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网友匿名用户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1997年，UCLA历史系教授王国斌（Roy Bin Wong）出版了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一书。如今，王国斌的这部著作基本上被认为是当代关于这一问题辩论的复苏。然而，在这一领域的当代学者中，不得不提的是Chicago历史系的中国史专家庞麦郎，不好意思，Kenneth Pomeranz。2000年，Pomeranz出版了重量级的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一书。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个词汇也成为了近代东西方差异问题的代名词。而后，关于The Great Divergence的种种理论再次开始兴起。
可以说， 在近代东西方社会差异的这个问题内，做出努力的学者是数不胜数的。然而，我们总归可以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一定的分类。这是因为，可供他们选择的核心变量并不是无限的。从各种各样的社会组成部分中选择一种或少数几种作为核心变量，并进行逻辑推演，模拟出社会发展的不同进程，这是社会科学理论里常见的一种建构理论的方式，在近代东西方差异这个议题上也不例外。制度、文化、自然资源、海外殖民地……不同理论的核心虽然不尽相同，却都是有迹可循的。本答案希望能够运用一些更新的文献，从一些理论的核心变量切入，通过观察理论家之间的辩论，尽量还原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议题的总体面貌，并回到问题本身进行一个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其一，当我们称一个理论为「X理论」时，并不是说在这一理论中只有X因素发挥了作用。例如，当我们谈论制度理论时，我们当然理解其他因素也被一些制度理论学者包纳在了理论范围之内。但是，在制度理论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是制度。其他因素要么影响力较小，要么能够从制度因素上逻辑推演而出。这样，我们称这一理论为「制度理论」。其二，涉及到很多具体史料的问题，请恕我无力一一举证。在这里我要做的工作，仅停留在理论梳理的范畴之内。其三，一些年份较早的文献没有被纳入本答案中，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够优秀，例如我个人非常喜欢的Barrington Moore Jr. (1966),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我希望从一些更严格的理论入手，然后推进到一些更宽松的理论，最后回到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问题本身。在这里，「严格」指的并不是理论的严谨程度，而是这一理论对东方社会批评的严厉性。比如，当我们把差异归因于制度问题时，我们的批评倾向可能是较重的；归因于自然资源的分布时，批评倾向是较轻的，因为这可能说明西方的崛起不是人为必然的。当然，这个顺序不是非常严谨的，仅是为了答案梳理的方便。相关的著作列表将以提及的顺序列在最后。
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ism）是一个非常直观的反应。这一理论的代表性人物是二十世纪中叶的Douglass North，在当代也有不少的拥趸。Acemoglu & Robinson (2012)就将现代国家的成败归因于制度的成败。对于制度理论家而言，东方之所以在近代社会中沦落，是因为其体制和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保障、无法激励创新或者无法激发追求财富的本能等。相反，西方的崛起是因为其体制制度保障了私有财产、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保护了创新和知识产权等。
反对制度理论的观点包括：（1）制度理论存在严重的后视角（hindsight）倾向，亦即从已经存在的发展结果去倒推制度的优越性；（2）东西方的制度差异可能远比制度理论家描述的要小，或者说一些东方社会的制度未必不能提供西方制度的作用；（3）当追问制度差异从何而来时，制度理论家很可能只能继续上溯，并举出其他变量来佐证制度差异，这使得制度理论家内部也会产生分流。
文化理论
文化理论的核心人物无疑是Max Weber，正是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将文化理论搬上了舞台。当代文化理论学者关注的文化重点也许各有差异，但一个共识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差异。例如东方的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抑或启蒙运动带来的文化效应等等。Joel Mokyr (2009)就从启蒙运动入手，解释了东西方差异。
然而，早期的文化理论确实要在一定程度上甘冒政治不正确的风险。当代的文化理论可能更侧重于启蒙运动的作用，但启蒙运动对工业发明及工业革命的直接影响，可能也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Robert Allen (2009)就通过对工业革命中重要发明家的生平的详细探究，反驳了启蒙运动及科学知识的普及对工业发明和工业革命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文化理论也更难以被确证。
人口理论
人口理论（Demographic Theory）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是Thomas Malthus。Malthus提出了重要的东西方人口差异：东方人口大而西方人口小；东方的家庭模式是家族，西方是核心家庭，核心家庭中青年更需要投入生产活动中来谋求立身和婚姻的家底；自然灾害对西方人口的控制效果更佳。在当代，也许很少人像Malthus那样直接地将东西方差异奠基于人口、自然灾害对人口的控制、结婚时间及家庭结构这几个因素之上，但却很少有人能直接漠视人口理论的影响。一些当代理论家，例如Barry Naughton (2007)，仍然将人口问题放在了极其核心的位置上。
一些反对者试图证明东西方的人口效果，包括自然环境所能负担的极限和人为及自然的人口控制效果，都比人口理论者认为的更好（参见Acemoglu and Robinson (2012)）。
上述这些理论在本答案中被视为批评性较强的。也就是说，人为的因素——将传统也视为人为的一部分的话——被重视的程度比下述的一些观点要更重一些。而另一些观点，则将东西方差异视为更自然的、流变的抑或偶然的过程。
环境理论
Kenneth Pomeranz、Jared Diamond等人都是环境理论的大家。环境理论家通常认为，西方崛起的偶然性很强，这主要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环境所能提供的承载限度、矿物资源的分布等等。对于Pomeranz (2000)来说，不列颠的崛起核心元素（之一）是煤炭。正是煤炭的合理分布使不列颠得以加速进入新时代的工业模式。而在中国，煤炭的高产区并不分布在工业发展最佳的长江中下游，故而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不幸的。
然而，一个纯粹的环境理论过于决定论。环境理论家很难真正地将东西方差异彻底地局限在环境差异之上。通常，一些其他因素也会被吸纳进来，促使环境因素发挥重要性。例如，Pomeranz (2000)就吸纳了殖民地要素，来解决不列颠的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问题（故而他的理论也被戏称为Coal and Colonies）。环境理论家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即便环境差异，例如能源的分布差异是存在的，也要有足够的动机使某一地区的居民去发掘这一能源的优越性，于是我们进一步来到需求理论。
需求理论
也许需求理论不能简单地被列为一套理论。毕竟，需求理论——在这里以其代表人物Robert Allen为例——将大量的变量都吸纳进了理论之中。Robert Allen (2009)探讨了不列颠崛起的大量原因，包括很多在上述理论中已经被提到的因素。在这里，Allen认为核心的问题是英国需要维持一种「高工资」的工业生产模式。高劳动力价格一方面带来了开发新能源的需求，发挥了煤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进行工业革命的需求，减少人力劳动。而在东方，这个需求由于经济模式的不同，是不存在的，故而工业革命也就不会发生。
可以说需求理论是一套有力的理论。但需求理论同样需要面对一个上溯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存的需求是从何而来的。（Allen确实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另外，吸纳了极多的变量也容易导致因果关系的不清晰，这需要需求理论家进行极其精致的理论设计。
截至目前，我们看到的理论都在强调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带来了发展的差异，这也是理论家更关注的问题。然而，东西方的差异是否真的像描述的那么大？至少有一些学者是不同意的。反对程度更大的学者用相似理论来进行抗议，他们力争说明，东西方的相似程度远大于差异程度。这也是对The Great Divergence问题的另一重意义上的抗议，亦即对欧洲中心论的抗议，这点我们将在后文继续说明。
相似理论
Boston College的学者Prasannen Parthasarathi (2011)就是相似理论的拥趸。他认为，欧洲社会所谓的差异性优势，较之东方社会（他更关注的是印度，对中国也有一定的阐述）是不大的，至少不足以导致如此大的发展差异。东方社会的高度发展已经来到了走向独特的发展道路的边缘，但却被争取更高贸易地位的西方社会的干扰所打断。贸易帝国的扩张中断了东方社会的发展步伐，从而导致了现在我们所见的东西方差异。
这一理论极其重要的一环是，它反驳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论调，也就是说，反驳了「近代国家的发展只能走欧洲的工业革命道路」的既存理论。它认为，国家发展的模式可以是多维度的，但其他因素（例如外在干扰）使我们（也许是暂时）失去了观察其他模式的可能性，从而也产生了欧洲中心论的成见。这无疑是对The Great Divergence的重要反思。
对The Great Divergence的关注不是一朝一夕的。当我们回到比Pomeranz和王国斌更早的语境里，回到问题提出的当初，我们会看到，这一问题的提出确实是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的。彼时，欧洲和东方的力量对比可能比今日还要悬殊，这导致了欧洲中心论的遗产很难彻底从这一议题中擦去。后来的理论家中，有不少人试图解决欧洲中心论问题，却仍然在欧洲中心论中原地踏步。我并不试图说明欧洲不够优秀，抑或不值得学习。我试图说明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The Great Divergence这一话题中，存在着欧洲中心论的色彩，而这一色彩不一定是不可辩驳的。一旦我们开始反思，我们会意识到，问题的提法本身也许就潜藏了一些东西，并扼杀了一些东西。
参考文献
Roy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Crown Publishing Group, 2012
Joel Mokyr, The Enlightened Economy: 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1700-1850,Penguin, 2009.
Robert C. Allen, The Brit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2009.
Barry J. Naughton, The Chinese Economy: Transitions and Growth, Cambridge, 2007.
