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张庭伟教授：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一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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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的线状绿地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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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谈谈我对家庭教育的认识
前几日，和网友聊天时她提到了一本书《不输在家庭教育上》，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但一下子就被书的题目吸引了。
不输在“家庭教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对方没说不输在“起跑线”上，不输在“学校选择”上，而是说不输在“家庭教育”上，旨在突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那么，究竟什么是家庭教育？家庭教育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样才能做好家庭教育？我想就这几个问题谈谈我自己的认识。
什么是家庭教育，通俗点说，就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许有人会说：“这还不简单吗？父母教孩子，谁不会啊？”是啊，看起来仿佛很简单，但实际做起来却不容易。家庭教育包括有形的教育和无形的教育两种。有形的教育即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是否充分理解孩子，给予了孩子真正的爱和自由？无形的教育是父母的性格、为人处事、人际交往的能力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这两点来说，家庭教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系统地进行学习，并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地应用到家庭教育中，才可以更好地教育孩子。
现在，新时代的父母，明显不同于封建时代的父母。封建社会的多数家庭孩子多，粮食少，那时候，父母的任务主要是“看”孩子，负责让孩子吃饱、穿暖。而现在，父母的任务已经不仅仅是“看”孩子，而是“教”孩子，用科学的方法教。所以，现代家庭教育对父母自身的要求远远高于以前。
曾经有人给“文盲”下了个定义：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如今，我却固执地认为，未来的文盲，不再是不会学习的人，而是不懂得家庭教育的人。不懂得家庭教育，就会误导自己的孩子。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别，归根结底，都是家长和家长之间的差别，
德国教育学家福禄培尔曾经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父母的手中。由此可知家庭教育，即父母对孩子教育的重要性。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提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但是少年的智、富、强、独立、自由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自己的父母决定的，由家庭教育决定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父母智则少年智，父母富则少年富，父母强则少年强……国家的未来掌握在父母的手中，没有教不好的孩子，只有不懂教的家长；孩子成长过程中出了问题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不能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孩子的问题一定是你的错！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会继续反驳我说：“我不懂家庭教育，但我的孩子也不比别的孩子差。”我不否认你的观点，你的孩子也许各个方面真的不比别人差。但如果你懂家庭教育，你的孩子一定可以做得更好。
其实，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别，现在也许看不出来，当他走上社会，参加工作的时候，差别就会显现出来。还是以我为例来说，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发生的。那年暑假，妈妈去割麦子，吩咐我在家里烧水，并让我烧开后倒在杯子里凉着。我将水放在炉子上，就搬了个凳子拿着一本《杨家将》坐到院子里的树底下看书去了。我完全沉浸在了书里面，早就忘了烧水的事了。妈妈割了一上午麦子，又热又渴，回来想喝点水，可我由于看书，根本就没烧开水。妈妈非常生气，立刻拿起我的书扔进炉子，并点着火烧掉了。
还有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弟弟身上的。小弟刚学说话的时候，有点结巴。妈妈怕小弟大了以后就不好纠正了。于是每天晚上，强行纠正小弟的结巴。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妈妈说一句话，要求小弟说一句，还不允许小弟对那句话有任何的重复和停顿。小弟说错一次，妈妈就打小弟一下。或者是扭他的脸，或者是打他的手，是真打，狠狠地打，不是吓唬小弟的。
那段时间，每天晚上，小弟都是哭着跟妈妈学说话。我在旁边，吓得大气也不敢喘，也不敢为小弟讲清，怕一讲情就会挨打。那时候我妈打人，是真的打，直到打到我们跪地求饶才罢休。
我所列举的这两件事，只是妈妈教育我和弟弟的过程中，发生的无数事件中最普通的两件。我并不恨妈妈，妈妈也并不认为她当年的教育方式有错，她只是农村无数家庭妇女中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不懂得教育，她理解的家庭教育就是“棍棒教育”，孩子犯错时，只有对孩子严厉些，并狠狠地打，孩子才能学好，才能记住教训，下次就不会再犯。
