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大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全文阅读 作者：李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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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李亚平


引 子
这是两幅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明太祖朱元璋画像。据说，围绕着这两幅画像，曾经死过不少人。
这副尊容，曾经被当时的人们称颂为龙形凤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明史》太祖本纪一）按照今天的眼光看去，朱元璋的长相如果不能说是丑陋，至少应该算是相当怪异了。
当时，为了给朱元璋画标准像，一些功底应该算是很不错的画家被召到宫廷。他们兢兢业业，以自己所能达到的最高专业水准，一丝不苟地照着皇帝本人的相貌画出——就是这副尊容——丝毫不敢走样。结果，这样的画家都被皇帝砍掉了脑袋。
后来，一位聪明人悟出了其中道理，于是，对朱元璋的脸型加以较大规模的修饰，着力于眉目传神，侧重于理想表达，便有了这幅据称是不怒而威的皇帝像。朱元璋见了这幅与自己本来面目没有太大关系的画像后，十分欢喜，认为其“谀而不佞”，就是马屁拍得恰到好处的意思。（陆容《菽园杂记》）于是，我们眼前这位经过呕心沥血、苦心加工、几乎凭空创作出来的慈眉善目的富贵老人，就成了朱元璋的标准像。那位善解人意的聪明人也受到了奖赏与表彰。
不过，今天的人们从史料中可以知道，这幅画画的基本不是事实。或者用一句文绉绉的话来说：画中所描绘的内容和被描绘对象的实际存在之间，存在着较为巨大的差距。想像一下，一个不了解这两幅画的人，若突然被告之这上面画的是同一个人的话，他很有可能会丧失真实感，无法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
刘伯温是朱元璋的首席谋士——军师。此人精通阴阳数术象纬之学，在中国民间传说中名气极大，被认为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神仙一流人物。
在《明史》中，他被朱元璋称为，“吾之子房”。一如在《史记》中，刘邦认为，有三个人在帮助自己打下大汉江山的过程中，发挥了绝大的作用，他们是：萧何、韩信与张良，号称“汉初三杰”。子房就是这位张良的字。朱元璋将李善长、徐达和刘伯温看成是自己的三杰。
有一种说法，说是刘伯温第一次见到朱元璋时，曾在心中大吃一惊，深深为朱元璋那怪异的相貌所震撼。高额细眼，凹鼻阔唇，耳虽小廓却厚，颊虽突而颏硕；身长而背弓，腿长而膝弓，腰粗而肩窄，手阔而指细；行动如虾在水，声音则鹰鸣而猿啼。据说，刘伯温一见之下，便据相术得出结论：此人之相，兼具大贤之厚朴与大奸之残暴。结果，后来的朱元璋，果然以自己的行为，准确地证明了刘伯温所言之不虚。
对这段说辞，我们不必追究其真假。事实上，它是后人附会发挥的可能性很大。不过,至少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
史家一般倾向于认为，由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同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话，如果我们同意今日中国是历史中国延续的话，那么，对于今日中国人生活影响最大的那一部分，很有可能就来自朱元璋的大明帝国，而不是后来离今天更近的大清朝。
在未来的岁月里，随着对朱元璋与大明帝国了解的渐次加深，我们会发现，围绕朱元璋两幅画像所发生的故事，相当意味深长，具有宿命般的象征意义。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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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创业之路(1)
朱元璋祖籍沛县，与一千七百年前的汉高祖刘邦勉强可以攀上同乡。（《明史》太祖本纪1）朱元璋与刘邦还有一样相同的地方，在中国所有创建大一统帝国的开国皇帝中，只有这两个人是彻底的平民出身，其他人则基本上是以豪门世族起家。这可能是刘邦对朱元璋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
与刘邦比较起来，朱元璋的出身更加卑微。刘邦起兵前，还有一个亭长的头衔。（《史记》高祖本纪第8）亭长是始于战国时期的一个官名。当时，在国与国之间的邻接地区设亭，置亭长，以备边事。秦统一六国之后，以十里为亭，设置亭长，负责管理乡村间十里方圆的治安警卫、过往人等，并治理民事，属于帝国最低一级的小吏。其管辖范围，可能略小于我们今天的乡镇。他们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常常能够影响普通百姓们的祸福荣辱。因此，至少在百姓面前，他们可以神气十足。
比较起来，朱元璋则恰好是受帝国这些最基层干部管制的平头百姓。（《明史》太祖本纪1）
按照今天的概念，朱元璋的家庭成分应该是雇农，属于乡村赤贫阶级。他的祖先，几经逃荒流浪，到他父亲一代，方才定居在濠州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靠租佃耕种别人的土地为生。这个濠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县。公元1328年，即元文宗天历元年九月十八日，朱元璋出生在这里。（《明史》太祖本纪1）
朱元璋父族一系世代务农，值得表彰的事迹不多。他的母族一系，特别是他的外祖父却颇有可圈可点之处。
朱元璋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殊死一战——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是次大战，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令自己的妻子儿女跳下大海，随后，背负6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告终。就此宣告南宋帝国的正式覆灭。激战之际，朱元璋的外祖父，这位陈氏老先生在血肉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在一团混乱下居然传奇般地被人救上岸，并历尽千辛万苦逃回了老家。此后，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并且一口气活到99岁方才谢世。（《明史》卷300,外戚陈公传）
至今，我国各地仍然可以见到许多此类人，他们虽然蜗居一地，却能量颇大，常常是当地声名远播的知名人士。相当多的人们远离千山万水前去请教吉凶祸福，是为常事。
按照时间推算，朱元璋出生时，距离那场大战过去了五十年。朱元璋童年甚至少年时，这位老人应该依然健在。我们可以想见，这么一位见多识广的老战士，对于少年朱元璋的心智影响想必不会小。
朱元璋的母亲是陈家二姑娘，据说，此女自幼开朗大方，深得乃父喜爱。于是，饱经沧桑的老先生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历史掌故和各地风土人情。长大后，陈二娘能歌善舞，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常常大受欢迎。这些还不算重要。重要的是，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千难万难，母亲还是勒着省着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将近两年的书。随后，生活实在艰难，为割草放61阅读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不一样的思维(5)
此外，朱元璋制定的徭役制度相当先进，其核心，大体上是根据家财田产的多寡确定承担劳役的多少——富者多出，贫者少出甚至不出。颇有些当代税收累进制的味道。致使今天还有学者盛赞其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公平世道。
如果说帝国之初实行的计丁授田、移民屯垦、奖励生产、兴修水利、轻徭薄赋之类在其他朝代也曾经实行过的话，朱元璋则把自己指导下的乡村建设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时刻，会令人油然想起那遥远世代的梦想，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诗般优美的理想画卷。
作为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肯定相当透彻地了解，对于农民来说，官吏们的欺压鱼肉有多么可怕、多么如狼似虎。如果说在过去的岁月里，农民朱元璋曾经亲身领受过各级官吏的厉害的话，那么如今作为拥有四海的天子，他当然应该更加透彻地知道，只有农村安静，整个国家才会祥和。任何与农民过不去的举动，都可以看作是与他——朱家天子和朱家天下过不去。
可能就是基于此种认识，朱元璋才制定了那个著名的严禁官吏下乡、允许捉拿扰民官吏的政策。
这条世界历史上都很罕见的政策，确曾在当时得到过相当坚决的贯彻执行。
北平布政使司——后来永乐皇帝将帝国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辖地区改为北直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省所属的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曾经率领三四十个农民将一帮县里的贪官污吏擒拿起来，押送到了首都。
事情的起因是，乐亭县的主簿汪铎与县机关各部门负责人一起，设计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找由头，策划一个项目，然后把该项目与全县的发展进步、前途命运、人民幸福与否联系起来，于是，老百姓自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其实，就是巧立名目摊派敛钱的意思。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交纳5匹绢的费用。我们需要知道，在其当时，这5匹绢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按照官方银、绢、粮折价，5匹绢相当于大约6石米。当时，一个正七品知县，相当于今天县委书记的正式收入为每月石米；而正九品县主簿——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其收入则为每月5石米。结果，民怨沸腾之下，便发生了农民将8个县机关负责人捆绑起来押送京师的事件。
走到离县城四十里地的时候，这位县委办公室主任——县主簿汪铎央求赵罕辰：“我从14岁开始寒窗苦读，才有了今天的地位，饶了我这一次，休坏我前程。”（朱元璋《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17）
结果，他没有被饶过，还是被送到京师。朱元璋下令将其砍掉了脑袋。
在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中，朱元璋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常熟县农民陈寿六。
江苏省常熟县的这位农民，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3人，捆绑了“害民甚众”的县吏顾英，到首都告御状。结果，受到皇帝大张旗鼓的支持。朱元璋嘉奖他能干，赏了他钞票20锭，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0多元人民币，3个人各赏两件衣服，免除他“杂泛差役三年”，并通报全国予以嘉奖。
在这篇旷世罕见的奇文中，朱元璋严厉警告说：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族诛”——杀其全家。嗣后，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朱元璋本人有权力审他。
最后，朱元璋发自内心地感叹道：“其陈寿六其不伟哉。”——这陈寿六难道不是很了不起吗！
有一次，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明太祖实录》卷219）
开国之初，各地官员时常奏报祥瑞，礼部请求颁布祥瑞奏报办法。这是典型的中国式马屁。朱元璋相当不以为然，他的反应是：
“你们只谈祥瑞，不及灾异。殊不知灾异尤为重大。今后各地发生灾异，不论大小，地方官都要快马飞奏。”（《明太祖实录》卷45）
朱元璋对于天降灾异相当郑重其事。洪武元年，许多地方发生旱灾，并持续到了次年暮春时节。朱元璋诚惶诚恐，在父母亡灵面前祷告，说：绝不敢忘记父母当年吃草根树皮的苦难，愿与天下百姓共甘苦，率所有妻妾吃半个月草根粗米，以反省上天的谴责与惩罚，并为百姓祈福。（《明太祖实录》卷40）
洪武三年，即公元1370年，天下大旱。朱元璋率所有王子，斋戒沐浴后，身穿素衣草鞋，步行到城外的岳渎坛，在烈日下曝晒三天。当晚，并不回宫，就地卧于草席之上而眠。第二天，再接着晒。届时，皇后率所有妃嫔下厨用野菜糙米制作斋戒之饮食。时值阳历6月的南京。据说，此次皇帝截然不同于海滨度假沙滩上的曝晒，确实感动了上帝，五天后，便下起了一场透雨。（《明太祖实录》卷53）


不一样的思维(6)
关于农民问题，朱元璋典型的谈话方式大体如下：
“昔日，在民间看到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心里常常会产生一种厌世的心情，恨不得能够马上替他们死了。战乱年代，见到这种情形时，也是同样心生恻然。如今，我代天治民，若天下还有流离失所的人，那就不但有悖于自己拯救百姓的愿望，也没有尽到代天的责任。你们务必要体会我的心情，好好安置那些贫苦无告的人，不可使天下还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人。”（《明太祖实录》卷96）
倘若不是了解这位皇帝青少年时代曾经遭遇过的苦难，让人很难相信这位杀人如麻的皇帝还会有这样的情怀。类似或不类似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或许的确是出自真心地在关心、保护着自己心爱的农民，他可能由衷地希望自己治下的农民能够过上安静富足的生活。
为此，他充满理想地精心设计了帝国最基层的乡村生活样式。
一切生活在帝国农村中的人们，都应该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生产劳动，通过男耕女织的诚实劳动，交纳皇粮——完成向帝国财政贡献赋税并获取生活的来源，成为帝国忠实的良民。
那些游手好闲和无事生非者，则必须受到惩罚。
为此，帝国每一个乡村都要建设“旌善亭”与“申明亭”各一座。旌善亭用来表彰上述良民及其令人称道的善行义举，他们的名字和好人好事将被严肃认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激励人心之向善。申明亭则是处理村中纠纷的场所，举凡婚姻、财产、争占、失火、盗窃、骂人、斗殴、钱债、赌博、擅食田园瓜果、六畜践食禾稼、亵渎神明等等，都要在此由年高望重者予以仲裁。审理仲裁中，老人可以酌情使用竹篦荆条等抽打案犯，但不许设置牢狱监禁。白天审问，晚上必须放回，第二天接着再审。那些行为不检者的名字及其坏人坏事，也将被一丝不苟地摹写在亭中，以此警醒后来者不要重蹈覆辙。（《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
每年正月和十月，全国各地之乡村都要举行两次全体村民大会餐，名曰“乡饮”。届时，全体村民必须在进餐之前，聆听年高望重者发表训词报告和宣读朝廷最新颁布的法令文件，所有行为不轨者将在此受到批评教育。其中屡教不改及态度恶劣的人，将被宣布为“顽民”，扭送到县政府去，他甚至包括他的家属，都将被发配或者充军到边远地区。假如被推举出来主持这些工作的年高望重者，没有能够很好地履行上述职责，那么他们也可能受到惩罚，严重者将会被发配或者充军边疆。（《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
皇帝规定，上述惩恶扬善暨乡村自治的过程，均不许政府官员干预。不论惩恶，还是扬善，官员的职责就是如实向皇帝报告。若地方政府官员敢于干预，则乡村主持者有权直接报告皇帝。那时，这个官员将会被一同治罪。这种双轨报告的机制，可能会使帝国各级官员们相对地收敛一些。
皇帝要求，全国每个村庄都要置鼓一面。凡到农忙时节，需指定专门人员于清晨五更时分擂鼓，令人们黎明即起，下田耕作。这个工作，一般由老人负责。其懒惰不下田者，由老人督责。若老人没有尽职，导致懒汉生活困窘，从而铤而走险为非作歹被官府抓到了，则老人有罪，将受惩罚。（正德《大明会典》卷19，“州县二”）
皇帝还要求每个乡村都要选派一位老人，每月六天，于暮霭四合时分，炊烟袅袅之际，在乡村街道上，摇着铜铃，大声朗诵宣讲皇帝亲自制定的六谕：
——要孝敬父母，要尊重尊长，要友爱邻里，要教育好子女，要安居乐业，不要为非作歹！（《教民榜》；《明太祖实录》卷255；董泌阳《碧里杂存》卷下）
为了使农民能够安居乐业，朱元璋对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作了相当细致入微的考虑与安排：
“如今天下太平，老百姓除了按照自己的本分交公粮和当差之外，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麻烦。因此，你们务必要用心打理自己的事情，以做到丰衣足食。每户务必要按照国家号令，依法栽种桑树、枣树、柿子树和棉花。这样，每年养蚕生产的丝绵，可以丰衣；枣、柿子可以卖钱，遇到歉收年景可以当粮食。此事对你们老百姓有好处，乡村里甲老人务必要经常监督检查。若胆敢违背，家迁化外——流放到边疆去。”（正德《大明会典》卷19，“州县二”）
这是朱元璋的一个极其有名诏令的部分内容。
当时，帝国政府作出了详细规定，每家农户必须按照一定数量与比例栽种桑、枣、柿和棉花。其中，枣、柿是如何解决了农民的零花钱问题并在灾年帮助他们渡过饥荒的，我们不得而知。从常识判断，想必还是能够发生作用的。而另外两项——桑与棉，则对我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与其他许多因素缠绵交织后演变而成的，许多内容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之所以产生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可能是出自下列三个原因——
其一，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对变幻莫测的汪洋大海心怀疑虑，基本或完全找不到感觉；
其二，与军事和政治领域不同，此人可能缺少经济上的洞察力与战略眼光，因此只能信守无商不奸之观念，坚持重农抑商的治国理念；


不一样的思维(7)
其三，割据浙江、福建一带的方国珍、陈友定残部逃入大海，并与日本浪人联手出没在东南沿海一线。
因此，朱元璋在宋、元时期极其繁荣的国际贸易上大踏步后退。他多次下达严厉的禁海令，其中，被人们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叫做 “寸板不许下海”。其令人畏惧之处，我们完全可以在上文中动不动就看到的“家迁化外”——全家流放边疆和“族诛”——杀其全家等等之中感受出来。结果，导致曾经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带来高度繁荣、生机、活力与利益的国际贸易急遽萎缩，蜕变成了无论以今天的眼光，还是以当日的眼光，看来看去，怎么看都是高度扯淡的所谓“朝贡”贸易。中国人特别自豪的郑和下西洋，可能就与这种“朝贡”贸易干系甚深。
此后的发展，肯定会令朱元璋于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正如我们曾经谈到过和今后会不断看到的那样，皇家与官府的高度垄断及其“朝贡”贸易，果然在未来的岁月里，有效地培养出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走私贸易。后来真正称得上富可敌国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只不过是这场走私加海盗狂潮到了晚期的受益者而已。而发生在他们父子之前、在大明帝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著名的东南“倭寇”之乱，在某种意义上说，差不多就是——简直就是这种垄断和“朝贡”贸易的直接产物。讨论上述种种事迹，大约需要厚厚几大本博士论文，在此从略。
现在，我们只需知道，当一个本来应该是自然发育成长的东西，被缺少知识的政治权力强行介入之后，会演变得有多么面目全非乃至不可思议。而且，这种东西几乎是必然地要回过头来削弱介入者的力量，进而形成敌对力量，对培育出这个怪胎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本身形成巨大的杀伤力。
知道了这些，九泉之下的朱元璋大约会无论如何也闭不上眼睛。
然而，朱元璋此时大力倡导的种植桑树，却在后世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不论是“朝贡”贸易还是走私贸易，丝绸在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成为广受国外用户欢迎的最大宗华夏物产之一，而行销世界。一百五六十年以后，到大明帝国后半叶，即徐阶、高拱、张居正主政的隆庆年间，帝国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其后，以丝绸、陶瓷为主的中国出口贸易，包括官方、民间、走私贸易在内，一度横扫世界市场，甚至在数年之间，曾经将世界当年白银产量的一半以上吸纳到了中国。（事见《剑桥中国明代史》）其受追捧的程度，有如今日美国之英特尔芯片。朱元璋虽不是始作俑者，确也着实功不可没。
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白银滚滚流入浪潮，才使得后来的大清王朝臣民有能力购买并消费英国东印度公司那满船满船的鸦片，支付那一次次没完没了的战败赔款。以中国自己的白银矿藏及其产量，断无此之能力。
另外一项堪称德政的，则是棉花及其棉制品的大面积推广与使用。
早在南北朝时期，棉花就已经传入我国。但直到宋朝晚期，并没有广泛使用。从当时的资料中判断，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个词——布衣，其实指的是麻布。当时，南方地区过冬，用丝绵袍御寒；北方则主要是用毛皮所制之裘衣。棉布轻暖温柔，优点颇多。但非本土所产，因此罕见使用者。到了宋朝末年，棉布制品可能比羔羊皮、狐狸皮都珍贵。以至于只有横行天下的成吉思汗、忽必烈这个级别的人才穿得上。而且破了以后，还要多次补缀。可见其珍视程度。（《元史》“英宗本纪”）
从《农桑辑要》中我们知道，元代中后期曾经在中西亚地区引进棉花种子试种，感觉不错，开始推广。于是有了广受人们尊敬的老婆婆——黄道婆。
棉花在我国的大面积推广种植得益于朱元璋的大力推动。从而，使棉制品这种王公贵族的奢侈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造福国民的同时，一个没有想到的副产品，则是舒缓了松江府人民的苦难。
松江府治下，在今日上海的松江县。当年松江府管辖的范围为两个县，比今日的县治要大。前面曾经说过，此地过去是张士诚的地盘，朱元璋切齿痛恨张士诚治下人民对张士诚的支持，曾有过“屠其民”的念头，就是想杀光苏州、松江一带的百姓。后来想想不对，勉强放弃了这个想法，但还是有一块块垒，梗在胸口下不去。于是，改为向苏州、松江地区征收高额赋税。
宋朝绍兴年间，松江税粮只有18万石，朱元璋时期一家伙增到了98万石，加上其他杂费，总计达到了120多万石。当时，全国年税粮总计2900多万石，苏州一个府需要交纳的是290万石左右，占全国的10％。松江虽然不到苏州的一半，但号称天下赋税最重之地。原因是苏州府管辖着七个县，松江府只辖两个县，从农田面积上看，松江只有苏州的四分之一。（谈迁《国榷》卷7）
这样重的负担，仅靠土地种粮已经完全无法支撑。于是，心灵手巧的苏州人向丝绸发展，成为全国的丝绸制品中心；聪明能干的松江人则向棉制品进军，以此，“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并进而形成了松江棉制品“衣被天下”的局面。（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
后来，我们在大明帝国军队装备清单上经常能够看到的“胖袄”一款，指的就是那肥大臃肿却温柔舒适的军用棉衣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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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思维(8)
至此，朱元璋为我国乡村建设所倾注的心血，称得上是至矣尽矣。这可能是他虽然大批量杀人、却在当时与后世能够受到广泛赞誉的原因之一。
但是还不行。
作为农民，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皇帝却还远远不够。朱元璋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往前走，终于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叫皇帝的心思。
朱元璋在全国推行了一套极有创意的引凭制度。这套制度将身份证、通行证、许可证、各种执照之类熔于一炉又分别打造，对于各种职业、各种身份的活动方式及其范围作了严格甚至是严厉的规定，其管理可谓细致入微。
——商人有商引，无引以奸盗论处。
——贩盐有盐引，卖茶有茶引，无引以走私论，处死刑。
——百姓外出有路引，凡百里之外，无官府发放之路引者概可擒拿送官，告发、擒拿者有奖，纵容者问罪。
——凡行医卖卜之人，只能在本乡活动，不得远游，否则治罪。
——人民出入作息，必须乡邻互知。有行踪诡秘、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者，皆“迁之化外”——流放到边远地区；藏匿者同罪；对于此类人士，允许四邻、里甲、亲戚诸人拘拿到京重处；若坐视不问，一旦作奸犯科，上述人等全部连坐。
——百姓邻里必须互相“知丁知业”。就是说，凡成年男子，各人从事何种职业，每人现在何处高就、何地发财、何种营生，必须彼此知晓，否则人们可以以奸人——就是坏分子论处报官。
——农民则被要求“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互相知晓”。就是说，农民只允许在一里地范围内活动，早出晚归。何时睡觉，何时起床，必须互相知道。（以上均见《大诰续编》之松江逸民为害第2，再明游食第6，互知丁业第3）
此处透露出的信息，味道很糟，它是如此的乖戾不祥，充满了令人不安的气息！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曾经广受讥讽的诸如“小脚侦缉队”者流的历史渊源。而若从后来实际发生的事实层面判断，“小脚侦缉队”之类，可能是由此导致的诸多丑陋罪恶里，最为轻微的一种。从此以后，太多让人笑不出来的东西，由此演变着，生发着，弥漫在大明帝国及其以后的岁月里。譬如锦衣卫、东厂等特务组织的大规模出现与泛滥，显然与此种思路，同出一炉。
于是，我们知道，事情开始变得不好玩儿了。
这个国家已经和牧歌、田园诗之类不沾边儿了。它根本就使整个国家底部演变成了一个大型集中营，活泼泼的社会变成了弹性甚少、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被分割成无数个独立单元，相互间本来就少的联系，又被强力掺进互相监视的关系因素，于是基本沦为生产与生殖机器。期待着其间还会有多少生机、活力与创造力，是为奢望。
诚如我们所知，上述情形中的一部分在后来一口气持续了六百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方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就这样，朱元璋在大体完成对帝国社会底部形态理想化塑造的同时，也完成了他自己从放61阅读。否则，就有太多的事情，令我们无法解释圆满。
朱元璋的心思细密之处还表现在，当处理胡惟庸并端掉宰相制度时，他很小心地将李善长和一批武将们摘了出来。原因是，李善长虽然与胡惟庸关系亲密，但此时威信尚存，且同情者亦多，因此将他放到了十年之后处置。同时，帝国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也不是打击武将的合适时机。因此，朱元璋用称得上是深情款款的语言，将李善长和深卷其中的几位将军开脱出来。
终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值帝国所有军事行动基本结束不久，将帝国军事将领几乎一网打尽的“蓝玉奸党案”即告爆发。
从史料上看，这位蓝玉虽然百战功高，却远没有徐达之死那么令人同情。原因是，此人的贪横恣肆与朱亮祖大约在五十步与百步之间。有一个我们在电视剧中曾经看到过的细节，决定了此人难逃朱元璋之手：前一年年初，平定四川西部建昌地区叛乱时，朱元璋派蓝玉为领兵主将。出发前，他将蓝玉召到京城面授机宜。当时，蓝玉随身带了几员将军一同觐见。朱元璋要把密令单独授给蓝玉，便令其他人退出。谁知，连说了三遍，几位将军都一动不动。直到蓝玉挥了挥手，这几位将军方才退下。
这年四月二十五日，朱元璋39岁的皇太子朱标突然病死。至此，朱元璋在幼年丧母、中年丧妻之后，又遭受人生第三大不幸，老年丧子。这一年，朱元璋65岁。五个月后，九月十二日，朱元璋立朱标年仅16岁的长子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继承人。可能就在这个时候，朱元璋已经开始筹划对帝国武将们的清洗。他必须为比皇太子还要柔弱的皇太孙,清除掉来自朱家之外一切可能的威胁。
当年底，蓝玉平叛胜利，十二月班师回朝。转年正月初十左右，蓝玉回到南京。二月初八日，早朝即将结束时，突然有人控告蓝玉谋反，大将军、凉国公、太子太傅蓝玉被当场逮捕。一天后，公元1393年即洪武二十六年二月初十，朱元璋就下令将他处死了。到当年五月一日，朱元璋已经将京城各军府、卫所的中高级将领基本牵连进来杀光，并将自己亲自作序的蓝玉《逆臣录》公告天下。就这样，在两个多月时间里，将大约两万多需要干掉的人大体清除完毕。
胡惟庸一案结束后，颁布了一个《昭示奸党录》。谁知不久就有人为李善长公开辨冤，致使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今天已经无法看到。这份《逆臣录》同样可笑，它煞有介事地选录出近千人的口供，并记载着近千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前往蓝玉的公爵府饮酒赴宴、密谋造反的故事。于是，这位曾经百战百胜的大将军，霎时间变成了一个不是弱智、就是脑子进水的阴谋造反者。
第二年，公元1394年，即洪武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朱元璋将一位类似徐达的人物逼死，他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的大将军、颍国公、太子太师傅友德。
从史书的记载上判断，这位傅友德作战勇猛，爱兵如子，深有谋略。据说，他平素沉默寡言，每临战事却常能身先士卒、出奇制胜，是故，其人身上的刀剑伤痕不下百余处。而且，此人在个人品行上也几乎无懈可击，相当自爱。因此，从一个普通的校级军官，一直成长为屈指可数的帝国开国功臣，为朱元璋册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在史家笔下，对他的评价甚高。史书中也记载了许多这个人惊心动魄的作战故事。
他的死，同样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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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事大：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11)
傅友德有四个儿子，公认的仪表堂堂且聪慧过人，傅友德爱如性命。他的长子是朱元璋的女婿，尚寿春公主，为驸马。二儿子过继给了自己的弟弟，三儿子是皇宫卫队军官，最小的儿子则战死在沙场。因此，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即驸马和皇宫卫队军官在他身边。他的小儿子战死时，傅友德悲痛欲绝。从此，对剩下的两个儿子倍加疼爱珍惜。当时，朝野中很多人都知道，大将军傅友德特别怜子。
十一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朱元璋举行盛大宴会。谁都没有想到，大家刚刚坐定，朱元璋突然提出的话题是，傅友德担任宴会警卫的儿子简慢无礼。傅友德连忙站起来，打算赔罪。不料，朱元璋也立即站起，喝问道：“你站起来干什么？哪个让你站起来？”傅友德赶紧埋首坐下，不敢吭声。朱元璋下令说：“去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傅友德遵命向外走去。他刚刚走到门口，朱元璋的贴身卫士便赶来传旨：“带二人的首级来见！”随即，递给傅友德一把宝剑。
傅友德提着两个儿子的人头返回时，没有下跪，也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站在朱元璋面前。朱元璋呵斥道：“你怎么这样残忍？莫非是怨恨我吗？”傅友德大吼：“你不就是想要我们父子的人头吗？你不就是想要我遂你的心愿吗？”说完，横剑自刎而死。此时，距离蓝玉案爆发，过了一年多一点时间。
朱元璋当即暴怒不已，下令：除他自己的外孙之外，将傅友德全家查抄、流放到云南去。云南全省，正是傅友德带领大军收归大明帝国版图的。此时，朱元璋的女儿寿春公主已经去世。（事见吕景琳著《洪武皇帝大传》第10章，“将帅之死”）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为了朱家的天下，朱元璋并不在乎把任何人推进火坑与地狱。并且，到蓝玉案之后，他已经索性不再费心为自己寻找借口了。
公元1395年，即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又是春节过后不久，冯胜被逼自杀。
对此，不必过多浪费笔墨了。我们只要知道，这位冯胜和傅友德一样，是朱元璋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之一，而且是帝国建立之后第一批册封的六大公爵之一，就可以知道此人的战功与地位了。
可能是战争年代留下的后遗症。马放南山后，这位本来是读书人出身的大将军、宋国公、太子太师却静不下来。他在书房里坐不住，不再能读得下去书，偏偏喜欢骑骏马在旷野奔腾驰骋。他在打谷场的地底下埋了许多个大腹小口的瓦瓮，然后，陶醉在那轱辘压上去时，所发出的类似铁马金鼓的“咚咚”声中。由此，在和自家的一个亲戚发生口角后，被该亲戚向朱元璋控告为私埋兵器。遂在朱元璋逼迫下自杀。距离傅友德自杀只过了两个月零几天。（《罪惟录》“冯胜传”）
到朱元璋死前，他所封的全部九个公爵，除病死者外，只有一个信国公汤和，得以善终。原因是，此人第一个交出兵权，且久患中风，除了不停地淌口水，已经连一句完整话都说不清楚了。
他所封的全部54个侯爵，在朱元璋死前，只有人们普遍认为最平庸、最没有威胁的两个还活在世上。
在上述一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朱元璋在解决我国农民问题、士绅阶级即豪门富户问题、官吏问题、文臣武将问题和宰相制度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全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极端。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不断看到——
朱元璋针对读书人所制定的、与以往具有极大差别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将“经义取士”推向极端，使我国知识分子终至形成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式的心态与面目，直到公元1906年科举制度废除。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皇帝的威权推向极端，并在未来的岁月里，逐渐演化出了我国的内阁——司礼监制度。从而，酿成了我国历史上最为僵硬且风险极大的政治制度，和最为严重的宦官弄权现象。
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在把军队与农民和农业生产相结合后，则将军队与国防建设推到了极端。
朱元璋所建立的锦衣卫，开大规模公开使用秘密警察之先河，将我国古代的特务制度推向了极端。
细细品味起来，这些极端的做法与制度建设，充满了高度的理想化色彩。从中，完全可以看出朱元璋意图建立一个完美的朱家天下的真实努力。天下臣民和世间所有一切，都必须服从这个理想。
朱元璋，至矣尽矣。
该做的，不该做的，朱元璋算是全部做尽做绝了。
从此，他所做的这一切，与他所订立的祖宗家法——《皇明祖训》一道，成为帝国传统，有如遗传基因，深植其子孙的每一个细胞，并宿命般地笼罩在大明帝国的上空。它们扭搅在一起，伴随着朱元璋很少考虑到的人性因素，在时间与空间中长久地膨胀，发酵，扭曲，演变。最后，在许多方面，走到了与朱元璋的初衷完全相反的方向。帝国从上到下，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刚性的板状结构。致使这个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国家，就像一个被关闭了发动机又无人有权启动的庞然大物，静静地卧在世界的东方。生活在其中的人民，则仿佛在精神上被裹挟或绑架一般，大体丧失了思维与创造的能力。
在此期间，文艺复兴照亮了欧洲中世纪黑沉沉的夜空，一架功能强大的发动机轰然起动，逐渐加速。世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世界了。


千秋事大：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12)
从此，帝国的政治挟带着生活在这个帝国里的人民，一步步走向那灰恶的深渊，昔日的光荣变成了真正的梦想，滋养着日益猥琐的头脑与心灵。



大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全文阅读 作者：李亚平 《大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大明王朝纪事：帝国政界往事全文阅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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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全文阅读 作者：徐磊 《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全文阅读页面。
天可汗时代：大唐帝国政界往事 作者：徐磊


前言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唐太宗李世民
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论述过做学问的三层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以此来对应太宗“三个镜子”的理论，竟可如此契合：对镜整衣如同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以古为镜，则需要积累一定的历史知识，苦读之下，自然会憔悴，自然会衣带渐宽；以人为镜，它山之石可攻玉，吾日三省吾身，避开心的闹市，耐得住灯火阑珊处的清冷，才可得修身之道。当然，也只是歪解罢了……
不过，唐朝的发展似也可如此歪解一把：
秦汉风云，魏晋扰攘，俱成为烟云飞逝，数百年的纷乱过后，公元七世纪初，北风凋了江南玉树，天下归一，以后的统一走向总算定了。只愿前方是一个太平盛世。可怜秦隋短寿，汉唐长久。衣带缢死君王，憔悴岂独伊人，悔不悔，雷塘半亩，消不得，白骨荒原。数百十场战，几万千人死，生民肝脑，豪雄洒血，待得别家王气阑珊尽，活下来的人小心抬眼一瞥，已是一番新朝气象。
新朝气象，慢言贞观，闲话则天，何况还有一个说不尽的李隆基，就是向来不为人看重的肃宗、代宗，也都潇洒走一回。
这一切，皆来自于唐的开明、开放，来自于它的自信、自强，来自于它海纳百川的胸怀、壁立千仞的气魄。它不惮敞开自己的大门，而愿意接受四面八方的来者，它用自己真实的雄浑，征服了它的一个个对手。
当突厥颉利可汗被俘的捷报传来，四夷君长纷纷请求太宗成为他们的“天可汗”，太宗慨然接受。此后，唐朝的皇帝们一代代也都被这样尊称。“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这不是虚名，这是号令四夷君长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这个时代属于天可汗，这是个“天可汗时代”。
它独步于历史的天空，没有哪个中原王朝像唐一样，从建国之初就具备了征讨四方的实力。刚从战争中走出不久，几乎一下子迈上了发展的道路。熬过了连续三年的天灾，只有十来岁年纪的唐，居然一战而灭掉了###厥。就这样，一个梦幻般的时代不可抗拒地来了。沙漠中那迎西风而啸的白马，怀想的可是逝去的高昌古国？如霜的月光映照着三座受降城，记载了唐那一次的胜利……
虽然经过了安史之乱的大转折，纵然“天可汗”们的表现欠佳，但唐依然保持着帝国的余威。有这样一个事实：后来建立辽国的契丹和建立西夏的党项，终唐二百八十九年都没有立国。可见即使是被人挟持只剩下虚名的唐朝末代皇帝，仍然有一定的威力，如此说来，并没有枉称“天可汗”。
这个天可汗时代，无论盛大，抑或纷乱，无论欢欣，抑或悲哀，无不展现着它独特的魅力。它有灿烂辉煌的文明，雄视八方的豪情。江山代有才人出，文人们唱着高亢嘹亮的歌；漠漠水田飞白鹭，如此的诗情画意点缀着盛世的太平。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
大唐留给我们太多的记忆。法门寺的千年地宫埋藏着世界仅存的佛指舍利，莫高窟中刚柔并济的飞天述说着他们的神话，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再现着武则天雍容的美丽，唐三彩简单明快的颜色跳跃着唐人的活泼乐观，还有昭陵前的六骏、乾陵下的天马、芙蓉园、华清池、大雁塔、佛光寺……即便是到现在只存有遗址的大明宫，它的复原图也足以令我们惊讶赞叹。它金碧辉煌、无比华丽，不难令人想像出它当年伫立在世界级大都市长安城中的风姿，回首再望面积只相当于大明宫三分之一的明清故宫紫禁城，不免生出些许感慨。
胡适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此话固然有偏激之处，却也不得不承认它的道理。毫无根据的编造犹如给历史上了一层浓艳的妆，无论初看细看都毫无美感，反而令人低头叹息；过于学术的著作固然庄重认真，但严肃的素面朝天却又让人不敢亲近。淡然雅致的装点，无疑更能让人清新爽悦的欣赏。笔者希望用笔墨呐喊出心灵的感慨，为这段历史摄下别样的风采。若有不足之处，请多指教，但愿这本书，不会令您失望。
徐磊
2005年9月1日


目录
乱世群雄（上）
乱世群雄（下）
痛并快乐着
——李渊
独步历史的天空
——李世民
难兄难弟
——李建成和李元吉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
唐代的绝代双“娇”
——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
郁闷三人组
——李治、李显与李旦
从郡王到皇帝
——李隆基
乱后的曙光
——肃代两朝纪实
外篇
诗的王朝
——唐代诗歌之我见
笑倚清风立秋水
——诗人王维
盛世歌者谪仙人
悲苦诗圣话杜甫
歪批唐朝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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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群雄（上）(1)
在开始正式写初唐人物之前，还是先说说几块唐朝的垫脚石。
【李密】
有一种说法是唐朝并非是从隋炀帝手中夺得天下，而是在平定群贼之后才定于一尊的。李唐确实没有和隋炀帝正式交手，主要是隋炀帝在江都根本就不想回来，倒省了攻打长安的李渊父子不少麻烦。不过，李渊在一年之内由太原到长安称帝，除了他的两个儿子、众将士以及像李三娘这样的巾帼英雄之外，还有一个功臣是李渊未曾赏过的，即李密。
隋文帝杨坚像
李密参加了杨玄感的起义，失败后辗转去过几个地方，最后在瓦岗落脚。李密在瓦岗军中表现出了他的志向及才能——志向上，自承盗贼的翟让不如他的平天下之志；才能上，瓦岗当时更擅长打劫，原因嘛，主要是有能力不知该怎么使，因此李密的加入，确实使瓦岗的层次及目标提高了一个台阶。但在评书中，李密的到来似乎有股不祥之气，却把瓦岗的黄金时代交给了一个混世魔王——只可惜，那个草包的程咬金现实中根本没做过瓦岗的头领，而且根本不草包。
当时真正的头领翟让认为李密比他强，因此极有尧舜风度地将头把交椅让了出来。只是李密果于杀伐的一面他却不知道。自从让位后，翟让基本上干的就是诱敌这样的事情了，有人为他打抱不平，这些话就传到了李密耳中，慢慢地，李密相信了，决定有所行动。李密采取的手段是非常常见的设宴，但翟让根本不疑心会出事，结果就被杀掉了。李密这样做既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也为后面的树倒猢狲散埋下了伏笔。笔者怀疑之所以后人对李密印象不好，把他说成一个无义之人也是由此而来。不过李密也不算冤枉，他的所为的确不义，正是所谓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
当时瓦岗盛极一时，而李密离天子之位也仅一步之遥，但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王世充来，把李密打了个大败。其实这么说也不全对，半路里杀出来的本来是宇文化及，是他非要和李密争洛阳，于是洛阳城内越王杨侗采用了元文都的建议招安李密，共同对付宇文化及。可是王世充却反对，毕竟洛阳方面在和李密的战斗中死了不少人，联合李密又得不到士兵的认可，其结果可想而知。
经过一场内变，王世充掌握了洛阳的大权，与李密又成为敌人，那么李密只好又包围洛阳城。可是没想到屡战屡败的王世充最后竟然打败了李密。北邙之败还引发了很多旧瓦岗的将士改投王世充，于是忽喇喇大厦将倾，眼看大势已去，李密拔剑欲自刎，就在眼前的王伯当自然不能不管。走投无路之下，一行人一起跟着李密投奔了唐朝。
李密投唐大概是因为上面提到的他的那个功劳。什么功劳呢？李密之所以大败，是因为他不该啃洛阳这块硬骨头，而把肥肉拱手送给李渊。此事说来话长，李渊将出兵时，李密曾给他写了一封信，虽以兄相称，但语气却很是有些傲慢，甚至是有些以盟主自居了。但李渊对这个倒不在乎，他是官场上的老手，这种事经历得多了。眼下最实际的是能够夺得长安，至于他李密，如果能为我挡住洛阳，就算万事大吉了……因此李渊的回信甚是恭敬，大弟大弟地这么称呼。没想到，几句牙疼咒一般的奉承话，竟把李密捧得飘飘然起来，使得本来就想攻打洛阳而且也有些不得不打洛阳的他，真的乖乖打洛阳去也。等他清醒之时，李渊已在长安的皇椅上乐摇摇了。可以说李渊这一次把李密耍得够戗。
李密或许真的把李渊的“大弟”信以为真了，要么就是嫌被李渊耍得不够，在绝境中放下“盟主”身份去投奔李渊，以为能够捞个什么王当一当。不过，李渊“弟”的称呼虽没变，但他给这个“弟”的官爵却是与这个称呼十分不匹配的，只是光禄卿而已，其实就是管皇宫中膳食的官。而且除了李渊，其他大臣对李密及其部下非常倨傲，甚至还有索贿的，他们这样做说是李渊的纵容一点也不为过。另外，李渊又以李世民打败薛仁果为由要李密去迎接他，其实就是想让李密看看唐兵的威武士气，在心理上给予震撼。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一个阴谋服务的，那就是想有意逼反李密。李密果然被激怒了，可惜后人不批评李渊的残苛阴险，反为他封李密为光禄卿开脱，说什么怕人心不服等等，又怪罪李密杀妻无义，是个反复的小人。其实李密不走也不行，不走的话早晚也会被李渊以别的方式干掉。只是李密的“背叛”，让李渊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杀他，就是瓦岗旧将也说不出来什么。最后，李密死在了唐将盛彦师的手中，时年三十七岁。
有人曾说过，如果手中掌握着瓦岗军的李密与李世民所部交战，那一定会很好看。也许吧，只可惜这场虚无的大战是永远无法上演的。
【薛氏父子】
薛氏父子，即薛举和薛仁果，号称西秦。关于薛仁果的名字，新旧唐书是写作“仁杲”的，而陕西礼泉的昭陵石刻等处则写为仁果。这支父子兵和李氏父子的目标一样，也是要进兵长安。结果，他们晚了一步，只好加紧围攻扶风。有一句话叫“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关中一地不容二虎，所以薛氏父子是李氏父子最大的威胁，反过来，李氏父子也是薛氏父子最大的进攻目标。
既然两家都互相视为仇敌，那自然是打仗没商量了。唐与西秦之间的战争是三部曲，有点像“三局两胜”，前两场各有胜负，第三场则是一战而定成败。第一场是薛仁果大战李世民，结果被打得大败。这场仗把薛举打得有点怕了，甚至问起部下“有没有投降的天子”。不过马上他们时来运转，第二次大仗就赢回来了。这一次薛举亲自出马，唐朝方面仍是李世民为主帅。这次打仗出了点儿事，就是李世民忽然病了，结果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按书中的说法便是擅自出兵，然后搞得大败而归。这个不听号令的说法，可能还有待商榷，但两个事实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李世民的确病倒了，二是唐军的确大败，而且败得非常惨：死者十之有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都被俘虏。于是郝瑗劝薛举说：“今唐兵新破，关中骚动，宜乘胜直取长安。”然而薛举却在此时病死了，被迫出局。如果他能够坚持打到长安的话，那么也许李渊就得亲自出马了。薛举死后，薛仁果继承了王位，于是第三次大战又开始了。这一次唐朝主帅仍为李世民，而这一次他采取的方法是后来他常用的坚壁不出，后发制人。消耗了六十天，终于把薛仁果的粮食耗尽了，因此李世民命人在浅水原引诱薛仁果，然后兵分两路进攻。西秦将领宗罗睺大败，只好逃跑。最后在折墌城，薛仁果看到大势已去，便开城投降了。


