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苏轼《晁错论》 34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来源： 杨高明的日志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于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晃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自取其咎）。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所，是以得至于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

而已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已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愤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晁错论》

二 : 我读苏轼的《晁错论》

内容摘要：《晁错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篇人物评论文，评论对象为西汉初年景帝时期的政治改革家晁错，作者通过对晁错改革失败的叹惋，表达出自己愿意为国效力但有志（www.61k.com）难展的抑郁心情。文章结尾最是意味深长，字面上是评析晁错以自全自取其祸，实际上是告诫人们一个道理：想有非常之功，就要做非常之事，要有所作为。越是想自我保全，逃避责任，畏缩不全，越是为人所不耻，而难以自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人生哲理。

关键词：《晁错论》 悲剧 史论
西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史称“七国之乱”。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公然背叛朝廷，率兵反叛，逼近京师。酿成七国之乱的根本原因，是汉初分封诸侯，各诸侯王各自割据一方，拥兵自重，他们想凭借自己的势力与中央政权相抗衡。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在西汉政治家晁错身上。晁错：史载其学申商刑名，为人“陗直刻深”，文帝时，为太子老师，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晁错有奇材，忧诸侯强大，尾大不掉，中央无法控制，于是向景帝建议：“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景帝采纳了他的“削藩”策略，随即“七国之乱”暴发。其实，诸侯王的谋反，那是迟早的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也就是说，削藩之策是此次叛乱的导火索，实际上是为七国举兵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他们打着“清君侧，诛晁错”的旗号，公然反叛了。这一强化中央集权，尊王室，削诸侯的举措，是深得景帝赞赏的，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也是十分正确的，所以在七国之乱初期，景帝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晁错，并亲督兵马抗敌，但随着形势的恶化，当敌兵逼进长安，天下岌岌可危时，景帝开始动摇，后来不得不听从袁盎的意见，诛晁错以谢天下。“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希望以此给天下诸侯王一个交待，促其退兵。晁错就这样以“奸贼”“祸首”之名被诛杀。但事实很快就证明，诸侯们要求“诛晁错，清君侧”只是一个借口，他们没有退兵，他们要的是汉室的天下。晁错被冤杀，他在这一事件中，成了一枚弃子，一个冤死鬼。其实，朝中很多大臣也明白这一点，晁错是没有错的。事后邓公进言景帝说：“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划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而景帝也“默默良久”、“吾亦恨之”。
在“七国之乱”中，这位忠于汉室的大臣被冤杀，成为文景时期自贾谊夭折又一政治悲剧，历史上对此的评价是一致的，都是替他惋惜和鸣不平。但是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其著名史论《晁错论》中，却另辟蹊径，见解独到地阐述了不一样的观点。即在这一悲剧性事件中，从晁错本人身上看问题的实质。作者写到：“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之有以取之也。”天子是否真的“不察”，姑置不论，“错之有以取之也”是作者的根本出发点。
作者以为，当文景之时，诸侯坐大，危及朝廷，晁错建言削其地以尊王室，本是万世之利，这一策略并无错误。苏轼说：“夫以七国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灭不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下自将，而已居守。”《晁错论》在这里，作者见解独到，且逻辑严密，先从发端上讲，晁错献削藩之策将要引起的变乱，那是显而易见的，不足为怪。这一点，当时的人也看得清楚，《史记·袁盎晁错列传》载：“错父闻之，从颖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晁氏危矣。’”既然晁错明白这一举措将要引发的严重后果，那么，作为这一事件的发端之人，就应该是有应对之策。更为人疑惑的是：作为一个尊王室，振朝纲的命世之才，他于此时并没有挺身而出，为天下当大难，而是“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作者在此就道出了问题关键所在，他的致命点在于引发了大乱而无应对之策，危亡关头又把危险推给了天子。置天子于险境，而自己却当了缩头乌龟。这一点与其说是分析晁错策略上的失误，不如说是在解剖他人品上的缺陷。中国封建王朝是最讲忠孝节义的，忠臣义士，当勇赴君难，忠心护主，虽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如晁错者，临大节而退缩，见危难而避躲，此古来人臣之所共愤，而为节义之士所不耻也。我以为这一点，正是苏轼切中要害处，也是他见解独到处。
以下作者还言犹未尽，再从反面假设：“使吴楚反，晁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侍之以为无恐，虽有百袁盎，可得而间哉！”这是假定晁错不临危逃避，而是临阵御敌，那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果，天子依仗他，信任他，给他当坚强的后盾，如此君臣一心，共御强敌，那么谁还能离间呢？这样的话，晁错建不世之功，千古留名，也未为可知！此种假设，乃是死中求活，败局未必无胜势，以此断古今之功过，收余味无穷之效果。
这篇史论，从对七国之乱到晁错被诛的剖析见解独到，析理明白，它所阐发的是人臣在面临危难之时，要勇于担当责任，要具有敢于担当的大丈夫胸襟。文章开篇有一段精辟的立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此立论虽有暗指晁错“临危而亡”之意，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指出有作为的大丈夫应有的品行，有“超世之才”还得有“坚忍不拔之志”，这就包括智慧、胆识、嚣度，节义临难不避，临危不惧，见危授命等等忠义品质，文章结尾：“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软！”这个结尾是意味深长的，字面上是评析晁错以自全自取其祸，实际上是告诫人们一个道理：想有非常之功，就要作非常之事，要有所作为。越是想自我保全，逃避责任，畏缩不全，越是为人所不耻，而难以自全，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和人生哲理，真乃千古至文！
沈还斌，陕西省汉阴县汉阴中学教师。