现在，每当想起小时候妈妈对我和弟弟的教育，我理解妈妈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妈妈还是给我和弟弟带来了很多伤害。小时候的我和弟弟，其实真的不比别人差，学习成绩很好，也很乖，那时候，看不出我和弟弟和别人有什么差别。但直到我们都长大参加工作，开始独立地和别人交往时，我们性格中的很多缺陷就开始显现出来了。我性格中缺陷很多，诸如，缺乏安全感、不愿意和人交流和沟通、叛逆、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隐藏在骨子里的自卑、冷漠甚至自私……这些，和妈妈小时候的教育方式一定是有关系的。
当一恒介入我的生活时，我就发誓，我得好好地学习家庭教育知识，多看科学的育儿书籍，增长自己的见识，见识决定一个人的高度和气度。我不能再拿妈妈教育我的那些错误理念教育一恒，我要用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地教育他，并帮助和影响我周围的家长，希望他们也可以科学育儿。
和一恒交往久了，就越来越怜惜他。看到现在的一恒，我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他的性格中也有缺陷——有超出自己实际年龄的成熟，成熟的让我心疼；由于在成长的关键期缺乏母亲的关注、爱抚和拥抱，所以不敢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
我很清楚，做了一恒的后妈，教育一恒，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即便我以后有了自己的孩子，一恒也需要我付出比自己孩子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我得好好保(www.61k.com]护一恒那颗敏感的心，给他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希望他可以健康地成长。最主要的是，希望他心理健康、人际交往健康。
接下来，我谈一下家庭教育包括哪些内容。我所理解的家庭教育包括德、智、体、美、劳五部分。
一、德
德，主要是指孩子的思想品德，包括孩子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法等。当孩子和别人交往时，他的思想品德会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德，在五部分内容中居首位，是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怎样才能有德？靠说教式的教吗？不是，主要是靠家长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是家长的言传身教，身教比言传更有说服力。孩子会从父母为人处事的方法中学习到与人交往的能力。
二、智
智，并不是单单指孩子的学习成绩；也不完全由孩子掌握的知识来决定；智，也不代表孩子聪明与否。智，是指孩子的智商及孩子的理解能力。
要想培养自己的孩子有较强的理解能力，还是那句话，给孩子足够的爱和自由，允许孩子犯错，他会在错误中成长；允许孩子任性、撒娇，这都是他生命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孩子的智商会在宽容的环境中不断提高。
三、体
我理解的“体”是指身体健康，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而不是林黛玉、薛宝钗那样天天药不离身。多带孩子出去锻炼锻炼，拥有健康的体魄，其他的一切才会有可能。
四、美
美，不是指会画画，是指对美的鉴赏和理解能力。
经常带孩子到大自然中走走，让孩子发现自然中美的东西。如果有条件，尽量带孩子接受一些文化、艺术的熏陶，比如，可以带孩子去听音乐会，让孩子感受一下那种氛围。只有对美有较高的鉴赏力，孩子才不容易被生活中的琐屑纠葛所烦扰，他才会活得比较快乐。
五、劳
劳，也不单纯地指劳动，而是要让孩子学会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同样重要，不能因为自己是脑力劳动者就自认为比别人高一筹。自认为比别人高一筹的人，人格上就先比别人低了三筹。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教育孩子尊重所有的劳动者。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家庭教育呢？
要想做好家庭教育，没有捷径可走，需要不停地学习，从书中学、电视上学、报刊上学、周围优秀的妈妈身上学、专业的家庭教育机构学……
唯有不断学习，才能增长见识，见识高了，理解力、感悟力就会增强，还是那句话——见识决定高度和气度。一个人站得越高，看得就会越远。如同我们坐飞机时（飞机刚起飞或者要降落时才可以看到），往下看，看到的都是漂亮的房屋和梯田，及蓝天和白云，平时我们见到的那些垃圾，脏兮兮的公路一点也看不到了，原因就在于我们站得高，眼界开阔了。
育儿也是这样，将自己提升到一定的层次，才能摆脱狭隘，才会更富于远见，人，也就会有胸怀和气度。育儿中，遇到问题时，才会明知地、正确地做出分析和判断，并用科学的方法解决。
《家庭教育概述》里面提到，家庭教育的成败与否，更多的是与家庭的自然、人文条件，家长对孩子教育的认知、教养理念，责任、态度和方法等内容有关。从这一点来说，真正的好妈妈，是胜过好老师的。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你做到了吗？
三 : 我对我的家庭的认识
我对我的家庭的认识
每一位女性朋友走进婚姻，就要组建一个新的家庭，2004年7月结婚到如今我在这个家庭中生活了整整12年了，我想谈谈我对我的家庭的认识。
我们家四世同堂，上有爷爷奶奶，公公婆婆，下有两个可爱的孩子。刚结婚那会儿，公公婆婆经常说，疼爱儿子，就要疼爱媳妇，把媳妇要当女子来疼。一开始家人都喜欢吃面食，婆婆做饭都以面条，馒头为主。后来发现我喜欢吃米饭，就保证每天都有一到两顿的米饭。就这样婆婆不仅给照顾我们的一日三餐，还慢慢地体会着我的喜好。她常说你们吃的开心，我才有动力做吗。后来我怀孕得了很严重的“肝内胆汁淤积症”，他们就说，身体是最主要的，立马让老公请假，婆婆也撇下家里的一摊子陪我到西京医院治疗保胎，为来保证我的饮食健康，在租来的小屋中，婆婆每天给我做饭，再到医院送饭。当时婆婆身体也不好，有时候一天都顾不上自己吃饭，我病重时吓晕过，哭过。整整的8个月在西京医院出出进进无数次，才迎来了，我们母女两个的健康，一家人欢欢喜喜地回到了志丹。我也想起太奶奶的一句话“一块石头，揣在怀里也会被捂热的，何况人呢？”我也慢慢的体会到老人的对我的关爱，也能体会到他们的幸苦。
