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581992年至2011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1992年至2011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1998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

199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99年12月31日晚上和2000年1月1日凌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庆祝活动，迎接新千年和新世纪的到来。

2001年7月13日，北京获得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

2001年10月7日，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十强赛中，中国队在主场以1比0战胜阿曼队，提前两轮小组出线，获得2002年韩日世界杯入场券。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举行。

2002年6月，在韩日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分别以0比2负于哥斯达黎加队，0比4负于巴西队，0比3负于土耳其队，三场全败，告别本届世界杯。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2003年，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2006年1月1日，国家正式取消农业税。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007年10月24日，“嫦娥一号”发射成功。

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级强烈地震。国务院决定，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2008年8月，第29届夏季奥运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发射成功。

2008年10月24日，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在北京举行。

2009年，甲型H1N1流感疫情爆发。

200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

2010年4月30日晚，上海世博会开幕。

2010年8月8日，甘肃省舟曲县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

2010年10月1日，“嫦娥二号”卫星发射成功。

2010年10月31日晚，上海世博会闭幕。

2010年11月，第十六届亚洲运动会在广州举办。

201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隆重庆祝建党90周年。7月23日，浙江省温州市甬温线铁路发生动车追尾事故，39人死亡、192人受伤。9月29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发射成功。11月1日，“神舟八号”飞船发射成功。11月3日，“天宫 ”目标飞行器与“神舟八号”飞船首次实现空中交会对接任务。2012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将选举产生新一届中 央 领导 集体。

二 : 1976年中国共有多少件大事发生?具体又都有那些呢?1976年,

1976年中国共有多少件大事发生?具体又都有那些呢?

1976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发生了好多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具体又都有那些呢?以及都对着之后的中国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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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逝世，朱老总逝世，主席逝世，唐山地震

前三项中，总理与主席的逝世，对整个中国的政府体制有很大的影响，朱老总逝世影响不大，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极大

三 : 中国商界的30年发展大事记

核心提示：网络已经融入生活，网络充满商机，互联网创业已经与商界的发展互不分离，了解中国商界30年大事记，就是读一部现代商业的发展史。

编者按：世界需要变革

中国迎来改革开放30周年。其时，大洋彼岸美国的大选也刚刚结束。奥巴马以“我们需要变革”的响亮口号争取了选票，以“变革已降临美国”的激情演说感动了美国，他顺利当选美国第56届总统。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尚能如此热烈如此一致地抉择“变革”，足可见“变革”的雄厚社会基础。在30年前，正是基于同样的缘由，中国人义无返顾地抉择了更为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由此而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成就了13亿中国人强国富民的世纪梦想。

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预言：改革开放可以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的事情。历经短短30年的变革图强，中国一跃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民众生存与发展的要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满足。

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此种进程的题中要义，即在于以真正的企业替代行政机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以真正的企业家替代行政官员成为经济发展的选择主体，这一转型的进程，推动着资源配置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持续演进。

时势造英雄，这场经济大变革、大发展中，不乏代表性人物。本期“30年商志”特别报道，选择了中国商界30年历史巨变过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那段峥嵘岁月。其中的许多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今天，在金融风暴的危机当头，美国抉择了变革；希望在前，中国会更自觉、更坚定地抉择自己的变革。两个基本国情、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大国，却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共同的抉择：我们需要变革。

变革的大潮定将席卷整个世界。

（亚夫）

1978：可口可乐进入中国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大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决定。也是在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新生走进大学校门。

商界大事记：

●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产到户

●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创业

●可口可乐、大众进入中国

●荣毅仁创办中信

开放前的中国，在后来的可口可乐（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奇伟眼中只有4种颜色——“蓝色和绿色的中山装，橙色的桔子水，再就是鲜红的国旗。”而在中国开放刚刚破题的1978年，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被允许进入中国。

这必须从其后曾任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第二任首席谈判代表的佟志广在美国的经历说起。1972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佟志广开始了他的驻美工作历程。同年，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王府井街口的北京饭店里设立了临时办事处。1976年的一天，当时的可口可乐总裁来到驻美联络处商务处，向佟志广表达了一个愿望，向中国出口可口可乐，并且希望能在中国建立可口可乐的灌装厂。

对于佟志广来说，可口可乐并不陌生。1948年以前，可口可乐在上海等地已经可以见到，佟志广在那时就尝过了这种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的“汽水”。不过，1949年可口可乐退出了中国市场。考虑到当时国内的实际形势，佟志广告诉对方，现在想进入中国还“为时太早”。他向对方解释，对于解放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

1978年12月17日，中美双方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当时在中国主管事务的是可口可乐亚太分部的一个叫亨达的美国中年人，第二天，亨达与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根据当时的协议，可口可乐公司获准以补偿贸易的方式及其他支付办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罐装设备，在中国设立专厂装罐装瓶，并在中国市场销售。在罐装厂建立之前，从1979年起，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合同是在外贸部大院（与北京饭店斜斜相望，仅隔着一条长安街）签订的，外贸部长李强在批复中加了一条：“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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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傻子瓜子”引发雇工大讨论

这一年，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1月，他出访美国。结束访美后，2月7日抵达东京。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开始向轻工业转型，国务院出台了鼓励轻工业发展的文件，在税收、招工等六个方面进行适度的倾斜。外汇管理总局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也在这一年成立。

商界大事记：

●全聚德和平门烤鸭店开业

●袁庚创办蛇口工业区

●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

●年广久注册“傻子瓜子”商标

●上海出现第一家民营企业和第一则广告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注释第43条，这样解释“傻子瓜子”：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

1979年对中国来说，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的元素开始被一一启动和复用。而在安徽芜湖，一个目不识丁、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全中国的理论家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42岁的年广久在当地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是个文盲，7岁开始在街巷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接过父亲的水果摊开始持家。1963年他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他不知从哪里偷学了一门手艺，炒出来的瓜子竟非常好吃，一磕三瓣，清香满口，慢慢地出了名。这一年，他想给自己的瓜子起一个名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他的父亲被街坊称为“傻子”，他自小也被叫成“小傻子”，于是索性叫个“傻子瓜子”得了。

由于炒得一手好瓜子，年广久居然请了12个雇工。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经典论述：“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那么，这个小商贩究竟算不算剥削，算不算资本家呢？于是，一场带有浓烈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这场大辩论一直持续到1982年，当时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赚的钱据说已过100万元了，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却还尘埃未定。最后还是邓小平一锤定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8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6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一个小小的商贩竟能掀起如此争论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日子里，私营经济在很多人眼里还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尾巴”。年广久因为邓小平的亲点而名留中国改革史。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在政策上，真正去掉对雇工数量的限制，还要等到1987年，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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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刘桂仙和她的“中国个体第一家”

为了让全国人民过好8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商业部在1月18日专门下发通知，要求各大城市敞开供应猪肉。又过了几天，国务院下达文件，允许“鸡蛋可以季节性差价”，这意味着国家已经在尝试着用价格杠杆来协调市场。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分灶”。

商界大事记：

●深圳特区正式成立并签订第一块土地出租协议

●中关村先驱陈春先建立中国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

●刘桂仙领走北京城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1980：刘桂仙和她的“中国个体第一家”

28年前，北京首家个体饭馆开张，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它，“在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首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就在知青集体返城的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迅速批转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到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经约十万户。据说，全国的第一张个体户执照发给了温州的小贩章华妹。而在北京，一个叫刘桂仙的中年妇人则意外地领走了全城的第一张个体餐馆执照。

刘桂仙是幼儿园的一个勤杂工，家里有五个孩子，因为实在生计维艰，便动起了开小饭铺的念头。1980年9月30日，仅拥有四张桌子的“悦宾”诞生在东城区翠花胡同。试营业前一日，刘桂仙花36元买了4只鸭子，她准备给客人做她拿手的锅烧鸭。开张当晚结算，4只鸭子变成7只。刘桂仙记忆中，那天看热闹的人要比吃饭的人多，人们都在扒着门缝看，看什么叫个体餐馆。区工商局局长专门跑来告诫刘桂仙：“这可是上面批的第一家个体饭馆，你要好好开，千万别给政府抹了黑！”

那时，全北京的饭馆都是国营的，工商局还从没有为私人开饭馆办过执照。工商局允许悦宾“先斩后奏”，主要为扶持私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扶持具体而微。当时，几乎所有的食品——粮食、油、鱼、肉、禽、蛋全都是凭票供应的，为了帮她弄到豆腐票、猪肉票和粮票等等，东城区动员了工商局、粮食局、饮食服务公司等部门，为悦宾餐馆特别开“小灶”。只有这样，刘桂仙的小餐馆才不至于关门大吉。

因为是京城第一家个体餐店，每天都有很多外国记者来拍照采访，而提的问题都大体一律：“这饭馆是你自己开的还是政府要你开的？”“你担心自己将来挨批斗吗？”“你挣了钱会不会被别人拿走？”事实上，这些问题刘桂仙自己也很想找一个人问问清楚。

第二年的大年三十，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悦宾餐馆，陈慕华和姚依林两位副总理亲自来给她拜年。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一个新的身份名词开始在城市里流行——个体户，指的是像刘桂仙这样的没有国家保障、自主创办小店小铺的人，听上去似乎百味杂陈，有蔑视、有同情，也有小小的对“自由身”的暗慕。

28年来，作为全北京的第一家个体餐馆，刘桂仙的事业从来就没有走出过翠花胡同。今天的悦宾饭馆名气虽大，但也还是个小饭馆。门口悬着几盏红灯笼，门里约莫只有20多平米，摆着十来张简单的木质桌椅，唯一惹眼的是门外的招牌上写的“中国个体第一家”几个大字。慕名而来的食客经常可以看一位戴眼镜的老太太端坐在店内，指挥着伙计，招呼着熟客。她就是刘桂仙老人，今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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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中信“仪征模式”集资创举

这一年，被寄予厚望的国有企业改革首战即遇胶着，中央财政吃紧，思想再度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开始，国务院两次发文“打击投机倒把”，并鼓励国营企业搞“三产”和“停薪留职”。

商界大事记：

●首钢减产，宝钢项目受争议

●IBM第一台个人电脑面世

●中信在日本发行债券

创立之初的中信经营状况并不好，直到著名的“仪征模式”发生。

这一年，唯一称得上“大手笔”的要算是荣毅仁在1978年创办的中信公司，这位“中国第一红色资本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总算挖到了第一个“大金矿”。

中信在创办之初没有正式的办公地方，就租用了上海和平饭店的几间房子。公司人手少，很多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先生。在过去的两年多里，60多岁的荣毅仁每天领着70多岁的董事李文杰一起接见各路外宾。从1979年到1981年，全公司共接待外商6000多人次，他还请来了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中信的顾问，然而使尽浑身解数，中信谈成的项目却只有不足挂齿的三四个。

