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茅于轼简介：
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 ），生于南京。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民间经济学者的重要代表。原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民间学术机构“人文经济学会”的理事长。
2014年4月26日，茅于轼成为英国 Prospect 杂志评选的“2014世界思想家”十位获奖者之一，名列第四。[1]
抗战时期转辗于大后方柳州、桂林、重庆。
茅于轼
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交通大学（今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前身），[2-3]主攻铁道机车。[4]
195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系，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5]，20余年从事铁道机械机车车辆研究。[6]
20世纪年代中期，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的研究。[6]
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5]
1958年，被划为右派，下放至山东滕县（今山东滕州）农村劳动。在随后的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他饱尝过饥饿的滋味，甚至有过以蚂蚱为食的奇特经历。[7]
“文革”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批斗甚至殴打，最后发配至山西农村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喜爱太极拳的茅于轼对这12年的风雨看得很开———“辩证地看，12年失去了干事业的机会，但也获得了对我国农村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民的深厚感情。”[7]
1975年，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5]
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6]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
1981年，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门修斯在北京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正式接触到现代经济学，并大量阅读西方经济著作，不断完善自己的构想。[7]同年，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的前提下，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8]
20世纪80年代初，为了争得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但遭到拒绝，因为他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后来，他又同社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商谈，还是被拒绝。到1985年，他终于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李慎之。[9]
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6]茅于轼称，在社科院美国所10年是他进步很大的10年。[9]
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5]这部被称为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的著述奠定了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地位。[7]同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4]
1986年，由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为期一年的注册访问学者。[4]1987年，回国。
他用经济学家的眼光看问题，“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美国为什么如此富有？”这些思考的一部分结果，体现在茅于轼撰写的、1993年出版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这本书旨在引导读者自我思考，体会出自己能掌握的经济学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茅于轼的随笔从此也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南方周末》、《经济学消息报》等报刊上，都可以经常读到他的新作。[9]
在搞学术研究的同时，茅于轼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他从1987年起就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国内联络员，协助学会在国内普及现代经济学理论，出版过许多图书杂志，其中比较流行的除《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之外，还有一套《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9]
1987年至1994年，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5]每年去非洲两次。[10]
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4]
1993年7月，从中国社会科学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及北京大象文化有限公司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4]这家独立的研究机构，致力于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宗旨是支持和推进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高质量研究，为中国的改革实践提供制度创新的解决方案。[8]
2012年4月12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会在京举行。参会理事选举茅于轼先生为荣誉理事长。[11]
人物论著出版著作
（1）《蒸汽机车操纵和焚火》，人民铁道出版社，1957年[16]
（2）《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与汤敏合著，商务印书馆，1989年[17]
本集介绍的都是80年代以来在经济学方面出现的新动向，对现存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讨论的问题有企业理论、交易费用、土地关系、对策论及激励机制和融资结构等。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暨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2003年，2004年，2007年
（4）《谁妨碍了我们致富》，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年
（5）《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2003年，2008年[18]
本书讨论道德问题着重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道德问题进行理性分析，第二大量结合我国经济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来展开理性分析。[19]
（6）《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商务印书馆，1998年
（7）《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三集）》，与汤敏合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
（8）《道德经济制度》，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0]
（9）《中国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0）《寻求社会致富之道》，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与何宗思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
本书为茅于轼教授的经济学随笔。作者对中国制度、自由市场、国民贫困、社会腐败根源、计划经济进行了剖析探究，揭示出日常生活的经济本质，对民富国强提出方案建议。[21]
（12）《经济白话》，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2006年
（13）《经济学的智慧》，与綦彦臣合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22]
全书分伦理观、大世界、一粒沙、风云间四卷，内容涉及交换的伦理学价值、市场经济中的利益与信用、诚信与政府责任、外贸企业的改制等论题。
（14）《公正透明：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法律出版社，2004年[23]
（15）《微观经济学十讲》，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2008年
