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校信通书香班级活动的获奖感言

    我们班校信通书香班级活动中，我们获奖了！我们xx市xx区文明大道小学有两个班级获奖了，一个是四班，另一个是我们五班。当时，我去领奖的时候，我激动地有点想哭，可在大家羡慕的目光下，我忍住了，笑着去领奖。

    回到教室，我们安置好了图书和奖章，就开始上课，可我的心始终没有平静下来，跳的那么快，是激动，是高兴。我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那500块钱的图书，可我又有一点遗憾，就是怎么是500块钱的图书，这么少！还不如我从家里拿点书，但这毕竟是“战利品”，有特殊的意义。我还是很高兴的。

    后来，我想：我要做更多这样的事。把我们班“武装”起来，使用“高科技”和自己的能力，使我们班缤纷多彩。让我在五班的记忆中留下美好的瞬间，等到这记忆破碎成片的时候，希望每一片都是快乐的笑脸。

    当然，骄兵必败，我们应该改进自己的缺点，不断上进，完成老师交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每一个老师都说“好”。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不可以为大家抹黑，这是老师给我们的最低要求。

    我们要在原来的基础上，一步一个脚印，走向辉煌。

二 : 莫言的获奖小说《钻眼》

莫言莫言获奖小说《钻眼》选段：　寒夜，姐妹俩门外小便，姐很快尿完，妹尿慢，屁股冻的冰凉。妹问姐：你咋尿那么快？姐：让你姐夫钻的。妹找到姐夫：我小便慢，你给我钻一下！姐夫假装为难说：很费劲，得收费二十元。小姨子只带十八元，就求看在姐的份上给钻钻吧！姐夫暗喜，憋足劲钻的小姨子直喘息。事后小姨子到门外小便，风大尿湿了裤腿，便找姐夫大骂：日他妈的，还亲戚呢，就少两块钱，钻了两钟头，还给钻偏了。重钻！姐夫大喜又钻。。。。。。



（转自中华内参网）习总说：“一些丑化人民群众，丑化中国，丑化英雄人物的现象，是在毁坏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历史虚无主义，其危害是巨大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弘扬正能量。”
近三十年,莫言写了大量丑化党,丑化国家,丑化中华民族的小说,对中国人的信仰根基破坏力巨大.通过虚构历史,将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任意丑化.影响极坏.
习总又说：“文艺作品不能以追求到国外获奖为目的，抱着这种目的去创作是没有前途的。文艺作品是文艺工作者的立身之本，因此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要深入人心，走入群众，文艺作品要能打动读者，贴近群众的生活，反应一个时代，要有思想，要经得起读者和市场的检验。”
为了获取诺贝尔奖,讨西方的喜欢.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描绘成人间地狱.从古至今,从上到下,将中国人描绘成野蛮物种.语言极基低俗,露骨.
愚以为,这样的座谈会本不该请莫言参加的,之所以请他到场,就是要对其当面批判.更是一种警告.背叛国家,背叛民族的小丑绝不会有好下场.
在座谈会上,与会者畅所欲言,笑逐颜开.只有莫言,龟缩在角落里,垂头丧气,脸色阴沉

三 : 莫言获奖的案例分析

人民政协网 www.61k.com 日期:2012-12-10 00:37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编者按:

此篇讲稿为作家王蒙近期在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的讲话全文下半部分，接2012年12月3日《学术家园》讲坛内容，从诺贝尔奖谈到莫言本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

演讲者:王蒙

简　介:当代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国务院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阅读提示:

■　这个奖起了一个推荐的作用:常常有这种情形，有时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特别喜欢挑选这个和公共舆论差别特别大的作家。

■　任何人的个人和他的时代，和他的语境，和他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

■　文学就是要给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度解读，避免许许多多的作茧自缚，也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可以避免的冲突。

■　文学更深，文学更有想象力，语言符号更容易进入我们思维的过程。

诺奖在传播学上的意义

我们更多的应该从传播学的意义来研究这个奖。因为这个奖起了一个推荐的作用:常常有这种情形，有时候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它特别喜欢挑选这个和公共舆论差别特别大的作家。因为瑞典的这帮老头他们要表现他们的认真、他们独具慧眼的风格。它经常推荐的一些人本国人不知道他是谁。

