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远去的大南门（3）

远去的大南门（3）

宜昌的交通很久以来一直仰仗着长江这条黄金水道，虽然有羊肠小道可以翻山越岭从东边的荆门沙洋、北面的保康、十堰抄近道到达宜昌，可是出门人还是更愿意选择从汉水买舟而下，穿过便河，从沙市折转而上到达宜昌。不过，由于当时的三峡礁多滩险、事故频发，如果要进川，就不得不弃船从江南走旱路途径鄂西恩施转道而去，大南门码头就是摆渡划驳的聚集地，而那座巍然耸立的大南门就成了平民百姓、商贩军队迎来送往的必经之地。

古时候，大南门在宜昌人心目中是通天之门，迷信的宜昌人自然十分敬重。据说，大南门外曾经有一座用来祭祀天地的风云雷雨山川城隍坛，每年农历春天二月和秋天八月都会进行祭祀。到了祭日这一天，现任州官担任主祭，五更即起，洗手净身，代表全城百姓对诸神行三跪九叩之大礼，献上祭品以祈祷神仙福佑苍黎。史料记载，明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州官何广庭重修此坛，祭祀活动举办的更加热烈。不过相信也就和后来的和平公园一样不过红极一时，领导人换届以后也就销声匿迹了。

只是，明雍正六年（公元1729年），峡州（当时宜昌的称呼）的州官何广庭倡导，宜昌士绅集资在大南门的城门上修建起关圣楼供奉关公菩萨倒是一个不错的建议，一则因为关公仁义、二则因为关公忠诚；更重要的是传说关公会显灵。反正官家希望仕途顺利、商家希望招财进宝、农家希望风调雨顺、人家希望家和万事兴，就把那个骑着赤兔马、拿着青铜偃月刀的关二爷说成是“功业在天地，德泽在民生”。

不管怎么说，有神灵的菩萨就是中国人的一种信仰，不管关公现在要么被说成是至高无上的大帝，还是被讽刺为愚蠢的奴才，反正那个时候的人们崇拜关公的忠义之心，也希望激发这个城市的忠义之气。于是，青红帮结拜兄弟要来拜拜，逢年过节要来拜拜，家有为难要来拜拜，家有喜事也得来拜拜；朋友入川要来备一桌酒席践行，亲人归来也要斟几杯水酒祝贺；冬天的时候，登上城楼可以看漫山皆白，春天的时候，倚在城墙垛子上，可以看一江春水向东流；白天的时候，可以看船来船往、人来人往，入夜的时候，可以听渔歌唱晚、歌舞升平。

宜昌古城的城门保存最久的就是大南门；那些城门上大都设有木质结构的城门楼，历史上宜昌众多的城门楼里，最大、最有名的也是大南门上的关圣楼。随着历史记忆的闪回，我们可以从作为交通要道的大南门拾级而上，便可登上城墙，左侧的朱红栅栏内有泥塑的赤兔马，右侧肯定是周仓和关平。关公的那尊塑像高踞在关圣楼正中的大殿上。据说塑像“绿袍金甲、红面长须，高大威严，进殿须抬头仰视，所以瞻仰者无不肃然”。就是没提到关公究竟是站着提着偃月刀还是坐着夜读《春秋》，也没说是不是解州关公像的山寨版。(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不过据说，当时宜昌的关圣楼的签很灵，而那些签上的诗词，大多出于清朝名士顾槐之手，这也算是一绝。不仅使得每天登楼进香求签的信男善女络绎不绝，也使得那些登高望远的文人雅士多了些雅兴，就更使得那座关圣楼的香火一直很盛。大南门的码头、关圣楼的香火和南来北往的行人、船家、旅客，就直接带动了大南门周边的繁华，不仅有生意兴隆的香火铺，更有那算命的、测字的、看手相的；不仅有卖小吃的、开茶馆的、做生意的，更有那沿街摆摊的、提篮叫卖的，就把大南门一带变得人群熙攘，热闹非凡，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词汇形容的话，这一带应该属于是“大南门商圈”。