（16）《我所认识的经济学》，郑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年
本书收录的讲演主题包括市场经济和信用、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中国传统伦理与市场经济之冲突、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宏观形势如何影响到每个企业、经济落后的地区如何赶上来等。[24]
（17）《大家的经济学》，与岑科合著，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2009年[25]
本书内容包括：人性根源、社会秩序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交易与合作、个人经济行为、生产进行方式、资源最优配置、市场中的特殊问题等。
（18）《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26]
本书收录了财富是如何创造的、财富是如何衡量的、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市场经济下的道德问题、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等讲演稿。
（19）《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中国社会出版社，2007年[27]
（20）《茅于轼谈经济：从微观到宏观》，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
本书内容包括：经济学概念、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生活中的经济学等。
（21）《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人民出版社，
茅于轼
2008年[28]
本书是茅于轼有关当前社会问题的随笔集，内容包括：也谈人生的意义、什么是和谐的基础、认清中国自己的位置、金融垄断和非法集资、建设新农村的前后左右、家政业追求什么等。
（22）《通向富裕和公平之路：茅于轼精选集》，与李清合著，中国市场出版社，2008年[29]
本书收录了茅于轼关于经济学研究的多篇文章，共分五部分，包括：道德能值多少钱、通货膨胀到底是什么、穷人和富人、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样的汇率有利于中国。
（23）《煤炭的真实成本》，与盛洪、杨富强合著，煤炭工业出版社，2008年
（24）《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30]
本书从最简单的例子出发，通过推导著名的非线性规划方法——Lagrange乘数法，讨论了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学基本问题。
（25）《一个经济学家的独特视角：推进社会进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31]
本书收入了作者十年来写的文章和演讲稿73篇。
（26）《茅于轼谈经济：从身边看世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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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本书分为“身边的经济学”、“政策与经济学”、“经济学的思考”、“回望过去”、“展望未来”五编。
（27）《从金融危机谈起》，群言出版社，2009年[32]
本书收录了作者针对金融危机撰写的最新文章，从金融危机谈起，涉及资金流通、国家税务、通货膨胀、粮食涨价、高校学费、经济适用房、农村能源、土地所有权、铁路运输、贫富差距、社会公德等有关国计民生方方面面的问题。
（28）《民主法治：中国政府体制改革之路》，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
书内容包括：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非正式开庭的问题与对策——民事司法改革的一种思路、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检讨与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度研究等。[33]
（29）《茅于轼：无悔的历程》，与岑科、李高阳合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34]
本书是首部完整地披露茅于轼先生亲自撰写的个人自传式读品，书中还加入了后学者对他的生活经历与学术思想的解读。通过本书，读者将看到一个内心真实、胸怀大爱的茅于轼。
（30）《中国粮食安全靠什么：计划还是市场》，与赵农合著，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35]
本书分为对话粮食安全、解读粮食安全两篇，内容包括：国家安全的测定——粮食安全、对粮食缺口的扫描、留下惨痛回忆的饥荒、互惠的行为方式——国际贸易、粮食安全的测定——粮食缺口、解决我国粮食短缺的国内途径等。
（31）《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群言出版社，2013年
本书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行的理性的分析，用鲜活的案例与经济数据，真实反映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与生活现状。[36]
（32）《人文经济学：不用数学的经济学》，与岑科合著，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37]
本书内容包括：什么是财富、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交换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投资和投机、利息和贴现率等。
发表论文
《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 《经济研究》,，1982年8月[38]
《气候变暖的物理学和经济学》，《低碳经济与能源市场化论坛论文集》，2008年
《只立不破的三十年改革》，《“市场化三十年”论坛论文汇编（第一辑）》，2008年
《和谐不是财富最大化 而是快乐的最大化》，《工业审计与会计》， 2011年06期
2012年
《通过金融业创造财富》，《IT时代周刊》，2012年23期
《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2012年24期
《房屋闲置是浪费 政府应对空房征税》，《上海企业》， 2012年11期
《市场过程的含义》，《读书》，2012年07期
《茅于轼：道德是幸福的源泉》，《21世纪》 ，2012年12期
《印度农村教育的新经验》，《中国乡村发现》， 2012年03期
2013年
《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论财富与地位的不平等》，《西域图书馆论坛》， 2013年02期
《如何识别社会的好坏?》，《杂文月刊（文摘版）》， 2013年07期
《从致富到致乐》，《杂文选刊（上半月版）》 ，2013年08期
《得理也让人》，《中华活页文选（初一年级）》 ，2013年03期
《替富人说话 为穷人办事》，《语文教学与研究》，2013年03期
《收入差距真的大了吗?》，《视野》 2013年04期
《颠倒的法律》，《法制资讯》，2013年03期
《说谎的危险》，《法制资讯》，2013年09期
《警惕不求人的大国心态》，《上海企业》， 2013年03期
《国企改革大方向并没有变》，《先锋队》 ，2013年35期
《资源配置创造财富》，《中关村》，2013年01期
《什么是中国的大国立场》，《IT时代周刊》， 2013年07期
《人们怨气的根源：政府带头不讲理》，《IT时代周刊》 ，2013年06期
（1）《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2）《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3）《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4）《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5）《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6）《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7）《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8）《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9）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介”；“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0）《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174期
（11）《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
（12）《环境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
