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2)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17 “你要让我们的孩子变‘黑’吗？”----我父母陷入困境（1966年8月---10月）

这次，家不再是能够得到宽慰的地方。我父母显得心不在焉，他们很少注意到我们。在公寓里，当我父亲不在踱来踱去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母亲把一个个揉搓的纸球投进垃圾筐里，投了整整一筐，然后再把废纸倒进厨房的炉灶里。我姥姥看上去似乎也像是在期待着灾难的降临。她热切的双眼紧盯在我父母的身上，眼神里充满了焦虑。非常胆怯地，我察言观色，不敢询问出了什么事。

我父母没有告诉我他们几天前的一次谈话。他们坐在一扇敞开的窗子前，窗外，一只大喇叭正没完没了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大喇叭拴在街灯的灯杆上，大喇叭的声音非常刺耳。特别是一条语录，是一条关于所有革命解释起来都是暴力的语录----“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剧烈暴动。”语录用尖利刺耳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播送着，尖利的声音唤起的是恐惧，对某些人来说，唤起的是兴奋。不时地，大喇叭还会播送通告，通告红卫兵取得的“胜利”：他们抄了更多“阶级敌人”的家，“砸烂了他们的狗头。”(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我父亲一直在望着窗外那火烧的夕阳。他转向我母亲，缓缓地对她说：“我不懂得文化革命，但是，我敢肯定，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这场革命不能从任何马克思或共产主义的原理中得到证明。人们失去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和保护。这是令人难以说出口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有责任去制止一场更可怕的灾难。我必须得写信给党的领导层，写信给毛泽东。”

在中国，实际上，人们除了向领导人申诉之外，没有一个可供人们诉说不平，或影响政策的渠道。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只有毛泽东能够改变局面。对于毛泽东的角色，不管父亲怎么想，怎么猜，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向他请愿。

我母亲的阅历告诉她，申诉是极端危险的。曾经申诉的人，还有他们的家庭，都遭受了恶毒的报复。她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凝视着窗外远处燃烧的天空，她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担忧，愤怒，和挫败的感觉。“你为什么要做一只飞蛾，把自己投向火堆？”最终，她说。

我父亲回答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火堆。它关系到这么多人的生死。这次，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我母亲恼了，她说，“好吧，你不在乎你自己，也不关心你的妻子，这个，我能接受。但是，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你知道，一旦你遇到麻烦，会有怎样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你想让我们的孩子变‘黑’吗？”

我父亲沉思着说，似乎他在试图劝说自己，“每个男人都爱他的孩子。你知道，一只老虎在跳起来实施杀戮之前，他总要回头看看他的崽子是否安全。即使是一只吃人的野兽都这样想，更不用说是一个人了。但是，一个共产党人要超越这一点。他还得想到其他的孩子。哪些受害者的孩子们会怎么样呢?”

我母亲站起来走开了。一切都无济于事。一旦她自己独坐的时候，她会哭得很厉害。

父亲开始写他的信了，草稿撕了又写，写了又撕。他一直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写信给毛泽东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不光得构思好他想说的话，他还得努力使潜在的后果最小化，特别是对他的家庭产生的后果。换句话说，他的批评看上去必须得不像是批评。他可得罪不起毛泽东。

六月份的时候，父亲开始考虑他的那封信。一波又一波的诬陷勾当在进行着，他的几个同事已经成了替罪羊，他想为他们说话。但是，事情总是超越他的计划。在其他的事情之中，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自己也要成为受害者。一天，在成都市中心，我母亲看到一张惹眼的大字报，大字报点名攻击我父亲，称他是“四川头号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这个攻击基于两项指控：去年冬天，他抵制印刷批判明官戏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号召：他起草了“四月文件，”文件反对政治迫害，并试图将文化革命限制在非政治的讨论之中。

当我母亲把大字报的事情告诉我父亲的时候，他马上说，这是省里党的领导所为。他被指控的两件事情仅仅在顶层有一小部分人知道。父亲确信，他们现在已经下决心要陷害他，而且他知道原因。来自成都高校的大学生们已经开始把他们进攻的矛头对准省领导。与中学生相比，大学生得到更多文化革命小组的信任，被赋予了更多的信息。大学生们已经被告知，毛泽东的真正意图是要摧毁“走资派”----也就是，那些共产党官员。大学生通常都不是高干的孩子，因为，大多数共产党官员都是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结婚的，所以他们没有上大学年纪的孩子。实际当中，因为没有既得利益，大学生们很高兴进攻官员。

四川的权力机关被中学生干下的暴力事件惹恼，但是，大学生才真正令他们恐慌。他们觉得得弄出一个惹眼的替罪羊来使大学生平息下来。我父亲是“文化”领域的顶级官员之一，文化领域是文化革命的一个主要的靶子。我父亲素有坚持原则的名声。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他们需要一致和服从的时候，他们觉得没有他也成。

父亲所处的窘境很快就被证实。八月26号，他被要求参加一个为四川大学的大学生举行的会议。四川大学是四川省的重点大学。大学生们一直在攻击校长和学校的高级员工，现在，又把他们的视线提升到攻击省里党的官员。会议名义上是让省领导听取大学生的诉求。李政委坐在主席台上，坐在主席台上的还有所有顶级的党的官员。巨大的礼堂，成都最大的礼堂，被挤满了。

大学生到会场就是来闹事的，大礼堂很快就变得人声鼎沸起来。大学生们喊着口号，挥舞着旗帜，开始跳上主席台，试图抓到麦克风。尽管我父亲不是大会的主席，他还是被要求负责控制局面。在他面对学生的时候，其他的党的官员都离开了。

我父亲喊道：“你们是有才智的学生，还是流氓？你们讲不讲理？”中国的官员，在通常情况下，都保持一种冷漠的表情，以显示他们的身份，但是，我父亲也像一名学生一样大声的喊叫，不幸的是，他的真诚没有打动他们，他在一片嘶喊的口号声中离开会场。紧跟着这件事之后，巨幅大字报就出现了，称他是“最顽固的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死硬分子。”

这次会议成了一个里程碑。从这次会议开始，四川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取了自己的名字----“八月26。”这个组织成了四川全省范围内文化革命大军的核心，它吸纳了成百万的民众，是四川文化革命的主要力量。

那次会议之后，省机关命令我父亲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我们的公寓，----是为了对他自己的“保护。”我父亲明白，他第一个被蓄意地作为一个靶子暴露在大学生面前，然后，实际上，他被投入软禁当中。他把自己遭受的迫害也写进了给毛泽东的信中。一天夜里，他眼里含着泪水，要求我母亲把信送到北京，因为，现在，他失去了他的自由。

我母亲从来都没有让他写那封信，但是，现在，她改变了想法。令天平倾斜的一个事实是，他正在被变成一个牺牲者。这意味着她的孩子将变“黑”----并且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去北京向顶层领导人申诉是她唯一的机会，不管北京有多么的遥远，这都是它拯救丈夫和孩子的唯一机会。她发誓要带上那封信。

八月的最后一天，从我父母房间里传出的声音把我从不安的小睡中惊醒。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我父亲书房的门前，书房的门半开着。我父亲站在房间的中间。几个人围着站在他的身边。我认出了他们：他们来自我父亲的部。他们看上去都很严肃，完全没有了往日轻松愉快的笑容。我父亲正在说话，“你们可以替我感谢省机关吗？我很感激他们的关心。但是，我更喜欢不藏起来。一个共产党人不应该害怕大学生。”

他的声音很平静，但是声音里隐含着某种情绪，这种情绪令我害怕，然后我听到一个相当有分量的男人的声音，那个声音强势地说道，“但是，常主任，党当然最清楚。大学生在攻击你，他们可能会施暴。党认为，你应该处在被保护的位置之上。这是党的决定。你一定知道，一个共产党人必须得无条件的服从党的决定。”

沉默片刻之后，我父亲安静地说，“我服从党的决定，我跟你们走。”“但是，去哪？”我听见我母亲在发问，然后是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声音：“党的指示是：不让任何人知道。”当我父亲走出书房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他抓起我的手。“爸爸要离开一段时间，”他说。“做你妈妈的乖女孩。”

我母亲和我跟他一起走到大院的旁门前。长长的甬路两侧站满了他部里的员工。我的心在跳，我的腿似乎是棉花做的。父亲显得非常激动，他的手在我的手里颤抖着，我用另一只手抚摸着他的手。

一辆小汽车就停在大门的外面。有人为他打开了车门。车里有两个人，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母亲面色紧张，但是，她很平静。她看着我父亲的眼睛说道，“别担心，我会办那件事的。”没有拥抱我或我母亲，我父亲走了。在公众场合，即使是在非常时刻，中国人也很少有肢体上的亲昵举止。

我没有意识到我父亲被带去拘留了。因为整个举动都被伪装成“保护。”才十四岁，我还没有学会解读政府虚伪的做事方法；当局采用了迂回隐晦的方法，因为他们还没有作出决定该如何处理我父亲。就像大多数这类的案子一样，警察没有任何作为。过来带走我父亲的人是我父亲部里的人员，他们带着省党委会的口头授权。

父亲刚一走，我母亲就把几件衣服塞进包里，告诉我们她要去北京。我父亲的信还处在草稿的形式，还有潦草的文字和待删改的地方。那伙人走进来的那一刻，他就把草稿塞进我母亲的手里。

我姥姥抱着我四岁的兄弟小方哭了起来。我说我要和母亲一起去火车站。没有时间等公共汽车了，所以，我们跳上了三轮出租车。

我很害怕，也很糊涂。我母亲没有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看上去很紧张，心事重重地在想事情。当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只是简单地说，到时候我就知道了，现在只能这样。我猜测，她在想，对我解释太难了，我已经习惯被告知，我太小，某些事情我搞不懂。我也能够察觉，我母亲正在思忖着形势，正在计划着她的下一步行动，我不想使她分心。我不知道的事情是，她自己也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试图搞明白这混乱的形势。

我坐在三轮出租车里，安静却很紧张，我的手被攥在她的手里。我母亲惴惴不安：她知道，当局是不会让她去北京的，她带上我，仅仅是因为，万一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是一个见证者。在火车站，她买了下一趟去北京的“硬座”车票，第二天黎明才可以发车，所以，我们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坐了下来。候车室像个棚子，四周没有围墙。

我蜷缩在母亲的怀里打发着漫长的时光，我静默的看着外面，黑暗逐渐降落在站前广场的水泥地上。木质灯杆上，几只光秃秃的灯泡发着惨淡的光，灯光倒映在水洼里，水洼是上午的一场暴风雨留下来的。我穿着夏天的汗衫，感觉凉嗖嗖的，我母亲用她的雨衣把我裹了起来。夜深了，她叫我睡觉。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就把头靠在她的大腿上打起了盹儿。

我母亲膝盖的动静把我弄醒了。我抬起头，看见两个身穿兜帽雨衣的人站在我们面前。他们在用低声争论着什么。我还处在混沌状态，没法搞清他们在说什么。我甚至不能分清他们是男人还是女人。我含糊的听见我母亲在说话，语气平静而又压抑，“我要喊红卫兵了。”穿灰色兜帽雨衣的人安静了下来。他们彼此小声的嘀咕了几句，然后就走开了，显然，他们不想引人注意。

黎明的时候，我母亲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待续）

二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1)

