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梦碎之地全文阅读 作者：[加]韦恩·约翰斯顿

梦碎之地全文阅读 作者：[加]韦恩·约翰斯顿 《梦碎之地》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梦碎之地全文阅读页面。
一位总理的沉浮和爱恨人生：梦碎之地 作者：[加]韦恩·约翰斯顿


靴子店铺(1)
菲尔丁的日记1949年11月19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也许你还不知道，在加入联邦6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圣约翰斯。确切地讲，如今，往事已恍若他乡。
记得大概是在纽约吧，你曾提议让我像鲍斯韦尔写约翰逊那样　，给你的一生记笔流水账。即使现在，尽管对你很了解，我好像还是难以相信你说那话是当真的，不过确实如此。而且我当时笑的时候你很生气。
跟从前一样，我走得很远，不过花的时间也更长。周日下午去看的地方都是以前去过的。呆在屋里一周都回忆不起的往事如今潮水般地涌来。
我去看了把城市与海隔开的眉脊山，还想起了你。5岁时我问过父亲，那河叫什么？就是从城市和眉脊山中间流过的那条河。叫沃特福特？他回答。我说：不是，是那条大河。当时我是指那片港湾。
我走到港湾的西头，那里曾经是煤炭码头和车库。我喜欢回忆如今矗立着建筑的地方曾经是什么，如今啥也没有的地方曾经有过什么。年老者的嗜好。可我还不到50岁呢！你知不知道，从双坡屋顶的房屋那儿起，就能看出1892年的那场大火烧了多远。
我沿着河边散步，看着葡萄牙白色帆船上的那些想家的渔夫们在码头的步行道上踢球。球从钢铁船身蹦回来，掉进了港湾。
斯莫尔伍德，我一直在回忆这城市。1900年，圣约翰斯有4万人口。假如从那时起，这城市照同样大小的其他城市的那种速度成长的话，那这里应该就有50万人了。可即使现在，这个城市依然给予了大自然一席之地。
可从前，这里完全不是这样，这城市，属于你，也属于我，从前你也许会说，更属于你。我出身于你父亲称作的"上等好肉"，你来自于我父亲称作"下脚下水"的地方，你想象不到说这话时我父亲充满着怎样的感情。
牲口到处都是。它们的气味和声音到处都有：牛、羊、鸡、马、狗。
像如今城里乱跑的猫，山羊随心所欲到处游荡。如果它们在某条街道多逗留一会儿，就会被视作"走失"而被别人"认领"。不过，站着等着被人拴走的山羊并不多见，因此，这些山羊几乎全都是公共财产。人人都挤它们的奶。对于孩子来
说，出去挤羊奶与出去摘浆果没什么两样。他们手里提着桶追赶山羊沿沃特大街一路跑来；冬天，他们捧着锡罐，口渴般地猛喝热乎乎的羊奶，这些情景屡见不鲜。
我很害怕碰见扫大街的，那些男孩挥着白桦扫帚聚在十字路口等着人们横穿街道。他们在我和父亲跟前倒退着，低着头，疯狂地扫着尘土或积雪，为我们扫出条路径来。等我们走到街对面，父亲总是塞给扫地的男孩一个便士，有时更多，这要看这个男孩看上去有多穷。接着，为别的过路人，这男孩又沿着那条为我们扫过的路径扫回去，再多余地扫上一回。我不懂，其实那是一种变相的乞讨。在城里同一条街道上，我们活像冰上溜石，也许会被同一个长相很凶的小男孩扫上五六次，我觉得这男孩专挑我父亲，令我气愤的是，他不为那些衣着寒酸的人扫路。
我最怀念的是那些马。马被汽车代替了，街道被铺过了，渐渐地，城市的声音变了。
我记得外面漆黑的时候一匹孤零零的马经过房子时发出的响声。还记得天冷时马的鼻孔发出的两缕热气。如今，这情景好像一夜之间消失了，早晨一觉醒来，街上汽车代替了马匹。
也是在这些街道上，我见过转动着阳伞、挽着头戴黑色高帽的男人胳膊行走的女人。还有光着溅满污泥的双腿，在坑坑洼洼的地面上玩"跳房子"游戏的孩子。
还有小心翼翼从纽曼酒厂滚出一桶桶波尔多红葡萄酒的男人，那些桶跟压路机的滚筒一般大小，储藏在矿井模样的地窖里，男人们把酒滚到驶往波士顿和纽约的船上，运给那些"流亡"海外的上层人士喝。我父亲每天也喝上一杯纽曼葡萄酒。
偶尔，木制的水车沿街驶过，箍着裙撑的女人腰间别着水桶，跑去取水。我总是惊讶地望着那些腰间套着裙撑别着五六只水桶步履蹒跚从面前走过的妇女。
还有咸鱼的气味，我也很怀念，尽管受不了那味道。港湾外面靠水的那几百英尺的地方没了满地的鳕鱼，海港街的库房里也不像从前那样鳕鱼摞得老高老高。船桅一样的撑杆撑起的晒鱼架拱在几条街上，上面摊着晾晒的咸鳕鱼，下面，在散发着臭盐水的遮蔽处，当汽车从雨水中穿过时，人们在下面躲雨。
那座港湾。我喜欢那港湾，这种喜欢只有孩子才有，对他来说，那地方无非是个散步的地方。我记得那港湾的景象：挤满了光着桅杆的纵帆船和矗立着四个烟筒的蒸汽船，这种船的主桅很高很高，只得从外国进口。如今，这里只有钢铁造的船了，时而有艘高大的轮船载着游客和儿童，船帆闪亮，松木发光，一点不像过去的那些大船。
那些纵帆船真多，当它们放下船帆时，港湾便成了一片矛一般桅杆的丛林。
雨后，纵帆船总要展开船帆，晾干帆布，一支鼓满风帆却静止不动的船队，整个港湾变成一片噼啪作响的帆布，一英里外也能听见。那些船帆真高，要是不那么透光的话，它们傍晚投下的阴影定会遮住半座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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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店铺(2)
然而，即使在傍晚，在清晨，太阳也会透过船帆，把琥珀色的光线投到港湾，投到街道。20年了，这光线我再没见到过。
沃特大街从头到尾整条街铺的都是把人簸得耳晕目眩、把轮子颠得嘎吱作响的鹅卵石。这是唯一一条铺过的街道。其他街道都是泥路，泥坑很大，有些甚至还给取了绰号。夏天，为了压压尘土，至少从理论上讲为了不再产生更多的泥坑，主要街道偶尔铺些沥青。干燥的日子里，尘土覆盖着所有的东西，俨如果霜。假如没风，城市上空会形成一团黄色的尘云。你曾告诉我，你父亲从眉脊山往下看时，总是带着快活的口气谈论那团尘云，用同样的口气，他还谈起这件事：当人们给圣约翰斯街铺沥青时，那气味臭得"上等好肉"人家简直没法开窗户。
整座城都散着味。沥青和尘土，马粪和松油，还有鱼、盐、舱底水混杂在一起的臭烘烘的气味。工厂、炼炉、船上锅炉间烧炭的气味。整座城都在响。那是挣扎着爬上山朝罗林十字街驶去的有轨电车碾出的声音。
在帆船的绳索当中，鹦鹉在咯咯咯地叫。这些船载着沉甸甸的朗姆酒从牙买加和巴巴多斯驶来，又装满咸鱼离去。
我记得一群群海鸥尖叫着在男人们的头顶上盘旋，在街巷里，在沃特大街和海港街之间所谓的"羊肠小巷"里，他们站在桌前拾掇海鱼，海鸥俯冲下来，啄着依然拿在他们手上的鱼的内脏。
因为是外科医生，我父亲自己拾掇鱼，不承认这样做是因为没有拾掇的鱼价钱便宜些。我记得有一次他双手抠住一条鳕鱼的鱼鳃，拖着走来，这条鱼真长，尾巴拖在地上，在我们身后的人行道上留下长长的一道粘液。他好不容易把鱼拖到车边，放在事先摊开的纸上，量出这鱼有四英尺长，说这鱼肯定有100磅重。"比你还重。"他说。我打量着放在车上的鳕鱼，下颚处的几条触须像胡子，皮肤上的黑点眼球一般大小。"只有我们两个人，怎么吃得完？"我问。"我们不吃，全部给医院送去。"父亲回答。
过去，我经常站在卧室窗户前，欣赏着慢慢降临到这城市的暮色，看着墙板房子渐渐褪去，仿佛它们的亮光是从里放出来的，等最后一缕慢慢渗出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每天，这景象都这样。每天，像这样的景象还有成百上千，枯燥得让人惊讶，让人疲惫。
斯莫尔伍德，当时的情形就这样，不是300年前，而是20年前，一代人的时间。
写这篇日记，我仿佛是在跟人们道别，仿佛他们就睡在隔壁屋里，等早晨我离去之后会读到我写的东西。
要确定何时发生了何事，那是不可能的，有时，要记住事情发生之前的生活状况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我们读书时这城市的情形，这就是它当时的模样、气味和声响。
可是，在我们之间发生那件事情之前，在我们相见之前，这城市是个什么模样，是个什么感觉，我们无法记起，如同刚刚诞生的我们无法记起自己的感受一样。
我是个纽芬兰人，年近46岁了，那些原本要推选我的人知道我这人是最没资格被人写传记的，然而却有人给我写了部传记。
我生于1900年的圣诞前夜，基督诞辰的前一天，新纪元的前一周，母亲因此相信我命中注定会飞黄腾达。在家里13个孩子中，我排行第一，排行最后的也是在圣诞前夜出生的，当时我已经25岁了。"13，倒霉的数字，倒霉的一窝。"父亲说。
没人称我父亲"查利"，大家都叫他"斯莫尔伍德"。他讨厌这名字，我想是因为这名字使他想起自己是某某人的儿子，而不是自我造就的。
高中毕业之后，父亲怀揣着梦想去了波士顿，但回来时却一贫如洗。此后他在自家办的鞋靴作坊干了一阵，用他的话说，"是在老头子的靴子底下干活"，这话既指我祖父，又指那只上面写着斯莫尔伍德名字的硕大的黑靴子，它悬挂在一根铁棒上，插在海港入口处高出水面10英尺左右的峭壁上。祖父这样做是为了让目不识丁的渔民知道斯莫尔伍德靴子的存在，知道沃特大街上有家店铺和作坊，门前木板铺就的人行道旁，在一根柱子上，还悬挂着一模一样的靴子，只是小些罢了。
父亲憎恨在黑靴子下度过的每一分钟，一是因为他得在他父亲手下干活，祖父早就预言他会"夹着尾巴"从波士顿回到圣约翰斯的，二是因为他认为做生意是世间最不体面的谋生手段。后来，他找了一份至少让他自以为能自给自足的工作-木材记账员，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泊港船只的甲板上走来走去，统计船上装载的木材。他在货舱里进进出出，用他所谓的"挣饭棍"敲着一堆堆的木材。之所以叫"挣饭棍"，是因为他还把自己的午饭和其他杂物绑在上面，早上担在肩上去码头。那是根两头一样宽的竹扁担，即使没挑着什么，他还是随身带着它，用做特大号的拐杖，不过，加上他长长的头发和拉碴的胡子，这拐杖使他看上去活像个挥舞魔杖的先知。
他把自己那点可怜的薪水大部分都花在一瓶瓶廉价的西印度朗姆酒上，那是他从外国水手那儿买来的。酒醉之后，他会在家里东游西荡，咒骂、嘲笑斯莫尔伍德这个名字。有人曾经告诉过他，或者他曾在哪儿读到过，"斯莫尔伍德"这名字源自盎格鲁-撒克逊语，意思大概是"寸木不生"或"不毛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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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店铺(3)
"对纽芬兰来说，这倒不是个糟糕的名字。"他说。
酒醉时，父亲的口才出奇的好，尤其是讲到他自己和命运对他的极度不公时。"我本该留在波士顿的。"他说，"天哪，究竟是什么让我离开那片富庶之地回到这块被上帝抛弃的城市，靠一个只因在海港入口处挂了只大黑靴而出了名的老头过日子？"
我们经常去沃特大街的鞋铺。祖父戴维·斯莫尔伍德是个身材矮小、眼睛很亮的老头，在店铺里总穿着燕尾服，胡子特长，看怀表时得把胡子捋到一边。对待顾客他总是小心翼翼，卑躬屈膝，这让我为他感到有些难过。我觉得他生来就是管店的。我从没见过父亲跑前跑后，手里拿着鞋拔子，像我祖父那样，给人拿试穿的鞋，跪下来托着别人的脚把靴子套上。（父亲说老头子的手上总有一股别人的臭袜子味。我母亲却说他的皮夹子里有别人的钱币味。）只要顾客穿起一双鞋或靴子试着来回走动时，祖父总在一旁恭恭敬敬地亦步亦趋，人家转身他也转身，人家停下他也停下，热切地一会儿看看顾客的脸，一会儿看看他的脚。
我们从来不缺的东西就是靴子和鞋，因为几乎不花什么钱就可从店铺拿来几双。
在街坊里，要认出斯莫尔伍德家的孩子是轻而易举的事：衣衫褴褛，但脚下的鞋和靴子却极不协调地又新又亮，为此我们没少被别人取笑，尤其是当我们大家一齐换上新鞋的时候。
父亲从不利用家庭的这个特惠，而是常年穿着同一双靴子或别的鞋，等到不得不换新鞋的时候，他也是去自家的竞争对手哈蒙德的店里全价购买。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印象是，他那双破破烂烂的鞋，那双补了又补的长统靴，在门厅里总是放在离我们的靴子很远的地方，俨然是一种抗议。我们总是革履崭新，而他却总是破屐烂履，这使他与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孩子们觉得这很滑稽，可母亲却说这很丢脸。
对父亲来说，那只黑靴子犹如女巫，晚上，他的梦里满是靴子，白天讲出来好像滑稽可笑，但经常令他夜不能寐，害怕睡着了又做起梦来。他常给我讲那些梦，讲他梦见峡口处吊在铁棒上的那只靴子在风中摇晃，犹如靴子形状的钟铃，死寂中透出不祥。有时候又像是靴子形状的墓石。
一天，母亲说他梦里"醉酒的杯子比靴子还多"，父亲笑了，整个下午转来转去嘴里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是在称颂她的风趣。不过，那天晚上，他迟迟未睡，声称"家里常烧的可燃物"快完了，他要准备烧靴子了。
"烧吧，烧了还会有的。"母亲说着，心想"你敢？"。不料他真的动手了，用靴子点起了一堆熊熊大火，烧了整整一夜，每烧一双他都要宣布被送进火焰的是谁的靴子："我现在烧乔的长统靴了。我现在烧赛迪的鞋了，有铜扣环的那双。"
当皮革燃烧的气味飘到楼上时，母亲说："我要去告诉你老爸。"
清晨，我们脚下穿的所有东西只剩下壁炉里的一堆烧焦的鞋底了。父亲甚至把我们放在炉边以便清晨下楼吃早饭时穿着暖和的拖鞋也烧了。唯一没烧的是他自己的靴子，母亲起床时他早就穿着它去干活了。母亲把自己那双拖鞋藏在床底，因而幸免于难。隆冬腊月，她穿着双拖鞋一路走到沃特大街的鞋店。那天晚上，一大包的靴子、鞋子和拖鞋被送到了家门口。父亲回来得很晚，后悔得要死。他把赛迪抱到膝上，对她说烧了她的小靴子他感到抱歉，说得她都哭了，不过白天她还很高兴，光着脚丫被困在家里，无论如何只好逃一天学了，跟我们大家一样的高兴。整个晚上，父亲一脸恭顺、腼腆地坐在沙发上，呆望着炉火。
母亲总是预言父亲不久会消失。她从没见过哪个酒鬼不会一走了之的，迟早会的。她说她心里清楚，终有一天他会屁股一抬离开我们，时间不会太久了，从前她见过这样的男人，父亲正在显露所有的迹象。
"终究有一天早晨，你会走出这家门，我们会再也见不到查利·斯莫尔伍德了。"
"也许会的。"父亲的回答引得我们这帮小孩大哭大叫。
"你要是走了，我不会想你的。"母亲说。
等我们都上床了，父亲便开始唱《去蒂帕雷里的路很远》　和他能想到的其他离别歌。
"你可听见，我的明妮·梅？明天一早我将离去。"
"我咋没听见？"母亲回答，"蒂帕雷里，明天一早你快去。"
"暮色苍茫晚钟迟/黑幕将至夜深沉/待到吾等登船时/休要悲叹离别恨。"　
"不会的。"母亲说。
不喝酒的时候，父亲乖乖地、静静地坐在房子里，时不时地发誓说自己绝不再喝了。"孩子，"他对我说，"我有教训了，不再喝了。你不会看到查利·斯莫尔伍德再喝一口酒了，不再喝了。"他会想出宏伟的挣钱计划，编造出令我们神魂颠倒的故事，说有朝一日他会给我们带来财富。他走到外面的台阶上，驻足片刻，依依不舍地仰望城市上方的天空，仿佛他离家多年刚刚回来，仿佛他知道自己的清醒不会长久，因为自己已无可救药了。他清醒时的那种悬而不定让人难以忍受，因为我知道他终究会重新酗酒的，唯一的问题是何时。说真的，他清醒的时候，家里好像反而不对劲了，他好像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是学着清醒的模样东游西荡，好像不太清楚清醒的人到底该做什么。


靴子店铺(4)
我们总是在换房子，总是被人从租借的房子里撵出来，搬进更简陋的住房。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我们住过的是一间接一间的阁楼、地窖，因为这些地方不管是空的，还是乱七糟八堆满陌生人遗弃的东西，似乎都很特别，但一旦家具放进去，这些地方好像又全都一模一样，那些跟着我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的家具，俨然成了我们身体必不可少的部分。
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家里的所有家当全搬到高尔街上，堆在两架马拉车上，驾车的男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父亲赶着第三辆车，里面装着许多筐衣服和一些小件家什。母亲和弟妹们在乱糟糟的车上好不容易找到空位。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要搬家了，而且我以为在他们想把我丢掉之际我逮住了他们。母亲费了好多口舌想让我相信，他们不会撇下我走的，相反，他们一直在等我，如果需要还会永远等下去的。"你是我的心肝。"母亲朝我小声说道，不让别人听见。"你是我的心肝，你知道我不会撇下你的。"
我们出发了，三辆马车组成的一小队行列，马蹄在路上踩得地响。不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走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以至于我开始怀疑我们到底有没有目的地，抑或是父亲仅仅在寻找一块搭帐篷的地方。过去，母亲曾经常预言，终有一天我们会沦落到这地步的。我的双亲并排坐着，无言无语，不过看得出，母亲被我们这副窘相羞辱死了，一个穷困潦倒得被扫地出门、当街示穷的家庭。她装着没看见我们经过时沿途投来的陌生的目光。
我们搬家时，途中走的时间越长，搬去的房子和街坊就越差，不知怎的，这成了规律。这一天似乎漫无止境的旅途使我坚信，我们已经沦落到底了，至少从社会地位上讲，我没说错。"我们去哪儿？"我问道，他们没有回答。于是我自己下起注来。我从前方挑出一幢自己喜欢的房子，对自己说我们会住那儿，等我们经过时，我又挑出另外一幢房子，把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仿佛我能以此影响我们的命运。可一幢幢看上去很有希望的房子被抛在了身后，我只得坐下身子，背靠车帮，闭上眼睛。
过了一会儿，我感觉马车开始在爬一截微微的斜坡，站起身，我发现我们正在横跨沃特福特河的那座桥上，离河水流入港口的地方不远了。我们已经尽可能远地把城市最好的地方抛在身后，朝南往眉脊山的方向走，母亲经常提起它，仿佛这里是暗无天日的地方。在全城所有的街区中，这里是人们最不肯住、最看不起的地方；即使是像我这样身世的人也认为，这只是比野蛮人、社会垃圾和渣滓略高一层的人的居所，是劳工住的地方，是贱民区，这里唯一的产业就是犯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群社会底层的人却住得高高在上。
我们沿着山崖脚行驶，山崖很陡，很高，马车几乎一直处在阴影中，随后，我们开始沿着弯曲的山路往崖顶上爬。我们租的房子在山顶，坐落在山梁上一处马鞍状的凹陷地，因此，从房前你能看见圣约翰斯，从屋后你能看见开阔的大西洋。
这房子比我们搬走的那幢要大，维护得更好，租金我们也付得起，因为这地方的名声使房租上不去。从房子的前窗看得见我们不配居住的城市，景象蔚为壮观，又像是在公然羞辱。从蒙迪湖到信号山，以及山下的峡口和崖面，还有那只斯莫尔伍德靴子，你能将一切尽收眼底。
在所有我们住过的房子中，我之所以要提这一幢，是因为我父母亲有悖常理，居然最终买下了它，仿佛以此来对这座唾弃我们的城市还一声"呸"。我父亲管这房子叫"双层楼房"，因为前面和后面还夹了一层平台，他说，不管是暴风雨或起雾时吹向海岸的东风，还是冬季把阳光灿烂的日子吹得冰冷的西风，无论哪股风吹，我们都可逃生。要是房子建在眉脊山的背风处，那东风就不会是个问题，不过，无论是谁选了这个地方，他一定是宁愿遭风吹雨打，也要赏这两面风光。
母亲怀疑如此位置的房子能否经受我们常常遭遇的那种狂风，但父亲说，这房子有20年了，在他看来这足以证明它经受得住。
在那儿还没住上一个礼拜，我们便遭遇了一场远比飓风更猛的陆上风暴。我躺在床上，感觉到整个房子的地基在移动。我以为这房子会底朝天地翻下眉脊山，笔直地砸进海港，在轮船之间漂来漂去，直到有人爬上来，发现我们全死了。当一阵狂风减弱之后，房子会慢慢地恢复平衡，像艘船体摇晃的船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有一次，房子倾斜得比平常更厉害，还传来了木板断裂的声音。父母亲从他们的房间跑进我们睡的地方（一间是男孩子的，一间是女孩子的，一间住两个，一间住三个），把大家全弄下床，穿上外套和靴子，然后告诉我们去厨房地板上再睡。不过，睡着了的是我父亲，因为他上床时就已经醉醺醺的了，而我们却夜不能寐，担心万一得离开房子，我们怎么能在外面活下来？
两个平台中大一点的那个面朝城市，一头搭在陡坡上，另一头由脚柱撑着，不断需要加固。另一个平台面朝大海。不论是一年中的哪个季节，父亲喝酒的时候，总是在我上床之后从一个平台穿过房子踱到另一个平台，有时还忘记关上其中的一扇门，于是当他推开另一扇门时，风毫无阻挡地刮过房子，刮过连接两个平台的那条走廊，发出阴森的嚎叫，吹得所有关着的门（我母亲关上的，就是怕发生这样的事）在门框里格格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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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子店铺(5)
夜晚，父亲总是走到前屋的那个平台上，交替着赞美、咒骂海港对面的那座城市，一会儿哀叹我们被它放逐，接着又说幸亏我们摆脱了它；一会儿声称它太美了我们不配住，接着又说我们太好了不该住那儿。他为自己激愤和悲戚的独白找到了理想的舞台，因为在我们家房子的两边，最近的邻居也是远在200英尺以外。父亲的吼叫即使再响亮也听不见。他站在前台，高声演讲，仿佛对面的整个城市都在倾听，仿佛南山路沿街的路灯就是舞台的脚灯，城市黑黢黢的一片就是看不见的楼座观众，专注于他的每一句话。
脚下，圣约翰斯看上去像一片夜空，标出街区的灯火宛如星群。那儿是巴克马斯特环形路，罗林十字街，上巴特里街，下巴特里街，阿默斯特山，沃特福特山，巴特山和卡特山，木匠山，僧侣城，厨师城，兔子城，每一个街区灯火的图案都各不相同。几乎所有这些街区我们都曾经住过，那下面是我们家的历史，在灯火中展现得一清二楚。有一次，父亲由最近到久远倒着把它们一一点出，一直点到阿默斯特高山。
当对面一些房子里的灯光熄灭时，他会得意地大声狂笑，仿佛这是他的所为，仿佛面对他凌厉的口才，那些房子里的居民认输上床了。
一天夜里，母亲躺在床上，用劝诫的口吻对他的演讲进行反面评注，装着他的听众之一，等他停下来喘息或沉湎于顾影自怜或对着手帕响亮地擤鼻涕时，便开始大声说话，拆他的台，泄他的气。
"我是纽芬兰人，可不是在圣约翰斯出生的，不属于圣约翰斯。"他说。
"你属于海湾，永远只配住海边。"母亲说。
"好像我们是不太好，"父亲说，"只配住海边，是城里人当中的一窝海边贱民。"
"闭嘴，睡觉吧。"母亲说，"海边贱民也得睡觉。"
"这是我的命哪，"父亲说，"被一个叫明妮·梅的不知害臊的胡格诺派教徒这样奚落。"
在前台，他叫嚷、咆哮的对象是人类，他的敌人，包括斯莫尔伍德一家人，他的父亲，他的兄弟弗雷德，我的母亲。可是在后台，面对大海时，他怨愤的对象更加模糊：上帝、命运、靴子、大海、他自己。他一张嘴好像要吼上几个小时，但一停止便无声地站在那儿，凝视着大海，他看不见却知道大海在那儿，仿佛他面对的这片全然无形的黑暗令他窒息。话被卡住时，他仰望天空，似乎想寻找灵感，准备把自己的狂怒泻向月亮或星星，但天空几乎总是漆黑一片。
"这地方应该叫'失乐园'，不叫纽芬兰，是失乐园。"他吼道，手一挥好像要把整座海岛全包括进去，接着他朝天空伸出双臂，像个拙劣的演员恳求上帝的宽恕。


序文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友人菲尔丁女士，经年矢志于史，邀我等简述历史之重。我等不才，实则无话可言，本应礼鞠三躬于读者，退居台后，然女士邀约之情，受之荣光，却之愧矣。
我等荣幸。女士之《简史》，凝练且万全，这在其他同类著作中仅为空谈尔耳。
女士以区区廿页涵盖普劳斯以八百之浩繁所不能，其观点亦毋须以数字、照片、脚注、图表为佐证。
女士树碑立传于史，绝不步人后尘，拾人牙慧，而别开生面者，我等当以之为师也。
我等以为，荐女士之佳作以飨读者，诚笃之甚者，莫过于其下两份奢望：其一，我等之苦劳，能于日后改版修订时赢得只言片语；其二，望我等有幸成为女士惠以出版许可之寡者。
我等唯恐耽于申谢，损及女士《简史》凝练与万全并存不悖之完美品质，故就此休矣，并荐此书于读者，因我等深知，此书最终将为其作者及其国度获得应有之美誉。
理查德·斯夸尔斯　　
纽芬兰省总理　　
枢密院顾问，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王室顾问律师　　
1923年3月书于圣约翰斯　　


费尔德主教中学(1)
12岁那年，我从父亲的深渊里得以拯救。祖父退休后，父亲的兄弟弗雷德当上了家庭鞋靴作坊的经理，成了他的新克星。我敢肯定是在祖父的敦促下，弗雷德提出要送我去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圣约翰斯城里家境稍好一点的家庭都送孩子去那儿。之所以有这想法，是因为作为家里最大的孩子，有朝一日我或许会凭费尔德中学的文凭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将我们斯莫尔伍德一家拖出贫困。父亲不同意，说他不愿让人认为他是穷光蛋，说在他看来卫理公会学校一直蛮不错的，说费尔德中学是"培养势利小人的地方"，不值得去。他声称他认识的一个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费尔德，结果有一天这小子跟同学一起在街上遇见老子，居然对面而过，好像不认识他。
"我才不愿像那个可怜的贝克那样，当众丢脸。"这句话他喋喋不休说了好几周，也成了他夜半三更自言自语的话题。
"儿子，不要离我而去。"他一边在平台上跺着脚，一边高声吼道，"求求你，别在我耄耋之年弃我而去。"
"你还不到40岁呢！"母亲说道。
"求求你，别抛弃我。"他吼道，"你忍心留下我吗，孩子？忍心抛弃你可怜的老父于这般境地？"
我竭力向他解释，费尔德中学离我们住的地方还不到两英里。"你不会几年见不到我。"我说，"每个礼拜天我都会回家，圣诞节和暑假也会回来的。"可他的悲伤丝毫不肯减少。
"你不会回来的。"他说，"你一旦跟那帮人混上了，就再也不会回来了。你会比我能干，比我查利·斯莫尔伍德能干，你会像贝克的儿子，当众奚落我。现在这才刚刚开始，用不了多久他们都会走的，玛丽亚、戴维、艾达、伊莎贝尔、赛迪。"
"赛迪才6个月大呢！"我母亲说。
"都会走的，我的天，把我一个人留下，孤零零地守在这鬼地方，这凄凉的岩石，身边就只有一个名叫明妮·梅的胡格诺派教徒。"
不过，还是我妈占了上风，9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我手提衣箱，走出房子，跟叔叔弗雷德·斯莫尔伍德一道出发去费尔德中学，母亲和兄弟姐妹们站在台阶上，挥舞着手，高喊着道别，母亲泪涌如泉，可父亲一开始没有踪影，紧接着楼上的窗户打开了。他睡过了头，被楼下的道别声吵醒了。他穿着汗衫，身子探出窗外，手指捋着头发。猛然间，在父亲的注视下，我觉得自己真像个花花公子，穿着短裤、长袜、还有伊顿式衣领　，看上去像是被漂得净白发亮，但实际上是抹了明胶，用湿布擦一擦就能干净，不需洗涤。在此之前，我跟眉脊山上所有男孩一样，穿得像个小大人，头戴尖顶的斜纹软呢破帽，身穿半截长的大衣和羊毛裤子，没有分开的黑发从额头一直梳到脑后。我戴着眼镜，像是在昏暗的灯光下苦读了20载似的，在两片几乎是不透明的镜片背后，我的眼睛成了一对蓝色的小珠子。
"儿子，你要去费尔德中学了吗？"他说，不安地咧开嘴。
"是的。"我答道，声音发颤。
"他们会关照他吗，弗雷德？"父亲问。
"当然会的，查利。"弗雷德叔叔说，"他们会照顾好他的，你就放宽心好嘞。
"弗雷德的口气中有一种味道使我感到愧对父亲，不满弗雷德，我觉得他不该当着我的面用这种轻蔑的口气。我觉得自己像个叛徒，抛开父亲，加入了弗雷德的阵营，而且心里非常清楚，与他的兄弟相比，我父亲是多么的相形见绌。这一天，弗雷德穿着西装三件套，包括裤子、上衣和背心，头戴发亮的大礼帽，穿得甚至比平常还要好。我觉得很惭愧，没有叫醒父亲向他道别。我从弗雷德身边走开了几步，抬起头望着父亲。
"好的。"我说，决意不要哭。"礼拜天我会回来看你的。"
我跟着弗雷德朝他那辆两匹马拉的马车走去，我们爬上车，坐在套着长毛绒的皮垫上。
"弗雷德，山坡上要小心那两匹马。"父亲说。弗雷德笑了笑，点点头。
我们离开眉脊山，朝山下的城市驶去。就在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砾石坡路往山下去的时候，父亲喋喋不休地向我许诺自己从今往后要洗心革面，向弗雷德唠叨要小心驾车。即使早已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了，但我依然能听见他在大声地喊着，直到最后他停了下来，或者是我们已经驶出了听力所及的范围。
费尔德主教中学是一位英国国教主教用他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一所学校，是建在国王路和移民街街角的一幢都铎式建筑。学校是按英国公学的模式办的，学生分年级但不分班级。家住外地的商人、医生、地方长官的儿子住在学校宿舍，圣约翰斯城里的学生放学后则回家住。
几级石头台阶通向学校主楼的大门，大门上面耸立着塔楼。石阶两边矗立着一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成年橡树，两棵在纽芬兰东海岸长得最大的橡树。掠过峡口，你能看见海港和大海，能感到掠过海水扑面而来的气味和海风，那风好像总是从那儿吹来的。
我是唯一住校的城里人，这从一开始就让我与众不同。家人决定让我住校，一是为了减少母亲需要照看的孩子数量，二是不让我这个费尔德中学的学生在家里老是刺激父亲。我不打算把自己的处境解释给其他同室的学生听，因为他们说住在学校他们失去了很多，因为他们家境很好，对他们来说，费尔德中学的生活似乎难以忍受，巴不得赶紧回家。可相对于我，费尔德中学斯巴达式　的艰苦生活似乎是一种奢华，我甚至感到罪过，因为我生活得如此优厚，而我的家人却依旧困在眉脊山上，过着凄凉的日子。


费尔德主教中学(2)
宿舍里的三座壁炉整夜燃烧，这样的奢侈前所未闻。我们轮流半夜起来给炉子添煤。大约每隔三个礼拜就轮到我当"煤斗"了，我们都这样称呼自己，但即便这样，我也不在乎。我一边添煤烧火，一边望着那排床铺上几十个男孩温暖而舒适地盖着被子，心里在感叹：这里并不寒冷，我看不见他们呼出的白气，要是在眉脊山上的那幢房子里，一年中有十个月都是夜夜寒冷。
至于伙食，我发誓决不能告诉父亲。每个月他偶尔设法在我们家背后的树林里捕几只野兔，好让我们能吃上一顿正经大餐-炖兔肉，我们家唯一吃得起的鲜肉大餐。有时，母亲把白菜、土豆和咸牛肉煮在一起，做成"烂船餐"或杂烩餐，还有用布袋子包着煮出来的豆粉布丁。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吃咸鳕鱼和土豆。父亲回家时腋下经常夹着一块硬如木板的咸鳕鱼。即使浸泡了几天，这鳕鱼依然很咸，我最多只能吃几叉子。为了省煤，土豆跟鳕鱼一起煮，也煮成跟鳕鱼一样黄黄的颜色，味道更差。家里有面粉的时候，母亲就做硬面饼，放在煮锅里用猪油炸成的面团，父亲称作"头疼饼"。春天，父亲总是去码头买来海豹的鳍足，母亲用水泡上一周，每天早晨倒掉油水，然后做成鳍足馅饼。
在费尔德中学，我第一次尝到了没有用盐泡过或腌过的食物，没有跟用盐泡过或腌过的东西煮在一起的食物，没有需要煮上几天才能吃的食物。在这儿，我们吃的都是新鲜肉，没有鱼，只要是肉就都是新鲜的，尽管许多家长都是咸鱼商人，但他们讨厌学校让他们的儿子吃咸鱼。我们吃的都是牛肉、菜汤、牛排和腰子馅饼，在特别的日子里，还有烤牛肉、肉汁黄焖土豆，最后的甜点还有糖浸板油或酒浸果酱布丁。
由于过去吃得很少，我这身体几乎完全丧失了吸取营养的能力。因此，刚进学校的时候，我瘦骨嶙峋，简直无法用营养不良来形容，前臂从手腕到肘部一般细，腿从踝关节到膝盖也是一样粗细。我的后臂和大腿只增粗了一点点，但不明显，因此，即使在夏天，我总是穿着汗衫和长裤。
费尔德中学的学生分成三个帮：最精英的那一帮自称"城里娃"，不过，并非只要是城里人就有资格成为其中的成员。"城里娃"是由普劳斯挑选的，他最终成了学生当中的头儿。他的祖父是普劳斯法官，写过800页的鸿篇巨制《纽芬兰史》。普劳斯经常好像是武断地随意地挑选成员，对此，他从没觉得有必要解释，也没人要求他加以解释。许多城里的学生根据自家的社会地位自以为能成为"城里娃"中的一员，却被普劳斯凉在一边。
第二帮人被"城里娃"称作"港湾仔"，由于住在学校，因此他们自称"住校帮"。"住校帮"比"城里娃"更加民主。要加入"住校帮"，你得住校，这是唯一的必备条件，但我这种情况除外。这个帮的头儿棒球很厉害，因此叫"棒球杀手安德森"，他宣布说尽管我也住校，但不能加入他们的帮，因为我家住在城里。不过，我不在乎。在我看来他们好像是一帮怪物，口音重得几乎听不懂，名字叫什么"阿扎赖亚"、"奥巴代亚"、"伊莱基姆"，像是他们的父母翻遍了《旧约》才从里面找到似的。
在费尔德，那些被遗弃的、不合群的学生最终只得相互将就着组成第三帮，被大家无情地称作"麻风病"。他们相互裹得很紧，与外人格格不入，其他男孩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又带着一种屈尊俯就的感情关注他们。有一阵子，好像我命中注定只能属于这那一帮，可普劳斯运用他上帝般的说一不二的权力邀请我加入他们一帮。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会使那些被他随心所欲凉在一边的男孩大为苦恼。当然，我接受了这一邀请。
普劳斯虽然还在读三年级，却是学校最棒的运动员之一，可能是因为打败了六年级的一个名叫克罗克的全校拳击冠军，他赢得了目前的地位。在学业上，他也名列全年级之首，因此深得老师的喜爱。他们似乎觉得，费尔德中学有他这样素质的男孩从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大家的生存环境。他的眼睛长得像普劳斯法官，跟《纽芬兰史》卷首的那幅像片上的一样，墨黑的头发和黝黑的肌肤使那双眼睛更显得惊人。他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高，行为举止潇洒自信，仿佛他知道你会认为他说的任何话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经常看见他站在那帮"城里娃"当中，双脚叉开，双手背在后面，面带笑容地听着其他孩子在努力讨好他。一天，他正这样站着，环顾球场，此时他看见了我，两眼注视着我。我正害怕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可当他突然告诉我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加入他那一帮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居然有这般运气。
费尔德中学有一所姊妹学校叫斯宾塞主教中学，是一所女子学校，在费尔德中学的背后，在操场尽头用铁栅栏与费尔德中学隔开。午饭和放学的时候，费尔德的男孩们和斯宾塞的女孩们总会在栅栏的地方相会，交谈，逗乐。可有个女孩总是走到街道外面，绕到费尔德中学的栅栏这边来。这是不允许的，但她总能躲开斯宾塞和费尔德两校校长的监视。
她好像成了普劳斯那一帮的成员，一位来访的才女，斯宾塞中学的"普劳斯"，或者说当着她的面他似乎是这样认为的，但她一离开，他就拿她开涮，称她"扁头鱼"　，这使我怀疑他究竟见没见过扁头鱼，因为我觉得她非常惹眼。普劳斯还叫她"棒女子菲尔丁"，当问及他何以知道她在哪方面很棒时，他总是咧开嘴，心照不宣地笑笑。


费尔德主教中学(3)
因为父母不和，在别人眼里，菲尔丁有些异乎寻常。她母亲住在纽约，父亲是个有名的医生，住在圣约翰斯。这些事即使她不在场时也几乎没人提及，但大家心里都知道。她的全名叫希拉·菲尔丁，但大家都叫她菲尔丁，即使是斯宾塞的女生也这样叫。只要她一出现在操场，普劳斯的那帮人就会围拢过去。
"你们上课好玩不，菲尔丁？"一天，普劳斯问。
"我想，差不多都一个样吧。"她说，"不过，当然除了刺绣和缝纫课，我们都希望快点上。"大家都笑了。
从远处看，要是她身旁没站人，没法比较身材，她看上去就像个完全成熟了的女人，而且举手投足的模样就像是个雍容华贵、傲气凌人的妇人，正昂首挺胸外出散步，呼吸空气，提着完全用来装饰的银头拐杖东指西点。她身穿标准的长套衣裙，皮带紧扎在腰部，袖口绣着荷叶边，花边衣领紧紧地套在脖子上，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她仅有13岁。可只要凑近一看，她做作出来的那种优雅却荡然无存，大概是因为她的身材，即便是衣服也无法遮掩她运动健将般的高大身架，或者是因为她那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表情，既有自我嘲讽的样子，又有点傲视他人的味道，让人觉得滑稽可笑。只有在很少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种表情会消失，她的脸庞会松弛下来，突然间，她会露出天真的吃惊模样。我总是盼望着看到这突如其来、稍纵即逝的变化，看到另外的一个菲尔丁，顷刻之间，她会撩起那层轻蔑的面纱，露出真我来。
她留着黑黑的长发，如果不盘起的话可能会垂到腰间，可她用发针把长发卷起，露出长长的后颈沟和白皙的喉部。
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初秋，从此在我的余生中，只要我们相见，我都会想起那天的情景，空气中弥漫着9月那种伤感却又甜美的气息，西风吹起，海港的水面上漂浮着帽状的东西，大风吹过树林，翻起树叶银色的背面。菲尔丁就像这季节中的一部分，也会随风而去，我从没注意到女孩子会像她这样，胳膊上有鸡皮疙瘩，缕缕黑发被风扬起，有一缕头发由于老是缠在嘴唇之间，因此总是湿的。那是1912年秋天的菲尔丁。
一天，菲尔丁在场时，普劳斯大声朗读了约翰·邓恩　的一首诗《致床上情人》：
允许我这驿动的双手，
上下左右，前前后后，
随心所欲，自由行走，
啊，我的亚美尼加，
你是我新发现的地球。
"啊，我的亚美尼加，你是我新发现的地球。"普劳斯一边念，一边斜视着菲尔丁．她似乎很难堪，使劲眨巴眼睛，左顾右盼好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用手把那缕不听话的头发拉到一边。
"你在看什么？"她朝我走上前来，拐杖稳稳地拄在跟前，双手放在上面。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斯莫尔伍德？"她问道。我点点头。"身上没多少肉，对吧？"我摇摇头，突然意识到自己骨瘦如柴的身子披着飘扬的衣服一定很难看。"因为你这么皮包骨头，从今天起，应该叫你'小木棍'，在纽芬兰就是'火柴棍'的意思，而且我觉得跟你那可笑的名字意思刚好相近。"　
男孩们都笑了。我想不出什么话可说。真希望她别再说下去。海风吹上岸来，像是外面的世界吹进这与世隔绝的学校里的一声召唤，空气中弥漫着咸咸的味道。
"听说是你叔叔资助你的。"菲尔丁说，"因为你父亲是个不中用的酒鬼。"
我依旧无言以对。
"你叔叔是做什么的？"菲尔丁问。
我的心在狂跳，我的头因为冲动而眩晕。我在想：无所谓了，无所谓了，总之我不属于这儿。
"做靴子的。"我回答，"除非你们只穿鞋穿袜。"
男孩们笑了。
"有意思。"菲尔丁说完，嘴唇紧闭，一只肩膀很不自在地扭了扭。"那么你老爸究竟是干啥的？"她问道，仿佛她想象不出我父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人，居然生下了像我这样的小子。
"他跟他老婆住一起，就是他孩子的妈。"我说。
男孩们发出"呜呜"的吆喝声，菲尔丁的脸红了。普劳斯拍着手，笑弯了腰，好像并不是在笑我说的话，而是他所设计的这两个身世完全不同的人的遭遇。
"斯莫尔伍德，你知不知道，你是个-是个-"我，应该说我们，在等着她的最后反击。她的脸更红了，眼睛朝向一边，眨巴得更快。除了我和菲尔丁，大家爆笑得前俯后仰，双手夹在膝盖之间，笑菲尔丁的惨败。普劳斯用手拍着我的背，像是嘲笑加祝贺，仿佛他坚信，尽管我表现不错，菲尔丁很快就会把我干掉。我努力装出一副"好戏还在后头"的表情。
突然，菲尔丁眼泪盈眶，脸部肌肉抽搐着，下巴红一块白一块。她二话没说，一转身大步朝斯宾塞中学的方向走去，一只手提着裙子，另一只手提着拐杖，耷拉着头。大家发出一阵欢呼声。几个男孩跟在她身后，发出"喔-呜"的声音，像相互壮胆的一群狗，但总是与她保持着一根拐杖的距离。普劳斯和另一个男孩把我举到他们的肩膀上，抬着我在球场里转圈，其他的男孩跟在后面。我万分恐惧，意识到自己把菲尔丁给"修理"了，显然，男孩子们早就认为她需要"修理"了。以前因为怕她，他们靠拉拢她来解除她的威力，不得不做出欣赏她的模样，或装着对她颇感兴趣的样子。至少这一次，我"修理"了她，用她生活中不准提及的事实"修理"了她，以前没人胆敢用这些作为弹药来攻击她，害怕她会竭尽机巧才智、尖酸刻薄之能事，疯狂反扑，因为她的一举一动似乎蕴藏着这种威力。然而，她却转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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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主教中学(4)
很快，我因为"修理"了菲尔丁而获得的"好名声"传遍了全校。有一个男孩不知道我就是斯莫尔伍德，问我："你听没听说斯莫尔伍德对菲尔丁说的话？"到处都有男孩在相互重复着那句话，到处都有人三五成群，爆发出阵阵哄笑。"他跟他老婆住一起，就是他孩子的妈。"普劳斯总是说："那是所有老爸的好榜样。"
自从操场的那次遭遇后，菲尔丁有两天没来费尔德中学，从斯宾塞中学传来的消息说她根本就没去上学，这是她致命的错误。要是她能强装笑脸挺过一两天的取笑，她在"城里娃"当中的地位以及我在学校的地位也许不会有多大改变。然而，她这两天的缺席却放大了她的耻辱，更加让人难以忘却。等回学校后，她重新加入到普劳斯的那帮人当中，但她的地位降低了，即使没降到跟班小喽啰的地位，但至少不再是普劳斯的心腹了，而是闷声不吭地跟在他和我们大家后面，好像不敢说话，生怕再招惹谁提起她父母亲，失掉自己仅存的那一点点自尊。
一个下雨的礼拜天，当我离开学校准备回家时，菲尔丁跟上了我。她肯定了解到我每周必定回家的习惯，于是一直在校门口等我。我没伞，她却拿着把伞，根本没有躲躲藏藏的意思，只是跟在后面几百英尺的地方，我走她走，我停她停。"菲尔丁，你有什么事？"我朝她喊道，希望能哄她跟我说话，最好能跟她言归于好。我觉得她对我在妙语对答时的侥幸胜利过于在乎了，觉得我们没有理由不能成为朋友，她从而有可能在那帮人中重塑首席铁嘴的地位，因为我认定她比我更名副其实。我还感到内疚，因为我知道自己说话太不留情了，也许她也是这样，但我的话的确太无情了，当时，她的眼睛不再看我，努力地保持着镇静，我忘不了当时她脸上的表情。她对自己在"城里娃"中究竟是什么地位浑然不知。在他们看来，她确实是女中豪杰，但他们并非真正喜欢她，或者说在看见她稍有疏漏就群起而攻之时没有一点点负疚的感觉。她因为蔑视现有的秩序而小有名气，不过也因此舍弃了秩序所给予的庇护和特权。虽然她无缘无故地攻击我，我还是对她心存同情。
"你有什么事，菲尔丁？"我用在音量上尽可能友好、诱人的语气又喊了一声。
可是，她一声不吭，只是手拄拐杖站在那里，不时地看着我。
我意识到她想看我住在哪儿。我本来想趁她没注意时把她甩掉，或者漫无目标地走一阵子，等她走烦了，就不再跟着我了。但又一想，她迟早会发现我住的地方，于是我径直朝家走去。菲尔丁跟着我穿过街道，看见我浑身湿透的模样好像很幸灾乐祸。10月，雨很冷，被风吹得斜打在人的身上。马匹挣扎着爬上城里的坡路，马蹄从烂泥中提起，发出一连串"嘬嘬"吮吸的声音，马的下腹和屁股上溅满了污泥。黄黄的泥水全都从山坡上流淌下来，汇积在达克沃斯街、沃特大街和海港街上，然后流进港口，使港口的周边变成浑浊不清的泥塘颜色。整个世界似乎变幻无常、水波汹涌，因此致使菲尔丁干下这等蠢事。
我跨过大桥，上了山，朝眉脊山走去。每次我回过头，便看见她在后面，举着雨伞吃力地爬坡，在水坑之间寻找着可以行走的道路，直到看见我停下，这时她也停下来休息，露出感激的表情。即使隔着一段距离，我还是能看见她因为吃力而上气不接下气，尽管天在下雨但脸色依然绯红，她不像我已经爬惯了眉脊山。我登上一幢房子的台阶，然后尽可能轻地把手放在门把上，这房子虽说算不上豪宅，但远比我们家的房子气派。我回头往山下看去，菲尔丁还在那儿，毫无表情，正阴沉地注视着我，没有受骗上当，依旧等着。我满脸羞愧地走下台阶，继续往回家的路上走。菲尔丁跟在后面，保持着原来的距离。这一次，我径直朝自家的房子走去，走进屋，隔着窗帘往外窥视。菲尔丁似乎以为我还在蒙骗她，她盯了更长一段时间，这才转身下山，为自己发现了我的住处而心满意足。
第二天在操场，菲尔丁在"城里娃"当中说我是"山上娃"。"他不住在城里。
他住在眉脊山上的一幢破房子里。"菲尔丁轻蔑地说，"他走到别人家的房门前想骗我。我的天，普劳斯，你该去看看他住的地方。如果你愿意，我带你去。"
大家都看着普劳斯，而他却盯着菲尔丁。
"你干了什么，菲尔丁？跟踪斯莫尔伍德回家？"普劳斯怀疑地问。
"没有，我……我只是-"菲尔丁看着普劳斯说，蓝蓝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接着，她转过身，又像上次逃走时的那副滑稽情景一样，飞舞着裙子，朝着道路大步走去。
对于其他的"城里娃"来说，与其说他们喜欢我，倒不如说他们害怕我。菲尔丁的败北始终在警示他们得罪我的后果会是什么，因此，在菲尔丁之后，我得到了这样一个本不该有的、未经证实的名声：我是个精于反唇相讥的铁嘴，虽说不会主动去惹别人，但一旦被人惹了，定会全力反击。
我属于少数几个真正愿意住在费尔德的孩子。公然蔑视这地方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几乎每个人都对被迫来这儿很不以为然。对于家境殷实的孩子来说，被送到费尔德意味着他们的父母并不富裕，不能送他们去海外的公学，或者意味着这些孩子学业上并无前途，因此没必要送他们去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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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主教中学(5)
很多男孩还编了许多有关上公学的说法。有个叫汤姆森的男孩声称在伊顿公学有条规定：任何家庭上伊顿的孩子不能超过两个，既然他的两个哥哥已经在那儿了，因此他被学校拒之门外。"当然还有其他学校，"汤姆森装腔作势地说，"但归根结底，其实它们也不比费尔德中学好到哪儿去，既然如此，我父亲干吗还浪费钱呢？"这故事遭到众人的嘲笑，但汤姆森却从不改口。
有的声称他们不会在费尔德中学呆多久，很快就会转学去罗格比学校、桑霍斯特学校、哈罗中学、圣乌尔弗雷克中学、格登斯顿中学的。"在任何优秀的学校中，真正重要的是五、六年级。"一个名叫波特的男孩说，"再在费尔德呆一年，然后就谢天谢地，去哈罗上学去。再也不跟你们这帮人见面了。"
当然，学校的老师也没一个愿意呆在这儿，他们大多数都是四处游历的英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在英国或比纽芬兰更好的殖民地的学校寻找教职没有成功的人，或者是曾经拥有教职，但出于某种原因被撵了出来的人。费尔德中学像是什么圣地似的，吸引了许多姓名稀奇古怪的老师，比如比德尔·瓦格斯塔夫、艾可·桑姆森、坡拉·伯纳德、阿斯库·普理德莫、塔斯克·麦克本、亚瑟·奥宁昂斯，还有一个总把自己介绍成"阿道夫·E．伯纳德"的法国人，总是重读字母E，好像这世上还有另外一个阿道夫·伯纳德，因此担心自己会被人认错。他们好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注定会变得古里古怪，屡遭失败，不过，也许是古怪在先，失败在后。他们虽然在伊顿和牛津接受过教育，但还是丢掉了原来的教职，最终沦落到了纽芬兰，关于他们并不清白的过去以及丢掉原来教职的原因，传言和推测可不少。
多数老师都看不起纽芬兰，讥笑它，数落它与英格兰相比之下的诸多不是，老是拿当地的风俗、传统开涮。他们发现这里的冬天压抑得难以忍受，因此，只要一开始下雪，学生挨鞭子的次数就陡然增加。像学生们一样，他们也不厌其烦地说明自己是不会长久呆在费尔德的，他们之所以落到这地步是因为偶然或临时的人生挫折，不久就会离开这儿的。
费尔德中学的校长名叫里弗斯，是参加过布尔战争　的老兵，他东走西走，腋下总是夹着一根教鞭，像根军用短手杖。他在费尔德呆的时间太长了，没法相信，或者说没法成功地让自己相信还会有离开这儿的机会。他把纽芬兰称作"北大西洋的厄尔巴岛"　，告诉我们他的使命就是疗治我们在此地住上了十几年之后所受到的伤害。他说，他的工作不只是教育我们，还要教化我们，因为他看得很清楚，即使有"仿效的优雅"，我们充其量是一帮野蛮人，祖先原本是"英格兰的渣滓"。（十年后他退休真的回到了英格兰，据说当他的船驶过峡口时，他高声叫道："拜拜了，纽芬兰人，你们比布尔人还肮脏。"）
我们学的东西几乎没一点是关于纽芬兰的，老师们向我们灌输的是英格兰的历史和地理，他们的思乡之情至诚至深，他们的所作所为仿佛是在表明，他们依旧住在英格兰，不承认住在纽芬兰的事实。每天，在里弗斯校长教的三年级历史课上，我们上课的第一个内容就是详细描绘英格兰的地图。随着时间的增加，我们绘得越来越好，里弗斯让我们比赛，看谁能以最快的速度绘出最逼真的地图来。
老师们对男孩子们做出的拉拢谁排挤谁的决定是认可的。他们在公学里呆的时间够长了，从学生时代起就产生了那种喜欢受到好学生爱戴的欲望，因此他们用公开讨厌像我这样的学生来讨得好学生的欢心。至于普劳斯，他是老师们的宠儿。
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不会做错事的，一旦当他犯下诸如迟到这样的小过错时，他会咧开嘴羞怯地朝他们笑笑，他们也会朝他笑笑，仿佛他正是他们在上学时曾经希望成为的那种有勇气、逗人爱的淘气鬼。老师们似乎从不知道如何看待我。他们好像不相信我的声望会持续下去，因此不肯急于表态。他们不在乎学校里有几个被里弗斯称作"贱民"的学生。我们的存在非但不会撼动等级的存在，反而会提醒人们这里也有等级之分。不过，对于我们这种下三流的学生来说，学校仿佛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我们的成功是有限的。我们可以沿着自己的那架小梯子往上爬到最后一格横档，但我们不能转而去爬别人正在攀登的高一点的梯子，就像他们不能转而去爬老师们站着的梯子一样。
有时候，我看见里弗斯在审视我，在估量我，好像他在想：跟普劳斯这样的孩子打成一片，我是否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是否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想，正是下意识地想要向他证明，或许说是骗他相信自己是知道自己的地位的，我才成了班上小丑的，靠献丑赢得的成功是很难受到承认的，在学校里，即使得到最高的分数，小丑依旧是小丑。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一样，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在对老师说话时也有某些自由。
至少在课堂上，里弗斯可以是那种男孩们觉得愤世嫉俗得逗人发笑的老师，很容易偏离课文，对所有糟糕的事情却滔滔不绝，尤其是当他把纽芬兰的事情与英格兰的对比，把现在比比皆是的事情与过去的事情对比的时候。
"再让里弗斯滔滔不绝一次！"我们依次走进教室时，普劳斯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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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主教中学(6)
他为何讨厌住在纽芬兰？我是以这个问题开始的。"先生，你对纽芬兰有什么意见？你难道不喜欢这儿？你一旦适应了，这地方也不错嘛！先生，你是不是很想念快活的英格兰？一年中的这个季节，那儿一定很美吧？先生，关于英格兰，你妻子最想念的是什么？"里弗斯虽然知道我问这些问题的用意，但因为厌倦了讲课，就像我们厌倦了听课一样，他干脆把椅子往后一推，把脚搁在桌子上，双手放在脑后，然后把黑色长袍的袖子往后一挥，用教鞭在桌上敲打，好像是在数着诗行的重音，开口说道：
"我们人类的渣滓来到这儿，你酝我酿了几百年之后，最后的结果就是这几万个纽芬兰人，而斯莫尔伍德就是这酒桶里的底渣。"
"那你就是我的老师，先生。"我说。
"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斯莫尔伍德？"里弗斯问道。
"6个，先生。"
"我的上帝！"他叫道，"你父母想干吗，要建立自己的王国？"
"先生，你有几个兄弟姐妹？"我问。
"我是独生子。"里弗斯回答。
"你父母一定为你很自豪吧，先生？"我说，"我指的是担任了像费尔德中学这样的学校的校长。他们最近要来看你吗？"
里弗斯在此之前的任职是在印度，他发誓说，那儿的学生英语比纽芬兰人讲得要
好。
"先生，我们之间能相互听懂。"我指着同班同学说，"我们听不懂的是你说的话。"
我俩就这样滔滔不绝，里弗斯一直是扮着笑脸，似乎是即使我胜了他，那也没关系，似乎他手里还保留着王牌，只是不屑浪费在像我这等人的身上。他从不启用权力打断我的话，也不因为我的不尊不敬而威胁要惩罚我。他根本就不相信人品是可以塑造的，甚至是值得去努力的。
像大多数愤世嫉俗者一样，他的理想的破灭好像是因为一开始对世间希求太多而造成的，他知道世间是无法满足他的那些希求的。不过，在他身上还依稀可见年轻时的理想主义痕迹，正是这一点使他变得很危险。
"丹尼生之后就再没有值得一读的诗歌了，狄更斯之后就再没有值得一读的小说了。"里弗斯说道，似乎在一个平庸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个人失败是可以原谅的，无法回避的。他认为，不仅是纽芬兰，甚至连整个新世界，皆为没有文化可言的荒蛮之地，不过，他把自己最强烈的轻蔑留给了纽芬兰。
"我不是在责备你们。"他说，"你们所谓的国家缺乏文化，这不是你们的错。"
他大声朗读济慈的《夜莺颂》和雪莱的《西风颂》，然后问我们纽芬兰还有什么能与之媲美。他举起一本《大卫·科波菲尔》，问我们纽芬兰还有什么能与之相匹。"要创造一个杰出的文化，一个伟大的文明，需要上千年的时间。"他说。
"普劳斯的祖父写过一本伟大的著作，叫《纽芬兰史》。"我说。
"纽芬兰的历史是伟大不起来的，"里弗斯说，"因为纽芬兰根本就没有伟大可言。当然，我没读过，也不会去读你说的那本书，不过，我相信那是一本经过深入研究、详细写就的编年史，记载着悲惨和暴行，记载着那些受过半拉子教育的政客们和像我这样的失意落魄流落他乡的人，记载着他们监管和教育这帮母国渣滓的后裔所付出的艰辛。"他看着普劳斯，仿佛在说："你普劳斯，还有你那位写书的祖父也不例外。"
"想想，你们这些人的祖先是谁？是连在爱尔兰和苏格兰也没法成功的人，爱尔兰是沼泽野人出没的国度，苏格兰的文化最登峰造极的莫过于是发明了风笛。我的上帝，脑子没法去想。如果说你们这帮人就是纽芬兰的精英，那么其他人会是个什么样？我们可以把这位斯莫尔伍德看成是乌合之众的明星。好好想想他是什么样的人的明星。不，脑子不好使，没法想。那些乌合之众就在外面，我们可以从斯莫尔伍德的身上推断出他们的存在，不过幸运的是，我们没法想象他们究竟是什么样。"
到第一年结束的时候，在三年级的19位同学当中，我名列第18位。母亲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她说："他们都比你起步早。你会赶上的。记住，有一个孩子比你差，尽管他所有的条件都比你优越。想想他是什么感受。"对于一个男孩来说，被认为比我还差是特别丢脸的事，但想到这并没有让我高兴多少。我的"人品"分数在满分500分中只得了45分，不仅是三年级中最低的，在全校也是垫底的。
我父亲对此大加谴责，认为这是在查利·斯莫尔伍德的名字上抹黑。"人品，即使人品砸到脸上，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他说，很明显，他们衡量一个孩子的人品，是看他父亲富不富有，看他穿的衣服华不华丽。他心想，贝克家那小子当街对自己的老子不敬，不知他得了多少分？
"如果你把上帝想成500分，那么得45分也不算太差。"母亲说。
"上帝？"父亲对她说，"上帝跟这有啥关系？难道上帝也在费尔德上学？"
数字缠绕着他，这些特殊的数字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我回家的第一天晚上，他趴在餐桌旁，在一张纸片上用各种方式翻来覆去地计算着，一边用铅笔把一行行的数字加起来，用除法分开，计算它们的百分比，一边一杯接一杯地给自己倒上朗姆酒。我上床睡觉时他还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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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主教中学(7)
"500分得了45分，500分得了45分，"他大声说道，"9%。少了455分。差205分
才刚好及格。你能想象这有多气人！我的人品居然有91%的缺陷，有91%不在了。"
他在楼梯脚下朝我喊道："孩子，他们评价的不是你，而是你的父亲，你可怜的父亲。我要你去告诉里弗斯校长，我给他的人品只打15分，不，不，15分都多了。告诉他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人品，等于零，得0分。那就是我给他打的分。告诉他，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没有人品。"
学校各门功课的分数都是任课教师给的，校长里弗斯负责给学校的每一个孩子打"人品"分，因此我早就知道他不会给我高分的，而且一定很低，因为我的"面试"很不好。（年末的时候，我们每个学生都要去他那里接受人品面试。）他说我有"胡思乱想"的倾向，也就是爱做白日梦。其他老师向他报告说他们经常抓住我坐在桌前，盯着自己写的一大串名字发呆，我自己的名字就在名单的末尾。
比如，我坚信自己会像普劳斯的祖父那样，写一部纽芬兰的历史，于是就把纽芬兰历史学家的名字统统写下来：约翰·里弗斯###官、刘易斯·阿马德斯·昂斯帕什牧师、查尔斯·佩德雷牧师、菲利普·托克牧师、摩西·哈维牧师、丹尼尔·伍德雷·普劳斯###官、约瑟夫·罗伯特·斯莫尔伍德。我把纽芬兰的总理一一列出来，把我的名字放在名单最后：王室顾问律师，高级圣迈克尔和乔治勋爵，枢密院顾问约瑟夫·罗伯特·斯莫尔伍德阁下。里弗斯向我保证说：像我这样"又傻又倔"的人，没有哪个能"加官晋爵"的，说完，他为自己的妙语得意地笑了。
我读了很多在里弗斯看来是不合适的书籍，换句话说就是非英国人写的书籍。我读了《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和《白鲸》　。
在准备接受里弗斯面试的那段时间里，我甚至离经叛道，正在啃一本根本就不是说英语的人写的书：《战争与和平》，这本书是我得到的圣诞节礼物。我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写一本对纽芬兰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一部伟大的、民族的、问心无愧的爱国史诗，就像《战争与和平》对俄罗斯产生的影响一样。
"你读了很多的书，是吧，斯莫尔伍德先生？"里弗斯问道，"腋下面总是夹着课外书籍。都是些什么书呀？都不是像你这个年龄的孩子该读的大部头。每次见到你，我总对自己说：快看斯莫尔伍德这小子，腋下又夹了一大堆的书。我在想：他要干什么？他在想什么？我对自己说：从一个方面讲，所有这些课外阅读是个好兆头。这孩子一定有迷惑之处，一定是在书中寻找什么。这个年轻人不同一般，他看问题不看表面。他呀，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啥事都想打破沙锅问到底。"
这是他最喜爱的说话方式：假装搜肠刮肚地找字眼，在方式和表达上不拘正统，因为他关心的是更重要的事情。
"我曾经也像这样，经常问自己-人们管它们叫什么来着-重大问题。我认为自己知道那些问题的答案。"
他看着我，好像在等着我表态，是否同意他对我的这个评价。我所能想到的该做的就是扬起自己的眉头。
他打出一连串讥讽、轻蔑的手势：扶扶他的眼镜、抚抚他的胡须，把手叉在腰间。
"把你拿的那本书，给我看看。"他说着，把手伸了出来。
"《战争与和平》，"他说道，带着一种玩腻了的口气，仿佛在此之前他经常反驳这部作品属于名著的说法，再驳一次无非是浪费气力。他赞许地挥动着拿着书的那只手，然后耸耸肩，手拿着书，离身体远远的。"或许是世间最伟大的作家所写的或许是最伟大的作品。"他读道，轻轻一笑，"嗳呀，嗳呀，斯莫尔伍德先生，你或许读到了这句话：'最伟大的作家所写的最伟大的作品。'然后你就对自己说：试想，要是有人这样提及我写的书就好了。是不是这样？"
他说最后这句话时，语气里带着某种理解，仿佛他在邀我向他袒露心声，仿佛在劝我把这事爽快地承认下来，不必感到窘迫，这是我一吐为快、如释重负的机会；仿佛在说他知道被这种以为自己命中注定会成为伟人的自傲和幻想所累是什么滋味。
"列夫·托尔斯泰，1828年至1910年。那么，这个或许是世间最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现在何处？斯莫尔伍德先生，你能告诉我吗，这个可怜的老列夫现在何处？"
"就在这儿。"我指着那本书说。他扬起眉毛，装着很认可我的机敏。接着，他把手再一次伸到课桌下，拿出一本大大的、皮革装订的《圣经》，并排地放在《战争与和平》的旁边。他微微地朝课桌躬躬身子，伸出双手，像商人在展示自己的商品，或魔术师在邀请你看他的道具是不是如他所说的就在跟前。
"怎么样？"他说道，面带狡黠的笑容抬头看着我。
"先生，您这是……"我问道，假装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我的反应似乎证实了他的某种预感，于是他把《圣经》放回抽屉，把我的那本《战争与和平》递给我。
"你是不是打算写纽芬兰最伟大的小说？"他问，"列夫·托尔斯泰写了《战争与和平》，乔·斯莫尔伍德就写《炸鱼与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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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德主教中学(8)
他站起身，背朝着我，眺望窗外。


1 初见陆地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本史书旨在讲述这座被称作纽芬兰的海岛自从地质形成、升出海面之后所发生的故事……
地壳变冷……
约翰·卡伯特　于1497年6月24日发现了这座海岛。35天前他扬帆出海，目的是寻找捷径，他以为自己发现了国泰，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回到英格兰，他告诉国王亨利七世，说他找到了大可汗的疆土，如果再资助他第二次远征，他肯定会找到大可汗的王国。国王首肯了，于是卡伯特又驶往纽芬兰，从此一去不复返。1534年，雅克·卡特尔　绕纽芬兰航行一圈，证实了它是座海岛，他努力让自己的队员相信，这一发现与他当初起航准备成就的伟绩（即发现一条通往东印度群岛的通道）一样伟大。这解释了他后来说的让许多人不知所云的话：对于一个水手，他最赏识的品质就是轻信。
1583年，沃尔特·罗利爵士　的同父异母兄弟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　扬帆出发，去寻找通往东方的路线，却不得不以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名义宣称对纽芬兰的占有权。在离开纽芬兰返回英格兰的时候，他随身带上一块草皮和一小枝树丫，以象征对这座海岛的占有，然而他的船却不像这座永远漂在海上的岛屿，驶到大西洋的一半便葬身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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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1)
尽管对纽芬兰百般嘲弄，但父亲最珍惜的东西之一还是那本1895年出版的由D．W．普劳斯撰写的《纽芬兰史》。他说，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史书之一，不过他怀疑除了在纽芬兰以外是否依然还有人会这样认为。
让他敬畏的不仅是普劳斯掌握数字的能力，包括他的表格、图表和一组组的数据，还有他的文字，准确、明了、雄辩，像法庭上的判决书，前因后果追溯得不厌其烦，判决结果阐述得一清二楚。这书读起来像是为了反驳向高院上诉的材料而写的翔实的论辩，不过，这论辩往往在一大堆的细节中失去了头绪。正如普劳斯在他的前言中所说，这书并不全面，即使是800页的十倍也无法一应俱全，因为书一写完，历史的某个片刻就没法记载了，即使在已经记载的历史中，还存在空白、不真实、不尽如人意的解释和推测，不过，他认为至少在理论上，所有这些推测都是可以更正的，阻碍他追求完美的唯一障碍是时间的不足和文献的缺乏。这位法官相信，这座海岛400年的历史是可以完整囊括的。只要时间许可，把我们的历史像英国议会议事录那样详尽地记载下来是有可能的。
对于我，这本书所包含的好像不是对过去的记载，而是历史本身，经过提炼、压缩，变成了一段我几乎无法举起的厚重的历史。
我父亲崇拜这本书，倒不是因为它向世界证明了纽芬兰的存在，或是因为它公开谴责了英格兰对纽芬兰300年的掠夺-尽管他非常赞赏这两点-而是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在生活中成就了自己认为最值得做的事情的人所结出的实实在在的果实。
就在圣诞节放假之前的一天，下课后，普劳斯问我："你真的认为我爷爷的《纽芬兰史》是部伟大的著作？"我当时读五年级，被送进费尔德中学已经两年了。
"没错。"我说，"我父亲有一本，他也认为那是本伟大的著作。"
"啊，真的？你父亲愿不愿意跟我爷爷见个面？"普劳斯说道，向我投来那副总是伴着不邀自来的慷慨馈赠的笑容。"他会在你父亲的那本书上亲笔签名的。"
我告诉他，那个周日回家时，我会问问我父亲的。
一想到与法官见面，我父亲好像非常害怕。"不行，不行，我的天，不行。"他说道，仿佛我犯了什么可怕的大错。他在客厅里来回踱步，使劲摇头，担心普劳斯也许已经安排好了会面，法官也许正在期待他的到访。我让他放心不是这么回事，同时问他，为什么不想见自己如此推崇的书的作者。
"我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说，"我所知道的是，我不想这样去见一个人。"
"免遭法办不见法官。"我母亲说道。
"拿着，"父亲边说边递给我他的那本《纽芬兰史》，"你跟小普劳斯去见法官，请他给我的书签名。告诉他查利·斯莫尔伍德向他问好。"
9年前，也就是1905年，法官普劳斯开始修订他的《纽芬兰史》，不仅是把第一版出版后的那几年增添进去，而且还更正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成为了铅字，引起了他的注意，令他夜不能寐，同时还把那些见诸于世的新文献包括了进去，这些文献经年历久，好像没完没了。
我跟着普劳斯去了他爷爷家-在米利塔利上的那幢古老的大房子，跟着他爬上楼梯台阶，走进一间书房，法官差不多被埋在知识的书堆中，桌上乱七八糟堆满了地图、海图，都是些粗制滥造、令人好奇的圆形地图，地板上到处都散落着厚厚的巨著，包括殖民地的档案，还有名人录。书房的墙壁好像是用书砌成的，书堆在书架顶上，一直顶到天花板；一缕缕日光透过挡着窗户的书堆透射进来。"爷爷，"普劳斯飞快地敲了几下门之后叫道，"这是乔·斯莫尔伍德，我在费尔德
中学的朋友。"
法官似乎很乐意被打扰。他坐在椅子里，旋转过来，满脸笑容，伸出手来同我握手。我从满地撒落的书籍中择出一条路，朝他走去，握住他的手，说："先生，很高兴见到您。"
"小伙子，很高兴见到你。"他回答。他带着一种既和蔼可亲又不知所措的神情看着普劳斯，然后摇摇头，眼睛又落到我的身上。房子里很冷，他穿着扣紧的斜纹软呢大衣，围了根红色围巾，在白色的长胡须下依稀可见。
"乔的父亲很喜欢您的书。"普劳斯说，"乔在想不知道您能不能为他的那一本签个名。"
普劳斯把我父亲的那本书摊开在法官面前的书桌上。像是被我们迷惑了一样，法官耸耸肩，咧嘴笑了，然后把他的名字签在普劳斯用手指给他标出的地方，在他的名字下面，还写了四行我不认得的字。
"遵循这句忠告，你就不会犯错。"他边说，边轻轻地敲点着这几行字。
我点点头。
"你刚才说这是谁的书？"他问我。
"我父亲的。"我答道。
"那个无赖。"法官说道，一时间，我才明白父亲之所以害怕来见法官，原来他们早就认识。普劳斯朝我眨巴眼睛，摇了摇头。法官环顾了一下房间，说道："这活儿我永远干不完。"口气揶揄，像是那些只是想让你记住他的雄心壮志，但真的毫不怀疑自己必将成功的那种人。
"小伙子，你知不知道，要是有时间我要做什么？"他对我说，"我要像卢梭那样，像鲍斯韦尔那样，专写一个人，一个纽芬兰的典型人物。你知道那个典型人物会是谁吗？"我摇摇头。"克朗尼·艾尔沃德。"他说，身子往后一仰，似乎这样更能看清我是否认同他的这个看法，认为这位我从未听说过的克朗尼·艾尔沃德是个典型的纽芬兰人。"他是个伟人，"法官说，"当然也是个学者，在他的领域里一流的学者，但同时也是民众的领袖，我们再也找不到类似的领袖了。


法官(2)
我要跟在他身后，把他的一言一行，把其他人对他的评价全记录下来。"
"爷爷，我和乔得走了。"普劳斯说，法官再一次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他从慌乱中振作起来，咧嘴放纵地笑了，说："小伙子，记住这个问题，谁造就了我们，何为我们的命运？这是我每天在这张桌子前绞尽脑汁想的问题。"说完，他向我们告了别。
"谁是克朗尼·艾尔沃德？"下楼后我问。"没这个人。"普劳斯咧开嘴巴笑道。接着，他向我解释，法官中过风，他们家人认为那是因为写书过于劳累。由于那次中风，他以为自己还在撰写他的第一版《纽芬兰史》，即使把签有他自己名字的第一版书拿给他看，这个错觉依然没法永久消除。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对修订版真正地做过任何修订了，不过他还是每天都去他的书房，潦潦草草地写下一页页无法辨认的稿子，家人老早就不再花费力气去解读他涂鸦的东西了，好像法官是在用什么不为人知的文字在写作，他自己发明的文字，只有用它才能完成他这本书的文字；好像他在自己的艺术中已经达到了那种高深莫测的境界，如今除了他，没有谁能读懂他的书。他不知道自己得了因脑受伤而不能写字的失写症，反而以为自己依然能够写作，因此拿着笔始终在纸上乱画。
至于克朗尼·艾尔沃德，虽然法官不顾家人的幽默，一连几个小时大谈特谈他的伟大功绩，他作为纽芬兰人的才干，但所有的记载里面根本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人。显然，他是法官中风后的虚构。
"还有，你记不记得当你说'我父亲'时，他说'那个无赖'？他以为你是指我父亲。他把你当成我了。不知道今天他把我当成谁了。"
我很生气，气普劳斯拿我和他爷爷开这种玩笑，但我更惶恐的是该如何对我父亲讲。谢天谢地他不肯来，要是他来了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场面，我努力不去想这些。我翻开书的扉页。我父亲心爱的《纽芬兰史》却被它的作者自己给玷污了。
我说："不能像这样把书拿回去，上面的签字一个字都认不出来，连字母都不清楚，我该怎么办？"签名虽然无法辨认，但至少像是签名的样子，而且写在扉页上作者的名字下面，普劳斯认为可以当做签名，可他也懊悔地承认，其余的涂鸦的确是个问题，自己应该受到责备。他说要去找他父亲帮忙，不过这意味着让他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即把外人带回家见法官，因为尽管不太成功，法官的状况是家人一直努力保守的秘密。好在离周日还有几天，普劳斯告诉我把书留给他，他会想法处理的。我极不情愿地把书留给普劳斯，逼着他承诺不再对它做更多的损坏，然后空手回到费尔德中学。
两天以后，礼拜五，他把书带到学校，还给了我。在法官胡乱涂鸦的下面有句译文，写道："致查利·斯莫尔伍德：从令郎口中得知在下的拙作深受先生厚爱，甚为欢喜。他与在下的愚孙是同窗好友，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也会成为好友。"同时书中还有张写给我父亲的便条，是普劳斯父亲签的字，解释说由于法官中风瘫痪了，因此他的笔迹除了至亲，谁都不认识。
"但愿你父亲没有生你的气。"我说。
"没太生气。"普劳斯回答，可怜兮兮地搓着屁股，咧嘴笑了。我如释重负，不过还是担心普劳斯的父亲是不是过分自责了，担心我父亲会不会动了心，提出要面见法官。
周日，我把书还给了父亲。一开始，他好像对题词非常满意。
"并没有居高临下的口气，你说是不是？"他说，"说的话也很真诚：'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也会成为好友。'话说得很友好，很得体。"
我在他跟前时，父亲一直坐着，那本书摊开在怀里，眼睛注视着那段题词，此时的我不时地向他投去紧张的目光，祈祷他不要看出什么破绽。他开口问我问题，我心想，回答中自己肯定会露馅的。
"你对没对他说查利·斯莫尔伍德向他问候？"我父亲问。尽管没有，但我向他保证我说了。
"他什么样子？"父亲又问。
"很苍老。"我回答，仿佛那是法官终身具有的一种特征。
"很苍老。"父亲点点头说，仿佛这与他原先已经形成的法官的形象非常吻合。
"他的手抖得很厉害。"我说，"而且蓄着很长的白胡须。"
"他提没提过靴子店铺？"父亲问，"他有没有把斯莫尔伍德这名字跟靴子店铺联系起来？"我告诉他法官没有提及靴子店铺的事。"他说了些什么？告诉我他都说了些什么。"父亲说。
"他没说多少话。"我回答，"我们没呆多久。他很忙。"
我上床之后，父亲走出屋子，走上平台。我听见他的声响，从床上爬起来，望着窗外的他。他站在那儿，双手放在栏杆上，嘴巴在说着什么，仿佛法官就站在他的下面。"好友？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你这个老家伙！你是不会给我这面子的。"
第二天，第一节上课铃还没响，我在操场上对普劳斯说："那句题词，还有夹在书中的那张便条，就是写给我父亲的那张便条，真的是你父亲写的吗？"我问道。我认出笔迹有点像普劳斯的，但没有告诉他。
"给你说实话，我没给我父亲看那本书。"普劳斯带着惭愧的神情说，"我本该告诉你，但不知道你会做何反应。反正，要是知道我带你去见了祖父，他会杀了我的。因此，我写了那句题词，还有那张便条。但愿谁也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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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3)
"是的。"我说。
在第二年的年中考评中，我在班上16个同学中名列第二，诺因奖学金的第二候选人。这个奖普劳斯得到了，主要是他在"人品"考核上以压倒优势的分数击败了我：总共500分就得了385分。"大家都认为你应当得奖。"普劳斯说。他说他和其他同学正在考虑提出请求，要求对奖学金评定提出申诉，可我把他劝住了，担心惹出麻烦。
我各门功课的分数大幅度提高，但"人品"分数始终保持在45分。问题还不仅仅是很低，而且固定不变，从来就没改变过。里弗斯好像在说：这个不能变，我的其他功课的分数根据情况可上可下，但我的"人品"，我的本质，将始终保持不变。可以说我的额头上已经打下了45分的烙印。我就是我，我的人品就是我的命运，我的命运就只有45分。
年终考评结果公布两天后，我父亲醉醺醺地出现在学校门口，吼叫着要进来。此时是1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晚些时候，"城里娃"都已经放学回家了。"住校帮"纷纷拥到窗前，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人是谁？""拳击手"安德森问。不过，我立刻听出了父亲的声音。我在这群"住校帮"假装打气的吆喝声中跑出宿舍，穿过操场。
"是斯莫尔伍德的老爸。"我听见有人在说，"他绝对是喝醉了。快去把他逮住，斯莫尔伍德，快去把他逮住。问问他有没有给我们留点酒。"
"里弗斯校长，"父亲摇晃着校门的铁栏吼道，"里弗斯混账，查利·斯莫尔伍德要对你说句话。里弗斯混账，让我进去。要么出来见我，我俩就在这门外说几句也行。先生，我想保证用不了你几分钟。你是知道的，是关于我儿子的事。你评价他人品不好，我断定这绝对是个错误。你跟我呆几分钟，说不定你就会更好地了解他，说不定你就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看他。"
等我跑到大门口，那个名叫安特尔、住在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里看管男生进进出出的小个子老头正气得发狂。他戴了顶软帽，穿了件印着费尔德中学标章的学校运动衫，像是自从毕业后就从没离开过学校。
"别出声，先生，别出声。"安特尔说着，站在父亲的双手够不着他的地方，自己的双手紧握。"你要是再叫，他们会叫警官的。"
"我在警察局有朋友。"我父亲说。
"回家吧，爸，回家吧。"
"乔，是你？"父亲说道，好像他最没想到在学校遇见的人就是我。他穿着连裤的工作服，口袋里插了一排铅笔，脚上穿着一双沾满盐渍的黑皮靴，手里拿着那根"挣饭棍"，看上去像是直接从码头上来这儿的。他光着头，头发直立，像是刚刚脱掉他的绒线帽，不过，没看见他的帽子在哪里。
"乔，去把里弗斯校长叫出来。"他说，"告诉他你爸，查利·斯莫尔伍德想跟他说一点点话。"说到"一点点"时，他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一点点的动作。
"他不在。"我说，"他开会去了。你干吗不赶快回家？"
"里弗斯混账，"父亲扬起头大声吼道，眼睛眯缝着，好像这样能更真切地听清自己的声音，能更好地欣赏自己的声音。围在宿舍窗户边的那些男孩兴奋得发狂。"查利，你当面这样骂他，干吗？"安德森吼道。
"喂，小伙子们，你们都是好样的，都让人满意，这没说的。"父亲叫道，"但你们比不上我的乔。不管那个里弗斯混账怎么说，你们比不上我的乔。他有点骨气，真的。里弗斯真是个混账。"
他抓住大门的铁栏又摇晃起来。"我查利·斯莫尔伍德真没用，干脆劈了当柴用。"他喊道，引得那群"住校帮"更加兴奋。我转过头，看了看校长住的地方。
我扯谎说他不在学校，的确没有哪扇窗户能看到他的影子。安特尔带着乞求的眼光看着我。
"警官马上就要来了。"安特尔说道，眼泪差点急出来了。"校长是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的，他肯定要把警官叫来。"
"我才不怕警官呢！"父亲说。
"校长会怎么想？哦，我的天，我的天哪！"安特尔说。
"我出去给他说。"我说。
"哦，不行。"安特尔说，"哦，不行，我没权力放你出去。而且要是我开了门，他会进来的。我不能开门。"
"开门！"父亲说。
在男孩子们的一阵掌声中，我爬上大门，从另一侧跳了下去，没有给安特尔一点点采取行动阻止我的机会。我抓住父亲的胳膊，竭力把他的身子扭过去，但他挣脱我的手，隔着铁门想去抓安特尔，差点把他抓住了，然后又试图用他的"挣饭棍"去戳他。
"警官-"安特尔说道，为了躲避我父亲差点倒在地上。
"警官来了也得挨我的棍。"父亲说，"而且他们挨戳，你也要挨戳。"
父亲的一只脚踏在大门最矮的那根横栏上。"我儿爬得出来，我就爬得进去。"
他说着，双手试图把身体吊起来，可另一只脚没法在被冰裹住的栏杆上找到支点，我怕他再往上爬，就抱住他的腰，但即使如此，他还是往后倒下，我们两个都摔倒在地。宿舍那边响起一阵逗乐的欢呼声，不过，由于我差点被压得没了呼吸，后脑撞到了地上，那么大声的欢呼我只能依稀听见。
"没事吧，乔？"父亲从地上爬起来，跪在地上俯视着我问道，手里握着那根"挣饭棍"，好像是用它把我打倒的。"没事吧，没伤着你吧？你的头撞地上了，让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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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4)
"没事。"我说。
他手脚着地，盯着白雪覆盖的大地，摇了摇头。
我好不容易站起身，双手放在他腋下，抱着帮他站了起来。
"我们回家吧。"我说。这一次，他依从了，任我拉着他离开了大门，不过此时他依然回过头，高声叫骂。
"里弗斯，总有一天我会评价你的人品的。"他说，"不可乱判，免遭法办。靴子东穿西穿，总有一天会穿在自己脚上的。你听见了吗，里弗斯混账？"
我领着他朝家走去。过了一阵，他不再回头乱骂了，像以往一样，每次这样的爆发之后，他便懊悔起来。
"儿子，对不起。"他说道，头耷拉着，脚步沉重，一只手提着"挣饭棍"，活像根长矛。"我总是这样把事情弄得更糟。总是把事情搅乱。乔，我没用，真的没用呀。可你不一样，儿子，他们这样对你不公平，就是不公平。"
"没关系。"我说，"我们回家，喝点汤。我会对妈说学校准许我回家过一夜，我是在回家的路上碰见你的。"
"好极了，儿子。"父亲说，"好极了。乔，上帝会保佑你的，你是个好孩子，有海量，你看，有海量，这样的海量我也有。你知道不，还有什么比海量更厉害的？"
第二天，当我在上课前几分钟走进教室，坐到自己的位置上时，同学们立刻安静了下来。尽管昨天有些人在宿舍窗户边站过，但现在却无人说话。午饭时分，我跟那些"城里娃"在操场会合。虽然普劳斯肯定听说了昨天的事，可他只字不提那件事，其他男孩也学他。我告诉他们，因为我未经允许离校，里弗斯惩罚我交被普劳斯称作"巨额"的罚金。
"我不会交的。"我说。
"如果是钱的问题-"普劳斯说。
"他罚我并不是因为未经许可离校，而是因为我父亲骂他'里弗斯混账'。"我说。我敢肯定，普劳斯和其他男孩早就从"住校帮"那里听说了这事，他们笑了。
"你也许做得对，可-"普劳斯说。
"我想退学。"我说。
"别犯傻。"普劳斯说，"没什么值得退学的。我们这里的人挨打挨得几天都没法走路，也没退学嘛！"
"他知道我宁愿挨打，也不愿退学。"我说，"他知道一元钱对我意味着什么。
他想让我去找我叔叔，借此羞辱我父亲。"
普劳斯说："听着，如果是钱的问题，那不是个问题。我们大家集资。里弗斯是不会知道的。"
我悲愤地摇摇头。
"如果你退学了，他就会说这些年来他对你的评价没错。你知道，他想整治的男孩不止你一个。从现在算起几周之后，他又会捉弄别的人，这事也就忘了。"
最后，我没有坚持，让大家帮我交了罚金。这事我没有向父亲提半个字。
过完圣诞节返校后，老师们叫我们一个个分别去里弗斯的办公室。整整一天，我们逐个地去。等一个男孩回来，下一个男孩再去。所有回来的男孩个个看上去都惊恐万状，不敢理睬大家的低声询问。该轮到我时，刚刚回来的男孩波特说里弗斯要我等到最后再去。我看了看坐在教室对面的普劳斯，他还没去。他耸耸肩。
男孩一个接一个地回来，最后轮到他去了。离开前他咧嘴笑了笑，朝我使了个眼色，可回来时，他却没看我。最终，倒数第二个男孩回来说，里弗斯这下要见我了。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里弗斯面朝窗户，俯视着下面的操场，凶神恶煞地用他的教鞭敲打着窗户。修剪得很高的后脖子红得发紫。不知为什么，当他疯狂的时候，只有那部分发红，而且我从没见过比这一次更红的后颈。他头戴吊着帽穗的学位帽，身穿校长制服。
他转过身，透过那双又小又圆的眼镜片看着我，猛地一下递给我一张纸，等我伸手去接时，又把手抽了回去。
"那是什么，先生？"我问。
"是什么？先生？"他说，"难道还要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先生？好像你还不知道，先生？是你写给《晨报》的信，先生-"
"没有，先生，我没有-"
"是你写给《晨报》的信，幸亏咱们学校的一位朋友最先看到，然后寄给了我。
信是这样写的-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来朗读吧：
敬启者：
费尔德主教中学的老师们虐待我们。他们把我们大部分的伙食费归为己有，用所剩无几的经费购买他们能找到的最便宜的食物。我们总是饥肠辘辘，无法集中精力学习，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懒惰，只要犯错就棍棒伺候。他们要我们在学校买作业本，付的钱要比本身的价值高出一倍。还有，由于没有足够的煤炭，我们的宿舍总是很冷。去年，有三个学生得了重病，离开了学校，再也没回来。大家都咳嗽不止。一个男孩还被老鼠咬了……
"等等，等等。谎话连篇，恶毒之极。落款是'费尔德中学全体同学'。"
"先生，我没写过。"我说，"不是我的笔迹。"
"谁的笔迹都不是。"里弗斯说，"这信是用书上剪下的单词和字母拼凑出来的。'我们的宿舍总是很冷。'斯莫尔伍德，这句话让你露馅了。这信是在圣诞节期间从圣约翰斯发出的，而圣约翰斯唯一的住校生就只有你。"
"可-"
"斯莫尔伍德，你想过没有，这封信会造成多大的损害？你想过没有，天主教徒的日子会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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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5)
"可那不是我写的，先生，我发誓。"
"难道你要告诉我是别人写的？"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真的，先生。我不知道是谁写的。其他人怎么说的？"
"甭管其他人怎么说。"
"不是我写的，先生。为了给我惹麻烦，任何人都可能像那样写宿舍的事。"
"斯莫尔伍德，这就是你的德性，使劲把错往别人身上推。给我滚出去。"我站在原地，呆望着他手里的那封信。"滚出去！"里弗斯吼道，教鞭狠狠地抽打桌子．
当天下午，普劳斯把所有男孩召集到体育馆，包括"城里娃"、"住校帮"，还有"麻风病"们。我急于想听听里弗斯都对别的男孩说了什么，于是老早便到了，站在体育馆入口处遮篷下，面朝海港。峡口外面，海水像石板瓦一样黑。空气中有一种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刺鼻的气味。雪在空旷的原野上飞旋，落在邦德街尚未铺砌却被冰雪覆盖的大道上。到了5点钟，天会很黑的，再也看不见飘落的雪了。其他男孩终于开始来了，他们双手插在大衣的口袋里，低着头，以防帽子被风吹掉。
结果我发现，里弗斯试图让他们每一人都承认那封信是我写的，声称有一个学生早已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仅仅是在寻找证据证实我有罪。尽管天气寒冷，普劳斯仍命令所有男孩光着手按住胸膛对天发誓："假如是我写的，今晚不得好死！
"每一个人都发了誓，包括安德森，还有其他的"住校帮"、"麻风病"、"城里娃"，以及我，最后是普劳斯。
接着，普劳斯向大家透露，里弗斯威胁说如果不赶快告诉他是谁写的信，他就要把大家的"人品"分打得很低，这样毕业时他们拿到的文凭就会毫无价值。
"是不是你写的，斯莫尔伍德？"普劳斯突然面朝着我问道，脸凑得很近。"圣诞节在城里的住校生就只有你。"
我的心里感到难过，似乎想起了自己曾因自尊而没有理会的什么警告。"我没有给任何人写过任何信。"我盯住他说。
"你得告诉我们是不是你写的，斯莫尔伍德。"普劳斯边说，边翻起他的衣领，此时，风卷起一股飞雪刮过大地。"玩笑开得很棒，真的很棒，而且很大，不过就是太大了。"
"没做过的事情，我绝不承认。"我说。
"你要知道，我们有些人的命运都押在上面的。"普劳斯说，"分数低下去，我们可吃不消。"
"难道我就吃得消？"我说，"肯定是有人为了陷害我，才把宿舍的事写进去的。"
"你是在指控谁？"普劳斯问。
"我哪儿知道？"我说，"我想不出有谁这么有心计。"
"斯莫尔伍德最有嫌疑。"安德森说，"要他承认，我们得揍他的屁股。你最好认了吧，免得皮肉受苦。"
我哀求似的看着普劳斯。
"这是没办法的事，斯莫尔伍德。"普劳斯说道，几乎很内疚。"嗨，也许不是你写的，可这是没办法的事。"
"信是我写的，我寄的。"
我们转过身，菲尔丁站在那儿，背朝斯宾塞中学，她的那根拐杖稳稳地拄在跟前的雪地里。她肯定是沿着街道绕过栅栏跑到费尔德中学这边来的，然后穿过操场，因为风的呼啸，我们没有听见她，没有注意到她。
"是我写的。"菲尔丁说，"是我。我写信是为了报复斯莫尔伍德。"
我看着普劳斯，他看上去几乎快惊慌失措了，不知如何是好。这对他是个难堪的时刻，而且他也知道。大家都看着他。
"怎么教训她，普劳斯？"安德森问。
普劳斯看着我，一时间，我觉得他想通过自己的认错来否定菲尔丁的坦白。"她会-会被开除的。"普劳斯说，"这就够了。"
"我看还不够。"安德森说，"依我看该抽她的光屁股。"
"我看还是放了她吧。"普劳斯说。
"普劳斯，怎么啦？"安德森说，"害怕里弗斯会说什么？"
"我什么也不怕。"普劳斯回答。他一把夺过菲尔丁的拐杖，害得她差点扑倒在雪地里。"快点，免得叫别人看见。"普劳斯说。
几个"城里娃"推搡着菲尔丁拥进手艺训练中心，我们其他人紧跟其后。这地方是我们学做木工手艺的地方，可眼下没有人用。大家把菲尔丁摁在锯凳上。普劳斯正准备撩起她的外衣和裙子。
"住手。"我说。
"你真的要抽她，普劳斯？"安德森问，"我是说，你真的要抽一个女娃子，还要抽她的光屁股？"
普劳斯不知所措地环顾四周。从我站的那个位置看不见菲尔丁的脸。两个"城里娃"用手捂住她的嘴，防止她发出叫声，不过，她没有挣扎。安德森笑了，笑弯了腰，有几个"住校帮"也一样。
"我的天，普劳斯，你该瞧瞧-瞧瞧你自己的表情。"安德森说。
"我要抽。"普劳斯说，"不过你们大家-你们大家都得抽。这样就不会有谁去告密，只有她一个人的话对我们不利。"他朝菲尔丁歪了歪头说："我们可以说是她编的，就像她编了那封给《晨报》的信一样。"
那些遵照他命令把菲尔丁拖进来的"城里娃"别无选择，只得赞同他，否则就没脸面了。"大家抽我就抽。"波特说。其他人口中嗫嚅，表示赞同。
"伙计们，走吧。"安德森说着，又笑了。"住校帮"跟着他离开了训练中心。