（13）《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3.“生活中的经济学: 对美国市场的观察”, 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 《美国研究》, 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 中国的经验”, 《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 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茅于轼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 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 《科技导报》, 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 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 《美国研究》, 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 中国人的看法”(英文), 《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 包括: “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 “环境审计简介”; “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 “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 “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个人主张编辑道德前景
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个人动机来说是高尚的，但在普遍意义上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私”是人类本性，也是市场机制运行的基础。市场经济社会的道德前景并不暗淡，重要的是肯定私利，反对特权，保护个人财产，使私心从破坏力变成创造力。
政治改革
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要有一种新的调整和定位。从制度框架看，市场经济是基于公平竞争和自由选择之上的社会形态，它要求每个人在社会中有同等的权利和地位，民主政治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从资源配置和经济改革效率的层面，政府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民众的义务是依法纳税，两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竞争的公共物品市场，才能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的一般均衡。
政治改革不应当是个敏感话题，如此，不利于改革深入和全民参与，公民应当可以用客观、和平、建设性的论调，对“一切敏感问题”发表看法。当政治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一方面政府要保持灵活务实的态度，要承认人权、清除特权；另一方面，民众要依法捍卫自己的权利，严肃地承担自己的法律和道德义务。
快乐之学
追求快乐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财富不是。快乐是衡量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环境好坏的惟一和无上准则。助人不要给人带来负担，争取自己的快乐的同时给别人快乐，要增加快乐的总量，要不折不扣地进行帕累托改进，即确实没有任何一个人不快乐，而至少有一个人更快乐。
一个社会要有宽容精神，也要有批评，从善意出发的批评就是二者的结合。“以直报怨”是化解一切矛盾应有的态度。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直率地指出对方的错误，用适当的制裁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让他有改悔的机会，惩罚中有爱心。
8人物评价编辑
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由此，茅获得了足够多的关注和支援。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与众不同，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语不惊人死不休”。
茅于轼自认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他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www.61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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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茅于轼其人
茅于轼2008年12月发布“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研究报告
结论为，确保18亿亩耕地以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
其观点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
茅于轼语录"又有人说万一人家粮食禁运怎么办。老实说，如果全世界对中国禁运粮食，一定是我们自己做了犯天下大忌的事。即使有粮食吃，中国人民的日子也好不了了”"我国宪法中还保留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条款.不知道是谁专谁的政.专政的条款肯定属于恶法.宪法中又说要建设民主法治的国家.到底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世界上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明目张胆地把专政写在宪法上.而我国既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专政写在宪法中.不但是这么写的,而且也是这么干的.宪法还规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财产只有合法的才受保护.比较之下,公有财产不论是否合法统统都受保护.""还有所谓的敌对势力,这也是对领导人而言的.不可能有人无缘无故地和我们的人民作对,何来敌对势力呢?""当今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另一种则相反,是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前者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战争不符合人民的利益.而后者则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为只要符合政治家的利益,战争就可能打起来.""中印战争为了几万平方公里基本上没有多少人口的一片荒地而战，有什么价值？为了这样一块土地而战,值得吗?对我们每个百姓有什么影响呢？值得为之牺牲生命吗？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
茅于轼其人茅于轼，1929年1月14日出生于南京，父亲茅以新是铁路机械工程师，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1946年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同年考入交通大学，1950年从机械系毕业，分配在齐齐哈尔铁路局，任火车司机、技术员、工程师。1955年调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研究。1958年被打成右派，文革时被赶往大同机车厂劳动。1975年开始从事运输经济、数理经济等微观经济学研究，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1984年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中闰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85年出版《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此书于1998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第二版。1985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赴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注册访问学者。1987年回国，以后7年内担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顾问，每年去非洲2次。1990年应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经济系招聘任高级讲师，讲授研究生班的微观经济学。
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与其他四位经济学家共同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担任所长。茅于轼说这些话的背后有什么背景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所谓天则所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报告是美国福特基金的支持。
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这次茅老先生触动的是立国之本的粮食红线，发表的是无耻而险恶的卖国理论，即使是平常人也再看不下眼了。呜呼，哀哉！！
三 : 《茅于轼说的好社会》
茅于轼在《如何识别社会的好坏？》中认为：一个好社会有以下三个基本标准：
“首先，好的社会每一个百姓的人生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只有自己没有做伤害别人的错事就不会无缘无故被政府迫害。在那里除了伤害别人的刑事犯，不存在思想犯和政治犯……”
“第二，好的社会能够保证百姓有各种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同样的自由，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
“第三，好的社会能够保障百姓的基本温饱，不会生产倒退，搞得民不聊生，吃不饱，穿不暖……”
