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关于项羽“最后1个贵族”的评价
百家讲坛《大风歌》播完了，马上又开始讲项羽了。（一）
从时代背景看，楚汉的时候是新旧阶级制度交替的时代，项羽的命运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的反映。项羽的失败是1个没落阶级不可避免的历史命定，随着项羽的逝去，宣告了中国贵族时代的最后完结。
项羽出身于1个楚国旧贵族的家庭。《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籍，下相人也，字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但项羽生不逢时，其家族随楚国的灭亡而败落。他所处的秦代，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初建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体形式。反映在社会阶级的层面，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是摆脱了宗法制度束缚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着自身在知识上的优势，脱颖而出，成为当时官僚阶层的主体部分，社会的重要角色。与之相比，贵族阶级已走向末路。贵族阶级的没落与以下社会条件有关：一是分封制的废除。分封制度通行于夏商西星期三代，在春秋时期开始解体。贵族阶级是分封制度的产物，世袭权利的家族传承是贵族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分封制的消亡，特别是六国的消亡，贵族阶级走入末路。二是社会的竞争淘汰。特权是贵族的依赖，旧社会的游戏规则是贵族安身立命的保证。对特权的依恃，导致了贵族自身素质的退化；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动，使得贵族面对变化的社会手足无措。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政治竞争中，贵族表现得茫然而低能，他们在传统道德文化方面的优势反而成为1种负累。在道德败退、世风日下的社会背景下，贵族及其文化成为1种不合时宜。项羽的形象和命运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生动的注脚。
与贵族阶级的没落相反，以士阶层为代表的平民阶级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是1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崇尚耕战，急功近利，成为时代的主流社会价值。在当时社会的竞争中，许多平民精英脱颖而出，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如齐国士人鲁仲连就是1个典型。司马迁评价他说：“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詘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1][①]而出身低微的李斯在入秦前对其老师荀子所说的一番话，足以反映当时的是态势：“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2][②]战国的兼并为平民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背景。陈涉、吴广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号召，发动起义，说明了这种观念已为当时社会所认同。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消灭了六国的贵族势力。继而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从政治和制度两方面给予贵族势力以毁灭性打击。贵族阶级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社会文化影响依然存在，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特别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没有很好地解决地域文化的矛盾冲突问题[3][③]，六国民众的被征服感深切，这就为日后的六国反秦斗争埋下伏笔。至秦朝末年，爆发了反秦大起义，其基本的战争形势是“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4][④]。可知当时反秦斗争的特点：一是反抗局限于关东地区，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二是农民起义很快转化为六国贵族的复国运动，以贵族为主体的“诸侯”成为陈涉死后反秦斗争的领导者。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原因有二：一是秦朝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后，没有采取有力的政策弥合原秦国民众与其他六国民众间的文化隔阂和冲突，遂导致了“关中”与“关东”地区间的地域对立。二是六国旧贵族势力作为1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符号仍然具有影响力，在复国斗争的旗帜下，通过拥戴旧贵族，六国民众在精神上满足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回归。旧贵族在当时成为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社会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如秦朝末年的反秦斗争中，范增劝项梁“求楚怀王孙心民间……立以为楚王，从民望也”。东阳陈婴被推举为一支反秦武装的领袖。“陈婴母谓陈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也。’”[5][⑤]所谓“我倚名族”的心理，正是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意识。当时的六国民众，几乎是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六国贵族之后作为自己的反秦斗争的领袖，正是这种社会文化意识的反映。六国贵族作为文化旗帜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顺应了六国民众反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异己文化的需要。而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武装不负众望，带领民众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中，项羽指挥的“巨鹿之战”，是击败秦朝军事镇压的决定性战役。项羽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交付的任务，在当时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但项羽现象，毕竟是中国旧贵族阶级的回光返照。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历史的矫枉过正，出现了项羽主持的大分封。对此史家多归咎于项羽个人的作用，指责其为“倒行逆施”。殊不知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这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是历史情势所致。项羽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执行人。项羽旧贵族的身份，使他担当这项历史工作是再合适不过了，这是1种历史的命定，历史的选择。分封制度的复辟引发了“楚汉之争”，项羽自食其果，身败名裂。随着项羽的身败名裂，历史再次验证了分封的道路是走不通的。项羽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历史方向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1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1个时代随着1个代表人物的离去结束了。新兴的汉皇朝以崭新的面目面世，形成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从此开启了“平民”时代。司马迁认为：“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1][⑥]陈亮说：“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2][⑦]赵翼也评价其为“秦汉间为天地1大变局”[3][⑧]，单就阶级的变迁而言，是为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1个贵族”。
（二）
从项羽的品格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的一些典型性格特征。我们从项羽与刘邦的言行比较中，也可以窥见贵族与平民阶级在群体性格上的差异。
首先，项羽的“斗力”与刘邦的“斗智”。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自诩，“力”与“气”是贵族的基本特征。《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决斗”是贵族一决胜负的游戏规则，堂堂正正地挑战，是贵族的本色。所以项羽为了复仇，与秦军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成就了他巨鹿之战的历史伟绩，其动机中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这是一项羽的性格，也是贵族的价值观念。“斗力”是贵族出身的项羽的本色。而刘邦则不然。在项羽于巨鹿苦苦拼杀之际，他避实就虚，用了极少的代价捷足先登夺取了关中。“斗智”是他的权衡。但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变了，“功利”成为时代的选择，项羽的行为则成为1种“迂腐”。历史的进步是以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他的失败是1种历史的必然，又何尝不是1种历史的悲哀。此外，从项羽和刘邦见到秦始皇出行仪仗的反映，也可看出彼此的差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其间所表现出的胸襟气魄，还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仰视的歆慕，而前者则是俯视的轻蔑。