法官(6)
接着"麻风病"们也溜了，剩下我们几个"城里娃"，还有趴在锯凳上的菲尔丁。
"手松开。"普劳斯说。
等两个摁住她的男孩松开手，菲尔丁站起身，但没有转过身面对我和普劳斯。
"走吧，菲尔丁。"普劳斯说，"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要是你告诉谁-来，捡起你的拐杖走吧。"菲尔丁一言不发。我虽然看不到她的脸，但从她站的姿势，我敢肯定她的眼睛是闭着的。
"把拐杖给我。"我说。普劳斯看着我，耸耸肩，把她的拐杖递给我。他和其他"城里娃"窃笑着、耳语着鱼贯而出。
"菲尔丁，你-你干吗要-"我问。
"请把拐杖放地上，走吧。"菲尔丁说。她的声音在颤抖。她用鼻子吸着气，好像在哭，但头没有低下。"走吧，斯莫尔伍德，你的仇会报的。我不用你管。"
"你干吗要-"
"我告诉过你，叫你有麻烦。"
"不，这个我知道。我是问你干吗-干吗承认？"
"因为脑子有问题。"她说。此时，我确信她是在哭。"请走吧，斯莫尔伍德。
什么话也别说了，快走吧。"
我走了。屋外几乎全黑了，天开始下雪。雪在建筑物之间飞舞着，俨然烟囱里往上蹿的烟灰。"住校帮"钻进了宿舍，里面的灯光亮了。"城里娃"也没了踪影，八成是回家去了。我站在训练中心的背风处，等着菲尔丁出现。我知道，她最不喜欢的就是有人看着她离开。最终，她出来了，环顾四周，好像是看海边有没有人，然后用戴手套的手摁住帽子，穿着带扣的靴子，拖着脚步从雪地上走过，长裙发出沙沙的声响。她对我怀恨已久，为了报仇等了三年，这太奇怪了。我记得为了看我住哪儿她跟踪我的那一天。我可以想象她的家是什么模样，但我发誓绝对不会亲眼去看一眼。突然，她扬起拐杖，甩开大步朝前走，疯狂得像是在挥舞着一把大砍刀，在雪地里为自己开辟出一条道路来。
"城里娃"告诉里弗斯，菲尔丁承认是她写的信，于是她被叫去斯宾塞中学的校长办公室，被学校开除了。第二天，我被叫到里弗斯的办公室。"斯莫尔伍德，要是有证据，我也要开除你。"里弗斯说，"我知道你跟这事肯定有关系。"显然，他深信凡涉及我的事情，他都能随心所欲、无人质疑，因此在接下来的那一年，他叫我进六年级乙班（商务班），那些被认为不适合上大学的学生就进这样的班。几周之后，我深知费尔德中学对我来说是条死胡同，于是便退了学。
至少刚开始，里弗斯完全没有开心快活的样子，反而显得有些失望。我想他原本期望看到我徒劳地在商务班苦读。我没有提供退学的理由，他也没问。尽管我是自己退的学，他仍然对我发表了一通可以算作逐出令的讲话，长篇大论地说明我的离开于学校毫无损毁，不是我抛弃了学校，而是相反。
"斯莫尔伍德，我一直试图告诉你的是，没有谁是不可缺少的。"他说，"没了你，这所学校照样办。你的位置将被另一个男孩所取代。等着挨整的人多着嘞！
"他暗示说给我的"人品"的评分从来就没错过，正如他早就知道的那样，那个必然的、不变的45分终于得到了验证。他说我浪费了一个用银盘托着送给我的良机，这样的良机对于家庭背景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不是常有的，也许我太没教养了，不知感恩。想想看，对我叔叔弗雷德·斯莫尔伍德，这意味着什么，他担着风险资助我，把我当他自己的儿子对待。最后，里弗斯扬起双手，似乎是说他因为不得不让我开路而感到惋惜，并且希望他的最后这次讲话会从某些细枝末节之处减轻我不幸的命运，不过，他怀疑会不会有这样的效果。
"好了，就这样吧，斯莫尔伍德，你走吧。"他匆匆说道，仿佛再没有什么可以为我做的事了，仿佛对于我他已经履行完了所有的义务，完成了一件令人讨厌但又不得不做的任务，现在该着手做其他的事情了。他的双手放在背后，面朝窗户，踮起脚尖，然后又脚跟落地，这样反复不停地一踮一落。我很想再一次告诉他那封信不是我写的。但看着他站在那儿，注视着窗外，腋下夹着教鞭，后脖子气得发紫，我突然意识到他沦落到这个地步是多么的失意落魄，多么的老羞成怒啊，他觉得自己斗不赢我，因此自以为丢了面子。
我的离开没有前呼后拥的场面。自从训练中心的那件事后，我故意躲开那些"城里娃"，没有理睬普劳斯的建议。
"好嘞，斯莫尔伍德，别再为那事闷闷不乐了。"普劳斯说。
"其实你是很乐意看见我挨打的。"我说，"你认为信是我写的。"
"那你说我该怎么认为？"他问道，咧开嘴笑了，仿佛在说我俩都知道，要是我换成他，也会那样做的。"你说我该怎么认为？"
我转身走开了。
"好吧，你看着办吧。"普劳斯说，"去跟那些'麻风病'们为伍吧，现在也只有他们愿意接纳你了。"
全校的男孩都在上课，教室的窗户全关着，盖满了霜。穿过冰冻的操场似乎是条漫漫长路，走到一半时，我朝校长的办公室望去，看见里弗斯正站在一扇窗户旁。他抬起手，可我不知道他是要向我挥手告别还是要捻弄他的胡须。等我抬起手，他却转过身。我走到大门口，安特尔站在那儿，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他早就警告过我这个结局。"再见，安特尔。"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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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7)
我迈步朝眉脊山走去，那个士兵背包模样的帆布桶形包横挎在肩头。跨过沃特福特桥时，我摘下费尔德中学的帽子，把它扔进河里，看着它顺着水流漂走，大概会漂到海港里去。站在桥上，我注视着那些领航艇，每一艘艇的帆布上都印有一个大大的"P"，它们穿行在纵帆船、有吊臂的大驳船和堆着高高的煤炭和木材的侧轮汽船之间。那些纵帆船的风帆全都卸了下来，光秃秃的桅杆和索具、横七竖八的船壳沿着北面的码头排开，俨然一片荒芜的树林，好像整个船队被一场风暴刮进了船坞。
我抬头朝眉脊山望去，看到了我们的房子。
里弗斯给了我一张通知，交给我父亲，告诉他我退学了。那天晚上下班回家，父亲读着那份通知，双手直颤抖。"他凭啥把你分到商务班？"他问，"是不是因为那封信？"他从弗雷德叔叔那儿听说了那件事。我点点头。"可那信不是你写的，是不是？"父亲说，"我听说是哪个-哪个医生在斯宾塞中学读书的女儿想给你惹麻烦。"
"这没关系。"我说，"里弗斯之所以分我去商务班，是因为他想那样做。没那回事他也许还会那样做的。对我来说，再在那儿读下去是浪费时间。"
父亲呆望着那张通知，轻声说："我不懂。他知道你跟那封信没有关系。他是知道的。"
晚上，酩酊大醉之后，他开口了："儿子，你完了，你完了。我俩完了。我们全家都完了，我们没救了。"接着，他开始骂起普劳斯法官的那本《纽芬兰史》，称其为"那本书"，不知怎的好像我的退学是那本书的责任。"那本该死的书！
请求上帝，但愿我从没见过那本书。"
我这位父亲以前从来就不愿让我去费尔德读书，在过去的三年里还一直劝我离开，可如今当我真正退了学之后，他却声称自己"心都碎了"。不久，他会把费尔德说成是"最棒的学校"。
"有了张费尔德的文凭，年轻人就可以想干啥就干啥了。"他边摇头边说，"这下可好了，我们最后的希望完蛋了。"夜半三更，他依然喋喋不休地颂扬着费尔德中学，称赞那帮教师是多么的了不起，称赞他们是如何地懂得传统和文雅的重要性。"他们是伟人，有学问。"他说道，重音落在"学问"二字上，仿佛关键就在于此，仿佛只有像他现在这样充分理解了"有学问"是什么含义，你才能懂得那些老师是何等的伟大。"我知道以前自己批评过他们，可我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他说。现在，他能看到我的前途是什么了，我将去斯莫尔伍德家的靴子店铺，在"老头子的靴子底下干活"。"儿子，那只靴子在召唤你了。"那天晚上他站在楼梯脚高声吼道，"那只黑靴子在召唤你了，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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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羊毛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610年，约翰·盖伊在库比兹建立了第一个正式的定居点，侥幸碰到的连续两个暖冬让他误以为自己喜欢上了那儿的生活。1613年的那个冬季却颠覆了他的信念，因为那个冬季太正常了。此后他回到英国，余生中常常半夜惊醒，直到其妻向他保证他已不再住纽芬兰了，方肯重新入睡。
伦敦和布里斯托尔公司把约翰·盖伊的那块殖民地卖给威廉·沃恩。在与盖伊长谈之后，沃恩真后悔这话怎么没在买地之前与他谈。事实上，沃恩根本就没去看那块地，而是写了一本名叫《金羊毛》　的书赞美它的优点，另外派了一些威尔士人代替他去了那儿。
过了两年，沃恩没有听到那些威尔士人的消息，于是他派理查德·怀特伯恩爵士去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怀特伯恩向他报告说人并没死光，那些幸存的人甚至在说要建什么房屋。1620年，那个殖民地却令人费解地被人遗弃了。
沃恩接近各式各样的人，把殖民地的一大部分兜售给那些对"你认识约翰·盖伊？"这个问题作否定回答的人。
在那些人当中，有个人是乔治·卡尔弗特爵士，巴尔的摩勋爵，国务大臣，他从沃恩那里买下了一大块土地，宣称打算要在费里兰开辟一个殖民地，作为那些在英国因为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罗马天主教徒的避难所。不过，他兜售的这个主意没有效果。罗马天主教徒们早已受够了迫害，那些听他建议的人说，他们宁愿被人折磨，也不肯落得像"威廉的那些威尔士人"那样的下场。
卡尔弗特去找沃恩，想问他那些人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按照沃恩的忠告，他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一群人身上，在英格兰，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人生运气就这样子了，移居纽芬兰似乎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结果不久，在另外12个威尔士人的陪伴下，有个名叫爱德华·怀恩的船长去了纽芬兰。他们在费里兰建立了一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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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书(1)
一连几周，除了吃饭的时候，餐桌上什么东西也没放，就只是那本书。父亲把它安放在餐桌的中央，仿佛家里的什么宝贝。他指着它，称它为"他"或"你"，好像那书就是法官本人。"'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也会成为好友。'啊，是的，我敢肯定，你和我，我们会成为好友的，知心好友，心腹之交，肩并肩地一道生活。要是当初在学校相识，如今我俩一定会在拉布拉多猎杀驯鹿，共度美好时光。作家、记账员，那将是多棒的一对呀！"
有时，他在深夜假装法官对查利·斯莫尔伍德说话的口吻自言自语："本人屈尊俯就，在这本我写的而非你写的书的扉页上满足你的妄念，我的这部长达800页的鸿篇巨制，你是没法写的，是你力所不能及的丰功伟绩，相形之下，你的整个一生真是微不足道啊。"
"别再对着那本书唠叨了。"母亲总是在楼上吼道，"一个男人对着书说话，很不正常。"
"是书在对我说话。"父亲回答，"它在嘲笑我，在侮辱我。"
"你在发神经啊，斯莫尔伍德。"母亲说，"你像是在说梦话。让你说话的不是那本书，而是你灌的黄汤。"
可父亲像是把法官捆在了一把椅子上，每晚都要按时给他一顿痛骂似的，他在厨房里来回转着圈，对着那本书侃侃而谈。以前，他也曾有过固恋，但从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也不是像这本书那样是件实实在在的物体。听到他在楼下对着书谈话，像是对哪个我们从未见过的深夜来客说话，一会儿指责法官，一会儿又指责他自己，仿佛他是法官，我们大家的神经都快绷断了。
他已经连续两天没去上班了，躺在厨房的那把坐卧两用的长椅上，一直到天黑，我们吃饭时他也躺在那儿，等着我们吃完，把桌子让给他好重新开始数落那本书。"斯莫尔伍德，你会被解雇的。"母亲站在长椅跟前，朝他大吼。父亲麻木地咕哝了几句，转过身面朝墙壁。母亲坐在桌前，双手掩面。
第三天父亲去上班了，那天晚上，我听见他上了床，我自己也睡着了，很久之后，有人摸下楼梯的响动惊醒了我。我听见后门开了。我朝窗外望去，母亲身穿睡衣，正站在面朝城市的那个平台上。她双手捧着法官写的那本书，正凝视着封面。接着，她用一只手掌托起书，身体往后一仰，好像是想把它砸向法官家的屋顶似的，将书往黑暗中猛掷出去。我能依稀看见书在风中翻开，书页拍打着，几秒钟之后我听见它掉在老远的山坡下，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母亲默默地站在那儿，目送着那本书落下，胸脯靠在平台的栏杆上一起一伏，仿佛惊慌得喘不过气来。
眉脊山下传来了一阵低沉的轰鸣，像遥远的雷声，越来越响，接着渐渐退去，不过又持续响了一会儿。她踮起脚尖，把身子伸到栏杆以外，伸长脖子想看个究竟。接着，大概像是害怕这响声会把我们大家吵醒，她慌忙回到屋里，飞快地、几乎是毫无声响地穿过走廊，爬上楼，穿过楼梯平台，回到她的房间，她的床上。
第二天礼拜六，我们大家围坐在餐桌旁，这时母亲宣布了一个消息。她说，昨晚发生了一场雪崩，在我们家房子下面100英尺远的地方，一直崩塌到山脚，非常糟糕。有几处围栏被压平了，不过她说"谢天谢地"没有压塌任何房子，雪崩只是在两幢房子之间造成了毁坏，如今，翻越眉脊山的道路被雪阻断了。
"你们信不信，就在两幢房子之间，雪塌了下去？你们老爸马上要跟其他人一起，去帮着把路挖出来。"
父亲余醉未醒，好像并未对接下来的事情感到兴奋不已。
"我跟你一道去。"我说。
随后，我们下了山，加入了男人和男孩们的队伍，我们从雪堆的两头往中间挖。
我仰起头看了看我们家的房子，看得见雪一路崩塌下来的痕迹。小一点的树，树尖被压断了，一些大树也被连根拔起。有的地方，甚至连山坡上的雪和冰也被削光了，露出黄黄的岩石和泥土。正如母亲说的那样，这场雪崩从两幢房子之间穿过，没有损毁房屋，只是朝向塌方的那一面被刮坏了，墙板碎裂了。
我们围着雪堆干了将近一个钟头，这时，雪堆对面有人高喊说他在雪堆下面发现了什么。"我看这下面有人。"他说。我站在那儿，注视着其他人慌忙朝那个人站的地方奔去，开始疯狂地挖掘。"你们看，"那人说，"你们看，这里有只胳膊。"一只胳膊从雪中伸了出来，肘部朝上。两个男人抓住胳膊，使尽全身力气往外拖，但没有用。"这是谁呀？已经冻僵了。"有人问。
有的父亲叫自己的孩子走开，不让他们看到这惨相。男孩们眼睛盯着那只胳膊，很不情愿地退了下去。"快回家去！"一个男子吼道，两个男孩朝山上奔去，毫无疑问，他们是去报丧的。我父亲好像忘了我在场。人们又接着挖掘。我守在雪堆的另一头。最后，人们挖出来一具尸体，翻过来一看是个老人。是默瑟先生。
据说他单独一个人住在眉脊山上。他的眼睛圆睁，嘴巴大张，里面塞满了雪。
那天晚上，父亲说："是默瑟老先生。正好住在山脚下。"
"可雪并没砸到那么远，而且一幢房子也没压着，今早你自己是这么说的。"母亲说。"他一定是在路上行走。"父亲说，"一个人住，失踪了也没人知道。83岁了，想想看，活到83，然后就那样走了。"


那本书(2)
"让雪给塞饱了。"我情不自禁地说，忘了这话会对母亲产生什么影响，因为默瑟先生的样子在我的记忆中太清晰了。"好像被人用雪硬塞到了这儿。"我指着自己的胃和胸脯之间的位置。他的食道塞满了雪。
"别说了，乔。"母亲说。她坐在沙发上，很恐惧的样子，惊恐地呆望着炉火。
"别说了，看来那不是谁的错，是个意外，仅此而已。"
"是上帝的安排。"父亲说。
"不是，不是上帝的错。"母亲说，"都那个时候了，默瑟先生还在外面干吗？"
"什么时候？"父亲问。
"我的意思是指那么晚了。"母亲回答，"一定是很晚了。我-我一点声音也没听到。"
大家沉默了一阵。昨晚，离我们睡觉的地方只有几百英尺的山下，有个人被活生生地掩埋了。有个83岁、名叫默瑟先生的人，以前我从没听说过他。当人们把他挖出来时，他的食管塞满了雪，嘴巴成了一个圆圆的"O"形。
我僵直地坐在沙发上，不禁担心会不会有人根据线索进行推断，心惊胆战地等着听到有人提起那本书，等着听到有人从默瑟先生身体下面把那本书挖出来，等着警察局有人出现在门阶上，手里拿着那本控告罪行的书。我既感到恐惧，又觉得滑稽。母亲坐在椅子里，躬着身子，双手紧扣，呆望着地板。她无意中导致了默瑟先生的死亡，那本书引发了那场雪崩，像末日的审判降临到他还有她的头上。
这似乎很滑稽，但我不停地发抖。
过了一会儿，父亲站起身，开始在客厅和厨房里四处翻寻，看看沙发背后，撩起坐垫，查找贮藏橱的最上层。
"我的那本书哪儿去了？"父亲问，"有谁看到我的那本书？"
"我怎么知道你的书放哪儿了。"母亲说。
"我昨晚就放在那儿。"父亲边说，边指着他座椅旁的咖啡桌。
"昨晚你喝醉了。"母亲说，"你可能放在别处了。"
"我就放在咖啡桌上。"父亲说，"从来就放在那儿的。"
母亲站起身，操起壁炉边的那根拨火棍，朝燃烧的煤炭戳去，戳得火星飞蹿。
"在这儿，"她说，"你那本可恶的书在这儿，就剩下这点儿了。昨晚我把它烧了，就像你烧靴子一样。我听烦了那本书，烦死了，所以把它烧了。"
"你没烧。"父亲说。
"我烧了。"母亲说，"我告诉过你，我警告过你，听你对着那本书喋喋不休，我烦死了。乔把那书拿去找法官签字，结果惹了麻烦-"她又对着余烬猛戳一下，飞起更多的火星。
"得了，得了。"父亲说，"别把你住的房子也烧了。"母亲扔掉拨火棍，哭着
跑上楼去。我原以为父亲肯定要在她冲进自己的卧室前吼上几句，可他没有。
"她把它烧了。"父亲平静地说，"她把我的书烧了。她这是干吗呢？"
春天，当大部分雪融化的时候，我爬下山坡，沿着雪崩的路径，就近查看它造成的毁损。同时，我也瞪大眼睛留心寻找那本书，当我在陡峭、嶙峋的山坡上缓缓移动了不到一半的路程时，我突然看见那书像鸟儿一样栖息在一棵大云杉树底层的树枝当中。书是翻开的，面朝下，像是哪个读者把它放在那儿做个标记，把它扔在了那儿。书的封面和封底被条条水渍玷污得已经无法辨认上面的字了，可一连数月翻开的那几页依然字迹清晰，不过有几行字已经不见了。其他书页被雪水饱浸，全粘在一起了。我不敢去翻，害怕把纸张撕坏。我小心翼翼地把两部分分开的书页合拢，想看看书脊是否还能把书页粘牢。虽然书没散，但书脊中央留下了一条深深的折痕，书已经没法合拢了。
我偷偷地把书带回家，用一根缎带照着我在费尔德中学看到的缠旧书的办法横七竖八地把它捆好，然后藏在屋后的棚屋里。每天，我都会溜出去查看，仿佛我在棚屋内藏了什么正在康复的逃亡病人。那本书两个月后才全晾干。我用一把折叠式剃刀试图把书页分开，首先从书角开始，因为那儿比较容易下手，不过，页角依然粘在一起。
我看着法官潦草的那行字和普劳斯杜撰的那几句"译文"，心想：普劳斯花了多长时间才冥思苦想出应该写什么，如果谈得上了解的话，他的话有多少是出自对我父亲的了解。"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也会成为好友。"
"但愿谁也没伤害。"普劳斯曾说过。
我也告诉过他"是的"。


3 苦难和悲惨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在以后的5年中，怀恩给卡尔弗特发回了多份报告，生动地描述了费里兰殖民地的成功，声称他们"兴旺发达，所有目睹者为之赞叹"。
1623年4月，在怀恩报告的鼓舞下，卡尔弗特为这块被他称作"阿瓦朗省"　、如今被人昵称为"阿瓦朗湿地"的殖民地申请了特许权，并获得批准。
怀恩于1627年返回英格兰，此时的卡尔弗特再也热情难捺，想亲眼目睹自己的殖民地。在家人的陪同下，他扬帆去了费里兰，在此次航行中把沃恩的《金羊毛》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
抵达不久，他的两艘船便落入海盗之手，这种洗劫早已成了惯常，怀恩认为不值得一提，因此在过去的信中没有提及。1628-1629年的那个冬天之后，卡尔弗特启程返回英格兰，尽管那些备受坏血病折磨的殖民者告诉他那个冬天还不算太糟，但这气候还是让他说了这话："在世界的这个地方，我所拥有的只是苦难和悲惨。"
与此同时，沃恩却像作家一样，隐遁于世，无影无踪，不过后来才有人发现他正在写一本名叫《新世界谋生之道》的册子，忠告殖民者在纽芬兰如何死里逃生，尽管他从未经历过那些危险，但身为作家，他却能把事情想象得活灵活现，那些从未去过纽芬兰的人发现这本书令人信服，该书因此非常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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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迪湖(1)
多少年来，我们家唯一的宗教象征就是壁炉上方的那个普普通通的木头十字架，只是摆摆样子，以防万一。父母这是脚踏两只船。
母亲从没强求我们上教堂，因此，当她突然研读起宗教来，用集邮者考究邮票的方式"考究"起宗教的书籍时，除了我之外，大家都感到很惊讶。
"你要干吗？"当她开始把各种各样的教义问答手册、祈祷书、赞美诗集、弥撒书和各个教派的圣经读本带回家时，父亲问道。满屋子都散落着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包括英国圣公会的、英国国教会（改革派）的、基督教长老会的、公理教会的、救世军　的、基督教新教浸信会的、五旬节派教会　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罗马天主教的。她甚至还研读起以前被她斥之为"怪诞"宗教的书籍，包括基督教科学派　和耶和华见证会　的东西。
她不仅研读，而且还去参加宗教仪式，还常常带上我，不管她新近萌动的好奇心有多么的强烈，但她好像还是害怕单独一个人去。我想，圣约翰斯城不同教派的教堂我至少都进去过一座。母亲坐着或站着，像个喜欢挑剔、高高在上的观察者，仔细聆听，眼睛注视着那些神父牧师，还有面前的那些教徒。她像个精明、冷静的顾客，必要时完全能够打消购物的狂热。
她最推崇的是新世界福音派　的教义。
"乔，我在寻找真正的文章，名副其实的文章，可还没找到。"她说。
一个周日的下午，她说如果我发誓不对任何人讲的话，她有个秘密要告诉我。我以为自己要听到的是有关那本书和默瑟先生的事。我答应了，于是她告诉我，说她"有罪"但很快会"得救"了。她告诉我，上个礼拜二她在新高尔街被人称作"方舟"的毕士大　教堂皈依了五旬节派教会，而且下个礼拜天将同其他39个人一起在城市高地的一个名叫蒙迪湖的池塘里接受洗礼。
"乔，我不知道这是咋的。"她说，"我去了那座教堂，只是想看看那儿有啥热闹，大家都在谈论毕士大教堂和有个叫加里格丝小姐的女人，可是，乔，有件事情发生了，真的。"
显然，从我的表情看，我惊恐万分，不想听下去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母亲停止了说话，把脸扭到一边，用双手蒙住。我想与这种宗教的狂热保持距离，害怕自己也身陷其中，丧失自我。想到有一种比我自己的意志还要强大的力量也许、或者如果我放弃就会驱使我，我就感到害怕。我已经看得出，她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完完全全是我的母亲，也不会把我完完全全看成是她的儿子了。
在所有教区，五旬节派教会的头领被称作执事，而且必须是男性，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合适的男子对"方舟避难所"感兴趣，因此加里格丝小姐就成了非正式的执事，唯一不能主持的圣事只有婚礼。母亲在客厅壁炉上方的墙壁上挂了一张加里格丝小姐的巨幅画像。画像里，加里格丝小姐的头发盘起，高高地堆在头顶上，中间有一条分缝，看上去像是个"M"。她身穿一件黑色的外衣，衣领饰有带孔的花边，脖子上挂着一个十字架形状的缎带饰物。一只手搭在拐杖上，另一只手拿着一大本摊在膝盖上的黑色《圣经》。画像里的她射出轻蔑、令人不安的目光，好像她能转瞬辨别出你的善恶，好像她早已听厌了为纵欲、放荡和邪恶编造出的各种各样的借口，没法欺骗她。我的父亲看见这画像，称她是"纽芬兰的艾丽丝"　。
在礼拜天洗礼之前，母亲带上我去听加里格丝布道。我不知道她是否希望我也有可能被转化。
按照她的自我评价，加里格丝小姐是个来自新英格兰的"无人可比的信仰复兴者"，那天晚上，在布道中她告诉会众，她自己的转化是在缅因州的一间破旧谷仓里发生的，母亲说她从未听到过如此热情激荡、振聋发聩的演讲。
她说："谷仓里获得重生的我在过去的20年中周游世界，唤醒、教化、洗练、拯救着人们的灵魂。可是前不久，52岁的我感觉到了纽芬兰的召唤，我觉得自己在上帝的驱使下来到这儿，创建一座名叫'方舟'的教堂。一开始，纽芬兰的形状在我梦中出现，起初还是个模糊的印象，每晚逐渐清晰，开始呈现出一个岛屿的形状，不过是哪座岛我仍说不明确。终于，我看见了纽芬兰，尽管原来我并不知道有这座岛屿，并不知道它是什么样。我把梦中看到的形状画下来，交给一位朋友看，她说我画的是一张纽芬兰的地图，每个细节都非常准确的地图。"这时，加里格丝小姐把自己画的地图展开，呈现给会众看，同时告诉大家，在查阅一本地图集时，她看到不久之后即将成为自己主教管区的首府名叫圣约翰斯，是以施洗者圣约翰　和福音传播者圣约翰的名字命名的，后者还用五旬节派教会的格言"耶稣即将转世"结束了《启示录》甚至应该说是整部《圣经》，此时，她毫无疑问地坚信了"纽芬兰的召唤"。
"纽芬兰的居民们，你们都是新生儿，灵魂得救门槛前的弃儿。"她说，"今天，你们之所以在我的教堂里，是因为你们没有教堂，没有哪所教堂愿意接纳你们。或者应该这样说，你们不会被别的教堂所接纳。"
她说："在这群会众中有一个女人，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她以为没人知道，其实有人知道；她以为自己永远得不到宽恕，其实她会得到宽恕的。我亲爱的女人，你听我说，我的妹子，你听我说-我不会说出你的名字，因为你知道自己是谁，而且上帝也知道，因为上帝无所不知-只要你向他祈求，上帝会宽恕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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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迪湖(2)
这个"女人"几乎可以是任何人，但我看得出母亲为何受到如此强烈的感染。
6月初，在一个月前最后的寒冰才刚刚融化的水中，母亲接受了洗礼。礼拜天上午，她坐着一辆由眉脊山上的一对五旬节派教徒夫妇赶的大车回到家，身上裹着一床被毯，头发乱糟糟地贴在头上、脸上，衣服依然滴着水，粘在肌肤上。
"我得救了，乔。"她抖动着嘴唇，虚弱地说，"我得救了。"
"小伙子，照顾好你妈。"那个男子粗声粗气地说。"上帝保佑，斯莫尔伍德太太。"他们赶着车离开时，那个女的说道。那匹皮毛乱蓬蓬的老马地慢慢下了山。
我把母亲扶进厨房，她坐在那儿，双臂合抱，浑身发抖，看上去像是被人从水中救出，然后被赶紧送回家以免染上肺炎，而不是从罪恶中得救。我的姊妹们催她跟她们上楼去换件干的衣服，但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她的眼睛仿佛在专注内心的某个幻象，像是她曾经见过、但又不许泄露的什么显灵。
我不知道那天在蒙迪湖池边母亲发生了什么事，不过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永远地改变了她。我发誓，假如上帝本人在我面前显灵，我一定叫他放心，我宁愿自己拯救自己，也不愿劳他大驾。


4 趣闻杂论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罗伯特·海曼从库比兹逃走，建立并掌管了一个名叫"布里斯托尔希望之地"的殖民地，没隔多久他从那儿返回英格兰，写了本名叫《趣闻杂论》的书，杂录了许多琐碎的小事，更正沃恩的胡诌，可惜这书的原稿没能面世，而是在出版前被沃恩做了修改和删减。（普劳斯在他的《纽芬兰史》中，误把沃恩的版本作为正版历史，把《趣闻杂论》斥为"一本稀奇古怪的杂录"。普劳斯完全被沃恩欺骗了，甚至相信沃恩去过纽芬兰，在特拉帕塞建了一处殖民地，但事实上，他终身从未坐船驶离过英格兰，驶出远到看不见海岸的地方。）
我们手上有一本罕见的原版《趣闻杂论》。在沃恩的版本里，有这样的一首诗：
纽芬兰的空气清新、健康，
炉火熊熊，如木材般芬芳，
淡水和海水，一样丰沛，
土地肥沃，赛过家乡。
气火水土，样样乃生命之本质，
如此福地，何人不愿以此为乡？
然而，海曼的手稿上却这样写道：
纽芬兰的空气恶浊、肮脏，
出门前别忘了把头罩戴上。
淡水和海水，冰一样寒冷，
一旦掉进，小命即亡。
树木稀少，炉火难旺，
土地贫瘠，万物不长。
气火水土，样样乃生命之克星，
众人小心，莫信威廉·沃恩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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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德克斯特(1)
虽说是自愿离开费尔德中学的，但我始终觉得自己在那儿是失败的，而且那将是我人生中的最大的失败，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系列似乎永无止境的失败的开端。到这个世纪的最后25年，等我着手指导撰写我那部纽芬兰百科全书时，在费尔德中学这个词条中，我会关照撰写者不要提及我。我给出的理由是：在那些从费尔德中学毕业后继续深造获得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或者在其他方面出类拔萃的同学当中，我是不值得一提的。但真正的理由却是：我不愿意让费尔德中学因为我即将从事的事业而获得好评。
1915年，我只受过相当于现在9年级的教育。可终有一天，大批的学者会响应我，听从我，害怕我；牛津毕业的律师、哈佛毕业的博士，大学教授、政府官吏，所有的人在没有事先得到我的认可之前是不敢提笔的，而且不无道理。终有一天，在下议院，我会让索邦神学院　毕业的反对派领袖出尽洋相。然而，在内心深处，我始终相信这些人比我优秀，真正优越于我；我现在认识到，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我父亲说对了，那只靴子在发出召唤，不过，召唤我的还不只是那只靴子，还有回家后的那种生活，回到老房子与接二连三繁殖出来的兄弟姐妹们的共同生活。
自我离家上学以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孩子，总数已达到10个，而且还有一个在母亲的腹中。如果说我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成为挤在三间卧室里的12人中的一员，那就是响应召唤，即使是靴子的召唤。这些天来，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与她新近发现的信仰有关，但这也无济于事。
母亲去跟弗雷德叔叔商量，基本上这样决定了：我得以什么身份去作坊干活。跟父亲一样，我是不想把自己的一生花在制靴做鞋上的，但短时间内，这似乎是我能搬出去住的唯一途径。
其他年轻人都去参军打仗了，虽说一个15岁的孩子算不上什么，但我却是个和平主义者，而且立过誓的，即使接到招募也决不参军。
我想到离开这儿去大陆。我知道去美国需要健康证书和证明无肺结核的X光片，于是，我去找医生。
在检查室里，当我脱掉衣服，医生看见我的模样就忍不住笑了，尽管他很同情我。我怀疑在申请移民的人当中，他是否见过比我更无希望、更乐于自欺的人。我近视，不戴眼镜几乎是两眼一片黑。我的体重仅有87磅，他核查了两次磅秤，以确保自己没读错。他说，即使按照纽芬兰的标准，我也算得上是营养不良。我甚至觉得他会告诉我到了45岁时，我的"人品"也会降到一个危险的程度。听了我的肺部之后，他诊断我已经是"肺结核前期"了，要是不改变饮食习惯，肯定最终会得肺结核的。他嘱咐我要吃新鲜水果、蔬菜、肉，似乎在我的饮食中这些东西之所以缺乏，是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而不是因为我吃不起。我离开了他的诊所，心想真不该去见他。
我已经是"肺结核前期"了，这个担心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母亲以前总是告诫我要小心肺结核，叫我要注意，否则会最终死掉或进疗养院"卧床"，就是我们称作"院子"的地方。这称呼含含糊糊，给这病蒙上了一层更加凶恶的色彩。我不知道"卧床"其实是对付肺结核的一种疗法，反而以为那是症状之一，因此成天提心吊胆生怕被想要平躺的那种欲望所征服。上床睡觉时，我俯卧或者侧卧，如果醒来发现自己平卧时，我担心极了。
我低着头，沿沃特大街漫无目标地走着，一门心思地想着自己会死，沉思中差点跟一个人撞个满怀。
"对不起。"我咕哝道。
"诗人在想啥？"一个声音在问，是菲尔丁的声音。她跟以前的模样不一样了，至少穿得不一样了。她身穿一件黑色的运动上衣，里面是件高领的白色短衫，下面是件长长的棉褶裙，脚上是一双黑鞋子，纽扣密密麻麻一直延伸到脚趾。我觉得这身打扮更适合她，比从前她在学校里穿的更好看，以前的那身穿着我总觉得是50年前过时的装束。（她依然拿着自己的那根拐杖，此时，那拐杖夹在她腋下，手柄朝向我。）还有，她的脸也发生了变化，面部肌肉好像有一点点松垂了，似乎某种最基本的、最本质的东西已经从她身上抽走了。
我所遇见的第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听，我会把自己的烦恼一股脑地倒给他，管他是谁，这无所谓，我也从没想过要考虑考虑，他也许不愿意听我的诉说。我告诉她医生的诊断，告诉她自己与靴子打交道的命运正步步逼近。等我讲完，她说她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决我的这两个问题。
她告诉我，她父亲是个医生，他的病人需要增加体重，就要喝帕布斯特蓝带发酵啤酒，每天一瓶，连续喝120天。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可她向我保证说她是当真的，还说如果愿意，我们可以去问她父亲。我没有同意。
"他的有些病人已经得了肺结核，这个办法对他们有效。"菲尔丁说。我提醒她我还没到喝酒的年龄。
"我也没到。"她一边说，一边从夹克口袋里掏出一个发亮的银色细颈瓶，只露出一点点瓶颈让我刚好看见。我吃了一惊。
"别让谁看见了。"我说。她鄙夷地抿着嘴，看着我，好像以前从没见过我这类人。我开始提出反对，可她手一挥全然不理。她告诉我她知道到哪里可以弄到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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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德克斯特(2)
"你得马上开始喝。"她说，"否则，你喝不到120天禁酒令就颁布了。"她说，议会已经通过了禁酒法案，准备从现在起127天后生效，这意味着我必须在一周之内开始行动。
我告诉她，只要住在家里，我根本没法行动，而且我也没钱搬出去住，除非找到一份工作。
"跟我来。"菲尔丁说。我俩并排着无言地爬上山，来到达克沃斯街，菲尔丁指着《每晚快报》的橱窗，里面有则广告说要招聘法庭记者。
"一周后晚上9点在这儿见我，我给你弄那种健身啤酒。"菲尔丁说，"斯莫尔伍德就这样被菲尔丁拯救于肺结核和靴子之水火之中。"
说完她便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唉，不是感谢她，因为我还没把握该不该谢她，没把握那种啤酒会不会有效果，还有那份工作会不会申请得到。我走进报社。我敢肯定自己一定是第一个前来求职的，因为我刚一问完，对方就告诉我那工作是我的了，两个礼拜后就可以上班了。
那天晚上，我告诉母亲自己在达克沃斯街的一座公寓找了个小房间，准备搬出去住，她跳了起来，一边在屋子里踱步，一边摇着头，仿佛已经看见我在达克沃斯街那间小屋里，肩膀垂着、孤苦伶仃地坐在床上，为写新闻而心力交瘁。
"要是一个人，我就能做更多的事。"我说，"而且离我工作的地方也近。我会挣更多的钱帮您抚养弟弟妹妹们。"母亲虽然还没天真到被我的劝说所动摇的地步（如果我付了食宿，还能有多少钱给她？），但她看见我决心已下，于是同意了我的请求。
搬进公寓，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大头钉把一张纽芬兰的油布地图钉在墙上，这张地图不包括拉布拉多，因为当时还不明确，直到1927年才明确拉布拉多的界限到哪儿为止，魁北克的地界从哪儿开始。地图是我从一个人的手里买来的，他向我保证说这地图不像其他纸质地图，它会经久耐用，不会变脏，只需用块湿布擦擦就干净了。为了证实它经久耐用和不易弄脏的优点，他举例说原来拥有这张地图的人曾经拿它当桌布。"垫着吃饭用了好多年。"他说，"你瞧瞧，有没有污迹？"这地图很大，我怀疑在成为桌布之前，它可能在哪所比费尔德中学更珍视纽芬兰地理知识的学校的教室里挂过。
每天早晨上班前，我用这张油布地图作样板，画纽芬兰的地图。我的目标是今后能够凭着记忆把它画出来，就像我能凭着记忆画英格兰的地图一样。在我开始画纽芬兰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晚上一闭上眼，我看见的却是英格兰的地图，好像我的大脑在释放这张原有的图形，抗议说这样画下去是徒劳的，因为英格兰老早就已经印刻在我的脑子里，其他的地图画得再多也无法替代它。由于纽芬兰有五六个主要的半岛，半岛上还有没完没了的半岛，以及数不清的海湾和河口，它比英格兰更难画。我已经会画一张完美的地图了，为什么还要劳神费力地去画另一张更复杂的地图呢？也许这是我的脑子想要努力弄懂的问题。我凭着记忆画纽芬兰的地图一定画了上千次了，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画的并没有更好。我20岁画的那些地图还远远比不上我12岁画的那些英格兰地图。
我和菲尔丁第一次见面一个礼拜之后，她和我晚上9点在《每晚快报》报社的门前又见面了。我没钱一次性买下120天的啤酒，于是决定分5次买，每次24瓶。在码头的一间仓库背后，我们跟一个几乎没了牙齿、外衣褴褛的家伙见了面。我很吃惊，菲尔丁居然会跟这种人打交道。我们付钱时，他紧张得不停地朝四周看。我给了他25分钱，他搬给我一个木头箱子，说外面写的是姜汁汽水，可里面装的是啤酒。他一脱手让我拿着时，箱子沉甸甸地拖着我朝地上坠。即使有菲尔丁抬着箱子的另一头，我仍然得鼓足了劲才能伸直腰，而且胳膊还在发抖。"路远不远？"没牙的家伙问。我摇摇头。"要是碰上了警察，甭说从哪儿弄的酒，否则没好下场哟！"他说。我们又拖又拉，走走停停，费了好大劲才把这箱酒运到山上我住的公寓。
我们关上门，放下窗帘，然后才撬开木箱，里面的确装着帕布斯特蓝带发酵啤酒。"喝吧！"菲尔丁边说，边从口袋里掏出自己那个银色细颈瓶。
"不能让你一个人喝。"她说着，然后旋开瓶盖，猛喝了一口。
"里面装的是什么？"我问。
"苏格兰威士忌。"她说。我俩坐在小桌旁，她喝她的细颈瓶，我喝我的第一瓶防结核啤酒，其味道让我差点吐了。我能做的就是喝完一瓶，然后就烂醉如泥，
更不用说恶心呕吐了。菲尔丁叫我别吐，否则得喝第二瓶，那是唯一让我忍住没吐的原因。我想，每天一瓶要喝120天，我担心到头来甭管体重多少，我也许会染上、或者说是唤醒了父亲的那种对酒精的嗜欲，因为我的骨子里也许就有那种癖好。酗酒或肺结核，我究竟该冒哪个险？如今想起来这似乎很可笑，但对于一个还不到16岁的男孩来说，那的确是进退两难的选择。值得安慰的是，啤酒的味道并没有引起我的爱好。喝完一瓶后，我没有丝毫再来一瓶的愿望。
我在墙上挂了块小木板，用粉笔在上面写下119，开始倒数。每天晚上，当我费劲地噎下一瓶啤酒后，我就擦掉原来的数字，写上一个新数，每喝完十瓶，我就称一称自己，结果发现自己连一盎司也没增加。但是，我依旧坚持，心想等喝完全部的啤酒之后兴许体重会增加，等喝到第120瓶的时候，也许到达这个科学的量，我体内会发生某种增重的生理反应。然而，这种反应没有发生。等喝完了菲尔丁开出的120瓶啤酒，我依然斤两未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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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德克斯特(3)
"斯莫尔伍德，我看，即使你每天吃下一头牛然后躺在吊床上不动，体重也不会增加。"当我面对面质问她时，她说。
第一次喝酒的那个晚上，在公寓楼里，在喝了半瓶后正担忧如何把另外半瓶啤酒给噎下的时候，我又提起那封写给《晨报》的信，以及菲尔丁试图陷害我却没能得逞的事。
"菲尔丁，那是件蠢事。"我说。她也认为那是件蠢事。
"本来是想报复你。"她说，"我想，在构思那件事的时候，我可能是有点喝醉酒了。"
"喝醉酒了？"我问，"你喝醉酒了？你才15岁呀！"
"实际上是17岁了。"她说，"我现在18岁了。快8岁的时候我才上的学。"
"离开学校后，你都在做些什么？"我问。
"唉，没做什么。我父亲想让我出国读书，然后去上大学，比如新斯科舍的芒特阿利森这样的地方。可我觉得书已经足够了，不想再读了。"
"我也是。"我说，把瓶子推到一边，仿佛足够的是啤酒。她把瓶子又推还给我。
"喝光，将来有一天你会因此而感谢我的。"她说。
在圣约翰斯所有的报纸中，法庭上的事是读者最喜欢读的，但出于某种原因，去法院并非是记者们个个都喜爱的差事。
法院是座雄伟的哥特式石头建筑，靠山修建，前门朝着沃特大街，后门对着几百英尺以外山坡上的达克沃斯街。因此，这座建筑有一半是在地下，而且大部分都是禁止记者入内的。法院四层建筑的每一层都如同迷宫，有审判室、衣帽间、法官室、档案室、陪审团室、书记员办公室，在墓穴一般的地下室里，还有牢房，犯人们从那儿穿过一连串隧道模样的楼梯，锁链丁当地被带进法庭。在审判室里，入场门还没打开，你就能早早地听见锁链声从地底下传上来。
那个时候，圣约翰斯有6家日报社，每个报社都有固定的法庭记者。在其他5位记者当中，有一个来自《每日新闻》的记者，笔名叫哈罗德·德克斯特。
原来，哈罗德·德克斯特就是菲尔丁。我在一间留给记者用的、比储藏室大不了多少的小房间里碰见了她。
"喂，斯莫尔伍德。"她招呼道，眼睛没有从她正在看的那张《每日新闻》上抬起。她从夹克衫里面的口袋里掏出那个银色的细颈瓶，伸手递给我。
"可别这样！"我一边说，一边环顾左右，看有没有人发现。没人看到。她耸耸肩，对着细颈瓶长饮了一口，然后把瓶子放回口袋。接着，她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颗薄荷糖，剥开糖纸，突然放进嘴里。
"你早该告诉我。"我说。
她耸耸肩。
那些律师既讥笑又喜爱菲尔丁。我看得出他们知道她的过去，只是不说而已。虽然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但她却像他们的同类，是他们的宠物。他们喜欢迁就她，让她毫不隐讳地相信机敏能弥补她的性别差异和她在学校的失意，能使她与他们同等，能补偿这样的结果：她作为一个医生的女儿，不得不自食其力，在众多的方式中选择了靠为报社写新闻来糊口。
"菲尔丁，你对我们律师有何了解？"一天，有个身体粗壮，看上去很富有的名叫夏普的律师问她。
"夏普，假如按照无罪开释来收费，你会比这儿的斯莫尔伍德还要瘦骨伶仃。"
菲尔丁说，记者室外响起了一阵爆笑声，夏普笑得最响，仿佛真正好笑的是菲尔丁不再敏锐的机敏。
"告诉你父亲我向他问好。"夏普说。
"我这就出去，马上告诉他。"菲尔丁回答，又引起一阵大笑。她面朝着我，背对着他们，她的口气是职场对手之间的那种戏谑的语调，但表情却完全不同。她看着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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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柯克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在卡尔弗特之后去费里兰的是戴维·柯克。
1627年，柯克用了大部分时间把法国人赶出加拿大。在夺取了他们的全部财产之后，他得胜返回英格兰，查理一世　祝贺他大功告成，接着告诉他根据他刚签订的条约，柯克从法国人手中夺来的每一寸土地又全都还给了他们。
柯克气得脸色发青，心想国王有没有考虑过那些寡妇将何以承受这消息，她们的丈夫为解放加拿大而战死。他甚至考虑将来有一天要把这想法大声说出来。
柯克在宫廷受到羞辱，查理感到有愧，愧疚之极让他只等了6年才因为他的贡献给他封爵，可惜，其效果则更让柯克含羞蒙耻。最后，一看到柯克在宫廷，查理就尴尬不已，于是，他把整个纽芬兰岛给了他作为特许殖民地。
1638年，柯克带上家眷去了纽芬兰，在费里兰定居。一年之内，他依照国王的命令，禁止在靠近海岸6英里以内兴建任何房屋，因此得罪了所有种植者，然后又宣布堡垒不算房屋，既安抚了那些种植者，又解决了海盗打劫的问题。很快，人们纷纷建起了堡垒。
内战在英格兰爆发了，十来年中，人们的注意力从纽芬兰移开了，此时的柯克预料英格兰不久即将恢复君主政体，因此与国王之甥鲁珀特亲王　结盟，把费里兰变成了保王军的据点，同时向迁移而来的支持克伦威尔　的渔民强征赋税，把所有最好的渔场霸为己有。
他让人兴建酒馆，然后在里面喝酒过夜，嘲笑克伦威尔。可是，国王再一次让他失望，竟让人给砍了头。不久，柯克被召回英格兰，成了众人的笑柄，克伦威尔因此也饶了他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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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1)
几个月之后，我请求不再去法院当记者了。《每晚快报》的社长每年都要在"纽芬兰号"汽船上订几个铺位，然后卖给那些捕海豹的人，以此与他们分点成。我说服了社长给我一个铺位，以便描写捕猎海豹的船上生活。社长给"纽芬兰号"的船长韦斯特伯里·基恩商量后做了这样的安排，每天我可以用船上的发报机把报道发回来。基恩说他不愿意为一个一生中从未离开过陆地的男孩承担任何可能的责任，因此，他说不允许我下船到冰上去，我只能站在甲板上用望远镜观看捕猎场面。而且，他还要看我每天写的报道，然后亲自送给报务员，以确保见报的报道中对他或船员没有什么坏的反映。
我们全家都来为我送行，同时目睹每年一次由各个教派的僧侣们为捕猎船队举行的祝福仪式。在那些僧侣当中，加里格丝小姐是唯一的女性。他们的声音被扩音器放大了，就在他们祈祷上帝庇佑船队的船长们和船员们，保佑他们的劳动获得丰厚的回报时，我学着船员的模样，站在"纽芬兰号"汽船的索具上，不过没有像他们中的许多人那样站在高处。岸上聚集的人肯定上万，他们都挤到海边来看船队，船挤满了海港。尽管只是船头伸进码头，但空间仍然不够，因此许多船只能在海港的中央抛锚，面朝着四面八方。领航艇四处奔驰，试图把即将出发的船队组织好。
祝福仪式结束后，人群发出欢呼，我们站在各自的地方，挥舞着帽子。捕猎船队的第一艘船跟在领航艇的背后。我站在"纽芬兰号"的索具上，看着整个人群沿着码头前沿奔跑，与早已聚集在信号山上的另一堆人群会合，从那儿，他们将看着船队朝海岸东北方向的冰川进发。每艘捕猎船驶过峡口，信号山上的那尊午炮就会开炮，炮声从城市的北面到南面回荡。同时，每艘船驶过峡口时，便展开各自的风帆，船立刻变成了白色。大船引擎的柴油气味，跟原来海港里舱底污水的气味混合在一起，从我脚下飘了上来。除了满船的男人和孩子外，这些船只什么也没运载，但即便把柴油、煤炭和风帆全用上，也难以驱动这些船只。返回时，这些船还得载着满到船舷上缘的海豹皮一点一点地挪回海港。
听到基恩船长升帆的命令，我从索具上爬了下来。"纽芬兰号"上的船员全体出动，奋力拉扯着绳索，有的人跳来跳去，吊在半空中把帆布打开。天下起了冰冷的小雨，但没有什么风。不过，当帆布被微风鼓起，巨大的船帆摇摆着转动着方向，水手们灵巧地闪避着，这时，一个捕猎者高喊着"快下来"，及时地一把将我拉到他身边。我仰头一看，那幅巨大的被煤灰弄脏的船帆哗啦啦地拍打着从我头顶划过，船体中间的那根烟囱轰鸣着，朝船尾方向吐出黑烟。一驶出峡口，"纽芬兰号"便加足马力，加快速度朝冰川冲去。
船员被分成四组，他们称之为"值班"。照我的要求，我被分到第四组，他们告诉说我得凌晨4点起来。我心想，每天这样例行的值班可能跟我在报社的值班没什么两样。每组都安排了一个组长，负责指挥人们上下船。
这里有父子、兄弟、连襟、朋友，还有几帮口音与众不同的人，有些人的口音之重简直无法听懂，只能与自家人进行交谈。这里还有几个"小伙子"，像我这般年龄的年轻人，他们第一次坐船去冰川，急于想证实自己并不逊色于那些年长的男子，当听说我被限制不得下船时，他们露出鄙夷的表情，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一直在担心那些捕猎者会怎么看待我。大多数人对我这样"养尊处优"并没有什么不满，因为他们好像觉得我就是这样生活的。相反，有个年长的男子非常真诚地说，我有所成就，那是我的荣耀。当听说我是做什么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怀着敬畏看待我。他们既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从没见过什么报人，在他们看来，报人就是读书和写字的象征。
"今天，你写了俺们些啥？"开头几天，在我们绕过冰山驶向海豹下崽地的路上，他们这样问道。我把自己写的东西念给他们听。
"你不下船去那地儿，咋晓得俺们在冰上都干些啥？"一个从卡塔利娜岛来的年轻人问我。我从枕头底下拿出自己的望远镜，像每天扫视冰面的样子扫视了一下睡觉的船舱，这时，大家都笑了。
捕猎者穿着厚底皮靴，许多靴子都有"斯莫尔伍德"的名字。这些靴子布满了被称作"无头小钉"的鞋钉。这些人身穿厚重的羊毛内衣和裤子，尽可能多地把褴褛的衬衫和紧身厚羊毛衫套在身上，可就是不穿外套，大概是怕过于累赘。每个人都有一套油布衣服，但他们从来不穿，甚至下船时也不随身带上，除非天看起来可能要下雨或下雪。他们循着踪迹朝海豹产崽的地方走去，手里横握着鱼叉，像根长棍，以防脚下的冰块突然塌陷。
站在我胆敢爬到的绳索的高处，看着他们干活，眼看他们挥舞着尖头的鱼叉猎杀海豹，像是在挥舞鹤嘴锄，然后用刀麻利地剥皮。阳光下，那些刀闪闪发亮，像剃刀。从离船几百英尺的地方开始，一直到我目光所及的地方，冰面被鲜血浸红了。每次，捕猎者拖着海豹皮沿着同样的路线返回，因此，一条血凝的路径像条道路从血野一直通到船边。大部分的尸体都被扔在了身后，带回船上的只有毛皮，带有一条条脂肪的毛皮。经过一天的猎杀，冰原上数十英里内到处都乱扔着尸体，第二天，一路跟着我们而来的海鸥和其他鸟类成群结队地扑向了这些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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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2)
水洼一片片的，到处都有，捕猎者跨过或跳过一个个绿色的雪泥大坑，毫不犹豫地从一块浮冰跳到另一块浮冰，经常用鱼叉钩住冰块拉到自己跟前。少数几个人掉进了水里，被人救起后急忙回到船上，衣服冻得僵硬。
我那一组人早上5点去了冰山，直到晚上8点才返回。我不习惯工作那么长的时间，因此，当我发现他们上船后还要干好几个小时的活才收工，我真是不敢相信。
他们捡来一些干净的冰烧成饮用水，把毛皮盖好，把煤从货舱运到轮机舱旁边的煤仓，把巨大的锅炉翻过来，把已经烧过的煤灰倒下船。
大约11点，终于可以吃饭了，不过他们得赶紧吃，因为此时离他们下一轮值班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了。他们在一个削掉了盖子、像是什么烤肉器的铁桶里烤海豹肉。在他们的饮食中，我没法让自己吞咽的只有那种被称作"炖杂烩"的东西，一半是燕麦粥，一半是海豹汁，用硬如岩石的"糙粉"面包蘸着吃，然后用茶水把这口乱七八糟的东西冲洗到肚里。
他们上床前的最后一件事是往船上的灯盏里灌海豹油，灯盏的油烟闻起来有点鱼的腥味，把眼睛都熏坏了，我只好脸朝下把头闷在枕头上，直到憋不住时才抬起头吸口气。
他们爬进各自临时的木头铺位，多数人倒头便睡着了，这真是福气，不像我，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注意我们睡觉的地方弥漫着浓重的煤灰，人几乎没法呼吸。地上、床上，还有他们衣服上，到处都被鲜血、油脂、烟灰和煤尘弄得肮脏不堪。
第四组的人在睡觉，其他组却在干活。这艘船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刻。升降机把煤炭从货舱运上来，在离铺位几英尺远的地方上上下下，这些铺位全暴露在露天，天上可能掉下的任何东西也会在此发现。人们用另一台升降机把海豹皮卸到第二层货舱下，也是直上直下经过我们的铺位，不过是在另一头，有些毛皮从斜槽上掉下来，直接掉在捕猎者的铺位上，可他们睡得很沉，一动不动，常常是早晨醒来时才发现身上盖满了血淋淋的毛皮。
整个晚上我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煤炭被吊起来，毛皮被卸下，运煤的绞盘嘎嘎直响，海豹皮被卸下斜槽时到处撒落着血块。
整整三个夜晚我不曾合过眼，最后我决定下午睡觉，因为这个时候所有值班的人都当班走了，第四组的人也很有可能走到我的望远镜看不到的地方，睡觉的地方空了，运煤的绞盘和卸毛皮的斜槽也很少在用。
夜晚，我躺在铺位上不能入睡，就像有的捕猎者一样，虽然精疲力竭或也许因为精疲力竭，他们没法入睡。我认为，有的人只是想体验一下懒惰的惬意，体验一下别人干活自己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快乐才硬撑着不睡着的。他们双手枕着头，在黑暗中一边沉思一边衔着香烟或烟斗喷着烟雾。当看见我在看他们时，他们翘起头表示应答，但仅此而已。尽管噪音这么响，但半夜之后是不允许说话的。
有时候，要是海豹很多让所有这些人都忙个不停的话，他们便一直留在冰上，直到很晚。我忘不了这些捕猎者拎着提灯，举着火炬，出发去冰上时的那幅可怕的景象。在每块被灯光照亮的冰面上，一个捕猎者蹲着，举着火炬照着一头海豹，另一个捕猎者站着，鱼叉高高举起。
等海豹捕杀得差不多够了，人们便把海豹油泼洒在它们的残骸上，燃起营火，空气里充满烤海豹肉的香味，捕猎者们一边干活，一边偷偷地大吃大嚼起来。这场面很野蛮，让人灵魂不安，但不知何故，我却向往着加入他们，去体验脚下不再是"纽芬兰号"汽船的甲板是什么感觉。但是，基恩船长非常固执，要是我踏上冰面一步，我就再也用不成他的发报机了。
我想，这样也好。我这一生中从没"跳过冰"，因此即使放弃来这儿的目的跑下船去，我可能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许没过多久就出尽洋相或被冻死，也许最终会被困在哪块冰上，等着别人来搭救，或手持鱼叉却杀不了海豹，高举鱼叉却没有完成这项工作所需的那种果敢。基恩船长说得对，我最好让自己去做单靠文字就能做成的事，把那些我只会写的事情让给别人做，比如这些人。
我像个发育不良、戴着眼镜的旁观者，坐在船舷上缘，一只手抓住绳索以防掉下船。远处，被提灯映照的黑暗中，传来海豹的叫声，像是上百条狂吠的猎狗惊动了一只狐狸。
我把捕杀海豹描写成一件艰苦却有益的工作。只有这一类的报道才能通过基恩船长发出去。不过，这些捕猎者似乎并不在乎。我大声朗读的时候，他们专心致志地听，末了便说"写得很棒，先生，很棒"，仿佛我描写的正是他们实际的生活，或者是后来我才认识到的，仿佛他们以为写作的目的就在于把这个世界变得温文尔雅，让人读起来觉得是一种消遣，打发日子的东西。因为写报道的是我，而且我不敢肯定这些人会怎么接受这些报道，所以我没有设法实话直说。
总之，这些人太疲劳了，没法更多地关注我，他们身陷于捕杀海豹的极度兴奋中，没日没夜的劳作当中，船上的嘈杂和封闭当中，船给予他们的只是舒适和庇护的幻觉，要是没戴木制的护目镜，极地耀眼的冰景会把他们的眼睛映瞎。睡觉的时候，一瓶瓶的药酒在他们当中传来递去，不过仅此而已。你不能喝得太多，否则就别指望能跟上大家的节奏，更不用说活命了。吃饭、喝茶的时候，他们好像陷入了沉思当中，不过我怀疑他们还有没有精力维持自己的思绪。


码头(3)
我能叫出姓名的人还不到十来个，可打听姓名的时间就已经过了。人们都知道我的名字，而且眼光与我的相遇时他们仍然会笑。他们愿意有个讨人喜爱的懒惰者呆在他们中间，藉他舒适的生活，他们能感到某种解脱。
我想，他们之所以陷入这种鬼迷心窍的地步，大概是因为作为如此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从日出一直杀到日落的缘故。这不同于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一年内的其余时间里所从事的捕鱼，不像是从另一个自然环境中大量捕获无知无觉的生物。每杀死一头海豹都是一种个体的行为，都是单个人在近距离的单个行为的结果，我敢肯定，这些人对这种行为并非乐此不疲，假如不这样做也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那几块救家人于饥馑之中的硬币，那么他们会很乐意放弃这种屠杀。一旦发现成群的海豹，基恩船长便吼道："下船！"于是，捕猎者手持鱼叉越过船舷。我有一种感觉，这就像战时发动进攻的命令一样，他们是不会拒绝的。
大约正午时分，暴风雪来了，此时，第四组的人去到冰上已经7个小时了。我看见那团白色的风雪缓慢地袭来，渐渐地与天空混合在一起，像浓雾。船长也看到了风雪，他派出一个6人的小组去找回第四组的人。起初，风并不大，只是大雪和冰雨，冰丸像岩盐一样噼里啪啦砸在甲板上，堆积起来。我目送着那6个人循着那条血迹往前走，直到看不见为止。很快，暴风雪更大了，风在变了几次风向之后，开始从东方一个劲地猛刮。一个钟头过后，找人的小组返回，没有找到第四组的人。暴风雪就在跟前，直到他们走到船边几英尺的地方我才看见或听见他们。
大副把我带进船舱，告诉我可以跟他的那组人一直呆到上床睡觉的时候，因为其他船舱都没有空余的铺位，我得回自己的船舱睡觉。这意味着我得独自一人呆在能容纳上百人的船舱里，但我没有抱怨，也没有问他为什么不能把他的一半组员分到我的船舱里来。我知道他不想让我跟他的人在一起，除非他或者其他副手也在场，因为当着他俩的面，这些组员是不敢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
我们远离无冰的水域，因此风没法在冰层底下掀起湍流，摇动船只，但整个冰原却朝西漂移，直到它远方的边缘触及60英里以外的大陆，直到它没法再往前移动，于是便开始相互挤压，压迫船的四周，木制的船体嘎吱嘎吱地呻吟着，有时候还发出噼啪的巨响，好像船快要撑不住了，不过，因为没有哪个捕猎者看上去有什么担心的，于是我也装出行若无事的模样。船上的升降机舱口在出发后第一次关闭了，舱里温暖得只须穿平时在家里穿的衣服。捕猎者们脱掉外衣，只剩下工作服，开始喝茶抽烟。同样，运煤绞盘的喧嚣声和海豹皮顺着斜槽卸进货舱的声音也停止了。大家没多少话想说，人人都知道第四组的人还没回到船上。虽然大副不许说，但有人猜测他们可能是去了"斯蒂法诺"号船，船长是基恩船长的父亲艾布拉姆·基恩。可是那艘船没有发报机，因此这种猜测无法得到证实。
大副宣布9点钟熄灯。他说，假如暴风雪停了，也许3点钟可以开始搜寻。我回到第四组睡觉的船舱，身后的舱门被大副重重地关上了，仿佛是说："老实呆着！"
我坐在铺位上。刚开始，我能听见的只是风在轰鸣，时而又升高变成尖厉的哨声，持续好几分钟，持续很长的时间，直到吹过你才想起那是一股阵风。接着，我能分辨出绳索被风振荡发出的奇怪的声音，呼呼直叫，即使我不去想那些男人和孩子现在何处，这声音也让我无法入睡。
菲尔丁的日记1916年3月30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你在那艘船上可能比我在家里更安全。你一定很暖和，要是一艘船像这幢房子一样四面漏风的话，那它肯定会马上沉没。
电灯熄了。屋内像冰冻一样冷。因为点火不安全，所以所有的烟囱通道全关上了。每次风紧的时候，提灯摇曳，桌上的纸虽然用东西压着，角仍然被风吹起。
我问父亲在他看来捕猎海豹的船队是否平安。他说，据他所知，冰原从海岸向外延伸有上百英里，因此船只不一定在无冰的水域抵御暴风雪。可是，因为船体被冰挤碎船只沉没的事故不少。万一你们被迫弃船又怎么办？你也许正在避难的地方烤火取暖。
风使劲地吹，好像没完没了。很难想象，这样的风无阻无挡，没有山丘、没有建筑、没有房屋和树木阻挡它；很难想象，这风一路呼啸而来，上百英里毫无阻挡，直扑你们的船。
我父亲告诉我，捕猎海豹的船只常常封好船舱，等着暴风雪这样过去。"怎么，你为什么突然关心起捕猎船队了？"他问。
他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回敬了他一句，问他哪个有道德的人会如此的麻木不仁。"对他们我爱莫能助。"他说。
我也是。但我不会因此而祈祷。究竟是哪个上帝干吗要掀起这样一场暴风雪？难道你还不到20岁就要葬身于海上的一场风雪之中？要是风只是想沉没一艘船，它干吗吹得这么凶猛？
我不敢相信你现在正困在海上。
我不敢相信今晚有人正困在冰面上。
我就这样过了3天，从早晨到晚上9点跟大副的那组人在一起，从9点到第二天早晨独自一人。白昼，白色皑皑，跟漆黑的夜晚一样的绝对、一样能销匿一切。大家都不许到甲板上去，即使在那儿你也有可能迷路。从白色到黑色，再从黑色到白色，万物就这样轮番着被湮没了。


码头(4)
第三天上午过半的时候，我们透过舷窗看到了一些东西，冰原上有许多细微的白色阴影，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单调的雪景。
好几个小时过后，主值班才下到船舱，告诉我回到自己睡觉的船舱。
我照他说的做了。我听见锅炉点起了火，感到汽船开始在浮冰之间移动，因为风向变了，这些浮冰也松动了。
大约下午3点，人们发现了他们要寻找的那些人。在远处的冰块上，我看到有两队人，每队12个，正围成一圈艰难地跋涉。"纽芬兰"号上的人员找到了，欢呼声刚一响起，轮船的汽笛便尖啸起来，以表庆贺。我透过舷窗往外看，但船的这一侧与救援场面的视角非常偏。不过，等轮船艰难地驶过冰块之后，船首慢慢地往右移动，此时，我能看见船体曲度以外的景象。那些人离我们不到100英尺远，依旧围成圈在艰难地行走，一个人的手搭在前面那个人的肩上，似乎连轮船的汽笛声也没有把他们惊醒。他们浑身裹满了雪，我简直看不出他们穿的是什么衣服，认不出他们的脸，因为周围一圈都是白霜。他们大多瘸得很厉害；圆圈以外有个男子正在转着更小的圈，同时腋下还夹着另一个男子，他的双脚偶尔在雪地里踩出一两脚浅浅的印迹，除此之外就是留在他身后的拖曳的痕迹。
等我们走得更近时，有些人终于发现了轮船，停止了脚步。有的跪了下去，或仰面跌倒在地，其他人呆望着，仿佛不相信他们看见的是真实的。船员们纷纷下船，搀着这些捕猎者或用担架抬着他们回到船上。
我们继续前行。我数了数有23人，还缺80人。我呆在舷窗旁边。船艰难地转了个向，半个小时内，我们磕磕碰碰穿过浮冰，最后又停了下来。
我看到一些船员站在不远处的一块一英里宽的冰块上，好像是在保持平衡，此时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甲板上响起了"好哇"的欢呼，头顶上传来重重的脚步声，轮船的汽笛再一次拉响。
我们慢慢地靠近那片冰块。一头系着抓钩的绳索扔到了冰上，浮冰被拖着缓慢地靠近轮船，最终重重地撞上了船。
船停下来后，过了好几分钟也没人下船。我看到了一幅用望远镜无法看到的景象：这些人不是幸存者，而是一组奇异的死者雕像。这景象并没使我感到反感。我的眼睛无法从那儿移开。
两个人并排跪着，一个人的胳膊搂住另一个人，那个人的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生活中我从没见过两个男人这样相爱的姿势。
三个人挤成一圈，胳膊搭在相互的肩膀上，头碰到一起，像学校的男生在足球场上头碰头在商量。
有个人站在那儿，双手合抱，躬着背，紧抱着身体，像是哪个仅穿了衬衫暂时走出屋子，走到寒冷的屋外向客人道别的人。
有个人跪着，身体后移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另外一个人站在他背后，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好像是为了拍照在摆姿势。
两个捕猎者站着，紧紧拥抱在一起，个儿高一点的那个人用双臂搂住另一个人，紧紧地贴在自己胸前，而那个矮个子的双臂却僵直地垂在身体的两侧。
有4个人并排着匍匐在地，脸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好像他们之所以这样卧倒，是为了某个目的，或者说是一致同意就这样做。
只有几个人跪着或单独躺着，也许他们比其他人撑的时间更长。
有个人独自坐着，双肘搁在蜷缩起来的膝盖上，双手跟脸冻在了一起。
这场暴风雪一开始下的是冻雨。有个人肯定是第一批就倒下的人，他被包在了一个银色的冰模中。
我后来得知，有的人在精神错乱中以为自己看到了灯光，于是前去追赶，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人以各种姿势拥抱在一起，可是在出发去冰山之前，他们从没见过面，虽然他们本可以比自己最熟悉的人活得长久一些，但为了温暖或友谊却去拥抱别的陌生人。
他们全在那儿，孩子太小，成人太老，但为了订到铺位，他们谎报自己的年龄，或情愿跟人平摊利润；孩子比我还小，成人比我父亲还老。
也许是因为他们没气力再走了但依旧站着的缘故，雪埋没了他们，等暴风雪停止后那些雪被吹走，他们却被固定在了冰上，冰在他们的脚下像雕像的底座。
有的人躺在低矮雪墙的背风处，那是他们自己设法垒起的遮挡物，一堵还不到3英尺高的冰雪之墙。
我认识他们当中少数几个人，不过仅仅是靠几件与众不同的服饰，如每天早晨沏茶的那个男子戴的橘黄色的值班风帽。他侧卧着，膝盖蜷缩，几乎顶到了胸口，双手枕在头下，掌心合拢像是在祈祷。
在冰上，他们被自己的激情改变了。每一个人在垂死时都做出了某种标志自己生命意义的姿势，或者说被净化成了迥然不同的人，每一张脸上、每一个姿势都不可思议地刻画着这些人固有的本质。
人们所表现出的徒劳的英勇和自我牺牲的壮举随处可见。有个男子脱得只剩下汗衫和工作外套，俯卧在一个被两套衣服裹得鼓鼓囊囊的男孩身旁。
许多地方曾经升过小堆小堆的火，地上的雪被烧出了焦痕。每堆灰烬都拖着长长的尾巴，那是烟被风平压在地上留在雪里的烟迹。
我不愿意看到他们被人移走，不愿看到这景象被破坏。我关上舷窗，坐在自己的铺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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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5)
在风声和绳索发出的嗡嗡声之外，我听见冰被劈开、撞开的声音。我听见轮船那一头的运煤升降机的绞盘突然启动了。破冰的声音，人们的吼声，还有绞盘的声响一连持续了好几个小时。等船停了下来，我想打开舷窗，却没有勇气。
我环顾四周所有空着的铺位。不是所有的人都遇难了，不是每一个铺位都代表着一个不能回家的人。究竟是哪些铺位，很难说。有四分之三吧，是哪些我不知道，除了那个沏茶的人。
在我的内心深处，有种我不曾知道的东西，此时释放了出来。我的身体感到了痛楚，但我的心里却没有。我觉得仿佛有人就坐在旁边，在哭泣，虽然我想安慰他，但却无能为力。
我感觉到船驶进了无冰的水域。冰块摩擦船体的声音突然停止了，船体左右摇晃了一阵，稳定后我们平稳地朝前驶去。我站起身，使劲砸门叫人放我出去。在这片混乱之中，我好像被人遗忘了。此时我听见奔跑的脚步声。舱口门被拉开了，我看见了天空。
风来自北方，朝海面吹，尽管刚刚下了雪，我们依然闻得到土地的气息。以前，我从没航行过这么远，远得闻不到土地的气息，因此也从没像现在这样重新驶回陆地的气息当中。我们在海上逗留了6周。比卡伯特从布里斯托尔出发到博纳维斯塔角所花的时间要多出一周。我不仅能闻到土地的气息，还能在空气中尝到它的味道，夹在风里吹过冰面的那种铜矿石的味道。很快，我就能闻到城市的味道，看到天空中那片柴火燃烧散发出的烟霾了。从山上的那一排排建筑当中，纪念圣徒约翰的长方形教堂渐渐地变大了起来。我无法相信这城市和这冰海同属于一个世界。前者看上去是如此的理智、可靠，在那里不仅暴行不会发生，而且还以别的什么方式制止它们在别的地方出现。
我抬起头，看见信号员正站在峡口那座小山上的堡垒上挥舞着信号旗，朝阿默斯特堡灯塔上的看守人和那些领航艇的艇长挥舞。雾号　开始响起，直到我们靠岸，雾号响起刚几分钟，教堂的钟声便敲响了。
下午早些时候，就在我们靠岸前的几个小时，圣约翰斯城的人们才得知我们找到了"纽芬兰"号上失踪的人。此时，谁也不知道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有些人活下来了，有些人却没有。还有许多谣传：说唯有"纽芬兰号"在暴风雪中安然无恙，从其他船上救起的人都上了这艘船。不知道自己丈夫早已罹难的女人却在安慰那些丈夫幸免于难的女人。
我们的船降下了风帆，升起了半旗，喷着蒸汽，缓慢地驶过冰层，身后留下一条延绵数英里长的宽阔的水道。我独自站在甲板上。头顶上，桅杆、横杆、索具像是搭起的一副巨型脚手架，上面站着渺小的人影，一动不动，暴露在天空之下，这暴风雪后的天空满目灰白，将持续好几天。像船队出发时的那样，他们站在横杆上，离下面的冰层至少有100英尺，双手抓住绳梯，梯子上还坐着另一些人，像是儿童在荡秋千。黑烟从高耸在船中央和船尾之间的那根烟筒里冒出来。冰太厚了，冻得太硬了，船加足了马力几乎依旧没动。但最终我们还是冲破了峡口附近的排冰。索具上的那些人此时通常要下来的，但此时却仍然站在上面。
来码头的人要比前来参加船队出发仪式的人多出一倍。全岛的人口似乎接到了撤退的命令，都来这儿等待某条巨船的到来。有的人衣衫褴褛，从山上的排房走来，山坡很陡，即使路上没有积雪，你也不得不一路小跑。在这样的日子里，路很滑，你最好还是在没膝盖的雪中行走，不要在街道上冒险。有的人穿着考究，从山边的房子和城中河边的房子走来，有的围着皮围裙、穿着工作服从沃特大街的作坊和海港街上堆满鳕鱼的商店里走来。来的人真多，有的人只能挤进"羊肠小巷"，就是从沃特大街一直通往船坞的那些小街道。有的人站在房顶上，平台上，三五成群地把头伸出窗户外。
我们停靠的泊位是领航的艇长在听说我们即将返航之后事先空出来的。因为这场暴风雪，就连有遮有栏的海港也差不多被冰给堵塞了，不过，从峡口到船坞，人们开辟了一条通道。
一开始，人群静得可怕，但很快便响起了一阵乱哄哄的询问，核实消息，嘀咕传言和猜测。我没有看见一个我认识的人，不过后来我发现了前来迎接我的人-我的家人、报纸的发行人，还有菲尔丁。得知我是不许下船的，这才让我母亲强撑过了这场暴风雪。
跳板放下来后，警察为一群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厚大衣、蓄着浓密八字胡的公司头目让出一条道。"纽芬兰"号就是这家公司的船。首先，受伤的人被抬了下来。两位捕猎者用担架抬着一个双手捆满了绷带、脸上被冻起水泡的人走下跳板。那人小心翼翼地把双手放在胸前，呆滞地盯着人群，好像视而不见，被两个捕猎者抬着穿过人群朝印有红十字的棚车走去。许多人全身捆满绷带，活像木乃伊，被人用担架抬下船。有几个人受到喜极而泣的亲人的欢迎，但多数下船的人因为不是圣约翰斯城的居民，人们只是呆呆地望着他们。有两个捕猎者冒冒失失把盖在船舱上的防水油布卷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站在人群前面的那些人才看见了船公司下令不许任何人看到的东西。
"天哪，把油布盖上。"韦斯特伯里·基恩船长吼道。那两个人慌忙把卷起的油布打开，盖在原处。"里面是什么？"人们在问。有个男子在自己的胸前画了个十字，站在船坞边缘的男男女女纷纷跪下双膝，胳膊靠在码头周围的横木上。


码头(6)
有人看到了不许看的东西，消息在人群中传开了。与"纽芬兰"号的船员有亲属关系的人们拼命朝前挤，警察最后只得挽起手，不让他们冲破防线。"安德鲁·霍德还在吗？"有个老人朝依旧站在轮船横杆上的水手高声问道。每个人都仰望着他们，我也是。我希望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像鸟儿一样，栖息在一棵枝条无叶的树上。"有谁知道安德鲁·霍德还在吗？"老人又一次问道，他好像无法领会这些水手的缄默。
很快，类似的询问响遍了整个人群，带着希望，带着绝望。站在索具上的水手眼光好像掠过人群，望着他们身后延伸开去的城市。有个警察拽住主桅杆上的绳梯往上爬了几格，叫所有"纽芬兰"号船员的直系亲属到哈维公司的仓库集中。"只准直系亲属去。"他吼叫道。
大家静静地站着，注视着那些因为害怕和不知所措而睁大双眼，突然成了众目睽睽的对象的亲属们缓慢地走下船坞，朝东走去，旁观者分开了一条道，一是为了让他们通过，二是为了更好地看清他们。那个在胸前画十字的男子精神恍惚地走了，手搭在他身边一个低头行走的女人的肩上。
我飞快地跑下跳板，冲进人群，大家抓住我，乞求消息。突然间，脚下的大地是那么的坚实、静止，我的双腿都给顶弯了。要不是被人群围住，我肯定会跌倒在地。等我跑进人群当中，那儿没人看见我是从船上下来的，我这才慢下脚步，大口地喘气，等喘足了气后，又开始奔跑。一时间，我的那种暂时忘掉自己会死的能力消失了。我曾经觉得被我留在船上的死神，我曾经认为因为那些捕猎者它才呆在船上的死神，正紧紧地跟在我身后。
我冲出人群，一阵眩晕朝我袭来，像一阵风。我朝后趔趄了几步，差点儿跌倒，顺着仓库的墙边蹒跚而行，手扶着墙壁，头耷拉着，肩膀一起一伏。我把背朝向大海和那艘船，抬头望着眉脊山上那片矮小的、被风吹平了的云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和圣约翰斯城所有的报社记者把发生在"纽芬兰"号船员身上的事情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人们之所以在冰上发现了他们，是因为他们被"斯蒂法诺"号赶下了船，暴风雪开始时，那是离他们最近的一艘船，船长叫艾布拉姆·基恩，是"纽芬兰"号船长韦斯特伯里·基恩的父亲，是他要这些人回自己船上去的。风雪和黑夜将至，他们不可能找到自己的船，而且一定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还是毫无怨言地出发去寻找自己的船只。他们离开"纽芬兰"号时，身上都穿得很单薄，因为按计划日落之前他们是该返回的。在没有燃油，没有食物，没有遮蔽的情况下，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呆了58小时。
我常常想起"纽芬兰"号上的那些人，当艾布拉姆·基恩船长叫下船时，他们顺从地转过身，踏上了他们穿越冰海的死亡之路，甘愿去暴风雪中冒险，也不愿抗拒他的命令，这情景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
我想起那些人的领头、二副乔治·塔夫，虽然他明知暴风雪即将凶猛而至，但他依然不敢请求艾布拉姆·基恩把他们留在船上，更不用说要求了。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艾布拉姆·基恩那个老家伙，他太吝啬了，不肯让那些人安全地留在他的船上，而是把他们赶回他儿子的船上去，害怕这些人呆在他船上，吃他的食物，用光他的燃油和煤炭。
从幸存者的口中，我们拼凑出了这个故事，除此之外，我还写了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捕猎者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另一篇是写我能叫得出名字的那几个人遇难前几天的事情。我没法写自己看见的在冰上的那些人。我想写，但没法下笔。
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刊出。这个事件官方进行了调查，要求逮捕艾布拉姆·基恩的请愿书在市民当中传递，但毫无结果。捕猎继续进行，艾布拉姆·基恩继续是捕猎海豹的头号船长。
许多人问我"纽芬兰"号上的事，但我只对菲尔丁一人讲过那些事，而她却从没问起过。我的兄弟姐妹问过。我知道母亲也很想听，但我能看出她在祈祷，要我坚守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一天晚上，在租住的房子里，我告诉了菲尔丁，告诉了她我所能讲出的或能够找到词汇讲出的事情。
讲完后，我摇摇头，一阵眩晕。"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菲尔丁说，"你遇到了什么，或者看到了什么，然后你就会变。用不了多久，你就不记得在你变化之前的事情了，我觉得这是最奇怪的。你知道事情以前不是这样的，但你就是不记得了。我觉得这情形不是人人都有。有些人不管遇到或看到了什么，始终都没变。要不就是他们只是看起来没变。我不知道。"
那次捕猎回来之后，一连几个月，我有一种仿佛自己从想不起的梦魇中醒来的感觉。夜晚，我躺在床上，人醒着，就像当初躺在"纽芬兰"号上一样，在运煤绞盘和倾卸毛皮的斜槽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嘈杂声中，捕猎者们酣睡着，而我却醒着。有天晚上，我爬起来，把一张掉在铺位上的毛皮从一个捕猎者的身旁拖开。以前，我从没摸过海豹的毛皮。毛皮下的脂肪有好几英寸厚，比我们房子背后那片地上的草皮还要厚，还要铲开来种土豆。这毛皮很重，很滑，我简直拖不动。本来打算把它扔回斜槽里去，但最后只得把它留在地上。我记得毛皮在我手上的感觉，我的拇指捏着有毛的那一面，其他手指捏着油滑的另一面。扔掉它后，双手已经浸满了鲜血；我学着那些捕猎者的模样，在自己的大腿和衬衫上擦拭着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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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7)
"纽芬兰"号的死难者还没入土，剥皮的工人便已经肩并肩地沿海边排开，在斜面的桌台上剥皮了，桌台下面放着木桶，大块大块的油脂被他们用刀剔下来，扔进木桶。海豹皮剔干净之后，便被运到世界各地的生皮仓库，包括圣约翰斯城的几处仓库。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便会戴上用"纽芬兰"号上的人猎杀的海豹的毛皮制成的豹皮帽。
格兰姆斯走近的时候，我正在看那些剥皮的工人。他衣冠楚楚，要不是看见他身旁的那辆木头的小推车，我还以为他是个商人。推车上堆满了蓝封皮的小书。他举起自己的圆顶硬礼帽以示招呼："我叫乔治·格兰姆斯。"他说，"议员。"他把手伸进小车，拿出一本书来。"这本书给你。"他说道，语气很正式，措辞听起来像是排练过的，"这书设计特别，你能随身携带。希望你能读读这本书，如果读完之后你想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希望你能按这个地址来找我。"他递给我他的名片。接着，他继续往前走，去向下一个人重复他的演说。
"是谁腐败了参议员？是资本主义者。是谁贿赂了国会议员？是资本主义者。是谁收买了伊利诺斯州的立法机构？是资本主义者。是谁买通了圣路易斯市的市议员？是资本主义者。"
看来，伊利诺斯州的立法机构和圣路易斯的市议员们早已被收买了。我义愤填膺，尽管在地图上我还找不到伊利诺斯州和圣路易斯市在哪里。多少年之后，每当我听到"资本主义者"这个词语时，浮现在脑子里的依然是我16岁时的那个想象：20来个市政要员围坐成一圈，为自己可能会被人收买而满心欢喜地一起搓着手。
接下来是相反的问题："谁能阻止腐败？是社会主义者。谁真正相信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者。谁关心劳工？是社会主义者。"在读完《似是而非》的最后一段后，我相信我找到了自己的事业，找到了一条也许能够确保"纽芬兰"号的那些死难者得以拯救的途径。"社会主义者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唯一能理解时代潮流的人。他因此无懈可击。他拿起自己闪亮的长矛，在辩论台上挑战所有其他的经济体系，把它们统统赶下台去，像偷偷溜走的懦夫。"这样的人似乎值得去做，挥舞长矛、无懈可击的辩论大师，把艾布拉姆·基恩这样的人赶下台去，像偷偷溜走的懦夫。做个新闻记者固然不错，但仅靠给报纸写点文章，你能拯救人类甚至改善社会吗？
菲尔丁来我住处时，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我从没因为给《每晚快报》写报道而拯救了谁的生命。"她说，"不过，要是停笔不写，也许会拯救我自己的生命。"
我把《似是而非》这本书拿给她看，她一边浏览，一边不时地喝着自己银色细颈瓶里的酒。"你觉得怎样？"我问。她吸了一口气仿佛想说什么，然后看着我，又低头看了看书，耸了耸肩。
"也许这里面有些道理。"她说。
我们径直朝格兰姆斯的房子走去，在门口，我虔诚地向他表达了我们想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愿望。菲尔丁无言地站在一旁。"我想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我说-"跟你一样。"我本想加上这句话，不过我不想让人听起来太狂妄。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反应，大概会用同样的热情欢迎我们的加盟吧。
"进屋来。"格兰姆斯招呼说，"我马上就来。"他关上大门，打开通向门厅的那扇门，匆忙地走了进去，然后把门关上。
从这幢房子的正面以及他开门时我瞥见的里屋来看，这房子跟我叔叔弗雷德的房子一样大，家具一样齐备，这令我吃惊。我和菲尔丁站在门廊等待的时候，听到里面传来声音，有格兰姆斯的，还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们猜测可能是他妻子，他好像正在与她争吵，不过，我能辨清的只是她在每次回答时用的"我决不容忍任何异议"的口气喊出的"乔治"这名字。
不一会儿，通往门厅的门又开了，格兰姆斯退了出来，两手抱着一箱书，他说是50本《似是而非》。就在他把箱子递给我时，他妻子从最近的房间伸出头来。我朝她举了举帽子，菲尔丁打了声招呼。她很不情愿地点了点头，打量着我，如像菲尔丁后来所说的那样，"仿佛是在希望人们不要拿你去估量她丈夫在这个世上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这副模样一直没能让我那些同事的老婆们抱有信心。
虽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跟格兰姆斯一起呆过很长的时间，但从没跨过他家的门廊，进过他的房间。我开始向我所认识或见到的所有人推荐《似是而非》，有一周，我们跟格兰姆斯一起出发开始他所说的"周日游访"。每到周日，他都要挨家挨户地去走访，向圣约翰斯的市民们宣传社会主义，这成了他的习惯。
菲尔丁和我一声不吭地站在他的两旁，活像两个社会主义的学徒。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前，他先是介绍我俩，然后才背诵他的演说，大多都是直接从约翰·M．沃克的书中搬来的词语。他站在台阶上，镇定自若、通情达理地解释时下的经济体制应当如何推翻，另一种将如何建立。可有什么办法让这一切发生呢？"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选举。"格兰姆斯说，"如果必要，通过革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就好。祝您愉快，再见。"
他的行为举止和他演说的内容极不相称，我想人们肯定听不懂他究竟在宣扬什么。很难把他与沃克所描绘的社会主义者的形象吻合在一起。菲尔丁说："要是依赖手持长矛的格兰姆斯，任何革命都将会遥遥无期。"