Prasannan Parthasarathi, Why Europe Grew Rich and Asia Did Not: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1600-1850, Cambridge, 2001
网友改之理zcw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我从经济学的角度说一下吧。
大家知道，李约瑟是一个科技史学家，李约瑟难题一开始是关于科技的，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很多非科学的东西也会进来，例如，为什么宋朝商品经济这么发达，最后资本主义却是在西方兴起的等等。
可能科技和资本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一起讨论的。例如黄仁宇就是从制度上分析李约瑟难题，这和诺斯从制度上分析西方世界的兴起是一个思路，并且在很多人眼里，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是挂钩的。
但是事实上，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中国古代的发明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从生产经验中偶然获得，然后加以推广的，而我们理解的科技，是像牛顿之后的科学那样，依靠科学理论和实验改进生产。
这种分别正是林毅夫所用来解决李约瑟难题的思路。
具体来说，我们不谈非科学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忽然科技的产量不足了？一种思路是，科技的供给不足了，没有能力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一种思路是，科技的需求不足了，没有必要生产那么多科技发明。
林毅夫显然是科技供给不足的支持者。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发明是经验性的，而西方现代发明是科学性的。经验科学靠的是偶然性，生产越多，偶然性出现的越多，人口越多，偶然性出现的也越多。因此一个人口多的国家和一个人口少的国家相比，经验性的发明当然是前者多（这叫规模效应），这就是古代中国领先于西方的理由。但是随着人口增长的停滞，发明自然也停滞，而现代科学则不同，它是可以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不断往前的，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我们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科学没有发生在我们中国，这就有太多解释了。
至于需求不足的理论，原谅我忘了是谁说的了，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是考虑到中国的特殊现象：高人口，高发明，高资本积累，低人均土地，低人均产出。
我们知道，应用与经济的发明有两种，一种是节约劳动力的，一种是节约土地的。从农业生产上看，拖拉机是节约劳动力的，化肥是节约土地的。究竟采取哪一种发明，就要看你是土地稀缺还是劳动力稀缺，土地稀缺当然要用节约土地的发明、而中国恰好是土地稀缺的国家，所以发明都是节约土地的。中国正是在这种发明之下才能够不断供养更多的人口。
但是我们知道，人口积累是符合马尔萨斯法则的，也就是人口增长的太快了，快过科技发明所能够供养的多出来的人，所以人均的产出最终又会回落下来，更多的发明带来更多的人口，却没有带来更多的人均财富，自然也就没有积累去进行工业生产，进行科技创新。这就是古代发明很多，而近代却没有了的原因。
造成这个现象的前提是人多地少，而西方则是人少地多，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一种解释。
后来有人对这个说法，他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明清时期农业是有剩余的，甚至工业也是有剩余的，但是工商业者在工商业赚的钱，都去买地了。
这是为什么呢？仍然是因为人多地少。既然人多地少，土地相对稀缺，相对价格就高，土地的价格高于资本收益，自然积累土地是有利可图的，因此人们都去投资土地，土地上的发明按照上述机制，被人口增长给稀释了，所以中国落后了。
与之对应的是，西方是人少地多的，资本收益大于土地收益，导致资本积累，而土地是规模报酬递减的，资本生产或许会有规模报酬不变或者递增，以至于植根于工业生产的发明最终超过农业生产的发明。这就是西方最终超过中国的原因。
当然了，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有很多，这里给出的是两个比较著名的经济学解释，只是一种视角而已，给大家长长见识。
网友nonstyle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分享一篇我在一门通选课中做的小论文，助教当时表示代表了当前的主流观点，供参考：
主要参考资料：
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第七章 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八章 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组织；
2.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 2009 导论与总结部分
3.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年7月第44卷 第4期
4. 陈炎：《儒家与道家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制约——兼答“李约瑟难题”》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 第1期
对于历史问题的原因探究，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中提出了些怀疑，在论及工业革命时，托夫勒就历史推动力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任何对工业革命原因的探索都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一个简单的和主要的原因：技术本身不是推动历史的力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本身也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历史也不仅仅是生态变化、人口趋势统计或者交通工具发明创造的记录。单单用经济因素也不能说明这个或其他历史时间。这里没有超乎相互依赖的可变因素之上的其他‘独立不变因素’。这里只有相互关联的可变因素，其复杂性深不可测。”
这段带点不可知论意味的论述揭示出了任何分析阐释在历史的宏大与复杂面前所显现的苍白。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发源于中国，其原因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丝毫不会亚于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因此，按照托夫勒的观点，探索李约瑟难题的答案完全有可能是徒劳无功的。
另一方面，如席文(Nathan Sivin)所言，历史上没有发生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都去追究个中缘由，“李约瑟难题类似于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的问题一样，它属于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而那些问题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2]。
席文的质疑应当说是富有见地的，但是李约瑟难题还是引来了学者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究其缘由，我认为一来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也带着些许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与中国近代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比照，如李约瑟认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在将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方面，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为有效”[3]，而西方文明在科学领域的崛起与中国的没落似乎只在一个及其有限的历史维度内骤然发生，将问题以这种前后落差的悖论形态展现出来似乎更具理论探讨的价值。
前述第一点只不过是描述了中国学者带有民族情感倾向的诉求，此不赘言；而第二点理由，却值得推敲，尽管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但其实际指向依然是明显的，即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然而，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Huff 第229页），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Huff 第229页），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Huff第229页）。
因而，前述问题实有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之嫌。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如席文所言，“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1]，“只有在近代，各种各样的科学与技术的结合才变得密切起来”[2]，这意味着，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以此作为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很多所谓的难题、悖理（puzzle, paradox）其实都会自动消解。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上述问题分而论之（当然，将这两个问题不可能完全割裂开），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 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1]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2]。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 [3]。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Huff 第230页）。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而冯友兰先生则更为直截了当地写道“中国的落后是因为中国没有科学”[4]。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出现这一事实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也显得顺理成章，追问“近代科学革命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似乎没有意义，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和“近代科学革命为何没有在马达加斯加发生”或者“为什么你的名字没有在今天报纸第三版出现”的问题一样，属于席文所谓的历史学家所不可能直接回答，因此也不会去研究的无限多问题之一。
然而，胡弗在书中对于席文的质疑进行了批评（尽管我觉得这种批评带有伦理意味和价值预判，但依然不失为精彩的论述）。胡弗认为我们应当承认这一假定：“在所有的文明的每一时代中，至少有一些人曾追寻过关于人和自然的真理，并且那些经受住了理性批判和经验比较的结论代表了普适真理的趋同秩序”（Huff 第235页），既然这种追寻是东西方文明都曾有过的，那为何最终欧洲产生了科学革命而中国没有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两人都努力试图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纸第三版，那么，没有成功上报的那个人失败的原因就是值得追寻的。科学革命亦是如此，我们“可以没有偏见地努力确定那些社会、宗教、哲学、法律、经济和政治因素——它们推动或阻碍了世界上各种社会和文明中的科学思想的智识发展”（Huff 第235页），“否决如下疑问：为何一个社会群体或另一个——一个社会、文明或其他——没有沿着一条特殊的文化和经济发展路线，尤其是通向更高水平的科学成就的经济成就的路线前进，无异于道德责难”（Huff 第236页）。
因此，“近代科学为何没有产生于中国”，同样是社会科学所应当研究和解释的现象。
