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大学生实习路上失踪 9年依然生死未卜

2006年国庆期间，大学生盛剑君一边在浙江大学医学院读书，一边在浙江邵逸夫医院实习，在家里休息了几天之后，盛剑君决定10月5日返回医院继续实习。（www.61k.com]没想到，这一别后，家人再也没有联系上他。而且，9年过去了，这个大学生还是没找到，生死未卜。

一个成年人，而且还是有正常智商的大学生，为何会无缘无故失踪呢?那么，他是否与人发生矛盾，继而遭寻仇呢?可能性不大。同学、室友以及实习医院的同事，大家都反映称盛剑君人缘好，没和什么人结怨，也没谈过女朋友，失联前无异常。

如果不是被人寻仇，那么这个大学生离奇失踪，是否被人劫杀呢?奇怪的是，他失踪一年后，竟然出现在湖南及杭州取钱。监控视频显示，现身取钱的，的确是失踪的盛剑君。也就是说，盛剑君并没有被劫杀。

既然没有被人寻仇，也没有被人绑架劫杀，为何他不打电话回家报平安，也不回家呢?这件事实在太离奇诡异了。男子失踪一年后现身取钱，之后又彻底失去踪迹。他，究竟去哪里了?

如果男子依然平安没事，而且也没有失忆的话，他失踪9年，可能性只有一个，或许就是参加传销组织被洗脑了。关于盛剑君的失踪原因，家属们有很多种猜测，其中最多的一种就是他参加了传销组织。针对这种怀疑，湖南益阳当地警方解释说，由于人力物力方面受限，他们很难对传销组织进行彻底查处打击，况且他们也没有关于盛剑君更详细的信息。

民警表示，如果盛剑君真的参加了传销组织，那他就已经痴迷了，确实可能到了连亲人都不愿意相认的程度，“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毕竟现在也没直接证据证明他加入了传销组织。”

二 : 学习路上

窗外的嘈杂声伴随着熟悉悦耳的闹钟声，将我从梦中惊醒。

该学习去了。

昨日疲倦经过漫漫长夜，没有一点消褪的意思，睡意朦胧，怀着余梦未醒的睡眼，打开灯，几束白光从仅有的一道缝隙刺进眼睛，睡意瞬间荡然无存。

冬晨的路面披上一层厚厚的霜雪，坚硬而滑，急速走在上面像是滑冰一样，几次差点摔倒，路边！那粘满霜雪的柳树上尽是树挂，像是一根根银条悬挂在树上，显得格外壮观。乳白色的雾，从远处山谷中一团一团地溢出，缓缓地漫上山坡，散成一片轻柔的薄纱，飘飘忽忽地笼罩到密集铁路线上方，过往机车、车辆忽隐忽现……

路上早已人来人往，要不开车驰骋而过，要不低头快步前行，来躲避这冬晨的寒冷，而我沉浸于这冬晨壮观景象，偶尔低头看见几棵顽强的小草仍坚强生长在路边石缝里，露出一丝丝绿意，顿时，冬晨的寒气消失的无影无踪，只是快步走向单位……

三 : 新人和实习生的进击 以及缩短的职业上升之路

　　传统经济时代的职场规律正在瓦解和重塑。

　　在创业的早期阶段，职场新人和实习生被大量启用——显而易见，他们成本低、能吃苦、听指挥，性价比高。但不同之处在于，在“人少活多”的创业公司，他们和正式员工拥有同样的机遇，负担相同的责任。一两年后，其中的佼佼者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他们被管理层信任、重用，有的还没毕业，就被高薪聘用。

　　这一点也普遍适用于互联网行业中。这个多变、每家公司都唯恐被时代抛下的行业中，公司们总要折腾新业务、新项目。新项目成立之初，一系列风险及不确定性促使公司更倾向于雇佣大量新人及实习生。尤其重要的是，他们能够适应项目早期的各种变化——互联网评论家keso说，互联网这个行业，是一个需要向后辈学习的行业。

　　这都使得职场新人的成长周期大幅缩短了。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超越了自己的同辈，又超越了前辈，成为互联网公司重金聘请的职场大牌新人。最近最著名的案例，就有咪蒙月薪5万的助理黄小污。

　　除了黄小污外，我们还采访了米未的选角导演高嘉程，这个90后的年轻人贡献了入围《奇葩大会》选手中三分之一的名额;1995年出生的安全黑客单昊奇，他主导了央视315晚会信息安全环节的项目;22岁入职滴滴，成为滴滴第9名员工的张艺梅——这些故事大多激动人心，但这并不是一篇职场鸡汤，这些年轻人也会遇到自己能力的边界，也会遭遇挫折。

　　但他们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职场变化的一个可喜的缩影。

　　1. “老板，你疯了吗?怎么给我发那么高的工资?”

　　

 

　　黄小污|“咪蒙”内容总监

　　黄小污是在周六早上7点钟回到家的。因为讨论近期的一个项目方案，她和内容小组的10个90后一起加班到天亮。他们总共叫了4次外卖：一次烧烤、一次小龙虾、一次冷荤速食和一次麦当劳，这才熬过了漫长的一夜。

　　小组的成员很多是新加入的，第一次通宵加班竟然还发朋友圈“炫耀”。“每天都感叹我们公司好像邪教，每个人都好燃。”黄小污说。

　　不久前，咪蒙在接受采访时不经意地提到，自己的助理月薪5万。瞬间引发了一些自媒体大号的关注。“咪蒙”公众号的粉丝数和阅读量甚至都因此跃升至新的层级，晚上推送后，第二天早上打开流量能稳定在150万左右。

　　“我的助理都成热点了。”咪蒙发文章感叹。并再度称赞了自己的两位助理——89年生人的黄小污和93年的安迪，这两位年轻女孩如今是咪蒙团队的核心支撑。

　　实际上，黄小污早已经不是咪蒙的助理了。去年3月份，咪蒙把公司从一栋居民楼搬到望京soho，同时开始招兵买马、扩充团队。那个时候起，黄小污就成了内容团队的“主管”。不久后，她又正式升任为“内容总监”，管理着10人左右的团队，辅助咪蒙找选题、跟热点，修改标题、段落和句式。

　　黄小污还亲手搭建了咪蒙团队的“新媒体资料库”，如今收藏着上万条从各个公众号摘录的好标题、好句式等。实习生入职2个月，通过学习这些语料，起的标题就能跟老员工不相上下。黄小污对此颇有成就感。

　　黄小污是个身材娇小的广东女孩，原名黄颖凤。咪蒙有时候跟她开玩笑，叫她“阿凤”。“谁要是觉得自己名字土，只要我一说出我的真名，她们就会觉得自己名字超级洋气!”