其次，项羽的“有礼”与刘邦的“无礼”。文化的教养是贵族的标志之一。而“有礼”是一项羽的主要性格。《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将高起、王陵评价刘、项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刘邦的平民经历，使他对儒学和儒生厌恶，“便溺儒冠”，动辄辱骂儒生，显示了平民本色。了解他的萧何也说刘邦“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而项羽，韩信对他的评价是“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4][⑨]项羽的“妇人之仁”还表现在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在他看来，暗算前来赔礼道歉的人算不得英雄手段。但刘邦却在“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协议后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两人之间的道德高下可以立判。项羽虽为武将，但其举手投足之间，还是看出他的文化教养。尤其是一项羽临死，尚不忘将自己的头颅交给故人领赏，反映了他对感情的注重。对比刘邦在逃生时甚至多次将自己的儿女从车上推下，以保证自己的生命，两人的情感意识的差别可见。对传统道德的恪守以及唯利是图的权宜处置，是当时旧贵族与平民的行为方式的差异之一。但平民依然有他们的优势。史称：“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5][⑩]作为平民的代表，刘邦的平易以及对民情的体察，与贵族的刚愎自用的专断和不谙民情的迂腐形成鲜明对照。
再次，项羽的“刚性”与刘邦“韧性”的较量。崇尚人身尊严，讲求道德气节，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教育，养成了贵族的“刚性”性格，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项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言中透着无奈与不平。当乌江亭长劝他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时，他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1][11]道德自责溢于形色。刘邦则不然。民间的坎坷，养成了游走江湖的历练；命运的浮沉，练就了与时推移的沉着。平民本来一无所有，所以输得起，亦无所谓“面子”。所以刘邦屡战屡败，但却屡败屡战，凭借平民的坚韧，最终取得了胜利。综观项羽的性格，可以说是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从旧的观念和立场去反抗秦的暴政的英雄。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从这一视角去观察评价项羽，结论应该是：他是1个“末路英雄”。所谓“末路”，是指他的行为的不合时宜；所谓“英雄”，是指他做出了令人仰慕的历史壮举。“英雄”的标准不应该是“功利性”的，而应该是“价值性”的，即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达观。准确地讲，“英雄”是1个道德范畴，它应该是超越“功利”的。我们应该抛却庸俗的历史英雄观，尊敬自己的英雄，否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不会拥有自己公认的“英雄”。
（三）
项羽的命运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首先，如果把项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1个贵族”，那么自汉代之后，中国就没有了“贵族”。“贵族”文化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形成了1种固化的贵族制度。建立在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制度的基础上，生成了世代相承连绵不绝的贵族文化。这种贵族文化强调教养、荣誉、尊严、责任，以及道德意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自尊。它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抵消了专制王权在政治上的漫延泛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例证。所以西方的中世纪始终没有形成典型的专制王权政体，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文化方面的原因。此外，贵族文化对自由人格和独立人格的养成也有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封建社会则不然。自秦朝统一中国，就实行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制度文化。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作为1种制度补救，西汉之后，统治者为了保护“士人的节操”，在制度文化中形成了所谓“将相不辱”的规定。秦朝，尚存在所谓“将相不辱”的制度[2][12]。汉朝建立，这一制度废除而不用。究其原因，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就是1个不拘礼节的人。史载：“上慢娒士”[3][13]。加之当时将相多为“布衣”出身，自身没有自尊意识。遂常有轻慢侮辱将相大臣的事情发生。如丞相萧何为民请田于上林苑，冲犯刘邦政治忌讳，“乃下（萧）何廷尉，械系之”，应大臣谏才得以赦免[4][14]。至汉文帝依然。“是时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无事，复爵邑”。针对这些现象，贾谊上书汉文帝。他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傌弃市之法，然则堂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5][15]主张在制度上优礼将相大臣。自此之后，“将相不辱”才开始制度化。《汉仪注》说：“天地有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6][16]具体的事例，如西汉绥和二年，“荧惑守心”，有人上书言“大臣宜当之”。成帝下诏书与丞相翟方进：“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7][17]。优礼将相大臣的制度，养成了士大夫名节不辱的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包涵了尊严、责任，和强烈的道德意识，形成了1种与君主专断、唯我独尊的帝王人格范式相制衡的消解力量。至明代君主专制恶性发展，“廷杖”制度兴，此制度方告结束。贵族文化的缺失，士节的不砺，是造成我们传统社会专制政治和民族国民性格某些缺陷的重要原因。
其次，楚汉的时候的历史结局，昭示了1个道理，即一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既是一部由“贵族”与“平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又是一部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依存的历史。其中“贵族”及其文化的作用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就社会政治的发展而言，历史是一部“平民”不断战胜“贵族”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发展，是1种“改朝换代”的模式。“贵族”的“特权”既是他们的生存依恃，又是其品质的腐蚀剂。正如赵翼所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1][18]当他们走向腐朽时，就不可避免地被“平民”所取代。从政治角度看，是新生力量取代腐朽力量。但从另一方面讲，就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历史又是“平民”不断复制“贵族”的历史。一般地说，当“平民”变成“贵族”，“贵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成为“贵族”的“平民”身上得到复制。中国的历史，是政治与文化错综交织的历史。“贵族”是1种“传统”，而“平民”则是1种“现实”。在政治的较量中，“现实”永远是胜利者。但“贵族”作为1种文化，却具有历史超越性，因为“贵族”文化中蕴含着我们民族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是一以贯之的。《史记·季布列传》说：“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戹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司马光评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的时候，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岂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儿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2][19]进取时可徼一时之利，守成中须定千年之计。“贵族”文化虑及的是千秋万代的事业。由此看来，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革命”，而且还包括“传承”，是“传承”与“革命”的统一。“平民”存在的意义是“革命”，“贵族”存在的意义是“传承”，二者不可偏废。我们对“贵族”文化应该有正确的估价。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1][①] 《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2][②] 《史记·李斯列传》。