（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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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传说是这样的，发卡掉落的地方，河水变得如水晶一样清亮，变成众所周知的水晶河。我的旅伴告诉我，水晶河就是我们正在经过的这条支流。他咧着嘴，大声嚷嚷道：“啊，不是好兆头！结局没准儿是，你得在外国生活，并且得嫁给一个野蛮人！”中国人有个传统，喜欢把其他的人种叫做“野蛮人，”对此，我只是微微一笑，而且，我在想，实际上，这位古代的女士要是嫁给“野蛮人”的国王，他的境况会不会更好一些。至少，他会每天都能接触草原，马，和大自然。跟着中国的皇帝，她生活在豪华的监狱里面，豪华的监狱里面甚至连一棵树也没有，因为，树没准儿能够帮助妃子爬墙逃跑。我在想，在中国的传说里面，我们得多像井底之蛙呀，井底之蛙叫喊着，天空就和他们的井口一样大。我感觉，我有一种很浓烈，很急切地愿望，要去看看这个世界。

在当时，我还从来没有和外国人说过话，尽管，我已经二十三岁，并且，我是一个学了差不多两年英语的英语系学生。我最早一次见到外国人是在1972年，在北京。一次，一个外国人，一位很难得的“中国的朋友，”来到我的大学。那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我正在小睡，一位同学喊叫着冲进我们的宿舍，把我们全弄醒了：“一个外国人来了，走，我们去看外国人！”其它一些同学都去看了，但是，我决定呆在宿舍里继续睡觉。傻呵呵的盯着外国人看，我发现这个主意非常滑稽。无论如何，要是我们被禁止开口和他讲话，那盯着他看又有什么用呢，尽管他是一位“中国的朋友”？

除了在一台录音机上听英语之外，我甚至还没有听过一个外国人讲英语。当我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借了一台录音机，我在陨石街的家里听录音。一些邻居聚集在院子里，瞪大着眼睛，摇着头说，“多么有趣的声音啊！”他们要求我一遍又一遍地放录音。(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跟一个外国人讲话是每一个学生的梦想，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在沿着长江旅行回来之后得知，我们的年级，在十月份的时候，要被送到南方的一个叫湛江的港口去和外国水手练习英语。我非常激动。

湛江距离成都大约750英里，坐火车旅行需要两天两夜的时间，湛江是在中国最南部的大港口，距离越南边界非常近。湛江让人感觉就像外国，有世纪之初殖民风格的建筑。仿罗马建筑的拱门，玫瑰窗，宽敞的游廊，游廊顶部呈伞状，上面有图画。当地人说广东话，广东话差不多就是外国话。空气里有令人感觉生分的海的味道，还有异域情调的热带植被，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大一些的世界。

来到湛江，我感到很兴奋，但是，兴奋不断地被挫败浇灭。一个政治督导员和三个讲师陪伴着我们，他们做出决定，尽管我们呆的地方离海边儿仅仅有一英里的距离，我们仍然不被允许去靠近大海的任何地方。因为害怕“破坏”或者是偷渡，港口本身，对外来者来说，是关闭的。我们被告知，有一次，一名来自广州的学生藏在一条货船里面偷渡，他没有意识到，货仓要被封闭几周时间，到打开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在我们住所周围的几个街区是明确画出的区域，在这里，我们要严格限制我们自己的活动。

像这样的规定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这些规定总是惹我生气。有一天，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出去，我耐不住这种强烈的欲望。我装病，并且得到了去医院的批准，医院在城市的中心。我着急地在大街上徘徊，我想去看海，但是，没有成功。当地人都不愿意帮忙：他们不喜欢不讲广东话的人，他们拒绝听我讲话。我们在这座港口呆了三周，仅仅有一次，我们被允许，作为一次特殊的待遇，去一个岛上去看海洋。

我们去那里的益处就是能跟水手讲话。我们被编成小组，在两个地方练习英语，这两个地方是他们被允许经常光顾的地方：友谊商店，在友谊商店，人们用硬通货币买东西，再有就是水手俱乐部，俱乐部里有一个酒吧，一个餐馆，一个台球厅，和一个乒乓球室。

对怎样和外国人讲话有着严格的规定。除了隔着友谊商店的柜台做简单的交流之外，我们不被允许单独和他们谈话，要是我们被问到名字和地址，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不能说出我们的真实姓名和住址。我们都准备了假姓名和不存在的住址。在每次谈话之后，就我们都说了什么，我们得打一个详细的报告，对任何一个和外国人接触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标准的做法。我们被一遍又一遍地警告遵守“与外国人接触的纪律”（涉外纪律）的重要性。要不然的话，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光会陷入严重的麻烦当中，而且，其他的学生也要被禁止再与外国人接触。

实际上，我们练习英语的机会非常少，我们和外国人之间隔得很远。船不是每天都来，也不是所有的水手都上岸，大多数水手都不是英国本土讲英语的人，他们当中有希腊人，日本人，南斯拉夫人，非洲人，还有很多菲律宾人，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仅能讲一点英语。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位苏格兰船长和一位船长的妻子，还有一些斯堪地诺威亚人，他们的英语都非常棒。

当我们在俱乐部里等我们的珍贵的水手的时候，我经常会坐在后面的游廊里面，阅读或者是凝视椰子树林和棕榈树林，椰子树林和棕榈树林在宝石蓝色的天空下画出一道暗色的轮廓。在水手们悠闲地走进来的那一刻，我们就会跳起来迎接他们，实际上差不多是抓住他们，而同时，我们还得尽可能地让自己显得有尊严，我们是那样急切的想让他们和我们会话。当我们拒绝他们提供的饮料时，在他们的眼睛里，我经常看到一种迷惑的表情。我们被禁止接受他们提供的饮料。实际上，我们根本就不被允许喝饮料：展示在那里的迷幻的瓶和听是专供外国人的。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四个或者五个胆小的，表情严肃的年轻男人和女人。我不知道，这对那些水手来说似乎一定非常奇怪----这离他们期待的港口生活该有多么地遥远。

当第一个黑人水手到达的时候，我们的老师轻轻地告诫女学生要小心：“他们还不够发达，还没有学会控制他们的本能，所以，甭管什么时候他们喜欢，他们都会表达他们的感情：摸，抱，甚至亲吻。对着一屋子震惊和厌恶的面孔，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说，最后一组的一个女生在会话当中，当一个冈比亚水手想抱她的时候，突然大哭起来。”她认为，她就要遭到强奸（当着一群人，一群中国人）。她是那么的害怕，以至于，在在湛江呆的剩下来的时间里，她不能让自己再和另一个外国人谈话。

男学生，特别是学生官员，承担着保卫我们女生的责任。每当一个黑人水手开始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谈话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递眼色，赶紧过来救我们，他们会接过话茬，并且坐在我们和水手之间。黑人水手似乎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戒备，特别是当学生们立马儿开始谈起“中国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友谊”的时候。“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他们会庄严地，缓慢地背诵我们的课文，“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会永远站在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大众一边。”黑人看上去会很困惑，但是却很感动。有的时候，他们会拥抱中国男子，他们会回敬一个同志式的拥抱。

按照毛泽东的“光辉理论，”关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毛泽东把这个搞得听上去似乎不是对事实的认可，而是，中国宽宏大度地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到他们的水平。他说这话的方式让人觉得毫无疑问，那就是，我们加入第三世界的行列是为了领导第三世界，保护第三世界，而世界会认为我们的公正的地位要更高一些。

我特别被这种自我风格的优越感所激怒。我们有什么可优越的？我们的人口？我们的国土？在湛江，我看见第三世界的水手，他们手上带着闪光的手表，手里拿着相机和饮料----这些东西当中，没有一样是我们以前见过的----他们跟我们所有中国人，除了极少一些中国人之外，相比，境况要大大好于我们，自由程度，我们也没法相比。

我对外国人极端好奇，我急切地想发现，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和中国人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必须得努力隐藏我的好奇心，好奇除了会带来政治上的危险之外，还会被认为是丢脸。在毛泽东的时代，就像在中国（Middle kingdom）的那些日子一样，中国人把在外国人面前保持尊严当做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就会显得很冷漠，或者，很难以捉摸。人们采取这种最常见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很多同学从来都不提任何问题。

也许，部分是因为我无法控制的好奇心，部分是因为我英语较好，水手们似乎都热心于和我谈话，尽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我很小心，说得尽可能少，这样，我的同学就有更多的机会练习了。一些水手甚至会拒绝和其他的同学谈话。我也很受俱乐部主任欢迎，俱乐部主任叫龙，他块头很大，很健壮。这激起了明和其他一些看护者的愤怒。现在我们的政治会议包括有对我们遵守“涉外纪律”情况的检查。据称，我破坏了涉外纪律，因为我的眼睛看上去“太感兴趣”了，我“笑得太多”了，并且，当我这么做的时候，我的嘴巴张得“太大”了。我还被批评使用了手势：我们女生被认为应该把手放在桌子上，而且要坐着不动。

中国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然期望中国女人要保持一种稳重的姿态，在回应男人凝视的时候要低下眼帘，笑要有控制，微翘嘴唇，笑不露齿，她们根本就不能使用手势。要是她们违背了这些行为信条的任何一条，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卖弄风情，”在毛泽东时代，与外国人调情被认为是难以启齿的罪行。

对对我的影射，我感到非常愤怒。是我的共产党父母让我在自由的环境中长大。他们认为，对妇女的束缚恰恰是共产党的革命要废除的东西。但是，现在，对妇女的压迫和政治压迫联手构成了愤恨和嫉妒。

一天，一条巴基斯坦的船到达了，一位巴基斯坦军事专员从北京来到这里。龙命令我们大家对俱乐部来一个从头到脚的彻底打扫，他还摆了一桌宴席，在宴席上，他让我做他的翻译，这让一些其他同学极其嫉妒。几天之后，这位巴基斯坦人在他的船上准备了一桌告别晚宴，我也被邀请了。这位军事专员去过四川，他们专门为我准备了四川菜。龙，就像我一样，受到邀请非常高兴。

但是，尽管有船长求情，甚至龙威胁说不让学生再来俱乐部了，我的老师却说，不许任何人上外国人的船。“要是有人坐船跑了，谁付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提问说，他们让我说，那天晚上我很忙。据我所知，我拒绝了唯一一次出海旅行的机会，唯一的一顿外国饭，唯一的一次正规的英语会话，唯一的一次对外部世界的体验。

尽管如此，我却不能平息闲话。明直言不讳地提问说，“为什么外国人这么喜欢她？”仿佛这里面有什么可怀疑的东西。在旅行结束的时候，将要进入我的档案的报告里说，我的行为表明，我“政治上不可靠。”

阳光，海风，椰子树，在这样一个可爱的港口，人们随时随地都应当是快乐的，但是，快乐却被变成了苦难。在小组里，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给我解心宽，试图让我快乐起来。当然了，我遭遇的痛苦与文革初年受害者们遭遇的嫉妒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一想到，我的生活至多也就是这个样子，我就会感觉更加郁闷。

这个朋友是我父亲一位同事的儿子，来自城市的其他同学对我也相当友好。很容易就可以把他们与农民出身的学生区别开来。农民出身的学生当中出了很多学生官员。城市学生，在遇到港口的新奇世界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安心许多，自信许多，因此，他们不会那么焦虑，不会急着要进攻我。湛江，对先前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他们低人一等的感觉促使他们一定要把别人的生活搞糟。

