为坦白交代可以期望得到很短的监禁———3个月，但前提是同伙抵赖，显然要比自己抵赖
54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_生活中的博弈论
要坐10年牢好。这种策略是损人利己的策略。不仅如此，坦白还有更多的好处。如果对方坦白了而自己抵赖了，那自己就得坐10年牢。太不划算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该选择坦白交代，即使两人同时坦白，至多也只判5年，总比被判10年好吧。所以，两人合理的选择是坦白，原本对双方都有利的策略(抵赖)和结局(被判1年刑)就不会出现。这样两人都选择坦白的策略以及因此被判5年的结局被称为“纳什均衡”，也叫非合作均衡。因为，每一方在选择策略时都没有“共谋”(串供)，他们只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而不考虑社会福利或任何其他对手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策略组合由所有局中人(也称当事人、参与者)的最佳策略组合构成。没有人会主动改变自己的策略以便使自己获得更大利益。“囚徒的两难选择”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意义。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各人追求利己行为而导致的最终结局是一个“纳什均衡”，也是对所有人都不利的结局。他们两人都是在坦白与抵赖策略上首先想到自己，这样他们必然要服长的刑期。只有当他们都首先替对方着想时，或者相互合谋(串供)时，才可以得到最短时间的监禁的结果。“纳什均衡”首先对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提出挑战。按照斯密的理论，在市场经济中，每一个人都从利己的目的出发，而最终全社会达到利他的效果。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这位经济学圣人在《国富论》中的名言：“通过追求(个人的)自身利益，他常常会比其实际上想做的那样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从“纳什均衡”我们引出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的一个悖论：从利己目的出发，结果损人不利己，既不利己也不利他。两个囚徒的命运就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纳什均衡”提出的悖论实际上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因此，从“纳什均衡”中我们还可以悟出一条真理：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但它必须符合以下黄金律：按照你愿意别人对你的方式来对别人，但只有他们也按同样方式行事才行。也就是中国人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前提是人所不欲勿施于我。其次，“纳什均衡”是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在现实中非合作的情况要比合作情况普遍。所以“纳什均衡”是对冯·诺依曼和摩根斯特恩的合作博弈理论的重大发展，甚至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从“纳什均衡”的普遍意义中我们可以深刻领悟司空见惯的经济、社会、政治、国防、管理和日常生活中的博弈现象。我们将例举出许多类似于“囚徒的两难处境”这样的例子。如价格战、军奋竞赛、污染等等。一般的博弈问题由三个要素所构成：即局中人(players)又称当事人、参与者、策略等等的集合，策略(strategies)集合以及每一对局中人所做的选择和赢得(payoffs)集合。其中所谓赢得是指如果一个特定的策略关系被选择，每一局中人所得到的效用。所有的博弈问题都会遇到这三个要素。
价格战博弈：
现在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家电价格大战，彩电大战、冰箱大战、空调大战、微波炉大战……这些大战的受益者首先是消费者。每当看到一种家电产品的价格大战，百姓都会“没事儿偷着乐”。在这里，我们可以解释厂家价格大战的结局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而且价格战的结果是谁都没钱赚。因为博弈双方的利润正好是零。竞争的结果是稳定的，即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结果可能对消费者是有利的，但对厂商而言是灾难性的。所以，价格战对厂商而言意味着自杀。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
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贸易自由与壁垒：
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
三 :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生活中的博弈论 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
四 : 纪登奎之子：林与毛的生死博弈
写完《回忆李雪峰同志和我父亲的一段往事》的短文，在给几位亲友看过、并听了他们的观感与意见之后，一个突出的印象是：庐山会议这桩历史往事到今天，毕竟已经三十多年了，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其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不仅由于时间久远，有许多事在人们的记忆中己经淡忘了，而且时代精神和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也使今天的人们感到相当隔膜、不易理解。（www.61k.com]至于我们的子女，对于同他(她)们祖辈关系十分密切的往事，那种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基于家族关注的深厚传统，几乎完全兴趣索然了。
因此我觉得，为了使大家便于理解回忆李雪峰同志的短文，对庐山会议这场政治风波的来龙去脉，需要进行一些轮廓的介绍。为此，对庐山会议的基本历史事实，虽然我也又看过一些材料，不过主要还是通过自己的回顾;在回顾这段历史往事的同时，对其中蕴含的是非曲直，也在进行一些自己的反思。
这种回顾与反思，其出发点，自然不是起码不应当是家族式的。当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回顾和反思，同当年的认识，包括当年基于“党性”的正统“结论”和市井坊间的野史传言，自然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隔代修史”的传统，这大概是因为，后一代人，不仅离当事者利害恩怨的纠葛远一点，而且不会过分囿于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限制，因而会比较客观和超脱一点。庐山会议到今天己经三十多年了，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没有改变，因此说“隔代”似乎并不妥当;但“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的巨大变化，却使人们大有恍若隔世之感，所以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反思，若说是“隔代”，也算沾点边。
第二，意大利一位著名哲学家克罗齐有句话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历史上己经发生的事还是那些事，但历史常读常新、也常写常新，一切历史著作，都是特定时代的人基于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产物，作者是这样写的，读者也会这样读。对庐山会议这一段历史，那个时代的“当代”的人们，自然会有他们当时的看法和说法，我们今天这些“当代”的人，亦会有也应当有一些自己的新的思考。
沿个这个思路，又进行修改，补充了一些内容，不觉间就写的长了，竟有两万多字。几位朋友看了以后，开玩笑说：“你这是回忆李雪峰同志呢，还是让李雪峰给你想写的东西作广告呢?”想想也是，于是就把属于我的回顾与反思的部份，摘出来单独成篇，即成此文。
当然，庐山会议上的事，我并不是亲历者，因而所谓回顾，只能是间接的，而这里谈的所谓反思，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
撰写此文，对我而言，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许多人都知道，我父亲在庐山会议时，是当年那场政治风波的当事者，尤其在随后一系列政治事件的旋涡里，更是要角;由此，人们对我的观点的主观倾向性，或许会有些怀疑。我想，有这种怀疑，也是人情之常，因为我和许多人一样，阅历只是有限的，而且也有个人感情，这无须否认。不过，好在我写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钦定”的官修历史，只是我个人的一家之言，这使我稍感自我宽解。可即便如此，当我下笔时，也增加了几分谨慎，这种谨慎，自然也是要面对指责的压力，但更多的，还是出于“公正”与“客观”的自律，至于是否确实做到这一点，读者自然会有各自的判断。
始于“九大”前后的毛林分岐，其实质是“文化革命”
说起来，当年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并不是偶然发生的。
在1969年春党的“九大”前后，林彪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分道扬镳了。“糜不有初，鲜克有终”，林彪同毛泽东一起搞“文革”搞了三年以后，他改变主意了，不想再跟毛泽东一同“继续革命”了。
“九大”的《政治报告》，突现了两人的根本分岐：毛泽东让陈伯达牵头起草，但陈伯达的稿子，却是按照林彪的意图写的，这个稿子被毛泽东否定了;这时，参加“九大”的代表们已经来到北京，毛泽东临时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他自己亲自修改定稿，论述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于是，在党的“九大”会议上，原来反映林彪思想的那个《政治报告》，被毛泽东否定了;而后来这个《政治报告》，林彪在大会上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了一遍，事前连看也不肯看一遍，还语带讥讽地说，他“不愿掠他人之美”。对于林彪，这恐怕远不是个心情不太愉快的问题，作为政治家，林彪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政治报告》仍由他作，面子和地位虽然有了，但政治家是行动者，《政治报告》则是“行动纲领”，今后全党的中心工作，还要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化革命”的路线。对此，林彪的不满溢于言表：“什么路线，还不是毛线!”由此，他同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分岐具有了根本的性质，并且已经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是他晚年的一桩事业。按照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到召开“九大”时，各省市的“革命委员会”己经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落实到基层”，还要继续努力，有许多工作要做。
或许，毛泽东还会认为，到各省市“新生的红色政权”成立，党政系统的问题，算是初步解决了;但是，军队系统的问题，由于“文化革命”战略部署的需要、要担负“三支两军”的任务，没有能够很好地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仍是一种缺憾。下一步，应该找个机会、想点办法，让军队系统再补一下“文化大革命”前一个阶段所缺的课。
—— 说起来，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也算是“阳谋”，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上写得很清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这些人物，有些己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 在通过这个文件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时，林彪意气昂然，唱的是红脸，实际上主导和左右了这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的进程和结果;可时过境迁了，这些以特有的语言风格反映当年亢奋的“时代精神”的话，如今听起来，林彪怕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关于“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五.一六通知》是一个战略性质的文件。
