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张千帆授课讲稿）——(完整版视频含学生问答)
张千帆张千帆，1964年1月生于上海。1984年7月南京大学固体物理学士，1989年12月卡内基-梅隆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999年8月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政府管理学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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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首发完整版(视频含学生问答)
作者: 张千帆
【转载按】：近日，一个公开课视频《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在网上热传。本搏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课件”的原版视频——2011年09月27日，张千帆教授在北大讲课视频《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该视频不但有张教授的演讲，还有后面与学生交流部分，相当精彩！同时，在网友帮助下，也找到了张教授的演讲稿原文——张教授2011年11月23日发表于《爱思想》的标题为《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文章。张教授在北大的演讲，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讲稿进行的，朋友们可以参照学习。
——子实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61阅读浏览就能略知梗概，无须赘述。这些事件因公权完全失控而造成的权力极度滥用引起，在一个政治人格缺失、道德人格毁坏的国家本来十分正常。每天网上头版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更多巧取豪夺、侵占民利但不出人命的事情则悄然进行而不受关注。事实上，官员和百姓每天都被众多新鲜事件包围着，早已疲惫并“适应”了不太平的生存环境；久而久之，甚至丧失了道德判断的基本常识。当一个民族泯灭了是非观念和基本耻感，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都不再稀罕。
三、中国道德人格的复兴与重建
要让饱经革命、暴政、“运动”、“发展”之苦的中国社会回归理智与常态，国民首先必须恢复基本道德常识和耻感：搜刮民脂民膏和偷盗一样是可耻的，为自肥或“三公”挥霍而盗用公共财政是可耻的，为了自己的政绩而盲目“发展”、耗费资源、污染环境是可耻的，大权在握却未能使一方百姓“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可耻的，治理不善而不让别人批评是可耻的，垄断新闻机器是可耻的，靠选举舞弊和组织操控维持自己的地位是可耻的；人民之间互不体恤、相互“投毒”是可耻的，受到欺凌只知道低三下四“上访”是可耻的，宪法赋予了民主权利而自己却不知珍惜是可耻的；违心说假话是可耻的，媒体不敢报道真相是可耻的；学者不能仗义执言是可耻的，为了讨好掌权者而用偏激言论误国误民更是可耻的……
要恢复耻感，人民必须意识到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不再把自己当做权力、利益、欲望、恐惧驱使的对象，不再把自己降格为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浮尘，不再唯唯诺诺地甘当权力的奴隶，不再做专制机器上的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惟其如此，中国才能远离堕落、远离耻辱、远离恐惧、远离暴虐、远离疯狂、远离懦弱、远离幼稚、远离渺小、远离悲剧、远离危机……要让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中国人首先自己要站起来，恢复自己的道德常识，做一个有尊严的大写的“人”。
1．传统道德人格的复兴
中国的复兴需要新的道德，但是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并非在一片历史沙漠上展开，而完全可以借助传统儒家的道德资源。维系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儒家文化非但不是宪政的障碍，而且本身就是宪政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其中的政治专制主义和道德教条主义因素与现代宪政文明格格不入，因而有必要进行适当甄别和扬弃。尤其是在现代教育普及的大背景下，儒家不能再坚持天赋德性仅为少数“君子”垄断、大多数百姓则只能停留在道德发育不成熟的“小人”阶段。平等早已是当今社会普遍接受的理念，教育平等是受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一个大致公平的教育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成为“君子”，也就是合格的现代公民，因而也都有权获得参与政治的平等机会。在摒除政治集权和道德专制之后，儒家的尊严学说将为中国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思想基础。
儒家相信，“天生德于予”，“万物皆备于我矣”。究其根本，儒家伦理旨在唤醒人的内在尊严，进而使人获得道德自主和自律的能力。既然上天赐予人以道德、智慧、健康、勇气等各种禀赋，人理应自珍自重、自强不息，而不能自暴自弃，甘愿做他人或自身欲望的奴隶。我有聪慧的大脑，足以理性认知与面对世界上的人和事，并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自然轮不到政府对我指手画脚；我有正常的道德，自然不会萌生倚强凌弱、假公济私乃至杀人越货的邪念；我有勤劳的双手、健康的体魄，自然用不着乞讨嗟来之食，更不屑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五斗米向权力折腰；我有足够的自信和勇气，坦荡做人、平心处事、直率说话，而用不着战战兢兢、唯唯诺诺、低声下气，或在自己犯错的情况下文过饰非甚至虚报瞒报，而应当勇于诚实反省并承担自己的责任。既然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禀赋，人就应该像孟子说得那样，“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当然，儒家对内在尊严的自我意识不是让每个人把自己想象为无所不能的上帝。恰好相反，人的尊严一部分正体现于对自身局限的认知能力和对他人尊严的平等尊重。人贵有良知良能，但是未必凡事都能保证符合自己的真性；如果未能将自己的良知良能发展到出类拔萃，就更应该反思自己、奋发进取：“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作为理智的动物，人只要敢于面对自己就能看到自己的弱点和局限，因而需要不断反省自己的言行；一旦发现所作所为对不起自己的天赋禀性，就应该感到愧疚并幡然改过，进而完善自己的德性。因此，君子的第一美德是诚实：“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对人诚，首先要对己诚；自己骗得了别人，却永远骗不了自己，除非选择消极逃避，拒绝面对自己的灵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能骗，那还有谁不能骗？儒家最看不起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虚伪不仅让人打肿脸充胖子，造成表面繁荣的假象，而且会形成逃避现实的习惯，而人的终极逃避是自我；一旦人开始否定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拒绝对照自己的应然和现实，那么不仅会失去进取的方向和动力，而且会把自己的一切过错和无能归咎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社会发展阶段”、“体制问题”、“上级指示”等外在因素，最终堕落为怨天尤人、不思进取的人。如果不能脚踏实地、面对真实的自我，那么难免“失之毫厘、谬之千里”，所有其余的美德——无论是才华、雄辩还是勤奋——都只能让人在错误的方向上越走越远。
人的良知良能也让每个人都看到并承认，他人也和自己一样具备作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在要求他人尊重自己之前，自己首先要尊重他人。即便做不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至少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别人对自己轻慢，首先要反思自己。自己理亏，则童叟无欺、退而正己；确定自己无过，而后才能和别人论理，如此才可能获得夫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道德气概。既然自己和他人都有平等的内在尊严，公正界定自己和他人的权利边线就显得尤其重要；对于一个自立自主的君子来说，侵占属于别人的利益显然是一种耻辱，尤其在自己明知的情况下，和偷盗无异。在经济和社会交往过程中，凡事在原则上都应征求他人的知情同意，合作必须建立在各方自愿基础上，而不得通过任何强迫或暴力手段巧取豪夺；如果发生了协调不了的矛盾，也要通过一个公正透明的程序得出让各方信服的解决方案。