乱世群雄（上）(2)
战后，李世民按例做了一番分析，然后便是处理降兵降将之类的事了。李渊的意思是，因为薛仁果的人当初杀了很多唐朝将士，因此要把他们全部杀掉。这时站出来劝阻的人是李密，他认为正因为薛仁果杀了这么多人所以才会灭亡，“怀服之民，不可不抚”。可见李密其实还是很想在唐朝好好做事的，奈何李渊之城府非李密所能料——由此可见，李密也真是有点没头脑，李渊会对那些敌将起杀心，也同样会对他起杀心。不过李渊这次倒真听了他的意见，放过了其他人，但谋首，也就是薛仁果仍然被斩首。
于是薛氏父子就这样被灭了。
【李轨】
关中一带，除了李渊、薛举之外，还有一个李轨。李轨的称王，也是根据谶语，被人推举上来的——由此可见隋末“李氏将兴”的传言的确是存在的。
0
李渊攻打薛举之前，联络李轨——《通鉴》上写的是“共图秦陇”，想来多半也是许了个牙疼咒——约好给他一些好处，而李渊又祭起亲善的法宝，称李轨为“从弟”（堂弟）。这样的买卖李轨当然愿意做，于是派弟弟李懋到长安入贡。李渊授他大将军的封号，而且拜李轨为凉州总管，而且封为凉王。这样的待遇可是比李密那个光禄卿好了很多倍。李轨倒是想接受，怎奈有个曹珍反对去帝号，因此不接受唐的封赏，而回信中又弄了个不伦不类的自称“皇从弟大凉皇帝臣轨”，实在是很可笑，不过李渊却是气得来不及笑了，只好决定武力解决这个不识抬举的“皇从弟”。
杀鸡焉用宰61阅读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李渊也不能免俗，出“狱”后——关于这个“狱”，被捕的李渊究竟在没在牢房里呆实在值得商榷，《大唐创业起居注》中这样写道：“初，使以夜至太原，温彦将宿于城西门楼上，首先见之。喜其灵速，报兄彦弘，驰以启帝。帝时方卧，闻而惊起，……退谓秦王……”感觉不怎么像在牢里，倒很像在自家府上逍遥——李渊说了两句话：“此后余年，实为天假”、“吾闻惟神也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此使之行，可谓神也。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两句话都是真心话，不过第一句没什么，当时的感慨而已，谁遇到这种事都会这么说；而第二句则是只有至亲至信的人才能听到的，因为这已经是明白地说他终究要起兵造反了。其实李氏父子间经常咬耳朵，《起居注》里经常会有“谓（秦）王曰”的字样，待等全家聚齐了，又是“谓太子、秦王曰”，往往这些话都是洗去冠冕堂皇露了真实想法的重要的话，从这时就体现了李渊有任人唯亲的倾向。但这也不能全怪李渊，看惯了这么多手下反叛上司的情景，李渊不想重蹈覆辙。再者历史上其实很多人也都如此，李渊之后当然很多这样的，李渊之前也不在少数。但凡有条件让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起做事的人，大都会这么办，至于那些看似唯贤的君主，其实很多都有些无奈，因为他们在做大事的时候，自己孩子的年龄还小，派不上用场。既然如此，就不得不用外人了。比如刘邦，如果他的儿子年纪再大点，我才不信他会把兵权那么甘心交给韩信，顶多让他当个副手。任人唯亲的坏处不言自明，“亲”只凭着与主君的关系就能轻易掌握大权，但往往他们都不具备那样的才华，所以外人自然会生气。李渊真应该谢天谢地，主要还是谢他自己和他夫人，他们的孩子完全担当得起重任，没有让李渊的“任人唯亲”成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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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李渊(2)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之上行军打仗，李渊的沉稳表现出来是更趋于保守，年轻的李世民则是积极进取。这与他们的年龄有关，李世民后来征高丽时也是求稳。虽然正常的求稳也没有坏处，但过了头有时不免误事。李渊虽然有点保守，但不失统帅风度，一路上还算平安。到了长安之后，李渊的求稳用于政治之上则非常的高明。虽然司马昭之心已然路人皆知，可李渊就是能那么耐得住气。别说，李渊父子和司马父子还真是有点像——李渊的老谋深算像司马懿，而最后得到天下的人则是三人中年纪最小的那个。
隋炀帝杨广像
当隋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李渊高高兴兴地哭了一场——为炀帝发丧时，大家一齐高兴大哭的场面一定很有趣。哭完了，李渊就开始考虑登基的问题了。裴寂这位老伙计当然知道该怎么办，于是长安上演了一出禅让大戏。李渊堂而皇之地当上了大唐的开国皇帝，真是悠哉悠哉。境况相反的是李密，前面提到过，当初李渊一番谦词让李密乖乖地“帮”自己对付洛阳，而将长安拱手相让。李密攻洛阳是有失策之处，但也不是不能成功，一旦他占据了洛阳，还真不好对付。但失策就是失策，最后李密死在了李渊的阴谋中。
除去战争，李渊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当然战争方面并不由他亲自出面解决，倒像是个顾问。但是总的局面李渊其实是很关心的，每次大的决定都是由他来做的），比如游猎，可谓优哉游哉。读《资治通鉴》，经常看到李渊到处游幸，“高兴”时还会跑到战场去看看（战场不一定是前线），真是一个爱玩的皇帝。另外，从武德元年至武德五年，李渊孩子的人数由原来的十来个左右一下子翻了几番。建成常年居住在长安还好点，像出征在外的李世民回家之后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妹妹一下子又多了许多。说李渊有点不务正业也不怎么冤枉他。但是虽然孩子多了这么多，而皇后却一直没有再立。李渊对其夫人窦氏也的确很深情，对她生的几个儿女更是刻意照顾。建成三兄弟还有平阳公主所受的待遇都是皇室中别人无法比拟的。
唐初嘛，首要的还是打仗。说到对于对手薛举父子的战争，第三场也就是唐朝正式开国的第一场大战，居然是一场大败，难免有点不吉利，差点关中都不保。李渊心中必定十分焦急气愤，但气没撒在李世民身上，却把刘文静、殷开山免职了。这也是李渊不罚或轻罚亲信重罚外人的开端，日后对元吉、裴寂似痛非痛似痒非痒的小惩小戒更是把这个特点发扬光大。而李渊曾经的仇家，则是在刀刃上过活，比如李靖就是这样。
和薛举同时而稍晚被消灭的李轨，本来是向唐王朝求和的，但由于不去帝号，招致灭亡。我们也只有为李轨无奈，就算他真去帝号而归唐，下场也不过如此。归唐的杜伏威又如何呢？他主动请求入朝避免了李渊下诏要他进京伴驾，可是最后也免不了一死。反正实力不如唐的话，那么除了一拼到底，就是坐以待毙。反与不反，都是一样的。
对付王世充时，唐军一度陷入困境——当然比起困在城中的郑军不知要好多少了。可持久战不是谁都受得了的，唐军里也有人有撤退的倾向，这都是正常的，能有几个人像李世民那样坚持下来？不然李世民的评价也不会是“忍酷”了。出于担心，李渊也曾让李世民撤军，但没有公开下诏，而是密敕。看来李渊撤军的主意也不是很坚决，打这么一次仗不容易，怎能轻易就撤？李世民则大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之势，写了一道表，又打发封德彝去做说客，说得老爹回心转意。后来李世民一举拿下王世充、窦建德，李渊打心眼里高兴。这场大仗过后，唐朝基本平定了天下，大局已定，而李渊对世民的褒奖更是空前——居然想出“天策上将”这么个名堂。另一方面，王世充、窦建德落到了李渊手里，自然都别想活。李渊非要置敌人于死地，与他有着五十年压抑的官场生活和政治经验有关，而李世民则一直生活在灿烂的阳光中，不曾有人背叛过他（这时是没有，封伦之叛是后来才知道的），当然和他爹不一样了。古今杀降最多者，李渊算其一。刘邦够狠吧，但没杀子婴，李渊这里是一个不留，统统杀掉，说有点残忍都不为过。——要是李渊有决心把这用在自己的家事上，结果又会如何呢？
天下平定之时，也是李氏自家争端的开始。李渊其实是个慈父，他给儿子们的权力都是很大的，管理又很松，如果不是发生兄弟之争，李渊可能也不会想要结束这种做法。自古以来，藩王更多的是到封地去，“出阁”一词即来于此（这个词我最初是看《红楼梦》里说姑娘出嫁，后来读唐史看到是说诸王就封，感觉有点别扭）。而唐初李渊诸子（主要是长大的两个嫡子，建成是太子当然不能出去了）则都留在了京城。不但如此，还可自由出入上台、东宫，带什么东西也不管，如此宽松的条件真是少有。还有，平阳公主死后李渊硬是打破女子不得有鼓吹的惯例，给公主举行了一次盛大的送葬仪式。其实人都有这种倾向：我受过的罪，决不让我的孩子再受。李渊早年丧父，史曰：幼失怙恃，算是精准地描述了。在以男子为一家之主的封建社会，没有父亲的小孩子是很可怜的，李渊大约也尝尽苦头，所以会有“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过好”的想法。而事实上，他不只是对他们“好”，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如前所言，即是一例。李渊还准许秦、齐二王铸钱，每人各二炉。汉代邓通曾有过自己铸钱的荣宠，他是宠臣；别人很少能这样，即使是皇子也不行。有功大赏、有罪不罚，还有这些特殊待遇，如果老老实实地做亲王，也是件不错的事情。此外唐初亲王手中都有兵，只是护卫就有“左右六护军”、“左右亲事”等多种花样——天下未定这还好说，可是天下平定了，又是在都城长安，谁还敢对皇帝的儿子不利，难道是怕儿子被绑架？还有，他们可以随便出入上台、东宫，甚至身带刀剑都没事——那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可是死罪啊。权力、身份、地位，只要李渊能给儿子的，他都给了。然而这些溺爱的后果就是为争端开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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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李渊(3)
李渊处在几个儿子当中进退两难。如果再退一步的话，难道还嫌不够乱，任其乱下去一发不可收拾吗？而要再进一步，自己出面强行结束这场争斗，不是不可以，也不是不可能，可是，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彻底站在一方而毫不留情地向另一方下手——他舍不得。世民，那是他一直喜爱的儿子。李世民九岁时得了场大病，应该是很严重的，以至于李渊亲自到寺中祈求平安，事后的一篇《草堂寺为子祈疾疏》虽写得简朴但读来很真切，不饰雕琢更显情深：“郑州刺史李渊，为男（男是儿子的意思）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碑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男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再加上四岁起名这些事，可见李世民一直是跟在李渊身边的，太原之行更是他独自跟在父亲左右——晋阳起兵建成、元吉当然不可能参加，首义之功无从谈起，他们没有李世民的先决条件嘛。很多人都相信李渊一直是很喜欢次子的，从现有这些记载来看，没有问题，很多其他作品中也是这样描述的，只有传统的一些小说里才会把世民写得处处被动。最让人受不了的就是“宫门带”事件，可说是登峰造极了。可不同版本程度也不同，最糟的是《说唐》，把李渊、李世民叫来看一看，估计他们都得气得发昏。那么李世民受父亲偏爱，要李渊下决心处置他真是得花费好一番功夫。而李建成，这位大唐帝国首任名正言顺的太子（长子的身份，在世民还没有建立足以压过他的功劳前，已经足够成为太子了），这些年来一直在这个位子上，也没有什么过失。无过更不可轻易废立太子，历朝历代的教训还不够多吗？李渊不想冒险。因此，在两人之中要做出选择很难，只要有一线希望，李渊不想失去任何一个儿子。在处理家事上，当然不能像对反王那样，李渊的办法一直是极力缓和矛盾。这样做了几年，毫无效果，而事态却是愈演愈烈。此时李渊一定也很郁闷，无论干什么，甚至就连去仁智宫避暑都会出事。被诸多烦恼困扰的他一定想起了当初全家团圆和睦的日子……
武德九年，气氛相当紧张，这时大家都争得不可开交，已是沸沸扬扬的一锅粥了。事态告诉李渊他不能再以慈父的身份解决事情，而必须拿出君主的作风来，因此直至最后李渊才稍下狠心。即使这样李渊也还曾想过让李世民到洛阳去。这个办法明显对唐朝是不利的，很可能会制造分裂，大概是李渊被气昏了头脑，觉得只要能缓解一下，也比再争下去强。这是他最后的好办法了，却行不通。六月太白星白昼划过天空，李渊把傅奕的奏表交给李世民，暗示世民要他自尽。但假如李世民听话自杀了，李渊也会非常地悲痛。事实上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李世民才没有那么傻，就凭李渊没有公开下诏就知道事情还有救。李渊答应他让他们三兄弟次日集聚，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出意外，李渊第二天的办法当然不会是改立太子。从建成、元吉安心进宫“自问消息”来看，他们在父皇处理这件事上是有把握的，而相反李世民第二天则不得不发动政变。李渊次日到底想怎么办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的是，是对世民不利。不利到何种程度，削爵？罢官？免职？贬谪？还是杀？……感觉是要剥夺他所拥有的权力，但不一定会杀他，从李渊召见的人——萧瑀、陈叔达、宇文士及，虽然不一定是秦王党，但都是有偏向世民的倾向。由此能看出来李渊的指导方向是并不想杀世民的。比如当年李渊决意杀刘文静时，就派了刘的死对头裴寂参与审理。而他让这几个偏向秦王的人来参加，当是预备着要他们为世民求情。如果真是彻底的对世民不利，那么有裴寂、封伦这几个中间或偏太子的人就够了（封伦的真实面目，李世民不知道，但李渊一定知道）。###，本该是李世民政治生命的结束日，却因玄武门之变而彻底翻转。
玄武门之变中的悍将尉迟恭
听说建成、元吉被杀的李渊第一感觉会怎样？惊讶，愤怒，痛苦，难过，悲伤……李渊的心情真是复杂极了。他的第一句话是转向裴寂说的：“该怎么办？”揣测一下，这时靠得住的也就是这个自己人了，别的人都已向李世民的铁腕屈服，而且他们素来都不曾得罪过世民，在这个关头上更犯不着得罪未来的执政者。莫非李渊这时曾起心要惩办李世民吗？在突然听说此事时，心里一下子涌上来的气愤极有可能使李渊冲动。李渊不是个软弱废物，要是那么软弱，李世民事先也就不值得苦恼良久了——当时他思考的更多应当是对付李渊的问题。可是这时裴寂没有说话，而别人则争先恐后的劝李渊赶快交权。裴寂当然知道眼前的情势了，为自己着想，最好也和大家一样说。这时他并没有支持李世民，不过要向相反方向劝李渊惩治世民更是没胆量这么干，而且那样也不明智。休说他，就是李渊这下子都难保了。连裴寂都不支持自己，别人更是墙头草一样倒向另一方。李渊情知大势已去，自己真成了孤家寡人，再闹也闹不出个所以然来，加上一开始的冲动已经缓和，对当前形势业已认清，还有丧子悲痛袭上心头，以及对自己未来命运的隐忧……面对着满身血污、已经不在乎再多杀几个人，而且很可能是领了李世民的旨意逼宫不成就斩草除根的尉迟恭，李渊也只能退让了。


痛并快乐着·李渊(4)
下面就是令人“感动”的父子相拥大泣的场面。总觉得李渊此时应该对李世民是又怕又恨又痛惜。我看过一个比较好的版本里这样写的：李渊当时的反应是惊呆了，口中嗫嚅着李世民的小名，半天才缓过神来。回到宫中悲痛交加，想到：“诛兄杀弟，二郎你好狠啊！……”描写虽然简单，但是却很到位，当时的李渊除了这么想，还能想什么呢。觉得这才像李渊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至于他“投杼”的那番言语，隐约有向李世民道歉的意思，这个则是有些无奈，父子之情到此还能剩下多少实难揣测。如果玄武门之变发生之时他知道的话，还可以阻止或缓解，然而此时他明知十个孙儿要被杀却无能为力，只得眼睁睁地看他们被绑赴刑场。“二子十孙同日丧命”，六十多岁的李渊泪流滂沱，同时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本身也必须为此付出点什么了，这一天无疑是他一生中最悲凉的一天。
权力，对，他要交出的就是权力，发生了这样的事不就是为了它吗？于私于公这都不失为明智之举，于私不必说了，于公，让年轻有为的李世民早些主政无疑对大唐是有利的。因此不久之后，皇帝名号名存实亡的李渊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做了唐朝第一个太上皇。他也许不知道，他身后的唐朝还会有若干个太上皇……
李渊后来在贞观三年又迁居大安宫——就是当年他下令给李世民建造的宏义宫。要是当初知道这里会成为自己的养老之所，李渊当时真应该让人好好建这座宫。不必再为什么而发生冲突的父子渐渐地缓和了关系。在李渊生命最后的九年中，李世民也算尽了孝道，对老父亲还是很照顾的。有人考证说从几件事可看出来李世民对李渊时而也会暴露不满，比如他在故汉未央宫说：“昔汉高祖亦从太上皇置酒此宫，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就是暗讽李渊和汉太上皇是一样没有眼光。这讽刺是够狠，把父亲说成是刘太公，还要说自己不会像刘邦那样妄自尊大，真是一句冷冰冰的话。然而此事通鉴与新旧唐书记载是不同的。《新唐书》高祖太宗传里都不曾提到；《旧唐书》中有前面“之所以有这些成就都是父亲您所教”这些话，而且很具体；通鉴里则是前面说着好好的，话锋一转，转到了那句话。若说《旧唐书》尚有为唐朝尊者讳的限制，成书于宋的《新唐书》完全可以不管这些，通鉴所据何来也值得研究。粗看了一下《唐国史补》、《大唐新语》等几本重要的唐野史，好像也无相关内容。单纯就凭这点就说李世民对李渊说话多刻薄也不太全面，何况据《旧唐书》前面还有那么多夸老爹的话呢。另外一件事就是李世民贬裴寂时说武德时期朝纲紊乱的一席话，的确是有过分之处，但也是事实啊，不见得有指责李渊的成分在内，很多皇帝不都说过前任皇帝时出什么事的情况吗，这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李世民把责任全推给裴寂而不提自己与兄弟争权引起的影响，对裴寂也不甚公平。当然，李世民对李渊有不满可能是真的。他曾经说过“武德九年太上皇有改立太子之心而不定也”，这句话里就有不满的情绪。有一本书就分析过，这话的重点在后四个字上。《贞观政要》里没有后四个字，虽然念起来意思还是一样，语气却有所不同了，就变成了一句叙事的话而没有了感晴色彩。原因大概是政要不能记李世民不好的地方，所以编者把后四个字去掉了。这一说比较可信。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夏季避暑九成宫而滞留李渊在长安一事。连续几年都是这样，马周也曾上表提过，李世民都没听。直到李渊病了，李世民才请李渊去。有人说这是李世民在李渊病时有意为难，这个就未免太过了，我倒觉得是李世民见老爹病了，心生惭愧，才请李渊去的。然而李渊的回答也是大出意料。他居然提起隋文帝，“隋文帝就是死在那里”，难道是担心李世民会像杨广那样弑父吗？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父子间本已和睦起来，又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可能李渊也是气话。这句话的分量也很重，相信李世民听见父亲这么说当时也要一愣，没想到自己的父亲竟是这种态度，于是十月决定为李渊修大明宫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可惜的是，大明宫没修成，李渊就去世了。于是难免又有人怀疑：大明宫究竟是不是给李渊修的呢？别不是打着这个幌子吧……唉，真是纳闷，怎么就有人有这么多的疑心呢？非得证明出来李渊晚年是多么悲惨才甘心吗？总体说来，李渊的晚年过得还算平安，至于他晚年心境的悲凉，那却是不可避免的……
从李渊的作为看，他绝对是一代政治家，他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老练沉稳以及他的一些手腕，都是当时和他争天下的很多人所不及的。他也很有才智，虽然唐初还在战争时期，而且地盘也不断地逐渐扩大，要运转好也并非易事，李渊东游西玩的居然把它调理得还不错。还有，唐朝的皇帝好像很多都很有才艺。生在唐代，诗就不必说了，其他的如李世民在书法上、李隆基在音乐上都比较有造诣，李治、李昂等等，也都有艺术细胞。这与高祖不能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遗传嘛。高祖、太宗都有能画名，而且李渊会弹琵琶，还当众弹过呢（李世民则是当众跳舞，这也应算在艺术领域之内，李国文先生《唐朝的天空》里写过这点，不过重点不在艺术），弹得不好敢当众“卖弄”吗？可惜的是，李渊本可光芒照人，但更加耀眼的则是他的儿子李世民。有子若此，李渊不知是该高兴，还是叹息……最合适的说法就是：痛并快乐着。


痛并快乐着·李渊(5)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1)
李世民，是李渊次子。李渊长子是十年之前所生，相隔十年方又得子，相信他一定为这个孩子的出生而兴奋良久。
唐太宗李世民朝服像
古时了不起的人物出生时几乎都有异相，李世民当然也是如此。唐书里写的是“二龙戏于门外”——其实就是有两条蛇从他家门前爬过。可是李世民出生时是隆冬时节，这两条蛇不去睡觉，却来给他家道喜，实在是好兴致。还有一次，李世民征讨刘武周的时候，外出探听情报，不小心在树下睡着了。这对敌人来说，即使守株待兔都找不着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里想到又有一条精神极好的蛇，从李世民身边一个卫兵的脸上爬过，警告他们该起床了。自然李世民逃脱了被抓的厄运，不然他真要是这么被抓着的话，实在令人为之扼腕。两次都遇到不去冬眠的蛇，看来李世民当真与蛇有缘，简直有点让人怀疑他是不是蛇爷爷……古时候，蛇是龙的原形，龙是蛇的神性显示。现代贵州一带还存在的一种“贵州古傩”（我没看过）戏中，李世民的面具上有十三条龙，是龙最多的。小说里还常写到李世民是真龙天子。不过这些只能作为谈资，至少我是不大敢相信的。
十六岁雁门解围，通鉴、新旧唐书上当然都要这么写。但据说当时李世民所投的云定兴军的情况是只能自保……
随后李世民随李渊到了太原。从小时候开始他基本上一直是跟着李渊各处奔走，这次全家当中李渊就只带了他一个去赴任，而把李建成、李元吉等人全都留了下来。推测他这样做是因为隋炀帝喜怒无常，尽快地赴任以免夜长梦多，当然就不能把全家都带上。但一个人去的话又太孤单，所以带一个儿子在身边有个依靠。而带谁去则说明了他的偏爱——他的确是偏爱李世民的。在路上，李渊悄悄地对儿子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这样的言行可不像是教育儿子要忠于朝廷，相反，这句话表达了李渊那若有若无的反意。
李氏家族是有野心的家族，乱世出英雄，这样的家族此时当然不会没有动静。看一个漫画中杨广说过一句话：“李渊这家伙生了一窝反贼。”不错，李世民就是那窝反贼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到处招兵买马，然后又劝李渊赶紧起兵。结果某一天出现这样一个情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站在桌边，手中握笔，满脸“怒气”；一个十八岁左右的少年立于一旁，稚气尚未脱尽，脸上兴许还有些许委屈……“你这样说大逆不道，我把你拿去交给朝廷。”“你要拿就拿吧，我不会辞死的。”自然很难想像李渊真会这么做，也许李世民还真有些有恃无恐。
后来李渊因打突厥不利，隋炀帝千里之外派使者来将他下狱。李渊大概后悔极了，要李世民赶快回河东找李建成起兵，李世民则流着泪说：“芒砀山泽，是处容人。请同汉祖，以观时变。”也就是劝李渊去做“贼”，真是有点可爱的天真，刘邦当年的做法当其时还能不能行得通，似乎欠考虑。其实我觉得太原起兵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浓的孩子气的，很有点像由德语转到英语的一个词：Naive。一场虚惊过后，得到释放的李渊则加紧了行动。最终在晋阳宫兵变中成功地干掉了王威、高君雅，然后正式宣布起义。
那么晋阳起兵谁是主谋呢？起兵之事，李渊一定想到了，李世民也想到了。问题是究竟是李渊教导李世民，还是李世民劝李渊。如果说是前者，则李渊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指示要他去做什么。如果说是后者，则李渊并非完全没有想法。可以说他平时的一些言行无疑是播了野心的种子，那么他自己又怎会没有野心？有人说李世民是猜测着李渊的心思而后行动。其实李世民对于父亲想造反根本不必猜测，因为李渊经常把这个意思单独说给他听。李渊曾和宇文士及明确谈过起兵，这种事都能和外人说，自己的儿子又怎会毫不知情。只是李渊说的大都是理论，而要理论联系实际，也就是落实到行动中，就要靠李世民出面了，因为李渊有种种不便不宜直接由他去做。父子二人配合得非常好，一个纵观大局宏观调控，一个紧抓细节积极运作，终于成功地起义了。然而这时有一件事，引起了后来的文人苏轼的注意：他看到李世民当时一味劝父亲起兵，却从未说过他的兄弟们该怎么办，觉得奇怪，猜测是他根本没想过他们，或许是故意的，想借刀杀人，免去日后之争。东坡先生的这个想法多半还是有点由结果推原因了，实际上当时只怕多半是顾不上这个的，而且也并没有完全不管啊，信还是发了的，不然李建成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呢？
从太原到长安，一路上比较顺利，就是中途打宋老生时有点麻烦，当时连日阴雨而且粮草也快用完了，害得李渊差点想回去。《起居注》和新旧唐书上关于这里的记载有些差异，《新唐书》上是李世民哭谏了一番之后，李渊让他去追回已撤退的左军，结果“失道入山谷，弃其马，步而及其兵”，着实辛苦；《起居注》则是李渊说了一番什么“宋老生乳臭未干（由此可见宋老生也比较年轻，只是李渊自己的孩子就不是乳臭未干了吗？），屈突通胆子太小”之类的话后便出兵了。有人曾以新旧唐书上写得栩栩如生而推出造假的可能性不大，的确是这样，毕竟编一个故事要比描述一件事难得多了。而且，写《起居注》的时候，温大雅更多的应该是凭自己看到的事情来写，如果是李渊父子之间的话，如果他们不说，他也是不知道的。可李渊他们也没有那么多功夫跟温大雅说当初我们都做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比如李渊那次说要把李世民拿送朝廷的话，温大雅就没记。李世民大概也不会去和温大雅说这些事情，所以在《起居注》中就只能看到也许是已追回左军之后李渊对外的表现了。


独步历史的天空——李世民(2)
后来兵分两路，按理应该让稍长的儿子自带一军，但李渊似乎更相信李世民的能力，倒是李建成要由自己来带。可以想见，李世民一直在李渊身边，平日里耳提面命，其能力如何自然清楚，而李建成则是平日在家里守家，又能守出什么本事来？李世民那边一路上招降纳叛，就是这时遇到了他姐姐平阳公主的人马。现代的人总是能从平常的记载里看出什么东西（尽管我也有点这样），我就看到一篇文章里说李世民是用阴谋吞并了他姐姐的部队……这个不符合逻辑，因为平阳公主和李世民当时都带的是他们父亲的人马，而且平阳公主也不存在什么野心要自成一派掌握兵权，所以此时合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疑问。
李渊建国后，史书上记了这么一笔，说有人劝李渊立世民为太子，李渊也这样问过李世民，结果遭到李世民的拒绝。好像很多人都对此质疑，说如果有人这样建议，为何不大书特书云云。以我的猜测，首倡此议的人，会不会就是刘文静呢？他是首当其冲被李渊干掉的。也许当时的情况是，他首先这样提议，然后有些人随声附和。但随声附和到底只是附和而已，而且又是大家一块说的，有“法不责众”之说，因此李渊也不会真把附和的人都记清楚或确认为是李世民的人。很多人都是从太原过来的，对李世民更拥戴一些很正常，何况李渊当时应该是有心立世民，所以对此也不会过多在意。而日后想起此事时别的大概都记不清了，但是对那个带头的人却印象格外的深刻，所以刘文静后来的被杀也就不难理解了，他就是杀一儆百的那个被李渊记得最牢的“一”。当时的新生王朝尚未有太子，没有太子时立一个比有太子时废一个再另立简单得多。看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难兄难弟——李建成和李元吉(2)
那么，兄弟之争究竟谁是始作俑者呢？李渊？李建成？还是李元吉？抑或李世民？……只怕都是，也只怕都不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平日的点点滴滴终于汇成了一条积怨的河，不但让父子兄弟四人困于水中痛苦挣扎，也使得当时的政局为之窒息。不可否认，李渊是偏爱着世民，而世民功劳又大，于是李渊给了世民很丰厚的奖赏，这并没有错。然而，错就错在这封赏背后的寓意。但这寓意是谁赋与的呢？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世民从中看到了希望，建成从中看到了危机，元吉品尝到了妒嫉，大臣们被搞得疑惑，李渊被搞得烦恼，我们则看到了纷争的源头。于是，各自又有着各自的行动，世民开宏文馆，不避讳地露着自己的锋芒，建成忧虑着着手“反击”，元吉从中挑拨着，大臣们则纷纷选择自己的立场，生怕站错了队，而这些行动又使李渊愠怒着，无奈着……
说到元吉的立场，倒也有不同的说法，虽然现在“元吉计划与建成联手击败世民后，自己打败建成而得皇位”的说法依然是主流，但伴随着建成无能说的翻案，聪明的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难度：若是真能击败秦王，则说明强大的秦王集团尚且不敌太子，以元吉的实力更是难望其项背。不过，这种看法无疑建立在建成有实力有才干的基础之上，如果不承认这个基础，那其他的就无从谈起。因此，元吉的立场问题与建成的才能问题有极大的关联，后者对前者的影响甚大。一般来讲，符合逻辑的想法是：建成无能，元吉欲取而代之——传统的看法便是如此。建成很有才干，而且名分已定，地位实难动摇，元吉帮他只是为将来好过，未必是要取代他——这个，就有翻案的味道了。当然，还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新看法，就是：建成依然很有实力很有才干，而元吉也依然要取而代之，原因就是，元吉并没有我们这么聪明。问题的终极关键并不是上面提出的那个，而是元吉本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个，真是不好说，谁不想做皇帝呢？而人又不是都有自知之明。那么说，当真新的看法更合道理了？可是什么事都有个万一，而且元吉真的没有自知之明吗？好像也不是哦，大家别忘了太原是怎么丢的——当然了，元吉的临阵退逃很无能，可是，这不正说明他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保住太原吗？因此他没有“犯傻”，而是“聪明”地选择了逃离。这对唐朝来讲失去太原是一个损失，但对元吉个人而言，绝对是得大于失，不然，他很可能就成了李唐建国时牺牲的最高级别人物了，到时只怕李渊比丢了太原还更难过。武德七年对付突厥时也有一次，李世民要李元吉和他一起出战，但元吉没有去，也是因为害怕。这说明，很危险的事情元吉不会轻易去做，而且自己究竟能不能对付得了对手，他心中也自有谱，像对付太子那样的大事，他不会疏于考虑。至于联手建成对付世民，则是狐假虎威了，正如很多人的看法那样，建成当时有着绝对优势，很多人都认定他会胜出，因此元吉觉得帮他把握更大一些。至于说他有时表现得比建成还要着急，其实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从前和世民也并无大的过节，但自从他帮着建成开始，他和二哥的关系就已经无法再恢复从前那样了，世民对自己一定会忌恨——就算不忌恨，他也不会不想到——世民有着这样的才华，真可谓栋梁之才，哪个君王不想用这样的人呢？万一以后建成、世民两兄弟“和好”，世民以其才干必定位在元吉之上，而建成又未必会像现在这样倚重信任自己，那么，他的日子就很难过了。而杀了世民之后呢，建成就算不信任他，他的头上也没有一个冤家压着他了。
元吉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当然并不光彩，很多时候他也充当着挑拨离间的小人，但这更多似乎是出自忌恨，若说他有恁般恁般过深的心计，好像也高看他了。倒是建成，声色不动地反击，又声色不动地看着元吉进攻世民——争夺到了白热化的时候，彼此之间也顾不上什么亲情了，相信此时建成就是再仁厚也起了杀害世民之心，但是去和李渊明说的却是元吉。李渊当然没有同意，他的沉默也未必就是默许，他很可能是觉得元吉这个想法太过分，加以制止之后元吉非但没有听话，反而说得更多，对付这种情况的办法最好就是沉默。李渊也许此时才看到三兄弟之间已到了“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地步，他对于主动提出杀其兄的儿子肯定感到无比的惊讶、无奈、痛心，但是这件事则元吉出面，无论如何建成是脱身在外了。还有世民中毒一事，历来认为可能并未发生。我觉得建成下毒的可能性的确很低，试想，这次宴会是在东宫，那么很可能提议宴会的就是建成本人，这是他自己的地盘，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那么提倡此事并且身为东道主的建成很难把话说清楚，正常情况下应该不会是他。如果真是他下毒的话，那么说明他对后果——无论毒死毒不死，后果都极为严重——已经想得很清楚，他不惧怕这样做父皇会有什么惩处，这说明他连父皇的权威都不必在乎，只能解释为他已做好推翻父皇的准备。可是实际情况是出事后这些都没有发生。不过，这并不代表世民就是假装的，也不能说明这件事就是编出来的，谁会轻易用性命作赌注，更何况李世民这样“将为天子，愿自惜”的贵人更不会轻易冒这个险。像喝毒药这种事是很没有把握的，不像现在电视里演的那样弄个解药就万事大吉了，一旦真有个三长两短哭都来不及。不过我们或者李渊也算上，都忽略了一个人，就是元吉。很大的可能就是元吉在建成不知道的情况下下了毒欲害世民。很多时候建成自己不多说不多做，而自有元吉去说去做，有这么好的弟弟帮忙，何乐而不为？


难兄难弟——李建成和李元吉(3)
最后兄弟二人玄武门前同时罹难。元吉活得稍长些，其实他满有机会逃脱的——当然逃得了逃不了另说，但至少是有个机会，哪怕只是些曙光，也比建成的一箭而死强。当时世民落马，元吉若是乘此机会拼命快逃也许还好，但当时他的选择则是下来要杀李世民，时间一耽误，他连这最后的机会都失去了。大概也是命中注定吧。
他们死后，自然就是大屠杀了。建成、元吉的儿子们纷纷被绑缚法场砍头，李渊也是爱莫能助、爱莫能救。建成、元吉二人魂如有灵，一定很难过，很气愤。不过这也不能怪世民。因为，如果失败的换成是他，那么建成、元吉这两位伯父、叔父，对他的孩子们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历史没有如果，可是让我们“如果”一下：如果让建成、元吉取得胜利，会怎么样？
首先，李世民死定了，然后秦王府忽喇喇大厦倾覆，该杀的杀，该贬的贬，总之，我不觉得李建成会像李世民那样心胸宽大，何况还有个李元吉在旁呢？然后，公布功臣名单，第一位仍可能会是裴寂，不过这次裴寂可以安心地做这个第一名了。然后，依然是老臣们的倒台，陈叔达、萧瑀、宇文士及等人的下场堪忧。若干年后，封德彝曾经阴附世民的行为同样会使建成心惊，恼怒下封伦大人的好谥号还是得改……这些都不提了，说说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建成不是也很有才吗？但他缺少世民那样的动力，因为他的皇位得来的正大得多，他不必怕后世史书说他杀弟，因为那是那个野心家自己找死；他不必担心后人说他逼父，因为他也没逼，很大的可能就是在杀掉世民至少九年以后，七十岁甚至更老迈的李渊把皇位传给了五十左右没几年享受皇帝生活的李建成——五十多岁在唐朝是个危险数字，很多皇帝都是五十左右驾崩的。因此建成可能再也玩不起废立太子之类的游戏了，而且还得盯住儿子们的四皇叔。这时的建成已老了很多，若说当初还尚无必夺皇位之心的元吉这时能够很安分吗？这就未必了，因为元吉也在成长，而且如果他们成功之后元吉必定拥有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威名。那时兄弟猜忌之事肯定会发生。所有这些琐事掺和在一起，建成就是有比世民还高一等的才华，只怕也不会弄出比世民更好的政绩。这样，本来应该是贞观盛世的时候，也就只能是有了一个朝代正常情况下初期的模样，而失去了唐朝从一开国就进入强盛的特殊光彩。
对外嘛，强大的突厥就算是自己要走向灭亡，建成执政下的唐朝都未必会这么干脆地解决它。不能不说，在对外方面上，世民胜出得太多太多，从武德七年那次事件就能看出来，即使是为了抑制世民的兵权，也不该以国家利益为代价，无论从哪方面看，建成支持迁都都是个错误。如果不能顺利解决突厥，那么就更不用说什么薛延陀、高昌的灭亡，还有诸多小国的归附，天可汗的名称只怕至今不会有人想得出来。不过也有一点好，就是不会有征高丽的失败了……还有，若干年后武则天会不会依然进宫呢？这一方面看武士劐的“运气”，另一方面，还得看建成的皇后如何——史书中好像从来没有涉及到他的妻子，倒是元吉的夫人后来还记了一笔。这位原李家的大少奶奶只字未提，绝不是她家世的原因，那是为什么呢？难道史家有难言之隐？还是忘了？这个，老天知道得更清楚吧。不过一切都是猜测，既然没有发生过，什么都是虚言。
李建成、李元吉兄弟，往往一提起的时候，都是建成、元吉连着写、连着叫，而且还真的很顺口。在武德年间的宫廷争斗中，他们“患难与共”，在传统的说法当中，他们两人又是“狼狈为奸”，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了。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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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上）(1)
这个题目似乎起得大了，单说宰相，唐朝就有三百之多，就是初唐的宰相，要是细说的话，没有个几万字也是下不来的，更何况还包括宰相之外的人？因此只能挑一些重点人物说一说。
【裴寂】
裴家先说裴寂，此人几乎成了公认的###的人。像很多小说、电视里，甚至很多比较正式一点的史论中都这样认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一本书上说裴寂“表面上看是个老好人，实际上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不过也有人认为裴寂事实上并非如上所说的对李建成那么铁，当然更不会起到压制李世民的作用了。其实裴寂倾向于李建成还是明显的。这也难怪。武德二年的刘文静事件，裴寂已经和李世民闹翻了脸，挽回基本上已经是不可能了。但我也不同意把所有事情都推到裴寂身上去。像武德后几年，李渊有很多次对着裴寂报怨说李世民不再是过去他那个儿子了，裴寂是如何反应的，史书未记。既然未记，说明后来并没有引发太大的事，因此裴寂此时最有可能的是劝李渊息事宁人。
个人感觉裴寂本人应该并不想介入兄弟之争太深。裴寂绝非一个只会在李渊面前搬弄事非的废物，他应该很清楚这里面的厉害关系。不错，裴寂打仗是很差，那是他欠缺军事才能，但不一定代表他在为官上也很白痴。否则的话怎么可能和李渊交往这么久而一直没危险？——能和皇帝交往很深的臣子危险也是很大的，而李渊直至退位对裴寂都是十分好，一来要说李渊对这个朋友的确很够意思，二来也说明裴寂在为官上还是很有一套的。如果说裴寂只是起到一个跟班的作用的话，那么封德彝在揣测迎合圣意方面的本领要高出裴寂很多了，但李渊对裴寂的信任超过了众人，这就不单纯是揣测圣意这么简单了。而且要看一个人，就要看他交往的朋友如何，像李渊就算结交不慎，也不至于跟个白痴交往过密。
裴寂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对于隋朝的太子之争应该有很深的印象：凡是参与了杨氏兄弟争夺之战的，下场都不好。这眼前的教训李渊没忘，裴寂也不会忘，现下自己处在这种境地，有多危险裴寂不会不知道，如果再在这个问题上走错了一步，那么日后就更难说。但裴寂又是躲不开的，因为他和李渊友情太深了，李渊很多话都要对他说。像报怨自己孩子这样的事，一般谁都不会和一个不怎么亲近的人说。既然躲也躲不了，那么他的个人好恶对李渊的影响不可避免，虽然他未必全是有意如此。裴寂主观上应该不想和李世民为难。父子关系和朋友关系哪个更近，任谁都能看清楚。无论得罪哪一位皇子都不划算，有句话叫“疏不间亲”。像裴寂和刘文静闹翻，未必是针对李世民。
但是到了后期，裴寂的倾向性就有些明显了。玄武门之变，尉迟敬德逼宫之时，李渊第一反应是问裴寂怎么办，在那种情况下裴寂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将会如何发展，但他并没有顺水推舟地说一番秦王如何如何好的话，当时他什么都没说。可见他心中是绝不支持李世民这么做的，但是明说出来，无疑是自取死路，他也不敢。我觉得裴寂介入太子之争，被迫成分更多一些，而且也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倾向于太子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他也肯定得罪过李世民，但要说他是压制李世民的幕后主使，只怕他还当不起。
李世民当政后第三年为刘文静平反，同时罢黜裴寂，可见他对裴寂的恨主要来自于刘文静那件事。以后李世民又想起裴寂的“好处”——裴寂的才能主要还是用在他自己身上，对国家的贡献倒的确是有限，说李世民是因为想起裴寂当年的功劳而让他回京，有点匪夷所思，这或许是李渊的意思吧。能让裴寂再次入京，一方面说明李世民的确宽大，另一方面，如果裴寂真像某些书里所写的那样，这第二次征召是不大可能会有的，即使李世民同意，当年秦王府的人也未必会同意。不过裴寂最终没有再次回到长安，在路上就去世了。
【刘文静】
提起裴寂，就不得不提一下刘文静。和裴寂的定式一样，刘文静基本上被认定是李世民的人。这个倒没有什么异议。因此裴寂常被描写成坏人，而刘文静则是好人一个。
其实刘文静绝不是那么好的人。他自认为功劳大过裴寂，但职位却比他低，于是愤愤不平。按说这本是正常的，任谁也不会甘心，但“每廷议多相违戾，寂有所是，文静必非之”，可见不管对错，只要是裴寂所说，刘文静都要反驳，这样的态度就很恶劣了。就因为此事，他甚至恨裴寂恨到要他死的地步，心胸可谓狭窄。这就很过分了，且不提什么国家大事，刘文静这样做是很让裴寂下不来台的，不管怎么说这都有不对之处，何况，他这样做，于李渊面子上也不好看，因为造成功与职不相符的就是李渊，刘文静实际上是在报怨李渊赏罚不当，何况裴寂还是李渊的亲信，刘文静报怨他本身就有点不给李渊面子。有句话不是叫“打狗还得看主人”吗？虽然把裴寂比作狗也有点滑稽，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李世民和裴寂虽然关系不好，但李世民对裴寂表面上仍是很尊重的，一方面自是顾着父皇，另一方面，也说明李世民待人处世要温和许多，而且也有教养得多。一个“每”字说明刘文静驳裴寂不是一次两次，而是经常，想必李渊和裴寂都隐忍了很久。杀刘文静之时李渊和裴寂的快感大概和若干年后李世民贬萧瑀的心情一样（消灭西秦是在武德元年末，那时刘文静就应该复职了，而杀刘文静则是在武德二年八月，李渊和裴寂至少是忍了八个月）。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2)
然而刘文静依然不知趣地我行我素，这可以说他性情急躁。但是，刘文静倚功自恃的情态也相当明显。他今日可以恃晋阳之功而对李渊如此，他日未必不会这样对李世民，而且裴寂他尚不看在眼里，像房玄龄等人他更是可以不放在眼里。裴寂怎么说都比房玄龄资格老吧。
李渊不大喜欢李世民和刘文静交往，其一或许是有不希望藩王与朝臣交往的原因——但李世民与朝臣交往又不限于刘文静一个人，都不见李渊如何反对，而且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还是很爱护的，应当不至于此。其二，李渊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霜，而李世民虽然看人的眼光比较独到，但毕竟年轻，还是李渊更老辣一些。他觉得刘文静此人不宜深交，因而反对，也有不希望刘文静把儿子教“坏”了的意思在。我觉得李渊还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刘文静的确心术不正，起兵时他的很多谋划都反应出来他“不拘小节”，或者可以说有些不择手段。李世民的野心的确可说是他教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文静倒真是李世民的“启蒙老师”。李世民于唐建国之初可以辞让太子之位（这件事我认为并非为假，理由在前面已经提过），可见当时的李世民还是比较单纯的。当然像他这样的人物早晚都不会安于一介藩王，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说刘文静启发了李世民，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刘文静当时不得意，既然在李渊手下不得重用，那么他想到可以让李世民成为大唐皇帝，从而自己就可以凭着这个功劳飞黄腾达。当时李世民刚消灭薛仁果，可以说他潜伏着的那颗雄心此时也开始发芽，因而二人十分投机。刘文静的脾气上来之后基本上口不择言，再加上怨望深重，很可能说了一些让李渊敏感的话，因而给自己惹了祸。但李世民并不认为刘文静不好，他又不会有李渊和裴寂的那种感受，再加上刘文静这次的确有点冤，所以反对杀他。
有时在想，如果刘文静当时没死，那么日后李世民和他会很融洽吗？不尽然呐。像萧瑀，脾气就和刘文静有相似之处，而李世民讨厌的正是萧瑀的脾气。那为什么李世民隔了许多年还要给刘文静平反呢？这个自然有当时他二人交情的确很深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面子问题。李世民当年为刘文静求情，结果李渊依然杀了他，这于秦王面子上是有些折损的，很令李世民尴尬了一阵。而裴寂在这件事上则因为他无奈的不明智，使得李世民把气全集中到了他的头上。
总之，刘文静此人是很有才华，起码比裴寂是强了许多，但他的为人却不一定那么好，只是由于他死得早，所以他的缺点来不及全部暴露出来。
【萧瑀】
上面提到了萧瑀，不错，萧瑀的脾气是很别扭，不但李世民不喜欢，就是和同僚之间，也是常有冲突。看贞观二十年李世民贬谪萧瑀时下的手诏，其中提到“朕隐忍至今，瑀全无悛改……”这口气可是憋了有二十年啊，这次实在是忍不住了。李世民的特点中有一点就是“忍”，然而，面对萧瑀大人，李世民也有忍不住的时候，可见萧瑀脾气的威力啊。其实要不是萧瑀此次太过荒唐，何至于引火上身？本来李世民是问张亮“既事佛何不出家”，张亮不答，萧瑀却“自请出家”——就算是想为佛家争口气也不是这么个争法。萧瑀大概以为李世民不会同意，但在李世民的字典当中没有什么“不可能”。想来李世民正为每天必须受着萧瑀脾气的折磨而痛苦，这次萧瑀说要出家，于人于己都是个解脱，真是太好不过了，索性就答应了。萧瑀一下子黔驴技穷，没办法，过了一会儿只好又说他不能出家。其实这于萧大人面子上也不是很好看啊，不知他说完这话之后周围有没有人笑。我想李世民多半猜到了萧瑀不会出家，知道他刚才这么说只不过是一时冲动，所以才会同意，也是有意让萧瑀出个丑——这纯属个人猜测，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如果真是这样，那李世民也真够“坏”的了。
其实早年李世民对萧瑀十分地尊重，“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这句现在人们还常用的诗句就是送给萧瑀的。由诗意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萧瑀的性格脾气早就知道，但萧瑀可以说帮过他很大的忙，李世民当时应该想到了以后面对他要忍耐的事情。后来如果不是顾着当年这份恩情，也许萧瑀遭贬会提早几年。
萧瑀对李世民的确可以说是帮了大忙的，主要是在太子之争中，萧瑀是倒向李世民一边的。虽然其他的人捆到一起也抵不过一个裴寂，但是多个友军总比多个敌人强，而且作为朝中重臣，萧瑀的话还是有其作用的。但萧瑀自始至终说了些什么，我们却查不出来，不知是有意抹杀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但无疑在李世民眼中，萧瑀是自己人。玄武门之变，李渊一时无计，裴寂也不应话，此时萧瑀和陈叔达一起出来说要李渊把权力下放给李世民。看起来这件事简单，但实际上效果却是很大的，如果当时没人出来这么说，说不定会闹成僵局。
萧瑀的为人的确还是很正直的，只是太过分明，“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多少也和他出身高贵有关。李世民也曾经提醒过他要他改一改，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萧瑀至死都还是那个脾气。萧瑀列传中说“骨鲠儒术”，骨鲠二字，可谓十分传神。