说得真好呀!曾几何时，人人自危，提心吊胆，有什么“思想反革命”和“政治犯”；曾几何时，农民进城打工被视为“盲流”；曾几何时，农民整天劳动，吃稀饭都吃不饱，还饿死人。
现在好了，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并且要奔小康。(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但是极左思潮并没有完全消除。有的人还在说“文化大革命好”；还念念不忘个人崇拜，念念不忘封建社会的口号“万岁、万万岁”；老百姓说真话仍然心有余悸；假话、假商品仍然大行其道。
耶鲁大学校长查德▪莱文对中国学生有一个评价：缺乏批判性思维。由于“假、大、空”横行了一段时间，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不是短时间可以培养起来的。就像我们这样的老年人，在众人面前说话、在网上发点言都要左顾右盼，何况年青人。上一辈都是教育他们在外面少说真话。中国老百姓常见问话是“吃了吗？”、“你在哪里发财?”等等。这些话不得罪人，没有思想，没有见解，不关乎政治。
中国人不是愿意当愚民，是不敢当有见解的、有思想的人。历史上说真话的要被杀，说假话的也有最终被杀头的。最好找“中性”的语言说话、写文章。让“你吃了吗?”、“你越来越年青了”、“你好漂亮哟”、“领导您好”这些话“万岁、万岁、万万岁！”
2017年3月草
四 : 茅于轼：茅于轼-简介，茅于轼-家庭情况
慈善看法
2011年3月茅于轼与《中国慈善家》出品人商玉生畅聊慈善时表示，慈善则是利他利己的。只要真正帮助了贫困的人，就算有其他目的也没关系。没理由要求做慈善的人有多崇高。“把做慈善的要求提得太高有什么好处？大家都不敢做慈善了，最后倒霉的是谁？穷人。”茅于轼认为，慈善事业发展到今天，已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施舍”。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需要有专业的慈善机构，利用最有效的方法做慈善。所以，慈善是一门专门的学科，它作为1个社会部门，需要有专家和专业机构去操作。
不要拿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
2011年3月24日，茅于轼撰文说：我在这儿表达，我不愿意用我交的税款去建航空母舰。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一定别人也这样看。我想说明我的理由，供大家参考。一般人看来修建航空母舰有利于增强国防力量，是很必要的。但是这种想法有点一厢情愿。因为这假定别的国家不相应修建航空母舰，听凭中国加强国防，他们自己不加强他们的国防力量，这才有道理。如果别的国家因为中国加强了国防，他们也加强自己的国防，双方加强军备的效果就是彼此抵消。剩下的唯一后果就是浪费了各自的国力。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国正在走上这条路。各自扩军，彼此抵消，造成巨大浪费
炮轰耕地红线
茅于轼
根据2008年1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日前在其主持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课题学术成果发布会上指出：一、现代中国，基本上不会发生粮食安全问题；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没有必然关系；三、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必要。
茅于轼在会上指出，中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曾经发生严重的饥荒，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十年前，国内国外的条件和环境全都变了。国内已经解决了粮食的生产和分配问题；国外有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发生饥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是微乎其微的。“可是我们的粮食政策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茅于轼称，特别值得担心的是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要求确保18亿亩耕地不许突破。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指出，目前保护耕地面积政策的1个直接后果就是房地产的价格大幅度上升。价格上升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贵，也不是劳动力的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另外1个长远的后果就是延缓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几亿人口要进城不可能不占用农地。
针对“是不是中国已经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也不存在耕地保护问题”的疑问，茅于轼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在现代中国，粮食不安全或大饥荒的事例只发生在经济不自由的计划经济时期。无视耕地作为1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都是缺乏根据的。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呼吁发500元大钞
2011年6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发出三条微博呼吁我国发行500元大钞，称由于缺乏大面额钞票，会带来许多不便乃至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茅老微博一出，立即引起博友热议。
目前我国最大面额的钞票是100元，因为缺乏更大面额的钞票，带来了许多不便乃至相当大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包括查点钞票张数的劳动量比之面额500元的劳动量增加4倍；携带和存放钞票占用的空间相应增大，甚至增大了被盗失窃的危险。此外，交易中钞票磨损的数量也大大增加，从而加大了印制钞票的开销。这一笔开销由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负担，最后间接地由百姓的税赋来承担。总而言之，面额太小，增加了交易费用。粗算下来每年直接间接损失之和约为10亿到20亿元之间，并不是1个小数目。
茅老言论一出，立即引起微博网友热议，三条微博共收到超过600条评论。不过随着支付观念的改变，电子化支付越来越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流，越来越多的人更认同非现金付款方式，认为使用银行卡、储值卡等支付，不但使得支付便利，还能减少假币、残币等问题。因此，茅老的观点反而得到赞同的声音较少。
抨击保障房制度
6月28日消息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6月关于保障房的话题很热，先是住建部通报，1到4月，保障房开工率约30%，开工率严重不足。然后，首份《中国房企社会责任百强榜》告诉我们，百强房企中有七成在过去的4年间没有参与到保障房建设。在此背景下，茅于轼接受记者采访表示，住房保障的初衷应该是增加社会公平，维护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权，但现行的住房保障制度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社会的不公平，这种缺陷集中表现在产权性质保障房尤其是经济适用房方面。经济适用房的保障对象现在是错误的，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保障对象是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而从各地的实践来看获得经济适用房的往往是中高收入甚至是高收入的人员。目前最需要保障的对象是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和城市最低收入家庭。在更低收入家庭没有获得保障之前优先给予中等收入家庭保障违反了起码的公平正义原则。
茅于轼_茅于轼 -人物轶事
拍卖下午茶
6位竞拍成功者在成都锦里某茶馆，与茅于轼品茶论道2012年7月，茅于轼拍卖下午茶，6杯拍出25万。据了解，有近50人参与竞拍，从千元到十几万元不等，最终6位获拍，来自国内五个省市，年龄从80后到40后不等。按规则，每人只需支付2万元，但竞价排名第一的竞拍者仍坚持支付159000元。7月16日，6位从国内各地赶赴成都的竞拍者，与茅于轼夫妇面对面“品茶论道”。
遭遇攻击
2013年4月25日，茅于轼在沈阳1个论坛演讲时，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从台下发出的激烈反对，王被组织者强制带离。之后茅于轼称有人在电话上对其骚扰并威胁。5月4日茅计划在长沙演讲，因遭一些反对者现场围堵而被迫取消，据传改为小范围座谈。最近几天，茅发微博抨击对他施加的“暴力”，他的支持者们纷纷转发力挺，与反对者激烈互斥。
茅于轼_茅于轼 -主要著作
1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1）《1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当前社会问题随笔》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2）《财富是如何创造的》郑州大学出版社，2006年01月
（3）《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观察》上海三联书店， 1993年
（4）《美国人口的分布和流动及地区经济发展》发表于《美国研究》1988年第一期。（获中国社科院优秀论文奖）
（5）《环境收费制及价格系统：中国的经验》发表在《环境收费制国际经验交流会论文集》199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
（6）《中国的交通业及其能耗》(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7）《经济改革对能源业的影响》(英文)，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