显然，这里并没有把解决军队系统问题的任务除外。从这个角度看，1967年夏秋时，毛泽东否定和批判“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对他而言，可能只是基于文革“战略部署”、出于“稳定军队”的需要，是一种战术性的策略。《五.一六通知》，毛泽东亲自动手修改了许多遍，对“文化革命”的根本宗旨和战略目标，他是不会忘记的。对林彪，这也是有言在先的事，“勿谓言之不预也。”
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还要搞下去。在党的“九大”会议上，毛泽东把他的意图，作为全党今后的“行动纲领”，写进了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更加正规了，也取得了正统性的地位。
而林彪对“文化革命”的想法，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长篇讲话里，他实际上己经进行了一番相当系统的论述：
首先，他从全世界的宏观角度，洋洋洒洒地介绍了世界历史上的“三次文化革命”：“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接着，他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列入世界史上的第四次“文化革命”。—— 这种说法，不仅很是新颖别致，也是一顶大大的高帽子，因为这种说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仅是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具有了能够载入世界文明史的意义。
然后，林彪又以宏大广阔的视野和简明通俗的语言，论述了他所称的“三大革命”——“文化革命”、“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界的“文化革命”开始，然后发展与转化到党政部门的“政治革命”阶段;现在已经胜利了，下一步，该发展与转化到“经济革命”的阶段了。
—— 林彪这番宏论，在当年，让那些对世界历史所知有限的中央委员们，听来颇为新奇，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为“付统帅”的渊博而赞叹不已。据林彪自己说，对陈伯达为他写的九大《政治报告》的稿子，他“并不是很满意”，他“还是更喜欢”八届十二中全会时的这个稿子。
当然，在历史学家看来，林彪在这里所作的类比，也许有点不伦不类;不过，林彪也不是想改行去当个历史学教授，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些史学论断，也不必学究气地过于“较真儿”。作为政治家，林彪所传达的意图，实际上很清楚：“文化大革命”作为“文化革命”的阶段和“政治革命”的阶段，既然己经胜利了，就应该转为“经济革命”、也就是经济建设的阶段了。
但是，毛泽东的眼光，在党内斗争无数惊涛骇浪中已经修炼得十分老辣，对林彪心里盘算的那点小九九，其洋洋洒洒的宏论背后真正的潜台词 ——“权力己经到手，文革可以结束”，他早己从蛛丝马迹中洞若观火。
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历史上，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对与他这位“亲密战友”的友谊，毛泽东还是很珍惜的;当然，这种“亲密战友”的关系，在毛泽东心中，主要仍然是政治的，而不是个人性质，这倒未必是毛泽东“不念旧情”，而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更关心现实政治目标的需要。
——在这方面，毛泽东做得实在有点太过分，他甚至把他同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完全政治化了：建国初期，为了铲除旧中国官场“任人唯亲”、“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朽裙带作风，为新中国的政坛新风作出表率，毛泽东拒绝给他所有亲属安排工作以照顾;但后来，为了“文革”的政治需要，却把他的家庭成员推上极不相宜的政治高位，尽管这也是她(他)们自己的愿望，但她(他)们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却未必都能象毛泽东那样有那么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这种很不寻常而且遭人诟病的用人的做法，在他看来，也许就象当年动员他的弟妹和家人走向革命道路一样吧，可是这一次的结果，却使他的家人成了他“文革”的殉葬品。
因此，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林彪这位“亲密战友”，或者使他重新回到“文化革命的路线”上来，同他一道“继续革命”，并且要用实践证明确实如此;否则，为了他的“文革”事业，就要把林彪从“付统帅”和“接班人”的位置上拿下来，就象“文革”之初把他在延安时代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刘少奇拿下来一样。
—— 从更早些时他曾经成功地把张闻天这位“明君”从“总书记”的位置上拿下来的历史经验看，对毛泽东来说，这似乎也并不是什么非常困难的事，起码并非绝对办不到。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依他的“斗争哲学”来看，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国际上，不论是斗勇还是斗智，除了同斯大林最后算是打了个平手，还没有什么人是他应付不了的对手。林彪跟他几十年了，是他看着成长起来的，对付林彪，他有充分的自信。
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和林彪己经在暗中“较劲”
不过，这一次他对付林彪，事情却也并不轻松。“文化革命”搞了三年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九大”前后，他在中国政坛的地位正处在颠峰时期：整个军队由“林付主席直接指挥”，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军管”了，全国各省市的地方政权，由于“三支两军”而实行“军、干、群三结合”的体制，其主要权力也在军队的支配性影响之下，在文革中期“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中，军队的作用和地位又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尤其是军委的领导班子，在罗瑞卿和杨成武先后被拿掉以后，对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一班人，林彪很信任、很放心。—— 大概就象“辽沈战役”之前毛泽东当年那句显然带点赞许和得意的夸奖吧：“林彪壮得厉害!”
此时，倘若设身处地为林彪想一想：如果“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还要搞下去，中国政坛既成的权力格局，势必要“重新洗牌”，对林彪来说，那岂不是要自乱阵角吗?用“文革”时代的话来说，再搞“天下大乱”，那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到手的权力格局再用自已的手把它搞乱，林彪自然不想干这样的事。可是，如今再选择“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生之路，又叫他“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呢，即使弄到个“舍熊掌而得鱼”的“软着陆”的结局，象陈云、邓小平那样靠边站、坐冷板凳，作为一个政治家，那种百无聊赖的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看来，自问并不缺乏谋略和定力的林彪，尽管在“文化革命”发动时，也曾有几度“临事而惧”的思虑犹豫和“待价而沽”的盘算计较，可几番“半推半就”的姿态之后，还是进了这“难办的曹营”。
如今，“文化革命”己经搞了三年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形格势禁，己成“骑虎难下”之势了。林彪那时的心情，也许就象《红楼梦》里的那个晴雯吧：早知道象今天这样“担了个虚名儿”，又何必“文革”发动前后的当初，同毛泽东演那一出“二人转”呢?
可是，林彪却不是等闲人物，同他在“文革”的公开场合一再表示“祟拜”的姿态和“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言论有所不同，在他内心深处，对毛泽东是另有一些看法的。跟着毛泽东几十年了，作为学生，他才气不凡，耳提面命，对老师的谋略，也看出一些门道。这位个性极强的“常胜将军”，绝不愿就此认输，“毛主席的好学生”当了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出师”嘛?他不肯就此善罢干休，要试试自已的身手，同他的老师“过两招儿”。
毛泽东和林彪真正的分岐，有如巨大的冰山，深深地隐藏在水面之下。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公开闹腾地厉害的，基本上集中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两个问题上，不过这只是冰山浮出水面上的部分。
关于“天才”问题，自毛泽东在修改“九大”《政治报告》中亲自划去了“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这三个副词时，己经同林彪在“文革”中给他捧场的那些言论划出了一条界限，毛泽东把他的个人威望“反其道而用之”，为随后同林彪的分岐与斗争预先留下了伏笔。在此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在中国政坛的斗争中开始频频使用他的这个新的政治武器。
有这样一个故事，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年毛、林之间关系的政治气氛：
1970年夏，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到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发了脾气，用他特有的辛辣嘲讽的口吻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进了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生气了，说：“我那几句话就有那些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并且当下就向周恩来布置：“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随后，自然是周恩来去落实毛泽东的这些“最高指示”。
在当年的政治气氛下，毛泽东此举并不是小事，也不是个单纯的“谦虚”问题，明眼人都知道，这是对着林彪来的。果然，在后来的庐山会议上，它成了林系大将“清君侧”时敲打周恩来的口实。显然，毛、林之间文革初期的“政治密月”，己如“昔日黄花”了。不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在今后毛、林的争执中，毛泽东可以指望周恩来在大关节方面继续站在他这一边。
毛泽东见事很透，他当然会想到政治主张的分岐，势必延伸到人事权力的争夺，他料到林彪会打“国家主席”的主意：——“国家主席”，在中国当时的国家体制中，虽然只是个虚职，但如果实权己经在握的话，“名正言顺”的意义就不一般了。如果林彪“名至实归”，党、政、军大权在握的“实权”，再加上“国家主席”的“虚职”，即便是“国家副主席”也罢，其“接班人”的地位，就更加不可动摇了。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林彪在“文革”问题上坚持同毛泽东对立的意见，关于“文革”的事情，麻烦就大了;于是，毛泽东未雨绸缪，在讨论宪法草案修改时，干脆建议取消“国家主席”的职位。
—— 就事论事地说，毛泽东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意见，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国家体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很严肃的事，“国家主席”，不能“因人设职”，也不能因人“撤”职嘛，不能你毛泽东不愿意当，又不想让林彪当，就撤销“国家主席”的职位。
不过那个时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文化革命”是他压倒一切的考虑。在毛泽东看来，“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是创造历史的大事业，与此相比，撤销一个“国家主席”的“虚职”，算得了什么大事?