　　黄小污毕业于深圳一所普通高校。研二的时候，她到《南方都市报》实习，认识了当时还在这家报社做编辑的咪蒙。离职创业前，咪蒙在这家报社工作了12年。

　　在报社实习没有工资，咪蒙曾经自掏腰包，每个月发给黄小污3000块钱。那是咪蒙在《南方都市报》的最后2个月，她已经开始着手筹划影视公司的项目，为此找到黄小污帮忙搜集剧本素材。实习生的能干和老板的有趣、慷慨，令她们互相都对对方留下了好印象。因此，2013年，咪蒙创业，第一个就想到了黄小污。

　　深圳蛇口的一家火锅店，隔着白色的腾腾热气，咪蒙跟黄小污聊起自己“做一个成功的影视剧”的梦想。她的先生、合伙人当时跟她坐在一起，气氛很是轻松愉悦。受到赏识的愉悦再加上“被老板的人格魅力吸引”，黄小污欣然接受了邀请。

　　毕业之后，黄小污就来到咪蒙的影视公司担任编剧，负责撰写一些轻喜剧的台词。在2014年11月，公司正式注册成立之前，她们就在各个咖啡馆讨论剧本。后来咪蒙在深圳欢乐谷附近的一个高档小区租下了一套公寓，站在公司的阳台上可以眺望到欢乐谷的过山车，听到人们的尖叫声。

　　这家影视公司，也像“过山车”一样，在成立10个月后撑不下去了。400万的融资即将耗尽之前，咪蒙去了一趟北京，一天晚上10点多，她给仍在公司加班的黄小污打来电话，“我们搬去北京吧。”

　　黄小污当时站在阳台上，听咪蒙兴致勃勃地讲述北京的机遇与野心。四周漆黑一片，她一边听一边刷刷地掉眼泪。

　　黄小污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在深圳有个相恋多年的男朋友，如今已经注册结婚。在那个时候，她最大的顾虑就是与“家属”两地分居。

　　黄小污和咪蒙有着相似的原生家庭。她的父亲习惯性出轨并且重男轻女，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依赖父亲作为唯一的财务支撑，曾经一度陷入抑郁。黄小污长大后，总想自立自强，为母亲撑腰。她和咪蒙在公司里经常讨论的话题之一，就是“攀比谁的爸爸更渣。”

　　因此，当咪蒙决定搬去北京时，黄小污愿意跟着她一起冒险。“留在深圳那就是可以想象得到的生活，来北京就感觉很刺激，很精彩。”

　　2015年10月，咪蒙解散了深圳的团队，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大哭了一场。然后带着包括黄小污在内的7个人，来到了北京。

　　前途未卜，她没有许什么诺言，而是直接告诉他们：“公司有可能半年之后再次倒闭。所以工资很低，我只能保证你们不饿死，不流落街头。”

　　事实也确实像她预判的一样。咪蒙在北京最早的落脚点是朝阳大悦城附近一间三室一厅的公寓。8个人吃住、工作都在这里。两个女生挤在一张床上睡，三个男生睡在客厅的一半，另外一半用来办公。黄小污第一个月的薪水是3000元。

　　令她最难忍受的，还并不是集体生活的不便。这个时候，她的的职业成长也遭遇到了瓶颈。黄小污在台词撰写方面天分一般，每次讨论剧本，都觉得自己发挥不了太大作用。“我希望我贡献很多，没有达到预期，就觉得无地自容。"

　　刚来北京的不适应，加上工作上的压力，令黄小污的情绪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在“家”里没有独处的空间，她只能在洗澡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偷偷地大哭。

　　这个时期，咪蒙团队在创作的剧本《极品家丁》，已经在视频网站上播出。由陈赫主演，豆瓣评分4.2，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打平。

　　影视项目做的不温不火，咪蒙的公众号却开始有了起色。2015年9月，咪蒙在公众号上推送了第一篇文章，最初只是作为影视项目的补充。后来公司搬到北京，所有人也都在做影视，只有她一个人运营公众号。

　　转机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2015年底，咪蒙先后写作《致贱人》、《致low逼》等几篇价值观鲜明、风格犀利的文章，在自媒体圈引起轩然大波。而接下来的1年，咪蒙通过对热点事件的评议，涨粉800多万。几乎每经历一次热点，粉丝数和文章阅读了就会上升到新一个量级。咪蒙成为了2016年的现象级的自媒体大号。这也为她带来了收入，2017年初，咪蒙的头条广告报价已经涨到了68万。

　　2016年4月份，咪蒙因为写作太累，想招一位创作助理。她找到黄小污，第二天，黄小污就交了一份关于公号标题、选题、内容的分析报告。由此，她从编剧，转岗成为咪蒙的写作助理，同时担任她的编辑。

　　转战新媒体之后，黄小污的成长是非常快速的。她像机器一样学习，通过不断积累和总结训练“网感”。咪蒙的新媒体资料库，就是黄小污从那个时候开始搭建的。她关注了300多个公众号，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一遍，把好的标题、开头、段落、句式记录下来。标题吸引人的原因，是因为“冒犯”、“冲突”，或是击中了某一个关键词，黄小污会总结其中的传播逻辑。有时候咪蒙写作遇到困境，她还会从资料库里找一些新的句式给她参考。