一日，荣毅仁与出身世商的中信董事王兼士聊天，突然想到“借地方上的项目发行债券来集资”的点子。当过十多年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记起，江苏有家仪征化纤工程，原来是国家22个重点工程的大项目，设计能力为年产化纤原料50万吨，相当于全国化纤的总产量，总投资10亿元人民币，因资金不足准备下马，中信正可以接手过来。荣毅仁想到了举债集资的办法，他向国务院提议，通过向国外发行债券来救活仪征工程。“新中国向来有一个引以自豪的记录，那就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荣老要向外国人借钱，首先在意识形态上过不去。”《荣氏父子》的作者陈冠任记录了当时的争议，很多人跑去向国务院告中信的状。“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借钱，这搞的是哪门子的经济？中信到底想要干什么？”

如果要在政治层面上讨论，荣毅仁肯定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何况当时的整个气候一点也不利于他的这个动议。好在人脉深厚的他很快谋求到了主要领导者的支持，国务院同意中信在日本发行100亿元的私募债券。

荣毅仁在半年多时间里马不停蹄地完成了所有的前期工作，毫不夸张地说，他个人的信用和国家副主席的政治身份成了此次募资最重要的担保。在1982年1月，中信债券发行成功，日本30家金融机构认购了这个期限为12年、年利率为8.7%的债券。三年后，仪征化纤第一期工程建成投产。中信的做法被称为是“仪征模式”，而经此一役，荣毅仁和中信终于找到了感觉。“资本回来了。”荣毅仁后来对美国记者一言以蔽之。

有熟知荣家历史的人说，所谓“仪征模式”，不就是当年荣氏兄弟的借蛋孵鸡吗？据说荣毅仁听到此话，也不禁莞尔。回想荣氏兄弟的经营历史，的确是以借款运转而著称的。在某一个阶段，中国的多数人，包括执政者都认为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是一个值得自豪的理想状态。正因如此，仪征债券起初遭到过强烈的反对，而它的成功对人们认识上的冲击和颠覆也一样强烈。随着仪征模式的成功，在海外发行债券之举陆续为各企业效仿。中信公司本身，在以后数年间先后在日本、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和中国香港等地发行了多次不同币种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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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柳市八大王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作出关于国营工业企业进行全面整顿的决定，并首次观摩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部长级会议。

商界大事记：

●“柳市八大王”事件

●长春“君子兰泡沫”事件

●百事可乐、本田、三洋、耐克、爱立信等加大中国投资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

那是1982年年初。1月11日，中央政府刚刚下发了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当时的柳市镇，是温州个体经济异常活跃的地方。镇上几乎每家都有生意做，跑销售的，做电器的。从上海和其他地方来进货的生意人，让街道拥挤不堪。

30岁出头的胡金林是柳市镇上第一批做电器元件生意的，先是做量具、标准件的小生意，后来开了一间“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除了销售还做一些简单的加工制作。他的电器原料都是通过各种法子从国营企业流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也是卖给上海、宁波一带的国营企业，到1981年，他的营业额已有120万元，是远近有名的老板了。当时，柳市镇的小电器行业已渐渐成规模，大大小小的电器作坊有300家左右，胡金林是最出名的一个，因而被称为“电机大王”。

在镇上刘大源也是个比较出名的个体户，他有着一家“柳市五金螺丝商店”。当年上海最大的五金店里，只有2万多种螺丝，而刘大源店内却有4万多种，年营业额在460万元左右。他在镇上，第一个买了摩托车，也第一个装了电话。在1982年之前，他一直被乐清县作为一个先进榜样，人称“螺丝大王”。

和胡金林、刘大源一起被合称为“柳市八大王”的还有6个人：“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八大王”没想到，1982年会在他们生命中留下重重的一笔，他们8个人因为“投机倒把”、“严重扰乱经济秩序”，或进学习班，或被判刑，或被全国通缉。唯一逃脱惩罚的刘大源，在整整三年里，也像老鼠一样地四处躲藏。

“八大王”中，日后稍有成就的是“电器大王”郑元忠。他被全国通缉后亡命天涯，在1983年9月终于被公安捕获，第二年的3月无罪释放。出狱后，他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20世纪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动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中较成规模的一家。日后评选“温州改革风云人物”，郑元忠便总是以“八大王”的代表而名列其中。

“八大王事件”在1982年前后举国知名，臭不可闻，一度压得温州民营企业抬不起头。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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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刘氏兄弟完成千万资本积累

1983年1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今后的很多年里，他一再地提到“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成为了他最著名的改革格言之一。它也跟“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等名言一起构成了邓式变革的思想基础。

商界大事记：

●中国第一家超级市场在北京海淀区开业

●步鑫生被评为企业改革典型

●刘永美、王石掘到第一桶金

刘氏兄弟希望集团的创业过程颇能体现家族企业的起步历程。

1983年，在四川成都的新津县有刘姓兄弟四人，名叫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他们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有出息，他们前些年先后考进了大学，并都分配在不错的工厂和机关单位里。可是，谁都没想到，老三刘永美突然辞职，其他三兄弟也先后辞职。

当时，农田已经分包到户，农民生活渐渐好起来，养殖业开始露出发展的苗头。刘家兄弟觉得搞一个良种场一定不错。于是，刘永言卖掉了家里唯一一块手表，刘永行卖掉了一辆自行车，当时的手表和自行车都属于紧俏贵重的商品，兄弟四人共凑了人民币1000多元，办了一个实业“育新良种场”，开始养鸡。一个充满传奇和曲折的家族创业史就这样简陋地开始了。

一年后，四兄弟被一个叫尹志国的人骗走2000只小鸡，良种场差点破产。正巧这时，刘永言看到一条新闻，朝鲜送给中国一批鹌鹑，报上说鹌鹑是“会下金蛋的鸟”，产蛋率高，一只鹌鹑几乎每天都可以下一个蛋。四兄弟计算了一下，卖蛋的利润是成本的一倍左右，而且鹌鹑小，不占地方，容易大规模养殖。于是，他们把良种场的重点转到了鹌鹑养殖上，决定在刘永言买回的50只大鹌鹑和200个种蛋的基础上准备大规模地养殖鹌鹑，为此，刘永美和刘永好还琢磨出电孵技术。

很快，他们在鹌鹑养殖上赚到了钱。到年底，刘家买了一台14英寸的彩电，让四乡邻里羡慕不已。在新津，养殖鹌鹑渐成风尚，数年后，新津县成了全国最大的鹌鹑养殖基地，养殖户超过了十万人，刘家兄弟也掘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

而在这时，他们又不失时机地转到了另一个行业。在鹌鹑养殖中，他们试验出了一个饲料配方，随着养殖户的日渐增多，饲料成为最紧缺的商品，刘家兄弟当即开了一个饲料工厂，用他们试验出的饲料配方制造饲料，为其他养殖户提供支持，他们不但生产鹌鹑饲料，还生产猪饲料。工厂被起名为“希望”，这家厂在经营手法上比较灵活，且在体制上没有制肘，成都地区仅有的一家国营饲料厂根本就不是它的对手，后来这家小厂发展成了中国最大的饲料集团。

到1987年前后，刘家兄弟已经悄悄聚起了上千万元的资本。他们可能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靠产业发展完成千万级资本积累的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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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中国现代企业元年

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人们将这一年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而这一年也是属于珠江三角洲的。邓小平南巡以及深圳等地的示范效应，在这一年终于发酵。无数胸怀野心的青年人如孔雀东南飞，纷纷奔赴此地。中共中央也作出重要决定，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

商界大事记：

●张瑞敏、柳传志、王石、李经纬等创业

●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中国第一只股票小飞乐在上海发行

在1984年诞生的这些公司，今后将相继散发出它们的光芒，不过在那时，它们还非常幼小，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全民经商热开始席卷全国，人们之间的问候语从“你吃了吗”变成“你下海了吗”，在北方甚至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序前三名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最后的三个选项则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们纷纷上路了，日后很多名扬一时的公司均诞生在这一年。后来，人们将其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也许从一开始，他们就注定要走上一条崎岖坎坷的命运之路，但幸运的是他们都活了下来。在山东青岛，35岁的张瑞敏被上级派到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就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就被烂泥拖走了。”为了加强管理，他上任后的第一条规章制度就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还有一次他当众砸毁了76台不合格的冰箱。10多年后，他创办的海尔集团成为中国最大的家电制造企业，并以其良好的企业形象和服务意识赢得了用户的欢迎，成功地打入了国际市场。

在北京中关村，每天在中国最权威的计算机研究专业机构工作却无所事事的技术工程师柳传志终于耐不住寂寞创办了一家公司，地点设在单位原来的传达室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他信誓旦旦地对领导说：“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创业之初，他像个没头苍蝇一样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街头瞎转。他先是在单位大门旁边摆摊兜售电子表和旱冰鞋，然后又批发过运动裤衩和电冰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创办的这家小公司日后成为IT业知名度最高的民族品牌，20 年后竟收购了电脑巨人IBM公司的PC业务，与世界行业巨头展开面对面的竞争。

在火热的深圳，一位整天忙着倒卖玉米的年轻人王石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他发财的秘诀在于利用特区的政策优势赚取“倒爷”手中的外汇兑换差价。随着内地对特区进口商品的需求迅猛扩大，他很快淘到了第一桶金，此后一路风雨走来，带领自己的团队大举进军地产，终于造就中国最成功的地产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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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海南汽车倒卖案震惊全国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1985年的中国经济再趋过热。企业的不断创建与消费需求的增多，使得生产资料的短缺现象越来越严重。国家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价格双轨制”正式形成。与此同时，在当时的全国各地，设备引进热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商界大事记：

●海南汽车倒卖事件

●晋江假药案件

●沈阳三家国企首次接到《破产警戒通告》

1984年1月，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央即决定开放沿海14城市，比邻香港和深圳的海南理所当然地成为开放的重点区域。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算过一个细账，“海南岛要发展，必须要有原始积累，靠中央靠外援都不行，只能自己‘草船借箭’。”

雷宇的“借箭计”，便是把中央给的特殊政策转化成真金白银。早在1983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经批转过一个文件，《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其中指出：“海南行政区可以根据需要，批准进口工农业生产资料，用于生产建设；可以使用地方留成外汇，进口若干海南市场短缺的消费品（包括国家控制进出口的商品）。”不过，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雷宇的“借箭计”则把后面的这段文字给轻描淡写地“忽略”了。事实上，在当时的深圳，靠进口国家控制商品来赚钱的公司比比皆是。

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和他的部属们很自然地想到了汽车，跟进口一些小家电、办公设备等相比，它无疑是利润最丰厚、也是内陆市场最欢迎的一个重量级商品。当时雷宇的算盘是，“进口1.3万辆转卖到内地，赚两个亿就行了”。

