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陈寅恪:“对对子”的意义
今年国文试题,均分三部,第一為对对子,二為作文,三為标点,其对对子及作文二题,全出余(即陈寅恪)手,余完全负责,近来有人批评攻訐,余不便一一答復,拟将今年国文命题之学理,於开学后在中国文学会宣讲,今日只能择一二要点,谈其大概。(www.61k.com)
本大学考试国文一科,原以测验考生国文文法及对中国文字特点之认识。中国文字,固有其种种特点,其文法绝非属於「印度及欧罗巴Indo-European系」,乃属於「缅甸西藏系」。中文文法亦必因语言文字特点不同,不能应用西文文法之标準,而中文应与「缅甸西藏系」文作比较的研究,始能成立完善的文法。现在此种比较的研究,尚未成立,「对对子」即是最能表现中国文字特点,与文法最有关係之方法。且研究诗词等美的文学,对对实為基础知识。考题中出对子,简言之,係测验考生对(一)词类之分辨,如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虚字对虚字,称谓对称谓等是;(二)四声之瞭解,如平仄之求其和谐;(三)生字Vocabulary及读书多少。如对成语,须读诗词文等书多(此短句稍不顺,另一版本為「须读书(诗词古文)多」),随手掇拾,毫不费力。如有人以祖冲之对孙行者,是可知该生胸中有物,尚知古时学者祖某其人;(四)思想如何,因妙对不惟字面上平仄虚实尽对,「意思」亦要对工,且上下联之意思须「对」而不同,不同而能合,即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例如本校工字厅水木清华旁两联之末有「都非凡境」对「洵是仙居」,字面对得极工,而意思重复,前后一致,并非绝妙好对,此则思想之关係。按此种种,悉与「国文」文法有密切之关係,為最根本、最方便、最合理之测验法。
至於评判标準,即按上述各节:(一)文法方面,如平仄词类之对否;(二)「意思」之工否,思想之如何。分数则仅占国文三题中百分之十,倘字面对工,思意不差,则可得十分,如对得极好,可得四十分,即完全不对,亦不过扣去百分之十分。是於提倡中已含通融宽待之意,其所以对对题有较难者,实為考生中之有特长者,普通人字面对上即可。有人谓题中多绝对,并要求主题者宣佈原对,余以為并非绝对,因其并非悬案多年,无人能对者。中国之大,焉知无人能对。若主题者自己拟妥一对,而将其一联出作考题,则诚有「故意给人难题作」之嫌矣。余不必定能对,亦不必发表余所对。考生较好之对,惟考卷尚未完全看完,且非经余一人评阅,但可就所忆者发表一二:一年级新生,对孙行者最佳者,当推「王引之」,因王為姓氏,且有王父即祖父之解,恰与孙字对,引字较祖冲之冲字為佳。「少小离家老大回」,尚未见有甚好者,如「匆忙入校从容出」,差可。中国文学研究所题对「墨西哥」,有人对「淮南子」,可称不错,因同為专名词,且末二字恰甚工也。
二 : 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转]
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带着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来到恩师陈寅恪家中,本想劝说老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不但劝说未成,连自己异常珍重的师生关系也弄丢了。下文汪篯按照老师陈寅恪的要求记录下一篇口述长文,即学界盛传的《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www.61k.com]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即可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之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有星期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有和我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如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我在广州很安静,做我的研究工作,无此两难。去北京则有此两难。动也有困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高血压,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国维诗。碑是否都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湮没。
后记:陈寅恪,1966年6月,被抄家、被批判,1969年10月7日晨5时,在身心被摧残中死去,享年79岁。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文化热的浪潮中,陈寅恪的人格及其学术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并且带来了对近现代学术的反思,许多学者为建设现代学术规范的而努力探索。
汪钱,1959年,在反右倾运动中被批判。1966年6月10日晚,他在家中自杀。时年五十岁,这是又一位为学术领域的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以生死抗争的学人。也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第一位殉道的北大教授。
三 : 陈寅恪诗句“涕泣对牛衣”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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