有了孩子，他们一边帮我悉心的照顾着孩子，使我在工作中从来没有感到家庭的负担，还要照顾年岁越来越大的爷爷奶奶，说到奶奶，老公说，奶奶从五十来岁就得了严重胃溃疡，那是爸爸盼望奶奶活到六十岁，到六十岁盼望活到七十岁，……奶奶真争气，现在还硬硬朗朗的。这些年我也目睹了奶奶的身体离不开爸妈的悉心照料。我也慢慢的开始学习关心他们，回到家给抢着做一次饭刷一次碗，陪他们聊聊天，拉拉家常，妈妈爸爸不离口，看着他们乐呵呵的我也心里高兴。偶尔出趟门儿，心里也会记挂着他们，给他们买点小礼物，几百元的项链，几十块钱的围巾，当地特色食物。他们每次都说，花这些钱干吗，我知道两位老人自己并不是买不起，他们也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但我买的意义就不一样了，打心眼儿里是高兴的，让他们知道没白疼我。“上有疼心，下才有爱心”，他们有个头疼脑热时我也会焦急，觉得和自己的父母没什么两样，也会心疼，都催他们上医院，监督饮食，力所能及的照顾他们让尽快康复。
在这个家，我越来越觉得我这个儿媳妇角色和女儿没什么区别，我喜欢一家人在一起高高兴兴的吃饭，老爸有时也与我们夫妻俩谈论一些工作生活中的道理，有好几次谈到“孝”,说起古时候的《二十四孝》中的一些故事，例如：晋代郭巨“埋儿奉母”，春秋战国的老莱子“戏彩娱亲”说如今的“孝”和过去不同，社会好了，生活质量提高了，他认为“孝”有三个境界：第一，是保证老人的正常生活水平:第二，做到让老人高兴;第三，做到让老人放心。说，生活上，现在他们自己有生活能力，根本不需要我们操心，说到高兴，这些年我们夫妻尽量让他们开心，他能感受到。说到放心，就是希望我们在工作中，社会中让他放心；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在社会中人际交往中，与人为善，让他放心；夫妻和睦，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让他放心。
这就是我的家庭，我越来越爱我的家庭，也爱家庭中的没一个成员。(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四 : “安全大家谈”主题征文：“反违章”的几点认识
刚刚过去的一个月，是全国的第十四个安全活动月，也是我公司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安全活动月。在这个月里，公司所开展的安全生产治理整顿和反违章活动，其力度之大前所未有，相信让公司的每位员工都对有关“安全”“违章”等等留下了深刻印象。做为一名部门负责人，在这个月里，既查处过部门员工的违章，也因违章的管理责任被查处过，因此站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两个角度对“违章”进行了反思，于自身而言又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为什么“违章”现象根深蒂固，屡禁不止？
人天生就具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如同企业在追求效益最大化，个人也在追求自身的效益最大化，期望以最小的劳动投入，获得最大的工资收益，而在收益已经不能增长的情况下，就只能来设法减少劳动、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如迟到早退、上班时间睡觉、干私活，降低岗位工作标准，简化工作程序等等的违章行为便应运而生。这些违章行为在没有直接导致后果的时候，往往给个人带来了便利省事和轻松舒适，同时满足了内心“占到了便宜”的心态，甚至一些必要安全程序的简化和省略，还带来了工作效率的提高。如同假冒伪劣产品没人查禁就会泛滥一样，最初的违章行为如果没有得到制止和处罚，违章的人尝到了“甜头”，便会变本加厉的继续，随着身边人的“效仿”和“从众”心理的作用，违章现象便会迅速蔓延，即便是不合理，既然是大家都在做的事情，也就变成合理的，思想上已经把违章当作正常，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个人难以纠正的行为习惯。
二、为什么要“反违章”？反违章活动为何难以推进，难以得到员工的理解？
违章的普遍存在，其数量的累积必然会带来事故，由此而造成的惨痛损失需要企业来承担。即便侥幸没有发生设备损坏或人身伤亡事故，但由于消极怠工、工作效率低下、违反运行操作和检修作业规程、偷工减料等等因素的存在，带来人工成本的额外付出还有设备健康水平下降带来的检修维护成本的升高，这些隐形的损失，于企业而言也是不容小觑的，因此无论是站在保护员工生命的角度还是站在维护企业利益的角度，都必须要开展“反违章”活动。
然而，大力开展“反违章”活动，且不说部分员工个人主观上会存在着抵触心理，认为由于“反违章”活动的开展，不但自身要承担违章行为带来的严厉处罚，以往轻松随意、懒散舒适的工作状态也被打破，增加了工作量和劳动强度，心理上不予理解，行动上不予配合。同时做为部门管理人员，扎实开展“反违章”活动，既要站在员工的对立面，打击处罚违章行为，去得罪人，又要担心因此产生、激化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矛盾，不能提高其工作积极性，这必然会增加管理的难度。因此，除非是涉及安全生产的原则问题，对于情节较轻的一般违章行为，部门管理人员查处的积极性并不高。
三、如何更有效的开展“反违章”并持续保持？
做为部门负责人，要思考如何配合公司有效的开展部门级别的“反违章”活动？首先要解决违章的内因，也是最主要的方面，即要员工从内心形成遵章守纪的自觉性，实现由“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思想转变。除了不断进行安全文化的灌输、树立安全理念、开展安全警示教育等等安全思想的培训，营造大家都遵章守纪的氛围和环境也是必不可少的。其次是解决违章的外因，要提高违章的成本，不能让违章者因违章而受益。部门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反违章制度并严格去落实执行，以制度约束来发动部门各级管理人员来制止和查处违章。只要有违章行为发生，就会被执行惩罚措施，那么在各级管理的齐抓共管下，最终，必然会扭转违章现象普遍存在的不利安全局面。
五 : 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一些认识_访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张庭伟教授 34
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一些认识
——访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张庭伟教授
Ｍ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Ｚｈａｎｇ Ｔｉｎｇｗｅｉ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ｔｙ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孙志涛采访整理
教育部于１９９６年设立“春晖计划”，资助那些已在本专业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的
