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奇怪”的母亲

　　我有一个平凡而又“奇怪”的母亲，她从不睡懒觉，这不，她又早早的起来干活了。

　　一大早，妈妈开始作饭，一会切一会炒。为了让我吃好，妈妈把菜做的好看又好吃。做完饭，就把我叫醒了。她说：“儿子，吃饭了。”我迷迷糊糊的起来了，刷完了牙。洗完了脸，我就吃早饭了。看到一大桌子菜，我总在想，妈妈怎么不多睡会呢？一大早就做了这么多菜，真奇怪。

　　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家里做红烧肉时，妈妈总是把肉放到我的碗里，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吃红烧肉？”妈妈说：“你喜欢吃的就是我不喜欢吃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妈妈很奇怪。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故事，故事中讲猫妈妈总是把大鱼给猫宝宝，猫宝宝觉得很奇怪，就问猫妈妈为什么不吃大鱼，猫妈妈笑着说：“我不喜欢吃大全，小鱼才好吃呢。”猫宝宝一尝，小鱼都是刺，也没有肉呀……这怎么像我们家发生的事呀！啊，我终于明白了。

　　我有一个爱我的妈妈，我真幸福。

 

    吉林通化梅河口市博文学校三年级:赵龙旭

二 : 第一次亲历“除四害”运动

（1957年冬－1958年夏）

就永定县来说，1956年掀起“除四害”运动的高潮。但是，把“除四害”当作学生的一项任务来完成，是从1957年冬开始。

所谓“四害”，原来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它们的主要“罪行”是：苍蝇、蚊子是传染疾病的媒介，麻雀是与人类争夺粮食的对手，老鼠是两者兼而有之。

学校对付苍蝇、蚊子，主要是由采取统一行动。除了要求学生定期进行大扫除，还有就是分别采取各种措施。对付苍蝇，主要是及时清扫饭桌、饭厅，往厕所里撒六六粉，往水沟里喷滴滴涕；对付蚊子，也是往宿舍里、教室里喷洒药物。这两项工作有专人负责。冬天里，苍蝇、蚊子的活动少，繁殖慢，即使有，也为数不多，上级检查也比较容易过关，一般不会对学校造成什么影响。如果要看“除四害”的成绩，唯有老鼠最为直观。于是，消灭老鼠就成了学生们的一项任务。

1957年冬，半期考前，学校就向学生宣布：本学期每个人最少要消灭老鼠若干只（具体具体数字记不起来了），以老鼠尾巴为凭证；学生随时都可以把老鼠尾巴交给各班的卫生委员登记，再上交学校卫生室统一销毁；学校对班级、班级对小组的完成情况随时进行统计公布，以推动活动的开展。

趁着农忙假回家的机会，我从家中找出哥哥以前用过的几套捕鼠器，更换了藤索、苎线，带着诱饵，试着上山诱捕老鼠。路上，几个小孩看我带着捕鼠器上山，就唱起儿歌：“弓唝弓，款空筒；踢踢塌，没一只。”（注）我心想：真晦气，碰到这些家伙，准没有好噱头！晚上，我还和哥哥、弟弟说起学校要交老鼠尾的事儿，要他们在家多抽时间去帮我捕老鼠；捕到老鼠以后，别忘记把老鼠尾巴留下来，等我下次回来，一起带到学校去充数。(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第二天早晨，我到山上去收捕鼠器，结果才捕到两只老鼠。我想：两只也好，总算不会空手而回。上午，我返校时，除了带足生活费准备参加下乡劳动，还带上了那两条老鼠尾巴，准备交到班上去。

一个多月后回家，碰上父亲病重，我没有时间去放捕鼠器；哥哥也近半个月都在照顾父亲，更没有心思去放捕鼠器。幸好大弟弟有时会去弄一下，总共才有十几条老鼠尾巴，因为怕被猫吃掉，都包起来高高地挂在墙上，已经干硬了。我回校时，弟弟也拿给我去班上充任务。

1958年春天，气温回升，又到了苍蝇孳生地季节。这回学校要求我们把消灭苍蝇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要求每个学生每星期至少要交1－2火柴盒的死苍蝇。这个任务似乎比较好完成。但是，要想在校园范围内完成，是非常困难的。道理很简单，学校里经常有专人撒药、喷药，苍蝇想找个繁殖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想来想去，最好还是回家：既可以打苍蝇，又可以改善生活。于是，之后的一两个月，学校里请假回家的学生特别多。

