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揭秘

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原因何在？网络里、书本上，许多朋友都研讨过《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的原因，见仁见智，各有说法。笔者作为明史爱好者，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据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关注国家大事，毕竟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长达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

总结历朝历代沸沸扬扬的不同见解，归纳古今中外纷纷扰扰的各类评价，对万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种(报复说、逃避说、吸毒说)。其实，笔者觉得导致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结果。

其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

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

明朝万历皇帝 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揭秘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明朝万历皇帝 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揭秘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明朝万历皇帝 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揭秘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毒。当时，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直到明朝初期，鸦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乱为乐，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曾有消息称，“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时，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笔者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说是存在可能。

故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毒瘾所致。笔者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

二 : 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

网友jealousguy对[jealousguy]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给出的答复：
晚上说，谢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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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为什么不上朝？
这个问题如果让万历来问的话，他会说：为什么要上朝？
叫大起，这事完全就是仪式化的东西，对于政策指定和执行，没有任何用处。
宰相刘罗锅看多了，大太监李德全会喊一嗓子：有本来奏，无本退朝。然后刘罗锅就站出来说：臣有本！
这个场景你要真信了，如果你要穿越回去，不管是清朝还是明朝，所有的大臣给你的表情不是骂你刘三本（跟我名字很像啊），而是一个个心惊肉跳，这孙子今天要跟谁死磕？当着满朝文武大理寺卿，大理寺少卿，大理寺丞，华盖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刑部尚书的面你来了一本，大家都在场，谁也跑不了，谁都别说我没看到我做不了主，看来今天必须得有个结论，刀不见血不入鞘，这是要干什么啊？大家伙都会看看屏风后面有没有带刀侍卫，今天这是要杀人吧。
然后大爷你交上奏折大声说道：山东大旱急需赈灾，户部支应紧张，奏请皇上发内帑赈济灾民。
这个台词在电视剧里算是专业编剧的水平了吧。
可是在明清官场，大殿上你这么说，脾气好点的如朱高炽，也得赏你二十廷杖。要是朱厚璁朱元璋朱由检，基本上直接就死了。大臣们一个个骂起来：你丫傻逼吧。

你可以和人民群众商量什么事不能做，但是你要是和他们商量怎么做，那是商量不出来结果的。人啊，是复杂的，这个大殿之上，有卖乖的，有卖笑的，有卖萌的，也有卖直的，你做什么都有人说，你什么都不做也有人说。价值体系是根据屁股决定的，这时候你就商量不出来什么。

你说万历上朝了能跟他们谈出点什么来？
宁夏一退休蒙古军人杀了两个主官反了，你把吏部礼部都察院的人叫来有什么用。直接叫户部和兵部来，说说这事怎么办，派谁去，调多少粮，李如松行不行？行！那就这么定了。
河套的蒙古人打绥远， 户部够不够用，不够朕发内帑，兵部派谁去？麻贵？好。需要多少火铳？国产的行不行？不行，快马发市舶司，让福建看看泉州那能不能买到荷兰人西班牙人的货，货要是不够那就去澳门跟葡萄牙人买，直接大船运天津，跟莱登总兵官打个招呼，最近那边闹海盗，派船护送。
山西大旱灾，发内帑。

很多工商税种尤其是矿业税，都有皇家垄断着。我内帑有的是钱，我需要户部审批么？我不需要。御史你随便骂，你敢骂我的内帑么？你不敢吧。你敢说我与民争利吗？你不敢吧。

还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万历身体确实不好，胖，肌肉萎缩，上朝这事是大家伙等着皇上来，站列两班，然后皇上一瘸一拐就这么颤颤巍巍来了，这不合适吧。皇上也是要面子的人。二是一些卖直的人已经写了奏折了，说皇上你得立太子啊，你看你都靡成这样了，保不齐哪天就突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了。万历也没客气，直接在阙下廷杖，所有官员围观。打是打了，可是各种知识分子就都冲上来了，他们会围着大理寺卿申请谳案，说我这顿打不对啊，你作为最高法长官，你得好好讲讲这个事啊。咱们帝国没人大，你们最高法就是人大啊。还有你们大学士也得说话啊，我这争国本，有错吗？你得站立场，你不站队你就是私心太重，读书人的节操你还有吗？

