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十元店”性工作者的自白：罚款比拘留更可怕
二 : 十元店性工作者：来自农村视接客为种田
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中，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夙生律师事务所主任迟夙生已经连续第九年建议卖淫合法化，仍未被通过。［www.61k.com]可想而知，并非国家没有注意到“她们”，并非不关注“民生”。而是通过提供、增加更多的就业渠道与就业机会，加大法治宣传，坚持思想教育，最终的目的是想让这群“失足女”，自食其力，改邪归正。
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值得可怜吗？若从市场经济学的理论上来分析。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供给。那怕是在这“十元店”里，也正是有着“利益”诱惑，所以她们才会有继续存在的可能。
在旧社会，妓女多是被逼无奈的。可如今社会“遍地是金”，如果再说是生活所迫，那就是简直天方夜谭了。正大光明的找份工作不好吗？捡破烂的老太太都能维系生际，难道非要走上这一条路吗？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十无店里的“性工作者”被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无需学历、技术、年龄限制，只要是个女人就成。这究竟是谁的悲哀？是她们自己，是她们的家庭，还是社会？
在2010年11月28日，公安部会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全国妇联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教育、挽救失足妇女工作。要求保护卖淫妇女人身权和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不得歧视、辱骂、殴打，不得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曝光等侮辱人格尊严方式羞辱妇女，要严格做好信息保密工作。
对卖淫妇女视违法程度，区别情形予以处罚，对被强迫卖淫的受害妇女，迅速解救，一律不得进行处罚，并启动对受害人刑事救助机制。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徐沪介绍，公安联合妇联、卫生、人力资源、民政等部门一起帮助失足妇女，使她们能正常回归社会。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也许对吧！这一现象是我们社会当前发展中，必然存在的。关注她们，也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
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受访者图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微博）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为保护当事人，隐去事发地点，文中姓名为化名)
三 : 十元店性工作者调查：农妇视接客为种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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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元店，“流氓燕”为四个人提供了免费的性服务。[www.61k.com）其中一个老人五十多岁，听说不要钱，他问为什么？“流氓燕”说：我是北京派来的。这个社会有许多的不平等……性，居然也不平等。 （受访者/图）
“在中国许多隐蔽而又随处可见的角落里，性交易以一种不可思议的低成本在规模运作。严厉的刑罚和运动式打击，并没有让“十元店”消失，疾病、暴力犯罪等问题，在阴暗的角落里滋长……”
地下室里黑魆魆的，没有窗户，更像个潮湿的洞穴。唯一的光源是床头的电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吊在头顶。