比如说1985年它奖给了法国的一个作家西蒙，西蒙是一个特别好的老头，我得到不止一次机会和他一块吃饭。他话很少，谦虚低调，但他写的一些被认为很古怪的东西，而句子又很难懂的，据说别人又不太爱看也看不懂的那种作品。所以像西蒙这个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给他一推大家就都知道了。我还知道有某一个作家，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就不说名字了。他的作品在某个地方出版了，七年过去了卖掉几十本。忽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了，三个月卖了五十万本。它是一个名牌，它是一个推手，它是一个巨大的传播和推荐，但不是文学本身。我们看看文学史，对文学奖记载得非常少。托尔斯泰是大作家，得过什么文学奖，谁知道？沙皇给他奖？不可能，因为他直接写小说骂沙皇。巴尔扎克是大作家，他得过什么文学奖？

只有李白得过文学奖，这是《三言二拍》上写的，就说皇帝给他发一个牌子，凭这个牌子到各个酒肆，洋的说法就是酒吧，可以免费喝酒。哎呀，中国皇帝多么风雅呀，他这个奖对文学介入的程度肯定超过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你喝酒喝了感情激动呀，你血压变得都不一样，你荷尔蒙都不一样了，你光那一百万欧元怎么能介入创作，那只能存在银行里了。所以李白得过奖，但曹雪芹没得过。曹雪芹不但没得过，而且曹雪芹生活很差，他的晚年就是“举家食粥酒常赊”，他穷得只能喝粥，而且我估计不是皮蛋瘦肉粥，顶多一碗棒子碴。我还喜欢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在台湾也说过，在内地大陆年龄大一点的可能有印象，有一广告，是河南的一个广告叫新飞冰箱。那广告词有特色: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我觉得他这思路非常好，所以就说各种大奖搞得好，不如文学本身好。文学本身不好，你光靠得大奖有什么用呀。无非就是预支，或者超支这个奖的信誉。

为什么是莫言？

还有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是莫言？因为出现了一些各种稀奇古怪的说法。为什么是莫言呢？比如我一个朋友，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也是我作品的译者，叫顾彬。顾彬就说莫言写得不好，所以他能得奖就是因为葛浩文，他是犹太裔，美国的一个汉学家，他是和台湾的一个女性结婚了，后来离开了。但是现在好像还是和一个华人在一起，所以从他的爱情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是何等亲近。

把这个说成是翻译的结果，这种说法稍微勉强了一点，人生的事有很多偶然的原因，但是你要把他完全八卦化了，没有什么意思。翻译当然要好，但是为什么人家翻译的是莫言的，没有翻译言莫的，是不是？那还是莫言写得好，起码你感动了葛浩文先生，使葛浩文愿意下大功夫来翻译你的作品。

我还掌握了一个情况，大概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我为参加全国政协的一个活动，我个人做了一个统计，现在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当红作家，他们的作品在国外介绍的情况。我当时掌握的情况就是莫言是第一的，他的作品翻译到国外去远远多于和他同时代或者年龄差不多或者比他年长的这些作家。瑞典人有陈安娜对他的翻译，据说也翻译得很好。翻译得好坏，国外的介绍，这些虽然是原因，这些不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因素，这些因素我也完全相信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莫言，他的早期的作品叫做“红高粱家族”，而《红高粱》经张艺谋先生的导演，变成了电影，而且好像还获得了柏林的电影节金奖。所以这是文学可怜的地方，你书再写得好啊，没有一部电影或者戏剧立在舞台上容易接受！所以这个《红高粱》的存在，电影的成功，电影的获奖，首先张艺谋的成功，也给莫言带来了一些好处。这些东西适当说一下可以，如果你要说得太多了，就是本末倒置！你非要否认莫言的成就不可，这种人中国有外国也有，就是他看不起中国的这些作家。他一方面是把“诺贝尔文学奖”看成是天上的神一样，一方面把中国作家贬得很低。我说英国博彩公司博彩的时候，国内就已经有文学方面的，也算是头面人物，已经在那里打赌，说莫言不可能得奖，莫言得了奖我戒饭，我不是戒酒、戒烟，我是戒饭，就已经有这样的观点了。