这种时候，万历爷不上朝，也是给这几个九卿达官留面子，毕竟人还是要活在社会里的。不是我不帮你们这些言官，不是我没操守，问题是我也见不着皇上啊。至于你们上的本，我已然签名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政治家啊，往往也是需要形式感的东西的。记得三十五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你们觉得这只是一个讨论关于三七开，讨论个人崇拜，讨论错误，总结教训的会议？那就太天真了。
这只是形式，把这么多人集中起来，讨论完昨天的问题，还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启迪明天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对过去十年的错误达成共识了，那现在这么个情况，谁合适谁不合适呢？谁应该珍惜已有的成绩呢？谁应该更上一层楼呢？谁是力缆狂澜的呢？谁是不识时务的呢？谁是动力谁是阻力呢？今天我们正好都来了，那就好好聊聊，不聊出个结果，那怎么好散会，本次大会不设期限，聊完了算。现在开始发言，那个，几位台上的年轻同志，你们先听老同志发言，先不要说。
讨论只是形式，讨论之后才是结果。

所以啊，形式感这种东西，也是很多成熟的政治家害怕的。真要是哪个愣头青趁着大家伙儿都在突然向皇帝发难，这时候会出政治问题的，皇权有时候也脆弱，尤其是皇权面临舆论压力的时候。记得有一年，有一个瞎子给上面写信说村里那些人不对，总欺负我，我没跟国外的什么势力有瓜葛。上面没反馈。所有人都知道瞎子在这点上是没错的，但是政治家不能表态，因为表态就在形式上认可了行政上的缺位，缺位了你就得站队，站队了你就得处理，处理了你就形而上地被认为立了大旗了。旗帜鲜明地反对了，那小辫子就送到其他人手里了。万历爷也怕这种事，所以他躲着，想等等看。
武工队长就不知道害怕，所以他年轻啊。
不多说了，要不又备份了。

网友刘三叔对[jealousguy]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给出的答复：
万历十五年开始，原本勤政的皇帝开始不上朝并持续几十年这个事确为历史一大谜团，明神宗的不作为对二十多年后的明朝灭亡是否负有重大责任历来也是颇有争议，窃以为，这件事还要从明朝立国的政治格局走向开始去进行分析。
每个朝代都有每个朝代的游戏规则，明朝犹是特例。顾诚先生在对明朝社会研究中即表示不可从一始终，明朝社会的前期和后期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社会形态亦是迥然。洪武大帝开国后屠戮文臣，废除宰相，皇权集身的模式是一种类似后来满清的皇帝独干的格局。洪武可谓劳动模范，为他自己量身打造的朝廷运行模式还能维持着皇权全面压制文官，这种情况从成祖开始发生变化。成祖起成立内阁，作为弥补相权缺失的方法，但也成立东厂，让宦官进入核心权力层用以互相制衡。此时宦权、文官权力皆出自皇权，皇帝同时有功勋后代的力量作为拱卫，皇帝是此时的核心权力者，可以说一不二。这种情况在仁宣得到继承和巩固，而后，事情起了变化......
宣宗死的早，英宗年幼上台，随后而来的土木堡事变，直接导致了拱卫皇权的功勋势力的大流血，皇帝北狩，于谦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赢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立 代宗，而后迎回英宗，而后代宗死，英宗重新上台，等等。这中间的一系列变化看似最后以英宗继续得以终续一朝而结束，但其中皇权明显的弱化了下去，功勋势力不再，原本被完全掌控的文官团体甚至尝到了自立新君的滋味，加在其身上的枷锁终于开始动摇。
文官的权力达到一个高峰是在弘治朝。作为一个替父亲擦屁股的皇帝，弘治在位十八年的主要功绩便是垂拱而治，说白了便是各按本分做事。皇帝与其说是立志在勤政爱民，不如说是被文官团体构建的那个运行机制驾着在勤政爱民。史料记载弘治唯一得以早朝请假成功的一次是皇宫失火，弘治没休息好，在他的再三恳求下方得以罢朝一日，文官此时的权力已经可见一斑。
正德不甘心于被文官如此牵着走，各种荒诞不经，试图打破沉闷的政治环境，最后英年早逝，死因是落水受寒，真是诡异。一个可以两次率军作战的皇帝竟然死在水冷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让皇帝身边的近卫背上密谋弑君的黑锅，史料记载也真是够有趣的。
终于，文官团体又立了一位皇帝上台，可惜这次的皇帝还真不是个吃素的，年纪轻轻便在大礼议的争执上对文官团体赢得了胜利。嘉靖虽然是有名的神棍皇帝，同时也是一个深知权术制衡的皇帝，嘉靖在位的后二十五年虽然不上朝，但尚能运用权谋之术掌控已然成熟的文官团队。即便如此，在最后的岁月里，嘉靖依旧感到了自己对权力控制的力不从心：徐阶，高拱，张居正等纷至沓来，至其死后的隆庆一朝，隆庆完全成了弘治第二，由于他本人能力不够，权力重心一再向着文官们的方向移去，这种现象在年幼的万历皇帝上台，张居正担任首辅时终于走向了巅峰。
好的，简短的回顾了一下万历之前的历史，你们发现了什么？