初唐大臣众生相（上）(3)
【陈叔达】
如果说萧瑀在武德时期的争斗中帮了李世民的忙，那么陈叔达更可以说是有恩于李世民了。
武德九年，李渊相信建成、元吉的谮言，要加罪于李世民。在这紧要关头，陈叔达劝住了李渊，说李世民“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意思不难懂，就是说李世民性情刚烈，如果加以挫抑的话，只怕忧愤过度会生出大病来（这是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李世民会忧愤成疾而最后导致死亡），陛下即使后悔也是找不着后悔药了。可以说，这番谏言很有学问，他抓住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李渊不是真的想致李世民于死地的心理，因此立时见效，比说些其他的话都有用得多，可谓一针见血。
想来，当时建成、元吉所告之事一定很严重，使李渊气到这个地步，但是究竟是什么事情，史书未记，也不便猜测了。只是当时离事变时间较近，又是在张亮事件和东宫毒酒事件之后，会不会与此有关呢？李渊当时“将罪世民”，从陈叔达的话中可以看出来，绝不是批评两句就能完事的，所谓“挫抑”，很可能是废掉其王位，最轻也是剥夺权力，散去府属。
奇怪的是怎么只有陈叔达一个人劝谏李渊，其他人呢？玄武门之变时，李渊身边有裴寂、萧瑀、封德彝、陈叔达、裴矩等人一起商量解决兄弟之争的事，可以推想一下，武德九年这件事在场的人中，至少还应该有个萧瑀站出来说话。但是没有。要么是因为李渊太过生气吓住了众人，要么就是在场的只有陈叔达。其实陈叔达虽然位居侍中，但与李渊关系似乎并非很密，武德时期关于他的记载比萧瑀等人少了很多，甚至还不如封德彝。道理上按说这么大一件事，实在不该少了裴寂等人。不过，那些人的倾向性这时都比较明显了，所以李渊才会找陈叔达这么个相对“中立”的人商量。
现在一般都把陈叔达归到了秦王党中，而实际上除了武德九年这件事外，以前还真找不出有力证据说陈叔达倾向于李世民，他是连随军出征都没有过的。后来李世民答谢他时，陈叔达说是为了社稷，这话我觉得有一半倒是真的，陈叔达未必真是秦王一党，只是皇上突然间说要惩办当朝秦王，任谁也得吃一惊，我觉得即使是裴寂，也未必会真会赞成——想想吧，李渊气头上说要惩治李世民，然后裴寂大声叫好的情形会是什么样，消气之后李渊一定又得生气，生那个给他火上浇油的人的气。所以无论是谁，怎么都得劝两句。而后来陈叔达与萧瑀在尉迟敬德面前共同劝李渊，倒有些政治投机的味道了。裴矩也是类似于此，他素来倾向性不明显，何以此时也摆出向着李世民的姿态呢？是因为大势已定。还有，如果李渊此时强硬到底，敬德接下来的任务未必不是杀掉李渊，这样一来，在场众人谁都不保。
尽管如此，陈叔达还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无论如何都比封德彝明确。正因为有这两件事，因此可以将陈叔达归到秦王党中。后来李世民当了皇帝，对陈叔达还是很感恩的，“贞观初，加授光禄大夫”，不过，“寻坐与萧瑀对御忿争免官”。对御忿争，的确有损朝廷脸面，但朝上打架的事也不少见，何以一下子就到免官这么严重的地步呢？看一看忿争的人，一个萧瑀，一个陈叔达，都是玄武门事发之后劝李渊让位的人。他们此时会不会是因为争功而吵起来呢？李世民一向不喜欢别人说破自己不想说出来的事（如杜正伦说破李世民要他监察李承乾之事，李世民得知大怒，然后把杜正伦贬为穀州刺史），这次陈、萧二人居然当众吵起来，自然是十分不悦，因此惩罚得这么重也就可以理解了。
不过陈叔达的情况比萧瑀好了很多，一是他本身性格脾气不至于那么别扭，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知进退。后来陈叔达“散秩归第”，和萧瑀的一直为官比起来，陈叔达和李世民的关系毕竟还是不如萧瑀，也可以说明除了武德九年的一些事外，陈叔达的确是比较中立的，不像萧瑀一直都是比较倾向李世民的。
【宇文士及】
小的时候总把宇文士及和宇文化及搞混，当时实在是粗心，但这两个名字有四分之三的字是一样的，也难怪我会搞混。
宇文士及是宇文化及的弟弟。宇文化及为人不怎么样，宇文士及比宇文化及强了一些，但有些地方还是不足。他还和哥哥在一起的时候，就“潜遣家僮间道诣长安申赤心，又因使密贡金环”，也就是偷偷地向李渊示好。宇文化及有这样一个弟弟也是个悲哀，其情形，就好像楚汉时的项伯。宇文士及也许早就看出来自己的哥哥不可能成功，他唯一替他哥哥着想的一次，就是劝他哥哥一起去长安。但是如果化及答应了，那么他就没命了，凡是投到李渊那里的反王，没有一个能活下来。宇文士及此举无异于拿着哥哥的人头去给李渊做见面礼。也许他当时并不知道，但这个理由能不能站住脚呢？要知道，隋炀帝是宇文化及所杀，而李渊听到炀帝噩耗之后，可是大哭了一通的啊，然后又郑重其事地发丧。尽管是做做样子，但这无疑表明李渊当时就和宇文化及划清了界线。李渊能够迅速稳定长安人心，就在于他能尊隋，可以想像，如果宇文化及真来到长安，李渊连脑筋都不用费就可以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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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上）(4)
其实宇文士及也并不是很忠于隋朝，从他和李渊商议谋反就可以看出来，而且这个时间要早于李渊身边的其他人。只是，既然宇文士及赞同反隋，为什么不和自己的哥哥商量，而是和一个外人商量呢？一般来说，谋反的事情都是找关系越亲密的人越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而宇文化及谋反的时候，也没有找这个弟弟商量。看样子兄弟二人像是互有戒心，但他们又确实没有什么嫌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兄弟二人如此呢？这只怕要说到宇文士及的妻子南阳公主了。正因为弟弟是隋朝的驸马，所以化及谋反的时候不敢通知士及，怕有万一，但他确实是多虑了。从后来南阳公主决绝的态度来看，出事之时宇文士及对他的妻子并没有起到保护作用，后来夫妇两人分离，重遇之时士及要求重为夫妇。这个“重”字，说明当时士及是抛弃了南阳公主的。可见宇文士及是“墙头草，随风倒”一样的人。
归唐以后，宇文士及在秦王麾下。曾看过一篇论文《宇文士及割肉及其他》，说的是李世民和宇文士及的关系问题，那篇文章看法倒也独到，认为李渊安排宇文士及在秦王府，实际上是要他看着李世民。而李世民对宇文士及其实是很讨厌的。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同，但有些地方值得思考。比如李渊这样安排的目的，上述的理由，或许有之吧，但更多的可能是李渊想有个稍微年长一点、自己信得过的人来辅助李世民。李世民身边人虽多，但真正是李渊安排的并且很得重用的人却没有。本来温大雅兄弟倒是好人选，不过相对于李世民，李元吉更需要人来辅助。至于文章中提到武德七年元吉送劣马给世民，世民驯服之后对士及说的话，是有意通过他传达给李渊，这个就不敢赞同了。李世民当时未必会想那么多，而且那样的话让李渊知道总归不好，何况又不是李渊想要害他，传给李渊能有什么作用呢？而且李渊知道这句话是通过建成和元吉等人，而并非是宇文士及。李世民后来对宇文士及大概是有些讨厌，比如说他是奸佞之人，这大概是因为宇文士及本身那种性格和李世民所喜欢的性格不同。但是从很多事情来看，世民对士及还是很不错的。文章认为玄武门事变后宇文士及之所以能够依旧在新太子手下受重用，是因为李渊起到了作用——李渊当时连自己的十个孙儿都保不住，又何以影响世民让他安排重任给自己的眼线呢？总之，我还是倾向于宇文士及是李世民的人。
还有，宇文士及的妹妹宇文昭仪可以说在后宫中也有一定地位，李世民在后宫中不是很得力，因此，他应该很是拉拢宇文士及和他妹妹的。演义中（我指的是小说《隋唐演义》，不是《说唐》）宫门带发生后，李世民写诗辩冤，解诗者即为宇文昭仪。这个是小说家言，但我觉得事实上宇文昭仪的确是帮着李世民的，只是由于张、尹二人更得宠一些，因此收效就不如李建成了。说到宇文士及好的地方，那就是他“抚幼弟及孤兄子，以友爱见称，亲戚故人贫乏者，辄遗之”，以及他的谨慎。赞曰：“士及通变谨密”，亦为一时之称。
【封德彝】
下面一个说说封伦吧，也就是封德彝。
封德彝的情况比较复杂。说是建成的人吧，但他绝对帮了李世民很大的忙，不然不会前后赏赐以万计，而且还让李世民一直把他当心腹；说是世民的人，也不对。《旧唐书》中有一句话，“时高祖将行废立，犹豫未决，谋之于伦，伦固谏而止”，止的是谁呢？我觉得所指当是李世民，这样无论于语法还是语句上下文的意思都比较连贯。
封伦的阴持两端是很著名的了，不少作品中都安排了他一头给李世民出主意，一头又维护建成太子地位的事。但这实在不能怪他，因为如果走错一步，那可是要赔上性命的。举个例子，一般人们都认为杨修是曹植的人，但实际上杨修也并非不想结交曹丕。曹丕曾送杨修一柄剑，说明曹丕也有意拉拢他。不过文人气质的曹植和杨修更投合一些。后来杨修终为曹植所累，死前于此也不无怨悔。封德彝比杨修可是老道多了，不但阴持两头成功实现，而且还不露痕迹，至少是瞒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能做到此的，古往今来人可不多，封德彝就是其中之一。这样的人也是一种人才，只是这种人才就不必太多了。
以上这几个人，都是隋朝旧臣。若说起来，其实还有很多，像裴矩、屈突通、虞世南等等。裴矩上面提到了，一直是个中间派——所谓中间派，不反对李世民，也不支持李世民，也就是安于现状了，安于现状实际上就是支持李建成。最后裴矩在事变发生之后表现比较热心，当是一种政治投机。裴矩还有一个特点，按司马光的话说就是佞于隋而忠于唐。而屈突通则是忠于隋而又忠于唐。那么忠于隋的话怎么最后降唐了呢？看来还不是死忠的那种。屈突通比李渊还要大些，算来是李世民爷爷辈的人了，但在李世民手下却很是听话，而且很得信任。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是派他去洛阳镇守。还有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他们是书法家，只怕对政治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此外还有个苏世长，倒有些像是魏征的先驱，但对他的评价却有一个字是“诈”，李渊就说他“卿好谏似真，其心实诈”。苏世长有一件事实在是很好笑，就是他在陕州的时候，他的属下贪污而他却无法禁止，于是在大街上命人鞭挞自己。结果那位鞭者好不给刺史大人面子，心里讨厌他的诡诈，于是痛下毒手，居然鞭出血来了。就这样苏大人一边大呼小叫着一边在旁观者的笑声中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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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上）(5)
这些人当初和李渊同殿称臣，有些人甚至比李渊的官还要大。如今金殿之上面对当初的同僚，不知会做何感想呢？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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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中）(1)
上篇里主要写了很多隋朝旧臣，那么除了他们，还有一些是跟着李氏父子在晋阳起义的功臣，除了刘裴之外，还有温大雅兄弟、唐俭、长孙顺德等等。
【温大雅兄弟】
温大雅最有名的就是他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现在很多人说“起兵时李渊是多么的勇武，而李世民只是个陪衬”，参考的就是这三卷书。不错，新旧唐书是有溢美李世民之嫌，而起居注则是在溢美李渊。不过起居注还是补充了很多史实的，比如李渊下狱都说过什么话，这些新旧唐书是没有的。温大雅算是秦王党的人了，他曾数陈秘策，只是不知说了些什么，李世民后来就是派他去洛阳的（李世民对洛阳很重视，所以派去洛阳的有好几个，张亮、温大雅、屈突通，不过各人时期不同，任务也有所差别）。温大雅对自己的弟弟很好，他改葬祖父时占卜出来的结果是害兄而福弟，温大雅笑笑说如果弟弟能够安康，那么他就含笑九泉了。结果过了一年多就死了。古时的占卜貌似很准，想想真是有点可怕的神秘感。
温大雅的二弟温大临，字彦博，基本上和汉朝的陆贾、郦食其做的工作差不多，属于专业外交人才。史书上说他“声韵高朗，响溢殿庭，进止雍容，观者拭目”，比较引人注目。李渊有一次让李世民去宣诏，宣完之后问旁边的人说：“何如温大临？”史书上说是见重如此，可以感觉到李渊好像是不大甘心让别人压过自己的孩子呢。不过也不必把他想像得多么英俊潇洒，温大临贞观十一年去世时年纪是六十四岁了，推到武德中怎么也是五十多岁，古人重视的是气质……温大临在突厥比较不走运，被扣了好几年。但不幸中的万幸是，颉利可汗没有想出什么类似于公羊下崽这样的怪招来为难他。后来贞观二年唐朝又把他弄了回来，所以不至于惨到像苏武那样一辈子全都贡献在外交事业上。不知在阴山脚下的温彦博，有没有迎着朔风颤抖着唱：苏武留胡节不辱……
如果说温大临有一段时间不走运，那么三弟温大有就更不走运了，曾指导过建成、世民西河一战的温大有本来很有前途，只是死得实在太早，武德元年就去世了。
【唐俭】
唐俭，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李靖征突厥时差点害惨了的那位使者。据说是太宗和李靖心有灵犀，因此才用招降使者来麻痹敌人，也就是说，一旦被敌人发现，那么这个使者多半保不住了，所谓死间者是也。也不知唐俭于乱军之中是怎么逃回的，难道是李世民曾面授机宜？另外唐俭最大的功劳就是及时揭发了独孤怀恩的谋反。当时独孤怀恩打算谋反，唐俭知道后派刘世让去告密。李渊本来乘舟都走到了一半，忽然遇到刘世让，听说此事大惊失色，于是赶紧回去了。如果没有唐俭，李渊这次真的很玄。作为奖励，李渊把独孤怀恩的家产全都给了唐俭。这情形有点像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奖赏尉迟敬德，但齐王的家当可是丰厚多了，不是独孤怀恩可以比的。
【长孙顺德】
长孙顺德是长孙无忌的族叔，自然是李世民一党，参加了玄武门之变。这些都不说了。要说的是，贞观时期他曾贪污别人送的丝绢。李世民知道后，处理方法很别开生面——当然不是朱元璋剥人皮那种别开生面，而是他“不罪反赏”，在殿上又赐给长孙顺德数十匹绢。太宗脑子没有糊涂，他这样做是有他的道理的。他认为如果长孙顺德懂得羞愧，那么赏绢比惩罚他更有效，如果不知道羞愧，那就是一只禽兽，杀了也是白杀。后来长孙顺德因事罢官，一年后，太宗在凌烟阁看功臣画像时想起了还有长孙顺德这么个人，又想起他当初的功劳，顿生怜悯之心，便让宇文士及去看望他。结果看到的是长孙顺德一副酩酊大醉的样子，当是比较狼狈可怜的，“论者以为达命”。长孙顺德好容易这次做了泽州刺史，但不久又因事免职，运气也实在是不好。最后太宗对他的评价是：“顺德无慷慨之节，多儿女之情。”然而长孙顺德死后，太宗还是为他罢朝一日，以示哀悼——不过，这是太宗想偷懒也说不准……
此外还有好多可算是唐朝“嫡系”（一开始就跟着李氏家族）的武将，比如被称作唐的卫青的马三宝（当然他和卫青是比不了的）、殷开山、刘弘基、丘行恭等人。不一一细说了，马殷刘三人小说中常作为无能的唐朝老将出现，而洛阳之战中把自己的马让与李世民的丘行恭则有幸被刻在了昭陵六骏中飒露紫的浮雕上——只是他的帽子好怪，当时是在战场上，难道不顶盔贯甲吗？
每个朝代都少不了一大堆的皇亲国戚，李家自家的人自然也有很多。说到李唐宗室，大部分扮演的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中的那个鸡犬，其中记载武德以前事迹的只有三个人，其余的人差不多都是从武德时记录的。估计本来他们之间走亲戚走的并不频繁，但大唐一立国，一下子亲人人数就猛涨了若干倍。李渊倒是很大方，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宗室，基本上都封了郡，因此郡王在武德时期很滥。到了贞观时期，李世民自然不用再担心这个，所以除了有功的之外其余的全都降了公。
有三个人比较有意思，就是李孝恭、李神通和李道宗。
【李孝恭】
李孝恭是李渊的堂侄，武德时为赵郡王，贞观时为河间郡王。大唐开国之初立功最多的，除了李世民，就是他了。如果说李世民一直是在北方对抗劲敌，那么李孝恭则是在清理南方的反王。


初唐大臣众生相（中）(2)
实际上李孝恭得以出兵征萧铣，也是自己争取来的，他数次向高祖进言，所以才会让他去。江南由于有李靖在，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得力助手，再加上李孝恭本人的确有才华，而且当时萧铣的实力也并不太强，因此比较顺利地将江陵拿下。
武德六年，辅公祏谋反。在《全唐文》中，有一道李渊的诏书，《讨辅公祏诏》。诏书中很明确地写着让李世民做江州道行军元帅去征讨，但最后出兵的并不是他，而是赵郡王李孝恭。联系当时的时间，太子与秦王争斗之势已形成，那么不得不令人怀疑，之所以没有让李世民出兵，很可能与此有关。不过当时李世民正在并州防备突厥。但如果此时班师回朝，也是来得及的，毕竟朝廷正式出兵是在几个月后，应该不会很仓促，何况李世民以进军神速著称。莫非李世民此时有意以此要挟？通鉴中有一句话：十月，“秦王世民犹在并州，己未，诏世民引军还。”一个“犹”字不免令人生疑，犹在并州，意思应该是说他仍然停留在并州，这是有主动性的。到了己未日，诏引军还，下诏令他回来，似乎有强制性。联想到此后李世民颇有失宠的趋势，很可能这次触怒了李渊，从此将他搁置。这么解释可能有点儿抠字眼，而且如果这句话再细细品味又可以解释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意思：直到十月李世民仍被留在并州，己未日才下诏让他回来。这样则李世民留在并州是被迫的了。那么两种解释哪个对？个人倾向于第一种解释，因为这样与若干事联系在一起比较符合逻辑，否则李渊刚下诏让他去讨辅公祏，没有理由不让他回来。自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两个解释都不对……
最终征讨辅公祏的人是李孝恭，这应该也与他身在荆州离得比较近有关。辅公祏势力不强打败不难，倒是出征前有一件事很有意思，当时李孝恭按例进行战前动员，不想杯中酒忽然间一下子变红了——我辈化学已弃置多年，印象中能一下子变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碱遇上酚酞，不过李孝恭弄一堆碱和酚酞放到酒里然后一饮而尽，实在不好想像。总之李孝恭很豪气地把酒喝了，说这是辅公祏授首的象征，所以大家也跟着一起豪气冲天。
征讨辅公祏时，得到了杜伏威的义子阚稜相助。说起来，李孝恭可有点对不住这个阚稜。本来阚稜是跟着李孝恭去平叛的，在两军对垒时出了不少力，他喊了一句“汝不识我邪？何敢来战”，就有好多旧部投降了。然而李孝恭在没收反叛人员财产的时候，不但把杜伏威、王雄涎的没收了，而且阚稜的家产也跟着一起被没收——杜王二人家产当然也不该没收，但一个远在长安，一个早已经就义，而阚稜却是正在军中啊，这就是故意的了。家产被没收，阚稜当然不愿意，这放到谁身上也受不了，也难怪他会发火，可最后李孝恭就是因此以谋反罪名杀了他。也许阚稜当时还在等着封赏，没想到等到的却是被杀这样一个下场。说起来真有些让人齿冷。
李孝恭本身应该不至于此。自然，阚稜的“自恃功高，颇多矜伐”可能也触怒了李孝恭，但他这样对待阚稜，或许是有政治上的因素，于是不禁令人想到当时的宫廷斗争。这样一来就牵扯很多事情了，比如李孝恭的立场如何，以及杜伏威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按说杜伏威在其中应该没有什么大的作用，毕竟他只是一个投降的反王，理应老老实实地在长安过日子，对兄弟之争不该介入。但我们看到杜伏威后来是毒发身亡，死后又受到李孝恭诬陷，如果解释为李渊为了去掉一个心腹大患的话，那么，数年之后李世民为他平反就不一般了。武德时期李渊冤杀的人不少，但李世民后来平反的一个是刘文静，另一个就是杜伏威，而窦建德、王世充等人都不再提起。一般前一个皇帝制造的冤假错案，后面的皇帝不会平反（毕竟是爸爸嘛，平反就等于说爸爸做错事了），例如后来李世民冤杀了刘洎，高宗时虽然刘的儿子上书要求平反而且李治也知道那是件冤案，但仍然按照原先的判处。李世民为刘文静平反，是与他自身有关的。而杜伏威是在贞观元年平反，比刘文静尚早了两年，一方面说明杜伏威和他应该有些关联，也就是说，杜伏威曾介入了兄弟之争；另一方面，则此事的平反应该不会太驳李渊的面子，毕竟当初诬陷杜伏威的人是李孝恭，或者再深入些，是李建成，都无所谓，因为李建成已经授首，而李孝恭在玄武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接受审查。为杜伏威平反一事，也许和审查拘押李孝恭有关。既然杜伏威与李世民可能有些关联，而李孝恭则很有可能倾向于李建成（或许此事就是受命于他），那么发生在江淮军中的冤案也就不难理解。杜伏威起义时年方十七岁，比李世民稍大一些，政治上并不老辣，加之入京之后李渊使他的地位在李元吉之上，也就是大唐的第四号人物，这样的一个假象也许蒙蔽了他，使他失去了政治上的警惕。而当时李世民如果想到要拉这样一个友军的话也情有可缘，对于杜伏威来说，如能找到一个可以保全自己的李唐王室的人，也是求之不得。种种原因加到一起，推断杜伏威应该是不明智地介入了这个斗争，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不满——李元吉的不满应很正常，毕竟这样一个外人位在自己之上是很恼火的；李建成则因为杜伏威相助他的对手而恼怒，所以利用江淮叛乱彻底打倒了杜伏威的势力，从而也打击了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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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中）(3)
那么李孝恭的立场则是倾向于李建成。除去上面的猜测以外，还有几件事情。一是玄武门之变后，上面提过的李孝恭被拘押，这件事李孝恭传里面没有直写，“太宗本纪”自然也不会记这不快乐的一笔，按官方的话说还是：太宗“亲重之，宗室莫比也”。但是细看李瑗传的话，则发现有这样一句“且赵郡王前已属吏”。这句话的背景是这样的，李瑗是明确写着是太子一党的人物，事变之后很害怕，朝廷这时派人来召他进京，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的李瑗和王君廓商议时，王君廓说了这样一句，然后后面又为他展望了一下惨淡的将来，于是李瑗下决心造反。李瑗在征萧铣的时候曾和李孝恭在一起过，那么两人政见上应该比较投合（一般应该是这样，李世民、李元吉是例外）。而且这句话本身就露了玄机，无事为什么要拘押？另外，李孝恭是武德时期除了李世民之外功劳最大的人，他也非常之有统率之才，但贞观时期再也没有带兵的机会，而李道宗则作为宗室中的大将时常出征，这不是也透露出一些信息？李孝恭本人“性奢豪”，这样的人一般比较张扬，但贞观中他的表现是“宽恕退让，无矜伐色”，而且他也很担忧自己死后儿子们能否守住家业，可以说是相当的谨慎。为什么？因为他和李世民比较疏远，或者曾经得罪过他。虽说李世民不记旧仇，但实际上太宗所用很多仍为秦府旧人，对于他们他可以完全的放心，对于当初的中间派他可以亲任，对于当初的仇人他可以放下旧怨，但不免以心计城府待之。这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而且就算是太宗完全不计较，但那些人心中也难以安定，像魏征、王珪那样能得到重用的人能有多少？因此李孝恭介入了宫廷斗争而且是站在李建成一方，基本上可以肯定下来。只不过李孝恭比较聪明，在被召入朝的时候没有抵抗，或者说来不及抵抗——他的目标比李瑗大，李世民应该先想起来的是他，或者直接就是派兵给抓走的。但李世民也没有太为难他，顶多就是剥夺了政治权利，而待遇依然优厚，并且对外仍是一个亲重的表象。对于李孝恭，这已是莫大的安慰了，还能强求什么呢？
【李神通】
李神通，其实叫李寿，但是史书上没有记载，如果不是有考古学，谁也不知道神通其实是字。他是被记载武德年间之前做了些什么事的三个人当中的一个，他的儿子李道彦是另一个，其实两人是一回事，都是因为李渊起兵受连累，不得不跑到南山中避祸。山里的逃亡生活还是比较苦的，以至于他的儿子李道彦下山去讨饭——注意，是真正的乞丐那样的讨饭，这对于一个生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来说，实在是很受罪的。而且讨来饭之后有时他并不吃，而是先给自己的父亲，实在可以算是李家孝子的代表。当然他们还不是最惨的，李神符，也就是李神通的弟弟，即第三个被记载武德之前做了什么事的人（也实在大有商议，只能算是起兵时的表现），在李渊起兵之后被抓了起来投入大狱。他是惨，但是没丢性命，真正在起兵时就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就是李渊的亲儿子李智云了，他是李渊庶出的儿子，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起逃走的时候被抛弃然后被官兵抓到杀掉。毕竟起义是要付出代价的。
李神通在山里苦熬了一阵子，后来当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到来之后，李神通就与他们合兵一处，干脆一起造起反来。别看这样，这还是很难得的，毕竟是响应了义兵，所以李神通后来也很以此为荣，要不然李渊为什么在他败给窦建德之后又很信任地让他去讨刘黑闼呢？只是他实在不够争气。武德后期李神通在兄弟之争中是倾向于李世民的，虽然李世民对于他的功业多半不以为然，但好歹有一个宗室的支持者也比没有强。武德九年的中毒事件，就是李神通把李世民扶回了秦王府。
关于李神通，我们也不多评价什么了，李世民曾有一段话，基本上概括了李神通的“功业”：“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馀烬，叔父望风奔北。……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李世民揭穿了李神通举兵的实质其实是为了自保——这种话李渊大概是说不出来的，顶多心照不宣，而像“全军覆没”、“望风奔北”这样的词居然都拿出来了，真不是一般的不留情面。但后面说的倒是实情，李世民后来对李神通及他的儿子还是很不错的。
【李道宗】
李道宗是李世民的堂弟，先封任城王，后来则为江夏王。他最初时封为略阳郡公，当然靠的是他宗室的身份。武德二年随李世民出征时，李道宗年方十七岁，此前当然不可能建立什么功业。但少年的李道宗首次出战便显示了他的才能。在一次成功却敌之后，李渊说道宗和曹操那个很能打的儿子任城王曹彰差不多，所以也封他为任城王。跟着李世民一起去征讨刘武周、宋金刚的，还有李道玄，他比李道宗还要小两岁，这时年方十五岁。他们虽然不是亲兄弟，但相互之间也得用兄弟来称呼，李世民当时也不过二十岁出头，就带着这两个小弟弟上战场，可见李家确实是以勇武著称的军事贵族。当时征刘武周的还有一个人，李道宗的亲叔叔李孝基，这位就比较惨了，就是不幸被尉迟敬德杀掉的那个烈士，战后他的尸体找不着，只好招魂以葬。不过后来李道玄死于另一个姓刘的反王手中，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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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中）(4)
李道宗和李道玄都是和李世民一起打仗过来的，比较亲密，而从李世民对他们的态度也基本可以断定他们的倾向性。道玄早死，而道宗在贞观时期还是很受重用的。其实李世民对宗室并不“好”，他没有延续李渊那样的政策，把一大家族的人都封为王公，相反在武德九年上台不久，就把除了有功有几个人之外的所有郡王降为了县公。他这样做既精减了政府开支，同时这样做的背后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李世民自身地位的稳固并不靠着他的这个宗室，而是完全建立在秦府人员的忠心上，而且他很自信能够控制大局，没有李渊那种担心，所以他没必要将宗室武装得很强大。甚至，和李渊的目的“强宗室”相反，李世民就是为了削弱宗室的实力——这是显而易见的，除却节省一大笔开支之外，降封最主要的结果无疑就是这个。为什么要削弱宗室的实力呢？很可能是因为宗室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李世民的执政，也就是说，李世民得到宗室的支持并不很多。目前比较可靠的就是李道宗、李道玄和李神通是秦王一派——不支持自己，李世民很可能不会去计较，但曾支持过自己的人，他都是很知恩图报的。由他对这三个人比较好，如此推测应该没错。而李瑗、李艺（虽然罗艺是外人，但赐姓后实际上就属于宗室了）
（唐）阎立本《步辇图》。描绘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者前来请求和亲时的情景。
则是因为阿附李建成而死的，还有上面提过的李孝恭。如此看来，当初支持李建成的人应该还有。即使是持中立态度，也是变相地支持当时的李建成。因为李世民的胜利只有以夺得太子或皇帝之位才算成功，如果是原状的话，那等于还是失败了。那么，为什么李世民在宗室得到的支持要少于李建成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年龄结构，李瑗、李孝恭都比李世民大，李孝恭贞观十四年去世是五十岁，九年后五十一岁（按李世民599年出生计算，至649年加一为虚岁）的李世民去世，也就是说李孝恭比李世民大九岁，和李建成的年龄极其相近。而李道宗、李道玄都比李世民小几岁，基本算是一个年龄段。这就是年岁上的代沟问题了，毕竟年龄越相近越合得来嘛。另外李氏家族传统观念似乎比较强，李建成是名正言顺的长子，得到的支持更多是合情理的。而能得到李神通这样一位长辈的支持在李世民来说是比较珍贵的。可惜，李神通功绩不显，李道宗他们则太小，几个人说话份量都不重，不像李孝恭那样说几句话肯定是有作用的。
李道宗在贞观年间是朝中一员不可多得的大将，参与了灭突厥一战。可惜后来他有一次因贪污，被罢免了，不过第二年就恢复了官位。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就是派李道宗送去的。一般派去护送的人员，有时会和“公主”有些关系，一般是父兄。见到松赞干布时，“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基于此我们猜测文成公主就是他的女儿。自然可以说因为李道宗代表了皇帝，所以松赞干布对他行子婿礼是应该的。但并不是所有护送人员都受到这样的礼遇，比如后来金城公主和亲时没有这样的记载。李道宗似乎和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关系不好，因此高宗时发生房遗爱的谋反后，李道宗被诬陷与房遗爱很亲密，结果被流放到象州。李道宗死时才五十四岁。其实李道宗是个挺不错的人，可惜最后落得这样一个下场，而且在现在的评书中，李道宗竟然以一个奸王爷的形象出现。史载贞观六年有一次宴会，尉迟敬德因为气愤有一个功劳不如他的人坐在了他的上位，大怒道：“汝何功，坐我上！”眼看就要起争端，坐在尉迟敬德下手的李道宗赶快来劝架，结果被尉迟敬德一拳打在了眼上，差点瞎了，相信当时李道宗一定是半只熊猫的形象……事后尉迟恭被教训了一顿，而李道宗则没有非要讨一个说法，当然如果他非要讨个什么说法，也多半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这件事，到了评书小说里，则成了尉迟恭痛打奸王——李道宗真是够冤啊。
李唐后来宗室里还有几位比较有名，只说两个，一个是李思训，是唐朝著名的画家，被奉为北宗画派的领袖；另一个是李林甫，就是唐玄宗时期有名的奸相，不过他不能算在初唐人物里了。
自然，除却宗室，还有外戚、驸马的一大堆。比如平阳公主的驸马柴绍、武德时期的国舅窦轨、窦诞等。本来独孤怀恩是李渊的表兄弟，但他却因谋反而亡身，奈何奈何。
【窦威】
窦威是窦夫人的堂兄，有一次李渊跟他聊天，说到北周有八柱国，窦氏和李氏都在其中，现在自己已经是皇帝了，窦威却是内史令，问他是不是感觉很不平。李渊总爱问别人这个问题，独孤怀恩的谋反就和他问“姑之子皆已为天子，次应至舅之子乎”有关。窦威的回答很规矩也很狡黠，说他们窦家在汉朝时就两次是外戚（这当然不可信，窦威是鲜卑人，而汉朝时的窦家都是汉族人），到了南北朝时又有三次，现在家里又出来皇后了，是十分荣幸的事。李渊笑着说你们家世代都是皇亲国戚，“不亦贵乎”？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像
而初唐最有名的外戚，则非长孙无忌莫属。但是我对凌烟阁上第一功臣国舅长孙无忌却有点无话可说。这个无话可说，倒不是什么佩服得五体投地而无话可说，而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甚至以前对这个人物是有些反感的，原因说来有些荒唐，居然就是因为人家是国舅……说是偏见吧，可很俗很俗的电视中国舅、国丈没有几个是好的，不倚势欺人就算是客气的了。再加上小时候学历史，讲到东汉的衰落时，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揽政。所以基本上是条件反射，对国舅这个词没什么好感。然而历史可不是肥皂剧那么简单，国舅当中很多还是有才华的，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比如卫青，如果按正常渠道的话，基本上后来挂帅出征是没戏的；就像李广，“良家子”啊，尚且如此，更何况卫青本来的身份只是个奴仆。不过卫青和姐姐卫子夫找对了东家，而李广就只好去哀叹生不逢时。小时候有一次看到长孙无忌主动辞职而李世民怎么也不肯答应的记载，竟有些愤愤。可是后来看唐史时才发现，李世民倒的确是不怎么同意大臣辞职的（李靖的情况有些特殊）。而后来长孙无忌还是一直坚持，因而这件事上倒对他有些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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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中）(5)
要说长孙无忌才华也是挺出众的，只是要想找到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怕是没有。不错，唐律的确是他主持修改的，可感觉那件事也不是什么特别难办的吧。凌烟阁上的排位李世民倒真有些偏心了。但，长孙无忌未必是没做什么，或许是史书中不敢记载。比如玄武门之变，那时候在李世民面前提这件事还是不大好的。即使是高宗时去世的尉迟敬德，事变中杀死齐王元吉的“功劳”在墓志上都不曾提及。所以，除了看到长孙无忌等人整天劝李世民之外，就真的看不到什么了。
至贞观后期，基本上贞观重臣老的老，死的死，长孙无忌成为举足轻重的大臣，即便是废立太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同意，李世民竟也不敢轻举妄动。于此李世民偶尔也会抱怨一下，比如在长孙反对立吴王恪的时候，李世民一句“你是不是因为这孩子不是你亲外甥才反对啊”是有一些不给他面子的。但抱怨归抱怨，毕竟长孙所代表的陇西贵族是朝廷的一大支柱，还有他也是将来可以贯彻自己政策的大臣，另外，毕竟他们有几十年的交情。
李世民对他十分倚重，以其为托孤重臣。只是后来长孙无忌真的有点放肆了，连宗室贵族都不放过。比如冤杀吴王恪——这件事令很多人讨厌起长孙来，连毛主席对此都有微词。不过，令我更加同情的并非是一个什么都没有展现出来的单单凭着一句“吴王类我”而著名的李恪，而是为大唐身经百战战功卓著的江夏王李道宗。因为有了这些事情使长孙无忌的形象打了折扣。挺为长孙无忌叫屈，这才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唐朝初立之时，自然要有旧臣的拥戴和亲贵的出力，但单是如此，则未免沉闷。下一篇要介绍朝堂之上的新鲜血液——有了他们，唐初的舞台格外绚丽多彩。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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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下）(1)
这篇所要写的，就是上篇中所说的新鲜血液。他们大部分都是庶族，而且多为太宗朝的大臣，高祖朝中的大臣们则多为亲贵。这与他们当初的身份、地位、经历都有关，但无疑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法使得大唐的政治舞台更加充满了活力。
【房玄龄】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整大二十岁，在李世民选拔的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地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房玄龄像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儿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自己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阎立本《十八学士图》局部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得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儿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地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破口大骂，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得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角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魏征】
魏徵像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只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得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实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1)
这篇所要写的，就是上篇中所说的新鲜血液。他们大部分都是庶族，而且多为太宗朝的大臣，高祖朝中的大臣们则多为亲贵。这与他们当初的身份、地位、经历都有关，但无疑李世民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方法使得大唐的政治舞台更加充满了活力。
【房玄龄】
太宗朝有名的宰相房玄龄，名乔，以字行。从年龄上，他比李世民整整大二十岁，在李世民选拔的人中，算是非常非常的长者。其实唐初大臣中，很少有比李世民还小的，即便是后起之秀的褚遂良，也是比李世民大着几岁，一般情况下，大个几岁、十几岁都不算很奇怪。不知他们是否把李世民当作小弟弟来看，不过他们倒真的对他很服帖。像屈突通那样的老将，是比李渊都大的，可是李世民一句话，便乖乖地替李世民去坐镇东都。
房玄龄像
当房玄龄杖策谒见当时还是敦煌公的李世民时，不知可曾想到过以后的事。李世民可是有上级的啊，房玄龄却偏偏投奔他，再加上房玄龄那么老实的人，居然在兄弟相争之时出那么大的力，不得不让人有点儿怀疑他的动机。然而这却是房玄龄年轻时比较反对的事，大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当他自己也卷了进来时，是根本不会想到以前的想法了。
当了宰相的房玄龄似乎有些无所作为，可是有句话叫“房谋杜断”，绝不是没来由的。和长孙无忌一样，房玄龄的“谋”在史书上也是不怎么记录的，而且，即便是记了下来，也未必能令人对他增加很多钦佩，所以不记未必是一件坏事。做李世民的谋士挺清闲也挺郁闷，一来人多，二来李世民本身就很有主意和判断力，不必像有些君王那样特别需要倚重别人来出主意，所以房玄龄在战争年代常做的事情就是替李世民回家去向李渊作报告。要是放在通讯那么发达的现代，房玄龄恐怕这时有失业的危险。好在不是总打仗，到了宫廷斗争的时候房玄龄还是很有一套，不然李世民也不会夸他在自己皇帝之前房的功劳最大了。
阎立本《十八学士图》局部
何以房玄龄当了宰相后显得那么软弱，甚至谨小慎微到了就是一句话也能把他吓得跪在地上请罪的地步。也许和对李世民的了解有关——前面不是提到了吗，房玄龄经常回去向李渊解释，李渊就说：“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但是对君王了解太多有时也不是好事，尤其是君王不愿意别人知道的事，难免会对知道的人有点儿异样的感觉。还有一点，了解越深，也越清楚地知道其为人。其实李世民还真不是那种过河便拆桥的人，更多时候还是更想保全他们，甚至希望就连他们的后代都能这样一直和平共处下去。但人总是会有自己比较忌讳的事的，而且脾气一上来若说真不想杀人也不是这样。房玄龄之所以谨慎也并非全无道理，所以他不像魏征那样敢于说话。有时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口中说出来效果不见得会一样，魏征那么说，李世民可以接受，房玄龄说出来，也许李世民就会觉得生气。应该和亲疏程度不同有关，越是亲近的人，越在意他的话，而面对一个陌生人的破口大骂，气则气矣，未必会上心。
一提起大唐贤相，人们总是想起房杜、姚宋等等，可是杜如晦死得太早，而房玄龄又好像没干过什么，难免令人嗟叹。可是要从君主驾驭大臣的角度看，房玄龄却是一个“标准”的贤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来则能办事，去则无怨言，整个一个没脾气的人。起初李世民还对他说要他多说话多办事，可是后来就不说了，倒是对他发火的次数由少变多，又由多变少——很可能是李世民自己的脾气也快被他磨没了。虽然把他赶回家若干次，可是宰相还是很乐意由他来当；虽然对他生气若干次，可是信任还是很信任。有人报告说房玄龄要谋反，房玄龄乖乖把人送到李世民那里，也不知心里怕不怕，反正最后除了又挨了一次“批”，什么事都没有——如果那样也叫批的话：“你怎么这么没自信？以后再有说这些话的人，你自己干掉。”这种批就是多挨几次也无妨。贞观二十二年，病重的房玄龄于病榻上上表，劝谏朝中没有一个人敢劝谏的征高丽一事，当下李世民便落泪。还是那句话，毕竟是几十年的交情了。
【魏征】
魏徵像
说起贞观名臣，恐怕在“太宗纳谏、魏征进谏”的知名度下，人们多半第一个会想到魏征。魏征本身是东宫的太子洗马——小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官职时着实笑了半天，脑海里又想起了孙悟空的弼马温。当然这个官名的意思可不是望文生义理解出来的那样，而是东宫中的一个谏官。不过好像也没看到他谏了什么，只知道他劝李建成杀了李世民。因此有人以此证明李建成其实不像史书上写的什么声色犬马什么无能……当然史书中是夸大其辞，但这属于小事，想不出来李世民布在东宫的探子还要把这种事报告给他知道。另外，魏征后来当然不可能告诉李世民当初怎么怎么算计他，也不大可能会提到当初劝你哥什么什么事。以前的事，尽量还是提得越少越好。
面对胜利的李世民，魏征的话很值得玩味：“如果你哥要是听了我的话，那么今天这个阶下囚就会是你了。”正常情况下一个忠于故主的人大多会说什么“先太子冤枉啊，你杀了是他大逆不道（庸俗电视剧中庸俗台词，但确实很贴近真实情况）”，魏征此话当然和这个不一样，但也不像软弱投降者那样先痛骂一下故主然后表示效忠新主。他的话其实很中性，没有替自己辩解什么，大家反正都心知肚明，说那废话没用，但这样的话也并不过分激怒李世民——我的确当初谋算过你，可是他不听，没用。这就是魏征的老道了，他可以说在语言艺术上是很高明的。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2)
说进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说得好而且能管用。唐太宗起初用魏征其实就是用来进谏的：既然你摆出一副纳谏的姿态，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李世民其实很有口才，不管雄辩、诡辩都很擅长，要是参加辩论会也肯定能拿个最佳辩手，可是即使这样，也经常被这老头儿气得没话说。比如有一次皇甫德参说：“修建洛阳宫，劳弊百姓；收取地租，数量太多；妇女喜梳高髻，宫中所化。”可是李世民却曲解为“德参想让国家不役一人，不收地租，富人无发，才符合他的心意”。最后当然是被魏征给劝住了，而且魏征还说，如果皇上你和大臣辩论辩得太多，那么别人就不敢再跟你说什么了。于是把李世民这条路也堵住，只好由着他们指点江山，挥斥方遒。
但渐渐也有了变化，像李世民那样的皇帝最终不想刚愎自用都很难。于是魏征的进谏也有了变化。所以说，魏征进谏当然还是更多为了国家，但同时他也是很聪明的，他是名臣，而不是忠臣。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太宗面前说起的时候，很是让李世民吃了一惊，但接下去魏征说忠臣往往都被皇帝杀了，但皇帝自己也都不得好报，这只是纯粹成就了大臣的名声，于国于君却无好处，不如名臣，既可全身，也可以有利于国君。这话说得不假，不过也从侧面反应了他不想因进谏而无谓牺牲。
魏征提出的问题当然大多数是有用的，可有些事情似乎也管得宽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在宫中搭了一个高台，经常登上去远望昭陵（也不知人自己看自己的陵墓是什么感觉，不过他当时是思念亡妻，大概不怎么想到这一点吧）。有一次，他错误地把魏征也拉了上来，于是，这也宣告了这个台子被拆掉的结局——李世民要他看昭陵，他却装作没看见，李世民一不留神上了当，用手指给他看，哪知道，魏征竟然说：“啊，昭陵啊，早就看到了，我以为皇上说的是献陵（李渊的陵墓）。”这等于是说李世民只惦记着亡妻，却不想念亡父。这话很刺耳啊，而且也毫不留情面，李世民当下就落下了眼泪，然后马上拆台——这可以算是魏征拆的台吧。要说皇后对魏征可是有过救命之恩的，可是他却拆皇后的“台”，心里暗暗想到一个词：人走茶凉……当然这件事不能这么曲解，只是觉得，人家夫妻伉俪情深，又是刚去世，思念一下不但正常，而且也难得啊，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也许是吸取了教训，三年后到献陵去拜祭先父的时候，李世民那可是动了真感情，“皇帝至小次，降舆纳履，哭于阙门，西面再拜，恸绝不能兴。礼毕，改服入于寝宫，亲执馔，阅视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床前悲恸。左右侍御者莫不歔欷。”因此这件事上魏征真的是多虑了。
【尉迟恭】
尉迟恭像
太宗手下最有名的武将莫过于尉迟恭，即尉迟敬德，在演义中他并不是第一位勇将，可是在史书中，却觉得这个第一的称号非他莫属。李玄霸、宇文成都、罗成这些小说中耳熟能详的人，实际上要么死的早，要么就是没有，像秦琼那样的被抬高，简直是件莫名其妙的事，程知节则被写成了一个废物一样的人。实际上，秦琼、程咬金等人应该都差不多，反正也没比过，谁更强些不好说。但是他们表现的机会却没有尉迟恭的多。
尉迟恭本来是唐的敌人，甚至大唐还因为他牺牲了一个郡王级的烈士李孝基，不过要是没他，李世民就很有可能成为大唐的一个亲王级的烈士了。李渊本应很恼怒他才对，虽然不清楚他是怎么压下火来原谅尉迟恭，但可以猜到，其中李世民起了很大的作用。毕竟还是儿子亲些，所以那个仇也就不报了。
于是尉迟恭成为秦王卫队的一员大将，属于保镖型将军。由敌人到嫡系，李世民在尉迟敬德的身上下的功夫还真是不小。如果不厚道一点用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个经典的“收买”案例。李世民当时拿出的钱虽多，但比不上后来李建成那一车的东西，可问题不在于钱有多少，而在于时机，更在于，李世民并不是纯粹地用钱来收买，他的以国士待之终于使得尉迟恭对他像豫让一样回报智伯。当时尉迟恭没有收李建成的钱，表明他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将军，同时也不是可以用钱来收买的小人。一般来说，尉迟恭很快地便找着机会报答不大可能，可是不久秦王就有一次遇险，被单雄信追得挺狼狈。自然了，这时便是尉迟恭嘿咻嘿咻地过来把敌人打跑。按说李世民自己也是很英武的，这样子狼狈还是第一次，如果再以阴谋的角度来看，这就像是有意落败，为了给尉迟一个立功的机会，好把那盘金银打发了。自然，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世民，不过即使面对千军万马都不曾失色的秦王，这一次的表现确实有些蹊跷呢。
在诸多将军中，李世民似乎最愿意带着尉迟恭一起闯荡沙场，一方面说明尉迟恭确实非常勇武，另一方面，在诸武将中，尉迟恭和秦王的关系似乎是最好的了。可能性格上有相通之处吧，因此比较投机。可以说，尉迟恭是绝对的秦王死党，他可以为了秦王一句赞马的话跑到敌阵中去夺马。只不过面对太子那车金银不大会变通。李世民说把金子收下来然后顺便打听情报固然是妙招，但真要这么做的话，只怕有点解释不清——毕竟尉迟恭是个武将，哪里有那么多心眼儿……既然敬酒没吃，后面肯定就是罚酒了。在狱中很是受了些苦，终于在李世民的求情之下出来了。于是出来之后的尉迟恭非常积极地劝李世民下手，并最终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了李元吉。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3)
但是，在以文治国的贞观年间，尉迟恭却有些有力无处使了，也许还很有失落感。有一次在宴会上居然动手打人，打的还是江夏王李道宗，可以想像，李世民得有多生气。不过还好，闯了这么大的祸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算是警告处分吧。不过李世民居然提起刘邦来，这个是满吓人的——只是他不知道日后还有个名叫朱元璋的小伙子，比刘邦那是狠得多了。那么，话已至此，任谁以后都不能再犯，所以尉迟恭后来安安心心地过起了舒服日子，据说是信起佛来。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节目说是某座寺院，里面还有供奉尉迟恭的塑像。印象中的尉迟将军黑不溜秋，五大三粗，金刚怒目，威武狰狞……总之，是受了门神画的影响。然而看那塑像，黑确实是黑，但是面目却很周正，虽则刚武，却并不野蛮粗鲁，当时吃惊不小呢。
【秦琼】
民间年画中的程咬金
忽然想起秦琼来，这本来是唐史中挺平常的一位将军，不知怎么到了演义里就一下子那么威风起来，而且还编出了那么一个不平常的来历，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事实上，秦琼的爸爸多半不是来自于陈朝，而罗艺的妻子姓孟，当然不会是小说中宁夫人的妹妹。选这样一个人来神话，实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秦琼确实非常骁勇，在美良川，曾大破尉迟恭，也就是“三鞭换两锏”故事的原型。但秦琼比较平和，在秦王府中没受到什么迫害，不像尉迟恭、程知节他们又是入狱又是调走。贞观中，秦琼多病，他把原因归于自己当初流了太多的血，这放在今天觉得有些好笑，但古人也许就是这样想的。看《红楼梦》里袭人有一次吐血，就以为自己是个废人了。如果拉他们到现代来献血的话，他们一定吓得够呛。
【程知节】
李靖像
和秦琼常在一起的还有一位程知节，就是演义里那个草胞程咬金了。小说的力量真是无穷，这本来差不多的两个人（感觉程知节更勇猛一些），结果经过演义的改写，一个成了天神一般，一个则是令人哭笑不得，甚至他敢拿李世民做人质交给尉迟敬德。他和秦琼早年都在来护儿手下为将，后来都在瓦岗，瓦岗失败后也曾短暂地投奔王世充，奈何程知节认为王世充是个老巫婆所以不愿久留，于是两人阵前又一起投奔了唐军，后来又一起成了秦王的护从人员，一起参加了玄武门之变……就是没有在一起死，程知节活到了高宗时期，结果老将军又挂了一次帅，却是以失败告终，于是被罢官。尽管后来又封他为岐州刺史，但老迈的将军很有自知之明地主动辞职了。其实程咬金比秦琼更忠于李世民，当李渊要把他调走的时候，他说就是死也不走。秦王就是凭借这些忠心耿耿的属下才取得了政变的胜利，由此可见，李世民得人心的“手段”十分高明。
【李靖】
李靖李卫公，入则为相，出则为将，在唐初除了李世民之外，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文武兼备。
不过从唐朝开始李靖的形象就被歪曲，编出了什么虬髯客和红拂——难道李靖是拐骗妇女的人吗？一经加工，便一发不可收拾，于是本来比李世民大二十五六岁的李靖常被人们认为是和他差不多大，然后又演义出来一个类似于妖道型的军师形象，不过比之于徐茂公还是不错的，徐茂公被编得更像妖道。
其实很希望能看到一场李靖和李世民的交战，不过这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跑去告密的他困在长安，结果就只能等着得罪了的人发落。可当时李靖身在马邑，怎么能看出来李渊要谋反呢？推测是李渊拉拢过李靖。李渊虽谨慎，但不是没向人说过自己的想法，除去自己的儿子，他和宇文士及就曾畅谈大事，可见，李渊不是一个心眼的死也不说，只要是他认定的人，多少会透露点东西。而李靖表面上也许答应，至少不会拒绝得太干脆，不然李渊哪能留个后患？然后李靖偷偷跑去要告密。真不知他是出于什么目的，难不成真要保隋？没想到山不转水转，自己转到了长安，李渊也转到了长安。要不是李世民求情，那么今天看到的记载顶多就是“马邑李靖欲往江都告密，滞长安。长安下，斩”。告密的行为李渊当然生气，但事先应该有准备，纸包不住火，总会有人告密的。因此单纯地告密李渊还不至于生那么大的气，李渊在乎的很可能就是李靖对自己的背叛。这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李渊后来一直对李靖不大放心。或许也正因此，李渊才格外对他注意，就连拖延出兵这样的小事都想到要治他的死罪——李渊自己也知道那不是什么大事，要不然何不正大光明地定罪呢？幸亏李靖及时立了功，也幸亏那个接到李渊密旨的人没有照办，不然现在的记载则是“将军李靖，怯战，不出，斩”。总之武德年间，李靖一直跟着李孝恭，虽然也算是立了功，但总的来讲，还是有些不得志。
有着“崇高”追求的李世民，找到了李靖，可咱们李大将军真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主动放弃了这样一个立功的机会，硬是没答应。不过李世民后来倒也没计较，反而重用，这可不是一般的大气了。不过心理上的隔阂或许还是难免有一点的，比如刚灭完###厥回来就是一个下马威，还有对于李靖的辞职，往常李世民都至少是挽留一番，这次则是允许李靖光荣退休了。当然，李靖的地位待遇一直还是很高的，毕竟李世民还没有那么阴鸷。


