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位置

1.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定位
现在的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军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的简称，根据现行法律，中共中央军委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同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个机构同时是党的机构，也是国家的机构，在中央一级只有军委是这种设置方式，可见军委的重要。

2.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数量
现在的中央军委是在1954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军委的基础上延续下来的。自1954年成立以来，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人数，在国家层面不仅少于1954年全国人大成立以来的历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人数，也少于1954年国务院成立以来历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人数。在党内，军委副主席的数量不仅少于中共八大以来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数量，甚至少于历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数。

3.担任军委副主席很难
在1975年以前，担任军委副主席的都是元帅，1975年出现了第一个非元帅的军委副主席，但也是相当于元帅的重量级人物。
在中央政府层面，军队高级将领出任了政府副总理（国务委员），而不是军委副主席的人员，大有人在。
在党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顾委常委、中纪委第二书记的军方人士，很多都未能担任军委副主席。
在党和国家的最高层面，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主席、副主席的重要领导人，其在军委都未必能担任军委副主席：
1）王洪文：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常委
2）李德生：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
3）张春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
4）李先念：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常委
5）汪东兴：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中央军委常委
6）王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

二 : 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生平简介

刘华清（1916—2011），湖北大悟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

生平简介

　　
刘华清，1916年生于湖北黄安，原籍湖北大悟。　　192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任鄂东游击总司令部科长。1934年任第二十五军政治部科长。参加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战役，并参加长征。后任第十五军团政治部科长、第三十一军司令部科长等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司令部秘书主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1年后任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第六军分区副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第6旅政治委员。1949年1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后任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西南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主任，第十军副政治委员，第一海军学校副校长兼副政治委员等职。　　1954年7月至1958年进入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历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国防部第七研究院院长，第六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海军副参谋长，国防科委副主任，总参谋长助理，副总参谋长，海军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得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任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1985、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2年当选为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1997年，卸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　　1998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上，卸任国家军委副主席后退休。　　2011年1月14日6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著有《刘华清回忆录》、《刘华清军事文选》

编辑本段军旅生涯

孤军长征

　　1934年11月16日，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3000余名红二十五军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队”的旗帜，踏上长征之路。这支部队的长征很特殊，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就一直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连遵义会议都不知道，成了一支独立作战的孤军。直到1935年7月，才得知中央红军的消息。长征中，刘华清被编入军政治部机关，任组织科长，后又当宣传科长。　　独树镇负伤　　1934年11月25日，刘华清所在红二十五军进入独树镇。26日，寒流气温陡降，雨雪交加，25军突然遭遇了袭击，军政委吴焕先带领225团与敌展开白刃战。刘华清在战斗中左腿踝骨上侧中弹。战后，刘华清拒绝组织就地安置，坚持负伤上路，“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知道后，送给刘华清一匹小马，让其随部队一起转移。　　创办《战士报》　　红二十五军长征分两个阶段，中途有一次停顿，创建了鄂豫陕新苏区。期间，军政治部创办了《战士报》，当时刘华清为宣传科长，负责报纸的筹稿、编辑、刻印，以及起草文件、拟定标语口号、组织布置群众大会等、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等等。　　创建新苏区过程艰难。给养不济，生活异常艰苦。在刘华清的参与下，及时将部队的好人好事收集起来，在报上刊登。为配合群众反抗捐税的斗争，又在报上提出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的五抗斗争口号，积极配合宣传。　　《战士报》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很快成了全军上下关心的报纸。虽然简单粗糙，但很及时很实际，富有战斗力，对新苏区创建起了积极作用。　　绝处中逢生　　1935年9月初，合水县板桥镇，国军35师骑兵团对刘华清所在部队发起进攻。225团1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阻敌进攻，掩护徐海东等突出重围。此战，225团损失200多人，团长方炳仁牺牲。　　此后，刘华清所在部队继续北进，途遇崎岖山路、荒草野地、以及小面积沙漠，部队官兵及其虚弱，部分将士因饥饿疲劳而牺牲。在此艰难环境中，全军指战员采取互助形式，互相扶助，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经数天跋涉最终走出了荒漠区。　　1935年9月7日，刘华清所在部队到达了合水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地处陕甘苏区边缘。9月15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9月16日，与刘志丹等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师，并于永坪一条干涸的河道里举行会师大会。9月18日，永坪镇又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庆祝两支队伍胜利会师。　　刘华清所在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历时10个月，转战万余里，胜利结束长征。此时，全军总共3400余人。　　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成歌　　1935年9月，刘华清所在部队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统一合编为红15军团。军团政治部机关，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改编的，刘华清任宣传科长，程坦任政治部秘书长。　　红15军团接连取得劳山、榆林桥两仗胜利，此时，部队补充了大批新兵。在对新兵进行纪律教育中，程坦秘书长提议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编为歌曲，此建议得到了刘华清等一致同意。随后，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歌谱，配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编成歌曲，并在《红色战士报》刊登，很快歌曲便传唱开来。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15军团的官兵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随即得到了大家的关注，会后不久，歌曲传播到了很多部队中。^[6]