如果自己“内省不疚”，那么一个现代社会的君子也会理直气壮地为了自己的正当权利而斗争。人的内在尊严当然不仅意味着人是传统的义务主体，一个只知默默奉献的人只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奴隶；人格尊严首先体现于人的权利意识，而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存在目的正在于保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事实上，人不仅和其他人争权利，更要向政府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对政府违法的纵容不仅是懦弱的表现，而且也助长了官员贬损他人和自己人格的恶习。
在犬儒盛行、物欲泛滥、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今日中国迫切需要重建自觉、自律、自强、自主的道德人格。儒家的人格尊严学说不仅为道德人格的重建奠定了本体基础，而且对于纠正当前盛行的权力崇拜人格、指导国民的当代道德生活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
2.当代道德人格的重建
儒家尊严学说不是曲高和寡的理论说教，而是可以直接指导现代生活的实用规范。在儒家伦理经过改造后，即便一位默默无闻、自食其力的农民也完全可以成为儒家意义上的“君子”，位高权重的官员则反而更容易在权力体制的腐蚀下变成寡廉鲜耻的“小人”。如今中国之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归根结底是中国人没有把自己的同胞当人看，也没有把自己的尊严当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你首先要问自己：有没有做亏心事？你种的蔬菜水果有没有注射激素或喷洒过量农药？养的猪有没有注射过瘦肉精？粮食有没有经过有害处理？虽然这个国家的政策仍然在歧视你，你也不能任由自己唯利是图的行为危害其他人的生命和健康，因为那是在殃及无辜。维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方式是通过改变现有的法律和政策，让你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也能平等分享发展的收益；而要改变制度，从基层选举开始，从关注自己的那张选票开始。如果你的地被征、房子被拆，也不要匆忙跑去“上访”，不仅因为低三下四求人有辱你的人格，而且漫漫上访路途凶险而收获甚微；作为十几亿人的一份子，你难以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也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他人。你不能不问：是谁征了你的地、拆了你的房？为什么村委会没有维护你的权利？征地补偿款究竟到了谁的腰包？为什么县乡政府敢拆你的房子？宪法规定他们对基层人大负责，为什么征地过程中从来没有看到人大代表的踪影？人大和村委会选举的时候，你自己在哪里？你很快会发现，与其上访，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对你更加负责的村委会和有效监督地方官员的人大身上。
如果你是一个街头小贩，城管来找你麻烦，你该如何应对？如果你卖的食品存在质量问题，或用了问题猪肉，或用了“地沟油”，或用了有害的食品添加剂，那么遭到查处罚没是咎由自取；自己做了亏心事，只能甘愿受罚。但是如果你卖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健康食品，那么你应该站起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利。作为一个有尊严的公民，你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享有合法谋生的自由；如果你的正当权利受到政府限制，那么无非是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政府行为根本无法可依，或者是政府依据的法本身就是一部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恶法。如果城管行为本身违法，可以和他对簿公堂；如果城管搬出一部恶法作为挡箭牌，也可以通过不同渠道挑战恶法的合理性。你可以要求法官拒绝参照或适用恶法，可以联名上书国家机构审查恶法的合法性，更可以通过媒体揭露恶法对你和其他小贩的无理限制。
如果你是一个法官或法律学者，那么你要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职业，为这个国家的制度进步尽过一点力？农民、小贩和一切弱势群体要理性维护他们作为人的权利，只有通过有效的制度。制度不立，则必然民智不开；那样农民就只能为这个国家输送有毒食品，小贩遭遇城管只能持刀维权，被拆迁户只能自焚或上访……如果接到此类案件，你为他们争取过吗？干预司法的上级命令下来，你抵制过吗？宪法不能进入诉讼程序，就如同一张废纸；作为学者，你呼吁过吗？禁止司法适用宪法的一系列倒行逆施出台，你反对过吗？诚然，知识和行动是分开的两个环节，学者首先要把学术做好，但是即便把“为民请命”的中国传统放在一边，学者对于制度现状仍然要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连相对独立的学者都集体噤声，那又如何让百姓用制度维权？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或公务员，那么你不能忘记问自己：自己的贡献是否与自己的地位和待遇相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在“君轻民贵”、“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传统下，做官从来不只是一种享受，而更是一份责任。做官不是不能得好处，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也很难不让官员得好处，但是如果并没有对这个国家作出那么大的贡献，地方没有治理得那么出色，百姓的生活还不是那么幸福，能否适可而止、少拿一点？让人民多分一点？“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如果两千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到“日三省吾身”、“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为什么今天的官员反而不能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官员自然也不例外；甚至贪官也有良知良能，只不过他用行为背叛了自己的尊严而已。官员的尊严显然不是体现于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作威作福，而是在上级面前依法办事、不卑不亢。但是在严格的自上而下集团体制之下，各级官员在上级面前逢迎拍马、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则是丧失了中国传统士大夫“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的人格和气魄。
中国人的尊严重建总要有一个起点；其实，只要每个人多在乎一点自己做人的尊严，建立一个尊严社会并非难事。尤其不要忘记，中国儒家传统是一门“为己之学”；数千年儒家文化的全部教诲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关注你自己，做对得起你自己的事情。做一个好人固然是对别人好，但首先是对自己好；一个坏人做的坏事损人利己，但其实损害最大的还是自己。贪官盗窃国库而不被发现，固然肥了自己、亏了纳税人；农民生产和销售有毒食量，固然降低了自己的成本而损害了国民健康；学者靠出卖灵魂歌功颂德、助纣为虐，自己名利双全却污染了一国的风气……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是用自己的言行把自己变成贪官、奸商和御用文人。感冒了知道要看病吃药，为了看上去年轻而染发美容，哪怕是自己种的花草也懂得悉心爱护，为什么自己的灵魂堕落却不但不知拯救，反而沾沾自喜、乐此不疲呢？仿佛身体是自己的，容貌是自己的，甚至权力、财产、房子、花草等身外之物也是自己的，惟独灵魂不是自己的。用孟子的话说：“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孟子给每个人提出了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究竟什么是自我？什么才是真正对自己“好”？什么才是值得自己追求的生活？毕竟，人生只此一次，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
四、中国政治人格之建构
辛亥革命本来是要通过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来提升中国的国格和人格，但是暴力革命不仅没有建立现代民主共和的政治人格，而且最终摧毁了传统道德人格。时至今日，政治制度的落后依然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耻辱，是中国不受世界尊重的根源。不要以为自己和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以为自己至多只是一个无能为力的制度受害者。要摆脱专制的奴役，体制内的支持固然值得争取，但是权力使人腐败，权力垄断下的巨大利益诱惑泯灭了官僚集团多数人的良知，除非他们在民众觉醒后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放弃部分权力和利益。归根结底，国人必须在恢复道德尊严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人格，做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并在此前提下构建民主宪政国家。
1.建构公民人格，再造社会契约
