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这年头

这年头，一不小心就被平均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的住房面积和年收入就在某些专家的精确计算之下提高了，于是你就幸福了，就如你身高只有1.6米，但和2.26米的姚明平均了一下，那你就噌地一下子长高到1.9米多，挺自豪的吧？

这年头，一不小心爸爸去哪了。别慌，爸爸还是那个爸爸，DNA确认的，无须置疑。那爸爸去哪了呢？带小孩录制亲情节目去了，给别人当干爸爸去了，给“我爸是某某”的儿子揩屁股去了，给家人劳心劳力当贪官去了……哎，你说当爸爸的容易吗？别问了，爸爸去他该去的地方了！

这年头，一不小心且行且珍惜了。想当年，海枯石烂，忠贞不渝，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何等甜蜜！可曾想，与他人两情相悦、双宿双飞，于是你攻我击，斯文扫地，温情荡然无存，哪有半点夫妻情谊！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一擦肩，一回眸，都是缘。活在当下，珍惜眼前！

这年头，一不小心就涨姿势了。打开电脑，浏览网页，就有一些莫名的东西映入你的眼沿，当年还有一些花花绿绿带着色彩的东西引诱你！放在身边的手机，时不时嘀嘀作响，来的信息不是提醒你中奖了，就是提醒你哪个久违的朋友遇车祸需汇钱了，当然很多时候还会提醒你房价虽高但行情看涨，赶紧出手购买吧，不然错过就等于罪过，很是让你心痛和心动！

这年头，还是少一点一不小心的好，多一些亲情、多一些正义、多一些善举，做一些咱心安理得的事，活得轻松，玩得洒脱，何乐不为？

二 : 这年头人都怎么了

站在冰冷的大街

做一个朦胧的过客

望着行行色色的路人

寒风不得不叫我裹紧衣领

太阳是个自私的旁观者

如今不给予人们火热的体温(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我期盼得到一双慧眼

可以识得温暖与狰狞的心

这年头人都怎么了

骗子不像骗子

傻子不像傻子

我不敢长期在这条街上驻足

我不敢直视陌生的眼睛

只好在异样的人群中徘徊

寻找可以依赖的同情

这年头活着真不容易啊……

——冷石

三 : 这人来头不小

　　一天，我给妹妹读《景阳冈》，妹妹还没听完，就直接睡了过去。这丫头，我自己看。看着看着，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准备出去逛街，突然发现一个穿着古装的人，是不是要演戏啊？我很迷惑，走上前去，问道：“你是？”那人却对我说：“我是武松，我正过着景阳冈，突然遇见一只大虫，要吃我，我就和大虫打了起来，没有想到跑到了这里。”我很惊讶，武松接着又对我说：“这是何方？”我说：“这是中国，你现在无安家之处，就到我家吧，不过你得换一身衣服。”武松听后，对我感激不已。于是我把口袋里的钱看了看，嗯？还行，只买衣服。我带着武松去商场，里面玲琅满目，不过我的钱没这么多，我一看，武松对行人很惊讶，行人也对武松很惊讶。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嘛。我问武松想买什么？武松说随便。我挑了一件牛仔裤和一件夹克加一件衬衫。我到收银员那里去，哇塞！武松的衣服我花了好多好多钱噢！我只好打电话，叫爸爸帮我付钱。不过武松的头发也太长了，剪头发的钱我出得起。于是我带武松去剪头，武松说：“男人为什么要剪头发？而且大路上的男人都是短头发，这地方可是妖怪的山洞，还有开始那里里面还有好多个守卫。里面还很凉快捏！”我听后没有捧腹大笑，因为这可不是人能接受的。我解释道：“现在是2011年，你那时是北宋了，你肯定是穿越了！”武松大吃一惊。乖乖地剪了头。和我一起回家了。我回家后打开电视机，武松吼到：“这是何方妖孽，怎么还可以在一个框子里动来动去？”我连忙解释：“这不是怪物，这是电视机，可以看的，不是怪物，我只是小孩，说不出深奥的道理。”武松又问：“现在的小孩肯定很聪明吧。”我说：“这只是时代变化了。”武松又说：“我都不如现在的小孩，真是无能啊！对于你的智慧，武松佩服佩服。”“哪里哪里，你一个堂堂的打虎英雄。怎么和我这样的小孩相提并论呢？”武松叹气，我也无奈。

　　我们正要吃饭时，没想到一股大风吹来，武松被吹走了。我也撞到了地上。

　　“哎呀！”我醒来一看，原来是一场梦啊。

　　东乡镇一完小五年级：呐谁对卟起

 

 

四 : 舒晋瑜：吴小如给北大看门都干，死活不在中文

拜访吴小如先生，是萌生已久的念头。［www.61k.com)5月18日，北京大学召开《学者吴小如》出版座谈会，其实也是为纪念先生90岁诞辰，因他声明不组织生日宴会，不接受礼物，他的学生们就以这种朴素的形式祝贺他的生日。那天他又因病未能到场，这个寿星缺席的庆生会，开得真挚感人。