三周之后，我既歉疚又宽慰地对湛江说了再见。在回成都的路上，一些朋友和我一起去了具有传奇色彩的桂林，在那里，山和水似乎都是从经典的中国水墨画中跳出来的。那里有外国游客，我看见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小孩在男人的怀抱里。我们之间互致微笑，并且说了“good morning”和“goodbye。”他们刚一消失，一个便衣警察就叫住了我们，并且盘问了我们。

十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成都，我们发现城里充满了对毛夫人和来自上海的三个男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情绪。他们结成一伙坚守着文化革命的堡垒。他们搞得那么近，以至于，毛泽东在1974年7月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尽管，当时，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到现在的时候，在受够了周恩来，然后是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的做事方法后，八十一岁的毛泽东开始给他们以全力支持，邓小平，自从1975年1月开始，一直主持着政府的日常工作，这时，周恩来，因为癌症，已经住进了医院。四人帮没完没了的，毫无意义的小型运动已经把人民搞得筋疲力竭。在私下里，人们开始传播谣言，谣言几乎成了人们表达强烈的失败情绪的出气口。

疯传的闲话特别地指向毛夫人。因为她经常被人看见和一个京剧演员，一个兵乓球运动员，一个芭蕾舞演员在一起，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提升，都成了他们所在领域的头目，因为他们碰巧都是漂亮的年轻男人，人们就说，她把他们当成了“男妾，”她曾在公开场合毫无顾忌地说，男妾是女人也应该有的东西。但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并不适用于普通大众。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在毛夫人的统治之下，中国人受到了极端的性压抑。在她的控制之下，有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传媒和艺术当中，任何有关爱的内容都要从人民大众的听觉和视觉当中删除。当一支越南军队歌舞团来到中国的时候，那些一小部分有幸能看表演的人被广播员告知，歌曲里面提到的爱“指的是两个同志之间的同志式的友爱。”在少数几部被允许放映的欧洲影片----主要是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当中，---所有的男人女人互相站得很近的场景，更不用说接吻了----都被删除了。

经常地，在拥挤的公交车，火车，和商店里面，我会听到女人朝男人叫骂，并且扇他们的耳光。有的时候，男人会喊叫着否认，接下来是交互的辱骂，我曾经历过很多次性骚扰的企图。当性骚扰发生的时候，我只是默不作声地躲开那颤抖的手或者膝盖。我觉得这些男人很可悲。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这里没有性的发泄口，除非他们足够幸运，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而这样的机会却非常稀少。我的大学的党的副书记，一个上了点儿年纪的男人，在一家商店被人抓住了，他的精液从他的裤子里渗了出来。是人群把他挤到他前面的一个女人的身上。他被带进了警察局，结果，他被开除出党。女人的日子更不好过。在每个组织里面，都会有一两个女人，因为婚外恋，而被指控为“破鞋。”

这些道德标准是不适用于统治者的。八旬老人毛泽东让他自己的身边围绕着漂亮的年轻女人。尽管，关于他的故事在私下里被人们小心地传递着，但是，关于他的妻子和她的密友，四人帮的故事却是在公开地，不受约束地传播着。到1975年底的时候，中国被流言煮沸，谣言的内容令人愤怒。在一个叫“我们社会主义是天堂”的小型运动中，很多人都在公开的暗示这样一个问题，八年前我曾第一次问到自己这个问题：“如果这是天堂，那么，什么才是地狱？”

1976年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对我和很多其他的中国人来说，周恩来代表着一个相对明智和自由的政府，这个政府的信仰是要将国家运转起来。在文革的黑暗年月里，周恩来是我们仅存的一丝希望。对他的逝世，我感到非常悲痛，我的所有的朋友也都是一样。我们对他的悼念，与我们对文革，对毛泽东和他的小集团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

但是，在文革当中，周恩来和毛泽东是联手的。就是他，发表讲话，批斗刘少奇，说他是一个“美国间谍。”他几乎每天都要接见红卫兵和造反派，对他们发号施令。当政治局的大多数人和这个国家的老帅，在1967年2月，对文革叫停的时候，周恩来没有给他们以支持。他是毛泽东的忠实的仆人。但是，也许，正像他所做的那样，他在试图避免更加骇人的灾难，例如一场国内战争，要是公开挑战毛泽东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国内战争，因为要保持中国运转，他也就使毛泽东发动浩劫成为可能，但是，他也几乎拯救了这个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彻底崩溃。他保护了一些人，只要他认为这个人没有问题，其中，有一段时间，就包括我父亲，他还保护了一些中国的最重要的文化古迹。似乎，他陷在一个难以化解的道德矛盾之中，尽管，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他把他的生存放在了优先位置。他一定知道，要是他试图反对毛泽东，他就会遭到毁灭。

校园变成了白色的海洋，白色的花圈，白色的悼念海报，白色的对联。每个人臂上都戴着一个黑色的袖标，胸前都别着一朵白花，脸上都是悲伤的表情。悼念活动一半是自发的，一半是组织起来的。因为众所周知，周恩来在他死的时候，正遭到四人帮的攻击，因为，四人帮下令，限制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悼念周恩来对普通民众和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他们表示反对四人帮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悼念周恩来完全出于不同的原因。来自我的专业的明和其他的学生官员颂扬周恩来，是因为，周恩来据称是对“镇压1956年匈牙利反革命政变”做出了贡献，他对建立毛泽东全世界领导人的名誉做出了贡献，还有就是他完全彻底地忠诚毛泽东。

在校园外面有更加激烈的持不同政见的火花。在成都的大街上，涂鸦出现在大字报的边缘上面----一大群人聚在那里，伸着脖子阅读那些小字儿。一张大字报写道。

这会儿，天空黑下来了，

一颗巨星陨落了-----

在这张大字报的边沿潦草地写着这样的话：“天空怎么会黑下来呢？那么，‘红色的，红色的太阳’又算什么呢”（指毛泽东）。另一条涂鸦出现在一条标语的边沿，标语上面写着“生煎周恩来的迫害者”涂鸦这样说，“你食用油的月供应仅仅二两（3,2盎司）。你用什么来煎这些迫害者？”十年来，第一次，我看到，讽刺和幽默在公共场合展示，这让我的精神飞翔起来。

毛泽东任命无能的，实际上什么也不是的一个叫华国锋的人来接任周恩来，并且发动了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四人帮出版了邓小平的讲话，把讲话作为批斗的靶子。在1975年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承认，延安农民的生活境况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在长征之后刚到达延安时的境况还要差。在另一次讲话中，他曾经说过，党的领导应当对专家说，“我跟着，你领头儿。”还有另一次，他重点强调了他的计划中改善生活水平，允许更多自由，结束政治迫害的部分。把这些文件和四人帮的行为作比较使邓小平成了平民英雄，也把人民对四人帮的厌恶推到了沸点。我想，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似乎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他们认为，我们在读了这些讲话之后，会恨邓小平，而不是敬重他，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会热爱他们！

在大学里，我们被命令，在没完没了的群众大会上，批斗邓小平。但是，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消极抵抗。他们在礼堂四周闲逛，或者闲聊，织毛衣，读书，或者甚至在滑稽的会议期间睡觉。发言的人用一种平淡的，毫无表情的，几乎听不到的声音来念他们的稿子。

因为邓小平是四川人，所以有无数关于他的谣言，说他被放逐回到了四川。我经常看见人群排列在大街两旁，因为，他们听说，他要从这条街上经过。有的时候，人群会达到几万人。

而同时，四人帮引起越来越多的公众对他们的仇恨，众所周知，四人帮还是上海帮。突然间，上海产的自行车和其他商品就停售了。当上海足球队来成都的时候，上海足球队整场比赛都淹没在嘘声当中。人群聚集在体育馆的外面，当他们进出体育馆的时候，朝他们叫骂。

抗议行动在全中国范围内爆发，在1976年春清明节期间达到顶点，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奠死者的节日。在北京，成千上万的公民连续数天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用精心制作的花圈，用激情的诗歌朗诵，用演讲来悼念周恩来，他们用符号，用语言来宣泄他们对四人帮，甚至是毛泽东的仇恨，尽管这些符号和语言是密码，但是每个人都懂。四月五号夜里抗议活动遭到镇压，警察进攻人群，逮捕了数百人。毛泽东和四人帮管这场运动叫做“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政变。”邓小平，被隔离审查，被指控策划了这场示威，并被贴上了“中国纳吉”（1956年，纳吉是匈牙利首相）的标签。毛泽东正式解聘了邓小平，并且加深了批判邓小平的运动。

示威是被镇压了，并且，在媒体上被老套的谴责，但是，事实是，事件的发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氛围，自1949年建立政权以来，这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对这个政权的挑战。

1976年6月，我的班被打发到山里的一家工厂，我们要在那里呆一个月，来“向工人学习。”当一个月过去之后，我和一些朋友一起去爬可爱的峨眉山，峨眉----美人的眉毛，在成都的西面。7月28号，在我们下山的途中，我听见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在大声的响着，一位游客手里提着一个收音机。对一些人爱不释手地喜欢这种宣传的机器，我总是感到非常厌烦。在一个景点！似乎我的耳朵还没有受够大喇叭刺耳的胡话，大喇叭永远都会出现在你面前。但是，这一次，有什么事引起了我的注意。在北京附近一个叫唐山的煤矿城市发生了地震。我意识到，这一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因为媒体通常不报道坏消息。官方的数字是人死亡，重伤。

尽管他们大量地在报纸上登载他们对地震受害者的关心的宣传，四人帮警告说，这个国家决不能被地震扭转了方向，不能忘了头等大事：“批邓。”毛夫人公开说，“区区几十万人死亡，那又怎样？批邓关系到八亿人口。”这话甚至是出自毛夫人之口，这听上去忒蛮横了，不可能是真的，但是，这却是官方传递给我们的信息。

在成都地区，人们对地震有很多警备，当我从峨眉山回来之后，我和我母亲，和小方一起去了重庆，重庆被认为要更安全一点儿。我姐姐还留在成都，她睡在一张很厚实的橡木桌子下面，桌子上盖着毯子和被子。官员们组织人们建临时棚子，细分出来的一个一个的工作队负责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观察各种动物的行为，动物被认为拥有预测地震的能力。但是，四人帮的追随者贴出标语咆哮说“要警惕邓小平的同伙企图利用人民对地震的恐惧心理来镇压革命！”他们还举行了一次集会“严厉谴责走资派利用人们对地震的恐惧来破坏批邓运动。”集会很失败。

在九月初的时候，我回到成都，到这个时候，对地震的恐慌已经平静下来。1976年9月9号的下午，我正在听一堂英语课。在大约2：40的时候，我们被通知，我们要在三点的时候收听一个重要广播，通知说，我们都得到大院集合来收听广播，以前我们就曾经不得不这样集合，我走出去的时候，心情很愤怒。这是一个典型的秋天多云的成都天气。我听见墙边竹子的叶子在唰唰的响着。正好在快到三点的时候，大喇叭在正式开播之前弄出刺耳的声音，我们系的党的书记站在了集会的前排位置。她悲伤地看着我们，用一种很低的，断断续续地，哽咽地声音说道：“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已经----”

突然，我意识到，毛泽东逝世了。

(待续)

三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80)

（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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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7 “如果这也是天堂的话，那什么才算地狱呢”---我父亲逝世（1974年---1976年）