那是一个酷热难当的夏天，汽车像潮水般涌进海南岛，全部停在海口市内外，密密层层，一望无际，在阳光下五彩缤纷，闪闪发亮，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场景。海南岛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汽车。随便到哪间茶楼、饭馆、商店、机关、工厂、学校、直至幼儿园、托儿所，听得人头昏脑胀的一个词汇，就是“汽车”。工商局积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买家办理“罚款放行”手续，只消罚款四五千元，盖上一枚公章，这辆汽车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装船出岛了。在这中间，贪污、行贿、受贿、套汇，所有作奸犯科的活动均在阳光下公然进行。事后清查，在短短半年里，海南一共签了8.9万辆汽车进口的放行批文，对外订货7万多辆，已经开出信用证5万多辆。进口用汇总额，高达3亿美元。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行政区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第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所有汽车发票上都盖着‘只限岛内使用’和‘不许出岛’的字样，这是事实）。第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这也是事实，但上报材料没有提及已经发货，正朝着海南破浪而来的那几万辆汽车）。第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就在行政区政府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不断地卸下。从9月25日至10月10日，海南至少又批准了8900多辆汽车进口。

11月25日，雷宇在一份致国务院特区办的电报中仍称，“到目前为止，海南岛进口的汽车全部都是在岛内销售的。” 而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了。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一直过了很多年，人们仍然可以在大江南北的道路上看到一些挂着“粤字”牌照的高档走私车，它们都是当年海南案的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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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鲁冠球树“共同富裕”典型

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河北、山东等很多地方出现了“经济联合体”，国营企业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方式转包给乡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格局。

商界大事记：

●鲁冠球、史来贺成为改革典型

●温州模式出现，抬会被查封

●联营成为最知名的经营方式

早在几年前，善于经营的鲁冠球就是浙江当地一个小有名气的厂长，他很早就让自己的工厂走上了专业化的道路，专心于汽车万向节的制造，在1984年他还花8000元向浙江大学“买”进了一位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进乡镇企业工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6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报道《乡土奇葩——记农民企业家鲁冠球》，鲁冠球因此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和“共同富裕”的典型。在这篇报道中，记者除了对鲁冠球的经营能力大加褒扬之外，更津津乐道的是，鲁冠球是一个无私的共产党员，是共同致富的带头人。记者借用鲁冠球的嘴巴说，“这把火（指通过创办企业摆脱贫困）要烧到围墙外去，让全乡人民逐步富裕起来。”记者还列举了很多事例，如鲁冠球把自己应得的25万元承包收入全部“捐”给了企业——事实上这后来成为万向集团产权改革的最大伏笔，当时，鲁冠球在接受法新社记者的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收入与工人的收入悬殊太大，就会出现紧张关系，而我希望工人努力工作，如果他们看到我比他们拿的多得多，他们就会失去自己是工厂主人翁的感情，而这对于事业是不利的。”他还参与建设了乡里的中学教学大楼、农贸市场和饲料加工厂，他把乡里尚未安排的108名复员军人都招进厂里，全乡每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在他的厂里工作。因为鲁冠球厂子的发达，乡里还修起了四条贯穿全乡的大马路，有一半的家庭住上了“小洋楼”。

很显然，这样的描述是极其蛊惑人心的，它传达出的信息和展示的景象是，政府鼓励有能力的人创办企业，同时希望他们除了自己富裕之外，还应当承担起让周围的人都富裕起来的责任与义务。

两年后，鲁冠球以1500万元向杭州萧山宁围镇政府买断万向节厂一半股权给参与创业的人，万向成为当时还颇受争议的“民营企业”。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新意识，鲁冠球提出“利益共同体”概念，他认为，中国目前存在的自主创新不足，主要是文化原因。只有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才能激发员工的自主创新能力，公司也会获得壮大与收益。因此，鲁冠球把万向节的资产切一半给政府，留一半给参与创业的人。

鲁冠球的经验开始在浙江得到推广。1993年，在浙江的乡镇企业中，开始推行以股份合作制为主要形式的产权制度改革。改革以产权清晰、政企分开、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搞活企业、发展经济为目的。

到1995年3月，浙江全省已有2.5万乡镇企业完成了产权制度改革，占乡镇企业总量的32%，其中改造为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有7500家，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近500家，组建省、市及企业集团300多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这场规模巨大的产权量化运动在曲折反复中宣告完成。

浙江乡镇企业的崛起以及其后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形成的民企大发展，形成了中国经济风景线中独特的浙商群体，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云变幻中始终独领风骚，成为中国第一商人群体。2000年6月10日，鲁冠球当选为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长，成为第一位当选为全国性行业协会会长的企业家。追求自主经营、稳健发展的鲁冠球，被喻为企业界的“常青树”。而横店集团徐文荣、广厦控股楼忠福、雅戈尔李如成等“第一代”浙商，至今仍活跃在浙江乃至全国、全球的经济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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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在中国，1987年开始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宗庆后、任正非成为代表。跨国公司也嗅出了中国市场的广阔前景，达能、联合利华、雀巢、摩托罗拉、肯德基等纷纷进入中国。也是在这一年，国家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

商界大事记：

●宗庆后、任正非创业

●柳传志推出联想微机

●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

●肯德基在中国的第一家餐厅开业

在企业史上，马胜利被称为“企业承包第一人”，他不是第一个尝试承包制的厂长，却是最早因承包受到举国瞩目的人。

1984年，邓小平在考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后，指出“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突然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 ”“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我的办法是‘三十六计’和‘七十二变’，对外搞活经济，对内从严治厂，关心群众生活”？？

“大字报”的作者是该厂47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大字报贴出后，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这些人，都是厂里的领导；也有的人拍手称快，这些人，都是厂里的工人。

当时石家庄造纸厂的境况是：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虽然石家庄造纸厂是一个拥有800多人的大厂，当时的厂领导却不敢接下来，讨价还价说还得亏损10万。马胜利说：“要是我，把17万掉个个，实现利润70万。”最后，市领导拍板鼓励马胜利承包。

造纸厂生产的是家庭用的卫生纸，马胜利根据市场需求，把原来的一种“大卷子”规格变成了6种不同的规格，颜色也由一种变成3种，还研制出“带香味儿的香水纸巾”。结果，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承包4年，利润增长21.94倍。

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题目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马胜利很快成为炙手可热的新闻人物。马胜利的声音响在各种场合的座谈会或讲座上。

1986年，马胜利在厂门口竖起个1.5米高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厂长马胜利”。这在那时的国营企业中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1987年，马胜利开始“放眼全国”，决定承包20个省的100家造纸企业，这是一项带有“中国”名头的工程，全称叫 “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他一人担任100家分厂的法人代表。没有人怀疑他的梦想，毕竟这是一位头上顶着众多荣誉光环的人物。

一次次地演讲，一个个地承包，一场场地签约，马胜利似乎成了一根神奇的救命稻草。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马氏神话的破灭竟比前人的衰落还要速度。“中国马胜利造纸集团”成立的日子是1988年1月19日。仅4个月后，浙江媒体报道他承包浙江浦江造纸厂“失利”； 7月，贵州报道“马胜利承包后的贵阳造纸厂处境困难”； 8月，烟台蓬莱造纸厂因亏损与马胜利终止合同； 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由马胜利失利想到的》，首次将“马胜利失利”与“步鑫生沉浮”相提并论；年底，马胜利宣布停止吸收新企业，今后不再跨省经营。此时，已有16家造纸厂先后退出了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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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管金生与“杨百万”

1988年的中国，宏观经济再趋紧绷，此前三年多的高速增长让中国列车再次驶入经济周期的敏感地带。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私营经济”的提法第一次出现，但受“物价闯关”失利的影响，这一年的中国企业乏善可陈。

商业大事记

●王波明、高西庆筹建中国股票交易所

●宝洁来到中国

●管金生创办万国证券，“杨百万”赚第一桶金

●北京市第一批私营企业注册

1980年代后期，邓小平视察上海，并表示了把上海外滩建成东方华尔街这一构思。管金生热血沸腾。他一夜不眠，奋笔疾书，下笔万言，痛陈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之重要，并请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建议被接纳，并被批准“试点”。

1988年年中，上海先后组建了三家证券公司，分别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后来转给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申银、交通银行的海通和股份制的万国。前两者受体制内管束较多，而股份制的万国则天然地显出它的优势，其总经理名叫管金生，他后来有“证券教父”的名号。

万国创办，管金生第一眼瞄上的是国库券。中国从1981年开始发行国债，按国际惯例称为国库券，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由于缺乏流通性，所以很不受欢迎，不少地方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和公务员必须购买，有的索性在工资中强行摊派发放。到后来，很自然地出现了国库券地下交易，一些人以五、六折的低价收购国库券。由于各地的收购价格不同，便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黑市”。这些行为虽属违法，但却日渐蔓延，已成无法遏制之势。

到1988年3月，财政部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4月，上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6月又开放了54个城市。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万国只有十多个人，管金生率众倾巢而出，跑遍了全国250个大中小城市和偏远乡村，到处收购国库券。有一次，他亲自到福州去采购，一出手就吃进200万元的国库券，这些从无数散户手中收来的券额都是5元、10元的，足足塞满了几个大麻袋，他租了一辆汽车直送上海，装不下的两个大旅行袋，他一手拎一个坐飞机回去。在机场安检入口，他好说歹说硬是没有让安检人员打开旅行袋检查，到上海的时候，袋子的底部已经撑破了，他连拉带抱地总算出了机场。

到1989年，万国的营业额做到了三亿元，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证券公司，其中绝大部分的业务来自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如果说，双硕士出身的管金生是一个商业高手的话，那么，上海城里一个姓杨的仓库管理员则算得上是“天才”了。

1988年2月，杨怀定从一家国有大厂辞职。他订阅了几十份报纸，天天看报，想从公开信息中逮到能月进63元（当时在工厂上班的工资）的机会。4月的一天，《新闻报》上一则消息引起老杨的关注，“上海将开放国债交易”。于是，他就在4月21日开市的一早赶到西康路101号，别人不敢买，他买，他用此前做“星期六工程师”攒下的一万元钱全部买了三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5.4%，三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等到下午，很多人明白过来，纷纷买入时，价格一下就涨到112元，杨怀定就抛掉了。就这么半天时间，他一下就赚了800元，一年的工资也出来了。

杨百万发现全国8个城市的国债价格差异很大，于是，他开始日夜兼程做起了国库券异地交易。到这一年年底，他掘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杨百万”的大名也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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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1989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经济疲软的年份。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民工热潮等诸多难题都在这一年加速发酵。因为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局的持续恶化，让国内一些人开始担心：如野草般疯长的私营经济也会让社会主义中国“变色”。此种担忧最终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倒春寒”现象。