码头(8)
此话不假。他是我见过的最无激情、最无朝气、最毕恭毕敬的社会主义者。他的革命不会推翻谁，不会难为谁，更不用说剥夺谁的权利了。我怀疑有没有人知道这项伟大的事业在纽芬兰居然还有这样一个追随者。议会是他的辩论台，在那里，他本应挑战其他经济体系的卫士们，然而却长篇大论，大讲提供更多工作、修筑更好道路的必要性。
注意，我外衣褴褛，帽子破旧，戴着一副角质架的眼镜，与约翰·M．沃克所谓的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主义者相比好不了哪儿去。有一阵子，乔治·格兰姆斯和他的两个后青春期的助手，乔·斯莫尔伍德和希拉·菲尔丁，我们仨成了一大景观。有一张我们那时的照片，站在码头边，身后站立的那群我们试图使之组成工会的码头工人正咧着嘴在笑，不易激动的格兰姆斯头戴圆顶硬礼帽，身穿斜纹软呢大衣，双手背在身后，摆出一副政治家的姿势，我站在他的一边，鹰钩鼻子，猫头鹰的眼睛，活像一个戴着眼镜的稻草人，菲尔丁极不相称地站在他的另一边，面带微笑，一只眼睛半睁半闭，仿佛她正对着照相机在眨眼。
我们成功地在当地组建了几个工会，从属于格兰姆斯加入的几个国际工会组织，但最终我们之间还是出现了分歧。一天，我告诉格兰姆斯，我不像他那样满足于为一场自己一辈子也没法看到的革命奠定基础。"我们的那一天会来到的。"格兰姆斯说道，口气活像一个传教士在安慰自己的教徒，许诺在某个说不清道不明的来世当中，一切都会圆满的。如果当时我知道马克思的理论，我会提醒他不要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宗教。
"等那一天到来时，你难道不希望自己还在吗？"我问，"你难道不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现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了。"他回答。
"像你这样做事，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说。格兰姆斯带着一种不满足似的爱怜看着我，仿佛我只不过是对他失去了耐心，一个个离他而去的众多门徒中新近的一个，仿佛他早就知道这个结局必然会出现。他向我伸出手，笑着说："我们得求同存异。"我觉得有些原则生死攸关，比友谊或礼貌更重要，因此我把手依旧插在口袋里，拒绝同他握手言和。我侧转过身，快速地眨巴着眼睛，泪水快要夺眶而出。格兰姆斯以为我说的话也代表菲尔丁的想法，于是也向她伸出手，她握了他的手。
"我们会再见，再面谈一次的。"他说，似乎是在告诉我，一旦我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之后，就不应当让这一次的拒绝握手成为阻止我与他联系的障碍。
我认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该去的地方是码头，而不是挨家挨户地去游说。
沿码头排开的是鱼商们的仓库，捕来的鳕鱼被运上岸，腌制、晾干后就储藏在里面，然后堆进货船的船舱，运往英格兰，在那儿，每个人以十倍于纽芬兰人的速度大吃特吃这些鳕鱼。驳船上的起重机成天地转来转去，装卸着一捆捆如房屋一般大小的腌制鳕鱼。把鱼浸泡在盐水中，直到每一丝纤维都浸饱了盐分，数年后也不会腐烂。500年来，保存鲜鱼的技术始终就没改变。
离海边几百英尺的地方，到处都是铺在地上晾晒的咸鱼。在城市当中，在信号山脚下，有一座名叫巴特里的渔村，满地都是黄黄的鳕鱼，那里的岩石坚硬异常，想搭个棚的话，地上连洞都很难打。鳕鱼被晾在后院的岩石上，晾在海边搭起的晒鱼架上，像是原始人举行葬礼时搭起的架子，鳕鱼被剖成两半，用盐水浸泡，然后晾在晒鱼架上，呈V字形，像箭头模样。下雨时，人们冲出屋子，把鳕鱼翻个面，让不易浸水、像皮革的那一面朝上。要不然就是把鳕鱼遍地乱扔，任凭天上的飞禽，包括海鸥和乌鸦，居高临下地把鸟屎拉在上面，这些鸟儿仿佛对渔民们把鳕鱼腌得无法入口而愤愤不平。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不在水里泡上几天，然后再煮上几小时，这鱼是没法吃的，然而，尽管这样又泡又煮，这鱼还是咸得没法进口，因此你根本就想不起要去抱怨它曾被鸟屎污染过。虽然我父亲把鱼拿回来让别人吃，但对于这种被鸟和狗以及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走兽如此糟蹋过的食物，他是绝不肯委屈自己去吃的。
沿码头边，在渔商们的仓库外面，晾晒的鳕鱼遍地都是，铺在每一平方英寸的空地上，渔商们喜欢把这些空地称作是他们的地产，甚至还铺满了台阶，人们只得踮着脚尖在仅有的空地上行走，像是行走在狭窄的木板上一样，还有的鳕鱼斜靠在建筑物的墙上，摊在用油布或旧帆布铺成的屋顶上。
遇上阴天和雾天，鳕鱼被摊在地上晾干。在少有的晴朗的日子里，鳕鱼上爬满苍蝇，等你走来，这些苍蝇会蜂拥而起，然后又成群落下，像一条荡漾在蝇池中的波浪，与你的步伐保持吻合。在仓库里，鳕鱼被堆成楼房一样高。穿过仓库，就如同在一座咸鱼的城市中行走一样，两边耸立着一堆堆像高楼一般的鳕鱼，中间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供人行走。
码头上散发着鱼和盐水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鳕鱼发出的气味咸得令我直打喷嚏，两眼流泪。有时我吸气时，喉咙像着了火似的，想说话却没有声音，只能发出一阵刺耳的干咳，好像是吸进了一腔浓烟。我从来就没能获得容忍鳕鱼无处不在的气味的能力。在其中行走时，我总是向往着眉脊山高处那清新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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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9)
在码头后面的沃特大街上，有许多商家涂成全白的巨型仓库，上面用巨大的印刷体字母拼写出仓库老板的名字，你站在眉脊山上也能看得清那些字母。用商人的名字命名的还有许多窄小的、从沃特大街通往海港路的背街，那些"羊肠小巷"，房屋栅栏与房屋栅栏之间的通道。高弗巷，约伯巷，博德巷，哈维巷，克洛斯比巷。你要是一走进这些小巷，风就会向你迎面扑来，犹如在海上你从船舱里走出来一样。
捕猎者、捕鱼者、驳船上的船员，像他们这样的劳工才最有可能得益于社会主义。我开始在码头进行演讲。我站在一口板条箱的顶上，菲尔丁则帮我把听众聚拢起来，她迈开大步，在码头上来来去去，用拐杖指着那些在轮船栏杆边站成一排的水手和搬运工，固定这些船只的缆绳比我的大腿还要粗。
"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国际社会党的正式成员，下午3点将在博德巷发表演讲。
"菲尔丁大声宣读着我为她准备的话，像是在招揽观众。"类似的演讲你以前闻所未闻，今后也不会再次听到，听完之后你会终生难忘。"出于好奇、无聊、将信将疑，那些水手和搬运工走下船来，听我演讲。即使我只有16岁，但我能吸引住听众，尽管只有片刻时分。
我站在一口空的板条箱上，对那些聚集在我周围、年龄比我大两三倍的男子说道："我来这儿是想告诉你们如何成立工会，是想对你们解释社会主义的道理。我来这儿是想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的孩子总是食不果腹，为什么雇用你们的人付给你们的工钱几乎等于零，为什么你们当中的一些人正在冒生命危险，却是为了让类似'纽芬兰'号船主这样的富人身穿吸烟服　……"我这一生从没见过吸烟服，但在我如饥似渴读过的霍拉肖·阿尔杰　的小说中，主人公们总是从那些身穿这种便服的人那儿首先得以发迹，而后自己也立志要穿上这种便服，因此，我猜想自己这样说不会有错。（我心里老是莫名其妙地想着、修正着一个阿尔杰式的神话：我要出人头地，但不是由穷变富，而是由无名小卒到世界闻名，而且要实现这一目标，我选择了社会主义作为最佳途径，从而把最先启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人物作为自己不共戴天之敌。）我总是对那些人讲，他们之所以劳作，是为了让富人们富有；即使阿尔杰没有为我提供什么富贵的玩意儿，但菲尔丁提供了；即使不是吸烟服，那就是银质痰盂、金质香烟盒、喝白兰地用的高脚小口酒杯、鼻烟壶、绸缎拖鞋、波斯地毯。当我提到有些人"宝物满屋"时，那群搬运工当中响起一阵愤慨声，不过，什么是"宝物"，我的那些听众显然不比我知道得更多。
我曾经在菲尔丁的敦促下，抨击过"一生收藏华而不实便宜货"的那些人。不过，这并没引起任何反应。事后菲尔丁告诉我说："讲得很好。圣约翰斯的有钱人今后再也不会那么急不可耐地收藏华而不实的便宜货了。"
一天，就在菲尔丁沿着码头一边行走，一边为我招徕听众的时候，一个站在船舷边的男子朝她吼道："亲爱的，你在下面嚷啥来着？"这人身材粗实，红色的头发快要谢顶了，肚子鼓在栏杆之间，衬衫和裤子下面好像藏了块大石头。"你是来禁酒的？"他问。
"是来饮酒的。"菲尔丁回答。
他扬起眉毛问："啥意思？"
"我是来给你这个乌亀头开窍的。"菲尔丁说，"看来你这个乌亀头还不小嘞。"
"哈哈，的确不小。"他一边说，一边搓着自己的胯部，引起船舷两边其他男人齐声哄笑。菲尔丁赶紧把脸扭向一边，不让他们看见她笑，而我却十分震惊。我沿着码头朝她跑去。
"那根拐杖很长嘛。"我听见那人在说，"上面那个头也不小嘛！你是不是也喜欢大亀头呀？"
"你不在家时，你老婆一定很想你吧。"菲尔丁大声叫道，"不过，你没填的洞
肯定哪个好心人为她填上了。"船上的男人都笑了。
"够了。"我一边说，一边朝那个红头发挥舞着拳头。他仰面大笑起来。
"菲尔丁，你不该这样跟他们瞎扯。也许你根本就不该到码头上来。"我说。
"他是你的伙计吗？"那个红头发说，"难怪你离不开那根拐杖-"
"你想不想听解释……"我高声说道。菲尔丁把手放在我肩上，把我的身子扭过来，背朝着船。
"斯莫尔伍德，好在你来了，谢天谢地。"她说，"我看那家伙要耍无赖了，还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呢！"
"滑稽可笑。"我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朝那个红头发挥动着拳头，像是要报仇的样子。"你敢下来听解释吗？"
"不要生气。"她说着，一只手把我转过来，"不过，我看他要比你更能解释。
我们还是离开这儿，让他觉得是他把我们吓跑的。"
我告诉菲尔丁自己要去纽约是在20岁的时候。此前对社会主义的推销毫无进展，在读了约翰·里德　的《震撼世界的十日》之后，在发现他曾为设在纽约的新世界社会主义报纸《召唤》工作过之后，正如菲尔丁所说的那样，我接受了"《召唤》对我的召唤"。
"要是你跟我一道去，那就太好了。"我说，这是我迄今对她最近乎于示爱的表达。
"去纽约？"她问。


码头(10)
"是的，去纽约。"我说。
"我拿不定主意-还没有心理准备。"她说。
"你是说因为你母亲住那儿？"我问。她微微地摇头，几乎察觉不到。
"要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准备，只有一个办法。"我说。即使她不准备接受，但对于我的邀请，她似乎非常不安，好像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严重。
"撇下你父亲一个人，你是不是不放心？"我问。
"他这辈子一直都是一个人过。"菲尔丁说。
"你可不要告诉我你害怕辞掉你现在的这份工作。"我说，"我们既然不是为了挣钱，因此在哪儿都能找到报社的工作。别人都不肯做。"
菲尔丁心不在焉地点点头。"你真的要走吗？"她问，"以前你没对我说过有这个想法嘛。"我耸耸肩。原来是这样，我要走了，她很伤心。我心里这样在想，同时感到很得意。出于对她的怜爱，我的喉头吞咽起来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困难感觉。这让我很吃惊。她的眼里掠过一丝柔情，就是我俩在费尔德中学相遇那天我曾见过的那种惆怅。一时间，她好像走出了自己的生活，站在一个片刻之后也许就没法想起的角度在观察其中的每一个人。我不知道在那片刻的时间里她怎么看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对她的这种感情，这种奇怪的怜爱，是否就叫爱情。
她使劲眨巴着眼睛。我一阵窘迫，心想她是不是要哭了。眼下，她看上去很惶恐，就像当初在费尔德中学我提起她双亲离异的时候，以及"拳击手"安德森讥笑普劳斯，要他证明自己并非不敢鞭挞她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走？"她终于问道。我告诉她两周以后。那一天我已经通知了报社。
她摇摇头说："我没法-看来，我没法那个时候走。也许再过些时候，我还没定下来。我得下了决心才-""在这儿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吗？"我问，"我可以留下-""没什么，没什么。"她回答说，"真的没什么。我得在思想上下定决心，没别的，就这些，得在思想上想好。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那么，这样也好。"我说，"不过我坚信到时候你会跟我一道走的。"
她把自己的手伸给我，很尴尬，很拘谨。我心满意足地看见她的眼里含有泪水。
"你走之前也许见不到你了？"
我勉强一笑，说："还有两个礼拜我才走呢！"
"是的，这个我知道。"她说，"可从现在起一直到你离开，你要谈论的将全是纽约，你会不停地想说服我，可我不想有被人迫使的感觉。"
"那-要是你这样想的话，我们就纽约再见。"我说道，又勉强地笑了笑。
"你真的想我去吗？"菲尔丁问。我点点头。"那我们算什么，斯莫尔伍德？"
她又问，"你和我，我们算什么？"
"你是什么意思？"尽管知道她话中的意思，但我依然问她。
"没什么。"她回答。
我正准备对她说等我一到纽约就给她写信，可她一转身，从我身边很快地走开了，拐杖在砾石的路面上戳出咚咚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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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悔恨的殖民者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于此，我们再献上一段选自权威版本《趣闻杂论》中的段落，叫"悔恨的殖民者"。在这一段中，一个殖民者在住进由叛逆者建立的"布里斯托尔希望之地"之后，以库珀湾殖民地，也就是现在的库比兹为题给他以前的主人写了这样一段话：
约翰·盖伊，是你诱我来这地方，
要是让我看见你那张脸庞，
我会告诉你，对于库珀湾我怎么想，
然后把你的小屁股坐在我的火炉上，
我会告诉你为何我要去希望之地，
然后再用根粗绳把你吊起，
等你的两只小腿不再晃荡，
再让你的死尸尝尝我的棍棒。
我再也看不到威尔士了，
这张纸这支笔成了我唯一的希望。
我在纽芬兰度日，也将在纽芬兰死亡，
因为你，约翰·盖伊，我无人知晓，无人哭丧。


失乐园(1)
菲尔丁的日记1920年9月9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我父亲过去常指着总督府对我说："写《纽芬兰颂》的那个人曾在那儿住过。"
自1824年起，纽芬兰历届总督都在总督府的庭院里住过，庭院的后面与环形路相连，从我卧室的窗户就能看见那些庭院。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除了花工，没人进过那些庭院，冬天，更是无人进去。在城市中央有这样一片广阔、无树、大草原一般的旷野，雪地里连狗的脚印也没有，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景象。
小时候，我总是问父亲："纽芬兰有多大？"他用书房墙上的那张地图试图让我明白纽芬兰究竟有多大，试图给我某种感受：它要比我坐着马车绕海湾转圈所见到的还要大得多。"我们在这儿。"父亲指着代表圣约翰斯城的那个被圆圈圈起来的小五星说，"上个礼拜天，我们赶车出去的时候，我们走了这么远。"他用手指画了个直径大约有一英寸的圆圈。接着，他的手慢慢地移过地图的其他地方，在他的手指下，地图纸发出嚓嚓的响声。"纽芬兰比这儿还要大得多。"他边说边用手比画了一下，"所有这一片都是纽芬兰，不过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圣约翰斯。整个纽芬兰几乎都是荒芜的，没有人住。许多地方都没人去过。"我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模样。我能想象得到的只有总督府里的那些一成不变的庭院。我还得亲眼去看看纽芬兰。
那首《纽芬兰颂》是卡文迪西·博伊尔写的，他是1901-1904年间的纽芬兰总督。还是个孩子时，我以为他的名字叫苏卡文迪西。这名字让人想起那个独居的人，那个像我一样习惯于从卧室窗户张望庭院的人，那个像我这样郁郁沉思、品尝愁苦、在自己偌大的房子里从不燃起两盏以上油灯的人。我想象不到他是否还做过别的什么事，想象不到除了坐在窗户旁，朝外张望，思忖纽芬兰，没完没了地写那首颂歌外，他的生活还会是什么样。
夜晚，我常常把脸贴紧窗户，自言自语地诵读我心爱的诗行。"听到冬季严酷的号令，/你撒开自己闪亮的银屏，/盖过渐短的白昼，还有星光灿烂的晚上，/我们热爱你，爱你，爱你这片冰雪之邦。"似乎这首颂歌不是为所有纽芬兰人写的，而是特别为我父亲和我写的，是菲尔丁家族的颂歌，这片被风吹扫的冻原似乎是我们家的土地。
虽然这是首颂歌，但字里行间却流露出某种难以言状的悲戚，一种无奈、追悔的情绪，似乎博伊尔觉得自己是在纽芬兰不复存在之后才回首往事的。只有当你坐船离开某地的时候，当你望着它从视野里渐渐逝去的时候，只有当你相信自己再也看不到它的时候，你或许才会为这地方写下这样一首诗。博伊尔作为纽芬兰的总督只有几年的时间，因此，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定知道自己不久就会离开。
秋天到了，斯莫尔伍德，又是一个秋天，明天你就要走了。可我呢？是不是很快也要出海？我觉得好像自己已经在海上了：新斯科舍　，也就是新苏格兰，新英格兰、新约克，也就是纽约。在那儿，街道被建筑物围拢起来，终日见不到太阳。那是一片古老的新世界，住着我母亲和继父，这个你邀请我去时是知道的。也许，你并没真正期望我接受你的邀请。要是我真的出现了，你会怎么想，怎么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在希冀你具备原本就没有的品质，觉得我爱着的那个你只不过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我觉得虽然你比我只小一岁，但我们之间恍若隔世。
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你格格不入，在别人的世界里，你也不受欢迎。在两个世界里都失意落魄，但你却从没停止过要挤进这些世界之中，或者寻找一扇被人忽略、没有上锁的门。为了得到自己的所想，你甘愿冒险，或放弃一切。是不是还包括我？是你当着那些"城里娃"的面，尤其是当着普劳斯的面，让我难堪，对此，我是多么地忿恨哪！因为发生在费尔德中学的事，因为你以为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我们之间始终存在着这份尴尬。还有那天在训练中心的事。我们从不提及，也许是为了我，也许是为了你。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原谅了我，是否认为我被开除出斯宾塞中学以及我帮你在报社找工作扯平了我们之间的恩怨。当其他人离开之后，你留了下来，并且自我们见面后第一次叫我的名字"菲尔丁"，比从此以后的招呼更温柔。我应该让你说话，而不是叫你走开。你打算要说的话结果没说。有时，我在想，该不该把一切都告诉你？风险太大了。我觉得自己从未那样地信任一个人。
我第二天就要走了。我爬上信号山，从那儿能看见整个城市，不过，我眺望的不是圣约翰斯城，而是大海，红砂岩悬崖下砸向岩石的海水。山上满地都是还没成熟的、红红黄黄的蔓虎刺。这东西几乎不需要土壤，在岩石的草皮上就能生长，这些草皮吊在岩石上，像破旧的地毯。残留的炮台、崩塌的堡垒、被人遗忘的兵营，比比皆是。山下是一家被烧得发黑的霍乱病医院的废墟，想去那儿谈何容易，因此这医院只住过天花病人，这些人没见过圣约翰斯，只见过他们周围的石洞和开阔的大海。
我第一次想到，也许自己会一去不复返。
大海在我心中激起了这样的想法，与大海的永恒相比，我的存在是多么的虚无。


失乐园(2)
眺望那片无踪无迹、变幻无常的海面，我从没像现在这样感到如此绝望，如此凄凉，大海虽然记录了时间的流逝，却没有表明始终，像永生一样没了目的、没了意义。
我从来都不愿想象自己是住在海岛上的。我愿意把纽芬兰想象成被某个空旷的大陆包围的地方，虽然我也有一个岛民对于大陆的蔑视，但却无法忍受大海。孩提时代，我对梅尔维尔的《白鲸》产生了病态的兴趣，把书的缩略本读了又读，尽管我一次次地重读起它，但依然噩梦不断。伊什梅尔　认为大海具有某种驱走忧郁的力量，这个观点让我迷惑不解。每当我心里产生11月份的那种绵绵细雨、潮气湿漉的感觉时，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大海。我害怕的还不只是它能淹死人，而是那片广阔无垠、无穷无尽、埋没生命的水域。它使我想起了上帝，不是加里格丝小姐和《圣经》中的那个上帝，我不相信她威胁的那种永恒的诅咒，而是梅尔维尔笔下的上帝，无形无状、神秘莫测、冷漠无情，如同永恒的时间或无限的空间那样难以想象，与它相比，我微不足道。每次看到捕鱼的小船驶向大海，像是灵魂走向虚无的时候，都让我真切地感到眩晕。
不过，我依旧是个岛民。我想起了自己父亲在波士顿的窘况，他到了那儿才发现在此之前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的套在身上的束缚。我怀疑自己会不会也像他一样，被无法知晓、无边无际的大地迷惑得不知所措，只得打道回府。他一定觉得脚下的大地连绵不绝，通向四面八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能肯定自己的确切位置吗？你能肯定哪儿是你抛弃的家，哪儿又是你出走的起点吗？对于一个岛民来说，不仅需要有地图上人为的界限，还需要有自然的界限，需要沟壑，需要地界。
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在这儿与那儿之间，还需要有个海湾。
我沿着通向峡口的那条陡峭、弯曲的山路走下信号山朝海的那一面。当我来到那一大堆被海浪冲刷，留有最高潮位痕迹的圆砾岩旁时，我看见了那只木头靴子，那只吊在铁棒上、插在峭壁上、上面写着"斯莫尔伍德"字样的旧靴子，正发出奇异的光，在风中微微地来回摆动。那靴子像面旗帜，"斯莫尔伍德"像是200年前就声称拥有这片土地的哪个长期当政的君主或家族的名字。斯莫尔伍德共和国。"我的上帝，斯莫尔伍德，你父母想干吗，要建立自己的王国？"里弗斯曾经问过。
不过，那只靴子不会是我离开前要看到的最后一景，因为我打算在自己平生首次坐火车横跨纽芬兰之后，再从巴斯克港坐船出发。一想到这段旅行即将带着我越来越远地离开大海，走近内陆，我就兴致勃勃。除了圣约翰斯周围半径40英里范围之外，纽芬兰究竟是个什么模样，我毫无概念。
似乎我也染上了父亲对靴子的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离家前的那个晚上，我梦到了祖父的那只靴子。我独自一人站在一条类似船的东西上，正穿过峡口，驶向外海，那只靴子在黑暗中发着光，两边都写着我的名字"斯莫尔伍德"。等穿过峡口，我回头张望，直到那靴子的闪光开始暗淡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驶过了峡口，正漂向外海。我站在船上，高声呼救，可那时我已经绕过了岬角，那只靴子，还有我的名字以及港口的灯光全消失了。天很黑，连岬角也看不见。没有风，我甚至连海的气味也闻不到。我感觉不到脚下有船，听不到一丝声响。我转过身，面朝我以为是外海的那一面，可是除了黑暗，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伸手去摸自己的胳膊，想确认一下自己是否还活着，但好像连我自己的身体也消失了。我想再一次高呼救命，却发不出声来。我从这个没有感觉的黑暗中醒来，回到自己房间的这片黑暗中，摸索着自己的胳膊、腿和脸，大声叫着自己的名字。
我想起了菲尔丁，那天在码头上她表现得很奇怪，打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音讯。我想，是不是因为她知道自己不愿去纽约，所以在这最后的这两周里面坚持不见我。我似乎觉得自己之所以做这个梦，也许是因为她，而不是我即将到来的离走。
我躺在出租房的黑暗之中，在想象中吻她，脱去她的衣服。我想象不出她裸露的样子，只知道她没穿衣服，而我却穿着。我没法想象自己在别人面前脱衣后是什么模样。我摸了摸自己长内裤的纽扣。我的幻想没有产生任何生理效果。迄今为止，我的性生活仅限于欣赏猥亵的明信片，欣赏某个斜靠在沙发长椅上、双腿盘起、身上缠着羽毛围巾的女人。对她，我可以像凿子一样坚挺起来，发狂地自我手淫半小时，可对菲尔丁，我却毫无反应。
11岁时，有一次在眉脊山上的树林里，我偶然碰见一男一女。他们在云杉林里，那儿很少射进光线，地上长满了厚厚的苔藓。那是夏天一个周日的下午，天很阴沉，但很暖和、潮湿。这对男女所在地上方的树枝上，挂着一缕缕一串串的苔藓，到处都有。那女的脱光了衣服，面背着我，侧身躺在一床毯子上。虽说我看了很久，看到了很多，虽说我能听见那个男的说话，听见那个女的在他每次说完之后类似挑逗的笑声，但关于她，事后以及现在我能回想得起的只有她宽阔、光着的后背。而关于他，我能回想起的只有他的那双手，放在她身上的手。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可耻的时候，我无法抗拒地注视着他们，伏下身子不让他们看见我，我想，自己更多地是在聆听，因为这种事情我以前听说过，见过图片，可我却从没听到过这种声音。他们做出奇怪的动作；那个男的爬上女的身上之后，她陷进了苔藓之中，几乎不见了人，发出越来越粗重的声息。这儿有一种隐秘、难堪、放荡的感觉，令我心惊胆战。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很难相信他们知道这会导致什么后果，很难相信他们不像我，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了，很难相信他们并不偶然才有此发现的，才激起了他们无力压抑的欲望，而且他们知道，这欲望将意味着他们的末日，因为他们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惊恐，那么无助。在学校里，我曾听到一个男孩说他父母每天晚上都干"那种事"，但我确信他指的不是这种事。


失乐园(3)
我一直注视着，直到他们干完事离开。在记忆中，我对此既有兴趣，又有反感，两方面都感到羞愧。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矛盾心态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我是不是有毛病了？
我知道，母亲和父亲肯定也干过那种事。有一次，父亲曾说他只需把自己裤子扔到母亲的床上，她就会怀孕的。但我确信，他们从没干过这种事，在他们之间从没有过像那天这样的事。
有一两次，在夜半三更的时候，我被他们弹簧床发出的窸窸窣窣、断断续续的嘎吱声弄醒。还有一次，我刚从厕所回来，听见在弹簧隐隐约约的嘎吱声中母亲咬紧牙关抽气的声音，仿佛父亲正在用针头锥她。我站在他们的门外，呆住了。我听见父亲战栗地刚一发泄完，母亲几乎马上就说"下去，斯莫尔伍德"，仿佛她唯恐他还在她身上就睡着了。父亲依着她下来的时候，床响起一阵短暂的嘎吱声，稍后，呼噜声响起，但我敢肯定那不是母亲的。我听见她带着哀怨、几乎是自我嘲讽的口气嘀咕了几声，然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母亲发出的那种声音-我久久无法忘怀，每次我看见女人，耳边总会响起那声音，或者想起母亲在黑暗中用牙缝抽气的模样。空气透过她牙缝发出声响，还有那个女人的叫声，在那个男的身体的重压下，她的身子陷进了苔藓之中，我所能看到的只有他了，他把她压没了，只剩下她的声音，她的尖叫，似乎她正在生产，或被人谋杀。
我的手停止了搓揉裤裆，想从矮柜抽屉里找一张我收集的明信片。树林中的女人。不过，我知道，我是不会那样干的。我时时刻刻都不会忘记，"隔墙有眼"，总有谁在偷看。也许任何男人都不会那样干，我不知道，也不打算问任何人。在我读过的书中也没有任何的启发。一方面，我羡慕她，那个躺在苔藓中的女人，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无所顾忌地放纵。但我告诉自己，这种动物的冲动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胡萝卜，我决不能委身去追逐它，否则那将意味着自己的毁灭。我非常理解父亲对家庭、对羁绊和限制的恐惧。夜晚，在恶臭的床上茭欢，而此时在其他类似的夜晚里交配出的产物却躺在隔壁的房间里，或躲在门外偷听，一想到这些，我就特别地恶心，因此发誓自己决不结婚。我父母的婚姻是我唯一最了解的婚姻。对我来说，他们的婚姻是真正意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意味着要放弃所有的命运，只剩下抚养大群孩子的忧虑和苦役。苦命。如果我结婚，也许永远也无法让自己走出贫困，更不用说取得什么有限的、如同里弗斯这种人认为的我这号人当中的优秀分子所能拥有的成就。
要是身陷婚姻的囹圄，我会被"上等好肉们"关于特权、优先权、天生优越感的肤浅的逻辑逼疯的，假如把这个逻辑在我父亲身上所产生的效果作为参照，或许我也会是一样的。但我告诉自己，我不像我父亲，我对"上等好肉们"的愤慨不仅是代表我自己，还代表其他人。通过利他主义成就伟业，在我看来这里面不存
在矛盾，除了通过利他主义以外，还有谁能够做到既有道德，又是伟人呢？
还没来得及决定选哪张明信片，我便倒头呼呼大睡起来。
我没有带太多的东西，除了仅有的几件衣服，还有我的那张油布的纽芬兰地图，一件渔民工会发的套衫，上面有一个画有鳕鱼的徽章，我打算在《召唤》报社干活时就穿这件套衫，最后还有我父亲的那本《纽芬兰史》。
父亲、母亲，还有兄弟姐妹们跟我一道去火车站为我送别，尽管他们吵吵嚷嚷，又哭又叫，尤其是我母亲和姐妹们（父亲和兄弟们像大丈夫一样拍着我的后背跟我握手），但还是被圣约翰斯全城的犹太人抢了戏。
两个月前，我在《每晚快报》上写了篇颂扬他们的专稿，如今他们居然出乎意料地来到现场为我送行；他们挥舞着自己的黑帽子，泪眼婆娑，好像他们当中的什么伟人要离他们而去，永不回返似的。
因为他们，也因为我长的那只特大的鼻子，与我同行的许多旅客以为我是犹太人，对此我并没纠正，这样的话他们就不太可能跟我坐在一起了，倒不是因为他们对犹太人有什么敌意，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能否跟这样一位外来者维持长时间的交谈。
通常，除了谈话，别的什么我都不愿意做，而且我知道，一旦我一开口，我会从圣约翰斯一路说到巴斯克港，会忘了观赏我们经过的沿途风景。
今后，我会无数次地坐着火车横跨大陆，就以这种侃侃而谈的方式度过旅程，一连28小时保持清醒，根本不在意哪个疲惫的听众下去了，又换上来下一个听众，可这一次的旅程我想单独一个人，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里，我确实如此。
在纽芬兰，铁路是少数几家与渔业没有联系的大的投资项目之一。
它的主要目的不是把沿海分散的居住地连接起来，而是把旅客和货物从东海岸的海港运到西海岸的海港，从圣约翰斯运到巴斯克港，让纽芬兰人既可以坐船跨洋去英格兰，又可以跨过海湾去大陆。
铁路的路线不是顺着海岸线设计的，沿途也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能看见大海。
太阳刚一升起，我们便从圣约翰斯出发了。
两个小时内，我们便穿过了阿瓦朗湿地，那是一片60英里长的荒原，自冰河时代开始，那里就是岩块裸露，满地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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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4)
紧接着出现的是一片毫无特征、人迹罕至的湿地，还有起伏的山峦，山上没有树，森林大火把表层土壤烧得再也长不出三英尺以上的植物了。
这是9月，但没到月末，荒原的颜色还没开始加深。
天阴沉着，西风吹得雾气无法蔓延。
到处都很美，这是因荒芜、贫乏、生长不良而显现的一种凄美。
这里一无所有，除了1000年前就有的森林覆被，还有被大自然雕琢而成的、自身无法恢复原状的地貌。
这美景是如此的难以描述，让人生发某种无法诉诸文字的情感，这感觉会让你发狂，然而也会让你想着要离它而去，不论你是多么的爱它，只是在别的城市去回想它，知道它依然存在而心满意足。
没有谁在岛上的这个地方居住过，哪怕是土著人。
除了使用地理的术语外，人们是不可能讨论它的历史的。
在一片被风吹平了的不毛之地，有许多表面塌陷下去的火山口似的泥坑。
我看见一片朝东倾斜的杜松，全都以一个角度弯向大地，像是被一股狂风吹弯了似的。
跨越狭长的阿瓦朗地峡的时候，有一阵子我能从车窗的两边看到大海。
50年之后，等火车不再运营时，高速公路上的旅客将在这儿看到我在卡姆拜钱斯建造的炼油厂的旧址；即使这座工厂被封了之后，仍有少量的原油被运到这儿来提炼，因此，夜晚，你能在40英里以外的地方看见最高的烟囱里冒出的火苗。
下一个地方是博纳维斯塔湿地，于是我在想，纽芬兰会不会就只有一个接一个的湿地，之间是被暴风雪压得长不大的云杉树丛？我们在甘博镇停了车，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亲眼见到它。
从东海岸的布兰德福德港到西海岸的汉伯茅斯，在全长253英里的路程中，甘博站是铁路紧贴海岸线的一个点，但由于鳕鱼游不到博纳维斯塔海湾这么远，因此这里不是渔村，而是以伐木为生的小镇，以及海边供应站，驶进博纳维斯塔海湾的船只在这里卸下货物，接着，这些货物又装上火车，运往内陆的小镇，那些小镇与岛内其他地方的唯一交通就是那条世界上最原始的，铁轨犹如纺锤一样纤细的窄轨铁路，火车在上面摇摇晃晃，像冰面上的雪橇。
甘博镇没什么值得看的，只有一排简陋的粉刷得俗里俗气的一层楼房子、小木屋以及焦油纸作屋顶的破旧的棚房，这些房屋的前院里到处扔着一辈子都没清扫的垃圾：酒瓶、木头的板条箱、丢弃的衣服、破损的木桶。
我自觉羞愧地感谢上帝，幸亏我们摈弃了这地方和伐木这一行当，搬去了圣约翰斯。
我看到了自己出生的那幢房子-母亲以前给我描述过它的位置和模样。
我得承认，这房子有两层，被装饰成蓝白相间，是视野中较好的建筑之一，房子阁楼的窗户是人字形的，我情不自禁地想象自己在周日的下午站在那儿眺望大海。
出发前，我曾想过，等我们在甘博停靠时，我会自豪地向同行的旅客宣布这是我出生的地方。
可看见这房子之后，我没有吭声，身子侧向一边，一脸涨红地注视着窗外，努力不去设想可能的那个斯莫尔伍德，那个站在外面，带着惊讶和渴求呆望着火车的斯莫尔伍德。
在靠近火车窗户的地方，我看见那些侧身紧靠着车窗，朝车外张望的老人，我想他们从没离家出过50英里以外的远门吧。
我发现他们的这副模样令人压抑，害怕自己也会沦落到那个地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很容易想到自己的那副模样，坐在那儿向外张望，胸无大志、少见寡闻、无知无识，望着水在岩石上溅开，形成泡沫，因为见得太多了，这景象早已印在了自己的脑子里-可与此同时，我又羡慕他们的这种知足自满、没有两难抉择的生活。
虽然他们的痛苦也许很多，但其中没有犹豫和矛盾。
下午过半的时候，我们跨过了艾克斯普洛伊兹河，驶进纽芬兰中部，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好一些，景色的突然变化使我精神振奋。
我们穿过了一片没长树叶、白得耀眼的桦树林，这些树木像纵帆船的桅杆一样高大，一棵接一棵接踵而来，直到我的眼睛再也受不了为止。
我拿出地图，想看看能否确定我们的位置。
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岛屿的全体人口实际上都住在沿海一带，仿佛时刻准备着，一副只要一声令下就立刻弃船逃命的架势。
海边只不过是出海捕鱼的地方，泊船的地方，白天出海晚上回来睡觉的地方。
可对于陆地，对于这片躺在他们身后、在自己后院以外、站在自己房子窗户前就能看见的远处山峦那边充满机遇的辽阔的陆地，大多数纽芬兰人却知之甚少，就像我因为对大海一无所知于是就害怕大海一样，不过我相信自己的无知和恐惧要比他们更加合乎情理。
我听说过出去钓鳟鱼或采浆果的成年人太阳刚一下山便急忙仓皇返回，害怕天黑之后被仙女逮住引入歧途。
我母亲过去经常给我讲甘博镇居民的故事，有的人被仙女引走，几周之后才在一条小路的尽头被人发现，恍惚之中这些人把自己的衣物沿路丢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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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5)
母亲相信，他们是被仙女引去跳舞，一直舞到精疲力竭倒地死去的，任何的常识或嘲笑都改变不了她的看法。
然而，就是这帮在仙女面前软弱无用的男人却会在夜里，在最糟的天气里启航出海，去救助一位船沉没了的邻居。
这儿是大片的陆地，他们连寸土都尚未占为己有，然而他们却宁愿每日冒着生命危险，去从那片永远都不属于他们的海里拉网捕鱼，去捕杀冰上行走的海豹，这些动物如同陆地一样，是无法控制或驯服的。
我看见一群伐木者撑着巨大的木排顺河而下，举着长矛模样的撑杆在木排上行走，像是什么巨大木筏上的领航员。
就连他们也宁愿跟水打交道；他们更乐意划水，而不愿意坐车，不过，我们的火车经过时，他们应着我们的汽笛声朝我们挥手。
土著人走了。
如今，河上已经没人了，只有伐木的人，还有由向导带领的、把钓鱼作为运动的钓鱼者，他们来自纽约、波士顿等这样的地方，甚至连他们当中的人也只到过这条河的某一处，在此之前，有人曾跟着这条河走了很远，想推测它要流到哪儿去，并且把这个推测像真理一样标在了地图上。
但没人知道这条河往哪儿流。
人们只知道它是从哪儿开始的，它是在哪儿入海的，可头尾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说得清楚。
我们抵达了獾皮镇，许多年之后，这儿将成为高速公路的一个主要出发地，从这儿开始，我们继续往西行驶，穿越对修建这条铁路的人来说肯定是最难的一段路线。
这里崇山峻岭，工程师们别无选择，只得直穿过去。
火车从劈开的岩石之间蜿蜒前行，悬崖高耸、陡峭，你没法看见它们的顶端。
一条条涓涓泉水顺着峭壁流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横跨峡谷的高架桥摇摇欲坠，这些峡谷虽然只有30、40英尺宽，但却有上百英尺深。
这里还有水塘、湖泊。
当火车围着某个水塘拐弯时，我能从窗户边看见长长的整列火车。
天开始下雨了，一阵太阳雨，不一会儿，前面长长的铁轨便闪闪发光，跟被雨水冲洗过的火车头一样。
我看见了列车员，还有火车司机和锅炉工那两张带着疤痕、满是煤灰的黑脸，以及车厢顶上被风吹得像马鬃一样的烟尘。
我看见其他车厢的其他旅客没有意识到我正在注视着他们，我的感觉，跟那些在我们经过的铁轨两边行走的人们所可能有的感觉也许是一样的，跟他们一样，我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多么的遥远，就像那被我留在身后、以及我正要前往的生活一样，我陷入了旅行的游梦之中，如果没有熟悉的地标提醒你车在前进，如果你好像没有目的地，如果你穿越的景色始终是这样一成不变，那么旅行中的这种恍惚就会向你袭来。
我告诉自己，这不是一座岛屿，而是坐落在一片空旷大陆上的被陆地所包围的一个国度，一个被荒野围拢、挤在中央的国度，这块中央我们眼下正在穿越，有朝一日，这块陌生之地将使我们变得伟大。
想到与我同行的一些旅客是在返家，这似乎很奇怪，但的确这是他们返家的旅程。
他们的表情不同，只有那些很快就会看到熟悉的景象、熟悉的脸庞、还有居家氛围的人，才有这种一半是顺从、一半是期待的表情。
我不愿去想有人要回家，也不愿去想这列火车除了运着我，唯有我，去到我要去的地方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下午开始，我打起了瞌睡，快到加夫塔普塞尔斯时才醒来，这是一片坡度很陡的荒地，是沿线最高的一处，冬天，如果铁路被雪阻断，火车最有可能在这里延误。
火车缓慢地、令人紧张地爬上100英里长的山坡，旅客们都祈求它继续走，因为我们知道要是车停了，我们也许会被困在这儿好几天。
我们笑着，坐在座位上来回地摇动，似乎是在哄着车头再往前开一英寸，等到我们感到车翻过了山顶，人群高声欢呼起来，好像此时我们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家，虽然剩下的路程只有三分之一了。
尽管我发誓不再瞌睡，但我还是又睡着了，黄昏醒来时看见一片类似雪原的平地，比前面看到的荒原还要平坦，偶尔有个坐在车上、睡眼惺忪的人证实这地方真的是雪。
我看见了许多树桩，这些200年前就早已枯死、石化了的树木沿着这雪原围成了一个栅栏似的圆圈，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经过的是一座冰冻了的湖泊，叫鹿湖，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最大的湖泊，大得你望不见湖的对岸。
天色已晚，车厢暗淡下来，几乎快空了，依然没下车的人大都已熟睡，此时，我朝窗外张望，凝视着此时此刻我能看到的纽芬兰的景象：山峦和树林的黑色轮廓，等月亮出来的时候，还能瞥见远处平静的水塘；数不清的、相距百十英里的小镇，其实至多是一堆矮墩墩的房屋，所有房子的门廊全亮着灯，但屋里却没有灯火，人们住在这儿，虽然每晚都有火车经过，但他们很少看见，甚至很少听到火车。
从斯蒂芬维尔克罗辛开出，我们沿着长岭山往西南方向，朝科纳布鲁克驶去，沿着在悬崖峭壁中穿流的黢黑的汉伯河顺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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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乐园(6)
清晨早些时候，我又睡着了，直到太阳升起时才醒来。
有人说我们离巴斯克港还有30英里。
整个晚上我都呆在吸烟车厢，根本就没去给我优惠的那张铺位，尽管此前我在《每晚快报》的那篇文章中对它的舒适和方便大加赞赏，好像从圣约翰斯到巴斯克港，我都是一直坐在那儿的，一步都未挪动。
我们将在晚上跨过海湾，第二天一早抵达布雷顿角。
我打算站在渡船的船舷边，一直到看不见海岛为止。
这似乎是件浪漫的事情，很合时宜。
真希望菲尔丁跟我一起来，尽管我知道她可能会说些泄气的话坏我的兴致。
15分钟之后，我欣喜地发现，所有旅客因为天冷都逃进船舱了。
我拉起雨衣的兜帽，想象着自己站在那儿的模样：一个头戴兜帽、孤独无助的身影。
可是，虽然我站在那儿凝视了似乎好几个小时，但这座岛并没有变小。
过了一阵，我走进船舱，几乎被冻得发紫。
每次我跑到舱外去看船走了多远，发现我们好像根本就没动。
这岛黑乎乎的，一直在那儿，跟原来的一样大，好像我们正拖着它在走。
我干脆站在舷窗边往外看。
当看见沿西南海岸的那串灯光时，我想起了过去在家时常从收音机里听到的为渔民播放的广播，总是以全岛的气温播报结束，每天晚上都是那一长串令人瑟瑟发抖的地名：伯吉奥、福琼、芬克岛、隐士岛。
我想象自己夜晚站在隐士岛的一幢房子的窗户前眺望大海。
"隐士岛"，不知道是哪个被浓雾束缚的孤独人给这座岛取的这个名字。
我想，在我看来，现在的隐士岛就如同6个月后从纽约看到的纽芬兰，是个落后、偏僻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方，它对我的吸引既无从解释，又无法抗拒。
整座岛就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地。
走，还是不走？走了之后，是客居他乡还是返回故里？我知道有许多纽芬兰人直到走进自己的坟墓也没解答这个问题，有些人从没出走，但一生都在谋划着要离开；有些人永远地走了，但一生几乎时刻都准备着回家。
我的父亲走了又回来了，至少肉体是这样。
人们坐在休息室听收音机，等船开出了20英里以外，收音机的信号开始消失了。
人群中响起抱怨声，但只要能透过干扰听见哪怕是最微弱的信号，大家仍乐意继续聆听。
等到信号最后完全消失之后，旅客们的情绪出现了变化，好像我们这才算是真正上了路，好像我们这才完全断绝了与陆地的联系。
不过，收音机依旧开着，发出奇怪的干扰声，仿佛那是大海的什么声音。


7 特勒沃吉的恐怖统治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英国政府派遣约翰·特勒沃吉管理纽芬兰，他在渔场既无经济利益，也无其他方面的利益，从此便开始了商人们所说的特勒沃吉的恐怖统治（1653-1660），其间移民们分到了较好的渔场，也免遭船队队长所施加的"不公正"处罚　。
谢天谢地，随着王政的复辟，法律与秩序也得以恢复　。
有历史学家指出，与其说特勒沃吉暴虐，倒不如说他容易受骗上当，他也许被那些油腔滑调的移民欺骗了，跟他们相比，说话粗鲁的商人不是对手。
假如这样，王宫定会愉快地接受商人乔赛亚·蔡尔德爵士诚实而又雄辩的演说。
他的演说娓娓动听，国王的大臣们个个发誓说就是给钱也愿意来听他的演说。
然而，蔡尔德却坚持说他们来听就已经给足他面子了，因此给钱的人应该是他，于是，他一次一个地给，在帷幕后，或者在候见厅，避当众摆阔之嫌。
蔡尔德谈起移民针对商人和船队队长的几项指控。
（这些队长就是最先到达各个港口的船长，根据国王敕令，他们作为法官和陪审管辖这些港口，处理纠纷。
）1．在商人们的授意下，船队队长们阻止人们在纽芬兰殖民，以便将所有渔场占为己有。
为达到此目的，他们滥施司法权力，对移民抱有偏见，惩罚这些人远远多于惩罚他们自己的捕鱼者。
鉴于没有留下法庭记载，唯一能证明这种偏见确实存在的是移民们寄回英格兰的大量的抱怨信。
但蔡尔德说，除了证明不同于移民的商人能像男子汉一样接受对自己的惩罚外，这些大量的抱怨信又能"证明"什么呢？2．在英格兰的捕鱼船队抵达纽芬兰之前，移民禁止捕鱼，即使等捕鱼船队到达之后也只准许他们在商人看不上的渔场捕鱼，这都是不公平的。
但蔡尔德反驳说，国王本人不也是热切希望人人机会平等地捕鱼赚钱，不也是早下了敕令，用每年春天竞舟横渡大西洋的办法来解决谁在哪儿捕鱼的纷争吗？如若说谁不公平的话，那应该是移民，他们非但不参与竞舟，反而整个冬天就这么等在终点，因此，他们其实没资格来捕鱼。
蔡尔德认为，倒不是移民们精于作弊。
尽管没了资格，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还是我行我素自个儿去捕鱼，声称在纽芬兰忍受一个冬天要比扬帆横跨大洋需要更大的勇气。
的确，在捕鱼船队到达之前他们总是收起了渔网，但一个冬天过后只要发现死亡的移民要比通常的少，船队队长们就推断他们都干了些什么，然后对他们做出相应的惩罚。
蔡尔德说，同样一目了然的还有这些移民在船队到达之前最后几周内所耍的禁食的花招，即他所说的脱掉身体内的鱼肉脂肪。
对他们的惩罚是根据他们禁食时间的长度来决定的，以他们衰弱的程度来确定。
移民越是濒临死亡，他所挨的鞭挞就越加严厉。
"不过，"蔡尔德说，"试想，船队队长在实施惩罚的时候，眼里却流着失望的眼泪，因为他知道无论他如何动用皮鞭无法换回被移民吃掉了的鱼。""够了。"国王查理说，"够了，诚实的乔赛亚。
曾经拥有不列颠美德的人在纽芬兰却因生活所迫堕落到这等地步，我再也不忍心听下去了。"国王坚信，唯一能阻止移民盘剥商人的办法就是减少纽芬兰岛的居住人口。


纽芬兰旅馆(1)
菲尔丁的日记1916年10月23日
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我在甲板底下本该是"禁酒"的休息室里，里面有好大一群人，全都醉醺醺的。
我也醉了，但没有像他们那样明显。
乐队正在演奏纽芬兰的乐曲，无论在船上的哪个角落都能听见。
他们演奏的歌曲大部分我都熟悉，都是关于渔民的、猎豹人的、伐木工的，但关于这些人的生活，我知之甚少，如同对爱斯基摩人的生活一样。
没有为我这样的人写的歌曲，这好像很可惜。
你也许会觉得我不像个社会主义者，但为了消磨时间，我构思了很多歌唱白领的民歌题目，如：《记者快步舞曲》、《律师挽歌》、《名为乔的建筑师之歌》、《来自勒库港的特许会计师》、《银行家之歌》、《房地产商里尔舞曲》、《跳吧，全体公务员》。
我记得帕特里克伯父坐在椅子上，头往后仰起，因为喝了酒而满脸通红。
在大家的邀请下，他唱起了《瑞安与皮特曼》　。
他闭着眼睛，仿佛他能闻到腥咸的海浪，仿佛他正沉浸在往日航海的快乐中，尽管事实上他最害怕水，在乡下的水塘边，谁也没法把他哄到划艇上去。
《瑞安与皮特曼》是用的《再见吧，西班牙女郎》　的调子唱的，在合唱的部分，大家齐声唱道："我们叫，我们喊，这就是真正的纽芬兰，/我们叫，我们喊，船上船下齐声喊。
"我记得在我们家的相片簿上有一张照片。
1898年，在一次离开圣约翰斯横跨海湾的途中，遇上了中浪，船上几乎所有人都晕船了，包括我父母，他们是去波士顿参加我母亲的一位亲戚的葬礼。
那一天，甲板上，船舱里，纽芬兰人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呕吐。
乘务员戴着面罩走来走去，把小小的纸质面罩分发给其他人，这东西是用来不让更多的人因为看见别人呕吐而晕船。
我父亲虽然一阵阵地呕吐不止，但他觉得这情景回想起来一定很好笑，于是让船上的摄影师给他们照了张相：我的双亲并排坐着，头戴面罩，眼睛流露出呕吐的痛苦，凄惨地注视着照相机。
在照片的背后，父亲写道："1898年夏。
'罗伯特·邦德'号上的苦难之旅"。
1898年夏。
那个时候我母亲大概已经怀上我了，不过如果怀上了也看不出来。
那要看这张照片是夏天的什么时候拍的。
虽然她戴着那小面罩，但你能从她的眼睛里看到她在微笑。
在晕船的时候，也许是在怀孕恶心的时候微笑。
当我告诉父亲我要去那儿时，他什么话也没说。
他知道我去那儿并不是为了我母亲。
但他不知道我去那儿是为了你。
他会想念我，但他没说。
如今我走了，这房子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我对他说该把它卖了，可他摇摇头，笑着说："再见！"他说："我的DD，再见！"那是他对我的昵称，意思是："我亲爱的女儿。
"只要我第一眼看见的陆地不是纽芬兰，我就会突然感到一阵孤独。
在那刚刚进入视野的整块大陆上，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即使箱子里装有圣约翰斯的十几个人写的推荐信，也起不到什么安慰作用。
这是陌生人的大陆。
过了很久很久，我们好像依然没有接近陆地，我有种感觉，好像只要走到船尾，纽芬兰仍旧看得见。
在北悉尼靠岸后，我走下船，努力装作不是初来乍到、刚踏上陌生土地的样子，装作不要看上去太像真实的我。
我有意装出一副行若无事的神态走着路，仿佛这样的登陆已经是好多次了。
在我周围，旅客们都有亲朋好友迎接。
我站在码头，一直等到船到时那阵喧嚣和嘈杂消失。
此时正是早上6点，离去哈立法克斯的火车发车还有3小时，太阳还没升起。
我身处一个以前从未来过的地方，举目无亲。
我放下提箱，双手掬成杯形放在嘴上，扯开嗓子喊道："喂。
"在大路上，有个人以为我一定是疯了，也回叫了一声"喂-"，像是模仿的回音。
火车开始穿越布雷顿角时，我注意到哪怕是细微末节的景象看上去都有差别。
当然，我料到会有差别，但从没想到居然没有一点是相同的，从没想到这里的景象每一个细节都与家乡的不一样。
在电影中，照片上，我见过其他地方，但都不一样。
我不知疲倦地想把这一切收入眼底，留意每一处细小的差别和与原来的模样所不同的地方。
家乡以及家乡的一切都是理想的、典型的，这个概念正在被推翻，仿佛在我的词汇中，所有单词的定义立刻得到了扩展。
布雷顿角很像纽芬兰，但一切又好像有些差异。
光线、颜色、外表、空间-像电线杆、栅栏柱、信箱这类东西，你以为这些东西在哪儿都是一样的，但在这儿却比家乡要大，或小，或宽那么一点点。
我能辨别出它们之间细小的差别，这使我意识到以前自己的生活是多么局限，自己见过的世面是多么狭小。
由于暂时缺少勇气，我在哈立法克斯逗留了一段时间，在《哈立法克斯先驱报》找了份工作，但这里跟在《每晚快报》一样没多大提高，或者说根本就没什么进步，而且哈立法克斯比圣约翰斯也大不了多少，因此，我觉得在这儿学不到多少今后有助于我去波士顿或纽约工作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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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旅馆(2)
我给菲尔丁写信，但她没回。
烦乱之中我开始抽烟，比以前抽得更加厉害，甚至还冒着在哈立法克斯被逮着的危险多喝酒，每次偷偷摸摸溜回房间时夹克衫的口袋里都塞着一两瓶啤酒。
几个月之后，我离开了哈立法克斯，搭火车去了雅茅斯，然后登上通宵渡船去波士顿，再一次在夜间乘船横跨那片把陆地分成两边的海域。
与哈立法克斯一样，波士顿也令人失望，我在那儿呆了两个月，为《旅行先驱报》工作，住在离斯科雷广场不远的阿尔斯顿街上的一座寄宿舍，里面除了我的那张地图，几乎一无所有。
之后，我定下决心，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去纽约的准备。
火车沿着哈得逊河往南行驶，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原来读过的许多书籍中描写的环境中旅行。
我好像不是在往一座城市去，而是去到另一个世界，我读过的书在那儿出版，我读过的文章在那儿写就。
我父亲的一个亲戚曾经从纽约写信给他："亲爱的查利，我公寓楼里住着的人也比我家乡的人多！"句末那个充满乐观的惊叹号表明，纽约的景象叹为观止。
在往南穿过波士顿周边各州的旅途中，那些挥之不去的疑问又在我头脑里泛起。
我生平第一次跨越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之间的州界，在这条人为的地界两侧，景色别无二致，我相信在加拿大的新布伦兹维克省和美国的缅因州之间的国界两侧，景色也是一样的。
也许，我们这些纽芬兰人被自己的地理位置欺骗了，以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也许我们以为，不实现一国之梦，我们就辜负了这片土地，这广袤之地。
它是那么的独立，与大陆分开，像是祖先身后留下的岛国。
也许，激励我们的不是爱国主义精神，而是一种充满负疚的责任感。
可是，这些想法一冒出来，我就因此而感到自责，赶紧把这些想法赶出头脑，告诉自己我只是在寻找离家的借口，对于后者，我也同样感到自责。
我记得，傍晚的阳光照在哈得逊河东边的河堤上，火车的速度超过了水流和水上的行船。
据推算，我们现在超越的水流到明天一大早的什么时候，在我们抵达纽约几个小时之后，也会流到那儿，在黑暗中被曼哈顿岛一分为二。
我们坐着火车朝纽约城驶去，越来越快，与我们并行不悖的似乎还有一条时间流，正在用远古的行动方式以更迟缓的速度朝前行进，不过，按照空间的概念，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
我得承认，在中央火车站，我的第一冲动是趁自己还有钱买票的时候赶紧搭下一列火车回波士顿。
我至今弄不明白，火车站为什么非得像现在这样，是巨大的拱形圆顶的建筑呢？如果它的目的是对付初来乍到的外来者，让他终身不忘，那我确实受到了感染。
这地方像座世俗的大教堂，可奇怪的是，抬头仰望那座黄铜色的苍穹，上面却看不见与这么气派的地方相匹配的宗教绘画。
人们几乎是在朝四面八方奔跑，在车站里发出低沉的共鸣，尽管车站里挤满了人，但整个建筑仿佛是空的，因为在人群的头顶上被拱形圆顶围起来的空间真是宽阔极了。
这些人果断地迈开大步，灵巧地躲闪着一个接一个的行人，在我看来，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初来乍到，像我初到北悉尼的渡口一样，每个人都努力装出一副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的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到纽约正好碰到的是交通高峰时间，平时这地方并非总是这样拥挤。
夜晚刚刚降临，在车站的周围，在台阶上，在地上，流浪的人们便开始铺床睡觉了，想在半夜12点警察清理这地方之前睡上几个小时。
其中一些人看上去非常机灵，我觉得不止一个人拿眼睛盯过我和我那口有滑轮的轮船衣箱。
我不知道自己看上去是多么没有搞头，我怀疑这地方虽然挤满了扒手小偷，但他们寻找的是更大的猎物，而非我。
我穿的是自己唯一的一件西服，是我能买到的最小号的成人服装，一件用深褐色哈利斯呢做的穿破了的衣服，里面套着一件诺福克短外套　，裤子很大，裤腿堆在双脚下面，皱成一团。
我保存了一张那个时候的照片，当时我的一只脚踏在一口有我一半高的板条箱上，一只胳膊放在膝盖上，这是我能摆出的唯一姿势，只有此时我的衣服才能绷紧，看起来较为合身。
可是不幸的是，这个姿势也突出了我那对细长、瘦弱的胳膊和腿。
我的手里拿着一根像是什么卷筒的东西（是不是一筒卷起的报纸？），眼睛坚定地盯着相机，非常自信地想展示一个良好、感人的形象，一个体重95磅，年龄21岁，不可等闲视之的年轻人的形象。
我赶紧穿过车站，走到外面。
在那儿我看见了轿车、的士、路面电车、公共汽车、卖报的小贩、穿流的行人，街对面一家旅馆的门卫正朝着谁挥舞戴着白手套的手。
我真的不相信在我来到这儿之前，这些东西早已在这儿了。
如果问起，我当然会说它们早就存在了，但对此我真的不相信。
我叫了辆的士。
我留给的士司机的印象一定和留给车站小偷们的印象一样，因为他说要先看到我的钱，而且当我告诉他自己要去的地方时，他要求我先预付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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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旅馆(3)
我去了西15街的一幢很大的公寓楼，是家乡的一位朋友介绍的。
住在里面的人都叫它纽芬兰旅馆，因为很多纽芬兰人住这儿，同时也因为它远远比不上家乡圣约翰斯的那家华丽的同名旅馆。
纽芬兰旅馆是一幢红砖砌成的建筑，包括邻接的两幢7层楼的楼房。
我之所以选择住在这里，除了我付得起房租之外，这里还很方便，因为这儿离第5大街只隔一个街区，步行5分钟就能走到联合广场，那是纽约社会主义者演讲的地方，尤金·德布兹　和索尔斯坦·维布伦　等"社会主义事业"的伟人们曾在那儿演讲过，而且我在想，将来有一天人们也会因为斯莫尔伍德在这儿演讲过而缅怀这个地方。
这家旅馆坐落在狭窄、肮脏、迷宫般的街道当中，街两旁都是仓库和破败的办公楼，因此几乎终日不见阳光。
这个街区的一边是格林威治村，另一边与上第5大街富人区毗邻。
不久，我便养成了周日下午在这儿带着鄙夷的神情散步的习惯。
可我就是鼓不起勇气去《召唤》报社。
我梦想自己是第二个约翰·里德，写了第二本《震撼世界的十日》，可一想到要去他曾经为之工作过的报社谋职，我就畏缩不前。
我开始做噩梦，梦见自己只是在海外转了个圈又荒唐地返回纽芬兰，相比之下，我父亲那次众人皆知的短暂逗留倒好像是个巨大的成功。
每天早晨醒来时，我感到焦虑、压抑。
这家旅馆像是某种成直角设计的户内社区，仿佛是哪个外港的全体人口被重新安置在了纽约，如今住进了这么一幢建筑。
每层楼面就像是个街区，每层楼面上的每条走廊就像是条街道。
走廊上，楼梯上，门厅里，总有人三五成群地闲逛。
从早上8点到半夜，大多数人都敞开自己的房门，表示他们愿意接待访客。
即使他们自己出去当访客时，也让房门开着，仿佛他们的脑子从来就没想过有什么东西会丢。
"嘿，你在这儿！"我经常听见我的邻居叫道，他拜访别人回来时发现自己房间里有人，那人趁他不在时，在他的房间里随吃随拿。
在人们相互拜访的时候，我始终关着门，大家好像认为我这样做冒怨了他们。
因为没有钱，我很少贸然上街。
晚上我都自己看书，但即便邻居们知道这原因，他们也不认为这不足以解释我的不善交际。
有时候，在经过我住的地方时，他们轻轻叩击我的房门，作为抗议。
有的人由于某种原因，不知道以前的那个名叫克拉尔的房客不再住这儿了，晚上他们随时都会跑来找他，敲我的门，喊他的名字。
"出来，克拉尔。
"一个男子叫道，"开门，你这个狗日的傻瓜，快开门！"当我告诉他，说他找错了房间，他哈哈大笑，好像唆使人干这事是克拉尔最爱耍的鬼把戏。
有一次，来纽约后第四周的一个夜晚，我回家时，发现自己被一帮男女挤在电梯里，他们正要上楼去参加一个聚会，手里小心翼翼地高举点着的香烟和满杯的禁酒，举过头顶，因此他们没法用双手保持身体的平衡。
那个破电梯每次停止或启动时，他们都要在电梯里东倒西歪。
"亲爱的，对不起。
"一个姑娘抱歉地说，她把我挤得紧贴电梯的墙壁，杯子里的东西溅了一部分在我的大衣前襟上。
把禁止喝的酒溅在电梯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身上，这姑娘既感到真诚的懊悔，又有些暗自得意，她不停地道歉，告诉我说要是她的双手不像现在这样举在空中，她会为我把衣服擦干净的。
"没什么。
"我说。
有些人手上全是东西，因此只好用嘴叼着香烟，一路斜仰着头，尽可能朝上吐着烟，眼睛眯缝着。
每次，电梯停下，门一开，露出另外一帮狂欢者，大家大声地打着招呼。
"到了，回头见。
几楼啦？四楼啦？我觉得四楼的人是不会熬到8点以后的。
"疯狂之中，他们涌出电梯，朝主办聚会那层楼的房客们发出一阵吆喝声，像是一群侵略军或一哄而起的乱民，响应他们的是走廊那头声音更响的狂笑。
我差点被他们裹挟了出去。
接着，门又关上了，我被留在了烟雾腾腾的电梯里，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直到听见背后有个声音。
"你这一生可曾见过这么多渴望回家，想念老妈，眷念心上人，还没长大的纽芬兰愣头青吗？""菲尔丁！"我叫道。
我转过身，看见她站在那儿，两只眼睛眯缝着，明显是喝醉了，一支香烟高高地叼在一个嘴角处，好像是在用颧骨抽烟，她懒散地靠着墙，两只手拄着拐杖，像往常一样，那拐杖立在她面前，只是角度倾斜得有点险。
"斯莫尔伍德！"她学着我的口气喊道。
看见她我高兴极了，我伸开双臂抱住她，把她的香烟折成了两截，点着的那一截掉在了地上，火花在我俩之间散落，不过她好像没有在意。
等我松开手，她依然那样站着，仿佛没了那根拐杖的帮助，她不敢相信自己能依旧直立。
"我以为你不会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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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芬兰旅馆(4)
"我说，"已经不抱希望了。
你住在哪儿？""就这儿。
"她回答，"事实上，好像是住同一层楼，除非你睡屋顶。
""你什么时候到的？"我问。
"昨天。
"她说，"从那时一直喝到现在。
"我们真的住在同一层楼，相隔5个房间。
她虽然醉眼惺忪，但依然发现我在局促地环顾四周。
"斯莫尔伍德，你想捍卫的是谁的名声，我的还是你的？"菲尔丁问，"不要担心，这儿我自己能行。
"她摸索着把钥匙插进锁孔，嘴里依旧叼着那截折断的香烟，上面吊着几缕烟丝。
"等你-等你不这么累的时候，我来看你。
"我说。
"没必要等到圣诞节。
"她说道，好不容易终于打开了门。
"对不起，斯莫尔伍德。
"她一边说，一边用拐杖做了个晚安的动作，微微地提起，又颓然地放下。
"你说得对，等我不这么累的时候我去看你。
"她走进房间，脸朝下横趴在床上，衣未宽，鞋未脱，双臂张开，拐杖依然捏在手上。
她几乎是当即就睡着了。
我退出房间，把门关上。


8 一次名副其实的人口普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查对于1675年在纽芬兰发生的事情，谴责查理二世是不公正的。
历史学家倘若深入研究，会发现如下事件。
国王命令船队队长通知那些移民，他们可以选择被重新安置去别的殖民地，或者被运回英格兰。
然后，护航船队的指挥官约翰·贝里爵士将随之开展一次人口普查，确定还有多少人仍留在纽芬兰，以及多少房屋，多少船只等。
然而，国王的敕令书丢失了，船长们只得凭谁的记性最好。
那年春天，在驶往纽芬兰的船队中，大家被弄得稀里糊涂，每间船舱里，每条船上，人们在争论以下两条命令到底哪条是国王发布的：（1）想去英格兰或其他殖民地活命的就去；（2）想活命的就去英格兰或其他殖民地。
等船队快要抵达纽芬兰时，各位船长被这两句搅来搅去的语法给弄糊涂了，唯一能想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抛硬币了。
幸运的是，人口普查的消息提前传到了移民的耳朵里，他们秘密地散布："人头被点，后果不善。
"因此抛弃家园，逃进了森林。
一连几个礼拜，船队队长们更乐意执行第二条命令，他们焚烧、掠夺眼前的一切，等约翰爵士到达时，他为这些人的作为感到义愤，因为他们的做法等于是让他几乎不可能进行名副其实的人口普查。
约翰爵士竭尽所能逐一清点被哄出森林的移民。
在给英格兰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海港像墓地，水面上到处矗立着十字架一样的桅杆。"他能通过清点桅杆来估计这里有多少船只，也能通过合计残留的烟囱来估计有多少房屋。


召唤(1)
有菲尔丁相伴，我精神大振。
我突然注意到周围有许多女人，轻佻女郎　以及即将成为轻佻女郎的女人，到处都有，她们的膝盖涂得红红的，头发齐耳，裙子超短。
有的甚至裹脚，以便能够平足走路。
菲尔丁为了表示对这一新潮流的认同，也戴了顶周边是玫瑰花饰的软帽。
在菲尔丁的催促下，我去了西四街的《召唤》报社。
我被领去见一个名叫查利·欧文的人，是主编，为了说服他雇我，我向他侃侃而谈，像是在劝他加入工会。
他带着一种厌世然而善意的微笑听我说话，仿佛已经预见到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记者，我的期待是远远不能满足的。
"斯莫尔伍德先生，我们这份报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社会主义报纸。
"他说，"因此，我们的层次很高。
"我默不作声惊奇地呆望着他。
"解释一下社会主义这个术语。
"他说。
感谢上帝，幸亏我遇见了格兰姆斯。
我告诉他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它的目标和实现的途径。
"斯莫尔伍德同志，你说的话比布尔什维克思想还要扯淡。
"他说。
要不是看见他伸出手来，我还以为这次面试砸了。
"在《召唤》报社，有两件东西我们总是不够。
第一是钱，第二是几乎不计报酬乐于工作的记者。
看起来你好像也缺前者，因此我猜想你也只能是后者啰。
"我朝他眨巴着眼睛，稀里糊涂。
"你被聘用了。
"他说。
菲尔丁没有申请工作，可不久她为《纽约时报》自由撰稿写了些东西。
她坦率地承认自己现在还不需要去找固定工作，因为她父亲给了她很大一笔"让她远走高飞的贿赂"。
不过，她跟《召唤》报社的人混在一起，帮着我去适应他们，因为尽管他们声称同我的世界观一样，但是我发现，他们与她的共同之处实际上比与我的还要多。
《召唤》报社有十几个记者，有些人跟我的年龄相仿。
我们是在摇摇欲坠的顶楼库房里办公，这里虽然被暴徒冲击过好几次，被燃烧弹烧过好几次，但多年来这里一直是报社的社址。
编辑室的天花板上依然有焚烧过的痕迹。
我们把能找到的吃饭最便宜的地方全找到了，包括格林威治村的"三台阶餐厅"、"俄国熊茶室"、"14街自动售货餐馆"。
礼拜五发薪水的日子，我们拥进第12街的蔡尔德饭馆，一边争论社会主义，一边饱餐65美分的四菜大餐。
其他人以前听说过纽芬兰旅馆，在我和菲尔丁来这儿之前，他们早就把纽芬兰人看成是天生奇特的一类，而且必须说明的是，我们两人的情况更坚定了他们的看法。
我被那些人当做活宝来看待。
他们当中有些是犹太人，听说圣约翰斯所有的犹太人都出来为我送行，他们便根据这一说法，再加上我看上去像个犹太人，因此总是亲切地管我叫"犹芬兰人"，或者有时候干脆叫"犹芬"，或"乔犹芬"，尽管我竭力让他们对我严肃，但这只能适得其反。
他们总是故意念错"纽芬兰"，仅仅是为了让我再中规中矩地读一遍，不知何故，他们发现我的读音很有趣，总是学着我的读音相互重复，模仿我特别认真的口气把重音放在"兰"字上。
平卡斯·霍克斯顿总是对埃迪·莱文森说："是NewfoundLAND，不是NewFOUNDland，也不是NEWfoundland，而是NewfoundLAND，就像understand一样，知道了吗？"这儿的女人跟我以前见过的完全不一样。
与她们相比，菲尔丁要内向、缄默得多。
在蔡尔德饭馆，多萝西·戴伊看了我一眼，便当着众人的面宣布我是个处男，"是我所见过的唯一处男。
"她说，好像是在把我当成什么骗子在揭露似的。
我哑口无言，无法抵赖，无论如何，我的表情变化证实了她的判断。
餐桌周围爆发出狂笑声，仿佛人们刚刚发现，在他们当中有个地球上最年长，可能也是最后的一个处男了。
"喂，乔，告诉我们，"多萝西说，"你是不是把自己给省着，留给家乡的哪个年轻的尤物？她是不是在你离开的头天晚上用了个亲吻就从你那儿赢得了订婚保证？要不就是你还没有练出那个胆子，敢叫哪个姑娘跟你上床？"我真希望自己拥有许多年前回敬菲尔丁的那点机巧，可我江郎才尽。
倒是菲尔丁解救了我，他们反而喜欢她，喜欢她拄着银头拐杖的模样，仿佛她扮演的正是他们熟悉的角色，而且喜欢她在我看来是突然学到的对政治的怀疑、做作的孤傲、雄辩的口才和满口的讥诮。
"床上功夫他也许不在行，"菲尔丁说着，一只手搭在我肩上，"不过，斯莫尔伍德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者。
他的对手又多又厉害，而且-"她用拐杖比画着把大家全包括在内，"还有一帮莫名其妙的朋友。
另外，多萝西，对于你面前的这位瘦得迷人的男子汉，你怎么知道我没指导过他的床上功夫？"从此，大家都学着她的那句话，每次看到她时就说："喂，这不是斯莫尔伍德的床上导师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其他事情上，菲尔丁都装出一副缺少责任感的样子，这使大家感到迷惑，因此讥笑她居然为《纽约时报》这样的"资本主义喉舌"工作。


召唤(2)
从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些人太像格兰姆斯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兴趣太理论化了，而且我也把这种看法告诉他们。
他们认为自己在推动一个全球性的运动，但对于这项事业对现实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们却没多加思索，而我的主要兴趣在于社会主义如何有利于纽芬兰，这个观点被他们斥为太狭隘。
我们长时间地争论，菲尔丁比我们任何人都喝得多，但很少发言。
一天晚上，我告诉他们："纽芬兰将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小国家，成为自治、自给、自卫、自立的国家，而且我将成为纽芬兰的总理。
""那么我将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
"平卡斯笑着说，对着我举起酒杯。
"我会的。
"我边说边站起身，虽然只喝了两杯，但已经摇摇晃晃，几乎站不起来了。
"菲尔丁的酒量比你大。
"多萝西说。
"何止酒量？"菲尔丁说，我不知道她这是在保护我还是嘲弄我。
"你们眼前的是纽芬兰未来的总理。
"我说道。
他们上下打量着我，仿佛我的现状和我所声称的未来之间太不相称，让他们忍俊不禁，顿时大笑起来。
"你怎么样，菲尔丁？"多萝西问，"你的人生使命是不是就是进一步开发斯莫尔伍德的野心？""我的人生使命不是进一步开发谁的野心，而是我自己的野心。
"菲尔丁回答，"一旦决定下来，我就要锲而不舍地去争取实现它。
""你如何描述自己的世界观？"多萝西问。
"我属于黏液质。
"菲尔丁回答。
由于我的长相、口音，由于我缺乏正规教育，还有社交方面的笨拙以及急于讨好别人希望被别人接纳，我被看做是来自中产阶层。
我并没有设法去消除他们的这个概念，也只字不提我那中产阶级的祖父和叔伯们，以及我在费尔德中学的那段时间。
在他们眼里，我出现在编辑室里虽然合情合理但也有些矛盾。
我穿得越是破烂，越是不合时宜，看上去就越跟大家格格不入，但在他们看来就越加合乎情理。
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子过得很好，那种生活水平是《召唤》报社支付的薪水所无法保证的，因此我怀疑他们像菲尔丁一样，是靠父母的钱养着的。
许多人都来自有钱人的家庭，只不过暂时离开优裕的生活，对于这种生活，他们公开承认有朝一日是打算要回归的。
我没有讲起家里的生活。
当他们讲述起各自自找的、最近遭受的贫困以证明自己社会主义身份的时候，我什么也没说，但我无意中说出我母亲是个五旬节派教徒。
"五旬节派教徒？是不是那些咬着舌头说话，像患了癫痫的拍卖商在地上滚来滚去的人？"多萝西问。
我觉得自己露馅了。
五旬节派教会，那是穷人的宗教。
我告诉这些人，他们，或者说我们，其实并非真穷，因为只要我们愿意，随时都可以终止贫穷，但穷人认为他们的贫穷却是一成不变的。
对于贫穷，最糟糕的是你相信自己再也摆脱不了它，就像摆脱不了自己的个性或性格一样，还有你把自己的处境看成自我界定的一种特性，无论你拥有多少钱，这种特性你是永远无法摆脱，或者更糟的是，永远需要对他人掩藏的。
这才是我真实的想法，但是我没有说，因为我害怕这样说会让人认为我在这方面太有权威了。
"祝愿这个人人不必掩藏的世界早日实现。
"多萝西真诚地说。
大家一齐举杯祝愿这个世界早日到来，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们祝愿的其实就是我。


9 纽芬兰之问题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约翰·贝里爵士把对纽芬兰岛的人口普查报告呈交给国王，在其著名的《纽芬兰殖民地公告》中，国王宣布："……依据人口普查所含信息断定，纽芬兰之问题届时会自行了结。
显然，在此荒芜之地人之生命难以维持。
移民或者离开，或者消耗枯竭直至殒命。
寡人特此宣布：不必干预他们，让其面对万能之上帝所愿赐予的命运或诸多结局。
"正因为相信移民们有自我决断的权力，所以1696年当纽芬兰遭到法国入侵时，英格兰的反应非常迟钝。
除博纳维斯塔和卡伯尼尔外，所有的英国殖民点统统遭到摧毁，直到此时，英格兰才决定加强捍卫自己殖民地的力量。
两国为纽芬兰的所有权一直争夺到1713年，后来根据《乌得勒支和约》　，英格兰把据说是最无价值的海岸线，也就是纽芬兰东北部三分之一的海岸给了法国，作为对法国历史上就该岛的部分所有权的承认。
英格兰这个所谓的失误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唯一反对这一和约的是那些多年住在海岸边的移民，而且他们将被法国人取代，因此很难期待他们能够如实地估计这段海岸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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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丢脸的求婚(1)
虽然我到纽约时年纪依然很轻，但还是姗姗来迟，没能分享到《召唤》或美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辉煌。
不久，我便意识到，与社会主义党一样，《召唤》也是日薄西山了。
正当我满怀憧憬激情上场的时候，其他人却已经在开始接受这样的思想：作为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坚守一个虽然正确但很快就要失宠的观念，坚守一个正义却失败了的事业。
我在纽约住了两年，这时《召唤》停刊了，虽然不久它又以周刊的形式重新面世，但报社没有再雇我。
社会主义政党的衰落和成员的减少，其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的报刊开始全线倒闭，仅存的为数不多的记者们也纷纷失业。
我只跟志趣相投的人结交，而且时间短，次数也少，像年轻人一样还以为自己的朋友遍天下没个完。
我设法为仅存的几家社会主义报刊自由撰稿，并且在菲尔丁的帮助下，为《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纸写些文章。
不过，由于没有全时的工作，我有时间做自己来纽约真正想做的事，发表演讲，其结果是，在成员急剧减少的党内，我的地位稳步上升，但与此同时，我却越来越贫穷潦倒。
不久，我用于站桩演说这项不计报酬的职业的时间要比作记者的时间多得多。
作为一名演说者，我深受党的器重，因为我可以成为很多我本来不是的角色。
我本来不是犹太人，但因为我的鼻子和黝黑面孔，我可以被看成是犹太人，虽然一旦把口音考虑进去我的犹太背景令人怀疑，但人们还是把我当犹太人，而且比真正的犹太人更受欢迎。
在纽约东部的贫民区，犹太知识分子是没多少听众的，因为很明显他们自己并非来自贫民窟。
我并不属于工人阶级，但对于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总是饥肠辘辘（无论菲尔丁如何坚持，我都不接受她给的钱），每天都穿同样的衣服，因此我可以被看做是工人阶级。
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为了发表演说也有意穿得破破烂烂，但他们总是嫉妒地看着我，心里好像在纳闷：我何以能装得如此粗野、寒碜、憔悴，装得这么逼真？日复一日，我为那些营养充足、衣冠楚楚、养尊处优的人游说，要是我成功地把自己变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党将失去一笔宝贵的财富，不过，可喜的是，有一点是贫穷没法削减的，那就是我逃避好运的能力。
由于我的纽芬兰口音，我可以被当莋爱尔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
菲尔丁称我是"变色龙"，但真正易变的是听众，因为每个人都把我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有一点人们是错不了的，那就是不会把我错当成黑人，但查利·欧文仍旧把我从那帮越来越少的"站桩者"当中挑选出来，送到哈莱姆　，声称我是"处理种族关系的专家"。
菲尔丁跟我一道去的，就像当初在圣约翰斯的码头上一样，为我把听众聚拢，她站在街角，高举拐杖叫道："五分钟后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将就社会主义发表演讲，听完之后你会终生难忘，类似的演讲你以前闻所未闻，今后也不会再次听到……"我站在一个肥皂箱上，望着眼前一片黑压压的脸庞，一开始这些脸庞默不作声，不相信面前的这两个白人-"衣着华丽"的菲尔丁，还有奉劝他们为改善自我境遇投票选举本党的我，这个党虽然宣称不限制肤色，却几乎没有黑人成员。
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真的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而是满腔热忱地描述着那个我相信靠社会主义就能实现的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虽然这些人让我大谈特谈社会主义，但他们的表情似乎在说其实他们是在让我娱乐他们。
我告诉他们我来自纽芬兰，但他们说从没听说过那地方，于是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那儿的总理，仿佛以此来证明它的存在。
"你是俺见过的个儿最小的政治家。
"有个男的说。
我告诉他自己还不是政治家，而是在帮一个党的候选人竞选演说，他一个人不可能处处走遍。
"别说走遍，他连一次也没来过。
"那人说，"他怕来这儿，因此派你来。
"人群发出哄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你们都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我说。
"你说的社会主义好像没给你带去啥好处嘛？"有个女的说道，她转身对菲尔丁说，"你干吗不让他多吃点？看上去好像你全吃了。
""社会主义跟宗教不一样。
我们要把自己选上去，否则任何人都得不到好处，包括我们自己。
"我说。
"不过我打赌，你选上后就会给自己很多好处的。
"那个女的说。
我觉得很尴尬；像他们眼里所看到的那样，我也看到了自己，一个在社会主义的同事中地位低下、奇形怪状的小个子，同事们知道他也许有去无回，却仍然派他去哈莱姆，令人不解的是菲尔丁居然陪同着他；他的雄心壮志是成为某个无人知晓、甚至可能根本就不存在的国家的总理。
越来越多的男人和女人从他们佃租房的台阶上站起身，围拢过来，想听听这个偏信的天才还会承认自己偏听偏信了什么。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黑人和白人将是平等的。


一次丢脸的求婚(2)
"我说，"黑人和白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总统。
""没错。
"靠近人群前面的一个男的说，我认得出，他身上穿的是火车行李员的制服。
"不久我们就会有一位黑人总统的。
以前的36位白人总统都是碰巧了。
"人群爆发出笑声。
这跟在圣约翰斯码头上的情形一模一样，我被人嘲笑，菲尔丁无言地站在旁边，我们两个就像一对卖艺人，表演的节目还没准备好就上街了。
我本该7:30在联合广场发表演说的，但安排取消了。
大约6点的时候，我去菲尔丁住处告诉她。
门是开着的，可没她的人影。
在那张对折起来用做书桌的小桌子的正中央，像是一个支撑物似的，放着一本店主记账用的账簿模样的本子，一本绿色的大本子，封面的四个角是黑色的三角形。
我打开本子。
第一页的第一行写着"亲爱的普劳斯"。
在这一页的右上角，写着的日期是1912年3月11日。
我翻到本子的中间。
同样，那一页的第一行写着"亲爱的普劳斯"，日期是1918年9月23日。
离开费尔德这么多年了，离差点挨棍子杖打这么多年了，难道她还依然-依然？我翻到本子别的地方，靠近中间的一页，上面写着"亲爱的斯莫尔伍德"。
日期是1923年11月4日。
"看到了什么喜欢的？"惊恐之中，我"啪"地一下把本子合拢，放在桌上，然后转过身。
菲尔丁就近在咫尺。
"看了多少？"她问。
"我什么也没看到。
"我说，"只有称呼。
"我看着她，期待着从她脸上看到顽皮的笑容。
"1918年9月23日，亲爱的普劳斯，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没错，普劳斯在盖尔语　中指日记的意思-"菲尔丁回答，但她没有说下去。
"你瞧，我不是-""那亲爱的斯莫尔伍德又是什么意思？"我问，"你想干吗，菲尔丁？这是日记，日志，还是什么别的东西？""都是。
也都不是。
"她说，"说不准。
我想应该是没有发出的信吧。
""写给普劳斯，然后又写给我，为什么？"她吞咽了一下，一只手放在脸上，用手指揉了揉前额。
"就像是作家写的，把自己的想法写给朋友，懂了吗？""离开了费尔德，发生了那件事之后，你还把普劳斯当你的朋友？"我问道。
"我依然在日志中写信给他，就这些。
离开学校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他根本不知道这些，就像你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一样。
""我不知道的究竟是什么？"我问。
"我的上帝，别再问了，斯莫尔伍德。
"她说，"我-我真的没什么想法。
我知道你没有-我的意思是，我觉得-我从没看见你跟别的谁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现在没有，我知道你不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成为朋友。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可突然之间我能想到的只有她和普劳斯。
"你和普劳斯是不是好上了？"我问。
"是的。
"菲尔丁恼怒地回答，"以前好过，怎么样？你可能以为是情人。
在费尔德和斯宾塞人人都知道。
""看来除了我。
"我说。
"这不要紧，特别是现在。
"她说。
"可他那样对你之后，你还-迷恋他？""是的。
即使他那样对我之后。
"她说，"不过这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紧的是我现在不在乎他了。
""你的有些信写着'亲爱的斯莫尔伍德'，你看我，是不是像看他一样？"我问。
"不是，我的意思是-与他相比，我更看重你-"这样的表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任何人以前从没向我做过这样的表白。
我没法告诉她我自己也是同样的感受，而且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突然冒出一句。
可我曾经发誓终身不娶。
她吃惊地往后一缩，仿佛我误解了她的意思。
可除了表明她是爱我的，她刚才说的那些话还会是什么意思？她摇了摇头，几乎毫无察觉，眼睛转向一边。
我觉得自己上当了，被骗来向她提出了一个她根本就无意接受的求婚。
我求婚时没有叫她的名字。
在我开口之前的那一瞬间，我想过如何称呼她，当时我觉得求婚时用她的姓称呼她似乎有点滑稽。
但在假装自己对这种事根本不在行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我不能称她"希拉"，不能说："希拉，你愿意嫁给我吗？"把她变成我不认识的人，根本不存在的人，这似乎有点滑稽。
在我看来，她不是希拉，除了她的亲属之外，对任何人她都不是希拉；她是菲尔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以前犯下的大错。
她是菲尔丁。
她是那种人们用她的姓称呼的女人。
她的表情证实了我的惊恐。
她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拒绝我，两只手捏住拐杖，像跳踢踏舞的姿势，捏得很紧，直到双手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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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丢脸的求婚(3)
"斯莫尔伍德……"她开口了，然后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长得来让我坚信"愿意"这样的回答是肯定不会说出来了。
她也一样，除了叫我的姓之外没法用其他名字叫我。
在码头上她曾问过我们算什么，她问对了。
我们不算情人。
我们算什么？她想让我们算什么？性伴侣？拒绝一个你只能用他的姓来称呼的男人的求婚，除了可笑之外，你还会是什么？她没法叫我的名，就像我没法叫她的一样。
我并不想就这样被菲尔丁轻而易举，或者说尴尬地拒绝掉，毕竟，她菲尔丁无非就是个菲尔丁，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怎么这么傻？这么天真？我让自己相信，我的心并没破碎，只是感到羞辱，而这羞辱不仅归咎于我自己，也归咎于她。
"对不起-"她说，"我晓得怎么-"除了假装开玩笑之外，我不知道如何把自己从这尴尬中解脱出来，我希望她会假装相信我，就像她过去在处理许多其他事情时经常做的那样。
"你不会以为我是当真的吧？"我问。
立刻，她的脸上露出了那个自然率真的菲尔丁的表情，一时间忘了我的存在。
那是另外一个菲尔丁，无人关注、无人察觉、不合时宜，她所见的是一个过去的世界，一个没有她存在的世界。
接着，那个真的菲尔丁又恢复了，一切又重新开始。
"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要你嫁给我吧？"我问，"我的意思是，并不是你有什么不合适的，只是你不是那种像我这样的男人想要娶的女人，而且我相信我也不是那种你想要的男人。
""我觉得我们不应当再这样了。
"她含糊不清地说。
"这样"是指"像这样谈话"还是继续呆在一起？"我觉得你说得对。
"我说，"既然两个人之间没什么感觉，倒真的不该再这样下去了。
""一点没错。
"她的声音颤抖，但一字一句很清楚，"两个人之间没什么感觉。
两个人之间应该有所感觉。
不过，毕竟是你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你的。
""如果这事你往心里去，那随你。
"我说。
"如果记忆可以选择，我宁愿选择忘掉我们的相会。
我还愿意忘掉许多其他的事。
"她把背转向我，身子站得笔直，头昂得很高。
这使我想起了那天在训练中心费尔德中学的男孩子们把她释放之后她站起来时的姿势。
我怀疑，不论我怎么说，她是否会改变对我的看法，而且我相信，要是她知道我倾心爱她，那她会永远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表达了爱意，却被嘲笑甚至委婉拒绝，一想到这些我就无法容忍。
我曾发誓永不结婚，决不受制于单纯的生理需求，或放弃自立，放弃自我-我怎么可以先前立下雄心，却在一时冲动之下将其抛于脑后？我的本能从没出过问题。
"你现在可以走了。
"她说。
几天之后，我听说菲尔丁搬出了纽芬兰旅馆，去了哪儿，无人知晓。
菲尔丁的日记1923年2月12日亲爱的斯莫尔伍德：或许这只是我的想象，你的嘴唇之间突然冒出我名字的前半部分"菲尔-"，一声几乎听不见的低语。
你的感觉怎样，斯莫尔伍德？有没有感觉？我没想到你会求婚，像那样求婚，在那个时候求婚。
不过，我应该想到你会的，终有一天你会提出来的。
我早该有所准备。
你的求婚难道那么快就回收了？不过至少你还没未进洞房就一逃了之。
在你娶我之前，也许应当有什么办法把你有权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应当有什么办法告诉你，免得你改变主意，或把你吓跑？我干吗问这些？我脸上的表情，我眼里的神情，已经足以把你吓跑了。
在家时，我总是小心保管我的日志，但在纽约，好像除了你，我不必对任何人保密了。
当时，在我进门之前，你在屋里干什么？你当时说你看到的只是称呼，你肯定没说谎。
否则，你是不会提出求婚的。
不过，你求婚了吗？我希望你说过的是这些话："菲尔丁，虽然我这个人受着愚蠢的虚荣和自尊的支配，但菲尔丁，从12岁起我就爱上你了。
菲尔丁，跟你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过去记忆中的童年，好像你就站在我的身边，我想起那天在学校旁边我们第一次相见时的那个女孩。
当时阳光明媚，但空气中已经有秋天的第一丝令人忧伤的寒意。
菲尔丁，我记得的事情还很多很多。
你站在费尔德中学的山上，在你身后是城市的屋顶，往下一直延伸到海港，到海边，到峡口，以及海拔500英尺的信号山。
菲尔丁……"除了在书中，或者在被弃女子写在日记里的幻想中，男人们会不会这样对女人说话？假如说我爱着的你仅仅是我自己虚构的，那我干吗还在乎呢？你有你那令人讨厌的雄心、自欺欺人的自信。
在这些虚妄的东西的压力下，你才23岁就快抵挡不住失意和落魄了。
我怎么这么傻？如果我愿意，我受伤的心也许是可以疗治的，但不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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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移民之怨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如普劳斯所为，把海曼斥为能写几句打油诗的傻瓜是件非常容易的事，但在《趣闻杂论》中，在他那首《移民之怨》的诗中，他确实入木三分地记录了在这个所谓的"新"世界里日复一日的枯燥和无趣：早餐是鱼，午餐是鱼，满目是鱼，让人心凉。
最糟糕的是这帮野人，夜夜鸡奸，令我心慌。
多么希望，来些女子，多么希望，来些婆娘。
男人因此不再乱搞，我的屁股也不再受伤。