吴先生先后师从游国恩、俞平伯、周祖谟等先生，学养深厚，深为学界推崇。他对《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所作的贡献，深深为学生们感念，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他主编的《中国文化史纲要》重印多次，获“北大优秀教材”之誉。

近年来，他被称为“学林警察”，对学界不良现象的批评毫不留情；他研究京剧，并写了70万字的《吴小如戏曲文录》；担心父亲说自己“不务正业”，他以“少若”的笔名发表小说、诗歌；他擅长书法，却从不以“书法家”自居；他自言“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最大快乐，以讲课为主要‘嗜好’”，在北大中文系孜孜不倦执教28年，为何选择离开？90岁的吴小如，何以如此锲而不舍地做着像小学教师般的纠错指谬的工作？他的心里藏着怎样的忧虑？

6月18日，记者如约拜访吴小如先生。房间格局不大，家具也是80年代的立柜、平柜，床上整齐地放着书籍报刊。先生清瘦得很，但精神不错。他说，自己有些顾虑，因为一说就是些不合时宜、跟时代的潮流“不配合”的话：

真学术伪学术不分

我们总是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是社会上对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学术成果，从上到下重视不够，而且，伪学术跟真学术分不清楚，越是伪学术越容易名利双收，越容易讨好读者。比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不能说误人子弟，至少也在误导观众。我只看了老朋友周汝昌的讲座，别的都只是扫一眼。一些主讲人连基本常识都不过关，原文都讲错了，但是名气很大、又出书，销路还挺广。

有人讲《红楼梦》，还得到了周汝昌的好评，可是他讲的东西，凡是研究《红楼梦》的没有同意的，他还续写了《红楼梦》，还卖得很热，要我说，这都是伪学术。

学术普及，你得传播正确的，不能传播错误的，不能曲解古人的话。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东西，通俗不了。只能是一部分学术变得相对通俗，不能要求所有的学术、所有研究学术的人都通俗化。对通俗可以提倡，也不能冷淡不通俗的东西。把高深的学问变得通俗化，确实有这么个需要，得往正路上引。通俗化不能庸俗化、媚俗化。

我的一个学生叫彭庆生，十年时间写了《初唐诗歌系年考》，收入《国学研究丛刊》，36万字，一分钱稿费没拿到，自己掏钱买书送人。现在学术界就是这么一个风气。越是学术文章，越是得自己掏腰包拿去发表。这样的话，学术能振兴吗？

为什么离开北大中文系

陆志韦先生和中文系高名凯先生跟我没有私交，1951年，他们把我从天津调到燕京大学，待了一年。1952年院系调整，我留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好多事情，都是破例，讲师没有带研究生的，我就带过一个研究生。那时候我做讲师，我编的教材，印了几十万本，被美国好几个大学拿来做古汉语教材。夏志清在香港文学创刊号上写了一篇文章，说凡是搞中文的，都应该读读吴小如的《读书丛札》。现在很多学者也在编文学史，编多少本也没用，课时太少。那时候我在中文系讲文学史，一个周六学时尚且讲不完，现在更是讲不完。学生一考研，忙死了，考研不注重专业课，注重外文、政治。书是书，课堂讲授是课堂讲授，没法代替。

我当了28年讲师，1980年中文系第一次恢复评职称时，我直接从讲师当了教授，工资加了23块钱。文革结束，中文系党委开会，我的学生里有好几个是党员，他们透露说：“内定了你是‘秋后算账派’，对你不利。”在中文系，主要是人事问题。从1952年到1980年我在中文系，我的课最受欢迎，结果，学生告诉我，提升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提吴小如。

不在中文系，是因为中文系的环境，对我来说很不好。我离开中文系，决定调到中华书局，档案都调出了。王学珍是老北大，他登门道歉，说你是北大老人，你别走。我说：“我给北大看门都干 ，死活不在中文系。”

北大历史系主任周一良先生和邓广铭先生三顾茅芦，他们劝我说：到历史系来吧！我不是搞历史的，到了历史系后，也没发挥我的长处，变成边缘人物。周一良先生的书里，就说我在历史系也没受到重用。他们当初调我，主要为培养青年教授，培养研究生，可是我只培养一个人：孔繁敏。1991年，我69周岁在历史系退休。《学者吴小如》里，有学生提到，我不应该离开中文系，可是，文革以后我是第一个离开的。有一次纪念吴组缃诞辰一百年周年，我有个发言，全场学生给我鼓掌，中文系系主任坐我旁边，坐不住了，他打了好多“补丁”，解释了半天。老实说，“我爱国，国不爱我”。