　　黄小污的研究对象不仅限于公众号，还有段子手。她曾经仔细研究过薛之谦的“搞笑技术”。后来咪蒙写作《第1次坐头等舱，如何优雅地装逼?》，有一段话，“我走在里面……顿时年轻了20多岁……普通话都标准了很多……走过头等舱通道，我感觉自己长高了5厘米。”这就模仿自薛之谦的段子：“我越来越有自信了……最近走路都开始有气质了……连小便的时候都比以前瞄得更准了……”

　　作为咪蒙的写作助理，黄小污的另一项工作是紧跟热点，但她一度不擅于此。2016年底，何洁夫妇婚姻破裂的消息上了热搜榜，咪蒙却没有及时跟进。后来咪蒙找到她询问，郑重地说，“错过了热点就是你的责任。”

　　为了训练自己对热点的敏感度，黄小污在全网搜集了过去一年的热点事件，从对象、内容、原因等不同方面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出什么样的事件可能发酵成大热点、特大热点，以及一般低烧型的热点。后来她跟咪蒙达成了默契，特大热点、大热点是流量风口，必须跟进。低烧型的热点，写不写看咪蒙的写作兴趣。

　　黄小污的5万月薪，就是在这些锻炼中，一点点涨上来的。咪蒙没有具体的调薪周期和额度，涨薪多是以奖金的形式按月发放。黄小污的工资卡上，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比上个月多出的几千块钱。

　　跨过2万块大关的时候，黄小污的确吃了一惊。那是2016年年中，公司已经搬到了望京soho，他们仍然在一套集体宿舍合租，男生一套，女生一套。有一天下午，黄小污收到财务发来的工资单，上面显示的数字超过了2万。她和咪蒙坐在同一个办公室，当场喊了出来，“老板，你疯了吗?怎么给我发那么高的工资?”

　　对面的咪蒙笑趴了，反反复复念到，“我疯了?我疯了!”

　　黄小污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涨薪。她的薪水都是咪蒙自动涨上来的，“我们就是那种好员工跟好老板(的关系)，我们做的超出期待，她给的也超出期待。”黄小污说。

　　今年年初，咪蒙带着两位助理去上海拜访同行。临行前，叫上公司最懂时尚的一个女孩做参谋，几个人一起去了趟SKP买衣服。黄小污买了一件2000块钱的西装，这是她花钱最大手笔的一次。

　　去欧洲团建的时候，她还买过一个LV的钱包，也是2000多块。咪蒙嘲笑她，“买的最贵的包竟然是这个。”

　　月薪5万之后，黄小污的生活基本还维持原样。最大的变化是，她从前去咖啡厅工作，点一杯咖啡就觉得好贵，现在点咖啡“终于可以不手软了。”

　　从做内容转向做管理，黄小污也正在面临着新的挑战。最初当上主管的时候，她曾经因为害怕当众表达，在半年时间里没有开过一次会，分配任务都是通过微信群。实习生表现不好，她也不敢亲自去辞退，而是和咪蒙一起躲进咖啡馆，让公司的人力去谈。

　　现在，她觉得自己可以克服这个障碍了。“老板说我每次都是弱弱的，现在做的不好就会说做的不好，重做这样。”

　　不久前，黄小污和异地了1年多的男朋友领了结婚证。他还为她辞职来了北京，与她在同一个城市打拼。不久前他在招聘网站上投简历，一条广告跳出来，标题就是《咪蒙助理月薪5万***》。黄小污再也不敢跟他炫耀“看你老婆多厉害”了，她不想给他增加压力，“女生兼顾家庭事业挺难的。"

　　年纪不小了，黄小污也跟咪蒙聊起过生小孩的话题。咪蒙笑嘻嘻地说，“没关系你生啊，我会到医院找你工作的。”

　　2. “很害怕有一天，别人觉得，其实你不过如此。”

　　

 

　　高嘉程 | 《奇葩说》选角导演

　　走上《奇葩大会》的舞台时，高嘉程紧张到同手同脚。“小伙子走路都一顺儿了。”他听到高晓松在下面说，大脑一片空白。

　　麦克风突然没声音了，反而救了场。在修理麦克风的3、4分钟里，高嘉程清醒过来。他开始分享自己的故事，调侃亲身经历的倒霉事，并开一些“老奇葩”的玩笑。

　　“他很年轻，但他的敏锐度，和他对文字的敏感程度，足以支撑他成为今后的那个人。”演讲结束后，马东这样评价高嘉程，称赞他身上有蔡康永的影子。高嘉程对此受宠若惊，他想过自己会晋级，但没想过承受老板这么重的赞誉。

　　高嘉程称自己为“本届《奇葩说》最大的黑幕”。他原本是《奇葩说》的选角导演，参加《奇葩大会》的70多位选手，大概有30位是他初选上来的。

　　根据《奇葩说》的选角流程，选角导演通过选手报名及其他各种渠道海选选手，随后组织导演见面会，选手一对一PK，最后入围的选手来录制《奇葩大会》，接受导师的最终评选。

　　有一次导演见面会，海选进来的选手们一个都没有入围，高嘉程的名字却被导演组写在了名单上。“我的选手一个都没进，我进了，这个事不合理吧?”他问道。后来，他就被调侃成了《奇葩说》的“黑幕”。

　　2015年初，24岁的高嘉程第一次来北京面试《奇葩说》选角导演。他是特地从西安赶来的，前一份工作是为国内一家主流视频网站拍自制节目。他的上级领导认为所谓“网感”就是秀下限，经常派他去做一些街头采访，口语中带着明显的器官性描述。类似于去大学校园，问“你第一次性生活在几岁?”

　　坐在三里屯的爱奇艺咖啡馆，《奇葩说》制片人牟頔和导演组的3个人翻看着高嘉程的这些过往“作品”，面无表情。他觉得丢脸极了，为了缓解尴尬，主动要求做自我介绍。或许是导演组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又或许是感动于他从西安远道而来的诚意，他们最终提供了这个机会。但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没想好要来北京生活?来这儿等于把一切推翻重新开始，你觉得值吗?”