商业大事记

●年广久被捕入狱

●黄宏生、史玉柱、李东生创业

●李书福、王廷江、蒋锡培捐出自己的产业

●国营企业遭受经济界头号难题——“三角债”

●中国银行成为第一个出现在《财富》世界500强的中国公司

1989年7月，史玉柱来到深圳之后，回到自己最熟悉的深圳大学，“混进”学生宿舍栖身，他又偷偷“混进”机房，借用学校的电脑编写程序。但史玉柱毕竟已经不再是深圳大学的学生，不久，他就被机房的管理员发现。于是，他不得不通过熟人找到配置有计算机的学校办公室，别人下班了他“上班”。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开发了M-6401桌面文字系统。史玉柱把他的软件拿去压缩成一种卡，可以装进电脑主机里。“汉卡”这个名字因此而来。

有了产品，想要把它卖出去，史玉柱还需要有个公司。他联合另外三个伙伴钱宇、姜巨满、蔡玮，用他带来的4000元钱，承包了深圳大学科技工贸公司电脑服务部。

这个时候，史玉柱开始显现出他的胆量。由于公司需要有电脑才能工作，而史玉柱已经没有钱再去买电脑，他想出一个办法，用9500元的价格向电脑公司购买一台售价为8500元的电脑，条件是延期付款，在半个月后支付这9500元。这相当于以1000元的租金来租用电脑半个月。拿到电脑后，史玉柱做的第二件事情是打广告。他仍旧使用了买电脑的办法：延期付款。最后，由IDG投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IT界享有盛誉的《计算机世界》报同意了他的要求，刊登了一则半版广告，广告费可以在半个月之后支付。史玉柱赌的是他可以在15天内卖出软件。

由于时间紧迫，日后以营销著称的史玉柱设计的第一个广告非常简单，在1989年8月2日的《计算机世界》上，半个版面的广告位只印着一行大字：“M-6401，历史性的突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了。如果在15天里没有订单的话，史玉柱恐怕就只能去电脑公司打工，来还清他欠的钱了。当然，这个结果并没有出现。在第13天，史玉柱终于收到两张订单，近两万元的货款。这两万元可以算得上是史玉柱的“第一桶金”。

之后，史玉柱把所有的收入再次投入广告。如同滚雪球一般，M-6401给史玉柱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收入，4个月后，他们的营业收入已经超过100万人民币。

1990年1月，史玉柱决定开发升级版本M-6402。他们包下深圳大学的两间学生公寓，准备了20箱方便面，把自己“关”了整整150天。这5个月“集中营式的生活”的成果，是功能更强的M-6402汉卡。但对于史玉柱来说，M-6402的代价却不仅是150天的封闭研发。当他完成M-6402，回到他在深圳安宝大厦的临时住所时，发现家里已是空无一人，他的妻子离开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对史玉柱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很快，史玉柱就注册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名字叫做“巨人”。史玉柱这样解释公司的名字：“IBM是国际公认的蓝色巨人，我用‘巨人’命名公司，就是要做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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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外国品牌抢滩中国

1990年的中国，是从一片打击假冒伪劣的讨伐声中开始的，经过大半年的治理和整顿，经济从过热迅速转入平稳，之后则重新启动开放与发展的主题。9月，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给沉闷了两年多的企业界带来了商机。同时，国务院浦东开发政策的确立，让上海再度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龙头。

商业大事记

●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麦当劳等外国品牌来到中国

●长虹成为全国最大彩电制造企业

●国家整顿市场，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这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深圳有一条“中英街”，在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

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在深圳正式开业。虽然早在1975年麦当劳就在香港开设了分店，但迟至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才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这家餐厅拥有500个座位，是麦当劳（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共投资4000万港元。麦当劳由此揭开了抢占内地快餐市场的大幕。

而此时比它早进来3年的肯德基早已赚得钵满盆满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羡慕地说，“每天一到吃午饭的时候，北京3家肯德基炸鸡店就门庭若市，排队的人里三层外三层，两块炸鸡、一点土豆泥、一点卷心菜沙拉和一块面包就要8.5元。天安门附近的分店更创下肯德基单店最高销售纪录，它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盈利最好的连锁店”。

那些早早来到中国的外国品牌都尝到了甜头。最早来到中国的法国服装品牌皮尔？卡丹开在北京的一家专卖店每天就有2.3万元的销售额，一件不起眼的服装标价就高达1500元。9月，皮尔？卡丹本人又来了一次北京，他被特许在以前的皇宫紫禁城里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时装秀，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位很有商业头脑的时装大师还同时代理了迪奥、瓦伦蒂诺等意大利品牌在中国的销售权。香港《文汇报》撰文《洋货狂袭中国》，它从吃穿住用等方面分析洋货对国货以及消费者观念的冲击，作者惊呼：“任凭洋货长驱直入，充斥市场，其严重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在这样的言论背后，似乎已经看到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有一次国货振兴的运动。

这一年，几乎所有向往时尚生活的中国消费者都知道在深圳有一条“中英街”，那里可以买到最便宜的洋货。这是一条长约250米，宽不足4米的小街，位于深圳与香港交界的沙头角，从1979年开始，这里就成为一条特许的免税街，内地的游客参加指定旅游公司组成的旅游团，办理完“特许证”就可以进入购物。每天，在入关处排队的游客宛如长龙，人们领到“特许证”后就立刻挤进小街，先是站在标有“中英地界？光绪二十四年”字样的石质界碑前拍照留影，好奇地眺望一眼近在咫尺却无比神秘的香港岛，然后就冲进300多家小店铺里疯狂抢购各种时髦的小商品。一位叫刘福来的店主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从早上开门一直到落闸，生意都很好，大陆的观光客对这边的东西不论什么都感兴趣，录像机、照相机、金首饰、衣服，甚至连力士香皂都抢着买，基本上不说价。”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前后，“去中英街购物”依旧是无数内地消费者最向往的购物行动之一，这里每天有超过1万人次的游客，节假日和高峰期游客数量超过10万人次，一年游人量达1500万以上，成为全国知名度极高，也最奇特的购物观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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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这一年，皇甫平社论引发了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大讨论。在经济领域，国有企业的表现令人失望，而乡镇企业则表现突出，全国总产值突破亿元大关。

商业大事记

●牟其中“罐头换飞机”

●仰融筹划“华晨中国汽车”纽约上市

●上海牌轿车停产

●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和牟其中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飞机生意”。

1940年，牟其中出生在四川万县。在经历4年牢狱生活后的1980年，恢复自由的牟其中开始做生意。1988年通过牟其中和全体员工的努力，他带领员工走出四川盆地，来到风光秀丽的海南岛，创立了南德经济集团。不久，又把总部迁入深圳、天津等地，最终闯进了北京城，成为全国知名的大企业之一。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和牟其中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飞机生意”。

1991年，牟其中做了一件震惊海内外的事情，他一下子买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产中型客机。起初谁也不相信牟其中能做这么大的买卖。直到1991年底，第一架能载164人的图-154客机飞抵成都的双流机场，并交付给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时，人们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根据1991年中期，南德、川航与苏联方面达成的协议，牟其中把飞机转手卖给了四川航空公司，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更令人们惊讶的是，中方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购4架苏制图-154飞机。图-154客机比美国的同类飞机便宜2/3，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这笔买卖成为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牟其中做成这笔买卖的秘诀是：他知道俄罗斯有飞机卖不出去，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有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积压在仓库里，国内航空公司却缺少飞机，牟其中就利用这些条件“组装”出了一个物物交换的市场。人们常说，一个主意值万金。牟其中的这个创举为随后中俄易货贸易的飞速发展开了先河。这笔贸易经媒体报道后，牟其中顿时成为全国热点人物，他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1亿元。

“罐头换飞机”令牟其中一夜成名，更让他对自己的“空手道理论”深信不疑。在今后的十年里，牟其中将他的这套理论一再地付诸行动，他策划了一大堆听上去就吓死人的“宏大计划”。

飞机生意成功后，牟其中的胃口越来越大：满洲里圈地，要自己搞一个东北亚经济区；飞机上天还不算，南德还要自己发射卫星；甚至找了一帮专家论证，要把喜马拉雅山炸个大口子，引进印度洋暖湿气流，把西藏真正变成江南？？事实证明，“飞机生意”之外，南德的这些惊天大项目，几乎全是在骗人，随着南德经济状况日见窘迫和职工叛逃，内幕一个个被揭出来：满洲里项目，牟原许诺投资100亿元，结果只投入2000万元，项目设计被一再修改；所谓“发射卫星”，只是投入不到300万美元参股，获得了三个发射器的转租权；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喜马拉雅山项目，最终只停留在论证阶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德已经两年发不出工资，靠高级员工借款维持运营。牟自称“身上只有800元，随时准备入狱”，牟还抛出了建设中国硅谷的两个庞大项目《南德金谷计划》和《关于美国西海岸南德工业园区的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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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涌现下海浪潮

这一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到崭新的历史阶段。受此鼓舞，大批的政府官员、知识分子下海创业，投身到改革的浪潮之中。

商业大事记

●政府干部出现“下海”潮

●黄鸿年引发“中策现象”

●深圳发生8？10股票风波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官员和知识分子投身商海，后来他们管自己叫“92派”。据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达2万人，其中最为知名者，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局长的薄熙成，他辞职后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陈东升是“92派”这个词的发明者。1992年，他辞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下海成立了嘉德拍卖，后又创办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而冯仑在此时也辞去了国家体改委的公职来到海南，碰到了五个志同道合者——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和刘军，他们合称“万通六兄弟”，后来成为中国商业界的风云人物。此时下海者还有许多官员？？

下海潮涌动之时，人们不再回避“钱”字，见面道一句“恭喜发财”成了口头禅。在北京，这句话大有代替“您吃了吗”这一传统问候语的势头，《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要发财，忙起来》的文章。

与此同时，这一年还有一件引人注意的事——8？10股票风波。

1992年1月，一种叫做“股票认购证”的新鲜玩意走俏上海滩。

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尚无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股指连飚两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中国股市能令人一夜暴富。

8月7日，深交所发布1992年度《新股认购抽签表发售公告》，宣布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认购1000股。认购者凭身份证办理有关事宜，一证可花100元买一张抽签表，每个认购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买抽签表。