初唐大臣众生相（下）(4)
李靖最为人叫绝的是他的战绩和一部《李卫公问对》。贞观时期李世民不再方便亲自挂帅，也不像李渊那样非自己宗族者不得为帅，他起用的是两个外人，而且还是当初没支持自己的外人。于是李靖终于有了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灭###厥一役，率三千奇兵攻定襄，又率一万精骑趁颉利不备一举成功，俘虏了当初不可一世的颉利可汗。唐初对外的几场大仗，李靖多有参与，而且，也可说是常胜将军。另外，《问对》虽然经后人考证说是伪作，但这些却绝对是内部资料。看他们讨论奇正简直就跟讨论哲学一样，大有《老子》的风格。
但人总有老的时候，李靖后来无法再上战场了，但这个资源怎能轻易浪费？于是李靖又收了几个“徒弟”。可没想到，侯君集居然告了一状，说李靖是因为想谋反，才根本没有把全部知识都传授下来。再问李靖，李靖则说侯君集要谋反，所以才贪心地想学全部的东西……有句不雅的话叫“狗咬狗，一嘴毛”，虽然不中听，但倒是满形象的。事实很争气地验证了李靖的正确。不过李道宗也曾提醒李世民侯君集要谋反，看来这位侯将军还真是不小心呢，只是李世民好像没看出来，一直不肯相信。因为当初侯君集很忠心地跟着自己，所以十分信任，也许在他看来，以前那样的凶险都过来了，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背叛自己呢？这个不单是对大臣的信任，而且也是一种自信。但李世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谋反了，和当初支持自己一样支持现任太子，为的都是大殿上的那个宝座。因而李世民的这份自信和对大臣的信任都有所动摇，造成了后来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君集真是做了件天大的坏事，连累了自己的同僚啊。
【李世NFDD0】
李世NFDD0像
和李靖一样，李世NFDD0也是一个在玄武门之变中没有支持李世民的人，也同样在后来受到重用，当然李世民对他也一样有些不放心。
李世NFDD0就是前文提到的徐茂公。小时候听评书听到这个名字，于是去翻书找，可是怎么都没找到。好容易找着一个字懋公的人，可是居然是姓李。后来才知道人家原来是被赐姓的。有些愤愤，本家一个这样子的名将，居然改姓李了……那么通常是称他为李世NFDD0，虽然犹豫再三，决定本文也统一用“李世NFDD0”，毕竟他活着的时候后半生都是姓这个姓的。
演义里把他写成一个神乎其神的妖道军师，想像一下的话肯定是一派文人气象，但历史上的李世NFDD0十几岁就干起了杀人的营生，后来则成为名将，与文人似乎从来都没怎么挂钩。这倒是个大的趋势，唐初尚武，即使是文人而不会武也会被人笑话。
李世NFDD0有过两次全军覆没的惨痛经历，其中一次做了人家的俘虏，当然后来是逃回来了。只是这两次惨败实在有些不幸兼不光彩。尽管如此，仍然不影响他成为唐朝大大的名将。
李世NFDD0在并州类似于流放一样一呆就是十几年，但这可不是流放或者皇帝的疏远，相反正是因为皇帝的信任才会这样，不然在一个地方呆十几年，除非是后来的藩镇军阀。
为了给太子多找几个托孤的人，李世民便把李世NFDD0调到了中央，就是在培养托孤的骨干力量了，所以着手拉拢他——之所以说是拉拢，是因为李世民最后一次动用心机暴露了他的真实态度。一次李世NFDD0生病，大夫开出“须灰”这种药引。收买人心的机会不是很多，一定要抓住，而且丝毫不能犹豫，如果李世民顾虑剪了胡子之后不好看的话，那么这个机会就错过了。而且还不能用替代物，伪劣假冒的不行，货真价实才能打动人，而且最好还是让他看出来……也不知李世民当初有没有想过这些，不过他行动是很果断的，一看到这个药方，便立即动手剪胡子。还有一次李世NFDD0居然在皇上面前喝醉了酒。不该啊不该，还好，酒后的表现不是撒酒风，只是睡个觉而已。于是机会又来了——说句题外话，李世民大概是最会抓住机会的人了，看他收降尉迟恭时就是准确地把握了时机——解下自己的衣服，披在徐的身上。只是李世民要是得知后世另有个叫赵匡胤的小伙子就是因为黄袍加身当了皇帝，不知还会不会这么草率地把自己的衣服给别人穿。而第三次，则撕下了罩在人际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利用关系——“如果他不听令，就杀了他”。印象中，唐太宗还真没这么阴沉着说过话。因此，李世NFDD0本来是很值得我们同情的。然而，李世NFDD0的反应也是超常，接到圣旨就立刻走掉了……
武则天时期的名相狄仁杰像
李世NFDD0后来在立武后的问题上表现不如其他几位，于是难免遭到后人讥讽，又有人认为是对李世民的报复。李世NFDD0在此事上的表现是不尽如人意，但只怕他也不会想到日后会是那样子。而另外几人反对也未必是看到武后将会怎么怎么不利于李唐，多半还是因为她身份的关系。这也未必有多高尚。
忽然间想起徐的好兄弟单雄信。事实上单雄信最后死时可不像锁五龙那样的戏里或是演义里那样死得多惊天动地，不但李世民没求他归顺，反而不同意徐为单的求情。不同意把此事归为李世民记仇，因为薛万彻、冯立、魏征、王珪这些当初的敌人他都可以不计前嫌，没理由认为他因为这件事而一定非杀单雄信不可。其实，单雄信轻于去就，翟让死则投李密，李密败则归王世充，王世充降又想求老朋友求情到大唐，的确不是个很值得信任的人。因此李世民杀单雄信是可以理解的，不然很可能武德年间看到秦王势弱的单雄信会成为秦王府中的第一个叛徒。而李世NFDD0与单雄信的不同是，尽管他在窦建德那里受的待遇十分好，但他仍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回来，而如果是单雄信，还会那样逃回唐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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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大臣众生相（下）(5)
李世NFDD0其实是有些别人说的圆滑，但这也可以解释为他不想参与###。李世NFDD0对名节倒是真的在乎，他的弟弟李感被王世充抓到的时候就拒绝为之招降李世NFDD0，当时他说：“家兄立身，不亏名节……”
最后死的时候李世NFDD0还是很达观的，除了朝廷赐的药，其他的药全都不喝——似有些求死的意思。他不想自己的子孙像房遗爱那样败家，所以定下不肖子孙就要打死的规矩。李世NFDD0说他不需要什么贵重宝物陪葬，只要一件朝服就够了，因为他还可以穿着它去见先帝，可见是十分地忠心了。但是他的孙儿徐敬业正是因为忠于李唐才会使全家遭殃。九泉之下，李世NFDD0也只有摇头叹息了吧。
其实唐初大臣人数众多，很多还没有写，比如武后时期的名相狄仁杰等等，而且很多都很有说说的价值。但限于篇幅，也只能写到这里。
有了唐初大臣们丰富多彩的众生相，唐朝的凌烟阁从来都不会冷清。


唐代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1)
唐代的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
唐代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朝代，那个时期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是最解放的。因此，唐代不但男子英才辈出，而且还出了绝世双“娇”——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和历史上的“千古一后”。
有人曾经评过，说如果对应千古一帝的评选（当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个全民投票选哪个是千古一帝），再来个千古一后的评选，那么长孙皇后当选的概率是很大的。纵览中国古代的皇后们，像有名的吕雉、窦太后、卫子夫、贾南风、独孤皇后、长孙皇后、马皇后乃至慈禧太后（皇后是没当成，但太后好歹也是个“后”）……太多了，但真正以贤德著称的却没几个，而且很多当皇后时没什么名气，但当了太后却颐指气使起来。像窦太后，当皇后时倒没见怎么样，而当了太后之后，便有了“资本”，连皇帝也不敢管她。看现在电视上把她渲染得多厉害，可事实上，窦太后也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和一个普通的老太太没什么区别，若说心计城府，其实她还不如王娡（也就是汉武帝的母亲），和吕后更没法比。吕后虽然狠，但是政治才干、手腕都是有的。把窦太后捧起来，纯粹有点偶然。卫子夫可惜最后不得善终。贾南风，一个著名的丑皇后，败家误国，西晋之所以灭亡得比较快，不能不说她出了很大的力。另外，独孤皇后固然有些才干，只是她的善妒却更出名，尤其是她还曾把皇帝杨坚气得独自一个人跑到野外生闷气，大臣们好说歹说才劝回来。马皇后倒是不错，只是她所能起到的作用却着实太微薄了，比方说她曾劝过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可事实上，朱元璋杀人比谁都多。慈禧就不多说什么了，如果她要是能选为“千古一后”，那真是I服了you……
唔呀，废话不再多说，该咱们的主角闪亮登场了。
古时历史不大注重记录女子的名字，像《汉书》里有很多“姬”也并不是本人真名，当然不排除真有叫“姬”的。但像吕雉、王娡的名字记得这么清楚，毕竟不多。长孙皇后的名字也没有记下来，比较可惜，那么下文为称呼简便，就以姓代名了，称之为“长孙”。
长孙皇后是长孙无忌的妹妹，两兄妹小的时候父亲长孙晟就去世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回到了哥哥高士廉的家中居住。而长孙晟在世的时候，就基本上把女儿的婚事定了。《新唐书》写他哥哥长孙炽因为知道窦夫人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猜测她一定会生出了不起的孩子，所以劝他弟弟要与李家联姻。《旧唐书》没有这段，而是说高士廉因看到李世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会很了不起，于是便把外甥女许配过去了。——只是长孙炽和高士廉既然都能看出来李世民将来有出息，但都是把别人的孩子嫁了过去……
长孙嫁给李世民的时候才十三岁，大概也就是初一初二的意思吧，不过当时李世民也不大，是十六岁，最多高一。在现在来说可以算是“早恋”，不过在当时却是很正常的。只是有个问题，李世民的母亲窦夫人去世的时候，他好像也是十六岁。两件事哪个在先已经无法考证了，推测应该婚事在前，否则不符合守孝的规矩。不过这一年李世民可真够忙的，据说雁门那次炀帝被围，十六岁的他就去雁门从军小露了一手……然而这件事的可信度却不高，但作为写小说的素材倒是可以参考。后来长孙有一次归宁，结果舅舅的一个妾居然看到她的门后有匹二丈高的大马，吓得不轻。于是占卦，占出来遇坤之泰，“女处尊位，履中而居顺，后妃象也”。要说准，的确够准，不过现代人对此类事物抱的态度大多认为是迷信，是后人写史时神化的。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不能一杆子打死，像武德九年那次太白经天，应该是确有发生的，一来天文志上也这么写，二来后来太宗也曾有些埋怨地对奏此事的傅奕说：“你老兄前面奏的这事，差点把我干掉……”长孙所遇到的这件事，可能是真的，反正天下大乱，凡是贵族都可能会遇到几个占卜者说他们是大贵之相，只不过没应验罢了。像李密，他和那个“桃李子”的歌谣可以说贴得最近，但也是大的反王当中最早被拉下来的。
后来到了唐朝时，长孙首先是成为了秦王妃，这一时期她的作用主要就是“孝事高祖，谨承诸妃，消释嫌猜”。然而平日这么温柔恭谨的一个女性，玄武门之变时还亲自慰勉众将士。有一说认为李世民政变时是把她带到了玄武门的，当然这可不是把她当作女将军来用，也很难想像长孙拿着刀剑在众军中挥舞厮杀。不过那种场面一般女子多半是看不到的，一旦看到不知道要怎么大呼小叫——不晓得长孙当时什么反应，但联系她亲自慰勉将士的镇定，应该不会很失态，长孙的确够坚强。从记载来看，秦王府后来遭到冯立等人的围困陷入危机，反倒是在玄武门的李世民相对安全一些，也就是说，看起来危险的地方实际上反而安全。另外，如果事败，也方便两个人一起死——不用我说，估计你也能想起来常听到的一句话：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所谓夫妻情深就是如此。想像一下如果事败，两人双双自尽的情形，可不亚于项羽和虞姬。不过当时乱糟糟的，长孙纵然不会披挂上阵厮杀，但也得穿得利落安全一点，所以多半还是得穿上铠甲，至少是细铠，也就是说，我们亲爱的皇后此时一定是非常英姿飒爽的……


唐代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2)
再后来，随着李世民短时间内由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长孙自然也是步步高升，由秦王妃到太子妃再到皇后，终于应了那个“遇坤之泰”的卦。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像
当政的李世民有些事情想和妻子商量，但长孙主动放弃了参政的机会。也不用给长孙扣什么封建道德的帽子，把现代的说法扣在古人的身上是不现实的。长孙实际上也并不是真正地什么都不管，像魏征有一次惹得唐太宗生气到恨不得杀了他的地步，要不是长孙皇后“上有贤君，下有贤臣”的这么劝，虽说多半也会自己消气，但还真不会那么快。此外，看到历史上外戚最后多无好的结局，长孙也非常明智地劝自己的哥哥长孙无忌辞职，同时也劝李世民不要给长孙无忌高官。似乎是为了印证长孙皇后的正确，后来长孙无忌最终还是被迫自杀了。不过这与他是外戚的表面现象关系还不大，主要原因是长孙无忌是托孤重臣，难免有些把持朝政，权倾朝野，又与武后不和，这样当然危险了。
章怀太子李坚墓壁画《狩猎出行图》
长孙皇后是一流贤后，而且也非常有才，写过《女则》。后宫中有了长孙皇后，李世民省了不少的心，而且有时他发火，长孙皇后都能婉转地劝止，于是“宫壶之中，刑无枉滥”。而且，她待人又是非常的仁善，对后宫姐妹颇有照顾，很受爱戴。所谓标准的母仪天下，就是这样了。
只可惜，现在有些人只注意到了她的贤惠，而忽略了皇后与皇帝的爱情。更有甚者，因以前有部电视剧里发展了杨妃这一条线，因此惹得有些不学无术之人真的以为李世民最爱的其实是杨妃，但是查阅历史的话，如果不是生了李恪，那么新旧唐书都懒得写上她一笔。反倒是《资治通鉴》里记载有一次太宗想要立曹王李明的母亲为后，只是因为她过去是齐王妃的身份而罢休。这是见于史册的，另外一位是考古考出来的，即韦贵妃，按后宫等级来说，贵妃是皇后以下最高的，可见也十分得宠。但如果说感情最深厚的，那么非皇后莫属。李世民和长孙的确是患难夫妻，宫廷斗争中是，当了皇帝皇后以后也仍然是，就连生的病都一样，都是“气疾”。大约贞观十年左右，李世民病了一年，长孙皇后随身携带着毒药，准备万一丈夫有个三长两短，自己义不独生。其实殉节这套东西是经过程朱理学之后到明朝到达高峰，唐朝反倒是不怎么讲究这个的，这完全可以说是因为长孙对李世民的爱而致。不过后来李世民的病好了，但一直也病着的长孙却加重了病情，终于于贞观十年去逝。长孙皇后死后，李世民对她十分思念，像以前曾提过立台一事，只是魏征老儿不解风情，硬是逼着太宗把台毁了。
长孙皇后可以说很完美了，几乎找不出来缺点。不过她死后，三个儿子中，两个因争位而罢黜，因此难免有人批评她教子无方。但实际上这也不单纯是教子有方无方的问题，李渊把几个儿子都调教得十分厉害，可是最后仍然避免不了一场争斗。其实长孙生前对孩子们管教还是很严的。太子承乾的乳母说东宫的器物少，要求添置几件，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扬，何患无器用邪？”可见她并未宠着孩子们。另外，长孙在世的时候至少还是相安无事，只是后来孩子们都长大了，必然会有权力方面的争夺，这不可避免，批评长孙教子无方没道理，批评李世民教子无方也不公平。何况，哪个朝代没有争皇位的事呢？
要说立储更乱的当属李治和武则天了。反正就四个儿子，太子轮流当之后，皇帝也是轮流做，可当来当去，最后皇帝玉玺还是跑到了他们母亲的手中。
武则天的事迹可以说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典型，她后来的地位权力无疑都是靠她自己的努力得来的，只是有些手段在我们看来，未免有些狠。通鉴里写的清楚，“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为了自己的地位，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得不忍心杀掉。对这件事，为她辩解是没有必要的，以此来批评她也不客观。既然史书上记下了这一笔，要想推翻事情的存在，说什么“这件事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发生过”，靠的也只能是臆断，再者说，像武则天那样的女子，这样的事情还是可以干出来的。但她当时处境并不是很安全，而如果她自己尚不得保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即使活下去，只怕结果也未必会好，所以为了更高更稳固的地位，武则天不惜用这种手段嫁祸于人。然而古人都有其局限性，如果换作别人在她那个处境下，只怕也得这么做。回头看看萧淑妃的女儿吧，年龄很大才得出嫁，而且也是将就了事，武则天根本就没打算让她们过好日子——可见当年的仇怨是多么的大。那么反过来说，如果得势的是王皇后和萧淑妃她们，武则天的孩子们也不会过得十分幸福。
宫廷中是适者生存的地方，武则天要生存下去，如果没有狠劲是办不到的。她有一次在太宗面前驯马，就很能体现其性格：如果不能驯服马的话，那么即使再好的马，也是没有用的，干脆就杀。这和朱元璋的“士不为己用则杀”的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太宗不喜欢这种性格的人，尤其还是女人，这和长孙皇后的温柔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可你要说哪个好哪个不好，也不一定，反正可说是两个极端了。也正因此，实际上太宗时期武则天并没有像有些书中写得那样得宠。应该说，李世民自己就是非常刚强（但不残酷，至少他没有杀掉当时在大好形势下还要归隐的王绩）的人，他比较欣赏的是像皇后和徐惠妃那样的温柔女子，倒是李治性格比较温和，而武则天性格则是刚强的，所谓性格互补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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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3)
武则天像
武则天除却果断，还十分有心计，这就不是一般的厉害了。《红楼梦》里曾有人这样评价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极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无论哪个朝代出来个厉害的女角，基本上这句话都能适用，但真正能让男人万不及一的，则首推武则天，原因是她还有着有些男子都没有的气度。骆宾王的千古名篇《讨武曌檄》写得很有气势，同时把武则天也贬低到了极点。当面被人这样揭短，尴尬自然是有些了，如果不觉得不好意思的话，那脸皮也是太厚了。于是，一句一句这么念着，一句一句这么尴尬着……突然，结尾了，武则天也许早就盼着快到结尾，但是当她听到“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时，文章的气势与文采令她折服了，霎时欣赏更多于尴尬。因此她问作者是谁，答曰：“骆宾王。”“这是宰相的过错啊……”这篇檄文能流传至今，不能不感谢武则天当时没有禁锢此文，而看过了明清的文字狱后，也不能不令我们佩服她的胸怀。
武则天虽然是个女强人，但也总有女人的一面。现代很多电视剧里只强调了她政治上的一面，却忽略了她作为女人的本性。小时候台湾有部电视剧《一代女皇》，里面潘迎紫演的武则天，前面清丽可爱，后面的打扮却是不敢恭维了，气势是有了，但是也实在很吓人的，潘迎紫那么漂亮的人，居然给化装成了那个样子……大陆拍的《武则天》化装倒是正常了，只是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有失偏颇，但最后有一点挺有意思，就是老了的武则天让上官婉儿穿上她年轻时的衣服，然后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漂亮多了……”武则天还会这样说？可能你的第一感觉是觉得有些好笑，但这却一下子把武则天拉回到了人间。女人总是希望自己是漂亮的，武则天就是再像个男子，也只是像而已，毕竟她还是女子。武则天年轻时一定十分漂亮，从那画像来看，有点典型唐朝“美人”的意思，但是古时的画像只怕大多数情况下作不得真，别人不说，你去翻翻初中时的历史课本看看司马迁是什么样子的，便可以想像古时的画像会有多真实。因此，虽然武则天经过细心打扮之后坐在那里，郑重地等着画师给她画像，可是画师“斜睨”（也许不敢斜睨，但是瞥、瞟等词就更不合适了……）了她两眼，依旧按照自己应该画的模样画了起来——我猜那时画像是有个标准的，有一次看某个版本的唐代皇帝画像，里面的人基本上就是两副面孔，一个是李渊式的，一个是李世民式的，不过两式的区别也不大，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唐代皇帝都是他们的子孙嘛，为了体现皇帝血统之纯，所以他们必须得长得像祖先，幸好那时人们还不知道人类的祖先究竟是何物。呜呼，这地方有点跑题了，说到哪了？对了，这样的武则天才更真实一些，不过这几个武则天似乎都不是太称人意。反而《大明宫词》里那个配角的武则天受到好评更多，虽然戏说成分大了，但武则天平易了一些，离着人的距离也近了，但依然保持着女政治家的风度，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武则天？
乾陵武则天无字碑
前面说到小公主的事情，而后来，李弘、李贤的死，武则天也都有嫌疑。不过，李贤赋的诗“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为可，四摘报蔓归”，真的起了作用，后两个儿子李显和李旦，最终得以保全。也许，这与他们两个比前两个无能有关，又也许，真的像李淳风劝李世民时说的那样，三十年后，那个老人也许还会有些慈心的。总之，武则天废了中宗李显，又从儿子李旦手中接过象征权力的玉玺，开创了一个女皇时代。
我不愿把周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因为我太爱唐朝了，不忍心破坏它的完整，我有时甚至有些讨厌武则天，可是想想，也真是无聊呢，自己又不是唐朝的遗老遗少……
当皇帝的时候，武则天已经是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是个男皇帝的话，这个年龄可真是爷爷级的了，像清朝登基年龄最大的是雍正，也只是四十五岁，很多皇帝甚至还没活到这个年龄就死了。道理很简单，武则天是女皇，即使在开放的唐代，这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跨过很多的障碍，耗去了她太多的青春，终于在垂老之时，迈向了人生的顶峰。
人总有更老的时候，总有死的时候，那么武则天也要面临着立储的问题。究竟是立儿子呢，还是立侄儿呢？这就得感谢狄仁杰了。狄仁杰很清楚地告诉武则天，如果立侄儿，将来姑祖母的后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她了，那么，只好把她请出宗庙；立儿子的话，那么还可以千秋万岁配食太庙。经过几番劝说，武则天终于决定立儿子李显为太子。最后，让位给李显的武则天令去帝号，仍称自己是则天皇后。死后，仍和自己的丈夫李治合葬，也因此乾陵成了一座埋葬着两位实际独立当政的皇帝的陵墓。山不转水转，自己一辈子想转出这个圈子，可最后却仍无法摆脱自己是李家媳妇的身份，不知武则天那一刻，脸上曾否有过一丝苦笑？
其实，除这双“娇”之外，还有一位“皇后”也比较特殊，就是李渊的夫人窦氏。窦夫人没有等到李家得天下的时候就死了，“太穆皇后”是死后加封的。她是北周公主的女儿，从小就很聪明，所以她的父母不肯把女儿轻易嫁出去，便设一个孔雀的屏风，如果有人三箭内射中孔雀两眼的话，那么便同意婚事。此法其实也有弊端，如果来了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怎么办呢？又或者，公子当中没有人能够有此箭术，也是伤脑筋的一件事。还真是应了“有缘千里来相会”，幸好李渊的箭术还是有准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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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4)
窦夫人生的几个孩子，的确都很出色，比如平阳公主，也是位女中豪杰。现在山西的娘子关仍是重要的风景区，据说就是当年平阳公主把守的地方。窦夫人很有才学，她摹仿李渊的笔迹，竟能以假乱真。李世民酷爱书法，其实就是受了母亲的影响。窦夫人也很有见地，她建议丈夫把自己得到的几匹马送给炀帝，可是李渊当时没有听。后来窦夫人去世，李渊为了摆脱自己面临的困境，想起夫人过去的话，便依计行事，结果果然做了将军。由文官而为武将，手中有了兵权，也就是有了发家的资本。于是他哭着对儿子们说：“要是早听你们母亲的话，我早就当这个官了……”
李渊对窦夫人还算是一往情深，尽管他后来有若干嫔妃，但却不再立后，这不能不说，是与对妻子的怀念有关的。唐代的帝王对自己的正妻都比较重视，遍查唐史，只有穆宗有三位皇后，其他人基本上都控制在一两个之内。即使是玄宗那样宠爱杨氏，也只是立她为贵妃，却自始至终没有立为皇后。这个传统大概和高祖太宗作了好榜样有关，因此有唐一代，虽然宫闱之事比较乱，但皇后还是宁缺勿滥的。
李渊不再立后，或许其中也有政治的原因。李渊被几个儿子搞晕了头脑，如果再立后的话，那么新皇后的儿子也要加入争储大军，自己可就真吃不消了。这是皇后不在，如果皇后在的话，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窦夫人生前最喜欢的是次子世民，四子元吉则是相貌丑陋，窦夫人有点受不了自己居然会有这么难看的孩子，甚至都不肯喂奶给他。窦夫人虽然是位很有见地的女子，但这时却体现出来像春秋时武姜一样的任性。武姜就是因为生长子寤生时难产而厌恶他，偏爱另一个儿子，最终导致兄弟相残。如果再联系同样疼爱次子杨广的独孤皇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起到的催化作用，那么，窦夫人将扮演的角色，多半和她们差不多。可是历史往往超出人们遵循的逻辑，不然又哪里会出现那么多的偶然？李渊能吸取隋文帝的教训而不肯改立太子，那么窦夫人又何尝不会吸取教训反而压制李世民呢？总之，如果窦夫人在的话，那么变数是很大的。
张萱《捣练图》
除了李家的媳妇，李家的公主也都比较有意思。前面提过了平阳公主，李渊的女儿其实很多，但嫡出的就这么一个。历史上汉武帝的姐姐也是平阳公主，但比李渊的这个女儿差了很多。李渊其他的女儿，如果不是武德年间生下的小公主，基本上都是李世民的姐姐，而那些小公主，怎么说呢，有的命运有点糟糕，被二哥用去和亲了，而太宗自己的女儿却没有一个嫁到蛮夷之邦的。有时想，难怪太宗对和亲这么开放，因为他从不嫁自己的女儿。有一次有人泄露了公主不是皇帝的女儿，于是太宗大怒，将那人贬官了。不过唐朝的和亲和汉朝前期的和亲是有所不同的，简单来说，汉的和亲是被迫的，而唐的和亲却是主动的，是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的。以吐蕃为例，文成公主和亲就是在打败他们之后。小时候不大理解，既然都打败他们了，又何必再派公主去和亲？其实现在也是似是而非懂，据说主要是为了加强巩固关系，这种先打后拉的手段是比单纯的强攻更具效力的。
除了和亲的公主，其他的大多数都基本平安地过着一辈子。对了，想起来李渊有个同母的妹妹，比李渊还长寿，一直活到了永徽年间。皇帝的女儿是公主，皇帝的姐妹是长公主，皇帝的姑母是大长公主，皇帝的姑祖母是……也不知高宗是怎么给她加的封号，好在高宗时间够长，不然到了下一代人都不好称呼她了。
和亲的、平安的都算过来了，如果还要再算的话，那么就该数数不平安的公主了。早夭的公主中，李世民对晋阳公主十分痛惜，她是长孙皇后的女儿，母亲死时年龄太小，很可怜。她本来有望继承父亲的“书法事业”，她临摹的太宗的飞白书竟也能以假乱真。但可惜的是，这位未来的女书法家死的时候才十二岁，害得她父亲伤心难过了好多天，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下面，就是非常有名的高阳公主，不想提那个《大唐情史》，把高阳演得太过了，高阳是非常傲气，但不是愤世，她的母亲正史上并未记载下来，应该说电视剧里演的实在是瞎编。她嫁给房遗爱是有些委屈的，为辩机（顺便说一下，这个辩机多半也没有这么复杂的来历）的风度才识迷倒也很正常，不过一旦这种倾心趋向了“形而下”，就不正当了。辩机因此而被腰斩，太宗一气之下，这种酷刑都动用了，可见生的气很大，对着心爱的女儿也发起火来，最后父女关系搞得比较僵，甚至太宗死的时候高阳都没有哭。高宗之时，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因而被赐死。另外，这还连累到了吴王李恪等人，一下子死了好多朝廷亲贵，算是高宗时期比较大的一件事了。高宗的女儿本来就不多，两个是萧淑妃的，而另一个则是集父母之最爱于一身的太平公主。太平公主是唐代最有权势的公主了，她很像她的母亲，最后也是悲剧收场，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拿来做文章实在可惜。前几年的《大明宫词》中，那位集一切美德于一身的太平公主看着实在虚假，真实的她可比这个狠多了。武后中宗时期其实是比较乱的，太平在此时确实对国家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很难说她是为了国家，实际上她是有个人野心的。武则天的成功，吹皱了一池春水，像中宗的韦皇后也想做第二个武则天，而她的女儿安乐公主更是梦想着做皇太女……那么，继承了武则天衣钵的太平，有这种想法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是没想到，睿宗在这个问题上还算明智（中宗其实也并不十分糊涂，如果他真立安乐为太女的话，也就不会死了），或者说不明智也不行，因为李隆基是个比太平更厉害的角色。太平公主平生做得最错误的一件事就是派术士对哥哥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大家也许还记得以前提到过傅奕曾对李渊说过太白经天的事，李渊差点因此杀了李世民，那么太平公主当是想借此事打击李隆基。可是出乎意料的是，李隆基实在应该感谢自己的好爸爸，连政变的事都省了，直接下定了传位的决心。太平心里一定气恼之极，而且也十分尴尬，可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怎么办？如果她要是老老实实地当她的大长公主，至少在睿宗在世的时候，李隆基还不至于对她怎么样。但是谋反，则是谁也帮不了她了。至于那个裹儿安乐公主，则死得非常之惨，她们母女二人志大才疏，另外，她们的错误还在于不该这么早就扔掉了自己的靠山唐中宗。但是韦氏跟着李显，也的确受了不少的苦，只可惜她要求的回报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得到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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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绝代双娇·长孙皇后和则天皇帝(5)
至此，本篇可以结束矣。可惜的是，杨贵妃生活在盛唐，这里就不提了吧。原本是想只写一写题目中的绝代双娇的，结果后来又不由自主地多写了这些人。看起来，本文叫“初唐的女子们”似乎更合适，罢了，就不改了，毕竟还是双娇占了重头戏。总之，没有套上枷锁的大唐的女子们，在大唐灿烂的天空下，有的清丽，有的妩媚，有的温柔，有的刚强，偶尔也会露出些许狰狞，但无论是清丽妩媚还是温柔刚强，都是丰富多彩，决不会使你有乏味之感。或许，这就是唐朝赋予她们的特殊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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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1)
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
唐高宗李治，一直以来基本上被认作是个无能昏庸之辈。这里想为他正一下名，实际上，李治非但不无能，而且是个非常合格的守成之君。之所以显得无能，一来他的性格的确是比较柔弱。二来，也是因为他夹在了两个太强的人当中——历史上能有几个人可以与唐太宗并列？历史上又有几个女皇？
高宗皇位的得来，印证了一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李治曾经有过夺嫡的念头吗？也许梦里有过吧，但醒来之后，自己也好生奇怪，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梦？于是擦了擦汗，又躺下了。然而李治何曾知道，他做的这个梦，却是李泰一直日有所思却总是夜中不得的梦：虽然父皇一直摆出偏爱自己的样子，可是就是不行废立之事。要命的是，还有那个魏征，当初父皇没登基时反对父皇，现在又反对我，就连大臣向我行个跪拜之礼都要进谏，真是个老顽固……
明知自己不受喜爱的太子承乾，忍了若干年，终于再也受不了这种心理上带来的恐慌和气恼，加上曾跟随父皇有着深厚经验的老一辈大臣侯君集此时也是失意之中。同是不平人，一下子变得亲密了。贞观十七年，新的太子集团商定，要诈病把太宗骗到东宫，然后再……总之，是要政变了。当然，此事后来以失败告终，不然我们今天看到的就不是高宗李治，而是唐某宗李承乾了。李承乾的失败，并不是缺乏自信，而是过于自信了。看到了齐王李祐谋反失败，李承乾洋洋自得地说：“我东宫的西墙，离着大内也就是二十步，这哪里是齐王那小子能比得上的？”可是他太过得意了，虽然知道齐王谋反失败的事，却忘了自己的人也被齐王的事牵连了。最后，恰恰是那个想活命的人利用告密求得了生存。李承乾由此功亏一篑。想像一下吧，如果没有这个人告密，那么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听到太子承乾生病，作为父亲的李世民即使不疼爱他，但好歹也是自己的儿子，于是忧心忡忡地赶往东宫，却没想到年年打雁，今年叫雁啄了眼，这个孩子居然会发动政变……忽然间想起十七年前，自己的父皇大概也是这样的惊诧。只见承乾手下的一员猛将，或是一名亲信，或者就是侯君集，手按在剑鞘上，一脸淫威，说：“魏王李泰谋反，请陛下定夺。”或者：“太子等得不耐烦了，请陛下交出皇位。”或者……总之，是事先准备好的若干种说法，就看当时怎么选取了。其实不管选哪种，李世民心里都一定很清楚事实的真相。这时他的做法，无外乎三种，一种是像李渊那样乖乖投降，日后还可以做个太平的太上皇，或者不知所措，最糟的一种就是强硬到底，“我是皇帝我怕谁”？然后太子承乾不得已，杀之。想想太宗的性格，多半承乾要想得手，只怕真得来硬的才行。当然了，也许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也许即使没有告密的人承乾也不会成功。总之，这件事的确是很不成功，于是继齐王李祐之后，太子承乾成为了第二个给李世民以重重一击的儿子，只是对他的处理还宽大些，毕竟情节严重但并未发生，于是贬为庶人。就这样，太子位子空缺下来了……
权力场上不容许有真空，如果没有意外，这个空间将由李泰来填充。或者说，太宗很多年处心积虑想换一换太子，都没达成目的，这次反倒有了机会。然而李泰却遇到麻烦了，因为长孙无忌不答应，长孙无忌所希望的下一任太子是晋王李治。且不管他支持李治是出于什么目的，但国舅的意见的确很重要，李泰觉得有些不自信了，他担心弟弟李治会对他有威胁，所以开展恐怖主义手段，对李治进行恐吓。李治果然十分恐慌，忧形于色，这是个极好的解忧方法，同时对李泰则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令李世民很担心李泰当了皇帝之后李治的安危，再加上种种原因，李泰终于与太子之位无缘。非但无缘，连本来已有的地位也保不住了，被降为东莱郡王。尽管后来又有几次改封，也只能说是改变一下生活质量而已，而且他一直是个政治敏感人物，最后太宗去世时下诏让诸王奔丧，“濮王泰不在来限”，也就是最后都不肯给他机会。
那么随着两个哥哥的倒台，李治成了这次斗争的最大赢家。嫡子之中只剩下他，即使李世民曾想过吴王恪，但这却是没有可能的，因为吴王恪得不到朝廷中像长孙无忌这样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从贞观十七年当太子开始，至贞观二十三年，李治当太子是相对比较安稳的，加之他一直都很恭敬谨慎，倒也不用怎么担心自己的地位，算是大唐三百年中少有的几个地位稳固的太子——李世民和李隆基都是有比较强硬的手段，李亨则当得心惊胆战，连头发都吓白了，只有李治，实在是难得地舒服。
太宗死后，二十二岁的李治即位，是为高宗。按说这个年龄不小了，可是太宗死时李治是抱着长孙无忌的脖子大哭，像个无助的孩子。最后把无忌哭得有点儿烦了，说主上把社稷交给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这也就是舅舅敢这么说。于是止住悲声，火速回到长安，一切安顿得差不多了，然后突然宣布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接着就是顺利即位，可以说，一点障碍都没有。
高宗即位后首要的当然是先任命大臣，长孙无忌不必说了，李世NFDD0——或者确切来说是李NFDD0，李是皇家赐姓，那个“世”字此时则是无论谁都不能再用了，为了避讳嘛。想想李世NFDD0真是可怜，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自主权，本来叫着徐世NFDD0二十年左右好好的，降唐后就受到赐姓这等待遇，这样又叫了二十多年，然后就要把世字去掉，直到死后也不安宁，孙子一造反，又回到徐世NFDD0了，这倒也罢了，只是后世人说书，不喜用名喜用字，害的我以为茂公就是他的名……不过高宗毕竟初登大宝，所用之人也只能是顾命大臣。