在这段时间里，不像他的大多数同事，我父亲一直都没有得到昭雪，也没有得到工作。自从1972年秋天他和我母亲，还有我从北京回来以后，他一直坐在陨石街的家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干。问题是，它曾指名批评过毛泽东。对他做调查的工作队很同情他，他们试图把他说的反对毛主席的一些话归因于他有精神病。但是，工作队遭到了更高一些的权力机关的激烈反对，更高的权力机关想对他进行严厉的指控。我父亲的很多同事都很同情他，并且确实很敬重他。但是，他们得为自己的小命着想。除此之外，我父亲不属于任何派别，没有强大的庇护人---强大的庇护人可以帮助他得到昭雪。相反的，他却有强大的敌人。

追溯到1968年的一天，我母亲，在被监禁期间短暂地出来一会儿，她在一个路边儿小吃摊上见到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这个人已经决定和婷夫妇同呼吸共命运。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他妻子实际上是我母亲和婷夫人介绍给他的，当时，在宜宾，他们工作在一起。尽管，明显地，这对夫妇，除了简单点头之外，不愿意与她有任何关系，我母亲还是大步赶上去，和他们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旁。她请求她们向婷夫妇申请放过我父亲。在听我母亲把话说完后，那个男的摇头说，“没那么简单-----”然后，他把一个手指蘸到茶杯里，在桌子上写了一个“周”字。他意味深长的看了我母亲一眼，和他妻子一起起身，没再说一句话，就离开了。(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周以前是我父亲的亲密同事，他是少数几个在文革当中一点儿苦头都没吃到的高级官员。他变成了邵夫人造反派的亲密人物，又是婷夫妇的朋友，婷夫妇和林彪都完蛋了，他却幸免于难，依然掌握着权力。

我父亲不肯撤回他反对毛泽东的话。但是，当调查他的工作队建议把他反对毛泽东的话归因于他的精神病的时候，他默许了，但是却很痛苦。

同时，总体的形势令他很泄气。没有什么准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或者党的表现。腐败又开始大幅回升。官员首先照看的是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因为怕挨打，老师也不管学生作业的质量就给他们高分，公交车售票员也不卖票了。热心公益被公开嘲笑。毛泽东的文革既毁坏了党的纪律，又毁坏了市民道德。

我父亲发现，要控制住自己非常困难，因为，他不能说出他的心事，他不能说出那些可能会进一步牵连他和他的家人的事情。

他不得不依赖安眠药。当政治气候更宽松一些的时候，他就会少服用一点儿，当运动加紧了，他就会多服用一些。每次，当精神病医生给他开药的时候，他们就会摇头，他们说，他继续服用如此大剂量的安眠药是极其危险的。但是，不服药片，他仅能维持很短一段时间。1974年5月，他察觉到，他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他请求给他精神治疗。这次，他很快就住进了医院，这要感谢他以前的同事，他以前的同事又回到工作岗位上，负责医疗卫生工作。

我向大学请了假，和他呆在一起，为他陪床。苏医生，精神病医生，以前就给他治疗过，这次又来照看他。在婷夫妇统治之下，苏医生曾遭到指控，说他给我父亲做了真实的诊断，他被命令写检查，说我父亲是装疯。他拒绝了，他在批斗会上遭批斗，遭毒打，并被开除出医疗行业。1968年的一天，我见到过他，他正在掏垃圾箱，正在清理医院的痰盂。他的头发变成了灰色，尽管他仅仅三十多岁。婷夫妇完蛋之后，他被昭雪。他，就像其他的医生和护士一样，对我父亲，对我都非常友好。他对我说，他们会照顾好我父亲，我没有必要非得和他呆在一起。但是，我坚持要和他呆在一起。我认为，与其他任何事情相比，他更需要爱。我担心，要是没有人在身边，他若摔倒了，会出什么事的。他的血压很高，很危险。他已经有过几次心脏病发作，虽然不太厉害，但是，他走路已经出现障碍，他看上去似乎随时都可能滑倒。医生警告说，一次摔倒就可能是致命的。我和他一起搬进男病房，搬进了1967年夏天他曾住过的同一间病房。每间病房都能住两个病人，但是，我父亲单独占了这个病房，我睡在剩下的那张床上。

我一刻不离的陪在他身边，以防备他会摔倒。当他去厕所的时候，我会等在外面。要是我认为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忒长了，我就会开始想象，他心脏病发作了，我就会自欺欺人，大声喊他。每天，我都会在后花园里和他一起散步。后花园里尽是穿着灰条睡衣的精神病人，他们眼睛无神，在那里不停地走着。看见他们总是让我感觉很害怕，很伤悲。

花园里面充满了生动的颜色。绿草地上开着黄色的蒲公英花朵，白色的蝴蝶在黄花之间飞来飞去。花床的四周，有中国山杨树，有优雅摇曳的竹子，一颗石榴树开满了鲜花，石榴树的后面是夹竹桃的树丛。我一边走着，一边作诗。

在花园的一头儿有一个很大的娱乐室，精神病人在那里玩纸牌，玩象棋，翻报纸玩儿，翻被批准读的书玩儿。一位护士告诉我说，文革早些时候，娱乐室被用来供精神病人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的侄子，毛远新发现，毛泽东的红宝书，而不是医学治疗，更能治好精神病人。学习的会议开不了多长时间，那位护士告诉我说，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个病人开口说话，我们都被吓得要死，谁知道他会说什么呢？”

病人都没有暴力，因为，治疗已经抑制住了他们身体和精神的活力。尽管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也是非常可怕的，特别是在晚上，当我父亲的药片把他送进沉睡状态的时候，整个大楼都变得静了下来。就像其他所有的病房一样，我们病房没有锁。有那么几次，我被惊醒，我发现，一个男人正站在我的床边，他用手撑开蚊帐，眼睛死盯着我看，眼神里是很厚的精神失常的味道。我被吓得出一身冷汗，我拉起被子，捂住头，捂住我的惊叫声：叫醒我父亲是我最不得以才会做的事情----睡眠对他至关重要，最终，那个病人会拖着脚走开。

一个月之后，我父亲回到家里。但是，他没有被完全治愈。他的心智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承受的时间太长了，政治环境依然很压抑，对他来说，很难放松下来。他只能继续服用安眠药。精神病科医生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的神经系统已经损耗殆尽了，损耗殆尽的还有他的身体和心智。

最终，调查他的工作队对他做出了一个初步裁决。裁决说，他“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和被贴上“阶级敌人”的标签只差一步之遥。按照党的规定，初步决定要交给我父亲，由他来签字，表示他接受这个裁定。当他读这个裁定的时候，他哭了，但是，他签了字。

更高一些的权力机关没有通过这个裁定，他们要求作出更为严厉的裁定。

1975年3月，我姐夫眼镜在工厂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工厂的人事干部到我父亲的部里做例行公事的政治调查，一个先前的造反派，这个人属于邵夫人那伙人，接待了来访者，他告诉他们，我父亲“反对毛泽东。”眼镜没有能够得到晋升。因为怕引起他们不安，他没有告诉我父母这件事。但是，我父亲部里的一个朋友来到家里，我父亲无意中听到他小声地告诉我母亲这个消息。当他向眼镜道歉，说他毁了他的前程的时候，他的表情非常痛苦。他很绝望，含着眼泪对我母亲说，“我到底做了什么，甚至会像这样牵连到我的女婿？我得做些什么才能拯救你们？”

接下来的几天几夜，尽管服用了大剂量的安眠药，我父亲却很难入眠。四月九号的下午，他说，他要去睡个小觉。

当我母亲在一层的小厨房里做完晚饭的时候，她想，她应该让他多睡一会儿。最终，她走上楼去，走进他的卧房，她发现，她不能把他叫醒。她意识到，他心脏病发作了。我们没有电话，所以，她跑了一整条大街来到省政府诊所，找诊所的头儿，甄医生。

甄医生极端有才能，在文革之前，他负责着大院里精英人物的健康。他经常来我们的公寓，他会以极大的热心，和我的所有家人一起讨论我们的健康。但是，当文革开始的时候，我们在逆境当中，他变得很冷淡，很看不起我们，躲着我们走。我见过很多像甄医生这样的人，他们的行为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让我震惊。

当我母亲找到他的时候，明显地，甄医生很气愤，他说，在没有干完手头儿的活儿之前，他不能去。她告诉他，心脏病发作不能等，但是，他看着她，似乎在说，不耐烦也没有用。一个小时过去之后，他才屈尊带着一个护士来到我家，但是，却没带任何急救的医疗器材。护士只得走着回去拿医疗器材。甄医生给我父亲翻了几次身，然后就只是坐下来等。又是半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我父亲已经死了。

那天夜里，我呆在大学宿舍里，因为停电，正借着蜡烛的光亮用功。停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我父亲部里的一些人来了，他们没做任何解释就开车送我回家。

父亲侧卧着躺在床上，他的面容非常安详，仿佛，他只是累了，在睡觉。他看上去不再那么苍老，相反的，却很年轻，甚至比五十四岁的年龄还要年轻一些，我感觉，仿佛，我的心被撕成了碎片，我没法控制悲痛，我哭了起来。

有好几天，我都在默默地哭泣。我在想我父亲的生命，他徒劳的奉献，他被击碎的梦想。他本来可以不死的，然而，他的死是那么地不可避免。在毛泽东的中国没有放他的地方，因为，他在努力做一个诚实的人。他被什么东西背叛了，而为了这个东西，他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这种背叛毁灭了他。

我母亲要求惩罚甄医生。要不是因为他失职，我父亲就不会死。她的要求被作为是一个“遗孀”的感情用事而被否定了。她决定不再追究这件事。她要集中精神在一场更加重要的战斗上面：争取一份能够接受的悼念我父亲的悼词。

这个悼词极端重要，因为，每个人都明白，这是党对我父亲的评价。它将被放入个人档案当中，继续决定他的孩子的前程，尽管他已经死了。关于这样的悼词都有现成的格式和固定的公式。对于一个被澄清的官员来说，任何一点儿对标准表达方法的背离都会被解释为是党对死者的评价有所保留，或者是指责。悼词的草稿拟定出来了，他们给我母亲看草稿。草稿里面尽是指责的语言。我母亲知道，因为这样一个悼词，我的家人永远也脱不了被人怀疑的干系。最坏的情况是，我们会生活在一种永久都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之中；很有可能，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地，我们会遭到歧视。她拒绝了好几个悼词草稿。

她的胜算很小，但是，她知道，也有很多人同情我父亲。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讲，传统来说，这是这样一段时间，是家属忙着做一点儿感情敲诈的时间。我父亲死后，她就倒下来了，但是，在病床上，她继续坚持战斗，她斗争的决心一点儿也没有削减。她威胁说，要是她不能得到一份可以接受的悼词，她就会在办丧事的时候责骂当局。她把我父亲的朋友和同事叫到她的病床边，她告诉他们，她把她的孩子的前程放在了他们的手心里。他们承诺要替我父亲说话。最终，当局答应了她的要求。尽管还没有人敢把他当做被平反的人来对待，对我父亲的评价却得到了修改，修改后的评价基本上没有什么恶意。