“文革”时代，“天下大乱”，各级党委“停止组织活动”了，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冲垮了，“公、检、法”的专政机关也“砸烂”了，还有什么“工、青、妇”的各级机构，也一概没有了，…… 国家政权这些重要得多的部门、甚至核心和实权机关，统统都不起作用了;
在国家政权的最高层，“国务院”成了“业务组”，“军委”成了“办事组”，连“党中央”也成了个“碰头会”……;
那又怎么样呢?用他的话说，地球不是照样还在转吗?
所以在毛泽东看来，“国家主席”这样的虚职设不设的，原本就算不了什么大事，完全可以根据“文化革命”的现实政治需要而定。
因此，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对撤销“国家主席”职位的事，毛泽东先后六次作出明确批示，企图用他的权威，把林彪的意见压下去，让他死了这条心。
实际上，林彪同毛泽东在人事权力方面的争夺，比“设国家主席”更严重的事情，是所谓“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了解中国政坛的人应该知道：这简直就象“玄武门之变”以后的秦王李世民，向毛泽东“逼宫”了。
还有那个著名的“林付主席一号命令”。如今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整个国家政权几乎完全依靠军队维持，而军队是拿枪的，因此动用军队的事，高度集权，甚至调动一个排，都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个规矩，林彪自然不会不知道。“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北京机场会谈前，形势确实严峻;但军情再怎么紧急，让百万大军进入“超级战备”，报告毛泽东的时间还是有的嘛。事后看，如果此举是做给苏联人看的，怕是判断失误了;那么，公然“先斩后奏”或者说“边斩边奏”，是做给谁看呢?这桩事，恐怕不光是瞒不过毛泽东吧。
以上所举的两件事，都涉及“军权”，这对任何国家，都是非同小可的事。比如，倘若作为国防部长的拉姆斯威尔德，宣布他是美国陆海空军总司令，整个美国军队由他“直接指挥”，你问问小布什愿意不愿意?美国宪法允许不允许?毛泽东和林彪都是打了一辈子仗的人，他们都不会不知道，“军权”，这是什么份量的问题!林彪当年在“四野”，也曾是百万大军的统帅，自然不会不知道“直接指挥”这句话的轻重。而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的统帅权，于是，关于“政治路线”的是非纠葛，完全可以从长计议，放到延安整风时再理个头绪，这也使他在和张国涛的较量中棋高一着、占得先机。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在那个似乎只是个所谓“提法”的问题上，在中央最高当局，曾经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政治争议。其原委是，庐山会议前夕，1970年的“八一社论”在中央审稿时，陈伯达坚持“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张春桥则主张采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提法，双方争执不下，由周恩来和黄永胜去当面请示毛泽东本人定夺。可是，对这件涉及军权的事，意志强悍的毛泽东，在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之后，经过一番对现实情势的权衡估量和因势利导的运筹盘算，竟然把己经说出口的“最高指示”，又强咽回去了。这个关于“提法”的争执，最后的定稿，在周恩来和黄永胜于门外坐等的情况下，以毛泽东让汪东兴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了结。为了顾全大局，毛泽东不得不忍让于一时。—— 可见当年的林彪是何等权势!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的一番较量
对庐山会议，直到今天，人们的关注，包括“正史”中讲的，也是在“称天才”和“设国家主席”这些人事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忽略了毛泽东和林彪当时在政治主张上的分岐，就是说，只看到冰山浮出水面的部分，而没有看到水面之下冰山的主体。实际上，毛泽东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一番较量，深一层看，真正要害的问题，是“文化革命”，这是他们两人在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质性分岐。
不过，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虽然坚持了“继续革命”的“文化革命”路线，但他知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进退攻守，还须掌握一点节奏。而且，毛泽东毕竟是这个国家的当家人，这个时候，他之所以隐忍不发、暂取守势、难得地委曲求全于一时，是因为当时有几件国内国际十分紧迫的大事，必须在庐山会议上先作一些安排：
党的“九大”开过以后，要筹备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以体现“九大”路线，对政府的工作和人事也要作出安排，经过“文革”，党和国家要走上新的轨道，有许多事情要办;另外，撤销刘少奇党内职务的事，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己经通过了，但刘少奇的国家主席是党外职务，总还要在“人大会议”上办个手续吧，否则，此事日后会留下“违宪”的口实;
国民经济计划，也须在全会上讨论通过，而后在“四届人大”上作报告;
“珍宝岛事件”之后，苏联在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中苏两国军事对峙的形势十分严峻，事关国家安危，战备问题也需要全党作出通盘安排;
也许毛泽东更有兴趣讲一讲的，是关于“形势问题”：国际战略格局正面临重大转机，毛泽东精心运筹多年，中美关系快要出现突破了，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也想乘机给大家吹吹风，让党内有点思想准备。
可是在林彪看来，眼下这个时机，却是不可多得的。大概是从《史记》、《汉书》关于“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宫庭智慧中得到一些启示吧，于是在庐山会议上，他发动了一场“清君侧”的“政治战役”。
这可能是一种军事智慧吧，作为战术天才，林彪对此自然不陌生：自1966年夏开始，毛泽东在“文革”问题上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一直牢牢地掌握着政治形势的战略主动权;如今，“文革”己呈“再衰三竭”之势，而且党内对“文革”潜在的不满情绪相当普遍;眼下，毛泽东又需要调整部署、安排办理一些别的事情，在“文革”问题上只好暂取守势，态势自然比较被动。这样，“主动权”—— 这个他们两个都不陌生、并视为军事上也是政治上克敌制胜的法宝，正从毛泽东的手中悄然滑落，这位政坛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暴露在林彪的眼前了。看来，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
不过，“战机”稍纵即失，若是等毛泽东腾出手来，“攻守之势异也”，就又是一番光景了。林彪“抓住机遇”，果断出手，在九届二中全会的开幕式上抡先发言，出其不意地发起“短促突击”;同时，按照事先的部署，安排他的“几员大将”，“搞地下活动”、“秘密串联”、“煽风点火”、“突然发难”。—— 这些用当时的语言描述的情况，人所共知。
林彪的发言，一击而中要害，顿收“立竿见影”之效，全会分组讨论时，果然掀起轩然大波。这样一来，九届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完全被打乱了。会议后来的过程也证明确实如此：这次中央全会原定的两项“议程”——“筹备四届人大、修改宪法”和“国民经济计划”，在全会期间的讨论中，基本未曾涉及，只是到了全会闭幕前夕，才草草通过了事。
——了解党的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中央全会的所谓“议程”，历来是非同小可的事;原定的议程被打乱，意味着中央领导权威的动摇和丧失，党和国家就要出大乱子了。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党内出乱子，这是可与“世界大战”、“赤地千里”相提并论的大灾难。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而言，九届二中全会结束后原定于当年国庆节前后召开的“四届人大”，向后拖延了;后来，又发生“九.一三事件”，还有别的事;结果，几度己经准备就绪的“四届人大”，一拖再拖，一直拖到四年多以后的1975年初才开成。召开“全国人大”，毕竟是国家的一件大事，如果搞得连一点起码的章法都没有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还会有权威?