海外华人人才短期回国服务，旨在促进中国和国际在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目前，越来越多已在国外高校任教的海外华人利用其学术休假期在国内高校从事讲学和研究，
并得到了各高校的积极支持。张庭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庭伟教授于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１２月，
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进行了讲学，主要内容是“美国规划理论的回顾”。本刊
记者于１１月２４日在清华大学对张庭伟教授进行了采访。
关于中美城市规划教育
：您这次回国分别到清华和同济进行了讲学，有什么感受？记者
张庭伟：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国内的规划教
育正在改革，课程结构上都在跟国际接轨，目前看，似乎同济快一些。清华也在改革课程，但设
计更重一些，当然它的优势也在这儿。
课程设置是不是与国际接轨，不是规划教育本身能解决的事情，是受社会需求制约的，社会
是导向。如果社会的需求是做城市设计的、画图画得好的人，社会奖励这样的人，而不是做研究
课程设置是不是与国际接轨，
不是规划教育本身能解决的事情，
是受社会需求制约的，社会是导
向。这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
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
一样的偏重设计。的人，学校就不可能培养出研究型的人才。这不是学校能左右的，这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一样的偏重设计。这次回来也听到有人说，“我为什么要跟国际接轨？”但问题的关键是你不能打着“中国特色”这个幌子，来否认城市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来否认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所走过的弯路，引起应有的警觉。例如，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培育我们自己的队伍，进行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现在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记者：您在中美两国都担任过教师，您认为中美城市规划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庭伟：最大的不同是在美国花很大很大的工夫培养规划理念、价值观。它是做两头，价值
观和培养具体的管理人才，即怎么做一个城市建设的中间人，这与美国社会的需求是适应的。教
育不能离开社会的大背景。在美国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基本上２／３毕业之后到政府，１／３到事务
所。我所在的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的规划系目前是全美最大的规划系，有２００名硕士生，４０
名博士生，这是一所公立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人。总体来说，在一个大
的社会框架下，教育目的与学校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有关系，与学校对学生的承诺有关系，私立
学校与公立学校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美国社会的教育是非常多元化的，你可以选择。比如在我
们学校，规划学院和商学院都有房地产专业，规划学院是培养不为赢利的房地产工作者，它利
用政府提供免费的土地和政府及基金会提供的钱，为社会、为穷人的住宅服务，我们只是告诉
国外城市规划2004 Vol.19, No.155
他们一套规章制度和如何运作；商学院就是培养如何通过房地产赚钱、当房地产老板。如何选
择这完全取决与你自己。
国内目前的规划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一个规范的规划理念应该是怎样的，但在目前情况下
又只能怎样，加上如何促进这样一个规范环境的出现。
记者：离开中国这些年，感觉国内规划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庭伟：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开始意识到物质环境的建设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在
规划教育中开始有意识地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否则仅仅以一个设计师的理念，如何管
理城市？
不足的地方是心态，一种浮躁的心态，是社会心态在规划界的反映。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的学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张庭伟：美国学校的学生背景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进规划专业前，本科学的是完全不相干
的专业。３０％￣３５％是建筑学背景，５０％是文科专业，包括法律、历史、经济等，甚至有学国际
政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学交通的。
规划与建筑学不一样，必须是团队作业。在美国的一个和建筑学生共同进行的设计作业中，
规划学生的优势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念上的分析，然后产生碰撞；弱的一面是物质设计，比如
画图。好在现在的物质设计技术方面已经不是太要紧的一件事，许多可以用计算机替代，现代技
术可以做工匠能做好的事。
我们国内学生相反，是太一样的背景。这次回国在清华和同济讲课，我常说我们现在的学生
缺少的不是手，而是脑，缺少的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人文关怀的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流淌在
血液深处的。很多学生缺乏这种深层的情怀。