太行岁月

　　八路军第129师成立　　1937年8月25日，刘华清所在的红31军和红4军、陕北红29军、红30军、独立第1、第2、第3、第4团以及第15军团的骑兵团等部队一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385、第386两个旅、教导团和5个直属营等共1.3万余人。　　刘华清所在的第31军改编为第386旅。原第91师改编为第771团，原第93师改编为第772团。刘华清任第386旅干部大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9月上旬，任第129师师部秘书处主任。　　刘华清师部上任后不久，第129师移驻富平县里庄镇，各部队改编后都在进行抗战出征前的各种准备。9月6日，第129师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召开全师改编和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第129师东渡黄河到敌后　　此时，华北局势十分危急，日军占领北平和天津后分三路大举进攻，一路沿平绥铁路向西进犯，一路沿平汉铁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津浦铁路南下。国民党在华北有70余万军队，节节败退。中共中央对局势的分析是：未来华北抗战局面，只能依靠我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来赢得胜利。遂决定八路军的3个师分别进驻恒山、五台山、吕梁山等地区，形成向敌占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四面包围的态势，有利于相互协同，扩大回旋余地，保持战略主动，迅速实现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10月 6日，第129师大队人马，经过韩城芝川镇赶到风陵渡，准备从渡过黄河。刘华清所在部队到达风陵渡时，先遣部队已经备好一些船只、木筏和羊皮筏子，请了一批船工和水手驾舟协助摆渡。师首长先分开渡河，张浩主任殿后，刘华清随其最后一批渡过黄河。　　周恩来副主席当时正在太原，与国民党协调八路军在山西的作战任务。刘伯承师长和徐向前副师长赶到太原与周副主席会合。刘华清所在部队则由张浩主任带领，在侯马站登上敞篷列车，沿同蒲路北上，到达太原。在太原停了一天，刘华清陪着张浩主任，见到不少在山西的国民党要员。不久，徐向前去五台山需要参谋人员，刘华清便带了司令部的参谋和警卫排的人员跟随去了。　　经历的亘村战斗　　刘华清所在129师东渡黄河后，刘伯承师长率先头部队第769团，于1937年10月10日进抵五台县东冶村。这时，日军经雁门关南犯，攻陷了代县、原平，正继续向忻口进攻；经保定南犯的日军，已攻陷石家庄，继而向娘子关进攻，太原已处在日军包围之中。不过，日军的交通线已被我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切断。129师的任务是在娘子关地区配合友军，阻止日军向太原攻击。　　10月18日，129师第386旅和第385旅第769团进抵平定县东南地区。沿正太线西犯的日军正猛攻娘子关；旧关已落入敌手。守卫娘子关的是川军和阎锡山的部队，有数万兵力。129师部署在娘子关东南，于日军侧后寻机歼敌。129师一边侧击、阻击日军，一边收容溃散的友军。　　七亘村战斗之前，129师已打了两仗。一仗是10月19日徐向前副师长指挥第769团夜袭日军阳明堡机场。团长陈锡联以第3营为突击队，偷渡滹沱河，隐蔽进入机场，距机群约30米时发起猛烈攻击。经一小时激烈战斗，将24架敌机全部炸毁，歼日军警卫部队100多人。这是第129师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10月20日，又打了长生口战斗。　　七亘村位于太行山中部，在山西、河北两省交界处，是井陉、平定、昔阳三县交汇点。太行有“八陉”，井陉就是“八陉”之一。井陉有两个大门可穿过太行山：北门为娘子关，南门就是七亘村。七亘村四面环山，峡谷陡峭，沟梁纵横，道路险峻，是屯兵设卡要地。七亘村边有—条不足两米宽的村道，道南是一溜大坡，高有10多米，道北则是几十米深的深沟。　　10月25日，吃过午饭，刘伯承师长带参谋人员去七亘村观察地形。刘华清带上20多名警卫人员跟去了。到了七亘村附近，山谷口冲出一股日军，向刘华清所在部队猛烈射击。在刘伯承指挥下打退了敌人。不久，日军派出一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刘伯承在刘华清等再三劝阻下，仍镇定地继续察看地形。此次出发前，参谋处长李达曾指示刘华清，要寸步不离刘师长，一定要保证安全。刘华清暗自捏着一把汗，死死盯住敌机动静，一旦需要，随时准备用身体挡住敌机的扫射。　　七亘村是日军第20师团进犯平定、太原的必经之路，地形利于设伏。刘伯承决定在此处伏击日军。　　当天下午，日军第20师团开始向平定方向进犯。其后续是辎重部队，1000多人，在距七亘村10公里的测鱼镇宿营。刘伯承命令第772团副团长王近山带领第3营设伏在路南的土坎上，任务是切断日军第20师团的交通，夺其辎重。　　26日拂晓，第772团3营进入伏击地区。第11连的阵地设在村南通向平定大道的南侧，第12连及团特务连一个排在道北坡上占领地，第9连、第10连为预备队，控制七亘村南侧高地。各伏击部队的位置，距大道最近的只有二三十米，远的也不过四五十米。9时左右，日军掩护部队200余人，先通过了伏击区；辎重部队见没动静，便跟进到了伏击区；其后尾掩护部队100余人，则还在东石门地区。刘伯承命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敌人大乱，仓皇向东石门回逃，又遭我军截击。不到两个小时，战斗结束，共计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我军仅伤亡30余人。　　刘伯承在七亘村“重叠待伏”　　七亘村战斗仅过两天，刘华清所在部队又在七亘村打了一次伏击。师首长分析，日军西犯，急需补给，其后方辎重部队肯定需要继续西进；而一旦西进，就别无选择，只有走七亘村这唯一的道路。这就为我军再次设伏提供了机会。　　28日晨，测鱼镇日军辎重部队，在100余名骑兵和300多名步兵掩护下，再次出动西进。因此前已经探知情报，又设了埋伏。日军虽有警惕，但没想到仅过两天会再次设伏。上午11时，敌先头部队通过我伏击区时，并没察觉。等辎重部队进了伏击圈后，突然展开猛烈火力攻击。敌人这次比上次准备得充分些，掩护火力很强，一时未能将敌打乱。天不作美，战斗到黄昏，下起大雨，支援部队也没赶上参战。敌一部向平定窜去，后续部分逃回了测鱼镇。这次战斗毙敌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我军伤亡20余人。　　10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阳泉、平定，沿正太铁路及南侧几条主要平行的大路向榆次、太原逼进。八路军总部率部从五台山地区进至寿阳以南地区，第129师奉命率第386旅转至昔阳附近。11月初，在刘伯承指挥下，又在昔阳以东的南、北界都和黄崖底，打了一场伏击日军的战斗。　　刘伯承判断：日军第109师团第135联队的一个大队，由九龙关进犯昔阳，必然要经过南、北界都和黄崖底。这一带是河谷山间地形，便于设伏。遂决定第386旅第771团埋伏在黄崖底以南风居村，第772团埋伏在黄崖底以东巩家庄，师指挥所设在黄崖底附近。11月2日，日军的一个大队进入伏击区，我军集中机枪、迫击炮猛烈杀伤敌人，3次打退敌人向我阵地的冲击。此役共击毙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200余匹，我伤亡30余人。11月4日，第769团先后两次配合第343旅在昔阳的广阳以西伏击日军，毙、伤日军300余人，射杀及缴获战马60余匹。11月7日，我师3个团与第115师主力又一次在广阳、户封地区设伏，毙、伤日军250余人。刘伯承师长把这三次成功的伏击战称作“重叠的待伏”。　　第129师抗日初期的这些战斗，刘华清一直在刘伯承师长身边，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刘华清护送邓小平到第129师上任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邓小平为第129师政治委员，刘华清在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接受了护送邓小平政委到辽县第129师上任的任务。当时，和邓小平政委同行的还有彭真同志，彭真同志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　　刘华清等一路需经曲沃、冀城、阳城、晋城、高平等地，才能到达长治。山西路途崎岖，走了3天，到达长治。随后，刘华清等继续坐汽车到了武乡县。次日，刘华清等乘坐汽车故障，刘华清奉命去县政府寻觅马匹。在县政府帮助下，刘华清带回4匹马。邓小平政委和警卫员骑马先行，其余的徒步行军。一天后到达辽县西河头第129师师部。　　由此，刘伯承便与邓小平合作，统率129师。此后不久，第129师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先后进行长生口、神头岭和响堂铺三次伏击战，均取得胜利。