吴献芳用一个揉皱的红色塑料袋裹住灯泡，粗糙的光线于是变成一片红色柔光。据说这种光线下的女人皮肤最好，看上去没有皱纹。
吴献芳48岁了，体型发胖，背面看直发乌黑，没人看得出是白头发染的。单人席梦思床占去了房间一半面积。她整天在床上躺着或坐着，等客人来。
这栋旧时骑楼改造的小旅社里，住着三四十个吴献芳的“姐妹”，年龄最大的有62岁了。年过四旬的农村母亲，构成了这群性工作者的主体。
当地人把这样的地方称作“十元店”。客人往往是本地老头子，或者中年的外地农民工。
每次的交易价10元到30元不等，微薄收入之下，这些贫困性工作者同样面临被处罚、疾病、暴力、歧视的风险。
“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
吴献芳所在的县城，人口逾百万，涉及性服务的洗浴城有三四家，休闲按摩房四五十家，旅社15家左右。
有业界人士把性工作者归为四档：最贵的如夜总会“天上人间”；宾馆和洗浴中心的“叮当公主”次之；第三是按摩店、休闲店和发廊，收费过百；第四如站街女，约六十元。而十元店，几乎是低到尘埃里，属于性产业中的“大排档”。
吴献芳所在的旅社入口在一条细长的巷子里，背朝繁华的商业街。一进门就见不到光了，有一股柴禾熏过的气味。楼共三层，每层9个单间，每间房比乒乓台稍微大些，木板隔开，透风的地方，靠玻璃加色情海报遮挡。
毋须身份证，也毋须押金，只用15元，女人开一个房间即可营业。有姿色的，再赶上好运气，一天能流水线似的接十几个客人，每月挣两千来块不是问题。也有一整天开不了张的。总体看来这里生意不错，老板把地下室也利用起来，楼顶也搭了简易的房子。
姐妹们达成的共识是：来的客都是一群长期压抑的人，外出务工的，没老婆的，憋久了才来，平均5分钟完事。
2012年4月14日，中午，一个白背心的老头子摸着阁楼的扶手上楼了，背后还破了两个小洞，头顶是“地中海”，背过手慢慢踱着步子，看到门开着的，就一间一间屋子来回打量，他似乎相中了一个躺在床上吹风扇的大妈，开始讨价还价，“多少钱？”“没病吧？”
忽然老板一嗓子，“打水了！”
正在犯困的姐妹拎着大号塑料桶集体“出洞”了，楼道里吵吵嚷嚷。这是一天最热闹的时候。这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厕所，热水也是限时供应。每天两次：上午八九点，下午两点。
开放完毕后，老板把水龙头锁上。
四处都黏糊黏糊的，墙，地下，床上。
吴献芳打好水回到房间，用一层硬塑料纸封在桶口，这样可以温吞吞地用大半天。好些姐妹不怎么收拾，头发乱糟糟的，吴献芳算爱干净的了，屋子里有条有理，她舍不得花钱买洗液，清洁工作也就指望这桶水兑点盐巴——盐装在一个可口可乐冰露的空瓶子里，放在房间里潮湿的墙角，旁边还有一个装药酒的娃哈哈饮料瓶，她一胃痛就拎起来喝两口。一个黑坛子装米，说是“怕被老鼠咬”。她在地下室里自己煮饭，烧的是老板从隔壁垃圾场捡来的木头块，空气不流通，一生火就咳得不行。
为了保证客源，这里的女人大多数不使用安全套——何况这玩意还可能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吴献芳有时用，有时不用，用她的话说，“有病没病看得出来的”，她这套朴素的检测标准是：外表干净的应该没病，衣服破的旧的一定要防范。
吴献芳从来没有做过妇科检查。妇检的价格三十块，那是她冒三次被抓的风险，接三个客人才能挣到的。身体异样的时候，她坐车到乡下打一种叫“消炎针”的吊瓶，二十多块钱，说是青霉素，消肿以后立即开工。
“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五六年过去，吴献芳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她很勤快，“营业时间”从早上8点持续到晚上9点半，除了逢事回家，全年无休。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疲沓了，干这档子事，“跟下地种田一样”。
做这行之前，苦活累活吴献芳没少干。她出生在贵州一个偏远山坳里，方圆只有9户人家。女娃子没书读，她至今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得。后来她结婚生子，老公又赌又嫖还打人，她被男人伤透了，拖着两个儿子走了——没离婚，反正结婚证也没领过。
在异地他乡，她喂过猪，进过编织袋厂，还上工地，把石灰浆从一楼扛到四楼，每个月挣百来块，怎么都喂不饱两个儿子的口。难捱的时候她想过：实在活不下去就投江，带儿子一起死。
就这么扛到了三十来岁。有一天，一个女性老乡来找吴献芳，神神秘秘地对她说：“跟我走，保你挣大钱。”于是，吴献芳被带到广西这个风尘仆仆的小县城里。直到被扔进小旅社，她才明白是干这个来了。