回家打苍蝇，也还有讲究：买蝇拍，太花钱；自己做，要有好材料。用硬纸片做，因为不透风，不容易拍到苍蝇；如果要透风，得钻几个小孔，但是会影响它的寿命。我家乡有棕榈树，我见过老人用它做成蝇拍，很好使。于是，我每次回到家里，就会去砍棕榈叶回来做蝇拍。棕榈叶，柄很结实，横截面是三角形，握在手里很牢靠；叶呈圆扇形，长约1米，外围开裂，中间相连成许多皱褶。剪去外围多余的叶片，只留下比手掌略大的一块圆扇，就是一支很好的蝇拍。棕榈蝇拍因为有皱褶可以透风，一拍打下去，苍蝇被打死了还不知怎么回事。有时我会做两三支，叫弟弟帮着打，打坏了还可以换。我们把打死的苍蝇，用两根小木棍当“筷子”，把它夹进火柴盒里。装满一盒，黑苍蝇大约要100余只，而红头苍蝇只需六七十只。农村里卫生条件差，到处都可以打到苍蝇。回家一次，往往可以打到五六盒，交到班里去，就能排个前几名。

1958年夏天，稻子吐穗扬花时节，该轮到“灭麻雀”了。麻雀不比苍蝇，虽然是群居，但它住得高，飞得又快又远，要逮住它，很不容易。平时，有人用掏窝的办法，但必须在晚上，还得爬长梯子；有人用笸箩诱捕，但这些家伙太精，不容易上当；有人干脆用鸟枪打，一枪能击毙多只，实在是稀罕事……不管那种方法，效果都不理想。当然，学校也没法像灭鼠、灭蝇那样，给学生们分派任务。后来，不知谁先想出一个办法：驱赶。而且，这个办法应该是得到上级领导的赞许的。于是，在全县范围内，搞了一次全民统一“围剿”麻雀的群众运动。乡下的情况我们不太了解，我只能忆述当时县城的情形。

这一天，永定县城的机关单位全部停止办公，学校停课，店铺关门，所有人都要参加赶麻雀的战斗。每个人要有一件东西：或者可以发声（如锣鼓、脸盆、口杯、水桶等可以敲击发音即可），或者带有颜色（如红旗彩旗、色纸做成纸旗、木杆挑着布条，甚至带叶的树枝等可以舞动就行）的东西；如果确实找不到东西，就用你的嗓子吆喝也行。每个人要有一个岗位，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郊。一时间，不论楼层、房顶、空地、广场、田边、路旁、树上、林下、河岸、沙滩，凡是可以去人的地方，都有人在那儿。

八点多钟，我们初二（乙）班学生就爬到东门山上老城墙一带，那里地势较高，可以鸟瞰全城。班主任亲自来检查一遍学生的准备情况。我拿着一个搪瓷小脸盆，找了一根小木棍，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敲击。

九点半钟左右，可能各处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只听见县公安局的警报突然拉响，“呜——呜——呜——”连续响个不停。顿时，城内城外、房前屋后、山地林间，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敲击声、人们的吆喝声在轰响，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旗帜、树枝在挥舞。这个突如其来的情景，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把那些飞着的、跳着的、躲着的大大小小的麻雀，都吓得不知所措。它们赶紧想飞离所在的危险位置，找个安全的地方。一时间，天空中出现了一群群的麻雀，东一头西一头的乱窜。但是，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都会引起那里的人群更大的声音，遇到各种各样的阻拦。麻雀们只能东奔西闯，累得要命。有些经收不起惊吓的麻雀，竟自动跌落下来，被附近的人们捡去报功；有的麻雀就飞到更远的地方去歇息——毕竟这世界太大了，小小麻雀岂能永无藏身之地？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大约半个多钟头，人们也累了，声音也小了。有些胆大的麻雀竟飞了回来，人们看见了又吆喝着，敲打起家伙，挥舞起旗子来。麻雀又飞走了。