关于前述问题，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对科学革命来讲至关重要的人力资本，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5]，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辑清晰且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且不论科举制度的出现已经是隋唐年间的事，科举制度的发展也是从针对不同人才进行不同科目考试，到将考试范围限缩到以“进士科”为主，这种限缩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似乎也值得探究。当然，我并不是想进行“十万个为什么”似的层层溯因，无限度的穷究是没有意义的，但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6]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论述了几个方面的原因——从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到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包括居民社区、城镇、大学、经济利益团体和职业行会）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Huff 第238页），由此，通往智识自由的大门被打开了。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集体责任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与和谐，而这种强调抑制了任何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Huff 第299页）；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Huff 第269页）。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Huff 第274页）。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基本，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三个具体的方面：
1. 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7]。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语怪、力、乱、神。”。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欲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8]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 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 “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 此因中国古代所重之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9]，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诚如冯友兰先生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10]
3. 中国式的关联性思维模式：
胡弗认为，“中国文人所倾向使用的语言表达形式增强和保持了关联性或类比性思维模式” (Huff 第279页)，这使得古代中国从未能超越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关联性思维方式，从而走上对科学理论有所裨益的因果思维之路，这也是对于中国古代抽象的理论科学发展的障碍之一。
综上，我认为，关怀现世的“实用理性”精神、脱离客观自然而注重内省的知识论倾向，以及未走上因果之路的关联性思维模式是国人思维方式及心理结构的三个重要方面，内生于此三个因素的要义往往与现代科学所要求之精神相违背。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楼上各种答案都有了，眼花缭乱，我来补充几点从历史学和发展学最常见的几种学术观点吧，尽量简单，入门而已。主要回答广义上的为什么东西方发展差距这么大，因为李约瑟难题也并不是光说的科技发展。懒得阅读全文的，可以跳到最后几段。
1）李约瑟自己的”封建官僚体制论“（bureaucratic feudalism）
意思是我们科举制度下的官僚体制（想当年的公务员们）实在太庞大太牛逼了，所有的科技发明全都内部消化了，没有引起动荡。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相当成功且稳定的（此处值的是中国的帝王制度本身，和朝代是否稳定没关系），那么同样有了科技发展，西方的政治体系根本hold不住，必须引起社会政治改革，而在中国，吸为己用~ 威胁不到国家的总体结构，就也没有更多一环接一环的发展了。
2）Mark Elvin的”High equilibrium trap“ 高水平均衡陷阱
意思是，中国地广人多，一方有灾另一方支援，假如啥地方减产不够吃了，另外一边买来就是。历代王朝这种以内部贸易来控制价格的经济政策太多了，在中国很常见。贸易代替了管理，所以中国被逼入绝路必须创新的那个引爆点要高很多。西方动不动就遇到了生产瓶颈，一减产就社会动荡，不科技革命大家吃啥呢，不政治社会革命国家还好的了吗？换句话说，那都是被逼的~
3）马克思的东方专政论（oriental despotism）
这个其实比李约瑟要早的多，但后来也有人利用这个解释来试图回答李约瑟难题。马克思对中国不是很友好的样子啊亲，说我们是没有历史的国家啊亲！这也太桑害我们人民的感情了……马克思说，中国的专政体制把所有经济产生的盈余（surplus）全部都给吃回去了，用在了消费（consumption）上，而非投资（investment），所以朝代一轮轮，却总是没法进入历史的新一篇章。哎这个……
4）水利控制论 water control theory
这个论点最大牌的名字应该是Wittfogel，他的意思说中国自古以来最大的难题就是治水（想想我们最早的大禹是干什么出名的就明白了），所以国家的权威和体制建立在治水这个活动上。为了治水，就要有一个全天制的专业的官僚系统，这个自古以来就有了，一直牛逼到现在，官僚体制和专政体制就和双生子似的，连近代贸易飞速发展都无法撼动他的地位，于是一直都是old same old same
5）儒家思想的影响
这个论点比较常见，在这里拿费正清的举个例子。从历史角度来说，儒家思想本身就对历史抱有崇拜的态度（孔子的偶像是周文王来着），加上中国文字系统的关系，中国文化里本身就有对历史的崇敬，这一点在朱熹的新儒家思想复兴后更是如此，加上我们的科举制度，后来的八股文……换句话说，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对历史的双重偏好下，我们往古代看的时候多，往创新看的时候少。更别说儒家是官僚体制的基石，而有才的人都被科举给弄成了一个模子，再加上什么不能越位啦要本分啦，反正都对现代大家所知的科学发展不利……这个是软原因，争论也是比较大的。
概括一下：中国政治体制稳定，来自于官僚体制的牛逼，因为自古以来就需要这么一个大的国家机构来帮助治水。儒家思想又把社会和这个官僚体制稳稳地控制住了，使国人崇敬历史，而少有思变。国家稳定强大，便可大程度控制经济，将生产盈余重新消费而非用于投资，使得跳不出一个圆。任何的变化和发展，都在这样的一个superstructure里完成了，没有任何爆破点，于是没有和西方类似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学术争论来争论去，最后的结论都逃不出一个大范围：我们早期的发展实在太牛逼，以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改变什么基本的制度和基石，而西方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就是在被折腾得FUUUUU——的状态，连滚带爬被赶的喘不上气，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新的问题，发展就和连环爆炸似的。在我们安于现状的同时，西方马不停蹄地就后来者居上了。
这倒还不是鼓吹一定要居安思危，确实是历史上一个比较讽刺的事实，社会环境越是动荡，社会上重要的科技和人文发展越是蓬勃向前。不去拨它，它干嘛动？我们早在宋朝就农业高度发达，以至现在东南亚有些比较穷的国家用的农业技术和我们宋朝没啥区别。既然这么好用，还改它干嘛呢？但凡西方遇到过的逼着他们改革的问题，在中国基本就不是个问题，或者各种方法就解决了，我们干嘛还改革呢？然后，再然后，西方人来敲清朝国门了，我们很惊愕，什么，世界上的国家还有平等之说的？开玩笑，什么叫”中”国你可懂？一来二去，环顾四周，才发现，世界早已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个样子。
沉睡的龙，那是被捅了眼睛才弄醒的。
网友匿名用户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又拖我下水：P 这分明是要请吴老师回答的问题啊……李约瑟的书， 很惭愧的，分卷是翻过一些了，总论没有读过，那一册图书馆里就没见到过。大体上，我推荐 @缪莹 的回答，回顾再全面一些就更好了。
这贴似乎已经比较水了……贴一些非常个人的感受，一锅乱炖。
1
如何分析？视野要放宽一点啊：
不仅中国，印度、中亚、阿拉伯都曾经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我们的问题不应仅仅是李约瑟所说的，“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而应该是为什么在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生质的飞跃？
换而言之，如果我们真的要思考李约瑟所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中国与欧洲的比较上。我们应该观察整个旧大陆的中段转型（middle period transformation of the old continent, 500-1500），这其中又应该包括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嗯，我可以申请British Academy的研究项目了……
2
说宋朝的科技领先西欧，这个命题意义不大，比较要和好同学比才有意义。仅就与科学相关的诸种思想而言，10世纪以后领先全球的应该是阿拉伯世界尤其是中亚地区。他们的成果被西欧吸收，直接促成欧洲思想的许多转型。
很显然，当中亚思想进入其黄金岁月的时候，西夏切断了丝绸之路，隔绝了撒马尔罕与中原的交流。历史的巧合在于，就思想的传播而言，海上交通线帮助并不大，因为彼时主要的思想人物活动区域在内陆；而当蒙古人重新打通路上交通线的时候，他们早已经把许多中亚的城邦连根拔起了……
似乎，唐、回鹘、吐蕃瓦解之后，蒙元兴起之前，内亚与东亚世界的转型与变迁，还没有有建设性的比较观察。我每次读沈括的时候都会想，如果他见到过伊本·西拿的作品；读玄奘，又会想，如果那时伊本·西拿已经如日中天了，玄奘是去跟他学习，那又会如何？瞎想想……
3
某种意义上，我真的觉得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是整个旧大陆的古老文明共同贡献的——只是其完成形态出现在西欧罢了。这就像一个苹果手机是全世界一起造的，只是组装在美国而已……区别在于，就苹果手机而言，可能美国人还设计了它；但对于科学与工业革命，设计它们的存在反正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的意思是，许多文明都蕴含着“霸者之证”，是彼文明发展出的或大或小的贡献。很多文明只能局限于守护自己的霸者之证。然而，谁能收集更多其他文明的“霸者之证”，谁就强。中国融合了内亚的传统，就可以称霸瀚海；中亚吸收了阿拉伯的宗教，希腊、印度的学术乃至中国的技术，他们就进入了黄金时期；欧洲在中世纪传统研究的基础上，收集了阿拉伯人的成果，即使他们都能有所进步。换而言之，刚刚好在近代欧洲，因为世界史的种种机缘巧合，欧洲人收集齐了旧大陆的“霸者之证”，他们通关了yigang！然后他们就去“威压”其他商会（文明）了——这游戏就是这样。
总之，我觉得一些文明是优于另一些文明的；但我并不觉得欧洲文明总体上全面地优越于印度、中亚、中国文明。李约瑟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是欧洲”的问题，其回答应该在历史的偶然性中去寻找——而不是社会、文化的形态中去找。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书，细节上被指摘的地方很多，但我觉得大方向上应该是充满洞见的。
无论如何，敲这些粗糙的想法，是想推荐一本好书，以上的文字大概也就是看书的时候瞎想想。就这样吧。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李约瑟问题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其实仅仅就西方人的研究可见，这本质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所谓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恰当的想象，说到底，今天我们归结到“西方文明”的许多成果，尤其是欧洲近代化进程中实现的成果，其实是一种偶发因素远大于必然因素的东西，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策动这些东西的不仅仅是长时段的原因，更有许多纯属偶然的短时间因素，甚至干脆就是事件。所以，这些成果不止中国没有、印度没有，中世纪最发达的伊斯兰文明也没有，甚至对于欧洲大部分国家，尤其是中欧、东欧而言，也与其无缘，如果把问题放宽到产业革命时代，连曾经欧洲的绝对中心意大利也完全与之无缘。所以，这种比较在对象上就有了严重的问题，既然没有他眼中的“西方”，那么何来他要提问的“东方”，抑或中国呢。要知道仅仅就中世纪而言，比他眼中的“欧洲”发达的可不仅仅是中国，甚至连“欧洲”其实也无法真正作为一个文明整体出现。更推展开来，商业经济发达的文明仅仅只有宋朝吗，可见所谓资本主义是不是发达的商业经济的必然结果就是一个问题，近代科学自然也无法等同于古代科技的必然产物，如此的逻辑问题还有很多。
所以，李约瑟问题最大的不合理之处，就是把一种偶然看成了必然，然后问别人为什么没能实现。
网友冷哲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谢谢邀请。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但是观点还不全面，仍然处在找书看的阶段。所以我的观点未必准确。此处只是来分享一下我目前不太成熟的看法。
现代科技发展，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第一次让科研成为一种能产生巨大利益的工作。在古代，科研主要是一种个人兴趣。因此，它既不成体系，也难以传承。到了近现代，由于科研有利可图，使得科研可以成为一种职业。科研的职业化，使得科研的方法逐步得到总结，科研结果的发表、记录、授权等等方面迅速得到完善。