开始吴献芳说什么也不肯，也不跟人说话，闷房间里呆了一个星期。找不到工作，又心疼住宿费和车费。这时来了一个乡镇干部，肯为她出60块的“高价”，天天来，单守着她。第三天，吴献芳从了。
认为自己“走投无路”，几乎是这一群女人共同的烙印：
209房的“桂圆”不怎么抬眼，也不肯和陌生人多说话。有人说她老公死了，也有人说她老公又赌又嫖。女儿跟着她住县城，念小学四年级，从小就自己做家务。女儿越乖，桂圆越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王菊花有三个小孩，她老公是游医，医死了人要坐十年牢，老公在监狱里叮嘱：“天塌了，也要把孩子带大”；
袁丽蓉快六十了，生意也寡淡，总是哭丧着脸。她老公跟别人好上了，不离婚，还把她往死里打，左眼至今落着疤，有家不敢回。
这是一群来自农村的传统而贫困的女人，对她们，命运如一杆闷棍：家庭暴力、死老公、坐牢……家庭压力排山倒海而来：小孩子上学要钱，农村盖房子要钱，家里人生病住院也要钱。
没有学历、技术、年龄限制，这个几乎零门槛的“工种”接纳了她们。
吴献芳不识字，怕被偷，隔三差五，攒的钱都托老乡存到卡上，寄回家里。儿子是她最大的盼头。这些年，大儿子当了司机，倒插门嫁到了天津农村。二儿子最教人操心，有一阵天天要钱，后来才知道他“滚传销头去了”。
她白天照常上班，得空就在电话里对着二儿子哭，愁得整夜睡不着觉，总有个烂盆子在脑袋里敲，时间一长就拼命掉头发，直到秃头。为了不吓到客人，她又花了80多块钱买药吃。不曾想，吃了药长出来的全是白头发，从那之后，她开始把头发染得乌黑。
“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姐妹们里流行“找个有钱人”，所谓有钱，就是那些每个月肯为自己花上几百块的老头子。事实上，除去吃饭和房租，十元店的性工作者一个月也挣不来几百块。房租也涨了，每间13块、15块。
即便一天24小时都用上，也总会有一种无时不在的风险，让她们转眼间一无所有——扫黄。
常规检查时还好，听说老板在公安局里有人，有事就会通个气。山雨欲来时，老板总能及时叫姐妹们躲起来，关灯闭门暂停营业，等警察撤退后再开张。
“最怕有坏人‘点水’。”吴献芳说。所谓点水，就是别人设套搜集了证据，赶紧打电话点对点举报，警察一来，人赃并获，跑也跑不掉。得罪客人、生意太好，这些都可能惹来麻烦。
带进局子里，第一次拘留15天，第二次劳教一年并通报家人，要么就罚款3000元。3000元，这对十元店的性工作者意味着——她必须接150个客人，才能还清罚款。
兔年年底的一天，一个三十多岁的“姐妹”就出事了。本来她买了当天下午六点回家的火车票，下午洗完头准备回家，突然来了个客人，她想着顺便接一个，结果中招了。三天后她出来了，据说罚了3000元，她收拾东西回老家，没再露过面。
几乎每个人都出过事。对这些不富裕的性工作者们来说，罚款远比拘留要可怕。
有人咬破手指往内裤上抹，有人索性把命都豁出去了，撞墙要寻死。有时能奏效——一次，王菊花被捉拿在场，瞅准空一脚踩在三楼栏杆上，警察放了她一马。她特别害怕读大学的儿子知道这些事。她总是对他说：妈妈在糖果厂打工，好多糖果，吃啊吃啊就长肥了。
吴献芳也被抓过两回，她性子讷胆子小，赶紧交钱赎身，头一回600块，第二次3000元，“怕儿子打不通电话，要担心”，就当是两个月的活都白干了。她曾想不干了，灰头土脸回家了。
谁也说不准，在某个缺钱的时刻，轮回又开始了。2011年，吴献芳又有了新的焦虑：大儿子家没钱盖房子，总归怕亲家瞧不起；二儿子脱离传销，当了司机，但眼瞅着21岁了，没钱找不上媳妇可咋办？她想着想着，又决定回来开工。
这时竞争愈发激烈了，要会勾肩搭背，嘴巴甜点也是本事。吴献芳说自己太本分，年纪大了，也不会说话，就搬到矿井一样的地下室去了。
时运更不济的是，她跟一位老乡起了口角，别人心一横，捡块砖砸断了她右手中指。医药费花了3000块。老板再三沟通，老乡一分钱也不肯赔。吴献芳陷入又一个纠结：算了吧，又是两个月白干了；报复吧，打官司还得花钱，如果警察反倒把自己抓了怎么办？
2012年4月，这些天农忙插秧，来的人也少了。袁丽蓉在为她即将结婚的儿子绣十字绣，王菊花找到新的靠山，《爱情买卖》的手机铃声总响起来，催她晚上出去喝茶，一些姐妹在天井里晒太阳。
吴献芳在地下室里干巴巴地等着生意。虽然搬了砖头把下水道堵住，恶臭还是涌上来。门口时不时有老头子经过，探头来看看货色。
尽管右手永远地残废了，尽管说不清哪天就会被抓走，这时候，吴献芳脸上挂满了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8月份媳妇家的母猪要下崽，她就要回去喂猪，再不回来了。
“流氓燕”：性工作者站出来