[3][③]《史记·项羽本纪》：“诸侯吏卒异时故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
[4][④] 《史记·秦始皇本纪》。
[5][⑤] 《史记·项羽本纪》。
[1][⑥] 《史记·高祖本纪》。
[2][⑦] 《陈亮集》卷三《问答》。
[3][⑧] 《廿二史劄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4][⑨] 《史记·淮阴侯列传》。
[5][⑩] 《汉书·高帝纪》。
[1][11] 《史记·项羽本纪》。
[2][12]《史记·秦始皇本纪》：“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3][13] 《汉书·张良传》。
[4][14] 《汉书·萧何传》。
[5][15] 《汉书·贾谊传》。
[6][16] 《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如淳曰。
[7][17] 《汉书·翟方进传》。·
[1][18] 《廿二史劄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2][19] 《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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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篇文章是单纯从项羽所反映的精神气质来写项羽“最后1个贵族”的，把项羽的死与屈原的死并列，说明贵族精神特有的傲慢和尊严气质，把这种气质称为高贵，令人敬仰的原因。我觉得有那么点意思，但是论述的显然比较苍白乏力，再用点功可以写的更好一些，比起上述转帖的文章逊色了好多。
项羽的贵族气质和刘邦的平民作风相对立，而展现了另类的人格魅力，我认为这一点确实是鲜明的。而说项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1个贵族”我一直比较含糊，看了上述文章，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么说了。首先，从社会制度的现实而言，确实可以这么说，秦汉以前是分封制，贵族有世袭的特权，使得他们独立于平民与君主，自成一体，从而发展了他们独立的人格和精神道德。项羽是出身于贵族，又是最后1个搞分封的人，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1个贵族”有道理。其次，从精神人格上讲，还是从道德文化上讲，此后确实缺乏了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原因还是出自社会专制制度的约束，使得人格和道德追求上缺乏了独立的土壤环境，虽然后世也有不少气节之士，令人敬仰，但是他们身上比项羽少了的就是“傲慢”这种贵族独有的气质，所以不能严格意义上算是贵族。
这种贵族气质到底好不好，我不想去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存在评判的唯一标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种气质确实具有其人格的魅力，对相当一部分人是1种吸引力，就好像现在日韩剧里特意塑造的那种酷酷的型男的所谓魅力一样的意思。
人格魅力或者说是个性魅力，与好坏无关的1种价值体系。项羽暴戾，总好以武力治国，动不动就屠城、放火啥的，你很难说他对人有多好、多有智慧，但是，不可否认，强者本人也是1种很重要的偶像因素，人们崇拜强者、向往强者，是1种很普遍的心理，要不然中国过去的民间就不会有对那些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土匪、强盗冠(www.61k.com］之以“好汉”的称谓了。动画片、武侠小说的1个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变强”的欲望，为什么要变强？还不是为了获得自由和独立，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进而有能力替他人主持公道和正义，这种愿望根植于每1个人的心里，成为成长中的梦想，自然地也就发展成对于强者、英雄的崇拜情节了。
在民间，对于项羽的崇拜，我想更多的是出于这种简单的强者、英雄的情节，而所谓的“最后的贵族”则主要还是文化圈里的一部分讲究精神追求的人的1种认识，是小众，不是大众。
但是，项羽“中国历史上最后1个贵族”的这种思考，确实给了我们看待历史、看待现实的1个新的尺度，在当今拜金盛行的时代，让我们开阔视野，深入思索价值大有启示。
二 : 关羽人物评价
关羽人物形象及《三国演义》的历史地位
对于关羽，大家都非常的熟悉。［www.61k.com)《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深受人们的敬佩和赞扬。桃园结义、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败走麦城，他的故事甚为流传。罗贯中塑造了一个人物形象鲜明的关羽，而关羽的形象主要有以下几点：
英勇骁战，善于谋略。诸如温酒斩华雄，于千军万马中取颜良文丑之首，闯关斩将，单刀赴会，罾口川淹七军。《三国演义》从多侧面多角度刻画关羽的武艺高强，善于谋略，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将领，威武英俊的豪杰。在单刀赴会中关羽大无畏的精神威严的气势、巧妙的安排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罾口川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更是将关羽的大智大勇表现得淋漓尽致，使得关羽名震华夏，孙曹胆寒。关羽是五虎将之首，他的勇猛深受曹操赏识，曹操不惜使尽千方百计想把他招至门下。
义薄云天，忠贞不移。刘关张三兄弟情同手足，关羽始终追随刘备，忠于蜀国。即使兵败被曹操俘虏，受尽恩惠，仍然心系蜀国，无一日不思寻兄，身在曹营心在汉。关羽也感谢曹操的恩德，表示要“立功以报曹公，然后去。”于是发生了斩颜良，诛文丑的情节，而后华容道一节也可说是关羽“义”的延续。
豪气冲天、一身正气。“身长九尺三寸，髯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唇若抹朱丹凤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关羽一出场便显出英姿勃勃、豪气冲天之威。他之所以逃难江湖，是因为仗义为民除害，杀了倚势欺人的豪霸。关羽与刘、张结义起事时就立下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他对于有心篡汉的贼臣义愤填膺，表现了对邪恶行为的不可容忍，这种对邪恶势力的仇恨与斗争，就是正气的表现。
好大喜功，自负。镇守荆州之后的关羽，功高至伟，渐渐变得狂傲起来。在对待同僚的态度上，他自视高大，眼高过顶。正是由于关羽的这些缺点，最终败走麦城。
《三国演义》有很大的艺术成就和很高的历史地位。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
关羽哪里人 关羽人物评价
流传，魅力无穷。[www.61k.com］《三国演义》通过关羽展示了人物特征描写得出色，展现了其艺术特色和经验，人物的性格也非常鲜明突出。第五回写关羽斩华雄，完全没有正面展开战斗场面，也不直接描写关羽武艺如何高强，华雄如何被斩，只是从不同方面造成气势，用周围人物的反应来作衬托。华雄挑战，俞涉、潘凤先后出迎都被杀了，说明华雄是一名非同小可的武将。曹操敬酒，一是预祝关羽取胜，二是为关羽壮胆。然而关羽置酒不饮，说“某去便来”，见出关羽有手到擒拿的必胜信心。以下完全从各路诸侯所闻所见及其反应上来恣意渲染。先是写诸侯听到关外喊杀之声震动天地，可以想象战斗之激烈，战胜华雄决非轻而易举的事。这里，用诸侯的“失惊”，反衬关羽的镇定。然后写诸侯提心吊胆，正想派人打听，却见关羽已经纵马回营，斩了华雄首级。作品最后回到那一杯酒上，酒还是温热的，进一步点出斩华雄时间之短促，同时关羽喝酒时那种豪迈的神态，也可想而知了。这样着墨不多，而关羽勇猛善战的形象已经跃然纸上，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的描写都没有多少细节的精雕细刻，大都依靠粗线条的勾勒，环境气氛的渲染，使人物神态活现，形象栩栩如生。这也是《三国演义》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正是由于关羽这一人物，《三国演义》更加深入人心，被百姓广泛传诵。而《三国演义》也塑造了关羽这一鲜明的人物。现在还有很多老人讲三国里关帝的故事。《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也被百姓神化，很多地方建起关帝庙。这都充分体现《三国演义》的历史成就和地位。《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 : 项英：项英-人物生平，项英-人物评价
项英（1898—1941），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江夏（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后移葬雨花台烈士陵园。
项英简介_项英 -人物生平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3大、6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
1931年后，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赣粤边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1941年1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皖南事变中，被叛徒杀害。
项英同志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
早年经历
项英（1898年5月—1941年3月14日），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人，原名项德隆，化名江钧、江俊、张成；出生于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他在武昌涵三宫的日新预备学堂读完初中后，15岁便进入武昌模范大工厂当工人。他白天做工，晚上还坚持读书。工作的磨砺和社会的淬炼塑造出他求识自强的不屈性格；俄国十月革命与五四运动的爆发，又坚定了他追求真理的执著信念。在和包惠僧的会面时项英说：“我自从读了《劳动周刊》，知道中国工人也要组织起来，我愿意从这方面来努力。”其决心溢于言表；1920年曾在武汉组织过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起在武汉江岸筹建铁路工人俱乐部。