中国学生的最大优势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出方案快，图画得好，最弱的是缺乏规划价值观。我们现在的学生缺少的不是手，而是脑，缺少的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人文关怀的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流淌在血液深处的。很多学生缺乏这种深层的情怀。
记者：您这样的观点是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
张庭伟：通过交谈。他们给你讲方案，会把方案讲得头头是道，有很多好的具体处理手法，
但不谈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来。不提这个方案的成本谁负担？谁得益？如何分配设计带来的好处？
也就是说他们不考虑蛋糕是为谁做的、由谁来吃，很多人不是不关心，而是想都没想。有时他们
也说关心，说自己“以人为本”，但“人”是一个太抽象的概念，为哪个阶层的人？还是金经元
说的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而美国的学生有时也太偏了，讨论“蛋糕该分给谁”太多了，“蛋糕怎么做出来”却已经不
关心了。
记者：您现在是否在中国开展一些工作？美国规划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发展？
张庭伟：和国内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我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和中国有关的，但实际上
没有充分发挥和国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国的门没有开；我十年以前向一些美国基金会提出关于
中国的课题申请，当时美国对中国不感兴趣，申请的课题都被打回来了；最近三四年美国国内出
现中国热，比如说，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美国规划界的祖师爷级的人物，去年一年来中国两次，对
中国很关心，风向转了，这样研究中国的经费多起来了，人也多了。
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真正困扰美国规划界的是没有一个理论武器可以解释中国现象，解释
中国的城市问题。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对我说，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像深圳这样一个３０００人
的小渔村发展成７５０万人的特大城市，如何在理论上给予解释？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别的国家也可以效仿？如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真正困扰美国规划界的是没有一个理论武器可以解释中国现象，解释中国的城市问题。
56国外城市规划2004 Vol.19, No.1
关于城市规划理论
记者：您这次的讲座内容很多也很长，能否给我们简要概括一下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
展的线索？
“政体理论”（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被认为是过去２０年美国城
市规划最大的贡献，它不仅把道理
说清楚了，更进一步提出了对策，
就是“公众参与”，强调规划师与公
众的结盟，培养社会力来监督“权”
与“钱”的结盟。
张庭伟：大体说来，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关注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的是在城市发展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中间又特别关注界定私人开发商的合法利益。第二个阶段是到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热点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因为发现“公与私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界定，这里面有一个权与钱结盟的问题，“私”的利益往往以“公”的利益的面貌出现。规划理论家们想发现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势力在左右着城市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产物就是“政体理论”（Ｕｒｂ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Ｔｈｅｏｒｙ）。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过去
２０年美国城市规划最大的贡献，它不仅把道理说清楚了，更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就是“公众参
与”，强调规划师与公众的结盟，培养社会力来监督“权”与“钱”的结盟。
第三个是九十年代的“联络性规划”（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实现“公众参与”的过程。
目前仅仅是开始，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整个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简单概括，就是一开始看到现象，后来探讨为什么，再下来就是现
在的工作，即如何改变目前的状态。
记者：在《从“向权力讲授真理”到“参与决策权力” 》一文中，您提到美国规划理
论界的一个动向，就是“联络性规划”的产生。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强调“联络，或沟通，
是规划工作的中心。”同时，您也指出，这个理论提出的背景“其实质是美国规划师对自
身价值及职业使命的再探讨。长期以来，规划师们痛切地感到，规划工作不被当权者重
视。……规划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 那么，在这个理论被正
式提出１０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规划师们是否认为自己“已走出困境”或“正在走出困
境”？
张庭伟：没有。参与决策谈何容易。我自己的经历体会，通过这几年的规划实践，觉得“民