现代公民和专制臣民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人格。专制臣民缺乏政治人格，因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统治，甘愿在政治上做他人的奴隶；现代公民则出于对自己的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深切意识，坚持自己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的人格独立，只接受自己参与形成的普遍法律的统治，因而主动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并影响国家机构及法律政策的形成。在从威权专制向民主宪政的转变过程中，人民首先必须从政治上被动消极的臣民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公民。宪政转变的出发点是公民之间经过广泛协商，就承认和尊重每个人的内在尊严达成普遍共识，在此基础上就国家的重建订立基本契约，确定国家的性质、形式与权限，并制定一部真正意义的宪法。建立宪政国家意味着公民将自己置于法律之下，每个人都有义务守法并尊重他人的基本尊严；国家则只能通过法律才能限制公民自由，任何违法行为都不具备效力和正当性。某些基本权利触及公民尊严的核心，或对于维护民主宪政体制至关重要，因而即便通过程序正当的法律也不得加以限制。
概言之，中国社会的新契约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自由、民主、法治、联邦。作为现代宪政的基本原则，它们是任何民主国家宪法都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现代宪政国家的基本“国体”。国家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由、幸福、生命、财产等一系列基本权利，国家的性质是民主共和，治国的基本方略是法治与分权制衡，国家结构则是以联邦为范式的中央与地方各司其职的合理分治。
首先，宪政国家是自由国体。全民立宪的目的在于有效维护每一个人的内在尊严，而保护尊严意味着国家有义务尊重以下基本权利。
一是思想与言论（包括新闻、集会与结社）自由。民主的真谛是公民的意志决定国家意志，而不是反过来；公民意志必须在保证自由思考、表达、辩论并接受不同信息的环境中形成，任何政府强加的意见都是非法和无效的。任何人或组织都没有权力假定自己的意见一贯正确，更没有权力为了实现自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使用暴力。正是为了保证多数人意志的自由形成，政府的首要功能在于反暴力。只有当某种主张确实会产生迫在眉睫的危险，以致来不及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政府才能以暴制暴；只要还有时间进行讨论，那么探索真理、澄清错误的最有效方式是更多的辩论，而不是政府压制和专断。归根结底，既然“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自有能力判断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的主张，因而从来没有理由压制正常的社会辩论。不论政府或社会多数人认为某种言论正确还是错误、有利还是有害，只要不鼓吹、教唆或怂恿通过暴力手段实现目的，就应该被允许自由发表和交流；如果某些言论可能产生现实危害，那么自有正确的言论与之抗衡，而作为最终的评判者，多数人会在知情基础上作出理智的判断，少数政府精英并不比多数平民百姓更正确。
二是宗教信仰与活动自由。宗教信仰是人类最内在的思维活动，也是政府不得触及的人格尊严的核心。宗教信仰对于凝聚一个民族的道德勇气、净化心灵、鼓励行善和控制私欲发挥重要作用，宗教自由对于民族的秩序、团结、安定和活力至关重要。在历史上，基督教首先奠定了西方社会的政教分离和分权体制：“将属于凯撒的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还给上帝。”世俗国家不能垄断一切，至少不能垄断评价自己的道德标准；在信仰领域，没有国家的立足之地。国家不得扶持、帮助任何特定教派，更不能压制、打击和干预宗教活动。既然公民是有尊严的存在，政府应该信任绝大多数信教者不会信仰危害社会的教义，不得判断信仰本身正确与否。对于少数教唆、组织、宣扬犯罪活动的教派，完全可以依法制裁他们的行为与活动，而无须针对信仰本身。
三是一般自由权保障。在民主宪政国家，公民的尊严受到保障，绝大多数公民也会尊重法律，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损害他人和社会。因此，自由是原则，限制是例外，法律不得没有必要地限制人民自由；法律限制必须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正当目的，为此而限制，手段必须是必要的，并和此正当目的成比例。刑事拘留是对人身自由的严重限制，只有对严重侵犯他人权利或公共利益的行为才能施加此类限制。刑事审判必须保证程序正当，并在原则上实行公开审判；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应得到实质性保障，严格禁止刑讯逼供。
四是财产权保障。财产权是人格独立的制度保障，也是个人尊严的外在延伸。中国过去几十年历史证明，私有财产及其保障的缺失将造成严重的社会贫困和动乱。为了避免平均主义和产权虚置带来的恶果，财产权在原则上应该私有，但是其使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受到规制。作为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应尽可能赋予个人；国家应实现“耕者有其田”，赋予土地使用者以实质性的所有权。土地用途转换在原则上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完成，不必经过政府征收，政府可以通过审批保护耕地等重要稀缺资源。如果政府为了实现重要的公共利益而需要土地，首先必须尽量和土地所有者、使用者协商谈判并达成协议；只有在协商失败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征收土地等财产，并按公平市价给予公正补偿。
五是平等权保障。机会平等是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平竞争和社会活力的必要保障。法律必须对所有处境类似的人群给予类似待遇，不得基于性别、族群、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健康状态等不相关因素区别对待不同人群。由于尊严意识和公民道德有赖良好的教育制度，教育机会平等尤其重要；作为民族的希望，青少年只有在教育平等的环境下才能成长为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在孔子“有教无类”的伟大理念影响下，中国教育原来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相对公平的考试制度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今天，教育却成了众人诟病、问题最大的领域，教育歧视无所不在；不仅中小学义务教育存在巨大城乡差别，而且大学招生和考试的地域歧视十分严重。要打破教育歧视、赋予全体公民平等教育和成长机会，国家有义务通过财政拨款保障基础教育水平的地域平等，包括城乡生均教育开支大致均等，并废除一切教育歧视，实现完全的教育机会平等。
其次，宪政国家是民主国体，因而要求自由、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民主不只是选举，但是离不开选举。民主的实质是让人民通过选举组建政府、统治自己，任何货真价实的民主国家都必须让广大选民自由选举其领导人和民意代表；政府不得干预选举，否则就必然蜕化为政府统治和压迫人民的专制。作为形成并表达选民意志的机构，政党应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自由产生，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组织和运行，不受政府或任何党派的干预或压制。为了代表最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选举权必须尽可能普遍；除非基于心智发育或精神状态等和有效行使表决权直接相关的因素，不得剥夺或限制选举权，尤其不得基于种族、性别、财产、教育程度等不相关因素限制选举权。候选人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具体条件自由产生，政府不得规定人为筛选的自由裁量权。候选人和选民之间的自由交流必须得到保障，不得规定不必要的竞选限制。选民投票不得受到任何人或组织的恐吓、胁迫、贿赂或其他方式的非法影响，法律应禁止任何舞弊行为。鉴于间接选举容易产生贿选，选民在原则上应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代议士和行政负责人。所有选票应得到如实清点和记录，并保证同等分量（“一人一票”）。
民主国体要求文官治国。民主意味着国家由最终对选民负责的文官统治，而不是可能用武力将自己或特定党派的意志强加于人民之上的军人统治。军队必须由国家统帅，向全体国民效忠，而不得隶属于任何个人或组织。战争与和平由代议机构决定并宣布。
再次，宪政国家是法治国体，而法治原则要求适当的政府分权。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来自民选代议机构通过正当程序制定的普适法律，任何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行为一律越权无效。要保证法治，政府权力不能集中于任何一个机构，否则既无法防止这个机构制定或实施恶法，也无法保证这个机构会遵守并实施良法；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必须由相互独立的不同机构掌握，并最终仅对选民负责。
