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纸张的定量、厚度以及紧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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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厚度和紧度，这三个参数是纸张的基本参数，表现的纸张的基本物理性能。然而，这三者之间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 纸张的定量指的是纸张单位面积的质量，单位是g/m2，通常用W表示。可以通过定量取样器取样后再进行电子天平称重得出该值。 纸张定量,纸张圆形定量,定量 纸张的厚度是指在一定测量条件下，纸张正反两个表面之间的垂直距离，单位为um，通常用字母T表示；它可以通过带有表头的纸张厚度仪进行直接测量度数。 厚度,纸张厚度,厚度测定,纸张厚度测定仪 纸张的紧度是指每立方厘米纸张的质量，单位为g/m3，用字母D表示；另外，也有一种叫法为纸张的松厚度，它的定义刚好是紧度的倒数，指1g重的纸张体积大小，用字母V表示。计算纸张的松厚度采用如下公式即可：V＝（T*1000/W） 研究表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纸张生产者和使用者都进一步关注纸张的松厚度这个参数了。因为，纸张的松厚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纸张的不透明度和挺度。对于造纸生产者而言，如果能达到同样的高松厚度、挺度和不透明度，就有可能使用较少的纤维材料来达到同样的纸张质量指标，从而可以有效地、大大节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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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保守和变革：在“变”与“不变”之间的同治中兴

按：这本是为公开课“同治中兴”那讲准备的最后一部分讲义，本打算补全了录出来，也算有个收尾。（www.61k.com）如今看来已经没可能做完了。放在手里也觉得浪费，就略加裁剪贴出来吧。望方家指正。

前面讲了这么多关于同光时期的改革，基本上还是在国内主流史学“洋务运动”的框架里谈，把这个时期的改革理解为一种因为受到保守势力牵制的不彻底的近代化。我觉得这其实是不够的，下面我们来谈谈另一种解释框架，也就是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提出的观点，她认为同治中兴其实还是遵循了传统王朝循环中的“中兴”模式，我们关注的那些“洋务”举措，在当时整个清政府的政策中只占非常小的部分，而且大部分官员甚至主张洋务的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对于这些举措的理解仍然是从传统儒家经世的思路出发。为了实现“中兴”这些官员和朝廷使用的仍然是传统里那些修补统治秩序的常规手段，比如澄清吏治、广开言路、甚至诚信祈祷等。因此芮认为这是“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芮玛丽认为同光年间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的改革举措是注定失败的，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在应对一个全新的问题，她断言：“即使在最有利的形势下，也不存在把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移植到儒家社会之上的途径。”（377）在她看来传统和现代是不兼容的。当然这种判断后来也一直受到批评，但我觉得她其实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也就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个政治问题，还是个文化问题。如果说这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具体操作洋务运动的人和制度的缺陷，并不是儒家对政治秩序和社会规范的理念出问题了，换句话说，也就是儒家传统只是未能受到正确的运用，其有用性和可用性还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建dang伟业》里辜鸿铭的比方，今人把“三三得九”做成了“三三得八”，不能怪古人的口诀错了。但是，如果是文化问题，就意味着儒家对政治和社会的整个设计都出问题了，不再适合近代化的国家和社会。

这两种观点归根结底，就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是否与现代性兼容的问题。一派是认为不兼容的，从五四开始反传统，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甚至八十年代的启蒙思潮，都是这个思路，认为现实中的问题是现代化不充分造成的，而现代化不充分则是传统造成了。芮玛丽《同治中兴》也是这个态度，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一书考察整个近代思想史，也认为这是一个儒教传统不断被剥离现实层面，成为某种象征意义上的情感纽带，实际上被博物馆化的过程。另一派的观点是中国传统和现代性不仅是兼容的，而且中国传统提供了一种与西方现代性不同的更好的现代性的可能，很多在近现代思想史上被贴上“保守”标签的，其实都是这种思维。