（8）《温室效应的经济后果》《科技导报》，1989年第二期
（9）《伦理学·环境·经济学》(英文)，1993年在意大利《Bioethics》出版
（10）《中美的环境问题及其国际合作》《美国研究》，1991年第三期。
（11）《环境伦理的演进：中国人的看法》(英文)，《第二次国际伦理与环境政策讨论会论文集》
（12）在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组上的一系列演讲，包括：“煤与天然气”； “将中国煤炭技术引进非洲”；“环境审计简单介绍”；“能源单位及其相互转换”； “发展型煤政策的逻辑构思”；“煤炭市场的供需特点”；“能源政策与气候变暖”(英文）
（13）《中国的能源政策及其国际背景》《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1987年174期
（14）《中国发展再生能源的社会经济条件》(英文)，第六届国际能源会议论文，1993年
（15）《环境经济学中的3个基本问题》《经济研究》，1982年8月
（16）《中国能源政策研究报告》1983年
茅于轼_茅于轼 -语录
1.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它能够帮助我们合理利用资源，使用一定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靠经济学的指导，人类社会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发展的二百多年中，社会财富成百倍地增加，教育得以普及，寿命得以延长，人类真正走进了不愁匮乏的时代。大家都认为经济学造福于人类，功莫大焉。
2.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
3.过去我们把富人打倒了，全世界都是穷人造富人的反，可是把富人打倒了，一小部分穷人变成了富人，世界上还是分穷人和富人，然后历史重新再来一遍。但是我们过去是造富人的反，全部人都变成穷人。
4.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贫富差距的扩大。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保护财富的体系，保护穷人和富人的财产。穷人的财产虽少，但对之性命攸关；而保护富人的财产，就是鼓励穷人争取成为富人。如果富人的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那就没有人敢做富人了；只有富人队伍扩大了，社会才更稳定。
5.要补助，就只能补助穷人，而不要补助全社会。现在的政策好多都是这样的，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穷人的声音很响亮，很有力，富人说，我也赞成，但是最后谁得到的好处最多？是富人。
6.为什么孟加拉可以，中国却干不成？现在小额贷款不允许吸收存款，这肯定要改，我是看准了。宪法都改了几回了，法律为什么不能改？我相信不是我错了，是法律错了。
7.读书让精神丰厚，让心灵充盈，让思想纵横捭阖。不囿于一门学术，穿越壁垒，拓展视野，终成大家。
茅于轼_茅于轼 -重要言论
在由《时代周报》举办的“2009年经济学家看经济政策”演讲中提到，全年“保八”不太可能。他说：“今年中国50万亿救市，力保8%，我觉得保不了，今年能够有7%，甚至6.5%就不错。”
茅于轼认为，很多人说金融危机是经济自由造成的，建议不要经济自由，要政府干预。但如果我们把经济自由换成经济干预的话，问题就来了。经济危机跟经济自由毫无关系，相反，我们要坚持经济自由。
他说：“中国改革成功就是因为有了自由保护，有了自由交换，不管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有了自由交换才会有生产权。”
茅于轼认为在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的环境下，一定要保证拥有国际市场。他说，半年以前，国际粮食涨价，如果我们出口粮食，把粮价给压下来，国内粮价上升，那是好事。
“因为国际粮食涨价，自由贸易肯定有出口，出口就赚钱。但是我们国家宣布了不许粮食出口，***说不许一粒粮食出口。我老说***的不是，其实我特别喜欢***，真是好总理，但是他经常受骗。”
茅于轼_茅于轼 -人物评价
在中国，一提起经济学随笔，人们自然就会想到茅于轼，他是较早以随笔的形式来阐述深奥的经济学道理的。1994年，茅先生的一部《生活中的经济学》，通过对美国市场的考察，阐述了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该书一版再版，几乎成了经济学随笔的代名词。随后他又推出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等著作，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一直笔耕不止，又出版了《我所认识的经济学》、《经济白话》、《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经济随笔、演讲录的形式，对农业、入世、自由、道德等一些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他的许多观点非常引人注目，他的文风恰如一句古诗：“润物细无声”。
茅于轼自认为是独立的、自由的经济学家，他的特点是把经济学更加平民化，纠正社会上一些人对经济学的错误认识。在研究学问上，他对自己的要求是，不仅要掌握教科书中的定理，还要找到可以说服自己的生活例证。
茅于轼_茅于轼 -反方观点
茅于轼是争议极大的经济学家，1993年，创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是茅于轼人生的分水岭。这是一家民间经济研究所，在美国人眼里，只要是民间的，就会是公允的；只要是民间的，政治就是正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带有偏见地看中了茅于轼和他的研究所，开始资助他的研究项目，这个信号传递给某些“经济学家们”，这些“经济学家”第一反应就是，既然是福特基金资助，那一定“经济成了家”。于是，一改以前对茅于轼冷漠的态度，接纳了他。茅于轼成“家”而暴得大名，是1个从民间到“主流”的逆向过程。
茅于轼没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就硬指标而言，茅于轼不合格。茅于轼缺席了中国最初每一次的重大经济变革，而他极力鼓吹的“教育产业化”、“高校学费涨价”，实践证明，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在实际操作中，茅于轼也就不合格。唯一能说明茅于轼“经济学家”身份的，是1985年出版的《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一书。然而，同样内容的书，早在1939年就已经在前苏联面世，作者康托洛维奇凭此书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时间都早于茅于轼成书时间十四年之久。这不能叫学术成果，倒与学术腐败、抄袭论文是一般面目。而《谁妨碍了我们致富》这类畅销书，只是经济学爱好者的作文，尽管不乏阅读趣味，但与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关系不大。
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传知行经济研究所得到资助“就包括福特、CATOInstitute、企业基金会(AEI)、遗产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亚当斯密社AdamSmithInstitute、开放基金会（索罗斯的那个）、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直接或间接），大部分都是右翼社团或者特殊使命社团”。他们也许不会有着明确的指令，但一定会通过有选择的交流和有目的的探讨来推销对他们有利的理论。至少他们要对得起基金会的股东。
五 : 我的三个舅舅——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
我的三个舅舅-- 茅于轼 茅于杭 茅于海
作者：茅青
来源:f1234567于 2011-05-30
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的舅舅多。因我在外婆家长大，和舅舅们的关系非常亲近，也会经常和同学们炫耀我的舅舅们。从小到大，舅舅们对我的影响始终存在。
我外婆有三儿一女，母亲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有两个哥哥一个弟弟，也就是我的三个舅舅——茅于轼、茅于杭、茅于海。他们兄妹四人年龄相差不大，关系也很融洽。
解放初期，我母亲和她的兄弟们仅有十几岁，大舅舅也刚二十出头。像当时中国大多数年轻人一样，他们全是热血青年，对社会主义充满理想。我外婆则显得比较落后了。当时大力提倡学苏联，提出的口号是“一边倒”。我外婆常唠叨的一句话是：不是说站起来了吗？怎么又“一边倒呢”。别看外婆是家庭妇女，这话说得既幽默又到位。记得当时正就读清华大学的小舅舅茅于海为了帮助母亲赶上形势，送了母亲一本苏联作家高尔基一部充满革命激情的小说《母亲》。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亲爱的母亲，真理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文革以后，他的高昂情绪一落千丈，我们常拿这句话来揶揄小舅舅。
时间过得飞快，我的舅舅们和新中国一起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转眼间已到了古来稀的年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这几个舅舅依旧心高气盛，个个活跃在第一线而且充满了创造力，不断出成就。每当我嘘唏人生苦短，光阴荏苒时，他们那种不懈追求和努力的形象就会出现在眼前，令我顿生愧色。我也常拿他们的故事说给身边的朋友听，因此朋友就建议说，你干吗不写写你的舅舅们呢？