丧事在4月21号举办。按照标准的办事方法，丧事由我父亲以前的同事组成的“治丧委员会”组织，治丧委员会里面包括像周这样的曾经帮助迫害我父亲的人。按照规划的方案，丧事经过了精心策划，细化到具体的细节，大约五百人参加办丧事。参加办丧事的人的名额是分摊的，分摊到省政府的几十个部和局，还分摊到我父亲部下面的办公室。甚至连令人作呕的邵夫人也在那里。每个组织都被要求送一个花圈，花圈由纸花做成，花圈的大小都有特别的规定。从某种程度来讲，我的家人欢迎这样办事，由官方来办丧事。还没听说过有什么像我父亲这种地位的人由私人来举办葬礼的，那样的话，会被党看做是与党断绝关系，那些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但是，所有那些知道我父亲去世的我的朋友都来了，其中包括圆圆，娜娜，还有原来我们工厂的电工。我四川大学的同学也来了，包括学生官员明。我的老朋友兵，我姥姥死后我一直拒绝见他，也出现了，我们又立马儿重拾六年前断绝的友谊。

按照葬礼的仪式规定，死者的一个家属代表要做一个讲话，这个角色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回顾了他的道德准则，和他对人民的激情奉献。我希望，我父亲死亡的悲剧会留给参加者很多东西来思考。

最终，当人们鱼贯而行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个以前造反派脸上的泪水。甚至，邵夫人看上去也很伤悲。他们都有适应每一种场合的面具。一些造反派小声对我说，“对你父亲所经历的事情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也许，他们是感到抱歉。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我父亲死了----在害死我父亲这件事上，他们帮了大忙。他们会不会在下一次运动中对某个其他的人做同样的事情呢，我在这样想。

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把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使劲地抽泣着。我感觉一个纸条被塞进了我的手里。丧事之后，我读了这个纸条。上面潦草的写着：“我为你父亲的人格而深深感动。我们必须得向他学习，做一个称职的接班人，继承他留下来的事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的讲话真地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吗，我在沉思。似乎人们都逃脱不了共产党人的所谓的道德准则和高尚情操。

在我父亲去世之前几周，我曾和我父亲一起坐在成都火车站里等他的一个朋友到达。我们坐在差不多十年前我母亲和我坐过的同一个半开放的候车区，那时候，她要去北京为我父亲申诉。候车区，除了看上去更破烂一些，更拥挤一些之外，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有更多的人拥塞在前面的大广场上。一些人正在睡觉，一些人只是坐在那里，还有几个妇女正用母乳喂他们的小孩；还有很多人在乞讨。这些人是从北方来的农民，当地发生了饥馑，----饥馑是坏天气导致的，在有些地方，饥馑是毛夫人的小集团的破坏导致的。他们是坐火车过来的，他们挤在火车车厢的顶子上面。有很多的关于他们被风扫下来，或者是在通过隧道时他们的头被削下来的故事。

在我们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我父亲，暑假的时候，我是否能沿着长江顺流而下去旅行。“我生活中最优先的事情，”我宣称，就是去“寻找快乐。”他不同意，摇头说，“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应当把学习和工作放在最优先的地位。”

在候车区，我们又说起了这个话题。一位保洁员正在扫地。在一块地方，她的去路部分地被一位北方农民妇女挡住了，这位妇女坐在水泥地上，在她的身边有一个破旧的包裹，还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刚会学步的小孩。第三个小孩正在吮吸她的奶子，她把奶子漏在外面，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害羞的迹象，奶子上有一层泥土，呈现出黑黑的颜色。保洁员扫着地，径直地从他们身边通过，仿佛，他们根本就不在那里。那位农民妇女连肌肉也没有动一下。

我父亲转向我，对我说，“在你的身边有人像这样地活着，你怎么可能去寻找快乐？”我沉默了。我没有说，“但是，仅仅靠我一个人，我能做什么？难道我们都必须得不为任何目的而痛苦地活着吗？”那样的话，听上去会让人觉得自私，自私地令人震惊。我是在这样的传统中被培养成人的，这个传统是“把全民族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以天下为己任）。

现在，在我父亲死后，在我感到的空虚当中，我开始质疑所有这些准则。我不想要伟大的使命，不想要“事业，”我只要一种生活，----一种安静的，也许是无聊的生活，----一种属于我自己的生活。我对我母亲说，暑假到来的时候，我要沿着长江去旅行。

她敦促我走。我姐姐也敦促我走，她自从回到成都之后，就和眼镜一起住在我们家里。眼镜的工厂，通常应当负责为他提供住房，在文革期间没有建新的公寓楼房。当时，很多职工，就像眼镜一样，还是单身，住在工厂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宿舍。现在，十年之后，他们大多数人都结婚了，都有了孩子。他们没有地方住，所以，他们只得和他们的父母，或者和他们的岳父母住在一起，三代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我姐姐还没有被分配工作。因为，她在城里被安排工作之前就结婚了，就是这个事实将她排挤在就业的范围之外。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规定，规定说，当一个国家职工死了之后，他的其中一个后代可以填补他的空缺，我姐姐在中国医药大学成都学院管理处得到了一个职位。

在七月份的时候，我和金明一起踏上了旅程。金明在武汉上学，武汉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大城市。我们的第一站挨着庐山，庐山植被丰厚，气候优良。很多重要的党的会议曾经在这里召开，其中就包括1959年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元帅遭到批斗。会址被指定为“让人民接受革命教育”的旅游胜地。当我建议去那里看看的时候，金明质疑地说，“老是革命，你不想歇一会儿吗？”

在山上，我们拍了很多照片，除了一张底片之外，我们拍完了整卷胶片，一卷胶片中有三十六张底片。在下山的路上，我们看到一幢两层楼的别墅。阳伞树，木兰树，和松树掩映着这幢别墅。在岩石的背景之下，这幢别墅就像是随意堆砌的一堆石头，别墅美不胜收，很打动我，于是，我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突然，一个男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他要我交出我的相机，他的声音很低，但是命令的语气却很重。他穿着老百姓穿的衣服，但是，我注意到，他有一把手枪。他打开相机，曝光了我所有的胶片。然后，他就消失了，仿佛钻进了地里面。站在我身边的一些游客小声说，这是毛泽东的一幢别墅，毛泽东有好几幢别墅。我感到，又一股对毛泽东的厌恶涌上我心头，倒不都是因为他的特权，而是因为他的虚伪，允许自己过奢华的生活，但却告诉他的人民说，即使是舒适的生活对他们也是没有好处的。当我们走到那个影子警卫的听力范围之外的时候，我开始哀伤地抱怨，我失去了三十六张照片，金明咧着嘴说，“小心，那边有看护圣地的人，他们会把你抓起来。”

我们坐公交车离开庐山。就像中国的每一辆公交车一样，里面塞满了人，我们得像仙鹤一样伸直脖子才能喘气。实际上，自从文革开始以来就没有制造过新的公共汽车，在这段时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几千万。过了一会之后，我们突然停了下来。前门被强行打开了，一个穿着便衣，表情很具权威的男子挤了上来。“下车！下车！”他嚎叫着“一些美国客人要走这条路，让他们看到所有这些乱糟糟的脑袋对我们祖国的名声不好！”我们试图蹲下来，但是，公交车忒挤了。那个男的喊道，“保护我们祖国的名誉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必须得表现得有秩序，有尊严！下车！下跪！”

突然，我听到金明嚷道：“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绝不向美帝国主义下跪吗？”他这是在自找麻烦。幽默不会得到欣赏。那个男人严厉地朝我们这里扫了一眼，但是，却没有说什么，他又扫视了一眼整个公交车，然后就匆忙下车了。他不想让那些“美国客人”看到这个场景。任何不和谐的景象都得藏起来，不能让外国人看到。

当我们沿着长江旅行的时候，甭管我们到哪，我们都会看到文化革命的恶果：被砸毁的庙宇，被推倒的雕像，还有被毁坏的古老城镇。象征古老文明的证物几乎都没能留存下来。但是，不仅如此，损失甚至走得更远。中国不仅毁掉了它的大多数美丽的东西，而且，还丢失了对这些东西的审美意识，并且不能造出新的东西来。除了那些伤痕累累但却依然令人炫目的自然风景之外，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丑陋的国家。

假期快结束的时候，没有金明陪伴，我自己坐上一只汽船从武汉逆流而上通过三峡。航程花了三天时间。一天早上，当我正靠在船帮上的时候，一股风将我的头发吹散了，我的发卡掉进了河里，一位乘客用手指着一条支流，给我讲了一个故事。这位乘客一直在和我聊天，这时我们正好经过这条支流和长江的交汇点。

在公元前33年的时候，中国的皇帝试图安抚中国北方的强大邻居，匈奴，皇帝决定送一个妇女嫁给野蛮人的国王，他从他的宫廷的3000个妃子的肖像中做出了他的选择，这些妃子，有很多，他都从来没有见过。因为是要送给野蛮人的，所以他选择了最丑陋的肖像。但是，在她离开的那一天，他发现，这个女人实际上极其美丽。她的肖像丑陋，是因为，她拒绝贿赂宫廷画师。皇帝命令将画师处死，而同时，那位女士，正坐在河边哭泣，因为她不得不离开她的祖国而生活在野蛮人当中，风刮走了她的发卡，发卡落入了河里，仿佛，风要将她的什么东西留在她的祖国。不久之后，她就自杀了。

（待续）

四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9)

（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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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小黑同情那位女士，但是，要娶她却是另一回事。但是，他该怎样拒绝政委呢？他不能找出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爱？爱被认为是和“阶级感情”紧密相连的，谁还能比一个共产党女英雄应该得到更多的阶级感情？说他不认识她也不能让他摆脱困境。在中国，很多婚姻都是党安排出来的结果。作为一名党员，特别是想成为一名军官的党员，小黑被期待说：“我绝对服从党的决定！”他非常后悔，他说了他没有未婚妻。政委在继续谈这桩婚姻的好处：立即被提升为军官，被作为一位英雄宣传，是一名全职的护士，还有大量的生活补贴。在政委说话的时候，小黑的大脑在飞速的运转着，他得想个办法对这桩婚姻机智地说no。

政委又点燃一支香烟，并且停顿了下来。小黑在权衡着他说的话。他甘冒风险，询问，这是否已经是党的不可抗拒的决定。他知道，党总是更喜欢人们“自愿。”像他期待的那样，政委说不是：要看小黑的决定。小黑决定蒙混过关：他“承认，”尽管他还没有未婚妻，但是，他的母亲已经为他安排了一个女朋友。他知道，这位女朋友得足够好，能够击败这位女英雄。这意味着，这个女朋友得有两个特征：好的阶级背景和好的工作----如此说来的话。所以，她变成了一个大军区司令的女儿，并且在军队医院工作。他们才刚刚开始“谈恋爱。”

政委退却了，说，他只是想看看小黑觉得怎么样，他没有强迫他成亲的意图。小黑没有受到惩罚，之后不久，他就变成了一名军官。负责指挥一支电台通讯班。一个出身农民家庭的年轻人过来娶了那位残疾女英雄。(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同时，毛夫人和他的同伙重新集结力量，阻止国家运转。在工业方面，他们的口号是，“停止生产本身就是革命。”在农业方面，现在，他们开始严厉干预，“我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变成了“跟在外国人后面闻屁，还说屁是香的。”在教育方面，“我们要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而不要受过教育的精神贵族。”他们让学生再次造老师的反；1974年1月，在北京的学校，教室的窗玻璃，桌椅，就像在1966年一样，又被砸了。毛夫人声称，这个就像是“十八世纪时英国工人砸毁机器的革命行动。”所有这些蛊惑的口号只有一个目的：为周恩来和邓小平制造麻烦，制造混乱。就是要整人，就是要破坏，只有这样，毛夫人和其他的文革专家才有机会“闪亮儿。”在搞建设的行列里面没有他们的地位。