我不写传，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生们说预备给我过90岁生日，出一本《学者吴小如》，我很高兴，别人都是死了后出一本纪念文集，我活着时看看这些文章，看看大家对我评价怎么样，免得我死后看不见了，等于是追悼会的悼词我提前听见了。实际上，收进去的文章都是捧我的，但每篇文章都有实际内容。作者里有些是我学生，有些是学生的学生，好些我都不认识。看了以后，我想：这评价准确吗？好话说得太多了。我有一个学生已去世，叫沈玉成，写文章批评我对他不留情面。他说：“连我这老学生都受不了，所以吴先生到处受挤兑碰钉子，一生坎坷。”我几十年的处境就是如此。

但是我没后悔过。我这人，一向就是主张表里如一，而且我做的事情都是光明磊落的，我对名利看得很淡。名利对我来说根本是身外之物。当我年富力强，我想培养青年人，青年人不找我；现在有些人要来找我，可是我年纪老了，又有病，处境不好。

“言寡尤，行寡悔”，是说做人说话要问心无愧，做出来的事情不至于做完后悔。但是这话有意思，人不可能一辈子不说错话不做错事。不管别人满意不满意，而是自己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不是说，说的话一点儿没错，不做别人不满意的事情，那就变成滑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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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写。写回忆录等于给自己树碑立传。邓广铭先生生前有一句话：活着时绝不给自己树碑立传。

学术警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古人说，吉人词寡。我还是说，有机会我还是说，我对于简化汉字有一个意见，让简化汉字能够永远生存下去，首先得把本身的缺点都克服了，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简化汉字出来五六十年了，一点儿没改。武松的“松”和肉松的“松”变成一个字了，还有“种”，宋朝有姓这个姓的，念沖，现在变成种地的种，不在简化笔画，而在于把字合并了，可是在繁体字里，这个字还有它的生命还有它的用处，这样不就毁了吗？

好多广告也好，文章也好，只要有繁体字，就老出错。有一本杂志用繁体字，可是老出错。它的书在香港台湾北京同时出版，这不丢人吗？我要求学生懂繁体字，懂草书，懂古文字。有人问我，念中国古典的东西有什么必读书，我说就两本，或者说是三种，一个是《四书》，过去清朝有一个话：“诗四观”，诗是《唐诗三百首》，四是四书，观是《古文观止》，要我说，国学必读书要这三种就足够了。把这三种书从头到尾都念过，都背过，那你的国学基础比现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都要强。

有人称我是“学术警察”，我对这些也不在乎。要我说，现在不是学术警察太多，而是太少。我就觉得，电视、电台、报纸都是反映文化的窗口，人家看你国家的文化好坏都看这些个窗口，结果这窗口漏洞百出，好些是乱七八糟。我看不过去就写文章，别人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我二十几岁时写过大量书评，不是所有事情全锋芒毕露，我还有做人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还有一条，己之所欲，不强施于人。否则，必然很糟糕。

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我是文革后加入作协的，1950年代初，北京第一次文代会我参加了。我年轻的时候的确是想当作家，后来发现不行，我兴趣不在文学创作，而在于研究古典。1940年代，我写过短篇小说、散文，写过古体诗，用的都是假名。我父亲认为在报纸上投稿是不务正业，所以我年轻的时候用“少若”的名字发表作品。我在作协登记时，笔名就这一个。

我教中学时，要教文言文和古诗。我不想做古文家，也不想做诗人，我为了深入作品，我就实践。所以我会写文言文，会写旧诗，那还是二十几岁，为了教书，才下那个功夫。

那时我替沈从文编副刊，邵燕祥来投稿，那时他才15岁，我比他大11岁，我们俩加起来不过40岁。可是邵燕祥大量的散文、小说、诗歌大概经我手发表的，很多很多。

书法最关键的是，功夫在书外，意思就是说，有两条，一是多念书，一是做人要好，这是最基本的。我父亲有一条，做学问首先是做人，首先人品要好。这是中国传统的美德。到书法本身，只有一条，就是路子正，别学邪门歪道，古人讲横平竖直，写字，字得规范，写出来的字得规矩。临帖，最好不临古里古怪的帖，也别临颜柳的帖，劲都在外头，搞得不好容易出毛病。最好还是先练“二王”的字，王羲之、王献之，我说过一句话：“学书必自二王始，譬犹筑屋奠基址。”

父亲认为我写楷书不够料，上中学后写草书还像样，父亲说就走这个路吧！到我教书了，我就不练字了，可是我有一个学生，是钮骠的哥哥，叫钮隽，他跟我学写字，他说，您有基本功，为什么20年不写字，假如不撂下，至少写得比现在好！这算是给我的警告，三年困难的时候，好的纸张没有了，我的钢笔都是名牌钢笔，怕在坏纸上写把笔磨坏了，太可惜，就用毛笔写讲稿。从那会儿，一直到2009年我生病，我一直在练字。我到现在感激他。

现在人人都是书法家，我不承认自己是书法家。得在书法史上起一定作用的人，才可以叫书法家。我不是书法家，我是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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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这年头什么都不如小三给力！-这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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