海恩斯(1)
一连几周，由于痛苦得干不了什么活，我跑到纽约的街上闲逛，只是偶尔感到一丝快慰，因为从身边经过的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没人知道我的秘密、我的羞辱。
一时间，在陌生人当中，我好像没什么可羞耻的，没理由感到丢脸或伤心。
我告诉自己，我对菲尔丁是什么感觉，对其他女人也会是同样的，事实上会更强烈。
世界上有的是女人会激发出我的爱，比对菲尔丁更深更强。
我这样因为迷恋她而消损自己是愚不可及的。
不过，我倒不是想跟这些女人结婚，或同她们发生关系，或……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想念她了。
在纽约，记者的处境没有好转。
冬天过了一半，我再也付不起每周6美元的房租了，于是搬了出去，希望只是暂时的。
我给自己每天40美分作为伙食费：10美分早餐，然后是一餐30美分的猪肉、豆子、面包，还有苹果派和咖啡作为甜点。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那是我每天的正餐菜单。
我搬进第六大道42街公共图书馆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房费是每晚50美分，这里主要的缺点是高架火车经常呼啸而过，让人没法入睡。
我在那儿住了几天，然后意识到自己还得去找更便宜的地方住，否则很快就会身无分文。
我搬进离市中心更近的一家每晚25美分的低级旅馆，离鲍威利　很近，近得让人心惊胆战。
对于时运不济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被打入了地狱永世不得翻身。
可我还是有翻身之日的，那就是返回纽芬兰，可一想到失魂落魄地回去，就像我父亲30年前从波士顿回去那样，我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在这里撑下去。
我搬进了一家集体宿舍模样的低级旅馆，名叫"地板旅店"，在那儿付15美分，得到的就只有地板。
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意识到自己是如此不堪一击。
听说在这儿，人们喝醉了或因为衰弱无法抵抗而出了事。
这儿没人维持秩序，也没人可以求助。
坐在楼梯下桌子后面的是个大个子家伙，他最关心的是不让别人把三美分一夜的床单偷走，并且在他身后的墙上挂了那根明显砸凹了的棒球棍作为制止这种行为的警示。
我在"地板旅馆"住了三夜，但没有睡着。
我没有像别的人那样，把靴子当枕头，而是穿在脚上，害怕被人从头底下偷走。
真希望所有人都以我为榜样不脱鞋睡觉，因为臭袜臭靴已经使这地方臭气熏天。
身后没有依靠，甚至用手撑在身后，这样坐着让人很累，等我再也没法保持这个坐姿时，我枕着一只前臂睡下，不时地抽一口香烟不让它熄灭，以表示我还有点清醒。
时值早春，纽约的四月中旬，比通常的气温更暖和一些。
我决定不再住15美分一夜的旅馆了，这样就可以用所剩的那一点点钱买吃的，于是我加入了那些在布赖恩公园图书馆背后睡大理石条凳的人的行列。
我从垃圾箱捞出报纸作为被毯。
夜晚，我老是梦见寒冷和菲尔丁，经过一夜充满不安、寒战的梦境之后，清晨醒来我的头发和胡须挂满了白霜。
在一个梦境中，我在街上遇见了她，正挽着里弗斯的胳膊散步，当我试图解释我的手为何发抖、麻痹时，她朝里弗斯笑了笑，好像早就提醒过我会有这个下场，除非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其他夜晚，我身下的条凳像是木头的铺位，我仿佛能听见"纽芬兰号"上运煤绞盘和毛皮斜槽发出的声音。
为了取暖，我钻在报纸底下抽烟。
每天晚上我都在同一根条凳上睡觉，确保及时地回到公园以便占领这条石凳。
凳子的形状很独特，我设法让自己的身子顺着凳子躺卧，在大理石上找块凹陷的地方放好屁股，不过，早晨醒来时，我依然浑身僵硬，简直无法动弹。
有个警察名叫巴恩斯，他的职责就是在公园巡逻，不让流浪者白天躺在凳子上。
每天一大早，他便沿着两旁有条凳的路径走来，用警棍击打每个睡觉者的脚后掌，嘴里总是喊道："快起来，天亮了。
"很快，整个公园里，人们纷纷坐起，打着哈欠，揉着眼睛，活像一尊尊雕像复活了似的。
沦落到晚上睡大理石条凳这地步，要是我父亲看见了，不知道他会怎么说。
不过，有一点使得这样的生活变得可以忍受，那就是我知道任何时候只要愿意，我都能一逃了之，回到纽芬兰换一种活法。
不过，我很不情愿去想象自己被迫回家，身无分文，看上去穷困潦倒。
我可以给我的堂弟沃尔特发电报索要回家的路费，如今，弗雷德叔叔死后，他成了靴鞋店的老板。
我知道他会寄钱来的，但同时我也知道，即使我还了他的钱，从此他也会像他父亲对待我父亲那样对待我。
布赖恩公园全是些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尽可能久地努力撑着，希望自己的命运出现转机，害怕终有一天不得不承认面对这偌大的城市自己无能为力，只好打道回府。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很多，这最让我感到气馁。


海恩斯(2)
当初，我们这些人来到这城市，深信自己出类拔萃、独一无二，可如今却被相同的命运所羁绊，在这个乡巴佬聚集等候的地方省吃俭用地过完在这座大城市的最后几日，然后返回故里，成为活生生的教材，教训当地那些以为自己与众不同的妄想之徒。
一天早晨，我躺在大理石长凳上被人弄醒，不是巴恩斯，而是另外一个人，因为没戴眼镜，我辨不清那人是谁，也听不出他的声音。
"嘿，快瞧，嘿，快瞧，"那声音大声吼道。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又一位充满幻想的纽芬兰人沦落纽约城啦！"说这话的人嗓音深沉、发颤，声音清晰，响彻公园，引得长凳上的人们纷纷坐起来，眼睛盯着，不仅盯他，也盯着我看，好像他们在想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才有人用这样的音量对我说话。
我掏出眼镜戴上，看见高耸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高好像超过6英尺的男子。
他头发卷曲，很黑，一片蓬乱，几乎垂到眼前，眉毛又黑又浓，络腮胡子一直落到下巴处，像根皮带。
他头戴一顶黑色尖顶的船长帽，还有一副眼镜，镜片很厚，使得他的黑眼睛看上去比实际大得多，那对眼睛，加上他心照不宣的似笑非笑，让你觉得他好像正盯着你，好像认为你正试图要掩藏什么，只要仔细察看，你就会自动露馅似的。
他身上穿的有点像是燕尾服，也许曾经是男仆或管家穿的外衣。
衣服几乎垂到他的膝盖处，衣边都已经磨破了，上面全是灰尘或白粉似的污迹，好像一大早他是沿街滚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是纽芬兰人？"我问。
"确切地说，你浑身上下都看得出来。
"他说，"你鞋上有'斯莫尔伍德'的名字。
"他笑着摇摇头。
"我偶尔在这城市的公园里转，留心有没有纽芬兰人。
"他说，"通常，他们不像你这样一眼就认得出来。
我已经注意你好长一段时间了。
"我心想，要看清印在我鞋上的"斯莫尔伍德"字样，不知道他得凑多近。
"你是什么意思？"我问，"你是谁？""首先，让我们搞清楚你是谁。
"他说，"从你的口音判断，你来自圣约翰斯。
你来纽约已经有3年，最多4年了。
你来后一直避开你的同乡，因为他们让你忘不了你来这儿想忘掉的东西，或者至少是想暂时回避的什么。
在家乡小有成就之后，你来这儿想证明自己在任何地方都能有所成就。
你现在依然相信，或者在出发前曾经以为，你是不会回去的，或者是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功成名就，再也不需出来证实自己的能力了。
""你的这段描述适合于所有在纽约的纽芬兰人。
"我说。
"要是你跟纽约的纽芬兰人呆上一阵子，你也许就不会这样想了。
大多数纽芬兰人是跟着其他纽芬兰人来这儿的，在这儿又结识了别的纽芬兰人。
不过，我的这一段可以说是对我自己的描述，许多年前的那个我。
"这些话听起来煞有介事，很不自然，像是《圣经》里描写的与神的巧遇一样，像是基督与他的使徒第一次相遇一样。
听起来让人心里慌慌的。
"我之所以知道你同其他纽芬兰人没有来往，另一个原因是你不知道我是谁。
"他说，"我叫汤姆·海恩斯，是一份名叫《还乡人》的报纸的业主和出版商。
订阅者遍及40多个国家。
外国通讯员比《纽约时报》的还多。
""我从没听说过这份报纸。
"我说。
他笑了，问道："你叫什么名字？""乔·斯莫尔伍德。
"我回答，"不错，我跟制作这双靴子的人有亲戚关系。
鞋店是我祖父开的，现在我堂弟在经营。
""那你父亲呢？"他问道，两只被镜片放大了的眼睛盯着我。
其中一只充血得很厉害。
"他跟鞋店没关系。
"我回答。
"我敢肯定这里头有文章。
"海恩斯说，"你现在干什么？或者应该这样问，你来这儿想干什么？""我是报刊记者。
"我回答，"在《召唤》报停刊之前我在那儿干了差不多两年。
"他笑了，好像我的事情他想要知道的全都知道了。
"《召唤》，就是那份由世界大同主义者写的和读的报纸？"海恩斯说，"幸好停刊了，我听说它用的纸薄得来根本不能用作被毯。
"我愤怒地掀掉盖在身上的报纸，站起身打算以同样的口吻回敬他，但一阵眩晕向我袭来，我不得不坐回到凳子上。
当我睁开眼睛，海恩斯还在跟前，俯视着我微笑，好像我的眩晕是他的所为。
"你最后一顿是什么时候吃的？"他问。
我耸耸肩。
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运动上衣，掏出一张名片。
"你可以去上面这个地址住，直到你能自食其力为止。
"他从同一个口袋里掏出一枝铅笔，在名片的背后写了点什么。
"这是《还乡人》的地址。
来见我。
严格意义上我没工作给你提供，但如果你来为我干活，睡觉的地方可以给你，等我有钱了再付你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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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恩斯(3)
"他把名片递给我，看到我不肯接受，他把名片插在我夹克衫的口袋里。
我头昏眼花，浑身无力，没法抗拒。
"伙计，记住，汝乃纽芬兰人，必为还乡人。
"我觉得自己听见他离开时说了这句话。
我在布赖恩公园的石凳上又睡了两个晚上，白天在图书馆里打瞌睡，怀里放本书装着正在阅读的样子。
与海恩斯见面后的第三个早晨，醒来时太阳还没升起，我小心翼翼地把身子挪成坐姿。
我看见地上有截烟头，于是弯腰想去捡起来，结果从凳子上滚下来，重重地，或者说是更快地栽倒在地，比我的正常感觉还要重，还要快。
我仰面躺在地上。
接着，我想起了儿时的那个错觉，以为仰卧就是肺结核的症状，于是我赶紧翻过身侧卧着，又睡着了。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另外一个男人浑身盖满报纸，睡在了我的凳子上。
我试图靠着凳子站起来，想把那人弄醒，告诉他那凳子是我的，但看上去我可能不是他的对手。
我在公园里徘徊，寻找空着的凳子，但没有找到。
我估摸着自己的身体离彻底崩溃还有一天，最多两天的时间了。
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海恩斯留给我的那张名片。
地址在布鲁克林。
我徒步朝那儿走去。
12小时之后，我到达了目的地，只剩下站立的力气了。
我所注意到的只有这地址的号码"1693"和门上方的一个灯光照亮的红色十字架。
我走进门，把那张名片递给坐在旅馆柜台后面的一个女人。
她接过名片，仔细看了看。
"亲爱的，马上就好。
"她说，然后大声喊道："乔治，有人来住公寓啦。
赶快，要不人家上来了。
"乘坐以前用来运货的电梯就能到达合作公寓。
在第6层楼，所有的墙壁全拆了，整个空间用网眼铁丝网分隔成许多牢笼模样的房间，铁丝网一直顶到天花板，每个房间有一扇从里面上锁的铁丝网门。
这些笼子既不能保护隐私，也不能提供宁静，主要的目的是保护居住者和他们仅有的几件东西不受相互侵害。
从这层楼的一头，你能看到另外一头，一些人站着，抽烟，隔着笼子相互交谈，但大多数人在还没熄灯之前，就已经平躺在自己的铺位上，睁着眼睛，手枕在头下，好像在沉思过去美好的时光，或一系列导致他们沦落到今天这地步的事件。
许多人把自己的铺位和财产移到笼子的中央，与每堵"墙"都保持着等距离，尽可能远地让小偷够不着。
第一夜我的邻居告诉我，这些小偷把挂衣钩绑在一起，会把你的东西钩走。
他说海恩斯是个老板，可以说是"纽芬兰老板"。
他告诉我说合作公寓可以免费住两周，过了这段时间，假如我能找到工作，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继续无限期地住下去。
他说，海恩斯把这些"房间"按低于现行租金出租给任何只要能证明自己是纽芬兰人的人-在纽约，这样的"房间"别的地方也有。
"海恩斯是五旬节派教会的执事。
"他说。
我想难怪他能那样评价我，准确得让人吃惊。
毫无疑问，他一定认识加里格丝小姐。
"他在圣约翰斯出生长大。
可现在，他在这儿主持这座小教堂，被他称为纽芬兰五旬节派教堂。
我去过那儿。
如果你常去，还可给自己多挣几天免费住公寓的待遇。
""这里看起来像监狱。
"我环顾四周，说道。
"哦，不，你来去是自由的。
"他说，"只是晚上9点你得回来，谁要是被逮住醉酒，那就会被永远撵走。
谁要是干了莫名其妙的事情，下场同样。
""他一定挣了很多钱，否则怎么能让大家住两周免费的公寓？"我说。
"我想他是靠办报挣钱。
"那人说，"他在我身上从没挣到钱。
每次我住公寓从不超过两周。
期限一到，我就再上街流浪。
工作我没法找。
要是被撵出公寓的，三个月内是不许回来的。
"那天晚上，我站在笼子里，手指抓住菱形的铁丝网，朝楼面上那排睡着男人的床铺看去，看见一间小笼子里住着一个男的，一个女的，还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个子很小，可以睡在一个铺位上，那对男女睡在地上，女人夹在男人和那张铺位之间。
在这种地方，很少见到女人或孩子，许多低级旅店都有规定，不接纳这些人。
两个孩子蜷缩在床上的情景使我回想起家里的弟弟妹妹们，我坚信，他们至今仍然是三人同睡一床。
我记得在费尔德中学自己平生第一次独享一张床的情景，多么奢侈！我看着地上的那对男女，男的仰卧，女的侧卧，背对着他，膝盖收起，双手枕在头下，这姿势似乎带着责怪的意味，仿佛她在怪罪那个男的，怪他使他们沦落到这个地步。
我想起了我的父母。
刚开始，我打算在公寓住上两周，然后再继续寻找生计。
可虽然每天都出去寻找，我仍然找不到任何自由撰稿的活儿，找不到能挣钱的工作。


海恩斯(4)
我想起在"地板旅店"度过的那些夜晚。
决不能再回到那种境地。
要么接受海恩斯的建议，要么打道回府，不过，我发过誓决不回去，除非用我自己的钱。
于是，我去《还乡人》报社找海恩斯，这份报纸与《召唤》相比只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两者的宗旨都非常狭隘。
《召唤》的宗旨是宣扬社会主义，而《还乡人》的目的则是鼓吹纽芬兰。
如果800平方英尺的面积被称作编辑厅不算太吹牛的话，那么《还乡人》的编辑厅坐落在西15街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离纽芬兰旅馆有6条街的距离。
编辑厅有两间闷热的房间，一间海恩斯用，称作海恩斯的"小办公室"，另一间给我们大家用，称作"编辑室"。
（报社的一切称呼，包括我们这些"记者"，其实都名不副实。
）"嘿，这不是斯莫尔伍德先生吗？"海恩斯一边说，一边走出他的办公室，把我拦在去编辑室的途中，大概是我走进大厅的时候，他听见了我的声音。
"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先生，一度担任《召唤》报的记者，曾经是布赖恩公园的居民。
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你光临蓬荜，以你的记者才干惠泽敝社的希望。
我以为你一定是又回到那帮世界大同主义者当中，去过你的老日子去了。
"他透过那副把眼睛放得很大的镜片看着我，左眼几乎完全充血了。
"自从我们见面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为你祈祷，希望以此使你更加愿意接受拯救，如果你需要精神上的指引，或者觉得有接受洗礼的愿望，可以去我在布鲁克林的那座小教堂。
""我是来接受你给我的那份工作的。
"我说。
"我给过你工作？""是的。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放弃了希望？-是这样的，两周前你说如果我去为你干活，你可以给我睡觉的地方，等有钱了再付我工资。
""既然你说了，那就算是真的吧。
"海恩斯说，"来我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和唯一的一把椅子，海恩斯坐在里面，面朝我。
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木刻的纽芬兰盾徽：一只麋鹿站在一面十字盾牌的上方，盾牌刻印着狮子和独角兽，侧面有两个印第安贝奥图克人　，下面有一句格言："上帝之王国，求索之首要！"　"说说你求职的条件。
"海恩斯说。
"如果你让我住在公寓，每天给我两顿饭，我就来给你干活。
"我说，"干多久，我没法说。
""至于多久，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
"海恩斯说。
三天后，我便开始为他干活了。
他在报上登了则消息，宣告戴维·斯莫尔伍德的孙子，就是那位为推介自己的鞋店在海港峡口竖起纽芬兰最引人注目的商标的戴维·斯莫尔伍德，他的孙子如今在为《还乡人》工作。
报社的其他职员包括一个名叫达根的男子和他的妻子玛克辛。
我始终不知道他们受雇的条件是什么。
新闻采集虽然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在编辑室里通过电话完成的。
除了自由摄影师之外，几乎很少有谁敢于出去进行新闻采访。
每月我去一次布鲁克林的绿点码头，去接来自圣约翰斯的红十字会船，与其说是希望采访到什么故事，倒不如说是减轻我的思乡之苦。
在那儿，我遇见纽芬兰人，从他们那儿打听到家乡的最新消息，得到家乡的最新报纸。
可与达根和玛克辛一样，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编辑室里，愁眉苦脸，郁郁不乐地抽着烟。
我们共用一个很大的碗模样的玻璃烟灰缸，一连几天都没倒过，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不久，我们没法在里面捻灭烟头了，只好像插针垫一样把烟头插在烟灰堆里。
到下午晚些时候，在小小的编辑室里，头顶上烟雾笼罩。
我们老是思乡，没办法，因为工作时我们写的、读的所有东西都是关于纽芬兰的。
在纽芬兰生活时，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它难分难离。
我们甚至比自己的读者更加思乡，这一点在他们给编辑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既思乡，又厌乡，厌恶得不想再听到它，再写到它，再记录它，再采访其他思乡的纽芬兰人。
"左一个纽芬兰，右一个纽芬兰，早上是纽芬兰，中午是纽芬兰，晚上还是纽芬兰，简直要把人逼疯。
"达根说，"我向上帝起誓，要是再听到一次纽芬兰，我绝对把自己的脑袋砸开花。
"海恩斯用他那根也许是掌握命运的手指点着他说："记住，伙计，汝乃纽芬兰人，必为还乡人。
"等他一转身，达根便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转动食指，暗示海恩斯疯了。
《还乡人》主要报道旅居海外的纽芬兰人，读者是住在岛内和岛外的纽芬兰人。
偶尔，海恩斯要刊出海外订阅者的名单，这样，读者就能发现纽芬兰人是如何分布在全球的，然后在那些遥远的订阅者的名字后面标上星号和感叹号，如："米利·迪恩，土耳其安卡拉**！！！！卡尔文·霍德，香港**！！！"海恩斯在他说教的专栏中，总是把纽芬兰人类比犹太人，指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


海恩斯(5)
他说，纽芬兰人也有"大流散"　的说法，像犹太人那样散居在世界各地。
他把自己看成是这些人的牧师，通过他的专栏向他的教徒们传道，大部分的说教都以《圣经·出埃及书》中的格言开头。
因为海恩斯经常把纽芬兰人比作犹太人，于是我们把他比作摩西，每天早晨相互询问摩西下山了没有　，意思是问他来上班了没有。
我的一项主要任务是编辑《还乡人》中的两个版面，叫"寻亲专栏"，即寻找在行动中失踪了的纽芬兰人。
任何纽芬兰人想要寻找长期失踪的亲人，都可写信给《还乡人》，把他们的寻亲信件和"失踪"亲人的照片登在该栏目里。
大多数的信件都是这样开头的："如有谁知道某某的下落，敬请……。
"通常，那些所谓最新的照片其实都是50年前用银板照相法拍的照片，上面的男子-通常失踪的都是男子-相貌大多没什么两样。
有个女人寻找她的兄弟，从1898年起她就再没听到他的音讯。
同她女儿写的信件一道登出的还有一张那个名叫乔·马什的照片，他坐在一把高背柳条椅子里，身穿西服，双臂合抱，头微微向后扬起，看上去像是为什么特殊的场合专门打扮了一番，脸上带着那种无意要在希克曼港度过余生的表情。
我想象着46岁的他如今看到自己这张21岁的照片时会是什么情形。
我从他姐姐的信中挑选了一句话作为照片的插图说明："乔，你在哪儿？最后一面是在25年之前。
1898年随埃德船长驾船离开希克曼港，驶往圣约翰斯。
从那儿又去了蒙特利尔。
10年后失踪，从此杳无音信。
他的遭遇如何，至今令我辗转反侧。
""乔，你在哪儿？"先是销声匿迹，30年之后再从像《还乡人》这样的报纸上偶然看到一张自己24岁时的照片，配上一封菲尔丁或我母亲乞求知道我行踪的人与她们联系的信，我觉得这想法虽然很病态，但令人着迷。
要想彻底地消失，我只需再把自己的名字改掉。


11 奥斯本和博克拉克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729年，英国西南部的商人让国王乔治二世相信，鉴于纽芬兰常住居民当中无法无序的现状，那里需要派遣一位总督。
他们建议指派目前掌管纽芬兰渔场的海军准将、船队队长维尔·博克拉克勋爵。
常住纽芬兰的居民要求委派一位文职的总督，国王响应这一要求，做出妥协，挑选了维尔·博克拉克勋爵，承认说尽管他不是文职官员，但任何纽芬兰人都可以自由地把他视作文职官员。
（于是，一个即将历时近百年的传统形成了，即以非文职官员担任文职的总督。）后来发现，假如博克拉克同意接受此职，他得按照立宪制度请辞在英国国会的席位-出于对国王的忠诚，他是极不情愿这样做的-于是，博克拉克拒绝了这一任命。
为扭转局面，国王再次插手，宣布海军指挥官亨利·奥斯本担任总督，不过，博克拉克将陪同他去纽芬兰，教他如何行事。
奥斯本和博克拉克都没在纽芬兰过冬。
奥斯本最先考虑的是建一座法院，但法院没建，倒是建了两座监狱，圣约翰斯城里关人犯的地方从此与日俱增。
奥斯本从纽芬兰的常住居民中选派了治安官员。
这些人与船队队长发生了冲突，队长们认为他们无知无识，不承认他们的权威。
幸运的是，不久，在纽芬兰居住的英国西南部商人的人数有所增加，达到了可以从中选拔其文化水平令队长们满意的治安官员的人数。
尽管有这一点以及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但纽芬兰的司法制度仍然问题多多。
不过，这个制度在缓慢改进。
把嫌疑犯运去英格兰审判这一费钱费时的过场终于停止了。
秋天，驶往英格兰的船只再没有挤满嫌疑犯和证人的情形了。
春天，驶离英格兰的船只也再没有挤满证人的情形了。


还乡人(1)
海恩斯总是一字不漏地把他礼拜天的布道和在"布鲁克林纽芬兰人俱乐部"这样的团体###上的主要发言刊登在《还乡人》上。
每月，纽芬兰人都要在这个俱乐部联谊一次。
起草布道讲稿时，他在编辑室里来回踱步，大声朗读。
"达根太太，这个礼拜的布道文是'我寄居在异国他乡'，你熟不熟悉？"海恩斯问玛克辛。
"你进来时我正谈起这篇文章。"玛克辛说。
"嗳呀，嗳呀，嗳呀！"海恩斯一边说，一边摇头，脸上带着讽刺的微笑。
他邀请达根太太和她丈夫出席他礼拜天的布道，告诉他们值得花时间去听听，比其他任何聚会都更有意思，事后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也不会花他们什么费用。
但他好像只是发出邀请，并没真正期待别人接受。
当达根夫妇回绝时，他带着一种同情和自嘲的神情笑笑，好像他预料到他们会拒绝，好像他正站在天堂俯视他们，像一个得到拯救的人在俯视两个下地狱的人，在人生的旅途中他们曾与他同路，要是听从了他，也许现在他们也在他的身旁。
"嗳呀，嗳呀，嗳呀！"他愉快地叫道，似乎有罪的人在数量上占据优势是必要的，因为从他们身上，被拯救的人可以比较出自己的好运。
相反，他把我看成是"可以皈依"的一类。
"斯莫尔伍德先生，你的皈依是必然的。"他站在我的书桌前说道，眼睛像预言家一样凝视天空。
"这一点我清晰地看到了，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
从今天算起7个月之后，你将在哈得逊的河水中接受浸礼，你不朽的灵魂将因此而得到拯救。
我将写信给你母亲……"-他从加里格丝小姐那儿得知我母亲是"方舟"教堂的教徒-"告诉她她的大儿子不久将获得拯救。感谢上帝！"我请他不要写信给我母亲，既然我无意皈依，那么就不要毫无理由地唤起她的希望，但他还是写了。
我不得不给母亲写了一封否认书，然而她更关注海恩斯的信，给我回信说当她听说我在为谁工作时，她就知道我会在哈得逊河接受洗礼的，我临走前她曾经给我讲起过一座教堂，加里格丝小姐就是在那儿接受的洗礼，她预言我也会在那儿接受洗礼。
为海恩斯干了快一年时间，他无数次地邀请我参加他的周日礼拜，于是我决定去一趟，但没有告诉他。
玛克辛告诉我说只需去一次。
出于好奇，她去过，目睹过值得一看的场面。
夏季的一个周日的清晨，我早早起床，从公寓出发，步行十几条街走到海恩斯的教堂，那建筑看上去像是幢房子，顶上额外附了一个尖塔。
外面，人们围着教堂走来走去，站得远远地以便能看到它的全貌，好像他们以前也没见过它似的，这使我感到并不孤单。
仪式即将开始的时候，我走进教堂。
在门厅里，我吃惊地发现这儿也有一幅加里格丝小姐的相片，与挂在我们家客厅里的那一幅一模一样。
教堂里有五六十个座位，还可以站20个人。
虽然还有几个座位没人坐，但多数都在前面，于是我决定还是站着。
其实，我找到一个个头儿最高的人，站在他身后，不让海恩斯看见我。
除了圣坛中央的墙上挂的那个简单的大十字架和讲坛前面的那个很大的木刻的纽芬兰盾徽外，这座教堂没什么装饰，窗户一律是琥珀色。
海恩斯从一扇侧门走上圣坛，胳膊肘夹了一本《圣经》。
他的穿着与上班时没什么两样，只是脖子上挂了一个木制的十字架，差不多垂到肚子的地方。
他登上讲坛，开始用他那深沉颤抖的声音讲话："我的一只眼睛始终充血，"他说，"那是中风留下的后遗症，那次中风曾使我失明，也促使我转意归主。
上帝给我留下这印记，让我终生不忘。
""许多年前，这件事发生在纽芬兰。
我突然两眼漆黑，瞎了，你们能想象瞎了是什么滋味吗？当时我还不到29岁，比你们许多人都年轻，是个嗜酒如命、奸淫成性的赌徒。
一天晚上，我银荡之后手脚并用爬着回家，这时，眼前突然一片漆黑，我听见上帝的声音在对我说：'海恩斯，如你意欲再见光明，如你意欲逃避地狱永恒的煎熬，你必须悔改。
'我大声问道：'主呀，我该怎么做？'""他告诉我，我得去一个无人认识我的地方，离开与我银荡的伙伴，离开诱惑之地，我知道自己会受它们的吸引，知道自己会常去光顾，因为我的恶习根深蒂固，我的决心软弱无力，我的意志完全依附了魔鬼撒旦。
我得离开那座海岛，那曾经是我的天堂，而唯有我又把它变成了自己的地狱。
""上帝告诉我：'海恩斯，你必须走，你必须跨过海湾，在一个无人知晓你的陌生城市里去改邪赎罪，以善行和对主不倦的崇拜来重塑你的灵魂。
'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我做了你们以及你们的灵魂已经做了的事。
我来到这座所多玛　，因为上帝告诉我，在纽约，在这座岛上，在这儿，我应当建立自己的教堂。
""你们当中，有些人因为高傲和野心离开纽芬兰那块新发现地来到这儿，而有些人则像我一样，因为耻辱被赶到了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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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人(2)
但大多数人之所以来到这儿，是因为你们没办法，是因为你们相信自己不该这样背井离乡，就像约拿　不该被鲸鱼吞掉一样。
不过，你们错了，因为你们有罪，本应遭受比这更悲惨的厄运。
""思乡？与地狱之火和诅咒相比，这算得了什么？离家之前你们就已经思乡了。
身在纽芬兰你们就已经流放了。
思乡其实就是对得救的向往。
纽芬兰只是你们的肉身之乡，而你们真正的家乡是灵魂的诞生地，灵魂在那儿诞生，然后等你们断气之后，又回到原地。
大家记住，汝乃纽芬兰人，必为还乡人。
""阿门。
"众人立刻迎合道。
布道结束了，这里没有通常的那种咳嗽声和人们扭动身子的场面，海恩斯也没有走下讲坛。
听众好像比布道开始前更加专注，有的人甚至坐在位子上，身体前倾，其他人也紧紧攥住自己的祈祷书，低着头，好像羞愧难当。
他环顾了一下小小的教堂，似乎是在数他的听众，留意谁到了，谁没到。
"先生们，"海恩斯喊道，"请把门关上，闩好。
"我扭头朝身后望去，看见两个佩戴蓝色臂章的男人举起一根巨大的木头门闩横插在门上，然后一人站在一扇门跟前，双手握在前面。
"我要对今天上午第一次来这儿的人说句话。
"海恩斯说道。
人们的肩膀松垂了下去，大家集体发出了一声松了口气的叹息。
大多数人如释重负。
我对自己说，人群中不会没有新人，一定还有其他的初来乍到者。
虽然大多数人肯定知道我是新来的，但我发现没人在看我，这让我觉得有些放心。
我站在那个大个子的背后，低下头，把自己挡得更加严实。
我干吗来这儿？既然过去的几周海恩斯那样地预言我，我干吗还要来这儿，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置于被他言中的危险之下？我咒骂玛克辛把这地方推荐给我。
"我提到的那个人的名字，不便在这座教堂里说，因为他尚未按五旬节派教会的规矩接受洗礼。
""啊，主啊，为他祈祷吧！"众人喊道。
我觉得一阵昏厥，但依旧希望海恩斯的对象不是我，而是其他人。
"你的罪孽是高傲。
"海恩斯说，"高傲，因为这罪孽，曾经是上帝选民的撒旦被一头扔出天堂，而且至今仍躺在火海中与遭到诅咒的同类一道挣扎，魔鬼不会放过你，除非你请求主将他击倒。
只有当你承认与上帝相比自己确实毫无价值时，你才会摆脱高傲这罪孽。
你必须知道自己高傲的罪孽，承认它，鄙视自己，否则你将永遭天谴。
父亲的罪孽降临到儿子的身上，虽然父亲的罪孽不少，但一切肯定都来源于高傲，就如同你肯定是来源于你父亲的米青.液和你母亲的子宫一样。
你母亲夜不能寐，痛苦万分，因为在她所有的子女中，唯有你将遭到天谴。
"我感到血液冲上头颅。
我的前额撞上了前面那人的后背，但他没有转过身来。
"看看你自己。
衣服破烂、肮脏。
你的身上几乎没有容纳灵魂的地方，你瘦弱、可怜。
只要有人稍微用力拍拍你的后背，生命的气息就会离你而去，你就会倒地身亡。
想想看要是上帝让你倒毙将会是多么的轻而易举呀！他不久必将来临。
你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曾把自己的名字列在那串你认为是伟人的名单之下，比如纽芬兰总理的名单，纽芬兰历史学家的名单，作家的名单，你以为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就能弥补你遭受的贫穷，弥补读书时老师对你的不公以及对你雄心的嘲笑。
你永远忘不了他们给你的"人品"打的分数。
那些上学时比你差的同学如今功成名就，这让你感到屈辱。
你真傻呀！上帝根本就不看重有多少人尊重你。
今生今世你被上帝认为不值得拯救的那些人又吹又捧，可这对于你的来世又会有什么好处？你呢，在地狱里受着烈火焚烧，而你的那尊纪念你成就的雕像却立在这世上，无人记得，只有鸽子。
布道者曾说过，虚荣，万物皆空，水中捞月。
现在，我请你站出来，露出自我，为了你的灵魂得救站在我旁边，否则你将永遭天谴。
假如你不站出来，你会像引火的小木棍一样燃烧。
你的身体就像那天晚上他把你的靴子扔进火里焚烧那样燃烧。
你死之后，你的躯体不会被火烧完，而是永远燃烧下去，你的痛苦不会减少。
你的五脏六腑将被烈火焚烧，就像他的五脏六腑被他喝的朗姆酒和他灵魂深处藏匿的罪恶感所煎熬一样。
上帝正向你发出决不会有第二次的邀请。
他不会恳求任何人，更不用说你这类人。
他并不需要你，而你却需要他。
上帝指示我告诉你，他将再多等一分钟。
我们将在无言中等待，为你祈祷。
"海恩斯装模作样掏出自己的怀表，把它放在跟前的讲坛上，然后低下头。


还乡人(3)
众教徒也低下头，多数是自己为自己祈祷。
坐在最近那排长凳上的一个男子甚至掏出自己的怀表，仿佛在跟海恩斯一起默祷时，当谁的灵魂安危未定时，他已经习惯了计时。
过了一会儿，海恩斯关上怀表盖，用很低的仿佛除了我没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道："有个可怕的秘密牵涉到一本书和一位你不认识的人。
"我的心在胸腔里狂跳，头脑一阵眩晕。
"只有靠另一本书和另一位陌生人，你才能找到安宁。
这是全能的上帝自己说的。
现在你是听从他呢，还是愿意永遭天谴？"我转过身，用肩膀撞开那些站在后面的人群，朝大门跑去。
"打开门。
"海恩斯吼道。
两个守门的人拔去门闩，朝旁边一站，好像生怕我碰上他们。
我跑出教堂，两大步就跑下台阶，穿过教堂的空地，跑到街上，边跑边回头张望，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人在追我，仿佛只有不被人逮住，我的小命才有救。
我不停地跑，直到精疲力竭，瘫坐在公园的一条长凳上。
"有个可怕的秘密牵涉到一本书和一位你不认识的人。
"那说的不是默瑟先生吗？一位我不认识的人，一位陌生人。
"只有靠另一本书和另一位陌生人，你才能找到安宁。
"另一本书就是《圣经》，另一位陌生人就是上帝，对于我来说，上帝是个陌生人。
"我已经注意你好长一段时间了。
"那天早晨在布赖恩公园我俩第一次见面时他这样说。
我心想，他注意我有多长时间了？是受谁的请求？是我母亲？是加里格丝小姐？他对纽约的报界和纽芬兰人了如指掌，因此对他来说要追踪我并不困难。
显然，从我母亲或加里格丝小姐那儿，他发现了我的很多事情。
可是，他又是怎么知道我母亲扔书的那件事？我非常怀疑母亲是否向加里格丝小姐忏悔过那件事，即使忏悔过，难以相信加里格丝小姐会践踏别人对她的信任，把母亲的忏悔重复给海恩斯听。
而且即使她说了，海恩斯又怎么知道我晓得那本书和默瑟先生的事，因为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晓得那事？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海恩斯说不定具有那种超人的洞察力。
我回到公寓，告诉那儿的人我次日上午要结账离开。
我决定再也不与海恩斯见面了。
但我禁不住去想他那段奇怪的布道。
好像很难相信我母亲把默瑟先生的事告诉了加里格丝小姐。
其他的事，比如关于我和我父亲，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可-不过，她肯定告诉了加里格丝小姐。
那天晚上，我一连几个小时躺在床上无法入睡，后来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会儿，早晨起来比一点没睡更感糟糕。
我决定去直面海恩斯。
一走进报社，我径直去了他的办公室，把门关上。
他坐在书桌的后面，身后是那幅镶有纽芬兰盾徽的板饰。
他看见我瞥了那东西一眼。
"Quaerite Prime Regnum Dei，意思是'上帝之王国，求索之首要！'"他说，"你还记得费尔德中学的格言吗？""那跟这有什么关系？"我问。
"那句格言是：'好名长久，人将不朽。
'""你没权力说昨天说的那些话。
"我说，"你是不是就是这样骗人皈依的？""你是自愿去的。
"海恩斯说，"你以那种方式离开，不知道里弗斯校长会怎么想？""里弗斯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如今他无所不知。
""此话怎讲？"我问。
"他过世了。
"海恩斯说，口气中稍微带有一点讽刺的意味，仿佛在说里弗斯的去世无非是上帝笑到最后的又一例证。
"两年前在英格兰去世的。
我们在报纸上刊登了他的一则消息。
很多男孩在他当校长时就读费尔德中学，现在都成大人了，他们纷纷写信说听到他去世的消息都很难过。
""你干吗告诉我这消息？"我问。
"我有我的理由。
""你是怎么了解到我的那些事的？""有些事上帝不让别人知道，却让我知情。
"我知道这件事再追问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现在觉得你很有可能精神有毛病。
"我说。
"上帝让我俩相见，好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
"海恩斯说。
我愤怒之极，站起身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的头脑打转，只得一动不动地坐在书桌旁，这时，玛克辛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把自己去海恩斯教堂听他布道的事告诉了她和达根，但省略了关于书的那件事。
"我才不在乎海恩斯说的任何话。
"玛克辛说，"他的那次中风还不仅仅是坏了他的视力。
"我查找到那张刊登里弗斯讣告的《还乡人》报纸。
讣告是很一般的那种：一张里弗斯的照片，一段对他生平事迹的赞扬，特别是他在纽芬兰度过的那段时间。
我查找了后几天的报纸，上面刊发有费尔德中学的校友写的哀悼他过世的书信。
我很惊讶地看到有一封是普劳斯写的，还有几封是其他几个"城里娃"写的，当时他们几个总是自告奋勇要请愿抗议里弗斯对我和其他几个男孩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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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乡人(4)
普劳斯写道："自离开费尔德主教中学后，我时常心存感激，感激自己从里弗斯校长那儿学到的功课，校长虽然严格，但他是我一生有幸认识的最细心、最公正的人物之一。
"这封信的落款是王室法律顾问戴维·普劳斯。
如今他成了律师。
还有波特，他是名医生。
我不知道普劳斯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些认识里弗斯的人从这封信中读出讽刺的意味来。
即使这样，我对他没有好感，因为他那样对待过菲尔丁。
我又读了其他信件。
有些是"住校帮"写的，包括那个"拳击手"安德森，如今他是议会的议员了。
在信中，他多情地回忆起根本就没有过的美好日子。
他们立志要成为的那类人就应当这样铭记、颂扬自己的老师。
有一件事我想肯定是不能做了，那就是继续为海恩斯干活。
我害怕被进一步拖进他那个怪诞的世界当中，在那里很难说什么是真的，什么不是。
尽管他拿着怀表表演得惟妙惟肖，尽管他声称上帝不会再发出邀请，但我敢肯定他是要继续归化我的。
我决定离开《还乡人》，发誓尽可能地避开他。
下次见到我母亲时，我打算不向她提起自己去布鲁克林的纽芬兰五旬节派教堂的事，除非她主动提及，不过我怀疑她敢不敢提，因为要她去想，更不用说谈论我是怎么在耳边响着海恩斯诅咒的情况下逃出教堂的，她会害怕死的。
也许她根本就听不到这回事。
加里格丝小姐知道这事对她会有多大影响，也许不会告诉她。
要么就是海恩斯，因为不想让人看做他没有得逞的样子，所以也许不会把这事告诉她俩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向达根和玛克辛道了别，请他们告诉海恩斯我不再回来了，也不再住合作公寓了。
在纽约，我又多呆了三天，在公园的长凳上坐了、睡了三天两夜，思考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决定回纽芬兰，可怎么回去，我没有主意。
社会主义。
最好寻找到一个或许不那么合理但有些许成功希望的目标，最接近社会主义的目标应当是人们乐于接受的，而不应当终身沉醉于正义事业惨遭失败的自我悲壮之中。
菲尔丁。
如今，当我拿定主意准备还乡时，对她的思念却没完没了地缠绕着我。
在纽约的5年当中，我同每月停靠布鲁克林绿点码头的红十字船船长混得很熟了。
在我俩见了三四次面之后，在我还远没意识到自己有思乡之情的时候，普劳迪船长就声称我的思乡病是他所见过的最严重的。
去五旬节派教堂后的第三天，我来到绿点码头，特别留心不要撞上海恩斯，我知道有时候他也来这儿为红十字船祝福。
我在附近徘徊等待，等其他来接船的纽芬兰人离开之后再去跟普劳迪船长商谈。
虽说冬令未到，但这天有风，很凉。
在纽约的低级旅馆里再过一冬，这个想法已经无法忍受了。
我把外衣拉紧，捂住喉头，另一只手压住软帽，不让风吹走。
"乔，看样子你是撑不住了。
"普劳迪船长说。
他和蔼同情的口气令我双腿发软。
我向他讲了我的处境，还没等我开口，他便答应让我乘他的船返回纽芬兰。
他说要多花些时间，因为船要经过波士顿、哈立法克斯和北悉尼，最后到巴斯克港。
这段路程总共要花三天，而且由于这船不是客轮，因此他希望我在纽芬兰要有个可以睡觉的地方，这个我是需得着的。
我如释重负，我有气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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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希罗多德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　</b>
随着1792年纽芬兰最高法院的建立，纽芬兰司法制度臻于完善。
约翰·里弗斯成为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他被普劳斯认为是"最令人赞赏的人选"-法官，不要评判法官哟，免遭法办）。
可不幸的是，他的公正性遭到质疑，因为1793年他出版了第一部早期殖民地的史书，在其中他提出英格兰剥削纽芬兰已达300年的论点。
我们不应当期待里弗斯首席法官也写一部跟这本历史书具有同样权威的史书，因为他没有不可悉数的档案文献，而对这些档案文献的细读成了我们这20年来乐不可支的任务，抑或说他没有其他有关纽芬兰历史的书籍作为继承，而从这些书籍的失误中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但尽管如此，尽管我们不希望去诽谤这位被人称作纽芬兰的希罗多德的学者，然而，如果说我们这部史书在某一方面缺少权威性的话，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指出约翰·里弗斯是个脾气暴躁的怪人，没有指出他之所以写这部纽芬兰通史，仅仅是因为想要报复来自英国西南部的某些商人，他说："这些人贪婪成性，要是我允许，他们会在我的法庭里纠缠不休，争辩说纽芬兰人没有权力呼吸他们的空气。"阅读里弗斯的后继者如昂斯帕什、哈维、佩德雷、普劳斯等等的作品，我们除了发现他们在自己的史书中像对待真理一样重复里弗斯那可恶的谎言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尽管我们相信人类历史否定了他的论点，这令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人心满意足，但我们没法消除他所带来的危害，这一事实常常使我们夜不安寝，也使我们的性情暴躁、易怒，因此许多人把这个又作为不再与我们说话的理由。
这便是历史学家的辛劳之处：因为前辈死了，他只好满足于彻夜不眠地躺在床上，编制出各式各样的美梦，幻想自己在辩论中把前辈们羞辱得无地自容，只好答应烧毁各自所有现存的史书。
在阅读里弗斯的史书时，我们就是被这样的幻想所驱使，以至于居然在地板上轻轻地踏起脚来，这个可使不得哟，因为楼下已经有怨言了，我们可经不起再被逐出出租房，租得起的房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过去的20年里，为使这本书的写作成为可能，我放弃了工作，没了收入。
我们的这部历史书将会畅销，把在写作时损失的收入十倍地补偿回来，这想法如今似乎并没有多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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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跋涉(1)
我想说服自己，说我已经准备回家了。
还告诉自己，只有离开过，才能懂得如何在这里生活。
我不明白自己是否真到了受缚的极限。
时至今日，我才知道自己曾背负如此的束缚。
像父亲一样，我回家并非出于本意，我也是被过去的历史强拉回来的。
在痛苦的一刻，我真想知道，那样子离开纽约是不是个无可救药的错。
现在，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再回到那里了。
车驶近巴斯克港时，出了点儿怪事儿。
昨天晚上，这儿有暴风雨。
现在，天虽然在放晴，东风也没有肆虐，云却还向西边涌着。
因为下过雨，海岬上的岩石湿漉漉的。
有那么转瞬即逝的一刻，我突然觉得，这儿并没有过我，我离开时如此，离开后亦如此。
这儿不会因我的过往与思绪而增色。
此地恰如旅途中的城镇，陌生而真切，却与我相隔。
那样的城镇素未谋面，却可使人隐约忆起别样的生活。
我嗓子眼陡然一紧，想咽下这毫无缘由的悲伤，却无能为力。
新大陆如雾般散去，我眼前所看到的，是其下失落已久的古老土地。
我不知自己恍惚了多久，或许几秒钟，或许几分钟。
等回过神来，新大陆又回到眼前，我早已泪流满面了。
环顾四周，幸好码头上并无他人。
以前在此生活，即便儿时我也没有如此看过这里。
不知怎么，我觉得以后也不会再这样看了。
即便离家50年之后，即便临死前还能回来再看一眼，我也不会这样看了。
我在科纳布鲁克的公寓盘桓了段时日，给当地报社自由撰稿，还帮一家造纸厂建立了工会。
但是，我总能感到，那片大陆在召唤我。
我心里清楚，以后自己永远都不会再离开那里，却不知为何总也迈不出回家的最后一步。
火车可以带我回到圣约翰斯。
每晚我都会下定决心，第二天就走。
次日清晨，却总能为自己找到理由推迟行程。
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寻觅些什么。
可是，我所寻觅的东西却找到了我。
养护跨岛铁路的工段工人听到了降低工资的消息，他们想成立工会，抵制削减。
听说我曾为造纸厂做事，便来找我。
我应承了下来。
接下来的三天，我在想办法，怎么把700名工人组织起来。
他们住在从圣约翰斯到巴斯克港的铁路支干线上，工棚之间相隔一英里。
既没法儿让他们碰头开会，也不能写信要他们在工会卡上签名。
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
唯一的办法是走遍所有的支干线路，搜集工人签名。
起初，这事看起来简直比登天还难。
我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体力能否支撑得了一天走20多英里，走上三个月。
公寓里几个不喜欢工会的家伙给我取了个绰号-"瘦猴"，说我是个皮包骨头的家伙（废话，哪个工会的头儿会喜欢这个外号？）。
我也不敢想，走完700英里后，自己全身上下还会剩下点儿什么。
但是，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
我想风风光光地回老家。
如果这样，人们会觉得，海外的五年里，我一直都是为崇高的事业在岛上奔波忙碌。
我脑子里有幅画面，在旅途终点的铁道边，挤满了欢呼的人群。
几星期来，他们从各家报纸上追寻我的足迹。
现在，他们来到圣约翰斯车站，要亲眼目睹这昭示许久的抵达盛况。
除了父亲，家人和朋友都会来迎接我。
他曾经预言我注定失败，现在是他在受良心责备。
他没出现，恰恰证明他的错，恰恰证明我并不像他，我在大陆上取得了成功。
我已经回来了，那些缺乏自信的梦魇可以永远安息了。
我之所以回来，不是因为穷困潦倒不得不回，而是意欲把自己的才干无私地奉献给纽芬兰。
凭这样的才干，无论在哪儿，我都能成功。
我乘车返回巴斯克港，从那儿开始徒步跋涉，沿途搜集工人签名，还有每人50分的会员费。
我8月中旬出发，得在削减正式生效的11月1号前到达圣约翰斯。
我幻想自己跋涉在一所名为"工段工棚"的城镇里，走在它孤寂的大街上。
这儿房子与房子之间相隔一英里，居民出门得乘手摇推车。
漫长而只有一条车道的街上，推车在轨道上悄无声息地滑行，几次险些把我撞翻在地。
精疲力竭的我，总是听不到它们发出的微小声音。
不久，眼前的景象变得如同梦幻一般。
一对一对的夫妇、一对一对的男人和一对一对的孩童，面对面坐在推车里，上上下下地摇动手中的摇柄。
我也曾坐过推车，却发现即使有搭档，也远比走路要累人。
有些工人很强壮，单人就可以驾驶一辆推车。
他们请我乘坐，我谢绝了。
如果他们在劳作，我在那里坐享其成，便是无能而愚蠢。


徒步跋涉(2)
我告诉他们我喜欢走路。
因为我走得越久，经历的艰难困苦就会越多，在工会卡上签名的工人就会越多，铁路部门也会越感到窘迫。
我把旅行箱用根竿子挑在肩上。
走一步，箱子便要撞到背上一下。
一星期后，一位工段工人给我做了一副肩挽套，跟卖香烟的姑娘背的差不多。
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把旅行箱平平地端在胸前，走路时把书摊在箱子上，边走边看。
箱子里有七本厚重的书，六本好懂，一本难懂。
是法官的那本《纽芬兰史》，父亲影印下来的。
在纽约时我买过另一本《纽芬兰史》，那才是我最常读的书。
我独自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不到一会儿，就看不见周围如画的风景了。
饥饿与疲劳常折磨得我几近精神错乱。
看啊，看啊，追溯几百年的历史，看到后来，我都觉得，这本法官题赠给我父亲的书，原来都是他自己用潦草的笔迹写成的。
我可能已经把这书读了20多遍了。
我开始觉得，我给自己定下的史诗般的目标其实不是这次步行，而是这本书。
我要毫不间断地读自己国家的历史，一遍又一遍，直到把每个字都敲进我的脑子里，就像海恩斯读《圣经》一样。
我那本《圣经》仍躺在箱子里，从未打开。
《圣经》是我在科纳布鲁克买的。
我希望，这种假冒的信仰能打动供我吃住的工段工人。
不出所料，这招果然奏效。
更重要的是，它能打动工人们的妻子。
每每他们的妻子拿我的箱子，要找里面的脏衣服去洗时，便会发现《圣经》。
那本我一页都未曾读过的《圣经》会让拒绝我的工人信服，同意和工会签约。
他们原本把我当成一个不信神的社会主义者。
我告诉他们，每次我精疲力竭，迈不开步的时候，只要拿出《圣经》读一读，便有了坚持下去的力量。
"没有它我不可能走那么远。
"我恬不知耻地说。
与此同时，我又记起，为了减轻负担，多少次我都想把它扔掉。
原先在家，我听够了母亲复述《圣经》的段落。
现在，即使不看书，我也能轻而易举地随口说出几段来。
于是，饭后总有人要我说感恩祷告，似乎我原本是个巡回教士，兼差做起了工会组织者。
一切是多么奇异！蜿蜒的"工段工棚"镇，文明狭窄的溪流从岛的一端穿越广袤荒原，一路流淌到岛的另一端。
一英里一英里地划为若干段，每一段驻地都有工棚，里面住着因疏离而几近古怪的家庭。
他们住的也只能叫棚子，四面用柱子撑起的木板房。
因为底下要么岩石太多，没法打地基；要么就是沼泽地，地基会下陷。
平平的屋顶用漆黑的毡子和油亮的柏油做防水。
屋里唯一的装饰就是金属烟囱管帽。
管帽盖子可以由炉边的绳子拉开和关上。
刮风时，没有任何形状的屋顶比平顶来得坚实耐用。
风暴袭来时，工段工人们像固定海上的船只一样用木板固定住工棚，然后点上灯。
否则，即使大白天，屋里也是黑漆漆的。
许多工棚靠边上斜插入地面的树苗围成栅栏支撑，所以，下半部分看上去像印第安人的圆锥形帐篷的框架。
要不是这些"耐久物"，工棚恐怕早就像手推车被刮离铁轨一样从驻地上被刮跑了。
判断何时可以安全发车的方法不是很科学。
工人们通过顶风打开前门的难度来估算风力大小。
这样的"测量"我不止见过一次。
工人用肩膀倚着半开的"迎风门"上，表情平静得如出诊的医生一样。
测量不是要为风速分等级，仅仅是用来断定能否安全发车。
每个工棚都有一个狭小的门廊直通厨房或起居室。
中心处是炉膛上压着茶壶的炉子．炉膛下烧着火车运来的柴火和煤炭。
炉旁的地板上散落着引火用的纸头，上面摊着一堆煤灰。
工段工人度日艰难。
他们用壶嘴裂开的茶壶，用马口铁罐头盒和一截电线做成的无把茶杯喝茶。
他们的缺口盘子和碟子上结着乱七八糟的蜘蛛网。
家里的椅子是垃圾堆里捡来的能用上的任何东西拼凑出来的。
桌子是用门改造成的，架在两个锯木架上，门把手还留在上面。
床是临时凑合的上下铺，或是用旧渔网和船帆做成的吊床。
扶手椅和沙发则是由大板条箱和粗麻布袋做成的。
屋子和户外厕所之间，几乎水平地挂着晾衣绳。
风吹过时会拍打绳上用面粉袋改成的内衣、磨破的工作服、衬衫和床单。
这些衣物缝缝又补补，上面满是补丁，远远看去就像破破烂烂的旗子。
有些工棚周围会放养一群咯咯叫的下蛋鸡，这样冬天之前都能有鸡蛋吃。
有时还会养一匹马，一头牛，或是一只能捉鸟和兔子的小猎犬。
每夜，我都睡在工人家的孩子为我让出的床上，有时是夫妻给我让出的床。


徒步跋涉(3)
他们可不愿意听我说要睡在地板上。
我到来的消息，还有我日渐消瘦的消息一道沿铁路传播。
所以，工人妻子的任务就是用吃的把我填饱。
她们很想知道，我是否如传言中一样瘦。
她们打量我，仿佛在说，我这副蓬头垢脸的模样当归咎前面的那些主妇，是她们照顾得不周。
"先生，只打个牙祭可不够。
"一位住斯普林顿会合点附近的女人跟我讲。
"我们吃鲑鱼。
"她说。
样子好像是她想不出，为何其他主妇会想不到该让我吃鲑鱼，又好像鲑鱼是他们家的特色菜，纽芬兰其他地方都吃不到。
她暗示，如果其他主妇能像她一样给我吃饱吃好，我身上可不会只有现在这点分量。
"您可要保持体力啊，先生。
"她劝说道。
那时，尽管晚饭非常可口，我却一口也吃不下了，一口都不行。
我是说，自从离开巴斯克港以来，几乎每晚都吃鲑鱼。
但在她的力劝下，我越吃越多。
那天晚上，胃里塞满鲑鱼，我撑得睡不着，只好眼睁睁躺在床上。
第二天一早，她丈夫一把把我提起来，拎了拎，以权威口吻宣布我只有97磅，比他12岁的儿子还要轻10磅。
吃了鲑鱼加鸡蛋的早饭后，我告别了他们。
临走时，他们还塞给我一个鲑鱼和救济面包做的三明治当午饭。
中午时分，尽管很饿，我却吃不下鲑鱼三明治。
我把它丢了，在铁路边摘了点蓝莓吃。
这样做让我心里愧疚，我知道工人们的面包来之不易。
他们不在乎我是谁。
无论我是沿着铁路奔走帮助他们，还是沿着铁路游荡消磨时间，他们都会同样慷慨友善地招待我。
到达纽芬兰中部的时候，我脚上起了很多水泡，还肿得厉害。
现在，主妇们都尽力想治好我的脚，补好我的鞋子。
从踏入工棚的第一分钟到上床睡觉，我都坐在那儿，双脚泡在洗衣盆里，里面是些奇特的液体。
这个工棚主人向我保证，说蓝莓酒加越橘酱是治疗水泡的良方，下个棚屋的主人又会说别的方法很奏效。
我的脚涂过黄油，敷过松节油，还被抹上柴油按摩过。
睡觉时，我脚上包过各种各样的膏药，缠过各种各样的树皮，有云杉皮、杜松皮、白桦皮，还有松树皮。
一次，一位工人妻子在我脚底绑了条大麻块似的肥肉。
半夜，起来去外屋上茅房的时候，我忘了这回事，一下没站稳重重摔了个四脚朝天，惹得因我睡地板的两个孩子高兴起来。
"哦，我的天哪，斯莫尔伍德先生瘸了！"孩子的母亲说，好像这事会让她从此背上一生的恶名。
"我没事，"我说，"我没事。
"边说边把脚上的肥肉拿掉。
两个孩子还在那里哈哈大笑。
沿着铁路走的时候，我惦记起堂兄弟沃尔特的鞋作坊，那里摆着一排排锃亮的鞋子和靴子。
我想打电话给他，让他给我送几双来。
可要送来的唯一途径只有火车，我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快到甘达尔时，一位工人给我看了复印的《每日新闻》，上面一个小豆腐块报道了我在做的事，还说明了原因，这让我大受鼓舞。
《每晚快报》什么都没报道，我并不感到奇怪。
五年前，我是《每晚快报》的记者，还以理德铁路免费旅客的身份离开了纽芬兰。
他们希望我颂扬铁路旅行，因此可以免除我的路费。
现在，我虽然走着同一条铁路，却是在组织罢工对抗铁路公司。
"那么他们知道我来了。
"我说。
"哦，是的，先生。
"他说，"他们知道您来了。
您是在做了不起的大事啊，先生。
"从那时起，每天一次，我碰到向东或向西行驶的旅客列车时，听说过我徒步跨岛旅行的乘客就会大喊起来。
他们要么鼓励我，要么嘲讽我，仿佛我是个疯子。
穿越支线是旅途最艰难的部分。
我得绕开预定的向东行程，南下穿越差不多半个岛的距离，走到头时再原路折回。
那时，我只能硬强迫自己从预定的东进路线转向改走博纳维斯塔支线。
要知道，这条线路的起点离旅程的终点仅一步之遥。
周围景色几乎毫无差异，要不是工人棚屋，我真不知该往哪儿走。
确实，走的时候我必须下意识不偏离铁轨，不在铁轨迂回的路线上滞留。
同时还得当心，不要走丢了路径直掉到池塘里。
风总是呜呜地吹。
一阵大风刮过我的脸，吹得我的衬衫和裤子像船上扬起的风帆。
倘若风从后面刮来，我就必须站稳脚跟，以防向前摔个大跟头。
我想起书上读到过的沼地和荒野，和这里相比，它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跟这儿的风比起来，别处的风只要你能站稳不被吹飞，都算不上什么。
岛东部离大陆400英里。
这里的风刮起来和离海岸400英里的北大西洋洋面上的威力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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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步跋涉(4)
西北风扫过整个岛屿，仿佛承担着规模重大的破坏任务，仿佛要去征服什么桀骜不驯的民族，又仿佛只为满足它的一己私欲。
有时，一阵生于大海而被陆地所遗忘的风能让人相信，岛屿原来是漂浮在海面上的。
我抵达了离海最近的南海湾站。
在水面温顺起伏的海峡外，风所向披靡。
巨大的黑色波浪垂直拍打海岸，飞沫如风暴般从浪尖不断吹来。
离海岸100英尺的海水波涛汹涌，看上去深不可测，仿佛这个海岛压根儿就不存在。
风和海水一波推着一波，奇异而令人着迷。
在海水停步的地方，风越过海面穿过陆地，直至岛的另一端与海水再相遇。
云、风、海水都在朝一个方向涌去。
波浪是如此的高，仿佛地平线就在眼前，被冲打得参差不齐，上上下下颠簸涌动，好像连我自己也在一上一下地跳动。
我相信，波浪一定会波及海底，整个大海就是一条无限宽阔而又咆哮不息的大河。
想不把风形容成人，简直不可能。
唯一可怜的幻想就是，想想你自己在这个地方还有事情要做。
一个叫做"吹倒我吧"的工棚让我意识到，它的主人是怎样被风折磨着。
他们甚至尽力劝服自己，说他们已能冷漠地容忍风所造成的最大破坏。
这样的笑话，像风那样毫不仁慈的对手恐怕无法欣赏。
此时的风并不是风暴天里的风。
风暴天里的风无论多强劲，刮来了还会吹走。
要是风暴从东边或者不管东西哪边刮来，那风就会一刻不停，无处不在，只顾自己刮，其他都不管。
目的仅仅是为了刮，无休无止地刮。
有时，我抬头看天，是为看浓密而低压的云层。
它们总是伴着风飞速移动。
我也会情不自禁跟着跑起来。
我做不到头顶着大片黑云还能拖着脚步闲逛。
同样，我也做不到不揣度那些云层反复无常的变化给我的启示。
我觉得自己已濒临崩溃，幻觉步步逼近。
对此我无比恐惧，认定将是真实事件的前奏。
忽然之间，一种信念牢牢抓住了我-下一个转弯，我会看见祖父沿着铁路向我走来。
拖着瀑布般遮住怀表的长胡子祖父来和我会合，护送我去一个我不想去的地方。
我想掉头逃跑，却又告诉自己，不管走哪条路，都不能看清自己背后有什么。
我匆匆忙忙赶路，又回过头看看身后，费力往铁轨上张望。
这时，我脚下绊了一跤。
我确信，海恩斯要来了。
他穿着奇怪的套装，外面披着盖过半身的黑外套，里面是带铜扣的红马甲。
我第一次怀疑，海恩斯以前是否当过列车长。
海恩斯带着《圣经》，沿铁路向我走来。
他在高处，我仿佛听到一个声音用惩戒的口吻对我说："记住，孩子，你是个纽芬兰人，你已经回到纽芬兰了。
"我跑起来，却不是在铁轨上，而是在铁轨边的碎石路上。
我脚软了下来。
我听到自己在啜泣，继而大笑，又觉得不是自己，而是个孩子在笑。
我看见她就站在面前，是个小姑娘，穿着褴褛的麻布连衣裙，脚下烂鞋子的鞋带已经松开。
她看见我脸上的表情，不笑了，愁眉不展地瞪着我。
可能她是海恩斯的传令官吧。
我又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在我身后说："先生，您急着要去什么地方呀？您过得跟蜜蜂一样忙！"我扭过头，看见一个中年男人，不是海恩斯。
他身上只穿连裤的工作服，露着手臂和肩膀，不安地看看我，又看看小姑娘，仿佛不能确定我是不是个危险人物。
"我是乔·斯莫尔伍德！"我说。
我回来了，回到了既是他们又是我的世界。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得多么依靠他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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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爱尔兰人来了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到19世纪早期，常住纽芬兰岛的英国商人已达到相当的数量，为不熟练劳动力提供支持。
接着，爱尔兰人开始向纽芬兰移民。
爱尔兰人成千上万地涌来。
新增劳动力比所需的要多出4倍，这在劳工当中形成了健康的竞争氛围，使爱尔兰人没法向英国人索取高出他们支付能力的工资。


迷路(1)
十月初的下午，两三点钟光景，几小时之前风向转为东北，我觉察可能要下雪。
想到离下雪的季节还早，我依然赶路。
忽然，风暴卷地而来。
才几分钟，荒原上已是白茫茫一片了。
支线不像干线那么常用，需要的维护较少，沿途的工段工棚也相应较少，相互之间离得相当远，有时甚至相距三四英里。
我路过的上一个工棚早已是二英里之外。
我估计自己大约处在两个工棚之间的半路上。
上个工棚的烟囱冒着烟，敲门却没人应。
我唯有继续前进，决定回来时再来敲。
这就是说，知道我在铁路上的大概位置、且离我最近的那个工人大约也在五英里外。
我曾在那儿宿了一夜。
不过，他可能以为，我敲不应门的那户人家会出门找我的。
一切我都无能为力，唯一希望是有人能找到我。
我知道只要坚持走下去，就一定会迷路。
此刻，铁路上正飞扬着铺天盖地的雪花。
另外，我深知一旦停下来，一定会被冻死。
我顺着铁路路基爬行，只有知道回来的路在哪儿，才敢走几步。
摸索前进时，我用一只手先试探前面的斜坡，然后换另一只手，心中怀疑是不是要这样一路摸索着爬回原先的那个工棚。
风暴袭来时，我确实这样想过。
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在铁路哪侧，前路更是不明。
我大声呼救，却只听见自己的声音。
我身上没穿过冬御寒的衣物（只穿了秋装）。
没手套，没帽子，也没外套，只有旅行箱还挂在脖子上。
我穿的是纽芬兰男人对抗暴风雪时的装束，但力气连他们中最瘦弱的也赶不上。
我责备自己，为什么风变方向时没及时掉头回去。
这天已是徒步旅行61天快完结的日子。
即使风暴没来，在营养不良和过度疲惫的双重重压下，我也已经快精神失常了。
博纳维斯塔支线上几乎寸木不生，两边除了沼泽和荒地一无所有，也无处藏身。
狂风直扫铁轨，路基根本不顶用。
我背着风走，很快眼前一片雪白。
我感觉呼吸困难，仿佛风刮跑了所有空气，只剩下雪花。
我想起雪崩那晚，默瑟先生在眉脊山上行走的场景。
母亲把现在压在我箱子里的那本书从露台扔下去，瞥着栏杆外，等下面的"扑通"声。
我卸下旅行箱，紧紧抱在胸前，背靠路基弓腰躺下了。
我闭上了眼睛。
为了不让自己打盹，我哼起了歌："当乔再次迈步回家的时候，好哇，好哇。
当乔再次迈步回家的时候，好哇，好哇……当乔再次迈步回家的时候，大伙儿都很开心。
"我想他们会发现我死在这里。
这个苦命人的尸体旁，雪花孤独地漫天飞舞，洒满周围整个世界。
这个在纽约呆了五年，又徒步穿越纽芬兰的人迷失在十月的风雪中。
正如他父亲预言，他身上一无所有。
这个被人发现冻死在博纳维斯塔支线边的人，死时怀里还紧紧抱着旅行箱，里面装着200块硬币，是他为组织工会筹集的会费。
现在，为这个目标他却丢了性命，更显出他生活的失败。
他旅行箱里装着七本书，一本《圣经》和两本纽芬兰历史书，一本看得懂，一本看不懂。
倘若历史书重新修订，新版里会不会提到他？箱子里还有几件破烂衣物。
正如他没能毕业的费尔德主教中学校长预料的，他在25岁死的时候一无所成。
更讽刺的是，尸解表明他死时性格应成熟到45岁的水平，可他真正的死因却是长期没有性格。
我开始吟唱《纽芬兰颂》，没任何挖苦的意思，就连唱到冬天那一节也没任何怨恨，那一直都是我的最爱："听到冬季严酷的号令，你撒开自己闪亮的银屏，盖过渐短的白昼，还有星光灿烂的晚上，我们热爱你，爱你，爱你这片冰雪之邦。
"耳畔传来沉重的脚步声。
我慢慢睁开眼，只见一只硕大的黑靴，上有我的名字，是针线在鞋边缝出的。
在靴子的事上，或说在老头子的靴子这件事上，父亲总是对的。
现在，我脑袋两旁一边有只大靴子，狭长的靴子。
上面斯莫尔伍德这个名字像某个闪闪发光的妖妇，迷惑领航员，将他们引向岩石堆，让所有进入此处的人丧失希望。
没路走了。
现在，穿着大黑靴子的死神向我索命了。
我双手使劲揪住一只，耳畔仿佛听到有人被噩梦惊醒的尖叫声。
我在猜测，是不是自己在惊恐之余发出的叫声，又觉得被人抓住领口和裤裆拎了起来，搁在什么东西上，肚子还顶着一袋类似猎物的东西。
我胳膊和头垂在一边，脚却悬在另一边，然后又有东西-一定是旅行箱放到了背上。
有人用绳子把它和我捆牢，又把我捆在我趴的那堆东西上。
直到感觉移动起来，我才意识到自己上了辆手推车。
车子正顶风前进，其实也是正朝着风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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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2)
风稍微平息一点时，我瞥了驾驶员一眼。
他正竭尽全力慢慢地上下摇着摇柄。
他现在做的事，没风的日子两个人也不易做到。
他竖起帆布大衣的风帽，戴着防雪眼镜，嘴巴上严严实实地捂着围巾，只有鼻子露在外面。
风再次刮起来，他也隐没在风雪中了。
我听不见推车前进时的噼啪声，听不见轮子撞击铁轨的辘辘声，也看不见任何能证明我们在前进的东西，只能隐约感到我们确实在前进。
这种感觉消失时，我以为自己刚从获救的美梦中醒来。
然后，我又看见他，若隐若现，若隐若现，像雪地的海市蜃楼，昭示出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沿铁路到了什么地方。
一阵温暖而安详的睡意涌上我心头。
我极力想忍住，却没成功。
于是，我安静地进入了梦乡。
梦中的景象远比梦来得更清晰，仿佛触手可及。
我梦见自己正入大海，不是平时熟悉的大海，而是片既平静又温暖，既亲切又令人向往的大海。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个洗衣盆里，里面都是热水，还在往里倒。
透过蒸腾的雾气，我看见身边隐约有个人，手里握着一把水壶样的东西，正往盆里倒水。
"醒了！"他说，"我听说你来了。
别担心，我可不是吃人精。
就算是，今晚我想吃点清淡的。
别在意你旁边煮得突突跳的胡萝卜啊、土豆啊。
你看，我正在考虑，把这洗衣盆直接放到炉子上是不是会更舒服点？炖斯莫尔伍德，今晚我们吃炖斯莫尔伍德，姑娘小伙子们吃炖斯莫尔伍德啊，这可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呢。
炖斯莫尔伍德，真棒，这可是整个纽芬兰最好吃的东西。
""他可不是什么流芳百世的人。
"我想我说了这句话。
"的确是的。
"对方答道。
等我再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有人正给我掖被子。
起初，我以为是我祖父。
"爷爷！"我喊道，想伸手去勾他脖子。
但是，他脸上突然换了副表情，好像议员席里那种唯利是图的人一样。
我无力地推开他，伸手去抓他。
他却紧抓住我的手，静静地握着，仿佛握着孩子的手。
"睡吧！"他给我下了命令，语气非常坚定，根本不管我会不会遵从，也不管我是否会好起来。
这对他没有分别。
我睡了又醒，努力想让自己清醒，以免在睡着时议员席的那伙人趁机对付我。
我想自己曾听到，冰块打在床边那堵墙时的声音。
从我离开眉脊山后，已经很少听见这样的风了。
我深信，自己住的这个工棚会被连根拔起，会像只纸板箱一样被风刮着一路滚过荒原。
好像过了许久，我才醒来，头脑清醒了很多，人也舒服了不少，肚子里有了饥饿感。
从睡的床上望去，透过打开的房门，我看见有人坐在铸铁炉边的桌子旁看报纸。
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怀疑自己还是在做梦。
不过，就算做梦，我也想不到会在这里遇见她。
她变了很多，宽大的体型不再浑圆，没什么肉，整个人瘦骨嶙峋，看上去足足比实际老了20岁。
她穿着不太合适的红黑相间格子衬衫，一条粗蓝布的工装裤，脚下是一双工作靴。
"菲尔丁！"我叫道。
她抬起头盯着我，仿佛不能确定我已经不再发烧，继而微笑了一下。
是的，是菲尔丁。
但是，她那日渐衰老的脸上又新增了几分愁容。
"斯莫尔伍德！"她答道。
她的口吻略带讽刺，像是跟一个在自己笔下死去的陌生人打招呼。
虽然陌生人刚刚恢复神志，但对他的死，她其实并不在乎。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道。
"隐居呢！"她回答，"被迫隐居，因为你让我心碎了。
"我一时没记起纽约的事，以为她指的是费尔德中学时的那码事儿，心里感到很内疚，脸上肯定也表现出来了。
她突然大笑起来，打量着我，仿佛在说我也不掂量一下自己，居然会相信我曾做过的事会影响她一生。
这时我才记起我们见面的最后一个晚上。
"你过得还好吗？"我问道，"在这里做什么？"晚饭时，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大盘炸土豆，她也说了她的事。
"那年夏天我回到老家，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我父亲诊断的。
有好一会儿，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诊断结果。
你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应该不会得这种病，得这种病的都是些营养不良、不讲卫生、又脏又臭的穷人。
比如你这样的。
他姐姐道特姑妈一直都不能原谅我得了这个不体面的病，丢光了整个家族的脸。
也不能原谅我父亲，是他诊断出来的我的病。
也有可能他们不能原谅我，是因为我没死，又从疗养院回来，出现在聚会上，还装作别人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
我那姑妈到现在还发誓，一定是我父亲误诊，病是我在疗养院被人传染的。


迷路(3)
自从她提出这种可能，我父亲就成了轻易下诊断结论的庸医典型。
"其实，肺结核并不像我亲戚想的那样，是按社会等级传染，富人不会得这个病。
它是非常大众化的疾病。
在疗养院里，我没像其他病人一样，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对着四面墙。
那些病人从没见过穿着那么考究的肺结核病人，管我叫'一个住疗养院的医生的女儿'。
用他们的话讲，我是'去炫耀的'。
肺结核可不会因为我和它喜好一致，就要放过我。
跟对别人一样，它也变着法儿地要我死。
"不管怎样，才一年时间，我变得跟你一样瘦。
噢，可能没那么糟糕，我更像个X。
但是，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不过你可要小心，我还在隔离期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我不想把这病传染给别人。
"我脑海中闪过一幅画面。
那是我听说过无数次却没亲眼见过的地方。
是疗养院里面，有成排的病床，有轮椅，还有拐杖。
奇怪的是，我居然没问菲尔丁，在她父亲诊断之前，她是不是已经常常卧床不起了。
菲尔丁笑我多虑了。
她向我保证，她的病不会传染。
现在，肺结核给她造成的唯一永久影响就是，手术后她的左腿会比右腿明显的细，而且也短一截，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
走路时她会一瘸一拐，还得往左脚上穿厚底的矫形靴。
我看着她，很难相信她才26岁。
她双眼深深陷入眼窝，全身瘦得皮包骨头。
皮肤下的骨架比我想象中整整小了一圈。
她现在的样子和我熟悉的菲尔丁这个名字完全对不上号。
她身上穿件男式衬衫，一定是某个和原先那个菲尔丁体型差不多的人的。
现在，衣服松垮垮挂在她身上，样子和我身上衣服的效果差不多。
但是，只要站直，她看上去仍然有我两个那么大。
除了瘸腿，她从腰部开始略微有点驼背。
然而，她身上总有那么一股气，不但是她讲话的样子，还有她的一举一动、身体姿态，仿佛都在藐视这个急切想增加痛苦，取她性命的疾病。
现在她喝酒比原来厉害得多。
她说在疗养院的两年，里面严禁喝酒，害得她每天喝的只有原来的一半。
她还是用原来那个银质扁瓶。
我从没见过她往里加酒，也没在周围发现任何酒瓶，空的还是没空的，一个都没有。
她那根上面有银球把手的拐杖搁在门边的角落。
见我盯着它，她说："我去荒原散步时都带着它。
"我努力想象那个画面，却想不出。
"你在这儿干什么？"我问。
"我替铁路部门工作。
"她告诉我，"我一开始就住在这里。
听说这儿有个废弃的工段工棚，我就来问问能不能租下来。
这里可不是医生或我父亲想要我来的地方，但我想住在这样的地方能让我写点东西。
我正在给纽芬兰写本历史书。
""前年春天，我和其他妇女受雇给铁路枕木涂沥青。
从那儿开始，因为我不需要照顾家庭，所以比其他女人要空点儿。
男人们大部分都不错。
他们把我当寡妇，丈夫死了，出来谋点儿生计。
他们请铁路部门雇我做点零工。
我在这个工棚周围涂沥青，两边数英里的枕木也要去涂。
我还是监护员呢。
在铁路上巡逻碰到有障碍物时，只要搬得动，就清除掉。
我还时常用砾石维护铁路路基。
""男人们-有些还比我矮半英寸-他们干大部分的活儿。
他们替我干了很多我干不了或不知道怎么干的活儿，因为觉得我不够壮。
换新铁轨的时候，也不会让我帮忙去抬。
他们知道我是城里的姑娘，还是个医生女儿，都叫我菲尔丁小姐。
"我不知道工人的妻子们会怎么看她。
这样一位圣约翰斯城里医生的女儿，会独自一人生活在博纳维斯塔支线上。
她现在的样子一言难尽，要照料自己，要劈柴-我看见工棚后面堆得高高的柴火-还要驾推车、涂抹枕木、养护路基。
"你在外面做什么呀，菲尔丁？"我责问道，"你在玩什么，装穷还是扮男人？""我没兴趣扮男人。
"她说，"至于装穷，我更不需要。
我没拿父亲一分钱。
就算按铁路部门的标准，我的收入也不高，比男人们少得多。
""你变了。
"我说。
尽管我尽力想压住，但语气中还是透出一丝温柔和关怀。
她摇摇头，好像不想也不许我提纽约。
"你知道，过去几年的经历丝毫没有加重我的痛苦，反而点燃了我对人类的信念。
到死我也不会再对人们冷嘲热讽了。
""不管是什么原因让你来这里，"我说，"你在这里呆得太久了。
""我觉得，我在这里旧病复发的可能要比在圣约翰斯小很多。


迷路(4)
在圣约翰斯我没钱，只能穷困潦倒。
为了补偿我得肺结核的过失，我告诉我那些亲戚们，我要当作家了。
他们大喜过望，因为你知道，哪家的子孙中要是出个发表过文章的作家，这户人家在圣约翰斯就会受人重视。
接着，他们发现我在铁路上当差来维持写作。
噢，你可以想象，当时我父亲有多激动，因为他女儿不是从事了一个，而是两个最受欢迎的职业。
我最近可是我那些叔叔阿姨表兄表妹谈论的焦点。
"我一生中从没听到过这样一串气定神闲的讽刺话。
在她家恢复身体的三天里，我觉得我听她讲的直截了当的话不会超过半打。
她告诉我，我睡的是她的床，还可以一直睡到我离开。
她现在睡在她称为书房的房间的帆布床上。
不是因为她想让我睡好床，而是因为她不希望我去她的书房，她管它叫密室。
密室门上钉了块牌子，上面就是这两个字，仿佛是要人走开。
狭小的书房我一眼都没瞥进过。
我能起身站着的时候，房门总关着，还上了锁。
而且，她等到我上床才会进去。
我神志不清时错认为是冰块敲击墙壁的声音，其实是她在打字。
菲尔丁的日记1925年10月21日亲爱的斯莫尔伍德：假使你知道，一直以来我的日记都是写给你的，不知道你会多么沾沾自喜。
不是每个晚上都写，但是许多个夜里，我都写给你。
写的夜晚比不写的多。
现在，你就睡在隔壁房间。
我感觉仿佛透过墙上小孔在和你说话一般，就好像皮拉摩斯和提斯柏　一样。
提斯柏总是在皮拉摩斯睡觉的时候讲话，她讲的他永远听不到。
好几个星期之前我就知道你要来了。
开始，我是从离我棚屋一英里的那户人家的女人口中得知的。
"有个叫斯莫尔伍德的人要走完全部的铁路，"她说，"包括支线在内，联合所有工段工人。
"你不能只走干线，不行，你必须走支线。
从那时开始，每天我不需要开口问就知道你进程的新消息。
"他离鹿湖还有20英里，身上一丁点肉都没有。
"那你身上还剩下些什么？我想说："他的靴子上一丁点皮都没有。
"家住离我六英里远的彭斯一直在厨房墙壁的地图上绘制你的进程。
斯莫尔伍德到来了。
我回家也是件大事。
整个岛屿在我眼前若隐若现，仿佛一个人看星星看了太久，眼前的事物都跟着闪烁起来。
我以为是自己视觉上的幻觉，没意识到是自己的眼睛在一开一合。
其实，离开纽约时我已经得病了。
坐我旁边靠栏杆的女士叫她丈夫下去给我打点水。
"你发烧了，亲爱的。
"她用手背触摸了一下我的脸颊，说道。
她的手那么冰冷。
我告诉她我没事。
海风直接吹过我的脸庞，周边的旅客都围着围巾戴着风帽。
我怎么可能发烧？但是，不管是她还是她丈夫都没丢下我。
他们一直陪我到圣约翰斯登岸。
他们扶我下了跳板，我父亲在底下等我。
看见我改变如此之大，父亲着实吃惊不小。
他连招呼都没打，便给我号脉。
给我号脉时，有人为我们腾了个宽敞空位。
从他脸上的表情我才得知，自己这几年的变化有多大。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我熟识的、知道我长相的人了。
"看见我不高兴吗？"我问。
"我真不该让你离开啊！"他感叹道。
他从船上直接把我带到他的诊疗室，然后送我去了疗养院。
我两年没回圣约翰斯了，现在又得有两年的时间不能回去。
刚开始几个月，病情并不严重。
圣诞节时，我与其他病人一起排队，为父亲念上一条消息。
这则消息通过广播播送出去。
父亲是一名胸腔科医生，但他不在疗养院工作。
要是有人在疗养院工作那就太棒了，可父亲来不了，因为他们不能放宽隔离规定。
我们只能彼此写信。
我的信先由我口述，一位护士记录，再由她发信。
这样可以确保我接触过的纸张不会被送出疗养院。
父亲称她为我的速记员，而她总在信后附言，请求我父亲训诫我的不良品行。
"没人知道她从哪里弄来了酒。
"但是，圣诞过后，我病情日益恶化。
七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父亲，如果想见我最后一面，最好尽快。
但他并没有来。
后来，他告诉我，说如果他来看我，我就知道自己快死了，求生的欲望便不会那么强烈。
这真是他没来的原因吗？他该知道我在怀疑，我现在仍在怀疑。
但也有可能他说的是真话。
假如他来看我，我可能已经死了。
我看见你了，斯莫尔伍德。
风暴还未来临之前，透过书房的窗户，我看见你来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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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路(5)
我以为这场大雪还会拖一段时间，能让你赶到下一个工棚。
雪开始下时，我依然坐在那儿，希望雪能转雨。
那些对天气预测比较准的人告诉我，雪会转雨。
我不知道如果我等待太久，或没能找到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要真是那样，我的心中一定又将埋藏起另一个秘密了。
这让我想起那个晚上，我坐着埋头写作，而你却被困在"纽芬兰"号上的情景。
为了能死在一片干燥的土地上，你一定能在这场风暴中存活下来。
这个彻底荒谬的理由让我相信雪会转雨。
另一方面，孤寂的惨败也许可能更像你的为人风格。
你一定也想到纽芬兰了吧。
你不会把手放在别人肩上，也没人把他的手放在你肩上。
倘若找不到你，只要能找到去下一个工棚的路，我一定会去那里找人来帮忙。
我还是找到去寻找你的道路了。
我刚来时，彭斯曾告诉过我，这里可能会有连续日日夜夜的大雾，或是漫天大雪，会连信号灯都看不见。
当时，我觉得这不可能，也没当回事。
只是他坚持，我才接纳了他的建议。
我在门上拴了只船上用的铃铛，又在系铃铛的那根钉子上挂了卷绳索。
出门找你的时候，我把绳子绑在铁轨远端的横档上。
回来时，我觉得自己走的路有去时的两倍，可始终听不到铃铛的声音。
我心中疑惑，是不是铃铛已经响过而我没听见。
我考虑是不是要返回去，但又想到我现在是顶风驾驶推车，加上还有"半个乘客"，就下决心再往前走10分钟。
几分钟后，我终于听到铃声。
一阵沉闷的叮当声穿破呼啸的大风。
召唤我的铃声！我在周围摸索一阵，终于将那根看不见的绳子抓到了手上。
我把你放进洗衣盆-是的，我明白，我当然明白，你的名字有多么适合你。
（玩笑话，但你知道，以前在费尔德主教中学时，我一语双关讽刺你远比这厉害，那时我叫你"小木棍"。
）然后，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你睡觉。
没戴眼镜的你（这也是生平第一次。
我找到你时你还戴着眼镜。
镜片上全是冰雪。
我把它装进口袋，后来又放在炉子上。
但怕它可能会裂成碎片，就把它放到了桌上的一盆水里。
）看上去多么奇怪！仿佛失去了脸上最明显的特征-躺在那里不见了斯莫尔伍德特有的鼻子。
你露在外面的脑袋仿佛是一个骷髅，外面只包层皮。
我为你掖被子，却被你推开，心中疑惑你是不是猜到是我。
你终于睡着了，刚开始时呼吸急促，让我想起自己在疗养院的样子。
但是，不久你脸上的忧虑消散了。
你嘴巴略略张开。
我以为你要死了，其实你只是沉沉地睡去，脆弱又毫无戒备地睡去了，就好像你自己也期待有那么一会儿，可以忘却盯着你看的这个世界。
你还活着，我很高兴。
一天一夜过后，菲尔丁觉得我身边没人照料也不再有危险时，她又恢复工作了。
第二天一早，我从窗里望出去，看见她戴着防雪眼镜，围着围巾，像个早年的飞行员，正沿着铁轨一上一下地摇手推车。
她胳膊露在前面，样子好像做屈膝运动。
她驾车非常熟练，远比她的外表给我的印象来得强烈。
等她驾车经过工棚拐弯不见的时候，我套上大衣出去了。
天已经暖和很多，但地上还积着厚厚的雪。
我费力穿过及膝的雪堆，来到工棚后面，希望有扇窗户能让我看见她书房里面。
窗户确实是有，但是用木条挡住了。
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直接通到书房的足迹，我绕着工棚和外屋厕所，把四下的雪地踏了个遍，得意地想着她不会猜到我冒险出来做什么。
转身回屋时，我注意到门上还有个小牌子，上面写着"十二英里房"。
那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觉。
除了睡觉还拿出那些书，每本都翻了翻，却一本也看不进去，《圣经》放在那一动没动。
"我看见你的伟大旅程了。
"傍晚，她回来时对我说，"太可惜了，窗户上有百叶窗。
"我的脸顿时红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目光落在我放在厨房桌上的书上面。
"你有没有读过普劳斯的书？"我装出一脸无辜地问道，拿起那本书递给她，"假如你在写纽芬兰的历史，我想你一定读过吧。
"虽然听到我提那个名字她心里会有多厌烦，但她却没表现出来。
"读过。
"她说着，挤出一丝笑容，像是在肯定我耍的没说服力的小聪明。
她并没接过那本书。
她忙着准备晚上吃的咸鱼和土豆糕。
吃饭的时候，两个人都没说话。
吃完我跟她说，她和我在纽约遇见的许多人一样，装穷，装艺术家。
与那些人一样支撑在她背后的是，她深知，任何时候只要她愿意，她又可以回去过富庶的生活。


迷路(6)
我差一点想说，她的这间工棚与我在纽约的监牢比起来，或是议员席比起来，或是布赖恩公园的长凳，那条我睡了三个礼拜的大理石长凳比起来，犹如天堂与地狱。
但是，看她吃饭的样子，我觉得自己说的任何话都不能扰乱她的平静。
对她而言，两年的疗养院生活改变了她。
现在我无法读懂她在想什么。
"你写给《晨报》的信，真是杰作。
"我说。
"是吗？"她微微一笑反问道。
"不管怎样，成绩都属于过去，斯莫尔伍德，你不能只停留在过去。
"第三个晚上，晚饭后我们照例坐在桌旁。
我告诉她，我已恢复精神，准备继续旅程，明天一早就离开。
我打开旅行箱，拿出张工会会员卡，从桌面上滑给她。
"你要做的，就是签个名，给我50分，然后就是工会成员了。
"我说。
她把卡推还给我，从扁瓶里喝口酒，手背抹一下嘴角。
"这里到巴斯克港每个工段工人都加入了。
"我补充道。
"那是他们的事。
"她说。
"别人不会在意你是女人，不会在意你做的比他们少。
"她嘲弄似的倒吸一口气。
"你为什么不加入？"我问道。
"那是我的事。
""你知道问题是-""我知道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二毛五一小时-""对有些人来说可不是小数目。
""对我来说数目也不小。
""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如果我不能对那个组织有所作为，我是不会加入的，不管是什么组织。
""铁路部门有没有人-"她大笑起来。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说，"你也说叫我不要停留在过去。
""这不关过去的事。
"她说。
"那又是为什么？工会有你没你，你签不签，你的工资都会增加，除非铁路部门到时只雇工会会员。
那样的话，你可能丢了饭碗。
""我能过活。
"她说，"我的名字现在在灯塔看护的候补名单上。
其他各种适合隐居的职业候补名单都有我的名字。
你不会计划游过海岸去联合所有的灯塔看护员吧？""我的意思是，菲尔丁，你会失业的。
"她"砰"一声把扁瓶摔在地上，站起来瞪着我。
"暴风雪的那天，"她忽然气急败坏地说，"在风暴没到来之前，你来敲我的门。
"她指着门，像在证实自己。
"我往外一看发现是你，没来应门。
不是因为我不想加入工会，而是因为我知道风暴要来了。
我希望你能死在风暴里。
风暴袭来后，我在这里坐了两个小时，后来改变主意，出门去看能不能找到你。
"对我而言，她的坦白似乎令她失去了某些东西。
天平的重心滑向了有利于我的一边。
她一定从我的表情猜出了我心里的想法，所以才摇摇头。
好像我说了什么让她无法回答的话。
她径直走进"密室"，关上了门。
上床后，几个小时我都没睡着，听着墙壁另一头打字机的嗒嗒声。
那有节奏的、冷漠的而不间断的嗒嗒声似乎在强调，没发生任何有意义的事，我所说的、所做的不会在她的生活中留下任何痕迹。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她已经出门了。
桌上有张便条，让我离开时把门锁上。
后面还有附言："别提这事，如果我是个45磅的矮子，你我位子互换，你也会这样做。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还没感谢她的救命之恩。
但我告诉自己，如果她一开始就给我开门，她根本不需要出来救我。
当然这点是我昨夜才知道的。
我好奇的是这"45"仅仅纯属偶然提及，还是在暗示我，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
她的话总在不可捉摸地讽刺什么，我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去理解。
便条让我的无名火一下子蹿上来。
我一把把它撕得粉碎，可后来又把碎片捡起，放进了口袋。
这样一来，她就不会知道我的过激反应了。
我也写了好几张便条，可没一张比得上她那么犀利，所以只好把它们统统塞进口袋。
我看着那扇上锁的书房门，忽然有破门而入的欲望，想从炉子后面拿斧子把门劈个稀巴烂，想看看她的历史书里有没有把我写进去，还有她日记里有没有我。
但我相信自己是被写进去了。
在她的书里，她要实现对整个世界的报复，毫无疑问必定会将自己描写成遭遇不公的可怜人，而所有她认识的人会被改头换面后写进去。
我已将斧头握在了手上。
最终，我只是把门锁上，离开了。
菲尔丁是所有工段工人中的唯一例外。
699个人加入了工会，只有一个没有。
一个睡梦中也会折磨我、让我痛苦的数字，一个时刻萦绕在我头脑中的数字-699，只有一个没有列入。
我记起母亲以前引用的《新约》故事，说天堂里更多的欢乐来自寻回一个迷路的人，而不是99个没有迷路的人。