周恩来和邓小平一直在努力试探着打开国门，所以，毛夫人对外国文化发起凌厉攻势。1974年初，媒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战役，批斗意大利导演Michelangelo antonioni，因为Michelangelo antonioni拍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电影，尽管在中国没有什么人看过这部电影，甚至也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说过这部电影----或者听说过antonioni。这种仇外行动，在Philadelphia管弦乐队访问中国之后，甚至延伸到贝多芬身上。

自从林彪倒台后，在两年的时间里，我的心情在发生着变化，从希望到绝望，再到愤怒。唯一的安慰是，斗争一直在进行着，那些疯狂的人没有占据最高位置，这和文革最初的那几年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两边儿当中的任何一边儿都不给予全力支持，对周恩来和邓小平颠倒文革，毛泽东表示愤恨，但是，他知道，他的妻子和她的随从却没有能力让国家运转起来。

毛泽东让周恩来继续管理着国家，但是，又让他的妻子攻击周恩来，特别是在一场新的运动当中----“批判孔夫子。”那些口号表面上是批斗林彪，但是，实际上，瞄准的却是周恩来。人们普遍认为，在周恩来身上体现着古代圣贤所提倡的美德。尽管周恩来一直都很忠诚，毫不动摇，对他，毛泽东依然不能听之任之，即使是现在，周恩来得了致命的疾病，胃肠癌症，毛泽东对他也还是这个样子。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认识到，真正地，是毛泽东应该对文革负责。但是，甚至在我的内心，我还没有明确地谴责他。要摧毁一个神是那么的难！但是，从心理上来说，我已经成熟起来了，我清楚，他的名字，对我，意味着什么。

教育是毛夫人和她的阴谋集团搞破坏的前线，因为它不能立马儿对经济造成致命的破坏，还因为对教学的每一步改革尝试都包含着对文革愚昧无知的颠覆。当我走进大学的时候，我发现，我走进了一个战场。

四川大学曾经是八月26的司令部，八月26是唯婷夫妇命令是从的组织力量，因为七年的文化革命，楼房表面伤痕累累。很少见有哪扇窗户没被砸破的。位于校园中部的池塘，曾经以它的莲花和金鱼闻名，现在却是一个恶臭的、滋生蚊子的大坑。从校门延展开来的甬路两旁排列的悬铃树被摧残得七零八落，。

从我走进大学的那一刻起，大学里正在开展一场反对“走后门”的运动。当然了，没有人理会这样的事实，正是文革头头们自己封锁了“前门。”我能看到，在新的“工人---农民---士兵”的学生群体中有很多高干的孩子。实际上，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有关系----农民学生和他们的生产队长或公社书记有关系，工人学生和他们的工厂厂长有关系，要是他们自己不是小官儿的话。“后门”是唯一惯用的途径。我的同学在这场运动中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

每天的下午，还有一些夜晚，我们都得学习人民日报上的晦涩文章，这些文章不是批判这个，就是批判那个，我们还得开展荒谬的“讨论，”在讨论会上，每个人都在重复着报纸上夸张的，愚蠢的语言。除了星期六的晚上和星期日的白天之外，我们一直都得呆在校园里，到星期日晚上的时候，我们必须得返回学校。

我和其他五个女孩共住一间卧房，相对的两面墙边放着三张上下两层的床，两排上下床之间放着一张桌子和六把椅子，我们就坐在这里做功课。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放洗脸盆。窗户朝向一条敞开的，恶臭的下水沟。

英语是我的主科，但是，我却几乎没有办法学习英语，周围没有讲英语的英国本土人，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外国人。偶尔地，会请进一个外国人来，这个外国人一定得是“中国的朋友，”但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即使跟他们说说话也是罪过。要是收听bbc或者美国之音，我们就很有可能被投进监狱。除了“工人，”我们不能读到任何外国的报纸，工人是英国的小党---毛泽东共产党的报纸，即使是这样一张报纸也被锁在一个特别的房间里面。我还记得有一次，就一次，我们被允许看这张报纸时，我激动的感觉。当我的眼睛落在这张报纸的首页的时候，我的激动感觉就黄了下来，报纸反映的是批孔运动。正在我坐在那困惑不解的时候，一名我很喜欢的讲师从我身边走过，他笑着说，“这张报纸，差不多，只是在中国才有人读。”

我们的教材都是滑稽的宣传。我们学习的第一个英语句子是“毛主席万岁！”但是没有人敢从语法上解释这个句子。在中文里，这是一个代表祈愿心情的术语，表达的是一种心愿，或者是一种渴望，指的是“不可能的事情。”1966年，四川大学的一位讲师因为“胆敢说‘毛主席万岁’不是真的”而被痛打了一顿，教材有一个章节写的是一位模范青年英雄，他为抢救一根电线杆跳进洪水里而被淹死了，因为电线杆是用来挂毛主席语录的。

费了很大劲儿，我才从系里讲师那里，从金明那里借到了一些文革之前出版的英语教科书，金明从他的大学通过邮递把书给我寄过来。这些教材包括诸如jane austen，Charles dickens，和oscar wilde等作家作品的节选，还有欧美国家的历史故事。这些书读起来非常有趣，但是，我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找这些书和试图隐藏这些书上了。

无论什么时候有人走近我，我都得赶紧用报纸盖住那些书。这部分是因为这些书的“资产阶级”内容。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不能显得学习忒认真，不能因为读其他同学根本读不了的东西而引起他们嫉妒。尽管我们在学习英语，但是，是政府出钱让我们学英语的---部分是为了宣传，我们千万不能让人看出，我们对我们的学科忒投入：那会被认为是“白专。”按照那个年代疯狂的逻辑，专业好（“专”），被自然地等同于政治上不可靠（“白”）。

我很不幸，我的英语比我的同学好，因此遭到一些“学生官员”的嫉恨，学生官员是最低的一层管理者，他们监督政治灌输的会议，检查他们同学的“思想状况。”我的学科的学生官员多数都来自农村。他们很热心学英语，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半文盲，几乎没有什么天赋。对他们焦虑和挫败的情绪我很同情，我知道他们嫉妒我。但是，毛泽东“白专”的概念使他们觉得他们的短处反而是他们的长处，并且“白专”概念给他们的嫉妒挂上了政治上的体面，给他们一个恶毒的机会来让他们发泄怒气。

不时地，一个学生官员会要求与我“谈心，”我们学科党小组的头儿曾经是一个农民，他叫明，他曾经参过军，后来成为一名生产队长。他是一个很穷的学生，他会给我上课，上很长，很正经的课，课的内容是关于文化革命的最新发展情况，关于“我们工农兵学员的光荣任务，”关于我们需要“思想改造。”因为我有“缺点，”所以我需要这些谈心，但是明从来都不直奔主题。他会让批评悬在半空当中---“群众对你有不满，你知道他们的不满是什么吗？”---然后看我的反应。最终，他会透漏一些指控。有一天，一个不可避免的指控就是，我是“白专，”另一天的指控是，我是“资产阶级，”因为我没有努力去争取机会扫厕所，或者没有为同志洗衣服---都是强制去做的好事。还有一次，他说出了他令人憎恶的目的：他说，我没有把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辅导我的同学身上，因为，我不想让他们赶上我。

还有一个批评，是明哆嗦着嘴唇对我提出来的（显然，他对此感觉强烈），那就是，“群众汇报说，你很傲慢，你脱离群众。”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要是你不掩盖你喜欢独处的愿望，人们就会断言，你看不起他们。

比学生官员高一个级别的官是政治辅导员，他们也一样，几乎不懂英语，或者根本不懂英语。他们都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不时地，我得向管我的年级的辅导员汇报思想。在每次汇报之前，我都要在校园里徘徊上几个小时，以鼓足勇气敲他的门。尽管，我相信，他不是一个魔鬼一样的人，但是，我还是挺害怕他的。但是，让我最害怕的还是他那些不可避免的，啰嗦的，模棱两可的指责。像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喜欢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沉醉在弄权的感觉里面。我得看上去很憨厚，很真诚，得向他保证说，我什么都不是，也没有意图想做什么。

当我一个人相对独处的时候，我开始怀旧，想念在农村和在工厂的生活。因为毛夫人对大学有着特别的兴趣，大学被控制得也就紧得很多。现在，我是从文革中受益的人当中的一员。没有文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永远都上不了大学。

一次，我的年级的一些学生被赋予了一项工程，编写英语缩略语词典。系里认为，现存的那本词典是“反动”的，因为，一点也不惊奇，与那些被人广泛接受的原始词汇相比，词典里有太多“资本主义”的缩略语。“为什么罗斯福有一个缩略语---fdr---而毛主席没有？”一些学生愤怒地发问。非常庄严地，他们搜索能够接受的词条，但是，最终，他们还得放弃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合适的词条。

我发现这个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能够容忍无知，但是却不能容忍颂扬无知，更不能容忍无知占据统治地位。

我们经常得离开学校，去做一些与我们学业无关的事情。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在工厂，在农村，在部队学到东西。”我们想要学到的真正的东西是，典型的，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们是从“在农村学习”开始的，1973年10月，我一年级第一个学期的第一周，整个大学被打发到成都郊区的一个叫腾龙山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中国的一位副总理的一次来访的牺牲品，这位副总理叫陈永贵。他以前是一个叫大寨的生产大队的领导，大寨在山西省，山西是多山的北方省份，大寨成了毛泽东在农业方面竖起的典范，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大寨依靠的是农民的革命热情，而不是物质刺激。毛泽东没有注意到，或者根本就不在乎，大寨喊叫出来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欺骗。当陈副总理访问腾龙山的时候，他发表评论说，“啊，你们这里有山，想象一下，你们得能开垦出多少片田地来呀！”似乎这里覆盖着果园的肥沃山包就和他的出生地村庄的秃山一样。成群的大学生轰炸了这些向成都供应苹果、李子、桃、和鲜花的果园。我们用手推车，用扁担，从远处运来石头，用石头垒建栽种水稻的梯田。

在这样的活动中要表现出热情，这是强制性的，这和毛泽东号召起来的所有运动一样。我的很多同学都这样干活，他们一边儿干活儿，一边儿嘶喊，以引起别人注意。我被认为是缺乏热情。这一部分是因为，我要费很大劲才能隐瞒我对这项活动的反感，还有一部分是因为，甭管我消耗多少能量，我都不容易出汗。那些挥汗如雨的学生，在每天晚上的总结会上，总是会得到表扬。

当然，我的大学同学都是想多干活，而不是讲效率。他们塞进地里的雷管很多都没有爆炸，也只能这样了，因为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我们垒起的围绕台地边缘的石墙不久就垮塌了，我们干了两周活儿，到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山坡成了一片荒地，上面布满了爆炸的弹坑，水泥凝结成无型的块儿块儿，还有一堆一堆的石头。几乎没有什么人关心这样的局面。整个事件最终成了一场秀儿，一出戏，---毫无意义的开头意味着毫无意义的结尾。