法治国体要求实行司法独立。法官是社会良知的化身，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保障，法官的腐败意味着社会的全面腐败。为了保证公正审判，司法机构必须被赋予独立地位；法官独立判案，凭自己的良知对法律负责，不受任何个人、社会或政治势力干预，除非经由正当程序被认定犯罪或严重行为不当。为了保证司法独立，法官在任职期间的待遇不得受到实质性减损。
最后，宪政国家是联邦国体，因而强调地方多元自治。地方自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由于地方政府更贴近地方选民、更了解地方情况和需要，凡是地方有能力妥善解决的事务应尽可能保留给地方管理。尤其对于地方差异显著的大国，中央统一规定的地方制度必然造成“一刀切”，抑制有益的地方改革尝试和竞争。在符合民主、法治和权利保障等宪法原则的前提下，地方有权通过立法管理本辖区的事务，并有权设计适合当地需要的具体政治与法律制度。中央不得干涉属于地方立法权限内的事务，中央和地方的权限争议由司法性质的机构解决。中央或上级政府有义务通过司法机制保障地方选举的合法性，但是不得干预地方选举，地方代议机构和政府负责人由当地选民自由选举产生。
2.国家统一与族群和睦的宪政基础
中国一直对“丧权辱国”的百年历史耿耿于怀，将国家主权、殖民地回归、台湾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与衡量政权合法性的首要标准。而民主国家一般尊重地方人民意愿，国家的统分合离并非一成不变的既定目标，而是取决于主权形式为全体人民带来的福祉。专制国家的臣民本是政治奴隶，无论是本族还是外族统治都改变不了其受奴役的实质；“国家”之于他不过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虚荣符号。但吊诡的是，虽然所有野心勃勃的专制者都不遗余力扩张版图，专制却无法维系真正的统一。1949年虽然结束了战争、统一了绝大部分版图并最终收回香港、澳门，但是并未从根本上解除国家分裂的隐患。通过高压政治带来的表面统一本身就已埋下分裂的种子，高压稍一松动就会遭到反抗并结出分裂之果。在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飙升的表象怂恿下，在长期扭曲的历史教育和舆论灌输误导下，国民的民族主义意识迅速膨胀，新疆、西藏、台湾、南海……都可能成为分裂和战争的导火索。和中国宪政一样，中国统一大业远未完成。
事实上，不实行宪政，中国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和长治久安：中国的统一便是建立在专制和暴政基础上的苟且偷安，进而为更大的分裂和流血制造隐患。究其根本，和中国内地的社会危机一样，中国周边的分离主义“危机”是专制体制带来的执政不善和滥用公权造成的；横行霸道的地方官员不懂得尊重当地人民的信仰自由和经济利益，尽欺压掠夺之能事，必然闹得怨声载道、离心离德。然而，在舆论受压制的环境下，地方“土皇帝”会把责任都推卸给“藏独”、“东突”、“台独”，夸大“分裂主义势力”的危险并从中得到更多的中央“维稳”投资。在目前的执政体制下，谁也承担不起“国家分裂”、“民族罪人”的骂名，谁都指望用武力压制由制度造成的分裂隐患，在自己任内维持表面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会酝酿更大的动乱，这样的“统一”会加剧分裂。经济和军事强大至多换来一时的畏惧和沉默，但是既然不能收服人心，以后则有更猛烈的爆发。
只有宪政才能为中国实现真正意义的统一，也只有宪政才能赢得世界对中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的文明大国而不是战争威胁，中国必须以文明的方式担当大国应有的一份责任，而一个专制政府不可能承担这一使命，因为专制是野蛮的；即便它在外国友人面前彬彬有礼，也不能掩盖对本国公民的蛮横无理，更何况在日常待人接物中难免流露出专制固有的轻浮和浅薄。因此，要让中国成为受人尊敬的大国，中国人首先要承担现代公民的责任；只要国人一日不完成道德与政治人格的重建，世界就不会看得起中国，中国的“主权”地位就只能是让世人恐惧的野蛮象征，中国的“统一”也只能是暴力维持的暂时结果。
要实现中国的国内统一，首先必须理性面对新疆和西藏等地的分离主义族群势力。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恐怖分子”或“自杀式袭击者”。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分裂主义暴动，只能说明这个国家赖以形成的契约基础并不存在，有的族群并不接受民族融合、共同生存的基本前提，因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统一问题，汉族需要心平气和地与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族群重新谈判并制定新契约，直到各方达成共识。真正的统一首先是人民在感情上的认同。强行统一只能制造更深的裂痕和更多的暴力，压制“敏感”问题的自由交流只能掩盖真相、加深误解、加剧隔阂、制造仇恨、恶化感情并贻误寻求和平统一方案的机会，让分离主义之火越烧越烈，让中国内地成为各种恐怖袭击的试验基地。在长期的舆论扭曲影响下，如今不同族群的人民之间的误解已经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发生在新疆和西藏的暴力事件足以表明中国族群关系濒临危险边缘。走向宪政统一的第一步是放开言论与新闻自由，尤其要让汉族通过对话了解分裂主义诉求的真实根源并对症下药。
要说服少数族群维护统一，必须停止对他们的歧视、打压和剥夺，通过宪政机制切实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实行真正的地方民主自治，同时充分尊重当地人民对地方资源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如果有必要，可以在少数族群聚居地建立专门保护区。汉族要恢复中华文明的雍容大度，不做不义之事、不图不义之财，否则必然激化种族矛盾和怨恨；既然视少数族群为自己的同胞，就要尊重之、爱护之、善待之。另一方面，少数族群也要理解，暴力和单方面脱离不是出路。如果中国内陆不能实现民主宪政，那么即便一时实现独立，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权也将是安放在身边的一颗不定时炸弹；只有在民主宪政下实现真正的自治，才是这些地区安宁、稳定、富足的最终保障。在相互尊重、平等对待、自由交流的基础上，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各族人民都认同的宪政统一必定比高压专制下实行的武力统一更加稳定和持久。
台湾问题是中国革命留下的历史遗产。两大革命党各自出于唯我独尊、不容异己的立场，相互残杀、长期内战，不仅给自己和对方造成极大伤害，而且给全体国民带来了巨大创伤。1987年，国民党在台湾解除党禁、实行民主，为大陆政府树立了良好榜样。今后如何面对两岸分治状态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个契机。两岸未来由两岸人民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民主程序共同决定。在两岸主权归属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两岸政府至少有义务结束敌对状态，放弃武力主张，避免将单方面决定强加在对方身上。就像大陆单方面推进统一不仅无济于事，反而激化“台独”情绪一样，岛内片面推动“独立”非但是徒劳之举，反而造成大陆内部鹰派得势。如果任何一方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对方身上，不仅将直接威胁台海安全，而且将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目前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在于价值取向上的巨大落差，一个民主宪政的台湾不可能接受专制威权的大陆；这种文化差距不仅体现于两岸政治和商业精英之间的交往，而且越来越多地体现于人民之间的交流。如果大陆不改变现有的体制，那么认同大陆的台湾人只会越来越少，两岸离分裂将会越来越近。其实要实现大陆梦寐以求的两岸统一，主动权掌握在大陆人民手中。只有实行民主宪政，大陆才可能和平统一台湾；只有当大陆的制度进步赢得台湾民心，统一最终才有希望。
3．中国宪政之障碍与国民的历史责任
自辛亥革命百年来，中国宪政之所以屡屡受挫，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民一直是被动的看客。2003年“孙志刚事件”以来，尤其是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普及，长期停滞的中国宪政获得了新的动力。民间维权普遍仿效“孙志刚模式”，通过媒体报道的悲剧性事件激发民众义愤，最终触动中央政府进行有限的制度改革。2007年的厦门“集体散步”事件开启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权模式，市民和政府的直接对话成功改变了影响市民生活的重大决策。这些有限的维权成功为中国宪政带来了活力和希望，但是存在维权成本高、结果不确定以及缺乏可复制性等局限。在一个宪法承诺的正常维权渠道走不通的情况下，民间维权难上加难，民间宪政依然严重动力不足。