　　高嘉程不知道来北京意味着什么、能不能负担这里的生活成本，但他还是决定来试试。“我不去的话，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高嘉程毕业于西安一所普通高校的戏文专业。在国内的二线城市，影视行业的毕业生在本地很难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机会，他的同班同学，基本上都是为了混文凭进来的。高嘉程虽然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但对于如何开始一片茫然。

　　他曾尝试给一些小说杂志投稿。只有一家杂志社联系过他，编辑跟他讨论了几轮修改意见，最终跟他确认会发表。但没想到第二个月，这本杂志竟然停刊了，负责的编辑也再也联系不到。

　　像众多在学校教育中无所获得的大学生一样，高嘉程大二的时候就开始了社会实习。他实习的目的在于锻炼自己，多接触社会、经受磨砺。他热情满满，但后来才发现鸡汤真的都是骗人的，很多公司招实习生就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

　　高嘉程曾经面试过新东方的班主任，结果被分配到仓库，每天和仓库管理员一起给全西安的十几家新东方校区送教材。一摞摞教材“人肉”搬到仓库，一天领30元的薪水。

　　他还去星巴克当店员。每天一边点单，一边做饮料、打扫卫生。有一次数钱数的慢了，店长把钱夺过来一把扔到他面前，说你这么慢客人怎么等得及。他蹲在地上一张一张把钱捡起来还给他。还有一次，晚上结束营业后，他没有锁好外部餐厅的桌椅。经理为了惩罚他，把桌子一张一张掀翻，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再重新锁好。这份没有尊严的工作，高嘉程坚持做了1年，一个月领800块钱的薪水。

　　这种背运气还一直持续到他工作之后。高嘉程曾经面试过一份“网络文学编辑”的工作，工作地点位于西安新区的一处荒地，他坐2个小时公交车抵达一栋6层小楼，进门看到一个大开间，光线很暗，50多个人围绕着2个大长条桌子，麻木地对着电脑前霹雳啪打字，眼镜上还反着光。

　　“那个画面很诡异。”高嘉程回忆。更诡异的还在后面，他被面试官叫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上答一份试卷，试题的最后一道，是评价并续写一个章节的黄色小说。和他一同面试的人，最后差点报了警。

　　后来，高嘉程就去了那家国内主流视频网站的西安分公司。在做自制节目之前，他还做过“电影编辑”，像“百度百科”一样，把名人的资料摘录编辑后放到网站上。高嘉程后来想清楚了为什么会有这家分公司的存在：因为岗位对人才的要求不高，也不会为此支付太多薪水，所以把技术含量低的业务放在劳动力更加廉价的二线城市。他入职的薪水是1800，工作了几年的人会涨到2500。“可怕的是，大家还觉得这样挺好的。”高嘉程说。

　　2014年底，《奇葩说》第一季开始播，高嘉程瞬间成了铁粉。他被这个网综输出的鼓励多样化和创造力的价值观吸引，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那个时候，他刚刚在视频网站工作7个月，每天花1小时工作，剩下的时间坐在椅子上发呆、看电影、刷微博。有一天刷到《奇葩说》的微博在招人，“也不需要你们有什么工作经验，只要你合适我们这个团队，哪怕就是一张白纸也可以。”

　　高嘉程想都没想就发过去一封简历，后来又给节目组留言。几天后，他就接到了面试通知，感觉自己“被上天眷顾了”。

　　2015年过完年，高嘉程入职加入《奇葩说》。那个时候，马东还没有成立米未传媒，《奇葩说》的制作组属于爱奇艺内部的“马东工作室”。高嘉程在回龙观租了一间房子，每天走路25分钟到地铁站，再坐45分钟地铁到中关村的爱奇艺大厦。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3000元。

　　高嘉程始终记得，自己当上“选角导演”后，面试的第一位选手是一个上戏毕业的小演员。虽然没什么名气，但在话剧中客串过一些角色，高大帅气，穿着很潮，反应也快。

　　在爱奇艺一个5、6平的会客室，高嘉程和小演员四目相对。谈话一直被对方牵着走，他接不住话，也控不了场，紧张到发抖。结果反而是对方在说，“你别紧张，你再来，加油。”

　　加入节目组的前半年，高嘉程基本是在这种紧张和慌乱中度过的。《奇葩说》选角没有固定的标准，导演凭直觉判断哪些选手可能具备话题性、播出后会引发讨论和共鸣。高嘉程在第二季前后面试了几百人，最后入围的只有1个人。

　　与此同时，高嘉程的家里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他的爷爷、奶奶在2周时间里相继过世了。高嘉程自小父母离异，他58天就被奶奶抱过来一手带大。他刚来北京的时候，身上只带了6000块钱，其中就有奶奶的积蓄。“突然他俩都没了，就觉得，那我来这儿干吗?那段时间特别压抑。”高嘉程说。

　　2015年9月，马东离开爱奇艺成立米未传媒，工作室整体从爱奇艺大厦搬到了朝阳公园附近。搬家后不久，公司就组织团建活动去烧烤。那是高嘉程来北京的第7个月，工作的压力加上家里的变故，他喝了酒之后泣不成声。当时在场的马东也注意到了这一幕，叫人去安慰这个小朋友。高嘉程觉得，这可能是马东第一次关注到他。

　　虽然辛苦，但来到《奇葩说》的第一年，高嘉程进步飞快。他和公司所有的同事学习对行业的判断，以及沟通技巧。节目组早期的人才更新频繁，和高嘉程同一批进公司的同事，后来基本上都调岗或离开了，他成了部门的老员工，很多事情交由他来做。“当然也会被骂，但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以前你会觉得我就只是一个打杂的。”高嘉程说。

　　负责导演见面会的主持人离职了，高嘉程取而代之，代理主持见面会，和选手互动。有时候时间到了，选手还迟迟不肯结束，他就开一些无厘头的玩笑，把他们送下场。慢慢地，他在节目组中活跃了起来。

　　2016年7月份，高嘉程一天下了班和同事去咖啡厅吃饭，一边吃一边吐槽面试过的各种奇葩选手。他无意间聊起，每天工作压力巨大，没有发泄的出口，“我真的要憋死了，不然就开个公众号每天骂人好了。”

