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三权分立之“话语权”

收到一本新书，书名很醒目——《话语权》，作者张国庆是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国际问题专家。《话语权》这本书主要内容说的是美国社会如何利用“话语权”来影响中国、误导中国、钳制中国、战胜中国。很宽的书腰上赫然写着这样的文字：“在宣传上花1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5美元”。因此，“话语权”等于是一场长期而复杂的“宣传战”。张国庆先生的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但是，他很清晰地提出了“话语权”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让我们意识到，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这场“话语权”较量，至少在目前看来，中国一直处于下风，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不是美国的对手。有这样一个意识，我觉得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认识到“话语权”的重要性，首先使我们更为清醒，它会使我们对于美国媒体的“客观公正”表示高度的怀疑，同时，对种种有关新闻媒体的理论书、教科书中的“客观公正”产生更加深入的思考。其次，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说不过”对方，但对方又确实没有多少道理、反而是把歪理打扮成真理，甚至是用谎言来冒充“客观公正”时，我们自然要问：中国在这场关于“话语权”的较量中应该怎么办？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本书作者并没有提出特别有效的办法。“包装中国”之类的措施，其实没有涉及到问题的根本。就好比中国已经多次在美国投放“中国制造”、“国家形象”等广告片，效果其实有限。要认清“话语权”问题的实质，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我正在写作的一部书，其实讲到了这个问题。借此机会，将正在写作的一部分内容透露一下，以帮助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西方政治理论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三权分立”，它几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原则。“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分别独立。简单说，它是指一件事情的决策、执行、监督分别独立。再通俗点说，西方的“三权分立”就是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分别由不同的人负责。理论上说，这好像是一个不错的构架，有助于避免独裁专制。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西方的“三权分立”完全可以出现下面的情形：决策由张老板负责，执行有李董事长负责，监督由王大股东负责。我曾经说过，全世界的资本家比全世界的无产者更容易联合起来。西方的“三权分立”把同一件事情切成三段，难以避免由不同的资本家分别掌握每一段。
美国的具体政治实践，清晰地显示了这种状况和结果。在立法过程中，大资本可以施加影响；在行政过程中，大资本不光可以施加影响，甚至还可以亲自操作行政，例如美国的农业；在司法过程中，大资本依然可以游刃有余地影响司法。换句话说，即便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联合起来的资本家，依然可以对前后“三段”持续地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尽管有民众的影响，但是，民众的影响与金钱的力量相比，在很多时候都非常有限。从根本上说，美国社会就是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否则也不会用“资本主义”这个称呼。它的这种方式有什么问题？需要做一个比较。
从社会权利来说，西方“三权分立”所划分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的权利核心。真正的社会权利主要是如下三项：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是与西方“三权分立”不同的另一种“三权分立”，即：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是纵向的“三权分立”，而不是西方的横向“三权分立”。当今世界在暴力权问题上，基本上都走了秦始皇的方式，即暴力权归国家所有，而不允许地方势力、贵族拥有暴力权。这是西方社会向中国学习的结果。但在财权和话语权，以及对掌握暴力权的资格方面，西方社会还没有达到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高度。