中国宪政蹒跚难行，根本障碍是专制集权所维持的既得利益集团。本来中国宪政完全可以始于大刀阔斧的党内民主改革，有魄力的最高领导者可以借此创造与巩固自己的民意支持和统治合法性，但是他们惧怕宪政分权损害自己的利益，其中的利害关系昭然若揭，无须赘述。出国考察宪政的清末官员载泽曾说：“宪政有利于国，有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一语道破既得利益自“百日维新”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玄机。然而，此言谬矣！宪政何止有利于民，又岂不有利于官？！即便抛开执政者个人的内在尊严，即便从执政者——尤其是最高领导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考虑，宪政只能给他们带来一世清名，又能让他们失去什么？当年孟子问齐宣王为何不施仁政：“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今天同样可以问执政者为何不施行宪政：难道还有哪个执政者钱没赚够吗？荣华富贵没有享尽吗？更多的权力、金钱、美色、排场、虚荣究竟能为你们增添什么？如果还是执迷不悟，一味揽权敛财，直至自己或家人沦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那就不是利益动机在作祟，而是个人见识和品位的问题。
“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毕竟，历史是后人写的；谎言只能维持一时，终究是要被揭穿的。历史教科书可以几十年掩盖真相，却不可能永远愚弄人民；历史最终会还原真相，还历史人物一个公道。谁是尧舜，谁是桀纣，终将分得清清楚楚。如果哪位领导者能带领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梦想，打破中华民族数千年专制的魔咒，其丰功伟绩岂是尧舜堪比！
随着人民尊严意识的觉醒，中国的宪政时刻终将到来。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阻挡历史潮流，也不可能永远篡改历史；他们所能做的，是用自己的行动决定自己的历史定位。在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扮演的历史大剧中，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角色，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那些对中国宪政进步做出贡献的人，人民一定不会忘记他们，历史的丰碑不会遗漏他们的名字；那些努力推动过宪政进步的人，即便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也会求仁得仁、无愧一生；那些怨天尤人、浑浑噩噩、碌碌无为者，则犹如空中浮尘，必将为世人藐视和遗忘；那些扼杀进步、对抗人民、抵制宪政、拒绝改革者，无论生前自封为什么神圣地位，一定会被置于中国历史的账册上！当智慧的太阳驱散专制的阴霾、恢复昔日的光芒，普照在这片不幸多难的土地上，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千年沉睡、百年噩梦之后终将醒来，告别恐惧、懦弱和癫狂，拒绝奴役、洗脑和逃避，勇敢面对自我，做自己命运的主人。每一个中国人站起来，为了个人的尊严、民族的前途，承担自己作为人的责任，捍卫自己作为人的权利，用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创造公平正义的国家秩序，用自己的觉醒和行动迎接中华宪政文明的曙光。继承优良道德传统、重建现代政治人格、实现自由民主宪政，是每一个中国人无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
文稿来源: 来源:《领导者》杂志总第42期（2011年10月），原文标题：《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
在北大公开课演讲《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视频:
http://lecture.pku.edu.cn/video1/video.php?id=1399&hdsd=sd
二 : 驳斥张千帆北大演讲：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2011年，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中国正陷于难以自拔的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武昌兵变推倒了摇摇欲坠的大清帝国，终结了数千年皇权统治，但是皇权的结束远非真正意义的共和的开始。一百年来，中国战乱频发、生灵涂炭，人民屡遭浩劫，宪政命运多舛。虽然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三十年的相对安宁，让中国摆脱了大饥荒和“大革命”的威胁，并逐步回到了世界文明家庭之中，但是专制权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我并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人民群众可以通过网络监督政府了，“民主”应该解释为“人民当家作主”，“专制”也没那么好专制了。
辛亥革命百年之后，民权不张，公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
——中国也出现了最牛钉子户，强行堕胎、接扎、大月份流产也已经被禁止，上访群众的权力也逐渐得到保障，这就说明人民的权利在不断上升，这样的国家是大有希望的。你们看看日本的钉子户，最终遭致上百名警察护卫下的强拆，完全无视人民群众的抗议。美国的阿桑奇正在被追杀，占领华尔街的失业群众受到了警察的镇压，从某些侧面而言，中国已经比他们更加民主自由平等了。
改革三十年，中央放松管制，人民获得了劳动致富的机会，改善了自己的生活，但是也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那么请问张教授，不这样还能怎样？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程序，无一例外，否则永远无法发展。在过去的70年间，美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远远超过了中国，就算现在他们在伊拉克、阿富汗所发动的战争也对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很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污染甚至于是不可逆转的。所谓的民主不应该是损人利己的吧？中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出现很多的不和谐现象也难以避免。我们党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十八大之后，国家正在治理，管理会越来越完善，腐败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到现在也没有追赶上中国，倒是俄罗斯小姐经常跑到中国来卖淫，丢进了一个国家的国格和人格。目前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脱贫速度人类历史上罕见。这不但是中国对本国人民的贡献，也是对全人类的贡献。
改革一方面彻底瓦解了全体官民对正统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点迷信，造成不可遏制的腐败、堕落、庸俗和拜金主义；
——除了改革，中国还有别的出路吗？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官员腐败、红灯区、极端利己、吸毒贩毒、黑社会集团等等犯罪行为。一个社会是不是一定必须有这些元素存在，社会学家一直在讨论。水至清无鱼，类似于生物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而言，一个社会发展迅猛，这些黑暗面就一定会存在。
另一方面则极大透支了中国的自然资源并破坏了生态环境，破坏的速度超过发展的速度，而且只要政绩体制不变，这个破坏过程就没有止境，直到危及每个人的基本生存。
——这不见得吧？生态环境也有一定的自愈能力。例如空气污染，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所主导的一项跨国研究，经由更精准的量测方式，指出全球大气层中的氢氧自由基 (OH)浓度十分稳定，并不像以往所认为的容易受到空气污染而波动。氢氧自由基在我们的大气层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它能够氧化除了二氧化碳以外的大多数温室气体。此外，氢氧自由基是对流层中最主要的氧化剂，因此它的浓度变化与人类造成的污染有直接的关联。这项新的结果除了告诉我们大气的自洁能力比想象中还要好。当然，这不应该成为我们污染环境的理由。我们国家已经在重视这个问题了，接下来会进一步地治理环境，还人民群众一个美好的家园。
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
——中国也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从来没有这么多的GDP总量。那时候人口少，当然贪官污吏也就少。如果那时候贪官污吏的比例少，请问古人是如何反腐败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是前所未有的高吧？四周邻国不得不借助全世界最强悍的国家——美国的庇护才可以在领土问题上与中国叫板，而100多年前丧权辱国丢失的香港澳门也回来了！还有钓鱼岛、南海诸岛也部分地夺回了管辖权。
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
——那时候的工业化水平极低，人口又少，当然不存在环境与食品问题了，可是你愿意回到古时候吗？
如果这一切在国内不可维持下去，那么今日中国也在历史上罕有地呈现出对外扩张的趋势。这种扩张一方面体现为中国向发达国家输送廉价劳力和产品，通过“低人权优势”压榨国内工资、消耗国内资源以吸引国际投资并维持增长；