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2)
李治当太子虽然有点晚，但六年的学习也可谓效果显著，基本上继承了贞观时期的政策，当然这和老一辈的执政人才是分不开的。永徽年间，文治上的事不多说了，基本是国泰民安。可见李治文治上的功夫学得还是可以的，而武略上李治却没有这方面的锻炼机会，另外也没有表现的机会，不一定说他率军打仗就一定失败，只要朝中有能打好的将领并且他不多加干涉，像杨广灭陈那样挂个名也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李治倒还是很有扩展唐版图的雄心，事实上征高丽时他曾想过亲自率大军随后出发，却被武则天劝了回去。太宗时期未解决的高丽、西突厥都是在高宗朝攻下来的，虽然有太宗的准备在前，为胜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不管怎么说，是高宗打下来的，即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继贞观时期设安西都护府之后，高宗朝又设崑陵、濛池二都护府，徙安西部护府于龟兹。唐代的版图，在高宗时期为最大。有人说，唐代最繁荣的时期，其实不是开元，也不是贞观，而恰恰是在永徽，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说运气好也罢，说是捡便宜也罢，李治其实都是一个合格的守成之君。另外，高宗还完成了一件太宗几次想做没做成的事，就是去泰山封禅。从个人能力等方面来讲，高宗当然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从当时国力来看，高宗的确应该去封一次，怎么说也比宋真宗的时候强了很多很多呢。
唐朝平定高丽的大将军薛仁贵像
在宗室的问题上，李治也是比较开明的。李治对待李泰，还是满不错的，在贞观二十三年十二月（这时皇帝是李治了，年号一般都是次年修改），“诏濮王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确实像太宗生前所料，“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不过，李承乾没有活到李治当皇帝的时候，于贞观十九年就去逝了，而李泰也在永徽三年死去。李泰和李承乾两人都是死得很早，三十多岁，这样的年龄实在太年轻了。如果不是别人陷害，那么必有原因。推测都差不多是心情郁闷，“若加挫抑，恐有不测之疾”这句话的适用还是很有广泛性的。假使当年李渊也像李世民贬李泰这样贬李世民，那么李世民只怕活得时间更短。至于高阳公主和李恪等人的死，一方面是高阳不该谋反，另一方面长孙无忌这时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好的。李治从中受益无疑最大。其实不管李恪有没有罪，李治杀他也在是情理之中。李恪和李泰的意思不一样，李泰已经没有希望了，至少从人望上已经从一个很高的高度重重地跌了一次，再想起来的可能已经不大了。李恪的威胁相对就大得多了，如果说借这一次的事而除去他的话，怎么看怎么划算，这也并非李治“良心大大地坏了”，毕竟为了自己的生存。有了长孙无忌，李治这次省了不少力气。也许这么想把李治想得太有心计了，但李治其实真的不傻。此外，对于宗室中违法的人或行为，李治也加以惩诫。比如李治的叔叔（当然不是同祖母的叔叔了）滕王元婴，劳扰百姓，他就写信告诫他；而元婴与李治的异母兄李恽两人都好聚敛，所以李治有一次赏赐诸王时唯独不赏他们两个，因而使得这两人很是羞愧。这种惩罚是精神上的，但效果却比物质上的更厉害。这很类似于李世民对贪污的长孙顺德的手法，可见李治确实还是有乃父之风的。
问题是，李治学到的功夫慢慢体现出来的，更多却是李世民后期的拒谏饰非。李治有一次说：“杨广因拒谏而致亡国，我时常作为警戒，虚心诚意，要求直言，可是竟然没有人说话，什么缘故？”李世NFDD0回答说：“陛下作为，都尽善尽美，臣属们无从规劝起。”实在是很搞笑的一段记录。李世民也是常常提起杨广，李治竟然也常提这位老前辈，不能不说是受了影响。只是和乃父相比不同的是，三十八岁时的李世民还是有很多人给提意见的，而李治三十八岁时就达到“尽善尽美”了。想当初李渊当了皇帝后，就有了听不进话的苗头，李世民到最后也是没人敢再说什么，如果下一代是李承乾，只怕情况更糟，他才二十岁左右就已经很能够堵住大臣们的嘴了，李治好歹还等到了三十多岁。莫非这是遗传？嗯，如果是的话，那么算是一个广义的遗传了，虽然每朝每代皇位不一定是禅让的，可是不听劝的毛病却一代代地传承了下来。
李治是有缺点，但不能说昏庸，毕竟高宗的政绩还是很值得一提的，无论如何总比后来的唐懿宗强。之所以备遭谴责，多半是因为他的那位夫人——武则天，生时受她制约，死后大唐江山又险些断送在她手里，因此人们在钦佩武则天却又狠骂她的同时，也骂着李治。因此李治把武则天弄进宫来倍受非议，一方面武则天是太宗的才人，确实于礼不合，另一方面，只怕就难免是后人以结果推原因了。关于第一方面，唐代宫闱之事有时的确比较混乱，有北方少数民族习气的痕迹，比如李世民就曾把齐王妃收入宫中，而后世李隆基是娶了儿媳，李治则是娶了庶母。但是在正妻的问题上却并不乱，并不像突厥那样可以一个可敦经历几个可汗。武则天进宫的阻力没有当皇后时的阻力大，因为皇帝无非是纳一个妾而已，但要是把她立为正妻，便受到了坚决的抵制。因之，武则天立为皇后不见得是长孙无忌他们有什么先见之明，知道她将来会取代李氏做皇帝，而是因为她的身份问题。李世NFDD0在这紧要关头显得软弱，有人说是他圆滑，柏杨先生更是称之为“漂亮的报复”。如果李世NFDD0知道武则天后来做了女皇，只怕也未必会如此表现。李治冲破重重阻拦，终于立武氏为后，这份“魄力”倒也难得，只是如果他用这份魄力来治家平天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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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3)
其实李治是有点儿怕老婆，但还不至于一开始就把政事交给她。显庆五年，高宗闹眼疾，只好让武后来处理一些事情，委以政事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是后来，李治的进取心也有所减退，武后的势力也越来越强，因此终于发展到“二圣”的地步。但这种情形历史上也并非没有过，隋文帝杨坚就是和独孤皇后一起并称“二圣”的。说起来，隋文帝杨坚也是很怕老婆的，有一次就是被皇后气得一个人跑了出去，宁可自己生闷气，也拿她没办法。李治也不是一味地心甘情愿，他想做什么，往往被武后制约，于是“上不胜其忿”。李治也挣扎了一次，找上官仪来起草废后诏书，不知怎么就被武后知道了——左右奔告于后，李治这个皇帝当得也够可怜的，由此可见，武后自然是废不得的。最后此事告吹，但比较令人失望的是，在武则天面前，李治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上官仪从中得到的最大教训。也许就是“疏不间亲”这句话的确是至理名言，但可惜再无实践的机会，因为这件事已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另外，说句不相关的话，上官仪之死从文学史角度来说，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言，这是强制性地收住了江左余风。只是杀他的时候，李治和武则天可都是没想到这点的。二圣之称，也是在这件事之后，以后更是发展到了“天皇”与“天后”的地步——李治大概是中国唯一的一位“天皇”了。
感觉高宗夫妇总能弄出很多花样来，如上面提到的天皇天后——这种称法中国还真不习惯，因此看电视上两人“天皇”、“天后”地这么称呼，有点滑稽。再比如年号，武则天是年号最多的皇帝，共十七个，李治则是十四个。而李治用了这么多年号，估计和武则天有关，总之是一开始还能坚持几年，越到最后换得越勤，一年一个，直到他去世。这些年号常搞得我晕头转向，其实历史上也不乏爱换年号的皇帝，比如汉武帝，但汉武帝的年号比较有规律，除去建元，后面是“光”字带着另一个字，只要记住那几个字就可以了，“光”字年号各六年，然后虽然用字不大规律了，但保持四年一个年号。高宗武后的年号则是什么规律都没有，要多难记有多难记，相信他们自己也都未必记得清楚。相形而言，还是高祖太宗的时间比较清楚，就一个年号，也许他们懒得再想年号名了，但这既方便了自己更方便了别人。起年号最有学问的当属玄宗，不是说他年号起得有多深刻有多好听，而是说年号起到的作用，开元和天宝基本上（所谓基本上，是说开元末期已经初露端倪）就是变化的转折分界。
时间走到了弘道元年，当了三十四年皇帝的李治去世了。临死之时，李治“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而后来的唐朝则为此而差点付出了三代而亡的代价。
公元684年，年号的混乱达到了极致，这一年真是大唐历史上非常有趣的一年。这一年轮流上台了三个执政者，两个皇帝，一个太后；这一年本应该有三个称呼，嗣圣、文明、光宅……最后，人们便取最后一个年号为这一年的标记。问题来了。嗣圣是中宗李显的年号，但是他二月就被废了，随后李旦登基，是为睿宗，改元文明。但是睿宗已经是傀儡皇帝，实质上的执政者是武后。既然如此，武后为什么要于九月改元光宅呢？为了标记什么事呢？九月，徐敬业造反，或许与这次改元透露出来的信息有关，按逻辑当是李旦明确将权力交给太后。然而似乎又不是这样。六年后也就是公元690年，武后称帝，将皇帝改为皇嗣——也就是说，皇帝此前仍是皇帝，当然，是名义上的。可是他自从当皇帝以来，权力并不在他的手中，九月的改元真的有些令人费解。同样令人费解的还有史家。既然那六年时间内唐朝还是有名义上的皇帝，但这六年却归属到了武后的名下。与此类似的还有汉的吕后时期，但是形似而神不似。惠帝执政期间，权力主要也是在吕后手中，但是却不曾将这几年说成是吕后某某年。而惠帝死后，汉朝实际上是处在没有皇帝的情况下，至少是没有一个成年的皇帝，因此吕后控制了政权，这时史书上才记“吕后某某年”。相似吗？可是，这位可怜的皇帝，汉朝从来就没认他是自己的皇帝，因为他来迹可疑，并非是惠帝的亲子。唐睿宗不一样，他不但成年了，而且也是唐代的正统皇帝，即使权力不在他的手中，但名义上仍是皇帝——于是暗笑，难道史家也是如此势利吗？
中宗李显即位之后，将自己的岳父提拔为豫州刺史，此后又想升为侍中，这件事成了他被废的导火线。这件事得到了裴炎的反对，中宗一气之下说就是把天下交给韦玄贞，又有何不可？然后他为这句不冷静的话付出的代价便是十四年的流放。每当朝廷有使者到来，李显总是吓得要自杀——他有两个榜样在前，这样的担心很正常，但是既然敢自杀的话，死都不怕，又何必怕什么呢？如果不是韦氏劝止，李显真的等不到十四年后做太子了。又过了六年，苦尽甘来的李显终于得以复位，两次登基，前后一共二十年。
中宗在位之时政绩的确是不好，但对外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一是突骑施娑葛在西域作乱，唐出兵征讨，经过两次战斗取得了“贼徒因而退败”的胜利，于是突骑施娑葛被迫投降。二是突厥从河套南下侵扰，中宗派张仁愿征讨，收复了漠南地区，最后又在黄河之北筑了三座受降城，巩固了既得胜利。至于受降城，应该比较有名吧——“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便写到了受降城。三是继文成公主之后，金城公主嫁入吐蕃和亲。这几件事中，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初中课本上就有的，现在还记得当时书上用黑体字写着：和同为一家。不过金城公主比文成公主可怜多了，她命运多舛，连孩子都曾被人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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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三人组·李治、李显与李旦(4)
姚崇像
中宗之所以后世评价不好，是为韦后和安乐公主所累。李显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想当年艰苦生活中，是韦氏跟着他一起度过的，他怀着这份感恩之心，实践了当初“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御”的承诺。但是他对妻女的放纵，却为国家朝廷带来了灾祸，也使他自己提前去世了若干年。我不认为李显是真的糊涂到了家，他并未答应安乐公主求为皇太女的过分要求，当他微笑着给安乐公主的“诏敕”签字时，可能想到更多的是对妻女的愧疚——他曾让她们受了那么多的苦。但是这本应该非常感人的一家，尤其是这对患难夫妇，最后的结局实在令人心痛。韦后毒死了亲夫，不久和女儿一起被杀，以完全的悲剧告终。
中宗之后，是睿宗。和哥哥相比，睿宗这一生可谓平安多了。他没有过被流放的痛苦，最后也非常识时务地退位做了太上皇。睿宗当政比中宗也强不到哪里去，而且在对外上也是比不过中宗的，但是历史的评价似乎睿宗更好一些。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唐代后来的皇帝，都是睿宗这一支的后人。两人相似的地方是，中宗为夫人韦后所制，睿宗却是为妹妹太平公主所制。
不过睿宗在立嗣问题上倒的确是“睿智”的，和他一样睿智的还有他的长子宋王成器。父子二人一起吸取了开国之初那次玄武门之变的教训，非常正确地立李隆基为太子，避免了又一次的太子之争。只是太平公主与李隆基的关系并不像《大明宫词》里演的那样亲密，而是如仇敌一般，太平公主几次想要害李隆基。有一次，李旦召见韦安石，问他是否“朝廷倾心东宫”，这样问等于是有些怀疑李隆基了，幸好韦安石没有被太平收买，不然一旦加以挑拨，也是件麻烦的事。这说明太平公主的离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姚崇和宋璟劝睿宗把宋王及太平公主等人全部弄出长安，为太平公主得知，于是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此时的表现初看也是很让人失望的，“太子惧，奏元之（姚崇字元之）、璟（宋璟）离间姑、兄，请从极法”。但想想玄宗皇帝好像也不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的奏请一来是被迫的，二来或许也出于对他们的保护。比如有一次北齐高洋怀疑他弟弟常山王高演受了大臣王晞的教唆，然后高演就对王晞说：“我明天要做一件事，为了救你，也为了自保，你千万别怪我。”第二天，便把那个人痛打了一顿，结果果然两人平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姚宋真应知足了，至少没挨那顿打。
最后，太平公主弄巧成拙，想用天象加害于太子，但她完全没有猜到睿宗会有的反应——他竟然因此而下决心让位了。和中宗同样二次复位的睿宗，第二次只短短当了两三年皇帝，便光荣地成为太上皇。可以说他的退位，是和立太子时一样的睿智，或许睿宗的庙号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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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1)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
提起玄武门之变，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发生在唐代武德九年的那次宫廷政变。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伏兵于宫中，一举杀死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从而奠定了自己皇位继承人的地位。两个月后，在皇帝宝座上枯坐无味的李渊识趣地把它让了出来，于是，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取得了从头到尾彻底的胜利。
【第四次“玄武门之变”】
既然太宗皇帝开了个头，那么后世子孙学一学先祖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几乎随着每一任新皇帝的“诞生”，都大大小小地出过一些事情。高宗即位平安吗？他是在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鹬蚌相争两败俱伤后取得的渔人之利，而且他这位懒渔人还没亲自动手，就好像有一颗炸弹飞到鹬和蚌的中间，把它们全都炸飞起来，落到了李治的手中。
当中宗李显好容易从武则天手中夺过皇帝的宝座，天下终于又由周改叫唐了——对了，这次也算是一次玄武门之变，是第二次。之后李重俊发动了第三次，不过他这一次没成功。中宗其实是位非常苦命的皇帝，之前十几年的流放不说了，之后的被韦后等人害死也不提了。唐朝一共就四次玄武门之变（也有说是五次，反正唐朝政变极多，但前四次，即截止到玄宗即位前的四次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他这一朝就碰上了三次。当然了，最后一次他无法亲眼目睹，因为那次是李隆基发动政变杀掉害死中宗的韦后和安乐公主……
一
历史最令人烦恼的是什么？
也许你会说：杀人、放火、战争、皇帝的更替……不然，其实最烦人的是年号，赶上在年号上“无为而治”的皇帝还好说，要是赶上一个专门在年号上勤政的皇帝，那么，你会有一种强烈的发怒愿望。也许有点夸张，但有时的确是这样的心情。
公元710年，和公元684年的情况相似，也是有三个年号。这一年当中的半年时间是中宗的景龙年号，可是后面却发生了一连串的宫廷斗争，导致了后半年换了两次年号。
五月，继定州人郎岌上告韦后与宗楚客将为逆乱而被打死之后，许州的燕钦也如此上书中宗，这一次中宗亲自召见了他。在中宗面前，燕钦一阵慷慨陈词，中宗听罢默然。但随后宗楚客即矫诏命人骑马飞奔把燕钦凌空扔起来撞在堂前的石头上，结果把燕钦的脖子摔断了。想来当时的情景一定相当恐怖，而宗楚客的大声叫好更增添了这种恐怖的气氛。如今《全唐诗》中还存有宗楚客的六首诗，基本上都是应制之类的，没什么价值，不过文字还是很不错。但看看那文绉绉的诗，再对照一下眼前这个看到别人脖子折断而欢呼的人，就会对他产生极其厌恶的感觉。
中宗对此没有深究，但仍然怏怏不乐——谁知这竟成了韦后和安乐公主谋害丈夫、父亲的起因！
事实上，中宗对韦后和安乐公主一直是十分放纵的。我在前面的文章中说过，我不认为中宗放纵妻女，是因为真正的糊涂——当然，中宗其实也是够糊涂的，比如他曾让三品以上的官员们拔河，结果有几位老大人摔在地上动弹不得，中宗却哈哈大笑（也挺可气的）。还有一次，他和韦后在元宵节出去散心，估计是想起祖父两次放宫女出宫和释放死囚回家省亲的事情来，所以他也发起慈悲，让数千宫女出宫游玩，最后很多人没有再回来。其实太宗根本就是放走宫女，没指望她们再回来，而释放囚犯倒是有一定的冒险性，不过要是有内幕的话就不好说了。但宫女们不是囚犯，中宗又远没有太宗那样的号召力，所以闹出这样的笑话也实属自取。感觉这样的中宗颇有些像不懂事的小孩子，但总比西晋那位有名的白痴皇帝要强了很多。惠帝在大臣奏报说今年收成不好，百姓们没东西吃后，百思不得其解地问：“没米吃，为什么不吃肉粥呢？”这几乎成了流传千古的大笑话。而中宗有一年也赶上了收成不好，很多大臣便劝中宗去洛阳。唐代洛阳为东都，很多皇帝都喜欢到这里来，尤其要是关中收成不好养活不了这么一大帮人的时候，由皇帝带领着百官去洛阳倒也算是个解决办法。不过韦后不想去，就鼓动一些人劝中宗不要听从那些大臣的劝告。估计中宗自己也不想去吧，最后一次对着劝他去洛阳的大臣发起火来，说：“岂有逐粮天子邪！”就是说，哪里有到处追着粮食跑的皇帝呢？不管怎么样，中宗这句话说的还是不错的，如果一个皇帝真的成了丐帮帮主（还是净衣帮）的话，那他的子民的确会产生怨恨情绪，尽管他也不大可能与收成不好的百姓一起挨饿，但起码他没有一走了之。而由对外政策来看，中宗虽然不能称为雄才大略之主，但处理这些事情还是胜任的，比后来的睿宗要稍强。无疑，历史给他的定位并不十分公平，原因就出在对内了。中宗十几年的苦难流放生涯，是他的妻女陪着他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正如元稹的诗“贫贱夫妻百事哀”，他们那个时候是连“贫贱夫妻”都不如的，因为他们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他是皇子，无论在父亲的唐还是母亲的周，他都本应该是万人之上富贵无比的皇子，何况他自己还曾一度当过皇帝，尽管下野的时间太快了一点。他本应该可以给他的妻子儿女们一个幸福的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不但没能让她们享受这一切，反而跟着他担惊受怕，安乐公主就是在迁到房陵的途中生下的，“解衣以褓之，名曰裹儿”。可以想像，李显对她们是很愧疚的，而当他终于重登帝位的时候，他可以报答她们了。这便是放纵妻女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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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2)
中宗自己其实也知道她们所做的这些事情，“太平、安乐公主各树朋党，更相谮毁，上患之”，但他又不能管，不是真的不能，可能多半是不忍。一边是自己的妻女，一边是自己的妹妹。他希望他与她们能够平安地渡过后半生，不想弄出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事情越发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了，也许最初他只以为，自己的妻女无非要求更多的钱财，更华丽的服饰，更大的庭院，更多的追随者……但他不会想到，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母亲那样的才能，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所以他笑着拒绝了安乐公主想做皇太女的要求，但这确实是安乐极认真而且极其想要得到的；韦后也想学武则天临朝称制。这母女二人的野心，中宗却是不能够给予的。他最后终于不满了，韦后与安乐公主便动了杀机——“相与合谋，于饼中进毒，六月，壬午，中宗崩于神龙殿”。中宗死得很冤枉，也很悲惨，他万万想不到会是自己最亲的人害死了自己，只怕做鬼都不甘心。
事实上韦后母女二人极蠢。在唐朝，虽然女子的地位相对要高于其他朝代，但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家族中的女眷仍然得不到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这也是武则天为什么最终决定传位给儿子的原因。因为儿子即位，在以后的太庙中，自己是先皇后或者太后，而自己的侄子如若即位，将来自己只能以姑母、姑祖母的身份侧身太庙，再多几辈只怕就不认自己了。因此，有了中宗，韦氏是皇后，是太平公主、相王李旦的嫂子，如果中宗死了，而即位的又不是她的儿子的话，那么韦后的地位就肯定会下降。至于安乐公主，即使她皇太女的美梦成真，将来真的当起了女皇，但她的继承人问题也会十分混乱，用西方的那种女皇制度来解决问题，可不可以呢？估计多半是行不通的。总之，中宗一死，韦后失去了丈夫，而安乐公主失去了父亲，她们失去了对自己最有力的保护伞，今后，李隆基等人再对她们下手，就毫无亲情上的顾虑了。而我们对照一下武则天的话，她是绝不会傻到杀害自己丈夫的——尽管现在有人认为高宗最后是被她谋害而死，但我觉得那并不可信——而在杀了两个儿子之后，武则天却没有再杀自己另两个儿子。何况从势力上来讲，韦后母女，又怎能与武后相比呢？
二
（清）袁江《沉香亭图》。沉香亭是李隆基作亲王时的官邸兴庆坊里的建筑。
中宗死后，韦后秘不发丧，召诸宰相进宫，然后派亲信统领人马围住长安。但纸里包不住火，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必是知晓了其中的秘密，她们草拟了一份遗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这份“遗诏”遭到宗楚客等人反对，认为“相王辅政，于理非宜；且于皇后，嫂叔不通问，听朝之际，何以为礼！”他们所说的确在理也在礼，苏瑰虽然以“遗诏”的名义来反对，但宗楚客等人一发怒，他也没办法，只好让相王李旦做太子太师这个位高却无权的虚职。可是相王毕竟是高宗的儿子，单凭这一点他就有很高的人望，就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来让韦后既怕他又不能太委屈他，既然韦后想要从众望，那就只好给相王加官进爵。于是几天后，韦后正式公布中宗逝世的消息，立十六岁的李重茂为皇帝（殇帝，也称为少帝），改元“唐隆”，加相王为太尉，同时把相王的长子成器由郡王进封为亲王，封号为“宋”。太尉是三公之一，汉朝时相当于总司令，但到了后来，太尉就成了一种荣誉称号，实际上根本没有权力，所以相王的这个太尉还不如他儿子从郡王到亲王来的实惠呢。不过，成器却没有“成器”，后来基本没帮上什么忙，因此也算是白封了。而相王的作用，其实也就相当于一块招牌，其他忙也没怎么帮上。所以韦后封这几人的确不算是失策，只是她没有注意到另一个人，那就是相王的第三个儿子李隆基。
众所周知，高宗和太宗很不像，而高宗最后存活下来的两个儿子，也没看出来和太宗有多像，倒是太宗的这个重孙李隆基，确有乃曾祖父之风。《南部新书》（宋人钱易著）中记叙了这样一件事（《唐语林》及《说郭》中也有相关记载）：开元皇帝为潞州别驾，乞假归京。值暮春，戎服臂鹰于野次。时有豪氏子十余辈供帐于昆明。上时突会，座中有持酒船唱令曰：“今日宜以门族官品。”至上，笑曰：“曾祖天子，祖天子，父相王，临淄郡王李某。”诸辈惊散。上联举三船，尽一巨觥而去。
这件事不管真假，确实很有意思，很能展现李隆基要强、不肯服输的性格。不过，由于他是李旦的第三个儿子，按传统就算继承李旦的家什也轮不到他，因此青少年时期的李隆基并不太受人重视，至于唐书上写的什么黄龙白日升天，什么占卜大吉，只怕附会编造的成分比较大一些。但当时确实有两件事情像是在暗示着什么，一件是李隆基所居里邑名为隆庆，大家以讹传讹都把“隆”说成是“龙”；另一件就是韦后改元“唐隆”，从取义上看，表面意思可以理解为“唐代兴隆”，或者联系一下韦后的野心，说不定是“代唐兴隆”之意。这两件事都与“隆”有关，而李隆基的名字中又有这个隆字，因此，这就给了李隆基一个心理暗示——天意就是要我李隆基成功啊……事实上，这些不过是巧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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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3)
当时韦后集团宗楚客等人密谋想要害死殇帝、相王和太平公主，这样他们就可以真正掌权而毫无羁绊了。但这时，他们这一方出了一个叛徒——叛徒的危害性有时远比敌人大得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往往因为有了这种人的出现，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兵部侍郎崔日用，一直以来是韦后集团中的人，和宗楚客也极有交情，但当他得知宗楚客的阴谋以后，却担心自己会因此遇祸，就派一个僧人去向李隆基报告。派僧人前去，目的无疑是为了隐蔽，而当时崔日用不找相王，不找太平公主，专找李隆基，可见李隆基平日也是不大老实。的确，李隆基“阴聚才勇之士，谋匡复社稷”，这倒很有些像李世民在太原时的作为。不过很多人认为李世民是受李渊指使，至少李渊是知情的，而李隆基的行为完全是由他自己决定，李旦是当真不知情。这或许与年龄有关，太原时的李世民，不到二十岁，而李隆基此时已是二十六岁了，太宗二十六岁时也是背着父亲在干私聚亲信的事，并于两年后政变。那么这一次面对眼前这个僧人，李隆基是如何决定的呢？
李隆基当然不会让机会从手边溜走，但他自己的力量也并不足以支持他完成整个事件，这时他想起一个人——此人并非他的父亲，而是他的姑母太平公主。
可以说，李隆基看人相当准确，太平公主多少也算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找她算是找对人了。众所周知，太平公主是唐朝一位很了不起的公主，很能干，大有其母之风。现在电视上也总提到她，不过相对而言，《大明宫词》里的太平过于善良且正义了，倒是那个《神探狄仁杰》里，密谋害死亲母武则天、事不成则杀人灭口的太平才真正有历史上真公主的味道。不过这与我们要说的事情关系不大，不谈也罢。
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及其党羽包括太平公主的儿子卫尉卿薛崇、西京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任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等人，策划先发制人，铲除韦氏集团。此外还有万骑果毅葛福顺（注意，果毅是部队中的官名，别当作人名，我就见过有人断句错把果毅和葛福顺分开了，估计就是当人名来处理）、陈玄礼和李仙凫，也都被李隆基拉拢了过来。于是一场“阴谋”正在进行中……
李隆基没有将此事告知自己的父亲相王李旦，无疑十分正确。曾有人劝他通告一声，李隆基则说：“我们这些人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才干这种事的，事成之后福分归于相王，万一事情失败了有我们为宗庙牺牲也就是了，不必因此而连累相王。如果告诉了他，他同意这样做，就等于让他也参预这种极为危险的事；若是他不同意这样做，那就只会坏了大事。”一方面是不想让父亲参加这种危险的事，但恐怕主要的还不在此，而在于最后这句话“不从，将败大计”。
李旦的性格是比较懦弱的，当他亲眼看到三个同母哥哥都被母亲一手害死或赶走，自己又被囚禁了若干年，那么想让他有怎么样的血性，怕是很难。知子莫若父，同样的，知父莫若子，李隆基对于自己父亲的性格也势必十分了解，怕事的父亲多半会阻止自己这么做，如果真的停止，那么一切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自己再坚持这么做，也许李旦会……有一件事可做参考，就是李世民劝李渊起兵时，李渊曾说要“执汝以告县官”，意思就是说，你再这么做的话我就把你交给朝廷。当然了，李渊有没有真说这句话也是一回事，不过，这种语气也只是警告，因为李渊是觉得李世民做得太张扬了，警告他要隐蔽一些，未必就真舍得把儿子交上去。不过，如果事情真逼到那种地步，我们也不怀疑李高祖是有这样狠心的。而对于李旦来说，他固然没有发动政变的血性，但未必没有那样的狠心。皇室成员的善恶不能以平常人的标准来判断，因为他们往往身处于比一般人更加险恶的境地，为了自身生存，亲情很多时候可以置之不顾，也许平日一个极善良的人，到关键时刻会为了自己不顾亲人。如果李隆基政变失败，极有可能牵连到李旦，而李隆基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行大事者必得做好不成功的准备才行，否则到时只有傻哭的份——李隆基知道失败后自己肯定会被杀，而不将此事告知父亲也算是给父亲留了一条后路，毕竟他是不知情的，到时只要甩开父子之情，大骂一顿李隆基，或许韦后还会手下留情。
那么，如果真的不成功，李旦的表现会如何呢？不知道，只能猜。我觉得他为了自保，说不定真的会声色俱厉地大骂李隆基一顿然后义无反顾地划清界限，最后诚惶诚恐地向韦后讨饶，这算是极端做法了；又或许也就是哀叹着垂泪，然后不知所措地被抓，最后稀里糊涂地被杀，这种平庸的做法也很有可能；最不可能的，就是拍案而起怒斥韦后，然后领着人抄家伙豪气冲天地冲出相王府——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要问了：这是李旦吗？非也，这是曹髦。曹髦最后被司马昭手下的人杀了，因为他的做法太单纯，几乎没什么手腕，因此被杀是预料中的事。从李旦的处境来说，也谈不上什么最好的方法，想来也就是逃出长安，到别处聚集力量，然后声讨韦后——只要他还能跑得出去。其实如若比较一下，后两种可能性不大，而在前两种选择中，我倒宁愿李旦选择第一种做法。因为他的自保还是有价值的。其实也不单单是自保了，毕竟还有他的妻子及其他子女。另外，一旦相王也被杀，那么高宗的儿子就算全都死掉了，这就是说，大唐正式传下来的子嗣就断绝了，李氏又有谁能和相王一样拥有这样的号召力呢？相王的死无疑将是李氏皇族的一个沉重打击，所以保全相王，意义确实重大。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4)
三
六月二十日申时，李隆基身穿便服与刘幽求等人进入禁苑之中，到钟绍京的住所集合。
这时那种可以改变历史轨道方向的叛徒又差一点出现。谁呢？钟绍京。插句题外话，钟绍京是钟繇的后人，是唐时的书法家。他的小楷十分清秀端庄，宋代文人曾巩曾说他的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而米芾《书史》则称钟绍京的书法“笔势圆劲”。不过钟绍京这次差点没“圆劲”起来，他有些后悔参与此事。想想也是，这种事情是很危险的，害怕也理所当然。钟绍京想把李隆基拒之门外，这时幸好他还有个很遒劲的妻子，劝他说：“为了国家大事不计个人安危的人必得神助，再说你平时就一直和他们谋划这件事，现在即使你不去参加，又哪里能够脱得了干系呢！”第一句有点大话了，历来的“乱臣贼子”怎么都没有神人相助呢？但第二句才是重点，反正是怎么也跑不了了，不如拼一回。于是钟绍京赶忙开门出来拜见李隆基。
众人就这么等着，一直等到将近二更时分，忽然看到夜空中“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意如此，机不可失！”这大概被认为是吉兆吧，反正几颗流星竟成了行动的天然信号灯——幸亏那时还不存在污染，不然要是放到现在污染严重的城市中，偌大个天空也瞧不见几颗星星，岂不是耽误事？于是葛福顺拔剑直闯羽林营，当下就把韦璿、韦播、高嵩三人斩首示众，高声喝道：“韦后毒害先帝，谋危社稷，今晚大家要齐心协力铲除韦氏及其死党，凡是长得高过马鞭的人一律斩杀，拥立相王为帝安定天下。倘若有人胆敢首鼠两端帮助逆党，罪及三族！”将韦氏家族长得高过马鞭的人全都杀掉，不知这马鞭是怎么算，按全长算呢，还是按弯曲后的高度来衡量，反正是基本上都要杀光，或许排除小孩和侏儒，可是杀红了眼睛的话，谁还真去用马鞭量一下再杀呢？这是很有些残酷了，但###历来就是如此，韦氏一家也没什么特别的可怜之处。葛福顺这一高声大喝，羽林军谁敢不从？因此这里轻易地就被李隆基拿到手了。
之后，李隆基在灯下欣赏了一下韦璿等人的脑袋，便与刘幽求一干人等一同从禁苑（禁苑在皇宫的北方）南门向皇宫北门方向前进。钟绍京则率领着工匠二百余人，手持斧子锯子跟在后面。想来这场面倒也十分有趣，一位书法家，手持斧锯张牙舞爪，估计也只有唐朝才会这样了。
李隆基派葛福顺攻打玄德门，派李仙凫攻打白兽门，约定在凌烟阁前会师，李隆基则亲自守在玄武门。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三更的时候，李隆基听到宫中的鼓噪声，便带人冲进宫中。太极殿守卫中宗灵柩的南牙卫兵们，这时听到声音，也全都披挂整齐主动响应李隆基。这样的话，基本上皇宫就在李隆基的控制之内了。
韦后在惊惶中逃入了飞骑营，但她不知道飞骑营已为李隆基所掌握，算是自投罗网，被一个飞骑兵所斩，首级献给了李隆基。安乐公主此时正对着镜子画眉，也被士兵斩杀。武延秀等人也都相继被斩首。还有一个人，上官婉儿，尽管她把当初起草的遗诏拿出来请求饶命，但李隆基没有答应，也一样杀掉。上官婉儿死得有些冤枉，但她这么多年来一直处于争斗的漩涡之中，实在难免逃脱这种结局。总之，这场政变李隆基大获全胜，将重要人物全部干掉，为后面的善后工作扫除了障碍。
这时太极殿中，刘幽求对大伙说：“大家约好今天晚上拥立相王为帝，现在怎么不早一点儿定下来呢！”李隆基一听，要坏事，赶忙制止了他。虽然当初是这么约定的，但现在事情还没有平稳下来，还有很多余党没有处理，如果这么快就把他的父亲李旦推上皇帝宝座，那么很明显这就成了夺权行动了——尽管实质上是，但是至少要做一做样子才好，让大伙觉得：哦，临淄王果然是为了平定祸乱才这么做的。
等到天明的时候，宫内外基本都平定了，于是李隆基出宫拜见他的父亲相王李旦。李隆基“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则流着泪抱住他说：“大唐宗庙社稷得以保全，全是你的功劳！”估计也是后怕，但这件事真的办成功了，李旦自然是十分高兴。这时李隆基才率军接他父亲入宫辅佐少帝。
然而，朝中一些韦氏集团的官员尚未逮捕，所以李隆基下令捉拿他们。
韩幹《玄宗试马图》
韦温当然是跑不了了，宗楚客虽然想跑，也没成功。他穿着一身孝服，骑着一头黑驴，跑到通化门时被守门的兵士认出来，于是斩首。
其他一些人呢？比如给安乐公主疯狂建造宅第的赵履温，听到相王到安福门安抚百姓的消息，赶忙跑去手舞足蹈的山呼万岁。前一天还在拼命巴结安乐公主，现在一副跳梁小丑的模样，典型的一个小人，于是相王一声令下，人头落地。百姓们苦其劳役，争相从他尸体上割下肉来，转眼间就成了一副骷髅架子。另外，娶了韦后妹妹的李邕，和娶韦后乳母的“国NFEFC”窦从一，也都把妻子杀了，其行为很卑鄙。尤其是窦从一，当初每每自称“皇后阿NFEFC”，如今翻脸就不认人，这种人如果遇上了，最好是离得越远越好。而韦巨源则比较光明正大，家人劝他外逃躲避，他却回答说：“我身为朝廷大臣，怎能有难不赴！”说完便出门走到大街上，被乱兵所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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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5)
如果称这是一场大屠杀的话也不为过，因为除了这些人之外，崔日用还带兵到城南杜曲诛杀韦家的其他人，这回便是婴儿也不放过了。就是同住在杜曲的杜氏家族，也有很多人被冤杀。
等人杀得差不多之后，便大赦天下：“逆贼魁首已诛，自余支党一无所问。”话是这样说，但屠刀却并未停下，武氏宗属中的人也都被诛死流窜殆尽，其他一些被贬的官员，也相继追问斩首。至此，韦氏、武氏及其亲党，基本上都覆灭了——李隆基够狠！
如果拿这一次玄武门之变，和李世民发动的那次政变相比，无疑这一次更顺利。当李建成和李元吉发现异常时，立刻回马逃跑，虽然李世民一箭射死李建成，但仍与李元吉周旋半天，还差点被李元吉勒死，如果没有尉迟敬德的话，那一次的政变就是两败俱伤，谁也没胜。另外，东宫的人后来从外进攻，又去攻打秦王府，又是得亏有尉迟恭拿着太子和齐王的首级才瓦解了东宫集团的士气，不然，秦王手下的这些兵将只怕也要守不住了。事实上这一战李世民赢得相当不易，连长安的囚犯都用上了。再看一下李隆基的获胜过程，一上来就杀掉了敌人中掌握兵权的几个人，到宫中的时候那里还有自发响应的兵士，韦后等人手无寸铁，失去了爪牙也就失去了攻守的能力，因此只能坐以待毙，失败是必然的。李隆基绝没有李世民的实力强，但相比较而言，韦后就比李建成他们差得更远了。
如果再放宽范围比较的话，加上中宗和李重俊的那两次政变，这四次政变重点都在玄武门——谁控制住了玄武门，谁就赢得主动。似乎“玄武”在唐朝算是一个吉兆，不然怎么谁得到它谁就能赢呢？看来唐也应该是水德，只是人家自己推算出来的应该是土德。不过中国自汉朝开始就围绕什么德进行争论，后来的朝代更是乱而又乱，不知唐朝到底是据何推算出是土德呢？有些跑题了。不过要分析一下的话，从玄武门的地理位置来看，这里的确是一个利于进行宫廷政变的地方，不像其他几门，出去之后就是城里的大街，而玄武门外则是非常清静的，再加上这里又是皇族进出的要道，于是也就成了天然的伏兵地点。
但是，如果比较两次的杀人数量，无疑李隆基杀的更多。李世民在事变成功之后，杀掉了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其他人似乎没有涉及到，我们从史书上还能找到李元吉的一个女儿后来被封为县主的记载，而东宫集团的大臣们也没有杀，最典型的就是魏征、王珪，同时，不追究其他人的责任也确实是落实了，并由魏征亲自去山东安抚。这样的话，对照李隆基的大开杀戒，李世民当真是“仁慈”了很多。其实也不然，要知道，秦王当初的实力与威望是很高的，并且他控制了李渊之后，更得到了地位上的认可，也就是说，他的政变是“合法”的，因此他基本掌握了大局。而李隆基此前谈不上什么特别的威望，实力也有限，更何况对手的余党如果组织起来，也是不好对付的。这时名义上的皇帝还是少帝李重茂，即便是相王现在也只能是辅政，合理不合理最后都是自己说了算。因此，李隆基更需要用铁血手腕来巩固既得胜果，否则他自己就会有反被敌人消灭的危险。
四
主要的事情干完了，剩下的，就是分享胜利果实了。
作为本次事件的头号功臣，李隆基由临淄郡王升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也就是他仍然掌握着军权。钟绍京守中书侍郎，刘幽求守中书舍人，并参知机务。但他们现在还不能肆无忌惮地封赏，毕竟最大的主题还没有完成——那就是劝相王李旦登基。
二十三日，太平公主出面，传达少帝想要传位的“愿望”。相王固辞。这几乎是必演节目，不必细表，反正大臣们得想法子再请他几次才行。于是刘幽求对宋王成器、平王隆基提起此事，此时已是平王的李隆基说：“王性恬淡，不以代事婴怀。虽有天下，犹让于人，况亲兄之子，安肯代之乎！”古时等级很严，尤其皇家成员，即使父子间在正式场合下都称某王某公，而不称父子，或许正是这种森严的等级，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亲情，这一点从称呼上就可以看出来。刘幽求不甘心，又说：“众心不可违，王虽欲高居独善，其如社稷何！”其实，李隆基和李成器两人应该更着急才是，因为相王即位，那他们就是皇帝的儿子，地位可比现在又高了。于是兄弟二人入见相王，极言其事，“相王乃许之”。别说，李旦还真算个厚道之人，没有过于虚假的推脱，免去了大臣们不少麻烦。
第二天，在太极殿上演了一出极富戏剧性的禅让场面。少帝在东隅西向，相王站在中宗的灵柩旁，太平公主说：“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可乎！”刘幽求赶忙跪下说道：“国家多难，皇帝仁孝，追踪尧舜，诚合至公；相王代之任重，慈爱尤厚矣。”客观地来看的话，刘幽求其实比之宗楚客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阿附某一集团的人，极尽阿谀之事，本质上没什么大的区别，只不过投靠的对象不同，结果也就不一样了。这样，传位的事就算定了，可少帝仍赖在御座上，估计是已经傻了，当时少帝才十六岁——是有点小，但以个人经历推想的话，李重茂应该有足够的反应能力了，只是面对这种情况，任谁也都是不知所措。太平公主一看他不肯下来，便亲自上前：“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这不是你坐的宝座，快下去吧——于是就这么把他拉了下来。于是李旦即位，是为睿宗。七月改年号为###。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6)
睿宗即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得把太子定下来。本来这一向是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但不能不说李隆基很幸运，碰上一个很知趣的父亲，也碰上一个很知趣的大哥——眼睁睁自己的榜样在前，如果不立李隆基的话，李旦很可能是第二个李渊，而李成器则很难逃脱李建成的命运。既然李隆基敢于发动政变杀掉韦后让自己的父亲当了皇帝，又为何不敢再发动一次政变自己当皇帝呢？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宋王成器，也就是后来的宁王李宪，是一个非常非常谨慎的人，大概是很有乃父之风。这样的人，可想而知，绝没有驾驭李隆基的能力，因此，他说“死不敢居平王之上”绝对是一句大实话。死也不敢在平王之上，如果在平王之上，就是死路一条。因此李隆基很快被立为太子，免去了二次争位的麻烦。睿宗的确很睿智，在即位之初就定下李隆基的太子之位，满足了他的愿望，稳住了人心，否则如果围绕太子问题再争的话，他的皇位也保不住。
那么，李隆基如果没被立为太子，他会不会和大哥争呢？我觉得多半会争，他立有大功，又凭什么立的大功呢？从目的来讲，说是为了天下，那帽子也太大了，其本质只怕就是为了权，退一步讲是为了命。若是为了权而发动政变，那目标是谁就不重要了，至多是犹豫一下；若是为了命的话，他如此大功而不立为太子，不仅会有功高不赏之怨，而且也得考虑自己能否为父兄所容的问题，所以事态再发展下去，也基本上会重蹈武德年间兄弟之争的覆辙。另外，李隆基政变成功，靠的也是自己手下或者结交的这些人，他们依附他多少会有些目的，不可想像他们都是抱着为国家怎么怎么样这么崇高的想法而冒这样的非常之险，参与非常之谋也必是图将来有非常之利益的。所以李隆基如果得不到能赏给他们利益的地位，那他们的努力就白费了，所以也会怂恿李隆基搞阴谋。
但这一切都免了，因为睿宗和宋王成器都十分精明，不敢鸡蛋碰石头，所以李隆基没有必要展现他“不忠不孝”的一面，实在幸运了很多。想当初李世民一直为玄武门之事而遗憾苦恼，原因就在于他素重名节，可是迫不得已只好这么干，虽然是胜利了，但果然因此受到后世很多人的指责。这么说，那就是李渊、李建成的问题了，如果他们也能像李旦父子一样，不就没事了么？并非如此。和李渊的情况不同，李旦的得位全由李隆基，因此他初立太子时就有一个明确的选择，而李渊则是带着两个儿子一起打进长安的，初立太子时李世民并未立有盖世之功，怪只怪李渊立太子立得太早，但若不立的话也不好……对于李建成而言，他不像宋王成器一样没当过太子，他的太子已做了若干年了，这是不一样的，因此成器可退，而建成不可退。总之，李隆基真的太幸运了。
太子的事定了，其他的问题也随之要解决，最主要的是官员的升迁与贬谪。该贬的官员基本上都贬了，即使已死的人也都追贬了，那么另外该封赏的人当中，已死的也都追封了，但活着的人却并未大肆滥赏。
钟绍京，初封为中书令，但钟绍京素来名声不佳，纵情赏罚，因此在别人的劝告之下，上表请辞，睿宗便把他改为户部尚书，不久又外放为蜀州刺史。
刘幽求，睿宗赏赐他的东西很多，但官职只是尚书右丞，虽然这个职位也不算小，但与他的功劳确实不匹配。所以才有了他“自谓有劳于国……殊不平，见于言面”，虽然后来又在诛杀太平公主的事情中立功，但始终不为朝廷重用，姚崇也很讨厌他，因此刘幽求最后的命运并不好，“贬睦州刺史，削实封户六百。迁杭、郴二州，恚愤卒于道”。
崔日用，本来已升为黄门侍郎，但不久就被贬到京城之外做刺史。
葛福顺在政变中的作用差不多和尉迟敬德的主力前锋是一样的，但后来很少有他的消息，就知道有一次因为受毛仲的牵连被贬，而开元二十年又曾以右领将军的身份攻打靺鞨。最后怎么样呢？不知道，大概就是这样过了一辈子吧。
第四次玄武门之变就这样在睿宗登基的音乐声中结束了，但另一场###正在拉开序幕……
【帝国公主的覆灭】
唐朝有名的公主很多，文成公主、高阳公主、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所生，武则天就这么一个女儿，自然视为掌上明珠了。加之高宗一共就三个公主，另两个都是萧淑妃所生，其境况可想而知……
太平公主被现在很多电视剧渲染成一位美女，实际上未必是。《新唐书》上着墨不多，只写了四个字：方额广颐。额不用说就是头发以下眼眉以上的部分，其高度要视个人情况不同而有所差异。我就见过头发的底线与眼眉距离很近的人，看着相当难受。而额的宽度大概是要视头骨情况而定，也有很窄的，总让人疑心他是不是不太聪明。不是有种说法吗，说人的额头是否宽阔能表示这个人是否聪明。有时我也注意一下别人的额头，发现的确有些道理，我的大学同学们基本上没有很窄的额头。想想也是，脑容量大的话，一个小额又怎能装的下？不过此说正着推尚可，反推就不一定成立了，也有些智力低下者拥有一个大脑袋，这就不好说了。反正，太平公主有个很宽的额头，很好，正应了后面的一句话“多阴谋”，看来她是很有头脑的人，所以武则天才会说她“类己”。而“颐”的意思就是下巴，也就是说，在太平公主有个宽广额头的同时，她还有个宽广的下巴，想来整个脸就是一个四边形的形状，这副尊容估计不会多好看，至少脸型上给人感觉不很舒服。下巴宽也有说法，假如看柯南道尔写的《福尔摩斯探案集》看得多了，就会发现，他笔下那些性格刚强倔强的人，常会长着一个方下巴。由此透露出来太平公主的性格确实也是符合她的长相的。虽然史官只记了这么四个字，但没想到却起了这么大的“副作用”，如果他们看到这番推断，一定会瞠目结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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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7)
另外，还有一点，公主是皇帝的女儿，而当公主晋升为皇帝的姐妹时，就是长公主，再进一步，成为皇帝的姑姑，那便是大长公主。至于皇帝的姑祖母叫什么，那就不晓得了。因此在高宗武后时期，太平公主的叫法是没问题的，而中宗、睿宗的时候，太平公主理应称为“长公主”，到了玄宗时期，就该称为“大长公主”，但现在为了省些麻烦，一律称为“太平公主”。
一
太平公主参与了诛韦后的事情，在韦氏与李氏当中，不用说她肯定选择自家人。不过她当然没有亲自上阵厮杀，但有了她的支持，无疑给李隆基吃了一颗定心丸——至少她不会妨碍他了。
太平公主在诛韦氏事件中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就是把少帝从皇帝宝座上硬生生拉了下来，否则别人还真不好办。
事实上，太平公主在武则天当政时期虽然常参与军国机密事件的谋划，但武则天并没有给她足够的权力，因此我们几乎找不到太平公主以前做过哪些事情的记录。现在普遍认为太平公主正式公开参与的政治活动，是武则天晚年张柬之等人起兵诛杀张易之兄弟，随后中宗即位的那次政变。不过如果仔细查阅史书，这一点似乎有疑问。
好吧，就算这一次太平公主是明确参与了的，可是她具体做了什么呢？史书语焉不详。会不会是漏记呢？应该不会，虽然这一次是有逼宫的性质，但打出的主要旗号是杀张易之兄弟，并没有什么不堪。而中宗这一次复位，似乎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当然是“中兴说”，李氏终于又从武氏手中夺过政权，因此中宗功不可没，中宗的“中”字即“中兴”之意；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说中宗得位不正，这种说法是比较少见的。因此若按多数人的意见，唐中宗这一次复位是“正义”的，人们也不必为此而隐讳什么。
有人认为，事后太平公主是因功才加封为“镇国”太平公主的，这可以用来证实她确实出了不小的力。其实不然，当时的相王李旦在事后也同样被封为“安国”相王，而且拜太尉、同凤阁鸾台三品，他在这一次事变中做的事情也不多，毕竟主角不是他。虽然唐书中没有明确记下他到底做了什么，但通鉴里有一句“袁恕己从相王统南牙兵以备非常”，由此可见，相王当时是统兵以准备应急的，相王是后来的睿宗，睿宗在历史上的口碑比中宗强了不少，中宗、睿宗所做的事史官都不予隐瞒，太平公主做的事又何必隐讳呢？所以，太平公主在这件事当中至多就是一个支持的态度，行动上大概是连相王的统兵以备不测都没有的。
那何以中宗要封他的弟弟和妹妹呢？相王起码还带兵准备应付不测，不过毕竟没派上用场，即使真按功奖赏，也不会赏这么高，太平更是什么都没干。其实中宗封弟弟与妹妹的用意很好揣测，因为当时他刚从武氏手中夺得权力，地位不稳，当务之急自然是巩固自己的势力，或者说巩固住李氏的地位，与自己最亲的无疑就是剩下的这两个人，因此他要加强弟弟与妹妹的地位与实力。事实上中宗对待自己的弟弟和妹妹还是不错的，他曾想立相王为皇太弟（毕竟相王曾为武则天皇嗣，中宗也是照顾到他的旧有地位，不过若说是出于真心，我也不信，但有这个意思已经不错了）。韦后联合宗楚客陷害李旦和李重俊有勾结，中宗虽然曾起疑心，但经人劝谏之后，便作罢了。因此终中宗一朝，相王和太平公主都是很安全的。太平公主虽然先前没有什么行动上的作为，但她擅长权谋则是肯定的，否则韦后和安乐公主也不必那么惧怕她，但韦后母女二人实力也不怎么样，由她们的惧怕推出太平公主有多厉害，水分可能会比较大。
和李隆基一起铲除了韦氏集团之后，太平公主的权力地位变得更加显赫，睿宗常同她商议朝政。每次太平公主入朝奏事，都要和睿宗坐在一起谈很久，有时她没去上朝，睿宗还会派宰相专门到她的家中征求她的意见。睿宗是个很没有主见的人，每件事几乎都要问：“和太平公主商量过吗？”然后还问：“与三郎商量过吗？”三郎就是李隆基。当听到两人都同意之后，睿宗也就同意，如果两人不同意，他也不同意。总之，睿宗就是被妹妹和儿子管着的皇帝。这样一来，趋炎附势投向太平公主的大有人在，一时间太平公主当真是炙手可热。
武则天当了女皇，吹皱了一池春水，她后面的韦后、安乐公主也都纷纷想这么做，而作为武则天嫡女的太平公主，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换句话说，即使她不想谋求更大的权力，单要保住现在的地位和权势，太子李隆基无疑都是她的障碍。因为他太能干了，让姑母很不放心。太平公主想要睿宗立一个懦弱的人当太子，就像睿宗这样，那么她将来以大长公主的身份参政，还是很有优势的。
这样的话，太平公主肯定首先会想到李隆基的大哥宋王成器。按说，太平公主应该联合他一起行动才是，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自己一个人挑拨怎么也比不上推波助澜的效果好。假如成器主动提出想当太子的要求——他原来不敢当太子，反悔的话似有出尔反尔之嫌，但他是长子，即便提出这个要求也不算很过分——太平公主再在暗地里推动此事，既可以达到目的，也可以免去别人怀疑自己有野心的麻烦，岂不比她在背后闲言碎语的强？作为老谋深算的太平公主，不可能不想到这一层。但史官并没有记载宋王成器当时参与太平公主陷害太子的活动，那么，成器是不是拒绝了姑母的这番“好意”呢？从后面姚崇、宋璟的话中或许可以瞧出点什么。他二人说“太平公主交构其间”，也就是说太平公主在睿宗长子成器以及高宗长孙守礼和李隆基之间挑拨是非，“将使东宫不安”。可见，太平公主确实在打宋王成器的主意，同时她还拉着一个李守礼（章怀太子李贤的儿子），但姚宋二人并未提到结果如何，只是说东宫“将”不安，将会不安，更多的是防微杜渐，但小有摩擦应该是有过的。虽然如此，宋王成器并未联合太平公主，他只不过是中了太平挑拨之计，因此，太平的拉拢基本上没什么成效。这只说明她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太小了，原因八成是她并不重视这一点，认为凭自己的力量足以把太子换下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太平公主基本上在单独行动。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8)
太平公主开始行动了，她屡次散布流言“太子不是皇帝的嫡长子，因此不应当被立为太子”。十月二十二日，睿宗颁诏昭告天下，平息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可见还是站在自己儿子一边的。太平公主也并没有一下子就灰心了，她常常派“特务”监视李隆基的行动，哪怕是细微之事也要报知睿宗。有很多耳目安插在自己周围，可想而知，李隆基心里一定十分不舒服。
太平公主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效，有一次睿宗找到宰相韦安石，对他说：“闻朝廷皆倾心东宫，卿宜察之。”这便是有疑心了。如果遇到一个小人，添油加醋地说一些李隆基的坏话，只怕就没后面的开元盛世了（也许也没有安史之乱了），幸好韦安石是一位正直的大臣，当下便点出“陛下安得亡国之言！此必太平之谋耳”，然后说了很多太子的好话，因此睿宗也就回心转意。但韦安石也因此得罪了太平公主，因为当时她就在帘后。这就是韦安石说话不谨慎了，他只说太子的好便可，大可不必提到太平公主，因为睿宗是肯定不会把妹妹怎么样的。不久韦安石差点因此下狱，幸好有人搭救，最后荣升为尚书左仆射，却已无实权了。这件事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睿宗并非铁打不动地向着李隆基，相反，他已经受到太平公主的蛊惑，如果李隆基不加以小心，情势就危险了。
二
有了太平公主的多次陷害，李隆基确实害怕了。以至于东宫有个女子怀孕，都不敢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原因是“用事者不欲吾多息胤，恐祸及此妇人”。就差点把这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肃宗皇帝打掉。不过后来这个孩子并没有打掉，还被史家盖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说来就荒唐了。这件事将在《乱后的曙光》中提到，这里就不细说了。
由此可见，太子李隆基此时是十分的谨小慎微，毕竟太子不是好当的，唐朝的太子更是不好当，谁当了太子，半只脚就已经踏进棺材了。但太平公主并未因他的害怕、谨慎而放过他，她甚至公开暗示宰相们朝廷应该换一个太子。不过她又碰了一个钉子，那就是宋璟。宋璟当时大声质问：“东宫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此事只好作罢。
随后就是姚崇、宋璟二人向睿宗进言，上一节提到其中一点，即太平公主挑拨宋王与太子之间的关系，他们针对此事提出了解决方案：出宋王及豳王（守礼）皆为刺史，罢岐、薛二王（都是睿宗之子）左、右羽林，使为左、右率以事太子，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也就是把太子地位的合理人选外放，明确其他诸王从属于太子的“君臣之分”，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把麻烦制造者太平公主请出长安。这确实是个办法，但如果安置太平公主到东都的提议没实现的话，也基本上是白费。果然睿宗在口头上没有同意把太平公主弄到洛阳去，说：“我就这么一个妹妹，怎能把她弄到洛阳去？其他诸王就由你们吧。”但几天后，也不知姚崇、宋璟等人用了怎样的方法，居然成功地让睿宗把太平公主安置到了蒲州。这个地方离长安更近一些，睿宗也许不舍得把妹妹弄得那么远，所以先让她到蒲州也是权宜之计——个人以为，这里还不如洛阳呢，起码洛阳是个大都市，蒲州哪里比得上洛阳？难怪后面太平公主会大为光火。随后睿宗让太子监国，并且把六品以下官员的任免权交给了他。形势的天平仿佛一下子向李隆基这边倾斜，但一切皆被太平公主的雷霆之怒劈得变了形。
当太平公主听说了姚宋二人的谋划之后，勃然大怒，狠狠地责备李隆基。李隆基感到害怕，就上书说姚宋二人挑拨他和姑母及兄弟之间的感情，请求严加惩罚二人。这也不必怪李隆基的薄情寡义，因为唐朝后面还有好几个请求与自己妻子离婚的太子，相比较而言，李隆基请求严惩姚宋，也不算什么。曾经猜测这是李隆基有意保护二人，也只能说是猜测。但无疑姚宋二人给他的印象极深，此前他们与李隆基并无什么交情，但日后李隆基重用二人，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于是，宋王等人当然不会再外放了，过了些时候李隆基又出面请求把太平公主接回来。姚宋的上奏是想把那些人弄到外面，结果除了自己被外放，所有该出长安的人都没出去，基本上做的是无用功。
这次算是李隆基与太平公主之间的一次交火，以太平公主的全胜告终，二人既然早有芥蒂，经此事之后就更不会缓和了。至于睿宗，似乎受此影响不大，没对任何人起什么疑心或提防。过了一些时候，睿宗便想让位给太子。想来也是，处理政务确非他之所长，什么事都要又问妹妹又问儿子，当这个皇帝也实在没多大意思。反正他也一向恬淡惯了，当初中宗立他为太弟未必全出自真心，但睿宗推辞倒未必是假。睿宗如果退位，对太平公主最为不利，因为她还没有达到换太子的目的。自然太平公主及其依附者都会劝阻睿宗，但也只是起一时的作用，既然当事人已有此心，其势又岂会长久？
太平公主最后抛出了杀手锏，使术者对睿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又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一般皇帝绝不会容许有人代替自己，太子也不行。唐初武德九年六月，太白划过秦地的上空，当时太史令傅奕上奏说：“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如果看一看各史书的天文志中，对于出现太白的天象的解释，就会发现，几乎全都是凶象，分为各种情况。傅奕所上奏的这一次，当属“王者疾病，臣诛其父，天下易政，大乱兵起”的这类。当时李渊的反应是把傅奕的奏折拿给李世民看，这其实是要他自杀。单看这些卜语，的确很吓人，不由得人不害怕。这件事差点使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泡汤，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贞观之治了。李渊的反应是正常的，不管是认真也好，吓唬一下也好，至少说明他不甘心从皇帝的位置上退下来，而且李渊也曾表示过要让位给太子然后自己去逍遥的人。太平公主指使术者这么对睿宗说，连说的话都相似，其用意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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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9)
但她想错了，和李渊不同，李旦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大的志向，更没有野心，他表示退位是真心的，因此听到这番话后，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那就是这个术者的话坚定了李旦让位的决心：“传德避灾，吾志决矣。”既然天意如此，那我还赖在这个皇位上干什么呢？免得以后自己也被人拉下来，那就不好了。但李渊的先例或许对他也有影响，毕竟那一次真的是转天就出事了，李旦不可能不害怕。
太平公主没有想到，自以为能够置李隆基于死地的事情，居然最后成了这个样子。于是她赶快带着人力谏不可。睿宗这时说他曾劝中宗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中宗没听，果然遭到祸乱，既然自己当初劝哥哥这么做，而今自己又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做呢？
唐玄宗李隆基像
其实睿宗让位的消息一传出，吓着的不单单是太平公主等人，就是太子李隆基也是吓了一跳，赶忙跑到睿宗面前，跪下来小心翼翼地询问这到底是为什么。李隆基大概怕这是父亲对自己的试探，一旦中计就无法挽回了，所以诚惶诚恐。睿宗也看出他的疑心，就对他讲：“社稷所以再安，吾之所以得天下，皆汝力也。今帝座有灾，故以授汝，转祸为福，汝何疑邪？”也许睿宗心里是这么想的：你不要怀疑了，我让位给你是真心的，只要你能让我安度晚年……但李隆基仍然坚持不肯，睿宗又说“你是孝子，又何必等我死了再即位呢”，于是李隆基涕泣着走了出来。这就算是默认了吧。在他的眼泪之中，自然有高兴，但也有感激，或者做戏的成分也有，不管怎么说自己不必再为地位不稳而担心了。尽管后来睿宗下诏时又推辞，那基本上就是在走形式。
这一年（712）的八月初三，李隆基从自己父亲的手中接过了皇帝的玉玺，成为了大唐第六代男皇帝（出了一个武则天还真是“麻烦”啊，算上她的话李隆基就是第七代了），庙号玄宗，在他死后谥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人们多称其为“孝明皇帝”，即“明皇”，唐明皇的称呼就是从这里而来。
总之，玄宗即位，一个新的时期即将拉开序幕。
三
序幕将要拉开，但是却要再等些时候，因为阻碍拉幕的人还在。
太平公主知道睿宗传位无法挽回，那也没办法，只好认栽了。但是，如果自己的哥哥仍然掌握着政权，那么自己仍有希望获得权力。
其实，既然新皇即位了，太平公主就该认命，而不该再勉强下去，但她不甘心，不甘心自己将退出政治舞台。就是在这种权力欲的驱动下，她向已退位为太上皇的李旦提议，仍然要亲自执掌政权。出人意料的，这一次李旦很痛快地答应了，一来大概也有些舍不得权力，别看拥有它时不在乎，而退位之后却觉得它的可贵；二来，如果自己真的一点权力都没有了，那么一旦儿子耍起性子来，不认自己这个太上皇，或是一意孤行地做出什么事来，那岂不糟糕？所以他问李隆基：“你是不是觉得国家事务十分繁重，要让朕帮你处理一些事务呢？”还没等玄宗回答——估计玄宗听到此话也回答不上来什么，只有点头称是的道理，自己刚即位，哪里能一下子就像脱缰的野马不服管教？于是太上皇教育新皇帝说：“想当初尧禅位给舜之后，还要亲自到各地去巡视，现在朕虽然将帝位传给了你，哪能对家国之事漠不关心呢！此后凡有军国大事，朕还是会参预处理的。”反正琐碎的事情李旦是脱身了，但涉及到重要人物的事情，他还是不肯撒手。如此，太平公主的目的就达到了。
宋璟像
由于是刚即位，玄宗还来不及铲除朝中太平公主的势力，当时宰相中七个人有五个是太平公主的人，更不用说其他大臣了，几乎一半都是太平公主的党羽。情势如此，放到哪个皇帝，都必然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对于想要有一番作为的玄宗来讲，更是如此。
恰好，这时已有认为奖赏与功劳不相符而口出怨言的刘幽求和右羽林将军张NFEFD一起密谋铲除这些人，并将这些告知玄宗。玄宗当然认可他们的行动。可是张NFEFD却又将这些告诉了邓光宾，玄宗得知后大为害怕，怕有人将这些告诉太上皇，索性自己先去报告，免得让太上皇说他刚即位就敢不听话。负责审判的官员最后判刘幽求死罪，玄宗怕以后没有人敢再这么说了，而这又实在不是自己所希望的，于是又转过来替他们向太上皇求情，最后一概外放了事。
机会来了，在开元元年即公元713年的六月，王琚和崔日用对玄宗说事情已经紧迫了，应该马上动手，“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现在你已经是皇帝了，你下诏书惩治她还有谁敢不听从吗？玄宗并非不想这么做，他的顾虑主要在于太上皇，就和当初李世民发动政变时的顾虑一样，也是顾及这样做会有损孝道。不过既然是皇帝嘛，那就怎么说都有理了，崔日用拿出“天子之孝在于安四海”的大道理出来，玄宗也就被说动了。
崔日用还提出一个很概括的行动方案，即“先定北军，后收逆党”。无疑这是十分妥当的策略，重要的就在于兵权，先定“北”军，即玄武门那里的守军，这几乎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控制了北军，再收捕乱党，自然是百发百中，而且这样做，“不惊动上皇矣”。当然，如果真行动起来，起初太上皇自是不知道，但早晚会知道这桩事情——那也顾不得了。