中国古代政治将财权比较多地留给社会，政府掌握收税等部分财权，社会上的资本有较大的投资自由，从而形成比欧洲发育更早、更全面的商品经济社会。有些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商品经济，这种说法是不懂中国历史。宋朝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远远高于欧洲，所以宋朝才会有全世界最早的纸币。把财权较大地留给社会，在中国古代叫做“不与民争利”，有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做的不好，但这一原则是长期奉行的。将相当大的财权留给社会后，中国古代政治另一个优异之处在于：掌握暴力权的人是知识分子群体。换句话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将话语权与暴力权结合在一起，而竭尽所能地避免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的结合。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财权很容易自私，如果财权与暴力权、话语权结合在一起，它很容易使得所有的社会权利都向财权严重倾斜。代表社会良心、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掌握暴力权，一是更容易客观公正，二是不容易滥用暴力。
如果我们理解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质，就会发现，西方政治实际上就是暴力权、话语权都归财权指挥、掌握。在西方古代等级制度下，暴力权、财权还是分散的、逐级承包的，在现代中央集权下，它们合为一体，危害更大。不管西方的“三权分立”如何把一件事情切成三段，财权对于三个部分的掌握和操纵始终无法避免，也使得财权对于暴力权、话语权的控制变为常态。比方说，西方历史上的殖民地就是典型，集暴力权、财权、话语权于一身。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是把暴力权、话语权统统交给财权掌握。针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也如此，财权操纵了这场战争的暴力权和话语权。迄今为止，美国对于伊拉克的战争，依然如此。这种状况在美国的军工企业那里，尤其明显。在军工企业之外，财权对于暴力权的掌握稍弱一些，但是，财权对于话语权的掌握一样牢固。
前几天，股神巴菲特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原因是任期满了，巴菲特不想连任了。这个事实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美国社会就是这样由财权来掌握话语权的。巴菲特即便退出了《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大资本家接替他的位子。而且，巴菲特还是全球最大评级机构的大股东，这又是一个极为明显的由财权掌握话语权的例子。张国庆的《话语权》一书中，举了一个中国完败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大豆产业被美国彻底攻陷。这个中国的失败案例，是美国的成功案例。美国在中国完胜“大豆战役”，张国庆的这本书中很清楚地揭示了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四大粮商这些“财权”完全掌握、操纵了“话语权”。这一话语权还不仅仅是美国媒体的话语权，甚至还是美国政府的话语权，都在帮助“财权”故意误导中国。美国财权与话语权一个完美的战术配合，使得美国的转基因大豆彻底打败了中国的传统大豆。在这场“大豆战役”中，冲在前面的是美国的“财权”和“话语权”，暴力权没有显眼地上阵，但是，未来不排除美国的“暴力权”也一起上阵，以维护垄断资本的“财权”。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知道，不管我们如何向美国做宣传，效果都是有限的。因为，美国的“财权”永远都是维护它自身的利益，美国财权所掌握的话语权，永远都是为它自己的利益说话，想要改变它，几乎不可能。除非中国也像美国一样，由财权掌握暴力权和话语权，形成[www.61k.com）比美国更大的财权，才能形成比美国更大的话语权、暴力权。这种做法虽然是西方人的做法，但是，很显然，它将严重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等于是以谎言对付谎言。而且，这一做法在中国已经被部分人开始推行和实践，并且已经对中国社会自身产生一连串不良后果。
要真正长期有效地改变中国在“话语权”上的被动局面，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坚持中国式暴力权、财权、话语权的“三权分立”纵向模式，并将这种中国传统的纵向“三权分立”模式通过现代实践，证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有效性与合理性，从而让全世界在理论上抛弃西方那套横向“三权分立”之类的政治理论，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西方的政治理论和“财权”主导一切社会权利的形态予以否定。我们需要一个理论高度，才能与之较量。这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
本人正在写作的新书，内容是关于重庆打黑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黑社会形成的原因，其中将有专门章节讲述这个“三权分立”的问题，在此也算是先做一个预告。总而言之，张国庆先生的《话语权》一书很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解决这个问题的真正方案，还需要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中寻找方案，借助中国古人的智慧，并与现代社会的实践创造性地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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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闲话“三权分立”