就这样，麻雀飞来，人们把它赶走，又飞来，又赶走，像拉锯似的。人和麻雀都越来越累了，渐渐地，麻雀见得少了，人们的声响也稀疏了。

时近中午，整个县城都偃旗息鼓，人们渐渐撤离岗位，直至最后散尽。

下午，再也没有人去驱赶麻雀了。麻雀又慢慢的从远处、偏僻处飞回自己的窝里。一切又归于平静。

当然，这场轰轰烈烈的消灭“四害”的群众运动，自然是不敢载入“史册”的（注）。不过，人们后来还把“四害”中的“麻雀”，换成了“臭虫”，再后来又换成“蟑螂”，继续加以消灭——毕竟它们是实在太可恶了！

【注1】“弓唝弓，款空筒；踢踢塌，没一咂。”读作gónggònggóng，kuànkōngtóng；tǐtǐtǎ，móuyizǎ，诅咒人家的话，意思是，带再多的捕鼠器都捕不到一只老鼠。

【注2】据《永定县志》载：1956年掀起除“四害”（鼠、蝇、蚊、臭虫）高潮，当年10月县召开除“四害”运动表彰大会，表彰先进单位12个，积极分子79人。同年全县捕鼠能手王玉山（捕鼠只）、张贤京（捕鼠6360只）、王岸峰（捕鼠2329只）、林洪祥（捕鼠2115只）、陈圣钟（捕鼠2043只）等5人出席省除“四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省人民政府表彰和奖励。

2010-11-25

三 : （亲历之一）母亲

（亲历之一）母亲

文/岁月苦旅

独立窗前，静听细雨飘落的声音，细密的雨声在黎明前的夜色中显得格外响亮，仿佛细数着时光走过的分分秒秒。

多年来从没过过母亲节，就仿佛世间根本没有这个节日，但每逢五月，我的心都会很痛。人永远无法逃避轮回的岁月之手去触摸心底那块柔软的伤痛，就像无法逃避每一个黎明和黑夜的降临。

隔窗望着细雨斜飞的夜幕，深灰色的云层中仿佛隐隐约约透出母亲慈爱的面容，渐渐的，渐渐的，那远去的岁月一幕幕逐渐清晰起来——

1970年的正月初八，我出生在吉林省榆树市秀水乡一个偏僻的小村。我的出生是多余的，上面已经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姐姐，父亲五十二岁，母亲也已四十六岁，算上我，一大家子九口人，处在那个年代糊口都难，一年到头大多靠糠菜维持生命。母亲常说，我生下来营养不良，头大身子小不成人形，胳膊只有高粱杆子粗细，父亲说：“活不成，扔了算了”，母亲说啥也不肯，哭喊着把我留下来——刚刚出生，母亲便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父亲是靠在松花江打渔添补家用的，留下了许多江边的鬼怪故事，母亲常常把我抱在怀里讲给我听，吓得我虽然肚中饥饿也不敢哭闹。

五岁时父亲死了，据说是痨病，现在还清晰地记得母亲的哭喊声，那声音是永远无法忘却的，给人一种天要塌下来的印象。之后，担子便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此时大姐二姐已经出嫁，大哥则不愿在生产队挣工分养家，去和外地的一个治红伤的老大夫学手艺，捎带闯江湖，家中只剩不甚精明的二哥可以顶半个劳动力。具体一家人是怎么生活的，凭童年的印象已经模糊了，只记得肚中常常饥饿。

最难熬的是冬天，那时天寒雪大，茅草屋在北风中瑟瑟发抖，人也是如此，只盼望冬天早些过去，春天早些到来。

每到仲春野菜出土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母亲用瘦弱的脊背把我背到地头，然后寻找野菜，我也是一步一趋地跟着寻找，只要是大的，绿色的便拔下来往嘴里填，这时母亲便会像疯了般跑过来打我骂我：“不要命了？药死你”，当我哇的一声哭出来时，母亲便又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满眼的泪水！如若能捡到些玉米黄豆之类的粮食是母亲最高兴的，回到家里在锅里炒熟了，再用瓶子碾碎，用开水冲成糊状为我补充营养，母亲是一口也舍不得吃的。后来（或许是一直）吃救济粮，全是玉米，白面和大米是过了年才能分到几斤的，也只是三五顿而已。记得那时天天盼过年，因为过年可以有大米饭吃，好的年景还可以有新衣服穿，但母亲却始终穿她那件大襟蓝衫，只是补丁一年比一年多。