公告一出，深圳邮局当即被雪片般飞来的身份证淹没，其中最大的一个特快专递包裹有17.5公斤，里面是2500张身份证。当时深圳有60万常住人口，两日内一下子涌进150万人。从7日下午开始，全市300个发售点就排成了长龙，有人拿来长长的绳子，男男女女紧紧抓住绳子甚至把绳子绕在手腕上，在最紧张的时候，人们紧紧抱住前面人的腰，不敢松手，不敢去厕所。9日上午，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两天两夜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了抽签表。无法控制情绪的人们潮水般地涌向市政府，市中心各大马路全部瘫痪？？中国股市上的第一个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事后的调查表明，抽签表的发售工作出现了集体舞弊的事件，涉及金融系统4180人，各发售点平均私分私购达44.6%。舞弊事件对股民信心造成沉重打击，在之后的四天内，两地股市大跌，上证指数的跌幅更高达45%，几乎跌去一半。

这个事件直接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10月12日，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朱基副总理兼任主任，其办事机构是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成为中国股市的最高直接管理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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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宝延风波”开辟收购先河

1993：“宝延风波”开辟收购先河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周期，经济呈现全面复苏的态势。这一年，朱基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成为外资更加关注的地方，诸多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在华投资。

商界大事记：

●大邱庄的禹作敏落马、高科技企业家沈太福被捕

●外资企业大规模进入中国

●宝安在上海股市收购延中

●何伯权1000万买下马家军的营养秘方

1993年被看成是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的开始之年。这一年，在市场的诱惑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投资中国，在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

自1979年至2000年，中国累计吸收外资3462亿美元，大部分是在1992年以后发生的，1993年底，合同外资达到1114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外资是270亿美元，几乎都是上一年的两倍。

这一年，肯德基第一家特许经营店在西安开业；宝洁在中国建立了4家公司和5家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啤酒公司安霍伊泽？布希公司购买了中国最大啤酒公司青岛啤酒（19.61，0.25，1.29%，吧）5%的股份；柯达赞助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东亚运动会；诺基亚开始向中国提供GSM移动电话；花旗银行把中国区总部从香港搬到了上海。1993年也是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增加的转折点，日企被批准的投资项目数量是1991年的3倍。

1993年4月证监会颁布《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9月宣布对国内法人开放A股交易。随后，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宝延风波”，这是国内证券市场上第一起上市公司收购案。

1993年9月13日，深宝安旗下宝安上海、宝安华东保健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在二级市场上悄悄收购延中实业的股票。9月29日，上述3家公司已经分别持有延中实业4.56%、4.52%和1.657%的股份，合计持有10.6%。由此，延中实业的股票价格从9月13日的8.83元涨至12.05元。9月30日，宝安继续增持延中实业的股票，持股比例达到15.98%。至此宝安才发布举牌公告宣称持有延中5%以上的股票，在一切准备就绪的情况下，向延中实业公开宣战。这是1993年国庆节的前夕。

国庆期间，秦国梁试图全力保住延中实业不被易帜。延中实业找到施罗德集团香港宝源投资作顾问，希望实行反收购。但延中的反收购之路走得非常艰难，收购资金就是一大问题，几家兄弟公司的资助只是杯水车薪；而到10月22日宝安已经持有延中19.8%的股票。同时，双方在各自智囊团的支持下通过新闻媒体开展唇舌之战。延中实业也将宝安的违规操作上报证监会，希望能得到支持。就在宝延之争愈演愈烈之时，其他老八股的管理层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另一方面却又被购并的“进步势力”吓住了，结果一致得出“这是件好事情但要办好”的结论。最后在证监会的协调下，宝延风波才得以平息。1993年10月22日，证监会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但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万元罚款。至此，宝安得以顺利进入延中。

1993年的宝延事件，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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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保健品行业迅速崛起

这一年，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分税制改革在中国拉开了序幕。7月1日，《公司法》正式颁布，中国企业终于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时期，“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新模式在国有企业中开始推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蓬勃发展，“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板块”。

商业大事记

●保健品行业迅速崛起

●联想爆发“柳倪之争”

●史玉柱带领巨人进行“二次创业”

这时期的保健品行业，不仅充当了中国营销的试验田、黄埔军校，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

1994年前后，中国商业的火山口，就在保健品和饮料食品领域。马俊仁的“中华鳖精”带动保健品市场热潮；乐百氏以1000万元为代价购得马俊仁“生命核能”配方，并在全国尝试经销权拍卖；史玉柱建立康元保健品公司，脑黄金横空出世；姜伟凭借飞龙成为亿万富翁；太阳神销售额达13个亿，进入鼎盛时期；武汉红桃K集团成立；三株口服液在济南问世。在过去的4年里，全国保健品生产企业从近百家增至3000余家，平添30多倍，品种多达2.8万种，年销售额高达惊人的300亿元，增长12倍。保健品产业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引人注目的“黄金之地”。而为了争夺这一黄金之地，企业家们也使劲浑身解数，上演一场场营销大战。

1994年7月，美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太阳神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中播出了一条长达45秒、名为《睡狮惊醒》的形象广告：黄河千年冰破，长城万里鼓鸣，一头东方雄狮昂然而起，仰天长啸，“只要努力，梦想总能成真——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宣言体般的广告词和精致壮美的画面，构成了一股撼人心魄的激情冲击力。太阳神第一次把理想主义的光芒照射到了平庸的商业广告之中，令人回味无穷。

如果说，南方的太阳神走的是品牌形象至上的路线，那么，一些来自北方的企业则实施了狂轰滥炸的广告策略。率先取得成功的是沈阳飞龙保健品公司。飞龙不讲究营销技巧，就是一味地以广告轰炸为手段，广告不投则已，一投便是整版套红，并且连续数日，同时跟进电视、电台广告，密集度之高，前所未有。这种毫无投放技巧和艺术效果可言的广告轰炸，能够营造出一个让人窒息的炙热氛围，在感性的市场上居然非常奏效。从1991年起，飞龙投入120万元广告费，实现400万元利润；到1994年，广告投入已过亿元，利润已超过2亿元，俨然成为全国保健品产业的龙头老大，发展速度居全国医药行业之首。

在飞龙之后崛起的巨人、三株、红桃K等保健品无不仿而效之，而且花样不断翻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后三株创造的“无成本广告模式”、人海战术等则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广告贴遍了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连牲口圈、茅房也不放过，销售队伍方面则在三年内创下了600个子公司、2000个办事处、15万人的骇人记录。

这一时期的保健品营销大战，企业极尽各种营销手段之能事，确实也取得了不少市场经验。这时期的保健品行业不仅充当了中国营销的试验田、黄埔军校，而且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奇迹，以后其他行业在营销领域都大量借助了保健品行业培养出的营销人才，借鉴了保健品行业的营销经验。

这一年，邮电部电信总局与美国商务部签订中美双方关于国际互联网的协议，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CHINANET）的建设开始启动。因此1995年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投身互联网行业的先行者。同时，民族品牌开始“收复失地”，与国际品牌进行着激烈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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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

商业大事记

●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成立

●红高粱快餐店挑战麦当劳

●刘永好兄弟成为《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

●秦池当上央视标王

●王海“打假”

1995年5月，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成立，最初的发起人主要有张树新、姜作贤、刘杰等人。拥有媒体从业经历的张树新显示了在宣传推广上的卓越能力，瀛海威迅速获得了惊人的知名度。据当时的媒体报道，瀛海威“就像传教士布道一样，向中国人宣讲何谓Internet。”

张树新的目标是做中国首批的互联网接入商（ISP）。但是，当时市场环境远未成熟，中国全部上网人数还不到8万人。次年1月，号称中国第一个全国网的ChinaNet才正式开通。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并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除了ISP外，瀛海威还要是肩负着培育市场的Internet概念的“普及商”，并要负责内容制作，充当ICP的角色。

1996年9月，中国兴发集团对瀛海威进行投资，瀛海威的总股本变为8000万元。在强大的资金支持下，这个小公司迅速成长为中国互联网的标杆。当年底，瀛海威已经成为北京知名的ISP。瀛海威更大的梦想是构建一张大网，这个宏大理想曾被视为将“书写着中国ISP传奇”。但是，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很快让瀛海威见识到自己面对的困难。

拿到8000万元投资后，张树新想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组建自己的网络。瀛海威以重金租用了两条通信线路，一条是卫星线路（VIST），一条是国家数据专线（DDN）。公司上下一心，夜以继日地建网。在瀛海威的计划里，1997年要在全国建起20个城市结点，1998年达到40个，让这些城市的用户可以自由漫游。不过，即使不算通信线路的费用，每个结点的开办费用都在200万~？300万元，8000万元其实花不了多久。

1997年春天，全国大网和上海、广州等8个城市的结点开通。但是，中国电信的一记重拳，让瀛海威的这些努力几乎立即付之东流。同年，中国电信进入互联网络接入市场。它并不提供任何内容，也没打算培育市场，但低廉的Internet访问价格就足以使瀛海威的“大网”身价暴跌。在中国电信的挤压下，到年底时，瀛海威已经出现巨亏。

当然，张树新的冒进和对市场的乐观判断，让瀛海威雪上加霜。事后有媒体评价说，张树新对企业形象宣传游刃有余，当企业转入实质性经营后，却明显后劲不足。有人评论说，张树新始终没有明白，老百姓究竟需要一张什么样的网。

1998年6月，由于亏损严重，并且后继资金匮乏，大股东兴发集团与张树新产生冲突。危机四伏中，张树新黯然宣布辞职。2001年，瀛海威开始大量裁员，公司的业务发展一直举步不前。至此，它开始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三年后，一代互联网先锋瀛海威彻底从人们的视野中无声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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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商界航母”亚细亚沉没

1996年，国内市场的空前繁荣，让中国的企业家信心爆棚：资本市场不断给企业输血，国家经贸委宣布“抓大放小”，国有企业大面积上市，政府、企业以打造“世界500强”为目标。

商业大事记

●家电业掀起价格战、合资热潮

●国务院推广邯钢经验

●三九全国并购扩张

●亚细亚走向末路

1988年的秋天，空军退役政工干部、32岁的王遂舟做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抉择：下海出任一家正在筹建中的百货商场的总经理。1989年5月6日，营业面积达1.2万平方米的郑州亚细亚商场正式开业。据称王遂舟只用了198天就完成了整个筹备期，创下当时河南商场的历史记录。从开业的第一天起，亚细亚就以一种崭新而不凡的形象让人眼睛一亮。

走进亚细亚，人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豪华的星级宾馆，四处是鲜花绿草。商场里不但有营业员，还有迎宾小姐和歌舞演员。最具创意的是，每天清晨，商场门口还有仪仗队升国旗，奏国歌，为围观的顾客做队列表演，这一场景一度成为郑州最著名的观赏景点。

开张前夕，王遂舟在郑州各报纸投放了数十万元的广告，这是当时所有郑州商场一年广告费的总和。一句“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传遍了大街小巷。于是，几乎是一夜之间，亚细亚就获得了消费者极大的认同。1990年，亚细亚的营业额达到1.86亿元，一跃而名列全国大型商场第35位。此后三年，亚细亚的营业额每年均以30%以上的速度递增，稳居河南第一。