工人领袖
项英同志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湖北最早的产业工人党员。1922年10月，项英领导汉口扬子江机器厂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条件。厂方对工人提出的要求拒绝采纳，还关闭了厂门，企图“厄工友于困苦之境”。项英鼓励工人们“要提起精神，努力奋斗，争回人格，宁死不屈，为扬子工人争口气，为天下工友争口气”。经过细致的组织宣传和思想工作，工友们团结一心，意志坚定，最终取得罢工斗争的胜利。项英很快成为武汉工人阶级公认的领袖之一，深孚众望。
项英同志长期在武汉、上海等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曾任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总工会总干事、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主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为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生活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参与领导的1923年平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
1926年秋起，在武汉组织工人纠察队，任总队长，配合北伐军作战，维持社会秩序，参与收回汉口英租界和反夏斗寅叛变的斗争。在中共第三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领导苏区
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
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主持制定《中国工农红军誓词》，建立红军中的奖励制度。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筹措给养，保证前线供应。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南方游击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
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抗日战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
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
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一定的责任。
皖南事变后，项英、周子昆等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刘厚总杀害；项英同志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工人阶级
项英同志1898年5月出生于湖北武昌，从小家境贫寒，迫于生计，小学毕业后进工厂学徒，深受阶级压迫之苦，萌生了寻求解放的思想。在做工之余，开始阅读《劳动周刊》等进步书籍，逐步树立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奋斗的信念。从1920年起，项英同志就投身于工人运动，1922年4月在包惠僧同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中，项英同志是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之一。
1922年初，他依照党的指示，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消除帮会影响，促进工人群众的团结，局面很快被打开。他和林祥谦等人迅速建立起江岸工人俱乐部。1922年7月，项英同志为作为武汉地区的代表出席了党的“二大”。会后，参加了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被选为筹备会的总干事。军阀吴佩孚阻挠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项英、陈潭秋、林祥谦等领导2万多名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全路1200公里顿时瘫痪。项英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在军阀血腥镇压罢工工人，逮捕工人领袖时，项英率领工人纠察队冲进车站，营救被捕的工人。
“二七”惨案后，项英等17名工人领袖遭到通缉。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项英和其他同志一起根据党的指示进行善后工作，抚恤受难工人家属，并编写了《二七工仇》，讴歌“二七”烈士的崇高革命气节，鞭笞反动军阀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了项英同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1924年5月党调项英同志到上海任沪西平民学校教师，他在沪西平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了沪西工友俱乐部。通过平民学校和工友俱乐部，项英及时把党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工人群众中，工人群众很快被团结和组织起来，不久便迎来了沪西日商纱厂大罢工和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
项英同志夜以继日的工作，与邓仲夏、李立三等人一起指挥二十二个纱厂近4万名工人的大罢工，直至取得胜利。从沪西纱厂大罢工到“五卅”运动，项英同志一直活跃于基层工人群众之中领导实际斗争。1926年5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项英同志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副委员长，同年9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前夕，他又返回武汉指导湖北的工人运动，发动武汉工人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昌城。在他的领导下，又组织成立了武汉总工会，统一了武汉工人阶级的力量。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汉口成立办事处，项英同志负责指导湘、鄂、赣、皖、川五省工人运动。10月，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项英与刘少奇、董必武、李立三、恽代英等人一起培养了1大批工运骨干，极大地促进了湖北各地工人运动的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项英同志转移到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会工作。1928年出席中共6大后，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11月，曾经是1个纺织学徒工的项英以他在工人群众中极高的威望，当选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而在八个月之前，他已和周恩来、蔡和森等一起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时年三十岁。1948年7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的祝词中，将项英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
革命生涯
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会合。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小布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委员有顾作霖、任弼时、朱德、邓发、毛泽东、王稼祥。
项英初到中央苏区，就碰到当时红军内部和江西地方团因抓AB团（AB团是英文“反布尔什维克”的缩写，它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反革命右派的秘密组织，仅存在4个月就被摧毁了）引发的“富田事变”的问题。然而，当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却相信了敌人方面有关AB团的资料，认为AB团已混入共产党内部和红军中来，为此开展了我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肃反运动。在不到40000人的红一方面军，打了AB团分子的就有4400多人，也就是说每九个红军指战员中就有1个AB团分子。
1930年12月，在人人自危的肃反扩大化中，被打为AB团分子的红二十军一些指战员，冲到富田释放了近百名被关押的人员，这就是在苏区轰动一时的“富田事变”。对肃反中采取严刑逼供、乱咬乱杀的情景深感不安的项英，经过深入调查后当机立断，要求立即纠正反AB团斗争中的缺点错误，并提出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教育全党党员，处理“富田事变”就按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否定了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是“反党反革命的暴动”的定性。正是由于项英做出的决定，才使得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一度缓和下来,暂时保护了1大批同志免遭杀害。但却遭到以王明为主的中央代表团的否定，并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撤销。