梦牵航母

　　航空母舰的应用，是20世纪舰艇发展的伟大成就。我国对航母作过可行性研究，刘华清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70年，刘华清根据上级指示，组织过航空母舰的专题论证，并上报过工程方案。1980年5月访问美国时，美国军方安排刘华清等访美团参观了“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空母舰。　　1982年，刘华清就任海军司令员，航空母舰在刘华清的心中越来越重要。刘华清分析到：我国是一个濒海大国，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随着海洋开发事业和海上斗争形势发展，我国面临的海上威胁和过去大不相同，要对付具有远战能力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和舰载航空兵。面对这种情况，中国海军的实力显得有些捉襟见肘。我国的海防边疆辽阔，却只有中小型舰艇和短程岸基航空兵，一旦海上发生战事，有时只能望洋兴叹。发展航空母舰，则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当时，国家经济力量有限。1984年初，在第一届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上刘华清曾提出：海军想造航母也有不短时间了，现在国力不行，看来要等一段时间。两年后，刘华清又一次提到：航母总是要造的，到2000年航母总要考虑。1986年11月，刘华清主持召开海军发展战略研讨会，邀请了军内外领导和著名专家。不少同志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及收复南沙、台湾回归等战略任务的需求出发，建议海军发展航母。　　1987年1月，召开海军装备技术工作会议，刘华清又提到，要把航空母舰搞得能适应未来战争需要，要很好地研究和论证。当时，各国都在注意发展航空母舰，无论是攻击性的或垂直短距其间的，都是为了解决防空和海上攻击问题，都在注意发展。因此，刘华清要求早论证，早点把这个问题研究透。　　刘华清还认为，我军搞航空母舰，目的不是为了和美国、苏联比赛，主要是用于解决对台斗争需要、解决南沙群岛争端和维护还有权益等方面的任务。平时还可以用于扩大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影响。海军有了航空母舰，海军的质量就会发生大变化，海军的作战能力也将有较大提高，有利于提高军威、国威。　　1987年3月31日，刘华清向总部机关汇报了关于海军装备规划中的两大问题：一是航母、一是核潜艇。这两个问题涉及到海军核心力量的建设，是关键性问题。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亮相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　　刘华清设想，对航母的发展，“七五”开始论证，“八五”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

评价

　　自我评价　　

晚年刘华清

作为公民，我为国家和民族尽心尽力，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才智；作为军人，我一直在冲锋陷阵，没有让军装沾上污点；作为下级，我完成了小平的重托，将来汇报，可以不用汗颜。　　中央政府评价　　刘华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外国媒体评价　　刘华清历任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兼旅顺基地司令员，海军副参谋长，海军司令员等职，在职期间为中国海军的现代化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国外媒体称为中国的“现代海军之父”和“中国航母之父”。^[11]　　“布衣将军”　　从大别山到中南海，从将军到平民百姓，刘华清不改的是爱民心肠，不变的是布衣本色。　　刘亚洲对刘华清晚年评价　　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在任政治局常委期间，他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重托，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认真履行职责，给江泽民主席当好助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刘副主席为自己的晚年，写出了完美的一章。　　李杰大校的评价　　刘上将作为我们海军的司令，也是国家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他是经过了长征的考验，同时也在前苏联海军学院系统的学习过海军理论，既有战争的经历，同时具有很好的军事理论功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首次提出了新时期我国的海军战略，其后又根据海军的发展提出了建设和发展航母的建议，首次提出海军战略，这在我国海军发展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笔，刘华清上将是我军卓越的领导人，他对我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杨毅少将的评价　　刘华清同志对中国军队的发展，特别是对海军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历史性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他对中国海军建设呕心沥血，付出巨大努力。刘华清同志担任中国海军司令员时，在中国首先提出创立海军战略问题，这对于中国海军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海军建设上，刘华清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包括在院校改革、增加海军武器装备论证建设、海军军事学术机构建设、海军武器装备建设，以及现代海军军事人才建设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我们的人民海军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是与刘华清同志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分不开的

三 : 中央政府副主席高岗之死揭秘（图文）

1953年，高岗(右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五一节庆典上

高岗是2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后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在1953年6月-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月-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提出“军党论”，指出“党是军队创造的”；同时与中央组织部长饶漱石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就此，毛泽东在1954年2月的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主持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高岗毫不悔改，并以自杀自绝于党。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同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出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高岗之死，至今仍是一团迷雾，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下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和夫人李力群写下的此文——

一、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回忆高岗自杀经过：

1954年2月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被撤消了一切党内外职务，管教居住。在此期间，他心事重重，焦躁不安，最终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仅仅49岁的生命……