明朝从土木堡之后起中央便一直在发生着皇权与文官权力之间的争夺，并且随着文官团队的越发成熟，皇帝越来越无法与这个日益强大的团体抗衡。

本以为从张居正的改革团队那儿收回了权力，以为终于能够主政的万历突然发现，原来自己被愚弄了，自己不过是被当成了文官党争的工具，自己虽然贵为天子，竟然连选择自己心爱的皇子做储君的权力都没有。万历皇帝没有正德那种勇气去硬碰硬的顶撞整个强大的文官团体，他选择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方法去对付，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与他自己的性格有关，但当时的主流，已经将历史的走向大致定下，万历的个人选择无关大明朝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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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万历不上朝并不代表他不管事了。内阁在遇到无法依规矩行事的事情时，还是要去奏请得到皇帝的旨意。朝鲜被日本亡国的时候，满朝的大臣均表示无需干涉，但万历皇帝还是看到了出兵的重要性，最后明朝出兵朝鲜可谓是万历的个人意志作出的决定。
同样，万历皇帝派遣大量太监前往各地征派矿税、盐税、关税等，疯狂为国库敛财，同时抠门的发放三大征所需的军饷，不同于后世对万历三大征导致明朝元气大伤的看法，万历直到死时，亦给后面人留下了相当可观的钱财。万历年间，明朝进入著名的“小冰河期”，农业逐渐荒芜，文官们党同伐异，明朝可谓是漏洞百出，疲态尽显。万历凭借张居正改革留下的财富，搭上自己被文官写入史册的“与民争利”遗臭万年的骂名，尚且能够延续国祚，没让江山毁在自己的手里，这本身也是需要一点手腕的。

网友奔腾子对[jealousguy]万历皇帝为什么几十年不上朝？给出的答复：

三 : 明朝万历皇帝为什么给建文帝忠臣平反？

万历即位后，平反了一桩明王朝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冤案，下诏为“靖难”中为建文帝尽忠而惨死的诸臣建庙祭祀，如徐达的长子徐辉祖、被诛杀十族的方孝孺以及卓敬、卢迥等人，并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

终明一朝，总在不断地制造冤案然后平反，再制造冤案再平反循环。一般说来冤案平反的周期并不长，有些是制造冤案的皇帝自己“拨乱反正”，有的是先帝死后，新皇帝登基后，马上用平反来收拾人心，也就几十年左右。而建文朝诸忠烈被杀是十五世纪初，此时到万历平反，已是十六世纪末，将近两百年，时间也太长了点。

为什么经过这样长的时间才给他们平反？

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帝系在明成祖朱棣那里拐了弯，发生变故，帝位从长房建文帝那里转移到第四房燕王朱棣那里。朱棣不起兵“靖难”夺了江山，他的后裔不可能当皇帝，万历也顶多是个饱食终日的藩王而已——明朝的历史一旦改写，有没有万历帝朱翊钧这个人存在还难说，万历帝当然要感谢自己祖宗起兵篡位。