二 : 远去的大南门（1）

远去的大南门（1）

如今，想要从大南门横穿沿江大道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葛洲坝、西陵一路、西陵二路汇集而来的车辆蜂拥而至，途经这里的所有公交线路因为被解放路步行街挡住了去路，那些大大小小的公交车全都是从环城南路集中到这里转弯；而那么多从下而上、选择走沿江大道的更多的车辆就常常在这里排成长龙，早晚高峰期，有时就得等上两到三个红灯。而那些仅仅不过就是想从环城南路走到滨江公园、或者大南门码头去的人来说，要么有足够的耐心，要么就在那些排队等候的车队里蜿蜒穿行。

不过，在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代，在这个地方走路肯定不会有这么为难。杜甫途经峡州（也就是现在的宜昌）的时候，曾在这里有过饭局，也写过一首应景诗，诗中云：“北斗三更席，西江万里船”，好大的气魄，可见得这里的酒菜都不错；在九百多年前的南宋，诗人范成大在登上峡州至喜亭欣赏江景的时候，这里也没有红绿灯。他的那首《峡州至喜亭》里面写出的是这样一幅画面：“断崖卧水口，连岗抱城楼。下有吴蜀客，樯竿立沦洲”。好宏大的一个场面，“樯竿立沦洲”正好对应了杜先生的“西江万里船”。

宜昌自古就是一座水运码头，位于上游的四川盆地粮食富足，云贵高原盛产木材，还有鄂西山区的药材和山杂，每年都有无数的漕粮通过宜昌码头转运到长江中下游，每年都有大量的木排经过三峡抵达宜昌，再流放到下游其他地方，每年都有大量的药材在这里集中，然后再去往各地。除此之外，还有上游来的川盐、茶叶、生漆、青麻、牛羊皮、山蚕丝，下游的布匹、陶器、手工制品和大量的日用品也得经过宜昌码头转运，所以，水运催生了这座城市的繁华。

查了一下手头的史料，元代十五年（公元1278年）川蜀水驿设立，也就有了川江航道；到了明代成化十六年（公元1480年），四川参政吴彦华开辟了宜渝航道之间的水运纤道；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湖广按察使乔洪壁招集大批民工整修新滩，进一步保证了航道的畅通。于是，在川江和荆江交界的宜昌江边就有了一眼望不到边的货船舟楫，就有了吊脚楼、水上人家，就有了长长的河街，就有了一家接一家的商铺，也有了肩担背篓、忙碌的挑夫和上身赤裸、凭力气吃饭的纤夫。

六百多年前的明朝洪武年间，宜昌有了最开始的古城，那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城池的雏形，也就是借江险而护城，也就是高筑墙，防备的是土匪、山贼和农民起义军。那个时候的宜昌城一共有八座城门，正南面、面对长江的那座有一个文雅的名称，叫南藩门。不过那个时候的宜昌城没有城门，走进走出方便得很，就和宜昌话所说的“踩菜园子”差不多。(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直到三百年前的清顺治年间，随着南藩门被改为大南门，宜昌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门，不仅有了挎着刀、拿着梭镖的官兵把守，城门到了晚上也会关闭，城门楼洞里一到晚上关上城门，就成了乞丐、叫花子的栖身之处。不过如果放在现在绝对不行，马上就有救助站的人开着车来拉走的，就和以前有了委屈，可以到衙门击鼓叫屈，现在如果一些“刁民”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请愿，就会招来数量更多的警察一样。

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有了大南门城墙，也有了城墙上面的城楼。宜昌人就吹牛说，大南门是通天之门，城门上的那座城楼高近十丈，上面的那座关圣楼也很有名，成天香雾缭绕的。清朝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木制的关圣楼“楼阁悉毁”，据史料记载，民众自发献粮捐款六千余贯，重修关圣楼。由此可见，宜昌人崇拜关二爷，也很讲仁义；由此可见，宜昌人信鬼神、也信迷信。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城里古佛寺香火依然很盛，当阳关陵里没有头的关羽还是会在玉泉寺喊“还我头来”，生意人还是会跑到汉阳归元寺去烧第一炷香。