闲话“三权分立”

陈宣章

三权分立也称三权分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则。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互相制衡。三权分立的具体做法，即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原则的起源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时代，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政体三要素论, 他首次把国家的政权划分为议事权、行政权和审判权, 并认为国家之治乱以三权是否调和为转移。古罗马•波里比阿在政体三要素的基础上, 提出三要素之间要相互配合并相互制约。三权分立的实现模式在各大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而真实的情况是只有美国（总统制）实行“三权分立”，而其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实行议会制（国会制）。西方议会制国家的显著特点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乃是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上的产物；国家乃是这种社会已经陷于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中并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而又无力挣脱这种对立之承认。”“这个从社会中发生、而又高居于社会之上而且日益离开社会的力量，便是国家。”“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国家管治下的人民。”“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公共权力的创设。”“随着国家内部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并随着相邻各国的日益强大与人口的日益稠密，公共权力就加强了。”“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捐税了。”“官吏既掌握公共权力及征税权，他们就成为社会机关而立于社会之上。”“国家既是由于控制诸阶级的对抗之需要而发生的；同时，它既是在这些阶级冲突中发生的，所以，通例，它就是那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依靠国家又成为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压迫并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过，当作例外，也可以遇到这样的时期，那时相互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暂时取得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当作他们的假象的中间人。”“此外，在多数历史上的国家里面，给于公民的权利是跟他们的财产状况相吻合的，这直接地宣告国家乃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没有财产的阶级以保护自己的组织。”“国家的最高形式——民主共和国，在我们现代的社会条件下，愈益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性，它本身是这样一种国家形式，只有在这种形式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最后的坚决的斗争，才能进行到底，——这种民主共和国在公式上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差别了。在这种国家之下，财富是间接地发挥它的权力的，但因此却是可靠的：一方面，是用直接收买官吏的形式（美国是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是用政府与交易所联盟的形式，公债愈增长，股份公司愈加不仅把运输事业而且把生产本身集中在它们的手中，使交易所愈成为自己的中心，则这一联盟愈容易实现。”“最后，有产阶级是直接通过普选制来统治的。在被压迫阶级——从而在这里是就无产阶级而言——对于自己解放自己尚未成熟的时候，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为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端的左翼。不过，随着无产阶级对于自己的自我解放之成熟，它就成立自己的政党，选出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普选制乃是工人阶级成熟的标尺。”“阶级，正如它们过去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样，是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随着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灭的。”这就是国家的发生发展的规律。

我国有自己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国家制度既要对内保证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权益，又要防御国内外敌人的侵略、捣乱、破坏。现今，许多贪官侵犯广大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权益，其根源是官员权力过于集中，而广大人民的监督权被弱化。

一个单位领导人没有立法权、司法权。一个单位领导人知道三大重要权力：行政权、人事权和财务权，而且他有制定土政策的权力。相反，直接的群众监督机制因为工会主席由单位领导人决定（选举是走过场）而被大大弱化。一个单位要正常运转，领导人不能没有行政权、人事权。但是，财务部门领导人不能由本单位决定，应由合格的会计事务所派遣。这是杜绝现今社会假账成风的办法。另一个问题是，工会主席不能由本单位决定，应该由地区总工会派遣。工会主席领导职工代表大会，不但要监督管理层的决策，而且要监督管理层的廉政。这样，许多问题就可以在本单位解决，而不需要上访。当然，单位领导人必须从上级提拔任命制改为普选制。职工代表大会有权弹劾和罢免单位领导人。(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工会法、财务法应该从廉政角度进行修改、强化。工会应该成为职工代表大会的日常管理监督机构。财务部门应该由会计事务所及工会共同监督，账目定期公布。这样，一个单位的三权分立就是：单位领导人行政权（包括人事权）、工会监督权和会计事务所财务权。还应该防止新的内外勾结，预先制定相关制度与法规。

我们的制度与法规，不仅仅是规定如何正常运转，应该把领导人想象是个坏人，而制度与法规就是迫使他们只能老老实实地做事，不能有丝毫异想天开。人民群众不要把领导人想象是救世主，而要像防盗贼一样防止他们做坏事。

我想，中国的三权分立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无需照搬外国。我们的企业管理照搬外国，结果怎么样？我们的国企（尤其是央企）有四大特征：