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了科研的正规化。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科技发展速度，达到了古代所无法想象的高度。
比如说，世界上第一个系统性鼓励科技进步的制度，就是专利制度，它在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第一次建立。而威尼斯共和国，是当时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方。话说威尼斯还有意识地运用了商业技术垄断（镜子的生产）。
比如说，牛顿的母亲其实是想让牛顿成为一个农夫，而恰恰是中学校长说服了牛顿的母亲。为什么能说服？因为大学教授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收入不错的、受人尊敬的职业了。而这，还在工业革命之前。那么是什么让大学教授能够成为这样一个职业呢？是学生付的学费。而学生为什么要付学费来学物理、数学呢？恰恰是因为当时工商业发展要求社会精英懂得这些知识。
如果没有产业发展，社会中没有这种教职。牛顿终其一生大概也就是个聪明的农夫。那么即便有个苹果砸到了牛顿的头上，他想到的问题也多半是怎么种苹果更好。
总之，我认为，欧洲近代科技领先，是欧洲率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果。
因此，李约瑟的问题，不如更改为，“为什么中国没有首先进入资本主义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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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欧洲在发展资本主义方面有着巨大的地理优势。
这个地理优势就是地中海。
地中海使得物资的交换非常容易。成本非常低。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就在伊比利亚半岛经营种植园。他们压榨橄榄油，然后大规模海运到意大利，卖给罗马市民。这种规模是如此庞大，有一个侧面的证据。当时运送橄榄油是用陶罐装的。陶罐不值钱。因此运到罗马以后，橄榄油用掉了，陶罐就扔了。在罗马城附近有一个古代垃圾场，发掘出了无数的陶罐碎片。
由于这种运输上的便利。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可以专精生产本地最适宜的作物，然后海运交易。各地并不需要特别专注于种粮食，因为专业产粮区产量非常大，可以贩售给其他地区。各地就可以更多地投入到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上。因此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很广，交易量就很大。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没有这种地利，商品要运到其他地区，运输成本极高。因此极大地限制了商品的交换，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由于主要产量区的粮食没办法以极小的损耗运到其他地区，那么其他地区就只能投入大量的土地和人力去种粮，限制了其他作物、商品的生产，限制了经济发展。
反过来看欧洲，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集中地就是意大利。这是因为意大利在地中海的中央，到其他地方的运输最为便利。而最早的大学，恰恰也诞生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后来欧洲资本主义中心向西移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中东民族扩张导致意大利经济受损。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地理大发现，使得欧洲最西端成为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地理中心。所以，资本主义在意大利起始，而在西欧成型，有其历史与地理的原因。
因此，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有着先天的、巨大的不利条件。中国为了减少粮食运输的成本，只能花费巨大的资金建造京杭大运河。而这也只能满足首都的需要，没办满足其他地方。
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也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大一统帝国，没有内部关税，这使得欧洲通过革命才打破的封建割据、重重关税的格局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中国发展顺利，其实未必会比欧洲晚很长时间才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可惜中国的资本主义进程被两度打断，彻底落在了后面。
资本主义可以理解为一种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不但对生产力有要求，还对社会积累的财富有要求。换句话说，即便生产力满足了资本主义的条件，人们如果没有足够的东西拿出来交换，那么资本主义仍然发展不起来。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机会，就是宋朝和明朝。资本主义本身没有多神秘，就是一个投资生产产品，销售获取收益，然后扩大投资的过程。宋末、明末，都有这种生产关系出现。然而由于外族入侵和气候导致的产期战乱，这两朝都灭亡了，并有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财富毁灭，人口锐减。生产技术随相关人员一起毁灭了。因此可以说，中国向资本主义前进的过程，有两次被彻底打断。从而彻底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而蒙古入侵，并没有打到欧洲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欧洲所受到的重创则是黑死病，它只导致人口锐减，而财富并无太大损失。有人甚至认为黑死病是欧洲资本主义启动的临门一脚，因为黑死病导致人均财富占有量大幅度上升，刺激了交易。这个观点只能说见仁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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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与欧洲相比，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过程中遭遇了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和历史上的两次打断，因此落在了欧洲的后面。
由于资本主义没发展起来，科研也就无利可图，更不可能职业化。因此在近代，欧洲科学发展就比中国快得多。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西方开始领先中国是因为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核心是蒸汽机的发明。
牛顿和伽利略在工业革命一两百年前，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生产力。瓦特跟牛顿伽利略是不同的人类。
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就像多米诺骨牌，一块推倒一块。骨牌的第一块，大部分要归功于海外殖民地的建立。
网友李奇特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两个子题目。
第一个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个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
今人都看重第二个子题目，其实个人觉得第一个题目才是更值得被研究的，因为大家总看自己的短处，想尽快弥补上去，而无视在中华文化基因里面的优势。
同样，对于第二个子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问的是为何欧洲能发展出科技，而不是中国为何不能。
网友匿名用户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李约瑟难题怎么答
作者：李硕
还是从陆遥遥的一条状态说起。
陆遥遥：自商鞅燔诗书以来，中国人或多或少据有一种重体力劳动（耕战）轻学术活动的习惯。我认为这甚至可以回答李约瑟之问。我们总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实要把一个道理说清楚就很不容易了。你甚至完全不需要创新，只要把一个领域的所有学说分门别类梳理清楚，就已经是学术大牛了。
简而言之，陆的意思就是，因为有重耕战轻学术的习惯，所以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先假定陆提出的逻辑关系是成立的。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回答这一问题。如果是我我就会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中国人会养成重耕战轻学术的习惯呢？很可能就把他诘住了。
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可以被稍微扩展和推广一下：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政治制度？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者更宽泛地说，为什么现代文明没有在中国产生？但是你也许会觉得这个问题怪怪的，好像永远也不会有一个让人信服的答案。确实，因为这个问题问的水平太差了。该问题就好像在问，为什么陆遥遥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你可以回答，因为他是学文的，所以自然科学奖无望了，因为他是学法律的，所以经济学奖也不行。只有获和平奖和文学奖的机会，那么瑞典和挪威为何不颁个诺奖给他，让他也去斯德哥尔摩或者奥斯陆风光风光，或者至少因为他摆把空椅子嘛。恩，这是个难题。这个问题诡异就诡异在，直接把给诺奖当成了理所当然，不给诺奖就要问出个究竟。诺奖百年，得主不过千八百人，与数十上百亿众生相比，绝对是凤毛麟角，不得诺奖的是绝大多数，是常态。得了诺奖的，诺委会才会给你个缘由：这哥们儿因为干了啥啥啥，为了人类发展和世界和平做了巨大贡献，所以给个将，以资鼓励。
所以说，“为什么陆遥遥没有得诺贝尔奖”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可以换成“为什么李硕没有得诺贝尔奖”，仍然毫无意义。同样，李约瑟难题极其各种扩展都是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不但可以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我同样还可以问：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为什么印加帝国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为什么波利尼西亚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为什么撒哈拉以南非洲没有发展出现代文明？谬误在于把现代文明当成理所当然的普遍常态，似乎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发展出现代文明来。但历史事实告诉我们，现代文明只有一个源头，就是欧洲。
如果把李约瑟难题反过来问，就容易回答的多，为什么只有欧洲发展出了现代文明？你去问挪威诺委会为什么刘XX得了诺贝尔奖，人家能很快就回答你。
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个事实，现代文明并非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
根据考古学的证据，人类的祖先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地球的人类都是非洲人的后代，而且至少早在11000年以前就已经遍布全球的每一个大洲了。如果按照文明的发展是线性的这一假设，萨哈拉以南非洲如今应该是最富裕最发达的地方。但事实正好相反，那地方现在最贫困，最落后。在欧洲殖民者到达那里之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类还处于石器时代，连轮子都没有发明。
不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欧洲人拉开大航海时代的序幕之前，除了欧亚大陆及其周边岛屿之外的一切人类社会都处在一种极其原始的文明状态，基本都是石器时代，且几乎都没有文字（南美有人发明了文字，但应用范围及其有限）。当时其他大洲（南北美，大洋洲，非洲，不包括北非，北非在文化地理上可以算作欧亚大陆的一部分）的人类文明没有能与欧亚大陆相提并论的，只有欧亚大陆的文明才发展出了庞大的农业社会，结构比较复杂的国家，文字，大规模金属冶炼和使用，以及绚丽多彩的比较精致的文化和艺术。如果李约瑟老兄注意到了这个事实，会不会又提出个难题，为什么除了欧洲和亚洲的其他大洲没有独立发展出古代文明呢？
看来，古代文明也并非是人类发展的必然产物。