　　同事们纷纷表示赞同。高嘉程觉得这件事说不定真的有市场前景，2周后就开了个公众号，叫“用心骂人”。

　　他推送的第一篇文章，《去星巴克装逼不如去沙县吃鸡》，写的是自己在星巴克实习遇到的客人，几天的时间积累了4600点击。除了一起吃饭的几个同事，他没有让公司的任何人帮忙推广。

　　后来他一边工作，一边开始定期更新文章。越来越多的同事知道了这件事，纷纷转发。有一次，马东也转发了他的文章，还写了一段话，称呼他为“米未文豪”。高嘉程顿时备受鼓舞，“我写这个东西这么阴暗，这么小家子气，他怎么会喜欢。”

　　不久后，马东把高嘉程约到办公室，专门跟他聊起这个公众号，还给他提了一些建议补充。“他可能觉得我讲的一些事情很好玩，我看事情的角度跟别人不一样。”高嘉程回忆。

　　《奇葩大会》的录制和米未的另一档网综《饭局的诱惑》是交替进行的。高嘉程记得，2016年结束前，《饭局的诱惑》录制最后一期，导演组想给马东一个惊喜，找到高嘉程穿上女装，扮演他当年姐弟恋的女友。一群老阿姨跟着他一起出场，向马东表白。

　　这段节目后来因为与节目内容关系不大，被导演组做后期的时候剪掉了。但在这个节目上，马东第一次向蔡康永推荐了他，还谈起了他的公众号。

　　同一天，刚好是高嘉程录制《奇葩大会》的日子。他也在节目中推荐了自己的公众号，节目播出后，粉丝从6000多人暴涨到92万。

　　有点可惜的是，高嘉程最终并没有真正走入《奇葩说》。他在《奇葩大会》的第二场和选手PK被淘汰出局。“讲真的，得失心这件事每个人都会有。但我辩论真的不行，要让我去想一个价值的东西，我可能要想很久。”高嘉程说。

　　他起初有点失落，但后来看到公众号粉丝暴涨，也就心满意足了。后来他和《奇葩说》签了艺人的合约，第四季会以各种小片的形式出现在节目中。

　　米未也意识到了这个公众号的价值。CCO牟頔来和高嘉程谈过一次，告诉他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号的写作上，选角的事不用太担心。公众号的运营上升到公司的层面，由米未负责管理和商务支持，高嘉程作为内容创作者，安心写作。

　　高嘉程接受这种合作关系。“你自己独立做一个号其实很费劲，需要很多人帮助。当下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个号经营好，公司帮我做这个事，我当然也(愿意)。”

　　成了公司的名人之后，高嘉程时常感到恐慌。他常常想起刚到《奇葩说》当选角导演的时候，节目组有一些实习生，年龄很小，能力就很强，学历又高。他担心自己履历不够好，见识一般，常常感到自卑。

　　他心里很害怕，自己其实仍然是那个小男孩，因为突如其来的机遇，被“误会”成美丽的泡沫。

　　“你会觉得，万一有一天，我的实力达不到别人期待，别人就会觉得，其实你不过如此。这个我很害怕。”高嘉程说，“但是你会想，还是尽力地朝着人家的那个期待去。”

　　3. “他们可能也觉得不难，只不过他们做不好。”

　　

 

　　单昊奇 | 360安全黑客(图片发表于《博客天下》)

　　央视3.15晚会的前一周，360安全黑客单昊奇跟着导演组去了一趟丰台的万达影城。他们在这里摆放一个手机充电桩，然后模拟黑客窃取用户信息的场景，拍摄了一个短片。

　　315晚会前夕，导演组找到360安全团队，希望在晚会上展示网络攻击的案例。安全团队接到这个任务后，决定将手机充电桩作为实验目标，95年的单昊奇主导了这个项目。

　　对于单昊奇而言，这个项目难度并不大。他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找出了手机充电桩的安全漏洞：通过侵入充电桩的广告机，可以操控连接在设备上的智能手机，从而窃取用户信息，甚至直接进入他们的账户消费。

　　他原本是个考虑周全的人，但这次稍有不慎，导致拍摄当天出现了一个小状况。单昊奇入侵广告机的时候，原本滚动着广告的屏幕忽然显示为锁屏状态，调试了几次都不成功。最后还是他的领导、无线与硬件实验室负责人杨卿出了一个主意：放一个木马到广告机上，远程操控木马攻击目标。耽误了1、2个小时之后，问题终于勉强解决了。

　　虽然没有受到责怪，但单昊奇心里还是非常愧疚。这几乎是他入职两年以来，唯一的一次没有把事情做完美。“也就这点毛病，别的就没有了。”单昊奇说。

　　单昊奇毕业于哈尔滨一所工科大学的电子信息专业。他是安徽人，5岁上学，又赶上了本省最后一届五年制小学教育，所以毕业的时候只有20岁。电子信息专业的毕业生，原本对口的工作是通信，但他一直对网络安全情有独钟。

　　单昊奇至今仍然记得，大二的时候，有一次考试，他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捡到了一本别人掉落的文件夹。翻开一看，里面都是木马程序、攻防日志。他凭直觉判断，这是学校“一个隐秘的安全组织的工作记录”。

　　单昊奇人如其名，“好奇心”很强。他想办法联系上了这个“组织”，把日志归还了回去，并因此机缘巧合地被“组织”收编。

　　中国的安全黑客普遍都是自学成才，他们从网站和图书馆搜集网络攻防方面的知识，寻找各种攻击场景磨炼技术。有个说法是：不知攻，焉知防。安全黑客成长的前半程，是学习如何攻击。

　　单昊奇的一个有效攻击目标是宿舍的路由器。他曾经运行一段木马程序，通过路由器侵入到学校的交换机，修改限速。这项技术的实际利益，是把下电影的速度提高了5倍。

　　“组织”的攻击场景更加神秘一些。有一次凌晨三、四点，单昊奇和小组成员一起做“渗透测试”。选择这个时间，是因为管理员基本都睡了，机房断电，防火墙失效。“白天你啃不下来的东西，晚上的时候就会有效果。”单昊奇说。“组织”的一位主力，后来去了卡内基梅龙大学研究计算机科学。