在大讲“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有一句大家很熟悉的话，叫“树欲静而风不止”，意思是，“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却独出心裁，也别具风格，在发动“文革”时，他讲的话是：“阶级斗争，树欲静而风不止，而我们就是要做那个风。”
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要做那个风”了;而且对毛泽东说他的“借助锺馗，为了打鬼”，也“反其道而用之”，这一次，他是要“清君侧”，其锋芒，实际上指向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这叫“打着红旗反红旗”吧，也许林彪自己在“卡片”上写下的话更生动些：“打着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 打着赞誉毛泽东是“天才”和拥护他当“国家主席”的旗号，达到“清君侧”以扼杀“文革”的目的，借毛之刀诛毛之人，林彪这位“战术天才”，其用心之深之险，象他过去打仗一样，“又刁又狠”，确实不是等闲之辈。
不料，时间只有两天半，略一交手，林彪便败下阵来。这些个“清君侧”的小把戏，那能瞒得过深通中国历史掌故的毛泽东?他断然煞车，先是停止分组讨论，继而一篇七百字的短文，把那位原来只是他的“大秘书”、后来改换门庭投靠林彪的陈伯达“揪出来了”。当然，有了“批陈”这个题目，随后的“顺藤摸瓜”，文章还大有玄机。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林彪的败阵，分析起来，若以古时韩非子说的所谓“法、术、势”之道来论：——
“法”这一条，也还有些可以圈点之处，惜乎不是堂堂正正地提出来;
处心积虑的“术”，虽然出手不凡，终究不是正道;
最重要的是“势”，林彪明显不居优，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巨大威望，是他不可逾越的障碍。
最后的结果，他还是栽倒在他老师的脚下了，心情灰暗的林彪，一脸阴沉地下了庐山。
不过，毛泽东在庐山的做法，同他历来“后发制人”的行事风格不大一样，显然有点武断。大概毛泽东也知道，他的本钱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面对林彪这个气势正盛的对手，过去“后发制人”的办法，也不那么有把握了，不敢玩得太过份。
所以，在庐山会议上，当形势还只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刚要“盛怒”的时候，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若是等到林彪“最高的一股风吹下去，…… 就要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的时候，就搞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不统一，思想交锋尚未充分展开，便踩了急刹车，草草收场，自然会留下后遗症。说起来，对党内思想路线上的问题，毛泽东历来重视也相当擅长做统一认识的工作，可是这也取决他要做什么样的事，如对眼下这场“文化大革命”，要将党内的思想统一到他的认识上，也实在是难哪。
庐山会议上，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问题在党内统一认识的事情没有解决好，于是，就象俗话说的，“口服心不服”，庐山会议后，二百多中央委员，虽然当面对毛泽东不敢说什么，思想上的“疙瘩”却没有解开，有人甚至根本不服。毛泽东的难题还在后面呢。
在庐山会议时，象李雪峰和我父亲这些只知道为党的事业“埋头拉车”的干部，他们关注的大概主要是些政策和执行层次的问题，对毛泽东和林彪内心深处的玄机，恐怕也象在云里雾里一样，“不识庐山真面目”吧。
庐山会议揭示“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
就象毛泽东的哲学理论著作名为“矛盾论”一样，他的“文化革命”的实践，也存在着一个深刻的“内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 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句话，可谓再熟悉不过了。可是，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呢?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统帅”，也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却要“发动”他的人民，对他赖以统治的“国家机器”，来一场“革命”!而这个“国家机器”，又是他用了大半生的心血，苦心经营、亲手打造出来的。
当然，在毛泽东看来，“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同他当年抵抗日本侵略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革命，还是不一样的。毛泽东发动的这场对他的“国家机器”的革命，其初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要让“老干部焕发青春，年青人得到锻炼”，使他们恢复革命战争的延安时代的“三大作风”，其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条;若用“文革”时代“红卫兵小将”浪漫而纯真的话来说，叫作“把党的领导干部打成左派”。
但是，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游泳”，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关”，却是每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必须过的!—— 包括他那时十分器重的“红秀才”王任重，还有象李雪峰和纪登奎这样他当年相当信任的干部，甚至他在长征时的警卫员如陈昌奉等等，只要当时处在“领导干部”和“当权派”的位置上，都一概不能例外，对谁也不肯通融!
这真是旷古未有的奇人奇事，确实象“文革”时代讲的那样：——“史无前例”!甚至还可能会是“空前绝后”!如今，我们都知道“文化革命”是错误的了，可毛泽东这位古今奇人的这个“错误”，却犯得如此惊世骇俗，掀起如此惊涛骇浪，如此令人惊心动魄!
在“文革”结束很长时间以后，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在这场惊天奇祸的心理震撼中，仍然久久地心有余悸，因而他们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全部思想关注，几乎都集中在今后如何防止“文革”灾难重演的方面。
这种显然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关注，要说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也许我们可以认为，由此而产生的失误是：在中国改革由农村到城市全面展开、经济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夕，为了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党和政权的建设应当怎么改革?这样一个非常重要也十分迫切的问题，没有能够受到改革决策者未雨绸缪的关注，被忽略了。
可是，一些简单的常识，却使我们对这种并非“向前看”的关注提出质疑：
“文化革命”这种“史无前例”的事情，难道真的还会“后继有人”吗?我们很难想象，象“文化革命”这种几乎完全属于毛泽东个人特殊政治风格的事件，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还有那一位国家的统治者，愿意下决心做同样的事?而且竟然拥有如此过剩的个人权威这种政治资本?
而在“文化革命”中有过一番“经风雨、见世面”的锻炼之后，当年的“红卫兵小将”们，思想也不会那么简单了，即使他们还想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可当他们面对中国革命铸就的如此强大而严峻的“国家机器”，在没有当年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还能搞出多大名堂?实际上，不说“成事”、就连纯属“败事”的“天下大乱”，又能闹成点什么气候?
所以，象“文化革命”这样的事，不仅在中国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包括这个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不仅“史无前例”，恐怕还是“空前绝后”的。—— 虽然预见未来永远不可能有绝对的把握，但我想，这样的判断，应当说是基于比较清醒、理性和冷静的认识。
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局面：在“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一方面，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是绝大多数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忠诚，却是大可置疑的。
这是“文化革命”一个贯彻始终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对那个时代的“领导干部”或“当权派”来说，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无可置疑”，和对他发动“文革”的忠诚“大可置疑”，这个“内在矛盾”，简直象是撕裂了他们的心：—— 如果出于对毛主席“无可置疑”的忠诚，义无反顾地始终贯彻“文化革命”的路线，那同他们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和历来接受的关于“党性”的教育全然不符，同他们作为一个统治者的常情、常理和常识，也完全相悖;而如果由于对“文革”的“大可置疑”，而背弃对毛泽东作为领袖的忠诚，在那个时代，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而言，则是很难想象的事。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因此，要从“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存在着一道绝不是可以轻易突破的心理防线，于是只能在“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中，长时间地忍受心理上的痛苦煎熬。仅就这一点而言，“文化革命”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触及灵魂的革命”了。
这场“触及灵魂的革命”，对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来说，并不是一个可以超然对待的“纯粹理性”的判断，而是在“大风大浪”的实践中受尽折磨而刻骨铬心的“经验判断”。
如果说，在“文革”发动时，他们就“很不理解”的话，在耳闻目睹了“文革”三年来的狂热、横蛮、凶暴、荒诞之后，他们可能“更不理解”了;尤其是亲自领教了“炮轰”、“火烧”、“造反”、“夺权”，还有“戴高帽”、“挂黑牌”、“坐飞机”、“打砸抡”等等，在“文化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风雨、见世面”，在“灵魂”连同皮肉经历一番痛彻难忘的“触及”之后，要他们发自内心地赞成和拥护这场原本就“很不理解”的“文化革命”，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毛泽东之所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甚至“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其真正的目的，实际也不很难理解，其实他自己当时就说的很清楚：—— 就是要让全国人民自下而上地全面地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
说起来，这样一个道理，本来是现代社会国家政治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对西方国家的情况，在这里先不去说它，单说中国：我们的国家，不是称为“人民共和国”吗?我们的政府，不是叫“人民政府”吗?我们的党章上，不是写着“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吗?那么，“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人民群众行使对党和政府的监督，难道这不是他们理所应当的权利吗?这个道理确实不复杂。
可在当年，以领导干部们并不算低的智商，何至于就“很不理解”呢?如今，折磨了中国政坛和全国人民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 实际是一种“半无政府状态”，当然是没有了;可现在折磨着我们的，却是规模相当可观而且似乎斩不尽杀不绝的“腐败现象”这样的“阴暗面”。我想，让人民群众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放在今天的中国，如果还是“很不理解”的话，即使是普通百姓，反倒是有点缺乏常识了。
可是在那个时代，作为“革命对象”的党的领导干部们，他们身上革命战争年代的硝烟尚未退净，体内的弹片和疤痕还在隐隐作痛，而他们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其忠诚勤勉、力疾躬行、廉洁自律、清贫俭朴，几乎达到古今中外之冠了;若说“缺点错误”，充其量只是有点“脱离群众”而己，这算什么了不得的“阴暗面”呢?革命了半辈子，出生入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难道不应该有点地位?实际上，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当革命时代的正义还充溢在他们的胸中时，却让这些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不谙世事的“儿童团”，把他们当作“革命对象”，这么个没完没了地胡乱折腾，他们确实“很不理解”：老子当年干革命的时候，你们不知还在那根腿肚筋里呢!