我厌恶这些行动，我们的劳动，我们的整个生命，被用来玩粗陋的政治游戏。让我极其愤怒的是，在1974年底的时候，我被送进一支部队里去，这一次又是和整个大学一起去的。

从成都坐卡车走几小时就可以到达营地。营地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营地的周围是稻田，桃林，和竹林。但是，我们在那里呆了十七天，我们感觉就像呆了一年。每天早上的长跑，我总是感觉喘不上气来，在假想的“敌人”的射击面前，我们得卧倒，得爬行，我被搞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我们得连续几个小时端着步枪对着靶子瞄准，或者连续几个小时练习投掷木质手榴弹，我都快累死了。我被期待着，我对所有这些活动表现出热情，在所有这些活动中，我都是非常优秀的，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我一点希望都没有。我只是在英语，我的主科方面优秀，这是不可原谅的。这些军事任务是政治作业，我必须得在政治作业上证明自己。讽刺的是，在军队里面，精湛的射击技术和其他军事技能会让一个士兵被指责为“白专。”

我是那一小撮大学生当中的一员，我们投掷木质手榴弹投得忒近，忒危险了，以至于，我们被禁止进入到非常难得的场合---投掷真正的手榴弹。当我们这伙可怜的人坐在山顶上，听着远处传来的爆炸声的时候，一个女孩突然抽泣起来。一想到我明显的授人以“白”的把柄，我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的第二项测验是射击。当我们行军来到靶场的时候，我心里想：这次，我可输不起了，无论如何，我都得通过。当点到我的名字的时候，我卧在地上，透过准星，盯视靶子，我看到的是漆黑一片。没有靶子，没有大地，什么都没有。我哆嗦得那么厉害，以至于，我感到全身无力。开枪的命令听上去很微弱，似乎命令是穿过云层，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我扣动了扳机，但是，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或者，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当检查结果的时候，指导员非常迷惑：十颗子弹，居然没有一颗打在纸板上，更不用说靶子了。

我不能相信这个结果。我的视力很好。我跟指导员说，枪管一定是弯的。他似乎相信了我：结果糟糕得忒邪乎了，不可能都是我的错。他给了我另一只枪，这激起了其他人的抱怨，他们也都请求过第二次机会，但是，没有如愿。我的第二次射击来得要稍微好一点儿，十颗子弹当中，有两颗射在外层的圆圈上。即使如此，我的名字，在整个大学当中，依然排名垫底。看见射击结果像海报一样贴在墙上，我明白，我的“白色”被漂得更白了。我听见一个学生官员挖苦地评论说：“哼，得到第二次机会，仿佛能给她带来什么好处！要是他没有阶级感情，或者没有阶级仇恨，一百个机会也救不了她！”

因为痛苦，我只管想自己的事，很少注意到那些士兵，那些士兵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农民，是他们在指导我们。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注意到他们。一天晚上，当一些女孩子从晾衣挂线上收拾衣服的时候，她们把洗过的衣服挂在挂线上晾干，她们发现，她们的内裤上清清楚楚地粘着精液的痕迹。

在大学里，我在一些教授和讲师的家里找到了避难所，他们是在文革之前，因为学术功绩，就当上了教授和讲师的。有几位教授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曾经去过英国或美国，我感到，我能够放松下来，能够跟他们用同样的语言说话。即使如此，他们都非常小心。因为多年来镇压的结果，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们避免谈论危险的话题。那些去过西方的教授很少谈论他们在那里的时光。尽管我急着想提问，我还是很慎重，我不想使他们陷入艰难的境地。

部分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从来不和我的父母讨论我的思想。他们该怎样反应呢？---说危险的实话还是说安全的假话？除此之外，我不想让他们担心我的异端思想。我要他们在黑暗中保持真诚，如此一来，要是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就可以实话实说，他们不知道。

我只和跟我同时代的人---我的朋友交流我的思想。实际上，除了谈话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与男性朋友交流尤其是这样。与一个男人“出去”---被人看见两个人在一起---无异于是两个人订婚了。实际上，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娱乐场所可去，电影院仅仅放映毛夫人批准的一小部分电影，偶尔地，难得会有一部外国电影，也许是阿尔巴尼亚电影，放映。但是，大多数电影票都消失了，钻进了有关系的人的口袋里。为了买到剩下来的几张票，群情激昂的人群挤在售票亭前，互相撕扯着，都想把对方拽离售票窗口。票贩子制造了一场厮杀。

所以，我们仅仅是坐在家里谈话。我们正襟危坐，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因为在那些日子里，女人与男人友好是非常不寻常的，有一次，一个女性朋友对我说，“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女孩有这么多的男性朋友。女孩通常都有女性朋友。”她说对了。我认识很多女孩，她们嫁给了第一个走进她们的男人。从我自己的男性朋友身上，我得到利益的证明是一些相当多愁善感的诗歌，和相当内敛的信件，其中一封信，不可否认，是用鲜血写成的，信来自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

我的朋友和我经常谈论西方。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得出结论，西方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矛盾的是，第一位把这个想法装进我的脑袋里的人是毛泽东和他的政权。很多年以来，那些事务，我很自然就去倾向的事务，被谴责为是西方的邪恶事务：漂亮的衣服，花卉，书籍，娱乐，礼貌，温柔，自然，仁慈，善良，自由，厌恶惨忍和暴力，爱而非“阶级仇恨，”尊重人的生命，尊重个人意愿，职业竞争。---就像我自己有时会纳闷一样，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向往西方呢？

对我们选择的生活，我感到很惊奇，我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我的朋友和我在彼此交换着谣言和信息碎片，谣言和信息是我们从官方出版物上挖掘出来的。让我感触最深的不是西方的技术发展和很高的生活水准，而是西方没有政治迫害，没有怀疑，有个人的尊严，有令人难以置信地那么多的自由。对我来说，西方自由的最终证据是，那里似乎有很多人在攻击西方而颂扬中国。几乎每隔一天，参考报的首页都会登载一些外国人的专题文章，这些文章颂扬毛泽东和文化革命，参考是登载外国报纸文章的报纸。起初，我对这些文章感到愤怒，但是，不久，这些文章就让我明白了另一种社会是多么地宽容啊。我认识到，这是一种我想生活在里面的社会：在那里，人们被允许持有不同的观点，甚至是不合情理的观点。我开始明白，正是对反对者和抗议者的宽容，才使西方保持进步。

还有，我会情不自禁的被一些评论激怒。有一次，我读了一篇一位西方人写的文章，这位西方人来中国看一些老朋友，这些老朋友是大学教授。大学教授高兴地告诉他，他们是多么地享受被批斗，享受被流放，还有，他们是多么地渴望被思想改造。这位作者得出结论说，毛泽东确实把中国人改造成了“新人，”新人把对西方人来说是苦难的东西看成是快乐的东西。我感到非常惊恐。难道他不知道吗？当镇压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就不会再有抱怨了。当受害者真的呈现笑脸的时候，情况还要坏上一百倍。难道他不能看出，这些教授被搞得境况糟糕到了多么可怜的程度？他们被搞得这样惨，整人的手段一定非常恐怖？我没有认识到，中国人上演的戏剧，西方人是没法习惯的，对这样的戏剧，西方人是没法理解的。

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很难得到的，或者，有关中国的信息在西方大多都是被曲解的，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没有经历的人会轻易的接受这个国家的表面宣传和花言巧语，对这两个说法我都不赞成。因此，我认为，这些颂词是不诚实的。我的朋友和我会开玩笑说，他们已经被我们政府的“款待”给买通了。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外国人被允许进入某些被严格控制的地方，甭管他们去哪，当局都会立马儿在这些已经很特别的地方里面划出一块更特别的地方。为他们预定最好的车辆，商店，餐馆，客房，和旅游点。并且贴上标记说“只接待外国人。”茅台，是最热销的美酒，普通中国人根本就买不到，但是，外国人却可以免费得到。最好的食品也留给外国人。外国报纸骄傲地报道说，基辛格曾经说，在他访华期间，他享受了很多十二道菜的宴会，因此，他的腰围长出来很多。这事儿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时，在四川，“天府粮仓，”我们的肉食分配额度是每月半磅，成都的大街上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农民，他们是北方人，因为饥馑，才逃亡到这里，他们活得就像乞丐。在老百姓当中，有很强地愤恨情绪，他们愤恨，政府对待外国人就像对待上帝。我的朋友和我开始在我们的朋友圈中说：“我们为什么要攻击国民党，说他们容忍这样的标识出现，‘中国人和狗不能进入’，---我们不是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吗？”

掌握信息成了一件迷人的事情。我有能力读英语，我从中受益匪浅，仿佛，在文革期间，大学图书馆遭到了劫掠，丢失的大部分书籍都是中文书。图书馆的大量英文藏书被翻了个底朝天，但是，依然，这些英文书大部分保存完好。

能够有人读这些书，图书馆员非常高兴。特别是，读这些书的是一名大学生，这些书非常有益处。图书的索引系统被搞得非常混乱，图书馆员从书堆中扒出我要的书。就是通过这些善良的年轻的男人和女人的努力，我才能接触到一些英语经典著作。我读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是louisa may alcott’s little women。我发现像她那样的女作家，Jane austen，还有bronte 姐妹的作品要比像dickens这样的男性作家的作品更容易读一些。我对他们的人物也怀有更多的同情心。我读了欧洲和美国的简史，我被希腊的民主传统，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怀疑一切的启蒙运动深深打动。当我阅读gulliver’s travel的时候，我读到，书里面有一位皇帝，他“颁布法令，命令所有他的臣子，作为严厉的惩罚，去打破鸡蛋小一点儿的那一端，”我在想，swift是否来过中国。我的心智正在打开，正在扩张，我非常高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一个人呆在图书馆里，对我来说，是呆在天堂里。当我走近图书馆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通常是在黄昏的时候，期盼着独自与书相处的快乐，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经不再存在，当我心急地走那段通向那个仿古建筑的楼梯的时候，我闻到一股书香味，书香味令我兴奋地微微颤抖，我恨这段楼梯忒长了。

借助词典，词典是教授们借给我的，我熟悉了Longfellow，Walt Whitman，和美国历史。我记住了整篇的独立宣言，在这样的话语的激励下，我的心长大了，“我们掌握这些真理，不言而喻，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还有那些关于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这些权利当中，就有“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中国，人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些概念，这些概念为我打开了一个神奇的新的世界。我的笔记本，我一直都随身带着笔记本，记满了如这些话语的片段，我是满含热情，满含热泪地记下这些话语的。

1974年秋的一天，在极端神秘的气氛之下，我的一个朋友让我看一本新闻周刊，这本新闻周刊里面有毛泽东和毛夫人的照片。她不能读英文，她急着想知道里面的文章说了什么。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真正的外国杂志，这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像闪电一样击中了我，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毛夫人是毛泽东的“眼睛，耳朵，和声音。”直到这一刻之前，我还从未允许自己思考毛夫人的所作所为和她丈夫之间的明显的关系，但是，现在，毛泽东的名字已经为我拼写了出来，我对毛泽东形象的模糊感觉一下子就变得清晰起来，在破坏和苦难的背后恰恰是毛泽东本人。没有他，毛夫人和她的二流的小集团一天也活不下去。生平第一次，在内心，我体验着公开挑战毛泽东的激动感觉。

（待续）

五 : 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78)

（承上）

to my grandmother and my father who did not live to see this book---jungchang

jungchang作品 归田园居翻译

26 “跟在外国人后面闻屁，还说屁是香的”----响应毛主席号召学习英语（1972年----1974年）

自从1972年秋天我母亲从北京回来之后，照料她的五个孩子就成了她的主要任务。我最小的兄弟小方，当时十岁，他每天都需要辅导来补上他错过的学业，其他几个孩子的前程也主要得依赖她。