一年后，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了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判。1931年2月，项英作为中革军委主席，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建立了红军总政治部，并明确规定了红军总政治部的职责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的关系。1931年4月苏区中央局改组，项英同志任苏区中央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副主席。11月，项英以极大的热忱参与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个与国民党政权对立的红色内阁从此诞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的岗位上，项英积极协助毛泽东主席，发展根据地经济建设，打破了敌人经济封锁，发动了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健全地方工农民主政权，在制裁反革命、反贪污、反浪费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他的主持下，苏维埃政府建立起司法机构，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第一次制定的有关婚姻方面的法规，也是中国历史上第1个旨在解放妇女的法规。1933年6月30日，项英还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决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命令，确定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日为红军的建军节。从那以后，“八一”就成为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当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人民军队有了自己最可亲可贵的一天。同年7月9日，项英又以中革军委代主席的名义发布了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肖克、何长工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等53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鉴于项英竭尽全力开展苏维埃运动而闻名与世，美国友人尼姆·韦尔斯将项英与毛泽东、朱德并称为“中华苏维埃的三巨头”。1940年，陈毅在一篇报告中这样评价项英：“中央苏区过去还是1个模范区，是一项英同志直接领导的。”“项英同志确实是土地革命战争年代南方苏区的最高领导者。”
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第五次围剿红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绩。再也无法抵御蜂拥而来的国民党军进攻的红军主力只得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此时的红军部队面临的局势是十分严峻的，1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就是由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并准备牺牲的重任。在危难时刻，历史又一次把项英推上了特殊的战争舞台。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当时中央给项英及中央分局的任务是：牵制国民党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并划定瑞金、宁都、会昌、于都之间的三角地区是一项英率领部队必须最后死守的阵地。忠于职守的项英送走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后，面对是1个无法想象的局面。留给他的只有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名义上的约三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将迎战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在红军主力离开后的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会上他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能否胜利进行战略转移，事关全党全国人民最根本的利益，每1个都必须以积极的行动配合。第二作为共产党员、革命军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命令，不许任何人在党中央和主力红军还没有离开苏区前搞疏散。换句话说，所有的人都必须坚持到敌人的刺刀顶到胸口的最后一刻。项英要求机关工作人员正常对外办公，处理公务，以迷惑敌人，隐蔽红军主力的转移。直到1个月之后，国民党才弄清了红军主力已经转移了。当蒋介石知道本已陷入绝境的红军从包围圈中消失了之后，便开始用极其严酷的手段来围剿留守的红军，将苏区害割成无数个小块，构筑了大量的堡垒封锁线，开始了全面清剿。
项英多次向中央报告情况，请求中央给予“详细指示”，明确行动方针。由于党中央忙于红军主力转移，致使三个月“无指示”、“无回电”。直到遵义会议后，中央才于1935年2月5日给项英及中央分局发来电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指挥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争。项英直到将向党中央报告突围的电报发出，敌人已经临近的危急情况，才下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离开于都，向赣粤边突围。在突围战中，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游击队员不仅仅要面对难以忍受的寒冷和饥饿，还要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天天“清剿”。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史称“长岭会议”。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战略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5月，国民党大军约50倍于游击队的兵力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全面“清剿”，要求3个月内“打死、饿死、困死”游击队员。游击队员只能在山林里住，敌人就采取“移民并村”和赶老百姓出山的“封坑”手段，企图断绝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使游击队得不到粮食、盐和基本生活用品。此时的项英和游击队员们过着像野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能与山中的动物为伴，吃野菜、摘野果、挖竹笋、甚至于烧马蜂窝吃。当什么也找不到的时候就只能是忍耐。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这样写道：“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这就是当时游击队真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就在这样每天都生死未卜的环境中，项英还经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只要剩下1个人，也要顽强地坚持下去，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游击队的旗帜不能倒。”
项英领导游击队运用游击战术原则，在群山峻岭中与敌人周旋，英勇机智，九死一生，历经无数艰难险阻，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殊死斗争。正是他们的存在，使人们始终意识到共产党都还在、红军都还在。国民党原定的3个月结束清剿的任务，就这样由半年改为一年，最后改为无结束期的“长期清剿”。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曾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充分肯定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同志“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决议，是党中央给予项英和他的战友们最高的奖赏。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项英是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抗日前线
项英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分局（后东南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担负着领导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开展敌后抗战的重任。
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的确定后，到达武汉按照党中央的意图和长江局的意见，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在坚持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插手干部配备的前提下，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改编，开赴前线。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四个支队，共10300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完成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使命。后来陈毅同志在谈到这段历史时指出：“项副军长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是本军成立的关键。”