我母亲和舅舅们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正是中国满目疮痍，内忧外患的时代。我的外祖父茅以新，也就是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的弟弟，学的是工程，当时他的最大心愿就是使中国摆脱贫困强盛起来，认为唯有发展工业，创办企业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做的实业救国梦。外祖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立志不经商不教书不作官而是创办实业。但很快，外祖父这些不谙中国国情的知识分子们的梦想就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
外祖父不得不放弃创办企业的打算而找到了一份铁路上的工作，成了一名铁路高级工程师。在铁路上工作最大的特点是居无定所，随着新铁路线的铺设不断迁移。再加上抗日战争的爆发，我母亲和舅舅们也就跟着父母不断转学，一家人饱受战乱和迁移之苦。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全家才算安定下来，一家人自然十分兴奋，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他们的未来和新中国一样无限美好，这就是舅舅们当时的心态。尽管我外婆泼冷水说这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朝代，但她的孩子们怎么肯相信？然而现实是冷酷的，对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处境更加严峻：一浪高过一浪的内部斗争取代了外族侵略，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令人心惊胆战。想起昆德拉那句名言：“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之后，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
其实所谓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大门是开还是关。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门终于敞开了，对亿万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我的舅舅们多年来沉闷和焦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改观，他们认为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到了，尽管此时他们的年龄已经不年轻了，但却对未来充满信心，将全部身心投入到科学事业中。
经济学家茅于轼
大舅舅茅于轼是我外祖母第一个孩子，是我母亲的大哥。大舅舅1929年出生，属龙。而我外祖父母均属虎，为了避免“龙虎斗”，所以给我大舅舅起个小名叫“虎儿”，既然是老虎的儿子，就不会龙虎斗了。大舅舅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大机械系。可能是受我外祖父工业救国的影响，他们哥儿几个全学理工。令我佩服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和我外祖父那一代人虽然是学理工出身，但国学底子很好，读过很多中外名著，写一手好字，文通理顺，这都得益于中小学打下的古文基础。大舅舅在学校里对文艺体育也很热衷，各项运动成绩都不错，尤其是长跑和体操，在上海交大上二年级时他还参加过全国运动会的火炬接力赛。我从小不爱运动，记得大舅舅经常对我说不运动是不行的，对各方面的成长都不利。除了长跑他还喜欢单双杠，他在大学交女朋友的时候，首先要给女朋友表演一下他的双杠技巧。大舅舅也非常喜欢音乐，会拉小提琴。大舅舅的儿子、我的表弟茅为星，六七岁时曾被他爸爸逼着学拉小提琴。我表弟对提琴兴趣不大，在他爸的强迫下，只好哭哭啼啼地学着拉。大舅舅还精通古文，酷爱唐诗，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他也逼着儿子背唐诗，我外婆外公有时心疼孙子就会出面阻止他，但他说打好古文基础，今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受益匪浅。
如果说新中国建国初期给知识分子铺设了一小段宽松环境的话，反右斗争的开始，知识分子领略到了第一波寒流的严酷。1957年时大舅舅因看到当时中国物资供应紧张，提出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节经济。可以说从这时起他就开始对市场及价格给予较多的关注。但反右运动的风浪很快劈头盖脸而来，他成了一条被引出蛇洞的“蛇”。划成右派后原来在铁道科学院做研究工作的他，被送到北京东郊环行铁道试验线当了一名养路工。1960年大舅舅又被下放到山东滕县，正好赶上三年所谓“自然灾害”，大舅舅饿的全身浮肿，每天以树皮草根和蚂蚱度日。这使他进一步对经济问题产生思考。为什么中国会发生大饥荒？人为因素是肯定的，但如何造成的？为此我曾经同他有过讨论，我同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亚马尔提森的看法，他认为，专制不民主的政权是大饥荒的制造者，但大舅舅另有观点，他说，就在大饥荒发生的前一年中国粮食出口从1958年的299万吨上升至1959年的415万吨，增加了44％，足够两千万人吃一年的。而发生饥荒的原因就是没有粮食市场，粮食从稀缺的地方运到了不稀缺的地方。只要有了粮食市场就不会发生饥荒。但我想这一看法某种程度上与亚马尔提森的观点也不矛盾。因为之所以没有粮食市场同没有民主自由机制不无关系，才导致出现这种不合理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怪诞现象。
以后的文革，我们一家同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遭受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文化革命就是革文化的命！”这是我外婆的一个口头禅。十年的文革不知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十年时间并不很长，但在那个年月却给人以漫长无期的感觉。同其他家庭相比，我外祖父一家总算没出什么人命，但却受了不少侮辱。文革一开始，我外祖父一家被抄家，外婆和大舅妈都被剃了光头，还被逼着扫大街。六十多岁的外祖父被下放到甘肃劳动改造，大舅舅上了“危险分子”名单，被发配到山西大同机车厂劳动。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
1984年，早就对经济问题感兴趣并已开始进行研究的大舅舅从铁道科学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这一年他已经55岁。但年龄并没有妨碍他跨入新的研究领域，反而使他更增添了向新学科迈进的决心。
大舅舅很快得到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出国访问进修对他们这一代大半辈子被关在国内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开阔眼界的机会。大舅舅从此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一发不可收。
经历过极度的物质匮乏，曾在死亡边缘挣扎并被莫虚有罪名几番折磨的大舅舅，成为经济学家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他很早就关注价格问题。当时中国刚刚开始进行农副产品价格改革，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时大舅舅就持支持态度，而我们包括大舅妈在内都极力反对。大舅舅却认为，经济改革必须从价格改革入手。纵观他这些年的经济研究成果，也都是围绕价格和市场问题的论述。
大舅舅对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就是提出择优分配原理。他认为，当代的经济学家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消费欲望之间的关系。他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证明了通过市场和使资源配置合理，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最多的社会财富。市场经济是整个社会的致富之路，这个观点通过他的有力说明征服了包括我在内的更多的人。
他对经济改革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市场经济环境下中国人的道德问题。这实际上是建立市场经济思想的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如何建立市场经济呢？市场经济的对立面不仅仅是计划经济，它还包括很多传统的观念。一个真正的市场是建立在人和人之间完全平等的关系上，没有真正的平等就谈不上真正的交换。大舅舅从这一点出发，揭示出社会上存在的大量不平等现象。比如，尚在盛行的特权思想，藐视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竞争规则的不平等，有合理规则也不遵守的不道德行为。他认为这些现象都是不利于市场经济，妨碍人民致富的。
主张不平等关系的思想有时还不那么容易被识别。比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说法，这个盛行了多年的提法背后隐藏的不平等关系和逻辑矛盾，直到经过大舅舅一分析才变得清楚起来。
茅于轼夫妇。摄于茅于轼先生70诞辰。
除了理论研究以外，大舅舅还积极参与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各项活动。近两年他对中国政治改革，农民的脱贫等问题都给予非常多的关注，并且身体力行，做了许多实事。1993年已从社科院退休的他创办了天则经济研究所。今天的天则所在国内外已经小有名气。他还帮助农村搞小额贷款，并于2002年创办了旨在帮助农民脱贫的保姆学校，是年他已73岁。
我每年回国探亲必去看望大舅舅。给我的感觉是他一年比一年忙。今年十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我又去他家看望他，前一天他刚刚主持了整整12个小时的会。因天则所接了一个很大的项目：政府体制改革。这是由天则所用招标的方式接的项目。其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进行改革。大舅舅认为发挥民间的作用，积极推动政府改革是他们的职责。星期六的会议是评标会，需要精神高度集中，不能分心。12小时的会议开下来肯定很疲倦，不过他休息一晚上已完全恢复了体力，星期一又乘飞机飞台北参加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了。