1978年9月，我终于走出饥饿的童年上了村小学。母亲虽然目不识丁却知道读书的重要，抱着极大的热望把我送入学校，她知道读书是唯一脱离贫困走出农村的路径，希望我将来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

母亲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为我缝制了一个花书包，我嫌书包有花，是女孩用的，我不要，母亲便把书包染成蓝色，但花的底色仍在，我仍是不好意思背出去，第二天只好夹着上学。看到别家孩子肩上挎着黄色军用书包，很是羡慕。母亲说：“等明天去集上把鸡蛋卖了，妈给你买”。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便提了咋也舍不得吃的半篮子鸡蛋去了集市，徒步往返二十多里路，只为了我喜欢的一个黄色军用书包。当我背着心爱的书包高高兴兴去上学时，我看见母亲双手揉搓着疼痛的双脚，笑了！

这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整顿，正在实行初步的改革，详情怕只有到资料中去查。总之"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农村还是那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大锅饭虽然不吃了，贫穷却依旧。直到‘责任制’的实施，才使农人有了一份逍闲，一份收获，我家亦是如此，但收获的粮食一部分还了大哥结婚欠下的债，一部分被村里征做农业税和统筹提留款，口粮只是“劫后”留下的那么一点，每年都是不等到年终便吃没了，母亲只好出去借，等新粮下来了再还，年复一年，年年如此。

我年龄尚小，母亲还只为我上学操心，但两个哥哥年龄渐大，由其二哥快三十岁了，还连个提媒的都没有，人又不甚精明，母亲多方奔走仍是无功，这是母亲最大的一块心病。一天晚上，母亲把我搂在怀里说：“好孩子，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出息了，妈也就不用操这么大心了，咱家穷，念不好书，连娶媳妇都难。”我感觉母亲滚烫的泪水滴在了我的脸上。我发恨努力读书，以求将来有个好前途，让母亲过几天好日子。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越来越经济化，人情也变得越来越淡薄，学费也由每学期10元上升到90元，加上书本费，一学期要百元以上，这对还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我家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了。即使分到了土地，还要看“天公”是否成全，一句“秀水南大洼，十年种九年瞎”的民谣便可说明一切。天公尚可原谅，可恨的是村官巧立名目的苛捐杂税。还记得1983年的秋天，因松花江涨水欠收，村里很多农户都减免了统筹提留款，而村长对我家却是照收不误，母亲觉得不公，坚持不给，村长便纠集了一伙人到家中来抢，母亲用身体倚着仓门不让装粮，说了许多哀求的话，那村长就是不允，把母亲推到在地生硬地把粮食装走了。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这地界我就是法，我说征谁的就征谁的，有能力就去告我”。说完领着一群人扬长而去。母亲两眼泪水地骂道：“土匪，强盗，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记下了村长的那句话，几年后打工回来收集了许多材料，经过乡县两级政府，即使铁证如山还是要费许多周折花了许多冤枉钱才把那位村长告倒。从此对官路一途我深恶痛绝，觉得官府里比青楼妓院还要肮脏，厌官之心由此而生。

怎么社会进步了，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了人民的老爷呢？

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为了我读书，母亲开始借高利贷。四分的利息，如果年终还不上，还要利滚利，这负担没几年便压垮了母亲的精神和身体。

“穷在街前无人问”，真是一句至理名言，有一次在哥哥那借了五十元钱，晚上嫂子回来便打了一夜的架，嫂子骂人很难听，骂人骂己，还捎带了祖宗八代，又吵着要离婚，弄得母亲痛苦不堪。

永远忘不了为了求借几十元学费母亲出去又回来，回来又出去，转来转去焦急的身影，最后只有去借高利贷。

1986年7月，我以不太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校址在百里之外的五棵树镇，母亲高兴之余，又在为我的学习费用发愁，远在百里之外，吃住都要花钱，算一算一学期要四五百元，此时我已是个16岁的大孩子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思想日趋成熟，总想着为母亲分担些什么，只是性格孤僻，不善表达。我对母亲说：“我不读高中了，在家自学也能有出路”。“那哪成”，母亲急了：“砸锅卖铁我也要供你念书，不用急，我有指望”。说着指了指院里的大黑猪。