新四军
完成组建新四军的任务后，项英随新四军军部进抵皖南不久，就建议派先遣支队去苏南敌后进行战略侦察，先遣队出动后，第一、二、四支队也相继出动，取得蒋家河口、韦岗等初战的胜利。同年11月，他根据中央指示，派张云逸参谋长赴江北、加强抗日斗争的领导。
1939年，项英不仅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还认真组织贯彻。在皖中，组建了江北指挥部，组建第五支队，负责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先后派军部特务营、第四团第一营和第五团第三营赴江北，增强了江北部队的骨干力量。在苏南，成立了江南指挥部，当“江抗”西撤后，立即派何克希等同志东返主持，后又派谭震林同志任“江抗”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治委员，命令六团和四团和管文蔚各一部，从扬中北渡长江，为陈毅、粟裕同志随后率江南主力北渡开辟苏北作了准备。
在皖南，进行了坚持抗战阵地的激烈斗争，取得了五次繁昌保卫战和1940年4月、10月两次反“扫荡”的胜利。在三年期间，新四军共歼敌九万余人，部队也发展到近十万人。在严酷的环境中，项英仍十分重视部队的教育训练和干部队伍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举办教导总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他的《新阶段中我们江南抗战的任务》、《一年来作战的经验与本军建军工作》等文章，是新四军建军和政治工作史上的重要文献。
党务工作
在新四军时期，项英还十分重视东南地区党的工作。他指导各地党组织，以抗战初期新四军在各地建立的办事处、通讯处作掩护联络失掉关系的党员，发展新党员，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新四军军部驻扎云岭期间，项英于1939年7月16日在云岭石头尖村主持召开了中共新四军第一次党代会。这次会议是新四军自1937年10月组建到1947年1月番号撤销的十年中，新四军召开的唯一的一次党代会。这是作为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的项英，在领导新四军工作中的1个特别重要的贡献。在项英的领导下，1940年底中共中央东南局管辖的党组织扩大到浙江、福建、皖南、苏南、赣东北等地，党员共约5万名。这些党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为开展当地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1年4月30日。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讨论东南地区党的工作时。曾经指出：“东南党的工作，抗战以来一般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
出师未捷
1938年12月，上海英文《大美晚报》记者贝尔墩在云岭新四军军部采访时，谈他对项英的印象时说：“他有时跟活的《共产党宣言》一样和你谈话，过会又用中国式的殷勤款待你。”贝尔墩称项英是“新四军的灵魂”，认为“史沫特莱说项英是个铁人，我觉得很对。”
勿庸讳言，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时，因项英同志对中央的方针理解不够，对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认识不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警惕性不够，在顽军进攻时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损失负有责任——项英在突围中不幸遭叛徒刘厚总杀害，年仅43岁。
项英简介_项英 -人物评价
项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出身的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是中共第三至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书记处书记，担任过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副军长(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东南局)书记等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是中国革命史、党史、军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
大量的史料表明，项英对人民解放事业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他长期在白色恐怖情况下，秘密地从事工人运动和党的工作，为工人的翻身解放进行了坚决斗争，参与领导了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1925年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和1927年初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被誉为工人阶级的英雄人物之一。他在中央苏区战斗多年，为工农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壮大做出了贡献。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和陈毅等领导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持了南方的革命支点，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保存和造就了大批革命骨干。在抗日战争中，他和叶挺、陈毅等一起，将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人民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
研究与项英有关的史料，他的许多优良品质和作风会很自然地展现在人们面前：第一，坚定的革命信念。项英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碰到许多艰难曲折，然而他不灰心丧气，总是满怀信心地前进。他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极其艰苦的岁月中，长年在深山野林里和敌人浴血奋战，但仍然将《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书籍带在身边，有空时就读一读，从中吸取力量。第二，无私的奉献精神。项英参加革命后，公而忘私，埋头苦于，脚踏实地办事，不空说漂亮话，忠心耿耿地为革命日夜操劳。他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和指战员们同甘共苦，从不搞特殊。第三，实事求是的、正派的作风。项英秉性耿直，刚正不阿，遇有不同意见，敢于坦诚地向组织上反映。1930年，他任中共长江局书记时，实事求是地反映当时武汉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使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所要求的武汉暴动没能举行起到一定作用。1939年，他得知即将与毛泽东结婚的蓝苹(江青)在上海时政治思想和生活作风的不良表现，立即打电报向党中央报告。项英上述优良品质和作风，都是难能可贵，值得珍视、学习和发扬的。
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指出：对于1个历史人物，“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笔者认为，这一对待历史、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当然适用于评价项英的一生。
1998年5月13日，项英诞辰百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他作了重新评价，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
项英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在革命征途中功大于过，他创立的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项英简介_项英 -遇害经过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七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
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等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在泾县蜜蜂洞被副官刘厚总枪杀遇难。
藏身
项英与周子昆遇害前，都还在躲藏的蜜蜂洞内下棋，谈笑风生。叛徒刘厚总将两人杀害后，也没有得到国民党的赏赐，反而被关进了监狱。
皖南事变中，军长叶挺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由于濂坑村的群众基础好，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来到这里。茂林镇党政办主任王永明介绍说，项英他们在地下党的带领下来到他老丈人的爸爸姜岳凡（又名姜德贵）家。姜岳凡是地下党，能够充分信任。在姜岳凡家住了三天后，转移到了附近山上的蜜蜂洞。姜岳凡则担负着部分警戒任务。看到国民党部队进山搜查，他便在门口挂一件白色衣服，通知山上人员注意躲避，减少活动；国民党部队走了，他就在门口挂一件红色衣服，表示暂时安全，可以出来活动了。由于这里树密山陡，始终没有被国民党部队发现，然而，项英和周子昆却倒在叛徒的枪下。
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副馆长张必虎介绍说，他们住的蜜蜂洞洞内比较狭小，只能睡四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刘厚总在里面睡，其余人在外面搭棚子住。