除了天则所、保姆学校和农村小额贷款几件事占据他不少时间外，他还有很多社会活动，经常去大学或机关做报告，接受媒体采访。每天还要抽出时间写文章。他有时也感到工作量太大，无奈减不下来。大舅舅工作效率极高，分秒必争。他安排和组织时间的能力也很强，他有一个十分复杂的时间表，每天严格按照时间表安排做事。平常还不忘运动，经常打太极拳，傍晚就同我舅妈去散步。
大舅舅说他从55岁正式改行搞经济，到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他从没想到要退休。直到现在他也只是想减轻工作量，并不想解甲归田，过养花种草的养老日子。因为此前他耽误的时间太多了，现在是追回失去时间的时候。况且今天的中华民族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体制改革都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如果成功了，子孙万代会蒙受恩泽。但大舅舅也告诫人们，今天的中国在发展的时候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走持续发展的路。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都有用合法手段占据更多资源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中国人都将美国人的生活水准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那么再加两个地球也是不够的。
盲人计算机发明者茅于杭
说起二舅舅茅于杭，对我可是有“救命之恩”。我母亲怀我时曾想做人工流产，这时二舅舅就出面干涉了。他说现在党号召我们多生多育，每个女同志都要做光荣妈妈，你怎么能流产？在我二舅舅的“开导”下，我的一条小命留下了。
二舅舅是我外婆的二儿子。老大是男孩，老二又是男孩，二舅舅自然不十分受他母亲的宠惯。再加上他下面有一个妹妹——家中唯一的女孩，后面又一个弟弟。二舅舅夹在中间，成了家中比较受忽视的孩子。但二舅舅最孝顺，对父母非常敬重又耐心。我记得外婆晚年时，眼睛因白内障什么也看不见，耳聋也很厉害，二舅舅每次来看望她都很耐心听她讲话并大声地回答她的问题。
二舅舅性格非常随和也特别乐观。无论在什么处境中他都能找到积极和光明的一面。这种性格比较像他父亲即我外公。记得外公当年被下放到甘肃黄羊滩时，他的工作是烧锅炉，一边烧锅炉一边学唱革命歌曲，因为他喜欢音乐，从一些曲调较优美的革命歌曲中得到一种享受。再说那个年代也不允许唱非革命歌曲，聊胜于无。在文化荒芜的年代中，优美的曲调能给人带来一丝精神安慰。
外公回北京后还学拉手风琴，我跟着他一起学，当时我们祖孙俩学得非常认真，还拜师求教，最后居然能拉出几支曲子。在那个年代是我们的一大乐趣。
如果说大舅舅对子女和下一辈要求比较严格，那么二舅舅从来都和我们打成一片，我和表弟妹们非常喜欢他来家里，他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和好玩的话跟我们说。二舅舅也喜爱音乐，虽然不精，但什么乐器都会玩两下，且活到老学到老。今年秋天我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正在学拉小提琴。在音乐学院工作的表舅送了他一把小提琴，73岁的二舅舅便学了起来，而68岁的二舅妈在学弹钢琴。今年十月我回国探亲，去清华大学蓝旗营教授楼看望他们，二老正在练习各自的乐器，一副认真严肃的模样，我着实为他们的“找乐”精神所感动。
二舅舅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后留校教书。文革期间他是兄妹中唯一没有到农村下放的大学教师。当时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并提倡所谓开门办学，二舅舅带领几名老工人先后进了几家小工厂，一边教学一边给工厂搞技术革新。老工人们文化程度低，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年龄又不轻了，硬要他们上大学，对学的一方和教的一方都是件苦差事。但二舅舅特别耐心，从分数小数和最基础的东西讲起，因此这些工人都对他很满意。他教的工农兵学员直到现在都同他保持良好的关系。
二舅舅是学电力专业的，改革开放以后他大胆改行，搞起了计算机专业。八十年代初，二舅舅看准了中文计算机这一行，先从汉字编码入手，设计了拼音联想码，以后又开发了汉语语音合成系统，让计算机说出中国话，这些在国内都是最领先的。可以说最早实现汉字编码系统、最早实现汉字语音合成的都是他领导的实验室完成的。
但二舅舅不是生意人，不会也没有兴趣开发市场，因此他设计的一些东西或是没有形成市场或者成为启发他人开辟市场的源头。但二舅舅从来不抱怨，他对金钱看的很淡。从他以后为盲人做了大量工作中更可以看出这一点。
茅于杭先生（右一）请台湾盲人试用盲人计算机。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他发现他开发的上述两样技术能帮助盲人解决写汉字、读汉字难的问题，于是他主动同北京盲校联系，向老师们介绍如何用计算机来教盲童学汉字，同时给他们提供软件和计算机设备。在人人致力于个人致富的今天，像他这样不计报酬为残疾人服务的人真是少而又少。二舅舅在这一领域一干就是十几年，他的影响逐渐在全国蔓延开，现在全国有近二十所盲校用了他们开发的软件。对盲人来说，能够使用计算机，生活将起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将可以用汉字与正常人进行书面交流，而以前他们仅限于用盲文与盲人交流。很多盲人在学会使用计算机后开始记日记，还学会给家人写信。盲人学会计算机后还能上网浏览，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以及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很多盲人听说二舅舅开发了盲用电脑后都急切来打听，或打电话，或到家中询问。二舅舅家的电话从来不间断。盲人白天晚上的概念不强，有时二舅舅一家入睡后，电话铃声会在黑夜中骤然响起。二舅舅因而交了很多盲人朋友。近年来二舅舅还和他的学生一起开发了盲文点字显示器，比进口的盲文显示器要便宜四倍。这项产品已引起香港台湾和国外商家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前来询问或订购，他们已经有些应接不暇了。大陆商人一般总觉得，盲人是社会边缘化人员，在他们身上赚不到钱，因此很少有大陆商人对此有兴趣。海外则不然，一方面，海外慈善机构比较发达，另一方面，一些欧美国家残疾人福利很高。政府出钱为残疾人做许多事情。1999年，二舅舅来法国开会期间，我曾陪他去参观法国一所盲人学校，他为法国盲人的福利之高，政府及社会对残疾人的帮助之多深有感触。二舅舅常说，中国人认为，中国现在还很落后，健全人还没有得到该得的东西呢，怎么能顾得上残疾人？这种观念非常错误，残疾人其实更需要社会帮助。二舅舅说中国盲人有八千多万，全盲的有三百多万，其中有条件上学读书的仅有几万人，能够上大学的更少得可怜。其实盲人很聪明，如果明眼人帮助和关心他们，他们会回报社会，对社会做出贡献。中国盲人的处境仍十分艰难。盲人在一个社会中的地位如何，标志着一个社会的发达程度和进步水平。什么时候盲人的地位提高了，说明中国现代化才真正实现了。
二舅舅今年已经73岁，他说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他就会继续做事情。他虽然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但仍天天上班。他说退休的好处是不再用开会了，也免去总结汇报等等被迫而为的事情。学校虽然不支持他们的工作但也不会有人来找麻烦。他现在的科研小组有十个人，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运转。
科学家茅于海
1984 年，小舅舅茅于海发明的自适应捷变频雷达获得中国国家发明一等奖，当时这是我们全家一件大喜事。小舅舅取得发明奖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他从小就喜欢动脑筋，聪明过人，是兄弟姐妹中最聪颖的一个。小舅舅比我母亲小两岁，两人都是最受我外婆宠爱的，他们的关系也最为亲密。听我母亲回忆说，抗战时期，他们住在广西柳州。日本人的飞机经常来轰炸。每当警报响起，我外婆就拉着她和小舅舅向防空洞跑，而大舅舅和二舅舅因为年龄稍大，就自己躲警报。因为母亲的宠爱，小舅舅性格也较任性。二舅舅回忆说，柳州小学有一个老师对学生惩罚特别严厉，当时我外公是机修厂的厂长，小舅舅应该算厂长的儿子，但当小舅舅不遵守纪律时，老师“秉公执法”照样惩罚小舅舅。但话虽这么说，老师还是手下留情，只是轻轻打一下手掌，不像对其他孩子那样重重打手板。可我小舅舅不依不饶，大声叫嚷，而且回家还向母亲哭诉。母亲怎容得人家惩罚爱子，于是立刻找到学校，同老师讲理。并批评学校动不动就体罚学生的做法。从那以后，学校再也不敢打骂学生了。小舅舅同我母亲姐弟俩在一起的时间较多，因此，我母亲的朋友自然也成了他的朋友。母亲从小到大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大都是女性。只要是我母亲的好朋友，小舅舅就从心里盘算开了，并对家里人说，长大了我要娶她。他的这句话成了日后兄妹和父母开他玩笑的把柄。
小舅舅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后也留校了，他当时因为是电视教研组的科技尖子，成了清华校长蒋南翔的“红人”。当时,他黑天白夜不知疲倦地工作得了胃病.外婆实在看不过去,就给蒋南翔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这样让他不顾自己地工作。蒋南翔知道以后,马上安排他到小汤山去休养，当时在校内传为佳话。
但是文革开始后，校长被打倒，他自然受到牵连。1969年小舅舅夫妇双双被发送到了江西鲤鱼州农场下放。在农场每日要下水田做农活，他因此被感染了血吸虫病，至今没有完全治好。
使在最左的年代，在最左的清华，做实事时还得靠他这样的业务专家。当年南昌要建电视台，一打听，原来全国顶尖的电视专家正在本省的稻田里插秧，于是他就被直接从水田里拉了回来，被请去担任了江西省电视大会战的技术总指挥。那个年代，技术人员居然有机会干自己的本行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于是就拼命地干了一年，把江西电视台从无到有地建了起来。
但是,在文革期间,因为他有很多海外关系,就再也不让他参加保密的科研工作，还说他是里通外国的特嫌分子,进行了很长时期的审查。
小舅舅很不服气,心想我那么一心为公地工作,怎么会落得个特嫌分子？你越是不让我搞保密工作,我就越是要搞。可是不让他接触保密工作,怎么搞啊?他想,你们不让我接触保密工作,我去图书馆看书总可以吧?