1992年10月，王遂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1993年2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布嘉奖令，对郑州亚细亚商场及王遂舟个人通令嘉奖。

也是到这时候，一些当时还不为人所察觉的危机已经开始萌芽了。

王遂舟在商场形象塑造及商业活动策划方面堪称高手，可是对于管理他却颇无章法，缺乏监督约束机制。日后，亚细亚内部高层人士曾坦言：开业9年的亚细亚没有进行过一次全面彻底的审计。在这9年中，亚细亚先后换了4任老总，却没一次审计，没一次交接。在鼎盛时期，亚细亚每年的营业额一个亿一个亿地往上翻，可是企业的纯利润却从来没有突破过1000万元。

1993年9月，王遂舟以郑州亚细亚商场为基础，扩股成立了“郑州亚细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由两家扩大到五家（后增加至六家），新入伙股东均为此前在海南发迹的金融商及房地产商。他们几乎是簇拥着王遂舟，走上了“连锁经营”的不归路。

在不长的四年时间里，亚细亚先后开出了15家大型连锁百货分店。这家自有资本总额不过4000万元的企业却进行着一场投资将近20亿元的超级大扩张。可是，没有一个人会料想到，王遂舟正在奔跑着的这条通往“中国零售连锁帝国”的康庄大道竟是一条失败之路。一个十分让人震惊的事实是，亚细亚所有的连锁分店，开业之日即亏损之时，惨状竟无一例外。

1996年末，暴风雨终于倾盆而至。这年11月，天津亚细亚商厦倒闭，商品被哄抢一空。接下来，其他门店以四个月一家的速度连续倒闭。1997年3月5日，王遂舟召集亚细亚部分高层干部，正式向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辞职决定。王遂舟离职后，亚细亚先后有数位总经理上任企图挽救败局。然而败局已定，亚细亚这艘郑州的“商界航母”终于沉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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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中国互联网元年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恶劣的大环境下，那些超速发展而对风险毫无预警的著名企业都纷纷倒下，这一年成为中国企业史上一个“崩溃之年”。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大批互联网业的兴起，将中国带进了“互联网元年”。这一年，还有两件事让人们难以忘却：邓小平的去世和香港回归。

商业大事记

●“互联网元年”到来

●巨人大厦停工、三株瓦解、秦池崩盘

●任正非搞“华为基本法”

1997年，有三个名字将永远载入中国互联网史册：搜狐、网易、四通利方（新浪前身）。

1997年5月，26岁的丁磊创办了网易公司。年底，丁磊耗时7个月写出了网易免费邮箱系统（由于资金紧张，他忍痛“割肉”将免费电子邮箱系统及163.net域名以119万元卖给了位于广州的飞华网，后来，这个著名的域名随着飞华被后起的TOM收购）。在丁磊的主导下，网易先后推出了免费主页、免费域名、免费信箱、虚拟社区等服务，网易通过实实在在的努力让中国的互联网变得“容易”起来。2000年7月，网易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在2001年中国互联网陷入寒冬之时，网易还一度面临被摘牌。已故继任者孙德棣，在任期间先后抓住短信和网络游戏两大业务，这成为改变网易命运的两大法宝，也成就了丁磊。网易在三大门户网站中脱颖而出，股价一度冲到72美元。丁磊也从“郁闷小子”变为2003年的“中国首富”。

1997年10月，29岁的软件工程师王志东成功地为四通利方公司引入650万美元的国际风险投资，成为国内IT产业引进风险投资的首家企业。四通利方创办的中文网站最早是想卖王志东写的软件赚钱，为此，他搞了几个问答论坛，没想到的是，技术论坛反应平平，而体育论坛却异常火爆。到1998年夏天的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四通利方的体育论坛已经十分火爆，创造了日点击率310万次的访问记录，网站还拿到了18万元的广告收入。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志东了解到，在美国互联网访问量最高的是新闻频道而不是其他，他提出开办一个新闻频道的意见。这年的12月，他就成功地并购美国华渊资讯网，并更名为新浪网。日后，它成为了中国网络界影响力最大的第一新闻门户网站。

1997年1月初，张朝阳创办了他的网站爱信特ITC，他的22.5万美元的创始资金来自两位美国教授。对于未来怎么赚钱，他也一点没有底，最初的想法是承揽网页制作业务。到12月，22.5万美元就花光了，张朝阳只好再向投资人求救，又拿到了10万美元。1998年2月，张朝阳想到了在中国克隆“雅虎”，于是他推出了第一家全中文的网上搜索引擎——搜狐（SOHU）。3月，他又获得Intel等两家公司210万美元的投资，他的事业开始蒸蒸日上； 1998年9月，搜狐上海分公司成立； 1999年6月组建搜狐广州分公司； 2000年搜狐在NASDAQ成功上市，并购了中国最大的年轻人社区网站Chinaren，网络社区的规模性发展给门户加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成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奠定了业务迅速走上规模化的基础。

丁磊、王志东、张朝阳的集体出现，宣告了中国互联网元年的到来。互联网经济的传奇，就这样悄然诞生，然后就是轰轰烈烈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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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海尔”载入哈佛教案

1998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既面临巨大机遇，又充满挑战的时期。允许按揭贷款和取消福利分房等措施，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苏醒，阳光100进军北京房地产，成功投资北京现代城1号公寓楼。

商界大事记：

●房地产企业苏醒

●柯达全行业收购中国胶卷企业

●“海尔”载入哈佛教案

●健力宝的主题词：股份制改造

海尔集团以海尔文化使被兼并企业扭亏为盈的成功实践，引起了美国工商管理界与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哈佛商学院搜集到有关信息后，认为“这简直是奇迹”。

1998年3月25日，哈佛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来自中国的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

海尔集团成为第一个被哈佛大学写入教学案例的中国企业，张瑞敏成为登上哈佛讲坛的第一位中国企业家，以海尔的卓著业绩和精辟经营理念让世界认识了中国企业与成功的海尔文化。这一事件在中国企业管理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它说明，中国企业只要创新，同样也可以在企业管理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

从那时起，开始有更多的海外媒体把目光投向了海尔，他们被海尔每一步的创新所吸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日本《朝日新闻》等等，全球著名的媒体几乎都来过海尔，都采访过张瑞敏。进而，海尔的美誉度在全球迅速攀升，这些美誉又促进了海尔的国际化进程。

哈佛的研究人员通过对全球范围企业的研究之后发现，一种特定的“公司文化”影响着公司的业绩。此间，海尔集团以海尔文化使被兼并的企业迅速扭亏为盈的成功实践，引起了美国工商管理界的极大关注。

1997年11月，哈佛派学者到海尔采写资料。

通过长达4个月的大量收集资料及编写之后，题为“海尔文化激活休克鱼”的案例准备就绪。

“休克鱼”是海尔人对某种状态企业的一种形象化称谓，称谓本身恐怕也是一种“海尔文化”。所谓“休克鱼”，顾名思义，“鱼”只处于休克状态，肌体尚未腐烂。比喻企业只是思想观念或经营管理等文化范畴上存在问题，导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这种企业，只要注入优秀的企业文化，很快就能激活过来。

研究海尔案例的佩恩教授认为，之所以将“激活休克鱼”作为哈佛案例 ，正是因为看到了海尔不仅学习了西方、日本先进的管理经验，更重要的是结合了中国国情，创造了适合中国的管理文化。海尔能意识到这点并运用成功，让他感到这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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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电子商务发芽

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大庆之年，这一年，澳门的回归和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更让举国上下一片欢声。与此同时，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开始在这一年征收利息税，鼓励消费政策显现。

商界大事记：

●“庄家经济”出现

●德隆起步

●阿里巴巴、盛大、携程、当当相继创办

●纳斯达克欢迎新浪上市

1999年年初，《数字化生存》作者尼葛洛庞帝来到了中国，并在中国大饭店发表数字化中国演讲，张朝阳为他的老师与投资人充当了这一次演讲的翻译。“数字化的大幅度增长，不仅体现在娱乐、教育方面，还体现在电子商务上。我预计到2000年，电子商务市场是个1万亿美元的市场，这个数目比人们估计数目多5倍。”这位中国数字化的布道者在演讲上这样说。尼葛洛庞帝的演讲不失时机地指出了席卷全球的电子商务浪潮。而此时在中国互联网肥沃的土地上，这一领域也刚刚被开垦。

这年春天，在北京外经贸部做网站的马云已经冬眠了好一阵子，他突然从苦闷中苏醒过来，找到了方向。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从北京回到了杭州，在城郊湖畔花园建立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在这间用报纸糊墙的简陋房子里，马云对全体员工开始了一番创业演讲。他提出了三个目标：“第一，我们要建立一家生存80年的公司；第二，我们要建立一家为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的电子商务公司；第三，我们要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要进入全球网站排名前十位。”

没有人对马云的目标提出异议，但大家心里都在犯嘀咕。谁也没想到成功的脚步居然来得那么快，就在第二年的7月，马云的照片出现在全球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的封面上，阿里巴巴被评为全球最佳B2B站点。随后，阿里巴巴一跃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B2B电子商务网站。

除此之外，把目光瞄准电子商务领域的还有上海的邵亦波，他和来自哈佛的校友创办了易趣网，这也是中国第一个C2C电子商务网站；？6月，四位来自不同行业的旅游迷——沈南鹏、梁建章、季琦、范敏瞄准了旅游行业，创办了一家提供网上机票和酒店预定服务的网站携程网，它后来成为中国最大的在线旅游服务商； 11月，在图书出版行业摸打滚爬了10年的李国庆和他的妻子俞渝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网上书店——当当网。

在1999年的IT企业，伴随着动荡的人事变革，一些人离去了，一些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从9月底开始的短短一个多月内，新浪总裁三易其人；方正改制演变出剧烈的高层冲突，最终以方正五位前董事被调整出董事会，王选、张玉峰继续保留原有职位而落幕； 吴士宏辞去微软职务，来到了TCL，开始了她的企业国际化目标；在企业发展的十字路口，联想的两位领导人——市场派柳传志与技术派倪光南发生了分歧，最终以倪光南的出局宣告结束，这对企业家与科学家相结合的完美拍档从此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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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告破

2000年是世纪交替之年，也是完成“九五”计划和本世纪末重要奋斗目标的最后一年。这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历史关节点：GDP超过一万亿美元，入世谈判即将迈过最后的门槛，国企攻坚胜利完成，海关税收节节攀高；这一系列成就让世界惊呼：21世纪属于中国。