朱棣当年以“靖难”、“清君侧”之类的名义造反，攻陷了南京城，建文帝化装成和尚远遁，朱棣谎称建文已经自焚致死，自己便坐了皇位。他如此做是想极力宣扬自己不是篡位，而是合理合法地继承皇位。这显然是在玩骗人的把戏，如果自己不想篡位，当时建文的儿子还在，为什么他不做辅佐成王的周公呢？而将人家儿子禁锢了半个多世纪。朱棣无论如何解释，也违反了明朝最重要的政治程序——帝位的嫡长继承制，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严重的违宪行为。所以刘伯温的儿子刘?被朱棣抓获后，依然称朱棣为殿下而不是陛下，而且说：“殿下百世难逃一个篡字。”

因此对成祖朱棣来说，帝位继承的不合法是他一生最大的伤疤，谁揭这个伤疤将会得到最残酷的报复，由此也能说明他为什么要诛人家十族那样残忍。明末清初的张怡在《玉光剑气集》中说道：“文皇(朱棣谥号为“成祖文皇帝”)诛杀忠义，不遗余力，虽从来待帝国巨憝，未有若此者。”当时建文朝忠臣被杀后，儿孙或被杀或充军，妻女被发配到教坊司(主管特殊行业的机构)当妓女。张怡举例说，茅大芳的妻子在教坊司被凌辱致死后，朱棣御笔批示：“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黄子澄的四位女亲属，被二十几个汉子轮奸，怀了身孕，生了男孩令作妓院的小龟奴，生了女孩，朱棣亲批：“由他不得，长到大，便是一个淫贱材儿。”——这哪是文皇帝的作派，分明是厉皇帝、炀皇帝的作派。

如张怡所说，朱棣对这些忠臣比对敌国的大奸大恶还要狠毒，这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和敌国战争，俘虏敌国君臣，这是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甚至加以赞扬的壮举，当然可以对俘虏宽厚以示仁义。王朝更替也很好解释，就如朱元璋推翻元朝，可以说自己是天命所归，因为元政紊乱，元朝统治者贪婪残暴是事实，起义兵解万民于倒悬，是替天行道，所以没必要对俘虏那么凶狠。而自己闹家务事，叔叔篡了侄子的位，不能说天命已移，也不能说替天行道。只能说侄子被奸臣们蛊惑、左右做出傻事，起兵是为了保卫祖宗留下的社稷江山。

那么，要证明“造反有理”，自己不是篡位，要把罪过推到建文帝的臣子身上，是他们离间皇室骨肉，是他们搬弄是非，因此必须严酷镇压。

朱棣的篡位和对建文朝忠臣的残害，是留给他后代子孙最大的历史包袱。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即位，都不能也不敢怀疑自己祖先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所作出的定性，否则的话就说明自己屁股下的龙椅来路不正，简而言之，当年造反有理不容怀疑。尽管包括皇帝在内心里都明白，那些被成祖残酷迫害的建文旧臣都是忠义之士。在最推崇道德礼法的大明朝，一群道义上最值得人尊重的士人，其冤屈却没人敢为其鸣冤。——因为这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平反，亦非一般的政治案件翻案，而是直接动摇皇权合法性来源的根本性事件，包括皇帝在内没谁敢轻易作主。

但血迹总在时光中一点点被冲淡，对当时朱棣当皇帝的合法性质疑也一点点在冲淡，因此朝廷对建文君臣的看法悄悄地发生改变。先是英宗复辟后，想到自己被弟弟景帝囚禁的滋味，将心比心，释放了建文帝的儿子建庶人，由于长期与世隔绝，这位龙子凤孙分不清猪牛。但这只是人道主义关怀，对“靖难”的政治定性，都得小心翼翼回避，不能涉及。可是，有一个尴尬的现实是，方孝孺的人仍这样然蒙冤，似乎在向整天喊忠孝的文臣们昭示一个简单的道理：向胜利者低头，不要对失败者愚忠，造反只要成功就有天然的合法性。——这个结对朱棣以后的每个皇帝来说，解不开就有后遗症。比如武宗正德皇帝荒唐异常，不把祖宗江山当回事，野心勃勃的宁王朱宸濠在南昌造反，理由和当年朱棣相同，真是有样学样。如果不是王阳明及时剿灭，宁王真的坐了江山，谁敢说他是篡位呢？