现在中国学术界的趋势好像是逐渐从前者转向后者。我想这大概也和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关，官方开始讨论“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虽然是政治和经济意义上概念，但思想界也受此刺激开始思考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甚至可以说未来的第一大经济体，如何制造一种与其大国身份相匹配的“文明”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同光中兴时期就会很有意思。当时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走下坡路的破败帝国，却仍然对其“文明”体系充满了信心；而现在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崛起的国家，却只有非常支离破碎的“文明”表述。如果今天的学者真的想要去把传统中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礼仪都恢复起来，以解决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和理念之间的不匹配，我觉得至少应该回头去看看，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因为什么而失去传统中哪些东西。因此，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就是同光中兴时期关于传统和变革的理论性思考。

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我们首先要定义一下我们讨论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会很笼统地说“传统”，但传统包含很多层面。但和政治挂钩的传统，其实是经学。这里我要强调一点，经学和儒学不是一个东西。经学，用朱维铮先生的话来说，是中世纪的意识形态，是一整套知识、礼仪和制度体系，保证王朝统治的稳定。而儒学是诸子的一种，更像一个思辨和伦理的体系。从《四库全书》的分类就可以看到，经史子集，经学是所有学问之首，而儒家则只是诸子之一。儒家讨论经典最多，但并不能说儒学就是经学，经学就是儒学。只有受到官方钦定的儒学才是经学，而经学才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核心知识体系。因此经学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文本，而是是带有强烈政治性的，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可以说是表明政治行为象征意义的解码本。就好像我们现在的经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你能说这跟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和社会理论是一个东西吗？肯定不是。所以我们在讨论传统，尤其是“儒学”的时候一定要区分清楚了，到底讨论的是“学”本身，还是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经”。

在清代，经学和儒学的关系尤为复杂。因为一方面官方钦定作为科举考试标准的还是以朱熹学说为核心的所谓“理学”，清朝皇帝鼓励官员根据理学教条进行道德实践，也即“躬行践履”,但是不鼓励学者进行学理上的讨论，甚至还大兴文字狱钳制言论。另一方面，清初开始，考据学逐渐兴起，一是纠正晚明“空谈心性”的风气，重新回到经典文本的校订，二是避免文字狱。这两个方面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比如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认为当时通行的古文尚书是东晋时人伪造的，而被他判定为伪造的文本中有一篇就是《大禹謨》，里面有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话是理学最重要的核心文本之一。换句话说，他的研究从“学术”上颠覆了“理学”的基础。他以后的考据学，虽然还没有非常明显的“汉学”和“宋学”的分野，但是经学本身出现了某种裂变的倾向，一方面是强调宋代理学的躬行实践，贬低考据的琐碎无用，一方面是从文本上去恢复汉代经学的文本和解释，贬低理学的空疏虚伪和对思想的钳制，最典型的就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根据朱维铮先生的说法，这是帝王权谋的刻意设计，让士大夫群体内部互斗。

到了嘉靖、道光年间，又有一股新势力崛起，就是所谓“经世致用”的学问，陶澍、贺长龄、洪亮吉、林则徐等人，都是这一派的，他们已经体现了某种调和的倾向，一方面他们关心政治实践，另一方面他们切入实务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道德空谈，而是立足于文本知识，尤其是对经济类和史地类知识的重视，代表作就是贺长龄署名，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些官员的确都有改革的倾向，这个倾向其实是从整个清学的脉络中产生的，他们对西方的事物有一定的敏感，比如林则徐会让魏源编《海国图志》，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就真正理解西方，更不用说以欧美为蓝本来改革了。