开学前两天，母亲去前院找大哥，让他帮忙把猪卖掉。那时卖猪很难，要送到乡里的采购站去卖。母亲出去借了一辆牛车，却只有车没有牛，又找邻居帮忙把猪抓了，抬到牛车上，我们三人便一步一步连拉带推地往乡里送去，道路泥泞难行，我和大哥轮换着拉车，母亲也一直跟着推，望着已经六十多岁的母亲，我的心里很难受。就这样艰难的走着，通身被汗水湿透如遭雨淋一般，有时车轮陷进泥坑里，怎么拉也拉不动，只能等过路人帮忙推一下才能继续赶路，十里路仿佛走了百里一般，等到了乡里，已经筋疲力竭，满身泥水。捧着卖猪的320元钱，母亲显得特别高兴，去商店给我买了些日用品，一套绛色条格西服，还有一双皮鞋。“你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去那么远的地方念书，总穿的破破烂烂的会让人你瞧不起”。望着清瘦苍老的母亲，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下面颊。

高中的学习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岁月，由于我对书法和文学的热爱，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一时之间我沉迷于学习和同学间纯真的情谊之中，脸上多了笑容，孤僻的性格也有些转变。但好景不长，87年5月21日，同村的一位同学捎来口信说母亲病了，我问“什么病？”“回去你就知道了”，我听情形不对，连教室也未回，直奔客运站。等我到家，见屋里屋外满是人，连少有来往的亲戚也都来了。我冲进屋里，见母亲静静地躺在门板上，面容安详。

“妈得的什么病？为什么还不送医院”？我冲几位哥哥喊道。三姐扑过来抱住我大哭着说：“妈死了。。。"已是泣不成声。

“不可能，不可能。。。”，我嘴里喃喃着，虽然早有预感，但我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这个事实，不知为什么，我的眼里没有了泪水，仿佛被痛苦烧干了，想痛痛快快地哭一场都不能！后来听二哥说母亲是去采猪食菜回来的路上晕倒的，手里还紧紧抓着满满一袋子的猪食菜！等被人发现背回家时已经停止了呼吸，有人说母是"心肌梗塞"突发死的，有人说是"脑出血"，但我心里明白，母亲是太累了，她也该歇歇了……

开学时卖了那头猪之后，母亲便又养了一头，说等明年卖了又够半年学费了，所以对猪的照顾更胜于自己，因为那是他儿子上学的希望，就是为了这希望，熬干了母亲最后一滴心血。

母亲很平凡，平凡得就像一株随处可见的白杨树，而那阴凉清爽的避护，只有她的子女知道。如果说世上真有伟大的话，那么，母爱便是伟大中的伟大！

母亲走了，我就像一座缺少了支撑的建筑物，一切都坍塌下来，即使是在学校里的课堂上，也只是呆坐，仿佛听课的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

本该就此结束我的学生时代，可是强烈的求知欲令我难以割舍学校的学习生活，我让镇里的一位同学为我在附近砖厂找份活，厂长格外开恩，允许我周日和假期去砖厂干活，虽然每天只挣5元钱，也是一份可以维持读书的收入。

如此又坚持了一年多，直到88年期末考试回家，当晚便有三个高利贷债主找上我，这是母亲生前为我借的，加上母亲的丧礼费共计1200多元，可是我现在无力偿还，债主们坐在我家的土炕上，守着一盆火，大有如果不还钱便不走的阵势。一向孤傲的我被自尊压得呼吸艰难，心如油煎，赔尽了笑脸也无效，最后只好找来一个有威望的证人，签了转到下年的欠条，利息照常。

债主走了，我的泪水无声的滑落。这一夜，我的思想经历了一次炼狱般的煎熬。

三天后返校，正是一年一度的元旦，新年联欢晚会上，我向老师和同学们宣布了退学决定。我拒绝了老师和同学们的捐助，结束了我的学生时代。

走出校门，耳畔仍回荡着同学们为我合唱的那首程琳的《风雨兼程》，至今仍时不时地在心中唱响。

一步一回头，那种对学校的不舍，更胜于因无奈而分手的恋人。

母亲走了，我的一切梦想都破碎了。离开了学校，我倍感孤独。

站在窄窄的田埂上，眼望广袤的大地和蓝天，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渺小和无助，仿佛就像一粒看不见的微尘，被风儿戏弄着飘摆着，不知道哪里是我该停留的地方，我的眼前没有希望，只有迷茫。这年，我十七岁。