从郡王到皇帝·李隆基(10)
计划定好之后，七月，魏知古状告太平公主打算在当月的四日作乱。玄宗当下便让羽林军突入到武德殿，自己则与两个弟弟和其他一些大臣商议怎么捕捉太平一伙乱党。初三，唐玄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将太平公主的一些党羽杀掉了，由于杀掉的人并不是非常重要，杀的方式也十分简单，史书中也就是寥寥几笔，因此不详述了（其实这些废话都比那个过程要长）。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当时必定刀光剑影，喊杀声冲天，因为这惊动了太上皇。李旦听到事变发生的消息后，登上了承天门的门楼。郭元振上奏说是皇帝奉太上皇的诰命（太上皇诰命何在？他都不知道有此事，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诛杀窦怀贞等奸臣逆党，没有其他的事。随后玄宗也来到门楼之上——他来干什么？可能是解释，也可能是“逼宫”。推测众目睽睽之下，解释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但李旦肯定晓得玄宗的意思，马上颁诰列举太平公主亲信窦怀贞等人的罪状，然后大赦天下，但逆臣的亲属党羽不在赦免之列。
从这一次的事件中，李旦嗅出了不寻常的味道。李隆基上一次可以发动政变诛杀韦后，这一次又瞒着自己发动小政变铲除太平公主的党羽，下一次，未必不敢发动政变从自己手中彻底夺权。心有余悸的李旦当下就表示“自今军国政刑，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彻底地不再参与政治，这与李渊的态度是完全一样的，李旦也终于提前几年成为一个“历史人物”。
那么，太平公主又怎样了呢？在事变发生之后，太平公主逃到了山寺之中，三天之后才出来，回到家便被赐死了。在她死后，她的余党一个一个被清理，只有她的儿子因为挨了她一顿鞭子（表示和她不同道）才得以免死。
开元通宝，唐朝最鼎盛时期的标志性货币。
不错，太平公主确实反对李隆基做皇帝，而且是出于私人目的，人前人后一直在说“睿宗舍长立少已经是不合适，而且皇帝又失德更应该废掉”之类的话，判个死罪也差不多，但无疑玄宗泄私愤的成分也很大。至于太平公主有没有策划那起未发生的谋反政变，史书上的记载并不详细。事实上如果记下来的话更有利于玄宗，但我们看到的就是太平公主今天找几个人说什么，明天再找谁说什么，即使是策划谋反政变，也只是找了一大堆的人密谋，但怎么谋的，根本没说清。既然玄宗知道得很详细，那么就不该这么简略地记一下就算了，最后只是凭魏知古空口无凭地说一句“太平公主计划在四日谋反”便下手，这一切似乎都有可疑之处。我们知道，侯君集参与李承乾的谋反，众人当时割破手臂饮酒为盟的情景，史书上写得栩栩如生，如果是编造的话不会编的这么自然，何况，可以给李承乾编一个谋反的情景，就不可以给太平公主编一个吗？总之，给我的感觉，太平公主的计划很模糊，倒是玄宗的计划很明朗，最后将计划付诸行动的并非太平，而是玄宗。很可能是玄宗为了铲除姑母这个异己，强加给她“谋反”的罪名，至于她到底有没有策划那起七月四日的政变，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她确有谋反的实力和动机。所以，不管太平是不是真的“谋反”了，她都必须“谋反”。
至此，太平公主这位帝国的公主，真正的覆灭了。而睿宗在正式离开政治中心之后，于开元四年夏六月逝世。
李隆基，从临淄郡王到平王再到太子，终于成为皇帝，只有两三年的时间，一切都是凭着他的才能、实力与魄力。大唐在混乱了一阵子之后，终于迎来了一个可以带给它安定而后又带给它无比创伤的人。于是，历史上一个名为“开元”的时代，向世人发出吼声——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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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1)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
唐代这个颇有些传奇色彩的王朝，不乏盛世，亦不乏大乱。肃代两朝似乎素不为人所重视，也难怪，它的前面是由开元到天宝“天上人间”的转型期，后面又是德宗贞元至宪宗元和年间的所谓“小中兴”。然而，如果没有肃代两朝的靖乱与恢复，那么大唐后来的命运又会是如何呢？
一
安史之乱形势图
时间走到公元756年，这一年，本来应该叫天宝十五载——尽管已经这样叫了大半年，却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终于宣告了天宝这个年号的终结。
就在前一年，玄宗的干儿子安禄山起兵叛乱。
安禄山本来是想在玄宗死后再起兵的，奈何朝中总有一个人在皇帝面前说他要谋反的坏话，又搞出很多事情来激他，安禄山一阵阵恼火，索性真的提前造反了。
那个总说安禄山要反的人便是杨国忠。我们也不必佩服杨国忠有此先见之明，他之所以和安禄山过不去，是因为他与安禄山有隙，多半是想借此来打击他，这属于权力场上的倾轧，并非是为了国家，否则也不会听说安禄山谋反而高兴了。
他高兴得太早了。显然“不过旬日，必传首行在”只是一个幻想。安禄山的强大超出了他们的想像，也就是说，他们，包括唐玄宗在内，都低估了安禄山。
在安禄山成功的众多因素中，不能排除宗教信仰这样一条。现在更多的人相信安禄山是粟特人。安禄山所亲信任用的多是他本族人，而他在粟特人当中的地位则是汉族人无法想像的。曾看过《考古中国》中的一集，《发现虞弘墓》中就说，“禄山”其实就是轧荦山，即袄神出生的地方。那么关于安禄山的名字，有多种说法，据说在突厥语中，是“战斗之神”的意思，又有人考证出来是光明的意思，然而又有人说是“亚历山大”。总之不管他的名字究竟是何意，安禄山在粟特族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就这样，安禄山只用了一年时间，便打到了长安。
本来，路途中他们是遇到了麻烦，而且安禄山本人曾一度在潼关前抓狂。唐军兵力分散，而且国内之兵此时多不可用，平日未经训练，说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为过，可好歹还是能够抵挡一阵子。而事实是，最终唐军以错误的战略战术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因而长安的东大门潼关被攻破了。
唐军本不该轻易出动，尤其是像潼关这样战略意义重大的要道，更应该重兵把守，何况此时也并不具备主动出击的条件，如果这支唐军能像唐初那支玄甲军或是安西那支百战精兵一样，那么自然不用发愁，难道谁还愿意被动挨打吗？因此对于唐军来说，在潼关拖住安禄山是个无奈的必须选择。然而，玄宗却杀了退守潼关的高仙芝、封常清，又从家中把病废的哥舒翰推到了战场。
这里想说说这三位将军。这三个人中，最先死去的是封常清，而随后被杀的高仙芝是高丽人，即所谓的蕃将。他们同时因为战争不利退守潼关被玄宗以战败弃地罪而杀，其中宦官边令诚的作用不可低估。两位将军接到诏书后都慷慨受戮：封常清死前将一道表章交给边令诚，表中看不到一句怨言，反而处处体现着对大唐的一片忠心，“即为尸谏之臣，死作圣朝之鬼”，是有些愚忠的意思，我们至今看这道表都觉得很不忍，不知玄宗看后是什么感觉……而高仙芝则不承认“盗颉资粮”的罪名，他对部下说：“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话音刚落，军中都喊：“枉！”然而高仙芝还是从容赴死了。读到这里时，总会让人感觉很难受，不禁想起了同样因为坚守不战而被换下的廉颇，他没有被杀实在是很幸运了。高仙芝将军固然是蕃将，但他对大唐忠心耿耿，可见唐玄宗宠信蕃将本身并没有错误，只是他识人不明，宠错了安禄山。何况，不是蕃将，就不会造反了吗？
被换上来的哥舒翰，大家应该不陌生吧，他就是“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中的那位令人敬佩的将军。他接手潼关后，当然不会像没头脑的赵括那样立刻出兵，他也同样采取了坚守的策略。当时的情况，无论换哪个人，只要头脑还正常些，就不会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去送死。尽管郭子仪、李光弼也如是说，奈何杨国忠却惧怕哥舒翰谋算自己，劝玄宗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玄宗本来就想主动进攻，此时更是听信了杨国忠的话，派去了一个一个的使者。我们看到的情形是：“翰不得已，抚膺恸哭。”于是大哭一场之后，哥舒翰被迫出兵了。
这样的队伍出去打仗结果可想而知。唐军号称二十万的大军，就这样败了，连哥舒翰本人都被俘虏了，或者说，是被部下当作奇货卖给了安禄山。那个部下自己也并未得到好处，反被安禄山杀掉了。所以说要想做叛徒也是有“风险”的，得到青睐的不少。而被杀的也有不少，所以叛变的时候，要么等着敌军或是自己的手下把自己抓去再投降，要么就把戏演足了再叛变，而主动叛变的，只怕多半得不到好处。
在安禄山面前，哥舒翰又是什么表现呢？只见哥舒翰跪伏在地，说道：“臣肉眼不识圣人……”这里我不想过多地指责哥舒翰，战败他的确有责任，而且被俘后如此表现确实令人大跌眼镜，但是哥舒翰还是尽到了一个为将的职责，他也曾想过收拾散兵去把潼关再打回来，但是未及行动，就被抓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
所有这一切的结果，不能不说与杨国忠有关，是他在这种紧急时刻还有心思搞###，“今日之事，非宰相之过”，直到这时，他还在想着事故责任人的问题，说不是他的过错，有谁会相信呢？不过，即使没有杨国忠，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儿去，因为唐玄宗本人此时的糊涂是不比杨国忠差的。
于是，在一个黎明，玄宗皇帝带着杨氏兄妹，带着自己的儿孙，偷偷地出了长安，将自己的都城和臣民们彻底地抛弃，一步步远离了他们……
二
玄宗皇帝带着儿孙和杨氏兄妹等人，凄凄惨惨地到了马嵬坡，发生了著名的“马嵬之变”，中国古典四大美人的杨贵妃香消玉殒。
关于这件事，后来很多诗人都写过诗哀悼贵妃之死，倒是唐末的郑畋写诗称赞了一番唐玄宗，说他能在此时杀贵妃，“终是圣明天子事”，可见还不是完全的昏聩。于是有人说郑畋有宰相之才，又有人说他是没心肝。其实不管怎么样，玄宗此时都必须杀了杨贵妃。
军士们心中不满，颇有怨气，于是发生哗变，杀了当朝宰相，又逼皇帝杀了自己的爱妃。一切发生得都很自然，自然到甚至可以忽略背后的主谋。
然而如果真的没有主谋，那么这些人的胆量就实在太大了。有句话叫“敢怒不敢言”，很多时候怨尤是有的，但是胆量就不一定有了。放开玄宗此时还是一个很有威信的皇帝不说，单说当时人的观念，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人，谁敢这么做？何况此时也并不是“礼崩乐坏”的时候，就是真的“礼崩乐坏”，像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已经到那种地步了，军士们的怨言怎么也比马嵬坡这群人的怨言要大，但是要想谋叛皇帝，尚需仔细筹谋，而且最后是找了一个首领才敢于办事。那么，马嵬坡上发生的事变，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到当时的太子李亨身上。
杨贵妃之墓
公元618年，想要作乱的几个人找到了宇文智及，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宇文化及，当把那个天大的谋划告知宇文化及后，宇文化及“变色流汗，既而从之”。公元756年，想要“作乱”的陈玄礼找到了李辅国，以他为中间人找到了太子李亨，当把那个想法说出来后，我们看到的记载是“李亨未决”。——我们当然不会看到李亨高兴地跳起来的记载，事实上也不会如此，起码的矜持还是要有的。
然而，有人劝李亨不要入蜀，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他还是没有和李隆基一起去蜀地；有人劝李亨登基，李亨推脱了半天，最终还是当了皇帝。他似乎一直都很“被动”，但事实却是按着对他有利的形势发展。那么李亨貌似并没有同意陈玄礼的做法，但最终还是那样发生了，也许史家并未记下他张口轻声说“可”的那一幕……
能不能指使是一回事，指没指使是另一回事。“为尊者讳”，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不过也许我们冤枉了李亨——哪怕冤枉的概率只是百分之一，也是要考虑的。但从动机上来说，李亨绝对有理由这么做。
自然，我们也看不到李亨说杨国忠怎么怎么样的坏话，但却可以看到杨国忠很害怕太子会报复他。之所以杨国忠会得罪太子，原因和李林甫不同。李林甫是站错了队伍，他当初提议立武惠妃之子寿王瑁，而当李隆基立李亨之时自然会害怕。而杨国忠则是因为妹妹是贵妃，说不定将来自己能当上下一任皇帝的舅舅，所以和现任太子和不来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不会支持李亨。后来玄宗说要传位太子，杨国忠很是害怕，纠集他的姐妹一起上阵，终于把玄宗劝住了。既然如此，即使李亨原来不恨他，现在也是恨他没商量了。
在唐朝，不乏可怜的太子，被杀被贬的不提了，李亨是少数几个能熬到当皇帝的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比较幸运，反正比在房州一待待了十四年的李显要好过了很多。但李亨的太子也是当得很可怜的，他过的日子并不舒心，发愁的须发都花白了。
李亨能不愁吗，他可是有一大堆的榜样在前面呢。不再啰嗦唐代太子之争，就只说说李亨的哥哥李瑛，他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是被武惠妃所害，和两个弟弟一起被杀了。一下子同时杀了自己三个儿子，玄宗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今，玄宗又十分宠爱杨贵妃，李亨能不担心自己的处境？
但李亨这点又是很幸运的，因为杨贵妃虽然受宠，但是却没生儿子。如果杨贵妃要是有儿子的话，只怕李亨的命运不会比李瑛好到哪里去。另外，杨贵妃虽然得宠，但似乎为人还算厚道，史家给她的责任也就是使君王沉迷酒色而已，还真不见怎么害过人。猜想李亨一面烧着高香祈祷杨妃不要有儿子的同时，也一直在念着“阿弥陀佛”……
那么现在，终于有一个机会可以发泄一下十几年的压抑了……
于是，马嵬坡上的“惨案”发生了：曾经趾高气扬的杨国忠瞬间被分成了若干部分，而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贵妃则是“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救不得，黄埃散漫风萧索。
马嵬之变，可说是唐玄宗的皇权受到了一次绝大挑战。但这只是刚刚拉开一个序幕……
三
马嵬政变之后，玄宗一行人本应起身出发了。然而，众人说，蜀中很多将吏是杨国忠的人，既然杨国忠“谋反”，那显然蜀地是去不得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3)
于此，玄宗心中有数，他当然知道杨国忠“谋反”的真相——谋反的人还指不定是谁呢。这个只能说算是众人不愿入蜀的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应该还是真的不愿意入蜀。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人猜测说这是李白劝玄宗不要入蜀，但事实上李白当时知不知道这件事还得另说，而当他知道之后多半玄宗已经入蜀了。
那么，如果不去蜀地，又去哪里呢？总不能在此地干坐着呀。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去灵武，有的说回京师，也有的说去太原。说去太原的，不是昏了头就是过度乐观，以为皇帝真是天之骄子刀枪不入。当时潼关失守，长安都呆不住了，何况更靠东的太原？就算太原本身还能守住，可是难保路上不出什么事。而说回长安的，不知玄宗听后有没有气得半死——如果回去的话，当初又何必来？敢情来了一趟就是让你们找机会杀我的贵妃啊……而当听到有人主张去灵武时，李亨的心里大概一颤——不过，玄宗对那里兴趣不大，李亨大可以放心。很明显，玄宗对于蜀江水碧蜀山青更有兴趣，很想见识一下“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渡愁攀援”的险要。还有，也许玄宗早就想感受一下八百里栈道带来的刺激，只是一直公务在身，脱不开……
究竟韦谔还是有头脑的，也比较符合实际，说现在根本没回去的希望，大家也只能将就着先去扶风。于是一行人就要动身了。这个时候，推动历史进步的“人民”出现了——“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不知这话有没有经过史官加工，这群老百姓们的说话水平还是很高的，对偶都用上了，怀疑是不是唐诗太普及，所以随便用点什么修辞根本不算什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玄宗没有把这些话听进去，他让太子留下来抚慰这群水平甚高的百姓。后来玄宗一定认识到，这是他一辈子做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在太子面前，这群父老们又说话了：“至尊远冒险阻，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真不愧为我大唐百姓，说出话来就是不一样，有见识，有胆量，有气魄！真让人怀疑是否有人指使。太子当然不答应，反正他不同意别人的劝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吾岂忍朝夕离左右？”你们怎能这么劝我，我怎能不管我的老父亲呢？李亨拔马就要西行，但如果没人拦着他，估计也不会真走，当然也不会没人拦他。这次，重量级的人物终于登场了，一个是李亨身边的宦官李辅国，一个是李亨的儿子建宁王李倓，两人劝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二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不大相信李辅国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或者说，我更倾向于是建宁王所说。至于两人有没有可能一起说呢？这不是在演二人转和双簧，这段话如果没有见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话，多半说不出来，因为这个看法实在是很有见地很有说服力的。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也劝他不要走而应该留下来，父老们则是一起拥住了太子的马不让他走。无可奈何，太子李亨只好留了下来。我觉得李亨本人应该还是不想走的，跟着一起入蜀至多是接着当老皇帝面前的一个老太子。当时李亨都四十六岁了，这么老的太子殿下的确是少有的。而脱离了玄宗管辖的李亨就可以像三国演义里刘备曾说的那样：“吾乃笼中鸟、网中鱼，此一行，如鱼入大海、鸟上青霄，不受笼网之羁绊也！”不过，幸好有了建宁王的一番话，才使得李亨的脱离领导有了合理的一面。
唐明皇幸蜀闻铃处
只可怜，此时还执着马缰遥望东方等着儿子回来的玄宗，等回来的却是李亨要留下来的消息。“天也！”玄宗只说了这一句，而这一句就足以表达一切了。表面上看，说的是天意，但什么是天意呢？太子的“背叛”？自己现在这个凄惨的处境？还是其他的什么？总之，玄宗当时应该说已经明白了刚刚发生了什么，也清楚将要发生什么，以及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总之，就是看透了一切。因为他自己有类似经验，只不过当初他扮演的是相反的那个角色，而且他对他的父亲是很客气的，甚至都没用逼，睿宗自己就让位了。而今，玄宗从太子的辞行中看出来将来自己也难免走上当初父亲走的老路，而且比自己的父亲可要惨的多。于是，明智的玄宗把后军分出两千交给太子，嘱咐这些人太子仁孝可奉宗庙，要好好辅佐，然后让寿王瑁和高力士把东宫内人送回太子身边，令高力士叮咛太子不要挂念着他，“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甚至宣旨要传位太子——总之凡是支持太子的做法李隆基都做到了，即使现在不做，早晚也得这么办，但是让人逼着干就不好了。
一切办完之后，大家各奔前程。玄宗一个心眼的想去蜀地，可是大家不想去，怎么办呢？既然不想去，那就不要去。望着眼前十余万匹贡奉的春彩，玄宗说要不这么着吧，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由我的家人随我入蜀，应该也是可以到达的，“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言罢，玄宗老泪纵横。这是他这一生中第二次这么凄惨了（第一次自然是在马嵬的君王掩面救不得）。于是大家也都跟着哭了起来，反而坚定了跟随玄宗入蜀的决心。难免有人要怀疑这是不是玄宗的手段，那么我不想说这是他故弄玄虚，因为这种情境下做假能做到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难度是极大的。即使玄宗被奉为梨园始祖，但实际上他是管看不管演，没经过专业训练的玄宗，只怕演技上是要稍逊同样没经过训练、却自学成才的太宗。总之，真也好假也好，玄宗这么一哭，倒省去争论的不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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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4)
一路之上，却也没有什么障碍，只是在剑阁那里的夜晚，天下着雨，淋着檐下的铃儿，雨声中夹着铃声，或许还有杜鹃“不如归去”的凄凉歌声，令人闻之恻然。于是玄宗想起了贵妃，想起了以前的快乐生活，又想到现下的凄凉，悲从中来，做成一曲雨霖铃。后来著名的词牌《雨霖铃》即由此而来，还有一段京韵大鼓《剑阁闻铃》，说的便是这件事。
传说玄宗当时仔细的听铃声，竟然听出来铃儿唱的歌词是：三郎郎当。一笑。不过却是很恰当的，如果玄宗后期能够像前期一样励精图治，就不会听到铃儿的讽喻了。但是，人都是有局限的，玄宗也不例外。柏杨先生说李隆基是个“人渣”，原因是安史之乱使唐朝一下子从天跌到了地，而且人口锐减。虽然不同意这么刻薄的评价玄宗，但他后期的昏聩确实是一件至少令我们表示遗憾的事。如果说开元盛世达到了顶峰而盛极必衰的话，那么按正常规律也应该是逐渐下滑，比如汉朝在汉武帝时就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转折期。而李隆基开元与天宝的函数却是不可导的，可以算是阶跃函数了。数学上的一个理想模型在现实中找到了一个实例，这既是数学的幸事，也是唐朝的不幸。而这个不幸，不能不说与玄宗的个人因素有关。唐朝总是会衰落下去，总要有一个皇帝来承受导致衰败的指责，不巧让玄宗赶上了。但他个人为此做出的“努力”却是不可磨灭的，无疑是雪上加霜，李林甫、杨国忠不管真心假心，都曾提过安禄山要造反，但玄宗就是不听，看来真的是“天意”？
四
太子李亨，虽然留了下来，却有点不知所措，倒是广平王问了一声：“天这么晚了，不能总在这里耗时间，咱们去哪呢？”敢情大伙全没主意。好在有建宁王在这个时候的提议：
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对照前面的话，可以看出来，建宁王确实是个很有才干的人，而不是只凭着史书中几句玄虚的“贤”、“德”，或者说，史书“贤”、“德”的称赞是有根据的。唐立国以来从宫廷中长大的皇子皇孙们，很少有这样的水平，这样的见识。建宁的贤德以后还要再说，暂时放一放。
建宁王之所以提议到朔方，原因是李亨在未当太子之时，曾任朔方节度大使，尽管他没有实际上任，但朔方绝对可以说是他的老根据地。而前面玄宗也曾提到让李亨去朔方，“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表面上看，是说玄宗待朔方不薄，然而焉知玄宗这话中说的不是李亨？
有人认为李亨在做太子时的势力，其实是很大的。当然，作为太子，自会有自己的一番势力，但是李亨的势力到底有多大呢？
前面曾提到过，李亨是唐代一个过得挺不舒心的太子，但无论是李林甫还是杨国忠，都未能从根本上撼动他的地位。这绝对和李亨的恭谨有莫大的联系。要知道，这份恭谨是从当太子那天起就开始了的。当时，将册立太子时，仪注中有中严、外办（皇帝出入的礼仪）及绛纱袍，李亨觉得“与皇帝同称，表请易之”。由此可见一二。
李林甫当初劝玄宗立寿王瑁，但玄宗却想立李亨，于是犹豫不决。这时起作用的人是高力士，他说了一句“大家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年长者而立，谁敢复争？”引得玄宗连连说：“汝言是也！”困扰了他一年多的事，就这么决定下来了。
李林甫当然会害怕，于是几次想把太子拉下水。
第一次是天宝元年，借打击韦坚来攻击太子。韦坚是太子妃的哥哥，如果他出事的话，是很可能牵连李亨的。可以想像得出来，李亨本来就想脱身，再加上韦兰、韦芝又引太子之言为自己的哥哥辩解，吓得李亨赶紧拿出“夫妻好比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劲头来，提出与太子妃离婚。第二次则是从王忠嗣下手，让洛阳别驾魏林告状，说王忠嗣曾自言是从小在宫中长大的，与忠王（李亨未当太子时就是忠王）交情很深，“欲拥兵以尊奉太子”。随后王忠嗣便被和逮捕岳飞一样的方法抓入了狱中，定为死罪。这次事件可以说的确是非常严重的，历来皇帝忌讳的就是太子诸王与大臣们结交，尤其是手握兵权的大臣。李林甫从这件事上下手，可谓抓住要点了。不过李林甫不该同意把哥舒翰也召入长安，哥舒翰的求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他得知王忠嗣被定为死罪，极力求情，言与泪俱。同时，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也一直为太子说好话，总之，一方面太子自身仁孝谨静，二来又有这么多人求情，所以李林甫白忙了半天，最终做的全是无用功。
李林甫这般阴鸷的人都未能把太子赶下来，杨国忠就更别提了。倒是他一上台，使得朝廷上下全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在李林甫当政时，人们都是很谨慎的，而杨国忠就比较“温和”了。拿我比较熟悉的王维来说，在李林甫当政时他是谨小慎微，有时不得不硬着头皮唱和一下李林甫那实在不怎么高明的诗歌，而杨国忠上台之后，便悠哉游哉地到辋川大游而特游起来。另外，令人感觉好笑的是，杨国忠刚当宰相时，“以天下为己任”，颇有些滑稽，而在“天下”之前，实在应该有个“祸”字。总之，杨国忠很怕太子，太子也怕杨国忠，但毕竟没弄出什么事来。《旧唐书》上写杨国忠是因为“惧上英武”，很有趣，不禁想到另一件事，就是李渊曾有一次攻打突厥，史书记载突厥人说：“唐公相貌有异，举止不凡，智勇过人，天所与者。前来马邑，我等已大畏之，今在太原，何可当也。且我辈无故远来，他又不与我战，开门待我，我不能入，久而不去，天必瞋我。我以唐公为人，复得天意，出兵要我，尽死不疑。不如早去，无往取死。”就是说李渊非常非常厉害，我们不如早点回去，不要去送死。这可真是有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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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5)
至于玄宗身边的张垍、高力士这么肯帮太子的忙，则大有可讨论之处。
关于高力士，后面还会再提到他，先说说他一再地帮李亨的忙，说明他的立场与李、杨二人并不相同，算是玄宗身边的一个独立的亲贵。很难想像，没有他的周旋，事情会怎样。那么，高力士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李亨对他也是另眼相看，甚至喊他“二哥”——其实他真正的二哥是被杀的先太子李瑛，而每次叫二哥时大概都会触发李亨的那根掌管恐惧的神经线，从而更坚定了拉拢高力士的决心。事实证明，李亨的确很会做人，十几年来没有得罪过谁。不能不说，玄宗其实也是受到李瑛事件的影响，毕竟他年纪大了，经不起再三地更换太子，所以如果再兴废立，必会格外留神。
张垍、张均兄弟帮助太子就是“历史问题”了，这和他们的父亲张说有关。日后张垍兄弟陷贼，玄宗回来之后是想杀掉他们两人的，但肃宗极力求情，原因就是张说曾对他有过救命之恩。何谓救命之恩呢？说来话长，找这件事花费了很多功夫。最初是从一本小说上看到的，只是小说不能尽信，而从通鉴、新旧唐书中张说、肃宗的相关篇章都没找到直接证据，为之郁闷良久。最后竟是在后妃传里肃宗的母亲那找到了这件事的记载，记载如下：
玄宗元献皇后杨氏，弘农华阴人。曾祖士达，为隋纳言。天授中，以则天母族，追封士达为郑王，赠太尉。父知庆，左千61阅读破，于代宗也没有好处。
但这不代表代宗不想除去李辅国，同时他也不想明着杀李辅国。代宗所选择的手段比较奇特，直让人瞠目结舌——堂堂大唐皇帝，居然会派刺客去杀人……
想是唐代武侠已经很发达了，否则也不会产生《虬髯客传》这样的传奇。“风尘三侠”中的虬髯客，就是一个侠气十足的人。另外，唐初齐王李元吉有一次想要谋害李世民，就想到了要派刺客去暗杀，虽然这次被制止了，但他后来还是派了一个刺客去刺杀尉迟敬德。其实暗杀手段自古有之。看看《史记》中的“刺客列传”，最早的“侠”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七百年的春秋（即此篇中第一个提到的曹沫）。另外，唐代还发生两起著名盗窃案，其作案人员都堪称高手，尤其是偷了唐文宗玉枕的那个人，轻功实在了得。在这种背景下，代宗派刺客去暗杀，也实在没什么奇怪，只是皇帝派刺客出去杀人的却是少见，这本身就算是新闻了。仔细想想的话，大概就有春秋时晋灵公派人去杀赵盾，但晋灵公又不是皇帝。若说雍正的血滴子呢，可是那个传说的嫌疑太大了……再插句题外话，这几件事其实大有文章可做，单以代宗派刺客这件事举例，假如以它为背景写部武侠小说，把李辅国写成罪恶的反面一号，把代宗写成可怜的羔羊，然后正在代宗水深火热之际，一位大侠闪亮登场，解倒悬之危难，然后拂袖而归，笑傲江湖。当然，如果再编出几个红颜知己也实属正常，比如李辅国娶的夫人元擢之女，就完全可以拿来胡编一下，反正又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民国时期许啸天就曾把元氏写成了代宗后来的独孤皇后。然后把小说改编成剧本，再拍成肥皂剧，然后大家一起悠哉优哉……不禁冷笑，实在是很恶俗。
还转回来说我们的代宗。那个人既然是皇帝找的刺客嘛，当然是错不了的，当夜就大功告成，“窃辅国之首及一臂而去”，李辅国就这么糊里糊涂地死了。这个手段实在很高，省去了不少麻烦，起码代宗连给李辅国罗织罪名的功夫都省了。虽然代宗表面上也让人查案，可是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
李辅国死后，代宗很是高兴了一阵，让人用木头给李辅国刻了个假头，又赠官太傅，不过谥号给的就比较差了，谥为丑。谥法中怙乱肆行曰丑，倒的确很贴近李辅国的所作所为。而代宗一面以礼安葬李辅国，一面又给了这样一个谥号，看来他是不想误导舆论，使大家误以为李辅国真的有那么好。代宗这样做，所表达的心声是：看吧，李辅国就是一个怙乱肆行的人，现在死的不明不白，可谓天之报应，但我仍然以礼把他安葬，并且还赠官太傅——就差说自己是仁君了。
十六
李辅国死后，程元振用事。
和李辅国比起来，程元振坏了不少事情。他因为私人恩怨，陷害来瑱和李怀让致死，使各藩镇都切齿痛恨于他。就是这个坏了大事。
安史之乱开始后，由于朔方、陇右、河西诸镇的兵力很多都调回来平叛，吐蕃借此机会扩充地盘，占领了西北数十州的广大地区，为后来的吐蕃之祸埋下了祸根。广德元年九月，吐蕃又大举东进，边将向朝廷告急，程元振得到消息，却根本不把消息上报给代宗。到了十月，吐蕃攻打泾州，当地刺史献城之后，又成了吐蕃的向导。当这群人浩浩荡荡地过了邠州的时候，代宗才刚知道吐蕃原来入寇了，而且“一步到位”，已经到了邠州。说话间吐蕃又攻下奉天、武功，仓促之下代宗急忙任命雍王为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应敌。
古来打仗，有时双方人数差不多，有时差异较大，大到几十比一的时候已经相当令人瞠目了。而二十人对抗二十万人，你见过吗？不要奇怪，这不是笑话，郭子仪受命之后从长安赶奔咸阳，就只带了这二十骑，还是临时招募的。长安当时已经无兵可用了。好在他们赶在吐蕃来之前到达了咸阳，不然加上郭子仪也不过二十一人的这支唐朝“大军”，要是在路上就碰到了敌人的话，不知该如何应付，那也许就真成笑话了。郭子仪到咸阳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朝廷请求增援，结果又被程元振挡住了。其实程元振不挡的话，也是给代宗徒增烦恼，他要是有兵的话，断不会只让郭子仪带二十人去应敌，只不过早一些通报的话，代宗还可以多一些时间做打算。一路上吐蕃没遇到什么有效抵抗，就是在盩厔这个地方遇到了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稍有点麻烦。吕月将带的兵可是比郭子仪带的多多了——两千，然而要按照以一人来打吐蕃一百人的这个比例作战，还是有难度的。这种情况下吕月将居然还有一次打赢了，真有点难以置信。但最终吕月将兵败被俘，历史上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载，我们不知道这位将军最终怎么样了，但他却是很值得尊敬的。郭子仪在咸阳那里多半是帮不上忙了，而吐蕃又神速般逼近长安，怎么办呢？代宗又发诏让诸道节度使来救援长安，可是有程元振迫害来瑱的例子在眼前，就连李光弼这样的重臣都不敢轻易来援，怕以后自己也会遭陷害，所以大家都眼睁睁看着代宗无可奈何之下狼狈地从长安逃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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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1)
在唐初突厥入寇之时，太宗只带了六人于渭桥与颉利会面，回过头再看玄宗、代宗还有后来德宗等人的出逃，不免令人感慨。不过太宗遇到的情况毕竟要好了很多，长安城中好歹还有些兵，而代宗却真的无兵可用，又碰上程元振这个活宝，什么都不告诉他，相信他也十分郁闷。这时有大臣上表请求惩治程元振。其中太常博士柳伉的分析比较尖锐，他说吐蕃来犯，武士无人力战，这是将帅背叛了代宗；群臣不敢犯颜进谏，这是公卿背叛了代宗（奇怪，他当初怎么也不进谏呢）；代宗出京都的时候百姓乱闹了一气，还互相杀戮，这是三辅地区背叛了代宗；自从召诸道兵将来援，至此已四十多天，连个车轮的影子都没看见（就是一兵一卒都没来），这是四方背叛了代宗。如今内外离叛，形势危矣。据此他建议代宗下罪己诏，并把罪魁祸首程元振杀掉。代宗顾念程元振对他是有功劳的，所以“削元振官爵，放归田里”，至于“罪己诏”，似乎没见着影子。
后来吐蕃退去，代宗回到了长安，程元振换上了妇人装束蒙混过关，也进了长安。结果被人告发，说他要图谋不轨。代宗倒真是很宽容，又想起他的功劳，只是把他流放了。最后程元振走到江陵就死了。
我觉得程元振来到长安的目的，只怕并不是想要谋图做什么坏事，只是想被重新启用而已，不然以他当时的处境，无权无势，只是住在一个司农卿的家里，能做什么大事呢？至于换装入城，也是因为他当时是戴罪之身，自然不好大摇大摆地进城了，也是为了隐蔽，用现在的话形容，就是“行事低调”。只是他积怨太深，所有人都恨他，因此被流放还算对他客气。
程元振和李辅国两人，代宗明显更恨后者，而对程元振则比较宽容，尽管他害得自己仓皇逃出长安，但依然能够放过他。不像李辅国，那是代宗亲自派人去暗杀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自然是李辅国那句“大家但居禁里，外事由老奴处分”惹了祸，另外，李辅国当初把玄宗强行迁到太极宫，也使得代宗在心理上对他有所不满。显然，程元振的专权没有李辅国严重，他没有直接危及到皇帝的权威，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吐蕃之祸并没有随着程元振的罢官而罢休。在随后的几年里，吐蕃又几次进犯。不过后几次却又和唐朝内部一员大将的反叛有关，就是曾代替李光弼为副元帅的仆固怀恩。在《新唐书》的叛臣传中，仆固怀恩名列第一。可是仆固怀恩的反叛并不简单，甚至可以说是被逼反的。面对这几次吐蕃的来犯，代宗又是如何应付的呢？
十七
在太原城门前，有一大队人马，确切地说，是两部分人马，其中一部分是回纥军，另一部分则是唐军。
只见队伍最前面的一位将军，上前冲着城门上高声喊道：“快开城啊！”然而城楼上却毫无动静，大门纹丝不动。
时间久了，将军十分恼火，但他身边的回纥可汗更加恼火。将军没有办法，反过来又劝可汗息怒……
这是平定安史之乱后，唐军把回纥军队“欢送”走时的情景。那位将军便是仆固怀恩。但仆固怀恩万没有想到，这件事竟成了他踏上不归路的起点。
太原的河东节度使辛云京，为什么不给仆固怀恩开门呢？原因无他，“内忌怀恩，又以其与回纥亲，疑可汗见袭，闭关不敢犒军”。回纥一路上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辛云京不肯开门，也不能说他全错，但连犒军都没有，就不好了。而且并非一次，在仆固怀恩大军平叛从太原经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那时辛云京应该没理由担心被掠夺，其原因多半是为了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曾经忌恨过李光弼，而今有人忌恨他，也不足为奇。
仆固怀恩十分气恼，事后上书给代宗报告这件事，但却并无回音。仆固怀恩一气之下，头脑有些不冷静，派自己的手下分别驻军在河东各州，自己也在汾州待命。这时监军骆奉先（此人通鉴上做中使骆奉仙，今取唐书为准）奉命路过太原，受到辛云京的热情款待，同时听说仆固怀恩要“谋反”的事。之后骆奉先又经过仆固怀恩这里，怀恩自然也要好好款待一番，还带他见自己的母亲。仆固怀恩的母亲对骆奉先说：“若与我儿约兄弟，今何自亲云京？然前事勿论，自今宜如初。”也就是不计前嫌，让他们和好如初。仆固怀恩很高兴，以为真的可以把事情化解，在酒酣之际跳起舞来。唐代风俗，歌舞伎演奏完毕，赠之锦帛，称为“缠头彩”。大概是这个风俗又引入了宴饮，所以宴饮之上要是有人起舞的话，客人也是要赠给起舞者“缠头彩”的。骆奉先赠给仆固怀恩缠头彩后，仆固怀恩打算回报他，想第二天端午节再喝个痛快，然而奉先却急着回去，仆固怀恩就将他的马藏了起来。事实上仆固怀恩一番好意，想要用这种方法留住客人，可是骆奉先却是“受宠若惊”——“朝来责我，又匿我马，将杀我也”，然后连夜就逃走了。仆固怀恩听说之后，立刻去追他，想要把他的马还他，可是这个做法也容易让人误会为想要追杀骆奉先。误会就这样造成了。骆奉先之所以会有戒心，不能不说辛云京的“预防针”起了作用，心理暗示这东西一旦发挥效果，的确是不大好办。
八月，骆奉先回到了长安，向代宗报告说仆固怀恩要造反。同时仆固怀恩也上书说明情况，并要求处斩辛、骆两人。代宗既没有认同这方，也没认同那方，他只想和稀泥。然而仆固怀恩被告谋反，处境十分尴尬，绝不是和稀泥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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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2)
仆固怀恩自觉非常委屈，所以上了一道十分独特的认罪表，列举了自己的六大“罪状”：“昔同罗叛乱，臣为先帝扫清河曲，一也；臣男玢为同罗所虏，得间亡归，臣斩之以令众士，二也；臣有二女，远嫁外夷，为国和亲，荡平寇敌，三也；臣与男玚不顾死亡，为国效命，四也；河北新附，节度使皆握强兵，臣抚绥以安反侧，五也；臣说谕回纥，使赴急难，天下既平，送之归国，六也。”
我们无法想像仆固怀恩边写边委屈得唏嘘的情形（尽管可能不是他亲自所写，那时候找个人代替写奏表很正常），但我们尽可以同情他。仆固怀恩的两个女儿远嫁和亲，又曾为严肃军纪斩了一个儿子，在回纥问题上仆固怀恩出了大力，安史之乱中更是“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因此他有资格感到委屈。他不满代宗对此的不置可否与漠然，又想起别的事情，干脆一股脑都说了出来。比如来瑱之事，“诸道节度，谁不疑惧”，很多人招之不来，是因为怕被宦官陷害，而并非群臣的不忠。《唐书》与《通鉴》写诸道节度不来的原因，只怕也是由仆固怀恩的这些话得出的结论。“子仪先已被猜，臣今又遭诋毁，弓藏鸟尽，信匪虚言。陛下信其矫诬，何殊指鹿为马！”没有一丝矫饰，很明确地指出郭子仪被皇帝猜忌，而今他自己也遭到诋毁。最后仆固怀恩请求“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臣即便与同行”。这道奏表，《旧唐书》上引用的是全文。“唯当吞恨九泉，衔冤千古，复何诉哉！复何诉哉！”在我们看来，这是悲愤之作，而官方自然要向着代宗说话，尤其《新唐书》上的描述是：“言词慢很，帝一不为慊。”
这次代宗倒是很痛快地派来了宰相裴遵庆。仆固怀恩见到裴遵庆之后，抱着他的脚大哭，说自己很冤枉。裴遵庆让他入朝，而仆固怀恩的副将范志诚则认为如果真入朝的话，很可能仆固怀恩就会成为第二个来瑱。仆固怀恩和裴遵庆明确的说他害怕被杀，因此要派一个儿子入朝，结果范志诚又反对。这样的话裴遵庆只好空手回长安去了，而仆固怀恩也失去了向代宗解释的机会。当然，如果仆固怀恩真入朝的话，只怕非死即贬，范志诚的担心是正确的。至于派一个儿子入朝，这是古时诸侯向帝王表示忠诚的常用手段，并无不可，而且代宗担心逼反仆固怀恩，也未必会杀他的儿子。范志诚的这个担心就有点多余了。
至此，仆固怀恩只好反了，派出自己的儿子仆固玚去攻打辛云京。《唐书》上说云京大败，因而仆固玚又攻榆次，通鉴上则说仆固玚大败，转攻榆次。究竟是谁胜谁负呢？还是倾向于《唐书》。如果辛云京自己就能对付的了仆固怀恩，朝廷后来又何必派郭子仪前去？另外，仆固怀恩所部是经过安史之乱的考验的，比河东守军要强一些，胜算应该更大。
仆固怀恩反叛的时候差不多与吐蕃入长安同时，所以代宗此时无暇管这件事。等代宗回长安之后，想起当初颜真卿曾经要求去召仆固怀恩来朝，但当时没答应，于是现在旧事重提。可颜真卿却认为，当初去召仆固怀恩的话，他还可以有勤王之功，而今来朝，却是没有理由了，所以肯定不会来。联想到当初代宗任由追击敌军将领的时机白白逝去，再看这件事，可知代宗把握不好时机，见识着实短浅（又想起了建宁王，或许要是他的话会好些）。颜真卿提议让郭子仪去对付仆固怀恩，此时仆固玚正与辛云京在榆次僵持。代宗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代宗不认为自己应该对仆固怀恩造反承担什么责任，在他看来，这全是仆固怀恩的不对。郭子仪从命去对付仆固怀恩，由于仆固怀恩曾是郭子仪的手下将领，其军士当初也都听命于郭子仪，因此郭子仪只用威望便动摇了仆固怀恩的军心。还有一点要注意到，就是虽然是被逼反的，但造反总是不得人心的事情，军心不稳也在情理之中。
仆固玚攻打榆次不利，又因为性急激起众怒，结果被他的手下杀掉了。仆固怀恩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责怪他不该造反，然后又提刀追着要杀他，“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幸亏仆固怀恩跑得快，不然——不然也未必有事。只是这位老太太，真的好强悍啊……怀恩没有办法，只好一走了之。而他的母亲后来被接到长安，代宗对她还算客气，据说照顾得很好，最后寿终正寝，以礼葬之。之后，代宗下诏要仆固怀恩入朝，说一切全都过往不咎。这不要说仆固怀恩不信，就是我们也不大相信。
但此后仆固怀恩的做法就大错而特错了，引外族攻打自己的国家，怎么都说不过去。如果我们一直可以对他的造反持同情态度的话，那么也只能限于广德二年十月之前。
十月，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军进攻唐的晞州，后来又打到奉天。郭子仪率兵抵御。吐蕃、回纥没有占到什么便宜，不久就撤走了。郭子仪也从行营回到了朝中，代宗一高兴封他为尚书令，郭子仪则坚决不受，说“自太宗为此官，累圣不复置，近皇太子亦尝为之，非微臣所宜当”。在中唐诸大将中，凡是功高者几乎都受过猜忌，然而像郭子仪这样几起几落而始终不倒的却不多见。原因是郭子仪非常之谨慎，他不接受尚书令的职位是明智之举，避免自己处于位高望重的尴尬境地。还有，郭子仪是人才，却无人才的“脾气”，他可以招之即来，来则能战，战则能退敌，又挥之即去，无怨无尤，对皇帝来说，还有什么比没脾气的人才更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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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3)
郭子仪单骑见回纥图
转年也就是永泰元年（765）九月，仆固怀恩声称代宗去世，郭子仪被鱼朝恩害死，再次引敌人入侵。这次除吐蕃、回纥之外，还有吐谷浑、党项、奴剌等部总共数十万人前来攻打唐朝。带兵抵御的自然又是郭子仪。从这时起，代宗又多了个毛病，就是在京师戒严的同时，派人从宫内取出两部《仁王经》，送往资圣、西明二寺，让僧人们高声诵读。后来十月的时候吐蕃到了邠州，代宗又派人去讲《仁王经》。这是他崇佛崇到糊涂地步的开始，以后“有寇至则令僧讲《仁王经》以禳之，寇去则厚加赏赐”，由信佛走向了佞佛。这其中他的三个宰相“功不可没”，元载、王缙、杜鸿渐三人都信佛，以王缙尤甚。王缙是王维的弟弟，官至宰相。和自己的哥哥相比，王缙多了一分官场上的圆熟，却少了一分做人的清高，最终与元载狼狈为奸，成为大唐三百宰相中很不怎么样的一个。
这一次吐蕃等部来犯，仆固怀恩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在中途遇暴病而卒。据史书上说，代宗听到这个消息后，悯然曰：“怀恩不反，为左右所误耳！”他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从很多事情能看出代宗优柔寡断的一面。仆固怀恩引敌侵犯大唐，代宗“犹为之隐，前后制敕未尝言其反”，只怕更多是他的性格使然，而并非他真的认为仆固怀恩没有罪。比如上面提到他说仆固怀恩父子负他实深，就暴露出代宗的真实想法。而无论代宗指责谁，他从不认为他自己有什么不对。他自认为他的优柔是宽厚，是仁慈，是体恤众将，因此在他看来别人没有理由背叛他，他更没有理由下罪己诏。但回报他最好的一句话便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郭子仪奉命进驻泾阳，兵将才一万人，好歹比上次的二十人强了不少。刚到泾阳，回纥、吐蕃数十万骑兵已经从四面八方把泾阳城合围起来。郭子仪则派部将李国臣、高升、魏楚玉、陈回光、朱元琮等人各当一面，自己率二千人出阵。本来回纥听信仆固怀恩的话，以为郭子仪和代宗都死了，现在忽然发现郭子仪就在阵前，知道上了当，气势上就差了一些。为了使回纥能够退兵，郭子仪“单刀赴会”，亲自去见回纥首领药葛罗，一席话竟然把回纥劝得的倒向了唐朝一方。吐蕃听说郭子仪和回纥有来往，心中猜疑起来，连夜撤退，被唐军和回纥联合追赶，最后又被打败。总之，郭子仪费了好一番力气，终于把事情解决了。
从这时起，唐朝总算有些安定下来了。从通鉴也能看出来，事情多的时候，一卷记载的时间就短，事情少的时候，一卷能记载好几年。安史之乱最忙的那几年，往往一卷“不足一年”，或是“凡一年有奇”，安史之乱后期一般是“凡二年有奇”，从唐纪四十永泰元年闰十月起，一下子记载了八年的事情。但是，太平之世不太平，更何况本非太平之世呢。
十八
代宗免去程元振的官职之后，随后任命了鱼朝恩成为新一届宦官领袖接班人。
要说此人以前有什么作为——如果大家还有印象，那个害得郭子仪和李光弼不得不引咎辞职的人，就是鱼朝恩。当时他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这个“观军容”就是从他开始的。
而在代宗出逃那次，鱼朝恩却真的“立功”了。代宗出逃，身边侍卫离散，“朝恩悉军奉迎华阴，乘舆六师乃振”。罪恶莫比于反叛皇帝，而功劳也莫如拥护皇帝。因此代宗自此十分欣赏鱼朝恩，把他的官职升了一级，在原先的“观军容定慰处置使”前面，加了“天下”两字，然后把神策军交给他统领。
在吐蕃攻克长安之后，鱼朝恩曾提议迁都洛阳。这个提案被大家否定了，认为唐王朝足以对付得了贼寇，“何遽胁天子弃宗庙为？”也就作罢。幸好没有迁都，不然唐朝也要分成西唐、东唐了。如果分析一下的话，迁都问题大有可议。我们看历代王朝建都的地址，往往强盛的王朝不是靠西就是靠北。如西周遭犬戎入侵之后实力大减，只得东迁洛邑，而西汉无疑总体上也要稍强于东汉，北宋固然比南宋强，但当时它面对辽、西夏、吐蕃、大理等几个国家时也是焦头烂额，在大一统的王朝当中无疑是实力最弱的，他的都城就明显要偏东。元明初期都绝对有实力应付北方外敌，因此都城会靠北。晋似乎是个例外，南迁之后的东晋比西晋时间要长了很多。但也要注意到当时北方的混乱，正是由于五胡乱华，才使东晋得以延续，而淝水之战却又着实有着偶然性。唐初期十分强盛，万国来朝，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然而自中唐后每次战乱对于东西二京的破坏都是比较大的，而长安又确实偏西，离吐蕃、吐谷浑、回纥等都比较近，如果朝廷没有实力自保的话，非常容易遭到侵袭。鱼朝恩提议迁都，就是这个原因。唐后期实力减弱，后来德宗也曾有一次逃出长安，看来似乎的确应该迁都。但迁了都就一定会好吗？周东迁之后，周天子的权势越发地羸弱，连原本使诸侯听命的光环都在NFEFE葛之战中被一箭射掉。而宋南迁之后也从此偏安（当然偶尔也有想恢复中原的皇帝，比如孝宗，但是当时已经无法胜利地进行北伐了）。一句话，如果没实力保住原来的都城的话，迁都也不是个好办法，也一样会保不住。往往迁都和羸弱是相辅相成的，羸弱了才会迁都，而迁都之后愈发地羸弱。这一点上倒是唐初有一个反例，当时唐朝初建不久，时常遭受###厥的侵犯，李渊曾想要迁都，但遭到李世民的反对，后来李世民即位之后，果然灭掉了###厥。如果没有信心，那么自然发挥不出来实力。再者，以洛阳的地形来说，做都城是有局限性的。西汉的张良就把洛阳的劣势说得一清二楚，并在和关中做比较之后，得出关中更适宜作为都城的结论：“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如果唐朝迁到了洛阳，那么吐蕃等军队要是侵犯的话，就会更加深入唐朝内地，无疑损失更大。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唐朝皇帝确实应该坚守在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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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4)
和其他宦官相比，鱼朝恩还是个“风雅”的宦官，史载他“时引腐儒及轻薄文士于门下，讲授经籍，作为文章，粗能把笔释义，乃大言于朝士之中，自谓有文武才干，以邀恩宠”。由于鱼朝恩的定位是个坏人，所以交往的都是“腐儒”、“轻薄文士”，而他自己又只能是“粗能把笔释义”，如果他要是个好人的话，那么所用就不是这些词了，而要用“鸿儒”、“博学之士”，而且“粗能”二字也肯定不会有。让我们把眼镜上的颜色去掉，不看这些带有褒贬意义的词，只看“儒”、“文士”、“把笔释义”的话，那么无疑鱼朝恩还是强过李辅国、程元振的，固然是为了邀宠，但是总比不学无术的强。也许鱼朝恩真的很“强”，因为代宗让他判国子监事，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只是这件事非常之滑稽，而国子监的学生们想必也十分郁闷……于是中书舍人常衮上书说国子监的官员应该起用名儒，而不该用宦官。而代宗不听，依然让宰相以下各级官员去送鱼朝恩上任。
至于鱼朝恩的学问究竟怎么样？应该说也许不怎么样，但也比史书上写的“仅能执笔辨章句”要好一些，鱼朝恩不是白当国子监的老师的，而是真的去讲过课，但讲的怎样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鱼朝恩自认为文武双才，而且即使是能言善辩的宰相元载，也并不和他争论——倒不一定是不能，而是不敢。有一次鱼朝恩手执《易经》讲鼎卦“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意思是不能胜任，必致失败，鱼朝恩以此来讽刺当朝宰相元载和王缙。王缙当时大怒，而元载却坦然地笑了，而这笑容在鱼朝恩看来则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如果鱼朝恩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但他说错了一句话，犯了代宗的大忌：“天下事有不由我乎！”然后又有一件事，鱼朝恩直接地触犯了代宗的威严。他的养子鱼令徽年龄还小，担任内给使，与同伴争执起来，觉得受了欺负，于是鱼朝恩请求代宗赏给他紫衣（唐代一二品的官阶才穿紫衣）。然而代宗还没说话，已经有人把衣服送到了鱼朝恩的眼前。代宗看着穿着紫衣的鱼令徽，笑着说：“儿服紫，大宜称。”其实心中更加不高兴了。鱼朝恩可以看出元载笑容的不平常，却没有看出代宗笑容里的异样……对照一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李辅国和至死都没说过让代宗不高兴的话的程元振，看他们结局的不同就可以知道鱼朝恩的下场了。
代宗想要除掉鱼朝恩，元载也是这么想的，他揣测到了皇帝的意思，于是两个当初冲着鱼朝恩笑的人，如今结成了杀掉鱼朝恩的联盟。代宗担心事有不济，嘱咐元载小心，元载则说：“陛下第专属臣，必济。” 曾有人觉察出代宗态度的变化，告诉了鱼朝恩，但鱼朝恩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所以又放下了警惕。当元载把计划告诉代宗的时候，代宗仍然十分谨慎，说：“善图之，勿反受祸！”
三月，寒食节，依例皇帝要“请客”的。宴会结束后，当鱼朝恩快回到营中的时候，忽然代宗又要他回宫中去议事。听到鱼朝恩乘坐的小车的声音，元载守在中书省，而代宗则正襟危坐。当鱼朝恩到来的时候，代宗劈头就责备他意图图谋不轨，鱼朝恩自然要高声辩驳，为自己澄清。然而鱼朝恩曾经的党羽、如今被元载收买的周皓，忽然间与手下一起把绳子套在了鱼朝恩的脖子上，使劲一拉，就这样，代宗秘密地杀掉了鱼朝恩，而对外则宣布鱼朝恩是奉诏自缢。
代宗杀掉的三个宦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而不再需要他们的时候，代宗即动了杀机。代宗的“除四害”活动中，程元振等于间接帮了代宗除去李辅国这颗眼中钉，但他自己也难逃厄运。而帮助代宗除掉鱼朝恩的元载，万万不会料到，他自己便是代宗要除去的最后一害……
十九
元载的发迹，是靠着李辅国。
此前元载凭着自己的才学，“策入高第”，从此踏入仕途。他智性敏悟，善奏对，肃宗十分欣赏他，让他充度支、江淮转运等使，几个月的时间，又由御史中丞迁户部侍郎、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他被征入朝的时候，正是肃宗重病在身，国事由李辅国决定之时。由于李辅国的妻子是元载的亲戚，因此他们的关系自然很好。
李辅国曾想让元载做京兆尹，但元载没有答应。这可不是元载不想当，而是他根本没看上京兆尹这个官，他“属意国柄”，也就是想当宰相，所以这个京兆尹在他眼中根本不算什么。李辅国看出了他的意思，并满足了他的要求。就这样，元载一步登天，成了大唐的宰相。
不几天代宗即位，元载同样以他的“善解人意”讨得代宗的欢心。吐蕃入侵长安，他跟着代宗一起逃了出去，回来后，裴遵庆等人都被罢免了，而元载仍然高高在上。
按说，李辅国倒台之后，当初由他推荐的元载也应该跟着一起倒，但是元载并没有被免职。事实上代宗谋害李辅国，元载也是参与的。这说明元载很懂得和皇帝搞好关系，只要能保住自己，别人又何必管得太多？他结交宦官董秀，等于在代宗身边放了一个窃听器，可以提前知道皇帝的意思，再按照皇帝的意思办事，如此，还能不讨得代宗的欢心？“故帝深任不疑”。
其实一个朝臣喜欢多揣测一下皇帝的意思，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错误，倒也不是多么罪恶的事。比如唐初的封德彝，是很善于揣度人意的，而且根本不用宦官报信，自己就能琢磨出皇帝的想法。但他不但高官做着，而且生荣死哀，如果不是十几年后被发现当初曾替建成、元吉说过话，那么谥号就不会改成“缪”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5)
元载帮助代宗杀掉鱼朝恩之后，继承了鱼朝恩的自大，“志气自若，谓己有除恶之功，是非前贤，以为文武才略，莫己之若”，虽然他比鱼朝恩更有资格自傲，但由此带来的骄纵则是惹祸之源。于是，他和王缙一起骄纵、弄权、贪污。
王缙和元载结成同党，可能更多是出自于他们之间的“志同道合”，但也有人认为，和李辅国帮助元载的原因一样，其中也有裙带关系的作用。有一种说法是元载的妻子是王缙的女儿，小字韫秀，还有说是王缙的姐妹。《云溪友议》中取“女儿说”，并对她进行详细的描写，那本书里的记载王韫秀分明是一个贤妻良母，而《剑桥隋唐史》中则取“姐妹说”。可要是看《唐书》的话，让人吓一跳，上面说元载的妻子事实上和王缙并无关系，而是王忠嗣的女儿，也不是什么贤妻良母，而是个“狠戾自专”的母大虫。《全唐诗》卷七百九十九有王韫秀的三首诗，在第一百二十一卷中也记了一首元载的《别妻王韫秀》，看来可以为证了。其实不然，这四首诗事实上全出自《云溪友议》，别无旁证。《全唐诗》就是有这个不好，往往一些传闻也会收进来。比如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唐国史补》中说是盗用李嘉祐的“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全唐诗》中收录了李嘉祐的这个残句，却并无一整诗来证明这是出自他的手笔，而且残句后面写着是由《唐国史补》而来，我们找证据，找来找去，绕了一个圈。但既然有这种说法，那怎么办呢，一些喜欢王维的人开始找理由，还有人居然说“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如果真要是盗句的话，这么说岂不是不讲理么，等于说“你写的不好被别人拿来加工盗用是天经地义……”其实那些人大可不必找什么理由来解释，一来是如果真盗了，解释也没用，如果没盗，那又何必解释？反正也找不着证据，只凭《唐国史补》一句话也不能就说这事是真的。最先提出来的人很无聊，而那帮带有偏见的文人也很无聊，至于我写元载，忽然写出这一段来，也实属无聊，刹车、刹车，赶紧拉回来接着说王韫秀的事。和《云溪友议》、《全唐诗》这些比起来，我更相信《唐书》的记载。有一句话是“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现在这句话已被扩充了，说是“一个贪官背后也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女人”，这是不是多少也能说明点问题呢？
在弄权上，唐朝一向重内轻外，虽然到了这时已经藩镇林立，中央朝廷的权力已大不如前，但一个宰相的份量还是相当重的。有一次，元载的一个长辈找到他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谋求个一官半职。元载认为他没有什么才能（还好，还没到有求必应的地步），又不好驳他的面子，只好写了一封信让他带走捎给河北节度使。其实从信封到信纸元载只签了个名，其他什么都没写。这位“丈人”（史书原话）这个气啊，可是也没办法，又不能白走一趟，就打算拿着信试一试，不想仅凭一封空信就受到了河北节度使的热情款待，临了还带走一千匹绢。只怕元载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权势已到这个地步了。
代宗对于元载的所作所为，十分清楚，但是他的优柔又发挥了作用，他觉得好歹君臣了一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终”，因此找元载单独谈话，让他收敛一下，元载却怙恶不悛——长恶不悛，从自及也。虽欲救之，其将能乎？代宗此时已经有些厌恶元载了。元载后来又赶走了李泌，害死了揭露他奸伪贪赃密事的李少良。不过严格来讲，这都是由代宗出面做的。之所以赶走李泌，是因为元载伙同他的同党常常在代宗面前说李泌的坏话，代宗没办法，只好让李泌去做江西判官。临别之际和李泌说：“元载容不下你，你先去魏少游那里呆些时日，等我下决心把元载干掉，再给你送信让你回来。”李泌没多说什么，但心中肯定有所不满，倒不是因为自己被贬不满，而是对于代宗，又同情又可怜又可气。八年后李泌终于才又回来，那时他说了一句话，算是不怎么客气了：“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则去之；含容太过，故至于此。”可你说代宗真的那么仁慈吗？当然不是，看他杀李少良就可以知道了。李少良向代宗揭发元载贪赃枉法，后来又把代宗的话告诉了别人，辗转传到了元载的耳朵里，元载和代宗“当面对质”。当然，元载不可能气势汹汹地冲代宗大嚷大叫“你居然*&^%￥”云云，但当面把代宗的话说出来，也很让代宗下不来台。于是代宗迁怒于李少良，把泄露了他的话的人全都下到御史台。几天后御史给他们定罪“凶险比周，离间君臣”，最后这些人顶着离间代宗与元载伟大友谊的罪名被乱杖打死，代宗对他们没有丝毫同情，他往日的“仁慈”哪里去了呢？真真岂有此理……
但代宗是真的不满于元载了，在答应元载“别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无得检勘”的上奏之后，在没有通知宰相的情况下，任命李栖筠为御史大夫。后来就是在这位御史大夫的弹劾下，元载的一些同党被代宗从朝中踢了出去。“载由是稍绌”。但元载似乎从来没把这位李栖筠怎么样，不是像某些小说里写的那样，李栖筠被残害致死。事实上元载有时也并没有这么大的权力做到让所有人都听话，比如京兆尹黎干就让元载十分头疼，而又对这个人无可奈何，还是王缙一番奚落替他解了气。和李林甫、杨国忠比起来，元载这个宰相做的可要“窝囊”多了。