事发前一天晚上，项英、周子昆等人还点蜡烛用树枝做的棋子下棋，刘厚总在旁边观看。不料，到了下半夜，刘厚总下黑手枪击三人，将熟睡的项英枪杀，将黄诚击伤。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项英和周子昆遇害。因为曾遇到慌张下山的刘厚总，警卫员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随后，在老乡的帮助下，项英与周子昆的遗体被掩埋在附近。
叛徒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这个保长搜走了他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转身又跑到泾县的茂林镇，找到国民党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的担架连。但连长王惠九也不相信他。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第三战区司令部。玉屏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在一再审问后，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等人由刘厚总带路，到蜜蜂洞去查看。因为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只看到洞里留有洋烛、棋子、梳子。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今黄山市）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1943年冬，皖南行政公署将刘厚总押送重庆。他被关入军统局的渣滓洞看守所，一关又是5年。直到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才将他释放，给了一笔钱，让他回原籍。
刘厚总拿了路费，哪敢回湖南，就在重庆街头玩了几天，然后坐船到汉口，又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身上的盘缠所剩无几，只好继续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是湖南人陈次兴，把刘扶到铺里，从附近小吃店里，买来一碗面条给他吃了。随后问及刘厚总身世情况，刘厚总谎称自己是来九江采购货物，途中，身上所带金钱被扒手偷光。陈次兴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对刘厚总说：“我也是湖南人，现在帮亲戚管账，眼下我们盐铺还缺1个人手，我去跟老板说一下，留在我们盐铺做事吧！”刘厚总一听，正合自己的心意，连称陈次兴是恩人。 1949年5月间，我人民解放军已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非安身之地。于是，刘厚总想起不久前已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收拾行李，去找陈次兴。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自己当老板。见刘厚总来，陈次兴便劝刘厚总：“你就莫回湖南了，就帮我管管账如何？”刘厚总忙答应：“行啊！我只要陈兄给口饭吃就行！”
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正式成了陈家的一员。1952年7月28日，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1大清早起来，就急忙召集十几名公安员开会，他郑重地宣布，对住在城西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立即逮捕。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蓦然发现管账先生好面熟，经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并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话，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莫非是他？！”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里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卫员时，同他常常见面的项英副军长的副官刘厚总。黄宜蕃带着公安员，突然将兴记盐铺包围，用枪对准了刘厚总的胸口：“刘副官！别来无恙？！”
“啊！我不是刘副官，你们认错人了。”
“刘厚总！别装蒜了，你难道忘记了，我们在一起开过会，吃过饭哩！我就是黄宜蕃！”
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项英简介_项英 -历史评价
革命事迹
1941年皖南事变后，由于历史原因，项英的业绩多被抹煞，名字很快在党史、军史资料中消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史学界和新四军的老同志就提出重新评价项英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根据邓小平同志指示，中美双方达成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协议后，由我方重新撰写我党我军历史和人物条目。
有一天，胡绳同志主持开会讨论编写中的一些问题。这时，中央档案馆刚刚公开出版了有关皖南事变的电报。李维民在会上提出，这些电报充分证明了当年把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损失的全部责任推到项英身上是不公正的，请示在项英条目中应当如何表述。当时重新评价项英的条件尚不成熟，富有经验的胡绳同志表态说：“既然是简明百科全书，字数不能太长，皖南事变的事就不要写了。”这是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关于项英的条目中，没有提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
1982年，开始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王辅一负责撰写项英条目。对于皖南事变问题如何表述，经过许多同志集体讨论，1984年12月先后经胡绳、余秋里、杨尚昆、胡耀邦同志一一审定，对项英的历史功绩做了充分的肯定，对于他在皖南事变中的责任只写了“负有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纠正了当年的片面指责。后来，王辅一根据中央和军委审定的项英条目的基本评价，写出了《项英传》，1995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1998年，在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做了全面的评价，他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重要事件
1990年9月，中央办公厅批准项英出生地——湖北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为项英塑一尊铜像，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为铜像题字:“项英同志浩气长存”。1995年10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项英传》，全面介绍了项英的斗争经历、功过所在、优秀品质，论证了对皖南事变中损失的责任都推给项英不公正，进而否定项英的业绩不实事求是，为重新评价项英提供了史实。
1998年5月，经党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原国防部长迟浩田代表中央和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高度评价了项英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建立的历史功绩。
2000年12月，中央批准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竖立项英铜像。
200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军事科学院组织编《项英军事文选》，中央党校出版社于2003年出版。这是一项英军事实践、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所作贡献的历史见证。
1941年后，党史、军史讲到皖南事变时，总要批项英一通，可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国共产党简史》，2005年军事科学院重新修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在叙述皖南事变时，均没有再指责项英的话了。
项英简介_项英 -人物遗迹
今年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名将项英同志诞辰116周年。武汉资深藏家姜小平，2014年5月14日向记者展示了一份82年前的《文化日报》，上面刊载的文章《项英记》记录了项英的出生、相貌、经历等内容。著名军史专家、《项英传》作者、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研究部副部长王辅一少将表示，这篇《项英记》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关于项英的传记。
珍贵：迄今发现最早项英传记
姜小平介绍，《文化日报》创刊于1932年6月，社址在上海成都路，每期出4版。关于项英的文章在第32期，于1932年7月22日出版刊载。记者看到，《项英记》一文，以“特别报告”形式刊发在该期第三版显著位置，全文约1100字，分“毫无名气”、“貌不惊人”、“穷小子的出身”、“从工会组织员做起”四个小节。
王辅一在看过文章后表示，1932年国民党正在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上海处在白色恐怖之中，而此时的《文化日报》，却敢以《项英记》为标题，进行相对中立的报道，实属不易。虽然内容有些偏颇，但文献为研究项英提供了珍贵资料，他还指出文中的一处错误：项英的妻子真名是“张亮”而非“张良”。(楚天金报记者李翌实习生刘舒)
四 : 项羽的人物评价
项羽的人物评价
南宋词人李清照曾写过一首《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
江东.”无疑,这是对项羽,尤其是对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事的高度评价.