无论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都需要一定的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才可以产生，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地方自然就只能苦逼地上万年都处于石器时代。比如说，像样点的农业文明都要有大型家畜帮助人耕作，很巧的是，能够被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分布在欧亚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有很多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很悲催的没有一种能够被驯化，要么脾气太暴躁，要么胆子太小，要么生长期太长。这样就导致了两个问题，这些地方的人不但耕田没有畜力，交通运输也不方便，只能手提肩扛，距离走不了太远，光靠人运量也有限，运输成本极大，试想要靠人力把高粱从非洲的A地运到B地，一个人能够背多少高粱，他一路上又要吃掉多少高粱？于是贸易和人群间的交流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部落和部落也处于隔离的状态，互相学习很难。南北美也好不到哪里去，除了只会卖萌的草泥马，什么大牲畜都没有。所以印加帝国和阿兹特克帝国连彼此的存在都不知道。大洋洲岛屿上的那些土著命也很苦，有些小岛的土著有猪和鸡，有些连猪都没有，只有鸡。当然，没有牲畜只是欧亚大陆以外文明众多短板的一个，其他的各种不利于文明发展的环境还有很多。比如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面积比欧洲大得多，但是海岸线的长度不及欧洲的1/3 缺乏优良的港湾，不利于海运的发展，此外，非洲的平均海拔也很高，导致了河流都比较湍急，又不利于内河航运。黑非洲就是这样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所以等到手持钢剑和火枪，骑着高头大马的欧洲殖民者来到的时候，就只有被屠被卖的份儿。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南北美和大洋洲。
那些文明极度落后的地区，不但苦于极差的自然禀赋，在接触先进文明之后，也苦于上万年来处于石器时代所形成的不利于其接受现代文明的传统习惯和思维方式，苦于交通不便带来的人群之间的隔阂，他们那一个个cultural universe既小又贫瘠。且互相之间部族战争不断。现在，南北美和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由当地土著占主要人口的国家，无一例外的贫穷落后。即便是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字，要想弥补石器时代跟工业时代的差距，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且影响国家发展的因素多到数不胜数，很多好的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再看欧亚大陆上那些发展出璀璨文明的地区，命运也不尽相同。西端的欧洲最先发展出了现代文明，东端的兲朝甚至极力排斥现代文明，经常沦为世界的笑料。这么大的差距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难以计数的各种巧合和自然条件的限制不断地一点点地叠加而成的。
中国的文明与西方的文明有很多很多的差异，最最根本的之一就是文字。现今世界上通用的文字，除了汉字全部都是表音文字，只有汉字是表意文字，其他所有文字都是借源文字，只有汉字是自源文字。全世界文字的发源地不过三个，殷商便是其中之一。也许是由于崇山大洋和沙漠的阻隔，西方的借源文字在数千年前无法传到中国，待到能传过来的时候，中国的文字系统一行自成一体发展的相当成熟了，彼不能取而代之。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就有不少知识分子把中国的落后归结于汉字，他们的想法也有道理，由于汉字不表音，导致了语言与文字实际上是脱节的，所以大规模的扫盲几乎不可能，不像德文法文，由会说到会写极其的容易。当代中国基本消灭了文盲，那也是借助了西方现代文明成果才做到的，就好像要借助英国人发明的盘尼西林才能大规模提高人口寿命一样，与世隔绝光靠自己是办不到的。表意文字不但不利于消灭文盲，提高识字率，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一个毁灭性打击，正是因为只能有一种语言霸占汉字，所以中国的各种语言难以落实于纸面，所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直无确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政治活动的边界。几千年来只能重复赢者通吃的游戏。中华文明边缘的韩国和日本比较幸运地发明了自己的表音民族文字，确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对他们以后嫁接西方文明是个不可或缺的条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活字印刷，中国人一直声称自己发明了活字印刷，但是学界公认是德国人古登堡发明的，因为中国人拿不出什么证据，且直到清代，中国都使用雕版印刷。因为在比较差的技术条件下对于汉字来说，雕版印刷比活字印刷成本低。对于字母文字正好反过来。这种差异也造成了知识传播的效率上的差异
文字的差异仅仅是东西差距的原因之一。东西方在文明发展初期的文化传统就不同。欧洲文明之母的古希腊就是一个海洋文明，当地的海岸线漫长复杂，多山，耕地有限，不得不倚仗海上的贸易来维持生存和发展，贸易促进交流，且古希腊与古埃及和新月沃地都不遥远，古希腊人可以借鉴其他文明的成果，比如他们借用了腓尼基字幕创立了自己的文字。由于幅员的限制，古希腊人特有的城邦国家形态也是东方不具备的。不同的城邦国家政治制度也不一样，有君主制，民主制，贵族制，各具特色，互相竞争。城市生活的种种便利，比如大规模的人口聚集和频繁的交流也是诸如古中国那种大部分人口在农村的农村文明难以望其项背的。最原始的民主制度便诞生在古代雅典，那时的民主更类似于全民民主而不是现在的代议制民主，民主的前提就是公民在政治上的平等，而这种平等我认为促进了思辨的发展，造就了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为他们的哲学和科学奠定了基础。就好像现在的校内，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平台，如果辩论，谁也不能对对方施加强力，结果就是必须好好提高自己的姿势水平，不提高就要被打脸。结果雅典出了一堆努力提高自己姿势水平，整天除了思考就是辩论的哲学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不过欧洲具有悠久的思辨的传统是一个事实，这种传统在一千多年之后的某个时候又被唤醒，参与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的形成。
欧洲内部的各个地区，在发展程度上也分三六九等，也有兴衰起落，古希腊文明失落之后，希腊就一直乏善可陈，直到现在成为欧猪代表，引爆欧债危机。远远早于落入共产魔爪之前，巴尔干地区就落后于西欧，因为西欧工业革命的时候，巴尔干地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那个破地方也多山，交通不便，且没有煤和铁。各种悲催。而德国呢，鲁尔区既有煤铁，又有运河，各种老天保佑。但很有趣的是，直到19世纪末德意志的工业产值超过英国，全欧第一的时候，德意志的政治制度仍然落后于英国。因为他们没有英国那么深厚的宪政传统。当时无论是法兰西还是德意志，当时在政治上都是远远落后于英国及其子国美国的。
我曾经说过，天不生大英，万古如长夜。各种各样的条件在地形复杂而相对范围比较小的欧洲各种叠加，叠着叠着就叠出英国来了。英国历史上的一系列得巧合和际遇，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在几百年内逐步削弱了王权，发展出了君主立宪制度（实际上与共和制无差别），而限制王权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贵族们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财产。所以早在13世纪，英国的贵族对自己的财产权就极度重视的一逼，以至于大宪章最主要就是规定国王不可以未经贵族同意随便征税。这种逐渐形成的保护私产的传统正是现代市场经济得以存在的前提。之所以大英帝国靠市场经济发家并且向全球传播这一理念，看看英国的历史你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总之，李约瑟难题是个坏问题，然而换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它就会变成一个有趣的好问题，为什么现代文明诞生且仅仅诞生在欧洲，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偶然，是众多发生在欧洲的大事件共同促成了这个结果。而这些大事件的必要条件又是欧洲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境。比如说漫长曲折的海岸线，相对平坦的地势和便利的交通，与北非和新月沃地距离近，有大家畜，借源字母文字，丰富的矿产资源，偶然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民族国家的竞争，一个既能远离大陆纷争，又能吸收大陆文明成果的叫做不列颠的岛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全世界唯一未被外国殖民，仅仅通过自学就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就是日本，没有第二个例子。审视一下日本，发现它在明治维新前的状况与欧洲国家现代化之前也有些类似，封建贵族制度而非中央集权大帝国，边界固定的民族国家，表音字母文字，海岸线漫长，海上交通便利等等。再加上历史上形成的善于学习，善于接受外来事物的民族性格，这些条件加在一起才促成了今天日本的现代化。
我觉得李约瑟难题并不是一个孤例，而是一种思维的误区，很多人喜欢问，A为什么不是这样？多数情况下换成：B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好得多。
网友yolfilm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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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人以为「李约瑟难题」，指的就是纯然的「科学发展的中断」，其实，大谬矣。
「李约瑟难题」指称的，是全面性的，检讨中国历史，所有历史学家都会碰到的大哉问。
就以大家最熟悉的「四大发明」为例吧，李约瑟关心的重点，并不是中国四大发明有多早？有多原创？而是他搞不明白「为什么四大发明，无以为继？」
二、
比如造纸术，西传后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工业化，「人工作业」被「机器取代」的种种发明，而中国呢，从北宋到清末的光绪年间，几百年过去，一直保持手工作坊，真正的工业化，竟要到八百年后才出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造纸工厂「华章造纸厂」，竟是光绪7年，西元1881年才建成，那，还是西洋人的技术，西洋人的资金，在华创设。
又比如「印刷术」，众所周知的，活字印刷是中国人发明，且不说这个技术一直没有普及化，中国人一直离不开雕版印刷，甚至几百年过去，中国人还在坚持使用「木模活字」，可悲的是铜模活字、铁模活字不是中国人发明（那是朝鲜人的骄傲），就是最重要的「油墨」，也是老外的研发。
指南针，没有带来大航海时代，甚至连原型都考据不出来。火药术，成了节庆的烟花，一直停留在黑火药的水平，再没有更进一步。
这，才是真正的「李约瑟难题」。
三、
「李约瑟难题」，很多不明就里的人（比如在知乎上），会据以嘲弄：「李约瑟在外国没有名气」「李约瑟难题并不存在，只因中国文明中，没有科学系统的养成。」，很抱歉，我要提醒大家，你们都误会了「李约瑟难题」的真正意义。
李约瑟关心的，不只是「科学范筹」而已，而是：「中国文明为何有各种创见？而无改进能力？」
根本的原因为何？
最好的例子，比如「交子」，当初李约瑟把这个问题交给黄仁宇，本来只是写下短短几个篇章，准备放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料黄仁宇一头栽进去，搞起历史研究，最终成了费时多年的大工程。
交子，发明於北宋，众所周知的，那是公元一千年左右的重大发明，是独步全球的先进经济手段，为什么很快就没落了？没能在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被不断改善，提升？强化功能？
请问「交子」是什么科学发明吗？它显然不是。
四、
说结论吧。
请不要在网上捡一些支字片语，就来嘲弄「李约瑟难题」。
老实说，我也不懂。但我知道，这是一个近代史学家们竞相投入的大哉问。
它讨论的，不是什么「科学」，而是中华文明一个千年大疑点，那疑点，不只是「科学」二字。
包括儒家，包括佛学，包括组成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都能看到一样的困境：「无力进化」。
总之，「李约瑟难题」，不是能被人拿来随意掰解，当作笑话看待的五个字。
-
网友郑礼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很赞同 @yolfilm 的回复。
那些对 李约瑟难题 甩出一副：“这就是个伪（gou）命(pi)题” 的人的态度实在不值得推崇。
本人也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无奈这个命题实在大得吓人，一般单精通某国家历史的人都不一定能够回答出个所以然来。 虽然这样，但我还是斗胆答一答吧。
我个人认为，这是综合至少2个最主要因素导致的：地理，文化的延续性。
就地理而言，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诞生诸如：“希腊城邦文化圈”，“古希腊式民主” 等文化。因为只要回答了：“为什么古希腊能够诞生古希腊式民主？” 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地理环境无法诞生这些。 而又同样是因为地理因素。 这些“古希腊式民主”也没有任何可能在清朝之前影响到中国。
而，要回答李约瑟难题就得先回答为什么西方会发生工业革命和产生自由民主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个人认为是文艺复兴带来的自由和人性解放。进而带来工业革命。而文艺复兴复兴的就是古希腊式民主。英国要产生大宪章，那么他们至少得先有一个蓝本才行。而这个蓝本就是已经不需要额外培训的：“古希腊式民主”。 而至于为什么会产生文艺复兴，为什么会产生英国大宪章。 那也很简单， 就是我提到的第二个要素：“文化的延续性”。 当一个比较健康发展的文化遇到某些挑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选择突破。英国阶级之间发生系统性协调的问题，自然也就产生了“更加民主”一些的诉求。 进而也为之后的“君主立宪”埋下了伏笔。
就文化的延续性而言，中国实在是多灾多难。元与清，五代十国与五胡乱华。不提也罢...