很长一段时间，适应不了没有母亲、没有同学的日子，只靠书籍来填补那些空虚和孤独，但是不争气的肚子不允许我这样耗下去，要有起码的粮食才能维持生命，这就是现实！

收拾行装，背上现实主义的行囊，从此我走上了流浪打工的岁月。煤矿，采石场，矿山，建筑工地，水泥厂。。。。，屈辱和汗水，淹没了我的一路行程……

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天亮了，我抹了一把满脸的泪水，我也该启程了，带上那束洁白的康乃馨，我要去看我的母亲！

于2011年5月8日母亲节

四 : 母亲的手，神奇的手

母亲的手，神奇的手（即席作文）

凌河人家

母亲的手，很平常，却叫我感到很神奇。

母亲的手，曾经是柔柔软软的。那双细腻柔滑的手，搀扶着我的腰肢蹦蹦跳跳蹒跚走路；那双细腻柔滑的手，拉起我的小手，唱着“拉大锯，扯大锯 ······”的歌谣，逗弄我开心。那不甚饱满的额头，抵着我的脑门，教我学说话。

母亲的手，曾经是强壮有力的。下雨天，放学的路上，提着我的书包，双手把我托在背上。 现在，一听到阎维文演唱的《母亲》就泪水阑珊。记得我因为调皮，惹得爸爸发脾气，抡起巴掌要揍我，母亲那双有力的手硬是拖住了父亲山一样的高大的身躯。

母亲的手，曾经是暖暖的。冬天里，孩子们玩累了，冷了，回到家里或是半路上碰见母亲，那双宽大温暖的手，一把攥紧我的小手，哈上几口白花花的热气，真的就不冷了，不像猫咬的似的疼痛了 。仿佛母爱就化作了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周身。(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母亲的手，曾经是灵巧的。普普通通的白菜萝卜小葱土豆，普普通通的小米饭苞米面饼子，母亲竟能做得丰富多样，有滋有味。就连书包上绣的花朵，也非常别致。

母亲的手，曾经是凉凉的。深秋初冬的夜晚，母亲就着昏黄的一豆灯光 ，噗噜噗噜地搓着麻绳，哧啦哧啦地纳鞋底。拉瘦了月亮，拉醒了黎明。冰凉了双腿，冻破了手背，就像霜冻的棉桃。

母亲的手，曾经是涩涩剌剌的。结满了片片茧花，扎满了酸枣刺儿，裂开了叶脉一样的口子，缠满了野菊花一样的白胶布。裂了口子的手啊，冬天里，一沾水就刀割针扎一样的疼痛。

母亲的手，有一阵是麻麻痛痛的。记得有几次，母亲常常是半夜里或是大清早就裹着被子披上衣服坐起来 ，轻轻地哀叹着，生怕吵醒了孩子们。听医生说，这是一种叫板结质的毛病，是劳累过度造成的。病轻了，大拇指弯曲了不能立马伸直，伸直了不能马上弯过来，得一点点试着来。弯曲的时候，关节咯噔咯噔地响，少干活就能减轻些痛苦。春天，还好些。夏天薅谷子，秋天掐高粱剥玉米，冬天和面蒸黏干粮，母亲就犯病了。这也常常叫我泪洒襟怀。

这几年，母亲老了。手指不是竹枝般的枯瘦，而是有些发亮，好像是有些肿。我问母亲痛吗？母亲强作镇定的笑一笑，摇头说：“不算疼！”我的眼泪就又来了。

就这句话，痛在我心里。母亲这双手，就像一支神奇的笔，勾勒着我们美好的生活。那根疼痛的手指，就像族徽悬挂在我心灵的祭杆上。曾经的贫困幸福和睦欢乐，都在我的心底生根发芽了。这根这芽常常叫我好痛好痛，教我时刻不敢忘记母亲那双神奇的手。

本文标题：母女第一次亲历神奇-“奇怪”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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