三 : 远去的大南门（2）

远去的大南门（2）

宜昌的原名又叫夷陵，取自于“水至此而夷，山至此而陵。”也因为万里长江围着这座城市画了一个半圆，就成了“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峡容一苇。”宜昌的原名更多的时候又叫峡州，那是一个很霸气、很大度，也很有历史内涵的名字，守在三峡的出口，面对着渝东鄂西的万仞高山，就能深切的理会毛泽东的诗词里所写的“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雨云，高峡出平湖”的宏伟蓝图就非这座城市不可。

宜昌这座因为拥有葛洲坝、三峡大坝两个举世闻名的大坝的水电城其实成名很早。因为位于西陵峡口，进去就是群山巍峨、云遮雾罩的长江三峡，出来就是一马平川、美丽富饶的江汉平原，下游来的大船吃水深，过不去上面的激流险滩，上游来的小船吨位小，也不适宜下面扩大数倍的装载量，所以这座城市很早就成了过载码头。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和现在的翻坝码头一样，把上下游的货物来一个整合，然后才能各行其道。

宜昌古城的格局这么多年变化其实不大，从最早的明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的刻本《夷陵州治》所载的《州境总图》，到清乾隆28年（公元1763年）的《东湖县志》，或是稍后修订的清同治年间（公元1861-1875年）的《宜昌府志》都可以看出，那座由夷陵千户所正千户许胜砌筑、在明代《夷陵州志》卷之三城池篇载为“周围八百六十二丈，计四里零二百八十四步，高二丈二尺”的古城，那个被说成是“古城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东西一华里，南北三华里”的椭圆形的古城格局直到民国初期依然如故，令人惊讶的是，直到今天也基本没有多大变化。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宜昌这座城市就是随着日益扩大、越来越变得繁忙的长江航运而繁华的。所以，它就自然有着京沪杭丝织品的靓丽、江西瓷器的温润、湖南大米的饱满、江汉棉花的温暖和武昌鱼的香味；所以就在川盐、山杂、毛皮、油脂、木材、煤炭、烟叶、烟土和水果里掺和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现在，宜昌经常自夸拥有快捷的高铁、四通八达的高速和航空联通全国，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之初，云贵的烟土、川陕的山货、湘赣的手工品、中原的粮食和沪宁杭的舶来品，早就在这座城市互通有无了。

宜昌的第一次机遇是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因为太平天国攻陷武昌，使得平常供应两湖的淮盐“片引不至”，就有了“川盐济鄂”，就有了运输川盐的大批木船络绎不绝的穿过三峡来到宜昌，成批结帮的停泊在从北门的上河街（现在的沿江大道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之间）一直排到二马路的河坡，桅樯林立，白帆一片，在此揽载的各类木船数以千计，船工船民常在万人以上。就形成了“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灯”的繁荣的江滩景象，位于其中最为重要的三大码头就是镇川门、中水门和大南门。(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那个时期还没有港务局，也没有航道管理，宜昌沿江一带从土街头（现在的碧水兰庭）到二马路河坡尽是泊船码头，因为货源不一、码头上的河街也就建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商贸货栈和交易市场。紫云宫（现在的三江小学）一带停靠的油籽船较多，现在的三江边就尽是榨油坊；渝东鄂西的水果船停在北门口，板桥河街（现在的外国语小学）就都是水果市场、青果行；西陵一路江边镇川门的那座镇江阁原来是用来粮食交易的杨泗庙，自然就是米市专用码头；由此而下的中水门江边停泊的都是煤船和砖船，小南门江边是官衙专用码头；陶珠路一带是海鲜市场，而位于其中的大南门则是宜昌的水路门户。

四 : 远去的大南门（5）

远去的大南门（5）

如今宜昌人所说的大南门其实就是环城南路穿过沿江大道进入滨江公园的一个入口处，那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花坛中间有一大一小两个大象的雕塑。有趣的是，一些号称文史专家的人居然张冠李戴，把这里说成是大南门的旧址，就和某个知名专家在解释赵铁公当年为什么不拆大南门给出的理由居然是“关圣楼的香火很旺”一样贻笑大方。想想现在浮躁近乎荒诞的文史市场，某某人的后代都能出来满嘴“跑火车”的对他们的父辈当年经历的一些历史指指点点，也就是那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架势。