这样又有人说，等得了奖了，赶紧提醒，人家诺贝尔文学奖发也是发给个人的，不是发给中国文学的，那个意思就是你们中国其他写小说的人用不着跟着臭美。但是这话似是而非，表面上看起来这话说得很好，当然是发给个人的。但是任何人的个人和他的时代，和他的语境，和他的人文环境是分不开的。与莫言同时还有一大批作家，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承志、张炜、刘震云、铁凝、贾平凹、余华、毕飞宇、迟子建、阎连科、韩少功、张抗抗、舒婷，一大批的写作人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尽管他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他和他的环境，和他的社会氛围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莫言获奖既是偶然的，又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味的说法，他对中国的体制，对中国的权力机构有一些批评的意见，所以他批评了瑞典科学院。为什么呢？就是瑞典科学院发了几次奖都得罪了中国了，跟中国的关系很不好，而中国现在又变得越来越有钱了，和平崛起了，第二大经济体了，你老得罪中国也不合适，你赶紧找一个体制内的作家发给他，改善一下和中国的关系。这个话让人听起来也不太是味，你说毫无这方面的考虑，我也不知道，我们不能光从动机上说，也不能说毫无关系。我们接着反过来说，瑞典科学院给肖洛霍夫发个奖，和当时美苏关系的改善是有关系的，恰恰是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后，又是在尼克松访问苏联前后。在这个期间，就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美苏关系出现了种种缓和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双方正处于绝对的对峙的一种情况下，就很难发生这种奖萧洛霍夫的事。所以我们研究讨论一些文学问题、文化问题，我们就常常碰到这个，文化文学有他脱俗的一面，也有他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他世俗的一面。

你说文学是脱俗的吗？在中国人认为诗可以脱俗，词就俗了，曲就更俗了，小说尤其俗。小说没有俗的内容，就完全是哲学家的小说，那得是在咱们联合国际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再进修15年才能看得懂的小说。那小说就没了，那里面写的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写的吃喝拉撒睡，写的是男男女女——各种狗男女，它都是写的很俗。那一个文学奖更有俗的一面，文学奖怎么没有俗的一面呢？如果不俗的话你根本不必搞文学奖，最多发一个喝酒的牌子就可以了。你要搞文学奖，你要准备钱，你要讨好各个方面，你要使它正确地运转。所以这个俗和雅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博雅、博雅，人这辈子都希望自己博雅，但是非常博雅的人，包括非常博雅的学校也有它未能完全脱俗的那一面，你信不信？

那个顾彬先生他还提出一个，他写自己的愤怒，他说莫言的作品烦死人！另外他又说高行建的作品如何得坏。他说，我是不愿说多了，说多了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都是光屁股的皇帝，穿的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这个顾老弟很好的一个人，我跟他几十年的交情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句话，顾彬的皇帝新衣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就是世界上的很多大权威，世界上的许多大美男、美女，都有“皇帝的新衣”这一面，就是都有他的破绽。比如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局长彼得·雷乌斯，多帅多忠的一个男人啊！那个女作家，就是后来跟他发生事情的那个女人，认为他是真正的男子，是英雄！是不是？但是！他有他的破绽，“诺贝尔文学奖”也有它的破绽啊！你这顾彬光看中国人得奖有破绽，那洋人得了奖他就没有破绽？从1946年算起，结束了二战以后，前后已经有67个人还是66个人得了诺奖，这些人里头，你们谁能说的上10个人，谁能说得上20个人？不知道啊，他得了也就得了，不完了嘛，你还干嘛啊？你还追踪？所以啊，奖是人办的奖，得奖的是人，所以它有破绽的一面，不足为奇。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

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中国国力正在迅速地增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也越来越有信心，包括在十八大的报告上面啊，我觉得我今天的这个讲话还包含贯彻“十八大精神这一面。现在都非常重视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呢，我们必须要看到一个事实，一个什么事实呢？就是欧洲文化当然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势文化。英语是世界上运用最多的，最被国际上所使用的语言。