而作为“革命动力”的那些初尝政冶禁果的青年人，对“揭露党和政府的阴暗面”还须有“民主”和“法制”的“监督”这样一些观念和方法，在那个时代，不仅相当陌生以至完全无知，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持完全排斥拒绝的态度;对于现实政治的复杂，他们的经验几乎为零，对过去革命历史的曲折，他们的知识也少得可怜;当涉足政坛开始他们的“政治初恋”时，在这些“革命小将”们幼稚而狂热的头脑里，大概只有从老一辈那里继承和模仿来的意识形态和方法：——“革命”!而他们的“革命”，矛头却对着昨天“打天下”的“革命前辈”!他们甚至幼稚而荒唐地把毛泽东几十年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的方法也用上了：——“戴高帽子游街”!
因此，就这场“革命”而言，无论是作为“革命对象”的“阴暗面”的事实，还是作为“革命动力”们“揭露阴暗面”的观念与方法，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活，如果借用时下流行的经济学语言来说，都是十分稀有的“短缺资源”。
显然，象“文化革命”这样一场“革命”，在客观方面，并没有什么现实的“革命危机”，完全是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又该嘲笑中国的“麦琪林式的革命”了，“麦琪林”者，俄语“人造奶油”也，即冒牌货之意;而在主观方面，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的“资源”，甚至更加“短缺”得厉害：大概除了军队的支持，就是他的个人威望了。
—— 作为一位统治者，毛泽东也并不缺乏常识：在“文革”时代，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的，如果把国家政权比作一所房屋的话，没有粉刷、没有装修，甚至连门窗、屋顶也没有，自然不象个样子，可若是连“柱石”都没有了，那岂不是要坍塌垮掉了吗?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如今，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又要同他分道扬镳了，“两条腿走路”，有一条腿要跛了，这“文化革命”的路，还怎么走得下去?而且，如果林彪“清君侧”的谋略得逞，不仅那时还支持他的“文革”—— 无论是有几分虔诚动机，还是出于对他的崇拜，抑或仅仅由于“不看僧面看佛面”—— 的原本力量就相当单薄的队伍，又要折损几名干将;而他作为“一把手”，即使在“文革”中也要不时为调整一下进退攻守的“平衡”的常规战术，也摆弄不成了。
——“文化革命”，由于锋芒指向“国家机器”的性质，“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使然吧，其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获得支持的“资源”，原本就先天不足地“短缺”，现在更面临空前“短缺”的危机。毛泽东继续进行“文革”事业的“资源”，就要只剩下他的个人威望了。
“文化革命”的这个“内在矛盾”，更加尖锐地摆在毛泽东的面前。
庐山会议的政治风波，毛泽东认为是“对着他来的”
那场“要炸平庐山”的政治风暴，就深刻揭示了“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而且呈现为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生动图景：两百多名中央委员，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对着他来的”。
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对毛泽东眼光的老辣而叹服，他年近八旬，却宝刀不老，其透视人性的目光仍然很尖锐：——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背后，潜藏的心理状态却是对“文化革命”的不满情绪。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他警觉地注意着：—— 这股为“有人反对毛主席”而群情激愤的政治浪潮，转瞬之间，就会演变成冲击和淹没他的“文化革命”的灾难。
中央全会上讨论的情况，果然如他所料：—— 为“有人反对毛主席”的群情激愤，掩盖着对抗“文化革命”的潜台词。
如此看来，这不是“对着他来的”，又是什么?
其实，作为一位“辩证”的大师，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时，不仅并非不知情，而且心知肚明：他估量了一下个人威望这笔资源，还用“畅游长江”为它作个广告、造点势、让它增点值，而后作为一种政治资本，毅然决然地将它投入了“文化革命”的旋涡。
我们从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给江青的信中看到，他似乎也预感到：“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他发动的“文化革命”这场政治风暴所掀起的涛天巨浪，最终或许要让他的领袖威望也付出代价，甚至会连同他自己一起“打得粉碎”!—— 对“文革”前景的莫测与凶险，他并非全然不知情。不过，毛泽东历来不怕弄险，他喜欢鲁迅：“在危险中漫游，才能体验生命的力。”
也许在毛泽东看来，他的威望，如果保护得好好的，把它传下去，让后人象神一样供起来，还不是古时候“神道设教”的老套套，那有什么意思呢?过去在延安时代，把他的“毛泽东思想”树起来，用以对抗“第三罗马”的教主斯大林，从“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下挣脱出来，为中共争得独立和自由，还有点实际的用处。可是，现代世界的观念，是人民主权，也是世俗社会，并不需要把他毛泽东当作一尊神来“信仰”。
——中国革命，如果由于它的成功近于完美，并且以毛泽东的名字作为标志，让后人视为神物，一切都墨守成规，丝毫不能变动，使一场伟大的革命，铸就一个相当保守的政权，在毛泽东看来，或许也是一种悲剧呢。
因此，当人民高呼“毛主席万岁”时，他却用老百姓的大实话念叨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而毛泽东喊的“人民万岁”，才是现代世界的真理：如果人民还需要“信仰”什么的话，那么他们应当“信仰”自已。—— 如果说的斯文一点，这也许就是康德哲学里讲的“伦理学的自由”。
1970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盛大的游行时，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斯诺问他：“对这一切，你还满意吗?”这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著名记者，可能是要刺探毛泽东的灵魂：他想从毛泽东的回答中判断一下，是否由于他对自已领导中国的成就感到骄傲和得意，才产生中国“文革”时狂热的“个人崇拜”?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辩证思维回答道：“既满意，又不满意。中国比过去有了进步，但是进步还不够。”也就是说，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是满意的，但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革命胜利给中国带来的进步，不仅没有实现什么“理想社会”，而且没有达到当今世界的发展水平。用他的话来说，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感动了上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但是，“人民的拥护”，并不等于“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社会里，人民还不是“上帝”，在国营商店，甚至连“顾客是上帝”，也是一种奢望。他写的“六亿神卅尽舜尧”，还只能是在诗中所寄托的一种意境。
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在长期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势必带有严峻的军事色彩，大概也只能是这个样子吧。可是毛泽东对中国仅有这样的“进步”，却“不满意”，他要用自已对“进步”的理解，改变这种局面;而且，“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虽然已经是晚年了，但他还是要在有生之年改变它，而且亲自去做这件事。
或许，在毛泽东那超越时空的哲学玄思里，可能还会想：对他的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谁知道身后的人们，会利用它来干什么呢?一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不符合他一贯期望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并不合他的意;如果这种全面控制的绝对权力再加上完整无损的道德形象，更让他不放心：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的前景会是怎么样的呢?是打着列宁旗号的“社会帝国主义”?还是“神道设教”的传统专制?抑或“纳粹德国”或日本“天皇 — 军部”体制那样的法西斯专政?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岂能无过?”——这是毛泽东时常讲的话。他知道：人都是有缺点的，政府官员甚至国家领导也一样。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谁都不可能象上帝那样“全智全能”，在伦理学的意义上，也都不会象天使那样“至善至美”;在道德方面，人大概也都兼有善恶两面，而且善恶之间的转变，或许只是一念之间的事，佛家不是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顿悟成佛”吗，反过来的情况，从明清小说里“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的话来看，道理也是一样的。未来的党和国家领导，如果他们的心中没有人民了，又没有人民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失控的“恶”，用他威望的余辉作为偶象，装点和掩饰成无上的“善”，只会更加禁锢人们的思想，那对社会进步又有何益呢?