1954年8月，高岗已被管教半年。他写给中央的《我的反省》已交上去一百多天了，一直没有回音。从7月初开始，电台陆续广播各地人大代表的名单，他仔细地收听着，注意是否有他的名字。他的心情越来越焦躁不安，终日心事重重，少言寡语，行为乖戾。8月10日左右，出现肠胃功能失调的症状：腹泻、消化不良等，但却拒绝治疗。

在中央决定对高岗实行管教的同时，还决定在楼上设一值班室，与其卧室仅相距四五米，并让我在楼上值班。我住在高岗卧室的斜对面，这样，可以随时注意到高岗的每一个微小变化，及时向中央报告，以免发生意外。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事发经过

8月16日，星期天，晴朗无云，热气袭人。

这天没有学习。高岗吃罢早饭，便在楼上四处走动，从卧室到起居室、办公室，从走廊这一头到那一头，又到值班室、卫士长卧室、秘书卧室……似随便走动，又像在察看什么。

上午11点多，高岗的妻子李力群从外面回来，匆匆上楼，6岁的小女儿告诉妈妈：“爸爸在房间里弄什么东西，一闪一闪的，还啪啪响。”李力群马上去卧室，见高岗手里拿着台灯的电线，站在装有电插座的墙边。

“你在这干什么呀？”

“噢，没什么，看看这插座有电没有。”

李力群一把夺过电线，又气又急地说：“你呀，你呀，想找死呀！”

高岗很尴尬：“没有的事……你去报告赵秘书吧，马上叫人来把我带走吧！”

李力群意识到高岗有自杀的企图，但她怕刺激他，对他不利，所以没有报告此事。凑巧，这天我轮休，副组长赵光华值班，李力群与他毕竟不如与我熟悉，这也是她没有及时反映这事的一个原因。她只是更加倍警惕，不让高岗脱离自己的视线。

午睡起来不久，忽然不见了高岗。李力群到处寻找，最后发现他在起居室的小楼梯下面。那里是通往楼下大厅的过道，半年来一直封闭着，堆放了许多杂物，布满蜘蛛网和灰尘。高岗去那里，显然很反常。

“你是干什么！”

“我没干啥，随便下来看看嘛。”

“你想找死呀！”

“那你马上去报告，叫人把我抓走吧！”高岗摸透了李力群的弱点。

李力群急得直跺脚：“你呀，你呀！”说着，把他拉了上来。

这以后，高岗拉着几个人打麻将，李力群依然什么也没说。

下午6点，我回到高家，高岗拉我一起打麻将，一直玩到半夜。后来我才明白，他是存心不让李力群单独和我接触，怕她报告白天发生的事情。

直到17日凌晨1点，高岗勉强吃了一碗稀粥，那是16日的晚饭，不久，就上床休息。李力群早已躺下休息。高岗却毫无睡意，跟李力群谈了很久很久。

那段时间，高岗经常在深夜与李力群长谈，今夜谈得更多，情绪也很激动。他讲自己的经历，讲近几年发生的事情，讲他思想上的矛盾和疑惑等等。他说：“我这辈子做了不少对革命有利的好事，也做了一些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你的事情。现在，我的问题牵扯到那么多人，我怎么对得起他们呀！不如死了算啦！”

在被管教的这半年里，特别是7月以来，高岗多次讲过“不如死了算啦”之类的话，因此，李力群还像往常一样，没有特别在意，只是反复劝慰他。

不知不觉间，时间已过了凌晨两点半，怀着身孕的李力群实在太困乏了，她对高岗说：“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高岗重重地长叹一口气说：“睡吧……”

李力群回到自己的折叠床上，很快就入睡了。高岗却毫无睡意，躺在大床上一动不动。突然，他坐起来，不知从何处摸出一大把“速可眠”胶囊，迅速塞进嘴里。但要咽下这么一大把胶囊，可不太容易。他下床，拿起水瓶倒水，却发现水瓶已经空了。于是，他穿过洗漱间，来到值班室，向值班人员要了一杯温水，一口气喝了下去。这时，是凌晨3点20分。

他没有觉察到，在黑暗与匆忙之中，有一粒胶囊失落在床上，正好被他压在身子下面。

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大晴天。李力群一觉醒来，已是8点多钟。她一面漱洗，一面招呼小女儿：“去把爸爸叫醒。”孩子连叫带推，高岗毫无反应。她大喊：“妈妈！爸爸不理！”

李力群一惊，急忙扑到大床边，一呼再呼，一推再推，高岗只沉睡不醒。她惊惶地奔出卧室，猛敲我的房门，大声呼叫：“赵秘书，赵秘书！快来，快来！”

正在看书的我闻声大惊，慌忙出屋，因拐弯太猛，重重摔倒，爬起来又跑，冲进高岗卧室。接着，董秘书和值班室的同志也都跑了进来，围到床边。只见高岗仰卧在大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呼吸沉重均匀，一动不动。

李力群继续一边推，一边呼喊着。

我摸一下他的脉搏，很沉很慢，掰开他的眼皮，毫无反应。于是，我们分别向有关方面打电话告急、求救。

大约9点半，北京医院的领导和医务人员首先赶到，开始紧张而有序的抢救。

大家聚集在高岗卧室外，焦急地企盼着抢救生效。他的呼吸越来越慢，心跳越来越微弱，终于渐渐消失。

一位医生将高岗的躯体侧转，发现他身下压着一粒红色胶囊，这正是他平时服用的“速可眠”。医生说：“普通人吃8粒就有生命危险，常用此药的，16粒也可致死。”他又察看高岗的背部，指着一片红褐色的斑痕说：“这是死斑，是真死的症状。”于是停止抢救。此时是上午10点17分。

11点左右，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马明方、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一起赶到。他们来到高岗床前，看了仰躺着的遗体，听了管教人员和家属的简单汇报，表情凝重，一言未发。临走时嘱咐我们：“弄点冰来，把遗体保护好。”

结论

周恩来总理和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是中午一起赶来的。他们沉着脸，上楼看了高岗的遗体，一言未发，转身下楼，在大厅里坐下听汇报。

我首先检讨：“我们工作没做好，没完成中央交代的任务……”

