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怀念杜仁和老师

前不久，巢湖日报社W打来电话，说杜老师过世后，师母洪大姐没有工作，两个儿子，一个在云南读书，另一个原在北京打工。杜老师病危时回到巢湖，大儿子就再没去北京了，一家生活非常困难。他问我能否为杜家大儿子在上海找个工作。我奔忙一阵子给联系好了，后因种种原因没能成行。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生活一直很困难。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认识杜老师的，那时他爱人就没有工作，在健康路上地区文联附近摆个书摊。杜老师在文联工作，全家生活靠他的工资维持，他还要俸养在农村的老母亲。那时我常去光顾书摊，也为我所在的工厂图书馆买了一些书。

杜老师这一辈子似乎都在与生活博斗。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正在长身体、最能吃的年龄，所以给他的伤害和印象也最深。他常不自觉地和我们说起，如何在已经收获过的地里翻找可能存在的红薯，或者类似红薯的根须，饿得腿发软，下坡都走不动。他的文学创作是在部队里写枪杆诗开始的。作为一个士兵，名字时不时地在报纸上出现，冠在篇幅比豆腐干还小的诗作前，使他迅速成为名人，随即提干，不需要退伍回到农村了。

当时我和一些诗友们对杜老师并没有太多的尊重，主要原因是他写枪杆诗起家，风格也一直变化不大，而那时朦胧诗方兴未艾，大受文学青年的推崇；同时还觉得他写了一辈子诗，没有突出的成绩，平庸了些。正在狂妄而无知年龄的我们，认为自己无论如何将来的成绩肯定会在杜老师之上。

杜老师主编文联刊物《巢湖文艺》，常组织我们下去采访，写报告文学。一位文友告诉我，一次他陪杜老师下乡，回来时没有车，要走很长的路，杜老师累得够呛。文友便想法拦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他说杜老师一上拖拉机就精神了，站在车斗中，一手扶拦杆，一手叉腰，俨然一副舍我其谁的大将气度。他是当笑话告诉我的，多少有点丑化老师，我们也是当笑话听的，感到其形象很滑稽。这有点象上中学时经常给老师起外号，背后说些或编造些笑话，其实心中并不减对老师至少是学问方面的尊重。

我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才逐渐从内心里对杜老师的诗作及其才华敬佩起来。我发现自己对朦胧诗没有真正地折服，朦胧诗人的代表作也多为不朦胧的。我还发现杜老师和与他风格类似的诗人的作品，也多有佳作。我更发现杜老师的诗人气度和诗人品质，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每年逢大的节日，杜老师都要写出长诗在报纸上发表，动辄一整版。诗写得大气磅礴，我们一般都不看。但是，当我有一天忽发兴趣，读了一篇他的长诗，却发现他真的是才华横溢。我敢说，至少在巢湖范围内，还没发现这种具有朗诵功能的长诗，有谁写得比杜仁和更好、更有气势、更有才华。(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杜老师去世以后，W送了一本他的遗作《通向将军之路》（第一部）给我。这是杜老师积累多年创作的描写张治中将军生涯的小说，只完成了第一部。我读后，感觉到杜老师的才华处处闪现，但又处处没有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是什么东西阻碍或者掩盖了他的才华。凭心而论，这本书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比如语言、议论等，但这些都不关才华。我发现，杜老师的才华是被埋没了，被多年的艰苦生活、被他只读过初中的经历所埋没。我认为，如果在年轻时读过很多一流的诗歌而非当时的枪杆诗，他一定是位能在文学史上留名的出色诗人。

在众多文学爱好者中，杜老师对W和我较为偏爱，只可惜当年雄心壮志的我们至今也没超越他。杜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我的处女作是一首名为《琵琶》的诗，杜老师从众多来稿中选中了它，在《巢湖文艺》上发表，还在年终评选时使其获了奖。杜老师在给我的信中劈头就说：“你是一个未被发现的诗才。”可惜他看走了眼。后来我发现我不是一个“诗才”，便中止了写诗。

我一直认为，杜老师使我受用终生的教导有两点：一点是技巧上的，说作品要达到“清晰”的程度，这两个字我咀嚼至今，怕是还要咀嚼下去；一点是境界上的，说要像鹰一样俯瞰大地，不要像鸡那样刨眼皮底下的食物。

为了让我们开眼界，杜老师带我和W到安徽省文联去，见到了公刘、刘祖慈等诗人。那段时间杜老师喜欢打麻将，在省文联尽人皆知，因此当刘祖慈见到他，就开玩笑地说：还常打麻将吗？那玩意分行好分。我们不禁折服于诗人的敏捷。在文联的卫生间，我和W看到了公刘。他曾出席杜老师主持的“巢湖诗会”，我们在台下见过，因此认得他。我们没敢和他打招呼，只和他在同一个长长的小便池里小便。从卫生间出来后，我们笑了好长时间，笑得弯了腰，说：想不到公刘也需要小便，而且和我们同池而尿。

对大诗人从远观到接近，使我们去掉了神秘感。看来公刘也是凡人，和他一样在稿纸上写诗也没什么大不了。确如杜老师所说，接近了鹰，就能象鹰一样俯瞰大地，看得远了。

近年在外谋生，很少回家乡。一位过去的诗友来电话，我才知道杜老师去世的消息。诗友说，他患了癌症，不服气，说不相信这病就克服不了，便天天清早到湖滨大道上跑步。可惜终究敌不过病魔，很快就卧床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我问那位诗友，杜老师得的是什么癌？他竟说不知道。

二 : 1967年2月16日老帅大闹怀仁堂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会场--中南海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进行了又一次斗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谭震林在会上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他们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1个1个被整，40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蒯大富，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说着，拿文件，穿衣服，要退出会场，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干不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要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陈毅接着说道：“这些家伙上台， 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叶剑英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李先念在会上说：“我们党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2个百分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从《红旗》第13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掉了。”周恩来当即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康生竟说没看过。周恩来气愤地责问：“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 谭震林还说：“我看10月5日的紧急指示（指1966年），消极面是主要的。” 当晚，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按照江青的意见，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个纸条：“主席：张、姚有重要情况报告，盼速见。”几小时后，毛泽东召见了张、姚，听取了汇报。

2月18日晚，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了谭震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讲话大意是：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www.61k.com）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持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叶群是代表林彪出席会议的），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岗山打游击。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吆！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你谭震林也算是老党员，为什么站在资产阶级路线上说话呢？毛泽东还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2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

毛泽东说完后退场。康生在会议上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7次“政治生活会”，对这些老同志进行批判。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将才老同志的这次抗争诬为“二月逆流”，指责这些老同志“反对八届十一中一会”、“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还煽动群众在全国掀起“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此后，中央政治局实际上停止了活动。党和国家大事由“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决定。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公开为“二月逆流”平反。

江青在群众中开展批判“二月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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