　　大四开始找实习的时候，单昊奇的首选就是加入国内顶级的安全团队。因为专业对口，他仍然面试了华为和中兴。最后中兴给他发了offer，华为最后一轮面试之前，单昊奇接到了领导杨卿的电话，就毫不犹豫地从哈尔滨赶来了北京。

　　刚来北京的时候，单昊奇和4个人合租，住在798附近一间几十平米的公寓，房租1500元。当时公司给实习生的补贴每天是200元，他一周要工作6天，勉强能维持在北京的生活。

　　2014年，智能硬件和物联网成为投资风口，大量的硬件品牌在市面上开始涌现。厂商的产品意识大于安全意识，经常出现底层安全漏洞，极容易受网络攻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360成立了“无线和硬件实验室”，针对于这些硬件产品做安全研究，单昊奇是这个实验室的第五名员工。

　　当时公司从市面上购置了很多破解工具，因为主要研究人员腾不出时间，一直堆放在一旁无人问津。单昊奇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工具都用了一遍。他还撰写了一个《使用说明书》，后进的很多同事，都是通过他的《说明书》熟悉业务。

　　单昊奇来实习的这一年，同时也是实验室快速成长的一年。他刚加入的时候，研究的对象是破解门禁卡，自由出入公司;远程读取银行卡的账户信息和交易记录;通过家庭安装的非基站，监听户主的通讯和上网记录……1年之后，实验室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不用钥匙解锁特斯拉、迫降无人机。

　　单昊奇也在这些研究项目中，跟着实验室共同成长。毕业后，他毫无悬念地转正，入职工资1万多，2年的时间里涨过2次薪，不多不少。360公司私有化后，他还分到了一部分期权，4年的行权期过后，他会得到一笔收入。

　　最早在学校的时候，单昊奇痴迷于网络攻防的根由是“我可以把你搞坏了，然后你还修不好，这种非常刁刁的样子。”

　　后来安全研究成了他的工作，他努力的动力就变成了保持技术竞争力。“忍受不了自己有一天会变得平庸，看到所有后来的人都比你强，你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单昊奇评价自己是团队中做的“好”的。与此同时，还有人做的“一般”，以及“非常好”。做的“非常好”的人是在某一领域的技术大牛，公司会花百万、千万年薪聘请他们，BAT都在争夺这些安全人才以充实自己的团队。他清楚自己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但22岁的他还有机会。

　　单昊奇也不再担忧未来。他更加注重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具体的工作。每一件事都做好了，这一年就做好了。他认为这是他与很多年轻同事的区别，“他们可能也觉得不难，只不过他们做不好而已。”

　　他的工作正在变得常态化。除了安全研究，也涉及公司自己的产品。360推出硬件产品之前，会拿到安全团队做最后的把关，把漏洞修复后再上市。

　　这种“出厂检查”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安全黑客证明技术实力的方法是相互较量，单昊奇研究别的厂商，自然也会有人来研究他们。

　　今年，硬件实验室已经从5个人成长到30人。作为“元老”，单昊奇除了负责本职工作，偶尔还做一些辅助性的管理协调。

　　不久前，公司与一家售卖安全软件的厂商合作，一部分业务整合到了无线电安全实验室，单昊奇是项目的实际负责人。

　　这家厂商的老板是个西班牙人。有一次来公司开会，十几个人坐在一起，单昊奇一边充当翻译，一边协调六、七个部门的责任人，按照事情轻重缓急分配任务，操心过程中所有的细节。

　　他不清楚自己适不适合做管理，但这些事目前占据了他的一部分时间。无人机的项目交给了他，但近一两个月来，他一直没能抽出时间，从固件的方向看看，有没有什么突破口。

　　单昊奇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没有具体的规划。唯一的一个“小目标”，是3年之内可能会去国外读书。

　　说不定他会去卡内基梅龙大学，见到当初一起在“组织”里战斗过的那位学长。

　　4. “我做的每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锻炼，没关系，我可以接受。”

　　

 

　　张艺梅 | 滴滴企业文化经理(图片发表于《GQ》)

　　2012年夏天，22岁的张艺梅穿着新买的白衬衫和高跟鞋，来到滴滴公司面试。那个时候，滴滴刚成立1个多月，在中关村 e 世界租下了一间仓库作为办公室。张艺梅穿过七拐八弯的回廊找到目的地，却发现很多工位是空的。

　　“咱们公司现在多少人啊?”她环顾四周，问面试官。

　　“十几个人，都去跑业务了。”对方回答。张艺梅当时心里想，这家公司肯定是骗子。

　　张艺梅毕业于苏州一所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和众多的“北漂”一样，她一毕业就来到北京，渴望在这个充满机会的城市实现个人价值。

　　来滴滴之前，张艺梅还面试过几家公司。其中有一家做的是股票终端，工作环境和薪资都优于滴滴。但面试的时候，大公司的层级鲜明和人情淡漠让张艺梅有些退却。她选择滴滴，一部分原因就是觉得这家初创公司很温暖，有人情味。

　　虽然初面的时候，张艺梅对滴滴的印象并不好，但后来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终面之前，她下楼梯把脚崴了，为此还推迟了1天面试时间。当她穿着运动鞋，坐在创始人程维面前，这位和蔼可亲的老板笑眯眯地关心她的脚伤，对接的同事也热情地跟她打招呼，这让张艺梅对这家创业公司增添了不少好感。

　　2012年8月底，张艺梅正式入职，成为滴滴的第9号员工，她也是此后将近1年时间里，滴滴唯一的一位行政人员。

　　张艺梅入职后的第一项任务，是给大家发工资。此前，她没有任何人力财务知识，上网查了大量资料，向身边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请教，终于心怀忐忑地做好了第一张工资表，也给自己发了第一笔工资。