如果说这批“经世致用”的官员是倾向于实用性的调和派，那么曾国藩就代表了倾向于强调“义理”，或者规范性的调和派。曾国藩师从唐鉴，唐是嘉庆道光年间最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还非常推崇桐城派的姚鼐，姚鼐也批评汉学考据之风琐碎支离，希望恢复程朱的义理以端正风俗，从而解决当时的统治危机。从这一路而来的曾国藩，试图用“礼”来调和汉宋。“礼”和“理”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礼”同时统摄了超越性、伦理性、实践性和知识性，在曾国藩看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都可归于“礼”，因此陶澍一系的经世学者所谓的“经世之术”也就包含在“礼”之中了。如果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那么在曾国藩看来，礼就是沟通“道”和“器”的桥梁，也因此能够消弭“义理”和“考据”之间的紧张关系。钱穆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中就高度评价了曾国藩以“礼”为核心的“经术”，认为他“能深领‘礼，时为大’之意”，也就是能够“与时俱进”（651）。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具体的古礼已经很难考证出来了，而且即使考证出来，也不足以解决新的问题，于是他说：“所贵乎贤豪者，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书札二十七，覆刘霞仙中丞）于是，他就把具体的制度和制度所依据的价值内核之间的联系给切断了，一旦切断，改革具体制度也就成为了可能性。你说这能简单就给他贴一个保守的标签吗？真是很难，但你要说他的思想有多新，有多西化，我觉得也不是，这更像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本身就蕴含的改革思想。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近代命运》一书中就提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经历了一系列内有外患，面临着经学的“有用性危机”。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关于“礼”的思想中看到，至少在自强运动时期，这个“有用性危机”还是可以在“器”这个层面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制度和器物层面上的改变没有问题，只要“有用”，甚至学习西方也没有问题，只要把握住“理”就可以了。1862年6月3日曾国藩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这句话有三个层面，一是终极目的“自强”，二是“急务”，最先要做的事情，很笼统“修政事、求贤才”，中性的，三是“下手工夫”，就是实际应该怎么去做，那就是学习西方技术啦。前两者都很虚，唯一的实质内容就是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曾国藩写给友人的一封信：“经术固不可不明，然……如徒拘于章句训诂，则是俗儒之学。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则井田、封建，用之于古则治，用之于今则乱。…故空谈经学，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要惟约其理而反之于身，因以推之于世，而不泥于其迹者，庶有当焉。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 显然他已经深深意识到经学的“有用性危机”，并希望通过改变古之成法，来解决今日的问题。

钱穆对曾国藩的评价很高，因为曾国藩思想的核心还是程朱理学所讲的义理，也就是道德。钱穆认为中唐以来就没有与皇权相抗衡的贵族了，宋以来的中国王朝政治架构，核心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故若舍经术而专言经世，其弊有不可言者。涤生之殁，知经世者尚有人，知经术者则渺矣。此实同治中兴所为不可久恃一大原因也。“（653）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之前我们说的芮玛丽的观点？钱穆的观点和芮玛丽刚好相反。钱穆认为同治中兴不能长久就是因为后来的改革者没有像曾国藩一样坚持所谓“经术”，也即传统政治实践的道德核心，而芮玛丽则认为，正是因为中兴这代人要坚持经学传统，所以才不能彻底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导致中兴的失败，没能拯救清王朝的命运。老实说，这两种观点很难区分出对错来，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来的，不可能有个对照组让我们比较。我们现在对文革的评价也有一样的分歧，有人说是因为太激进了破坏了传统，有人说正是因为传统糟粕造成了文革。到今天也还是一样，有人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要回去寻找我们传统的文化和制度根源，也有人说我们走得还不够远，最好全盘接受西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这种时候就是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对错的问题了，因为老实说这真不是历史能回答的，即使我把史实梳理得再清楚也不能回答。

我们接着来看看被称为洋务理论家的冯桂芬。百度百科上说，冯自幼博览群书，通经史，精历算、钩股之学，曾经师从林则徐，所以也可以算是经世学派一脉的学者，不过比前一代经世学者还要更进一步。他是苏州人，进士出身，咸丰年间被派回家乡办团练，在苏州被太平天国攻陷之后，逃到了上海，同治初年加入李鸿章幕府。在亲眼目睹上海的十里洋场后，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信念，李的很多洋务举措，比如说借用洋人来镇压太平天国，1863年开设上海广方言馆，翻译西书，引进西学，都是他的建议。他写的《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一节，就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句话基本上被认为是后来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觞。但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看《校邠庐抗议》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写于1861年的文本已经非常激进了，甚至已经触及了政治体制改革，尽管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并不一定完全受西方启发。《抗议》的自序说：“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 这已经有后来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味道了。