总理挥一下手，意思是不要听检讨。我便简略报告了事发经过和抢救情况。总理对李力群说：“你讲讲高岗服毒前的情况吧！”

李力群也先检讨了几句，随后详细汇报了16日发生的异常情况和17日凌晨上床后的情况，但是没有具体讲高岗和她谈话的内容。

周总理听得很认真，没有追问，也没有责备。他要管教组给中央写个书面报告，并叮嘱严守纪律，不许外传。然后吩咐由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安排善后事宜：不火化，土葬，要善殓厚葬；先要保护好遗体，准备解剖检验。

接着，由总理口述，齐燕铭执笔记录，写出一个名单：王世泰、刘景范(张鹏图)、张策、王子宜、董纯才、范子文、安志文、马洪、王光伟、倪伟、乌兰夫、刘澜涛、李先念、曾山、张际春、黄克诚、安子文、高克林、张苏，共19人。

这个名单，前面六人是原先在西北工作的，当时在中央各单位工作；第七至第十人是原先在东北工作的，当时在计委工作；第十一到第十七人，是从各大区调到中央各主要部门工作的；第十八和第十九人，是总理想了一下才提出的，高克林原是在西北工作的干部，当时在最高检察院，张苏原在华北工作，当时在最高法院。所有这些人，或是跟高岗熟悉的，一起工作过的，或曾在各大区工作过，当时是中央各有关部门的负责干部。

周总理又叮嘱说：“就说我召开的紧急会议，务必亲自准时到会。”齐燕铭立即去安排通知，没说会议内容。

那时，总理开会一般都在中南海西花厅，而且事先都要告诉会议内容，唯独这次例外，晚上8点半开会，这么晚，而且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接到通知的人都有点纳闷。

8点半以前，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杨尚昆等先后到来，陆续上楼看了高岗遗体。8点半时，人都到齐，周总理宣布：“今天，8月17日上午，高岗死了。现在要对尸体进行解剖检验，成立监督检验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原高岗秘书、管教组组长赵家梁三人组成，杨尚昆为组长，请大家等候检验结果。”直到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有几位穿白大褂的大夫，随同杨尚昆等一起上楼去了。接着，周总理让李力群汇报高岗自杀的经过情况。

高岗的遗体及冰块已从卧室搬到值班室，遗体安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红木写字台的大理石桌面上，室内的灯全开着，如同白昼。解剖检验整个过程不到一个半小时，非常顺利。杨尚昆、安子文只上楼看了一下，便去楼下大厅听李力群汇报，基本不在场，检验快结束时才回到楼上。

当晚10点多，监督小组和医生们一起下楼。参加会议的人们屏息静待着，只听周总理说：“请北京医院的医生宣布解剖检验的结果吧。”

一位穿白大褂的医生站起来，一字一句地宣读检验报告：“发现尸体胃里残留大量安眠药成分的粘液；未发现其他异常情况。结论是：死者生前服用过量的安眠药，造成中枢神经麻痹，以致死亡。”

大约11点钟，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叮嘱说：“今天的事，你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不许外传，请严守纪律。”

人们不禁要问：高岗服用的安眠药是从哪里来的？经过分析，排除了“外人给他的”可能性，而肯定“是高岗自己留下的”。高岗在管教期间每晚服用安眠药，尽管都是在值班人员监视下吞服，但是他只要把胶囊压在舌头底下，即使张开嘴，也不易发现。在半年之内，要积攒起足以致命的数量，是完全可能的。再者，也可能是高岗自己早已在管教之前，就准备好保存下来的。1月间，他曾经把20粒速可眠亲自缝在毛裤裤裆里，准备在被捕后自杀用。这20粒安眠药以后不知哪儿去了。至于安眠药藏在什么地方？已成为永远的谜。

就在高岗自杀身亡的当天，罗瑞卿向正在北戴河休养的毛主席作了汇报。

安葬

当东交民巷8号大院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人车纷纷离去，大院又恢复平静。几个年轻力壮的人用白布床单兜着高岗的遗体，从楼上搬到楼下，平稳地放进停放在东门门厅的棺柩里。高岗的遗体早已穿戴整齐，就像平时那样的打扮，外穿深色中山装，里穿白色衬衣衬裤，白袜子、黑布鞋，全是新的。

棺柩是崭新的本色柏木棺材，散发出浓浓的柏木香气。那是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同志们遵照周总理“善殓厚葬”的指示，从市场上买来的最好的寿材，人们称之为“六块头”，即上下、左右、前后六块寿板都是整块的，而不是由板条拼合的。

棺柩内垫衬的东西，除了被褥之外，全是用桑皮纸和黄裱纸包成四方形小包的石灰和木炭，至少有几百包，在棺材底部平平地铺垫厚厚的一层，然后在遗体两侧和上面塞得平平实实的。这么多的石灰木炭小包，加上一百五六十斤的遗体，这副棺柩至少有七八百斤重，八九个小伙子把它从地上挪上卡车，费了很大的力气。

18日凌晨1时入殓完毕，大卡车当作灵车，载着棺柩，缓缓驶出东交民巷8号大院。自从1953年1月高岗搬进这座大院，前后不到一年零八个月。

随车送灵的，没有高岗的妻子、儿女和故旧亲朋，只有他原来的秘书、卫士长等工作人员。灵车一直开到北海后街的嘉兴寺，将棺柩暂时停放在该寺西院的一间小偏屋里。待安放妥当，东方已透出晨曦。

8月21日进行安葬，主要由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理，秘书、卫士长等随行，他们是在完成组织交代的最后使命。高岗的胞兄高崇义于19日从陕北赶到北京为他的弟弟送葬，而高岗的长子21日下午才从哈尔滨赶来，没赶上为他父亲安葬。李力群因过度劳累原本不想去，经劝说，还是去了。