迷路(7)
更令人悲伤的可能是，再也找不回那个迷路的人了。
菲尔丁在我迷路时找到了我。
但恼人的却是，救你性命的人一点都不在乎你的性命，而她曾经那么在乎过。
她救我是因为，如果让我死在铁路上，她将生活在内疚中。
我这样跟自己说，内疚不是爱。
她为我所做的，远远超过为补偿中学时的过错而该做的。
我欠她的，永远都还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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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船上之夜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一个在纽芬兰的爱尔兰移民描写了自己是怎样在科克郡被招募的，怎样被运到新世界，以及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我佝腰驼背朝前行走，昂起头颅，举着双手。
我披枷戴锁，被囚三日，如今流浪码头，到处找酒。
我的模样，囚首垢面，裤子爆开，缝线外露。
有人在说："这人刚从牢里出来。"接着，我两耳无声，又成人囚。
等我醒来，整个世界摇摇晃晃，我们已经扬帆海上，离乡远走。
天黑后我听见有人大声呕吐，那人说："不必担心，不要退后。""我这毛病只是晕船，不会传染。"可没过多久，我也嗷嗷作呕，跟他一样，我也吐得没肠没腑，不过那人吐得比我更苦更久。
一周七天我滴水未沾，喘息之间，我问："我们这是往哪儿走？""听说是去纽芬兰。"我万分震惊："天哪，怎么往那儿走？"除了石头，那儿可是一无所有。""谁说的，那儿可是天堂。"那人说。
"卖我的人说过两次。我曾卖身于他，"谢天谢地，不久我就要重获自由。"他们把我们带出仓牢，我俩各奔东西，从此天各一方，可怜的人儿，不知你又成了谁家的人囚？


克拉拉(1)
我并未走完全程，只抵达了离圣约翰斯36英里的阿翁达尔站。
在那里，我遇上一辆火车，最后一节是铁路公司董事长的私人车厢。
他告诉我，将取消这次工资削减。
如果我同意以乘客身份完成最后一段旅程，他将深感荣幸。
我明白他的用意，也知道他不想让我沿着铁路踉跄地走到圣约翰斯，去见那儿的新闻媒体。
我觉得他们应该正等着我，等这位为铁路工人步行的受难者，等这位喘着粗气，抵抗着铁路公司刻薄想法的人物。
但我已精疲力竭，无力拒绝他的提议。
我乘车结束了至圣约翰斯的最后36英里。
菲尔丁，这个"工段工棚"镇上的反叛者，我常常想象她在博纳维斯塔沼泽上的铁路边隐居的样子，想象深夜里她埋头写作时所住工棚的景象-书房窗户上的百叶窗星星点点透着灯光，屋子其他地方都沉静在黑暗中。
我想象她在那个纸糊的小房间里，编撰自己认为的杰作-历史书和自我辩解的日记。
最困扰我的莫过于给她看普劳斯的书时，她脸上掠过的表情。
现在我后悔当初这个做法，倒不是因为这事伤害了她，而是因为这事丝毫没有伤着她。
她的表情是高兴、奚落、轻蔑，还是认可，我说不清。
回到圣约翰斯不到一个月，我最小的弟弟出生了，恰巧也在我生日那天-圣诞前夜。
母亲说他是最后一个孩子。
我们一同出生在基督诞辰的前一天，这个巧合标志着一个圆的完结，母亲又回到了她的起点。
我在眉脊山上的老房子里住了一段时间后，自己找了房子住。
由于我在费尔德中学的遭遇，家中其余的男孩都没去上那个学校。
对父亲而言，家里的孩子不可能再有跟我一样的了，也更不会有胜过我的。
虽然这一点并没有太多的表象，但我25岁时所表现出的不妥协的精神是他人所不及的。
父亲心中充满愧疚。
他绕着房子周围的平台大步来回走动，投入自嘲与极端失落交织的可笑独白中。
我很诧异自己有多么怀念他酒醉时的口才。
"要是你没烧掉那本书的话。
"他含糊地冲着楼上的母亲喊道。
"那书关其他东西什么事？"母亲用颤抖的声音喊回来。
父亲似乎早已料定，只要提到那本书都是对母亲的一种折磨。
"我不知道。
"父亲回答道，"我想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不该烧掉那本书。
烧掉它也没什么好处啊。
""每次只要有点事，我耳根子里听到的都是那本书！"母亲说，"那本书，那本书，那本书！我叫你永远都不要再提它。
一提它我就恶心得要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烧了它！"显然，母亲并不知道海恩斯曾力劝我改变信仰。
在过去，倘若她眼中透着飘忽不定，就暗示她隐瞒了一些事，这些事她最终会私下告诉我。
可现在，我并没在她眼中看到飘忽不定的神情。
海恩斯是怎么知道我知道那本书的？我只要看看母亲，就能断定她并不知道这回事。
新闻出版和政治并不真正代表20年代末的安全与稳定。
那时，圣约翰斯地区各类报纸和政党蓬勃涌现，又不断更迭。
报纸的兴衰与所宣传的政党紧密相连，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接下去的几年，我出版了一些报纸。
可以说，都是我独自撰写和印刷的，但多数转瞬即逝。
现在，报纸原件恐怕早已成为收藏家的藏品了。
对我来说，新闻出版不过是政治的一部分，我并没彻底放弃社会主义。
每创办一份新报，我便会写上一段社论，其实是从上份报纸的社论里修改来的。
我在努力挖掘纽芬兰能接受的社会主义版本。
我身边聚集了一群年轻人。
他们视自己为社会主义者，也深深有感于我社会主义的信仰"证明"。
与我在纽约认识的社会主义分子不同，他们比我更无知、更穷困。
他们没见过世面，不知道自己有多贫困。
虽然他们相信存在剥削和贫穷，却不愿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分子。
我改变了对婚姻的看法。
我看到自己立志努力的榜样们个个都有了妻子，或者希望有妻子，当然还要有孩子。
我带一队人去旗帜公园野餐时，发现一个姑娘孤零零站在铁栅栏旁。
我心里明白，只要开口求婚，她就会成为我的妻子。
当然才看第一眼就这样说确实有点自以为是。
她23岁，是卡伯尼尔一个渔民的女儿，头发扎成两个德国式的圆髻垂在脑袋两边。
聚会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公园漫步。
她双臂交叉在胸前，低着头，看上去好像在希望自己从没参加过这次聚会似的。
她身上穿着雨衣。
与她穿的所有衣服一样，雨衣背部因为弓着肩，略略向上凸起。
她外表的粗笨吸引了我。
那种粗笨中透着自信的缺失，正是我继菲尔丁之后所追求的东西。
很快我便离开队友跟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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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2)
"你好！"我向她问好，努力和她保持步调一致，同时伸出手说道："我是乔·斯莫尔伍德。
"她拿眼睛偷偷瞟了我一眼-她比我高几英寸-然后看别的地方去了，这让我失望不已。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她满脸通红，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她开口之前，咽了咽口水，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正常。
"我叫克拉拉·奥茨。
"她告诉我，脸上闪过一丝腼腆的笑容。
克拉拉好像并未注意到我伸出的手，所以我只好将它垂落在身边。
随即，她眼珠转转，又自嘲似的摇摇头，好像说她至少知道自己不善交际，但又情不自禁那样。
她迈着有力的步伐，大步向前走了不少的路。
我几乎跟不上她，心里嘀咕她可能想甩掉我。
整个对话过程，她都没看我一眼。
只有我一直抬头看她，以确定自己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
出于职业习惯，我经常不是跟她讲话，而是冲她大发议论，好像在公开会议上致辞一样，不过她似乎并不介意。
我努力争辩社会主义的优点，仿佛她反对社会主义似的。
她对我微笑，点头，接着鼓励。
于是我更加滔滔不绝起来，仿佛终于遇上一个认为我的话魅力无穷的女性，我全部想要的是获得她的选票。
她眼睛碧蓝，面色苍白，嘴巴稍稍向外撅起，特别是讲话时张得又大又圆，不经意时讲的英语带有海边女孩的口音。
没过几个月我们就结婚了。
婚礼的当天晚上，在高尔街上租来的，墙壁薄得跟纸糊似的沿街新房里，我佯装在被菲尔丁称作"肉欲问题"方面驾轻就熟，而她则装作相信我。
熄灯后，我俩站起来脱衣服，我脱我的，她脱她的，仿佛准备出发去游泳一样，直到她身上剩下一件及膝睡裙，而我也暂时击退房间里的寒冷，穿了一条扣扣子的长衬裤。
我开始吻她，同时用一只手解衬裤上的扣子，用空出来的那只支撑自己的身体。
我俩都一声不吭。
我费了很大工夫才进入她的身体，其实找它也颇费周折。
"你人真高。
"我自私地说道，为刚才的愚笨做解释。
但我感觉这话使她紧张。
虽然我敢打赌，她已料到这也是我的第一次，不过她有可能会认为，她的身高使这事难上加难。
等到结束时，我俩都长长松了口气。
如同约好一般，我们都没说破谜底，那就是这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令我吃惊的是，这事远不如手淫愉悦，我更担心以后是不是会一直这样。
"我没做错什么吧？"她问道。
因为我对自己的声音毫无信心，所以只是摇了摇头，手脚也抖得厉害。
我顺势坐起，无力地把双腿搁到地板上。
克拉拉双臂拥住我，将她的下巴放在我头上。
其实，本来用那种姿势她可以做的最亲密动作，就是把头放在我肩膀上。
除了高出我许多之外，她的体重也比我重了一半有余，我觉得自己在她怀里愚蠢得像个孩子。
"真的很棒，乔。
"她说。
这一刻我终于能开口说话了，告诉她我也是这么认为。
她不抽烟，所以我尽可能温和地点上一支，同时穿上衬裤。
我第一次意识到，她多么像没进疗养院之前的菲尔丁啊。
我并不熟悉xing茭的技巧。
但我知道，我所追求的目标是为了自己，却不知道她的目标可能是什么；也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帮她实现它；更不知道她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时我又怎么才能知道。
我设想她的目标和我的相似，并且可能由我来触动。
我想女性会在男性欲望得到满足后自动得到满足，除非她跟别人不一样。
我也说不出为什么。
起初，她似乎并不介意，即使开始介意了，也把过错全揽到自己身上，担心她没有所谓的"高潮"，会减弱她在我面前的魅力。
她说这话时，言下之意就是如同她身上所有假定的缺点一样，这事也与她外表的笨拙息息相关。
一个典型的女人，除了比丈夫高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其实她时常获得"高潮"，但似乎与我无关，至少在肉体上与我无关。
我感觉自己像在旁观而非参与。
与她莋爱时，我身体迫切需要所有纽芬兰男人的正常需要，而我的大脑却在旁观。
她静静躺在我身体下面，没像云杉林里苔藓上那个女人那样尖叫，有的只是急促的呼吸，好像落跑时的惊慌。
我看着她，听她的声音，觉得如此好奇又如此冷漠，结果我第一次没有得到"高潮"。
即使在翻云覆雨，她也注意到了。
"你怎么了？"她摸着我的头发问道。
我努力耸耸肩，像是说一次没有获得高潮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把脸埋在她肩上，心中想着如果换成菲尔丁的话，情景是不是会不一样。
她会不会在我身下银荡地摇摆臀部？静静地抱紧我让我相信我什么都没做错？我又想到我的母亲是不是敢这么做，或者父亲是不是会允许她这么做。


15 暴乱之冬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817年，国王命令海军上将弗朗西斯·皮克莫尔在纽芬兰过冬，从此，总督在英格兰过冬的惯例被废止了。
4月，皮克莫尔返回英格兰，可没法就在纽芬兰过冬的情形作一令人满意的陈述，因为此时他已经死了6个礼拜了。
1817-1818年的冬天是特别严峻的一个季节，同时也被称作"皮克莫尔之冬"和"暴乱之冬"。
从晚秋到第二年的暮春，整个东海岸和东北海岸全部冰封。
当8000移民因为连遭大火无家可归开始抢劫商人们早已空虚的库存时，这些商人更加感到了麻烦。
接替皮克莫尔的是查尔斯·汉密尔顿爵士，他是第一个在纽芬兰过冬没死的总督。
其实，他过了7个冬天仍没死，却不断地写信回英格兰，预言他会"像可怜的皮克莫尔那样，不久将一命呜呼，因为我们那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到处透风"。
汉密尔顿请求修建一幢新的总督府，英格兰政府在他永远地离开纽芬兰之后不久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他的继任托马斯·科克伦爵士宣布了自己的意图：要为自己建造一幢不可能因为透风而被冻死的房子。
这幢不因透风致死的房子花去了250万，可科克伦指出，要是设计者没把这幢房子的设计与其正在西印度群岛修建的另一幢房子混为一谈，要是他没有在房子周围挖掘那条防御致命毒蛇的城壕，那这幢房子的花费会大幅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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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1)
我们住在山脊上。
这令我想起小时候，还没搬到眉脊山之前一家人住在山上的岁月。
现在，周围那些贫穷的邻居们仍是清一色相信天主教。
他们照旧把粉红、白、绿相间的旗帜悬挂在家门口的临时旗杆上。
他们的房子排列在没铺过柏油，满是坑洼而泥泞的街道旁。
一排排密密紧挨的房子看上去极像汽车旅馆。
各幢房子被刷上颜色各异的油漆，面对面在起伏不平的高尔街边一路蔓延。
我们结婚后一年，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拉姆齐·考克·斯莫尔伍德出生了，是个儿子．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他着了迷，着迷于他的存在，着迷于看到他在克拉拉怀里或者婴儿床上的样子。
在我一生中，一直把生孩子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的童年充斥着哇哇啼哭的婴儿。
他们的哭声和着呜呜的风声，简直成了气候的一部分。
但是，我从不认为自己或我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个是父母双方结合而成的。
我一直把我们斯莫尔伍德家的孩子，至少在肉体上，视为母亲的产物。
他们的性格虽然在父亲的"运动"过程中形成，却并未受他任何影响。
但是，小拉姆齐身上的每个部分都不可否认地充满克拉拉和我的影子。
但是，想到自己不是自己，而是源于明妮·梅和查利·斯莫尔伍德的共同产物，我在感到不可思议的同时，又非常气恼。
我告诫自己，不要太过喜爱拉姆齐忘却了自己的目标。
对这个目标，我唯一能拍胸脯打包票的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或疼爱老婆的丈夫是不可能完成的。
不久，我又开始继续几乎完全独立的生活，把克拉拉一个人连续几天，甚至连续几个星期丢在家中。
我自己一边工作一边旅行。
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的我，比我父亲好不到哪里去，就算养家糊口方面也比他强不到哪里。
我收入的大部分都用于报纸出版，其目的也是为了促进自己事业的发展。
菲尔丁的日记1928年5月27日亲爱的斯莫尔伍德：他爱她，他不爱我。
他爱我，但是他娶了她。
我见到她了，斯莫尔伍德，确切地说是碰见她了。
一天我正转弯拐到沃特大街上去，撞到了她推的婴儿车上。
我一眼就认出了她。
因为我在报纸上看过你们的结婚照，知道她叫克拉拉，我几乎脱口而出。
见到婴儿车时，我着实大吃一惊。
起初我以为你会和她在一起，以为你可以看见我和你们约瑟夫·斯莫尔伍德一家三口见面的场景。
那时我一定得叫你约瑟夫·斯莫尔伍德，或者你甚至可能介绍我和她认识。
街上熙熙攘攘非常拥挤，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身边并没人陪伴。
看到我如此吃惊，她一定很疑惑。
但当她看见我的拐杖，注意到我的瘸腿，就马上向我道歉，那样子像是在说，就算是推着婴儿车的妇女也要给瘸子让路一样。
但有一点根本不合常理-无论是她的语气还是她的脸上都没有显出丝毫傲慢。
我相信，在我的生命里从没遇见过一个脾气比她更好的人。
她很慌乱也很窘迫。
"我应该看着路。
"她说。
"不，"我说，"都是我的错。
"确实是我的错。
今天是星期天，我的休息日。
起床后我比平时更早开始喝酒。
"希望没有吵醒孩子，"我说。
她说她反倒希望我把他吵醒，因为这孩子白天睡不够晚上睡不着。
我不禁说道："这孩子可真合我心意呢。
"她把这话当做打开话闸的讯息，所以我这会儿只好想办法怎样脱身。
我完全能想象她会怎么向你描述我，而从她的描述你就会猜到是我。
她也谈到你了。
她提到"我的丈夫"时仿佛她已经乐意地听任所有丈夫都恶名昭彰的事了。
一个不习惯孤独，特别是婚姻孤独的女人。
这份特有的孤独我在不计其数的妇女身上感受到过。
好像在她孩提时代，父母之间不曾发生过任何事情，或者是她没有体会过任何事情能为她今天尝到这份孤独做足准备。
她在期盼什么？重姓她做姑娘家时的姓。
三年后再回圣约翰斯，感觉依旧那样清新，依旧那样挂念着格雷斯港口。
我想我倘若和她聊聊，看看婴儿车里的孩子，我们最终一定会一起去喝茶或者是去散步。
但是，事实却恰恰相反。
我打断她，告诉她我必须去别的地方，并希望她的孩子不久就能乖乖地在晚上睡觉。
也许我太唐突。
我几乎要哭了，不仅仅是因为一些连你也清楚明白的原因。
从那以后，我经常看到她，推着婴儿车。
有时候身边还有个男人和她一起散步。
那一定是她的兄弟，因为他们俩非常相像。
但是我相信，她并不会介意身旁经过的陌生人把他们当做夫妻，以为是一对小夫妻带着孩子星期天下午出门散步-那才是她梦寐以求的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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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2)
我看见她往娘家写信，这让她听上去多少有点凄凉，可同时又赦免了所有对你的责备。
这些信显然表达着希望被邀请或者期盼访客的愿望。
我确定她并没有看见我。
我熟悉她的路线，所以有意避开。
我知道她一定记得我，一个她曾经撞上的瘸腿女人，一张熟悉的脸庞。
谢天谢地，你从没和她一起出现过，虽然我也为她感到很难过。
我看得出她在意这一点，但是在程度上及不上我母亲。
又或者她其实也非常在意，只是她爱你的程度超过我母亲爱我父亲。
或者与我母亲不一样的是，她永远不会离开你，斯莫尔伍德。
我在她的眼中能看出这一点。
我很好奇她又会在你的眼中看出些什么呢。
冬日的一天，我走在达克沃斯街上，全神贯注地想着去哪里弄钱养家糊口。
我盯着前面一个瘸着腿快步走着的女人好一会儿，才意识到她是菲尔丁。
她的胳膊底下夹了一叠书，是菲尔丁，绝对不会错。
她的背比上次看到时更驼，腿瘸得也更明显。
我喊了好几声，但她并没扭过头。
我跑过去追上她。
"菲尔丁！"我说，"难道你没听见我叫你吗？""听见了。
"她回答道，"但我只能走这么快了。
""你还住在十二英里房里吗？"我问道。
"没有。
"她说，"我现在住在三分屋里，考彻尔街上一流的建筑。
和一窝没加入工会的妓女一起住。
""你丢了工作？""没有。
"她答道，"我知道工作在哪里。
两个月前，有人从我手中夺走了它。
""你丢工作不是因为工会，"我继续说道，"你丢工作是因为你没加入工会。
""斯莫尔伍德，"她说道，"难道你就是命运的力量，我所有的反抗都是白费力气？如果你是，你现在就告诉我一声，我毫无遗憾一枪崩了自己。
"她环顾四周的商店、轿车、有轨电车，还有穿梭的马车，用疑惑的神色审视它们，仿佛很诧异为什么人们还陷在她早已放弃的物质追求里无法自拔。
"你有没有找到别的工作？""我跟你说过，有各种各样适合隐居的工作正等着我-灯塔看护员，气象观察员，电报员……""你还在写你的历史书吗？""很遗憾地告诉你，不管何时你问我这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
""我猜那里面写到我了吧？""为什么要写到你？"我极力压抑住心中想掉头就走的欲望。
"如果你能写历史，那就还能再为报纸撰稿。
"我说，"比如，我的报纸。
""你的报纸？你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的生计要仰仗你的事业？""我给你提供一个工作。
""从隐士到记者-""你不必做记者。
你可以只写写评论、专栏，爱写什么就写什么。
"她身子一歪靠在一家店面上，用审视的目光俯视着我。
"我不必处理任何事，诸如拟合同，主持采访-""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家里写作，只要你的稿件能及时送到我手上。
"菲尔丁最终同意了我的提议，尽管她列出不计其数她不要做的事（不做东，不做西，不做这，不做那……），还有一旦提及加入工会，她就走人。
对她而言，十二英里房是介于密室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过渡房，是她结束两年地狱生活后重新回复安定生活的地方。
因为她曾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又亲眼目睹许多人的死去，她似乎已不再相信自己的死亡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但是，倘若她想日复一日生存下去，就必须相信这事仍然是悬而未决。
她通常能及时将稿子交上。
但据我所知，她几乎酒不离口。
每天，一个大约12岁的孩子会将稿子送到沃特街上一个被我称为"新闻室"的小屋里。
根据菲尔丁的要求，我从她微薄的工资分出一些支付这个孩子的劳动。
接下来的几年，我组建的系列报纸上都发表了她的作品。
她以雷·乔伊的笔名创作。
我和她的雇佣合同中有条规定，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她的身份。
我非常惊诧她能欣然而努力地创作我所需要的宣传材料。
她撰写重要的社会主义评论文章，辛辣地批判每一个我认为应该被辛辣批判的官员。
神秘的雷·乔伊在各类左翼分子中颇具人气，搞得我常常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雷·乔伊。
菲尔丁答应，只要我愿意就可以这么做。
我把她愿意动笔工作归结为她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
我明白，她根本不相信这些宣传的目的，也不相信宣传能起什么作用。
正当我为自己的英明洋洋得意，却没发觉在大约三年时间里，菲尔丁还以哈罗德·普劳迪为笔名，为另外一份首要的与保守派对立的报纸-《公报》撰稿。
这事后来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
菲尔丁在一份报纸上攻击她自己在另外一份报纸上表达的观点，发动这场属于她的两个虚构自我之间的战争。
一星期又一星期，乔伊和普劳迪铆足全力对抗彼此，如火如荼地谴责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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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3)
人们买我们和《公报》的主要原因，就是想看看乔伊是怎样反驳普劳迪或者普劳迪怎样回击乔伊。
她从另外一个出版商那里也得到和我同样的承诺，就是对她的身份保密。
这一点，直到这个出版商向他认为信得过的人透露了哈罗德·普劳迪的真实身份后，这个人又把这条消息告诉了我，菲尔丁才被揭露出来。
我打电话给那个出版商，告诉他乔伊就是普劳迪，就是菲尔丁。
我们在同一天解雇了她。
我带着愤怒，直奔她在考彻尔街上的公寓，告诉她被解雇了。
她对我说："我早料到这事迟早要来。
"但眼前她居住的地方几乎使我改变了主意。
屋子的外墙漆成墨绿色，边缘上点缀着白色-或者至少可以说，这房子曾经漆过这些颜色，但是现在油漆大部分已剥落，只剩下掉色后灰色的墙面和黑色的毡顶。
从外观上根本看不出这屋子先前的结构和特征，因为它在不断地扩建。
现在，整幢房子已经成为一个任意扩建的大杂烩，上面有足足一打的门和为数众多的楼梯。
只有从里面看才能分辨出这幢房子原来的建筑形状。
菲尔丁住顶部。
仄仄阴暗的走廊尽头，朝港口和眉脊山的房间就是她的。
房间是原先主人的住宅区，数得上是这个被称为考彻尔的地方最上等的房间了-唯一一间装有浴缸和水槽的房间。
寄宿公寓的走廊永远都不会随天气变化或时间推移有所变化。
只有在天气晴朗的日子，太阳光穿透走廊尽头的小窗户才能略微驱散将这份时间推晚的阴暗。
她门口堆了一摞报纸。
开始我以为它们已经堆了好多天。
看到五花八门的报头，我才意识到，她订了全城所有的报纸，包括《公报》和我的。
对我来说，每每看到自己写的东西被出版，心里总会一阵兴奋。
我实在不能理解，她怎能将自己写的专栏弃于一边不闻不问。
我敲敲门，门上有个标牌写着"密室"。
密室！"就扔在地上好了！"菲尔丁从里面吼道，但现在早已过了送报时间，就连最新的晚报也早送完了。
"是我，乔·斯莫尔伍德！"我喊了一声。
里面传出一阵舞台后台般的混乱声音，夹杂着急促跛行时发出的嗒嗒的沉重脚步声，还有沙沙的翻阅纸张声，混着抽屉开合的啪啪声，仿佛要我知道她在藏些东西。
最后，门终于开了。
"他来了，我还活着。
"她说道，挥挥手示意我进去。
不管我在外面听到的是什么声音，都不可能是整理房间的声音。
我感觉，在我说明来人的那一瞬间，她好像手忙脚乱要将整间屋子翻乱给我看。
她的银质扁瓶和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放在书桌上，没有塞塞子，像是她正准备从一个容器里把酒倒到另一个里面去。
靠墙有一张没整理过的单人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另加一个梳妆台。
梳妆台的所有抽屉都半开着，衣服半搭地挂在外面。
像普劳斯法官一样，她的书散得满地都是，有的翻开摊在地上。
草稿叠成一堆放在墙边和窗台上。
头顶上有一个亮着的电灯泡。
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坐在床沿。
她人向后靠，手臂支撑自己身体，两条腿伸直，双脚却交叉起来。
她穿着有铜钉的靴子，左边靴子的鞋底比右边的高出好几英寸，但萎缩的左腿一寸都没显露出来。
我指责她背信弃义，说她虚伪造作，是个高智商的婊子。
她笑笑，嘴巴一努吸了口烟。
她身上系一条粗花呢的短裙。
裙子的臀部有拉链，但拉链并没拉上，或许是坏了，所以白衬衫的下摆从那里面露出来，极像一个被翻出来的口袋。
我告诉她已被解雇了。
"你知道我写的从来都不是我自己的意思。
"她说，"但是只要你认为我能促进你的事业，就不必在意。
你不该期盼一个糟践自己才华的人对你保持忠诚。
"我对她的讽刺早已了如指掌，立即就明白了她的确切意思。
"你有相信过什么吗，菲尔丁？"我问道，"如果你什么都不信，那又为什么要写书呢？""我只相信你还欠我三块钱。
"她回答道，"你知道去哪里寄的。
"我身上带了钱，费了一番力气后凑齐三块钱的硬币，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装好后，"咣"的一声丢到她的桌上。
"那么你的婚姻生活怎样啊？"她问道，坐直腰点了支烟。
"至少比和你结婚强。
"我答道，但立即意识到这话听上去多么愚蠢，又多么无礼。
"这一点你永远不会知道吧？不是吗？"她反驳道，"而且你向我求婚时只是在开玩笑，不记得了吗？""记得的。
"我说，"那么你现在怎样啊，菲尔丁，有对象了吗？"她站起身，跛脚走到桌边站住，给自己倒了杯威士忌，仿佛在强调我这个问题问得有多卑劣。
"从没有人向我求婚。
"她说，"但是总有人向我求欢。


菲尔丁(4)
大多数是那些他们的求婚已经被接受，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学的男士。
有时，甚至是一些连孩子都有了孩子的人。
看来我已经小有名气了。
""我想不出这怎么回事。
"我说道。
"想不出。
"她说，"我料你也想不出。
许多男人跟我讲，因为我结婚无望，所以他们脑子里想的事儿一定是我最想要的事，所以你看我一直没人要。
"我满脸羞红，开始还以为她是开玩笑。
菲尔丁怎么会和别的男人做那种事。
"你不用尴尬。
"她说，"这种事在我们小时候也是你先跟我说的。
我相信你曾经说过你父亲'和你母亲住一起，她是他的孩子的母亲'。
""我该走了。
"我说。
"走吧。
"她看着窗户说道，于是我起身告辞。
出门后我赶忙回家。
一路上我都在想，是不是真有已婚男人找她求欢，还是她想让我妒忌或者让我震惊。
她有这方面的"名气"，对我来说真是前所未闻的新鲜事，但也许真有其事吧。
我知道自己在别人眼中过于中规中矩。
每次我一出现，那些男人之间的黄色笑话就会戛然而止。
仿佛我对这事的厌恶尽管没表现在脸上，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一样。
常常等我离开，走出一定距离，身后就会传来窃窃私笑。
这种时候，我们彼此都装作嘲笑的对象不是我。
菲尔丁的欺骗并没败坏她在报业的名声。
相反，其他出版商把我们上当的事饶有兴趣地刊登在了报纸上。
她现在受雇于《每晚快报》。
每天，她以自己的名义写一篇专栏文章，称之为"菲尔日志"，刊登在报纸第三版的头条。
她写讽刺专栏，上面满是反语，你根本不能确定她的政见到底是什么。
这些文章一开始在读者中反响并不好，但它们最终一定会大受欢迎。
对圣约翰斯的读者来说，报纸是开展演讲、捍卫或推进自己的政党或主张，攻击其他主张或政党的良好平台。
菲尔丁对所有人所有事都吹毛求疵。
她是一位女性，而当时女性专栏作家少之又少。
许多人相信，或者假称相信菲尔丁的作风是典型的女性风格。
她被视为一个中立分子，硬着头皮为自己辩护。
其实她确实曾为自己辩解过：她说对她的指责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


16 詹姆斯·伦德里甘案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围绕渔民詹姆斯·伦德里甘一案的纷争极其不公正地使得由海军将领担任总督的做法得以终止，或者至少加速了这一管理制度的终止。
事实是这样的：1820年，伦德里甘先生因欠债不还而两度接到法庭传唤，他却厚着脸皮不予理睬，因此得到公正判决，定为藐视法庭罪，被判了刑，但刑罚仅实施了三分之一他便获释了。
对于这些事实，改革的鼓动者威廉·卡森博士和帕特里克·莫里斯是这样强词夺理的：伦德里甘先生从一位商人处借钱买渔具，但没及时偿还。
他捕鱼的工具遭到没收，但拒绝交出他的住房。
他没有理睬法庭传唤，而是给法庭送去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正忙着为家人捕鱼，他们已经没吃的了。
"因为藐视法庭，他被判处36下鞭刑，可仅挨了14下就昏厥了。
卡森和莫里斯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因此，纽芬兰法院的权力得到了加强，第一位文职的总督，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托马斯·科克伦爵士，也被委派到任。
我们只能说：寻求公正的人应当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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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爵士(1)
我最终承认，不管哪种形式的社会主义都不可能在纽芬兰普及。
接下去，我能做的最合适的事，或者不管怎样能被纽芬兰人接受，又最接近社会主义的事就是宣扬自由主义。
我在1928年加入了自由党，还写信给新近再次当选的领导人-理查德·斯夸尔斯爵士。
信中概述了我的政治主张，强调了我在纽约的时光和徒步跨岛旅行，并保证自己将全力支持他。
我告诉他，我愿意效犬马之劳帮助他在下届选举中获胜。
接着，我就受邀请去他家，与他共进晚餐。
理查德爵士于1919年至1923年之间担任总理。
在此期间，有四位内阁大臣提出辞呈，抗议他的腐败行为。
为了应对此事，他辞去总理职务，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拥有席位。
不久，就是在他封爵两年之后，他因涉嫌收受贿赂，挪用公共基金以及其他一大堆的指控被捕。
"我确实曾站在法官面前，但一秒钟都没被关起来。
"他说，"我立即被保释出来。
大陪审团也因缺少证据，撤消了对我的控诉。
我是无罪的，一点罪都没有。
"第二年，他因逃税再次被捕，这次却被指控有罪，罚款后取保候审。
1927年，他再次获得自由党领导人职位时，仍处在保释期。
随着与他见面的日子渐渐临近，我显得异常紧张。
会见那些父亲口中"贵人"的期望先前从未困扰过我，但是眼前的我已不再用藐视权贵来武装自己。
我不再是个超然洒脱，满心怀疑又冷言冷语对抗上流社会的旁观者，也不再相信这个上流社会最终必定会被社会主义推翻和取代。
我现在意识到，给社会主流留下良好印象至关重要，诸如理查德爵士这类人怎么看待我，此类问题非常关键。
我的邋遢外型在社会主义分子中曾是荣誉的象征，是着装上的一种证明，但眼下却令我窘迫。
我现在仍想着通过自由主义的途径实现社会主义，但却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己在别人眼中有多可笑-成天穿同一套哈利斯粗花呢套装，外加一件在纽约时穿的补了又补的诺福克短外套，脚上还有一双拜沃尔特表弟所赐的极不协调的新鞋。
另外，新近我还买了顶二手帽子，为了让它戴着合适，还在内层塞了旧袜子。
理查德爵士的房子位于雷尼密尔路上，用石墙围起来，屋子前面是一扇巨大的铁门。
铁门关闭时，中间呈现出SRS　字样，开门时R就被劈成两半。
隐没在石墙后面的庭园保存相当完好，还有向下延伸的林荫.道，只是大小不太适当。
林荫.道两旁矗立着不协调的小鹿和小天使雕像。
鹅卵石铺成的车道盘绕着一个巨大的喷泉。
喷泉中间是一尊一手持剑一手持盾的大理石天使，一脸骁勇好战的表情。
它背对着房子，翅膀保护似的伸展着。
我满怀敬畏迈上柱子间的台阶，又在门廊里徘徊踱步，呆呆地盯着那个天使。
正当我准备去敲前门时，门开了，出来一个人。
他全身上下一派制服装束-褶边及膝马裤，下着丝质长袜和一双有扣子的鞋子，及腰的鲜红色紧身上衣，前面一溜明亮的铜扣。
虽然他对我的邋遢的外表吃惊，但并没有表现出来。
他好像只是意识到，我是站在门口的一个极普通的人，仅此而已。
"我来拜见理查德·斯夸尔斯爵士。
"我心中忐忑，不知如此称呼是否妥当。
来人并没有看我，却略略把脸侧了过去，那意思像是说，看我不如听我说话来的更好。
"请问您是哪位？"他说道，仿佛这仅仅是把我赶走前被迫要说的礼貌用语。
他的英国口音听上去像装出来的一样，但也许是因为他离开老家太久，渐渐失去乡音了。
"就说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先生找他。
"我答道。
"请在这里稍候片刻。
"他说着就进去了。
几秒钟后，我听见里面传出一字一句重复关于我来访的声音，像是要挖掘出斯莫尔伍德所蕴涵的内容来获得滑稽效果，又像是告诉所有听众，一个顶着听起来高贵头衔-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先生的人是何等模样。
接着，他出来叫我走进前面的门廊，我顺着做了。
但他没给一句解释就离开了。
几秒钟后，两个脑袋探出我正面对着的旋梯扶手，俯视着我。
我从报纸上的照片认出，他们是理查德爵士和他夫人。
斯夸尔斯夫人在他耳边嘀咕了一番。
"请原谅，斯莫尔伍德先生。
"理查德爵士说道，"但你看上去真像刚从疗养院逃出来的，或者马上要被送进疗养院的。
你最近可得特别注意身体啊。
""我好得很，爵士。
"我喊了一声，努力平息我内心想以牙还牙回答的欲望。
"其实，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万分痛苦的一定是除你以外的所有人了。
我这辈子还没见过瘦成像你这样还能活着的人。
"斯夸尔斯夫人说。
"我一向都很瘦，斯夸尔斯夫人。


理查德爵士(2)
"我说。
"我丈夫也瘦，斯莫尔伍德先生。
"斯夸尔斯太太说，"但看到你，我才发现你比他还瘦，瘦得我已经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你了。
""没有接触性传染病吧？"理查德爵士问道，"没有肺结核吧？在这一点上，我们可把你当做有身份的人信任吧？"斯夸尔斯太太看着她丈夫，好像将我当成有身份的人，还要获得我的承诺，就像假设我是皇室成员一样华而不实。
"是的，爵士。
"我答道，但感觉自己早已羞得满脸通红。
仿佛我父亲和所有我认识的社会主义者都听到了这席话一般。
"很好，坎特韦尔，让他进来。
"理查德爵士说。
坎特韦尔从最近的房间里走了出来。
于是我和理查德爵士以及他夫人一起吃了晚餐。
斯夸尔斯太太与她丈夫年纪相仿，也将近50岁。
她的穿着却不同寻常：身上一件长及后跟礼袍似的栗色外套，脖子上缀满琳琅满目的小饰品和护身符，有半打是带团花图案的石制或皮制的圆链子，像勋章一般。
她边吃边用手指拨弄着。
链子的重量压平了她的衣服，在她肩膀和胸部形成一个圆形轮廓。
她全身珠圆玉润，一双浅蓝色摄人的眼睛掩饰她那做作的怪癖。
比如每隔几秒钟，她便放下刀叉，把下巴搁在交叠起来的手上。
理查德爵士瘦削的脸上长着一只鹰钩鼻-这有点像我。
他留着适中的胡子。
正如他妻子所说，他有些瘦骨嶙峋。
吃饭时他好像食物压根就没在眼前一样，把一块羊排放到盘子上，拨弄着上面的豌豆、胡萝卜和土豆，像是在它们中间搜寻些什么。
这让我想到大概现在克拉拉已经把拉姆齐放在床上。
像往常一样，她孤寂地坐在饭桌前，吃着倒人胃口的热狗和烤豆。
"你在哪里上的学啊，斯莫尔伍德先生？"理查德爵士问我。
"费尔德中学。
"我告诉他。
"啊！一个费尔德中学的毕业生。
"斯夸尔斯夫人说，"理查德爵士和我上的是卫理学院。
其实我们就是在那儿遇上的。
""呃-，算不上毕业生。
"说这话时我脸红起来，真希望她能为我着想，换个话题，但她却非常期待地盯着我。
我只好告诉她，因为我是长子，所以不得不辍学找工作维持家里的生活。
"那你读到什么时候？"理查德爵士问道。
"五年级读到一半，我就辍学了。
"我说。
"一半？"理查德爵士说，"我一辈子从没做什么事做一半就放弃了。
就算被迫辞去总理的职位的时候，我还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拥有席位。
一半？希望你没有养成做事只做到一半的习惯。
""哦，不，没有。
"我说。
"你的家人都是从哪里来的，斯莫尔伍德先生？"斯夸尔斯夫人问。
我告诉她：甘博、格林庞德、爱德华王子岛。
她"呣"地应了一声。
好像象征性地参与了我们的谈话，得到的恰恰是她想要的无趣的回答，所以不准备再开口了。
"但你知道，"我急切地说，"我和俄克拉荷马的乔克多县的长官本杰明·弗兰克林·斯莫尔伍德是远房亲戚。
"这是我父亲那些牵强附会但无法证明的故事。
"哦，真是太厉害了。
"她显然十分吃惊又很好奇，盯着我说，"那么，你有乔克多血统了，是吧？""是的。
"我说，"一定有。
""真是太了不起了！"她说。
"我想不一定每个人都这么想的。
"理查德爵士说，"你可能希望，从现在开始这事别叫人知道吧。
"斯夸尔斯夫人跟他摆摆手，说她认为我们可以从印第安人那里知道不少关于"招魂说"的事。
她觉得，纽芬兰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就是贝奥图克印第安人的灭绝。
"我相信，"她继续，"我们当中有些人有贝奥图克血统。
一定还有一些-呃-贝奥图克人和移民的混血儿，你说对吧？可能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有1/32或者1/64的贝奥图克血统，谁知道呢？这又不是不可能？"我很好奇，如果说她有贝奥图克血统，她会有什么反应。
"你相信'招魂说'吗，斯莫尔伍德？"我知道她指的不是宗教信仰。
"不，斯夸尔斯夫人，我想我并不相信。
"我抱歉地说道，"至少，不相信您指的那层意思。
""好啊，斯莫尔伍德。
"理查德爵士说道，"我们真是一对呢。
"我感觉自己取得了些许的进展，因为他第一次没在斯莫尔伍德这个名字后面加上"先生"两字。
"呣。
"斯夸尔斯夫人说，"尽管这样，有时在降神会上倘若有个不相信这事的人，可能倒真是个帮助，这样会更容易让神灵出现。
就是说，神灵出现是为了向那些不相信的人证明他们是错的。
""斯莫尔伍德不会参加你的降神会，海伦娜。
"理查德爵士说，"他和我晚饭后去书房讨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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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爵士(3)
""哦，不要担心，我们不会打扰你们的。
"她说。
饭后，趁理查德爵士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和斯夸尔斯夫人攀谈起来。
她想从事"灵魂方面"的工作，但目前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在伦敦过冬时，她曾亲笔写信给纽芬兰的大师、导师、上师、术士们，接受他们的指导（尽管她在小港群岛长大，但她说无法忍受纽芬兰的冬天）。
1923年理查德爵士失势时，她开始相信招魂说，但星期天里她依旧上卫理公会教堂。
她说招魂说丝毫没使她轻视她的宗教。
她说："我固定主办一系列巡回的降神活动。
我们有人看心灵和手掌，有纸牌占卜师，还有欧蓍草枝条、茶叶、水晶球；另外有算命师、占星家、还有逃避现实的艺术家和巫师。
那些不讲规矩的人更能接受这类人，也没其他地方比得上纽芬兰更能让人不讲规矩。
城里总有些云游的招魂师，比如某某巫婆，某某大师的。
我常邀请他们暂住这里，替他们宣传，陪他们参加表演，继而为他们举办招待会。
今晚就有一个降神会，可惜你不能加入。
"理查德爵士再次出现了。
他穿件绿色的佩斯利螺旋花纹呢　便服，翻领上有SRS字样。
我随他穿过一条宽敞的走廊。
树枝形的装饰灯像一大串泪珠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一直垂入巨大的没有窗户的房间。
房间由桃花心木壁板装饰，铺着长毛绒红地毯，还有一个巨大的开放式壁炉。
炉子对面放着两把高背柳条椅子。
他示意我在其中的一把坐下，从壁炉台上拿起银雪茄盒，打开后递到我面前。
我选了一支雪茄，并希望自己看上去不要像这辈子第一次拿这烟，其实就是我的第一次。
他给我点烟时，我的手不由自主地抖起来。
他给自己也挑了一支点上，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那么，"理查德爵士说，"你已经加入自由党，把社会主义丢一边了？""不能这么说，"我开口道，"但是-""我并不怀疑你信仰社会主义，斯莫尔伍德。
"他说，"或者说至少认为你相信。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接受的思想比你还要离谱呢。
"最后，我发现他比我了解的社会主义还多。
其实，他比我遇见过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要懂得多。
他看来也不光是因为社会主义盛行才去了解它，才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以便了解所面临的问题。
通过他的举止，你会认定他一定是经历一番痛苦抉择后，最终选择发家致富，而放弃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
但是，对他没有选择的那份事业，他仍保持着兴趣。
"比起有钱来，我更喜欢赚钱。
"他说，"尽管有钱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给了你高于别人的权力？"我问道。
他耸耸肩，"社会主义是获取权力的另一条途径。
"他说，"权力才是每个人真正想要的东西，难道不是吗？"我对此表示反对，告诉他每个人真正想要的是自由。
"不！"他说，"是权力。
权力是你想要的，但我不会强迫你承认这点。
你选择社会主义，因为你认为它是让你获得成功的最好途径。
你希望人们能记住你。
在你脸上可都写得一清二楚呢，没什么好羞愧的。
我也希望被人记住。
但是你，斯莫尔伍德，不能用通过发家致富来让人们来记住你，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赚钱。
恐怕这也清清楚楚写在你脸上呢。
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所以你周边只剩下政治让你去搞。
但是就算在政治这方面，因为你一贫如洗，所以你面前的大部分门都是关上的。
于是你选择了社会主义-穷人的政治。
没什么比死时什么痕迹都没留下会更让你恐惧了。
我说的没错吧？""我希望别人记得的是我的英名。
"我说，"大部分人都这么希望。
""告诉我，"他说，"尽可能诚实地告诉我，你知道你的一次英雄行为，你的一个伟大成就永远得不到世人的认可，或者更糟的是被归功于他人后，你会死得开心吗？想象一下，斯莫尔伍德，你做了件非常伟大的事，却没人知道，以后也不会有人知道。
有那么一件事让你为事业献身，另一件事足以使你默默无闻，你会愿意当约克中士，还是当不知名的士兵？"我坚决否认自己是为了扬名立万才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的。
我告诉他，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区别性特点是无私，还说他的庄园是人类虚荣的一座奥西曼德斯　似的纪念碑，不会天长地久。
但即便是在斯夸尔斯家族一文不名之后许久，人们依旧会去读雪莱的诗歌。
我几乎要起身准备离去。
"正合我意！"他说道，脸上没有丝毫愠怒，"那么你宁愿成为雪莱而不是我，因为他做了一些流芳百世的事。
""成吉思汗也是一样。
"我说，"还有希律王　，还有本丢·彼拉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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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爵士(4)
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被别人记住的方式。
"他笑着摇摇头。
他那副屈尊俯就的迁就姿态，还有对我所说的任何事都表现出的纹丝不动、毫不动怒的样子令我狂怒，好像在说我可不够分量让他生气。
"世上没有无私这回事。
"他说道，"就算有，我也没有碰上过。
殉道者期待他们的牺牲能获得永生的回报。
一个无神论者愿意为他人的利益默默无闻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并能不为此自鸣得意，应该算的上我们能经历的最接近无私的情况。
但我从没遇上过这样的人，你呢？"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
大部分时间都是他在讲，我只是时不时插几句。
我心知肚明，我们所谈的已超越我的理解，觉得自己仅仅是凭信念在坚持我的信仰，而他像是才华出众的魔鬼。
我知道他在诡辩，但他的论据远比我的有说服力。
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在不断变更信仰，但他没真正相信过哪一个。
现在，他最大的恐惧是等他老态龙钟时，害怕知道自己离死不远，害怕惊恐之余的一阵后悔让他向并不存在的上帝乞求原谅，原谅他做过又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也不觉得歉疚的事。
"我最害怕的是，"他说，"等我年迈时趴在地上，收回自己先前的想法，向不太可能存在的上帝祈祷。
"那一夜，我们聊了好几个钟头的政治。
许多个夜晚我们都在一起聊，虽然当家里有别的客人时他从不让我到他家来。
他和我两个人一起吃饭，斯夸尔斯夫人不常加入我们。
有时所有客人都离开后，他仅仅是让我饭后来喝杯白兰地，抽根雪茄。
那时我常常没吃饭，却要仿效他做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样子。
我饥肠辘辘，理查德爵士却在一边静静地吞烟吐雾。
他从不掩饰，他不希望他的朋友知道我们认识。
相反，他告诉我，如果他们家门廊上的灯亮着，就表示最后一个客人还没离开，我就不要踏上他们家的台阶半步，就好像阶级是与生俱来的一般。
我不再认定自己和他平等，不再为他对待我的举止而愠怒，也不介意他指出我只有5英尺6英寸高。
我不可能反抗。
但是，当我站在街对面树阴下时，我费了很大劲才隐藏起心中的愤恨。
深秋季节，我穿着夹克衫瑟瑟发抖。
我希望这儿的居民不会看见我，误解我的意图。
我父亲排斥斯夸尔斯一家，把他们看做"出生在圣约翰斯，海湾人，有头衔的海湾人，不过海湾人都一样"。
他很高兴听到我说，他们在谈话中会遗漏或增加h音，还有在晚宴上他们很少提及自己的出生地。
有天晚上，在他的书房里，理查德爵士告诉我年内会召开选举大会。
他需要有人能在西南部新成立的汉伯地区和下游西海岸沿线为自由党做"外出调研"工作。
我对他说，我的跨岛旅行证明"外出调研"是我的专长，我会按照他吩咐的去做，但条件是他在选举大会召开时能支持任命我为汉伯地区自由党候选人。
"这个冬天，如果你在那里做得出色，"理查德爵士说，"就任命你了。
"打从那一刻，我对他充满敬畏。
我从未获得过如此慷慨的赏赐。
任命我为汉伯地区候选人对他来说好像微不足道。
他一副贵气十足的派头，仿佛连爵士头衔都是自己封的。
他身上仍有吸引人的地方，到现在我仍然相信，文雅和世故并不重要。
但事实却是，他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拥有这些品质。
他是在历练中逐渐获取和开辟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天地。
我遍访汉伯地区的每个社区，不管多小我都去。
那里的大部分人从未参加过选举，对政党也毫无概念，不管是这个党还是那个党当选，对他们来说根本没有区别。
只有在科纳布鲁克和一些稍大点的城镇，我才真正开展了些竞选活动。
我面对印第安的棚屋住户、教会团体，还有工会演说，敦促他们投票赞成自由党。
我还暗示，我将成为汉伯地区自由党的候选人。
在科纳布鲁克，我拍电报给理查德爵士，告诉他赢取汉伯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迫切等待他正式认可我的候选人资格，然后取道返回公寓。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下楼时，房东递给我理查德爵士发来的电报，"认真考虑汉伯地区全体选民的处境，得出结论，实质上自由党创建了汉伯地区，任命自己为自由党候选人是我职责所在。
若你能成功为我竞选，不胜感激。
SRS。
"我记忆中从没被人这样背叛和愚弄。
为这个目标，我养精蓄锐苦苦准备，牺牲了好几个月自己的时间。
他自始至终都清楚，他自己会接管汉伯。
这个地区的人们最不可能记得他当总理那会儿的吝啬，那时这个区还没成立。
我想当理查德爵士忽然接到我的自荐信时，一定颇感意外。
我能想象他在圣约翰斯家里编译电报，然后绘声绘色读给斯夸尔斯太太听来取乐的情景。


理查德爵士(5)
我走出公寓，在外面踱了几个钟头，策划各种各样不可能的复仇计划，幻想用计划中的一个给他回个电报，宣布我打算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与他竞选汉伯地区候选人-这也正是保守党候选人所鼓励做的事。
他们希望我能分一部分自由党的选票。
我几乎相信，经过一个冬天的努力，我已经赢得汉伯地区人民的热爱，我有能力引起这样一阵骚动。
即便这样做，我未来的政治出路又将怎样呢？可以完全肯定的是，一个过去有左倾倾向、现在以保守党成员身份参与竞选的人，不管我是不是一败涂地，自由党人也会因为我与理查德爵士对抗永远都不会原谅我。
我给理查德爵士回了电报："我不会为任何人做这件事，除了您。
斯莫尔伍德。"


17 稀泥送总督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在托马斯·科克伦爵士历时9年灾难深重的执政中，纽芬兰的社会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被读过里弗斯史书的改革鼓动者们说成是"进步"。
道路得到了修建。
农业受到了鼓励。
男人们耕田种地，于是减少了过剩的劳动力，把商人们逼近到不得不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危险边缘。
不过，科克伦自己也做了某些补救，比如反对卡森博士关于建立地方议会的倡导，宣称纽芬兰人还很落后，不能自我管理。
这个建设性的批评得到了采纳，因为大家以为建立议会只是少数纽芬兰人的意图。
到科克伦离开纽芬兰的时候，人们倾城而出为他送行，并且开创了一个每逢英国代表离任返家时都要举行的地方习俗，叫"稀泥送总督"。
后来，科克伦在英格兰写道："谁不愿意人们在他离别之际投来道别的祝语，而非满地的稀泥，可奇怪的地方有他必须接受的奇怪的仪式，否则就要得罪他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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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1)
尽管我尽量息事宁人，宣称我依旧为理查德爵士工作的事实足以证明，自己并没感到遭遇不公，但我遭受屈辱已经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我曾经不明智地向父亲夸下海口，说自己很快就会成为立法机关的成员，这话可着实吓坏了父亲。
他认为像我们这样的人跟立法机关根本扯不上边，劝我安于天命。
当听说我在理查德爵士手下的遭遇后，他又说背叛一向都和这些"贵人"紧密相连，并跟我担保，理查德爵士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他这次的成功和获得成功的手段付出代价。
好像为了证明事情确系如此，父亲告诉我，他在字典里查过"斯夸尔"这个词。
"如果它的意思不是法官，我就是王八蛋。
又是一个法官，乔。
我们又一次被审判了，孩子。
法官们让整个国家跟着遭了大殃。
""都是我的错，乔，是我的错。
"他含糊地补充道。
"哦，是的，是你的错。
"母亲不无讽刺地说道，"你就是太阳升起来的动因，就是太阳落山的缘由；你就是下雪的动因，就是下雨的缘由。
这世界上要是没你，不管好事坏事都不会发生了。
"关于究竟是谁的错，母亲显然心知肚明-是理查德的"巫婆老婆"。
那个女人从上帝那里学到的尽是邪术，糊弄得我没看清理查德爵士的真面目。
母亲说人人都知道斯夸尔斯夫人总是在夸耀自己拯救了她丈夫的事业，是她把巫师从撒旦那里传达的旨意传达给了她丈夫。
"这就是她的所作所为。
她是一个恶魔，一个邪恶的女人。
"母亲望着我痛心疾首地说道。
我眼中流露出的失望让母亲难过得泪流满面。
她说："你要是以后再和他们有什么瓜葛，我一定会吃惊得要死，乔。
"她说，"他们曾经这样对你，这样对我们。
"发完那封电报后，我再次见到理查德爵士时，他看上去并没有丝毫尴尬或者窘迫，还邀请我去吃晚饭。
他开口对我说的第一件事便是："你知不知道我是1898年纽芬兰朱比利奖学者？""不，我不知道。
"我答道。
"喔，如果你想帮我赢得竞选，就必须知道这些事，斯莫尔伍德。
"他说，"如果不知道我的丰功伟绩，你拿什么来颂扬我呢？"他细数自己的功绩，我在一旁做记录。
与我父亲一样，他也毕业于圣约翰斯的卫理学院。
他们几乎同时在校读书，但父亲从未提起过这件事。
"要是我们一起读书的话，可能会成为朋友。
"他获得了达洛斯法学院的法学学位。
1914年，34岁的他被任命为王室顾问律师。
"我第一次竞选只因为五票之差而失败，就五票，斯莫尔伍德，你想想。
1908年11月2日，在三一地区，我那时候和你一个年纪，28岁。
五票！只要三个选举另外那人的人选我，我就能获胜。
仅仅三个而已。
我跟你讲，这事一直压在我的心头。
接下去的几个月，夜里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整晚想着那间离海岸太远而认为不值得拜访的房子，或者某个在路上碰上忘记挥手的老家伙。
记住三一区，斯莫尔伍德。
你在汉伯时一定要记住我三一区的失败。
不管一所房子离海岸多远都不算远，不管一个岛屿多小都不要怕麻烦，向每一个你见到的人挥手。
即使是门前挂着托利党旗帜的人家也是可以改变的。
想着每一个符合选票年龄的人，他们手中可掌握着权力天平平衡的力量。
"他一直讲，不停地讲，直到我不再做记录。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应付所有"-他挥了下手，好像在赶苍蝇-"所有1923年的问题。
他们说'起诉是因为证据不足而撤销的'，这话听上去倒好像我是有罪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证据证明。
我可不欣赏这样的措辞，哎呀，如果有人提起这事，就说我完全免受指控……""他们不会明白免受指控是什么意思。
"我说道。
"你就跟他们说，我被证明是清白的。
"理查德爵士说。
选举在九月举行。
我重回汉伯地区为理查德爵士的竞选造势。
他说他在自己的选举分区内只能花一两天时间，还有一大堆胜负未定的选举分区等他前去。
他对我说，他知道他在汉伯胜券在握，但他想要以绝对优势获胜。
作为他的竞选经理人，我得到的回报与他获胜选票的差额成正比。
"每投我一票就会让你的前途更光明，斯莫尔伍德，记住这一点。
"他说。
但我不能确定他头脑中想给我什么样的回报。
"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付出，这点你尽管放心。
"斯夸尔斯夫人对招魂说的兴趣被证实是这次竞选的阻碍。
焦虑使她变得几近疯狂，她不停从巫师那里寻求慰藉，希望她和她丈夫能结束五年的在野生活，重新执掌大权。
巫师们当然乐于效劳，可她所能接受的只是百分百竞选必胜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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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2)
好似着魔一般，她得到的慰藉越多，渴求也越多。
据说理查德爵士外出竞选时，斯夸尔斯府上五花八门的占卜师、预言家泛滥成灾。
他们一家子被当做富人兼巫师在执政的保守党里出了名。
菲尔丁在她的专栏里给自由党人起了个"连哄带骗党"的绰号，说理查德爵士最厉害的花招就是一点痕迹不留地从公库中弄钱。
每天早上，理查德爵士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报纸读菲尔丁的专栏，搜寻有关他的消息。
菲尔丁可从没让他失望。
没有一天菲尔丁不去挖掘一下他或者斯夸尔斯夫人的消息，而且常常她的整篇专栏文章都在写他们俩，比如有一篇专栏描述了她采访斯夸尔斯一家的情形。
菲尔日志1928年2月9日斯夸尔斯太太到门口迎接我。
她告诉我，整个早上她都和占卜师在一起。
法师向她展示怎样通过翻弄山羊内脏来预测凶吉，所以血液就粘到了她手上，仿佛再也无法洗净。
您看上去像极了麦克白夫人，我不无讥讽地说。
话音刚落我们都笑了。
她说她正在书房里接待一位能读懂他人心思的人。
对于这位人士，理查德爵士因为某个原因避之不及，所以采访只能在餐厅进行。
理查德爵士表示，他担心妻子毫无恶意的爱好可能会影响选民对他的看法。
我向他保证，如果选民不以他的犯罪记录来反对他的话，很难相信他们会在意他有个喜欢在闲暇时光与死人交流的妻子。
这话似乎让他放心不少。
那位能读懂别人心思的人走后不久，斯夸尔斯夫人也加入了我们的访问。
当被问及是否怀念当总理夫人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威望与权力时，她说不管她丈夫做什么，只要他高兴，无论什么结果对她来说都一样。
当我开玩笑地说，搁在她大腿上正往上戳大头针的那个玩偶跟现任总理夫人惊人相像时，她赞赏似的咯咯笑起来。
然后，我的老朋友乔·斯莫尔伍德也加入了我们的采访。
他和我一起深情回忆了我们的学生时代。
斯莫尔伍德以前曾是社会主义者，现在他的命运和理查德爵士的那帮自由主义者连在了一起。
"你可以说我们已经形成一种联盟。
"斯莫尔伍德说，"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
"其实，这也是斯莫尔伍德给他新雇主起的绰号-污秽的富人。
"我喜欢用双关语捉弄别人。
"斯莫尔伍德说完这句，我们都大笑起来。
理查德先生也笑起来，并用眼睛和蔼地打量着斯莫尔伍德。
斯莫尔伍德目前正在休假，暂留在汉伯地区为理查德的竞选工作。
汉伯正是他去年冬天走遍每寸冰封的土地，为自己谋取竞选的地方。
"你可要循序渐进啊。
"理查德爵士和善地微笑着对斯莫尔伍德说。
"我们两个都爱用双关语，是不是，理查德爵士？"斯莫尔伍德问道。
理查德爵士点点头。
当我提及在他上一任总理任期满后，那些针对他提起的指控这个问题时，理查德爵士提醒我说，指控早被撤消了，他也从没接受过审判。
"但是无烟不起火，无风不起浪。
哪里有烟，哪里就有斯夸尔斯。
"我说着笑起来。
这两位爱好双关语的人此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别让自己跌到地板上。
我问理查德爵士，他是否认为斯莫尔伍德有政治前途。
"要是谈到将来的话，我听我夫人的。
"理查德爵士说。
夫人说最近她梦见小木柜，她认为象征着斯莫尔伍德将来有一天会成为纽芬兰的总理。
这次下午聚会的高潮是，我以为理查德爵士说的是"诽谤"和"贿赂"，那时他其实讲的是"我必须去图书馆读《圣经》了"。
"这个叫菲尔丁的女人可有一批拥护者呢。
"一天晚上，我去理查德爵士的书房时，他这么对我说，"我听说自从她在《每晚快报》工作后，《每晚快报》的订阅量翻了一倍呢。
""是的。
"我答道，"我相信她能吸引某一类读者。
""是啊，确实是这样。
我们已经有了工人的选票。
"理查德爵士说，"现在没把握的是那些能读能写的人。
""菲尔丁满腹怨气是冲全世界发的。
"我说，"不光针对您。
除了给您取绰号，她还给两个保守党成员门罗和奥尔戴斯取绰号，称他们为'亲嘴表兄弟'。
""我不在乎她叫门罗和奥尔戴斯什么。
"理查德爵士说，"但我讨厌她对我的称呼。
有人跟我说你认识她。
""哦，"我说，"呣，是，我认识她。
我们算不上什么好朋友，什么都不是。
我们只不过一起读过书。
我上费尔德中学那会儿，她上隔壁学校。
""你能不能跟她谈谈，让她对我手下留情一些？""这可绝不是什么好主意。
如果我让她对您手下留情，她一定会在她的专栏里把这事抖出来。
"我对她的专栏的重要性尽力轻描淡写，努力安抚他，跟他说她的专栏里都是讽刺和双关语，很少有人会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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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3)
要不是那句"哪里有烟，哪里就有斯夸尔斯"，他可能早就被我说服了，可这句话偏偏被保守党政府所利用。
他们的总理奥尔戴斯一逮到机会就用这句话来证明理查德爵士政府丑闻累累。
写着这句标语的大字报印刷出来，贴得整个圣约翰斯和全国各地的选举分区到处都是。
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时，理查德爵士说，他已查明在费尔德中学时发生在我和菲尔丁之间的事，知道她怎样把自己做的事嫁祸给我，也知道在受到鞭打的威胁下她才坦白。
"那并不十分-"我开口道，心里想着在我没弄清是谁把这条错误的消息透露给理查德爵士之前，我最好还是纠正它。
"他一会儿就到。
"理查德爵士说，"我想你们两个一起应该好好地给菲尔丁演一出戏。
"五分钟后传来一阵敲门声，坎特韦尔出去应门。
"请他进来。
"理查德爵士说。
我一开始没有认出他是谁。
自从上次见面后他变了很多，当然变得更好。
来人是普劳斯。
他的脸上仍然是一副与人共谋后显露的招牌笑容，好像在说"难道咱俩不是一对无赖"？他长大了，但并没发福。
现在，他身高六英尺，肩膀宽阔，身强力壮，浑身上下散发着自信的光芒。
他就是我想象中为家乡人读信的普劳斯。
在那封信中，他以一个学生略带施恩的语气表达了对里弗斯的敬意。
他现在坐的位置早已远在昔日校长的之上。
我又记起菲尔丁在她的日记中是怎样称呼他-亲爱的普劳斯，亲爱的普劳斯。
我看见他手上戴着结婚戒指。
他上上下下打量我一番，仿佛在说我的样子果然不出他所料。
我们俩没说话，只是握握手。
"我想没必要介绍了吧。
"理查德爵士说，那样子好像我们俩已经热烈拥抱过了一样。
"普劳斯跟我一样，也获得达洛斯学校的法律学位，斯莫尔伍德。
"普劳斯微微一笑。
理查德爵士肯定是被他迷惑了，否则他一定会从那一丝笑意中看出我所体会到的蕴意，其中隐含着对那老家伙总是看重他俩从同校毕业之类的事的不屑。
理查德爵士让普劳斯解释费尔德中学里发生在菲尔丁身上的那一幕，道明其中原委。
普劳斯坐在椅边，身体前倾，添油加醋地说着"我们男孩"怎样把菲尔丁拖到培训中心。
菲尔丁怎样在鞭打威胁下坦白。
"当然，我并没打算打她。
"普劳斯说，"但是她并不知道这一点。
"我很好奇，如果让菲尔丁听到他这样撒谎，她会有何感受。
我真希望她能亲耳听到。
普劳斯盯着我，显然不担心我会反驳他的描述，也不担心我会在斯夸尔斯面前提醒他说，菲尔丁在受到鞭打威胁之前已经坦白。
他那副自鸣得意的样子让我失去辩白的勇气，所以我一言未发。
理查德爵士哈哈大笑起来，"为什么你们两个以前都没告诉我这件事？"理查德爵士问道，"这可正是我们想要的好消息。
菲尔丁，这位伟大的道德家，纯洁无瑕，不偏不倚，却被斯宾塞主教学校扫地出门了。
"普劳斯坐一旁赔笑，露出有显眼缺口的白森森的宽大门牙。
普劳斯，这个菲尔丁曾经爱过的，而且可能还爱着的男人。
"菲尔丁这个墙头草，"理查德爵士说道，"趴在一个锯木架上，费尔德中学的所有男生都威胁她，要用她的手杖狠狠揍她。
我要你们俩写信给所有报纸，披露这件事情，但一定要解释清楚，你们连一根手指头都没碰过她，也没想过去碰她，只是羞辱她。
然后可以说她现在也编谎言，写谎话，跟她在学校那会儿做的一模一样，像过去一样在报上扯谎！真是个活生生的反讽。
一切都没改变，她还是原来的菲尔丁，恶意中伤我们这样的男人，诽谤我们这样充满活力的男人，嫉妒我们的勇气和成就。
"显而易见，普劳斯早就应允写这封信。
现在，摆在我眼前的是，如果我不帮助理查德爵士在信上签名，就正中斯夸尔斯预料。
爵士一定会下结论，说我在政治上缺乏勇气。
看到我的勉强，理查德爵士做出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仿佛在说虽然有这么好的开端，可结果我不是他想象中的人。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一切都可以由普劳斯去做。
"理查德爵士冲着普劳斯笑着说道。
普劳斯也对他微笑，好像为了理查德爵士的利益他经常干这种事一样。
"这可能会让公众反对你。
"我说，"一群男生联合对付一个女生。
""如果换别人，我会同意你的观点。
"理查德爵士说，"但她是菲尔丁。
大家都认识她。
她有一般男人两个大。
你是在说你不愿意做这件事吗，斯莫尔伍德？""不，不。
"我说，"我会去做，会去做，只是-""我不只是想赢得这次竞选，斯莫尔伍德。
"理查德爵士继续说道，"我想赢得每一张选票，每一个投票站，每一片竞选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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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4)
我要一雪1923年他们给我的耻辱。
""这是当然的，但是-""你的前途就是菲尔丁一手毁灭的。
"理查德爵士说，显然他已然忘记，我可能会因为他对我前途的惨淡评估而陷入尴尬。
我不禁想到，如果他以为我的前途已经被毁，那么他头脑中为我准备好选举胜利后的回报又是什么。
"是不是你和菲尔丁之间有什么事会损害到我们？"他问，"你是不是害怕一旦你写了这封信，这事就会败露？"我矢口否认有这种事，又看了看普劳斯。
我第一次想到，菲尔丁的坦白可能是为了保护普劳斯，可能是普劳斯写信去《晨报》。
当菲尔丁看见他谴责我时，她可能以为他惊慌失措；她的坦白可能是为阻止一场会给他带来严重伤害的争议。
这完全可能，而他也确实会让别人为他做这种事，但我无法断定她会不会这样去做。
对我而言，与其被她误会还不如被他误会，我无法忍受她愿意为他牺牲那么多。
"她那么对待你，你为什么还雇她为你的报纸撰稿？"理查德爵士问道。
我想告诉他，菲尔丁曾救了我的命，但没说出口。
在我看来，似乎越多人知道菲尔丁的英雄事迹，我就越受恩于她，不仅觉得受恩于她，还有些连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
她救过我的命，这事让我在道义上低她一等。
可能这就是我们维护的秘密，连我们自己都不会提起的秘密。
她，在我看来，装作如此高贵，其实却又是如此卑微；而我又如此吝啬我的感激之情。
或者可能我们俩都不相信，我会冒生命危险去救她的命。
我告诉理查德爵士，我组织工段工人加入工会时被菲尔丁拒绝了，所以觉得自己或多或少间接要为她的失业负责。
"这都是她咎由自取。
"理查德爵士说，"她不该去铁路上工作。
无论如何，她也应该加入工会。
她反对劳动人民，反对工人阶级。
"在我的工人阶级拥护者的名单上，理查德爵士绝对不会是领军人物，但是他这么说时我并没说什么。
不管怎样，他的话是对的。
因为菲尔丁反对一切事物。
"究竟为什么一个医生的女儿想要去当工段工人？"他说道，"你可以在你的信里多多利用这一点做文章。
这里面也许有什么诡计也说不定。
这可是你报复她的机会，斯莫尔伍德，让她丢掉工作也不足以扯平她对你做过的事。
"最终，我同意和普劳斯一起写那封信。
信是在我家前厅的桌上写的。
克拉拉和孩子们-我的第二个儿子威廉刚刚出生-回她娘家去了，在格雷斯港。
一踏进我家，普劳斯环顾着四周的狭窄与阴暗，似乎在说比起他在温特大街上的明亮住所，这里更加适合策划阴谋。
"很多人都知道，你对理查德爵士说的不是真的。
"我说。
"不要担心，斯莫尔伍德，"普劳斯说，"你就管写信，剩下的我来做。
"我起草，普劳斯评判。
他一再说我省略太多，对菲尔丁太温和。
我记得他有多么迫切想从我口中套出所谓的"真相"；就像他当初抛弃菲尔丁一样，多么迫切想和我立即断绝朋友关系。
但我依旧像在理查德家见面时那样，一直三缄其口。
我还记得，在菲尔丁的坦白证明我无辜后，普劳斯要我把事情交代清楚但遭到我的拒绝。
他对我说了最后几句话："去加入'麻风病'那一伙吧。
现在只有他们才会接纳你。
"最后，我终于写出令他满意的草稿。
我们把它送到理查德爵士处。
他说他保证每一份报纸包括《每晚快报》在内，都会一字不漏地把它刊登出来。
我们在信中写道，信是对许久以前一封从未发表过的匿名信的回复。
那封信虽然里弗斯校长认为是我所写，其实他确实不知道信并非我所写，他只是根据信上的邮戳下的结论。
我们说，在鞭打威胁下，菲尔丁坦白那封信是由她所写，并寄给了报社。
在理查德爵士的坚持要求下，我详细描述了菲尔丁给我带来的屈辱，揭露了信件风波如何影响我，我又如何被学院与他处拒绝，破灭了一切的大学梦想，被迫辍学找工作养家糊口。
如理查德爵士保证，信一字不差地登了出来，只是下面的签名不仅有普劳斯和我，还包括那天在场的所有男生-如今的男人们。
普劳斯受理查德爵士的吩咐，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到处活动找到所有人，并让他们一一签了名。
很快，圣约翰斯地区议论四起。
如我预言，写给编辑的捍卫被围堵女孩菲尔丁的信件如雪花般纷至沓来，刊登在《每晚快报》上。
但是其他的-不管是保守党还是自由党的报纸上，充斥着欢欣鼓舞的社论和信件，其中的要旨就是揭露菲尔丁是伪君子，要大家质疑她一直以来的本性。
现在人们能理解菲尔丁了。
她那些对头们指着她过去的历史来解释她的写作方式，她的讽刺挖苦，她的冷眼嘲笑，她的愤世嫉俗以及她的憎恨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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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5)
菲尔丁这个谜面的谜底就是学生时代。
这个出奇高的姑娘、痛苦的孤独者、医生的女儿，因为她不受欢迎，因为她辜负了父亲的期望给报社写信故意诋毁学校，致使另一个学生因为此事而受连累。
对于那位穷学生来说，上费尔德中学是他唯一有出息的机会，菲尔丁所妒忌的正是他那不可思议的人格魅力。
我猜想，如果菲尔丁每天为其他各类报纸撰写激进社论的话，我们的信恐怕会给她带来更大的危害。
在第二期她的专栏旁，《每晚快报》登了张她学生时代的照片。
13岁的菲尔丁几乎和我们信中拼凑出来的模样如出一辙-一位高傲而饱受痛苦折磨的女孩，身上混穿着层层叠叠的衬裙站在照相机的侧面，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它；两只手握在手杖的圆把上；帽子下露出一双怒目而视的眼睛。
那帽子她从没在学校戴过，肯定是为拍照片有人-也许是她父亲哄她戴上的。
这就是菲尔丁，坦白之前的她，去法官大楼当记者之前的她，去纽约之前的她，去疗养院，去博纳维斯塔之前的她。
菲尔日志1928年3月17日《无赖抓住了她》节选作者：希拉·莎士比亚那天，她父亲恳求她不要去上学，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八个曾经视她为朋友的人袭击了她，把她的衣服一条条从身上撕下来，然后推搡着她上了大街。
街上的马见到她嘶叫，成年男人哀声叹息，男孩们惊声尖叫。
"你误解了这个梦。
"菲尔丁说，"这象征了我的伟大，虽然我被剥夺了所有世俗的权力和财富，但我的伟大仍熠熠发光，因为我是菲尔丁。
"父亲低下头答道："我再次求你，亲爱的，今天不要去学校。
""占卜家们怎么说？"菲尔丁问道。
"斯夸尔斯夫人送来了这封信，"她父亲说。
"'我把我丈夫的内脏挖出来，却没有在这个卑鄙的人身上找到心脏'，这表示什么？"她父亲问道。
"意思是如果菲尔丁不冒险前进，就没有勇气。
"她答道。
"你那点聪明都耗费在自信上了，"她父亲说，"今天不要从家里就开始搅局。
""如果人的死是全能的上帝所决定的，那什么能躲的开呢？"菲尔丁说，"菲尔丁应该前进。
""就说你生病了。
"她父亲说。
"让菲尔丁撒谎？"菲尔丁问道，"把我的手杖给我，我要走了。
"于是菲尔丁就去学校了。
根据费尔德中学调查显示，她被一群爱慕者团团围着。
"希望我身边的男人个个又圆又胖。
"菲尔丁说。
"那边的斯莫尔伍德骨瘦如柴，一脸饥饿。
他想得太多了。
这样的男人最危险。
"他们找了一些借口把她引到那里。
在那里，她确实坦白在写给《晨报》的信中，她错误地谴责学校用唾液烘烤的老鼠做给学生当食物，而且不给他们发牙签。
这样一来，学生们就被迫用老鼠的肋骨剔牙。
一个叫波特的，的的确确唆使其他男孩，包括曾是她朋友的朋友-普劳斯鞭打她。
他们中有八个人确实让菲尔丁趴在锯木架上，撩起她的裙子，露出迄今为止没人，除了菲尔丁自己才在镜中欣赏过的地方。
"那些家伙在撒谎。
"菲尔丁说，"我的屁股没人瞧见。
老天会为菲尔丁的宽容作证。
""说，把手给我！"波特叫道，并用她的手杖打她。
斯莫尔伍德在一旁观看。
他们一人打了她一下，最后剩下普劳斯。
普劳斯，就连你也？　接着，菲尔丁放声痛哭。
他们把她扔在那里。
被八个人漫骂，被八个人唾弃，无依无靠的菲尔丁就这样被人痛打屁股。
男人犯下的罪即使人死了也不会磨灭，好事却总是与他们的尸骨一起埋入地下。
高尚的费尔德中学的学生告诉你们，菲尔丁满怀恶意。
如果真是这样，这是一个让人万分痛苦的错误。
对这个错误，菲尔丁也已经做出了万分痛苦的回答。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费尔德中学的学生们在说谎。
菲尔丁的答复让我们这些即便认识这位莎士比亚的人也感困惑。
理查德爵士更是不知所措，盯着专栏和菲尔丁的照片，一副已被它们的不可思议所击败的样子。
"她又很好地隐藏在了她的智慧后面。
"理查德爵士对普劳斯和我说，"这样的回答叫什么，是该叫撒谎精还是骗子？她说你们鞭打了她，把她的裤子拉到膝盖上打她。
这是真的吗？""她在说谎！"普劳斯说。
"谎言对谎言。
"我不禁脱口而出。
"什么意思？"理查德爵士问道。
"没什么。
"我说，"普劳斯是对的，我们没有打过她。
""你不该惹毛这个叫菲尔丁的女人。
"我碰见父亲时，他这样对我说，"你不该写那封信。
给报纸写信一点好处都捞不到。
"我在家时，他一直都在我面前晃悠，捧着《裘立斯·恺撒》念念有词，以期寻求对付菲尔丁的专栏的典故，还把里面最具凶兆和宿命色彩的段落大声念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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肮脏的穷人和污秽的富人(6)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费尔德中学的学生们在说谎。
"我父亲摇着头说，"她说她写了信，但是又指责你说谎。
'男人犯下的罪就算人死了也不会磨灭，好事却总是与他们的尸骨一起埋入地下'。
""她认为你犯下了什么罪？"母亲对我说，"如果你问我的话，她才是罪恶的人，成天跟人打哑谜绕圈子，像个恶魔似的。
""你们真的是八个人吗？"父亲问道。
"不是。
"我说，"更像有40个人。
""五倍！"父亲嚷道，"我一向都不喜欢'八'这个数字。
八个人杀一个人。
所有男孩一个女孩。
这种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想知道，他指的是我的一辈子还是菲尔丁的一辈子。
整个竞选过程中，我收到理查德爵士来自岛屿各个角落的电报。
"你是我在汉伯的代表。
记住这一点。
我指望你。
SRS"很明显，理查德爵士会以多数优势赢得汉伯地区的竞选，但是令他惴惴不安的是他赢别人多少。
"昨夜梦见已获胜。
一票不能丢。
SRS"像冬天一样，我又开始旅行，足迹遍及汉伯区的每一个家庭。
理查德爵士在竞选接近尾声时，花了两天时间到汉伯地区转了一圈。
那时他已精疲力竭，演说几乎语无伦次。
在一个镇上的大会堂里，他五次提醒听众，他带给汉伯地区全国第二的纸浆造纸厂。
我坐在他身后的平台上，带头鼓掌。
当我看见听众不厌其烦时，就用鞋子嚓嚓地磨着地板。
这是我们的信号，表示他讲得够久，该总结了。
他点点头，咕哝几句结束语，踉跄地走下台。
只要不当众摔昏，对听众来说都是胜利。
他们的头脑中已被我彻底灌满了他的美德。
理查德爵士大获全胜，重掌大权，赢得汉伯地区83%的选票，并为他的政党赢得36个席位中的28个。
清点选票时我在汉伯，他在圣约翰斯。
"我又掌权了，斯莫尔伍德！"理查德爵士在电话里跟我说。
"四年了，他们总在我政治生涯完蛋这事上欢呼雀跃，现在，也轮到我来欢呼他们的失败了。
为了报答你给我做的一切，我让你当治安官。
你觉得怎样？对一个高中都没毕业的人来说，应该不错吧，呃？"我失望之极，当下噎住几乎说不出话来，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最后勉强挤出几句话。
"我希望能做点……跟政治沾边的事。
"我说，"希望为您的……政府工作，为……您工作。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有很多人情债要还。
"理查德爵士说，"有一长串的人等着我报恩-一长串，斯莫尔伍德，非常长。
"治安官通常两人一队作环岛旅行，随行的那位是法警或者保卫。
他审理一些微不足道、无须让上级法院费心的案子。
我曾见过他们在渔轮码头执行公务，拿大木箱做法官的座位，用沙滩岩石压住文件，免得它们被风吹跑。
我可以预见，自己从圣约翰斯出发，一站一站过着流放般的生活。
我可以想象得到，在今后的岁月里，我漂泊在纽芬兰外独立的小港上，起诉那些受贫穷和无聊驱使犯下小罪的人们，判他们入狱或罚他们的款，与那些将来某一天我可能需要其选票的人终身为敌。
这样的生活就仿佛是在极其简陋的法院度过一样，有的只是更加糟糕，更加狭小，没半点噱头，也没法庭。
我简直成了现代的渔民将军。
我心里明白，斯夸尔斯想让我从他视线中彻底消失，免得时不时看见我而尴尬。
我知道这一点，但也告诉自己，不要因此憎恨他。
如果我是他，也会这么做。
政客们总是处处为自己着想。
不管怎样我总要让他知道，他赐这样一个官衔给我我并不买账。
同样我设想，像所有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样，人总要经历被那些借他们之力获得当选的政客们所剥削利用的阶段。
我写信感谢他，并谢绝了他的提议，告诉他我将重拾旧爱-替报刊撰稿。
他在回信中简洁地祝我安好。
很长一段时间，一切风平浪静。
后来我知道普劳斯成为了理查德爵士的行政助理，我发誓今生今世不再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讲话。


18 六位明察秋毫的新教徒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尽管有科克伦费了好大劲才找出来的反对理由，但地方议会还是于1832年6月7日成立了。
在第一次选举中，15个席位中有10席由新教保守派获得，5席由天主教自由派获得。
总督亨利·普雷斯科特爵士注意到了这个明显的不公正现象，于是建议采取措施减少天主教徒的数量。
在众多建议中，他提出只允许每年拥有价值10英镑或以上财产的人才能投票。
但他的建议被殖民地政府否决了，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在第二次选举之后，天主教徒的席位与新教徒的席位之比成了9比6。
对于纽芬兰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也因为总督普雷斯科特的远见，这里还有一个非选举的、总督任命的类似参议院的自治委员会，由6位明察秋毫的新教徒反对派组成，拥有绝对的否决权。
这个委员会把议会送来的全部提案统统退回，使政府的职能陷于停顿。
对这6位的恩情，我们真是无以回报，他们孤独地抵御着纽芬兰众多的敌人，唯一的支持者只有总督、殖民地政府、枢密院、英国议会和英国国王。
要不是因为他们，济贫提案将在19世纪30年代得以通过，这一法案就连贫民们自己也反对，商人们也代表他们上街举行了抗议游行。


菲尔丁的父亲(1)
我去了科纳布鲁克（从那里寄钱给圣约翰斯的家），为当地一份报纸工作。
日复一日，心中痛楚渐渐消退，常识又占了上风。
正如我先前总结，自由主义是我仕途腾达的唯一路径，我必须埋藏自己的骄傲，尽力博取理查德爵士的欢心。
我开始与他在圣约翰斯的机构联系，甚至不时写建议信给他本人。
这些信一向都有去无回。
但是，1930年他从圣约翰斯写信给我，让我立即去见他。
我坐上火车，穿越整个岛屿直奔他家。
到他家时，坎特韦尔给了我一小笔钱，让我去新高尔街上的布朗斯达尔旅馆藏身，等待通知。
我知道，理查德爵士很快要在路易斯港召集一次补缺选举。
我期待他能看在上次没好好报答我而心中有愧的分上，这次能给我自由党提名。
我在布朗斯达尔旅馆里痛苦踯躅了三个礼拜，以为理查德爵士早已将我忘却。
最后，终于接到他的电话。
他还没说话，我先开口告诉他，这次补缺选举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因为路易斯港的席位原先属于我刚去世的启蒙老师。
"能在路易斯港竞选将是我无上的荣耀，理查德爵士。
"我说，"我可以为您赢得这个地区，但我想要自由党提名。
""对不起，斯莫尔伍德。
"理查德爵士说，"我早将这个职位应允他人了。
""谁？"我冲着电话大喊，心中认定那人一定是普劳斯。
"斯夸尔斯夫人。
我妻子将会是议会中第一位女性。
"理查德爵士像是在宣布又一件能让人们记住他的事儿，又好像这事更多是他的而不是他妻子的成就。
"那您要我做什么？"我勉强挤出一句话。
他希望我创办一份名为《看门狗》的自由党传单，唯一的目的是对抗保守党的《看门人》传单。
我的主要工作是，挖掘反对党成员及理查德爵士所有敌人的丑闻。
《看门人》与《看门狗》。
为方便区分，谈话中简称为《人》与《狗》。
"这个简称真是糟透了。
"理查德爵士说起这事好像是我的错似的。
他终于洗刷些许耻辱-"拿到"《人》的投寄名单，让我给那些保守党的终身信徒免费送《狗》，目的并不是想改变他们的信仰，而是希望能在保守党同僚中掀起流言，说他们订阅了《狗》。
我们的阴谋没被知晓之前，还确实搅起了不少麻烦。
那时，自由党的报纸上登了幅漫画，将我描绘成一只戴着眼镜，骨瘦如柴的杂种狗，端坐在留声机旁，全神贯注地听着里面传来的声音："咬他！斯莫尔伍德，咬他！"漫画的标题为《主人的声音》。
对我来说，不管多么惹人讨厌，把我描绘成理查德爵士的老伙伴是前所未有的突破。
我把漫画剪下，贴在书桌上方的墙上。
《狗》传单的办公室设在沃特街，在一个寒冷又零乱的仓库里。
普劳斯常来这里，在理查德爵士的授意下，要我把一些新闻稿弄成宣传。
毋庸置疑，刚刚30岁的普劳斯看上去一脸总理相。
理查德爵士是他的领路人，我希望他会是我的领路人。
一天，他把理查德爵士手写的便条扔在我的案头后，并没像往常一样离开，而是逗留了一会。
我知道他总算是有话要说了。
我猜是我们费尔德学校那次吵架的事。
大家把这事讲开，让事情过去也好，毕竟我们的前途又一次交织在一起了，看起来以后还会继续交织下去。
"啊，"他开口道，"我听说菲尔丁在纽约时，你也在。
"我满脸通红，暗自思忖他是否知道我和菲尔丁的事。
"确切地说，我在那儿时她也在。
"我说，"但她没呆多久。
那是个大城市，不像圣约翰斯或哈立法克斯。
""那你还回来？"他狡黠地反问，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嘲笑。
"在那儿呆了五年。
"我说，"不管怎么说，是谁告诉你菲尔丁在那里的？""她自己。
"他回答。
1918年9月12日，亲爱的普劳斯。
在鞭打事件后那么多年，在普劳斯带着我到处炫耀，炫耀我曾于费尔德中学的斜坡上戏弄她父亲以后的那么多年，她什么时候不爱他了？她有停止过对他的爱吗？她爱过他吗？还是爱我？她说过，她对我比对他更有感觉。
对我来说，似乎一切都已明了。
即便是我和普劳斯一起写了那封信，即便是所有的男生都签了名，她可能还在写信给他。
更有可能的是，她对我说有妻有子的男人向她求欢，是不是在暗示那个人就是普劳斯？不过，也可能她在用她的方式暗示我，我这个有妻有子的男人也可以得到她，或者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我这样想。
我告诉自己忘记菲尔丁。
你连她的手都没碰过。
从她示爱-如果那称得上是示爱的话-到你错误地求婚，整个求爱过程仅仅持续三分钟。
那天晚上，我本该从她眼中看清一直以来我自己的问题，结果没有。