"编者按：""中国正以越来越开放和宽容的态度，面对性交易这一人类古老的社会问题。将“卖淫女”改称“失足妇女”，强调文明执法，保护其人身、健康、名誉、隐私等基本权利，都是对过往打击政策中法治缺失的补救。"
"“流氓燕”在明处，“十元店”在暗处。把暗处的问题置于明处，让性工作者发出声音，积极参与，不失为严刑峻法之外，柔和而积极有效的干预手段。防艾成效即为例证。"
退居桂南某小县城9个月，叶海燕的一举一动，仍备受关注。2012年初，她卧底“十元店”，免费为农民工提供性服务，全程微博转播。现在的“叶海燕老师”，还是当年“流氓燕”的做派。
叶海燕说，这是为了让他们免于被警察拘捕。2011年7月，她不得不离开家乡武汉，当地警察特地派人帮她收拾行李，一直送到了火车站。
一同被遣散的还有她成立于2006年的“中国民间女权工作室”。最初，定位与众多NGO无异：干预艾滋病和关爱性工作者健康。2009年，叶海燕主张性工作者作为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更应该得到保障。
自此，她的理念开始与国际同行接轨，路却骤然变窄，直至到西南一隅。
骨子里，叶海燕反对卖淫——它表现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欺侮。但她认为，消灭卖淫，道德说教没用，也不能靠政治运动来实现，更不能靠剥夺妇女的卖淫权来进行。“它应该通过提高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来实现。”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广西玉林某县城一条小巷子里，2011年8月突然冒出一个“浮萍健康服务工作室”，铺面不过五六平方米， LOGO上的口号却喊得嘹亮：我们倡议，免除对底层性工作者的经济处罚。
十几年后重返这座桂南县城，性工作的公益活动很难开展——当地鲜有人知道“志愿者”为何物。叶海燕拿着募捐的安全套去小旅社发放，旅社老板有的以为搞传销的来了，有的以为她是老鸨来挖小姐，赶紧让“姐妹们”藏得无影无踪。
倒是工作室对面的发廊里，一个叫“小笼包”的小姐主动送上门了。她穿着深V的紧身小短裙和7厘米的高跟鞋，欢快地跑来：老板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久后，这位湖南籍的发廊小姐发展为工作室得力的志愿者。
她身上有叶海燕需要的“绝对的平等”，撩着头发深入色情场所的腹地，骄傲地迎着男人的目光，为每一个“姐姐”从容发放安全套。
“小笼包”在县城呆了12年，大大小小的“红灯区”摸得门清。2012年1月的一天，她指着“十元店”对叶海燕说：这里的小姐好可怜的，做一次十块，都不怎么戴套。叶海燕又起了潜伏的心。她决定：为农民工提供免费性服务。而且，微博直播。她有15万粉丝。
网友问：她疯了吗？律师热议：网上招嫖直播，扰乱了社会治安。
那时叶海燕正窝在县城“十元店”的小房间里，桌上放着湿巾、安全套和杯子。等客人的空当，她拿着手机刷微博：“这些姐妹与顾客一次性交的价格在10元至20元之间，属于低价交易，年关难过。希望警察按照中国法律的要求，酌情，从轻处罚。”
她算过，一个姐妹被抓一次罚3000元，等于至少需要交易150次。
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卖淫、嫖娼者，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现实中，累犯者还可能被劳教一年。
叶海燕所关注的是，这种选择性执法背后，“扫黄”给她们带来的伤害：罚款会导致底层性工作者更贫困、隐私得不到任何保护甚至有人为了躲避警察跳楼丧失生命……
她的设想中，不免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意味：“如果我因为卖淫被抓，我应该伏法。我没有罚款交给他们，我选择拘留。十五天的时间，正好可以了解一下，姐妹们进拘留所之后的生活。”
最终叶海燕没有被抓，只是微博账号又被封了。经此一役，她和周边的小姐们打成了一片，别人叫她“燕哥”。
“有人替小姐说话就好”
曾经，叶海燕对性工作者也不待见。她生在湖北一个闭塞破落的小山村，从小心气就大：她立志要做个有钱人，回家办工厂，让全村人都富起来。
桂南的这座小城，对叶海燕有着特殊的意义。1990年代，她离开家乡，在这里开了一家正规的按摩店，有时隔壁发廊女过来一起打麻将，人一走，店里姑娘们就把凳子擦了又擦，生怕染上什么。
后来她去玉林一家酒店当大堂经理，手下管着一拨服务生和小姐。垂直的工作关系，也无所谓嫌恶。她发现小姐们总不开心，常常喝醉了大哭。