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6)
相安无事了几年，代宗忽然间下决心要铲除元载了。元载的最后倒台是一桩突然发生的大阴谋所引起的后果，其直接导火线尚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促成代宗的决心，史书中没有记，我们只知道代宗一直对他不满，但一直忍容。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说，代宗再也忍不下去了，正如他忍不下去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那样，他要让元载永远从这个世上消失。
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上御延英殿，命凑（吴凑，左金吾大将军）收载、缙于政事堂，又收仲武及卓英倩等系狱”。逮捕元载的过程很简单，连抵抗都没有，或者说，连有效的抵抗都没遇到。自然，代宗事前做的充分准备功不可没，但是元载、王缙不像前三个人一样手握兵权，也是其中一个因素。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整个事件看起来的确十分简单。可是这么简单，为什么代宗直到大历十二年才决心干掉元载呢？不得而知，奇也怪哉。
代宗决定这次要通过正常途径杀掉元载，于是审理之后光明正大地赐元载自尽。据说“辩罪问端，皆出自禁中，仍遣中使诘以阴事，载、缙皆伏罪”，既然伏罪，为什么不把他们的阴谋写出来呢？史官当然不用为他们两人讳言什么，所以没记下来的原因多半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阴谋。但这并不影响给他们定罪，由于元载、王缙贪污腐化非常严重，所以代宗只要收集一下“材料”，就很轻易地给他们定下罪名。代宗在赐死元载的诏书中是这样评价元载的：
性颇奸回，迹非正直。宠待逾分，早践钧衡。亮弼之功，未能经邦成务；挟邪之志，常以罔上面欺。阴托妖巫，夜行解祷，用图非望，庶逭典章。纳受赃私，贸鬻官秩。凶妻忍害，暴子侵牟，曾不提防，恣其凌虐。行僻辞矫，心狠貌恭，使沉抑之流，无因自达，赏罚差谬，罔不由兹。顷以君臣之间，重于去就，冀其迁善，掩而不言。曾无悔非，弥益凶戾，年序滋远，衅恶贯盈。
代宗差不多把凡是能用上的贬义词全用上了，元载几乎成了一个集世间一切奸邪于一身的大坏人。而代宗对王缙则要宽容一些，主要的罪名就是附会奸邪、阿谀谗佞。本来代宗是想把王缙一起赐死的，但在刘晏求情之下，总算饶过了这位年近八十的老人。
其实名义上是自尽，但这种情况下经常不是真正的“自尽”，大概是没时间等囚犯反省，所以为了节约时间，就得需要别人“帮忙”了。元载对主管的人说：“愿得快死！”而行刑的人则拿着臭袜子塞到了他的嘴里，说了句“相公您受点委屈”，然后就动手把他杀了。元载的死法我们不知道，但行刑的时候口中要塞东西，想来是为了不让他大声叫出来，那一定非常疼的了。首先可以排除喝毒酒，最有可能的是缢死，或者一棍子棒杀，反正不管怎么死，都不会好受。至于那个臭袜子，想来元载临死之时也顾不上尝它的味道了。
元载死后，他的家人也都跟着被杀了，连元载的祖坟及元氏家庙也都被毁。没收财产更是不可缺少的一项。搜家的时候，有关部门居然搜出来八百石胡椒和五百两钟乳。虽非金银，但这两样赃物必是有独到之处才会被记下来——大概是因为人们没见过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吧。有人算出当时的五百石相当于现在的六十吨。我们可以想像官员们看着一筐筐或者一麻袋一麻袋的胡椒张口结舌的样子。元载收下这么多的胡椒和钟乳也确实让人匪夷所思，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什么，吃？套用西游记中老君的一句话“当饭吃哩”（注，老君指的是仙丹，只要他不心疼，当饭吃是没问题的，而我们说的可是胡椒啊）……元载的贪污也许比不上和珅的有名，但从功力上来讲，元载也并不逊色，大可以做做文章。
其实元载也是做过些好事的，他曾推荐后来审判他的刘晏做度支转运使，充分发挥了刘晏这位理财能手在这方面的能力。此外，元载由于曾任西州刺史，对那里的地形比较熟悉，针对吐蕃数次进犯，元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即攻取原州。他认为：四镇和北庭移至泾州后已无险要可守，而陇山地势险峻。大唐边境向西到达潘原，吐蕃则戍守在摧沙堡，原州恰好是居中的地方，并且正对着陇山口。原州的西部是牧地，东面是平凉这个原州唯一的农耕县，然而吐蕃并不驻守于此。每年盛夏之际，吐蕃都会去青海放牧。这就是一个机会，如果借机修筑原州城，二十天就可以完成。然后调遣京西的军队戍守原州，郭子仪的军队戍守泾州，分别把守石门关、木峡关，逐渐打通陇右，进而就到达安西并占据吐蕃的腹心地区。元载对此是极热情的，让人画了地理形势图献给代宗，又秘密派人西出陇山去估量费用。代宗对此事则还很犹豫，所以就询问刚入朝的田神功，田神功的看法是“书生之见”。元载一介书生，提出这样的观点来已经是不简单了，而且我们看他的分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不完全是“书生之见”的那种迂腐。元载的提议也并非从没生效过，有一回他看到马璘兵力无法对抗吐蕃，而郭子仪又守在河东这块没有战事的腹心之地，便提议要郭子仪和马璘都换一下驻守的地方，以达到各尽其能，并应允军费不足的话由内地来资助。这件事被诸将认为是非常妥当的。相对而言，元载算是个关心国家大事并且有一定见识的宰相，总比后面的卢杞强了很多。在《新唐书》那样严格的史书中，没有被归到“奸臣传”中，可见元载还没坏得特别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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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后的曙光·肃代两朝纪实(27)
总之，元载可谓历史上的大贪，而且其专权也对当时的朝廷上下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但其人也并非一无是处。近来有为元载翻案的文章，大多也是从他的几项建议下手。
元载死后，代宗朝基本算是平静下来了，因为两年之后他也病死了。虽然五月初三刚得病，二十一日就驾崩，显得有些太快了，但无疑传位德宗是一次正常的顺利的权力交接。
大历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太子李适的即位，宣告了代宗朝的结束，留下的仅有“大历”这个年号的余音。


尾声
唐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高峰，没有哪一个王朝可以比得上它的强盛，然而也没有哪一个王朝的前后变化有如此之巨，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史之乱实在是一场具有非常“意义”的大乱。然而乱后，唐朝毕竟生存了下来，尽管中晚唐都有点半死不活的样子，但总比八王之乱后立刻灭亡了的西晋要幸运了许多。
唐朝花了总共两朝八年的时间平定叛乱，肃宗从即位开始便笼罩在这场###的阴影之下，而代宗则需要在乱后花费很长时间来弥补战乱的伤痕。不管怎么样，从代宗手中交到德宗手中的唐王朝已经很平静了。代宗也没有把中央朝廷中对自己儿子的权力有威胁的人物留下来（怀疑代宗突然杀元载，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其中）。
肃宗是个很可怜的皇帝。而代宗最大的特点，似乎是他的优柔寡断。两位皇帝于才能上都没有突出的地方，还都受制于人。也许，肃宗身体不好对此有一定影响，而代宗则更合适用“自作自受”来形容，他一手提拔了几个人，最后又一手把他们毁灭。
当然，两朝都没有使唐王朝彻底走出阴影再度兴旺起来，而且代宗甚至还有点走下坡路。但不可否认，这两朝的承接对唐王朝是十分重要的。
如果没有肃宗朝的铺垫，代宗不会很快结束战乱；如果没有代宗朝的平定战乱和一定的休养生息，德宗乃至于后面宪宗的所谓“中兴”都无从谈起。因此，肃代两朝可谓安史之乱后的曙光。
公元780年，唐德宗李适改元建中，肃代两朝彻底落下了帷幕，唐朝从此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1)
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
公元618年，李渊废黜隋恭帝，改国号为唐，年号武德，由此开启了李唐王朝的基业，开启了这个“诗的唐朝”——这是颇具艺术眼光的闻一多先生的话。
是啊，还能有哪个王朝当得起“诗的王朝”之名呢？无论是帝王与布衣，文人雅士与贩夫走卒，抑或闺中女子与沙场男儿，都或嘹亮或低沉地歌唱着，只有唐朝才拉得出这么一支庞大的诗人队伍。就连盗贼遇上了诗人，也礼让三分——他们要的并非诗人羞涩囊中的那一点点可怜的银两，而是一首诗。居然连唐朝的盗贼都是这么风雅？
然而，公元907年，仿佛是冥冥中的安排，朱温以同样的方式废黜了唐哀帝，建立了后梁。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辉煌，唐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然而政治上的结束，却没有终结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虽然曾经伫立在长安的雄伟宫殿已然烟消云散，虽然这个诗的王朝在悲歌中结束，但这个王朝的诗却并未终结。在今天校园里的读书声，在孩童呀呀学语的声音中，在人们悠扬的诵读声中，它们一直在延续……
一、余韵
唐初的诗坛，仍有着六朝时的锦色。华丽的词藻，清婉的声韵，娇媚而又轻柔。诗中不乏的，是华丽的高阁，满园的花树，艳妆的美人。这是宫体诗的特点，或谓“齐梁之风”。
书###令你雾里看花，譬如软弱的赵佶会写出瘦金书那样的字体。文学，竟也带有欺骗性。前有歌咏大风的刘邦，后有吟唱###的朱元璋，而战场上更加英姿勃发的唐太宗李世民，所倾心的竟是柔媚的诗文。虞世南、褚亮等人，也深染着六朝文风。而印象中一脸严肃，又一贯喜欢与李世民“作对”的魏征，在诗的写作上再次与李世民唱着反调，他那苍劲而有力的诗歌使他在众人中显得很特别。然而，李世民毕竟不是吟着“玉树流光照后庭”的陈后主，他可以写出“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这样的句子和《经破薛举战地》这样的诗歌，因此，《全唐诗》开篇第一卷曰：“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就是这来自北方男儿的豪气，为南朝的婉转之中注入了风骨，仿佛一位善舞美人，柔肢不再无力，终于成为挥洒着飘逸的彩带翩舞于云霞之中的飞天——美啊……
美包含着两个不同的方面，如同色彩一般，有温暖之色，也有清冷之色。徜徉于柔美之中，清风忽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历来不乏仰慕者。衷情于道家的王绩，向往着像陶渊明一样的诗酒风流，于是他淡薄了功名利禄，衷情于琴书诗文，也不愿理会与己无干的政治，只在明月之下纵酒，憩于自己的精神天地中。
以为古人说的都是苦涩的文言吗？非也，王梵志的诗便露了玄机。如果说诗是雅文学，这位有名的“白话诗人”偏偏背道而驰地把诗写得朴实甚至是俗野。口语、俗语，对他而言都可以入诗，从语言上来讲，王梵志为诗歌来了一次“二次革命”。
唐代文人雅士宴集图
二、初成
唐初的宫廷诗，上官仪把它发挥到了极致，甚至自成一体——上官体，这是唐朝第一个以诗人命名的诗体。上官仪成就了宫廷诗，却也为宫廷所累，他被卷入了政治漩涡之中，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上官仪的死却是强制性地收束了“江左余风”。
于是，四个天才少年意气风发地走来了。“王杨卢骆当时体”，几十年后杜甫仍怀想着“初唐四杰”。怀才易遭人妒，四杰非但没有收敛锋芒，反而更加张扬地展现着自己的傲岸甚至是张狂，睥睨着他们脚下的世俗。
天才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经受磨难的洗礼，而四杰又格外地饱受磨难。裴行俭当年对四杰的评价，不想却成为准确的预言。“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其馀华而不实，鲜克令终”。四人中，王勃渡海堕水，惊悸而死；卢照邻不堪忍受病痛折磨，投水而逝；骆宾王随徐敬业起兵反对武则天，兵败后不知下落；只有杨炯得善终。
四杰的诗作中，离别诗占了相当一部分数量。“多情自古伤离别”，但四杰的离别诗除了文人式的凄悲，又额外有着豪士的爽朗，正是这种豪壮的大气，反而又冲淡了原本的悲凉与无奈。“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又何必为远行而悲呢？于是，化悲凉为悲壮，化感伤为感奋，款款深情中或许会有泪水，但继之现出的是豪情的微笑。有了四杰树起的孤高一代的旗帜，唐诗终于告别了六朝文风，真正地踏上了自己慷慨激昂的道路。
而陈子昂将古琴惊天一摔，又摔出了一个“更上一层楼”的信号，摔出了他的精神气质，摔出了他的个性风采。诗如其人，在陈子昂栩栩如生的动人诗篇中，喷薄出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凛然站在幽州台上的他，迎风而立，不加雕琢地吟唱出一首《登幽州台歌》，使后世的文人志士们，随之泪下，随之感慨，更为之唏嘘。
唐诗之成熟，还表现在这时产生了一种新体，即七律。这就不能不提宋之问和沈佺期了，他们在七律的成长上功不可没。虽然这二人公认的“文人无行”，但宽容的唐人没有因人废诗。从长安的宫廷中走出，是宋之问的梦醒时分。前往万里之遥的岭南，宋之问可曾想到这是一条不归路？或许，早发大庾岭的他方显出一分诗人本色，悲凉之声令人恻然。沈佺期为人强于宋之问，但其才却又不如。德才在他们身上开了一个玩笑，竟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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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2)
还有，魏晋风度的刘希夷，以一颗感伤的心，感受着落花飘零与刹那芳华流逝的心痛。当雪白爬上曾是红颜少年的缕缕青丝之际，回首但看往事，空留下类似“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般的别样凄美韵味——“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一语成谶，《代悲白头翁》成为他永恒的悲歌。
按闻一多先生的话，刘希夷是带来了一个宁静爽朗的黄昏，而张若虚则是更加宁静爽朗的月夜。月夜，是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这首孤篇横绝的《春江花月夜》，在诗史上无疑是个奇迹——月光之下，物我合一，情景相生，伤感而无奈，流丽而婉转，空灵而缠绵。“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有四杰的清傲，有子昂的慷慨，有沈宋的雅致，还有像刘希夷、张若虚那样的幽静，唐诗丰满起来了。
三、盛唐气象
韩滉《文苑图》
时至开元，大唐王朝如日中天，经济繁荣，生活富足，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但如果没有与之相配的文学，则这个盛世未免单薄。事实上大唐盛世根本毋庸为此忧虑。不必怀疑，现今能让你脱口而出的，必是八方雄视万国来朝的盛唐之音。
如果说盛唐的诗坛如同一个乐团，那么其中有边塞诗人豪放的军旅进行曲，有田园诗人清逸的天籁雅音，还有李白男高音一般高亢嘹亮的歌喉。这是一幕大戏，人物众多，曲调各异，然而激昂的主旋律却总是那么磅礴大气——这是盛世的长歌。
高岑为首的边塞诗派，或铺陈描绘着塞外的奇致景观，或尽情抒写着慷慨的报国之情，或擦拭着对故园怀想的一滴男儿泪。高适毫不遮掩对功名的追求，坦荡自信地写出自己想干一番轰轰烈烈地事业的雄心。岑参更构思奇险，妙笔生花，写出往往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君不见，走马川，雪海边，黄沙莽莽黄入天”，三句一韵的诗一气呵成，不事停滞。诗家夫子王昌龄，七绝与李白携手比肩，更有悲壮之歌，其“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气，“不教胡马度阴山”的壮志，令人热血沸腾。王之涣的一曲《凉州词》，琅琅上口，一举奠定了他名家的地位。还有李颀、崔颢等人，也唱着同样的边塞之歌，这正是泱泱大国神采奕奕的盛唐气象。
王孟则领着一群诗人们在田园里或笑谈放歌，或畅饮美酒，在清雅的山林中，在幽静的月光下，寻觅着自己的乐园。王维诗画具工，才情并茂，将诗情与画笔结合，绘出山水田园的浊浊诗意，写出山水田园的生机盎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生就的逍遥与禅悦。潇洒自由的高人孟浩然，飘逸散淡，如天上闲适的云，如水边悠哉的鹤，“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生就的悠闲与恬适。还有裴迪、祖咏、储光羲等诗人，无不细致地审视着田园山水，毫不吝啬地歌咏着这份优美，从侧面折射出当时社会的安定，和乐观开朗的时代精神。有了这一分安宁祥和，盛唐气象更是锦上添花，丰富而多彩。
盛唐空前繁荣的文化，哺育出一位中国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诗仙，这便是李白。李白是天之骄子，不然何以让贺知章一见即呼为谪仙呢？李白很傲，便是天子，也无法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然而李白并非目中无人，他所看重的，是像孟浩然、王昌龄那样有着诗文雅兴的友人。李白固然傲气，却并不狂妄，面对诗名在他之下的崔颢的《黄鹤楼》，李白可以停笔不写。这才是真正的潇洒，真正的傲岸。李白喜欢明月，在月下酌酒，在迷醉中放声纵歌。壮丽的山河，美酒与明月，是他写不完的主题。奔放与豪迈，高古与圆融，共同构成了李白诗歌引人入胜的风景线。李白唱出了盛世最强音！
四、低谷
安史之乱的暴风骤雨吹散了盛唐气象，只见乌云滚滚而来，悲声四起，文学似也受了感染，低下了盛唐高昂的头，而变得沉重起来。
由盛唐而入中唐的杜甫，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乱的全过程，目睹了各处的人间惨剧，用诗书写了一部青史。如果说诗仙李白是在壮游中高歌，那么诗圣杜甫则是在漂泊中低吟。杜甫诗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的诚心牵挂，对黎民百姓的真心同情，毕其一生都没有丝毫衰减。杜甫自己又何尝不苦呢？然而，若有千万广厦得以使天下寒士安定欢欣，便是他一人受冻而死，也会心满意足，含笑九泉。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怎样高尚的情操啊！能不为之感动？能不为之泣下？……
大历的诗坛一片萧索，幸好还有十才子苦苦支撑。但，依旧是那样的边塞，却多了些哀思；依旧是那样的田园，却多了分荒凉。和盛唐比起来，风光不再，一切都被重创的悲风吹上了一层灰蒙蒙的萧索。
李益、卢纶的边塞诗，以低回的悲情代替了盛唐的激越，偶尔也有“回乐峰前沙似雪”的高亢，但依旧是“一夜征人尽望乡”的哀响不绝于缕。刘长卿的诗，如果以画作比，近于白描，他用简淡的笔墨抒写着个人的孤独寂寞，正像他笔下的“风雪夜归人”。和杜甫一样，韦应物也是由盛唐走向中唐的诗人，他回首望向盛世时的泪光，夹杂着对民生多艰的叹息，共同交织成盛唐余响。
然而也只能是余响了，大历诗人们不再有盛唐诗人的热忱，不再意气风发，在他们文人式的儒雅中，夹杂着文人式的怯懦。“独怜幽草涧边生”，他们如同涧边幽草，品味着幽谷的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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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王朝·唐代诗歌之我见(3)
五、中兴
随着战乱的远去，硝烟散尽，乱后的满目疮痍也渐渐得到医治。虽然会留有疤痕的记忆与余痛，但唐人们毕竟重新开始了生活；虽然不会再有那样的盛世繁华，但这份安定已然难得。于是文坛又热闹起来，元白、韩孟、刘柳……脑子里突然想到了一个词：“文艺复兴”……
元白二人是挚友，交谊深厚，而且主张也一样。他们一起提倡诗要写得平易，因此不必为看不懂他们的诗而担忧。他们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于是便有了《新乐府》、《秦中吟》等作品。然而现实却和他们开了个玩笑，白居易的“时事诗”并不很为时人所重，倒是感伤诗、闲适诗等不胫而走，传唱四方。不谈《长恨歌》、《琵琶行》，便是短小的《花非花》，亦是唯美感伤，意境朦胧，令人沉浸其中而不自觉。白居易感伤着，为社会也为个人，各种失意最终让他躲进佛理中小憩，而这一歇却再也跨不出来。元稹则感伤着家庭的失意，当他拥有了宰相的富贵之后，想起当初“贫贱夫妻百事哀”，于是用缠绵悱恻之笔，抒写着对亡妻的悼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笔下的离思别有一番瑰丽的悲情。
与元白相反，韩孟诗派则故意把诗写得晦涩难懂。或许多少和韩愈文章功力深厚有关，韩愈就是在以文为诗，配合他的以丑为美，可谓另辟蹊径。除了韩愈，没有哪一位唐代诗人能想起来把打鼾写进诗中。险怪，同时也是孟郊的特点。韩愈则是雄奇与险怪兼得，从而成一代大家。
科场上少年得志的刘柳，同为“永贞革新”的风云人物，然而随着革新的失败，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几度被贬谪。人生的失意没有打倒两人坚强的意志——柳宗元是一副硬骨头，刘禹锡则是一副又硬又傲的骨头。“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有谁能像刘禹锡这样几次因倨傲的态度被贬，等回来时年近六旬却依旧昂着高贵的头而不肯服输？玄都观，刘禹锡九死未悔地在这里与朝廷纠缠了二十年。然而“硬汉”刘禹锡却为着友人同时也是恩人的柳宗元的早逝痛断肝肠。在诗歌上，他们也是两颗璀璨的星，不为元白和韩孟任何一派所笼，清新自然，自成一格。
自然，除却元白、韩孟、刘柳，中唐诗的天空不乏明星，如张籍、张祜，还有推敲的贾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兴旺却掩不住高棅所说的“唐诗之变，渐矣”。中唐诗人潜在个人的内心中品味着酸甜苦辣，品味着喜怒哀乐，获得的是却是斑驳的沧桑。联想到晚景之前的灿烂，莫非这一时的兴旺，竟是短暂的回光返照？
六、晚唱
唐朝的光芒无可挽回地黯淡了，再也找不到大唐昔日的风采，再也看不到河清海晏的升平气象，却满眼是梦魇般山河破碎的忧患。晚唐诗人又如何不想轻快地把酒邀月？但，酒杯举出去了，却没有诗酒风流与干云豪情，却只见吟者两行清泪，一声长叹……
晚唐的杜牧或许是最后的一丝清丽。那个扬州风流俊赏的杜牧，那个历史遗迹前怀古凭吊的杜牧，在面对唐的晚景时，对重温繁华的向往使忧伤变得更加心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灯影幢幢的秦淮河上，曾有过杜牧悲愤的呼吁，然而却久久没有回音。在秋风萧瑟的乐游原上，杜牧向着昭陵的方向叹息，叹息中有对家族中道衰落的感伤，有对国家命运的忧怀，全化为血泪的诗，幽幽道来，荡气回肠。
同样站在乐游原上望向傍晚天空的还有处于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盛世歌者谪仙人(3)
一年后他们在山东分离，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闻一多先生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也许正是如此才注定了他们两个不能再见。交深不在言多，虽然不再有重逢的喜悦，但却并不影响他们深厚的友谊。
多少年后，杜甫追忆起当年他们一起去拜访范十的情形——那是一个秋天，忽然间，李白想起了范道士，于是他们一起骑上马，翩然同行。山中多歧路，两人迷失了方向，只好在山中乱转，结果弄得满身都是苍耳。好容易找到了范十那儿，一进门，主人望着满身苍耳的两人，又是惊，又是喜，三人都笑了起来。于是落座，尽情品味着秋蔬、霜梨的自然风味，品味着隐居田园的山野情趣。
想到这里，杜甫笑了。犹忆当年“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那段日子。
倏然间又想到李白戏赠杜甫的那首诗——那是两人在饭颗山头，互相调侃。李白说“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则写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言罢，相视大笑。
然而两人终须一别。离别之时，鲁郡城东石门那里，两个好朋友相互揖别。李白望着北郭的青山、东城的白水，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也不知一别之后，李白现在怎样了呢？
杜甫一直挂念着李白，他一千四百多首诗中，与李白有关的诗多达二十多首。当他得知李白因永王李璘之事被流放，忧心如焚。“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杜甫几夜梦到李白，可见对李白的关切是如此之深。
李白有一首诗，《送友人》，没有明写是送谁，但从景色描写来看，地点推测在兖州城东尧祠一带，那里水陆通衢，有诸多酒肆，自是宴饮饯别场所，且景色宜人，易发诗兴。有人相信，作于此地的这首诗，多半就是送给杜甫的。
两位诗人的交谊至今仍是一段佳话。
自然，李白还有很多朋友，比如，年长他十二岁的孟浩然，志趣相投的王昌龄，还有也曾一起共游过的高适，以及没什么名气的元丹丘、汪伦。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好友将行，岸边相送。桃花潭水千尺之深，抑或是更深上千尺，与友人惜别之情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其实，情深千尺的又何止是汪伦？
李白其实很重友情，这一点在早年更多的表现为“侠”——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事实上，李白曾经为自己的友人仗义杀过人。因此，如果把唐朝的文人们想像成手无缚鸡之力的样子，那么就大错而特错了。
然而，“黄金散尽交不成”，李白的侠义曾遇过挫折。但也正是挫折，使得李白更加成熟起来，从原来行为上的侠义上升到了精神上的侠义。与挚友肝胆相照，于豪强正直傲岸，而对世间的黑暗，他也会用自己的诗笔进行无情的揭露。
自古文人相轻。然而李白与他的朋友们那么真挚的交往，超越了这条似乎亘古未变的真理。唐朝是个了不起的时代，它用友谊这条彩色的纽带，把我们耳熟能详的很多诗人们拉到了一起，令许多后世文人为之向往，向往那永不褪色的光彩。
【山·水】
李白似乎就是为了名山大川而生，而名山大川又似乎就是为了李白而存在。
李白《望庐山瀑布》诗意图
蜀道自古艰难，至李白才唱出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样震慑人心的诗句。庐山瀑布湍流了不知几千几万年，只在李白的眼中，它才变成了从九天之上飞流直下的银河。
李白用心感受着这些壮美的景色，以他的大气抒写着这些山川大河，赋予了它们人的个性。“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他眼中的黄河就是这般奔腾豪迈；“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声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他眼中的长江就是这般波澜壮阔。他让山水活了起来，与他一起兴奋着，与他一起鼓舞着，或者也有留难阻挡，但一切均以我的感情为转移，景为我用，景我一体，于是，大自然就这样与诗人浑然一体。
《梦游天姥吟留别》是李白的一首代表作。虽题为梦游，然而却描写得极为生动，读来仿佛身在其中，事实上，我们是和李白一起做着游天姥山的梦。“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如果对照楚辞，便会发现，这与“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穴夜鸣”等诗句是那么相似，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绝不为过，那就是系出同源。可见，李白确实是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然而同为浪漫主义的李白，在诗的形式上却又超脱了楚辞的一些固定的格式，不管是七字还是九字一句，不管句中有无“兮”的感叹，只要李白愿意，它们就全都是诗，而且诗意得让你根本无可挑剔。
李白的山水诗，吸取了很多前人或者同时代诗人的精华，算是个集大成者。“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李白喜欢谢眺诗的精致纤巧，而他的诗中不仅有着谢的清新生动，更有着雄俊逸放。和李白同时期的王维，在山水诗上也有着极高的造诣，二者也有许多相通之处，比如清新，比如气韵。而幽远在李白的诗中偶尔也会找到，“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和王维的“兴阑啼鸟唤，坐久落花多”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王诗中的禅悦，固然道家仙骨的李白不会有，但另有一番沉着的潇洒。如果以庄子的精神来比喻，那么王维有着庄子的超脱，李白则有着庄子的傲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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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歌者谪仙人(4)
作为诗人，李白几乎一生都在壮游，几乎游遍了九州的秀美山川。他既然很多时候在山中，又要修道，那么自然而然接触了不少矿石，以至于有人怀疑李白的职业是矿师。
和杜甫离别后，李白又开始了十载漫游，然而与年轻时的那次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不同。那时，有太多的梦，有太多的理想，如今，却有着说不出的一种失落。但李白并未消沉，和苏轼“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又不尽相同，李白有时也会有抽刀断水、举杯销愁的愁思，但最终则解脱于“明朝散发弄扁舟”……
然而丧钟为谁鸣起，大唐王朝的太平盛世，在安史之乱中化为乌有，一切繁华烟消云散。国难当头，五十六岁的李白毅然参加了反抗。然而只因投“错”了队伍，使得李白这次投笔从戎最后以寻阳入狱告终。就在他流放夜郎的途中，忽然天下大赦，这才使李白避免了杜甫想像中的悲惨遭遇。
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彩云缭绕的白帝城多了一分神秘与巍峨，诗人从这里启程返回了——望了一眼天边的红霞，李白相信千里之外的江陵城，一日之内便可以到达，因而，听着传统中被人们认为是哀鸣的猿啼，诗人也觉得那是一种欢声，自己心情畅快，船儿也跟着轻快起来，瞬间已穿过万重高山。
不过，尽管李白并没有到过夜郎，但是今天的贵州那里仍然有着不少李白的“遗迹”。不必嘲笑当地人们的这种看起来有些幼稚的纪念方法，其中饱含着多少对这位大诗人深切的热爱啊……
是啊，李白这样一位大诗人，难道不值得热爱吗？
【结语】
李白已经远离尘世很久了，然而李白却又是不朽的。他的诗歌经过千年的洗礼，非但没有褪色，反而愈发夺目。
其实李白是有“偏科”倾向的。他最擅长古体诗和绝句，因为古体诗不受格律限制。在五古七古上，李白是唐代乃至于整个诗歌历史上都难以超越的一座高峰；而七绝，与王昌龄一道“最擅场”，并称为“神品”。
李白一生喜欢自由，自然写诗也要自由。如果套用阮籍的一句话而稍作修改的话，那就是“格律岂为我设邪？”
的确，李白的律诗相对于他的古体诗来说比较少，五律还好说，《唐诗别裁集》上评为“秾丽”，又有人评价道“格调极高，其变化若神龙之不可羁”，他的五律是不能以普通的格律绳墨的。忠于格律又超于格律，只有李白的诗敢这样来写，也只有李白的律诗才会让你放下与之在格律上斤斤计较的念头，而专心于诗歌本身。
至于七律，情况便有些糟糕了。李白写的七律总共十来首，佳作不多。但如果放到七律发展的历史来看，十来首在当时已算是多产。虽说李白七律佳作不多，但有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却是很难得的一首诗：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关于这首诗，还有一段佳话。仔细读这首诗，想想看，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如果把这里的凤凰台改成黄鹤楼，那么就会发现，这首诗和崔颢的《黄鹤楼》有异曲同工之妙。不错，这段佳话就是和崔颢有关。
那一年，李白曾到黄鹤楼一游。站在楼上，眺望外面的景色——“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见此佳景，李白诗兴大发，于是挥毫提诗。然而笔在半空中停下了，李白望着墙上已有的一首诗出神。那正是崔颢的《黄鹤楼》。李白由衷佩服崔颢的这首诗，硬生生将自己的诗吞了回去，最终，只留下这句话：“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我们佩服崔颢，因为他写得出让李白为之停笔的绝唱；我们佩服李白，因为“不可一世”的李白会低下头服输。然而这却又是一件憾事，因为虽然李白自认为不好，但也必有一代诗仙之特色，这首未写的作品又引发多少好奇之心！
相信李白自己也为此而遗憾，却也有些不甘心。于是，后来在凤凰台这里，他写下了这首七律，打算与崔颢一比高下，终于博得“与崔颢黄鹤楼相似，格律气势未易甲乙”的赞扬。虽然是传说，但传说中的诗人这般争胜的心态，有一分天真的可爱，倒的确是李白性情的写真。
李白一生生活在梦里，他的世界没有受到俗世的侵扰，偶尔他也会去干谒，但那是唐朝文士最平常的活动了。同时，由于李白有着可贵的“布衣情节”，因此他一旦把这种啸傲山水的气概拿出来，他的干谒便少了摇尾乞怜相，而文士骨子里的清高又使他的干谒有着独特的平交君王卿相的意态。
这才是李白，也只有唐代才能容得下李白。李白凭着他的真性情，在中华大地的诗坛上纵横了几十年。
李诗不好学，因为很少有人能达到李白那样的狂放，很少有人会有那样的神采。如果没有文化底韵的铺垫，就会学李不成徒留轻狂，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李白又是寂寞的，千百年来，只有这么一个“李白”，然而又有多少轻狂之徒呢？不好说。有人说，李白是天才，天才是不可复制的。看到这句话，不禁感叹：然也然也……
有人说，盛唐是一座高峰，李白正是向上攀登的诗人，看到的是蓝天白云以及穿梭云中的雄鹰，所以豪放。这个比喻十分贴切。李白需要这样一个胸襟开阔、气象万千的时代，而盛唐也需要李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盖世才华，没有李白，盛唐也就失去了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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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歌者谪仙人(5)
李白是盛唐的歌者，呐喊出时代的最强音！