商界大事记：

●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石油等先后在纽约或香港上市

●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基本实现

●厦门远华走私案告破

1999年4月，中央纪委监察部收到有关部门转来的一封举报信，信中反映，赖昌星等人与厦门海关等口岸管理部门内外勾结、大肆走私的违法犯罪问题。这封举报信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1999年4月20日中央领导做出批示，决定以海关为主，中央纪委组织协调彻底查清此案。经过筹划准备之后，1999年8月18日办案人员正式进驻厦门，拉开厦门特大走私案查处工作的序幕。

牟新生（中央“420”专案领导小组副组长、海关总署署长）1999年8月18日进驻厦门，同时出击，一天到十个部门，同时扣押了一些文件材料，有些人当天就抓了。十天之内突破了110亿元。

仅用十天的时间就查处走私案值达110亿元，表明此案是规模空前巨大的特大走私案。1999年9月6日厦门特大走私案被列为中央直接抓的大案，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成立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因为中央领导对此案的批示是在1999年4月20日，领导小组就被简称为“中央420专案领导小组”。全国纪检、监察、海关、公安、检察、法院、税务等相关部门的精兵强将陆续进驻厦门，拉开阵势全面查处此案。办案人员最多时达到110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深入调查，此案已基本查清。经查证，1996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化工原料、西药原料、电子机械等货物的价值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的走私案。经调查发现，发生在厦门关区的走私犯罪活动绝大部分与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有关。

连续几年的疯狂走私竟然从来没有受到过相关部门的查处，由此可见，在对走私负有监管打击责任的各个环节中，赖昌星所编织的关系网发挥着作用。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的保护下，远华集团的走私犯罪活动越来越猖獗，越来越肆无忌惮，竟然成了厦门关区走私所谓的龙头号老大。

在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的总部大门左侧的这栋红色的小楼对外被称做是远华集团的办公楼，这栋表面上看起来并不起眼的红楼在厦门市却是十分的有名。据调查，红楼共计投资1.4亿元，赖昌星将之装潢豪华，内设包房、桑拿等娱乐设施，专门招待各路官员，他的这番心机没有白费，几年来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成了红楼的常客，红楼也就成了赖昌星和这些领导干部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场所。

远华案被中央通报的时候，赖昌星已于上年8月潜逃到加拿大。2001年，远华案公审，三百多人被起诉定罪，其中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被判处死刑，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厦门市委原副书记刘丰、张宗绪、副市长蓝甫等均被判死缓或无期徒刑。远华案震惊国内外，它展现了中国政府全力打击走私的决心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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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UT斯达康这边风景独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取得成功，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9？11”事件，是2001年下半年人们经常谈论的已经发生的三件事件，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对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内的经济运行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商界大事记：

●吉利成为我国首家获得轿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互联网发展过快，产生泡沫

●UT斯达康推出新一代“小灵通”

相比于已成为留学生创业典型的亚信公司，比它早几个小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UT斯达康公司似乎名气较小。但只要提起小灵通，尤其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些电信运营商围绕小灵通而掀起的战火硝烟，每一个关注市场的人都会记起UT斯达康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UT斯达康以发展“小灵通”而在国内电信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前些年，小灵通在中国中小城市及广大中西部地区获得了极大发展，2001年，已经覆盖了全国80多个城市，用户数超过100万。吴鹰认为，小灵通直接面向中国电信和最终用户，通话价格低廉、此刻又附加了数据等多种增值服务，它的低成本、64Kb/s上网速率将成为吸引客户群的新卖点。

尽管UT斯达康公司是一家纳斯达克上市企业，但海外投资者和公司管理层都把它视作一家中国概念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这使得资本市场把UT斯达康与国内政策面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吴鹰没觉得“中国概念”不好，“中国市场这么大，对外还是有吸引力的，只要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国策不变，中国这张牌就不会不好使。我是非常坚定地看好这一点的，这不是政治的高调，这是100%的信心。”

2001年2月，UT斯达康获“北京市2000年度工业盈利前50名企业排名”第六名；？2000年11月，UT斯达康被评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1999年度“经济二十强”企业和“纳税贡献突出”奖。UT斯达康过去5年的平均积累年增长率是106%，纯利润增长则更高。2001年10月，UT斯达康公司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为全球最佳200名中小型企业之一。

UT斯达康这边风景独好，就是因为它有实实在在的营业额和实实在在的利润，所以，UT斯达康可以坚持“不管理股票，只管理公司”。相比那些“概念性”的公司，UT斯达康是不一样的公司，它是由两个公司在1995年合并而成的，一个叫斯达康（Starcom），一个叫Unitech（UT），两个公司都是纯技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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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中国联通试水A股

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民航六大集团公司挂牌成立并与民航总局脱钩，国家电力公司拆分重组为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和两大电网公司，标志着我国产业改革与重组迈出实质性步伐。11月4日，中国和东盟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商界大事记：

●民航重组、电信分家、电力改革方案尘埃落定

●联想A股上市且市值创最高

●中科创业案开庭审理

●摩根斯坦利等全球知名的投资机构共同向蒙牛注资2600万美元

2002年9月17日，三大证券报正式刊发中国联通《招股说明书》，联通的路演团将分批陆续在北京、上海、深圳3个城市展开路演。此次联通将发行50亿股A股，发行市盈率为20.23倍，每股以2.30元发行定价面市。

中国联通在内地发行A股是香港注册公司的先例，也是内地2002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新股上市，而且是首次由基础电信商在内地上市，因此备受各界瞩目。

尽管早在当年3月份，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中国并不鼓励所有电信运营商在海外上市，在中国内地上市也是电信运营商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上半年市场上关于中国移动和联通在A股市场上市的传言不断，但是在低迷的市场背景下，如此庞大的联通匆忙上市仍然给人不小的迷惑。联通的主要业务包括四大块：GSM、CDMA、传呼和网络数据；联通的策略非常明显：保留现在的主要盈利来源GSM业务，发展前景广阔的网络数据业务，不遗余力推进CDMA市场，整合或者剥离寻呼业务。此次募股资金的主要投向是CDMA业务。

2002年1月初，中国联通开始投放CDMA手机号码，第一期用户容量可达1515万户，3年后最终的目标数是5100万户。而中国联通为此投入的资金也高得惊人：首期投入121亿元，远期则要追加到700亿元人民币。而联通正在各省分公司招标进行的CDMA2000-1X项目，最少资金需求量也在100亿元以上。

以联通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稳定盈利来看，这类优质企业发行上市，不仅壮大了市场基础，而且会吸引大量的战略投资者、基金、券商对其进行长期投资，是非常有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事情。虽然大盘受到联通发股拖累下滑，但是应该说联通中国内地上市对通信板块而言还是利大于弊。

中国联通在国内A股上市后，联通总裁王建宙对于该股票短期的表现给予了积极评价。王建宙对媒体表示，总体来说，他对联通A股上市以来的表现是满意的。他说，联通在做IPO（首次公募）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希望股票有增长的空间。

本次联通的回归预示着中国内地电信业的新一轮竞争会更加激烈，也预示着电信投资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阶段，这必将增强市场对通信板块的信心，对其未来走势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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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网游——网络经济的商业亮点

从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到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改革像一根红线贯穿了这一年。 2003年，中国踏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之路。

商界大事记：

●网易：从垃圾股到中国概念股的“明星”

●《传奇》网络游戏创造财富传奇

●中国汽车业最大的合资企业东风汽车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各省爆发电荒

2003年末，“刺激”了中国互联网市场整整365天的网游界继续为中国经济所瞩目。以网易创始人、首席架构官丁磊和上海盛大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陈天桥为代表，网游人士除了坐拥巨额财富之外，还出现在各种领奖台上。如果以受关注程度来论输赢，2003年无疑是“陈天桥年”。能够成为新的财富偶像，不仅仅因为他进行财富积累所用的时间最短最快，还因为他以自身的传奇为榜样，证明了在张朝阳、丁磊之后，网络经济还有更多、更年轻的机会存在。

网络游戏从“文化毒草”演变为“产业救星”，网游人士从“无所事事的游戏人”直到成为商业先锋和娱乐经济的先驱，这一个大逆转说明了网络游戏成了真实的市场传奇，网游人的频频得奖也证明他们正在被主流社会所接受、所承认。

“一个有真正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使企业持续发展。这方面，我作为企业家和盛大网络的总裁，我想更多的是要从自己身上来检讨，来更多地为青少年提供合理的娱乐和游戏的时间。”陈天桥如是说。

说“实话”并没有妨碍陈天桥频频被各种媒体盘点为年度经济人物，乃至被央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为“年度新锐”。

据说2003年令陈天桥最感到开心的还不是央视的奖项。从北京领奖回来仅一天，12月29日，上海盛大迎来了另一桩喜事。由网络文明工程组委会、光明日报社、中国网主办，人民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中国文化报协办的“2003年度杰出文化人物评选”出炉。陈天桥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作协副主席王蒙、故宫博物院文物专家王世襄、著名导演张艺谋、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夏雨田、文联副主席冯骥才等文化名人并列，同获2003年“年度杰出文化人物”。这是中国主流社会第一次敞开胸怀接受商业文化代表。

上海文化界认为，陈天桥的入选非常值得注意。从一定程度上说，这是对其个人在网络文化领域做出贡献的充分认可，也更多显示出的是社会对网络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产业扶植政策上的暗示。

这是网络相关业界第一次获得此项殊荣，这对激励整个产业的信心，进而带动互动娱乐产业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与2003年国内市场从上而下的对网络文化的新认识、新定位的发展趋势亦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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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向世界证明联想

2004年是中国经济更受世界关注的一年，无论是入世来首次宏观调控、9年来央行的首次加息，还是持续火爆的房地产市场、日益敏感的人民币汇率，都牵动着全球金融界的目光。

商界大事记：

●联想巨资收购IBM全球PC业务

●TCL国际化大并购

●腾讯控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正式挂牌

●华为在国际上锋芒毕露

用迅弛的速度追逐奥林匹克，他高举全球品牌旗帜；用撑秆跳的高度携手蓝色巨人，他构建庞大电脑王国；国际领先的雄心让他与众不同：不仅仅善于联想，更善于积极行动。

2004年3月26日，国际奥委会在北京宣布，联想集团正式成为第六期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联想集团也是奥运史上第一家获此资格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将在未来四年内为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独家提供台式电脑、笔记本、服务器、打印机等计算技术设备以及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联想投入巨资获得了2005到2008年第六期TOP计划的资格，但赞助费用只是支付了开发奥运市场的入场券。联想将会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到该项目中。

2004年12月8日上午9点，联想集团在北京正式宣布，以总价12.5亿美元收购IBM的全球PC业务，其中包括台式机业务和笔记本业务。具体支付方式则包括6.5亿美元现金和6亿美元的联想股票。