于是他就每天跑图书馆、专利局,寻找各种公开的“保密资料”,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频率捷变雷达》这本书。谁知道分校领导知道以后,又说他不安分守己工作,写书是为名为利,不但不准他出版,还开会批判他。
这本书一直被封存到80年代初才重见天日。
文革以后，荒废了10年业务的知识分子，忽然发现原来自己的业务早就落后于国际水平不知道多少年。这时候小舅舅不分白天黑夜地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光了脚也要追上去。经过多少的不眠之夜，在他负责的雷达技术方面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了国家发明一等奖，他是发明奖的第一领奖人。他的那本被批判的书也得以出版,出版以后第二年，竟然被美国国防部全文翻译成了英语。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Lind教授,看到了这本书以后说：我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从书中的图表、公式可以看出,这本书是这个领域里最权威的书。他写信给小舅舅说,我的同行也都非常赞赏这本书,能不能我出钱买20本？可是当时这本书才值1.65元人民币。当时中国的知识就是那么不值钱。小舅舅自己买了20本给他寄去，后来Lind 教授还邀请小舅舅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去讲学,可惜因为Lind教授突然病故,未能成行。
从1984年到1989年在日本、英国、法国和中国召开的国际雷达学术会议，他都被选为分会的主席。意大利的罗马大学还专门聘请他作为高级讲习班的教员,有12个国家的资深工程师和教授参加了听课。这时候小舅舅十分感慨地说：我们现在终于可以和洋人平起平坐了！
1990年，小舅舅茅于海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接着他发明了通过普通电话线可以进行同时通数据和通话的方法（看官者按：即所谓‘猫’），被国际电信联盟特邀参与制定了有关的国际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他被美国著名的ESS（亿世）公司聘为首席科学家。亿世公司生产了世界上个人电脑中一半以上的声卡芯片，它同时还是VCD 和DVD芯片的主要生产商之一。在亿世公司工作的几年中，小舅舅发明了交互式VCD,被称为VCD3.0，后来被中国电教中心制定为VCD-ROM标准,后来他又参与了中国电子部制定超级VCD 标准的工作，接着还主持开发了亿世公司关于数字多媒体广播电视机顶盒的全套技术，同时为中国数据广播标准的制定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我和丈夫赴美去看望小舅舅和小舅妈。当时他们两人均供职于美国亿世公司，子女也都在美国定居。我本以为小舅舅将在美国安居乐业不会再回中国。没想到进入21世纪以后，小舅舅以古稀之年带着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的大量经验和新的想法回到国内，正在积极筹备着设计与制造中国自己的电视芯片。又开始了新的创业旅程。我问小舅舅为什么出国这么久又选择了回国之路。小舅舅说，第一，他喜欢创新，不喜欢守旧而平静的生活，而今天的中国正是创业者的新天地；第二，他觉得还是在中国更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小舅舅明年就要过七十大寿了，但是他还是思维敏捷，记忆力特别好，尤其是在技术方面，他的创造活力比年轻人都强。我们这些晚辈特别喜欢和他来往，他说起话来不仅充满智慧而且还带着聪明人所特有的幽默。小舅舅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我们今天发挥的“余热”比当年发挥的“正热”可要热得多呵。
写了舅舅，不应忘掉舅妈们。我的三个舅妈都极有特色。大舅妈非常漂亮，当年是苏州城的美人。我大舅舅常常引以为荣。现在家中来了生客，大舅舅会拿出大舅妈年轻时的照片给客人看。有时大舅妈不愿意拿，大舅舅还催促她快去拿来。大舅妈也是持家能手，做得一手好菜，我每次回国都要去蹭上几顿饭。大舅妈对大舅舅的生活起居一应照顾周全，现在更成了大舅舅的工作秘书，从订机票到安排日程表、办理出国手续都是大舅妈代劳。二舅妈也不是等闲之辈，里里外外一把手，家务事全包下来，有时间还去二舅舅的实验室，拿一把小锉刀，帮他们挫盲人电字机的机壳的毛刺（加工工艺太差，每次要再加工）。小舅妈则是才女一个，文理双通，还精通英文、俄文和法文。她虽然在清华大学学的是电子，但对文学很精通。小时候我受她启蒙，只要一有时间她就会给我们讲王尔德、狄更斯、普希金、儒勒凡尔纳……在当时文化禁忌，知识贫瘠的年代，似给我们饥渴的心灵中浇灌了甘露。我后来到法国留学，第一件事就去买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
一叹生不逢时，再叹时乖运蹇，我曾经为自己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失去上学的机会哀叹过。但比较起来，我们上一代人的命运更为坎坷。今天我突然明白，时代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改变不了人内心对光明的向往和追求。今天的时代变了，环境好了，可是照样有许多人不珍惜生命，如行尸走肉般地活着，更有宁可我负人不可人负我的大大小小贪婪之辈，将有限的生命交付给魔鬼。
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在他那部《失明症漫记》的前言中这样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盲人，只有因盲目而失明的人。”学会在黑暗中睁亮眼睛，也要学会在光明中睁开眼睛。
写我舅舅们的同时，我也对自己的生命之路常常反思。我和表弟妹们均选择了出国求学的路，漂洋过海一呆就是几十年。在衣食无忧，安逸舒适的生活中常常会感到缺了些什么，这种缺憾随着年龄的增加更为强烈。我舅舅他们这一辈人对多蹇命运不甘心，不服输；对金钱不热衷，不贪婪；对闲适生活不追求不向往。他们在创造中找到了自我，充分体现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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