　　张艺梅也因此知道了公司最大的秘密——员工的薪资。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在滴滴创立之初，包括程维在内，所有人的薪水都不超过5000元。后来，一些较为资深的员工被挖过来，薪水甚至超过了程维。

　　在滴滴从0到1的阶段，作为唯一的职能人员，张艺梅成了公司的“大管家”。她同时兼任行政人力、前台、采购，还涉及一部分财务工作。

　　逢年过节，张艺梅会去西红门、红五星批发市场，挑一些围巾、手套送给司机。她一个个摸手感好的，收集了一堆摊主的名片，回去讨价还价。为公司添置桌椅、办公用品也是张艺梅的任务。她和供应商谈判，发挥“女孩子的优点”，软磨硬泡。经常为了十几块、二十几块钱争论不休。

　　2012年冬天，滴滴完成了金沙江创投的300万美元A轮融资。张艺梅把公司账户的U盾拴在钥匙链上，每天看一眼。融资程序也是她经手的，她配合投资机构做尽职调查，和律所对接相关的法务程序。

　　有一次，律所发来一份协议，需要创始人当天签署。程维正在外地出差，在张艺梅的紧急催促下，他在街边找了一个特别小的打印店，蹲在砖头砌成的小平台上，签了拇指关节厚的一叠文件。

　　在张艺梅看来，程维是个有凝聚力又好脾气的老板。她从没见他对谁发过火。有时候面试没地方去，她就借用程维的办公室，推门进去说：“老大，不好意思，我来一个面试，你可以出去一下吗?”程维默默地就出去了。

　　公司的账户没钱了，张艺梅采购办公用品会直接跟老板要钱。程维把银行卡交由她保管，还写了一张小纸条告诉她密码。后来同事开玩笑：“知道他(程维)银行卡的密码的，除了他老婆就是你了。”

　　有一次，张艺梅生病了，一边工作一边咳嗽不止。程维叫她回去休息，但张艺梅坚持把手头的事情做完。程维什么都没说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带给她一瓶梨水。

　　除了创始人程维的宽容周到，在滴滴创业早期，同事间的相处也极为融洽。张艺梅至今仍然记得，有一天下午，她外出采购，回到公司的时候，四位同事分别喊她过去。原来这天有人离职，给大家带了些家乡的牛肉干做临别礼物。这四位同事，每个人分别给她留了一块。

　　老板的信任和同事的关爱让张艺梅对这家公司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你的事业，公司就是你的家。”

　　这也因此成了她奋斗的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工作的第一年，张艺梅忙的像只陀螺。她住在南三环的一个老小区，路上单程要花1个半小时。通常晚上工作到八、九点，坐车回家的路上像“瘫痪”了一样。但第二天，她又精神抖擞地上班去了。这种状态后来持续了整整3年。

　　“当你对这家公司非常认可，你是能够把自己投入进去的。不会太在意多做一件事情，或者少做一件事情，对我有多大的影响。我做每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锻炼，没关系，我可以接受。”张艺梅说。

　　努力付出当然也换来了相应的回馈。入职的第一年，程维主动给张艺梅调了4次薪水，每次涨幅在20%-40%。入职的时候，张艺梅的薪资是3500元，那时候她的房租是1500元，她一年没买过新衣服。但不久后，她已经能在北京生活得不错。

　　滴滴、快的合并后，张艺梅拿到了期权。她记得程维说过，“期权是奖励公司主人的。”她的忠诚得到了回报，并被邀陪伴公司的未来。

　　2014年，滴滴、快的补贴大战，是滴滴最凶险的一段时间。作为职能岗，张艺梅对于公司业务层面所经历的这些惊心动魄是不敏感的。她唯一需要做好的是“后勤保障”，与越来越多的部门协调，并不断寻觅新的办公地点，以容纳更多的员工，适应滴滴的野蛮生长。

　　有一次，快车成立了一个新的项目组，需要在1个月时间内搬到一个能容纳六七十人的办公区。而且就要在公司附近，步行可及。张艺梅紧急联系中介，每天去看房子，最后在与公司相隔2条街的地方，找到了一座二层小楼。

　　这座楼是一栋大厦的配套设施，装修较为简陋。一层是自行车棚，二层是一个研发公司荒废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些落满灰尘的办公桌椅。因为时间紧迫，张艺梅收下了这间办公室，花了1天半时间带着保洁阿姨去收拾、布置。为了让办公环境尽可能温馨，她还在墙上挂了一些软装，摆放上绿植。最后，还没忘跟中介减免了半个月的服务费。

　　2014年夏天，柳青加入滴滴，程维把自己的办公室隔了一半给她。这个工程，也是张艺梅“监工”的。她在程维办公室的中间加了一道玻璃门，上不封顶，两位老总可以互相向对方“喊话”。她还采购了一些柳青喜欢的，简约、具有设计感的家具。后来，柳青常向人提起，现在的办公室有点空，有点怀念当初与程维挤在一间办公室的“紧凑感”。

　　滴滴公司的总部，在2014年中，补贴大战开始后不久，就搬到了上地的得实大厦。滴滴、快的合并后，滴滴扩张到5000人规模，总部又从得实搬到了中关村软件园，并在北京各地区有10多处分部。这些办公区，都是张艺梅和同事一起发掘的。

　　一边寻找新的办公地点，张艺梅另一边还要负责安抚员工的情绪。因为一年内多次搬家，一些员工怨声载道。张艺梅说服他们理解公司的难处，并确保让他们在搬家上尽量省心。

　　在为公司寻找办公区的同时，张艺梅自己也搬了几次家。她搬家的总体逻辑是离公司越来越近。如今，她和园区另一位员工一起住在公司附近，一个月房租2000多，有个20平米的独立空间，每天步行上班。

　　滴滴、快的合并之初，张艺梅在滴滴的工作职责还比较广泛，处在一个大包大揽的状态。她的工号从9号变成了19号，行政团队扩大到6、7个人，并开始做一些管理。

　　但随后不久，滴滴进入稳定发展的阶段。这已经是一家5000人的公司了，开始真正像一家大公司那样，调整管理架构，明确岗位职责。一些更有经验、资源的高管加入，行政团队按照项目制调整，分工越来越细化。在调整中，张艺梅的工作范围被限定在了专管“办公空间”项目的行政经理。