——在社会的发展初期，任何国家都需要用不那么光彩的手段来积累第一桶金。回忆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是那么光彩吧？目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欠发达，当然也就只好指望低端劳动。但很快，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了状况会得到逐步改变。我们的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这是事实。但如果像美元那样虚高，大批的失业率你如何解决？
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利用欠发达国家和中国同样的体制弊病掠取它们的资源，借以满足国内维持增长的需要。这种掠取不仅会激起这些欠发达国家人民的反感和反抗，而且也可能将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
——这些都是其他国家同意的，他们需要第一桶金。再说有的国家资源过剩，自己用不了。我们又没有发动战争掠夺他人财产。双方的合作是互惠互利的，真正利用战争掠夺他国财产的恰恰是所谓最民主最发达最成功的美国！你看看他在中东都干了什么？究竟谁招致了中东人民的反感？中国直接卷入和发达国家的资源争夺之中有什么不对？可以与发达国家争夺恰恰是我们强盛的表现，你的意思是拱手相让？
官方在正统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之后一直在寻求可接受的替代品，但最后必然发现惟一可以利用的是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
——我不同意你所谓的“国人尚剩的一点民族自尊感”的说法。任何国家的主权问题都是无可商议的、无条件的，都是一个国家的人民所不能让步的。即使国民党再腐败无能，再让人民失望，蒋介石领导下的全民抗战还是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拥护。
加上政府长期灌输形成的扭曲历史观、台湾与少数族群聚集地区的分离主义隐患、政府控制下的国内媒体对“敏感”事件的高度选择性和误导性报道……这一切都注定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呈星火燎原之势；只要领土主权受到任何挑逗，民族主义情绪完全有能耐在一夜之间将1930年代的德国法西斯或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死灰复燃。今日中国在表面一片歌舞升平背后，实际上埋放着一触即发的火药。
——你是不是还生活在30年以前？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还有什么消息不是透明的？领土主权不是受到任何挑逗的问题，而是长期被霸占的问题。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无法接受的事情。现在逐渐地夺了回来，政府的威望在不断提升，你不要视而不见、以偏概全。一个得不到人民拥护的党，就一定会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只有深得民心的党，才会继续执政下去。这就是压力，也是迫使我们党必须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根本原因。纵观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起因于此。自从成千上万的网民在拷问小伊伊的事情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中国的中国式民主已经到来了！特别是7.23动车追尾暨小伊伊事件，我切切实实地看到，在全国人民的一片痛骂声中，我们党很狼狈、很尴尬，已经深知当今的人民得罪不起了，再不痛定思痛，就会被人民所抛弃了。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不外乎执政者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新加坡也是一党专政，但人民都没有意见，国家繁荣富强。原因就是执政党一切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为老百姓谋福祉。十八大之后，一切腐败问题会得到根本医治，还有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等，老百姓会逐渐获得更大的人权和幸福。
无论是百年坎坷还是未来的凶险，都归因于奴役人民的专制。然而，专制是狡猾而顽固的，并不因革命而被打破；恰好相反，革命往往建立更强大的暴政。满清覆亡的教训在于，只有及时施行宪政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的悲剧；如果执政者执迷不悟、拒绝改革，那么不仅他们自己将玩火自焚，而且整个中国社会都将陷入革命－暴政的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将沦落到文明废弛、腐败横行、资源浩劫、环境破坏、民不聊生的地步。百年历史沧桑充分证明，只有宪政才能救中国。
——你的这个判断，完全是无稽之谈。在互联网的时代，人民群众完全对执政者进行了监督。请问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因为带几块手表、搞了几个女人、占了几套房产而丢官？还有，唐朝是中国最发达的时段，请问那是什么制度？难道现在不比那时侯更加文明吗？你们想想看，现在的共产党多么有压力？开放了台湾自由行，人们去台湾一看，哇塞！那里的人民这么富有、民主，心里会对共产党什么感受？搞不好都要唱“何日君再来”呢！还有东欧剧变之后，全世界都在盯着中国，一意孤行的中国究竟会走向何方？如果东欧发展得比我们好，那么，国人岂不是更加坐不住了？还有，每年几百万人出出进进，带回来了国外的新鲜理念，再加上网络这么发达，人们自然会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国相比较，再加上一党执政的微乎其微，共产党当然深知压力重大，再看看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的下场，作为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岂不感到内外交困、如坐针毡？再加上网络如此发达，一切都趋于透明，谁还敢造次？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而专制的最大罪恶不仅在于践踏了人的尊严，而且在于剥夺了个人恢复自我尊严的能力，使他们自甘堕落地臣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中国宪政的最根本的困境在于专制体制为自己的持续生存创造了最有利的人格状态，无限膨胀的公权和长期受压抑的人格形成一对互为依存的稳态。要打破专制的窠臼，首先必须唤醒普罗大众作为公民的主人意识。
——当前，人民群众的主人意识已经逐步得到唤醒，中国不是朝鲜、利比亚、叙利亚，通过言论自由和媒体的开放，过去的专制模式已经日渐减少，人民群众时刻在监视着我们的党的一举一动。我们现在再看看那些国家，都觉得很可笑。长期受压抑的人格仅仅存在于老一辈，是那个时代打下的烙印，也已经无法改变，说穿了属于“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但与现任政府无关。但80后、90后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北京首都做这样的全盘否定政府的报告而不会受到官方的任何干扰，这本身就说明中国的民主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巨大进步。
有朝一日，当国人从专制奴役的噩梦中醒来，并意识到自己深陷政治腐败和道德堕落的处境，
——目前我们的党越来越注意倾听民众的呼声，贪污腐败也在下大决心治理，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所谓“专制奴役”从何谈起？
他们最终会认同以下不证自明之理：人人都有不可剥夺与不可让渡的内在尊严，国家的义务是通过宪法与法律制度尊重与保护人的尊严；对尊严的任何践踏都是不合法的，一个长期践踏尊严的政府则是一个不合法的政府。
——中国正在以全世界最高的速度发展着进步着，无论物质和精神层面。尽管目前中国的GDP排在全世界第二位，但人均仅仅排在九十多位，远远赶不上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亿人温饱尚未解决。物质文明应该先于精神文明。在面包和牛奶的问题解决之后，我相信中国正在逐步到达这样一个状态。
三 : 辛亥革命与当今中国
辛亥革命与当今中国
浦北县文联副主席韦志远