主”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说，民主是一切坏的办法中间比较不那么最坏的办法，民主不是一个
好的办法。我们为了一个五六百米长的街道的改造，就进行了两年听证，一而再地拖延。一句话，
仍然在摸索，还是挺困难。
所以，对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提出的联络性规划，一直就有争论。一种意见怀疑联络性规划是否成
立，因为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又如何进行规划？也有人对它的具体方法表
示怀疑。所以联络性规划还没有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规划界真正的主流还是理性规划，从
上而下，收集情况，分析、提出解决方法，在最后评审时请各方来提意见，多次听证，大的项目
还是政府决策。百分之百的民主做不成事情。
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没有一个清晰的主流，它一直是多元的，几种不同的规划模式都有所实
践，但大体上说，理性规划的成分在减少，联络性规划的成分在增加。
记者：在另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及其实施》中，您说在美国“市政府改选
了，规划仍然沿续下去。”。同时，您在另一篇文章《城市发展决策及规划实施问题》一文
中又说到美国的城市“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因此，我们想问的是，您认为在美
国保持规划实施连续性的关键在哪里？个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规划决策的改变？
张庭伟：毫无疑问，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而规划的延续性得以保持，是因为规划结
果通过法律来保证，与某个政府无关，一届政府无法推翻这个法律。比如芝加哥，沿湖滨３９公
里长、１公里宽的绿带，１９０９年通过的法律把它作为永久性绿地保留了下来。３９平方公里的黄金
国外城市规划2004 Vol.19, No.157
地带，不是没有人想动它，但你想改变法律，必须重新到议会通过一次。议员们要考虑他的投票
记录，那是老百姓们看得见的，所以如果他同意修改绿带的话，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因为保持绿带背后是百分之百的公众支持。况且当初沿湖滨的绿带的建设，还是三个开发商提出
来的，并且他们贡献了大部分土地。
所以，一个法规，一个程序，决定了规划的延续性。美国城市规划控制的灵魂是区划法规，
它每年一个版本，每年附加一些修正案，某种程度上区划法规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它的基本精神
又是不变的。
一个完整的体制、法制对规划决策的影响与个人力量是成反比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是１０分
的话，在美国个人的力量占到３￣４分，法制的力量占到６￣７分。法制的力量说到底是公众监督政
府行为的力量。一个法规，一个程序，决定了规划的延续性。法制的力量说到底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力量。
记者：通过阅读您的文章，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规划师们大多数都充满着
社会责任感，因此也就对政治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是这样么？
张庭伟：肯定是的。美国规划师的培养，作为美国注册规划师，成为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会
员时候，你接受的基本理念第一条就是社会责任感。只是在现实操作中，美国规划师和中国规划
师一样，是具体的人，有的人社会责任感强一些，有的人弱一些。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成立以来，
几十年中只有两个案例严重违背了美国规划师职业道德。
因此，他们对政治也是特别的关注。我已经说过，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政治，在美国，在规
划中技术的份量特别小。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政治，在美国，在规划中技术的份量特别小。
记者：您在《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及规划师的职责》一文中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下规划
对公平的侧重，是由于市场经济根本出于鼓励竞争，以提高效率，故自身已有高效率的优
点，而“公平”正是其弱处，故市场经济为了自身的存在，也需要注重“公平”的规划来
做平衡。您现在是否仍然这样认为？
张庭伟：没有这么简单，比较复杂。实际上在美国的规划师心目中这样强调公平，有更加复
杂的因素，很难全面回答。相当程度上，从我们的角度去理解，一方面，真正掌权的垄断资本家
或者说既得利益者为了求得社会安定，维持社会平衡，他们愿意分一块蛋糕给别人。
与此同时，美国市民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作为他们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社
会有一定的份量，他们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些人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大声疾呼，
形成大家对公平的支持。
另外，在美国的财富阶层中间，还有一种传统的基督教精神，它的基本理念相当程度上有公
正的成分，倡导施舍、对不幸人的资助，这一点在美国财富阶层中间有悠久的传统。
记者：您说过，当前美国规划界比较共识的结论是：规划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那么
美国规划师是如何理解“公共利益”的？
张庭伟：在美国，规划师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公众利益。一
般情况下，规划师更多的会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弱势阶层的意见，决策中有个轻重缓急，第一是
多数人的意见。但这种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在特定区域内的多数人，如果在一个多数人是中产阶