可惜我很喜欢讲英语，但是我的英语水平不够，如果我水平够的话，我想干脆用英语跟你们讲这一段。但是它又有很多的冲撞！有很多不一致的东西，你英语认为好的东西，有些我们不见得认为好。因为我很喜欢学各种语言，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形，比如我在新疆的时候，我喜欢学维吾尔语，维吾尔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这种语言。他是这样的啊，这个维吾尔人在一块说一个笑话，笑的简直就是都快直不起腰来了，当汉族人问他说他们说什么呢？他们就把内容翻译出来，其实也不好笑，说这些人怎么这么无聊啊！这有什么可笑的！他们觉得不好笑。你汉族人讲这些故事，维吾尔人也问说他们讲什么呢？翻译出来他也觉得不可笑。英语也是这样，关于好笑不好笑这是一方面。

在中国文化越来越和世界文化密切关系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会碰到很多愉快的事情，我们也会碰到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很多不理解的事情，有时候还会碰到许多误解的事情。Misunderstood——误读也不见得坏。有一次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院乐黛云教授主持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而且研究的主题就是关于“误解”、“误译”——错误的理解。我就说一点错误的理解都没有的话连爱情就都没有啦！我不知道那次会议的讨论有什么重要的结论？但是我这个“如果没有misunderstood　连love都没有了”变成了会上的一个名言！

那文学的好处在哪呢？文学的好处即它是生活和内心的直接的表现，直接的呈现来代替主张和诉求。就是不管你是保皇党也好，激进党也好，社会党也好，布尔什维克也好，孟什维克也好，黑手党也好，你要写出一个作品，既然是一个作品，你要充满生活，充满着不可摧毁的生活。只要你没有被枪毙，你还得生活，你的言语也是生活，他充满着感情，充满着作者内心的情怀，而对于生活，对于情感，对于内心，我们解释的余地是宽阔的。你说他是保皇派，但是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面你看不出什么保皇派，你看到的是他用解剖刀一样解剖法国当时的男男女女，贫贫富富，各式各样的人，“人间喜剧”没有他不知道的事，而且他的眼睛就像B超，就跟CT扫描一样，这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列宁说他是一个基督教狂。因为他最后引导回到宗教上来，但他又大骂这个俄国的东正教会，非常复杂的一个人，所以对他的作品可以做多方面的解释。

刚才提到过肖洛霍夫，他除了《静静的顿河》以外，还有一部更著名的作品叫做《被开垦的处女地》，是写苏联农业的集体化。当时被认为是拍斯大林马屁的小说，但是等到苏联解体以后，我国一个著名的俄苏文学专家叫蓝英年，蓝英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肖洛霍夫的小说实际上是写出了苏联集体化的失败:当时是杀牛宰羊，富农的反抗导致的生产力的破坏。所以文学就是要给一个比较宽泛的解释，这样就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过度解读，避免许许多多的作茧自缚，也可以避免许许多多的可以避免的冲突。

所以米兰·昆德拉，原来捷克的一名作家，他现在不在捷克，他是写《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作家，他就说小说的存在就是对专制主义的反抗，因为小说是可以作多种解释的，它不是说只有一种解释，不是绝对化的，不是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韩少功说当我对一件事情想得清楚的时候我会写评论，我会写论文，当我对一件事想得不清楚的时候我会写小说，所以文学有这方面的好处。

但是又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伊拉克被绞死的萨达姆·侯赛因就写小说，而且写得很好。1996年伊拉克驻华大使馆因萨达姆·侯赛因的小说中文版的发行，请我出席他们大使馆的酒会。因为那天我去伦敦，所以我没有参加这个活动，否则也可能留下一个劣迹，就是为萨达姆·侯赛因抬轿。就是萨达姆·侯赛因会写小说，内容我就不多介绍了，你们去看看，网上都有。不但萨达姆写小说，卡扎菲也写小说，小说写得挺棒的，而且他很多的见解与众不同，他就讲城市，城市里的人就是一群蛆，他尤其抨击足球，他说足球最可笑的是弄几个人踢一个球，他非常像中国的军阀韩复榘。韩复榘有一个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在济南看见学生打篮球，他下令说以后多买几个球给这些学生，免得他们十个人抢一个球。所以用文学来反对专制主义是不是一定很有效，我不敢说，但是即使无效也罢，有文学比没有文学好。起码我们有书看，好！而且我们还要警惕不要用多媒体的那种音像制品或者是网络浏览来代替文学。