辛亥猛狮醒推翻封帝中华振；神州旭日晖飞舞凤龙四海兴。100年前的1911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武昌领导的（史称二次革命）辛亥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知道，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对于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文明进步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它给当时腐败无能、昏庸黑暗的清政府封建专制制度给以沉重的打击，于是，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进步和提高，整个社会也向前大进了一步，特别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和新文化、新生活也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普及推广。同时，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特别是在当时，男人剪辫子和废除各种繁琐复杂落后的封建礼教制度，就连孙中山先生的农村故居也采用了中西合璧的、简洁美观的现代化建筑，而与封建的烦琐复杂的建筑风格大进了一步。所以，辛亥革命不是以往历史上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彻底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它不仅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而且还提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主义思想，从而大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三民主主义思想，至今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的作用。其次，辛亥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结束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与瓜分豆剖中国领土的悲惨局面。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结束了长期靠割地赔款、签订不平等条约和卖国求荣过日子的悲惨黑暗腐败局面。第三，辛亥革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西方先进的科学工业文明在中国迅速得到了普及推广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和工业革命的迅速兴起。第四，辛亥革命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亚洲出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为世界、特别是亚洲的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贡献。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断变化、发展和进步。在曲折中前进和在前进中曲折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新陈代谢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人类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100年前的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没有完全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根本任务，它仅仅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社会制度，以新的剥削制度代替旧的剥削制度。但是，它在消灭封建帝制这一点上却是十完全彻底的。所以，辛亥革命拨开乌云见青天，并且彻底冲破了黎明前的黑暗而使中国根本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封建主义社会的根深蒂固在中国完全消灭，中国社会也因此为之一新，这在当时的世界近代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辛亥革命与当今中国，过去与现在毕竟已经相距整整100年。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用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眼光来看待100年前的辛亥革命，那么，我们在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就不难发现：旧瓶装新酒可以喝，但是新瓶装过时腐败变质的旧酒绝对不能喝，如在秦始皇兵马俑和汉马王堆里挖掘出来的酒现在我们用新瓶子来装，那还能够喝的吗？所以，我们必然异口同声地回答：绝对不能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在当时来讲，那确实是进步的、科学的，也符合历史发展进步的潮流和中国大江大河滚滚东流的必然规律。但是，1911年的38年之后的1949年，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独裁、黑暗腐朽的统治，于是，无产阶级政党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党，中国革命从资产阶级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转变，并且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革命为之一新而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所以，辛亥革命与当今中国，既是相铺相成和历史发展进步共通的，但是，又不可能是相提并论的。因此，如果我们今天不知不觉地又让过去的封建社会的东西死灰复燃甚至泛滥，那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连资产阶级的执政党也不如了。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与当今中国，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让中国人民觉醒起来；毛泽东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十亿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并且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江泽民领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而让中国人民走向新时代；胡锦涛领导中国人民在走向新时代中，带领中国人民在全面实施科学发展观中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当今中国，随着中国加入WTO而与世界各国接轨，中国已经完全融入了世界一盘棋，世界已经形成一个共同共融的大家庭。在世界社会制度五花八门，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并存、千差万别和错综复杂变化发展的前提下，五色人种和世界五大潮流同时涌进中国国门的现实中，当今中国怎样借鉴辛亥革命的辉煌成果，在觉醒中走向世界而与世界融为一体；在站起来中挺直华夏民族的腰杆和坚硬的脊梁；在走向世界中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发展；在走向世界中而保持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在走向世界中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在走向世界中而不断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国际地位、威信和影响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而感悟出“没与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够救中国”的绝对真理；在走向世界中而不断走向繁荣富强；在科学发展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同时，在当今中国，结合辛亥革命的伟大成果，回顾在中国共产党走过的90年历程中，当今中国，必须努力要做到十个一定要：第一：一定要牢牢把握时代的主旋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执政党的能力和水平，在高屋建瓴的前提下，努力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执政党的同时，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依靠现代领导科学对宏观调控、金融、财政税收和公共服务管理的轨道上来；第二，一定要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经济、工业、科学管理经验，努力提高中国的经济科技管理水平；第三，在世界格局不断变化发展的前提下，中国一定要奋起直追，勇往直前，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是经济发展环境最安全和谐、最有保证的国际金融中心。当今中国，最有优势和最有能力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不可能避免的金融风暴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搞活而能够有效地克服。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后，为什么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且愈演愈烈，演变成为世界性的金融风暴而出现世界金融次贷危机的无底黑洞呢？而我们中国却像东郭先生一样，利用自己的血本刚刚救活世界经济危机，而世界的金融风暴又一次如狼似虎地来了，我们中国好像是美国的印钞机一样帮助美国填埋金融风暴的无底黑洞。究其原因，主要是其金融管理混乱和无限制地乱投资开发而出现泡沫经济和通货膨胀，再加上整个社会无规律、无限制地盲目生产和重复投资建设、盲目投资建设、浪费资源投资建设，没有必要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浑水摸鱼的现象十分严重，就像无僵绳的烈马一样难以驾驽。