菲尔丁的父亲(2)
我觉得自己现在就跟那时一样愚蠢。
还是普劳斯。
想到他占有了她，我心里非常不舒服。
"你们俩还有联系，还在见面？"我不动声色地问道，"出了这么多事以后？""哦，我时不时在街上碰见她。
"普劳斯说，"这是个小城市，跟纽约不一样。
""她从没提起过你。
"我说。
他笑了。
"你在《召唤》工作过。
"他说。
这话并没问我的意思，我还是点点头。
"我想象不出菲尔丁在那里工作-""她没有。
"我说。
"哦，我知道。
"他说，"菲尔丁跟信社会主义的能扯上边吗？""她曾信仰社会主义。
"我反驳道。
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这话听上去有多可笑。
好像我们嘴上说看不上菲尔丁，其实却在为她你争我斗。
"那不是真的。
"普劳斯说，"她可能装成信仰社会主义，就为好玩。
你知道，对她有利的事多多益善，她那么做，又多一件可以写的事。
菲尔丁从没把社会主义这样荒谬的事当回事。
"我拒绝挑战，拒绝接受竞争中的挑战。
我想到格兰姆斯，想到许多个星期天下午，我们三个挨家挨户去游说的情景。
那时，我和菲尔丁还不到20岁。
我们努力在码头区建立工会。
还有菲尔丁随我一同去纽约的决定。
还有我告诉她，我要离开纽芬兰那天，她莫名的哭泣。
那时，确实无法理解。
我细细品味着记忆。
一个女人因为失去我而哭泣。
只要我想说，手头有的是大堆的攻击材料，但激怒普劳斯我并不能得到什么。
他爱怎么想就随他去想。
我甚至还想到，他可能想从我口中知道一些事，好在日后能用这些事来堵住我的嘴。
"是的。
"我说，"可能你是对的。
她从没对它上心过。
据我所知，她从没对任何事上过心。
"就算普劳斯这时心受了伤，表面上也看不出来。
他想得到些什么呢？他站起身，四下望望我每天工作的这间肮脏不堪的临时新闻室。
"我不明白你怎么能忍受这个地方，斯莫尔伍德。
"他说，"换成我是呆不下去的。
"我默不作声。
这话隐含着告别的意思。
从他的表情我明白他是这个意思。
斯夸尔斯夫人以绝对优势在路易斯港当选，优势甚至超过理查德爵士上次的。
我并不想要他注意到这个事。
"议会里有总理夫人就跟有总理在一样令人满意。
"一天晚上，我去见他时，他这么跟我说。
"她不会妨碍我。
"他保证似的补充道，仿佛是我一直在说她会妨碍他一般。
"她已经在波士顿的修辞学院修完《演说与演讲课程》。
"然而，我想说的是，我仅仅修了一门演讲课就把它当做自保的手段去了哈莱姆劝说黑人。
我在那儿每天的任务是，要让祖先曾被装在贩奴船里运到美国的黑人相信，连续37任白人当选总统并不是一个理由能让他们变得愤世嫉俗，拒绝投票。
我记忆中唯一一次斯夸尔斯夫人做演讲的题目是《为什么不允许女性选举》。
我尽力不愁容满面，但却做不到。
理查德爵士对我沮丧的反应是困惑多于不快，所以我不必庸人自扰，好像在每个人印象中，快乐是他最显著的特点。
他无法理解我的失落与失望。
隆冬的一天，我看见菲尔丁挣扎着往她的公寓走。
她尽力想让拐杖看上去是个装饰，她并不需要靠它走路。
我一路跟着她，不让她发现。
她每走50英尺左右便停下来。
整个人精疲力竭，胸部不停起伏，嘴巴张开，背靠着墙或门柱，仿佛是被路上东西吸引住，又像是在漫漫长路的短暂停留，很快就会继续上路。
她冲周边轻快走过的人们点头，仿佛将自己当做了行人中的一个。
她继续行路，最终到了公寓。
她抓着栏杆，艰难爬上冰面覆盖的楼梯。
我离她仅一步之遥。
她爬到楼梯顶时，我叫了她一声。
她扭过头往下看我。
"哦，该是在英国，你却在这里。
"自从报纸上写了学校的事，我们再也没见过面。
"那只是政治，菲尔丁。
"我说，努力使自己听上去像在这一来一回的对话中占了上风，同时又慷慨地向她递上一根橄榄枝。
"你那样写别人，总不能指望别人不还击吧。
被我骂得厉害的几个好朋友还击我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身上一定有什么魅力能唤起别人的宽恕，斯莫尔伍德。
"她说，"否则恐怕你早就被人杀了。
上来吧，跟我喝一杯。
我现在的心情即使是你陪我也比没人陪好啊。
"我们进了她房间。
"你知道吗？"她说，"我喝多少朗姆酒就写多少字，一天写一篇专栏文章，就得一天喝一瓶酒。


菲尔丁的父亲(3)
要是一个礼拜写两篇专栏文章，那就得两瓶。
喝一小口，就写一句；喝一大口，就写一段；喝一瓶就写一篇。
我都不明白是喝酒帮助我写作，还是写作促进我喝酒。
可能两者都有吧。
不管怎样，如果我还想看到理查德爵士再一次死灰复燃，重新上台，医生跟我讲我必须减少到一个礼拜一瓶酒，那就是一个礼拜一篇专栏了。
据我计算，他重新上台得需要8年的时间。
跟你说句实话，如果我不听医生的话，很快就等不到那一天了。
""其实整个《狗》传单都是我写的，"我说，"可我几乎从不喝酒。
""毫无疑问，成就非凡啊！"她感慨道。
"我清醒时一眼都看不下去。
这可不是你预见过的自己30岁时的模样，难道不是吗，斯莫尔伍德？在一份名叫《狗》的传单上为理查德·斯夸尔斯辩护？""普劳斯为理查德爵士工作。
"我说，"他是行政助理。
当然，你肯定知道。
"她没回答我。
我起身想离开。
"坐下，坐下！"她一边喊，一边把她的手放到我肩上，让我坐回到椅子上。
她给自己倒了杯酒，倚墙站着。
"上礼拜我父亲去世了。
"她说，"他们没告诉我。
真是一团糟。
我叔叔以为我阿姨会告诉我，她以为他会告诉我，或者怎么的，我不知道。
《每晚快报》的办公室编辑以为我知道这事，他说否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的时候，他早就打电话给我了。
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
自从离开疗养院以后，我养成看讣告的习惯，总在注意着那群老鬼的举动，搞得自己像个食尸鬼似的。
上礼拜三，讣告上出现了我的名字-菲尔丁。
我敢打赌疗养院那群人肯定以为是我。
看到一半我才明白是谁死了。
""我很难过。
"我说。
我确实很难过。
虽然听上去我似乎并不愿意安慰她。
对她而言，说出父亲去世的那一刻，她也没遵守规则，互相的嘲讽才是我们心照不宣的交往方式。
"你父亲信教吗？""他上教堂。
"菲尔丁答道，"为什么问这个？""你相信上帝吗？"我问她。
"我相信上帝就像我相信这是我最后一杯酒一样。
"她说，"我信，即使我知道没有上帝。
""喔，我要走了。
"我说。
"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吗？"菲尔丁问。
"不行。
"我拒绝道。
我一直在硬撑，可我心中明白，自己快撑不住了，快要对她表白自己的同情与怜悯了。
"我要走了。
"我说，"我要去-我要去见个人。
"我环顾四周，视线集中在床上，仿佛又回到了纽约的纽芬兰旅馆。
"普劳斯来找过我。
"我说，"问我纽约的事。
"我忐忑不安，不清楚自己是在让她感觉舒服点还是更难受。
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抬抬眉毛，吃惊中带着嘲笑，眼睛却盯着玻璃杯。
"少喝点对你没坏处。
"我说。
她耸耸肩，眼泪已经溢满眼眶。
"喔，"我又说道，"我要走了。
""你不用走。
"她说，"你可以留下来。
你爱呆多久就呆多久。
""不用了。
"我说，"我有-我知道你-你父亲的死我很难过。
"我急忙退出来，带上门。
一出来我赶忙抓住栏杆，不让我的手颤抖。
菲尔丁的日记1932年1月17日亲爱的父亲：您是医生。
出于对此职业的不屑，您自称是"看胸腔的"。
您爱您的病人，也同情他们，知道他们来找您不是因为"喜欢您"，而是没有更好的可以找了。
如果您在诊疗室也像在家里一样大声抱怨，说您的治疗法正不知不觉地慢慢杀人，您的病人一定会焦躁不安。
您从您父亲那儿继承了16世纪一位约翰·菲尔丁所写的小册子重印本。
这位人士可能未必是我们的祖先，可你相信，或者假装他是我们的祖先。
那本册子里详细描述了一个被您称为"精神换气"的治疗过程-即在病患的颅骨上钻孔让恶灵驱散。
您喜欢大声朗读这本小册子。
"今年我们颅骨钻孔进行得非常成功。
三个本就应该消亡的人死去了，但是还有三个活下来了，而且呈现出康复的迹象。
我们希望很快又有可能实施二次钻孔。
"只有当您在家并意识到我母亲的存在，您才会觉得她是您妻子。
这样的时刻总是很少，少之又少。
您一直长时间工作，总在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除了疾病兴旺发达其他什么都萧条。
母亲的娘家在波士顿。
我5岁那年她又回那儿去了。
我10岁时她又搬去了纽约。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并且可能是正确的-相信你希望母亲离开时把我一并带走。
当然这么做可能性不大，即便是一个寡妇带着个孩子也不太可能有希望嫁个好人家，更何况一个女人。


菲尔丁的父亲(4)
不管她理由多充分，她抛弃了丈夫，还带着个拖油瓶，这会让她在波士顿举步维艰。
那时母亲身无分文，要想有钱，唯一的途径就是结婚。
她打算离开纽芬兰时，真没有半点把握能很快或一直供养一个孩子。
我头脑中残存着最模糊，也许已经失真的母亲的记忆。
我不记得她是否有跟您道别，但是显然你们离婚的措辞十分含糊，以极其微弱的责备解除你们之间的关系。
外公从波士顿赶来陪母亲回家。
他没有进屋，或者他进了屋，却没让我看见他，这一点我不能确定。
我想我还记得我母亲与她父亲一起走下车道，大概走向一辆早已在等候的计程车。
我记得她哭了，还蹲下来抱我。
我不记得人家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记得是谁告诉我的，唯一能确定的是没人告诉我她会永远离开我们。
我也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她再也不会回来了。
她走以后，您并没有清理屋子。
您把她的画像放在壁炉架，像是为了证明您没有心碎，也没有感到羞辱。
画里的母亲保持着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的样子。
可能这才是关键：区别您钟情的姑娘和那个与您离婚的女人。
您很少给我看家里的合照，而是把它们搁进相册里由我自己去找。
我看到您和她-菲尔丁医生与夫人的合照，有时候照片中还有幼年的菲尔丁。
那次大门"砰"的一声被摔上之后，随之而来弥漫在家中的是多年不散的沉寂。
即便是收音机在那里咿呀作响，来串门的亲戚与我们高谈阔论，也不能将它驱散。
我们俩在一起时尽力叽叽喳喳，但是沉寂变本加厉地彰显了她的缺失。
她在家的那种生活仿佛就在家里的某个房间里上演着，但任凭我们找寻多久，都永远无法将它找到。
您咒骂着身体对睡眠的需要。
为了表达对它的抗议，您穿着身上所有的衣服坐着睡在椅子上。
在您回家之前，我一般都已经上床，虽然在床上却从没有睡着。
连管家也按您的吩咐从不等门，只在炉上留一些吃的东西给您，但很多时候早上起来东西依旧在原处。
我听见您上了台阶，打开前门。
等您安顿下来，我蹑手蹑脚地出来看您是否还醒着。
有时候您没睡，而是轻手轻脚走到躺椅前躺下，眼睛直直地盯着天花板。
除非我就站在您身边，您很少会注意到我，但我的出现从没让你大吃一惊。
每每这时候，您的身体就像您的病人一般僵硬，仅仅扭过头，报以微笑，伸出手握住我的手，轻轻地揉捏着。
"喂，你好啊！"您说，就好像我这个年纪正是无需证明的乐观表征，而您欣喜地摇摇头，不愿相信五岁是多么天真无邪的年纪。
您不认为少女时代性格形成期有多么重要，在您眼中这不过是生命的一个阶段。
我只是个小女孩，您却男人气概，当时情况总是这样的。
您告诉我一切，但我想这些本不该讲给一个五岁的孩子听。
您跟我讲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病人，也讲一些正在康复的病人。
每每讲到这里，您的语气里总是透着一丝嘲讽，仿佛在说不管康复得多好，最终会去的是同一个世界。
有时候，您跟我讲着讲着就睡着了。
又或者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您已经睡着-两只手臂交叉叠放在胸前。
如果您还戴着帽子，我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您椅子旁边的地板上，就像您平时记得做的时候一样。
我不用特别小心担心吵醒您，因为其实一旦睡着了，您一定睡得又香又沉，似乎整个身体在全力补偿您所给予它少得可怜的几小时照顾。
看您睡觉的模样是如此令人惊奇。
很难相信在没有您的亲力监督时，您会信任如此靠不住又叛逆的身体。
我站在您身旁，惊诧在您体内还有东西比意愿来得更加根本，更加重要。
正是它让你的胸脯一起一伏，把空气吸入体内又将它呼出。
我常常觉得清醒的您体内一定比眼前这个您拥有更多，倒不是因为您看起来缺了或少了某个切切实实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您穿着衣服睡去，有时候甚至还戴着帽子，套着大衣。
在我看来，那醒目的帽子和大衣还有背心、裤子和鞋子，它们都睡了。
您会当场说某个人："他今天可不太好。
"我想您自己一直都不太好：缺少睡眠，操劳过度，被妻子抛弃。
这一切造就了他人眼中的你。
但我相信，还有一个潜在的菲尔丁医生，所以一直在等待他展现真实的自己。
您是一个优秀的"看胸腔的人"，但不是特别优秀，算不上您口中所称其他门类的那类"拔尖的"医生。
我十岁的时候才明白，别人看您与我看您不同-他们并不像我这样怕您；那时候才明白世界上还有一类人，他们的存在让您自愧不如。
我也留意到，您从未称其他"看胸腔的人"为"拔尖的"，即使对那些从纽约或者伦敦来圣约翰斯访问的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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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丁的父亲(5)
圣约翰斯以前有，现在也还有很多"看胸腔的人"，可您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您不仅做得最好，而且赚得最多。
您说由我来决定这两个考虑因素对您的同事来说哪个更重要。
我在想这些年您也渐渐学会和您的弱点和平共处。
即便承认您自己不是"拔尖的"，也不会让您再鞭策自己向前或者是睡得更安稳些。
但现在是愧疚感而不是雄心壮志激励着您，让您极力去补偿自己的平庸医术，而您现在正为病人这么在做。
到我12岁的时候，您问我是否愿意像许多其他同龄女孩一样去苏格兰念私立学校。
我说如果您希望我这么做，我愿意去做。
您将我拥入怀中紧紧抱着我。
"那我们改送你去斯宾塞中学吧。
"您这么跟我说。
"你觉得怎么样？"我点点头，您吻了我的脸颊。
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您抱我亲我。
那时我不明白，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您想摆脱我，而是想看看我是不是想摆脱您。
自打我从疗养院回来后，我们就疏远了。
我并不是说见面比以前少了。
我仍旧去老房子，但从您眼中可以看出您希望我远离您。
我知道为什么，但我们俩从不提及其中的原委。
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坐在那里，您常常被我而非您自己逗乐。
您为自己感到羞愧难当，无法忍受见到我，更无法原谅自己。
您以为我不明白，或者我装作不明白，其实您不来疗养院给我作最后的道别那一次早已将您彻头彻尾地暴露。
但是也正是因为您疏远我，我才明白您有多么爱我，所以我并没感觉被遗弃和背叛。
还有，您以为我不知道您做过的其他一些您自认为不能被原谅的事情，其实我都知道。
最后您找到了自认为完美的补偿方法。
您告诉菲尔丁家族的其他人，请他们不要派人找我。
您深知他们会按您说的去做；您也知道他们以为您不希望我在那里，以为您跟他们一样为我感到羞愧，以为您最终醒悟断绝我们的父女关系。
您以为这样一来，情况就变成是您先背弃了我，是您先抛弃了我，所以您该被抛弃。
一报还一报。
您怎么就不知道，在所有伤害我的事情上，这是最致命的呢？可您无法阻止我对您的想念。
在很偶尔的时候，您也会抽空陪我，假装给我体检，把您的听诊器放在我的脚底上，带着极其严肃的神色听声音，还把它放在我的额头上，说您可以听见我在想什么。
您用您小小的橡皮榔头敲敲我的脑袋，带着疑问审查似的盯着我，好像在等待什么结果。
为了测量我的视力，您把压舌器放在您自己的舌头上说："啊-"，然后让我告诉您我看见了什么。
您是个有名无实、敷衍了事的卫理公会派教徒。
我们定期上教堂是因为您说："病人希望他们的医生是上帝选中的好人。
"我不知道您是否相信上帝或者乐土，是否在另一个世界还有快乐的情景和"博纳维斯塔"等您。
请您自己来讲这个问题时，您曾这么说过："坟墓是纯粹私人的地盘/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腐烂。
"我一如小时候一样爱您。
引用您最喜爱的作家的墓志铭："他所去之处，义愤将不可伤其分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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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殖民地政府发现失误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841年4月26日，议会解散，宪法中止，圣约翰斯的街道上有人载歌载舞。
根据建议，取而代之的应当是一个由15位选举产生的和9位任命的新教徒联合组成的议院。
当有人指出，新教保守派要想在议院中占优势，就得从15个选举席位中赢得4席，于是，殖民地政府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把任命的新教徒数目增至10位。
在这个体制下，大家发现提案的通过变得更加容易了。
不幸的是，这种体制仅仅持续了7年，要不是1846年6月9日圣约翰斯城被大火烧毁，这个体制还维持不到那么久。
那次大火离里弗斯的追随者刘易斯·阿马德斯·昂斯帕什牧师发表他那本疯狂的《纽芬兰岛历史》一书已经有27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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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1)
纽芬兰负债1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当归咎于英国方面在一战中的战争耗资。
光是利息一项就等于我们全年国家收入的一半。
国内50%以上的人口失业。
我将整整一期的《狗》传单专门用于解释这场全球经济萧条，同时说明为何此事并非理查德爵士的错。
我甚至在城里四下活动，像当年在纽约时一样做政治演讲，尽力对那些不识字的人讲大道理，跟他们解释"萧条"的意义，解释我们经济的发展是如何受制于其他大国的经济情况，而眼下那些国家形势糟糕到可以跟五年前的纽芬兰相"媲美"。
现在，我在整个圣约翰斯出了名，大家称我为"克拉克"，一语双关，既指《狗》传单，又暗指这种不断吠叫的小狗，它那不合常理的坚韧吠叫常给人留下闹腾的印象。
四月初的一天，在旗帜公园里，我站在一把厨房椅上。
几百名失业工人围在我旁边，强烈要求知道理查德爵士为何让这场"萧条"一直蔓延下去。
就在离这里几百英尺远的殖民地办公大楼内，反对党也把同一个问题狡猾地抛给理查德爵士，其实他们心里明白"萧条"根本不关纽芬兰的事。
当我的视线掠过眼前这片草帽、粗花呢帽的海洋时，忽然间我意识到，如果我是站在一群斯瓦希里人　中为理查德爵士辩护，效果也一定与现在的如出一辙。
理查德爵士的财政部长彼得·卡申说，理查德爵士伪造内阁备忘录掩盖滥用公共基金。
对于这种说法不管它是真是假，我愤怒地予以否认。
在滂沱大雨中，我告诉聚集的人群，理查德爵士的收入没有半点做假。
除了总理薪水外，他每年还有5000元的作为战争赔偿委员的收入，外加已缩减了的退伍军人津贴。
他们靠救济金生活。
每人每日可以收到政府发给的六分钱，一年下来可以领到元。
他们在密密斜织的雨中站着，咳嗽着，颤抖着，脸被大风猛烈地拍打着，可是他们依旧在听我演讲。
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不上来抓住我，把我吊在最近的树上。
其实救我一命的就是我的外表。
当年在纽约时它也曾救过我很多回-我身上穿的并不比他们好。
要再说有什么区别，就是我骨头上的肉比他们更少。
听说保守党正组织一次针对殖民地办公大楼的反政府游行，我调查了公共账目，并在《狗》的号外上详细说明，一笔笔数目巨大的公款在过去25年间流入了反对党头目奥尔戴斯手里。
游行队伍即将抵达殖民地办公大楼前的几分钟，我加入了他们行列。
商人们早就宣布游行这天为休息日，命令他们的员工参加游行，工人们只有顺从的份。
相比而言，人群中有些穿着非常考究，我一眼便知道他们不是工人。
但大部分还是失业工人。
保守党的党羽们扛着箱子，到处一瓶瓶地免费派发朗姆酒。
等游行队伍快到达殖民地办公大楼时，这万把人的乌合之众大都已酒气熏天，只差喝醉了。
我挤在人群中，一路分发免费的《狗》传单。
有些传单被当面扔还给我。
但这些人大部分是文盲，还以为我是保守党的人在分发反对斯夸尔斯的传单，所以不仅让我通过，还为我开路。
当奥尔戴斯谴责他口中丑闻累累的理查德政府时，我挤到了能听见他讲话的范围内，不断大声要求允许对群众演讲。
他只好让步请我上台，其实还拉了我一把。
我听到身旁的人不停地讲，如果奥尔戴斯不是一位绅士，我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我以为他真很高尚，但演讲开始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被他利用了。
奥尔戴斯早就预见到，没什么比某人上台为理查德爵士辩护更能鼓动群众反对他。
我告诉眼前成千上万的人们，要他们小心别人居心叵测的怂恿，小心沃特街上的商人们对政治指手画脚。
"让他闭嘴！""叫他从台阶上滚蛋！"人群在怒号，但奥尔戴斯却允许我继续演讲。
我在台阶上来回走动，仿佛在演讲台上一般。
每列举一个理查德爵士当总理的成就，我就晃动一下抬着的那只手的手指。
在受格兰姆斯教导时，我时常想象这样的场面-"人民"像布尔什维克攻打冬宫一样猛攻殖民地办公大楼，但我从未想到这场革命会由商人领导，也没想到我会为维护现状而斗争。
当我踱到台阶边上时，一双大手伸过来抓住了我的脚踝。
我口中还在为理查德爵士歌功颂德，身子已经跌倒在一片由众人举起的手组成的顶棚上。
于是，我背部被人托着越过一排排的人群，直到米利塔利路，嘴巴还不忘慷慨陈词。
我被抛到马路上。
一个男人威胁我说，只要我再多说一个词儿，他就让我永远开不了口。
我在人群外围徘徊。
整个场面很快就混乱不堪。
人们不再听奥尔戴斯的讲演，而是往殖民地办公楼前扔石块和空朗姆酒瓶。
"啪"一声，一扇百年老窗户玻璃被打破，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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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2)
最后一次努力恢复秩序时，卫兵乐团出来站在台阶上哆哆嗦嗦演奏起《上帝保佑国王》。
骤然间，每个人都直挺挺地站好，摘下帽子聚精会神地聆听曲子。
有些人手上还捏着石块，握紧拳头，一直保持这样姿势直到国歌结束。
歌声一结束，他们戴上帽子马上又一次投入暴动中。
于是卫兵乐团又一次开始演奏《上帝保佑国王》，可这次他们被人扔了石块，被迫四下逃窜。
奥尔戴斯跟他的班子成员四顾不暇，眼睁睁看着他们挑起的事端，心里明白他们将会为此事受谴责，一伙人大喊大叫，四处活动希望能恢复秩序。
但当他们发现眼前的事实清楚表明，已经无法区分政府支持者和反对党支持者的时候，只好四下溃散。
躲在大楼里的政府人员也开始逃跑。
虽然人们冲他们扔石块，骂他们是盗贼或者更难听的，但并没人站出来阻止他们。
暴民们要的只是理查德爵士，除此以外别无他人。
人群在前进。
他们朝着早已破碎的玻璃窗里扔石块和砖块，冲破骑警刚刚设立的防线，开始哄抢门厅，把里面的家具拖出来，把扶手椅、沙发、养花的瓶瓶罐罐沿着台阶滚下来，然后堆成一堆，在最上面扔上地毯和图画，付之一炬。
那架在重大场合弹奏《上帝保佑国王》、《纽芬兰颂》以及其他圣歌的大钢琴也被推了出来。
琴键咔哒咔哒地响着滑下楼梯，随后"嘭"的一声侧面着地，人群又是一阵欢呼，紧接着钢琴上也燃起了大火。
我沿着铁栅栏一路前进，尽量不引起别人注意，偶尔屁股上挨一两脚也忍下不还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你去哪里啊？"一个声音从我左边远处传来。
菲尔丁正靠在旗帜公园另一侧的栅栏上，观察着暴动蔓延过铁栅栏。
她手中拿着笔记本，一路疾写。
这可称得上她生命中戏剧性的一幕：批评家菲尔丁在栅栏安全一侧冷漠地观察暴乱。
"如果你还打算再作演讲，我建议你换个主题。
"她说。
她穿着厚重的羊毛大衣，头上戴一顶搬运工人风格的绒线帽，头发从里面垂下来。
我注意到她的头发已变得灰白，烟熏之下又略呈黄色。
但是，这35岁女人的头发依旧那么浓密。
有一小撮被风吹到后，粘在她的嘴唇上。
她满脸愠怒将它捋开，神情和小时候一模一样。
严寒冻得她两颊绯红，鼻孔也因摩擦破了皮。
风吹得她的眼睛上泪水点点，所以她不断眨眼，不让它溢出来。
她的大衣在风中哆哆嗦嗦，两片嘴唇也瑟瑟发抖，让我产生一种欲望想用手指去触摸它们。
那一瞬，对她的感觉就如我第一次回到纽芬兰一样-仿佛我们以前从未谋面，以后也不会再见面。
即便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我，菲尔丁还是会一个人远离我而独立存在；即使在我离开这个世界后，她照样存在。
然而这个世界还在继续，暴动的人们还在我周围怒吼。
几秒钟之前，一阵大风凛冽地从水面上刮来，刮过我的脸。
"我原以为你不能面面俱到。
"我抑制住哽咽说道，"以为你写的是你在其他报纸上看到的内容。
"她挖苦似的微微一笑，"我只是随着人潮罢了，他们就在我窗户底下。
""斯夸尔斯夫妇还在里面，两个都在，即理查德爵士和他的妻子海伦娜夫人。
"我这么跟她说道，"我努力想进去，但凭我自己一个人无论如何也做不到。
你看我又矮又小，不过我并不指望你为我开路。
""你到里面能帮上点什么忙呢？"她问我。
"我不知道。
"我说，马上又补充，"但我知道，里面可能只剩他们俩了。
"她看看我，又望望殖民地办公楼，撅撅嘴唇，叹了口气说道："我相信里面有一篇专栏可以挖掘。
"她把笔记本、铅笔塞进大衣衣兜，隔着栅栏将拐杖递过来，然后解开大衣，裙子撩到膝盖上，敏捷地爬上栅栏，接着用好腿把整个身体支撑在横档上，提起另外那条腿。
我第一次看见那条坏腿的样子。
她穿着长衬裤。
腿并没畸形，只是看上去小了一轮，萎缩了。
至少我所看到的部分比例适当。
这腿如果安在一个身形只有她一半的女人身上将再正常不过。
她一条腿放在栅栏最高处，停下来看着人群，摇摇头爬了下来。
跟刚才一样，好腿，坏腿，好腿，坏腿，离里面还有几英尺时一跃而下，从我手中接过拐杖，一拐一拐艰难地挤进人群。
她摘下帽子塞进口袋，甩开头发。
我想男人们看她是女人，可能会让她过去。
有一小会儿这方法的确奏效。
后面三分之一的暴民比较温顺。
菲尔丁用手杖轻轻戳，他们就让开了路。
我跟在她身后躲躲闪闪以免被人认出，手里紧紧拽着她的大衣腰带。
她尽力往前台阶挤去，但当时每个人都在这样做，所以当整个暴动队伍汹涌地向前冲时，我们渐渐被推到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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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3)
"前面过不去！"菲尔丁冲我喊，"走边上试试。
"我们迅速折回沿着栅栏前进。
那里人相对较少，走起来也比较容易。
等过了屋子西面的角落，菲尔丁重新戴上帽子，挽起头发塞进里面，扣上了大衣。
她的身形活像一个盗匪头子。
大楼侧面有一扇没有把手的门。
我们上去砰砰地砸，菲尔丁还想把它推倒。
"我们早就试过了。
"一个男人误把我们当暴民了，"有人找斧头去了。
""我可以爬排水管。
"我说，"反正也不高。
""我跟着你。
"菲尔丁说。
我俩一前一后开始爬排水管。
一群人仍旧认为我们是他们的人，聚在一起为我们加油，有几个甚至还帮着托菲尔丁屁股一把，让她能往上爬。
我几乎没花什么力气就爬上了管子。
我听见在菲尔丁和跟着她往上爬的男人的重压下，管子不断吱吱作响。
"斯莫尔伍德！"她气喘吁吁地叫了一声。
我往下一看，她正抱着管子，额头靠在上面，闭着眼睛，满脸通红。
"回去！"我对她说。
她摇摇头。
"休息一下！"她上气不接下气，嘴角还叼着一根烟。
于是我继续前进。
正当我要从主立法厅的破窗户爬进去时，遭到一位警卫队成员的猛烈攻击。
他拼命把我往外推。
"我是来帮理查德爵士的！"我大声喊道，两手紧紧扳住窗户。
这位警卫盯着我的手，抡起警棍便要打下来，"我是乔·斯莫尔伍德！"我赶紧说。
"斯莫尔伍德？"里面传出一句话，我听出那是理查德爵士。
"是的！"我及时喊道。
警卫的警棍僵在半空中没落下来。
"让他进来，布赖恩，让他进来！"我听到另一个男人这么说。
这位警官把我拉了进去。
"我后面那个女人和我一起。
"我说，"她后面的男人是暴民。
"他往下看了看。
"都是男人！"他说。
我看了一下，菲尔丁还在。
"第一个是《每晚快报》的菲尔丁小姐。
"我说。
又有一个男人加入我和警官的队伍。
他帮我们把菲尔丁拉进窗户。
我认出他是这儿的警官头儿哈金斯。
菲尔丁瘫倒在地，双手紧紧捂着胸口，大口大口吸气，仿佛刚刚被浸在冰水里一般。
我跪在她身旁。
"你还好吧？"我询问道。
她点点头。
"等我喘过……气……来就没事了。
"她呼哧呼哧地喘着。
"我们得把排水管撬松，否则他们都这样爬上来了。
"哈金斯说。
暴民的前锋正沿排水管涌上来。
我们到处搜寻杠杆之类能派上用场的工具，最终目光落在众议院议长的权杖上。
权杖的小头刚好能插进大楼墙壁和排水管间的缝隙。
这时，菲尔丁也缓了过来。
四人合力下，权杖撬掉了管子顶上的一节，只能爬到一楼了。
排水管最上面那个男人冲我们挥着拳头说："梯子马上就来！"这一整段时间里，理查德爵士和他妻子一定如我现在所看到这样手挽手戳在立法机关的地板上。
斯夸尔斯夫人披了件斗篷，脖子上用一枚胸针别住。
除此之外，身上别无其他适合户外的衣服。
理查德爵士也一样，只穿了黑色长外套和背心。
"斯莫尔伍德，菲尔丁！"理查德爵士问道，"你们俩在这里做什么？"这话听起来好像"这里"的意思是"在一起"似的。
"上帝保佑你！"菲尔丁说，"我们是增援部队。
"受我们阻止，那些人爬不上排水管。
可他们的石块雨点般砸进破碎的窗户。
"我们得躲起来！"哈金斯说。
"去议长的房间！"斯夸尔斯夫人说。
我们跟随她来到议长座椅后的一扇大门。
议长房间紧邻主立法厅，房间小得跟厨房相差无几。
但是，已经闩上，并且还用议长座椅抵住的那扇门却是桃花心木做成的。
房里有灯，但哈金斯建议我们不要用，以免让暴民看见门后透出的灯光。
他告诉我们，警卫队队员就在主立法厅外，目前还能抵挡暴民涌进来。
议长房间内黑的。
我们几个只能模糊地辨认出对方。
沉寂好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我看着菲尔丁，她冒着受伤的危险来帮助斯夸尔斯夫妇，全然不顾我们所面临的形势，也没有任何置身事外的迹象。
我几乎不能把眼前这个女人，与那个满怀仇恨写信去《晨报》陷我于麻烦的姑娘联系在一起。
在我看来，即便酒醉，她也没有如此屈尊降贵。
眼前的她更像是为恋人而牺牲的女人，即便这个恋人像普劳斯那样不领情，她也不在乎。
那个晚上，在理查德爵士家密谋写信计划时，我的直觉并不是空穴来风，她可能就是为了普劳斯而坦白。
我无法接受，她除了我以外还如此深爱过另一个人，但可能她真的爱过别人。


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4)
我心里明白，如果被普劳斯喜欢会是怎样的情景。
我还记得，他让我加入他那个圈子时，我的地位看上去有多么重要。
外面一阵阵叫"好"声把我从空想拉回现实。
似乎设置在理查德爵士和暴民之间的一些新障碍又被清除了。
"天啊，他们究竟想要什么？"理查德爵士感慨道。
"你！"菲尔丁说。
"我？"理查德爵士反问道，仿佛有史以来他第一次听说这次暴动跟他有关，似乎一直以来他都以为，他与别人一样仅仅是偶然才被困在毫不相干的冲突中，好像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别人居然没把他的幸福当一回事。
"哦，我们现在可真是身陷困境啊！"斯夸尔斯夫人说道。
理查德爵士转身问我："你真认为他们会伤害我，斯莫尔伍德？""据我所知，"菲尔丁说，"现在争论的唯一焦点是执行方式。
有几个方式提出来又被否决了，原因是对您太仁慈。
""菲尔丁小姐，"斯夸尔斯夫人叫道，"我简直受不了你两个膝盖不停打架的声音。
你一直都是这么鬼话连篇，还是只有受到惊吓时才这样？""天啊，斯莫尔伍德！"理查德爵士说，"他们真想杀了我？""胡说八道！"斯夸尔斯夫人边说边解下她的斗篷，用手为自己扇风，"今天这里不会有人被杀。
"她把斗篷搭在椅子上，接着说，"他们只是一群流氓、懦夫，什么都不敢做。
我们该做的就是直接走出前门，挫败他们。
""他们喝醉了，斯夸尔斯夫人。
"哈金斯说，"现在神志不清，群情激昂。
我们难以预料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最好还是不要离开这个房间。
""我得说这事可真太妙了。
"斯夸尔斯夫人说，"堂堂一国总理，却得在这么狭小的地方躲避他的人民。
大英帝国到了什么地步啊？"她看着理查德爵士。
显然在他的头脑中，不管是总理职权受到何等侮辱，还是大英帝国沦丧到怎样史无前例的地步，都不重要。
"我不敢相信，"斯夸尔斯夫人说，"纽芬兰人不像会做出如此举止失常的事。
这肯定不止醉酒生事这么简单。
一定是保守党人挑唆，你记住我这句话。
"菲尔丁说："我希望没人会自甘堕落到如此地步，会去说那些老话，去说贫穷，长期失业，营养不良，疾病流行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恶劣后果。
至于说是什么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场面，人们为什么要把失望发泄到自己亲手推选上台的政客身上-"她耸了耸肩。
"如果借酒滋事是他们的托词，"斯夸尔斯夫人继续说道，"你，菲尔丁小姐，应该到外面同他们在一起。
你浑身可散发着一股女暴动分子的味道。
我完全可以想到，别人听说这起暴动后会怎么向英国政府描述我们。
那些人记住你，仅仅因为你斯夸尔斯是让纽芬兰人民失控的总理。
我敢担保，我们以后在国外再也不会被委以职务了。
"忽然门上传来"嘭"的一声巨响。
"仁慈的上帝啊！"理查德爵士念道。
布赖恩与哈金斯握紧了手中的警棍，我也从壁炉里抽出一根拨火棍。
"您在那儿吗，理查德爵士？"一个声音从外面传来，"您在那里吗？我们来护送您出去。
""爱默森，是你吗？"斯夸尔斯夫人询问道。
爱默森是名反对党成员。
"哦，我的天啊！"爱默森嚷道，"您也在吗，斯夸尔斯夫人？""是的，我也在。
我是选出的议员，还是你们总理的妻子，我还能去哪里？这场暴动都是你们的错啊-""我们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如此地步。
"爱默森用颤抖的声音说道，"现在一发不可收拾，我们也控制不住事态发展。
我们担心他们会放火烧了这幢大楼。
""你们这拨人鼓动游行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步。
"斯夸尔斯夫人说。
"爱默森！"哈金斯叫他，"你们来了多少人？""谢天谢地，是哈金斯！"爱默森说，"我们来了四个。
""那么，你们先带斯夸尔斯夫人出去，我们剩下四个和理查德爵士呆在这里等你们回来。
""我丈夫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斯夸尔斯夫人说。
我低声对理查德爵士说，要他告诉她他不会有事，让她先走。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却一句话没说。
"如果理查德跟我一起出去，他们就不会伤害他，因为他们怕殃及我。
"斯夸尔斯夫人说，"这里哪个人要想毫发不少地走出去，我就是最好的保障。
""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还能发扬绅士风度。
"爱默森说。
"不要跟我提'绅士'这个字。
你是个耻辱，彻头彻尾的耻辱。
是你和你的人组织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你比盖伊·福克斯　好不到哪里去。
你该被当做卖国贼拉去枪毙。
""斯夸尔斯夫人，求您-""我相信，"菲尔丁说，"爱默森先生想救您命的主要原因是，他怕因您的死而受谴责。
也就是说，他将您视为他的名誉来守卫，所以请您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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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5)
"菲尔丁离门最近，所以没等斯夸尔斯夫人开口反驳，她就打开了门，一把抱住她的腰，把她推进爱默森的怀里，又闩上门。
"放开我！"我们听到她在喊叫，"放开我，我不要被几个保守党后座议员带离议会，放开我-"听外边的闹声，爱默森和他的人一定七手八脚将她抬着经过主立法厅。
"谁要是敢伤他一根毫毛，我叫你们这些保守党人吃不了兜着走！"她几乎声嘶力竭，"整个国家都会知道，整个世界都会知道这事是谁的错-""海伦娜，我不会有事的!"理查德爵士终于说话了。
突如其来的这么一句话仿佛是在说服他自己似的。
我猜他并没想到，此时他应该说"你会没事的"，这样一句安慰的话应该更合适。
"理查德，你要保重！"她说，但我们几乎已经听不见她的话了。
"没哈金斯警官在身边，一步都不要动-"没等她来得及告诫哈金斯，主立法厅的门"砰"一声关上了。
"第二个是菲尔丁小姐。
"哈金斯宣布，"他们一回来就走。
"菲尔丁点燃一支烟，说："不用担心我。
除非有人告诉他们我是谁，否则他们是不会杀我的。
"我们静静地站着。
每一次家具被扔进火堆火光蹿起来的时候，我们能透过门下的缝隙看到微弱的光亮。
借这一点光线，我们才能稍微清楚地看到别人。
理查德爵士警惕地双目圆睁，哀求似的看看周围，又用近乎怨恨的眼光看看我们几个，像在埋怨世道的不公，或者甚至是我们的错-满屋子的人只有他才是暴民追捕的对象，仿佛他是被随意挑中而拉出去受迫害一般。
又一阵石头砖头噼里啪啦地砸在议长的门上，随之而来一阵欢呼。
我担心这可能预示他们有了新的进展。
我满腹狐疑地说，不知道外面暴民们什么时候会想到用救火车的云梯来爬这个大楼。
"谢天谢地，他们都醉得不轻。
"哈金斯说。
"得看是谁。
"菲尔丁说着，从大衣里面的口袋掏出她的银质扁瓶喝了一口，然后递给哈金斯警官。
他喝了一口，又递给理查德爵士。
他打量着它，似乎它也在证明他的厄运。
现在，他眼中的一切都是厄运的证明。
"理查德爵士，喝一口吧。
"哈金斯劝道。
理查德爵士环顾一圈，像是在我们脸上搜索我们所设想的他命运的答案。
他喝口酒，却因为拿住扁瓶尾端倒得太快，结果被威士忌呛到气管，喷了出来，弄得满嘴是酒。
为避免尴尬，布赖恩把头侧了过去。
理查德爵士丢下扁瓶，里面的酒流到地板上。
菲尔丁拾起来，递给布赖恩和我。
我俩都没喝，于是她收进口袋。
哈金斯轻拍爵士的背。
过了一会儿，爵士点点头表示他已经恢复过来了。
"我想爱默森不会再回来了。
"我说，"我们得帮理查德爵士改个装扮。
""理查德爵士可以和警卫换衣服。
"哈金斯提议。
"但是布赖恩有两个爵士那么大呢！"我说。
"布赖恩把头盔和警卫夹克给理查德爵士。
"哈金斯说，"这样至少可以为我们争取点时间。
"从我们将自己锁进议长室后，布赖恩一句话都没说过。
他年纪跟我相仿，但从他紧挨着总理和斯夸尔斯夫人以及哈金斯的样子，还有不断紧张地看着哈金斯的神色，我敢断言他已经被吓得不敢开口了。
"值得一试。
"哈金斯说。
布赖恩取下头盔，脱下夹克默默递给哈金斯。
哈金斯在理查德爵士脱掉衣服后，把夹克递给他。
警卫夹克实在太大，幸好把袖子卷起来后看起来倒没那么明显，可本该在上臂的下士臂章却到了他手肘上。
头盔更不合适，英国警察款式的头盔包裹了理查德爵士的整个脑袋，前檐垂下来盖过了他的鼻子。
"您现在就只缺两样东西-一套盔甲和一匹马。
"菲尔丁打趣地说。
"得往里面填点东西。
"哈金斯说。
我把穿在夹克里面的毛衣脱掉交给他。
哈金斯将它塞进头盔，给理查德爵士戴上。
虽然还是太大，但至少能让他从帽檐下看见周遭的情况。
我们决定由我、布赖恩和菲尔丁领头。
菲尔丁把大衣给布赖恩穿上，以免他在眼下这个时节穿得单薄而引人注目。
这样一来，毫无疑问就算是暴乱分子也知道她是女人。
于是，她披上斯夸尔斯夫人的斗篷。
哈金斯和理查德爵士紧紧尾随我们。
哈金斯打开门，仔细往外查看一番，确信议会厅空无一人后，示意我们三个走出来，理查德爵士跟上。
我们穿过议会厅，走出议员休息室，经休息室的门离开大楼，走上一溜对着公园的台阶。
那扇门只能从里面打开-就是我和菲尔丁用拳头砸的那扇。
对我们有利的是天色已暗，离我们最近的火堆也有相当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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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6)
那些挤在台阶上的人极不情愿地给我们让路，但我们还是一路不断地被推搡和咒骂。
"斯夸尔斯在哪儿？"人们质问着，"那个狗杂种在哪儿？还在里面吗？"他们先认出了哈金斯。
有几个男人大喊他的名字。
他们一定以为他和"警卫"护送三个小职员出去，然后认出我就是几个钟头前为理查德爵士辩护的那个人。
"是斯莫尔伍德那个杂种，他怎么进去的？"一个人喊道。
另一个人猜测说，因为我个子矮小又骨瘦如柴，是从门底下的缝隙爬进去的。
布赖恩和菲尔丁一边一个站在我两旁。
我心中渴望回头看看，理查德爵士究竟落在哪里了。
我们脱离了暴动队伍，差不多已经到达栅栏边。
就在那一刻，一直被头盔遮挡着的理查德爵士被一扇推倒的铁门绊倒了。
那门撞到路面上，发出"咣当"一声巨响。
理查德爵士摔倒在地，头盔也掉了。
"那个狗杂种在那儿！"一声叫喊声在暴动的人群中炸开了锅，"斯夸尔斯装成了警卫！"在一片吼叫声中，他们挥动着木棒、石块、火炬追赶我们。
"哈金斯！"他一面绝望地喊，一面拼命把卡在铁门横档的脚往外抽。
我、菲尔丁和布赖恩都回头去帮他。
菲尔丁将她的手杖高举过头顶，几个男人当场就站住了，但大部分没这么做，最终我们五个一起被一群暴民打倒在地。
理查德爵士终于摆脱门档，第一个站了起来。
"跑啊，理查德爵士，跑！"哈金斯嚷着。
丢了头盔，散了夹克衫袖子的理查德爵士挥动着垂落在手臂两端的长袖。
听到哈金斯的话后，他跑起来。
他躲躲闪闪跑在前面，穿过旗帜公园，后面跟了一大群暴动分子。
我们的总理就这样荒诞地被他的选民追赶。
倘若追他的只有五六个人，几秒钟就能将他逮住，可偏偏每个人都想亲手抓住他，所以一动便是一群，反而阻挡了彼此前进的道路，而且铁门那里是他们的瓶颈，这足足让理查德爵士领先一大截。
菲尔日志1932年4月7日能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二下午亲历如此伟大的游行，着实令我们振奋。
这将很有可能成为一年一度的活动。
"第五日祈祷"曾是纽芬兰广泛流传的习俗，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个习俗早已被人遗忘，只在比较偏远的孤立小港上才被保留下来。
我听说在那些地方，这个习俗仍在4月5日那天，在一个称为"四月的第五日祈祷"的地方举行。
根据普劳斯法官的说法，最早书面提及"第五日祈祷"是一本1775年由威廉·道格拉斯出版的书，上面曾经这样写道："这个被称为'第五日祈祷'的习俗是在四月里这个习俗举行过后被冠以该称呼。
被挑选出来让他人满社区追赶的人也被称为'第五日祈祷'。
在一些地方，这位领头人是被挑选出来的。
在另外一些地方，步伐最敏捷的男人年复一年充当'第五日祈祷'，直到被人抓住为止。
一位老先生跟我吹嘘说-真实与否我不知道-他年轻时，他连续跑了六年的'第五日祈祷'（我相信并非刻意在这里使用双关语）。
""每个人都追赶'第五日祈祷'，漫骂各种难听的话，甚至威胁要杀了他。
在'第五日祈祷'当晚，一旦追逐结束，整个社区就陷入一团混乱。
居民们在马路上游荡，一面狂喝滥饮，一面还在别人身上做坏事。
这是一个奇怪的习俗，也是一个奇特的景象。
"普劳斯反驳了哈维关于'第五日祈祷'起源于英国人猎狐活动的说法。
哈维相信'第五日祈祷'是穷人的'猎狐'活动。
他认为纽芬兰人无力承担马和猎犬，所以满足于徒步追赶同伴，但是普劳斯颇有说服力地争辩道：在我们看来，"第五日祈祷"是一个找替罪羊的活动。
"它是一个集体净化的仪式。
将部落的罪恶转嫁到无辜的山羊身上，然后将山羊带去荒野释放，永不回来。
"（参见《利未记》，卷十六。
）等到19世纪中叶，'第五日祈祷'逐渐被冷落。
据权威人士判断，那时城市已经扩大，完全不可能举行全民的追逐活动，但'第五日祈祷'仍在一些偏远的独立小港上举行。
无论如何，那里传唱着可能已经不为我们这些封闭在城市里的人所知晓的歌谣。
理查德爵士通过加强宣传，企图复兴纽芬兰特有的习俗，而且同许许多多这样濒临消亡的习俗一样。
在此我们复述19世纪《1823年的'第五日祈祷'》全歌。
在四月的第五日祈祷，他在码头下面将身藏。
4月6日将他围巾找，33年才得把他骨架访。
搜遍海湾，寻遍海滩，也没将皮尔斯往回找。
回家之后只将步子踱，悲伤阵阵往心头上冒。
一星期一月匆匆地过，他们追逐追逐再追逐。
玛丽·福泽只得将声叹，"皮尔斯无疑一去不复返。
"大家齐心协力六个月，再多寻找徒劳又无意。
他的尸首永远找不到，教堂里为他灵魂祈祷。


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7)
1833年的第五日祈祷，清晨早起落潮时，一个女人从家这边望，发现他在那儿把身藏，尸骨十年在海藻里藏，怎么就没往码头下望？现在秘密原来在这里，皮尔斯·福泽是个矮子。
在四月的第五日祈祷，他在码头下面将身藏。
4月6日将他围巾找，33年才得把他骨架访。
这一切都是昨天事件的序言，同时也是一条广告的序曲。
这条广告从昨天开始就刊登在所有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足足有一个礼拜。
很长一段时间，它算得上最不寻常的广告。
"理查德爵士，现任驻地司令官，御用律师，少将，爵士及纽芬兰总理，诚意邀请圣约翰斯市民参加复兴纽芬兰'第五日祈祷'旧习俗活动。
本次活动定于4月5日下午在殖民地大楼拉开帷幕。
理查德爵士自愿担任'第五日祈祷'。
竭诚欢迎所有人士加入本次活动，并预祝本项活动能一年一度开展（鼓励所有参加者为慈善事业略尽绵薄之力）。
"必须承认，当我们看到这条广告的时候，大家都担心起来。
我们知道，理查德爵士今年已经52岁。
我们料定，要跑出"第五日祈祷"所需要的速度一定会伤害他的身体。
但我们却低估了他的能力，以下就是证明。
10000名群众对此事热情澎湃，激情高涨。
要知道现在这样的多事之秋，他们一定个个忧心忡忡。
所以即便是他们全都呆在家里，也没有任何人会责备他们。
"我们要找斯夸尔斯！"他们在殖民地大楼外反复叫喊。
当理查德爵士的发言人走到台阶上，告诉他们参加"第五日祈祷"的费用为一天的救济金，在场的每个人都抓起六分钱掷向他。
似乎大家对于在捐献给慈善事业之前这些钱的存放处毫无异议。
过了一会儿，他们发现理查德爵士伪装成了"警卫"，还拉低帽檐，摘掉眼镜，竖起衣领挡住了脸。
他还鬼鬼祟祟又小心翼翼经过人群，看到这些，他们多开心啊！其实理查德爵士一直没被发现，直到他故意被铁门绊倒才被认出来，于是叫喊声立即此起彼伏。
"他在那里，上帝保佑，是理查德！"于是第五日祈祷开始了！他们兴致勃勃地开始追逐他，嘴里骂着玩笑话，手上扔着石块。
你在英联邦以前曾经见过这样的场景吗？-一个国家的人民追着由他们选举出来的领袖满街跑。
对于那些常年失业的人来说，这一切是多么欢快的娱乐！他们一路追逐理查德爵士穿越城市，嘴里喊着"淹死这个混蛋！"，"跟他去码头！"，"他是个贼，杀了他！"他们做得简直跟真的似的。
理查德爵士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第五日祈祷中，毅然决定让追逐者放心开怀地追个痛快。
幸好只是这一天！后来听一位纽芬兰警察说，他骑在马背上都赶不上他。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也能看见他从我面前跑过时的表情-两只眼睛兴奋地睁得老大，脸上明显地浮现出恶作剧的笑容。
假如换做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他绝望地张大了嘴呢。
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总理一路飞奔，腿抬高得直把鞋跟踢到屁股上。
从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出，在他孩提时代为了获取跑步的快乐，一定得把自己跑得趴下。
他现在抛开所有的禁锢-爵士身份、御前会议成员身份、法律学者的地位，一路猛冲跑过米利塔利路又奔到移民街上。
接着，让追逐者更有兴趣的是，没经主人同意，他就闯进一户人家家里，还从房子另一头派出一个伪装成他模样的人。
可这人被追逐者们追上并抓住了。
当人们意识到他不是理查德爵士的时候，就假装痛打他一顿，接着又出发去追真正的理查德。
他现在已经离开房子，跳过屋后的篱笆，沿着旗帜大街狂奔，准备成功地冲向"自由"。
再说回到"暴徒"。
如果没有他们英勇无畏的参与，第五日祈祷的复兴根本不可能成功。
我相信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参与过第五日祈祷，可却能玩得如此优秀。
当理查德爵士因年龄的原因跑不快或者是快要被"暴徒"追上的时候，总会出现一些新的"凶兆"让他跑得更快。
一些人推荐的处死他方式，比如绞死、淹死、枪毙、用石头砸死、在十字架上钉死、或者对他实行阉割，也因为对他太仁慈而被另一些人否决。
在整个第五日祈祷的时间里，理查德爵士不断被告之，他将很快：同鱼儿一起游泳屁股朝上漂在港口里绑住脚踝吊在街灯柱上很难过他被生下来，希望他死去。
企求同情和原谅吸完最后一口气像狗一样死去。
当心世界上所有的钱现在都帮不上他任何的忙。
这一切是多么具有创造力啊！夜幕降临的时候，理查德爵士虽然依旧没有被抓到，但他已然精疲力竭，无力参加第五日祈祷后的狂欢。
因为担心有一大帮"暴民"在家门口等他，他决定去外面过夜，以免让他们看到他憔悴不堪的样子而情绪低落。
第二天，当理查德爵士准备去办公室的时候，几百号人聚集在一起等待着送他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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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第五日祈祷(8)
他穿过人群，一路接受着对于他在第五日祈祷上漂亮一跑的祝贺。
就在他要跳上由车夫开动的汽车的一刻，一个男人忽然伸手一把从他的嘴里夺过他的烟杆，塞进了自己的嘴里！


20 一位煽动人心的天主教徒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代表制的议会政府恢复了。
人们开始呼吁要求拥有一个负责政府。
政治纷争迫在眉睫。
在煽动人心的天主教徒菲利普·弗朗西斯·利特尔的领导下，自由党在1852年的大选中鼓动要建立责任政府，许诺如若当选，将为此向英国政府请愿。
自由党获胜，他们的胜利被一些人看成是因为有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想要有个责任政府。
自由党人的胜利可用以下三段论来总结：自由党人支持建立责任政府。
人民选举自由党人。
因此，人民需要责任政府。
保守党人认为，这个三段论并不成立，因为它基于的假设是：在人民的投票和他们的所求之间存在着联系。
他们把这个论点提交给殖民地政府，但没有得到理睬。
1855年，责任政府得到准予，利特尔成为纽芬兰首任总理。
黑暗的日子接踵而来。
最黑暗的是1857年的3月26日，这一天发布了著名的"拉布谢尔公函"，负责殖民地事务的大臣指示达灵总督，要他告诉纽芬兰人民，从此以后如果他们想随心所欲地变更自己的领土主权，那他们得自己为之。
从此，纽芬兰几乎被英国抛弃了，任其随波逐流，不过，某些受了蒙蔽的人还在欢呼，把"公函"说成是我们"殖民地的大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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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1)
得知我党会一败涂地后，理查德爵士最后同意我在博纳维斯塔南部选区参加竞选。
我曾在那儿差点丢了命，是菲尔丁搭救了我。
自由党在竞选中只获两席，我并未名列其中。
我输得彻头彻尾，理查德爵士和斯夸尔斯夫人也难逃同样的厄运。
奥尔戴斯总理请求英国政府委派考察团调查纽芬兰的社会与经济状况。
或者就如菲尔丁所说："他收起旗帜上的红色和绿色，只剩下白色来表示投降。"英国政府应允后派出威廉·沃伦特·麦肯齐爵士和阿姆理第一男爵。
他们在全国各地组织听证会，所听到的是全国上下一片管理不善与物资匮乏的声音。
男爵和他的考察团仿佛是我们的父母，趁他们不在时候，我们把整个家拆得七零八落。
现在，终于可以卸下心头这份搁置许久的愧疚。
我随考察团旅行，以便能在我的报纸上报道听证会情况。
在斯宾纳德海湾，一个家伙告诉考察团："大人，在我们这里，人们没日没夜地喝酒，女人也不例外。这里一半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谁。哦，天啊，天啊，令人震惊的我们竟然不知道究竟怎么了。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做。我猜是我们出身低贱，再没什么可说得清的了。"我满脸羞红。
那一刻真希望考察团能把我也当成英国人。
除了我，整个房间的纽芬兰人都笑成一片。
出身苏格兰银行业的男爵却面容肃穆。
他好似一位医生，刚刚诊断出纽芬兰人性格上的重大缺陷。
他是我见过的思想最开放的人。
即便告诉他一件事儿的两个完全相反的版本，只要这两个版本都能深刻反映纽芬兰人的劣根性，他也两个都信。
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如此热衷于挑衅他自己的情感。
只要他不宣布今天听到一些令他震惊的事情，这一天就不算完。
自我贬低的歪风席卷了整个国家。
仿佛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否认天生劣等的骗局中，现在终于爽快地承认了。
在这里面不仅包含着自吹自擂，还有荒谬至极的骄傲自大，夸耀自己万事皆通，无所不能，就连失败也不例外。
不管我们特有的民族特征是足智多谋还是懒惰成性，是愚笨不堪还是出类拔萃，是诚实正直还是腐败堕落，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能因它而闻名遐迩，重要的是我们能因它举世无双。
最后，男爵建议废除议会和选举成立的纽芬兰政府，建立代议制政府统治整个国家。
所有代议制政府的成员全部由英国委派，三名来自英国，三名来自纽芬兰。
作为交换，英国承担纽芬兰的债务。
这样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这个国家能再度自给自足。
到时在纽芬兰人民自己的要求之下重建独立。
自此纽芬兰进入过渡状态；整个国家靠救济过日子。
我们承认，这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国家的主权成为我们不可企及的奢侈品。
我羞愧难当，愤怒满怀，一腔抑郁无从发泄。
这片土地给予我们强盛的期望，却没告诉我们该如何实现。
那本是在这片国土上应该实现的强盛。
刚开始，父亲欢迎代议制政府，我明白其中的缘由。
这几十年以来，他自己就是这样一个代议制成员，没完没了地为他自己和整个社会清点存货，不断推迟行动只等万事皆备。
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
现在，仿佛整个国家在步他的后尘，又像是国家的新发展印证他生活方式的正确性。
似乎他知道，这个国家正走入绝境，很快就将快步撤回。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整个国家一直处在游离状态。
在一个注定失败的国家里，个人的失败不可避免，也可以被原谅。
但是，很快令他惴惴不安的事随之而来。
每个人都像查利·斯莫尔伍德一样犹豫不决，疑窦丛生。
不仅仅只有他，而是所有人都站在外面，把脸贴在黑色玻璃上往里张望，里面依稀可辨影影绰绰-一群代议制委员们正在手忙脚乱地编织我们的命运。
一天晚上，父亲梦见海峡上的靴子不见了。
"大黑靴不见了！大黑靴不见了！"他自称他这么尖叫着醒来。
"如果你真的叫过，那一定叫得不够响，没把我吵醒。
"我母亲这样说。
在他梦中，大黑靴被风暴刮走了，只剩下铁杆和悬挂它的铁链留在原处。
铁链在风中摇曳，发出微弱的喀喀声。
整个景象看上去就像一个被端掉椅子的秋千。
紧接着，忽然之间他又坐在大黑靴上，靴子像木筏一样漂洋出海。
这艘靴子形状的船体上用发光的油漆写着：斯莫尔伍德。
这个梦与我离开纽芬兰那个晚上做的梦非常相似。
我战栗地想到，我身上继承了他的血，还有他的梦。
此后不久，沃尔特表哥宣布不再制作靴子了。
母亲说父亲的梦应验在这个上了。
斯莫尔伍德的靴子是皮制的，而橡胶靴子发明几乎注定渔民穿皮靴子时代的灭亡。


英国人(2)
橡胶靴子更轻便、灵活，价格又便宜。
父亲愉快地称它为"进口橡胶靴"。
皮鞋作为大部分行人全部鞋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没人再穿大皮靴/我家的买卖得歇一歇！"这句话我去眉脊山偶尔借宿那晚，他吼了几个钟头。
菲尔日志1934年2月1日英国人来了，英国人来了……菲尔日志1934年2月21日霍普·辛普森委员、洛齐委员还有川汉姆委员，你们可能会疑惑，你们究竟被委派来统治怎样一个国度（被委派到此任职一事即告诉我们，你们在同事中是多么受人推崇）。
你们在二月抵达这里。
也许，此时的纽芬兰不能给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
在你们看来，直到四月，覆盖万物的冰雪依然不会融化，但它会的。
第一块让人灵魂振奋的花岗岩圆块在五月中旬才会探出脑袋。
说到盛夏里的暴风雪，它们为数甚少，不值一提。
你们可能听人提起过，说纽芬兰是运动员的天堂。
的确如此。
但是，我们当地有句俗语：抓鲑鱼要比得肺结核来得容易。
这话得有所保留。
希望你们在这里能过得惯。
有几个我们暂时称他们为口口声声说"不"的乡巴佬认为，你们不该有条件地给予我们经济援助，不该要我们放弃政治独立。
在你们看来，我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处理国内事务。
博蒙特·哈莫尔一役充分证明，你们有资格作这样的判断。
在这场战役中，被你们送去对抗德寇的纽芬兰人中，四个中只有一个能不死不伤重返家乡。
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问题。
十个月以后，你们再一次雇佣纽芬兰军团参加阿拉斯战役。
战役结束时，至少有一半人仍旧活着。
换句话说，在十个月时间里，你们的作战效率整整提高了一倍。
如果我现在再听到有一个纽芬兰人抱怨"民主被剥夺"，抱怨如果我们现在放弃它，我们将永远无法重建独立-那好，请允许我给他一条建议：所有不欣赏的人可以拿着他们的护照和X光片移民加拿大。
只有英国人才有本事拯救我们，这儿的麻烦都是我们自己惹的。


21 斧头，狐狸和野狼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869年，在是否加入加拿大联邦的全民公决中，纽芬兰错失了纠正其责任政府所犯错误的机会。
在坚决支持加入联邦的人当中，有一个名叫戴维·斯莫尔伍德的杰出公民，家住博纳维斯塔湾的人口只有63人的格林庞德。
斯莫尔伍德在自家的房屋上升起联邦的旗帜。
门前聚集了一群人。
斯莫尔伍德陈述了支持加入联邦的道理。
人群听着，被他的侃侃而谈和来回挥舞的斧头迷惑得昏昏欲睡。
联邦派被击败了，主要是因为有个神经有毛病的商人名叫查尔斯·弗克斯·贝那特（也叫狐狸），他围着纽芬兰岛航行了一圈，在每一座港口都重复这样一句话：我们面朝英国，背对海湾，加拿大野狼，你若走近，定吓破狗胆。
许多人相信，17年后年满90岁的贝那特死于非命，那是上天的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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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1)
随着代议制政府掌权，我在圣约翰斯附近已经呆不下去了。
我决定去纽芬兰南海岸和西南海岸，全力建立渔民工会。
这意味着我要去往一些只有船只才能抵达的地方。
那些地方一到冬天，冰往南漂，冰面与陆地像两块拼图版一样融为一体，船只都无法抵达。
从那里开始，我便要独自步行。
冬天是出发的最好季节。
这时大部分的渔民不会出海捕鱼，与他们碰面并将他们组织起来，即便是再难，也有可能。
我从一些同情劳工的人那里借了点钱，租了艘旧的纵帆船　。
船长38英尺，有一根桅杆，一台八马力的引擎。
船上还有一个船员，名叫安德鲁斯，退休渔船船长，从西南海岸来的。
他跟我保证，他的纵帆船能开多远，他便陪我走多远。
所以在出发之前，我最好能想清楚，靠自己是否能走完剩下的路程。
我跟他打包票，说我一定行，还告诉他我的徒步跨岛旅程。
"对你这双腿在陆地上的脚力，我一点不怀疑。
"他说，"但它们看上去可不像是水手的腿啊。
"圣诞一过，我们便从圣约翰斯出发了。
一天还不到，安德鲁斯已经屈服。
这船上没大副，只有一个无论怎么解释依旧帮不上任何忙的乘客。
幸好有马达，安德鲁斯才得以在与船帆和帆缆的抗争中有片刻休息。
我就呆在下面，努力欺骗自己的身体，要它相信自己并不是在海上。
许多年前，我在码头区见过成百上千像安德鲁斯这样的人。
一些人年纪稍大却宝刀未老，一些人才四十几岁但技术已经炉火纯青。
安德鲁斯就是这样一个人。
即便是在最恶劣的天气里，他也能哧溜哧溜地用绳梯爬到桅杆顶端。
他一只手抓住桅杆，探出身去视察前方洋面上有无障碍。
他与我个子差不多，但比我结实很多，穿一件一人长的只能称之为屠夫围裙的衣服，外加一件白色皮雨衣。
他从来不用雨衣的兜帽，不管什么天气都光着头。
我们航行了一些日子。
夜里，把船驶进南海岸的港口。
路程已经过半，我们才有机会组织工会。
安德鲁斯把我带到盖亚区。
自1873年200号人全体搬去安提考斯提岛去后，这里一直荒无人烟。
顺着他手臂挥动的地方看去，只见灰色的房子成片拱在雪地里，顶着马鞍形的屋顶，窗户早已不见，只有门还悬在一个铰链上，或者也不见了。
这些房子建在其他老房子原有的地基上。
老房子现在早已踪迹难觅，可能只剩下几根腐烂倒地的栅栏柱。
一些旧地基留下已经下陷的木桩，高高架在地面上，下面缝隙足够让一个男人爬进去。
"我父亲就是从这里出去的。
"安德鲁斯说，"过去这里住着200号人。
一时里非常热闹呢。
"有朝一日，因为我在纽芬兰，周边会涌现出成百上千像这样被遗弃的岛屿和海边居住地，只剩幽灵出没的港口。
居住在这些地方的人们被迫迁移到就业中心去。
安德鲁斯跟我解释，为何居住在南海岸。
就拿那些小岛来说，在纽芬兰海岸周边还有另外一个岛国-一个国界未明的群岛附属共和国。
当地的居民仅通过默许的互不侵犯协议联结在一起。
在引擎发明之前，想要到达捕鱼水域的唯一方法就是居住在近海的小岛上，这样一来划船或航行至深水地区的距离较短，可以减少力气，危险也相应减少。
而且在远离文明的地方，捕鱼几乎无需竞争。
在站与站之间的水路上，我们站在纵帆船的船头，略带郁闷地欣赏着周围旖旎的风光。
房子的颜色明朗而欢快，好像藐视着世界的存在。
海湾形状的入水口，落日映照下粉红色的海面，薄暮下港口中青灰色海水。
阳光洒落在山坡上，像火焰渐渐熄灭一般慢慢褪去。
我常常觉着，有必要说些什么或者做些什么才配得上这份深沉，但却什么也想不出来。
安德鲁斯告诉我，如果从这个地方笔直南下，我们将抵达远离南美洲几百英里的地方。
我们根本看不到南美洲，只能绕过，最后会遇到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浮冰。
"除了水，那条航线什么都没有。
"他发着感慨总结道。
仿佛我们刚刚驶完一条沿途没有任何陆地，终点却是南极冰原的凄凉旅程。
有时，我们沿着离海岸几百英尺的水面航行，抬头仰望是巨大的花岗岩和砂岩的壁垒，扑面而来的是从海面上直耸而上几乎垂直的悬崖崖面，像冰山从黑色的冰川与永不消融的岩石般的冰山剥落一样，岛屿的大片也剥离了。
我们在这些岛屿和它们对面更大的岛屿之间穿梭。
它们的海岬壁立千仞，陡峭无比，大部分的地方即便是鸟也找不到歇脚的地方。
当我们离悬崖很近而望不到顶的时候，安德鲁斯就会嫌靠得太近，因为每当这个时候回潮袭来，我们的小马达即使全速运作也无法逃开。


有所成就(2)
难以置信纽芬兰竟然是一个岛屿而不是大陆的边缘。
在你目之所及的范围内，它由东往西一直延伸，海岬也似乎不曾丝毫减少。
它就像是世界上一块奇大无比，赫然耸立，遮天蔽日的岩石。
直到几乎踏上这片土地，我才生平第一次看见悬崖里的裂缝，第一次看见真正的峡湾。
它的入口处约莫有一到二英里宽。
终年不见阳光的岩石通道完好地躲避了绝大多数的大风侵袭。
通道里寂静幽深，荧荧泛绿，仿佛盖过树根边的溪流一般。
那是一条深邃阴暗的绿色深谷，大约500英寻深。
峡湾一路蜿蜒向内陆延伸，渐远渐窄。
在小溪或河流入海处，悬崖慢慢向旁倾斜。
我们的船经过其中的一些峡湾，一路北上驶向建立在河流平原上的居民区。
在这些地方，倘若你远远望去，几乎辨别不出码头和钓鱼台，因为它们看去极像海滩上的漂流木。
只有靠得非常近时才能发现，这些"漂流木"呈现出人工雕琢的痕迹。
位于它们后面斜坡上的房子也是同样的不起眼。
唯一保存完好的是公墓地的墓碑。
墓碑石与岛上许多东西一样是从圣约翰斯或者从世界各地运来的。
但是，躺在里面安息并依靠其标记自己墓地的人们却从没见过自己的墓碑。
这些有着300年历史的公墓！绿色纹理的大理石墓碑、刻字碑、台柱、圆柱、天使、纯天然石十字架，还有铜十字架，点缀在破旧不堪的茅屋和木屋之间是多么触目惊心，与周边又是多么格格不入地富丽堂皇！一些有标记的墓地长久以来无人照料，只剩下墓碑的尖顶裸露在灌木和雪地上。
站在海滩某一点上向下望，你可以看见峡湾一路蜿蜒入海，仿佛是一条落在悬崖之间弯弯曲曲的光之路，有着霹雳一闪般的宽度，仿佛在照片上见过一般。
我们沿着峡湾驶回大海。
这条光之路渐行渐宽，直至最后爆炸似的豁然开朗，亮光四射，于是我们又重返俗世。
近海的几英里处，教堂随处可见。
它们建在陆地的最高处，正面有三个尖顶：两侧的尖顶一样高，中间略高的尖顶上竖了一个十字架，这使教堂看上去像圣灵降临节上的鸽子。
颜色随着岁月的流逝由白变灰的巨大鸽子栖息在高处。
人们干活的时候可以看见它，划船回家的时候把它当做导航设备。
我终于开始"组织工会"，这词可真够冠冕堂皇。
即便在西南海岸上度过大半辈子的安德鲁斯，他都不敢相信我坚持要去拜访那样的地方。
一个极其微小的岛屿上，有所房子，里面住了一家子12口人，只有三个是渔民。
无论我怎么说，他们都无法理解工会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另外一个小岛的人口已经缩减到一人，不知道到底是多大年纪，反正在50-80岁之间。
从他的码头看，应该是多年没打过鱼了。
我们常常离岸边相当远，可以查看不止一个海湾。
我窥测一番，判定哪个看起来更能让我有所作为。
海湾上最远的凹处的房子看上去彼此之间遮遮掩掩。
房子在陡峭倾斜的悬崖上错落有致，因为无法挖掘地基常常以支柱支撑。
一天，我指着大岛屿上一片零零落落的房子，要他朝那里行驶。
他摇着头照我的意思去做了。
要想到达那里，必须万分小心地经过一片暗礁。
安德鲁斯告诉我，那暗礁上的突出部分称为"撞不撞点"和"紧张岩"。
等到我们在暗礁上迤逦前行时，我觉得宁可下半辈子在这个犄角旮旯里度过，也不愿意再在此地走上一回。
当地居民看到陌生人出现在港口上，纷纷从屋里跑了出来。
他们之所以奔跑，是因为只有第一个跟我们握手的人才有特权为我们奉上一杯茶，或者让我们在他家里留宿。
他们茫然却又坦率地问候我，把我引到一户人家。
在那里，我滔滔不绝地讲工会和政治。
虽然他们并不赞赏，但仍宽宏大量地接纳了我这个缺陷。
他们保证一定加入我的工会，但看上去似乎非常尴尬，好像要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在打击他们对我的好客之情。
最终结果我发现，他们没有钱支付工会会费，也无力购买任何物品。
天慢慢地褪去了冬的外衣。
现在，露着光秃秃岩石的岛屿数目已经远超过冰雪覆盖的岛屿。
只有白色在残碎冰山，冰山碎片和冰山之间显得如此突兀，引人注目，好像是岩石而不是冰块在缓缓移动。
大部分的沿海小镇看上去极像探险队的营地。
当地人早已搬往它处，唯留下箱子状的房子，像一堆堆供给品码放在冰雪覆盖的大地上。
此时的悬崖成了安德鲁斯口中的"鼻涕脸"，东一块西一块地覆盖着泛着海水般绿色的冰块。
接下来的岁月里，顺着崖面往下流淌的水滴渐渐增大，等冬天再次来临，便形成凝结的溪流，展现出熔岩溢出般层层叠叠的冰幔。
一泓冰凌闪亮的细流从崖顶涓涓而下。


有所成就(3)
安德鲁斯终于发现远处有冰原，于是将船停靠在最近的码头。
"先生，如果我是您的话，"他说，"我现在就掉头回去了。
这大冬天的，就算为了国王我也不愿意走在这海边上，更不用说是为了工会了。
"他给了我一袋燕麦片和葡萄干，跟我保证说用不了多久我会庆幸有这些东西。
告别安德鲁斯的第二天，我告诉自己只要知道去陆地的路，我就不会像"S．S．纽芬兰"号上的人那样容易放弃。
我沿着岸边，一直前进到冰面。
出发之前，我在地图上将每个居住区都用"X"标注出来。
这些地方大部分采用法文地名，但当地的居民并没有采用法国人的读音发音。
法国人的祖先在此地捕鱼的日子已经远去。
1713年，第一个法国海滨协定限定法国人只许在东北海岸捕鱼。
在此之前，法国人从未在这里居住，只在夏天到这里来捕鱼，然后回去。
但是，他们为此地的山坳、海湾以及岛屿所取的名字却被保留了下来，名字的意义不再被人们知晓，虽然他们成天把这些名字挂在嘴边。
步行非常危险。
在岸边步行更是危险重重。
冰层最早在那里堆积，形成最多的受压隆起。
筏状冰垂直地一层层在参差不齐的危崖内凝固，倘若两边受到无法再膨胀的对峙的碎冰块的挤压，中间的冰无处伸展只能向上隆起。
有时候，为在受压后的冰层隆起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我必须走上好几英里。
离岸边很远的地方有不结冰的海水。
外面袭来的波浪推动着冰面下的流水，相互应和着在冰下翻腾滚动，波涛汹涌，跌宕起伏。
与湖面或池塘里的冰不同的是，海面上的冰不是从岸一边一直凝结到另一边形成牢固的整体，而是与从别处漂移过来的冰块挤压在一起。
走在上面随时可能触及水面，就好像是驾驶着一艘水做的船似的，可以清楚地看见水在冰下潺潺流动，仿佛四肢在毯子下蠕动一般。
走着走着，我感觉脚下的冰面升高，自己的身子也被抬高了，然后又下降，接着又抬高。
我发现因为走冰面而晕船并非没有可能。
前一秒中你还在上坡，后一秒又下坡。
冰面下的水朝着岸边涌去，但冰并不为之所动。
一时间自己仿佛踩在浪尖上，接着又觉着看见浪尖滚滚向前去了，然后脚底下又一阵卷来。
那种感觉仿佛是走在一个庞然大物的身体上。
要想从冰面下来跳到岸上讲究的就是艺术。
很多时候，只需猛力一跃跳上岩石，仅此而已。
但一旦你在冰的边缘上，想要跳上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边缘冰和浮块冰之间常常存在裂口。
冰面下朝岸上涌去的一个浪涌来，海水从裂口里直往上冒。
调整好脚步，控制好时间需要一定的技巧-要是你清楚自己该怎么做，只需要跨一步，不用一跃-便能从朝岸边涌去的浮块冰跳到边缘冰，但这个技巧我从没掌握。
所以我总是等岸上有人看见我凄凉而不协调地矗立在那里时才敢跳。
我一副自暴自弃的神情，用我特有的手脚并用的糗态，笨手笨脚地往岸上跳，心里早已准备向裂口缴械投降，等着它用早已张大的冒着海水泡沫的绿色大嘴一口将我吞噬。
这时，岸上的人会一把将我抓住。
我本该早就习惯安全地将自己送上岸，可当冰浪从脚下涌过的那一刻，我真是不知所措。
这样一来起跳太晚，正好赶上海水涌出来。
没等他们把我拉上岸，我紧张得当场撒腿就跑，结果只是在光滑潮湿的冰面上用脚尖费力行走。
"我们抓住你了，先生，抓住了！"来人说道，出于礼貌尽量忍住不笑。
点着油灯的房子令我想起住在眉脊山上的日子。
在这样的房子里，我吃着他们难得才有的火腿或者叫做普通的"肉"罐头-这些才是招待客人的东西。
假使只给客人吃自己满足于吃的咸鱼，或者更糟糕一点的鲜鱼是多么的招呼不周。
其实我多么想吃他们吃的东西。
他们以为他们免去的是我吃那些食物的痛苦，可我多么渴望美美地吃上一顿油炸硬面包热狗，或者是在热腾腾的炖鳕鱼罐子里煨着的猪油饼。
他们没能"饱饱地"吃上一顿。
即便是鱼，不管是腌过的还是新鲜的都少得可怜。
这些人因为我的到来，必须在这个晚上增加一个需要填满的空盘，他们自己却挣扎在饥饿的边缘上。
商人们对他们能捕捉鱼没有丝毫的信心。
大部分的渔民所捕到的鱼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
他们的马达没有柴油，他们捕捉鳕鱼的网或者渔船缺少维修的工具和木头，他们的桅杆上没有帆布，也没有麻线织新渔网。
旧渔网早就磨损得只剩下线头，现在正被用来补袜子或者织露指手套。
早餐每个人吃的都是煮杜夫布丁　，就是把面粉和水放进袋子里一起煮，然后搁起来晾直到它硬得跟饼干似的。
想把它咽下去的唯一办法是在上面涂上糖蜜，不过这东西看起来倒不缺。


有所成就(4)
清早他们给我带上所谓的捕海豹猎人的中餐，送我上路。
这顿中餐的面包坚硬无比，吃的时候根本不是在咀嚼而是在啃，但这样至少能得到些安慰你有东西吃。
他们还给了我一块油炸咸猪肉。
当它在我口袋或者背包里结冰的时候，会变得又硬又脆竟像太妃糖似地磕嘣断裂开来。
肉咸得不可思议，害得我常常不得不趴在地上，在冰面上的水滩喝水。
一天，天气特别好，一丝风也没有，近海也没有刮风的迹象，所以还能出海。
小渔船有可能划出没有结冰的小海湾去渔场。
我应一名渔民的邀请，在日出之前出发去钓鳕鱼。
在船上我们面对面坐着。
他拿起船桨，避开我的目光，远眺着水面。
几个小时就这样不停地划着，姿势一点不曾更改，表情保持一模一样。
后来他告诉我，他眼睛是在盯着某个路标，是不是路标且不说，但我确信他本来是朝其他方向看。
此刻我不得不被人盯着看了很久，但原本这么做应该是非常无礼的。
抵达目的地后，他放下锚精疲力竭地瘫倒在地。
但他面朝下，这样一来我就看不见他的脸。
一轮红日即将升起来，东边的天空放射出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一只海鸥静静地在空中忽上忽下地展翅飞翔。
我们俩装作谁都没在意时间的流逝。
几分钟后，这个渔民默默地站起来，从船头的木桶中拿出钓鱼线。
线大约有100英尺长，但是每十个结上面才挂一个钩子。
海面上风平浪静，渔船被百米之外潮汐的余波微微托起。
放眼望去，一个浪头都没有。
海面上黑漆漆一片，零零落落地点缀着深绿色的海藻。
空气也被他称为是绿色的，意思是非常新鲜，但在我看来却充斥着盐水的刺鼻味。
撒下鱼钩后，我们便一言不发地开始抽烟，直到他认为是收线的时候了。
他在离船舷上缘最近的地方跪下，我就跪倒在他身边。
原本毫不费力滑入水面的渔线现在却变得不可思议地沉重。
我们俩使出浑身解数使劲往船上拉，最多才拉了三英尺我就累得放了手。
他手晃了一下，但硬是顶住了我的忽然松手。
"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停下来。
"他说道，仿佛休息或者是暂停仅凭个人喜好就可以决定似的，对于放手，我并不感到有什么不好意思。
"先生，你什么时候停下来告诉我一声，这样我就不会让鱼线滑走。
"他用牙齿咬住香烟继续往上拉鱼线。
我每隔几分钟就投入他的战斗，但中间不断小憩。
十个钩子上有七个挂着鳕鱼，他告诉我，它们大约有15到20磅重。
我们俩，主要是他将鱼线从100英尺宽的水面下拉了出来。
等到最后一段鱼线也被拉上船后，他靠着船头躺下，胸部不停地起伏。
我看着他躺在那里紧闭着双眼，头上戴着破烂的烟囱帽，身上一层又一层邋遢的衣裳，手套的手掌早就被磨破，手被绳子磨出了血，嘴角还咬着抽光的烟蒂。
现在等待他的是必须划船返航。
我在一个小时内耗尽了一整天走路的力气，他在过去几个钟头和未来的几个钟头内所花的力气足足有我的五倍。
离不结冰海岸越远，我所遇见的人越古怪。
在很多地方，我几乎不明白对方在讲什么，而他们也不清楚我的意思。
在一个小岛上，一个男人用手动水泵将水注入门廊里的洗衣罐，并以解释的口吻告诉我"目前我们把桶扔下井里去"。
他手上根本没桶，用的是水泵，所以我疑惑不解究竟他是什么意思。
几个小时之后，我才明白他的"目前"意思是"目前的前面"，也就是现在之前，过去的意思。
据我所知，除了这个短语，他没有别的词儿来表示过去。
可他的"目前"对我来说就是"现在"。
另外一个岛上，人们不断告诉在漫漫长夜里我几乎是"dwall"。
他们一遍又一遍这么讲，讲到我无法忍受，非常想知道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
"dwall是什么意思？"我问一个男人，当时我在他家躲避风暴。
在一番混杂着为数众多的其他生词的解释后，我终于明白dwall指的是晚上半睡半醒。
现在，我终于找到一个词能概括我的睡眠状态。
我每晚都在麻袋堆成的床垫上半睡半醒。
这是里面装着刨花或干草，织得密密的用来装土豆的麻布袋。
相比而言，我比较喜欢里面装有刨花的麻袋，因为干草会让整个卧室散发出一股马厩的味道。
毋庸置疑，没有一家有电，有自来水。
他们的房子里除了厨房里的一个木炉子之外，没有其他供热设备。
虽然极少数人家的家里装有壁炉，但也因为缺少木炭和柴火而长期废弃不用。
许多曾经生长过树木的小岛上，现在都已经被砍伐一空。
当地居民必须像去打猎一样，一队人骑上马拉的雪橇，穿越天寒地冻的海湾去寻找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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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5)
我常常请他们载我一程，以躲避带滚刀的马蹄飞奔时铲起的碎冰片。
那些地方通常没有学校，偶尔有一个小教堂。
礼拜天的早上，当地最有威望的居民会在里面做礼拜。
也许某个传教士或医生一年会来一两趟。
除了船之外，他们从没见过任何机动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都没见过。
他们在海上走过的路程远比陆地上要长，但也仅仅只有从家里出发到达渔场的距离。
对他们来说，最远的陆地旅程算得上那条200英尺长穿梭在各家各户和岩石堆里的马路。
我已经准备接受来自这帮寂若死灰、微不足道的人们对于加入工会想法的抵制。
原先我没料到，他们离现在的世界和时代是那么的遥远。
他们中大部分人不能理解政府为何物，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词指代这个概念；从来没有听说过理查德·斯夸尔斯爵士；更不清楚我们国家地位的变化。
他们头脑中硕果仅存的是对国家的最基本的理解。
对于这一切，我刚出发时始料未及。
这些就是我想要组织加入工会的人吗？我的大脑中只掠过一个想法-我是来这里帮助他们，但我身上没有任何他们熟识的"帮忙"形式-没有供给船，没有药物，没戴教士领　-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想入非非的怪人，两手空空从不知名的地方冒出来。
但显然，他们相信我的存在能给他们带来好运。
尽管如此，如果我告诉任何一户户主，从现在开始我将跟他一起住，他一定会举双手欢迎。
拯救这些人需要的不仅仅是工会和代议制政府愿意为他们做的事情。
我觉得自己荒唐可笑，毫无用处，比一个到处游荡的乞丐好不了多少。
一个迷惑的城里人以为自己来帮助他们，可倘若没有他们，他连一个晚上都过不下去。
多云的夜晚，我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有时候，划亮一根火柴仅仅是为了确定眼睛有没有瞎。
被拘禁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我都不敢相信这世界上还有圣约翰斯的存在，更不用说纽约了。
月光皎洁的晚上，冰雪熠熠发光，足以让你看清海岸边连绵几英里的地方。
或者更远一点，可以看到海，一切仿佛被冰雨洗过一般。
在那里再过去的某个地方，有水的存在，在你看不见的某个地方，大海开始了它的浩瀚。
冰原形成了自己的海岸线。
在这条海岸线上，当月亮出来，光亮与黑暗相交汇的时候，光亮霎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仿佛在冰的那一边不是水而是空间的中空，世界的边缘。
假如一个人从这里跌落，他将永远无法起来。
晴朗的夜里，天上没有月亮时，天空中挂满亮晶晶的星星。
星光仿佛穿透千疮百孔的布，星星点点地撒落在我们身上。
夜里常常海浪声阵阵，夜的黑暗又使这浪声更加引人注意。
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特有的浪声。
在少数的几个露天港口，海浪退去时拍打着沙滩，带动沙滩上的岩石和冰块喀哒喀哒作响。
如果没有沙滩，浪花只能不断地砰砰撞击着房子下面的岩石。
在结冰的港口，最冷的那几个晚上，相距几英里的岛屿与岛屿之间没有足够的空间让冰舒展它的身体时，就会形成断裂缝隙。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冰原相互挤压得哄哄作响，仅仅几秒钟，一道两英里长的断裂缝隙便出现了。
有时候哄哄声一开始非常微弱，不一会儿随着裂缝向房子延伸，声音就越来越大。
又或者渐渐恢复万籁俱寂。
这一切有赖于断裂朝哪边伸展。
如果声音越来越大，我就会在床上等待它像火车一样呼啸着穿过房子，等着它渐渐远去消散。
有些断裂缝隙几乎直奔我住的房子。
我躺在床上想象这道袭来的水平闪电把整个房子劈成碎片。
一旦断裂缝隙穿越覆盖在离海岸大约20码的边缘冰，就会发出末日般振聋发聩的响声。
紧接着碎冰、冰块像瓢泼大雨似地噼里啪啦倾倒在房子上。
当潮汐有变，冰面下的海水会发出不同寻常的低沉的噜噜声，仿佛从地底下传来一般，震得窗户咯咯作响。
一天晚上，我听见了噜噜声，心中认定是雪崩，因为声音是从屋后传来的。
我惊慌失措地跳起来。
旁边一个跟我一样穿着长衬裤的年轻人，他凝视着后窗户要我放心。
他说："先生，只是拉波利鹿群而已，不用激动。
"他父母显然也赞成他的说法，都在床上没有起身。
他可能确实一点都不激动。
但不管怎样，还是直愣愣瞪着鹿群从他房子前一啸而过，奔向冰地。
他告诉我拉波利驯鹿每年这个时候都打这里经过。
我跟他一样站着，手和脸紧紧贴着玻璃窗。
起先我只看见洪水般的影子，但很快就能看清一些跑得较慢的驯鹿。
它们比我想象中要小一轮，约莫三四英尺高。
一对鹿角硕大无比，分杈又多，看上去整个脑袋太过沉重，让它们几乎抬不起头看清自己究竟去往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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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6)
"它们上哪儿？"我问道。
"东北边。
"他答道，"回老家的荒地去过夏天，找吃的。
""你们捕捉它们吗？"我又问。
"我们把烟熏室　里能拿的工具都拿出来。
"他说，"不是每个人都有枪，有子弹的就更少了。
黑熊抓到的驯鹿可比我们多呢。
"鳕鱼，还有现在的驯鹿，都要强过他们给我吃的罐头大红肠。
它们整晚都在迁徙，穿梭在房子与房子之间。
那震耳欲聋的狂奔声让我连半睡半醒都做不到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它们仍在通过。
浩浩荡荡的队伍布满了整个海岸。
在边缘冰与浮块冰之间，一溜的鹿角和白灰相间蓬松的脱毛屁股，沿着海岬脚蜿蜒前进直奔朝北的第一个峡湾或者河床。
有人告诉我，这一群驯鹿的数目有10万头之多。
它们与我一样，把冰面当做去往目的地的捷径。
整整一天我原地不动，什么都没做，只是观察它们大规模迁移。
刺鼻的麝香味压倒了一切。
粪便被它们踩在脚下，与雪搅在一起。
在驯鹿离开后好几天，一条像马路形状的痕迹从两端一直延伸开去，一眼望不到头。
我并不习惯睡觉时如此靠近大海。
我喜欢在暴风雪的晚上，倾听冰发出各种各样像雷声一样振聋发聩的声音。
比起被萦绕在耳边哗哗的海浪声催眠进入半睡半醒的状态，我宁愿彻底醒着。
现在我想到的不是毫无怨言的克拉拉。
她早已习惯我不在家的日子；我想到也不是我的孩子。
对于他们成长我从没感到片刻的欢欣鼓舞；我想到的是菲尔丁。
我唯一能想象得到的是，我们的工会如此不符合现实背景几乎一无所长。
具体投入这项工作，找到我们之间的契合点和融合点以及工会的发展趋势又让我觉得自己是多么愚蠢，去苦思冥想一些永远不可能的事，更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事。
她的存在如此烦人！如果能把她清除出我的头脑，我一定会做得更好，也可能更加容易忠于克拉拉，毫不吝惜地给她一个妻子应该获得的爱。
我身份卑微，一贫如洗，但我希望很快便能改变这样的现状。
如果跟菲尔丁结婚，我确定自己将注定贫困潦倒一辈子。
现在看来，这个女人似乎注定了我得像个学校孩童般在黑暗中自己偷偷手淫。
我想知道，是否加入某个教义严厉的宗教能约束我这个习惯。
我有时偷偷溜下床去这样做，即使克拉拉熟睡在我身边。
但接下去的几天，我的心里充满愧疚，神情失落。
有时候，为了不使我们的性生活时间间隔太久而成为夫妻之间的尴尬源头，当克拉拉提出要进行被她戏称为"较量"的活动时，我也会让步。
可往往才做到一半，我便失去兴趣，但仍决定将事做完。
这时为了激发自己的兴趣，我想象菲尔丁躺在森林里的青苔上的场面。
可怜的克拉拉每每在这个时候，她一定以为她所做的让我想入非非，所以在我身下热烈回应，甚至为了不大声叫出来，还把脸压进枕头。
睡在西南海岸和西海岸的这些屋子里时，我可以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不断摇晃床垫的声音。
这让我想起站在母亲房门前的那个晚上，想起母亲透过咬紧的牙关吸气的声音，仿佛父亲正拿着别针在戳她似的。
我很好奇，她那么做是不是为了压抑满足的呻吟？这一点在我看来不可理解。
"斯莫尔伍德，下来！"当床座弹簧不再哼哼唧唧时，母亲轻蔑地喊了一声。
我几乎遍访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居民区，不管它有多么小。
那里的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说过工会，对于工会是什么，或者如果加入工会将对他们的生活有怎样的改变，更是一点概念都没有。
我只在科纳布鲁克和一些稍大一点的镇上才能找到个把听我讲话的人。
时下已经是早春。
在一些捕海豹业不发达的地方，渔场已经开放。
海湾群岛是我为理查德爵士竞选的老阵地，在那儿我签署了成百上千的人加入我的合作社。
不幸的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六个月后仍然没有支付一分会员费。
另外我们的合作社只收集到海湾群岛上6%的捕获物。
等我知道此事时，为时已晚。
我原本以为6%的捕获物好歹略有收获，但让我与渔民一样目瞪口呆的是，所有的收入在扣除日常开支后竟然分文不剩。
要向渔民解释如果他们把鱼卖掉或者别那么着急捕鱼绝非易事，可要想解释之后毫发无损地离开海湾群岛更是难上加难。
我最终安然无恙，到了科纳布鲁克的磨坊区。
在那里的一家公寓找了一个铺位躺下，整整睡了36个小时，不是似睡非睡，而是抛开一切烦恼沉沉睡去。
醒来的时候，早饭没吃立即赶去火车站。
对于这次的失败和愚蠢，我羞愧难当。
火车开始了朝东横穿岛屿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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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7)
我几乎没再往窗外看一眼。
快黄昏的时候我们在托普塞尔遇到临时停车。
铁路两旁高高的雪堆映衬出车厢里的黑暗。
我们的车停停开开，开开停停。
在一个由雪堆出来的怪异的隧道里，火车停了好几个小时。
等到再次开动的时候，车子像蜗牛一样一寸一寸往前爬。
排障器在积压在铁轨上的雪上呜呜呻吟。
我身上一点吃的都没有，买了回家的车票后身无分文。
原本24小时的车程足足开了将近三倍的时间。
星期五下午我们抵达了圣约翰斯。
我从车站拎着旅行箱一路上坡走回高尔街的家，结果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猜测因为我没告诉克拉拉和孩子们我回家的事，他们可能到格雷斯港她父母家过周末去了。
她没锁门。
我不在家时她也常常这样。
餐桌放着我的邮件，其中一封邀请我去参加政府大厦的新闻招待会。
我把它扔在一边，在那里一直坐到天色渐黑。
在这个政坛荒凉的国家里，我想成为一个政治家却没成功。
在这个只有少数人懂工会概念，却因贫穷交不起会费的国家里，我想成为一个工会组织者也没能实现。
在这个需要外国调查团来告诉记者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的国家里，我甘心做了这样的一个记者。
没人知道所有这一切何时才是一个尽头。
我从地板上捡起请帖。
现在实际情况是，如果你的名字没被列入政府大厦在邀名单里，那么你在圣约翰斯社交界只能是个无名小卒，这一点在现行的代议制政府统治下尤其如此。
现在，政府大厦只被视为英国政府的远方附属机构。
委员们希望会见新闻界人士，组织宴会邀请建刊悠久的出版商和编辑参加。
宴会结束后有一场针对剩余人员的招待会。
这张印花邀请函还以委员会名义提醒必须"穿着得体"。
它写道："我们意识到，期待个别收到邀请函的人士能穿着适宜出席这种场合的服装到会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希望，您想尽一切办法尽量穿着得体。
"这话听起来似乎是他们希望我满足于获邀请这份荣耀，能通情达理地谢绝邀请。
我也考虑回绝，告诉自己出席这样盛大的场合，即使对我这个虽然装作不是但心里还是社会主义者的折中分子来说，仍然难逃虚伪之嫌。
另一方面，我不出席也正中他们下怀。
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就穿成现在这样去参加宴会。
我还能怎样？除了这套粗花呢修闲裤和诺福克夹克衫，我没有更上档次的衣服。
正要去政府大楼时，从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冻住海峡的冰面上吹来一股东北风，天上下起了令人瑟瑟发抖的雨。
我相信这雨不久就会变成雪花飘落下来。
我没钱坐马车，所以只能从家里出发走去米利塔的路。
我敲政府大厦的门，门刚一开又关上了。
挽救我没吃闭门羹的是那张已经湿透的请帖，我及时从口袋掏出来将它交上去。
一个穿制服的家伙接过它，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请帖，就好像是我偷的，或者在地上捡到的一样。
他让我想起斯夸尔斯家的管家坎特韦尔。
"你是斯莫尔伍德先生？"他问道，仿佛曾经听说过我一般，但语气中又透着怀疑。
我还是感到受宠若惊。
他带有很重的圣约翰斯口音，这与他的穿着配在一起让我觉得荒谬可笑。
"请进，先生。
"他亲切恭敬地说道，"您穿成这样，感冒会要了您的命。
我可以给您找件干衣服来。
"我以为这只是他在暗示，安德森总督替我们这些着装不得体的家伙有所准备；我甚至想到自己穿上借来的明显不合身的套装走来走去的样子。
等我意识到他对我的关心并非虚情假意时，为时已晚。
"我就穿这个。
"我严厉拒绝道，"我也不会站在这里等人检查。
要么让我进去，要么就让我走。
""当然，当然，斯莫尔伍德先生，请您直接进去。
"这可怜的人连声说道，一边接过我的帽子。
我拢拢头发，用上衣翻领擦干眼镜，然后戴上。
我大步快速走进接待大堂，借此缩短进门时间，希望没人注意到我。
这招确实有效，除了《每日新闻》的常务主编认出了我，跟我挥了挥手以外，没几个人注意到我，更没人过来跟我打招呼。
常务主编一定出席了招待会之前的晚宴。
我觉得自己如此惹人注目，心中怀疑每个人是否都在费力想让我备受注目。
我也跟他们招手，但假意朝相反方向走去，茫然地想着我是否该一直走到身上足够干，停下来时我脚下才不会形成小水滩。
我早已浑身湿透，衣服紧紧粘着身体，裤子牢牢贴着大腿。
要不是看见普劳斯，我想我早就离开了。
他和一群人站在一起。
我知道他们为委员会工作。
他跟他们一样穿着时髦的合身的夜礼服，打了一个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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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8)
这里举行的是新闻招待会，我很好奇他来做什么。
他们全都站在自助餐餐桌的一侧。
普劳斯身旁有一位女人，手里拿了一杯香槟，我猜测是他妻子。
她穿得和总督夫人一样无可挑剔，蓝色晚礼服，头上一顶黑色帽子，上面插着一枝大羽毛，及肘的白手套。
普劳斯见我朝他看，便对我点点头，半举起酒杯向我致意。
我脚下滴着水，穿过房间加入了他的行列。
"斯莫尔伍德，我总是很想知道，你浑身湿漉漉的时候有多少分量。
"他继续道，"我想你不会让我举起来掂一掂吧。
"大家一阵哄笑。
"普劳斯，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
"在工作呢。
我是约翰·霍普·辛普森爵士的助手。
你又来这里干什么？我还以为你已经不做新闻……""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跟这群人混在一起。
"我说，"一年前你可还在为自由党，为斯夸尔斯工作。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委员会不是政治中立的。
"普劳斯说，"为他们工作像是成了叛徒？那你一个社会主义者为理查德·斯夸尔斯干活又算是怎么回事呢？"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斯莫尔伍德，你现在在哪里高就啊？"普劳斯问我，"我听说你最近组织渔民加入工会又取得了成功。
你可真是各行通杀啊。
""那你又怎样？"我问。
"什么都不精通。
""你吃得可真够饱的，普劳斯。
"我说，"我很好奇你还有胃口喝酒吗？""如果一个男人像你盯食物一样盯着一个女人，"他说，"这个男人一定会被抓起来。
看在上帝的分上，去那里吃点东西吧。
"我的眼睛的确一刻都没离开过食物。
我怀疑，这招待会对代议制政府来说算不上奢侈，可我以前从没见过如此丰盛的食物和酒水。
所有的东西都摆在一张推到后墙边的桌上。
从我第一眼看到它们，我的视线就被牢牢控制：一盆盆堆得高高的熏火鸡；一片片切好的火腿肉；鲑鱼、鳟鱼和北极嘉鱼被切成块，装点着切成楔形的柠檬和菠萝；成堆的黄瓜沙拉；一碟碟的面点；还有点缀着粉红色糖衣的蛋糕；一罐罐撒着糖霜的柠檬汁和一杯杯的五味酒。
在我们对面的桌子末端，一个戴白帽的厨师站在成堆用盘子装起来的玻璃杯和餐具旁。
大部分时候他既不切食物也不倒酒，而是两手搁在背后，两腿远远分开站在那里，像在守卫食物。
纽芬兰人的行为好像在显示，他们知道而且也希望英国人明白他们知道，这个分腿动作并不表示可以食用，而是表示让人羡慕。
有些纽芬兰人在别人面前过于清高，不肯承认腹中饥饿。
我很怀疑，那天十个人中酒足饭饱的不会超过一个，但我就是那一个。
虽然我根本不愿意向"那些人"承认我的饥饿，但他们利用我们的财富赚钱才有了眼前的食物。
"那些人"就是英国人。
我很清楚自己只要吃一口，就会抛开保持形象的念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我知道，只有极少数几个饥肠辘辘又意志薄弱的人才会承受不起羞愧的这个奢侈的念头，其余的人都不会这么做。
另一方面，大家似乎都一致认为，可以接受从摆满酒杯的托盘中送上的一杯香槟酒。
一位服务生高高托起一个装满香槟酒的托盘向我走近，却没放慢脚步，所以我只好自己取酒，然后我就离开了普劳斯那群人。
我喝了好几杯。
我觉得它甜得发腻，但还是挺喜欢。
我一向不喝朗姆酒和威士忌。
现在我感觉好多了。
我没有像在喝香槟之前那样介意看见墙上椭圆形镜子里衣服满是僵硬褶皱的自己，那仿佛是我的雕像。
为驱散这个幻想，我跟镜子里的人举杯祝酒。
当看到它也举起酒杯时，我高兴起来。
卫兵乐队似乎一直在演奏我喜欢的曲目。
我好想跳舞，就在这时，我感觉有一只手放到我的肩上，我于是抬头望着来人的眼睛。
这人我有点认识，是个记者，他好像是前前后后不断地晃来晃去。
"你最好坐下来。
"他同情地说，并把我领到靠墙的一把椅子那里。
"你难道酒量很好吗？不是吧？你最后一次吃东西是什么时候？"不是今天，不是昨天，可能是前天，我不能确定。
我记得在群岛海湾休修养恢复体力的时候，我走了五里山路到一个叫提科考夫的地方。
一个独自住在临时茅屋里的渔民请我进去吃了顿饭。
里面的一切都临时凑合而成：两个锯木架上搁块门板做成的桌子；两只装龙虾的板条箱当成的椅子；马口铁罐头就是茶杯。
他用一个空饼干罐头里煮茶，把薄薄的一片猪背上的肥肉放在木炉子的挡板上熔化，接着将一厚块救济面包在已经熔化的猪油里蘸了蘸，搁在饼干罐头的盖子上递给我。
等到快吃完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吃了他的晚饭。
虽然他似乎从看我吃饭中获得极大的满足，但他什么都没吃。