—— 如此情形，既非他所愿，也心有不甘。因此，个人威望这笔政治资源，与其当作一种摆设放在哪里也是一种浪费，留给后人又很不放心，不如现在作为“文化革命”的投资，自己用了它。
我们从毛泽东的信中关于“虎气”和“猴气”的议论中，似乎还能感悟到他作为“最高统帅”在“大战”前夕深藏的心理冲突的一丝表露。不过，就象他自己说的，最终，他身上的“虎气”，还是战胜了“猴气”。战略决策的决心一下，他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文化革命”。
作为中国的革命领袖和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己经创造了历史，并且十分辉煌，但他并不满足，还要创造新的历史。在万丈雄心的毛泽东看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只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件事”，在七十三岁高龄时，毛泽东又开始做“另一件事”了：“文化大革命”——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而又极为奇特的“革命内部的革命”。
“文化革命”，既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享有如此不同凡响的地位，他便无论碰上多少困难、坎坷与锉折，即使面临被“打的粉碎”的危险，也不会轻易放弃。在庐山会议上，他再次运用个人威望这笔资源，一篇七百字的《我的一点意见》，就把二百多名中央委员群情激愤的怒火浇灭了。—— 看来，毛泽东的个人威望，还有余勇可贾，仍然具有强大的威力。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在这一轮党内斗争中，毛泽东的意志再次占了上风，“文化革命”的路线，全党还要继续贯彻。于是，党内高层围绕“文革”问题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斗争，“文革”时代的中国政坛，继续在这个“内在矛盾”的漩涡中苦苦地挣扎着。
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庐山会议时，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毛泽东虽然还拉上林彪，给他打了点掩护;不过那只是策略，林彪跟毛泽东几十年了，自然也不会不知道这个。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在政治上的关系，在庐山会议上，己经彻底决裂了。
毛泽东和林彪斗法，在全党发起了“批陈整风”运动：—— 他“纲举目张”，再次祭起“路线斗争”的旗帜，把党的历史象中药铺里的“十全大补”一样，排列成“十次路线斗争”，使政治斗争在宣传上颇具广告效应;并且用“抛石头”、“掺砂子”、“挖墙角”的“三大措施”，把他布下的“路线斗争”的网，越收越紧，步步紧逼，想让林彪就范。
对“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林彪同样心知肚明，而且林彪的个性特点和政治意志，和毛泽东同样固执和倔强，虽然他的政治理念所追求的目标，比毛泽东要容易理解得多：也就是有了统治权力，按老路子搞点建设吧。
在“庐山会议”上发动“清君侧”的“政治战役”败下阵来之后，林彪看到：他和他的“几员大将”，搞“文斗”不行，搞“武斗”可能还有点本钱;于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调整部署、整备力量，另组“小舰队”，准备搞“武斗”，而且要“破釜沉舟”、拼个“鱼死网破”，竟然对毛泽东动了杀机。
如果从西方哲学家们讲的所谓“纯粹理性”的角度看来，构成“文化革命”的基本要素里，如果毛泽东作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和决策者，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文化革命”这个似乎无休无止地折磨着中国政坛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也许这是林彪为解决“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的想法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也并非全然为了个人。本来嘛，政治家的行为，从来就不能单纯用追求个人荣华富贵来解释。虽然政治家也是人，不过他们的想法，和为衣食温饱奔波忙碌的平民百姓，还是不大一样的。
当然，象毛泽东常说的，我们自然也不是林彪“肚子里的蛔虫”，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全部的真实心理活动。不过，就一般情况推论，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林彪的心理状态，大概也不会完全不受“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的影响，毕竟是革命几十年的“亲密战友”了嘛;而且他也不会不知道，在那个时代，对毛泽东的忠诚，同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文化革命”这个“内在矛盾”，作为一种情感与心理的冲突，也许一直纠缠到林彪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是，林彪就是林彪，他不是常人，同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的想法也有不同：只差一步，就会登上权力的顶峰，功亏一篑，则会是他政治生命的终结，权力欲交织着危机意识，而且，为中国革命奋斗几十年的林彪，自然也会有某种对国家民族的使命感。性情特具定力的林彪，虽然表面上整日在毛家湾静静地索然枯坐，心中却似翻江倒海一般，风声、雨声、国家、家事、革命历史、现实政治、……各种心绪，一起涌上心头，使林彪在“无可置疑”和“大可置疑”这个“文化革命”的“内在矛盾”中，经历着一番“触及灵魂”的痛苦思索。
终于，作为一种政治的判断和决策，他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挣脱出来了。如果看过莎土比亚的著名戏剧《麦克白》，我们也许可以想象，林彪突破这一道重要的心理防线：要对毛泽东动杀机!内心深处翻腾和激荡着多么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如果用“文革”时代的语言来讲，完全可以叫作“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了。
在那个时代，可以说，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都不是现代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家”，而只是毛泽东的“忠臣”，或者说，他们都把对党和人民、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同对毛泽东的忠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甚至完全当作一回事。象彭德怀同志那样抱定“宁可自己身败名裂，也不能危害党的事业”的决心，在党的领导干部中并非绝无仅有;而象刘少奇同志那样认识到“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却不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能够达到的思想境界。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认为，林彪的思想，要“解放”得多。仅从那“冰山一角”的“五七一工程”看，心理固属阴暗且不去说它，就思想而言，简直象“天马行空”一般，无拘无束，自由驰骋，根本没有什么“最高指示”的限制，也没有什么“顶峰”之类的“禁区”。显然，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那样的话，只是说给别人听的，至于“大树底下好乘凉”的话，可能完全不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
但是，林彪突破的这道心理界限，却是一条不容逾越的道德防线：因为，你可以认为，毛泽东的话不再“句句是真理”了，但是要对他动杀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可以背弃对毛泽东个人的忠诚，但是如果背弃对国家民族的忠诚，性质就根本不同了。
因此，也许我们应当认为，林彪的心理素质，实际上可能是比较脆弱的，也许同他的病体有关吧，他在精神上的自制力和意志力，在他称之为“绞肉机”一般严峻的党内斗争中，折磨地受不了了，他挺不下去了，终于，他背弃了对毛泽东的忠诚，同时，也背弃了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其实，从比较世俗的角度看来，就个人和家庭在“文革”时代的遭遇和处境而言，林彪的情况，和同样是革命几十年的大多数领导干部相比，其差别简直象是“九地之下，九天之上”了。在“文化革命”中，全国成千上万的领导干部的境遇，用东北的方言来说，那个“遭罪”，可真是“老鼻子”了。
所以，林彪这样的人，在中共当年的“领导干部”中，也确实可以算是一个“异类”了。—— 当然，将对毛泽东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民族的忠诚，这一点，可以归之于那个时代的局限性。
“九.一三事件”，使“文化革命”的大动乱演出了惊心动魄的凶险一幕，这如今大家都知道了。林彪失败了，而且葬身境外，一念之差，一步走错，其一世英名，便毁之一旦了。林彪无疑曾经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而且是我们共和国屈指可数的杰出的功臣战将，每念及此，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
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今天“思想再解放一点”，而且撇开对林彪本人的道德褒贬，对政治进程完全依客观理性来分析，也许我们对中国在“文革”后期的历史进程可以作这样不无道理的假设：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如今大家都知道，庐山会议后，对毛泽东的批评，林彪软磨硬抗，拒不检讨。但是，倘若我们假定，林彪坚持他“结束文革”的主张，却不是对毛泽东动杀机，更没有在“方寸大乱”之际怆惶出逃，而是坚持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那么情况会怎么样呢?
依当时的实际情势而论，尽管林彪在政治上的实力和地位处于颠峰时期，不过要同毛泽东这样的政坛巨人较量，他可能仍然不是对手。因此，可能性比较大的结果会是：毛泽东南巡归来后，召开九届三中全会，林彪会被毛泽东从“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上拿下来，附带的措施，自然会是改组“军委办事组”。
不过，考虑到“文革”在越过“高峰期”后，己经锋芒顿锉、呈现“再衰三竭”之疲态，如果林彪不采取那么极端的对抗措施，毛泽东又能拿他怎么样呢。而且，依他同毛泽东的历史关系，或许还可以比邓小平做的潇洒一点，比方说，公然以“政见不合”宣布“辞职”，或者退一步，以“健康原因”告老还乡，那样的话，林彪自然难免会象陈云、邓小平一样，过一段赋闲、坐冷板凳的日子了。
可我们都知道，毛泽东那时己是八十高龄的老人了，如果依庐山会议上林彪登高一呼、便群起响应所展示的巨大政治实力来看，在毛泽东去世以后，林彪的东山再起，并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至于邓小平，如果没有发生“九.一三事件”那样震撼中国政坛的惊天奇变，依毛泽东历来讲究“因势利导”的惯常做法，邓小平或许未必会得到1975年展示政治理念和才能的机会;也就是说，邓小平和林彪两个人的政治经验和水平、治国的理念和才能姑且不论，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两人在中国政坛的实际位势而言，林彪明显居优。倘若在毛泽东之后，林彪果能东山再起，邓小平就更不会有机会了。
那样的话，在毛泽东时代之后，就不是邓小平时代，而是林彪时代了。当然，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邓小平时代，这己经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 当年那位名列“三巨头”的英国首相邱吉尔说：“政治上战胜对手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比他的政敌活得更加长久一些。”对这样的话，我们自然很难说它具有什么重要的思想价值，但是作为一个政坛老手的经验之谈，对政治家个人而言，却也是不无实用价值的至理名言。
如此观之，对林彪的命运，人们更要扼腕叹息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温都尔汗的“三叉戟”残骇，静静地躺在那里，却长久地引发人们的无尽暇思。自然，人们更多的思考，还是其中蕴含的关于政治的是非曲直、智愚善恶。
林彪事件，这是一个中国人学习、体验与研究政治的不可多得的典型案例。
我们可以从“林彪事件”中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教训?