但凡一个由内因而成长起来的民主强国无一不是统治阶级和平民和解后协调产生的。一个只通过暴力推翻进而全境清洗非自身阶级而产生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是民主强国。而一个不是通过民主产生的国家即使有一天他相对来说国力很强大，有一天他肯定也会衰落。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国家也谈不上“民主强国”。
一个社会的旧有统治阶级固然腐朽。但是正是他们占据了最多的社会资源才让他们获得了最优质的教育和对现有资源，制度，社会的把控力。如果你洗牌重来，那么其实真的就和“重来”是差不多的。 这个“洗牌重来”你说得轻巧，但是这真真正正是劫难啊！！！ 而中华民族却经历无数次这样的劫难。 一个无数次浴火重生的民族并未获得强健的新生，而是在劫难中沉沦。
中国有产生自由民主和资产阶级萌芽的机会吗？
我觉得有。 答案在宋朝，而且特指南宋。 但是这本身就是一个牵强的回答。 因为我的理论依据是：必须蒙古人没有那么强大，或者当时宋朝能够和仇敌金朝联合抗击蒙古人并且还能达到鼎力的平衡状态，并且这种平衡能够维系多个世纪。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我订立的第二个要素：“文化的延续性”。而且，这种延续性不会进入之前的朝代怪圈（当时南宋已经初步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土壤）
呵呵。 但是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在自然发展之路上是没有机会的。
我提到很多观点我自己没有解释，比如为什么中国其他朝代的“文化的延续性” 不能持续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基本都有很多好好的解释和答案。 我就不再赘述了。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从宏观角度说，一切科技的进步，都是因为“有利可图”。
先来看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远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近有民国和国外诸大师的启迪，而文化科目却日渐衰微，大众影响力越来越小，而在中国只有十几年历史的互联网领域却越发做大，对国民经济和大众生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还是那四个字，“有利可图”。
原因：因为美国互联网的示范效应和中国的潜在市场价值，资方为了几十上百倍的回报，不顾一切在互联网领域砸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催生一大批互联网公司，而这之中又诞生BTA这些巨头。
过程：产业疯狂扩张，带动就业，IT科目成为高校热门，大量顶尖人才投身互联网。互联网领域竞争激烈，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都不得不注重技术和产品研发，毕业生通过项目历练成为工程师，工程师又在项目中积累成为技术大牛，大牛通过新的项目、技术博客、社区传播这些经验。
结果：技术的积累传播和收益体系完全挂钩，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互联网领域进入正循环，行业发达收益很高—>吸引高尖人才—>高尖人才积累经验，为技术和产品做出各种创新—>产品创新获得更高收益，更多的资金投入研发，吸引更多人才。
而我们古代文化灿若星河，也是因为“有利可图”，科举制度下，文化程度，以及建立在文化程度之上的科举成绩，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在能在古代最有前途的职业“官场”上，走得多远。而现在，除了个别爱好者，清苦的大学文科讲师offer，和十万刀的外资银行offer摆在面前，没有人会选择前者吧。
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在一个大尺度上，跟中国互联网发展是一样的。
中世纪的欧洲虽然是封建分权，有别我们的中央集权，但和我们一样，本质上都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是一种静态的经济结构，其最大的财富就是土地，而土地出产的增长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出现爆炸式的增长，所以农耕文明的精英，即地主根本不关注生产过程的改进，而关注怎么增加自己有土地的拥有量。
这就如同很多传统行业和政府的官网或者内部IT系统，做得跟屎一样，不是他们傻，不懂得好与坏，而是觉得没有必要，反正官网做得再好看，技术再牛逼，对业务又没有影响，干嘛在这上面花那么多心思和预算呢。
而西方工业革命后，商业文明渐渐成为主导，无论出于殖民贸易的扩张，还是国际竞争，科技因素成为商业核心因素之一。
如果远洋轮船的速度比别人快一倍，财富就会翻几倍；生产效率更高产品成本更低，就能占领更大的市场，财富又翻倍。你说商人们能不关心科技吗，科技水平可是直接和财富大小挂钩的。
还有占殖民贸易大头的军事产品倾销，晚晴北洋水师购买的是英国铁甲舰，蒋介石登上大宝之后，手下最精锐的黄埔嫡系采用的是德国装备，而现在日韩台等美帝马仔，一水的买的美国装备。除了政治考量，最重要的就是在当时确实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最高，产品性能最好，这些都是建立在各国的科技水平基础上的。
再比如原子弹的产生，虽然理论基础是由爱因斯坦等几个科学天才妙手偶得，但从理论到实验室里造出真家伙，再到成为军事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这可是美国倾国之力砸钱砸出来的。而美国怎么做，也是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
所以所谓“李约瑟难题”，根本就是扯淡，西方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是商业社会，科技水平与财富增值挂钩，大量资金投入科研，科研人才体系日渐完善。而中国直到邓公开放之前，都是一个农耕文明的国家。
科学技术和商业文明，本就是一体两面，互为根源，没有商业文明就不可能有科技发展，非得揪着农耕文明的国家说为毛科技没有进步，只能呵呵了。
至于“李约瑟难题”受不少人欢迎，就好比期末考小明考了个不及格，大家都看不起他，他很沮丧，一边的小强跑过来说，不对啊，小明期中考可是考了满分，期末考怎么可能不及格呢，大家都来说说，肯定是老师改卷出问题了，或者小明没发挥好，总之小明至少也是个八十分水平，不及格根本不是他真正的实力。
网友匿名用户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正好写新制度经济学论文写到了，就顺便转载到这里吧，看了上面的答案，应该和@冷哲和@李雷的说法部分相通。因为是个小论文，所以没有讲的太详细，如果诸位对哪一点有疑问，欢迎在评论中指出。
到了宋代，更是因为生产力发展的同时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公认的完成了进入资本主义的准备条件，“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认作是产生了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所有主要条件，在14世纪前的中国几乎都已经存在了。”⑧尽管如此，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依然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当然，李约瑟难题最早是科技史上的难题，但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各个学科都参与了进来，这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进行讨论，也就是从经济层面分析。从前文论述的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可以推出，制度占决定性因素，因而科技和经济没有进步，根源是没有促进其发展的制度。因此，工业革命的产生，是因为资本主义得到确立后制定了促进科技进步的制度，中国具备了条件却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可以从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看。
经济学家是参与李约瑟难题的重要组成，他们纷纷提出看法，从经济到制度到社会再到文化，挖掘了个遍，但依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然而，事实是整个南宋的后期，从1235年到1279年，都在抵御蒙古帝国的入侵，最终也没有逃脱灭亡的命运，因此，我认为，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没有得到解决，是因为研究对象选错了，
整个13世纪末到14世纪末，在中原大地上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不是宋，而是蒙古帝国，因此，李约瑟难题破解的关键，不该在宋朝身上找原因，而应该在蒙古帝国及元朝身上找原因，
那么，可以轻易知道，宋朝虽然具备了进入资本主义的条件，但蒙古帝国及元朝并不具备，彼时蒙古还是游牧民族，尚未进入农耕社会，即便是后来的元帝国，蒙古贵族依然在叫嚣杀光汉人，将中国大地变成蒙古人的牧场，未闻有能从游牧经济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的理论，蒙古统治下的中国自然不能踏入资本主义，李约瑟难题迎刃而解。
诚然，元帝国由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发展是飞快的，但终其一朝，也没有达到南宋的高度，更重要的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元帝国的大多数制度，是不能促进社会发展的不良制度，因为其建立在严重的种族歧视上，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被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上占到绝对劣势，没有建立起刺激人民为帝国发展做贡献的制度，甚至在帝国的前一半时间里废除了公认在封建社会选拔人才最有效的科举制度。从制度决定论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社会，如何能得到发展呢，其时经济形势，更多的是卢现祥总结的“掠夺之手”。
“奥尔森指出，在人类社会，总有人认为，与其生产财富，不如去掠夺财富来得容易。而要掠夺财富，就要有武力。靠武力和掠夺获得财富的人有两种：掠夺地域是稳定的，或者是不稳定的，奥尔森分别称之为坐寇和流寇。奥尔森把国家视为一个坐寇。比如过去的皇帝，他要归要，但一般还是会提供许多公共品，维持和增加自身的长远利益。针对国家的统治者会顾及长远利益这一观点，他们研究了英国王位继承的历史后发现，实际上国家统治者的利益经常是不长远的。这里有王位继承中的斗争和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有统治者个人当前高消费需要的问题。统治者当前和短期利益的需要，经常会驱使他们去过度掠夺。”⑨
而元帝国更是因为统治阶级自外而来，掠夺起来无所顾忌，和雅利安人毁灭古印度文明，日耳曼人南下西罗马帝国开启黑暗中世纪作用相似。与清朝不同，蒙古贵族更是绝少考虑长远利益，蒙古帝国的诸多汗国莫不如此，因而13，14世纪席卷全球的蒙古人疯狂侵略的浪潮绝少能统治的长久，元帝国亦是最早被推翻的蒙古统治政权之一。只有一部分中亚，南亚的蒙古政权得益于伊斯兰教才得以流传数百年。
推翻元朝的明朝，手工业迅速发展，再一次积累至万历年间，出现了史学界公认的资本主义萌芽，然而此时，距离明朝灭亡已不足五十年。⑩1644年明朝灭亡后，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南下统治，同样进行了大屠杀和文化阉割，建立满洲人的绝对社会优势地位，防汉政策贯穿整朝，形成了多种不利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制度，在诺思的制度决定论原理下，注定无法进入资本主义。如上文指出，满洲人是考虑了长远利益的，可惜其只考虑了满洲人自己的长远利益，而不是考虑国家的长远利益呢，因此制定出了丧心病狂的文化灭绝政策来限制自由思想和科技发展，以此禁锢和削弱汉人推翻民族歧视政权的能力，故而生存的比蒙古帝国及元朝更长久，危害也比之更大。
综上，是对李约瑟难题的分析。
⑧《新制度经济学》袁庆明著，中国发展出版社，第356页。
⑨《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的构建：核心问题与框架》朱巧玲卢现祥 2006年第5期《经济评论》
⑩参见《明朝资本主义萌芽》，吴晗。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首先你要知道，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所谓科学是逻辑思维先导，实践检验在后，而技术则是实践在前，经验归纳在后。这两者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这片土地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科学“，有的都是”技术“，李约瑟的问题在于并没有把两者区分开，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所以其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
网友木峥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屠戮造成华夏民族血脉中断，新形成的民族还处于幼年期
网友蒙面大侠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牛顿与莱布尼兹生前对微积分发明权的争夺，在两人仙逝后，造成了英国数学家与欧洲大陆数学界近200年之久的学术隔离，使得此后200年，最优秀的数学家几乎全部来自欧洲大陆。他们中包括瑞士的欧拉，德国的高斯、维尔斯特拉斯，法国的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柯西等等。
同样就在这200年，欧洲文化界群星璀璨，逐渐成形的古典音乐伴随着启蒙思潮席卷过每一位王公贵族的古老石堡；而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的游牧皇帝却在用闭关锁国的方式，掩藏自己愚蠢的文化自卑感，维护畸形的部族统治体系。
闭关锁国杀死科学。
网友Canicularis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无聊透顶的伪命题
欧洲第一个点出了现代科学,那其他地区当然没可能再点出一次.