而那座曾经雄踞在长江边上的大南门的真实位置应该在现在的环城南路与璞宝街、南门后街交叉的十字路口附近，这一点可以从民国25年（公元1936年）制作的《宜昌城区形势略图》和那本1985年版的《宜昌地名志》里面得到证实。之所以距离现在的江岸太远的原因，不过就是宜昌沿江一带的地形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葛洲坝工程的时候，将三江开挖的土方倾泻在当时从镇川门到九码头的沿江一带，就使得宜昌中心城区的江岸线向江心整整推进了八十米，现在的滨江公园的全部、沿江大道的大部都是后来在那次开挖和填埋中产生的。

县长赵铁公因为收了关圣楼的住持和尚隆湘的好处而保留了大南门，那座在1930年就成了宜昌唯一的一座城门的大南门自然香火鼎盛，加上清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重建和以后的小修小补，关圣楼就成了宜昌一景。这座城楼不仅见证了上游码头随着木船货运价格的降低、货运量的萎缩而出现的衰落，也见证了下游码头的崛起；不仅见证了宜昌人对关公的崇拜，也见证了宗教信仰的魅力。

关圣楼的住持隆湘就是没有想到，他多方走门路、塞包袱才保下来的大南门却没能阻止国军的溃败、日军的入侵。虽然1939年4月，冯玉祥在宜昌督练新兵，还曾登上关圣楼发表演讲，并赋诗一首：“春秋阁上读春秋，关公旧舍已不留，后人建阁表崇慕，大忠大义万古流。我为抗倭到此地，注目江水思贤侯，盼我同胞矢忠勇，效法先贤报国仇”来鼓舞百姓抗战到底的士气；蒋介石也对宜昌快速失守、大批囤积在宜昌仓库的军用物资、枪炮弹药尽落敌手，国军将领在战前就脱离部队逃之夭夭，几十万装备精良的国军居然不堪一击而痛心疾首，称此役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日方也认为那是蒋委员长在抗战“最感到危机的时刻”。

1940年6月，侵华日军的飞机在进攻宜昌前夕，曾经对这座城市进行过狂轰滥炸，造成无数的房屋被毁，死伤无数，大南门和城楼上的关圣楼却岿然不动、丝毫无损。人们就传言称，那是因为关公显圣，站在大南门楼上挥舞袖袍就把一颗颗炸弹引向河滩。这不过就是自欺欺人、自我安慰的说法。宜昌失守以后，这一带成了难民区，关圣楼中的关公塑像也被毁坏殆尽，变成了小日本的岗楼，出入大南门都得向日本兵点头哈腰、出示良民证。(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抗战胜利、宜昌光复以后，那个隆湘大和尚也回来了，将那个已经破旧不堪的关圣楼进行了简单修复，连泥身菩萨都没有，就只是供了块牌位，让宜昌人有一个拜佛的地方。可是今非昔比，一则是当年的那些逃难出去的有钱人要么死在外地，要么也变得囊中羞涩；那些官老爷都在争抢胜利果实，还没有这份闲心；那些文人雅士倒有这份雅兴，可美国人的救济不好吃；普通民众要么家破人亡、要么身无分文，连个安身之处都难以找到，何来心思烧香拜佛？关圣楼的香火自然而然的也就今非昔比，不过养活几个和尚道士倒是问题不大。

问题来自1949年宜昌的解放，那个时候的人民政府在扩大生产、活跃经济的同时，也很注重市政建设。到了1951年，政府决定扩修环城南路，这才最后拆除了那座早就破烂不堪的大南门的城门洞，几块旧木板搭建而成的关圣楼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1954年荆江发生特大洪水，在政府的指挥下，一夜之间，大南门附近的那么多被无数鞋底磨得发亮的青石板被紧急运往荆州沙市抗洪前线去封堵决口，这才使得后人连大南门的基本方位都不知道呢。

五 : 远去的大南门（6）

远去的大南门（6）

一句老话说得好：“有码头就会有帮派，有帮派就会抢码头。”宜昌和长江沿线城市一样，帮派势力最大的自然就是青红帮，尤其是洪帮、又称汉流，在宜昌势力最大的莫过于西陵社，当时社会各阶层上至政府官员、党部要员、社会名流、商界、军界人士，下至车夫、码头搬运工、船工，跑堂的、搓澡的、捡破烂的、讨饭的，几乎统统都是帮内之人。从现存的历史资料上看，那个时候的宜昌帮派各分堂口，其中设等级，圈势力，严行规，宜昌的帮派多以行业为“帮”，或者以地区、或者以姓氏或者以地名为号，各占各的地盘。对此感兴趣的看官，可以参看本人的另一篇拙文《宜昌十三帮》。