同时，世界金融风暴一浪高于一浪而无止境、无规律地发生，成为世界经济的癌变而成为不治之症。因此，社会主义的中国具有无穷的优越性，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胜利；第四，一定要富国强兵，努力实现中国台湾的和平统一和加强对南中国海主权的维护和稳定；第五，一定要绝对严格控制大城市和特别发达地区的发展规模而大力发展中、小型卫星城市的规模，让那部分先富起来的地区和先富起来的人先富带后富，大家共同致富奔小康，让全中国出现千万个像杨善洲这样的活雷锋而彻底改变城市和农村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提高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三大差别、努力改变贫富悬殊的现状，同时，一定要努力克服重复投资、短命建筑投资、浪费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投资和生产过剩盲目投资等现象。第六，一定要时刻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大力普及推广现代领导科学，努力使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第七，一定要使当今中国成为消灭残酷野蛮、消灭封建愚昧、消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先锋；第八，一定要着眼未来、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努力为建设和谐融洽的世界大家庭作贡献。第九，一定要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而执政党的某些人却是严重贪污腐败或者是与执政党伟大、光荣、正确背道而驰的不良倾向。第十，一定要根据中国13亿人口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彻实把粮食生产当作中国永恒的战略主题来抓，同时，一定要成为世界普及推广应用当代高新科技的国家，如太阳能应用等。
《吕氏春秋。察今》里曾经有过这样的一句话：“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脬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从一个地方，便可以从辛亥革命的辉煌成果里借鉴得出当今中国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科学发展的最佳对策。例如：辛亥革命与当今钦州，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便在钦州领导了著名的钦州、小董武装起义，成为中国辛亥革命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并且在《建国方略》中提出了要在钦州建设南方第二大海港的科学构想。孙中山先生是广东中山市人，当时我们钦州市（即钦州地区，包括北海、防城港）也是广东省的管辖范围。因此，孙中山对钦州怀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同时，孙中山先生是医生出身，所以他无论是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比较超前和维新进步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信仰和职业。如今，钦州、防城、北海铁山三港已经形成北部湾港口金三角群，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建设南方大港的夙愿。因此，在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的今天，我们广西北部湾地区，特别是钦州市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首先，我们钦州市必须要争取上级的重视，在政策上扶持发展，把北部湾地区建设成为副省级的如深圳一样的特别行政区，区址仍然设在钦州，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广西北部湾沿海地区的领头城市；其次，必须以刘冯历史文化为依托，并且以历史教科书为依据，以刘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镇南关大捷中国军人唯一一次打胜仗不割地赔款和不签订不平等条约为光荣，宣传黄明堂追随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事迹，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历史英雄城市，同时，通过宣传冯敏昌一代清官和诗文作为最高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寄托，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国学普及城市；第三，必须以北部湾海洋文化为前提，以钦州江为建设条件，把钦州城和钦州港连为一体，建设钦州港大道，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城、海、港相连的港口城市；第四，必须充分发挥钦州市的地理区位优势，建设钦州——防城港——北海跨海大桥，把钦州——北海——防城港连成一体，努力把钦州市建设成为广西北部湾海、陆、空交通枢纽城市；第五，必须十分珍惜现在的北部湾地区的海洋生态环境条件，不断提升北部湾地区特别是钦州市的工业品位和现代化科技含金量，努力把钦州市打造成为北部湾地区现代化沿海高新科技型工业港口城市；第六，必须及时对曾母暗沙以北的整个南海海洋地区进行科学的规划，在科学发展中科学开发南海海洋资源，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利用海洋资源科学发展的龙头城市；第七，必须加强与东盟合作，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辐射东南亚和欧美的扇面型轴心国际型海港中心城市；第八，必须与生态、森林、环境相结合，加大对六万山、十万大山的农业、林业的现代化开发力度，在保护森林、环境、生态资源的前提下，在浦北县建设全国最大的红椎林连片林下生态环保经济示范基地，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农业企业化、现代化、新型工业化的海港城市；第九，必须进一步加大钦州市的金融、商贸、物流的规划发展力度，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金融、商贸、物流中心城市；第十，必须不断提升和挖掘钦州市的城市规划建设水平，集中力量重点规划钦州江两岸的街道、高层建筑、公园、防洪等设施，努力把钦州江两岸建设成为小上海外滩，并且把城市标志性建筑相对地集中在一起形成钦州的城市形象景点，从而不断提高钦州的城市品位；第十一，必须很好的利用浦北县在南北朝在现在的浦北县石埇镇坡子坪村建立与广州齐名的省级军事行政单位和管理（越南）交州（因为越州管理交州，而交州位于越州之南，所以，自从南北朝后交州便称为越南）的历史——越州古城为契机，努力把钦州建设成为以越州古城省城龙头文化为依托的古越州现代文明城市；第十二，必须加强对文化、旅游的开发和管理力度，努力使文化旅游尽快形成产业、企业化，不断提高钦州城市的文明现代化程度和城市品牌。
猛回头，警世钟。历史上的惨痛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因此，在当今中国，如果我们现在仍然以100年前的老眼光来看待当今的中国，那确实是大错特错，甚至是南辕北辙和适得其反的。古人就有过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和缘木求鱼的教训。当今的中国，随着世界五大潮流的涌入，世界五色人种和2000多个民族的千差万别、鱼龙混杂、真假难分、先进与落后并存的前提下，客观地存在如下的问题：第一：外国一些愚昧的、封建的、落后的东西纷纷涌进国门而在一成不变地中国死灰复燃甚至大力普及推广；第二，西方的“金钱至上”和“一切向钱看”、“唯利是图”等等已经在不少的国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于是出现了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贫富悬殊的距离越来越拉大的被动局面；第三，中国现在农村拿子孙后代的饭碗和吃子孙后代的饭的现象越来越多了，于是出现了环境、资源、生态的严重破坏而造成了如1998年大洪灾、2008年四川大地震、2010年玉树大地震等大的自然灾害频繁出现的可怕惊人局面；第四，世界的局部战争和各种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构成极大的威胁；第五，在中国，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完全没有改进而如一本经书读到老和一成不变地得到大量的普及推广，以至于先进的、文明的、与时俱进的东西得不到应有的普及推广。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待当今中国在实践中逐步解决。
辛亥遴玉韵；中华数当今。我们当代中国在进一步觉醒的前提下，必须要进一步继往开来，开拓进取，努力做到执政党不骄不躁，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金光大道上奋勇前进。
四 : 辛亥革命2 溥仪与载沣：一个家族的国家危机
五 : 北大教授张千帆视频：《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北大教授张千帆：《辛亥革命与中国宪政》
(2012-12-03 14:59:08)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