再来看看保守派。保守派貌似“言必称古”，要求“复古”，但复古也是对现实激变的一种反应，其本身也可看作变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光绪三年关于“升袝”的讨论。同治皇帝下葬后，牌位要供到太庙去，这就叫“升祔”，但太庙只有九个空位，已满，无地可容，故谕旨下群臣议解决方法。当时，张之洞代时任礼部右侍郎的潘祖荫拟奏议，根据《春秋公羊传》和朱熹的说法，主张在太庙后更建世室，作为“百世不祧之庙”，供奉太宗及其皇后的神主，为穆宗在太庙空出位置。宝廷、张佩纶也各自上疏，主张另建世室。而诸主事大臣则认为另建世室惊动祖先，不妥，决定仿道光时改奉先殿龛座的先例，在原太庙基础上增修龛座，以解决升祔问题。

升祔大礼议的象征意义在于如何处理传统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如果从遵从传统的立场而言，最符合传统的做法其实是“亲尽则祧”，“祧”就是把隔了好几代的祖先从太庙迁出，迁入专门供奉远祖的庙。但由于清朝是异族统治，而且经过康雍乾三世，皇权空前膨胀，除了身为宗室近亲的醇亲王，没有一个官员敢于提出“祧”。增修龛座的解决方法虽然简单易行，却不合传统礼制，唯一的理论依据就是道光时的“近典”。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张之洞等人请修建世室，其实是想以既合乎传统，又迎合现实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虽然升祔礼最后是以增修龛座的方法解决，没有采纳张之洞和张佩伦等人的意见，却使他们能够获得认同感，进而成为至交，后来形成了著名的“清流”群体。对于我们今天看来非常无聊的礼仪祭祀问题，在当时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对“升袝”问题的见解就成为政治倾向和知识储备的体现，所以“清流”订交的这一开端就暗示了这一群体的文化特征：以固守传统的姿态出现，但也能变通传统为现实服务。这是晚清乃至民国许多开明保守派的共同点，他们并非不知变，不求变，只是与西化派相比，他们求助的知识资源不同罢了。

历史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断裂性和延续性，也就是“变”和“不变”的关系。官方史学对同光中兴作“洋务运动”的判断是在强调“变”，而芮玛丽做的“保守主义”的判断，就是强调“不变”。“变”和“不变”本身就是一个辨证的过程，好像林毓生提出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王汎森的“消耗性转化”。什么是能变的，什么是不能变的，随着历史情境的改变有所不同，随着观察和评判者自身标准的不同，也会有差异。这里我并不想做一个简单的结论，而是想把这个问题当成是一种开放的思考，留给大家去评说吧。

三 : 讨论军事物流中的服务水平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

[摘要]从系统思想的角度分析了“效益背反”问题在军事物流管理系统中的表现及影响,在讨论了军事物流中的服务水平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军事物流系统结构在控制成本投入与服务水平的比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观点。(www.61k.com）

军事物流是社会物流大系统中的重要分支,是指军事力量在生活、训练、执勤及作战时所需军事物资经过筹措、运输、包装、加工或生产、仓储、供应等环节,最终送达部队被消耗使用,实现其空间与时间转移的全过程。军事物流管理既是军事活动也是经济活动,因此,管理的论文格式目的是军事目的与经济目的的统一。我们往往追求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实现最大的军事效益,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效益背反”的问题往往被忽视。本文正是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我们讨论的目的是追求以可接受的经济代价获得满意的军事效益。