“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他的著名史学名著起的名字，真是精彩之极!这也深寓着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面对中国古人的智慧，令人不禁为之惊叹。
我们追念历史，自然也是为了国家的今天和未来;
而且，我们对历史的思考，还应当是理性的;
当然，对历史的理性思考并不排斥道德，而是要对道德进行理性的思考;
也就是说，不是只对某些个别事件作就事论事的道德评判和对某个具体人物的际遇与命运舒发情感的哀叹，而首先是更为注重普遍与一般的道德思考，这里，就是指可以被国家制度引为依据和政治生活引为借鉴的道德准则。
我想，如果世上的确还有所谓“历史哲学”的话，“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能会成为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一个无尽的话题：因为虽然在政治上对它作出“否定”性的结论，我们可以认同，可它毕竟是八亿人民卷入其中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历史运动，而且长达十年之久。
当然，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要从历时十年的万千头绪中，剔除同时代的利害与恩怨，跨越后人“代沟”的隔膜和误解，理出事实真象的基本脉络，在历史教训的意义上澄清是非曲直、汲取有益的智慧，也殊非易事。
如果从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来看，“文化大革命”唯其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的研究所需要的借鉴、参照、理论和方法，也要广阔、深刻和复杂得多，换句话说，即使我们站在人类社会全部历史和文明智慧的制高点上，也未必够用。—— 国内外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文革学”，似乎预示着这样的前景：也许我们需要借助全世界的学识和智慧，才能从“当代史”的史学观念和思想水准，对“文化革命”包括“林彪事件”得出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
可是，“林彪事件”的教训，在某个方面告诉我们的道理，却也并不是太复杂，那首先就是：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是个政治斗争的方法和手段的问题。
从政治斗争的思想内容方面说，既然“文化革命”是错误的，我们自然可以认为：“文革”发动前后，林彪同毛泽东联手，一起搞“文革”，无疑是错误的;而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斯大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
从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来比较，我们读着“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里的“火焰喷射器”、“高射炮扫射”、“引燃汽油厍”、“炸断铁路桥”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谋划与议论，林彪用这种办法对付政敌，简直仿佛回到春秋战国“专诸刺王僚”、“楚成王吃熊掌”那遥远的古代去了。—— 正好这也是林彪在文革前夕“5.18政变讲话”里举过的例子，这难道是纯属偶然的巧合吗?
社会上存在不同的利益集团，政治家就会有不同的政见和主张。即使到了所谓“共产主义社会”吧，在毛泽东的笔下，也并不是一付“人间天堂”或者“桃花园”的模样，而是仍然存在着“先进和落后”、“革新与保守”和“左、中、右”的“矛盾”和“斗争”。—— 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因此，政治斗争，无论一些人怎么厌恶和诅咒“权力斗争”的龌龊与邪恶，大概也永远会有的。
对政治斗争，人们兴趣比较大的、时常津津乐道的，时常是“权术”，而且往往对“权术”在道德上赋予贬意。应当说，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人也不例外，比如对马基雅维里，尽管他的《君主论》在学术上并非没有进步的思想价值，公众舆论却通常不抱好感;因此，当年那位名震天下的基辛格，对马基雅维里可谓深得其中三味了，可在记者面前，却矢口否认，避之唯恐不及。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不过，不管人们喜欢不喜欢，要禁止政治家们搞“权术”，也就是玩弄点“心计谋略”吧，恐怕实际上也办不到。雄才大略的罗斯福就说过，在他看来，所谓“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人们用词的褒贬不同而己。而一位前联合国官员的一本《政客与官僚》的著作，就把“政客”和“官僚”完全当作一个中性的词汇来用，他指的是“民选官员”和“政府公务员”。
如此看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就不应该有点“心计谋略”吗?或者说，难道信仰了马列主义，就应该“缺心眼儿”吗?实际上，中国革命真正的思想遗产，除了重建中国人民的政治自信和意志，就是一代中共杰出领袖们非凡的战略智慧了。那首革命歌曲里唱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也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优势之所在，如今，有的学者就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之为“兵法文化”。毛泽东对于此道，可谓达于炉火纯青之境，林彪作为“战术天才”，其头脑也非等闲之辈。
—— 对此，如果站在对立面或者作为旁观者，把它称之为“权术”，那有什么办法呢?道德褒贬，立场不同，人言人殊，原也是人情之常。当然，对在政治斗争中的“权术”如何运用，也是可以从道德方面进行剖析与评判的。
可是，人们应当怎样进行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政治斗争的手段和方法，须有一些什么样的制约与禁忌?或者说需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又蕴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内涵?却记录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水准的一种“尺度”。对于我们这个相当富于谋略的民族来说，也许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政治斗争的规则。
从更为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政治斗争的规则，“文斗”和“武斗”的不同，带有根本的性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行为，按照共产党中央高层的党内生活准则 —— 这是一种异常严竣苛刻的“规矩”，它虽然未必都有明文规定，但在党的高级政治生活中，却是客观存在 —— 来衡量，自然是违犯“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过，若是从世界范围尤其是实行民主宪政国家远为宽松的政治环境看，林彪在庐山会议的行为，也不能算是犯了什么“规矩”，因为在他们那里，维持政治秩序的，是明文规定的“法律”。
因此，如果林彪只是搞“文斗”，即使“秘密串联”、“煽风点火”、“搞地下活动”、“突然发难”，甚至是“清君侧”也罢，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在今天和将来的人们看来，也许根本算不上个什么“错误”，更不要说是“罪行”了。
但是，在国家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实行“武斗”的办法，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我们不是以“革命时代”亢奋激情下那严峻苛刻的“规矩”、而是以人类社会普遍通行的“政治文明”即比较一般的标准来衡量，让我们对林彪的“罪行”作点简单的剖析和评估：
对任何国家的政治家来说，对国家民族的忠诚，都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从这个意义上，即使我们抱着台湾历史小说作家高阳那样的史观，以“辩护律师”那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挖掘出更多的可以为林彪辩护的事实和理由，但对他的“叛国”，却很难给出一个能够服众的辩解，因为他死在境外。
当然，如果允许我们大胆想象一下，假如一二百年以后，中国、俄国、蒙古还有其他亚洲国家包括大家眼下不大喜欢的日本，象如今的“欧盟”一样，最后联合成为一个称为“亚盟”的统一的经济与政治实体了，那时再说起林彪“叛国”的事，也许人们不会象今天这样把它当成个了不得的事了。—— 当然这也很难说，中国实现“大一统”，至今己经两千多年了，人们还以“爱国主义”的名义纪念屈原呢，更不用说晚得多的“民族英雄”岳飞了。这大概是因为，人类社会无论怎样“历史进步”，总还不至于“进步”得完全不要“历史”吧。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历史进步，林彪在政治斗争中对政敌采取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作为一个“罪行”，恐怕倒是只会“与时俱进”而“逐步升级”呢。—— 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对“历史进步”在理解和期待上的一种逻辑推论，还须排除人类非理性思潮侵袭的因素。谁能保证人类社会的未来，就绝对不会再出现德国“纳粹”和日本“军部”那样集体的邪恶与疯狂呢?更不要说会出现依靠阴谋手段或者只是偶然机遇登上权力高位的坏人了。
我们设想一下，倘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成功了，他开创的先例依“案例”沿为规则或者“潜规则”，为我们的后代所效仿与沿袭，我们国家未来的政治生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
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专诸、商臣、聂政一类和荆轲之流的故事里，那种两千多年前的原始办法，毕竟太落后、太愚昧、太野蛮了。
当然，如果细加区分的话，荆轲之流的“慷慨悲歌之士”，其动机还有“反抗敌国侵略”的因素，这和专诸、聂政、商臣一类，完全是在国家内部“搞政治”的情况，还有不同。
若是依二十一世纪之初的当今世界向我们展示的普遍思想潮流的“时代语汇”来说，林彪父子的“小舰队”，则要被称之为“恐怖主义分子”了。
对政治斗争来说，实行肉体消灭的暗杀手段，一旦开了头，也许会象吸食毒品一样上瘾的，从当今世界一些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例子中，可以印证这个算不上深刻的经验之谈。
如果政冶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其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我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岂不是要倒退到几千年以前去了吗?我们现在还奢谈什么“人权”、“民主”、“宪政”、政治的现代化和“高度政治文明”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年对“林彪事件”的性质，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实在是大谬不然呢。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自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起，西方社会越来越注重保护“人权”，政治斗争要以保护基本人权为戒律，己经是常识：