层的社区，就会牺牲占少数的弱势阶层的利益。所以，现在美国鼓励区域规划委员会，州一级的，
相当于我们的省规委，来平衡协调，但目前他们的决策只有参考价值，而没有立法价值。在美国，规划师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公众利益。
记者：那么规划师在对“公共利益”关注的同时，其实并不能实现他对“公平”的追
求？
张庭伟：只能这样说，规划师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在引导公共利益，灌输一种理念，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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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听和接受。公众是可以培养、教育的，公众不是什么都懂的。他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
但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记者：如果让您评价在美国的规划实施结果中“公平”与“效率”各占百分之几，您
认为该是多少？
张庭伟：在美国规划师的内心深处，肯定是公平第一。实施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体
现了公正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局外人眼中，这件事必须说得过去。归根结底，因为有强大的社
会舆论，规划师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来达到社会公正。
记者：您在清华讲学时，一再提到您所讲的只是“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而非“西
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因为美国不等同于西方，美国与欧洲的很多情况不大一样。能否就
您的了解给我们谈谈现状美国城市规划界与欧洲城市规划界的关系？
张庭伟：交流不多。当然比跟发展中国家交流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少，交流多的是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规划师协会，他们参加我们的年会。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欧洲国家中央政府
的权力太大，社会主义色彩太重。而欧洲人眼中，非常看不起美国人，认为他们浅薄。
但也不能一刀切，现在这种状况有些变化。在全球化情况下，美国人也慢慢认识到这是一个
问题。比如我们学校，现在的院长是英国人，他是欧洲城市研究联合会主席，做了很多研究，很
有名的学者。他也是想到这里来推行他的理念。
记者：每个人对一种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城市规
划职业生涯后，能否谈谈您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认识及过程？
现在看来，设计是相对比较容
易解决的问题，难的是背后深层次
的东西。张庭伟：变化很多。１９６３年我刚进同济的时候，上的是建筑系的城市规划专业，以为设计好就是一切，毕业以后在延安又做了近十年的建筑师。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１９７８年回同济作研究生。我的硕士论文《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现在看来是个很不知天高地厚的题目，一篇
硕士论文又要理论又要方法，行吗？如果说有一点贡献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在７０年代末对中
国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要控制，而是要发展。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经济
发展阶段相一致的，不是政策能控制的。论文提出的“始显点”理论，现在证明仍然是正确的，
论文把经济因素引进了城市规划，而这以前国内的城市规划研究主要是在形态上面做文章。那个
时候开始觉得，原来经济也很有意思。
此外，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对社会、哲学有兴趣，看了不少书。到跟李德华先生做博士论
文的时候，我想写的是“城市住房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大纲都已经写了。后来到了美国。第
一年的博士课程是震惊的感觉，原来对城市规划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完全是门打开了的感觉，有
那么多新的东西要加进来。这样观念就开始转，原来埋在心里的那些种子，对社会、经济、政治
的兴趣得到一个土壤，开始发芽，他们鼓励你的这些东西冒出来。不像当时在国内就是鼓励你做
设计，在国内特别看不起那些不会画图的。现在看来，设计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难的是
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对城市规划的理解有变化，以前内心深处那些朦胧的、不成
系统的东西都渐渐成系统了。
人性有光明的一面，但不管什
么社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
己本性中黑暗的那一部分。一个人
需要不断审视自己身上的弱点，真
正的知识分子是‘闻道则喜’的。
同时，随着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增长，也越来越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到底，人其实要面对的是人自己的本性，它是真实的、多面的。人性有光明的一面，但不管什么社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本性中黑暗的那一部分，难的是要抵抗金钱、权力、美色等等的诱惑，要得之有理。一个人需要不断审视自己身上的弱点，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闻道则喜’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感觉城市规划越来越难，因为我们面临的对象是人自己。西方的一些理论