1.业绩巨亏。2012年十大“败家”上市公司数据：*ST远洋（）亏损95.5916亿元（全球第二大综合性航运公司），蝉联第一大亏损王；中国铝业（）亏损82.3375亿元（全球第二大氧化铝生产商）；中国中冶（）亏损69.5150亿元（全球最大的工程承包公司之一，也是中国经营历史最久、专业设计和建设能力最强的冶金工程承包商）；*ST鞍钢（000898）亏损41.5700亿元；马钢股份（）亏损38.6323亿元；山东钢铁（）亏损38.3651亿元；安阳钢铁（）亏损34.9784亿元；华菱钢铁（000923）亏损32.5447亿元；中兴通讯（000063）亏损28.4096亿元；*ST韶钢（000717）亏损19.5159亿元。2012年年报还披露：央企已成为*ST板块主力军：迄今已有20家公司连续两年亏损，按规定披星戴帽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而央企上市公司居然占了13家：*ST远洋（）、*ST鞍钢（000898）、*ST株冶（）、*ST彩虹（）、*ST黑豹（）、*ST北磁（）、*ST西仪（002265）、*ST二重（）、*ST济柴（000617）、*ST韶钢（000717）、ST河化（000953）、*ST凤凰（000520）和*ST建摩B（），比例高达65%。同时有6家公司连续三年亏损，将暂停上市，央企*ST长油（）、*ST锌业（000751）赫然在目。新加盟*ST板块者，央企占比居然高达65%，其中还包括鞍钢、中国远洋一类驰名中外的大央企，这是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十年以来从未出现过的。

2.职工巨薪。21世纪经济报道：央企高管的薪酬是公认的高。截至2012年末，208家上市央企在职员工总数385.9万人，营业收入9.8万亿元，净利润3342亿元。但是，385.9万名员工去年薪酬合计5143亿元，远远超过净利润，每人平均年薪高达13万元。不久前，上海统计局公布去年该市职工平均工资为5.63万元。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元和元。

2012年平均职工薪酬排名：中海集运41.5万元；中工国际40.18万元；中海油服29.4万元；中航投资28.5万元；超过20万元的还有九龙电力、宝钢股份、国电南瑞、宝信软件、中成股份、中国交建等14家上市央企。但是，这一平均薪酬数可能也让不少央企一线员工感到“被平均”了。去年，在297名董事长和总经理中，41名年薪超过百万元，其中年薪超过200万元者15人。2012年，中国建筑总公司党组成员孔庆平薪酬为837.2万元，远超国资委对央企负责人薪酬规定的上限（不得超过普通雇员平均薪酬30倍）。这是孔庆平连续第二年涉及薪酬违规，2011年为910万元，是普通雇员平均薪酬180倍。2011年招商证券董事长宫少林薪酬483万元，是普通雇员平均薪酬60倍。

中国国企高管薪酬与普通雇员平均薪酬比，远远超过欧美日本：英国16-28倍；法国10-20倍；日本不得超过14倍；美国4-10倍.

相反，中海集运近年业绩有目共睹：2011年每股收益-0.2348元；2012年0.0447元；2013年一季度-0.0590元。平均年薪10-20万的央企有75家，其中的中国中冶2012年每股收益-0.3600元。

3.巨额招待。央企上市公司动辄亿元的“招待费”引发各方关注。上市公司年报显示，中国铁建“业务招待费”达8.37亿元，居全部上市公司首位。而中国铁建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齐晓飞不认为巨额招待费存在问题（央广经济之声《天下公司》报道）。中国铁建2012年业绩很好，营收4843亿元，净利润85亿元，但招待费竟占全年净利润的10%。中国铁建过去几年的业务招待费始终处于高位，2011年更是高达8.7亿元。

排名二、三的中国交建7.79亿元、中国水电3.43亿元，上海建工、葛洲坝、中国北车、中煤能源、金隅股份等招待费均超亿元。8家公司招待费合计达到27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央企。另有241家上市公司的业务招待费超过1000万元。