—— 以我们党的历史来讲，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确立
“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各苏区“肃反”的教训，避免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惨祸，虽然在“审干”时也发生了一些如今遭人诟病的事，可是，若同斯大林在苏共搞的“大肃反”相比，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平心而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的做法，己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设身处地想想，在革命战争时代，处理自己队伍内部思想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坚持切实保护基本人权，甚至只是做到不开杀戒，并不容易。——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签署一个文件：枪币逃兵的名单。当然，那是美国当年的军纪，总统也要依法办事。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可是，对处理政治斗争范畴的问题来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样的进步无疑还不够，尤其是在和平时代并且己经掌握政权以后，不仅应当“一个不杀”，还要“一个不抓”，而且对待政治对手包括失败的政敌，还应当给他们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权利，也就是说，给政治对手以平等竞争的条件包括失败以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才是现代社会民主宪政国家所应遵循的规则。
—— 毛泽东浪漫起来，有时候气魄也蛮大的。比如，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他对柯西金说，要聘请赫鲁晓夫到北京大学当教授，讲讲他是如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不过，那个时候他这个话，也只是挖苦一番柯西金、将苏联人的军而己。如果毛泽东真的能够把这个办法在他自己的国家付诸实践的话，当年就应该让1957年的“右派”留在北京大学继续当教授，并且让他们讲讲“政治设计院”是怎么个搞法?批评“党天下”是何道理?而在二十世纪末的北京大学，我们在听了诺贝尔奖得主的经济学讲座以后，或许有幸可以听听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的“全面专政理论”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更加详尽的阐述呢。
倘若中国也真到了这一天，毛泽东讲的“百花齐放，百家争呜”的所谓“双百方计”，才算是真正落实了。看来，不管毛泽东喜欢不喜欢，他也要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文化大革命”，他把自己的威望也押上作为睹注，可谓最大程度地挣脱了历史条件的限制，可是却使他的威望遭到历史条件的报复，也给他的国家带来了一场灾难。
政治斗争要以保障基本人权为戒律，造成这样的历史条件，须由一整套现代法治 —— 包括它的理念和程序 —— 的长期教化，这大概要有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达成。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现代化”吧，不过这只是在人文社会领域的内容，因此确切一点说，也许应当称为“公民社会”。
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在遵循这样的规则的基础上，政治家们完全可以尽情施展他们的“心计谋略”或者说“权术”。在实行民主宪政国家的竞选活动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从正面讲，己经形成专门的学问和技能，甚至有“形象设计”这样的职业，从反面讲，其挖空心思地怪招百出，甚至演出象陈水扁那样的“苦肉计”疑案。在实行多党民主制条件下，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尽管今天的中国还没有出现这种事情，或许有人可能并不喜欢那个样子，不过作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进步历程中的现象，却属正常，不说是题中应有之义吧，也是很难避免的事。
在二十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生活中，那里还会允许“小舰队”和“五七一工程”这样一些骇人听闻的事?无故杀害一个普通百姓，都要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办;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只是因为对反对党“秘密串联”搞窍听，弄得连总统职位都丢了;因为“政见”不同，就允许对政治对手用暗杀手段实行肉体消灭，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准则，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实际上，毛泽东把林彪事件说成是“资本主义复辟”，也并非对世界上的事情完全懵然无知，也不是想把林彪事件的性质大事化小、减轻一点，而是象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时说的，“把世上的一切坏人坏事，都算到资本主义的账上”了。
这种作法，从国际上说，是“冷战时代”的习惯性思维;从国内讲，则是毛泽东从“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路线斗争”出发的政治需要。—— 毛泽东曾经坦承过这一点，不过他可能觉得，这个话，在那个时代对当时的政治需要来说，没有必要经常挂在咀上，“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2005年5月30日 完稿
———————————————————
给你一道推理题，让你的大脑活跃起来吧！
抚顺一小猫半夜说话为哪般？
抚顺市东洲区千金乡邓家村居民尹奶奶家里有一只外国血统的猫竟然开口说话了！而且还会很多词语，这一新鲜事不仅吓坏了尹奶奶，也惊呆了众多网友，人们对喵星人开口说话一事的讨论不绝于耳。
猫会说话？这是真的吗？尹奶奶平时非常喜欢小猫，老伴去世了，儿女又经常不在身边，去年在国外的儿子带回来一只带外国血统的猫崽给自己，刚开始养的时 候并无多大异常。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猫竟然时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诸如“奶”、“奶奶”、“干啥”、“拿”的词语，尤其是在每天下午五点和凌晨三四点 的时候。这让尹奶奶又惊奇又害怕，尹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儿子，儿子说自己得了幻想症，还想要带老太太去看医生。
一日，老太太家中来一位年轻人，她自称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想亲自探寻一下尹奶奶家的猫会说话究竟是不是真的，尹奶奶欣然应允。一连待了两天，记者都没 有发现什么异常，连屋子里监控录像回放也看不出这个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每天的活动仅限于吃饭、睡觉，甚至很少发出叫声。问尹奶奶是怎么回事，她只是 讲猫是怕生罢了，再熟悉两天就好了。
记者带着半信半疑的心又住了三天，有一天晚上怪异的事情发生了。当 天夜里凌晨两点多的时候，记者守在监控机旁观察猫，发现猫没有再像往常一样呼呼大睡。而是瞪大了双眼四处张望，因为是黑夜，监控里猫的眼睛投射出了绿色 的光，看的记者心里有点发怵，但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还是硬着头皮看了下去。
这时，只见那只猫突然站了起 来，蹑手蹑脚的开始在屋子里乱转，走了好一会也不见停下来，弄得记者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记者思索这只猫究竟要干嘛时，监控器里猫的身影竟然 消失了。记者操控摄像头扫过客厅每个角落也不见踪影，无奈只好走出屋子看个究竟，还没打开房门，记者就听见房门有异常的响声，她深吸一口气一把推开门， 竟看到猫蹲在门口，对着她喊“拿”。记者吓得腿一软做了下来，尹奶奶这个时候闻声赶了过来，拿来了猫的猫砂，并安抚记者告诉她是猫想排便了，记者看着眼 前真的会开口说话的猫，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天，记者立马带着这个消息回了电视台，并找到了相关专家咨询这件事，专家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提示1：不要去相信网上那些答案!现在网上很多答案都是错的!当然如果你能搜到的话 嘿嘿！
提示2：各位大侠，千万不要急着看答案哦，要先自己琢磨，再进行查看答案哦！
想知道答案？微信关注【世纪历史】公众号，回复“小猫”二字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关注后，每天还能收到有趣、有料的精彩资讯，免费订阅哦！
（微信搜索“世纪历史”即刻揭晓答案噢！）
微信订阅号：centuryhistory（微信名：世纪历史），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史类公众号，中国历史文化传承领导者。致力于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细节探求，给读者一个正确的世界认识。
61阅读请您转载分享：
五 : SNS圈子的暗中博弈 09年谁能成为SNS老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就离不开纷争。互联网上，众家网站混战成一片，你黑我，我黑你，弄得一片混乱。
去年的百度被央视曝光，就有传闻是互联网内部争斗所致;开心(Kaixin001.com)异军突起，意欲挑战校内网在SNS圈子的老大地位，又引起了SNS圈子的暗中博弈，校内在感觉到威胁之后，立刻购买了Kaixin.com,将原本正宗的开心网变成山寨，之后广大网民邮箱中陆续收到诸多署名为“开心网”的邮件，使后来者根本弄不清到底是来自哪个开心网;Kaixin001团队是以技术人员为班底，根本没有江湖斗争的经验，所以毫无脾气只能默默承受这一切，外界称之为低调处理。而kaixin.com 强奸kaixin001.com 堪称中国互联网之经典。
就在SNS圈子掐架正欢的时候，又一个倒霉蛋出现了，一个号称以内容建设为核心的卓卓网，天真的进入了战场。在金融危机之时，弄了个寻亲招聘，结果反响热烈，网站流量极速飙升。
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果不其然，就在315之际，一个明显的山寨记者，打着《南方都市报》的旗号，在新浪博客写了一篇山寨版的打假文章，指责卓卓网是恶意炒作，并在几天时间内见诸各大网站社区，这种熟练驾驭互联网的手段，定为高手所为，打了卓卓网一个措手不及，令其有口难辩，弄得比去年的开心还惨上几分。
卓卓网短期内的异军突起，到底触动了谁的神经?动了谁的奶酪?这背后隐藏着的各网站间的互相角力，颇耐人寻味。09年SNS圈子谁能成为老大?后续江湖上还会出现何种血雨腥风?借用之前一直用来评价娱乐圈的话，来形容当前的互联网局势，即――贵圈真乱。。
本文标题：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生活中的博弈论例子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