就好比去问一个家里排行老二的人
＂你为什么不是家里的长子呢？＂
网友李太黑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舉凡文化、經濟、地理、氣候的原因盡可以無限詮釋，但即使以上原因都不考慮，只要一想到，元清作為外來韃靼殖民政權的本質，泰半了矣
网友刘聂清对[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给出的答复：
其实 易经里已经有解释了 水满则溢 月满则亏 没有哪个国家一直兴盛 也没有哪个国家一直衰败
二 : 李约瑟难题浅析
61阅读/ www.61k.net
2011年6月第10卷第2期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HebeiNormalUniversityofScience＆Technology（SocialSciences）Jun．2011Vol．10No．2
李约瑟难题浅析
杨冉丽
（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南昌330045）
摘
要：“李约瑟难题”是在中西科学技术史比较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
实意义。李约瑟本人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用历史唯物主“李约瑟难题”，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义观点解答是中国地理环境、人口、生产方式三方面的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同时，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科举制度、清朝政治制度等因素影响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地理环境；人口因素；生产方式；社会意识关键词：“李约瑟难题”中图分类号：G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991（2011）02－0124－05
ABriefAnalysisoftheNeedhamProblem
YangRanli
（HumanitiesandPublicAdministration，Jiangxi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330045，China）Abstracts：TheNeedhamProblemisafamousproblemsubmittedintheprocessofcomparativestudyofChineseandwesternhistoryofscience，whichhastheverygreatacademicvalueandpracticalsignificance．Needhamattributedthemainreasonofmodernsciences’notbeingabletoappearinChinatothethreeaspectsofgeography，economicsandsystem，answering“Needhamproblem”fromahistoricalmaterialistperspective，whobelievedthatsocialexist-encedecidedsocialconsciousness．AnditwasChinesegeographicalenvironment，populationfactorandproductivemodethatinfluencedtheemergenceofmodernsciencesinChina；meanwhile，socialconsciousnesscounteractswithsocialexistence，andthenaturalsciencefactorssuchasfoundation，education，imperialexaminationssystemandpo-liticalsystemoftheQingDynastyinfluencedtheemergenceofmodernsciencesinChina．
Keywords：“NeedhamProblem”；geographicalenvironment；populationfactors；modeofproduction；socialcon-sciousness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古国，公元3～13世纪中国科学知识水平的许多重要方面已经达到
西方望尘莫及的辉煌成就，特别是中国四大发明对西方历史进程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曾经一度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然而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科学技术加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几乎停止不前，中国科学技术开始落后于西方，直到今天落后的局面仍未得到根本的转变。对此，世界著名科学史家、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瑟博士在他的论文中，曾
：“为什经提出过一个学术界公认的跨世纪难题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
收稿日期：2011－01－19；修回日期：2011－05－12
长？”
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西欧而
不是产生于曾经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的中国？这“李约瑟难题”。就是学术界所谓的
［1］
“一、对李约瑟难题”解答的代表性观点
1948年“李约瑟难题”问世以来，学术界围绕
李约瑟提出的难题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大量探索和研究，笔者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形成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代表性观点：
（一）李约瑟本人对问题的解答
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李约瑟本人有许多可贵的见解。他将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地理、经济与制度三个方面。李约瑟在自己的文章《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
（）
第2期杨冉丽李约瑟难题浅析125
：“欧洲像一个群岛，经从地理因素角度解答四周
有波罗的海、北海、爱尔兰海峡、地中海、爱琴海和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之外则是浩瀚的大西洋，黑海，
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海上贸易和船队的活动。与此相对照，中国有幅员辽阔的大片土地，非常适合千百万农民从事耕种活动，由此产生的文明会如此”的不同，这几乎并不使人感到惊奇。他从经济和
：“无论是谁，制度角度解答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
和“主要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是中国的亚细亚官僚制度的封建社会以及商人阶
［1］”级未兴起所致。
《李约瑟难题之我见》、张峰在张风帆在《从“李约瑟难题”》科学的社会能力看文章中论述了：“中国官僚体制存在李约瑟本人对难题的解答
主要是为了维护灌溉体系的需要，它最初非常适然而它却阻碍了重商主义价值合于科学的成长，的形成，所以它没有能力把工匠们的技术和科学因此，在家们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结合在一起，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没有成功地实现向伽利略时代过渡，故而落后了。欧洲是‘贵
，族式封建体制’这种制度有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当贵族衰落之后，资本主义和科学便诞生
［2，3］”了。
（二）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而且至今都有深远的影响，以此作为切入点解析李约瑟难题，也就成了学者们研究的视角之一。易方、蒋
“李约瑟难题”——兼论21世纪科洁霞在《求解—技革命的前提》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科技革命之所
以没在近代中国发生，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关。中“尽心、国传统儒学的核心是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保守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没有从自然角度去认识，而仅仅寻找的是人际关系的有序稳定和处世技巧，忽略二者的主客体分立关系，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阻碍作用；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思想过于重视道德伦理，讲究的是尽心、尽性、尽伦、尽制之尽理的伦理文化，走
［4］
“泛道德主义”入了的极端。《“李约瑟难题”闵丽、黄金辉在新解》一文中
却将指出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将科学视为末学，“君君、主张臣臣、父父、子子”的周礼和儒家思想
宋元以后，程朱理学的兴起导致了科举制度的蜕
“尊孔读经，变，使科举制度以八股取仕”为目的，使全国的知识分子为了考取功名，只关心八股取没有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严重束缚了仕的道路，
人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阻碍了科学的
发展。道家、法家对科学也持否定态度。墨家虽然重视实践，对自然科学进行了积极探索，但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以至于后来销声匿迹了。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长期无法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
（三）中国科举制度的制约1998年，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宇曾经把“李
：“1600年到约瑟难题”归因于科举制度。他说1900年，中国是抗拒西方科技的。为什么？科学
史学家列举了许多原因：没有独立的中产阶级、科只有人文、道德和社会结构举制度；文化传统中，
”方面的学说，缺乏自然哲学和逻辑思维等等。可见他是承认科举制对近代科学产生了阻碍作
［6］
用。卢小驰在《从创新的视角再解“李约瑟难》题”一文中也从科举制度的消极方面进行了论述。他认为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单一、僵化，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违背了科学技术需要创造性和独立思考的精神。科举制度下选拔的人才都只是为统治者服务，他们只会在文学上、伦理上有所作为，在这种制度下是不可能培养出自然科学方因此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面的人才，
发展。科举制对我国现代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师以灌输为主的教学方式，学生缺乏自主思考
［7］
问题的能力，不利于科学技术创新。
（四）传统重实用轻理论的影响
丁昌林、李勇、王汝发分别从西方科学、思维方式、数学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科学重实用轻理论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农业文化对经验的偏重和对实用技术的研究导致了中国传统科学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在解决生活生产的实际问题方面，做出了很大的
［8，9］
。贡献，而科学理论方面的探讨却被忽视了如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历法的推算占了很大
比重，观测资料主要是用来编制日、月和五星的回生产和生合周期；地理学的研究是为了满足战争、活之需；农学的研究是为了农业、畜牧业生产的需要；九章算术中数学计算虽然很出色，但只是有关
126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
数学运算的经验总结，没有从这些实际问题中概括出定理定律来，只能算作经验，不能称作是定理因为没有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认识主体没定律，
演绎、分析、综合、概括和抽象等各种有通过归纳、
思维过程把经验提炼成科学。中国传统科学的研
究并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是以定理、公理为基础建立理论，缺乏理性意识，缺乏理论性创新，实用性
［10］
限制了科学理性的形成。实用理性只关心表象化的自然现象和自身的关系，不关心背后的支
更不关心体系理论的形成。配原因，
古希腊人热衷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探索，正
：“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了想如亚里士多德所说
脱离愚昧，显然他们为了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
［8］
。在他看来，“求知是人的本性”，何实用目的”
阿基米德在对支点、重心等研究的基础上分别确
定了概念定义，欧几里得在对点、线、射线、角等23个概念定义的基础上，从五条公理和五个假设出发，经过一系列逻辑推理，上升到完美的理论几西方科学通常都以理论体系的何体系。换言之，形式出现，重视理论的研究，这是近代科学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方的游牧民族常常使中原居民寝食难安，于是索
性修建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这座长城虽然是但是也阻挡住了中国北方人类文明的奇观之一，
交流的出口。正是由于中唯一可以与外界通商、
国地理位置封闭，缺乏对外交流，很大程度上延缓
了中国科学的发展，以至于波及到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西方国家如古希腊，位于欧洲东南部，地处欧亚洲的交汇处，三面临海，小岛星罗棋布，交通贸易极其发达
［12］
。地中海沿岸诸国有利的地理位
置及不利的农业生产条件决定了他们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等方面发展，各国之间经常会有贸易方面往来，有利于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他们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具有开拓、创新、敢于冒险的社会意识，从而有利于科学的引进和创新。所以，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
2．中国的人口因素是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从定量的人口因素分析，据历的基础原因。首先，
史资料记载，公元2年（当时为西汉末年），中国人口达到5959万；南北朝时期连年战乱使人口迅速下降，隋朝统一后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人口也达到了4601万；元朝人口是5984万人；到了明
雍朝末年人口最高达到了6659万人；清朝康熙、正年间曾对赋税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对人口增长
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道光十四年中国突破4亿人口。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人口众多而且
［13］
一直是趋于上升趋势。中国古代的农民从事的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男耕女织、单一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由于人口众多，耕地面积有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低，连年的战乱使农民生活贫困。在基本温饱没有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没有时间、精力、体力去从事科学研究。
其次，从定性的人口因素分析：科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的知识体系，是一种知识体系的社会活动。狭义的科学仅指自然科学不包括技术在内。从科学的概念来看古代的中国没有科学。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没有科学这种意识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人们也就不会积极主动去研究，科学也就不会进步
一般是按经、史、子、和发展。在中国古代学术中，
集进行分类，而没有科学这个词。科学一词来源
scioscience。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认识“李约瑟
难题”
：“遵循着马克思理论的道路正如列宁所说
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是决不会除了混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
［11］”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所以笔者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
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原理试解“李约瑟难，“李约瑟难题”题”为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一）社会存在对近代科学的影响
1．中国的地理环境是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之一。地理环境因素对近代科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笔者十分同意李约瑟本人的见解。地理环境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源泉，总是直接或间接作用于人类社会，甚至这种影响会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俗话说，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就地域而言可分为大陆文化、海洋文化和介于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
东面和之间的岛国文化。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东南临海，南方常年瘴气，西方和西南都是高原和
，
第2期杨冉丽李约瑟难题浅析127
“科学”这个词语，科学是个外来词。从科学的词源思考，一方面，笔者赞同有些学者提出的重实用轻理论的观点。中国传统科学重视把科学用于实
缺乏理论上的提炼，没有形成科学；另用性方面，