1军事物流系统的含义及组成军事物流系统是一个特殊的物流系统,它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里为实现特定的军事而设计的由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物流元素(或子系统)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物流系统由“物流作业系统”和支持物流系统的信息流动系统,即“物流信息系统”两个分系统组成,军事物流系统也应该由这两部分组成。物流作业系统包括在运输、保管、搬运、包装、等作业过程;物流信息系统是指与军事物流活动相关的内部或外部信息。在保证订货、进货、库存、出货、配送等信息通畅的基础上,使通讯据点、通讯线路、通讯手段网络化,提高物流作业系统的效率。

2军事物流系统“效益背反”问题的内涵所谓“效益背反”(Trad off)是指对于同一资源(例如成本)的两个方面处于相互矛盾的关系之中,想要较多地达到其中一个方面的目的,必然使另一方面的目的受到部分损失。物流的各个环节(运输、保管、搬运、包装、流通加工)之间与环节本身都存在着“效益背反”效应。在军事物流系统中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军事目的的特殊性,所不同的是军事物流系统不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在这“效益背反”的两方面,军事效益占据主导地位。从物流活动的整体职能来说,它体现在服务性上;从其职能目标来说,它体现在对物流成本的控制上。从以上分析来看,整个军事物流系统的研究,可以从军事物流服务与军事物流成本两个方面来把握,以下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展开讨论的。3军事物流系统“效益背反”问题的层次性从军事物流系统的结构可以看出军事物流系统是有层次性的,这种层次性就决定了其具有的“效益背反”问题的层次性。物流系统具有为达成物流目的的有效机制,它的各项活动诸如运输、保管、搬运、包装、流通加工等都各自具有提高自身效率的机制,也就是相应的运输系统、保管系统、搬运系统、包装系统、流通加工系统等分系统。而这种机制正是其自身所具有的一种自我约束的背反能力,军事物流系统同样具有这样的机制。我们知道系统是一种输入输出的“转换器”,从军事物流这个大系统看,当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输入后必然会在军事流系统这个“转换器”的作用下输出一定的军事效用。输入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称为物流成本,而输出的军事效用从本质上讲就是物流服务。从上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系统是要受到外界干扰的,因此其输出的物流服务水平必然要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忽略它的影响。从理论上讲,多的输入必然会有多的输出,也就是说要想得到大的军事效用就必需进行大的经济投入,从而形成了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不可兼得的矛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效益背反”原则。

同样,从物流系统的分系统来看,比如减少库存据点并尽量减少库存,势必使库存补充变得频繁,必然增加运输次数;简化包装,则包装强度降低,仓库里的货物就不能堆放过高,这就降低了保管效率,而且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容易出现破损,以致搬运效率下降,破损率增多;将铁路运输改为航空运输,虽然运费增加了,而运输速度却大幅度提高了,不但减少了各地物流据点的库存,还大量减少了仓储费用;运输的车辆增加必然会使得运输的速度加快,但同样也要大量的经费购置新的车辆。上述现象表面上看是军事物流系统的各个分系统之间或者是某分系统自身的背反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经济投入与军事效益产出之间的矛盾。从整个军事物