会计科目中，业务招待费指应酬费用，包括宴请、工作餐、活动费、旅游费、礼物纪念品、参观及其交通费等，有时候是直接送钱，而会议费、本企业员工差旅费用等不在其中。通俗理解，招待费差不多就是吃饭、送礼等。据中铁建年报，去年差旅费也高达8.08亿元。

“业务招待费”也有猫腻。中国铁建赵广发总裁说，有的企业比他们的业务招待费更高，只是在账目上做了手脚。是否会存在这种情况呢？记者采访了一家跨国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经理。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会计师表示，不少中国公司出于避税的考虑，会将业务招待费人为的做低。他告诉记者，上市公司的实际招待费用往往比年报披露的还要多，但和业务相关的能做到相关账目项下，比如招待客户与供应商需要送礼、请客，都可做成会议费。他还表示，尽管会计有自己的办法，但并不是所有宴请和送礼的费用都能做成其他费用，一些与企业经营无关的、私人的费用支付就只能放在业务招待费中，而全部放进来的好处是至少全额的60%可以帮企业抵税。此外，餐费发票、礼品发票等，有一些并不是企业招待客户或供应商发生的，是一些员工或管理人员的私人餐费支出，为了报销就放到这里，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至少还可以抵扣60%税。还有的贪官（例如：广东汕尾市“史上最牛烟草局长”陈文铸），虚开发票从中渔利。2010年陈文铸的招待费高达1200万元（还有2010年3月份公款吃喝约206万的记录），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之多”（仅2005年进出港澳18次）。

“业务招待费”还有一个用途：行贿、受贿。2012年9月，中铁六局与民营企业福建信通公司在安徽泾县发生斗殴。中铁六局有百余人参与这一事件，福建信通公司有27人住院治疗。冲突原因居然是福建信通公司向有关部门支付了上亿元“中介费”，帮中铁六局拿到了项目，后合作破裂发生斗殴。央企建筑公司为拿到招标项目需要行贿。一名政府建设部门官员向记者称，有时候直接送红包“不太好看”，建筑公司就会想着法子塞钱：“譬如大家一起搓麻将，对方老板跟下属说好，你们只准输，不准赢，所以往往一场麻将下来赢个几千元并不稀罕。”这就是“工作麻将”。费用就是业务招待费。

同时，建筑公司又是受贿方。国内最大的工程机械公司三一重工每逢春节等传统节日，就会列出一批“公关费”。据“2011年分公司（经销商）中字头各系统客户及水泥行业大客户春节公关费用提报审核明细表”显示：三一重工各分公司、经销商报给总公司的公关费用的提报总额达到1385.5万元。

4.巨额贪官。国企（尤其是央企），来头大，出手巨，后台硬，一出贪官就是一伙巨贪。上述政府建设部门官员向记者透露，据其了解，如果是一个5000万元的工程，企业最起码有200-300万元用在招待费上。“如果没找到门路送客，这些钱没花到，根本就做不到工程，这就是行业潜规则。”一个标有“总承包一级”的项目，就意味着综合管理费就高达30%，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油水丰厚”的项目。

一名曾在大型国企担任财务负责人告诉《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在一定程度上，许多企业对招待费是大开闸门，甚至鼓励的。“特别是像建筑这样的领域，你得拿项目，要拿项目免不了吃吃喝喝，送点纪念品。”

招待费普遍存在于大多数企业，无论国企私企，即便是上市公司。“为了使公司获得更多的收益，大多数企业对这笔费用显得很慷慨。”不同的是，私企因为切身利益懂得节制，但国企则有可能演变为白吃白拿，甚至滋生贪污腐败。

那么，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管理如何？难道也要学西方的管理体系？从国企（尤其是央企）的管理可以看出：工会监督和财务独立的重要性。

本文标题：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之“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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