文学更深，文学更有想象力，语言符号更容易进入我们思维的过程。如果我们没有看过任何一首爱情诗或者爱情小说，只是看见电视上面的一男一女抱着在那来回地打滚儿，这样的人，特别是女生，你们要是碰到这样的男生，一篇爱情诗也不会背诵，一部爱情小说也没有看过，只看过三级片，千万不要和这样的人交朋友。我热忱地向你们呼吁，只有看小说，人会显得深刻一点，人会健康一点。　(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

▲诺贝尔文学奖得奖作品

▲影片《红高粱》宣传画

▲王蒙在北师大香港浸会大学

　　　　　　　　

四 : 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

莫言获奖的六个原因

许子东

2012年10月9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在即，嶺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接受“凤凰网文化”对话，分析莫言作品可能获奖的文学、政治及“偶然”原因，并论及奖项对中国作家处境和中国文化生态的影响。（根据部份录音整理，10月11日校改。）

《蛙》批判计划生育的角度很可能获诺奖评委赏识

问：您一般每年差不多这个时间会比较关注一下诺贝尔奖吗？

许子东：有的我不太熟悉，较早时关心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就是高行健。这次因为传说莫言有可能。

问：您个人对莫言的东西是看过，还是说甚至是喜欢？

许子东：大部分看过，刚改完一篇论文，关于他最新的长篇小说。去年在一个学术会议上的发言，他们认为好，录音整理了，现在改成论文，会发表在北京《文学评论》上，题为《“文革故事”与“后文革故事”——读莫言长篇小说〈蛙〉》 。

以前写文革的作品，大都从文革前写起，怎么发生，原因背景等等。莫言的《蛙》，只把文革血肉惨景和今日繁荣腐化直接并置，其实是写文革与今天的关系。另外这篇作品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角度，就是写计划生育。现在西方人看文革悲情已经太多了，但是写计生残酷，是对中国政治批评的一个新角度。如果获奖，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莫言写法符合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

问：许老师，您觉得其实这是有一点点有意为之吗？就是莫言他了解诺贝尔的一些目光，一些角度，然后他在创作上有一些调整？

许子东：或者有，但不会是主要的考虑。诺贝尔文学奖唯一懂中文的评委马悦然，前两年来嶺南大学开会，我当时就跟他讨论高行健得奖的若干原因。王安忆曾戏言高获奖是中了“六合彩”，我说这六个“幸运号码”其实也是华人获诺贝尔奖的“六个基本条件” 。第一，要写乡土（中国人的文化土壤）；第二，要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和世界“纯文学”可以对话）；第三，要写文革（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事件）；第四，要批判政府，异见分子（对非民主的社会制度有挑战）；第五，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技术上更多评委可看）；第六，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参考不同政见的文学评论）。

当然除了这“六个基本条件”，有时还要外加偶然因素。在高行健那里就是《灵山》是写大西南。中国的作家写乡土一般是写北方，或者大草原，或者西北凤，或东北、山东乡村。《灵山》写主人公流浪川贵，正好马悦然教授几十年共患难的夫人是四川人，马悦然自己亲自翻译《灵山》，很多乡土民俗细节都得到他夫人帮助，无疑增进了对高行健小说的感情。这个偶然不是高行健求来的。《灵山》未发表，手稿巳由刘再复推荐给马，或是有心。但当年高流浪西南，绝想不到后来的情况。纯属偶然。

按照上述六个条件，再看莫言，1,《红高粱》是写乡土的；2，也是现代主义手法的，魔幻现实主义；3,从《透明的红萝卜》开始，一直到《蛙》，莫言都写文革；4，他有好的翻译，美国汉学家葛浩文等高手一直翻译他的书，非常努力地推介到英文世界去；5，他在海外也获奖，曾获美国2009NEWMAN 纽曼华语文学奖（我是那届评奖）。《生死疲劳》也获得了香港的“红楼梦长篇小说奖”，30万奖金。