效益背反 讨论军事物流中的服务水平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

流系统到各个分系统都存在“效益背反”现象,系统到分系统的层次性决定了“效益背反”问题的层次性。[www.61k.com］

4物流服务与物流成本之间的“效益背反”关系1965年--1974年,一般认为物流只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手段。然而1973年石油危机以后,人们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作为经营管理一环的物流管理,必须首先设定作为物流目的的必要而充分的物流服务水平,然后再以较低的成本构筑物流系统进行运作。美国市场权威P.科特勒提出“物流目的必须引进投入与产出的系统效率概念,才能得出较好的定义。”决策层虽然可以提出降低物流成本的要求,但这时必须认真考虑物流成本下降与物流服务之间的关系。军事物流服务的目的是实现军用物资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进行的物资空间、时间上的转移,这种转移必然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保障,这就是军事物流成本。不仅物流各部门和各功能之间存在“效益背反”,物流成本与物流服务之间也存在“效益背反”。(1)军事物流服务的质量表现在对军用物资的配置效率上,通常情况下,要提高效率必然进行更高水平的投入,这样就表现在高物流服务质量与低物流成本的不可兼得性,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就是军事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冲突,就是前文所说的“效益背反”问题。(2)一般来说,提高物流服务质量,物流成本就会上升,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这种非线性关系体现在“收获递减法则”(边际效应)物流成本与物流服务的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体现在:物流服务如处于低水平阶段,追加成本X,物流服务即可上升为ΔY;如处于高水平阶段,同样追加ΔX,则服务水平只能上升至ΔY',这里的ΔY通常要大于ΔY'。 5组合以军事物流服务为核心的合适物流系统对于企业来说,其目的在于追求部门最佳效益,物流活动是以成本为核心的,道理本来十分浅显,但由于认识不足就引起了许多问题。物流系统要求以尽可能低廉的价格,提供尽可能优良的服务。这里,这种“尽可能优良的物流服务”,正是物流系统化的前提条件。即在物流服务水平决定之后,物流的方式也会随之改变。因此,一个企业在决定所希望达到的物流服务水平之后,为此目的而进行的物流系统化必须在整个公司取得共识,因此物流系统化的关键是确定物流服务水平。对于服务于军事目的的军事物流系统来说,虽然应该以服务水平为核心,但确定物流水平同样重要。(1)虽然说高水平的服务质量与低的物流成本之间存在着背反关系,但服务质量并不是由物流成本唯一控制的,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物流成本投入下,在不同物流系统作用下可以产生不同的物流服务水平,反之,在一定服务水平下,在不同物流系统作用下,需要的物流成本也可能是不一样的,因此追求一定物流服务水平下的较低物流成本投入是可行的。从系统的观点来看,不考虑物流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这种一定成本输入,服务水平输出的不相同性,完全由物流系统本身所决定的。对于一定军事物流系统来说,忽略系统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物流成本的投入,就会产生一定的物流服务水平,也就是说二者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可用函数y=S(x)表示,也就是说一定军事物流系统对应一定的函数,这里的y表示服务水平,x表示物流成本。S(x)、S'(x)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物流系统产出曲线,它们相交于M点。要想在较低物流成本输入下输出需要的物流服务质量水平,就必须对函数进行修正,即改变物流系统的结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M点所确定的服务水平以下,选择曲线S'(x)对应较小的物流成本,反之,在M点以上,S(x)对应较小的物流成本。前面我们说过,对于军事物流系统来说,服务质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满足一定军事目的,就必须确定一定的服务质量,在此基础上才考虑物流成本问题。所以由以上分析可知,在确定一定服务水平后,选择合适的曲线(组合相应军事物流系统)就可以达到节省物流成本之目的。(2)我们知道,物流服务水平与物流成本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体现在“收获递减法则”的支配作用。论文格式因此在一个较高水平的物流服务质量的基础上,要想获得更高的服务质量必然需要更多的成本投入。在这个以物流服务为核心的军事物流活动过程中,需要达成的军事目的、军事物流服务水平以及军事物流成本就形成了一条“行为链”。当需要达成的军事目的升级时,然需要更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如何使得这一提高过程付出相对较低的成本追加,通过分析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因为不同曲线对应不同服务水平点的

效益背反 讨论军事物流中的服务水平与成本投入之间的关系

斜率的不同,决定了追加成本投入的效果的不同,因此,军事物流系统的结构在这里依然起到决定作用。[www.61k.co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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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巧玲.浅谈物流/供应链管理系统[J].制造业自动化,2003(,1).

[3]王志刚,马雪鹏.物流系统分析及技术发展综述[J].邮电设计技术,2003(,7).

本文标题：套期保值与投机和套利三者之间的关系-纸张的定量、厚度以及紧度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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