家认为，人类经历过三次大的革命。第一次是我们说的启蒙运动，把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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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一些认识_访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张庭伟教授 34_张庭伟
认识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把皇帝推翻了，认识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国王和统治者，而是我们自己；第三次是性革命，把人类从自己的道德规章约束中解放出来，只要你快乐，不伤害别人，什么都成。但是这样一来，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东西，我们收拾不住了。于是开始检讨，我们是不是过分了？甚至又回到从前，想从神那里找到答案，找到解脱的办法。
所以说，我自己的变化是很大的，刚到延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得，觉得自己的设计能力强，画画很棒的。后来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面对的问题自己没办法解决，越来越低调。这是一个真实的面貌。如果说现在自己能起什么作用，就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因为中美两面都看到了，都有所了解。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东西。我想，其实世界原本大概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如果说现在自己能起什么作用，就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
记者：您在清华讲座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规划理论的回顾》，我们注意到您在讲座的过程中多次重申个人的价值观，为什么？
张庭伟：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是在跟自己斗争，是人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内心深处没有价值观的话，你的那个设计就不会体现一个价值观、体现灵魂。所以在清华讲课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你是否相信你自己所说的那些“偏见”，我说之所以信才跟你说，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的公正、民众的价值、民主的本性，是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朴实的真理。
所以我说为什么价值观这么重要。也说明为什么美国规划师的教育要由三大块组成：知识、技能、价值观，缺一不可。而我们在价值观这块做的太少了，可以说基本没有。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的公正、民众的价值、民主的本性，是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朴实的真理。
记者：您在“为什么要向中国规划界介绍当代美国的规划理论”时说到，原因之一是“与国内同行们分享‘得道’的喜悦”和“迫切希望将新观点介绍给同行的心情”，可以看出您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规划师，这一点与我们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很一致的。因此，希望我们共同为推动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尽一份力量。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本文经张庭伟教授审阅）
张庭伟教授简历：
１９６３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１９６８年毕业。同年被分配至延安地区工作；
１９７８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硕士研究生，１９８１年毕业留校任教；
１９８５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１９８６年同济大学成立城市规划系，担任副系主任；
１９８９年获中国国家教委“中国高校优秀中青年学者”（１９７８￣１９８８）称号；
１９８７年考入中美联合培养博士生，次年进入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ＵＮＣ）城市规划系攻读博士，师从Ｅｄｗａｒｄ Ｋａｉｓｅｒ教授。１９８９年转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ＵＩＣ）城市规划系攻读博士，师从Ｃｈｕｃｋ Ｏｒｌｅｂｅｋｅ教授。１９９２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同年担任伊利诺斯大学城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教授，至１９９６年；
１９９６年起，在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担任城市规划专业教授，２００１年获得“终身教授”称号。
目前担任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ＡＣＳＰ）国际委员，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ＡＩＣＰ）国际委员，以及几个中国城市的城市规划顾问。
自１９７８年以来，主编、合作编写出版学术专著７部，其中在中国出版４部，美国２部，瑞士（联合国社会发展署）１部。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发表学术论文７０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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