因为社会处在半瘫痪状态已经有六年多的时间，大量的社会问题已经涌现出来，这些社会问题就是得不到解决。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成百上千万的年轻人，他们被送到了农村，他们急着想回到城市。在林彪死亡之后，一些人已经开始能够回到城市了。这部分是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需要劳动力，城市经济开始恢复生机。但是，政府还得严格控制回城青年的数量，因为控制城市人口是中国的国家政策：国家自力更生，来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住房，和工作。(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所以，对有限的“返城票”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国家作出规定控制返城的人的数量。已经结婚的人是不能返城的，这是一项原则。一旦你结婚了，城里的任何组织就都不会接纳你。正是因为这些规定，我姐姐就没有了资格在城里申请工作，或者申请上大学。而申请工作和上大学是回成都的合法途径。她极端痛苦，因为她想和她丈夫在一起。他的工厂又开始了正常生产，因此，除了一年只有十二天的“婚假，”他也就不能去德阳和她住在一起了。她惟一的去成都的机会就是要搞到一个证明，证明上说她得了不可治愈的疾病----像她一样，很多人都这样做了。所以，我母亲只得帮助她从一个医生朋友那里搞到了一张证明，证明说，小鸿得了肝硬化。1972年底，她回到了成都。

现在做事的方法是通过个人关系把事办成。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母亲----学校老师，医生，护士，演员，还有低级的官员---他们请求我母亲帮忙把他们的孩子从农村弄出来。经常是这样，她是他们的唯一的希望，尽管她没有工作，她还是不遗余力的为他们做事。我父亲就不一样了，他有他的做事方式，他积习已深，不能适应形势。

即使是在官方渠道畅通的情况之下，要确保事情进展顺利，不出差错，个人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我兄弟金明在1972年3月走出了他的村子。有两个组织正从他的公社招募新的工人：一个工厂在他的县城，是生产电器的工厂，另一个企业在成都的西城区，谁都不知道这个企业生产什么。金明要回成都，我母亲在西城区的朋友当中打听那家企业的情况，她发现那家企业是一家屠宰工厂。金明立马儿撤回了申请，去当地的工厂上班了。

这实际上是一家很大的工厂，是1966年作为毛泽东计划的一部分从上海搬迁过来的，毛泽东的计划是，把工厂隐藏在四川的大山里，以防止美国或者是苏联的进攻。金明用他的辛勤工作，用他的正直来打动他的工人伙伴，1973年，工厂从200名申请者当中推选四人上大学，金明是四人当中的一名成员。他很出色，很轻松地通过了字面考试。但是，我父亲还没有被平反昭雪，我母亲得确定，当那家大学履行义务来做“政治调查”的时候，他们别被吓跑，相反地，还得给他们这样的印象，他就要被昭雪了。她还得确保，金明不能被某个落选的申请人利用强大的关系挤掉。1973年10月，当我上四川大学的时候，金明被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录取学习铸造专业。他本来更喜欢物理，但是，无论如何，他已经在七层天上了。

在金明和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的二弟，小黑，却生活在沮丧的状态当中，上大学的基本的资格是这样的，他必须得是一名工人，农民，或者士兵，而小黑却什么也不是。政府依然在驱赶城市青年到农村地区去，这是他面对的唯一的前程---除了参军之外。很多人都在申请去不同的地方，唯一管用的方法就是通过关系。

1972年12月，我母亲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将小黑弄进了军队，小黑被分配到华北的一家空军学院，在经过三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后，他成为了一名电台接线员。他一天工作五个小时，工作非常悠闲。他把闲暇时间用在“政治学习”和“生产食品”上面。

在“学习”的会议上，每个人都声称，他们参军是“响应党的号召，是为了保卫人民，保卫祖国。”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相关的原因。那些从城市来的年轻人是为了避免被送到农村，从农村来的那些人是为了利用部队做跳板跳进城市。对于来自贫穷地区的农民来说，在部队里意味着至少能吃得更饱。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入党，就像参军一样，变得越来越和思想信仰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入党申请书上，每个人都说，党“伟大，光荣，正确，”还说，“入党意味着把我的生命贡献给人类最光辉的事业----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原因是个人实惠。成为一名军官是必走的一个步骤，当一名军官退伍之后，他就自动成为一名“国家官员，”国家官员有固定的工资，有名誉，有权力，更不用说还有城市户口。一个普通士兵只能回到他的村庄，重新成为一个农民。每年，在退伍的时刻到来之前，都会有自杀，失败，和沮丧的故事。

一天晚上，小黑和一千名士兵，军官，和军官家属一起坐下来看一场露天电影。突然，半自动步枪嗒嗒嗒地开火了，接下来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观众惊叫着四散奔逃。射击出自一名卫兵，他就要退伍了，要被送回他的村庄，他没能入党，因此，也就不能晋升为军官级别。他首先射杀了他的连队的政委，他对阻碍他晋升负有责任，然后，他向人群随意射击，并且抛出了一颗手榴弹。又有五个人被杀死了，他们都是军官的家属，是妇女和儿童。有十几个人受伤。然后，他逃进一个居民楼里，居民楼被他的士兵同伴包围，他们通过扩音器朝他喊话，叫他投降。但是，当那个卫兵从窗口开火的时候，让几百名激动的看客惊讶的是，他们就被打散逃跑了。最后，一支特种部队赶到。在经过一场激烈地交战之后，他们闯进了公寓，他们发现，那个卫兵已经自杀了。

像他身边的每一个人一样，小黑想入党。对他来说，入党，不像对那些农民士兵那样，是生和死的事情，因为他知道，在结束军旅生涯之后，他不会再去农村。规定是这样的，你从哪儿来的就回到哪里去，所以，不管他是不是一名党员，他都会自动地在成都被分配一份工作。但是，要是他是一名党员的话，他得到的工作会更好。他还可以读到更多信息，信息对他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时，中国是知识的沙漠，除了最粗暴的宣传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可读的东西。

除了这些实际的考虑，恐惧也是必不可少的原因。对很多人来说，入党更像买到一份保险单。做一名党员意味着，你更可信一些，这种相对比较安全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更重要的是，在一个像小黑所处的极端的政治环境下，要是他不想入党，这个事情就会在他的个人档案中记录备案，怀疑就会尾随上他：“他为什么不想入党？”申请入党而没有被吸纳也会引起怀疑：“他为什么不被吸纳入党？他一定有什么问题。”

小黑一直在以真正的兴趣阅读马克思经典著作---马克思经典著作是他唯一可以买到的书，他需要用什么东西来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共产党的党章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成为一名党员的首要资格，他认为，他可以把兴趣和实际的好处结合起来。但是，他既没有打动他的上司，也没有打动他的同志。实际上，他们感到难堪，因为，他们大多数都出身农民，是半文盲，他们不可能懂得马克思。小黑遭到批评，他们说他狂妄，说他脱离群众。要是他想入党的话，他就得去找其他的路子。

最重要的事情，他不久就意识到，是要取悦他的直接上司，然后就是取悦他的同志。再加上他得受欢迎，工作得努力，他得用最字面意义的感觉来“为人民服务。”

不像大多数军队那样，把不好的，枯燥的任务分配给低级的军人来做，中国军队是这样运转的，等着人们自愿地来干诸如早晨打洗脸水和扫地这样的活儿。起床号在六点半吹响；在起床号吹响之前就要起床来干的“光荣任务”就落在了哪些渴望入党的人的身上。有那么多人在争先恐后地抢扫帚。为了抢到扫帚，人们起得越来越早。一天早晨，刚过四点，小黑就听见有人在扫地了。

还有其他一些杂活儿，最重要的一项要数帮忙生产粮食。基本的粮食补贴数额非常小，即使对军官也是这样。一周只能吃一次肉。所以，每个连队都得种粮食，种蔬菜，自己养猪。在秋收的时候，连队政委经常会发表鼓舞人心的讲话：“同志们，现在是党考验你们的时候了！到今天晚上为止，我们得干完整个这片田地的活儿！是的，要干的活儿十倍于我们人力所及。但是，我们每一位革命战士都能干十个人的活儿！共产党员必须起到带头作用。对于那些要求入党的同志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你们自己的机会！那些通过考验的同志可以在今天结束的时候火线入党！”

党员确实得铆劲干活，起到他们的“带头作用，”但是，那些渴望入党的申请人才真地需要表现自己。有一次，小黑累得不成了，他倒在了田地里。而同时，那些赢得“火线入党”荣誉的新党员举起他们的右拳，整齐划一地宣誓说“用我的整个生命为光荣的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小黑被送进了医院，他得在医院住上几天。

入党的最直接的道路就是养猪。连队有几十头猪。猪在战士的心里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军官和与军官有同等地位的人会在猪圈周围遛弯，他们观察，评论，希望猪长大起来。要是猪长得很快，猪倌就会成为连队里最可爱的人。连队里有很多人在竞争干养猪这活儿。

小黑成了一名全职的猪倌。养猪是一个又累又脏的活儿，就更不用说心理压力了。每天夜里，他和他的同事轮流着起床，每隔三两个小时就得给猪喂一顿加餐。当母猪要产崽儿的时候，他们就得一夜接着一夜地守候，以防备她压着猪崽儿。珍贵的黄豆经过惊心挑选，清洗，研磨，过滤，制成“豆奶，”豆奶被柔情地喂给猪妈妈，以刺激她下奶。在空军部队的生活完全不像小黑想象的那样。生产食品占据了他服役总时间的三分之一。养了一年猪，在年终的时候，小黑被吸纳入党。跟很多其他人一样，他坐下来，翘起二郎腿，开始坐享其成了。

在成为一名党员之后，每个人的野心就是要变成一名军官；不管前面的人占据怎样的优势，后面的人都会将优势加倍。要成为一名军官靠的是得被他的上级看中，所以，关键是永远也不能惹他们不高兴。一天，小黑被召唤去看学院的一名政委。小黑心情忐忑，他不知道他面临的是不期而遇的好运，还是彻头彻尾的灾难。那位政委，五十多岁，身形很胖，眼睛凸起，他说话声音很大，声音里带有命令的语气。当他点燃香烟，询问小黑的家庭背景，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时候，他看上去有些过分慈善。他还问他，他是否有未婚妻----对此，小黑回答说，他还没有。这让小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这个人挺有人情味。政委继续表扬他：“你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工作努力。群众对你印象很好。当然了，你必须得继续保持谦虚的作风；谦虚使人进步，”等等。等到政委掐灭他的香烟的时候，小黑想，他的晋升已经是没跑儿的事情了。

政委点燃第二只烟，开始讲述棉纺厂一场大火的故事，讲述一个女织工冲回厂房里面抢救“国家财产”而被严重烧伤的故事。实际上，她的四肢都得被锯掉，所以，就仅剩下头和躯干，尽管如此，政委强调说，她的脸没有被毁容，或者----更重要的是，她还能生孩子。她是，政委说，一位女英雄，就要在报纸上做大规模宣传。党愿意满足她所有的心愿，她说，她要嫁给一个空军军官。小黑年轻，漂亮，单身，随时都可以被提拔为军官。（待续）

本文标题：野天鹅-野天鹅（threedaughtersofchin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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