项羽,他高傲、他霸气,这是一个热血男儿的英雄情怀,这是一代叱咤风云的雄主的豪迈气
概,同时这也是他不肯过乌江的性格原因,曾有人悲哀的说,或许项羽少那么一点霸气,少
那么一点高傲,就能渡过乌江,待他日东山再起,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
的,项羽渡淮后单独领兵作战攻战襄城,虽襄城百姓拼死抵抗,但项羽依然在军事上大获全
胜,后赵地义军陷入秦军重围之中濒临绝境,众人率军前往却因害怕秦军而滞留46日不进,
唯有项羽率军渡河,破釜沉舟,一举解了巨鹿之围.在后来的楚汉相争之际,项羽更是显示
了自己的卓越军事才能,刘邦曾趁项羽在齐地苦战彭城空虚之时,纠合五诸候军共56万人马
,迅速攻占彭城,项羽得知这一消息后,临危不乱,命令其部将继续平定齐地而亲率3万精兵
星夜回城.当时刘邦正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饮酒宴会根本无暇顾及项羽反攻,结果56万
大军在楚军的猛攻下一败涂地,刘邦仅率少数亲信侥幸逃走,他的父亲太公及妻子吕雉全部
作了楚的俘虏.
如果项羽只是单纯地作为一名战将,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人才,他临危不乱,行事果断,可
是他却具有不善于用人,轻信多疑的致命弱点,而又不幸地带着这个致命伤坐上了楚军统率
宝座.自古君王将相多疑,像秦始皇、李斯、曹操、朱由检,一个个都整天疑神鬼担心别人
夺取他的皇位、他的地位、他的兵权,项羽当然也如此,因为轻信多疑,盲目听信谣言,范
增因平白无故地受到项羽猜忌而悲愤出走,因为不善用人,难得的良将像韩信、陈平、还有
英布纷纷从项羽的麾下转而投向刘邦.刘邦曾说：“试想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子房
,镇国家、抚百性、运饷至军,源源不绝,我不如萧何,统百万兵士,战必胜,攻必取,我
不如韩信.这三人系当今豪杰,我能委心任用,故得天下.项羽只有范增一人,尚不能用,
怪不得为我所灭了!”可见项羽用人不善,轻信多疑之甚,唉,悲哉!
可是这一点却恰好让刘邦得了益处,若非项羽的不善用人,刘邦何以用韩信得天下?若非项羽
的轻信多疑,陈平所出的反间计又何以施行,若非项羽的妇人之仁,刘邦何以屡次从项羽手
中逃脱.刘邦的成功在于项羽的“成全”,而这又不能是不说是项羽的悲哀,自彭城之战后
,局势曾一度倒向项羽,但最后局势还是倒向了刘邦.我们且不管其中原委,单看刘邦占有
优势之后,却因怯于项羽的赫赫声威而与项羽约定中分天下.有点远见的人,必会疑心哪有
在局势倒向自己之时而不乘胜追击呢?可项羽却偏偏单纯地相信了刘邦,还如约地送还了彭
城之战中掳获太公与吕雉,一心想东归.试想刘邦何许人也?其身旁的良臣谋士何许人也?
真会给项羽 一个得以喘息的机会?果然在领回太公、吕雉之后,就亲率大军,穷追项羽.哼
,可笑!
所以,即使正如一些人说的如果项羽少一些霸气,少一些高傲,度过了乌江,也未必能东山
再起,虽然他拥有卓越的才能,可是却轻信多疑,妇人之仁,更何况项羽又拥有别人不所有
的残暴,攻襄城之余,项羽屠杀全城,巨鹿一战,秦将章邯已率军投降,可项羽却在新安下
令坑杀20万秦军降卒,入咸阳,又杀秦降王,火烧秦宫室,劫掠妇女宝货.连年的战争百姓
早已不堪重负,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项羽如此残暴,百姓又怎能信服于他,纵使他有卓
越的才能,纵使他能效仿勾践卧薪尝胆,试想如此 一个出尔反尔的“膘悍祸贼”到了江东,
江东百姓还会真心辅佐他,依然替他出谋划策,他日伺机东山再起吗?“百战疲劳壮士哀,中
原一败事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王安石这首诗一点不错.项羽的霸气,
项羽的高傲,造就了他与其如此,不如不过乌江的决定,与其屈天下,不如惊天动地刎于乌
江,让天地为之动容!
无疑,在楚汉争霸中项羽是一大输家,但自古不以成败论英雄,更何况是如此一位叱咤风云
、英武盖世、宁折不弯的雄主,他是如此轰轰烈烈,他是如此气壮山河,死前也是如此大义
凛然,司马迁曾赞叹项羽崛起于陇亩之中,三年亡秦,割裂天下,分封王候,政由已出,
霸业不兴,自古未尝有之.
我欣赏项羽,因为项羽的豪迈性格,我敬重项羽,因为项羽的傲气和霸气,我钦佩项羽,虽
然他的失败不能不说是自己的悲哀,我赞赏项羽,更因为李清照的点评,“生当作人杰,死
亦为鬼雄!”
正如历史上的商纣、李隆基、朱由检、项羽同样有着卓越的才能,独到的谋略,类似的经历
,但是项羽又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人,因为他有才有霸气,如此“力拔山兮气盖世”,却又
有着可悲的命运,无奈的结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项羽也算是其中
折腰的一位英雄了,却是一位带有浓厚悲壮色彩的失败的英雄,与其让我说他的失败,是因
为他的麻木不仁、他的傲视群雄,他的妇人之仁,不如说他的失败是天之所愿.“天亡我,
非用兵之罪也”.
本文标题：后人对项羽的评价-关于项羽“最后1个贵族”的评价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