三 : 苏轼《晁错论》的译文

苏轼《晁错论》的译文

要全文的翻译,

苏轼《晁错论》的译文的参考答案

天下的灾难,最难以解决的,是表面看来太平无事,其实有无法预料的隐患.旁观事态发展,而不去解决它,就怕事情发生的时候已经无可救药了；采用强制办法武断处理,那么我不相信天下还能维持太平状态.只有那些仁人君子贤士英雄,才能不怕艰险为国家效力,来建立功勋；但这本来就不是在短时间就能勉强解决的事,这些贤人英雄们的做法只是为了出名.

国家正平安稳定,突然无故发生灾难（指七国叛乱）；我敢站出来,吾能解决了,对天下人我就有了交代.事情解决不了了却犹豫徘徊了,想逃避它,让别人承担责任,那国家灾难的罪魁,就集中到我身上了.

从前晁错为汉朝尽忠,谋划削弱太行以东的诸侯国家的实力,这些国家一同叛乱,借诛杀晁错的名义；但是皇帝不辨是非,反拿晁错为借口.天下人惋惜晁错因为忠心却受罪名,却不知到这是晁错自己找的啊.

自古能成就伟大功绩的人,不只是有超凡的才能,也一定有坚忍不拔的意志.从前大禹治水,凿开龙门堤口,引导河水流入大海.开始还没有成功的时候,也有洪水泛滥的巨大隐患；只是大禹能够清楚事情会如何进展,洪水发生后就不感到害怕,而慢慢的寻找处理办法,所以最后获得了成功.

七国当时已经很强大,而突然削弱它们,他们叛变,这奇怪吗?晁错这个时候不挺身而出,站在解决事态发展的前面,来平定吴国楚国的叛乱,这才是保全自己的办法,却怂恿皇帝亲自出征而自己驻守后方.那么造成七国叛变的是谁呢?晁错自己要追求名声,怎么能够逃避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呢?亲自出征是最危险的,留守后方是最安全的；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却选择留守后方,反劝说皇帝去做最危险的事,这是忠臣义士们最反感怨恨的做法.

当时,就算没有袁盎（与晁错为政敌）,晁错也不会幸免于死的.为什么呢?自己打算留守,而让皇帝亲自出征.从情理上说,皇帝已经很为难了,所以内心反对晁错的建议.所以袁盎的建议（杀掉晁错安抚叛军）,得以实行.如果吴国楚国等叛乱,晁错挺身而出,奋发图强,昼夜练兵,做好防守东边的准备,使叛军不会威胁到皇帝,那么皇帝就会依赖晁错而没有忧虑,就算有一百个袁盎,还能离间他们君臣的关系吗?

唉!世上的君子,想要建立大的功业,没有一个先做好保全自己的准备的.如果晁错亲自带兵讨伐叛军,未必不能取胜,只是他想保全性命,导致皇帝不高兴.奸臣才得以有机可乘,晁错的保全性命的做法,那是自取其祸啊!

原文：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责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本文标题：晁错论苏轼-——苏轼《晁错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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