2003年，离婚后的叶海燕寄宿一群“小姐”家。近距离的接触，真正折磨了她的神经：小燕子未婚同居后产下一个女婴，男方逃之夭夭；小红是四川的，打工挣了一万来块，被女友一伙灌了迷魂药，骗光了钱财还被强暴了；一天，小红被打了，叶海燕看到小红捂住肚子，满嘴是血倒在大厅里。
突然间，这名网络写手觉得自己有了责任。她以一个好打抱不平的姿态，朴素地想要“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
那天起，天涯论坛里，“流氓燕”开始跟每一个羞辱“妓女”的网民对骂，直到被天涯网管封了ID，一脚踢出论坛。
2005年，失去了论坛阵地的叶海燕想要办一个网站。简单的木制家具，一台旧打印机，一台二手电脑，一部电话机，一个人，叶海燕的“中国民间女权网”就这么办起来了。
起初设置的议题都跟女权有关，关注八类弱势女人：离异妇女、未婚妈妈、小姐……“我是一个离异女人，是一个单身的母亲，曾经遭遇过家庭暴力与性骚扰。”这是她当时的理由，中国女性站起来，独立并自强。
凭借网络红人的影响力，女权网的论坛吸引了一大拨网民，包括“网络瑶瑶”。这个ID的头像是胸口上纹一只蝴蝶，她自称是小姐，迅速发表了若干言论，如“我是一个小姐，你愿意娶我吗？”
叶海燕并不在意瑶瑶是不是小姐，甚至不在乎“她”是男是女，她认为：有人替小姐说话就好。
这时网站内部的女权版主们迅速分化：一派认为，我们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和妓女一个网站；另一派是孤独的流氓燕，她力挺瑶瑶，就是要给小姐一个发声的阵地。她对各种刺耳的批评声脱敏了，“反正别人骂啊骂的就习惯了”。
最终站长流氓燕“独裁”了，她索性把网站改成“红尘网”，标榜“中国第一个关注妓女的网站”，“给红尘女留个未来！”
不出几日，叶海燕便遭遇了一连串打击：商家不再愿意免费为她提供网站空间，认为对公司形象有影响；民政局认为她没有挂靠单位，不给她的公益机构注册；老朋友也在吹耳边风，不赞成她搞这档子“脏活”；最后，辛苦搭起来的“红尘网”，在网络黑客孜孜不倦的攻击之下，彻底沦陷了。
忽然兵败如山倒，叶海燕变得躁狂又抑郁，想要放弃。
直到2006年5月底的一天，她接到电话说：黄瑶瑶被客人杀死了，被剪刀刺伤了全身。
“性工作也是工作”
小姐客人的故事天天有，头一回，叶海燕感到暴力伤害和死亡如此切近。
她开始思考一些问题：凭什么她们的生存环境如此恶劣，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难道是理所当然的吗？法律对她们公平吗？……
“性工作者的问题根源在于社会对她们的歧视和暴力。”叶海燕说。
在健康关爱和艾滋病干预之外，她决心在“小姐维权”的问题上，一条路走到黑。
叶海燕的“疯狂和极端”自那时伊始。没有资金，自己写稿子挣钱维持运转。那阵她狼狈得不行，天天吃方便面，连衣服都是小她9岁的男友从家里偷出来给她穿。每天她和男友轮流网上值班，删色情图片和政论。志愿者都走光了，她还天天在网上跟人吵架，“觉得工作室特了不起”。
真正“看不见硝烟，却也惊天动地”的思想转变，是在2007年6月，她与台湾日日春和香港紫藤等两岸三地NGO碰了头。被问起对性工作者的看法，叶海燕说：我尊重每一个姐妹的选择，可我自己不会做妓女。
紫藤的资深NGO人严月莲问她：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妓女？
叶：因为妓女的工作很危险，而且会影响自己今后的爱情与婚姻。
严：哪一种工作不是有利有弊？真正的原因是你从骨子里就看不起妓女这个职业。
叶海燕懵了。一直以来，她举着“拯救姐妹们脱离苦海”的大旗，“性工作权”这类命题，从未想过。
从那以后，她的性工作者维权路越走越高亢。她在武汉闹市区征集签名，倡议每年8月3日为“性工作者节”，发起终止对性工作者暴力的“红雨伞运动”……
资金紧张似乎是叶海燕永恒的话题，往往只有民间零敲碎打的个人捐款。机构捐款往往要求她的主要诉求。叶海燕表示，要用发声的自由换取资金，她不干。
2008年，叶海燕获得中盖项目艾滋病计划的支持。项目计划书里，她写道：女权工作室将用7年的时间，建立一个覆盖全武汉性工作者的防艾网络。不久，她以一个NGO人的身份，赤裸裸地发布了一个悚动的消息——她本人也性交易了。
她进了一个QQ群，接了第一个客。接下来一个月陆续有了五六个客人，进账1500元左右。她想更好地理解这个边缘人群，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个单亲妈妈要养活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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