8月21日上午9点半，高岗的灵柩从嘉兴寺移出来，抬上一辆大卡车，盖上几片麻袋，车头没挂黑纱，没挂死者的照片，车上没有鲜花、花圈；送灵的人们也没戴黑纱或白花，有的扶车帮而站立，有的干脆依靠在棺柩上。从外表看，这不过是一辆普通的载人货车。唯有那不易被人看清的、被麻袋遮盖着的巨大而贵重的柏木棺材，才能告诉人们，它所盛放的绝非等闲之辈。卡车驶出西直门以后，便加速飞奔，扬起一片尘土。此时，正是10点多钟。车行大约一个多小时，停在万安公墓门前，人们一下车，就感到地面热气蒸腾。

万安公墓地处玉泉山下，东邻颐和园，北靠卧佛寺，这里远离市嚣，人迹罕至，十分幽静。早年，一些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都把这里当作身后安息之地。高岗之所以能安葬在这里，是因为周总理有明确指示交待：葬在万安公墓，要立碑，只写“高岗之墓”，不写立碑人，不写年月日。

整个墓区地势是东北高而西南低，低处可见雨水浸漫的痕迹。高岗的墓穴，在墓区中央地段，地势高，向阳，位置很好。几个青壮年把高岗的灵柩从卡车上移下来，扛到墓穴处，缓缓放入，掩上穴盖，安葬就算完成。没有告别仪式，没有哀乐，也没有恸哭，一切都在沉默中按部就班地进行。最后，人们不声不响、平平静静地离去。这是一个不成葬礼的葬礼，一群不像是送葬人的送葬队伍。

当人们回到卡车上时，已是下午1点半多了。当天没来得及立碑，后来做了一个墓碑，没有刻写墓主的名字，没有墓主的生卒年月日，也没有碑文，是一个真正的无字碑。

二、高岗夫人李力群否认高岗反党事件：



李力群

高岗彭德怀之谊

高岗在东北期间正值朝鲜战争。高岗和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配合得也非常好，与彭德怀个人关系密切。高岗自杀以后，高岗夫人李力群带着四个孩子被迫搬出原来的住处。

李力群说：“高岗死后，就把我家住的地方换了，叫我们从新街口搬到宣武区的老房子里。当时那家里连暖气都没有，也没有炉子，孩子，三个大的在学校住宿，小的跟着我。我冻的……彭老总偷偷地叫警卫员去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警卫员都不敢说他是彭老总派去的，就是说有一个老头子，在沈阳到你家里吃过饭。我就说，是彭老总，那警卫员摆手叫我不要说彭老总。”

看错了陈云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同陈云发展了密切的个人友谊。

李力群说：“陈云根本不能出去，就在家里想想、说说。到前方，到农村不都是靠高岗嘛。陈云过去还说，哎，老高啊，你很体贴我身体不行。你在下边跑。咱跟陈云的关系应该很密切。尤其高岗到北京，陈云要打听高岗，说毛主席老找你谈话，跟你说。高岗不是把陈云当成圣人了嘛，结果就被“出卖”了嘛。

“所以毛主席跟高岗说，陈云这个人是不可靠的，形势好了他就出来；形势不好他就有病了。到后来，1954年，陈云一下变了。所以高岗说：‘我看错了你陈云了！’”

彭真逼问高岗和彭林陈的关系

高岗在东北期间还曾经与彭真共事，但是显然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太好。高岗死后，李力群曾经先后几次被关押审查。

李力群说：“1959年发生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嘛。这时候公安部就派了人到我家，把我关着，不准我出去，软禁。后来，彭真、安子文、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把我夜里带到彭真家里审问我。关了我4个月，问我究竟彭德怀和高岗在沈阳怎么阴谋反党活动。

“我说，人家是抗美援朝，当时高岗和彭德怀，还有金日成在那里谈抗美援朝，门外站两道岗，我们怎么能知道？他们能搞什么阴谋？他们就是抗美援朝商量嘛，哪里是搞什么阴谋啊？

“彭真又问高岗和林彪、陈云的关系。哎呀，我说，你们都是东北局的委员，你们都住在一条街，陈云和你和高岗住对面，他们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和林彪就是，高岗在补充部队，搞土改，打土匪，和东北局的一些工作，他要和林彪汇报，和林彪商量嘛。叫我回去按照提纲写，我说我写不出来。

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受追查

“结果后来习仲勋因为李建彤‘反党小说’的问题(挨整)，又把我关起来了，问我习仲勋和高岗的关系，和彭德怀的关系。我说，习仲勋和高岗是老战友嘛。陕北人，一块受过‘肃反’嘛。这个谁都知道嘛。习仲勋是高岗的部下嘛，后来做过地委书记嘛。

“说习仲勋写刘志丹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我说，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过这个《刘志丹》反党小说。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关了我以后放出来，就不准我再回劳动部工作了，叫我还是回教育部。这个曲折，我也不知道，一会儿把我踢到这里，一会儿把我……我要不是为我几个孩子，我早都不想活了。”

毛泽东有悔斥责周

那么李力群对毛泽东怎么看呢？

记者：“您认为毛主席是好人吗？”

李力群说：“我不是那样(看)。他也看见刘邓的势力大，他们团结刘邓周陈，他(毛)也害怕。可是后来，他(毛)又后悔。我得说明白，他对高岗还是很亲密的，他也不是想把高岗整死。从他的一些言论，从他后来，从他高岗死了以后，他跟周恩来发脾气，说你把高岗整死了，把问题复杂化了，扩大化了。

“在北戴河，他从杭州回来，跟周恩来发脾气。从后来他在政治局在十三陵开会时说，有人想把高岗整死，灭他的口。从他后来在庐山会议，他说，对高岗的问题，我迟了一步，我要习仲勋(跟高岗)谈话，结果我迟了一步，结果他死了。过去叶子龙(注：毛泽东秘书)也说嘛，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是一个多月显得心里沉重。”

保高指示未传到

李力群在1971年从周恩来那里得知毛泽东曾经想保护高岗的情况。

李力群说：“这是总理跟我说的，(主席)叫习仲勋去跟高岗讲，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要他回西北当省长，开发西北嘛。这是总理把我从教育部干校接回来，找我谈话。他问我，习仲勋去讲了没有？我说，没有，因为刘邓把高岗软禁起来就不准西北人去了。谁也进不了了。不准见。我说，我还是有自由的。我知道，(习仲勋)没有去。”