这次联想的收购行为，是中国IT行业在海外投资最大的一场，至此，联想集团将成为年收入超过百亿美元的世界第三大PC厂商。

新联想公司董事局主席杨元庆表示，这一信心源于双方业务的互补性。他认为，“联想在中国市场拥有家喻户晓的品牌、完善的分销体系，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而IBM则在全球范围内享有极高的声誉和完善的网络；联想是全球消费个人电脑的先驱，在消费个人电脑的设计、营销、服务上拥有独到经验，而IBM则在商用领域享有高品质和服务完善的美誉；联想有强大的台式电脑设计能力，而IBM在Thinkpad系列笔记本上拥有领先全球的技术；联想有出色的成本控制能力和运营效率，而IBM拥有领先的核心技术。”

和IBM的合作以后，联想的实力将有三方面提升，一是品牌形象得到了提升，二是企业规模扩大，三是由于拥有更大规模的采购和销售。因此集团的效率得到了提高。

杨表示新联想虽然有如上优势，但也面临整合难度大，如何协同工作，如何留住员工和客户等棘手的问题。他表示合并完成后新联想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三的PC公司，但新联想的目标不仅仅是世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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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中国创造”星光无限

这一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把改革放到突出位置，用更大的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上证指数跌破千点，证监会发布《关于上市公司股份分置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股份分置改革启动。

商界大事记：

●TCL收购汤姆逊

●中星微电子、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伊利集团正式成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独家乳制品赞助商

●三一重工：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第一股

一个海外学子成为一名爱国创业者，他将闪亮的中国“芯”成功植入世界IT的银河，微米的小空间是他创新的大舞台——“中国创造”星光无限。

2005年11月15日，邓中翰创建并率领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中星微电子首次成功将“星光中国芯”全面打入国际市场，在美国纳斯达克成功上市，这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中首家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IT企业在美国上市，是中国企业在2005年原始创新、发展核心技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动作。

国际权威的媒体把中星微电子成功上市作为2005年世界电子工业十大重要事件之一，它标志着我国的信息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我们中国的核心技术在世界核心技术前沿烙上了中国印。

邓中翰成功引用硅谷创业运作模式，首批资金为信息产业部以风险投资方式直接投入的1000万元。全球的电脑摄像头中，每10个中就至少有6个是采用中星微电子公司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

2005年，邓中翰领导开发设计出的“星光”数字多媒体芯片，成功占领了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全球市场份额的60%以上，位居世界第一，被三星、飞利浦、惠普、索尼、罗技、创新科技、富士通、联想、波导、TCL、长城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这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集成电路芯片第一次在一个重要应用领域达到全球市场领先地位！

2005年起，在邓中翰领导下，中星微电子公司启动了数字电视领域的“星光”数字电视多媒体芯片的研发、设计及产业化工作，目前核心技术研发已经获得阶段性突破。

2005年全年，中星微电子公司总销售收入将达到8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创汇加境外销售将达到9000万美元、上缴税收3200万元、利润1.2亿元。

2005年3月28日，邓中翰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邓中翰还荣获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很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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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家电连锁寡头竞争时代来临

2006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保持了增长速度较快、经济效益较好、物价水平较低的态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自主创新积极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进展，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事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实现了“十一五”时期的良好开局。

商界大事记：

●股市复苏

●各大银行相继上市

●凯雷收购徐工引争议

●国美电器 “吞并”永乐

2006年11月1日晚，国美电器在北京宣布，国美电器并购中国永乐的所有条件已于11月1日全部满足，国美电器以52.68亿港元的价格正式“吞并”永乐。

国美和永乐的“惊天大合并”终于一锤定音。与此同时，此次合并“是否构成垄断”、“合并后是否将带来垄断”等争论也开始渐渐热闹起来。

人们在开始计算新公司的年销售额、店铺数量和盈利规模的同时，透过并购过程中的刀光剑影和战火硝烟，新公司也集聚了各界的惊奇、猜测、置疑和担忧——中国家电零售业“老大”国美与“老三”永乐的联姻，将给国内的家电零售业带来什么？国美加永乐到底等于什么？因为迎娶永乐进门后的国美，从统计数字上讲，业内几乎再没有人能与之抗衡。

原来是国美、苏宁和永乐三分天下，现在是两强争霸，那么将来会不会出现国美一家独大，甚至一统天下的局面？一直处于混战状态的家电零售市场会有何种变化？产品厂商的日子是好过了还是更难了？消费者将会买到更加便宜的电器吗？

对于“美乐联姻”，多数家电零售商除了表示礼貌上的祝贺外，都选择了沉默。而只有“老二”苏宁发表了一些，后来被黄光裕认为是“听起来酸溜溜”的评论。

而供应商的反应却是出人意料的平静，几乎没有企业高调表态。国内几位较大的家电制造企业的销售经理大部分只是表示：传言已经很久，所以并不觉得突然。

“以往这样的并购也是有的，估计短期内变化不会太大。”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销售经理说。对于“美乐”的发展，同双方都有过合作的他表示了一些担忧： “两个竞争对手突然变成一家人，相信不是那么容易的，除了人事、流程、市场运作的东西需要整合外，经营理念上的融合更难。但市场和竞争对手是不会等人的，国美的压力其实很大。”

而国际几大知名的投资机构也都在密切关注“美+乐”的动向，美林证券发表研究报告称，国美全购永乐，使其在北京和上海两个重要市场将占有更大优势，将有利于国美的整体战略发展，令其盈利基调变得更好。同时，还会加速行业整合，强化国美在市场的领导地位。

而另外一家著名投行花旗集团也表示，国美和永乐的业务将可能产生互补效应，并有望舒缓电器零售市场的激烈竞争。国美并购之举将有利其自身的业务营运及发展，并巩固其行业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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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百姓进入理财新时代

2007年中国经济总体描述为：高速增长、业态革命时代的到来、虚拟经济繁荣、基础性产业发展增速、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快 。这一年，中共十七大召开，中央开始整顿地产商的囤地行为，并出台政策控制物价飞涨。

商界大事记：

●中国房地产民生元年

●股市在疯狂中高歌猛进

●绿色产业迅速提升，能源、资源领跑资本市场

●央企整体上市催生新国企

●金融创新成为经济运行的新发动机

这一年，“靠钱生钱”的“财产性收入”首次写入了党代会报告。股民、“基民”等群体不断壮大，楼市、收藏品等投资持续看涨，百姓的理财意识进一步觉醒，国民的财富格局将被改写。

2007年是理财市场快速发展的一年，无论是股市的波澜壮阔还是黄金涨价，以及十七大提出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说法，无不激发着百姓的理财意识，都让理财成为这一年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10月中下旬，党的十七大召开，顺应中国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的时代趋势，党的代表大会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这句话可分两个层面理解：一是拓宽百姓生财渠道，二是帮助百姓财产增值。政府通过新提法充分表达了“帮助百姓赚钱”的愿望和信心：一是在维护股市健康上着力 ，包括出台新规，使老百姓投资者享受公平公正，免受“内线交易”等等罪恶的盘剥；二是政府将创造一系列新投资条件与投资环境，用来增加低收入百姓除薪金以外的其他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就是政府要创造有利条件为老百姓口袋里的钱保值、增值。

要达到“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目标，需要改革收入分配体制等制度保证和稳定物价等政策保证。

在制度上，首先要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由于劳动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存量和流量的关系，只有提高劳动性收入才能增加合法的财产性收入。因此，要在初次分配环节和再分配环节更加注重公平，提高城乡居民劳动性收入。其次要甄别合法的收入和财产，建立与《物权法》相配套的收入申报制度和财产申报制度。最后要对金融制度进行创新，扩大居民理财渠道，让老百姓通过理财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在政策上，第一，要稳定物价，宏观调控始终要把防止通货膨胀作为重点，使老百姓的收入长期保值增值。第二，汇率政策应在灵活性和稳定性中取得平衡，防止在币值大起大落中出现外部资本对本国国民财富的“剪羊毛”。第三，保持资产价格稳定，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实际上是国内少数利益集团对广大老百姓财富的掠夺，有大涨必有大跌。

让更多的家庭学会理财，拥有财产性收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了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使社会结构趋于“橄榄形”的合理分布，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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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中国乳业在“变革”中崛起

在改革开放30年的时点上，汶川大地震的出色应对和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从不同的层面向世界展示了这场改革的巨大成就，中国商业的价值初步得到了全球的认可。同时，中国经济本身也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整。

商界大事记：

●股市大跌

●楼市拐点

●奥运经济

●乳业黑幕

2008年，对中国的乳业来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三鹿奶粉事件”犹如一个晴天霹雳，震醒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消费者。当“三鹿奶粉事件”愈演愈烈，甚至连国内乳业巨头伊利、蒙牛、光明等也未能幸免时，中国的乳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中国的乳业该何去何从？

众所周知，中国乳业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进入了一个“零利润”的冰河期。2004年，1/3以上的中国乳制品企业亏损，2007年、2008年，牛奶价格虽然有所回归，但如果进行单月核算，中国乳业却步入了全行业亏损状态。此外，由于养殖成本直线上升，也导致奶农无钱可赚。受利益驱动，掺假、造假大行其道，并愈演愈烈。长此以往，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消费者的健康，遭受重创的必将是中国乳业。中国乳业在表面繁荣的同时，隐含着巨大的危机。

也许“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乳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当乳业的潜规则一一曝光，当乳品的生产过程特别是原料奶生产过程一览无遗时，中国的乳业有了更多的责任和压力。阵痛是无疑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这场看似灾难的背后，其实也孕育着中国乳业新的起点，是中国乳业发展的一次机遇。

“三鹿奶粉事件”在给乳业带来阵痛的同时，也催生了中国乳业发展的一次机遇，是中国乳业重新崛起的起点。显然，要解决乳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振兴中国乳业，最终要进行的是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除了牛奶生产组织方式的升级、饲养管理和加工技术的升级、产品销售渠道控制力的升级外，产品品种、质量和安全水平的升级尤为重要。不仅如此，乳业产业升级也是市场的需要。“三鹿奶粉事件”的爆发引发了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从“喝上奶”，到“喝好奶”，人们的喝奶习惯发生了改变，更为健康、安全的牛奶成为市场追逐的热点。可以说，“喝好奶”的需求进一步催化了高端乳品市场的发展，从而加速了乳业的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

“三鹿奶粉事件”给中国的乳业敲响了一记警钟——片面的高速扩张、人为的恶性竞争，行业的信用危机，中国的乳业无疑要进行深深的反思。面对信息的日趋透明和公众的质疑以及“喝好奶”的期盼，中国的乳业需要一次“脱胎换骨”的变革！

本文标题：1976年中国发生的大事-581992年至2011年中国发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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