悲苦诗圣话杜甫(1)
悲苦诗圣话杜甫
行一步，叹一声，满目都是世间的苦乐，他的双眼见证了唐王朝由兴而衰的巨大转变，用自己的笔墨铸就了一部“诗史”。他就是——杜甫。
【遥远？熟悉？】
说来惭愧，由衷地惭愧，虽然从学说话起就背诵杜甫的诗——当然那时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背些什么——直到现在，对杜甫仍然有一种遥远的感觉，而且一般情况下，真的不愿意读杜甫的诗。
这种遥远的感觉不是来自于陌生，事实上遥远恰恰来源于熟悉，因为即使什么课外书都不看，只学习课本里的知识也足以把杜甫的生平说得一清二楚。所谓的遥远，也许仅是一种感觉而已，像我们今天在温室里长大的孩子，如果没有一个氛围的话，去体味老杜的悲苦，是怎么也找不着感觉的。至于不愿读老杜的诗，则是因为它太沉重了，几千万人的血泪凝成的诗篇，看着让人心痛。
不错，杜甫的诗技巧极高，律诗堪称一绝，即使放到整个文学史上，又有几人能敌得过老杜？“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这样天然的雕琢又有几人能办到？
那么，如果我们不去体味他的悲苦、他的感慨，只注重他的形式、他的格律，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像我小的时候根本不明白它们的意思，也仍然能够倒背如流。
然而，杜甫哭了。在几千万人的血泪之上又格外加进了一些悲伤，因为他并不只是想要读诗的人去注重这些。如果只有格律，而精神空虚，又和六朝齐梁之风有何区别呢？
失却了诗的精神，也就失却了老杜，与没有读是一样的——这是对诗人的亵渎。也许你会指责我用词太过，然而，杜甫忍着心痛写下的沾着泪的字字句句，岂能那样轻浮地解读？
大家都知道古时人们弹琴，要事先沐浴焚香，摒除杂念。那么我建议，在读杜甫的诗之前，虽然不必这么隆重，但至少要严肃一些。杜甫的诗，尤其是诗史部分，在我看来是很神圣的篇章，需要用心体会，绝不可草草了事。这样每次读完之后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沉重，有时还伴以无声的哭泣。有人说读完鲁迅先生的文章之后心里很压抑，其实那就是一种沉重。这两人，一位是伟大的诗人，一位是伟大的文学家，都是用自己的笔抒写着国人的沉重。不同的是，鲁迅是在无情的讽刺中透露出一股强烈的恨铁不成钢的愤怒，是一种难言的沉痛。而杜甫则以一颗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敏感的心，去感受着天下人的悲苦与辛酸，然后将它们化在了自己的笔下，在诉说中哀叹，在感伤中落泪，这种感情又感染了读者，与他一起为着苍生而沉痛。是的，太沉重了，以至于我不敢多读。
也许乐于歌唱的唐人也无法承受这种沉重，譬如同为蔬菜，人们可能更多的会选择黄瓜，而舍弃苦瓜。这样作比也许并不恰当，但无疑唐人在诗歌上的选择是有很多的，他们的面前摆放着一大堆的珍品，所以发出独特光芒的杜诗没有特别引起唐人重视。在整个唐朝，杜甫的地位都不高，即使有元稹等人的极力鼓吹，也作用不大。至于说杜甫活着的时候就和李白齐名，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事实上，盛唐时期人们最看重的，一是“白也诗无敌”的李白，一是“天下文宗”王维，可怜的杜甫此时着实是一个“小字辈”。
这不公平。
虽然我喜极了王维，也为李白的潇洒而倾倒，但我不满于人们无视杜甫。
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外患甚重的宋人终于给了杜甫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每每谈到杜甫“诗圣”的由来，人们就会提起杨万里的一段话：“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只是，宋人大多推崇他入蜀之后的作品，特别是律诗——也就是说，他们崇拜的更多是杜甫的诗律，而并不都是因忧患产生的共鸣。而“诗圣”称谓的确切提出要到明朝，明初的陈献章以及明末的王嗣爽，都曾这样提出过。
可以说，后世人对杜甫“诗圣”的尊称，着眼点就是放在道德上了，即儒家文化中的忠义仁爱、忧国忧民等。譬如郭沫若称杜甫是“诗中圣哲”，也是取这样的意思。
杜甫当得起“诗圣”的称呼，更当得起这样的尊敬。
【盛唐“三剑客”】
杜甫像
大家都知道有“唐代三大诗人”之称的李白、杜甫、白居易，但却少有人知道“盛唐三大诗人”的说法。
在盛唐的诗坛上，有三位巨星，即李白、王维和杜甫，而盛唐是一个充满英雄浪漫情怀的时代，因之，不妨称他们为“三剑客”。
李白是实实在在的“剑客”，他十五学击剑，二十多岁又仗剑去国，据说还用剑杀过人。王维少年时期也是意气风发的，出塞那段日子更是动辄“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随行出猎。而杜甫，似乎我们很容易把他想像成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譬如，李杜虽然并称，但常可听到人们称杜甫为“老杜”，却少有呼李白为“老李”的，当然更没人喊王维为“老王”。老李老王叫着就像邻家大伯一样，而老杜却是对杜甫的特指。感觉这个“老”字，或许真有老气横秋的意思，可感觉又有一分亲切。然而事实情况是，根据留下来的画像来看，很可能我们印象中杜甫的模样倒的确是李白相貌的写真，而杜甫本人则是很意气风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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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苦诗圣话杜甫(2)
那是当然，杜甫也有狂的时候呢，“旷放不自检”就是《新唐书》对他的描述，如果没有一股狂劲的话，怎能写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诗句？如果不狂的话，李白又怎会屑于与一个俯首低耳之人交往？有一件事，也许让人有些惊讶，杜甫投奔严武后，严武对他起初很好，曾亲自到他家探望，“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这件事把严武得罪了，因此杜甫不得不“往来梓、夔间”。而杜甫最后的死因，说来令人瞠目，据说是由于暴饮暴食而死：这一年他来到耒阳，县令听说一位诗人来到自己的地方，于是一番好意，让人送去61阅读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悲苦诗圣话杜甫(4)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不得志的杜甫只好弃官而去，流落在川中，最后乘孤舟漂泊在衡州、潭州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大历五年的冬天，这位生前并未得到他应有地位的诗人，凄惨地死在了这艘承载着杜甫的颠沛流离与老病悲苦的小船上。
然而诗的天地从来就没有中断过杜甫的声音，那艘船的船头似乎还可看到杜甫的身影，拄杖迎风，愁苦的脸望向天际——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
杜甫死后，他的家人无力安葬他，直到四十三年后，他的孙子杜嗣业，才把他的遗体安葬在首阳山下，葬在他的祖父唐初诗人杜审言的墓旁，杜甫可以安息了。
杜甫的一生像一支凄苦的歌，为自己苦，为别人苦……
诗人啊，魂兮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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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批唐朝诗人(1)
歪批唐朝诗人
鄙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忽一日，偶忆相声《苏批“三国”》，于是乎鄙人“批兴”大发，作《歪批唐代诗人》一篇，聊自遣耳。
◇王绩——盛世隐者
虽说贞观一朝是处在初唐，但只怕没有人反对说这是个盛世。和前代诗人比起来，王绩的隐居显得有些没有必要。魏晋南北朝的诗人有的是不得已为了远离政治而隐居，王绩则更多的是为了自己对诗酒人生的一种追求吧。只是王绩实在是幸运，如果他遇到“士不为己用则杀之”的皇帝，只怕也很难逍遥。
◇王勃——才高命薄
“才高命薄”的一个典型。一首《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篇《滕王阁序》足以成为他“清狂”的资本。但由于他的清狂，不仅他自己命运多舛，还连累他父亲被贬，不知他父亲是该为儿子的才华而高兴呢，还是为他的狂傲生气。可是后来王勃也正是死在了探望父亲回来的路途中。王勃曾说：“七岁神童，与颜回早死何益？”可是他却没料到自己竟比颜回还要命短。有部电影叫《王勃之死》，是让“王勃”在历经沧桑后看破红尘，自己纵身跳入海中。这其实是诗化了。事实是，王勃“渡海堕水，惊悸而死”，纯属意外事故。可要是淹死的也就罢了，问题出在后半句，“惊悸而死”，是看到怪物吓的？还是被这突发事件搞得心脏病突发？唉，难道真是天意弄人，堕海都没有被淹死，却是因惊悸而死，真是万幸中的不幸了。
◇卢照邻——医疗事故害死人……
卢照邻自号幽忧子，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个人命好不到哪儿去。本来中风就很是倒霉了，结果服丹药又搞得手足残废，真是雪上加霜。其实因服丹药而搞出来的医疗事故还有很多，唐朝皇帝中就有好几个因此丧生，可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出了这么多事，大批大批的人还要前赴后继地服丹？
◇骆宾王——他的下场：生邪？死邪？遁入空门邪？
唉，这位已故去千年的诗人好像天生就是要我出笑话的人。第一个就是他七岁时的佳作《鹅》，在我还没上学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小学的表姐在纸上写下这首诗，我在一旁看着，那时简单的字已经认识了一些，结果表姐的字写得太大太疏，因此我念成了“我鸟我鸟我鸟”……至今仍被他们传为笑柄。第二次是有一次某节课上老师让我给说一下《讨武曌檄》是怎么回事，结果一个不小心，把骆宾王说成了王洛宾……这件事我一直深以为耻。提起《讨武曌檄》，想起来骆宾王的下落问题，他的归宿一直是个谜，兵败后他到底是生是死只怕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宋之问在寺里遇到的指点了一联诗句的人多半不是他，而且有没有这件事都得另说。大概是宋之问为人太差，所以才会有人这样编吧。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是，小时候一本幽默唐诗漫画里以他的《在狱咏蝉》画了一幅画：一个人——就是骆宾王——被关在狱中，张着特大号的嘴叹息道：“生不逢时啊！……”
◇杨炯——没感觉……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般……之所以写他，是因为人家好歹也是唐初四杰之一，而且写了上面三个，怎能漏掉这一个，否则有失公允。其实四杰的诗除了王勃的一些真的很不错之外，剩下的感觉也不是特别好，杨炯的诗尤在下风。论才公认他在四人中排第四，但是他又着实是四人中最狂的，而且命也是最好——想上面三位都不得善终，杨炯也真算幸运了。当然，后世的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是这样的，而裴行俭则是在此前就看出来四个人将来会如何，真有点神人的味道。
◇宋之问——文人无行
郭沫若先生的剧本《屈原》中有这样一句台词，是婵娟对宋玉说的：“你这没有骨气的无耻的文人！”这句话用在宋玉的同宗宋之问身上倒也合适。我想，一般人只要有点自尊恐怕不愿意当男宠吧，起码文人得保持个清高的形象嘛。不过宋之问就不一样了，他主动要求去做面首，武则天嫌他有“口过”拒绝了——想来这个“口过”也是借口吧，这样的人武则天才不会看上。自己做不成面首，就只有去巴结面首了，居然做出给张易之捧尿壶这样的事。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恶心”。“文人无行”这句话好像专门是为宋之问发明的，不然怎么会这么贴切？或许正因为宋之问口碑很不好，所以才会有各种“诋毁”他的传说。上面提到了“月落寻桂子”被无端转给了骆宾王，而用土囊压死外甥刘希夷这件事则是说宋之问要强行让人家把那首名篇《代悲白头吟》转让给他。这个倒不大同意了，应该也属杜撰系列吧。不过刘希夷是怎么死的至今也没有确定下来。而宋之问最后则是很凄惨地被赐死了，说他罪有应得吧，可还真有点可怜他，因为据说当他被贬后还真想为老百姓做点事，可是就在这时，上天却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他。宋之问人品虽然不好，但是唐朝人并没有因为这个而贬低他的诗，这也就是开放的唐朝，要是换了别的朝代，只怕宋之问永无出头之日了。
◇陈子昂——别出心裁的自荐
很小的时候就会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是知道这是一首名诗却是后来的事。陈子昂一直怀才不遇，倒是摔琴摔出了名声，《中国古代勇敢故事》（中国古代故事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时间太长，忘了确切的是不是叫这个名字，但大概不会错，毕竟是翻烂了的书嘛）中还把这个当成一个勇敢故事收录呢——这是哪跟哪啊，简直驴唇不对马嘴。不过也有道理，当众这么做是要有些勇气的。以前给一个同学讲过这个故事，听完后她却皱皱眉，说：“难道他想出名都想疯了……”我的反应只能是：＾%＆＊＃＠……陈子昂从政也是个不成功的案例，只可惜文人们从来都不会认识到这一点。但是，也正是有了这种令人产生很多感慨的经历和生活，作出诗来才会有味道。像虞世南那样养尊处优的人，作出诗来略有些无病呻吟，而魏征的《感怀》口碑就好多了，就是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陈子昂的诗格有一种苍劲之力，就像这首《登幽州台歌》，念起来感觉就是不一样——这可不是年幼时我能体会到的，而且后两句还六个字，所以感觉这诗怎么读着有些别扭，当看到这是首名诗时着实诧异了半天。唉，实在是对这位诗人的大不敬了。不过诗人泉下有知，也不会和当时的我计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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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批唐朝诗人(2)
◇王之涣——“名”家与“大”家的区别
孟浩然像
盛唐诗坛的繁华是超乎我们想像的，即使是写出了“碧玉妆成一树高”那样的诗的贺知章，在那时也只能算是二流诗人。像王之涣都不能算做是大家——而是名家。因为他总共流传下来的诗才十多首，当然唤不上“大”家，但是他的诗却是少而精，若按百分率来算的话，他是可以排在很靠前面的。因此他的名家身份毋庸怀疑。说到这个，就想提一提陆游和白居易了，白居易后面还会提到，而陆游这位宋朝的大诗人，他的诗的数量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可是看起来却很头疼，因为，精品相对比例太小了，至今陆游全集都让我望而生畏，不敢再拿起来，白居易的也是一样，不过情况好得多了，总归还有像《长恨歌》那样的好诗在其中，而且偶尔翻到《花非花》、《简简吟》那样并不是十分出名却十分出色的诗也还是不错的。但，实话实说，两人的“巨著”都不怎么耐看。后来周汝昌先生的讲座中竟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禁暗暗高兴：看，连当代大家都这么说……因此，像王之涣这样少而精就显得格外可贵了。
◇孟浩然——徒有羡鱼情
此人堪称唐朝最单调且最不长“眼眉”的诗人了。说他单调，可没有冤枉他，翻开《孟浩然集》看一下，清一色的田园山水，清一色的五古五律五绝，像《夜归鹿门歌》那样的七言诗就格外显眼了。有人说孟浩然的诗很“淡”，的确是很恰当，不过这么多很“淡”的诗一起读的话，而且是从头到尾都“淡”，会“淡”到受不了……但是奇就奇在，孟浩然不用写很多题材，不必用很多体裁，就足以在烂若星河的唐朝诗空中光耀照人，你能不佩服他的诗才？至于说他不长“眼眉”，呵呵，一来，他只怕眼眉真的要淡很多，原因就是他做诗时总是爱皱眉，以至于眉毛都快脱光了。二来，他的处世也是不大长眼眉的呢，好容易有个常人想都想不到的机会见到皇上，却偏偏吟一句“不才明主弃”来大煞风景；好容易人家韩朝宗派人来请他，结果本来有“羡鱼之情”的孟浩然却任这个机会白白从身边溜走。孟浩然想当官吗？想。可是他天生不是当官的材料，因此，在派来的人请他而他又拒绝，应该说还是相当主动的。可是不当吧，却又总是难受，所以今天“徒有羡鱼情”，明天又埋怨“当路谁当假”，结果还是他的朋友王维说得对：“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
◇王昌龄——诗家天子
有诗家天子之称，他的七绝和李白是并列的，旗亭赛诗中他独占两诗，力压高适、王之涣，而且也不愧是边塞诗人中的主力。他用他的七绝，筑就了一座长城，是为“七绝长城”。一句“不教胡马度阴山”，一句“不破楼兰终不还”，写尽了盛唐的气势，写尽了盛唐的雄壮，只可惜在安史之乱中被杀。要说这安史之乱，实在是很摧残人才，李白因此而流放，王维因此而获罪，而王昌龄，则在安史之乱中丧生。杜甫也是，在安史之乱中受尽苦难，以至于三四十岁的年纪，白头都搔得短而又短了，可是安史之乱后却受到赏识，至于后来辞职什么的，那是他不善官场之道。扯远了。接着说王昌龄，其实除了边塞诗外，他的闺怨送别，都写得十分精致。作家冰心的笔名就来自于“一片冰心在玉壶”，而那句“悔教夫婿觅封侯”就被直接用到了贾宝玉的《红豆曲》中。而我最喜欢的一句却是“黄昏独坐（一作“上”）海风秋”……
◇崔颢——“孤篇横绝”
其实盛唐像崔颢这样的诗人可以说一抓一把，但之所以要提他，原因就是，他那首《黄鹤楼》连李白都佩服得五体投地。还用别的理由吗？有此足矣。“李白有诗题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不是随意哪首诗都能让李白这样佩服的。此后李白做了一首《登金陵凤凰台》，很明显，是模仿《黄鹤楼》之作，隐约的，好像李白内心深处并不想认输，因此才在事后找了个机会想要扳回来。不过，无论格律还是韵味抑或是用词，两首诗虽然很相像，但终有高低。这里可不为诗仙回护了，“凤凰台”的确不如“黄鹤楼”。一来不如其广为流传，当然了，这一点，凤凰台本身也不如四名楼之一的黄鹤楼。二来，“黄鹤楼”是无意为之，而“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更是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而“凤凰台”只怕是有心之作了吧，虽然李白诗中也不乏“乡愁”，但是借用辛弃疾的话说，难免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其实李白又是何苦，他本身更擅长的就是古诗体啊，格律本来对他就是一种限制，摆脱了这种限制的李白飘逸潇洒，而如今不但要自己钻进这个套，更要亦步亦趋邯郸学步，真有点儿让人心酸。但是，就是这首学来的七律，却真真是李白最好的律诗之一。呵呵，讽刺么？崔颢留下来的诗不是很多，更不像王之涣那样多出精品，因此他的地位也就有限了。想起了孤篇横绝的张若虚，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足以流传千年而不衰。崔颢和张若虚有些类似，但张若虚吃亏的地方是他本身的诗就有限，崔颢好歹还有其他的很多诗呢。那么最终，崔颢是被拉在了边塞诗人当中。
◇王维——秋水芙蓉，倚风自笑
唐朝姓王的诗人真不少，从初唐的王绩，到后来的王翰、王昌龄、王之涣，还有王维……而且大多出自太原王氏——那可是名门哪。王维，这是本人最倾慕的一位诗人。读的第一首王维的诗是《鸟鸣涧》，第二首是《少年行》之三，那时虽小，却也觉出两首诗的反差很大。以后读得多了，才知道这可不算什么，因为，他的题材可以很广，几乎涉及各个领域；表达的情感也很丰富，如果表现在脸上，从哭到笑再到无可奈何……好像在现代王维的地位不是特别高了，从一些方面能体现出来，比如某个出版社出的诗集，王维的诗选的数目往往都只能在最多的当中算是中等（李杜就不说了，哪本集子里他们两个都是最多的）。还有，评价也不是很高，例如很有名的《唐诗选》中对王维的评价就有点惨。电视片《唐之韵》的第一集算是总结，居然连王维一个字都没提起——好容易听到一个声音在念“渭城朝雨浥轻尘”，惊喜之下以为要说到了，没想到那个是结尾必念的……可是，如果不受这些“假象”迷惑，真正去看一看关于王维的历代点评，你会发现，他的地位至少是不低于白居易的。在唐朝，他是与李白、杜甫鼎足而三，而在盛唐，则为天下文宗，除了李白，没有人可以和王维相比。当年曾统计过《唐诗三百首》里各诗人的诗的数目（有时就喜欢做一些无聊的事），如果没记错，王维是二十九首居第三位（不在于数目而在于百分比，这差不多是九分之一了。）。选诗数目虽然不能说明什么，但也说明了一点什么。现在白居易当然取代了王维坐上了第三把交椅，想来这也与我们现在所提倡的东西有关。白居易的诗走的是杜甫的老路，所以思想意义上当然“高”出王维——如果大家还都记得小学初中乃至高中课本中的评价，对此你就不奇怪了。这一点，倒是闻一多先生说得很地道：王维替中国诗定下了地道的中国诗的传统是毫不过分的。有时想，这才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境界啊。还有，为什么总要把王维束缚在田园诗派呢？其实他比李颀更有资格迈进边塞派。也许，和边塞派相比，基本上算是第二大派的田园诗派本来就不够强吧，也就二当家孟浩然还算是风光一些——虽然田园派人手众多，像什么储光羲、裴迪等等，他们还大多是王维的好朋友，这在田园派中也算高手了，可是拉出来后又怎么能跟边塞诗派里的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相比？而且像裴迪，出名全出在王维身上了，王维左一个“和”裴迪，右一个“送”裴迪，就把裴迪捧出名来了。说句不好听的，如果没有王维，只怕裴迪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名，尽管现在他也没怎么有名。因此感觉田园派有点乌合之众，所以拉来王维壮壮门面……这话当然不对，也就是“歪批”，正论可不敢这么写。和孟浩然不同，两人虽都是田园派的首领，但是各有各的风格特色，孟浩然是“淡”，而王维诗中则有种贵气，而且不是那种很俗的“贵”，是既典雅又雍容，不知不觉间展露出盛唐之音。不过，王维还有一点颇为后世诟病，就是“从贼”一事。不知为什么，从宋朝开始就总有人在这上面做文章，甚至拿出封建“君君臣臣”那一套，说什么人品不好，诗也不必读了。也难怪，宋朝流行那种有些畸型了的儒学，当然不能容忍这个。唐朝当然也并非不讲究君臣之道，看王维自己说的话，也常常提到君臣大义，其实是很沉痛的。可沉痛归沉痛，自杀的事可是佛教不提倡的。可是换句话说，就算他自杀又有什么意义？那样的话，后面有意思的大明宫唱和可就看不到了。顺便提一句，王维也绝对堪称唐朝最多才多艺的诗人，不但能诗能文（文自是不及诗，但信手写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却着实是一篇佳作啊），而且还被尊为南宗画派的开创人，而且精通音律，就算新旧唐书上说的那个一看画就知道是《霓裳羽衣舞》的第多少拍的故事是假的，起码也从侧面说明了王维音乐上的造诣也是很好的。


歪批唐朝诗人(3)
◇李白——诗的人生
从爸爸妈妈教我背唐诗的时候就知道这位大诗人了，一提到唐诗就会连带着提起李白。后来自己看书时居然发现他是中亚碎叶人（当时看的那本书上是这么写的，毕竟是本给少年看的书嘛），一下子惊讶得不行了：我一直喜欢的大诗人怎么会……他居然是个外国人？简直是有点打击民族自尊心——呵呵，那时还小嘛，所以真的很惊讶的，而且民族、中国、外国这些概念也是很单纯。现在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大概是小时候的这个想法作祟，所以直到现在一提起李白的故乡家世，感觉还是怪怪的。现在呢，又有很多人考证李白的确是和李唐皇室有着渊源，甚至他就是李建成的后代，连游戏《大唐英雄传》中都是这样设计的。其实这种东西很难说，感觉也很无聊：就算他是，又怎么样呢？李白号称“诗仙”，可是这位“大仙人”政治上却幼稚得可爱。如果说他在诗歌的成就上是“仙”的地步，在政治上就是“童”的境界了——难道他上辈子是“仙童”转世？有句话叫“学而优则仕”，这个大概算是文人们从政的正途吧。但李白却很不欣赏这条道路，他希望能够一步登天，最好是有什么奇遇。然而，失去了科考的前提，李白在当官的硬件上就差得很多了，皇帝只是把他当作帮闲文人，因为当初就是闻听他的诗名才招他来的。不过，李白当真不是搞政治的料，如果他真的参与政事的话只怕会搞得很糟。怎么说呢，玄宗皇帝不让他参政其实也是对的，也算是“识人之明”。最后说李白酒后看见江月，因此跳入江中去追月。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这也不失为一种美丽的死法——我宁愿相信这个美丽的传说，因为，这样的句号对李白来说是最圆的。李白的一生，是诗人的一生，是诗的一生。
◇杜甫——千秋诗圣
《唐之韵》里有一段话说得十分精彩，是将盛唐比喻为顶峰，“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穷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对杜甫的感觉嘛，很钦佩，很尊敬，很……，可是，从来都没有像喜欢李白那样喜欢过杜甫。因为，他太沉重太沉重，当然，这个沉重不是说他的体重——看画像中的杜甫总是瘦得干巴巴的。想想也是，杜甫那么贫穷，饿也饿瘦了。不过据说杜甫本身其实是很壮的，也很飘逸，倒是李白，却是我们想像中杜甫的样子，不过这是题外话了。杜甫的很多诗读完后胸口总有种压迫感，看的时间长了会受不了。杜甫很善良，也很无私，像“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这种愿望本来就很高尚了，但并非无人可及，可是，像自己受冻饿死也会有这样的胸怀却真的少见。因此，我们不得不佩服他，而且，他也的确有“圣”的味道。不过杜甫的诗中也不一味是沉重，也有着《解闷》、《遣兴》的轻松，偶尔也会豪放一下。个人觉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句其实就很豪放，甚至说狂放，以至于小时候第一次看这首诗时还误以为是李白写的。杜甫的诗，艺术成就很高，有时简直可用“绝妙”来形容，可是，尽管如此，可还是无法喜欢起来，看来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喜欢也是不需要理由的……
◇高适——“后起之秀”
高适是边塞诗派的主力军。而且基本上一提起边塞诗，首先就连带提起高岑。高适可说是“大器晚成”，四十多岁才开始刻苦攻读，按说这个时候再刻苦是有点晚了，可是高适就是那么个奇才，居然还就成功了。古诗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话被奉为至理名言，流传了几千年，竟然被高适不经意间推翻了。他出仕应该是比较晚的，用后起之秀来形容也不为过，当然诗歌人家还是很早成名了的。高适在仕途上可比前面那些人顺利得多，官也越做越大，可是，也许因为整日坐在衙门里忙碌，他的诗作也是江河日下。王孟高岑四人总是并提，而四人中，高适算是比较弱的了，有时感觉真的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王昌龄……之所以提到边塞诗派的时候没有说高岑是领导者就是因为，边塞诗派不像田园诗派中那么明显有高下之分，边塞诗派中的王昌龄、李颀等人也都是很强的。此外，什么田园派、边塞派，这完全是后人的叫法，而且还做了“硬性”规定。而真要去问问这些诗人们，他们肯定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被分成两个“派系”了。不过这么叫，也有好处，就是大家对此都耳熟能详，提起来会比较方便一些……
◇岑参——盛唐雄奇的代表
如果说王维的诗代表了盛唐气象中雍容高华的一面，那么以“雄奇”著称的岑参的诗则代表了另一面（一般来说，李杜不归入哪个诗派，算是综合吧）。岑参的诗中最喜欢的就是那首《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三句一押韵，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此诗当真很有气魄，一口气念下来只觉得酣畅淋漓。“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更是名句，把雪写得美到极致，同时又把梨花写得美到极致——有时上语文课，说雪花有多美？答：像千树梨花飘那么美。问梨花有多美？答：像漫天飞舞的洁白雪花那样美……想起来也够汗颜的，这种写法居然也会让老师说好，多半还应是岑参这句名句的功劳。而有名的“大明宫唱和”中，岑参也是胜利者。贾至抛出的一首“砖头”诗当真引来三首玉诗。王维、杜甫、岑参三人的诗均远胜原作。论者多以杜诗排最后，且不提了。有很多人认为王诗第一，又有很多人认为岑参的诗可当第一——虽然本人觉得经历过盛唐时期的王维才真正写出了盛唐之音，可是这只是个人看法，算不得什么。其实要按推谁为第一排的话，还是岑参更占了优势，他的票数是最多的。只可惜岑参到后期也有些“江郎才尽”的趋势，不过情况似乎好于高适。其实这也是诗人们的通病了，很多诗人都是后期有些不济，真应了那句话：强弩之末……


歪批唐朝诗人(4)
◇钱起——大历十才子的“领袖”
韩愈像
风光了几十年后，盛唐的繁华很快被安史之乱吹得烟消云散，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唐的颓败，虽有“大历十才子”苦撑局面，却依旧难以挽回盛唐气象的逝去，即使是杜甫，诗中也是愁苦的中唐之气多过盛唐之音，而且仅凭这一位“盛唐遗老”终究无法挽留住诗坛昔日的美好——对了，当时杜甫的诗名并没有今天这么大，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来提倡某种诗风了。说到这点，还是想提一提王维，因为可以说王维带动了一批诗人，除了前面提到的裴迪、储光羲，还有祖咏、钱起等等等等。而钱起，又是大历十才子之一，说明不但当时，王维对后面影响都是很大的，即便是李白，都不曾有这么多人追随。原因呢，李白的狂傲而不轻浮本身就不好学，难免曲高和寡，而且也不是人人向往着和李白一样的理想。杜甫又时运不济，没人赏识。而王维则亲切了很多，他的心态也正和很多文人的心态非常相似，所以自然会如此。钱起，上面也说到一点，和王维算是忘年交了，因此他的诗的风格不用说也知道。只可惜的是，凡是紧跟在王维后面的人成就都不是很高，因为他们总难脱别人的风格而失去了自己的特点。这一点，倒是不曾和王维有过什么交集，但也属于田园诗人的韦应物就好多了，因此中唐的田园诗基本上是以韦应物为代表，而钱起虽然算是继承了王维的衣钵，但却失去了“领导地位”。尽管如此，钱起在中唐地位也不可小觑，他可是居大历十才子之首啊——尽管那个并不是以诗才排的名……
◇李益——回乐峰前沙似雪
李益算是继承了边塞诗派的传统了吧，因为在中唐一片萧索声中，李益则咏出了那似曾相识的悲壮之歌。“回乐峰前沙似雪”，这句诗记得很牢，原因是在一篇喜欢的文章中，第一句就用了它：未能悲，回乐锋前沙似雪……其实论雄壮，卢纶还要在李益之上，但除却边塞诗，卢纶却又回归到了大历。李益呢，总算是使大历景象振兴了一下。然而，悲风既来，却也不易去之。李益的诗中高亢之音不多，从盛唐继承而来的更多是悲凉，更多是哀响，却少了一丝岑参的雄壮，少了一分王昌龄的情思……
◇韩愈——诗乎？文乎？
看罢诗，抬起头来，有些埋怨地对韩愈说：“你还是去做‘文人’（作诗的叫诗人，写文的自然是‘文’人喽）这份有前途的职业吧……”韩愈无辜地笑了笑，说：“我本来就是在写文啊……”——这个情景当然是假的，编出来的。记得当年因高尔基的《海燕》就对散文诗腹诽了良久，如今面对韩愈这形状上更像诗的东西，却更加疑惑了。韩愈根本就是在以文为诗嘛，你看你看，这些四言诗，简直就是韵文……放下书，想了一会儿，不禁心中偷笑，原来古文运动的带头人韩老先生，不是不写韵文，只不过诗就是他的韵文罢了。这世界就是怪，有担心别人看不懂诗的，也有担心别人看得懂自己的诗的。韩愈做诗，喜欢找生僻的字，刻意把诗写得很奇险，看来是属于后一种人的。只是，想了许久都无法理解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贾岛——僧敲月下门
提起韩愈，就想到贾岛，这还得归功于有名的“推敲”故事。诗人作诗之认真，像孟浩然爱皱眉，王维爱踱步，有一次掉进了醋缸里，贾岛则是认真到眼里只有诗，而没看见周围的人的地步。好在碰上了韩愈，为他指点迷津。贾岛过去曾是和尚，所以诗中有佛教倾向一点都不奇怪，于是有崇拜他的人称他“贾岛佛”，但是虽然此时唐朝诗坛比起战乱甫定的中唐已好了很多，但是要想赶上甚至超越盛唐，还是没有这个实力的。贾岛诗中透出来的分明是潦倒寒苦的僧人之气，要想称佛功力还不够，如果“佛”是这样的，岂不太惨了？所以后世以贾岛为“诗僧”，确是有见地而公正的。至于诗佛是谁？盛唐王维……
◇柳宗元——仁厚子厚
柳宗元《江雪》诗意图
柳宗元，字子厚，是古文运动中韩愈的搭档。不过除此之外，两人在很多地方上都不同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在政见上，韩愈更趋于保守，而柳宗元则为革新派的八司马之一。然而这并不妨碍两人成为好朋友。柳宗元以四十多岁的年纪早逝，韩愈的祭文写得可是很真挚呢。但要说起他最好的朋友，当属刘禹锡。诗人中好朋友有很多，像李杜、王孟、元白等等，然而，最让我感动的一对朋友，则为刘柳二人。不必说两人同时被贬结伴同行而后互赠别离之章的真情，因为这只体现了两人的友谊的很小的一部分。想想柳宗元愿意代替刘禹锡远谪播州的心意吧，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看到这件事时我感动了好一阵呢。真诚、仁厚、善良、淳朴……不要吝惜你的褒义词，柳宗元完全当得起这些美好的形容。而且柳宗元在他被贬的地方都是尽心尽力为百姓。然而，有时老天爷就是不公平，都说好人有好报，但是大多数时候好人却是难有好报……柳宗元四十多岁就故去了，死的时候也甚为凄惨。这时，他的儿子还很小呢，这让柳宗元多么痛断肝肠啊。而且，柳宗元没有兄弟，在他死后，谁来照顾他的孩子？……柳宗元想到了他的挚友，于是他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给了刘禹锡。刘禹锡得知柳宗元故去的噩耗，不但惊讶，同时也很痛心，平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居然流下泪来。他收到了柳宗元临终前给他写的信，也看到了柳宗元的孩子。刘禹锡伤心地为柳宗元料理完后事后，细心地把柳宗元生前的作品整理了一遍。然后，他开始好好地照顾那个孩子……这才叫至交，有朋若此，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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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批唐朝诗人(5)
◇刘禹锡——前度刘郎今又来
对待倔强的人，贬官怕是当权者最好的办法了。而这招用在刘禹锡身上却不灵。他初次被贬十余年后，回到长安，因不满于当权者便作诗道：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很明显这是讽刺当权者的那些攀附者的。此诗语言犀利，讽刺意味很强，触怒龙颜是必然的……不过还好啊，只是被贬而已。十四年，对于一个被贬的人来说，是个很漫长的时间，而且十四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人发生很大的变化。十四年后，刘禹锡被召回长安，此时皇帝都换了好几任了，可刘禹锡的脾气竟一点儿没改，甚至当年之傲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诗为证：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他是在宣布：我刘禹锡又回来了！你们怎么办吧？想那“道士”在地下还不气得跳将起来？可想而知，这次又免不了被贬了。播州，那个偏僻而遥远的地方，让刘禹锡带着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去这里，真是够惨。很多人都是爱莫能助，幸亏好友柳宗元本着忘我精神提出来调换，也幸亏有宰相裴度的求情，刘禹锡终于不必去那里了，而且，也没有让柳宗元去那里，不然，刘禹锡只怕很愧对柳宗元呢——尽管柳宗元不会怪他。最终，八十多岁的刘禹锡终于“服刑期满”，算是修成正果了，然而，他的傲岸似乎并没被岁月的风霜冻结，他依旧还是那样，只不过，这傲岸中，有着太多的沧桑……如果评选唐朝最倔强的诗人，那么这一称号对刘禹锡来讲真是“非我莫属”。
◇白居易——新乐府与闲适感伤
白居易像
可以说，我不喜欢白居易。但必须说，我很喜欢《长恨歌》、《琵琶行》、《花非花》这些诗。还有，虽然多年不看“卖炭翁”一眼，一提起时却琅琅上口地从头背到尾……其实想想究竟为什么不喜欢白居易，也没有什么充足理由。也许是因为他的集子太长看起来太枯燥，也许是因为不喜欢他和杜甫一样的风格，也许……总之，不喜欢。但是我依旧时常翻着白居易的诗集，不过不怎么看“新乐府”，连卖炭翁那样出色的也不看，因为看太多了会心痛，就像看杜甫的诗一样，总是很沉重。其实不光我不看，当时白居易诗中流传更广的也不是这些。讽刺的是，这些诗正是白居易在他的主张下呕心沥血写就的，而被排在他的“感伤部”的《长恨歌》、《琵琶行》、《花非花》却百看不厌，尽管已经背得很熟了。和韩愈相反的，白居易总是想方设法修改自己的诗使之能为几乎所有人看懂。刘禹锡也是这样，他甚至不敢用“糕”字，因为六经中没有这个字。白居易的后期，和高岑犯一样的毛病，他到了晚年也是大不如前，就连他的思想都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居然也信起佛来，因此我们现在的很多书中就会这样写道：后期思想消极云云。原因就是白居易晚年不像年轻时那样积极了，这个本来很正常的，人老了，年轻时的盛气早已不复存在，何况，白居易可是活到了七十多岁啊——这也算是长寿呢。想让他一直都保持原来那种想法，也真的不切实际，对此又何必苛求呢？
◇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
李贺《苏小小墓》诗意图
在诗人中他的官品都算是很高的了——如果他的诗品也那么高就好了。元稹走的是白居易的路子，但是和白居易晚年的消极比，元稹更不坚决。而且他好像比白居易还要注重别人是否能看懂。这番心意还是好的，问题是什么都要有个度，一旦过了这个度就反而不好了。元稹也是这样，他的诗就过了易懂的度，因此显得太白话了点。他非常有名的就是《连昌宫词》，但是有《长恨歌》在那里，这首诗虽对元稹本人很重要，但对看诗的人则没有重要到一定要看它的地步。反而是“曾经沦海难为水”这首诗很是脍炙人口。这首诗写得真的很不错，是七绝中难得的一篇佳作。除了诗外，他和白居易的友情也是很为人称道的。高中时还被迫背了白居易写给元稹的一封信，虽然极不情愿，但是背时却很顺利，一来白居易的文笔的确好，二来真的融进了他的感情，你想不感动都不行。那时才真正地去了解元白二人之间的友谊。在我看来，虽不及刘柳二人，但也数二数三了。
◇李贺——苦吟的诗鬼
杜牧像
算来是最苦吟的诗人了吧。前面也曾提到贾岛、孟浩然、王维苦吟时的情形，但是都不及李贺的“认真”——这个应该超出认真的范畴了，简直就是不要命。结果年仅二十六岁的李贺就骑鹤西去了，在悲伤的人群中，就有韩愈。韩愈曾为李贺因其父名“缙”而不得考进士而鸣过不平。当然那只不过是个借口罢了，是早就预谋好了的。因此韩愈尽管文章写得有理有据，也是白费。李贺当然会因此而郁闷了，这也是他早死的原因之一。李贺号称“诗鬼”，而且李贺背着口袋还常去坟墓这样的地方，这样一来看到的景色自然不会很喜悦了，其诗中也带有了这种气象。李贺常写这样的诗，说明他心中常常是荒凉，常常是凄清，如此郁闷，日子长了，对身体当然有影响。李贺这么年轻就因病而死，既令人痛心，又在情理之中。
◇杜牧——千古风流
觉得杜牧的七绝也是很好的了，像《山行》、《赤壁》、《江南春绝句》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好诗，但好像从没有人把他归到七绝大家里去。杜牧也很风流，“赢得青楼薄幸名”。宋代姜夔的《扬州慢》间接地用了很多杜牧的诗句。那首词，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的下半阕，这个只怕更多还得益于杜牧的诗本身的魅力吧。据说杜牧临终前烧掉了很多自己的诗稿，这说明杜牧对自己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他以自己的标准来给自己的诗作了一个审评，只是当局者迷，其中难保没有被冤枉的诗，而被判死刑的诗们终于不为我们所知道，说来也真是有点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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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批唐朝诗人(6)
◇许浑——许浑千首湿
许浑是中晚唐的一位诗人，他和杜牧是好朋友，风格也相近，但没有杜牧的俊逸，却更多闲适之作。还有一点，据说许浑诗中常常用“水”字，即使没有“水”，雨河之类的也是特别地多，因此后人有“许浑千首湿”的说法——当初看到这时笑了半天：看来，许浑可真是位“湿人”啊……
◇李商隐——伤隐玉溪生
“昨夜星辰昨夜风”、“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李商隐非常有名的两首诗，都是七律，写得都很美，开头的第一句话都用的是这种格式，而且，还都叫《无题》。大致翻看一下全唐诗，数李商隐的《无题》是最多的了——即使统计有误差，但也绝对是最多当中的一个。或许他是不喜欢给诗起名字，或许他是有难言之隐，抑或是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很多诗诗意不明，所以连自己都把握不住主题，因此起名也成了难事。这最后一个猜测看起来是最没道理的了，难道自己的诗自己还不知道意思吗？可这有时也难免啊，但很多人相信，在很多时候李商隐是不便把意思写得很明确的。即使是有名字的诗，像《锦瑟》，分明就是取了开头的两个字作为名字，可你要是以为下面全是写这个锦瑟就错了。
温庭筠像
看过一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说这首诗，很经典，很优美，很动人，很……就是很让人不明白他到底在写什么。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位才女看中的李商隐的诗就是一句：留得残荷听雨声。就因为这个，这句话、这首诗都跟着出了名。可是原作是“枯”而非“残”，这大概是曹雪芹的改动吧，可是一字之差，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无论怎么看，残都比枯要好些。当年李商隐无心之作，想来不会下很大功夫在字词上细细推敲，但一千年后曹雪芹却注意到了这句诗的潜在魅力，改动了一下，就使它增辉了很多。不知为什么，感觉李商隐的名字中带有一种郁气，而他的诗中也是常有郁气。这也与他的经历有关。他夹在牛李两大党派之间真是不好过，我是宁可相信他是无意阿从哪个党的，毕竟他只是个诗人而已，缺乏政治先见性，他也只不过想生活得好一些罢了，何况他做的也不是很无耻。只是两个党派都无法容忍他时而从牛时而从李的行为，这多少也有点儿自作自受了。一直不得志的李商隐也是只活了四十多岁就死了。对了，他和杜牧是并称小李杜的，他们算是晚唐天空中最后的最灿烂的晚霞，但也如李商隐自己的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们之后，再也没有可以和他们比肩的诗人了。
◇温庭筠——晚唐的妩媚
本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温庭筠写的词更有名。他的诗、词风格倒很统一，诗什么样，词就什么样，不像很多人（唐五代及宋初时词没有这么重要，很多人都是拿来作消遣，真正用功的还是诗）诗写得雄壮而词就很妩媚。从他这里，唐诗就开始向靡靡之音靠齐了。如果说唐初总体还无法摆脱南北朝的齐梁诗风的话，那么晚唐竟是有些回归了这种诗风。对温庭筠的评价，持批评看法的居多，无非是因为他把诗写得妖娆了一点。但这也不是罪过啊，即使是齐梁时期的作品也并非一无是处，何必一提起来就仿佛万恶不赦呢。温庭筠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他总是代人去考试，被人称为“温八叉”，自己却总是不第，相信他自己也很郁闷……
唐朝诗人实在很多，我也只能挑一些代表人物说一说，还很不完整，而且一家之言，肯定漏洞百出，我一个小小“蚍蜉”自然不敢去撼这些大树。有道是：
唐朝诗人故事多，
今天我来说一说。
歪批只求君一笑，
且莫管它对与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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