高岗：都是莫须有的事

高岗不堪巨大的精神压力，自杀身亡。李力群谈到高岗自杀的原因。李力群说：

“高岗这个人个性很强，但是座谈会上不准他讲话。安他那些罪名根本不是事实。像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问，可以你一个，我一个，林彪也可以算一个，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怎么能……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你座谈会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但是，有些事情对刘少奇有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就觉得共产党揭发的事情就没有真实性了，哪里是实事求是？都是莫须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高岗否认反周

李力群表示，高岗一直说他没有反对周恩来。

李力群说：“毛主席对周总理不满意，高岗就说，主席呀，总理已经很不错了，能把国务院工作应付了，尤其外交部。后来不是又给他安上说反毛、反刘、反周。后来高岗说，他妈我真冤枉，我哪里反周啊？我他妈在毛主席跟前说了许多好话，为了周。

“后来秘书在跟他(周恩来)汇报时讲的时候，把高岗关起来以后，高岗死也不承认，说你给传达说，反你了，反周了。周恩来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是毛主席说他反我的，他们说他反我的。

“可是周恩来对高岗，那的确还是好，在高岗死后对我们，对我几个孩子管了，这点我感激。但是我知道，高岗跟我说，跟秘书说，说我怎么能反(周)嘛。我就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我对刘少奇的意见是工作上的意见嘛。我怎么能反总理呀？我没有嘛。

“他没有反总理，所以他死以前，还给总理写了封信，说你们看在我一辈子是为革命奋斗的，为共产党事业，为全国胜利方面。我是冤枉的。我希望你帮我照顾一下我几个孩子。”

毛周照顾

高岗死后，周恩来似乎对李力群有所关照。

李力群说：“总理就不让我去教育部了，叫我生完孩子到劳动部。为什么到劳动部工作？因为劳动部长是马文瑞，是西北人，是高岗的部下。总理认为他能照顾我。实际上他敢照顾我吗？”

劳动部部长马文瑞不仅没有关照李力群，而且为了显示和她划清界限，把李力群的行政级别从11级降为13级。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对李力群有过特别交待。

李力群说：“周恩来让专案组跟我说，关于高饶事件，彭德怀、陈云的事情，千万不要说，就说你以前不知道。当时我挨打挨斗，我就按照总理跟我说的，一切就说不知道。”

1969年，周恩来亲自指示将李力群下放到教育部“五.七干校”。中国记者高瑜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高瑜说：“后来她到干校去了。她的几个大孩子已经都‘插队’(注：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去了。就有一个小儿子。小儿子是高岗死了以后她才生出来的嘛。她说，我能不能带这个小儿子去，结果不让她带。而且是让国务院管理局的一个局长，叫朱奎的，当年是刘志丹部队的人，周恩来特别让这样一个人告诉她，说你到干校去吧。给她送到干校了。

“到了干校两年，那个干校生活非常苦啊，劳动啊，下水啊，而且她又是高岗的老婆，在干校也遭批斗啊，斗争啊。”

还是毛泽东最关心自己亲信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死以后，应该说毛主席对我和几个孩子很照顾了。”

2007年底采访过李力群的中国记者高瑜说：“当年高岗死了以后，毛主席还规定一个孩子要给40元的生活费。40元的生活费比一般干部都高呀。给一个炊事员、一个司机、一个四合院。”

1971年获优待

1971年，毛泽东指示将李力群从“五七干校”接回北京，予以工作和生活照顾。

高瑜：“1971年，中央办公厅来两个人，要接她回北京。当时军代表和造反派不让回，说这是高岗的老婆，就得在干校，不让回去。她也不敢跟人家回去。过了一个月以后，中南海警卫团又派了三个人来了。这两次要接她回去都是毛泽东指示的，周恩来给办的。

“接回北京以后，她提出来要到图书馆去工作，说这样我可以少接触人。结果毛主席说不行，说你们在东北、西北都是有影响的人，而且你在东北还办过学校，回教育部。

“这个时候呢，周恩来找她谈话，问你几个孩子在哪儿。她说我的孩子都‘插队’了。她说，把孩子的生活费也停了。李力群说，我的外交部的同学曾每月给过我们50块钱。两个外交部的同学，就是当大使的，工资多一点，就给50块钱，照顾了两个孩子。

“周恩来就跟她说，我把几个孩子马上给你接回来，给你补发几个孩子的生活费。谁支援过你，你借过谁的钱，你该还谁就还谁。每个孩子按当年的40块钱补助。后来说给他们家补了一万多块钱。当年一万多块钱当然很多了。

“后来由国务院给她看了房子。看了好多处房子，包括当年邵力子的房子，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房子。那都是当年还是政治局，党中央副主席那类人住的院吧，都是很大的。就是还是按高岗当年的级别。

“李力群都不敢去住，说那么大的院子，我怎么敢去住啊。结果后来就是找到现在这个房子。当年是外交部副部长吴学谦住过的房子。她到这儿以后就改名叫李力，把‘群’字给舍了。到现在户口本上还是‘李力’。就一直住到现在，最近不又要拆迁嘛，她说她要当‘钉子户’。”

李力群谈到1971年回到北京之后受到的关照说：“后来把我从干校接回来，1971年接回来，总理找我谈话，把我几个孩子都接回来，安排工作，恢复我的级别，恢复我的职务，我在教育部当司长，学生司。任命我为第四届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

胡耀邦有意平反，邓力阻翻案

文革以后，胡耀邦要为高岗平反。中国记者高瑜说： “李力群找过胡耀邦，讲高岗的冤案。胡耀邦让中组部成立一个高岗平反小组。而且胡耀邦当时到东北、西北去，遇到很多老干部，当年都被打成反毛、反党，因为高岗都受过牵连吧。文革以后都平反了嘛。他们在讲自个的问题的时候说，高岗在东北、西北都是党的有功之臣，这个谁也抹煞不了的，提出为高岗平反。