到了万历帝时，距朱棣篡位已经近两百年了，皇帝这把龙椅，当年是骗来的，是抢来的还是合法继承来的，已经不重要了，时间让不合法变成了合法。这有点像一个人占有某份本不属于自己的财产，长期无人提出异议，最后相关民事法律认可他对该财产的所有权。帝国已进入暮年，当政者最大的希望是利益格局稳定下去不被人打破。此时，就得大力提倡方孝孺对建文帝的赤胆忠心，也需要一再强调曾被自己祖先朱棣破坏的程序法。也就是说，当年自己的老祖宗造反有理，现在造反有罪。如此，为方孝孺等建文朝忠臣平反并修纪念碑，既是一种政治需要，而且时机也成熟，对政局不会有负面影响。

万历帝本人对建文帝非常感兴趣，他登基后多次问张居正建文帝最终下落，是不是真的去当和尚了。而且让张居正将一首传为建文所写的七律抄录进呈。诗中说道：“沦落江湖数十秋，归来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万历和建文性格有些相似，优柔寡断而文才出众，这大约也是为建文忠臣平反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政治需要。而恢复被朱棣削夺的建文年号，追谥建文为惠宗，也就是说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承认建文是合法的皇帝，彻底了解这一历史公案，则推迟到崇祯年间，离明亡没几年了。

张怡评论朱棣对待建文忠臣的家属“惨动天地”，“以见烈皇帝(崇祯)殉社稷，死事寥寥，非无故也。”当年祖先那样对待方孝孺们，现在自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却希望臣子们都学方孝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四 : 揭秘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 万历皇帝是谁？

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原因何在？网络里、书本上，许多朋友都研讨过《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的原因，见仁见智，各有说法。笔者作为明史爱好者，也想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他也不能说就是平庸之辈。毕竟他执政期间，亲自布置完成了万历三大征(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

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据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关注国家大事，毕竟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长达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他廿一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

总结历朝历代沸沸扬扬的不同见解，归纳古今中外纷纷扰扰的各类评价，对万历皇帝何以不上朝的原因，不外乎主要是三种(报复说、逃避说、吸毒说)。其实，笔者觉得导致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综合性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其中相互起作用的结果。

其一，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可是，皇帝这个万人之上的权威，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成为封建体制乃至封建时代的一大悲剧。而万历皇帝又生逢末世，更难以摆脱这种体制的扼杀，徒添其悲剧的色彩。当时，皇帝再也不像人们曾经认为的那样，是封建社会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而是受到众多因素制衡，尤其是受到文官集团的许多制约。

一般讲，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已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朝已基本结束，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同时也更趋保守。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已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

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已经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揭秘明朝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之谜 万历皇帝是谁？_明朝万历皇帝

其二，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其三，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颇讲言论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们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实在气极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

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明亡于万历皇帝的说法由来已久。《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评价，用我们今天的眼光看，主要是源于缘于万历皇帝30年怠政，表现在其所谓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上。按说，万历执政前10年，是明朝中后期一个辉煌瞬间，文治武功都十分出色，他为何突然要“六不做”呢?细细分析，若说被言官骂成如此，并不为过。

自从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而受到了革职为民的处分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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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万历皇帝不上朝，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也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对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毒。当时，鸦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直到明朝初期，鸦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鸦片由药品变成了春药。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淫乱为乐，一旦发现鸦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曾有消息称，“数百年后的1958年，定陵被挖掘，科学家对万历皇帝的尸体进行化验时，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这是万历皇帝食用鸦片的铁证。”笔者未能找到史料，故在此只能说是存在可能。

故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鸦片毒瘾所致。笔者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