一方面，笔者认为是因为中国古代的人们盲目崇
拜、思想守旧、缺乏怀疑精神的社会意识所造成的。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概念和定义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所以中国人的意识中不会形成科学，而西方人更注重对知识的综合、分析、归纳、概括和抽
地理学、象等思维方式。虽然我国古代在天文学、医学、数学等方面成就显著但是没有形成更高层
次、系统性的知识和严密的理论，恩格斯曾经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过就一刻也不
［14］”能没有理论的思维，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3．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近代科学未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科学的产生，就是说生产方式是科学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前提和条件。
首先，生产方式的变化和发展总是从生产力开始，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1765～1788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以机器体系为基本生产工具，以金属、煤
以大工业为主体和等非再生性资源为劳动对象，
主导并辅之以复杂的分工协作构成新的生产力体
系，开创了第二代生产力。瓦特的发明创造大大使当时英国工人每个工作提高了蒸汽机的效率，
日平均生产率提高20倍。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和普遍推广，使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促使英国首先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从生产力角度看，科学本身表现为知识形态，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科学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成为直接的生产力是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大工业以及机器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社会分工，使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所以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
其次，从生产方式来看，中国和西方的生产方式截然不同。由于受黄河流域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农民的生产方式主要是“亚
，细亚生产方式”即农民主要靠发挥原始共同体创造出一定的剩余产品进入文明的集体生产力，
。“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代是以小农经济生产力。及可再生资源为主要劳动对象，以简单的手工工
具为主要劳动手段，劳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对科劳动者只需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技学的需求很低，
术就可以从事基本劳动。科学只是游离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纯智力活动，而从事这种活动的主要人员是巫师、僧侣。由此可知，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决定科学产生的前提下，中国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未能为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没有科学成长的土壤，没有专门从事科学研究
所以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人员，
西欧国家在公元1世纪就以个体家庭的个体
生产代替了原始的集体协作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具有较强的独立生产能力，在较高生产技术和私有制的影响下，个人劳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公元10世纪以后的西欧许多地区，手工业从农业和农村中普遍地分离出来，商品经济迅速发展。11～15世纪西欧农奴制度下的英国：一个占有全份地的英国农户，每个整劳力一年生即他的劳动生产率，约2320kg，每年每产的粮食，
［15］
人消耗粮食535．5kg。可见当时的西欧农业生产率高，劳动者剩余产品率也很高，劳动者的生活有保障，因而农业本身的发展以及手工业等新的生产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促进自然经济的解
也就是西欧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体，
的巨大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为科学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近代科学最早在欧洲出现了。
（二）社会意识对近代科学产生的影响
14～16世纪的文艺复兴让西方人到了近代，
们不仅可以借古典文化抨击传统的封建意识、创
立新的文化意识，而且使人们冲破了中世纪蒙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束缚，人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让西方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它不仅是中世纪历史上、而且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伟大的社会意识变革。文艺复兴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反宗教、反神学的思想文化，使文学艺术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对科学教育、文学、哲学起到了很大
［16］推动作用，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否定了天主教维护的“地球中心
，说”是自然科学向宗教权威发出的挑战书。牛顿的数学、运动三定律、经典力学等先进的科学理论为第一次科学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自然科学的重大进步总是不断冲击着旧的生产力、不断要，存在
128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
的发展，而且推动了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和进步起到了促进作用。先进的科学所以近代科学在欧洲发生理论首先在欧洲建立，
合情合理，也是先进的社会意符合历史发展历程、
识对社会存在的积极推动作用的体现。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现象存在，以观念化、制度化的形态反映人们的状况，并且给社会存在以反作用，从而推动或阻碍近代科学的发展。就中国传统儒家文
对我国近代科学起到了阻碍作用，论文前化而言，
面已经作了论述，笔者同意有些学者的观点，但是
笔者认为有些学者的观点不是很全面，独尊儒术发生在2000年前的汉朝，但是近代科学是产生在16世纪，是近几百年的事情，即使儒家思想有影响，为什么中国在近几百年没有进行全面的改革让近代科学在中国出现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
前面也已经做了论述，题。就教育科举制度而言，
笔者也十分同意有些学者有关科举制对近代科学也正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阻碍作用的观点，
阻碍作用的体现。但是应该辩证地看待中国古代
科举制度，把科举制度看作是一把双刃剑，在看到它对科学发展起到消极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科举制积极的一面。科举制度曾经被称为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在历史上被日本、朝鲜等国家积极地引进和广泛借鉴，包括我国现在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科举制度。参考文献：
欧洲发生第一次科学革命时，中国正处于清
朝时期，沉睡在“天朝大国”的思想中，封建制度正在走向没落。这一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萌生
清朝实行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思但发展缓慢，
想上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大兴文字狱，许多知识分
子遭到迫害；政治上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即严格控制对外贸易和交流，这种落后的、非科学的社会意识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最终东方落后于西方。
结语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可以说见仁见智，学术界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但不管哪一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给我们带来很
“李约瑟难题”多启迪，所以说是多因果关系共同作用产生的。当前最重要的是在分析李约瑟难题
努力发展科学原因的基础上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技术，提高生产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近代科
是因为近学之所以出现在欧洲而未在中国成长，几百年欧洲具备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但
是近代科学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产物，当中国具备了科学发展的各种条件时也可以产生近代科学。科学技术不是停止不前的，中国科学在近代相信中国的科学技术落伍不意味着在将来落伍，
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总会有一天走在世界的前列，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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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透视中国人之二：李约瑟难题之我见
罗新安
李约瑟（1900－1995），英国著名的科学家，1938年前后，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简言之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其他文明？”
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难题还有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立即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关注，提出的各种答案不下几十个。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答案能够得到多数学者的赞同。李约瑟难题成了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难题也吸引了爱因斯坦的关注，爱因斯坦在一封信（1953年）中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了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人们不必对中国圣贤没能做出这些进步感到惊讶。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
科学实验的基础是归纳法，归纳法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所以，可以把爱因斯坦的话这样来表述：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中国自古就没有形式逻辑，而能有如此重大的发现是令人惊讶的。在爱因斯坦看来，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形式逻辑。
早在1915年，中国著名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担任过孙中山秘书的任鸿隽（1886年－1961年）先生，在《科学》志创刊号上发表了《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讨论这一问题的先声，他在文中将“无科学之大原因”归于中国人没有使用归纳法。任鸿隽先生是化学家，对科学实验和归纳法十分熟悉，很自然地提出这样的见解。其实归纳法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如果任鸿隽先生再深入一步，就可以得到与爱因斯坦类似的结论。
中国自古就没有形式逻辑是西方逻辑学界的共识，正如中国逻辑学的鼻祖金岳霖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家，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形式逻辑）。”
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最深层的本质，现代科学也不例外。笔者就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透视李约瑟难题。
思维方式可以分为关联思维和逻辑思维。大学分理科、文科，逻辑思维较强的学生适于理科，关联思维较强的学生适于文科。
关联思维是一种本能的思维方式，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相似的崇拜，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原因。关联思维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
逻辑（形式逻辑）思维不是本能的思维方式，是在公元前500年，在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的基础上诞生的。迄今为止只有2500多年。
由于汉语的不确定性太严重，不仅难以产生形式逻辑，而且难以理解形式逻辑。所以，“中国古代没有逻辑学家，也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逻辑学（形式逻辑）。”没有形式逻辑也就没有逻辑思维。因此，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匮乏。（详见“透视中国人之一：逻辑思维匮乏”）
近代科学技术是建立在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中国人的逻辑思维匮乏，当然难以在近代科学技术上有所建树。
汉字是象形文字，字与现实密切关联。同样一个字，前后配不同的字从发音到意思都会发生变化。例如，银行与自行车，同样一个“行”字，发音就不一样。西方文字是拼音文字，西方文字的关联性很少。汉字的关联性符合人类本能的关联思维。所以，中国人的关联思维比西方人的关联思维发达。由于中国人的关联思维发达，所以，中国在以关联思维为主的经验型科学技术领域中领先于西方。
如果把关联思维与逻辑思维比喻为人的两条腿。中国人的关联思维的那条腿比西方人的腿粗壮，在逻辑思维诞生以前，中国人当然会在以关联思维为主的经验型科学技术领域中领先。逻辑思维诞生初期，西方人可以两条腿走路了，西方的科学技术迅速赶上中国。17世纪，逻辑思维的归纳法得到发展并在科学实验中得到迅猛发展，推动了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人的逻辑思维的那条腿迅速强壮起来，把仍然只用一条粗腿走路的中国远远抛在了后门。……
中国人逻辑思维匮乏是笔者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
既然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现象最深层的本质，也必然会体现在社会各领域中。
清代的时候，一个欧洲人初次航海到中国，一登陆就直奔市场去买罗盘，一看竟与1000多年前（公元2世纪）从阿拉伯传去的完全一样，不禁大失所望。
法国文学家雨果（1802～1885）有感于中国社会的停滞状态，不禁感叹说：“中国真是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中国人的停滞性问题，他指出：“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
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1744～1803)认为中国是“一具木乃伊，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中国人以及世界上受孔子思想教育的其他民族仿佛一直停留在幼儿期”认为中国文明形态，即它的宗教、科学与哲学代表人类精神历程中的最原始和最不发达的阶段。
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认为，中国人是静止的、没有“历史”的。通俗地讲，就是中国人没有个性的变化，所有的人都是以前的个人的一再重复。他在1822年讲：中国人“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与黑格尔同为“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哲学家谢林（1775～1845）认为，“中国人是史前人类所留存下来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进入过神话、宗教等阶段，而是一块独特的活化石，其中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和“自由发展”。中文保留了原始语言的原则，即“没有发展为语词的单个性，个别没有脱离整体”。“中文就像另外一个世界的语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中国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页。）。
马克思指出，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其社会基础总是停滞不动，而夺取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中国人一直按照老方式生活了数千年，他们的生活就是吃、喝、呆板地过日子。他有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1000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
毛泽东同志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是一块活化石。
……
2014年4月1日
本文标题：李约瑟难题-如何分析「李约瑟难题」？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