“胡耀邦到西安去，见了很多老同志。老同志也是提出来为高岗翻案。胡耀邦当时就做了这样的评价说，他是自由主义，不是反党路线的问题。说毛主席当年向全国发电报，让全国向高岗学习。给他戴的(反党)帽子不合适。

“但是从西安回来以后，邓小平找到胡耀邦，批评他，说‘你糊涂’，你怎么到西北胡说啊？你怎么说他不是反毛主席，不是反党啊？胡耀邦说他反刘少奇是真的，也不能说就是错的。都是政治局委员，还有什么不能提不同的意见呢？但是呢，邓小平就把这个事阻止下来了，胡耀邦也没办法。”

李力群批邓对吗？

李力群对胡耀邦很感激，对当年向毛泽东告密的邓极为反感。

李力群说：“胡耀邦说，高岗不是反党，他是毛主席过去让大家向他学习的，表扬他为革命，为西北、东北建设是有功之臣，要我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的。可是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人家不能让你说，不能让你公开嘛。胡耀邦为什么倒下了？至少其中有要为高岗平反(的因素)。”

李力群说：“邓认为高岗不能平反，而且1981年大家讨论历史决议的问题，邓小平说，处理高岗还是对的嘛，虽然他不是路线斗争，也不是什么野心家，也没有什么路线问题，但是对高岗的处理还是正确的。邓小平到处讲嘛。大会小会总是要提出高岗的处理还是对的。你‘处理正确’就是怕暴露你自己错！比毛泽东还暴！没民主！我还怕什么？你再把我抓起来，再关起来吗？”

李力群说：“实际我说，他比那毛泽东还霸道。你说，把赵关了17年，现在谁也不能说。你对吗？派了军队进城打老百姓，打学生，历史上没有的。那现在谁敢说呀？还要说是对的。”



复查结论

文革以后的几十年里，屡遭挫折的李力群仍然在不断向领导层写信，为高岗喊冤。

李力群说：“我现在也可以说思想解放，我跟你说，但是我也给中央写了(信)。我不知道写了多少信。我现在倒不是因为现在吹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人。我把他们怎么搞的阴谋，怎么搞的手段，我都写出来给中央。我也不怕它再把我整死。”

还是在江泽民担任中共总书记的2001年，中共中央就对高岗案进行了复查。2004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洪祝等人到李力群家里向她宣布了复查结论：

如果高岗不自杀，性质大概就不会那么严重。既然自杀了，让党也没有回旋余地，说他反党也确实是恰当的。

另据《中国老年》杂志二○○七年六月号披露一则独家新闻说：高岗夫人李力群强烈反对北京借奥运之名滥毁四合院。她将坚守自己住了三十多年的四合院，当一个保护四合院的北京“钉子户”。

由卓成华、西川撰写的《高岗夫人李力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一文披露：李力群住的北京王府井的一座四合院和周围一片四合院被定为拆迁户。尽管巨大的“拆”字已经在墙上画了多日，征地单位三番五次上门施压，并许以厚利，但都遭到拆迁户的坚决反对。特别是高岗夫人李力群，公开出示刚刚通过的《物权法》说：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选择自己居住的地方，有权保护自己的利益。这个八十六岁的老人，一生多次遭遇强迫搬家，她不想在北京被迫再次搬家。

报导说，李力群的多次被迫搬家史，也是中国高干政治生活的缩影。一九五二年，李力群随高岗进京，先暂住在三里河国家计委大院，后因高岗升迁，搬入东交民巷居住；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八时，高岗因“反党”而自杀，第二天，正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李力群，被迫搬到了北京新街口一处四合院。一九五九年，因为“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已经远离政治漩涡的李力群又受到牵连，被从家里带走关了三个月，勒令交待彭德怀与高岗的反党联系。无话可说的李力群被放出来后，受到了由行政十一级降为十三级的处分，并开始第二次被迫搬家：告别西城新街口，来到南城牛街的一个小四合院。“文革”中，李力群又被迫第三次搬家——离开北京到了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为表示对老干部关怀，由周恩来出面让李力群一家回京住进现在的王府井附近的一座四合院，并让李力群当上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后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高岗（1905－1954），男，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人；原名高崇德，字硕卿；贫苦农民家庭出身。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控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 :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逝世 曾参加5次反围剿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因病于2015年9月3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同志，因病于2015年9月3日17时在北京逝世，享年101岁。张震同志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参加5次反围剿作战

　　张震原名张见生，别名张祖寿，又名张中天。1914年10月5日生于湖南省平江县长寿镇。小时当过学徒。1926年在家乡参加劳动童子团，任副团长。1928年参加少年先锋队，任宣传部部长，曾参加两次“平江扑城”暴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同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红5军第2纵队特务大队宣传员、第1师1团宣传队队长。1931年起任红3军团第5军1师1团连政治委员，第4师10团通信主任、营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红1军团第4师12团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山城堡战役。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挫败日伪冬季扫荡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科长。1938年2月调赴河南确山竹沟，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参谋长，组织训练抗日武装。同年9月参加组建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参谋长，随同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率部挺进豫皖苏边区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11月任新四军第6支队参谋长兼豫皖苏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参与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任八路军第4纵队参谋长。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协助彭雪枫、邓子恢等率部挫败日伪军1942年冬季“扫荡”。后参与指挥山子头、西进战役。1944年11月兼任第4师11旅旅长和淮北军区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华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攻势作战。

　　同粟裕一起提重要建议

　　日本投降后，任华中野战军第9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朝阳集、泗县、两淮、宿北等战役。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先后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南(麻)临(朐)、胶东等战役。1948年3月起任华东野战军第1兵团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参与指挥豫东、济南战役。同年11月淮海战役发起后，他与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联名提出将南线国民党军主力抑留于徐州及其周围逐步歼灭的重要建议，为中央军委采纳。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参与指挥渡江、上海战役和所部攻占南京、杭州、上海并向福建进军。同年8月任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1952年任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

　　参加金城进攻战役

　　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4军代军长兼代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金城进攻战役。同年底回国。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后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3年，1957年10月毕业后任副院长、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0年12月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1975年起任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列席军委常委。1980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5年12月起任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治委员。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93年3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参加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本文标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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