就码头而言，西坝一带的码头几乎全被四川人垄断，自然就是四川帮；镇川门一带码头搬运以背篓为主，称为“背篓帮”；小南门（现在的学院街河口）一带以杂货瓷器为主，江西人多，就被称为江西帮；小北门（现在的小北门正街河口）一带搬运煤炭的都是宜昌人，就称为本帮；太古码头（现在的二马路河口）由武穴人陈晓峰独家把持，被称作陈家码头；大阪码头（现在的强华里河口）是宜昌人郭家典的势力范围，人称郭家码头……

码头上的搬运公司以前叫力行，顾名思义，就是卖苦力的地方。力行由帮会里的封建把头控制，控制着整个码头所有的装卸搬运业务和力资的结算，也掌握着码头的所有劳动力和力资的分配，当然要对外八面玲珑，才能揽得到生意，对内也得软硬兼施，才能镇得住场面。这样的把头上面还有大爷，得时不时的奉献一些孝敬钱，下面也有百八十个工人，除了会从他们那里抽份子钱坐享其成，也得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提防自己的码头落入他人之手。

偶尔看史料的时候，注意到江西帮里面一个叫贺元昌的家伙。那个家伙生性残暴、打起架来不要命，民国元年（公元1911年）加入江西帮，在宜昌打了30年的码头，自然很有名。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为抢占大阪码头，他带领江西帮打死工人廖春发，打伤8人；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为了强行介入中水门码头的盐业的搬运，他带领江西帮100多人打死工人王大贵，打伤14人。是不是有些电视剧《上海滩》、《刀锋1937》的意思？

由于帮会组织众多，各帮之间不仅会有摩擦，也会为了争夺地盘、争夺资源而“打码头”。打码头实际上是帮会内部一方面依靠官府，一方面依靠社会势力拉帮结派，为了某个地盘的控制权、某个码头业务的管理权而组织的械斗。像贺元昌那样出了人命的械斗倒是不太多，平时殴斗之中骨折流血、伤人致残的打码头更是数不胜数。就是弄不明白，那个时候打死人怎么没人管？不仅不以命偿命，连监狱也不用坐！(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宜昌的船帮除了本帮之外，都是外地帮派，最大的莫过于川帮和湘帮。川帮就是四川帮，他们的势力范围在西坝及镇川门一带，在西坝建有会馆川主宫。川帮所属的船只全都在滩险流急的峡江中行驶，吨位普遍偏小，可是由于出川、入川的船只的数量很多，所以川帮在宜昌码头的势力较大。湘帮就是湖南帮，是湖南水系沅江、湘江、资江、澧水所有船帮对外的总称。运输量很大，来往船只的密度仅次于川帮。进驻宜昌的时间比川帮早，都是水上人家，人也很团结，在大南门附近的奎星楼建有会馆禹王宫。

民国时期最大规模的一场械斗就发生在川帮和湘帮之间。湘帮原来把他们的船停在西坝的下首，与将船停在西坝上首的川帮本无利害冲突。可是随着四川来宜的船只数量的增加，船来得多的时候，川船就会沿着西坝上首的岸边逐渐延伸到西坝下端，湘帮自然不服气，摩擦和矛盾越来越大，憋屈良久之后那些吃辣椒长大的湖南人终于有了集中爆发，与川帮发生了一次你死我活的械斗，把那些四川人打得落花流水，而头破血流的“川麻皮”（宜昌话中对四川人鄙视的称呼）只得请出帮派的大爷来进行理论。有没有黑幕不知道，找没找关系不知道，反正湘帮虽然打赢了码头，却不得不从西坝码头退出，将势力范围移到镇江阁与小南门之间的码头，西坝全部成了川帮势力范围。后来，宜昌码头上就流传有“打不过湖南，说不过四川”的说法。

本文标题：远征南天门-远去的大南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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