如果说这些条件有“弱项” ，那就是莫言并不像高那样是“异见份子” 。在这个角度看，近作煽情揭露一胎节育，也许比较符合“海外视角”。如果读懂了《生死疲劳》批判土改以来的农村政策，其实也是更尖锐的“不同政见”。至于六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偶然因素，也许要从诺贝尔奖那方面去看了吧。之前两个华人获奖，至少短期效果有限。会不会有意要改变方式改善关系以谋求在中国大众面前扩大诺贝尔的影响呢？

莫言这一代作家都面临统战局面 文学被边缘化

问：有一个争论也挺有意思，很多人说莫言当年他在讲话上签过名讲话，颇有诟病。

许子东：莫言、王安忆、贾平凹等，现在都是“主流”作家。但“主流”在身分，不在作品。从9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对文学的管理方法就不一样了。不再象50到70年代那样经常批判一些作家，老是纠正作家的思想。现在的方法是，创作有自由，出版守纪律。作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但是让你边缘化没人看，越是现代派复杂技巧越少人看。但是作家本身，请你进政协，做人大，开两会……所以作家既获得政治上经济上的好处，作品写的再尖锐，老百姓其实是不看的，都忙着看好声音非诚勿扰三枪无极。这样的文学生态，很难怪莫言他们，他们是面临统战。你怎么办？入了政协，至少医疗好了……

但是政府管是管在社会影响上，这批作家里边写的最不尖锐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要拍成电影，还要把什么都磨掉。所以像《兄弟》，像《古炉》，像《生死疲劳》等，都是不能拍电影的。现在的文学在政治上是被边缘化的，但文学还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社会的批判性，尤其是对中国60年当代史的反思，远比报纸影视对人民更负责任。

五 : 获奖的回忆

　　我提着一盒重重的红色记忆，骑着自行车飞快地向家冲去。那是获奖后激动、兴奋的驱使。

　　道路两旁的花坛里栽满了各种我不知名的花草，可是那些花儿大都已经开花了，有一种似果粒般的小巧玲珑的黄花，散发着淡雅的清香，抚慰着人们劳累了一天的疲乏身躯。

　　看着这些小花儿再看看这盒，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

　　我突然觉得这次获奖是因为我有这个机遇，我把握住了这个机遇。倘若我不知道这个活动我没有参加，那这一切早就跟我说拜拜了。假如我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写这篇文章，我又怎能获奖呢？

　　获奖让我懂得了要捕捉机遇把握机遇珍惜机遇。这是一种认知。

　　五月，是金色的。因为它是夏季的第一个归处。人们说夏是酷夏，不仅是因为它整天释放着热的能量，更重要的是，夏季是一个令人全身充满斗劲、世界充满竞争的季节，竞争是残酷的，它意味着强者生存弱者淘汰。

　　我本不喜欢，这种急速的生活脚步，可是，要不是这样，我怎么可能获奖呢？在去年的这一时刻，大家都在角逐竞争着获奖名额。我能成为其中的一员，这是一种幸运。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努力着，我每天早晨跟东方的太阳为伍，每天放学后与半空中的夕阳为伴，坚定着信念，奋斗着奋斗着……

　　我不能抱怨，因为这是作学生的职能和责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每个人都没日没夜的拼命，今天我收获了，这是一种辛苦后得以的成果。

　　――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他们叫我不要骄傲，继续努力；我将这个消息告诉祖父祖母，他们给了我钱作为奖励；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叔叔婶婶，他们叫我继续看书，提高文学素养……获奖是一种激励。

　　获奖改变了我对自己的认识。以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作文写得很出色，甚至不敢参加什么比赛，这次要不是老师说全班都得写，恐怕我也不会写吧！有了这次的经历，我会对自己更加充满信心，更爱好写作爱好文字。获奖是一种改变。

　　获奖的滋味，是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被充实了的滋味。

　　人生有辛酸苦辣，同时上天也很仁慈，他给予我们每个人公平的命运，但是“甜”要我们自己去争取。这就告诫我们：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例子，即使有自己也会觉得心不安理不得；守株待兔更是荒谬之谈。人们要接受现实，让人生获奖。这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标题：莫言的获奖感言-校信通书香班级活动的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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