　　变化来的有点突然，90后的张艺梅还没准备好。她看着滴滴从无到有，从“有”成长为“独角兽”。自己却从“大管家”变成了背后默默奉献的“螺丝钉”。

　　滴滴不再那么需要她了。这让她感到有些难过，“当你负责的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肯定是有落差的。”

　　她也很少有机会再见到程维。他们之间隔着高级经理、总监和VP，再也没有什么事，她需要直接向他汇报。

　　为了让时间充实起来，张艺梅开始游泳、健身，还报了钢琴课。

　　她也曾尝试突破职业瓶颈。2016年中，张艺梅申请调到运营部门。从容易被边缘化的职能岗，转为更为核心的业务岗。负责管理会员体系，为滴滴的积分商城导入流量，引导用户在滴滴的电商平台消费。

　　但张艺梅并不擅长跟数据打交道。刚开始做的时候，她甚至对于网站的PV/UV一点概念都没有，更不懂如何提升这些数据。半年之后，张艺梅就主动申请，从运营部门调到了企业文化部门。

　　滴滴的企业文化部门大概在2015年成立，主要负责提升员工的凝聚力，沟通高管和基层员工，把创业之初的企业文化沉淀下来，让公司保持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创新源泉。

　　在这里，张艺梅仿佛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她在去年10月份加入企业文化部门，现在将满半年，做的很开心。她重新感觉到被需要了。“公司现阶段急需要文化沉淀，那我去做文化了。”张艺梅说。

　　没有谁比她更清楚这家独角兽公司是如何被喂养起来的。“我知道公司最基本的汤底是什么味道。”张艺梅说。

四 : 浙江大学生实习路上失踪

浙大医学院在读生 实习路上离奇失踪

据了解，盛剑君出生于嘉善县魏塘镇国庆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浙江大学，这在当地曾轰动一时，父亲盛全林也为他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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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庆期间，盛剑君一边在浙江大学医学院读书，一边在浙江邵逸夫医院实习，在家里休息了几天之后，盛剑君决定10月5日返回医院继续实习。

10月4日下午，盛剑君告别家人，坐上火车离开嘉善，一切看上去都很平常，可是谁都没想到，这一别后，家人再也没有联系上他。

10月5日，学校和医院都发现盛剑君没有回来，就打电话到他家里询问，盛全林诧异之下，马上拨打儿子的手机，可始终无人接听。

儿子平时从来不会这个样子，由于担心出问题，盛全林马上赶赴杭州找人，却没啥结果。

无奈之下，盛全林只好在儿子学校领导和保卫科的陪同下，来到派出所报案。

在杭州取钱后消失

电话一直打得通却没人接

接到报案后，警方调看了杭州城站附近的监控录像，随后通过一台ATM机的监控视频发现，盛剑君曾来到这里取钱，由此证明，他在离家坐上火车后，确实到了杭州。另据监控视频显示，盛剑君当时单身一人，神情看上去也没任何异常。

可惜，除了这个监控视频外，警方再也没有发现其他线索。民警告知盛全林，盛剑君已经成年，而且监控视频中也没发现他有什么异常现象，因此无法予以立案，不过他们承诺会在失踪人口库中予以登记，一旦有消息，就马上通知家属。

一个快毕业的大学生莫名其妙失联，全家人都急坏了。盛全林在杭州苦苦寻找了5个月，其间还多次询问儿子的同学、室友以及实习医院的同事，大家都反映称盛剑君人缘好，没和什么人结怨，也没谈过女朋友，失联前无异常。

奇怪的是，在失联后的一段时间，盛剑君的手机一直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突如其来的打击，让盛全林的精神几乎崩溃。

一年后在湖南现身取钱

之后彻底失去踪迹

时隔一年后，盛剑君在湖南益阳出现，并在当地ATM机上取了钱。这条“取款记录”的线索让父亲盛全林燃起了新的希望，他和其余家属立即赶赴湖南益阳报案，在当地警方帮助下，调看了银行的监控视频。亲人们在反复观看监控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取钱的人就是他们日思夜想的盛剑君。

盛剑君的取款记录共有两次，一次在工商银行ATM机，一次在中国银行ATM机。与一年前在杭州取款时一样，盛剑君仍然是孤身一人，神色上也无明显的异常。

据盛剑君的家属说，相比起一年前，此时盛剑君的模样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头发变长，人变胖了，脸上的肉多了不少。此外，他上身穿着一件针织毛衣，里面是一件白色衬衣，看上去很清爽，他从背包里拿出银行卡，然后插卡取钱，显得很从容，看不出任何异样。

而这一次盛剑君从监控中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因为担心儿子没钱用，盛全林后来又往他卡里存了些钱，但这张银行卡再也没有取款记录，盛剑君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杳无音讯。

家属怀疑参加传销组织

警方称没有新发现

关于盛剑君的失踪原因，家属们有很多种猜测，其中最多的一种就是他参加了传销组织。针对这种怀疑，湖南益阳当地警方解释说，由于人力物力方面受限，他们很难对传销组织进行彻底查处打击，况且他们也没有关于盛剑君更详细的信息。此后，盛全林等人又花了许多时间，在益阳寻找了所有能找到的传销组织，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关于盛剑君的消息。

在采访中询问了嘉兴当地警方，对方表示，目前仍没有关于盛剑君的最新消息，民警表示，如果盛剑君真的参加了传销组织，那他就已经痴迷了，确实可能到了连亲人都不愿意相认的程度，“但这也只是一种猜测，毕竟现在也没直接证据证明他加入了传销组织。”

据了解，盛剑君的家人虽然苦苦寻找了近9年时间，但一直没有向媒体求助，直到今年5月，身为盛剑君高中同学的“南派三叔”徐磊得知情况后，立马在自己的微博上写了一则很长的寻人启事，这才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本文标题：大学生实习路上失踪-大学生实习路上失踪 9年依然生死未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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