有所成就(9)
我不知道是为这个可怜的人难过还是为我自己难过，忽然间眼泪涌了上来。
"斯莫尔伍德，和我一起去跟他们握手怎么样？"我同伴问道。
从地板的这边到另一边，记者们正在排队与招待人员一行握手。
这一行人包括安德森总督，霍普·辛普森委员，洛齐委员，川汉姆委员和他们的妻子，另外还有三位我们方面的委员，有奥尔戴斯，豪利和普德斯特及他们的妻子。
这些妻子们一个是英国国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则是非英国国教徒，似乎在显示三个教派同时到场至关重要。
这也显示了纽芬兰这一方委员没有一点权力。
我望着这些妻子们不耐烦地，马马虎虎地跟那些希望永远不再见的人握着手。
"我们的国家被人占领了。
"我说，"更糟糕的是我们请求人家来占领的。
所有这些装腔作势、想给英国人留个印象的纽芬兰人根本不知道，人家一转背就嘲笑你们。
可他们这些人还要装作英国人撒手不管的是我们这样的纽芬兰人，不是他们，还以为英国人是他们的增援部队，来这里消灭懒惰和无知，接着就会离开。
"代议制委员会召开听证会已经一年多了。
虽然安德森总督在名义上主持委员会管理政府，但众所周知，而且从其他人，包括安德森对霍普·辛普森毕恭毕敬的态度清晰看出来，辛普森才是幕后操控。
我摇摇晃晃走过去加入排队的行列。
普劳斯正站在霍普·辛普森身边，向他一一介绍上前握手的新闻界人士。
霍普·辛普森一脸坚定不移高度警惕的表情。
他戴着一副圆边眼镜，身上一件及膝长袖口有褶边的外套。
衣服的右手边上是一排硕大的银扣。
外套里的背心一直紧紧扣到脖子下。
他下面穿了一条紧身裤，裤子外套了一双长袜。
脚上穿着一双有方搭扣的低帮鞋。
在他身体的左侧挂了一把装饰性的马刀。
他用左臂夹住刀柄让它贴近身体，可我怎么也想不通，他的左手上居然拿着一本绿色的书，手上还戴了手套。
他这一生几乎都在遥远的国外担任职务-印度、中国、希腊-领导那些随着大英帝国逐步瓦解而有必要成立的委员会，去监督那些不值得再殖民的殖民地的放弃问题，或者是从那些不愿意再忍受被殖民的殖民地撤退。
他已经65岁，长袜自下而上突显出这个老人的腿形。
这一点在当时酒醉的我看来特别羞辱人。
他那壮硕的小腿，灵活转动的脚踝直让我觉得这个老头爱慕虚荣到如此地步，居然在公开场合显摆他的一双腿，真是荒谬至极。
在等待过程中我又喝了一杯香槟。
我前面那个人在同霍普·辛普森握手。
普劳斯低声跟他讲了些什么。
"霍普·辛普森大人，"普劳斯说，"这位是乔·斯莫尔伍德。
"霍普·辛普森伸出手，用咄咄逼人的眼神看了普劳斯一眼，但普劳斯看见后并没退缩。
我跟他握了手以后，装出一副崇拜的样子戏弄他，故意鞠躬把身子弯低到几乎要踉跄倒地。
"久仰您的大名，今天总算见到了您，真是高兴啊。
"我说。
"很感谢你这么说，斯莫尔伍德先生。
"霍普·辛普森回应道，"如果你这话发自内心，我非常愿意回敬你的称赞。
你是组织渔民加入工会的左翼分子，是不是啊？"我又去看普劳斯。
"您明不明白，"我用在树桩上演讲的口吻大声喊道，"有些人认为您把他们的立法院分割成办公室侮辱了纽芬兰人？您一定明白，否则别人就不会无意中听到您说：'一个没有立法机关的民族需要立法院有什么用？'""斯莫尔伍德先生，鉴于你好像是这个房间里唯一一个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喝醉的人，我对你这个评价不予以追究。
"我接着喊："您拆了纽芬兰博物馆用来建更多的办公室。
展品到处流失，永远都不可能再找回来了。
您告诉人们：'我确实这样做了，但那有什么？博物馆纪念什么？不就是你们300年的失败与不幸？'""晚安，斯莫尔伍德先生。
""听说您曾经说：'纽芬兰是个污秽不堪的城市……'""斯莫尔伍德先生，在你后面还有人等着握手。
""约翰爵士，在您前面有一个人要掐你的脖子呢。
"看到这样，普劳斯和另一个人上前架住我的胳膊，要把我拖往大堂。
"让他走！"霍普·辛普森说道。
洛齐走上前，在他耳边低语一番。
他用力点点头。
"让他走！"霍普·辛普森又一次说道。
他拂拂手套，示意我离开后，转过脸去。
普劳斯和另一个人放开了我，但目光可没离开。
我的眼镜跌落了，我弯腰寻找时身体摇晃得厉害。
一群人，包括普劳斯在内围在我旁边，跟我一起朝大门走去。
外面下起了雪。
我们在政府大厦的台阶上站着躲雪。
大家都一言不发。
普劳斯瞪着我，但我装作没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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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10)
东北风卷着雪花越下越厚，渐渐在地上堆积起来。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但因为雪反射了微弱的光亮，所以反而比我来时更明亮。
倘若换个情景，眼前的景象将是多么欢欣鼓舞，现在却只能令人更抑郁失落。
"喂！"普劳斯说着朝我扔来几张钱，"找辆车回家去。
"我没理睬他。
他接着又说："你在这个城市身败名裂，在这个国家身败名裂。
"我看着车道上排成行的马拉车、电机车。
马跺着蹄子喘着气。
车夫看见一群人出现在台阶上，以为是大批离开的人群，期待地看着我们。
原先在门口迎接我的那个人拿着我的大衣从里面跑出来。
我将衣服夹在胳膊下走进雪中。
我走到离大门口还有一半的路时，普劳斯在后面喊："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我并没有停下。
第二天，我特别渴望和菲尔丁说上几句，虽然我还不知道跟她说什么，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说的话会让我高兴，但我去了考彻尔大街她的公寓。
敲了门但没人来应。
正当我准备离开，走廊对面的门开了一条缝。
我勉强辨认出是个胡子拉碴的老头，穿件满是污垢的汗衫。
"你找她想看看专栏里写了什么吧？"他询问道。
我点点头。
"她在港口路公寓。
"他告诉我，"昨天搬去的，说是要戒酒。
我听到你从走廊上走过时还以为是她呢。
本来还想说一句'我知道你坚持不了'。
"他暗自笑了一声关了门，好像我来找她不知怎么地证明了他的预测。
港口路公寓由救世军掌管，位于港口入口。
房子的外部画着灯塔图样。
灯塔上有一盏信号灯照亮一行字"上帝保佑心灵空虚的人"。
我沿着一小段大理石台阶走进大厅，看见一个救世军护士坐在写字台旁。
那是个中年妇女，穿着一身黑衣，领圈和翻领上都缝有名字缩写""字样。
我问她能不能见见菲尔丁小姐。
她一下子就喜形于色。
"你是第一个来看她的。
"她说，"看到还有人关心她，她一定会精神倍增。
你来的真是时候。
以她的身体状况很快就不合适见客人了。
"她陪我到一个狭小的空房间，里面有一张桌子，两把面对面摆放着的椅子。
这不属于我想象中的会客室。
我坐下后几分钟，菲尔丁也进来了。
她没穿医院的病号服，而是穿着自己的衣服，还拿着拐杖。
"你看看你。
"我说。
她吸口气抬了抬眉毛，在桌子旁坐下，伸出修长却不配对的双腿。
她把穿着有扣子的靴子的双脚交叉着，在上面的是那只厚底的靴子，还不断用手杖敲打着地板。
"护士说没什么人来看你。
"我说。
"这话可不对。
一连串的人都来看我呢，我的阿姨们，叔叔们，表兄妹们，"她继续道，"当他们中有人要结束烂醉如泥的生活，菲尔丁家族可是出了名的齐心协力。
阿姨们正不断地烤……"她叹了口气，仿佛连她都厌倦了自己的讽刺。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我问道，"这15年来你哪天没有一瓶酒，更不用说一口都不喝。
""我已经喝完最后一口了。
"她说，"就在两天前，1936年4月16日。
"她整个身体早就开始颤抖。
"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我问道，"为什么是现在？"她笑着说："看起来这段时间，纽芬兰人在做着各种奇怪的事。
"她已听说我和霍普·辛普森争吵的事。
她怎么会没听说？消息早就传遍大街小巷了。
她说："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第一任立法官在一个旅馆汇合，因为没钱交房租，从那里被赶出来了吗？房东太太卖掉了他们的权杖和议长的坐席，还有五花八门的勋章，还包括警卫官的装饰佩剑。
都在英国，但我们必须从拍卖会上把它们买回来。
'我从纽芬兰的议会里能买些什么物件回来？很明显，这样的出价风险很大'。
""如果你愿意，我每天都来看你。
"我说。
"真的吗，斯莫尔伍德？"她说，"我希望你不会……"我说道："你需要人帮你消磨时间。
我知道酒徒不喝酒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两天后我再去看她，她的情况比原来糟糕许多。
她的头不由自主地颤抖，好像到了某种瘫痪的晚期。
常常一阵剧烈的颤抖穿透她全身，仿佛是在梦中将她突然惊醒。
"你喝酒时看起来强多了。
"我说。
"我在尽力戒酒，斯莫尔伍德。
"菲尔丁说，"看见你多少能消除那种欲望。
""一切都能消除那种欲望。
"我回答她说。
"你为什么在……这里，斯莫尔伍德？"菲尔丁的话才只说了一半。
她正努力抑制传遍她全身的一阵颤抖。
"你一定有所图谋吧？是不是？我听说了你和霍普·辛普森的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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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成就(11)
可能你想让我写关于这件事的一篇专栏。
补充上许多你希望当时能想到的巧舌如簧的话，冒充成你写的。
""你是我见过的最愤世嫉俗的女人，菲尔丁。
"我说着就站了起来，"你……你帮忙救了理查德爵士的命，我只是还你这个人情罢了。
"我还是没勇气提及她救我性命一事，也没勇气谢谢她。
我发誓再也不去看她，但第二天就改变了主意。
写字台那个护士告诉我，她病得非常厉害。
"她真难受。
"她告诉我，"有时候，探病的以为病人完全不想见他们。
他们昨天晚上把医生叫来了，还给她穿上拘束衣。
医生让她镇静下来，我们可能必须送她去医院。
"我足足十天没见她。
十天后，我在原来那个房间见到了她，但是我疑惑她好像并没见好转。
她拄着拐杖蹒跚着走进房间，依旧不停地颤抖，但看起来两只眼睛没有像原来那么睁得老大了。
"两个礼拜了。
"她说，"医生说我已经度过最糟糕的脱瘾阶段了。
我向上帝祈祷，希望他是对的。
这是唯一一个能令我怀念起疗养院的地方。
没有比让我看见你更让人高兴的事情了。
"我还没来得及反抗，她就抬起手。
"坐下，斯莫尔伍德，坐下。
"她说，"我收回最后一句话。
讲话必须适度。
"我坐下了。
"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她说，"我害怕现在戒了酒以后会戒了写作。
又或者还能继续写，可写出来只是差强人意的东西，我怕连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
""可能你会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作家，也说不准。
"我说，"可能你会比以前做得更多呢。
"菲尔丁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她害怕自己从这里放出去，因为她不相信"在外面"能抵制住诱惑。
我宽慰她说，我相信她一定能做到，但她摇摇头。
"你可能不相信，"她说，"但我很感激你来看我。
为了表示我的感激，有件东西给你。
"她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里面有两封信，其中一封写道：菲尔丁小姐：谢天谢地，我要永远离开纽芬兰了。
最近我仔细检查了我的文档，发现了这个。
我想你可能需要它。
里弗斯校长　　"它"指的是那封写给《晨报》的信。
我以前只瞥见过一眼。
里弗斯背对着我站着大声念过它。
虽然用来把单词粘到纸上的胶水已经变干，但是那些起褶的单词仍然粘在纸上。
我又坐下来。
"他为什么把这个寄给你？"菲尔丁耸耸肩。
"可能他真以为我需要它。
作个纪念吧。
""我猜他是对的。
"我说，"你保存了十年。
这对你来说一定很重要。
""哦，我已经不需要它了。
如果你想要就给你吧。
"菲尔丁说。
没等我反驳，她又抬了抬手。
"我只是想摆脱它。
我已经藏得够久了。
如果你不想要，我就扔了或者烧了或者什么的。
我只是觉得可能对你有用，所以才给你。
对我来说它已经毫无意义了。
"她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是如此毅然决然，我意识到，她将戒酒看做是自己的一个新的开始。
但为什么她要把信给我呢？她的解释似乎有点牵强。
如果我是她，我第一眼看见这封信就会将它毁灭，当然不会将这东西转交给其他人，更不用说恰好转交给你设计要陷害的那个人。
让我收起它对她来说一定有些意义。
我并没放弃，有可能是其他人而不是菲尔丁写了这封信。
我首先怀疑可能是普劳斯。
那天晚上，我们在理查德爵士家见面时，我曾反复琢磨过此事。
虽然并没在普劳斯身上得出任何结论，但在我看来，菲尔丁越来越不可能是信件的始作俑者。
问题是她为什么等待那么久才实施她的报复。
将近三年！恶作剧闹到如此地步，她本来应该陷入深深自责而向我澄清为什么她要坦白，可她没有。
我仅仅是被怀疑写了信，但此事永远无法证明。
我的麻烦与把我从麻烦中解脱而给她造成的麻烦完全不成比例。
这一个个问题都没有任何解释。
当然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把信给我。
如果想让我知道事情的真相，为什么不直接站出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无论如何，我现在又看见了它。
我不能接受将它毁灭的想法。
也许我相信只要它存在，总有希望能找出是谁写了它。
"我收下了。
"我说，"还有里弗斯的便条，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她点点头。
我耸耸肩。
"那我也收起来了。
"我把两封信装进信封就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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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艾萨克·默瑟谋杀案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在这个国家，人们长期墨守异教徒的习俗，并且有些人还以"文化"、"民俗"、"风俗"或"传统"的名义试图保留这些习俗，假如我们不旗帜鲜明地对此加以谴责，那我们的历史将是不完整的历史。
在纽芬兰，化装游戏长期以来成为人们以怨报怨的途径。
有许多例子记载，人们化装成游戏者，袭击各自的仇敌或宗教对手，狠揍他们。
（对于那些有幸从未遭遇过化装游戏但想要了解这一习俗的人来说，化装游戏者是指在圣诞节的时候戴着面具到处乱窜的狂欢者，他们在街上肆意发泄，制造混乱，在既不预先告知，也没受到邀请的情况下闯进别人家里，非得贿以美酒佳肴和猥亵的舞蹈方才离开。）比如有个名叫艾萨克·默瑟的人，1860年12月28日这一天，在罗伯兹湾，他遭到一帮游戏者的袭击和谋杀，从此以后，在圣约翰斯，化装游戏被宣布为违法，但这更使其大肆流行。
我们是否常想起那个可怜的艾萨克·默瑟？他被压在那堆游戏者的身下，他们还以为这是场嬉闹。
有位朋友在报纸上把他描绘成"是那种快活、乐观、幸运之光总是眷顾的人，他好像全然不知自己招惹了某些人的嫉恨。
他这种人从来就不怀疑有人会恨他，也许直到谋杀他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依然蒙在鼓里"。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受过化装游戏者的造访。
首先是敲门声，接着有人问："过基督节了吗？"游戏者边吸气边问话，以便伪装他们的声音。
结果我父亲听错了问题，打开门向提问者保证，他的房子从没让不是基督徒的人进来过，结果他们进来了。
他们戴着恐怖的面具，有兽头，或者脸上盖着网眼面纱或网状的布帘。
有个人大腿之间拖了条塞满东西的长筒袜，一直拖到地上。
还有一个人手持棍棒，上面绑了个装满豌豆的膀胱，他走来走去，哪个人在他看来缺乏圣诞热情，他就用棍棒抽打他，不知何故，他把注意力主要放在我身上，追赶着我从一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那膀胱发出的哗啦声我终身难忘。
他还鼓动起另一个人来追我，这人被称作"马头嘴"，两腿像骑木马一样夹了根棍棒，棍棒的一头有个马头，有活动的下巴和铁钉作的牙齿，我听见那副狰狞的牙齿在我背后啪嗒啪嗒地猛咬。
所有这些追逐好像都是配上了音乐，奏乐的人躲在厨房里，从那儿你能听见恐怖的手风琴声，还有勺子和可怕的锣鼓声。
我躲在床下，蜷缩在膀胱和马头嘴够不着的地方，但我还是能听见他们吸着气唱着他们那首迷惑人心的《新流放地之歌》："我们今夜在此相聚，/目睹游戏者纷纷出去，/借着惨淡月光穿过田野，/回来时个个欢声笑语，/他们奇装异服、头戴面具……"幸运的是，几分钟之后，游戏者离开了我们家，隔壁人家没法阻挡他们，为了自保只好装出一副见到他们兴高采烈的样子，结果那帮游戏者缠在邻居家闹腾了通宵，我父亲对我说，对此我们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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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1)
接下去的日子里，没有一个晚上我下班以后不是凝视着那封写给《晨报》的信。
根据纸张的厚度判断，用来组成信中词汇的所有单词和单个字母都是从书本上而不是报纸或杂志上剪切下来的。
信上一种小写字体非常引人注目，虽然我不知道叫什么字体，但以前在许多书本上都曾见过。
所有的单词都保持这种字体，而且从各个方面看来都完全一致，所以我推测它们来自同一本书。
那些由单个字母组成的单词大小不一，字体也各式各样。
有时候，甚至一个单词由不止一种的字体组成。
所有这些单个字母是大写的，推测起来估计是剪切方便的缘故。
它们中有些我认出是黑粗体字，有些是斜体字，还有一些字体我原先见过，可是不知道名称。
不知怎的，黑粗体字母的E、C、F和R看上去特别眼熟。
它们大小一致，所以我再次确定它们来自同一本书。
如果不是我偶然间把它们按E、C、F、R顺序写下来，我可能永远都记不起在何处见过它们。
当时，我断断续续想了好些天，几乎要放弃。
但一天在去往报社的路上，我在想着一些别的东西的时候，脑子里忽然浮现出一行字。
"英国，殖民和国外记录。
"我急忙赶回家，查阅我那本字迹清晰的《纽芬兰史》，这验证了我的预感。
那封写给《晨报》的信上的这四个字和另外几个字就出现在书名页上。
这包括信上的整个单词"三"和"便条"。
浏览完这本书，我发现，上面其他整个单词和单个字母不管是字体还是大小都与其匹配。
我现在确定知道，是谁编排了这封信。
一定是我父亲-而且肯定是在他酒醉的状态下完成的-一石二鸟。
他从书上剪下单词和字母，而这书的作者曾经称赞过他，曾经说过："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会成为好友。
"父亲用书上的单词和字母编排了这封信，送到报社去，希望能给里弗斯造成麻烦，原因是这位校长轻视了他儿子，也轻视了他。
我从梳妆台的抽屉拿出父亲的《纽芬兰史》，发誓即使是毁了这本书，我也要把剪下来粘成信的那几页挖下来。
我考虑到最容易弄下来的是书名页。
它上面只有两页，还是全书第一页，所以最不会让你惋惜会损坏书本。
我要找的单词，或是这些单词被剪后留下的空缺大约在书的四分之一页的位置。
我用那本完整无缺的《纽芬兰史》做比对，从书的右侧开始努力想用刀片把父亲的《纽芬兰史》豁开。
我开始以极慢的速度认真用刀片在中间位置移动，并想好一旦有了无可置疑的证据，自己要做的所有事-和父亲当面对质，向菲尔丁道歉，给海恩斯写信，问在布鲁克林教堂里布道时他为什么要说："有个可怕的秘密牵涉到一本书和一位你不认识的人。
"如果父亲真写了这封信，海恩斯是正确的，我的确从没了解过他。
书名页和后一页牢固地粘合在一起，当我把书名页剥下约一英寸大小的一个三角形时，它的表层开始脱落。
我差不多几乎要绝望时，书名页又露了出来，我揭出了第一个单词"land"。
我继续揭出了"foundland"，直到黑粗体字"records"的最后一个字母"s"出现。
紧接着是这个词的小写字母"d-r-o-c-e"。
我停下来，知道如果我怀疑没错，下面就会在页面上出现一个下缺口。
这上面本来应该是字母"R"。
但是大写的黑粗体字"R"赫然在目。
"F"、"C"、"E"一个都没缺，在这一页下面一点的"笔记"和"三个"两词也还在。
我在我那本《纽芬兰史》上确定，书上其他地方没有这些词。
这些字母和单词不是从我父亲的《纽芬兰史》书里剪切下来，是从别人的书上来的，剪的人大概不是我父亲，是另有其人。
菲尔丁的日记1936年4月19日亲爱的斯莫尔伍德：我滴酒不沾，受尽煎熬。
白天如此，晚上更糟。
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疲倦常常使我寸步难移，夜不成寐，心中疑惑自己以后还能不能睡去。
我只能对那些嗜睡出了名的人望洋兴叹。
使徒在耶稣受难前打瞌睡，还有瑞普·凡·温克尔　。
我告诉自己如果必须睡觉，我可以出去买一些睡眠回来。
因为我已经存起购买晚上睡眠的钱-一瓶威士忌的酒钱。
我把它放在罐头里并用绳子紧紧箍住罐头盖。
我并不计划把这钱花掉，但自己必须知道只要我愿意，就可以去这么做。
就算是在凌晨三点我也有地方可去，是以前常去的地方。
"啪，啪，啪"，我用手杖敲着窗户。
"菲尔丁小姐，是你吗？"一个盼望我扰他清梦的人爬下床放我进去。
"今晚写到这么晚啊。
"他边说边把钱递到我手上。
我怀念在夜里心中怀着目的地漫步在大街上。
周围的每一幢屋子都沉浸在黑暗中。
我为那一段长路走回家而欢欣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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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2)
在一切顺利的日子里，我白天睡觉，日落时起来。
夏夜写到深夜12点，而冬夜持续到凌晨3点，然后熬夜等候日出。
所以对我来说似乎总是黑夜。
我望着外面沃特大街上成排的房子、戏院还有商店，停在车道上的汽车-一切的存在这么多年以来都这样被定格；夜幕降临的时候不会有任何改变。
现在，在晚上我还是会去散步，甚至比过去更加频繁，但是其中的缘由已经不一样了。
我不能忍受跟以前喝酒时一样无所事事地坐着。
我在屋里徘徊，看书，抽烟，直到自己忍无可忍，然后出门去。
我穿过小时候长大的街坊区，经过以前属于父亲的房子，走过我上学的斯宾塞中学，还经过纽芬兰旅馆。
霍普·辛普森一家在那里拥有三个套间，口里却还说着"狭窄不堪"。
我走过寂寥弥漫的屋子，路过百年老屋-立法院。
房子外面看起来与代议制委员会没来之前一模一样。
这古老的殖民地大楼却比两年前陈旧了许多。
我爬上台阶坐在柱子间。
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在夜晚的这个时候，感觉一切依旧属于我。
我现在在岛屿东部的边缘上；在这个与剩余部分只有一条狭窄陆地相连的半岛上。
当一个潮水涌来陆地便淹没了。
我从来没有穿越这个岛屿，离开纽芬兰的时候也只是乘船从圣约翰斯出发。
我坐在台阶上常常想着那些无人居住的中心地区。
那里没有马路也没有铁路穿过，那里的湖泊没有人在上面划过独木舟，或者甚至没有人靠近它几英里远的地方。
也是在那个中心地区，1822年的时候威廉·考玛克和一个叫希尔维斯特的密克麦克人一起走过，仅仅是为了证明可以这么做。
等到了某一处我便转身回家了。
从我的太平楼梯望出去，可以看见出航经过峡湾时，在树与树之间透出的渔船上的灯火。
如果风迎面刮来，你还可以听到马达的响声。
当我的灯火熄灭的时候，巴特里的房子里灯点起来了。
他们的生活刚好与我相反。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一天开始，日落的时候一天也结束。
其实是太阳升起来之前一天就开始了。
现在他们在海面上，在1000英尺的鱼线上的100只鱼钩上下好诱饵用双手放出去然后拉回来，等着吃底泥里长大的鳕鱼。
几乎没有人买得起他们的鱼，但他们还是照样捕捉自己吃。
他们开始热闹了，而我放下了我的帘子，躺在床上企求能睡上一觉。
那个装着早已超过一个晚上睡眠价钱的罐子放在我看不见的壁橱后面。
如果无眠的晚上永远没有尽头，结果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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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山羊怀特威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众人皆知，即使在荒唐可笑，缺乏公正的交易中，纽芬兰也能胜过一筹，但有时候，它也会被人占便宜。
在纽芬兰的历史上，没有哪个名字像威廉·怀特威那样更与"山羊"　同义的了。
1878年，英国人用封给他最低级圣迈克尔和圣乔治爵士的方式，响应了他关于建一条横跨全岛的铁路的请求，但他宣称自己将坚持拥有铁路。
自此以后，在纽芬兰，谁要是被人蒙骗了，人们就说他被"怀特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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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钟人(1)
菲尔丁是对的，眼下纽芬兰人尽做咄咄怪事。
与许多纽芬兰人一样，我也想建功立业，虽然除了我自己，人人都明白我的事业注定失败，但是一种凄苦无助的绝望反而激发了我体内虚妄的乐观。
我相信，只属于我而不属于纽芬兰其他任何一个人的飞黄腾达即将来到，那种感觉就像在纽约饿了许多天后感受到的欢欣鼓舞，或者在博纳维斯塔快要被冻死时那股流过心尖的暖暖睡意。
全国上下到处充斥着一贫如洗的发明家，以及寻求这样或那样资助的企业家。
我深信他们的存在不断地削弱我的可信性。
如果投资者把我当成又一个像沙滩上的小海鱼一样不断增加的想入非非的人，我又怎样才能获得资助实现我的宏图大业？在我所有的宏图大业中，有一项是编辑名为《纽芬兰大全》的百科全书。
成千上万的复印件像鳕鱼一样堆积在码头区的某个仓库，却没人出得起钱购买。
我找到一个名为"VONF（Voice of Newfoundland）"-即"纽芬兰之音"广播台的经理，绘声绘色地跟他描述了一个叫"撞钟人"的15分钟长的节目。
这是一档关于当地历史和逸事的节目，里面凝聚了我几年来投入在那本未曾出售、未经阅读、无人听闻的百科全书上的心血。
1937年的10月，我开始以撞钟人的身份为纽芬兰人民广播。
节目在周一到周五每晚的6点45分到7点时段里播出。
我声称节目的宗旨是为了让纽芬兰更好地为纽芬兰人所认识。
当节目火起来的时候，我比任何人都吃惊不已。
"撞钟人"在六声船钟声中开始，又在六声船钟声中结束。
"当，当，当，当，当，当，这里是由'调频欧里尔'为您奉献的'撞钟人'节目。
我们的节目致力于让纽芬兰人更好地认识纽芬兰。
"在每段调频欧里尔有限公司制作或发布的商业广告前后，都有一响钟声。
这家公司赞助了这个节目，并支付我每周15元作为主持费。
我终于有了份体面的工资，并为克拉拉和孩子们买了一座房子。
起初我搜刮《纽芬兰大全》仅仅为了寻求话题。
我细数那些在海外扬名立万的纽芬兰人-布里奇爵士是唯一一位成为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司令的纽芬兰人；约翰·穆里·安德森继承了弗洛·则富德，成为则富德时事讽刺剧的制片人。
我述说那些不幸、海难、战争、战争英雄，还有纽芬兰的发明家。
比如那位发明了一项能改变鱼雷方向的设备的纽芬兰人，又比如另外一位对防毒面具作出重要改进的人。
之后我减轻了自己的工作量，请读者撰写一部分节目，也就是说在广播中阅读在我鼓励下读者寄来的他们的故事，那些展现了"纽芬兰人民的勇敢、勤劳、敏锐、强壮、骄傲、智慧与成功"的故事。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我说，"认为纽芬兰人不怎么样。
我努力想表明，每一次纽芬兰人获得合适的机会，他们都能成功。
请把您的故事寄给我；把您的诗歌寄给我；把您的家庭治疗方法和您的秘方寄给我。
"我允诺一旦他们的文章被录用，在广播中播出，他们将会获得一块免费的棕榄皂。
为打发节目时间，每次节目，我都宣布作为"撞钟人"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广播了多长时间。
"现在为止，我已经为您播送了7345分钟。
"我说，"已经说了700497个词了。
"菲尔日志1940年12月3日"当，当，当，当，当，当。
""这里是由调频欧里尔为您奉献的'撞钟人'节目。
我们的节目致力于让纽芬兰人更好地认识纽芬兰。
我是撞钟人，乔·斯莫尔伍德。
"各位纽芬兰人，晚上好。
今天晚上的趣事是一位叫菲尔丁的小姐为我们送上的。
我在这里将一字不落地朗读这封令人陶醉的信：'亲爱的撞钟人：我注意到世界上有许多的书-我正致力于找出数目，调查结束时我会通知您-没有提到任何纽芬兰制造的物品。
'当。
"给您的宠物喂宠物奶。
宠物奶是由纽芬兰制造，因此比世界上任何一种宠物奶更好。
当。
"菲尔丁小姐进一步写道：'我手头有几本这样的书，包括《智利燕雀导读》。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其中居然没有纽芬兰一词，我已经写信给出版商要求解释。
"撞钟人说：'加油啊，菲尔丁小姐。
'这正是我希望这个节目在纽芬兰激发的一种骄傲。
为什么面对这样的遭遇我们要忍气吞声？书上应该提到我们，就像提起其他人一样。
设想一下，哪本书里会没提到冰岛制造的东西。
"纽芬兰人啊，把您的秘方，您的格言，还有您的民风民俗寄给我。
现在，在整个纽芬兰所有的旧方式正在渐渐消亡。
举例说，如果纽芬兰失去了用猎枪把圣诞布丁从罐子里一枪打出来的传统，我可不愿意和这样的纽芬兰扯上关系。
"买棕榄皂吧。
虽然并不是在纽芬兰制造的，但是这里的棕榄皂闻起来比其他任何地方的都要舒服。


撞钟人(2)
而且清洗皮肤也更有效。
我自己发现这一点千真万确。
"我非常荣幸地宣布，每天痴迷于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中有身份很高的名流渥文总督。
他在信中说：'亲爱的撞钟人：祝贺您精彩的节目获得成功。
每天，我和夫人从街上邀请别人来政府大楼，坐在小收音机旁听您的节目。
每天六点半，我的夫人走到私家车道的尽头，向过路的人招手，用她现已熟悉的问候语招呼着："一个来，全都来，撞钟人的节目一刻钟后马上来！"片刻后您开始广播。
她提着裙子跑回家，后面跟着一大群兴奋的市民。
多么快乐的时光！我和夫人聆听您的节目。
我们的客人很有礼貌。
他们大口大口把茶喝得一滴不剩，吃光放在面前的每一粒饼干屑。
他们极其专心，唯恐怠慢了我们的盛情。
他们过于无私，都忘记了听您的节目。
有时候我们只能听见到您的声音，而听不清您的话，因为大声地咀嚼和啧啧的吃声混成一片，任凭我们怎么劝说不要在意我们，要他们做想做的事，都无补于事。
这让我们失望不已。
我们知道他们多么渴求知识。
'当，当，当，当，当，当"喔，先生们，女士们，该跟你们说再见了，我们明天见。
我是撞钟人。
调频欧里尔有限公司在桅杆顶跟您说再见。
"坐在圣约翰斯播音室的麦克风前，我记起与安德鲁斯一起乘船沿南海岸航行的旅程，记起此后在冰封的西南海岸跋涉的情景，还有在那里遇见的人们。
撇开他们的收音机不谈，他们的生活与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居住在此处的人没什么区别。
至此我仍没有见过纽芬兰大部分地方-北部的半岛，博纳维斯塔再过去的东部沿海，以及拉布拉多的沿海和内陆。
照片刊登在《还乡人》上的失踪的那些纽芬兰人生于这样的地方，但又与这样的地方彻底决裂，永不回头。
坐在麦克风前，我知道在一些我从未去过，只熟知其名但今生无缘造访的地方，人们在听我的节目。
这种感觉是多么奇怪啊！那里的人们所熟识的是我的声音而不是我的面孔，把我看做是撞钟人-一个像圣诞老人一般的虚构人物，而不是乔·斯莫尔伍德。
刚开始播音那会儿，我必须抑制住为让听众听见我的话而高声呼喊的欲望，仿佛我认为自己是通过扬声器在跟全国人民做演讲一般。
第一次播音时，我听上去像是在颁布一个因为潮汐即将到来而要求内迁的全国性命令。
没有任何事物能比大海更让你如此与世隔绝。
倘若一个民族的周围是无边的荒原，他们至少仍然可以想象，有朝一日荒原被清除，被人占领。
我至少每周5天，每天15分钟希望听众们有可能暂时放弃不相信外面还存在一个世界的想法。
那些从模糊的地方而来，一个月一次驶进海湾的供给船并没改变他们的想法，还有那些出现在地平线上，像海市蜃楼般的大船，还有能看见海鸥般大小的身形，却听不见声音的飞机也没能使他们放弃他们的观念。
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对家庭生活的恐惧，旅行就是为了逃避，逃避墨守成规循环往复的家庭生活，逃避至少对我来说失去自我以及随之而来的被纳入和沉沦在家庭这一集体存在的感觉。
我为撞钟人搜集资料的旅行考察远远多过实际需要。
但这是我远离家庭，远离克拉拉和孩子的最新理由。
对他们来说，我确确实实只是个撞钟人，高高在上，游离在外，不可企及。
我驾着二手道奇轿车去往一切能去的独立岛屿。
这辆车除我之外无人能驾驭。
比起我的新房子，它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家。
我在里面吃，在里面睡，日落时将它停泊在不知名的蛮荒地的路边。
我假装对虹彩陶兴趣盎然，沿着海湾一路航行一路搜集询问，检查那些摆设瓷器柜里的藏品。
只有在极少的时候，我才会质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或者停下来想象一下自己已经变成怎样一个怪人了。
可是，只要夜幕降临，不住在家里，不呆在家里比什么都好。
我这个曾经思乡的离乡者，现在成了流浪成癖的爱国者。
常常黄昏时在离家100英里开外，我将船停在某个海岬上，面朝大海，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欣赏着日落。
大海可诱你安于天命，也能让你雄心勃勃，让你永不停息，让你决心完成即便面对如海般博大永恒的事物时，也可称不朽的成就。
长久以来，我曾有这样的感受，却一直可望而不可即。
现在看来，这种感受将永远陪伴我走下去。
即使没有出行，晚上我也常常开车出去。
几小时地在城市里穿梭，或将车停在某个小山上，望着这个城市，前所未有地欣赏父亲对那个平台的钟爱。
这样的夜晚，整个岛屿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备受赞美的孤立小港。
它被海水团团围住。
在这样的地方拥有一辆汽车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荒谬可笑，只是在提醒你所受到的约束。


撞钟人(3)
我生命中第一次理解，一个人是如何被大海所吸引，对它的喜爱甚至超越了陆地，更主要的是超越了对岛屿的喜爱。
陆地是次要的，是海底的临时升高，终将有一天，海水会铺天盖地而来，将它淹没。
沿着海湾的航程上，我看见老人们侧坐在窗户上，眺望着海水。
他们与海水之间仅仅相隔一段海滩，而这段海滩的在与不在则依赖潮汐-我想我现在能理解他们了。
你可以想象，每次出海都是一段旅程的开始，尽管到不了尽头，但却并非毫无意义。
其间的意义仅仅是前进再前进。
这些老人们坐着望着海面，他们现在太老，不能去捕鱼了，甚至不敢再冒险出海，但却仍然深深地被大海吸引着。
也是在这样的夜晚，我想到了菲尔丁，她的生活比我更像一个"撞钟人"，独自一人在公寓里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我羡慕她也思念她，不知道戒了酒的她现在生活得怎样，还有戒酒以后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曾经爱过我，或者她到底有没有真正爱过我。
我记得，我父亲戒酒时，我们斯莫尔伍德全家有多紧张。
显而易见，他焦虑不安，神经高度亢奋，还把这点传染给家里每个人。
我们的身体也跟着他不停地颤抖。
最后，他喝一口酒，我们全家人好像也都喝了。
当然，这样的状态没人能坚持几年。
有时候，夜深了，我驱车前往考彻尔大街路过她的公寓，发现只有她的灯常常孤独地亮着。
我想象她在那里追求她孤寂的职业；整个城市在她脚下睡去了。
她整夜写作，坐在我看不见的地方，通宵达旦，直到峡湾的岩石间渐渐泛出第一丝蓝色才熄灯上床。
"撞钟人"立于桅顶桶内，守望前方。
除却面前浓雾，他一无所见，经年如此。
我们身处无风地带，眼前亦无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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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一帮卑躬屈膝的穷光蛋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到了1894年，纽芬兰好像吸取了教训。
从圣约翰斯城第二次被大火烧毁算起，已经过了两年了。
殖民地面临严重的经济萧条和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濒临崩溃，所有的储蓄银行统统倒闭。
换句话说，在与加拿大谈判加入联邦的问题上，纽芬兰从未有过如此有利的地位。
这句话如果根据英国外交家阿莱恩·菲茨赫伯特所发表的下列言论来理解，就不会显得那么奇怪了："与加拿大人打交道，最有利的就是在谈判时摆出一副弱小的姿态，因为当他们面对一个可怜的对手时，加拿大人变得乐于让步，几乎会同意任何条件。
"乐于让步，易于同情他人的笨蛋也好，喜欢听悲惨故事的傻瓜也罢，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一想到他们在听说有个奴颜婢膝，穷困潦倒的代表团离开纽芬兰正朝渥太华赶来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会情不自禁地可怜起这些加拿大人。
虽然纽芬兰人在1869年曾义正词严拒绝加入联邦，但他们警告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鲍厄尔，最好不要因此责怪他们，于是，总理咕哝着说加拿大决不屈尊俯就的事是……至于他后面的话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要么是"不忘积怨"，要么是"不要像纽芬兰这样的经济无底洞"。
等纽芬兰代表团倾吐完自己的悲惨故事之后，加拿大人提出了加入联邦的条件，也只有一个因为耽于同情而注定要被寡廉鲜耻的纽芬兰叫花子骗了一次又一次的民族才有可能提出这样的条件。
加拿大人情绪激动不已，再要谈判下去他们定会痛哭流涕，于是声称这是他们唯一也是最后的条件。
对他们来说，值得庆幸的是，跟他们打交道的这个民族同样具有致命的性格缺陷。
纽芬兰人又"怀特威"了一回，拔腿回家了。
由于不肯让历史按照它的自然轨迹发展，纽芬兰代表团的首领、殖民地事务大臣、爱管闲事的罗伯特·邦德爵士插足其中，以自己个人的信誉担保从英格兰签来了300万元的贷款，"拯救"了这个民族。


佩珀里尔要塞，1943年(1)
如果不是战争打响，代议制政府可能会消亡得更快。
战争期间，纽芬兰似乎受到三重占领：英国的文职官员以及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军队。
混杂的占领统治让许多纽芬兰人第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应该有人告诉你们，这个世纪是什么样子的。
"1943年秋天，我采访一个美国士兵时他这么对我说。
我心里明白，从理论上来说现在的美国比我在那里时更加强盛，但头脑中的"美国"仍旧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的样子。
美国人留给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不假思索、令人惊愕的慷慨。
自从他们加入战争后，军事基地、飞机场、马路还有干船坞，仿佛一夜之间雨后春笋般在纽芬兰大地上冒了出来。
圣约翰斯到处都是挥金如土的美国人，到处在说他们家乡的生活比纽芬兰优越多少。
圣约翰斯大街上到处晃动着各式各样男人女人的制服，令人眼花缭乱。
但它们至少提醒我们这场战争，还有我们丧失国家地位后虚无的身份。
八年了，我们仍旧处在过渡期。
似乎很难想象，吸引了如此不同的多方面力量聚集在我们国家后，我们还能侥幸生存下来。
不同国家武装力量的分支穿着各不相同-白色的、黄褐色的、绿色、深蓝色、灰色，每一种都表示穿着它们的人是外国人。
这场战争中没有纽芬兰军团，因为我们无力负担。
我们的志愿者加入了英国军团或者商船队。
他们穿着英国制服，握着英国武器。
在城里远远望去，无法将他们与英国人区分开来。
只有走近后才能看见，他们的装备或武器上有枚极小的徽章，表明他们是纽芬兰人。
我们与所有这些外国人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他们的存在让我们的国家收入增长了一倍，20000个纽芬兰失业人员重新找到了工作，但我仍旧不由自主地憎恨他们。
有时候，我无法忍受在大街上行走。
任何人，不管什么年纪，只要没穿制服，就会被认为属于遥远的无人问津的另外一个世界。
也许这可能仅仅是我的想象。
我看见美国佬冲着我战俘似的，仿佛受过集中营迫害的体形发笑。
我现在仍旧拖着这样一副皮囊。
在27年和平岁月里我一直保养得很好，现在我的体重已经出乎寻常，有120磅。
我的头发开始稀疏，我仍旧戴着眼镜。
我将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嘴上叼了根烟，小心翼翼地走在圣约翰斯街上，观察着所有强壮的士兵挽着本地姑娘在身边来来往往。
我头脑中闪过一副画面-整整这一代的纽芬兰男子陷入光棍的尴尬处境，因为美国佬抢走了他们的姑娘。
还有另一个更加私人的原因使我特别憎恨美国人的存在。
VOUS广播站（美国之声）在佩珀里尔要塞开始对圣约翰斯广播。
它不含广告，承载了所有美国最流行的联播节目。
许多节目还是第一次在纽芬兰崭露头角，还有三军广播无休无止地报道最新战况，似乎理所当然在每个人的头脑中，美国的战果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这个电台的收听率高过任何一个本地电台，也包括我的电台，所以我把它的流行看做纽芬兰的一个耻辱，也看做对我生计的一个威胁。
我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纽芬兰的"鼓吹者"。
我在广播中没有提过一个反对美国人的字眼。
除非万不得已，我压根儿不提他们。
10月份一个下雨的晚上，我开车去佩珀里尔要塞的快乐城电影院看电影。
在外面排队的时候，我注意到美国士兵可以直接进去。
"为什么所有美国佬能进去？"我大声吼道，"纽芬兰人怎么了？这是我们的国家，难道不是？"身旁的镇民认出我是"撞钟人"，有几个人还来找我要签名。
队伍前一个体形庞大，穿短夹克衫的家伙跟着喊："乔，你告诉他们。
"但当紧挨着他的一个肩头有两枚V形臂章的美国下士从他面前走过时，他就闭口不言了。
"排队等候！"我喊了一句，一步跨出队伍。
这样一来他可以看见我。
这位瘦高个下士是个满脸疙瘩的年轻小伙。
他在离门一步之遥的地方站住，最初似乎目瞪口呆。
"这地方是我们建的。
"等他回过神来这么说道。
他对我的大胆报以和蔼的轻声，接着说道，"如果没有我们就没有它。
"这时，两个戴着白色头盔的军警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
"这里有女人，浑身都湿透了。
"我说，"还有老人。
至少让他们进去。
""至少"两字泄了我的底气。
"每个人都有座位。
"其中一个军警说道。
"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我反问道。
"那我们就坐不到所有的好位子了，是不是？"那个下士说着冲我咧嘴一笑进去了。
"乔，别理他！"前面那个大个子说道。
"乔，别理他们！""忘了他们，乔！"队伍里的咕哝声此起彼伏。


佩珀里尔要塞，1943年(2)
有人窃窃私笑，又有人叫他住嘴。
一番无用的激烈诘问后，后面几个军人也进去了。
此后便没人说话。
我们服从了军人，一直在雨中等待。
那两个军警站在队伍前面聊天。
雨水啪嗒啪嗒打在他们的白色头盔上。
一股东风笔直从海面吹来，穿过海峡呼啸而来。
我告诉自己，本该挑起点事端，让某个北方佬或者军警攻击我，或朝我挥手一击。
只有当某个镇民被一个美国佬粗暴对待，或者"撞钟人"被一个块头有他两倍大，年纪比他小一半的人戏弄，这些镇民才会有所行动。
我在雨中沉思着。
一个古老而又熟悉，不过不合逻辑的感觉萦绕在我心头。
这片建立着佩珀里尔要塞和其他基地的土地租借给美国使用99年。
毫无疑问肯定是英国委员们唇枪舌剑后才从100年里减去了这一年。
不管怎样，99看上去似乎更久长-永恒，好像是对那些再也看不见第二日阳光的罪犯所判的刑罚。
即便是在因太过长寿而臭名昭著的家族里也没有一个人活到这个年纪。
要想看到美国人离去，我必须活到141岁。
美国人将在这里呆上99年。
只能等意外。
谁知道未来几十年将会怎样？也没人知道代议制政府还将持续多久？我已经42岁了。
如果我跟任何一个人大声说出我20岁时的雄心壮志，他们一定会大笑不已。
我发誓，如果景况还将这样持续下去，我将离开纽芬兰，但是又能去哪里呢？令我欣慰的是，今晚克拉拉并没和我在一起。
我不敢想象淋着雨站在她旁边会让我看起来何等狼狈？我揣测她会很羡慕地看着当地姑娘挽着美国的心上人走进电影院。
军警终于开始放纽芬兰人入场了。
我拖着脚步慢慢向前，差不多快到售票处的时候，我想到退出队伍离开以显示我的反抗，但又想到可能被人说"撞钟人"夹着尾巴像一条被鞭打的落水狗灰溜溜地走了。
忽然间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在当地的名声对美国人来说根本就是微乎其微，虽然他们也许知道我的存在，但是"撞钟人"就像是一个颇具讽刺的绰号，因为我样子跟木桶差远了。
我在售票处支付了25分的入场费。
一位戴咔叽布帽子的陆军女兵接过钱，把票递给我。
进去时里面的灯还亮着。
跟下士说的一样，大部分好位子都被美国人占了。
一小部分仍旧空着的好位置上标着"预留"。
纽芬兰人要么远远坐在两旁，要么坐在后排中间。
美国人坐下后成了个黄褐色的马蹄形。
他们都穿同样制服，仿佛灯照在他们身上似的。
纽芬兰人看上去丝毫不介意位置的安排。
佩珀里尔电影院是城里最聚人气的电影院，里面放映刚刚上映的电影。
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些电影一定要等若干年之后才有可能在圣约翰斯上映，即便能放映也只在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
门口闪闪发光的新招牌告示，今晚的电影是由贝蒂·葛瑞宝和克拉克·盖博主演的《葛瑞宝和盖博》。
空气中弥漫着一片兴奋与期待的低语声。
我有些期待，希望能看见葛瑞宝和盖博手挽手悠闲地走下电影院的过道。
我选了个靠左边走道的长毛绒红色座位。
我坐下后环顾四周。
那位下士是正确的。
这是他们的电影院，美国文化的看台，思乡者的天堂。
他们得生活在纽芬兰，但不必像纽芬兰人那样生活。
我告诉自己，因为这个恨他们很可笑。
将心比心，纽芬兰人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条件许可也一定会这样做。
现在我略略高兴了一点，开始接受周围的形势。
就在那一刹那，我听见身后一阵熟悉的步调；迈出第一条腿，然后第二条跟上，接着停下。
第一条，第二条，停下。
毫无疑问是菲尔丁。
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过她了。
我的心被揪起来，人也站了起来。
我想请她和我一起坐。
这种场合有她陪伴简直完美无瑕。
她会像一直以来对付英国人那样把美国佬贬得一文不值。
我掉过头去看她。
她并不是一个人来，是被一个美国佬扶着下台阶。
我生平第一次看见她接受别人这样的帮助：他握着她的左手，支撑着她的左手手肘。
她的右手抓着手杖。
他们经过时每一排都肃然安静，每个人都直愣愣地盯着这一幕向菲尔丁献殷勤的画面。
菲尔丁比她这位护花使者更高。
有些纽芬兰人一定是认出她来了，因为底下已经一片私语声。
菲尔丁跛得厉害，但与其说想赢取他人同情，不如说想夸大这位年轻人的殷勤。
她紧紧挽住他的手臂，仿佛一旦没有他就会摔倒在地上一样。
即便酩酊大醉，菲尔丁也从不需要别人这样搀扶走台阶。
她今天在这里这样做，却镇定自若-我猜测是不是她身体更加糟糕了。


佩珀里尔要塞，1943年(3)
起先，我以为可能是这个男人看见她走楼梯费力才上去帮忙的，还打算邀请她跟我一起坐。
他戴的不是士兵的可折叠外翻的军帽，而是军官的尖顶军帽。
我朝他的徽章瞥了一眼：两条水平黑条纹-是个上尉。
菲尔丁披着一条我从没见过的毛披肩，没穿外套。
电影院里没有外套寄放处，那么一定有人和她一起来-是他。
他一定派车去接她，或者他们可能在基地吃了晚餐再过来的。
我的手已经伸出一半，却硬生生地抽了回来。
为了掩饰，我把手放到椅背上，另一只装作掸靠垫，低下头来，佯装恼怒，又赶紧转身坐下。
我祈求菲尔丁没有发现我。
如果菲尔丁和上尉不坐在我身后就谢天谢地了。
他们保持这个样子从旁边走过，毫无疑问菲尔丁在充分利用她的跛腿。
等到达美国人的地盘时，那些士兵"刷"地从椅子跳起来，立正，敬礼，显然他们没有料到上尉会来，也可能是在向菲尔丁敬礼。
我完全可以想象，菲尔丁此刻有多心满意足。
上尉体态匀称，体格强壮，看上去三十四五左右。
他敷衍地回礼。
士兵们坐了下去。
虽然少数几个士兵和他们的情人让出离前面大约12排的中央位置，但菲尔丁和上尉在前后左右都没人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我满脸通红，耳朵发烫，相信坐在我后面的人一定会注意到我脸色的变化。
我有把握这对人-菲尔丁和上尉-不可能属于任何一种约会类型。
上尉陪伴她仅仅免得她落单，仅仅发扬军队传统的侠义风度，照顾一个因为跛腿而嫁不出去，被迫自谋生计的女人。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相遇的呢。
我观察他们。
他紧挨她，好像在向她吐露秘密。
菲尔丁开怀大笑，笑声如同少女般。
上尉也跟着笑。
我不由得注意到，自从戒酒以后，菲尔丁看上去漂亮了许多。
我仔细看着她-丰满的脸庞，又大又圆的眼睛。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她居然还化了妆，涂了唇膏，打了腮红。
有一小会儿，上尉把脸转过去时，她的眼睛羞怯地朝他瞥去，只看了一下，仿佛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对她来说至关重要。
我先前从没见过她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任何一个人，也没有见过一个人能让她这样开怀大笑。
灯灭了。
开始演奏美国国歌。
美国国旗在飘扬。
从侧影看去，上尉扶菲尔丁站起来，仿佛她真需要帮忙似的。
我回想起那天政府大楼暴动时她翻过铁栅栏的情景，心中认定菲尔丁一定策划好了一切，肯定打算写一篇美国人的报道，联系了佩珀里尔要塞的某个人。
对方不清楚她打算写什么专栏文章，被她女记者身份的新鲜感，更被她的残疾所吸引，也为让菲尔丁找到对话的路径，所以邀请她到快乐城做客，并指派一位上尉陪伴她看电影。
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这位上尉一定会对她专栏中关于他的描述目瞪口呆！等到国歌结束，所有人都坐下以后，便开始放映新闻短片。
一个声音传出来，仿佛从世界开始它就一直讲述着世界大事。
它报道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影响，用一连串镜头展现一艘美国驱逐舰。
舰上炮弹齐发，还有一些大概是敌机，机尾冒着烟俯冲到大海中。
短片里还提及珍珠港，还有罗斯福描述怎样动用他们的"正义力量"进行还击。
士兵们欢呼雀跃。
我注视着菲尔丁和上尉，每一次他指指荧幕，菲尔丁就拼命点头。
她不是对他所讲的内容真正感兴趣，就是真正希望他以为她感兴趣。
电影一定是为鼓舞美军士气而制作的。
葛瑞宝和盖博是战争情侣，她是陆军女兵，他是飞行员。
影片希望我们相信他死在敌人手上。
结局没能说服我，但仍希望就是如此，希望荧幕上的那位就是菲尔丁的上尉。
我猜测约莫再有几分钟，中场休息灯就会亮起来。
我决定去外面大堂，心中不信菲尔丁还会愿意费神去假装需要上尉帮忙走台阶。
不过她可能会起来活动一下腿脚，可能会扭过头发现我。
我走到外面的营业区，已经有人排队在买爆米花。
我点了一支烟，站在大堂玻璃门旁向外张望。
风刮得更猛，湖上的一截小树枝上覆盖着白雪，在黑夜里仍旧依稀可辨。
真是个糟糕的夜晚！我打算离开，告诉自己这样才明智，但最终还是留下来了。
我想到那一次在菲尔丁的公寓里，她坐在床边对我说："很少有人向我求婚，但总有人向我求欢。
"我又疑惑这是不是一个诱惑。
女人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永远都无法明白她们的意思？是诱惑我加入大流，成为其中一个？还是故意戏弄我来报复在纽约的那个晚上？如果我接受她的提议，倘若这能被称为提议的话，她又会怎么做呢？倒不是我本来应该接受她的提议，而没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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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珀里尔要塞，1943年(4)
难道这个美国上尉早就听说了她的这个名声？她是不是真在这方面出名？我不太常去娱乐场所，电影院也很少去。
今晚是极度的忧郁厌倦使我出了家门。
也许菲尔丁常常被人看见身边有男人作陪。
我曾很多次考虑去四处打探她的情况，但苦于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那样做我会陷入荒谬可笑的境地，或者引起某人怀疑起我的企图来。
斯莫尔伍德-一个已婚男人，一个根深蒂固的正经人-打听一个未婚女人的私生活，而关于她的某些荒唐事早已流传了许多年。
"对不起，请让一下！"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是美国南方某个地方的口音。
因为我刚好挡了门。
我一闪转身走到边上-是菲尔丁和她的上尉，他们正准备中途退场。
"哦-"菲尔丁喊道，语气里充满惊讶之意。
"哦，船长！我的船长。
"　是哪首校园诗里的句子？她似乎手足无措，我也同样窘迫不堪。
上尉的目光在我们之间来回打量。
菲尔丁伸出戴着黑手套的手。
我轻轻握了握。
"好久不见！"她说，仿佛我们这么久没见面非常出乎寻常。
她在这位上尉面前装成另外一个人或者另外一副样子，并心照不宣地请求我，甚至说是恳求我跟她合作把戏演下去。
我看了看他长夹克上的姓名牌-D．哈拉汉上尉。
不管她从事什么行当，如果为了她好而跟她合作，我注定失败。
她一定是从我眼中看出了这一点。
"这位是D．哈拉汉上尉。
"她忽然说道，"这位是乔·斯莫尔伍德，我新闻界的同事。
"我从没听她这么称呼我，而在将我介绍给一位美国士兵时却这样做。
透过她做作的样子，她所在乎的目的已然昭然若揭。
这令我怒不可遏。
我想到当我偃旗息鼓和所有纽芬兰人一起淋在雨中时，那个下士脸上的狡黠表情。
"那么你最近忙些什么啊，菲尔丁？"我问道，心里十分明白，她千方百计想的就是阻止我用她的姓氏称呼她。
我没有打算因为她手臂里挽着一位上尉就第一次称呼她"希拉"。
但他上前一步。
"我想这么称呼一位女士不太恰当。
"他说话有美国的南方口音。
我这才发现他比我猜想的更年轻，大概30岁不到。
这个年纪对于一个上尉来说非常年轻。
他的军衔和讲话方式让我糊涂起来。
"不。
"我说，"是-"菲尔丁也上前一步，倚在上尉胸前，表示出一股亲密劲，并把她的手杖插在我和他之间，用力拄着。
"新闻界每个人都叫我菲尔丁！"她说，"这是对我客气呢。
那儿的男人都互相直呼其名。
斯莫尔伍德，这位是戴维·哈拉汉上尉。
"直到他伸出手，菲尔丁才放下手杖。
我握住他的手，他也紧紧握住我的，他讲话时我都能感觉到他的脉搏。
"希望您能原谅我，斯莫尔伍德。
"他说，"我们军队里只有对下属才使用姓氏。
""下次再见，斯莫尔伍德！"菲尔丁笑着说。
等我意识到被这位上尉轻慢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门。
在外面的招牌下，他们停下脚步，上尉撑开一把雨伞。
菲尔丁挽住他伸出的胳膊，走向军官营地。
雨伞顶着风。
我转过身又点了一支烟。
菲尔丁跟谁在一起，又做了些什么？这跟我有什么相干？为什么我要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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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戈斯小子、戈斯老子与普劳斯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普劳斯的《纽芬兰史》于1895年出版了。
这本书摆在桌上，在我们写作时激励我们去反驳，去争辩，用类似的更正去保持我们对这本书的兴趣。
"D．W．普劳斯，Q．C．　"，这人排场不小，姓的前后都有一对首字母。
前言是埃德蒙·戈斯　写的。
我的姓名不需要用首字母，我的《纽芬兰史》也不需要埃德蒙·戈斯的前言以及他对一个地方的深情追忆，这地方他一生中从没亲眼看过。
在两页的前言中，他用在胡瓜鱼身上的笔墨要比用在普劳斯身上更多。
他声称自己与纽芬兰有一种"固有的家庭亲情关系"，也就是说，他父亲在这儿过了8年，提着一个装甲虫的瓶子到处跑，到处捉昆虫，设法摆出一副"昆虫学家"的样子，要是换成别人，这样子足以作为癫狂的证明。
戈斯在德文郡的住处塞满了他从纽芬兰弄来的昆虫，有腌制的，有经过防腐处理的，我们应当为之而着迷。
假如那些昆虫袭击了戈斯，就像6个月前它们的同类在我冒险外出时袭击我那样，那他或许不会认为它们是那么的迷人了。
也许，老戈斯的儿子们之所以没有造访纽芬兰，是因为读了理查德·怀特伯恩爵士在《论纽芬兰岛》的这段描写："那些飞虫似乎对所有来到纽芬兰的懒惰者具有莫大的威力和权威；它们具有特殊的功能，只要发现有谁躺在地上偷懒，或在林子里睡觉，它们就立刻盯上他们，比任何抓债务人的警察都要来得神速。"不过，不要担心。
时下正值11月，即使是最顽固的蚊虫也会躲进只有它在冬天躲进的鬼地方去的。
我们应当觉得自己与戈斯之间存在着一种家庭的亲情关系，或者承认他与纽芬兰有这样的关系，因为在他童年时期，每年都有一桶桶的胡瓜鱼从卡伯尼尔送到他们在德文郡的家。
等胡瓜鱼死了，或者放进衬衫不再活蹦乱跳，不再吓得人手舞足蹈，让不那么书呆子气的兄弟姐妹们觉得好笑的话，此时再勇敢地谈论它们，那是件很容易的事情。
我们应当对戈斯表示同情，他父亲没有活到能看见普劳斯劳动果实的时候。
安息吧，菲利普·亨利·戈斯。
倘若你不幸在呜呼之前因为你儿子与此书作者之间溜须拍马式的友情而迫不得已读到这本可憎的史书，那你在弥留的日子里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样的痛苦折磨？这本可憎的书啊！要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不知道它的存在，当毁灭最终降临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比期待中的更加愉快。
随着我们这本《纽芬兰史》的出版，所有关于他那本书的记忆将从读者的头脑中抹掉，但这没多少安慰。
在我的心中，那本书的记忆抹不掉，不，永远抹不掉，除非上天给予的是健忘！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1)
接下去的几个礼拜，我每天阅读菲尔丁的专栏，期待能发现对此次"约会"充满讽刺的报道，或者是对美国佬的嘲弄。
在我眼中，这些家伙迫切需要嘲弄，但她却毫无响动。
我甚至以为，自己觉察到她写作中出现的一些软化，但又否认这一切不过都是我的想象罢了。
到现在，我还不肯承认她可能恋爱了，也不考虑这些字眼。
即便承认，还可以用下述的理由去反驳，她和我一样不容易陷入情网。
我们之间曾经的关系是我们所能经历的最接近爱情的关系。
爱情并不是与生俱来，生命中有太多比浪漫爱情更加重要的事需要我们苦心经营。
正是因为我们在这件事上意见一致，我们才无法承受陪伴在彼此身边。
我明智地结了婚，而她明智地保持未婚。
对我来说，依旧重要的是我心里明白这事，而且有时仍能遇见这个与我有同样灵魂的异性。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菲尔丁仍然是菲尔丁。
在现实的菲尔丁的生活里，哈拉汉上尉无处容身。
所以三个月后，也就是一月中旬所发生的事起先几乎让我备感欣慰。
一天，我走在街上，碰到了《每晚快报》的一位熟人。
我们聊了一会儿，准备道别。
"哦，顺便说一声，"他冲我喊，"你有没有听说菲尔丁的事？""没有。"我语气尽量放得平常些。
"她怎么啦？"他把手放到嘴上，头往后一扬，做了个喝酒的姿势，接着摇摇头，咧嘴一笑走了。
菲尔丁又开始喝酒了-怎么回事？-快七年了。
自从佩珀里尔那个晚上，我一直没见过她。
那时，她没有任何故态复萌的征兆。
我直奔她的公寓。
我没开车，到公寓的距离还没车离我远。
我心中担心，那个哈拉汉对她来说太过重要，与她这次重握酒杯有关系。
是他抛弃了她？还是他阵亡了？后一个可能性让人无法接受。
倘若情人在一起日子不长，还没发现对方的缺点，那么她以后将永远把他理想化。
我爬上楼梯，走过弥漫着白菜味的黑暗走廊，进到她的房间。
我可以理解，她喝酒的时候，把钱都花在了威士忌上，所以只好住在这样的地方。
但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戒酒七年她仍旧住在这里。
门上贴了张便条，上面有菲尔丁几乎无法辨认的潦草字迹："肖特：我去新闻俱乐部了。
不到万不得已，别打扰我。
告诉哈灵顿，让他从文档中抽一篇刊登。
菲。
"肖特是印刷商的学徒，每天来取她的稿件，省去她来回《每晚快报》的路。
《每晚快报》的文档是她写好的专栏集，用在她病情严重或没心情写作时救急。
我几乎一路跑下山，钻进汽车，赶去新闻俱乐部。
那儿是圣约翰斯记者们下班后聚集的地方。
据我所知，菲尔丁并不是常客。
我也不大去。
现在是下午三点。
新闻俱乐部位于一幢办公大楼的地下室，可以由达克沃斯街和沃特街之间的一条小巷进去。
下了两段陡直的楼梯后，我推门进去。
里面照明的只有门口内侧的一个壁炉，以及远处的墙壁上一个与地面齐平的窗户。
整个地方黑咕隆咚，刚开始我什么都看不清，只能站在那里等眼睛适应。
她似乎用力喊了好几遍我的名字，我还是听不见。
我朝她声音的方向看去，发现她在一个由洗手间墙体和大衣寄放处形成的凹室里，坐在一把有点像教堂长椅的椅子上，身体一侧倚在桌子上，那只病腿完全伸展着，左手上厚厚地包着白纱布绷带。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摔了。
"她回答。
她的桌上放着两杯满满的威士忌。
"我自己带了酒来喝。
"她边说边拍拍运动上衣。
我听到里面"当"的一声金属声，猜测一定是她的扁瓶。
"你可别告诉他。
"她说着朝吧台方向抬起头。
她在瞒着他喝自己带的酒。
那个人我碰巧认识，所以他对我点点头，看上去似乎因为我这个后援的到来显得非常高兴。
"您喝点什么，斯莫尔伍德先生？"他询问道。
"就要-一杯姜汁啤酒。
"我说着坐在菲尔丁对面。
我们是唯一的顾客。
这个地方令我压抑。
冬天下午光线不足时酒吧里的情景和感觉我再熟悉不过。
从小我就忘不了。
那时的星期六，我母亲总派我去找父亲，把他从他的某个"基地"拖回家。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她问。
"是你！"我说。
她把烟放进烟灰缸，拿起威士忌呷了一口，接着放下酒杯拿起香烟。
"这是我用一只手能做的最令我满意的事了。
"她说，"谁告诉你我在这里？哈灵顿？"我一言不发。
"我猜，"她说，"那你是今晚铠甲照人的骑士了。
""你都已经戒了。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2)
"我说，"为什么又喝上了？""忽然间每个人都关心起我来了。
""喝了多久了？"我问道。
"我想两个礼拜吧。
"她说，"两个礼拜一个字都没写。
难道你不觉得说话更有意思吗？你来的时候我正在自言自语呢。
"服务生给我端来啤酒。
他看看菲尔丁，又意味深长地看看我。
"你让他为难了吧，有没有？"我等他走开后说道。
"他早就得出结论，把一个瘸腿断手的女人推出酒吧一定会让人耻笑。
"她伸出那条腿，摇来摆去地侍弄那只崭新的矫形厚跟鞋。
"本来说它能让我少瘸点。
我想这就是我摔倒的原因。
"她轻轻摸摸放在身旁长椅上的手杖，似乎要它放心，它永远不会被这只新鞋取代。
"发生什么事了，菲尔丁？"我问。
她耸耸肩。
"七年了。
"我说，"一定有事发生。
是那个哈拉汉上尉吗？"我等着被她轻口薄舌一番。
"你们在电影院见面那个晚上以后，"她说，"我一直没见过哈拉汉上尉。
我们只认识3天。
""可你看上去似乎跟他很熟。
"我说。
她摇摇头，说道："我跟他不熟，一点都不熟。
""所以你无端端地又开始喝酒？"我说。
"我戒酒也没什么特别原因。
"她说，"我戒酒了。
我又开始喝酒了。
就这么简单。
一切都那么简单，斯莫尔伍德。
所有的事看上去怎样就是怎样。
没惊奇也没失望。
到目前，生活都在我预料之中。
""我想你该回家了，菲尔丁。
"我说，"你才开始喝酒两个礼拜，再戒掉并不难。
不会有以前那么难，也不会比你再喝上一年后再戒掉难。
"她拿起其中一杯酒一饮而尽。
"我本来就应该呆在家里。
"她说，"但是这些天我无法忍受一个人呆着。
""我跟你一起回去。
"我说。
她抬抬眉毛，把手放在连衣裙领口上。
"我的意思是送你回家。
"我继续道，"还可以听你说会儿话。
""可能我应该趁《每晚快报》那几个小伙子还没出现之前离开这里。
"她说，"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欺负一个瘸腿姑娘。
碰巧我又口袋空空。
你知道，大家都以为我因为瘸腿而手头拮据。
""是的，我知道。
"我压低声音边说边站起来，"很少有人向你求婚，但总有人向你求欢。
""我还常常很乐意呢。
"她说。
"你喝醉了。
"我说。
"可能吧。
"她说，"毕竟很久不喝，生疏了呢。
"她一口气喝下剩余的酒，又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些钱放在桌上，拿起长椅上的手杖。
我也留了些钱。
"你的手提包呢？"我问。
"斯莫尔伍德，你的意思是说，这么久你都没注意到我没带手提包啊？"她笑起来，慢慢地从桌子后面挪出来，站起来，闭着眼睛摇摇晃晃。
我赶忙扶住她的胳膊。
"我们出去了。
"我说，"到底有没有手提包？""你的姜汁啤酒一口都没喝过呢。
"她说。
"走吧！"我边说，边跟那位睡眼蒙眬而又满怀感激的酒吧招待挥挥手。
到了外面，我们俩几乎无法一起爬楼梯。
菲尔丁不一会儿便要停下来倚着扶手休息。
她敞着大衣，扎着绷带的手按在胸口，呼哧呼哧地吐着白气，闭着眼睛看上去好像随时准备跌下去。
"加油！"我说，"我的车就停在台阶顶上。
"好不容易到了我的车上，菲尔丁也略微缓过劲来。
她歇了口气，笑着放松地闭上了眼睛，仿佛我们找了个地方躲避倾盆大雨似的。
我开车把她送回公寓，扶她上了楼。
房门并没有上锁。
"你在这里等一下。
"她说，"我有一些东西要收起来。
"说完她关上门。
我听见她在里面慢慢地走动，手杖在硬木地板上发出"笃笃"的响声。
我听见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一定是衣橱的门，还有抽屉抽动的声音，接着又是一阵地板声。
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后，突然传出"当啷"一声，是她的手杖重重地摔在地板上。
随着一声巨响，似乎有东西打翻了。
我火速推开门进去，只见菲尔丁手上还握着手杖，四脚朝天躺在地板上，胸部不停地起伏。
她身旁是一把已经歪倒在地的厨房椅子。
她连声说道："我没事，我没事。
就是这条腿，还有这该死的新鞋。
什么都不新，新就新在它让你摔跤，都摔了1000次了。
"我扶她起来，跟她走到床边。
确切说是一张沙发床，被推到衣橱和浴室之间靠墙的位置上。
她顺势瘫倒在上面，把坏腿架在好腿上，用一只靴子钩住另一只，立即睡去了。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3)
手杖仿佛伴侣一般躺在她身边。
我想她可能那样穿着衣服横在毯子上睡上好多天。
"菲尔丁！"我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
她挪了挪，嘴里含糊地咕哝了几句抱怨话。
"菲尔丁！"我说，"你该脱掉外套和靴子，钻到毯子里。
"她很不耐烦，像被人从熟睡中吵醒得去做毫无意义的事。
她坐起来，敏捷地脱衣服。
这种情况下，她似乎不可思议的灵活-一条坏腿，一只坏手，又喝得不省人事，不依靠任何可以扶持的物体自己坐了起来，身体轻轻一抬，把大衣从身下抽出来，露出白色衬衫和打褶的黑色长裙。
她拉起腿去抓靴子，裙子和衬裙几乎褪到膝盖上。
我瞥见了她的吊袜腰带和大腿根。
她那条坏腿挨着墙，我能清楚看见膝盖下面，又能看到在背光处的膝盖上面。
她穿着长统尼龙丝袜，我还是只看见从脚跟到膝盖后面的那一截。
她腿上凹凸不平，好像小腿多年以前就被切除，剩下部分呈现出一块块的粉红、红色和白色。
膝盖以上部分，凹凸并没有消失，但是看上去大腿上肌肉存活得比较多。
菲尔丁敏捷地松开鞋扣。
因为一只靴子的鞋头钩住了另一只的鞋跟，她得用力猛脱靴子。
这时，她的裙子和衬裙滑落下来褪到大腿前部，我清晰地看见了另一个女人的内衣。
我以前只看过我妻子的。
最后，受到内心的责备，我把脸转过去，一直等到她脱完。
等到听到床座弹簧一阵吱嘎后，我估摸着她已经爬进毯子，我才把头扭过来。
地上一堆衣服中有她的衬衫和裙子。
她把毯子一直拉到下巴下，手臂裸露在外，闭着眼睛睡着了。
我开始想她的腿。
左腿只有右腿一半粗细，仿佛是另外一个小个子女人或者孩子的腿；又好像是一条没有随着她长大而发育的腿。
这条腿只有最上端完好无缺，没有萎缩，几乎与另外一条腿一样匀称。
她睁开眼睛，直愣愣地瞪着我，仿佛她一直在旁观察一样。
"我该走了。
"我说。
"把那把椅子扶起来，坐一会吧！"她说。
我扶正椅子，放在比原先离床更远的地方。
从我坐的地方，我可以越过她看见一扇窗户。
外面已经渐渐暗下来。
风雪正从眉脊山步步逼近，一点一点将城区和盖有黑色毡子的平顶吞噬在其中。
"朝我这边看一点都不难。
"她说，"真的不难。
大部分男人能做到，即使是在最亲密的情况下也做得到。
"我的心咚咚跳起来，想不出一句可以说的话。
"我想我这么说不太恰当。
"她说，"我醉了，你没醉。
你结婚了，我没有。
"雪花轻轻拍打窗户，屋子里更暗了。
我想象着她的腿平平地压在毯子上的样子。
那条坏腿略微有点下凹，所以你看不见上面的疤痕。
我头脑中浮现出两条完美无瑕却不配对的腿，一双完全不同，不对称，上下颠倒呈现V字型的腿。
我在它们之间？还有男人见过她这副样子吗？有的话又有多少？可能只是说说而已。
菲尔丁给自己造谣，想让每个人都去想象，去猜测。
可能这就是全部-说说而已。
有没有一个男人曾经触摸过她那条坏腿的下侧呢？她会不会想让他这么做呢？他会想这么做吗？我呢？我记起在电影和书上的一些场景里，男人多情地装作不在意一些疤痕或者生理缺陷，以此证明他们永恒的爱。
但是电影镜头总是几近完美，伤口也总是一闪而过。
我做不到，这件事我做不到！不管她躺得多么平整，也不管我的体重会让她的腿陷进床里多少分，我都做不到！我告诉自己，我做不到是因为我是有妇之夫；因为她七年后开了酒戒喝醉了，否则-"哈拉汉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
"她说，"他叫戴维。
我还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叫萨拉。
他们是我母亲跟一个叫哈拉汉的医生再婚后生的孩子。
""我记得你去纽约时没看过他们。
"我说。
"没有。
"她回答，"我本来也该去见见我母亲，也许还应该见见我继父。
但这些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
""哈拉汉听上去不像是纽约来的。
"我说。
"他17岁的时候就去弗吉尼亚读军校了。
他在佩珀里尔只逗留三天，但还是来看我了。
我听见砰砰的敲门声，一开门他就站在我面前了。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啊？"我问道。
她点了点头。
"我讲到他的时候还用了现在时，其实应该用过去时。
"看见她的眼泪从眼睑溢出，滚落到鼻翼旁，我知道她哭了。
"你确定没事吗？"讲这话的时候我一点底气都没有，但她点了点头。
我又说："我就坐在这里等你睡着，怎么样？"她还是点点头，把脸转到一边。
我一直这样坐着，直到整个屋子一片漆黑。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4)
菲尔丁闭着双眼，很明显已经睡去了，只是眼角还渗着泪水。
我很好奇她是怎么看我的。
她是不是以为我也想跟她做那事却没有勇气？她向多少人发起过这样的引诱？我看着她灰色的头发，略略带了一点黄色，但依旧那么浓密，那么充满活力。
她那被烟熏黄的手指放在床单上，绑着绷带的手温柔地躺在她身边。
她摔倒时一定没人将她扶住。
"菲尔丁！"我叫了一声。
似乎这一声完整地表达了这一位我正在看护却又不敢靠近床边的女人是做什么的，又是谁。
她的泪水还在流淌。
当她放下掩饰的那一刻，她的心释放出了汩汩的泪水，就在睡梦中将悲伤渗透出来。
我一直在那儿，直到她不再流泪。
然后我站起身。
如果我现在吻她，她将永远不会知道，但一定能从我的眼中看出些苗头，然后下次见面的时候置我于下风，所以我只能望而却步。
虽然我曾经拥有机会，但已经作出决定。
出门时，我取下她贴在门上给那个学徒的便条，然后去了《每晚快报》，把她没心情写作的消息告诉了哈灵顿。
一上车我就意识到，现在回家上床躺到克拉拉身边还为时过早。
那事完全可以在黑暗中默默做完。
要我抛弃克拉拉完全不可能；当然菲尔丁也并不希望我这么做。
这只是……近来，每当我感觉到这个世界没有我不会有任何改变时，总会想到菲尔丁。
并不是因为这样能鼓舞我，也不是她是某种结束绝望的良药，只是每每在这样的时刻，她的形象便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每每这个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小时候站在眉脊山的后平台望下去所勾勒出街道上的灯火，也不是克拉拉站在门口跟我挥手，而我在车上对她喊我离开一月或者更久的时候，孩子们或克拉拉的脸庞。
不是所有这一切，而是菲尔丁。
我想象她等在大门口，费尔德中学的大门口外，抓着门上的横木看着我走过草地与她碰面。
她身后是有坡度的城区。
陈旧的黑屋顶在雨后闪闪发亮。
在城区外，穿过峡湾就是大海。
现在看来，这一切终究不是我的命运，我也不再害怕。
我想象当时时值夏天，早傍晚天还没黑，我们在街上兜来兜去，跟随街上汽车路线去车库，然后离开那里，去那个有火车的地方。
火车本来早该开出，现在却仍伏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一起上了火车，在座位上安顿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离开并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心碎绝望，也没有人感觉被抛弃或者背叛。
我们永远不再回来，我们的旅程也没有尽头。
菲尔丁的母亲丢下了丈夫和孩子，但我能抛下妻子和孩子吗？这个女人把我变成了怎样的一个傻瓜！即使她同意了，我也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的话，那么我的一切都会毁掉，因为在圣约翰斯没有一个抛妻弃子的人获得选举成功，也不会获得骄人的成就。
跟菲尔丁一起生活能补偿这一切吗？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青春梦，不是逃避我的生活，而是逃避生活本身的幻想。
她同母异父的弟弟死了，我为她感到难过，仅此而已。
我没有回去找她，而是去了广播台，但手头几乎什么准备都没有。
到的时候刚好赶得及上节目。
广播台经理正在那里不知所措。
如果我不能及时到达的话，应该提前几小时通知他。
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样做完这15分钟节目的。
先打钟，又感觉每次广告前后拉一下绳索非常可笑，但这是我的工作，这才是我-一个为住在大海环绕独立小港上的那些与世隔绝的听众朗读牙膏和宠物奶广告的人，而不是一个在冬日下午向女人求爱的人。
这可能算得上我做过的最枯燥最马虎的一期《撞钟人》，节目一完我就立即拍屁股走人。
现在外面已经全黑了。
圣约翰斯隆冬早傍晚的黑暗。
我在纽约的第一个冬天似乎从来没有经历过天黑，而等到第二个冬天的时候，我早已改变了对黑暗的概念。
五年后我回到纽芬兰的第一个冬天，简直不敢相信以前这里的天是如此的黑。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份黑暗就像是无处不在的风。
风来了，自我驱策穿越海洋，带着毁灭的任务，然而我们并不是其主要目标。
我们只是在大海中央挡了它的去路，成为它在东半球和西半球之间消磨时光时所要清除的对象。
她引诱我的时候似乎在说，如果我拒绝她，就是因为她的那条腿。
"朝我这边看一点都不难。
真的不难。
大部分男人能做到，即使在最亲密的情况下也做得到。
"既然是大部分男人，那么大概还有一些男人尝试过却没有成功。
她的意思是为了她自己好还是为了我好？你所要拒绝的不是我，而恰恰是我的腿。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我不会责怪你。
好像她知道我想做那事，而她的腿让我踌躇起来。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5)
也许她自己也几乎不知道她说过一些什么话，因为她烂醉如泥的程度超过以往所有时候。
她在为失去哈拉汉悲伤不已。
弗吉尼亚-新大陆上的第一块殖民地。
詹姆斯敦-美国的诞生地。
在卡伯特舷炮齐射，攻打纽芬兰120年后的今天，我们纽芬兰人面临的依旧是要到那些地方开始新的生活。
菲尔丁的这位卓尔不凡的同母异父兄弟。
我记得他来自快乐城，但不属于锋芒毕露的类型，几乎是骑士精神和温文儒雅的翻版。
他的声音慢条斯理。
这位30岁不到的上尉毫无疑问是某个以马术出名的军事学校的优秀毕业生。
我打电话告诉克拉拉，我要工作得很晚。
她早就习惯接到这样的电话。
我不能回家，只好没有目的地在街上兜圈，或者不能说完全没有目的，因为我发现自己不断从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靠近菲尔丁的公寓。
有时候，我抬头看看她的灯是否还亮着，有时候忍住不去看，为的只是证明自己能这样做。
她的屋子一直沉寂在黑暗中。
她一定是睡着了。
从我离开她到现在才过了几个小时。
除了酒醉之外她一定精疲力竭，也许她会这样睡上几天。
我绕着城开车，又在各个停车场停车，心中默默地坐着思索着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她还会记得曾经这样引诱过我吗？她会装作忘记这件事情吗？我们俩会不会默契地当此事没有发生过？大约10点，我确信自己很快就会回家，又一次把车开到她的公寓附近，却发现她的灯是亮的。
她非但没有睡上几天，而且现在就起来了。
可能在工作吧，几个礼拜以来第一次工作。
尽管遭到我的拒绝，可她还是振作起来，恢复了元气，在我的善意帮助下走出了悲痛。
我想着在书桌旁她潦草地写作，受伤的手正搁在大腿前部让她无法使用打字机。
她在书桌前忙于工作总比坐在这张桌前喝酒强。
我想象她一边用膝盖夹住一瓶威士忌，一边用那只好手开瓶盖。
灯又灭了。
可能她只是去了一下浴室。
我把钥匙插进点火圈，最后终于准备回家……忽然看见普劳斯从菲尔丁的公寓出来。
已经富贵荣华的普劳斯穿了一件浅褐色的大衣，边套皮手套边洋洋得意地走下台阶，手臂挥舞活像赛跑运动员。
我看见他背着我沿街走去-现在我才认出来那是他的汽车。
每次我经过的时候它都停在那里吗？不可能停这么长时间吧。
是不是我在菲尔丁家期间他就驱车来了？抑或是我在菲尔丁的公寓有多久他就停车停了多久？我本来应该看见它。
当然它在我最后一次驱车经过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停在那里了，最多20分钟。
普劳斯走到车旁，点了一支烟，又转身面向寄宿公寓，仰望着菲尔丁那扇窗户。
这景象我刚巧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现在正耷拉着脑袋躲在方向盘后面以免被发现。
菲尔丁的灯亮了又灭。
普劳斯依旧抬头看着。
灯又亮了，接着灭了。
普劳斯扔了烟，转身钻进车里开走了。
只见他加速略微过快，汽车的后部在冰雪覆盖的路面产生了一些轻微的摇晃，但又很快笔直开了出去，仿佛是菲尔丁示意他该这么做似的。
普劳斯，这个曾经威胁鞭打她，若不是安德森，第一个下手的人就是他。
在她时运不济的时候在运动场上奚落她；是他和我一起写那封刊登在所有报纸上的信；我说要掐霍普·辛普森的脖子，也是他横冲过来摁住了我。
普劳斯在菲尔丁的房间里，在菲尔丁怀里，在菲尔丁的床上。
那盏灯的一亮一灭一定是某种信号。
他们对于使用信号会有多么熟悉呢？情人们使用信号。
那是情人之间的小把戏。
现在普劳斯站在车旁，抬头望着窗户，等着菲尔丁跟他道别。
这大概是他们之间秘密的而且大概一直存在的信号。
普劳斯没有任何表示也没有挥手。
但是菲尔丁房间没有一个电灯开关位于窗户旁边，唯一一个却在门的内侧。
他知道她打信号的时候根本就看不见他。
亮，灭；亮，灭。
每次大约间隔两秒钟，将最后的吻延长了片刻。
就在那天下午，仅仅几个小时之前，菲尔丁曾经引诱我上床。
"即使是在最亲密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我想到她只是依照她的经验而谈，但没有想到是她与普劳斯之间的经验。
普劳斯跟我一样有妻有子。
菲尔丁有没有可能告诉他我曾经来过？她会不会知道我会拒绝她，引诱我只是想看看我的反映，以及我拒绝的理由？我的眼中噙满了气恼的眼泪。
是她打电话给他，还是他打电话给她？我开车经过这么多次，房间一直都沉静在黑暗中。
几个钟头！我一直以为她还像我离开时那样睡在那里：受伤的手放在毯子外面，小女孩一般大小的瘸腿搁在毯子里面，其实这段时间里她一直和他在一起。


最亲密无间的时光(6)
她打电话给普劳斯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的下午让她有了那种欲望，而普劳斯是不是成了某种替代品？这样想总比以为-亮，灭；亮，灭，晚安！亲爱的普劳斯-让我更舒服。
她睡着的时候，是我一直坐在她身边陪伴她直到天黑。
是我，不是普劳斯。
我真是愚蠢，愚蠢到家，以为自己是她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她像我珍视她一样地珍视我。
我发誓以后她在我的生命中不再有任何重要性。
背叛在我们之间竖起了一道墙壁，斩断了几十年来支撑着我的荒谬的单相思。
一旦伤痛退却，菲尔丁也将被放逐到我生命边缘的邪恶之地，那里生活着诸如普劳斯，里弗斯和海恩斯这样的人。
我希望菲尔丁不仅仅有普劳斯，还有很多男人，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信号。
我早已潸然泪下。
令她伤心痛哭的人很可能就是普劳斯，可能与普劳斯的闹翻致使她再次拿起酒杯。
我原先怎么不信他写信去《晨报》？现在令我疑惑不解的不是她写了信，而是她为什么坦白。
我现在能不能上去要她给我一个解释，然后斥责她，告诉她我是最后一个知道人人皆知的许多年的事实？不。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看见普劳斯离开，也不会知道我看见她开灭灯的时候他抬头望着窗户。
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承受再次看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才能保证对我所知道的事情缄口不言，不会脱口而出。
无论如何，仅知道将遭受的羞辱当做隐藏在心底的秘密是不够的，我必须将它隐藏在我自己也无法企及的地方。
菲尔丁的日记1942年4月22日亲爱的戴维：我在日记中写信给别人，仿佛在与他们道别，又仿佛他们就睡在我隔壁房间。
早上起来后他们将看我写的内容，我那时一定已经离开了。
然而，我一直写给他们，一篇又一篇。
于是才有了这本日记-一份长长的告别。
1923年我离开纽约回纽芬兰时，曾经去看你和萨拉最后一眼。
我站在铁栅栏边看着你和她在学校的操场上。
你拉着她的手，仿佛是我母亲告诫过你，不可以把她丢在一旁。
你们俩在一大群孩子中。
你拉着妹妹手的表情是多么苦恼！但你还是拉着她，她也愿意让你这样拉着。
她似乎受了惊吓，不知所措，似乎在期盼最近的厄运不会再次降临。
整整三个晚上，我夜不能寐，脑子里都是她的表情。
她就在那里，半实半虚，模模糊糊-我也在那里，但只是看着，偷偷地看着，暗暗地想着。
我要-参与进来是多么轻而易举！但我靠那么近是多么鲁莽又是多么愚蠢！仿佛就在昨天，你还在这里。
还记得吗？我不断看你，惊诧你居然已经长成了一个男子汉。
我在你脸上搜索我们相似的地方，搜索你像我的地方。
你只看了我一眼，就尴尬地转过脸去。
你一定觉得我很奇怪。
你在我脸上可以看出我们母亲的痕迹。
是的，你可以看出这一点，还有我看上去像你和萨拉，可我想得跟你不一样。
晚餐上你喝酒时，我观察着你。
我可以从一个人拿酒杯的方式，以及他盯着它的样子来判断他是不是一名酒徒。
我还有其他上百万的方式看出这一点。
如果你是酒徒，只要你呷上一口，我就明白了，幸好你不是。
我长长地舒了口气。
不管我们俩共享什么，至少没有共享这一点。
你一点都不了解我，否则那天你就不会喝酒，否则在我拒绝递来的酒杯时，你也不会鼓励我喝一点。
我真的差点就同意了。
这是我七年来离酒最近的时刻。
"来吧，姐姐，跟我喝一杯，就一杯。
"你说。
我知道你的言下之意-可能这是我唯一一次和你喝酒的机会，虽然这即便只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可能性，我都不愿意去想。
我不知道，如果你坚持我会怎么做，但你并没这么做。
我很欣慰你不知道这事，也很高兴，我母亲似乎除了我和父亲的存在以外什么都没对你说。
当你坚持要去参拜一下父亲的坟墓，我虽然无法接受与你一起去，但还是告诉你坟墓的位置。
我很高兴，我们在能见面的日子里见了面，而不是在我酗酒的日子里。
现在，在那么久以后，我又一次酗酒。
你本来可能不会觉得你的这位同母异父的姐姐如此散发着魅力，不会带她去看电影或者共进晚餐，或者挽着她的手一起散步。
知道你三天之后奔赴战场，我可能会喝得比平时更厉害。
天知道我会说些什么，又会做些什么。
没任何一件事能让你有适宜的心情准备去法国，而我冷静时所说的话也没有一句能有你那种心情，难道不是？你走了，我连睡觉都害怕。
在我看来，似乎我一睡着你就会陷入最危险的境地。
可我依旧睡觉，我每天就像一个昏昏欲睡的哨兵，听到响动便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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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亲密无间的时光(7)
不管是在床上还是在床下，我都计算着法国现在是几点，仿佛在用这个填补我不眠的空缺。
我坚持搞清楚法国时间。
你在海外时，我的头脑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奇怪念头。
比如你能从战场上安全归来由我决定；又比如我如果去想最糟糕的事，那么它就会发生；还有，在你上战场之前，我们见面是命中注定。
我的甜心，你没有坚持到战争结束，我很难过。
你走的时候，我抱着你，在你脸颊上亲了又亲，但现在想起来，我只抱过这么一次。
姐姐的拥抱和亲吻，姐姐的泪水。
你可以看出我的痛苦超过当时本该有的痛苦，可你猜不到其中的原因。
"再见了，姐姐！"你跟我道别。
"一切都会好的！"这句话不是说你，而是说我会很好。
我的痛苦不管怎样总会过去。
还有其他事、其他人需要你挂念-我母亲，你父亲，还有萨拉，还有战争。
你可能爱着全部我认识的人，但是你这个让我深深哀悼的男人，我却几乎一点都不了解。
我不熟悉任何一个了解你的人。
也许有一天，我会从萨拉那里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这会更加深我对你的思念。
我以为我的心碎了，也许我错了。
也许我对悲痛欲绝的感觉仍然一无所知。
我不能告诉你我有多爱你，也不能用我想要的方式告诉你我爱你。
我必须将它抑制住，否则我一定会和盘托出。
但我现在告诉你，你值得我说我爱你，戴维。
他们送来的黑边电报上最后的吊唁格言引自丁尼生的《尤利西斯》："尽管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
"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知道引用了丁尼生的诗。
你又为我留下一些什么？零星的记忆。
戴维，我认识你的时间不长。
对我来说，你的存在开始于纽约的人行道，而终止于你从法国给我写来的信，中间几乎一片空白。
尽管如此，我仍然想象，我们之间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维系着。
"我决心饮尽生命之杯。
"还有这些诗文："探寻更新的世界现在尚不太晚……我决心驶向太阳沉没之处……超越西方星斗……"这在卡伯特看来一定正是他所在做的事；但他第二次出航以后再也没回去。
我还没到那种地步。
我想只要我还能写，就永远不会那样。
即便是我喝酒时也要提笔写作。
戴维，我写这些话时你在看吗？我把这些话写在纸上的时候，你能知道我在说给你听吗？我希望能让自己相信你能听见。
我从没像现在这么希望灵魂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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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温特"里德家族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总理詹姆斯·S．温特与苏格兰裔加拿大铁路巨头罗伯特·G．里德协商了纽芬兰历史上最有争议的合同之一：1898年的铁路合同。
在依照那份众所周知的"愿打愿挨协议"规定建成了横跨全岛的铁路之后，里德打算签订更有利可图的协议，以便经营这条铁路，建设各条支线。
由于受到第一份协议的限制，里德别无选择，只得同意以下新的条件：每新修建一英里铁路，他必须接受5000英亩的公有土地；如果他想永远拥有纽芬兰的全线铁路，他必须交回这片土地的一半，以及修建这条铁路时支付给他的一部分钱；他必须接受纽芬兰电报公司、圣约翰斯干船坞、7艘蒸汽船、各类水力发电厂和火车站的所有权，最后还必须同意把沃特大街从头到尾铺上花岗石和鹅卵石。
于是，如果在谈判中纽芬兰人占了对方的便宜，或者做成了一笔特别不公平的交易，他们就会说："我们'温特'了他们，"或者是"我们把他们狠狠地'温特'了一下。"纽芬兰人更习惯于'温特'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怀特威'。
尽管他们被认为是很殷勤好客，但在他们的品质当中，在他们与外人的交往当中，有种东西会显露出来，我们暂且称之为"狡猾"吧，因此，外人最好避而远之。
尽管跟里德的这笔交易很不公平（有旁观者把它反比成曼哈顿的买卖交易），但无人知道里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蒙骗，后来人们才发现，在协商合同的过程中，作为里德律师的是财政大臣阿尔弗雷德·B．莫林，他向里德保证"纽芬兰人还嫩得很，不会骗人"，劝他应允了这笔交易。
人们还发现，纽芬兰政府一共向里德骗卖了400万英亩据他们声称属于"既非荒地、沼泽，也非不宜耕作"的土地，这明显是虚假的说法，因为在纽芬兰，那样的土地其实还不到所说的一半。
对于这样一个合同，温特找不出更好的理由，只能解释成是为了规避重大金融风险和减少公债，但公众群情激愤，于是，在一份抗议这个合同的请愿书上，默里总督收集了23000个签名，迫使莫林辞去了他在内阁的职务。
然而，伤害还是造成了，尽管在1901年罗伯特·邦德爵士执政期间，里德得到了一些救助-250万元和50年后归还铁路的许可-但是他还是形成了这样一种世界观，经常不知不觉地愤世嫉俗，1908年在蒙特利尔去世前，想到自己留给儿子的是一个雇员比纽芬兰政府的雇员还要多得多的公司，他就心力交瘁，痛苦万分。
1907年，他被封为爵士，毫无疑问，这是纽芬兰政府要求的，因为纽芬兰人认为封爵可以摆平一切。
为了安抚那些被他们"温特"了的金融家，纽芬兰人总是请求殖民地政府给他们封爵。
可丢脸的是，殖民地政府居然欣然应允。
为捡便宜"温特"得越多，顾全脸面的爵位就封得越快，张三爵士或李四爵士就越是赶紧借着夜色的掩盖潜逃去了大陆。
只有当你想象这些人全都在一条船上-拥挤在甲板上，列队站在船舷边，身穿外套大衣，头戴圆顶硬礼帽，佝腰驼背，手里攥着那张卷成筒的爵士证书，花朵一样的小胡子掩饰了他们的绝望，只有此时，你才真正开始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罪大恶极。
他们被人蒙骗，遭人愚弄，受人操纵，希望破灭了，期盼受挫折，如今他们乘着"温特号"蒸汽船驶过峡口，朝纽芬兰投来最后的一眼，然后就这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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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窗盖(1)
菲尔日志1945年4月17日乔·斯莫尔伍德又回到城区。
读者可能会疑惑，这几年他跑哪儿去了？1943年，斯莫尔伍德厌倦了“撞钟人”，厌倦了生活。
当时，代议制政府仍旧当权。
人们没理由反对，也没道理赞成。
有朋友评价：“你最近有些不正常。
”让你们明白他为何不正常，须指出他现在仅可依赖重复来表达自我。
他曾说过，英语中同义词太多，没法让他一天用完。
现在，他却开始复述自己的话。
他改写原先的广播节目，希望没人注意，可又担心无人知道他所指为何物。
他坐下以铅笔在纸上盘点。
过去六年，他说过250万个单词。
的确够多，该变变了。
播音员大部分于50余岁时步入养猪事业。
斯莫尔伍德与众不同。
他42岁便从事此行当。
他前往甘达尔，于加拿大皇家空军基地开创事业，并以其“猪肉永动”计划闻名。
依此计划，我们以餐厅泔水喂猪，猪为餐厅供肉，餐厅又可为猪供泔水。
换言之，空军将士可终年饱食同一群猪。
在甘达尔，他被封以“猪肉撞钟人”。
有作者断言，若斯莫尔伍德先生以此心致力于政治，定当获得“两项全能人士”之雅号。
此说法果然深奥，苦思若干小时我们也不解其中精妙。
1945年，还在甘达尔，我便听说英国政府宣布重新恢复纽芬兰自治。
开始，我感觉很沮丧，觉得又将回到旧体系。
那种体系下，若不是商人家庭出身，政治上便毫无升迁机会。
普劳斯当上总理的画面闪过脑海，让我妒忌与厌恶得泛起恶心。
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立即让纽芬兰独立。
与最近处理马耳他问题一样，它规定纽芬兰首先应该选举产生45位代表，以全国大会讨论和推荐未来政府形式，而后以全民公投决定最终形式。
我一下子还看不出，此种做法与1934年的允诺有何不同。
当时英国政府承诺，可以自力更生时恢复我们的独立。
对于全国大会我却欣喜万分。
我知道那些有声望的“名人”不会出头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而我正打算这么做。
我决定自己应成为其中的领头人物。
倘若无人领军，此事业会太过困难，不易成功。
远离圣约翰斯的那段日子里，我对在南海岸和西南海岸的时光思前想后，心中开始疑惑。
对居住在圣约翰斯以外的纽芬兰人来说，独立是否真是一个承受不起的奢侈？一个骄傲自大的梦想？一个无法维持的幻觉？1936年我在西南海岸组织工会时，那个累瘫在船桨上的渔民，为怕让我看到他精疲力竭而窘迫。
那些在“纽芬兰号”上捕海豹的猎人，那些幸存者。
他们生满冻疮的手脚缠满绷带，三三两两抱在一起，不为取暖，只为死时有个伴。
被人发现带回家时，他们也一直是那个样子。
那些住在铁路边狭小工棚里靠鲑鱼果腹的家庭。
我对自己决心为之奋斗的事业充满信念。
我相信，任何正直的人，如果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也会同样去做。
我又想起，理查德爵士把社会主义评价为“穷人的政治”，是唯一一条我这类人获取权力的途径。
我幻想，最终可以找到纽芬兰人能接受的社会主义—联邦中的一个国家，社会福利良好。
我将从事纽芬兰任何一个政治家从未曾涉足的事业。
我的选民不是商人，不是商人的跟屁虫，而是穷人。
他们除了人多，再没有其他优势了。
一直以来，有份植根于土地之广袤的情怀让我常有体会，却始终无法言说。
这种长久的困窘终于可以释怀了。
当然，如同十年前想凭《纽芬兰大全》一书发财一样，这些只是我在1946年的一场黄粱美梦。
我宣布支持加入加拿大联邦后不久，只能被我称为“干涉”的行动便开始了。
我尚未动一根手指，挡在我和宏伟事业之间的障碍便迎面而来。
比如说，公告宣布，全国大会的候选人必须在他所居住的选区参选。
我只能作为博纳维斯塔区的候选人参选。
这个区包括我过去两年养猪的甘达尔空军基地。
看起来似乎前景不妙。
我去那里参加竞选是为躲避普劳斯和菲尔丁。
如果留在圣约翰斯，我就必须在那里参选。
但在那片地头上，支持联邦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机会。
很难说清具体何时，麦克唐纳总督和代议制政府开始注意起了我的动向。
有些人宣称，正是因为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竞选，新的居住条例才开始强制执行。
这也是将我单独分离出，并视为支持联邦的领头人物的第一个征兆。
对于现在的时局，他们能如此超前考虑，我深表怀疑。
我认为，居住条例的意图是在让那些反对联邦的商人留在圣约翰斯。
这些商人可不希望把在独立小港地区运营的垄断利润让给加拿大人。


做天窗盖(2)
更大程度上说，他们不希望那些独立小港上的居民获得议席。
这些居民似乎更加支持联邦方案，可能成为赞成联邦的人士。
我在博纳维斯塔地区参加竞选，并以压倒性优势获胜，成为唯一一个获得全国大会席位而公开赞成联邦的人。
许多人对选举一事都一无所知。
只有五分之一的省份在全国大会上投票。
几乎无人相信可以恢复独立。
我的胜利应当归功于我作为媒体人士所聚集的人气。
即便我成功当选，人们推测我也并不能获得任何真正的政治优势—顶多当个后座议员。
如果运气好，以后能当选个立法机关成员。
全国大会于1946年9月11日在殖民大楼的下议院召开。
此前一个礼拜，我在圣约翰斯城一间出租屋里准备演说，突然接到了普劳斯打来的电话。
他说麦克唐纳总督想见见我。
开始我拒绝了这个提议。
“你还在为被拖出政府大楼的事耿耿于怀，是不是，斯莫尔伍德？”普劳斯说，“我那时也只是在做我的工作。
”“让我烦心的是雇你的那个人。
”我说。
“喂，不要不开心了，好吗？”我没吭气儿。
“我开车过来接你。
”普劳斯说。
我觉得跟他在一起一定会提及菲尔丁，只得向他保证，我会自行前去政府大楼。
其实，那里离我的住所仅有半英里，但他坚持要我坐他的车。
“我会一直在路边等你出来。
”他说，“我们不希望有任何流言蜚语。
”我不情愿，可还是答应了。
那晚八点，他把车停在我房子前，但我知道那辆车不是他自己的。
我上了车，坐在前排。
“你好啊，斯莫尔伍德！”他说着，伸出手，脸上仍是那副“难道咱俩不是一对无赖”的招牌笑容。
我草草同他握了握手。
普劳斯仍然为代议制政府工作。
英国每隔几年委派新委员到任，他却在每次变更中都能幸存下来。
现在，他在傅林委员手下当副部长。
他以既不支持联邦又不支持独立的身份参与了圣约翰斯某区的代表选举，结果失败了。
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维持现状，即继续代议制的候选人。
他在一个地区当选了文职，那儿的少数人以某种方式受雇于代议制政府。
竞选中他一直冷静又遗憾地争辩—他希望自己可以说，纽芬兰已经做好准备，恢复独立。
他希望有朝一日他能够这么说，但良心又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
整个竞选他似乎一直都在装模作样，只等失败。
他参与竞选，只为向他的雇主表忠心，也可能是在雇主命令下才参加竞选的。
他成了个辩护人，为1934年指派成立的代议制委员会的政绩诡辩。
“你什么时候开始为总督跑腿的？”我问道。
他哈哈大笑，似乎想回敬我几句。
“我为委员会工作时，常见到总督。
他觉得可以信任我。
”他说。
“不知道你用什么法骗了他，能让他这么想。
”我想这么说，但忍住了。
快到政府大楼前了，普劳斯远远把车停在杉树树冠的阴影下。
我们下了车，走到屋前台阶上。
普劳斯按响门铃。
门很快开了，一个穿制服的家伙站在那里。
那一刻，我敢肯定，他就是几年前我参加新闻招待会时的看门人。
当时我还错把他的关切当成了施恩。
“晚上好，普劳斯先生！斯莫尔伍德先生！”他带点英国口音说道。
“晚上好，罗德尼！”普劳斯说。
“先生们，请跟我来！”罗德尼说。
不论他是谁，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个管家或男仆。
我们跟着他穿过灰色入口，右转离开大堂，经过了悬空镶嵌大理石的楼梯。
楼梯上一溜儿深蓝色长条地毯，铺下来延伸到橡木地板上，再铺往屋里各处。
我们在一条像装有壁板，挂有画像的迷宫似的阴暗走廊中穿行。
最后，我终于看见前面有个房间亮着灯，烧着壁炉。
“阁下！”罗德尼冠冕堂皇地称呼道，“普劳斯先生和斯莫尔伍德先生到了。
”他仿佛在宣布来访的国家元首姓名。
我满脸通红走进房间。
还没看见总督，便听见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声音。
先是一阵引人注意，不紧不慢的响动，伴着微弱的咕哝声，还有呼气声。
一切似乎暴露出一丝不耐烦或恼怒。
仿佛乏味的职位又要逼他做件无聊的事了。
一进房间我就发现，自己正好面对面站在他前面。
普劳斯引见后，我俩握了手。
他穿成商人模样：一套深蓝色条纹西装，一条简单的红领带，里面是白衬衫。
他的体格异常庞大，不过我也仅在这一刻才看清，他究竟有多魁梧。
在此之前，我从没靠他这么近。
他前额的发际正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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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窗盖(3)
像为抵消这一点，他后脑上的头发也长得稀疏。
他眉毛又黑又粗，几乎像遮雨棚一样突出在眼睛上。
靠近鼻尖的位置挂着副厚厚的黑边双光眼镜。
伸出手跟我握的时候，他透过眼镜最上端看着我。
他示意我们坐在斜对着他的另两把椅子上。
他那把椅子上的红色长毛绒上依稀可见他重压之后的痕迹。
他坐下时，又发出与刚才一样的一阵叹息，仿佛诉说他的疲惫。
正对我头顶的是一盏带三个尖头，像捕鳕鱼用的张网器的树枝形装饰灯，三个灯泡散发出温柔的光线。
我交叉双腿坐下，帽子放在膝盖上。
虽然我感觉自己必须对手上仍拿着帽子负点儿责，但心中仍坚信，罗德尼该替我拿走它。
麦克唐纳总督没开口，只上上下下打量我。
我穿着自己仅有的一件最好的衣服，一个养了两年猪的人能穿的最好衣服。
他的表情似乎就是这个意思。
普劳斯一定跟他讲了我的很多事。
“想喝点酒吗？”他问道，仿佛早已确定我的答案是不喝。
我很想知道，这话是不是在暗指我与霍普·辛普森之间长达10年的对抗？可我知道麦克唐纳滴酒不沾。
最近，圣约翰斯怨言四起，说政府大楼的晚会上竟没一点酒让人可以浇浇愁。
“我不喝酒—滴酒不沾，阁下。
”我说，暗自思忖不知道用罗德尼的叫法称呼他合不合适。
最近我发誓彻底戒酒倒是千真万确的，不过也许坚持不了多久。
他只是抬了抬他那醒目的眉毛。
我不知道这是对我表白禁酒一事的惊讶，还是对我刚才失礼的诧异。
对我的失礼，不管他有多不情愿，都得弃之不理。
他也的确如此。
“值得称赞，值得称赞。
”他说。
我知道他与詹姆斯委员一样是威尔士人，而傅林委员同尼尔委员都是爱尔兰人。
四人均于1945年英国政府决定召开全国大会之后受命。
人们注意到，四个人中缺了英格兰人，但没人知道里面是否预示些什么。
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能博得独立小港上的居民和城市贫民的好感。
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爱尔兰和威尔士殖民者的后代。
圣约翰斯大部分的“掌权”家庭则是英格兰人的后裔。
麦克唐纳总督与霍普·辛普森一样操一口地道的英国英语，不过这并不重要。
他并不需要博取那些听他讲话的人的好感。
我知道他曾是矿工，出任过威尔士合作运动以及威尔士矿工联盟的领导，此后成为议会中的工党成员，最终当上了工党的内阁大臣。
在我看来，他身上已看不出煤矿工人或工党成员的痕迹了。
“如果想抽烟就抽吧。
”他说。
考虑到他的节制可能也会涉及香烟，我正打算拒绝，却看见他拿出了烟斗。
于是我也拿出一支烟，并让他给我点了火。
“谢谢！”我说。
他点点头，眉头却皱了起来，仿佛这声“谢谢”使他痛苦，或者他无法忍受，他得整晚装作没看见，或者不介意我社交上的笨拙。
他露出厌倦似的恼怒，隐隐让我们和他自己都感觉到，他在感叹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
他不断叹气，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用手很快地抚摩脸庞，还把头侧靠在手上。
他盯着我，仿佛长久以来他便不指望别人能理解他了。
因此，他对这个世界唯一的希望就是，人们只要按他说的去做就好了。
他的出身非但没让他同情我，反而更让他清楚地预见到相隔在我与他之间恼人的差距—在我这个社会阶层中，也有人不会在他面前表现得粗笨无礼。
也许我让他想起了他不堪回首的年轻时代。
“首先我向你保证，”他说，“我们今晚请你到这里，并不想干扰全国大会的进程，或是即将到来的全民公投。
我们的职位要求我们在此类问题上保持中立，我也相信我们应该这样做。
但跟其他人一样，对于什么才最适合纽芬兰的问题上，我们也有我们的观点。
虽然我们不方便告诉你我们的观点，但还是很想听听像你这样的人的意见。
普劳斯先生告诉我，你相信让纽芬兰加入加拿大联邦可以使人民获得最大利益。
”“是的，”我说，“我—”“我想问题是，”他说，语调里透着一个外行出于礼貌的兴趣，“怎样才能把联邦写到民众的选票上去。
”这恰巧正是他刚才保证不会去做的那类不合适的事。
对此我愤恨不已，但内心又感到一阵欣喜。
不管这事有多么不合适，他将有可能或明或暗地答应支持我。
他一定只注意到了我愤恨的神色。
他疲惫地叹口气，像是在说：“任你在房间里暴跳，我可以等。
”一个念头忽然在我心头闪过。
他可能也在计划，要像理查德爵士一样利用完我后就将我丢弃。
我犹豫是不是该婉拒他。
又想到一旦如此，他和他所听命的人将找其他人代替我（自从决定召开大会以来，已经有少数人站出来支持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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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天窗盖(4)
那一刻，我知道无论在全国大会上发生什么，加入联邦一定会在投票选项之内。
如果我现在这样离去，不仅一无所获，还会截断将来联邦获胜而给自己的好处。
麦克唐纳问我这个看似单纯的问题，实质上是在让我选择合作，还是选择结束我刚刚重新起步的政治生涯。
他问的真正问题是：“你是不是我们的人？”“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
”我说，“但我想我能说服大部分代表，让他们同意把它写在选票上。
”麦克唐纳开怀大笑。
他看着普劳斯，仿佛这次见面是他的主意。
普劳斯也冲着他眉开眼笑。
毫无疑问，把我招募进来是他的主张。
“普劳斯先生告诉我，”麦克唐纳说，“你在纽芬兰很受欢迎，尤其是在独立小港上，因为你曾经主持过一个叫“撞钟人”的节目。
”“我想除了这一点还有别的原因。
”我说。
他用力点点头，好像在说他毫不怀疑我的成就，同时又似乎对我有了好感，知道我那粗笨却还瞻前顾后的样子算不上缺陷。
我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更加明晰地表态。
我认定自己听到的只是某个计划的序曲，他将很快揭开整个计划的面纱，然后交由我去执行。
但他的心情一直没有任何变好的迹象。
我猜测是不是在他提到“联邦”这个词的时候，我脸上划过的一丝憎恨让他反感。
仿佛站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太幼稚或者口风不严，举止不得体，不能当做合伙伙伴来信任。
我想到将来他离任时，可能会让普劳斯补我的缺。
接下来的半个钟头，他问了我许多能挑起话茬的问题。
最后他说很高兴见到我，然后便叫罗德尼送我和普劳斯出门。
普劳斯送我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等他说些什么，他却只是一味冲我咧嘴笑。
现在的他已经46岁了，可笑起来还和当年承认没把我父亲的那本书给他父亲看时一模一样。
或者我一开始是这么想，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这样咧着嘴笑是觉得当场抓到了我在做坏事，他还跟别人一起，把我摁倒在了地上。
我的傲慢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见麦克唐纳时，除了事先约定好要说的话，我什么都没说。
我成了他们的人。
我想知道，长期来看这会意味着什么。
今后几个月，会不会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背后操控呢？这点几乎是肯定的，但是它甚至对我来说也是无形的。
我不需要知道我的成就曾受过他人恩惠。
对我来说不知道更好。
否则，我会觉得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有一个无形的人在为我扫清前路。
麦克唐纳要见我，无非是想掂量掂量我的分量，但似乎我也对他做了同样的事。
不过我估计，他看到我之后就知道，我无权无势，给他造不成什么麻烦，还看出我正拼死抓住这个可能成功的最后机会。
他自己已经61岁，眼下担任的是退休前的最后职位。
纽芬兰完全阻断了他成为上议院议员的道路。
这一点上，众所周知，他难逃反对工党之嫌。
我曾在某处读到过，大英帝国曾有200多幢建筑顶着政府大楼的名号。
仅制作天窗盖这项工作便进行了多年。
但时至今日已经所剩无几了。
没费口舌，我已明白自己的新任务，要么通过议会途径使加入联邦出现在选票上，要么招徕足够的支持者为加入联邦投票。
如此一来，若有必要，英国会为证明自己的正当而藐视全国大会的结果。
要协调这一点与我的道德心并不难。
我告诉自己，纽芬兰人加入联邦会引起怎样的变故，这个问题不重要。
除非获得大部分人投票支持，否则根本不可能加入联邦。
至于英国人的干涉，一旦他们摆脱我们，也就意味着我们摆脱了他们—一个彼此互利的解脱。
许多个晚上，我都兴奋得睡不着。
唯一困扰我的是，如果加入联邦能在全民公投中获胜，我会不会在干完许多跑腿的事后又被丢在一边，或是给点小恩小惠了事，就像1928年我帮理查德爵士获胜后一样。
普劳斯的参与尤其令我不安。
普劳斯当上总理，当上加拿大新成立的第十个省—纽芬兰省总理的画面噬咬着我。
普劳斯—总理。
此后不久，菲尔丁在她的专栏里写道：“斯莫尔伍德并不是真想加入联邦。
他支持联邦，是因为他知道，有他就肯定会失败。
他真是最爱国的人了。”


27 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总督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写了一首四个诗节的四行诗，配上音乐，就成了纽芬兰正式的国歌《纽芬兰颂》。
《纽芬兰颂》有6种曲调，第一个曲子是德国管乐队指挥E．R．克里普勒谱写的。
博伊尔非常讨厌克里普勒的曲子，他把版权买下来，阻止它面世。
1906年，纽芬兰人查尔斯·赫顿谱写了第二首曲子，1907年，纽芬兰人阿尔弗雷德·艾伦又写了一首。
赫顿和艾伦究竟希望实现什么目的，这一直是个谜，因为早在1904年5月20日，纽芬兰政府就已经把博伊尔的朋友，著名的英国作曲家休伯特·C．巴里谱写的曲子作为官方的乐曲。
在纽芬兰，传统的看法认为，艾伦的曲子要比其他所有乐曲更优秀，包括巴里的曲子。
但在纽芬兰这样的国度里，就像是在动画中的神话里一样，真正的国王总是背井离乡或破衣烂衫，而那个冒牌者却篡夺了王位，这是非常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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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1)
奥尔戴斯和斯夸尔斯去世了。
那时的内阁要员也都或死或退休了。
代议制之前遗留下来的著名人士反对全国大会。
他们勉强接受后，仍以为大会决定的并非我们是否独立，而仅仅是以什么形式独立。
他们想利用大会做宣传，好让他们担任总理或内阁成员。
还把加入联邦视为一个“古里古怪”的选择，以为又是一串希望借此掌权而惨淡经营的人所玩的新花样。
他们这么做丝毫没让我烦心。
我希望，等他们意识到要认真对付我时，已经晚了。
此时，理查德爵士的旧自由党硕果仅存的只有高登·布拉德利。
他是1934年保守党大获全胜时，当选的两个自由党人中的一个。
布拉德利一副哭丧脸，眼睛下面是熊猫似的黑眼圈。
他是最有希望能争取到我这边来的一个略有名望的“名人”。
他已经当选全国大会的代表。
我劝他加入领导联邦运动。
如我所料，他并不愿意。
“我告诉你怎么做，你照做就行。
”我这么对他说。
虽然我想都想不出，布拉德利领导的什么运动能成功。
布拉德利表示，只要有精力，他愿意遵照我的意思做。
他养精蓄锐的过程却总是无果而终。
布拉德利将他的萎靡归结为幼时曾患猩红热，在襁褓内裹了多日。
“他们不该把我包起来。
”他一遍遍对我说。
他似乎要我相信，人体产生精力的部分已被那段马拉松式的包裹永远扼杀了。
其实是我把他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为他写好一篇篇的演讲稿。
可他讲起来却这么无精打采，有时候连我都忍不住睡着了。
全国大会召开了。
代议政府在会议厅安装了话筒，允许整个过程向全岛广播，但狡猾地否认了其他成员的指责。
他们认为，广播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全体纽芬兰人熟悉那个声音，仿佛“撞钟人”又回来了。
大会通过一项提议，决定委派代表团去伦敦，去咨询独立后的纽芬兰能从英国获得何种援助。
麦克唐纳总督先于代表团秘密去了伦敦。
他与自治领秘书安迪森勋爵商议此事。
“只有这样，勋爵阁下才能获得确切消息。
”行动被揭发时，他这样解释。
安迪森勋爵告诉代表团，鉴于战争中大伤元气，英国再也无力支持纽芬兰。
作为独立人士及代表团团长的彼得·卡申提醒安迪森勋爵，纽芬兰一贫如洗的根本原因是帮助英国在一战中获胜。
“上帝会帮助纽芬兰。
”卡申离开时这么对他说。
“自助者天助。
”安迪森勋爵回复道。
紧接着，大会又决定委派代表团去渥太华，与加拿大就加入联邦问题进行试探。
我和布拉德利领导这个代表团，一道去的还有些非民选官员。
事情一开始便不顺利。
时值七月，渥太华热浪翻滚。
这令布拉德利想起了他被包裹在襁褓里的旧时光。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洛里埃别墅的床上，乞求我别让他出门。
我当时非常急躁。
如果我们不在渥太华做出一点事来，英国就会派其他人来取代我和布拉德利。
新来的人至少有一线希望能把加入联邦一项列入选票。
我请求布拉德利，是否可以考虑不在外衣下穿衬衣裤，或者别穿粗花呢那么容易发热的衣服。
他同意后，我陪他去了斯巴克街上的羊毛制品店，买了六条宽大的短衬裤。
在收银台付钱时，布拉德利站在我身边，对我说我们的代表团毫无用处，说加入联邦不可能列入即将到来的公投选票中。
即便列上，我们也会输。
现在该做的是，乘下一班向东的火车回国。
我丝毫不为他这番言语所动，还为他买了一套亚麻布衣服。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穿短裤，而不是粗花呢套装。
这些变化略微减轻了他的痛苦，但在渥太华他依旧无精打采，大汗淋漓。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幢有空调的房子里，我们不可思议地碰上了加拿大的代表。
这些人一开始计划就非常明确。
他们竭尽全力，帮我将联邦“出售”给纽芬兰。
接下去的三个月里，布拉德利坐在我身旁，一刻不停地抹着前额，脸上，脖子上的汗水，用力撩拨衣领，一壶又一壶地喝水。
在给国内大会的信中我写道：“布拉德利正努力给加拿大人留个好印象。
我必须承认，有他担任我们的团长，我感到非常骄傲。
”我短暂会见了自由党总理麦肯齐·金。
他告诉我，他即将退出政坛。
如果能使纽芬兰加入加拿大联邦，将是他毕生事业的顶峰。
他会因成功实现加拿大东西两面临海的预言而流芳百世。
金的继承人路易斯·圣·劳伦特也出现了。
他不断保证，只有征得纽芬兰人民同意后才能加入联邦，但也公开表示支持我的这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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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2)
“当然，你是自由党人。
”圣·劳伦特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告诉我你是自由党人。
”我向他保证，我现在是，以后永远都是自由党人。
很明显，人们头脑中的问题是，我愚笨的外表和言行下到底掩藏了多少精明与能耐。
见到过我的人，无不会对国会山里的那帮家伙皱眉。
布拉德利比来渥太华之前我想象的更重要。
他个子修长，衣着得体，既受过良好教育又精通社交礼节。
我想和他联手一定会让加拿大人以为，他们的事业落在可靠的人手上了。
国内大会上疑云重重。
他们质问为何我们在渥太华拖这么久。
通知日复一日，要求我们回国报告情况。
我们正在做的是与加拿大就加入联邦拟定一份详细草案。
我作为纽芬兰代表，拥有的权力其实不比一个普通的葡萄牙的公民多。
回国后，卡申指责我们卖国。
我反驳他，说至少我们在渥太华的所作所为比他在伦敦要强多了。
在立法院外面，他抡起拳头冲上来想揍我，被我避开了。
我抓住他两个手腕，把他推倒在地板上。
刚才他攻击我的时候，我正吸了一口烟，我们倒在地上时，我把烟喷到了他脸上，气得他死命抓住我。
几个男人好不容易才把他从我身上拖开。
菲尔日志1947年10月19日昨天的全国大会上，彼得·卡申引用了1933年纽芬兰与英国签署的一份文件中的话：“殖民地能再次自力更生之日，就是恢复其全职责任政府之时。
”根据这一点，卡申要求知道，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全国大会？现在纽芬兰已经能自力更生，为什么不恢复全职责任政府？难道这不是违反了协议规定？难道这不是背信弃义？针对这个问题，斯莫尔伍德提出下列类比。
他把英国对纽芬兰的承诺比作是一位父亲对儿子的许诺。
这位父亲答应儿子，等他长到21岁把A房子给他。
等儿子真到了21岁，父亲就说：“你可以拥有A房子。
但如果你喜欢，还可以选B房子或C房子，由你自己决定。
”斯莫尔伍德问：这里面哪有背信弃义？卡申的反驳只是基于斯莫尔伍德所做类比的略微修改，我们且称之为卡申的类比：父亲答应儿子，等到他长到21岁给他离自己房子不远街道上的A房子。
等儿子到了21岁，父亲对他说：“你可以拥有A房子，或者你可以选择离这里500英里远，你从没见过的一所房子里的一个房间。
但真的是一幢很好的房子。
我也不是说想摆脱你，毕竟这由你决定。
”很快，这场被全国大会代表称为“类比之夜”的口水战拉开了帷幕。
斯莫尔伍德又用再度修改的类比还击：茅草屋还是富丽堂皇的房子里一间富丽堂皇的房间，由你自己去选。
卡申又反驳道：自己的房子对租来的房间。
修改在不断继续。
其他代表张大嘴静静地在一旁观战，这两位辩论天才则全力以赴。
房子的类比用完了。
他们又开始用马的类比。
斯莫尔伍德：驽马对骏马。
卡申：纽芬兰矮种马对养在他人马厩中的观赏马。
几小时过去了，夜幕降临。
斯莫尔伍德吮吸柠檬防止喉炎，但他们依旧乐此不疲。
斯莫尔伍德（兴致勃勃地）：漏水的小渔船对泰坦尼克的铺位。
卡申（疲乏不堪地）：自己的小渔船对泰坦尼克的铺位。
大约午夜时分，依旧清醒的代表和收音机听众可能会注意到，斯莫尔伍德的类比越来越简明，卡申的类比却越来越冗长。
斯莫尔伍德（干净利落地）：三轮车对火车车厢。
卡申（头昏眼花地）：使用过的，但是可以独立拥有和操作，虽然可能修理过的，但仍旧可以行驶的汽车对公共汽车上最后一排位置。
后减震如果运气好，可以在最轻微的颠簸中幸存，但当然无法抵抗三至五月间纽芬兰马路上的坑洼。
斯莫尔伍德或吸烟或吮柠檬，依旧不依不饶。
最后这场“类比之夜”于凌晨三点半结束。
斯莫尔伍德（不容分说地）：汽车旅馆对洛里尔别墅的顶楼。
卡申用嘶哑的声音说了个纽芬兰旅馆的类比后，瘫倒在地板上。
斯莫尔伍德告诉正在倾听的纽芬兰人民，卡申先生屈服了。
接着，他又继续列出大约50个没有回复的类比。
那时的卡申已经无力地躺在地上了。
正如我们在先前一篇专栏中所说，斯莫尔伍德支持加入联邦仅仅是因为他相信，他的支持是对任何一项事业的死亡之吻。
也许有一天，他可能会后悔如此彻底地击败了卡申。
但现在，他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我渐渐争取了更多代表，让他们相信，该把加入联邦作为全民公投的一个选项。
虽然这样，他们中的大部分依旧反对加入联邦。
他们唯一关注的是希望通过民主途径将它摒弃。
现在，离大会最后休会期只剩下38天。


类比之夜(3)
我散布谣言，说自己几乎濒临崩溃，希望能激起新一轮火力四射的攻击，借此为自己赢得公众同情。
无论如何，他们怕的就是这一点—如果我崩溃，人们一定会把责任归咎于他们。
于是，那些独立分子让我用38天中的34天不断宣传。
他们只利用，或者说浪费了四天来公开指责代议制政府的政绩。
他们认定，代议制才是谋求独立的真正敌手。
当一项将加入联邦写入选票的决议以29票对16票被否决后，一切似乎证明他们确实正确。
我指责那29位投反对票的代表是独裁分子，他们却反驳说自己由民主选举产生，并认为投出了适当的选票。
全国大会被无限期推迟。
除我以外，许多人都以为加入联邦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生命力。
最后，不出我的预料，英国不顾大会结果，下令将加入联邦列入选票。
不过这原本也是英国的意图。
菲尔日志1948年4月25日离5月3日全民公投越来越近了。
斯莫尔伍德依然相信，自己能让对手获胜。
现在，他在公众面前打领结，穿双排扣西装，想疏远支持者，该做法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反效应。
现在，各家报纸纷纷称他为“衣着整齐”的乔·斯莫尔伍德。
联邦支持者创办了一张名为《联邦人》的报纸，独立支持者也创办了一张名为《独立者》的报纸。
斯莫尔伍德努力想使《联邦人》上的争辩减少到最低程度。
最近，《联邦人》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
画面上死神手中拿着牌子，上面写着：“为责任政府投票”，他的外衣上写满“渎职、饥饿、救济、疾病”。
斯莫尔伍德无法理解的是，《独立者》竟然用一张画着一头驴的漫画作为回应。
驴身上盖着“纽芬兰”的标记，使劲拉着装满“赋税”箱子的小车前行。
斯莫尔伍德算计着，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让纽芬兰人民愤怒。
他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骄傲，絮叨着纽芬兰比北美其他地区“落后”和“有差距”。
这招似乎奏效了。
这条消息把传递消息的人都弄糊涂了。
最近一次###上，相当多的独立人士为接近并攻击他而假扮联邦支持者。
但是，由于他的支持者的阻挠，他们眼睁睁失去这样一次机会，让他得以在一辆车顶上夸夸其谈后成功逃脱。
“这次运动需要的就是一个殉道者。
”汽车开走时他还在这样尖声叫嚷。
不过，等他意识到人们以为他说的“这次运动”是“加入联邦”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就在前几天的电台直播上，他又一次将纽芬兰痛贬一番。
在他指出他正在直播，并五次讲到他所在的位置后，终于有一群独立人士将电台围了个水泄不通，并想激他出来。
他刚准备出来，骑警到了，人群一哄而散。
斯莫尔伍德开始反思，为什么即便他躲在暗处支持的事业，也能让他给搞砸了。
坐在水上飞机上，我们在引擎的轰鸣声中互相喊话。
我向下俯视，都是我以前没看到过的半岛，海湾和湖泊全貌。
我希望能再飞高点，能把整个岛屿变成一幅地图，变成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各个部分，能表现出构成世界的独特之处。
靠着飞机，我们画了幅纽芬兰地图，以精确比例画出了海岸线。
我们逆时针做环岛旅行，陆地总在左边。
我想起以前经历的环岛旅行。
捕海豹，乘火车穿越无垠的荒原，与安德鲁一起沿南海岸航行，海岬赫然耸立在头顶。
想起冬天在西南海岸上睡在悬崖屋子里的那些夜晚。
坐在水上飞机上，我没像平常那样安静地沉湎于壮观的景色。
当然，也有可能，只要在空中飞翔，我还会相信，能找到可以配得上这片广袤土地的事业，一种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的事业。
我希望，自己最后可以不再被菲尔丁所羁绊，不再为烦人的过去所束缚，不再纠缠于现在没有，以前也不曾有过的经历上。
能否忘却在纽约选择爱情，却又失去勇气的那一刻？飞机飞过岛屿上空时，我却告诉自己，当时我是清醒了，并非是缺乏勇气。
能着陆的小岛和有居民的港口我们都一一停留。
北部和东北部的海岸依旧冰天雪地，使得着陆容易许多。
凡是我们到达的地方，全体居民成群结队拥出来迎接我们。
着陆困难的是那些不冻港，除了水面飞机无处可停。
我只能站在机翼浮筒上，一手紧紧抓着支柱，一手拿着话筒，感受飞机不断上下颠簸。
人们在岸边排成一行听我讲话，这时飞行员常常必须倒退，以免我们撞上岩石。
对这些居住在独立小港上的人来说，看见飞机着陆是一件多么稀罕的事！老远就传来了引擎轰鸣声，那是飞机引擎的轰鸣声，接着一架水上飞机低低地掠过码头。
从机翼下面的一对扩音器里传出乔·斯莫尔伍德的说话声。
声音非常响亮，足够盖过引擎的噪音：“拉玛莱的居民们，我是“撞钟人”—乔·斯莫尔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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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之夜(4)
我来跟大家说说加入联邦的事。
我再重复一遍，加入联邦！”每每水上飞机在港口着陆，海滩上便人头攒动。
有些人把船驶向飞机，好像想把它弄沉。
机舱门打开，我手拿话筒出现在他们面前。
我们离开时，人群中总是一阵大声欢呼。
这样的场景一次次在独立小港上演。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来去的方式将他们拉进了我的阵营，是不是他们相信，是我单枪匹马让这架飞机，也是唯一一架飞机出现在他们的世界里。
我对他们从没提及加拿大。
对这些连圣约翰斯都没到过的人，加拿大他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对这些人而言，选举犯不着进退两难，投票支持联邦也不算重大牺牲。
他们的家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
渔民根本不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既不把自己当成纽芬兰人，也不当成殖民地居民。
他们就是他们—起源于黑暗而神秘的阴间，从不知名的小岛和海湾上冒出来，然后在那里生，那里长。
加入联邦并不会让他们将自己当做加拿大人。
他们眼里的加拿大只是个模糊的地方。
仅仅因为我，钱从那儿流进他们手里。
他们投票加入联邦，借此获得母国补贴。
但加入联邦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不会有多大改变。
唯一改变的是比以前每月大约增加20元收入。
我现在所做的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事。
这一点，光凭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就已经觉得十分满意了。
战争之前他们一直处在经济萧条中，饱受饥饿之苦。
现在，战争结束三年之后，他们害怕又一个30年代逼近了。
一个政治家应当相信，人民的福利依赖于他的成就。
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所以能分辨清楚自私与无私的日子永远不可能到来。
这一天可能早就到来了，可能会在加入联邦之前到来，或者可能要等几十年以后才能到来，我并不知道。
仿佛等你注意到海水颜色变了，才努力回忆何时有的这番变化。
在我看来，除非历史学家认为我做过一些值得记录的事，否则我觉得自己白活了一场。
在我看来，若是世上所有的历史书变成一本，而其中没有写入自己的生活，可以说自己的生命被浪费掉了。
如果能把法官那本书从1895年往现在推，要是里面没有我，我就真感到恐惧了。
我现在已经48岁了。
全民公决当晚，我们在总部的一群人围在收音机旁边，等待计票结果。
如我们所料，开始是独立政府占优。
我们知道最先报道的是圣约翰斯的选票。
唱了一晚上的票后，支持独立与支持联邦的票数差距渐渐缩小，但还没到不相上下的地步。
最终结果是没有一方得票超过一半，所以得再进行一次全民公决。
代议制政府在此次选举中惨淡收场，最终不再列入选票。
第二次全民公决定于六个礼拜后，即7月22日举行。


28 邦德论博伊尔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从1901年到1904年，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任纽芬兰总督，在这期间以及此后的许多年里，他不辞辛劳地完善自己写的颂歌，可以说甚至疏忽了自己作为总督的职责。
他经常不去履行自己的职责，逼得他妻子只好称他生病，不过没人相信她，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在楼上，在自己的书房里，从那儿的窗户能看到总督府的后院。
人们经过环形路前往总督府接待室时，常看见他侧身对着窗户，若有所思地朝外张望。
总理罗伯特·邦德爵士的一位同事在一封信中写道：“恐怕我们又摊上了一个皮克莫尔，”可总理提醒他不要被博伊尔太太的话所蒙骗，“很显然，只要是为那个玩忽职守的卡文迪西·博伊尔爵士编造病痛，博伊尔太太的创造力是永不枯竭的。
我的朋友，请放宽心，此人并没生病，或者应该说，他跟任何日日夜夜吟诗作赋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也叫生病，那他早就永垂不朽了。”诗人就是这样被人说三道四；要是他们执著，这种议论就没完没了，一想到我也这样说过他们，我的耳朵就阵阵发烧。


从未相识的男人(1)
我不能，他们也不允许我不带上他们就一个人出去。
他们是我的保镖，有的曾当过伞兵，有的曾是摔跤选手。
有人不顾我的反对，雇佣他们保护我。
我随身携带一把没注册的左轮手枪，总是装满子弹。
每天，我都会收到各种匿名的死亡威胁，或是电话，或是信件，地点则不分联邦总部还是家里。
所以，这两处的窗户都用木板封住了。
早上出门，房子外面总能发现贴的标语，上面写着“卖国贼”，“叛徒”。
最后，我终于被支持者劝服，每晚带上妻子和孩子从一个安全地点搬去另一个安全地点过夜。
我们行色匆匆，坐上一辆支持联邦的干洗工的货车。
每晚六点车子准时出现，载我们去另外一所房子。
在圣约翰斯造势竞选时，我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都会去眉脊山和父母一起吃饭，将保镖留在外面朝马路的平台上。
对能认出我的汽车的反对联邦的人来说，这些人实在醒目。
幸好我不在时，父母的房子并不是他们攻击的目标。
众所周知，我母亲信奉圣灵降临，她的教会和天主教教会都反对加入联邦。
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他们害怕加入联邦将意味着单独教派体系走到了尽头。
我父亲反对加入联邦也是人所共知的事。
他和我都讲不清为什么。
唯一一个理由就是，凡是我赞成的事他必然反对，这成了他的原则。
自然他也反对联邦分子，不过他们不去骚扰我的父母。
离第二次全民公决还剩一半时间。
有个礼拜天，母亲到门口迎接我。
她显得焦虑不安。
我给她打电话时，她并没说起有什么人会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只是说父亲不在。
去的时候，我发现外面停了一辆不认识的汽车。
“嗨，乔！”母亲跟我招呼，声音出奇的响，像是提醒我屋里有陌生人，或在提醒他们我的出现。
“有人在家！”她说着，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仿佛在说我要有准备。
“他很想见见你。
”她把我领到前室。
一个男人坐在对门的扶手椅上，双腿交叉，膝盖上放着帽子。
要不是他那只定住不动，充满血丝的左眼，我都无法一下子认出他。
这只眼睛只有下半部依旧充血发红，仿佛它半浸半浮在血中。
他眼镜的镜片极厚，我估计他已近乎失明。
“海恩斯先生说他在纽约就认识你了。
”母亲紧张地说。
海恩斯没起身，我也没上前和他握手。
“很久不见，海恩斯先生。
”我说。
“俗务缠身，一直没时间啊。
”海恩斯说。
“海恩斯先生—”母亲停了一下，“海恩斯先生来是为投票的事，乔。
”“我是个纽芬兰人，”海恩斯看着我说，“又回到了纽芬兰。
”我在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
母亲坐在我们中间的沙发边上，身体略靠近海恩斯，眼睛却看着我。
“我给你倒点茶，乔。
”母亲说。
桌上有一套茶具，还有一盘饼干。
“你还出版《还乡人》吗？”我问道。
他笑笑，仿佛在说他知道我知道，其实我也真的清楚。
“我来这里看看，这场加入联邦的闹剧究竟是怎么回事。
”海恩斯说。
“第一次全民公投之前我还不清楚，这么多人走错了路。
我必须说，在纽约认识你时，没觉得你有什么领导潜力。
那时你还很年轻，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我估计他快70岁了。
整个左脸因中风而歪斜，只有一只眼睛还清澈。
中风的影响随年岁越来越大。
也可能他还遭受了一次中风。
“我们早已不是过去的我们了。
”我说。
“我并不只有海恩斯一个名字。
”他说，“我跟你提过这件事吗？”我摇摇头。
“我人变了，名字也变了。
但我从没刻意隐瞒过去。
我常把自己当例子，讲给布道的人听。
我曾迷失过，现在找回了自我。
你也可以的，乔·斯莫尔伍德。
”“我一直在告诫纽芬兰人，切忌过分骄傲。
”我说。
海恩斯点点头。
“魔鬼总是用上帝的话来对抗他。
”“我相信乔做的是他自己认为对的事。
”我母亲插了一句。
“那么你呢，我的好人。
”海恩斯对我母亲说，“你说的只是你认为真的事。
我希望我也能为你儿子说这番话。
斯莫尔伍德，应该在所有人面前忠诚，就像你在家人面前一样。
”母亲低下了头。
“只要我还能把这个人摔倒在地，”海恩斯继续说道，“我就不会相信他。
即使现在这把年纪，我相信自己还是能把他摔出老远。
”没等母亲回答，海恩斯分开腿，挣扎着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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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相识的男人(2)
母亲也跟着站起来，满脸通红，把两只手放在胸前。
她几乎要哭出来。
加里格丝小姐去世的事让她变得非常脆弱。
“你和加里格丝小姐泄露我母亲的秘密还不够，”我说，“现在，还要装作圣灵降临节教会—”“你这话什么意思，乔？泄露了我的秘密？”母亲问道。
“加里格丝告诉他了那本书和默瑟先生”—海恩斯看上去有点惊慌。
看到这儿，我觉得自己判断没错—“在纽约，我去他教堂时—”“但没人知道这件事，乔！”母亲说，“海恩斯先生—还有你是怎么—哦，天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她恐惧地看着我，仿佛恶魔降临面前一般。
“我从没跟人提过那本书，还有可怜的默瑟，乔！”她眼睛瞪得老大，“从没说过！”我看着她，想说她撒谎。
可从她痛苦的茫然中，我看出她并没说谎。
海恩斯根本不知道那本书和默瑟先生的事。
除非从我们家其他人那儿知道的。
我在怀疑，他在圣约翰斯“放纵”的那段日子可能认识了我父亲。
但母亲扔书那晚，父亲喝醉了酒昏睡在床上。
只有我从面向城区的平台窗户上往外看。
我看看海恩斯。
他有点狼狈，想马上离开，有点后悔来这里。
我走到他跟前。
“你说—你在布道上说，一本书和一个素未谋面的男人在我生命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你说的是哪本书，哪个人？”“我说的是—我说的就是你刚刚提到这个默瑟先生。
”海恩斯说道，“我曾跟你说过，上帝让我秘密地知道了他不让别人知道的事。
”“你倒是跟我们说说，默瑟先生出了什么事？”我说，“说啊！”我说这话时他转过脸去。
“你告诉我们，你倒是告诉我们，我说的究竟是哪本书啊？”海恩斯没说话，脚下慢慢朝门移去。
我跟上了他。
“你自己也有秘密，难道没有？”我说。
海恩斯面色煞白。
“你知道写给《晨报》的那封信，还有法官的那本书。
”海恩斯无力地笑着。
他在我身边转了一圈，踱过房间，朝门走去，然后又停下来看着我。
“很多年前你就有机会。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上帝给你赎罪的机会，乔·斯莫尔伍德，但你拒绝了。
”他戴上帽子，用发抖的手开了门，出去了。
“你一直都知道那本书和默瑟先生的事？”母亲追问道。
她把手捂在嘴上，眼泪簌簌地滚落脸颊。
“我看见你了。
”我说。
我决定不和她断绝关系。
尽管如此，一阵悲伤还是涌上我的喉咙。
“那晚，我听见你下楼。
我从窗户往外望，看见你扔掉那本书。
我还听见了雪崩。
”“这么多年你一直保守这个秘密？”她问，“就像我一样？”我点点头。
她呜咽着跑向我，一把把我搂进怀里。
“哦，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孩子！”她说，“对不起。
这些年你都是怎么过来的啊？你那时候只有，什么！15岁？我没有一天不想默瑟先生。
从他死后，我每月都独自去他的坟墓献花。
现在想想，这事居然还有别人知道，居然还有一个人一直都知道。
你不知道，乔，这对我来说是怎样一个安慰！我很高兴这个人是你，乔！是上帝安排的你！”这并不是我想看到的反应。
我抱了抱，就挣脱她的怀抱。
我告诉她有紧急公务要处理，不能留下吃晚饭。
“我为你祈祷！”我跑出来时，她冲我喊。
我流出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会在全民公投中为你们一派祈祷的，乔！我不会给你投票，但会为你祈祷。
别告诉别人！”我让保镖送我去了菲尔丁的公寓。
现在，我很肯定，海恩斯知道谁寄了那封信，可能就是海恩斯自己。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但我肯定是他干的。
菲尔丁也干过些别的事，也可能她喜欢普劳斯胜过喜欢我，但那不是她干的。
不出意外的话，我一直的判断都没错。
“有个可怕的秘密牵涉到一本书和一位你不认识的人。
”唯一一本在我生命里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书是普劳斯法官的《纽芬兰史》。
《晨报》那封信上的字是从这本书上剪下的。
我不认识的那男人一定就是海恩斯。
当然，我计划用这次发现来败坏海恩斯的名声。
我相信，他会对我们的事业造成相当大的困扰。
他的《还乡人》在我们支持率最高的海湾地区相当受欢迎。
另一方面还有菲尔丁。
她得在她的专栏中宣布，自己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加入联邦。
到目前，她对独立还是联邦都是各打50大板。
只有城里人才会看她的专栏，而我们在圣约翰斯地区的支持率最低。
我怀疑，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她，她还能像以前那样写作吗？“斯莫尔伍德！”她开门看见是我，叫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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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相识的男人(3)
“上个礼拜卡申刚来过。
我还在想，你多久以后会出现呢。
”“卡申来过？”我问道。
我知道他来过。
她心里更清楚我知道。
“来叫我支持他。
”菲尔丁说。
“很遗憾，我拒绝了。
进来吧，进来吧！坐一会儿。
”我走进里面。
房间没什么变化，跟上次我坐在她床边的那个下午一样。
我们坐在她的写字台旁。
桌上没剩什么东西，只有一瓶酒和一个玻璃杯。
“忙着工作吧？”我说。
“注定你是要来求我的啊，斯莫尔伍德。
”菲尔丁说道。
我决定暂时让她以为问题就是那么简单。
“你知道，”她说，“本来我要站出来支持代议制政府。
第一次全民公决之前，我提出来过。
但傅林委员跟我说，看这些年我写的代议制委员会的情况，再去赞美它就多余了。
”“还没戒呢？”我指着桌上的酒瓶说。
她笑着说：“跟从前比，就算戒了。
”“你以为加入联邦只是我又一个不知轻重的计划，是不是？”我继续说，“好像办养猪场，写《纽芬兰大全》一样？”“其实，”她说，“我这儿还有一长串呢。
”“这次我们会赢的。
”我说。
“斯莫尔伍德，”菲尔丁说，“五年看我一次，难道—”“难道你不打算支持谁吗？”我问道。
“难道你不关心，我们会走上哪条道路吗？”我惺惺作态，等着机会。
“卡申说了些什么？”“大部分你想也想得到。
”菲尔丁说，“‘难道你不打算支持谁？难道你不关心，我们会走上哪条道路吗？’诸如此类的话。
我帮他喝完他带来的那瓶威士忌。
还有，我拒绝了他。
”“卡申说了我些什么？”我问。
“他说你比出卖耶稣的犹大还坏。
犹大至少还知道廉耻，自己上吊了。
我敢发誓，这话已经近乎在侮辱你了。
”“我并不是要反对多数人。
”我说，“他为他认为正确的事在斗争。
他不怕表明立场—”“你犯不着现在来跟我说教。
”菲尔丁说。
“菲尔丁，在纽芬兰，某个阶级要获胜很难。
不管代议制政府还是责任政府，都是换汤不换药。
只有加入联邦，我们才能有一个新开始。
我们要他们偿还欠咱们的。
”“我们是谁？谁是咱们？他们又是谁？”“哦，菲尔丁，看在上帝的分上，看看你身边。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破房子。
你每晚喝得不省人事，可你还得照旧每天写一篇专栏。
你以为我翻来覆去就讲这些东西，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会把我们引向哪里吗？干新闻既没钱，也没未来。
你也不再是医生的女儿了。
别再骗自己了。
”“我知道我是谁的女儿。
”她说。
“我想知道，你认不认识今天下午在我母亲家的那个男人？我想他认识你。
”“天哪，你究竟在说什么，斯莫尔伍德？”菲尔丁说得太重，反而显得不太自然。
“他现在自称汤姆·海恩斯。
”我说，“但我不知道他过去怎么称呼自己。
在纽约时，我为他的《还乡人》工作过。
这报纸现在还出版。
不过那时我不知道他换过名字。
很明显，他离开纽芬兰去波士顿时，你正在疗养院养病。
接下来的五年，他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然后，他说他得了中风。
那次中风让他有了些幻想，或者说是改变。
他在圣灵降临节教会接受了浸礼，离开波士顿去纽约，成了一名牧师。
出版报纸就是他的牧师服务工作，读者就是他的会众。
他把他们称为教徒。
你一定听说过《还乡人》吧？”“我知道这份报纸。
”她说，“还时不时看上几眼，找找观点。
报纸上总登这个海恩斯站在布鲁克林一个小教堂前的照片—”“那是布鲁克林的圣灵降临节教会教堂。
”我说，“你知道，圣灵降临节教徒和天主教教徒都反对我们加入联邦。
海恩斯来这里几个星期就是为了选举的事。
他打算帮忙挫败加入联邦后才回去。
我想如果不加以阻止，他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
”“但这一切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菲尔丁说。
“我想你知道海恩斯过去是什么人。
”我说着，从夹克衫里掏出一份20年代的《还乡人》纪念报。
我打开翻到有海恩斯照片的一页，递到菲尔丁面前。
她盯着它。
“照这张照片时，”我说，“距你和他见面已有十年。
那艰苦的十年。
撇开中风后瘫痪的左脸不说，我敢说他一定变了许多。
你还能认出他吗？”“这照片……照得不怎么样。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一直避开我的视线，“又时隔太久了。


从未相识的男人(4)
”“这照片同你最后一次见他时最像。
”我说，“你认识他，对吧？”菲尔丁点点头，说道：“他那时没蓄胡子，也从不戴眼镜。
我也没见他穿成那样。
他的脸……他的脸不是—”“他告诉我，你没写信，也没寄信给《晨报》。
”菲尔丁盯着我，接着低了头。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从他口中套出的。
”她说，“但你现在有了能让他闭嘴的资本。
还需要我做什么？”我叹口气。
至少我并没因为此事责怪她。
我也没被人咒骂，说我一生都爱着这个曾因我爱她而对我咬牙切齿的女人。
我依旧爱她。
不然，那晚看见普劳斯得意洋洋从她公寓出来的时候，我也不会气得直赌咒发誓。
从那时起，我一遍又一遍想她。
最后，我终于意识到，吸引我的不是她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她的本质。
她不会因我而有任何改变，我也会永远这样爱她。
我尽量装得面无表情。
她抬头一看，看出我在骗她。
她懊恼地笑笑，又摇摇头。
“喂，你一定知道些事，”她说，“是什么？”“在海港街，你把里弗斯给你的信给了我，还记得吗？那封写去《晨报》的信。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小心地取出信。
这信现在看来也像一个信封，上面大部分的字已经从纸上脱落。
我把字倒在桌上。
它们早已卷曲发黄，仿佛是剪下来的指甲。
“这些粘在这张纸上的字，”我说，“是从法官那本《纽芬兰史》书上剪下来的。
我起先辨认出了其中一两个，后来我浏览了我那本《纽芬兰史》，找到了对应的其他字。
我已经把信的内容写出来了。
”我递给她一张折叠好的纸。
她拿起来看，一边看一边手不停地颤抖，不过我怀疑她的手现在是不是经常这样颤抖。
看完她摇摇头。
“太久远了。
”她说。
“你为什么把信给我？”“我不知道。
想看看你能不能看出来这些字是从哪本书来的。
我开玩笑呢。
但我不知道你会遇见……海恩斯。
我不知道。
我没法把这封信留在身边，也不愿看它毁掉。
我知道，你会用你的生命保护它。
你自己也曾被卷进去。
你的生活也被这封信搅乱—?**愕纳畈灰谎氖恰狈贫∷柿怂始纭?br/>“他的真名叫什么？”我问。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能找出来。
”她说。
“费尔德主教学校出什么事了？”我又问，“难道你不觉得，这个秘密你已经守得够久了吗？”她仿佛被这么问过上千遍，但现在终于松口了。
她起身走到床脚边的一个小橱旁，打开橱门，伸手从架上拿下一只盒子，放在桌上。
仔细翻找一番后，她从里面取出一本已经发黄的《纽芬兰史》，离我只有一步之遥。
我急得想一把将它从菲尔丁手里夺过来。
它改变了我原先的想法。
她曾有罪。
现在，海恩斯卷了进来。
要是我能看见书页上被剪出的小缺口和空格，会多开心啊！她坐着，眼睛盯着书的外封面。
“书名页上应该被挖去一个单词。
”我说。
她没理我，继续盯着那本书。
“天啊！菲尔丁，”我说，“你就翻到该死的书名页吧。
”菲尔丁站起来，一把把书扔出老远，可偏巧没扔中窗户，中途落下来掉在地上。
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靠着椅背，闭着眼睛，呼吸急促。
她伸手在桌上摸索着玻璃杯。
没等我来得及帮她，她已经拿到，还喝了满满一口酒。
她一边咽，一边大口喘气。
“你看看那本该死的书！”她指着窗下书落下的地方说道，眼睛依旧闭着。
“只有你才那么沉迷于过去，不是我。
它就在那里，那是真实的过去。
斯莫尔伍德，《纽芬兰史》就在那里，你去看啊。
”如果她以为，用激将###让我觉得不好意思看那本书，她就错了。
我穿过房间，捡起那本书，翻开了书名页……就在那里，我期盼不见的字都不见了。
我合上书，放在菲尔丁面前的桌子上。
她没有拿，看都没看一眼，也没看我。
她倒在椅子上，用双手把酒杯紧紧捂在肚子上。
“翻到前封页！”菲尔丁说，“把你看到的大声念出来。
”我又拿起书，翻到前封页。
那里出现几行墨水写成的字，略微有点渗色。
字写得很仔细，也很用心。
我大声念道：“‘赠爱德华：1901年5月9日，以此纪念与庆贺你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
爱你的父母：梅，理查德·菲尔丁。
’你父亲的书？”“往下念！”菲尔丁说。
题赠下面有几行模糊难辨的潦草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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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相识的男人(5)
再往下写着：“送爱德华·菲尔丁：我外孙告诉我，他和你女儿是好朋友。
倘若先生与我有幸同窗，或许也会成为好友。
”怒火与尴尬一下涌上来，我满脸通红，但努力掩饰不露出来。
“其实这不是法官的题赠。
”菲尔丁说，“是他儿子，也就是普劳斯的父亲写的。
一天，普劳斯带我去见法官，让他给我父亲的这本书签名。
他潦草地写了几句我们无法辨认的话，所以普劳斯把书带给他父亲。
他给书写了题赠，说是对法官的话的翻译，但我可不信。
那个老人看上去已经不行了。
普劳斯的父亲还写了张便条，向我父亲解释法官如何得了麻痹之类的病症，还说只有家人才能辨出他写的字。
”我必须掩饰自己的感觉。
我内心备受煎熬。
普劳斯对菲尔丁也做了几乎同样的事。
只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没向菲尔丁坦白，这个“翻译”出自他的手笔。
我一直都了解普劳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现在，这种受骗的感觉更强烈。
普劳斯到底伪造了多少本法官题赠的《纽芬兰史》送给他朋友的父亲们？“我相信你父亲也有这么一本吧？”菲尔丁说道。
我看着她。
她脸上没一丝笑容，只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她那杯威士忌。
普劳斯告诉过她，带我见法官前，先带她见见法官，因此有可能使她相信，给她的题赠确实是他父亲所写，但给我的题赠只是一场恶作剧。
这么多年，她和普劳斯在我身上开了多少这样的玩笑？“那海恩斯又怎么搅进这件事来的？”“海恩斯写了那封信。
”菲尔丁答道。
“你知道这事多久了？”我问她。
“我一直都知道。
”她说。
“他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我又问她。
“老海恩斯常做那样的事。
”她说，“就为让自己高兴。
酒鬼不仅需要烈酒来让自己高兴。
这一点你跟我一样都清楚。
”“那你为什么要坦白写了那封信呢？”“我坦白是因为……因为……我很惊慌，因为海恩斯说他要告诉里弗斯是普劳斯写的。
”“普劳斯？”我说。
她点点头。
“海恩斯把过去藏在身后。
”菲尔丁说，“他一直在写过去的事。
我和普劳斯有幸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过去常常让海恩斯替我们买烈酒。
在费尔德和斯宾塞的校门外，还有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斯莫尔伍德。
海恩斯告诉了我和普劳斯那封信的事。
他从我这里借走这本书—我本该猜到他一定会去搞事。
起初我们只是觉得有趣，觉得是个不错的恶作剧。
后来他才告诉我们，他计划让谁去顶罪。
”菲尔丁伸手去拿酒杯，但她的手抖得非常厉害，根本拿不起来。
“那也只需要普劳斯说话反驳海恩斯就够了。
”我说，“里弗斯一定会相信普劳斯，而不是某个酒—”“海恩斯知道我们的事。
”菲尔丁说。
“你什么意思？”我说。
“你非常明白我是什么意思。
”菲尔丁说。
对普劳斯的仇恨让我感觉自己已气得满脸通红。
“我们？你和普劳斯？还在读书的时候？”她一言不发。
“即便是海恩斯知道你和普劳斯的事，他也没证据。
只要推翻他的话—”“他那时是《晨报》的摄影师。
”她说，“我们有一次让他给我们照过一张相。
什么都没做，只是躺在那儿罢了。
那时也是觉得很有趣才那样做。
”我不敢看她的眼睛。
“你怎么知道海恩斯不会直接要挟普劳斯也坦白？”“我只好冒冒险。
”她说，“我想即便最糟，还可以不让他一个人承担所有过错。
”“你怎么就对他那么忠心？”“最大的好处—哦，没必要把两个人都拖下水。
”“他本来也应该坦白。
”我说。
“我现在也这样想。
”菲尔丁说，“但普劳斯是普劳斯。
”“我有时还以为你是为了我才坦白—”她扭过头去，沉默了。
“一直以来，在你和普劳斯出去的时候，一直以来他在费尔德都对你不屑一顾—”“我说过了，普劳斯是普劳斯。
这一切早已结束。
不过我记不得具体什么时候了。
”“哦，我想我已经有足够的东西让海恩斯闭嘴。
”我说。
“如果他不闭嘴怎么办？如果你威胁他说把你知道的事公开，他说你公开吧，你怎么办？我知道像海恩斯这样的人最喜欢告诉别人他们过去怎样，不管是什么样的恶行都没关系。
”“如果他说公开吧，”我愤愤地说道，“那我就公开。
”“那么普劳斯又会面对怎样的情景呢？”她说，“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你也知道我们的照片可能还在。
”我想问问她，为什么要顾及普劳斯，又害怕听到答案。


从未相识的男人(6)
我知道如果我向他发起攻势，一切都会抖出来。
我在公寓外观察他的那个晚上。
还有她房间里的灯。
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还有我们呆在一起的下午。
“事情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
”我说，“海恩斯会打退堂鼓。
”“你会心存这样的侥幸？你愿意拿你的生活和名声冒险吗？”“我过去没什么—”我本来想说“感到羞愧”。
从她看我的眼神，我推断出她已经猜到我要说的话。
“我过去没什么能让别人利用来反对我，该利用的他们都利用过了。
他们说过我被费尔德学校退学，也上千回说过我父亲是个酒鬼。
不要忘记，普劳斯对加入联邦很重要。
败坏他的名声会伤害我们的事业。
如果真够侥幸的话—”“斯莫尔伍德，”菲尔丁说，“我以前从没求过你任何事，以后也不会求你任何事。
别拿这事对抗海恩斯。
”“我必须这么做。
”我说，“即使我认为有危险，还得这么做。
加入联邦太重要了，不能有任何闪失。
”她的手已不再颤抖。
她叹口气，举起酒杯放到嘴边，喝光了里面的酒，转过头去不看我，“那么答应我，你不会告诉普劳斯你知道这一切。
”“这点我可以答应你。
不管怎么说，我也没理由让他知道。
”我停了一下，眼睛溢满怨恨的泪水。
“你一直爱他，”我说，“没有停止，从没—”她拿起威士忌酒瓶，用全力朝墙上砸去。
酒瓶碎成无数小碎片飞过我头顶。
威士忌酒飞溅在墙纸上，留下一幅地图般的污渍。
甩出时用力过大，菲尔丁自己也跌倒在地板上，四肢着地。
我弯下腰想扶她起来。
“滚出去！”她尖叫着，“滚出去！”第二天报上照旧刊登了她的专栏—一定是在我去看她之前就已写好的。
但第三天，在《快报》第三页第一版却刊登了些其他东西。
很快有消息传来，说菲尔丁没给任何人留句话，就“消失”了。
我去她房东那里核实，他告诉我，他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是希望她能回来，因为她还得付房租，房间里还有她所有的东西。
这一切，在那时的我看来，似乎是少了件担心的事。
不用担心什么时候菲尔丁会站出来支持独立，而在专栏里将加入联邦作为唯一的攻击靶子。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母亲告诉我的地址，去了海恩斯住的公寓，却被告之他早就结账离开了。
我觉得他可能在躲我，或者可能他乘坐下一班船前往大陆了。
结果证明，我是正确的，菲尔丁错了。
但我相信，菲尔丁会把他忽然离开纽芬兰归咎于我用我所知道的来对付他。
海恩斯在纽芬兰的日子里，没讲过一个反对加入联邦的字眼。
接下去在出版的《还乡人》上，也没提到党派主题。
我知道那天下午在我母亲的房子里，我误打误撞说出了他的秘密。
看起来，似乎连海恩斯也承受不住了。
他觉得，自己做过的有些事教众是不会原谅的。


29 没有采用的颂歌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对于纽芬兰，博伊尔可谓是爱恨交加，他没法化解这种矛盾的心理，于是写了两首颂歌，在此，我们按诗节把两首诗交替穿插在一起：当阳光洒满你松林覆盖的山头，当夏日伸开她和煦的双手，当银铃般的声音在你的溪流中流淌，我们热爱你，晴朗之邦。
（当男人因为没鳃淹溺海里，人死后被水冲回大地，他们的老婆个个泪水晶莹，伤心扼腕，痛苦呻吟。）听到冬季严酷的号令，你撒开自己闪亮的银屏，盖过渐短的白昼，还有星光灿烂的晚上，我们热爱你，冰雪之邦。
（听到冬季严酷的号令，你撒开一片片裹尸的素绫，雪色骗人，让白昼更短，夜色更深，你在哪儿，冰封之城？）当无眼的暴风雨撞击着你的海岸，狂暴的海浪鞭挞着你的沙滩，在飞旋的浪花和风暴的怒吼里，我们热爱你，这块风吹雨打的土地。
（当腐臭的杜父鱼堆满你的海岸，当胡瓜鱼铺满你的沙滩，你会听见有人在吼：“这块风吹雨打的土地，你臭气熏天。”）父辈们曾经爱过，因此我们也爱你，我们脚下正是他们曾经站立过的大地。
他们的祈祷，让我们再一次念给上天：上帝保佑你，我们的纽芬兰。
（父辈们曾经熬过，我们可无法忍受，在这儿他们曾俯首帖耳，我们却挺胸昂首。
左右我们命运的是上帝，而非王权，因此，我们保佑你，可爱的纽芬兰。）


爱我们的父亲(1)
在天主教刊物《观察家》上，洛克大主教公开指责加入联邦。我恨不得跑到教堂里去吻他的脚。
大主教在一篇又一篇社论里宣布，加入联邦等于叛国。
他说，加入联邦背叛了建立这个国家的人民，又使这个国家遭受加拿大的、保皇的、社会主义的、依赖救济金的生活方式的“玷污”。
只有维持独立，我们才能摆脱这种生活方式。
他还说，婴儿补助金就是“引诱人们通奸”。
我很清楚，这些社论将刺激那些骑墙的新教徒支持加入联邦。
他们的数目比那些骑墙的天主教徒整整多出一倍。
新教刊物给其成员寄去信件，谴责天主教教会公开指责加入联邦。
我自己也将天主教教会称作“不自量力”。
这本该只像是另一场选举，现在却愈来愈像是一场内战。
仿佛只有教会掺杂进竞争，人们才会意识到，到底是什么正遭受危险，也只有这时，才能让他们相信、或者蒙骗他们相信一切都已危如累卵。
天主教呼吁爱国主义，新教则号召人们让天主教教会“统治”纽芬兰的努力化为“乌有”。
两派的争辩不仅仅煽动宗派主义，而且迫使我们面对长久无人提及的身份问题。
我们支持加入联邦。
我们把身体与情感上无法接受的羞耻和罪行全都发泄到支持独立的人身上。
这样，他们只能更加盲信地支持独立。
他们觉得，怀疑越多，越容易被诱惑加入我们的阵营。
圣约翰斯的第二次投票前夕，五彩的旗帜到处飘扬，似乎在宣布旗帜周的到来。
如果街道这边竖起了粉红、白、绿相间的旗帜，一定会刺激街道那边挂上英国国旗来对抗。
时至今日，已分辨不清哪面旗帜是支持哪个派别的了。
战斗已经不再局限于邻里之间、街道之间、楼栋之间。
全城人口已经分裂成一盘散沙。
在街上常常可以看见，同一幢房里一扇窗户上挂着标语，劝诫路人投票支持联邦，另一扇窗户上却挂着标语，要他们投票支持独立。
整个城里的屋檐下，一到吃饭时间那场景就跟乔伊斯书上所描绘的一样，斯蒂芬的阿姨和斯蒂芬父亲为帕纳尔激烈地唇枪舌战　。
大人们知道，孩子们不像他们，可以不受干涉在街上行走。
孩子们被组织起来，在街上游行，一路吹吹打打，造成交通拥堵。
一支支持独立的游行队伍刚巧从我们办公室下面走过。
人行道两旁各有一个孩子。
他们与马路中间的那个孩子一起举着一条写着口号的横幅，有整个街面那么宽。
横幅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见跟在他们后面的唱歌的人群。
在街道两旁一排排房子里，大人们倚在高高的窗户上俯视下面，仿佛在看一场他们无力阻止的、孩子发动的政变。
孩子们唱着1869年“反对者”写的一首歌：你要交出父辈争得的权利？不！权利要让子孙继续。
不要为了眼前的小利，让人说我们出卖自己。
他们还用《一位母亲爱的祝福》的曲调唱一首名为《1948年英雄》的歌：我们的头顶天空明朗，我们的纸厂机器轰响，拉布拉多那儿有铁矿，多得足够你用上天堂。
美国人会要我们的鱼，我们的长夜已经过去。
纽芬兰千万不要投降，拉布拉多也不要绝望。
一场殃及全国的怨恨战由此拉开帷幕。
与政治毫无关系的陈年宿怨都在这时以武断的方式得以清算。
表面上我们的赌注是国家前途，其实真正问题是谁可以一直宣称自己获赢。
赢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获胜者觉得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在这场比赛中，你若失败，这将是你一生的奇耻大辱。
你若赢了，将永远为此得意洋洋。
夫妻、兄弟、姐妹、父母、孩子、教会、工会都在划清界限。
他们肯定会和你说标准是其他什么的。
其实，划线标准不是宗教，也不是不同的政治观点。
第二次投票到处弥漫着一种过时而无序的狂欢气氛，仿佛到了四月斋结束前的最后一天，或是进入了一场不戴面具的化装狂欢。
在这种场合中，在授予豁免和特赦的保护下，没有什么不能做。
更没一个人想到等豁免撤消，问题解决的时候，将来的事会怎样。
这个时候，争斗看上去会一直持续下去，但内部其实已经有了结果。
想告诉别人那时的情况真不容易。
因为在那个时刻，没人知道，另一方会怎样看待胜利。
也没人知道，获胜差距是多少才合适。
投票前的最后几个夏夜，我得拉低帽檐，竖起衣领，穿上从来不穿的衣服，带上保镖，口袋里揣好左轮手枪才会出门。
当时，每家每户都敞开大门，让冷风吹进家里，所以争论声音混成一片，乏味地飘在早已喧嚣的街上。
我们所经过的每个酒吧无一例外都淹没在骚乱中。
等到酒吧打烊，那些酒吧门口闲荡的人散了之后，我们开始散步。
街上只有我们三个，整个城市安静得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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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的父亲(2)
我是支持加入联邦的领袖，我父母却支持独立。
所以，斯莫尔伍德屋檐下的一场流血冲突将不可避免，何况这样的事眼下正风靡全国。
第二次全民公投前几天，一个星期天的晚餐上，冲突爆发了。
最近不管我什么时候去家里，父亲总是不在家。
但这天我却有预兆，感觉他会在家。
我看见放在门廊角落里他的“挣饭棍”，于是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事。
也是因为有可能有一场风暴，我把克拉拉和孩子们都留在家里。
当时在家的还有我兄弟戴维。
我们聊了几句话，打发吃饭的时光。
接着，父亲便走到俯瞰城区的平台上去了。
我们可以从起居室的窗户看见他。
这天天气很暖和。
两边平台上的门都开着，微风可以吹进屋。
我看见我的保镖站在朝海的平台上抽烟。
母亲乞求似的看着我，要我千万克制住自己。
父亲抬起手臂，仿佛要给群众演讲。
我已经好几年没听过他在平台上滔滔不绝了。
好多次，趁他出去时我才回家一趟。
我已然决定，永远不再做一个非自愿观众。
“古老的失土啊！”他咆哮道，声音响得足以在100码开外压倒海恩斯。
我母亲闭上眼睛保佑她自己。
她双手紧紧握在一起，捏得指尖都发白了。
“原本可能成一个国家，现在却可能永远都成不了，就因为我们家的一个人，我们家的一个人啊！”他一边继续咆哮，一边用双手猛拍平台扶手。
“就因为查利·斯莫尔伍德家的一个人。
这真让我烦恼啊！明妮·梅，烦恼啊！人们会在历史书里，把我当做他父亲记录下来。
烦恼啊！将来当他们需要解释，会把矛头指向我，好像是我把他变成那个样子的。
儿子造的孽会怪到老子头上！”我站起来，避开前来阻拦的兄弟。
“不管我变成怎么样，都不关你的事！”我站在门口冲他的背喊。
他并没转过头来，依旧面朝落日，面朝层层排列铺满整个海湾的屋子。
整个城市好像安排好了一般，要去衬托圣约翰斯浸信会高耸的教堂尖顶，尖顶就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鸽子。
“宁可是体面的失败，”他对那些虚幻的群众讲道，“也胜过卖国的胜利。
宁可让你安于天命，也不希望你出卖自己的灵魂往上爬。
”“如果你安于天命的话，”我说，“现在也早就做出点事来了。
”“要是我也不知羞耻的话，”他说，“早就做成大事了。
挡在我与发达之间的就是我的良心，我不会让自己妥协。
我宁可放弃机会，也不会出卖自己或别人。
”我正准备回嘴，他转身大步走过我面前，一步两阶地跨上台阶，上了楼。
他的样子仿佛向我说，马上还要回来。
我回头看看母亲。
她还是原来那样坐着，闭着眼睛，两手紧握。
“乔—”戴维恳求地说道。
没等他讲完，父亲从楼梯上跑下来，手臂夹着两册我那本不成功的百科全书—《纽芬兰大全》。
之前他从未跟我提过这本书。
他把其中一册放在咖啡桌上。
“这是什么？”他边说边把另一本捧到胸前，直指着书说：“《纽芬兰大全》，”接着又翻到书名页，“乔·斯莫尔伍德编。
”接着又大声念了题献，“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查利·斯莫尔伍德与梅·斯莫尔伍德。
”他念完扬起头，似乎在说：“难道这不重要吗？”然后他又用拇指翻着书页，轻蔑地念着那些有名的纽芬兰人的名字，仿佛我受骗上当，以为大家都想读他们的故事。
“你为什么不让你的某个编委给我的书签个名？比方说，理查德爵士。
”“‘献给查理：我和您的儿子是朋友。
如果您吻我的屁股，也许我们能成为朋友。
’”母亲跑上楼，去了自己房间。
父亲暂时不说话，我听到了她在头顶上的脚步声。
我毫不怀疑，她一定以为这一切都是她的错，是那本虚荣的书造成的恶果。
“这书上可没我。
”他说，“我们家的老头子，弗雷迪，还有你—我的大儿子可全写在上面呢。
天知道这里面还有多少个斯莫尔伍德家的人，可就是没我。
除了题献上提这么一句：‘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查理·斯莫尔伍德、梅·斯莫尔伍德。
’我想过很多，也仔细考虑过。
在这样一本书里，题献是我的名字唯一能出现的地方。
把我的名字写到题献里，你是想补偿没有把我写进书里吧。
我真是荣幸，万分荣幸，换个人会生气，可我一点都没有。
”其实，他说我想这样补偿他也并非完全不对，但话说得这么直接，我仍然难以接受。
“那我给你个什么名目呢？”我喊道，“纽芬兰的著名醉鬼？如果不是考虑会让妈心碎，我今天从这里走出去，往后不会再跟你多讲一句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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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我们的父亲(3)
”戴维努力想调解，但父亲挥挥手叫他走开。
“查利·斯莫尔伍德，”他说，“没一点出名的地方，也没半点名气。
如果你打算用这本书超越法官，那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没做到。
我很好奇，法官会怎么看待你的书？老普劳斯如果看见你的书放在他的书旁边，会怎么想？他会怎么批判你？我相信，他会跟你说，当你的书被人们忘记很多年后，人们依旧在读他写的书。
”“他……他喝醉了。
”戴维说。
这时，母亲已经不再在头顶上踱步。
我知道她一定把耳朵贴在门上，也可能贴在地板上听我们说话。
“他总是喝醉。
”我眼睛依旧看着他，却低声对戴维说，好像父亲听不到我说的话似的。
“如果这是一个借口，那他做的一切就不需要受到任何谴责。
他从我出生前就开始喝酒了。
”我又对他说：“我以后不会和你说话。
你不再是我爸，我也不再是你儿子。
”父亲疾步走向沙发，那本书还拿在手上。
他侧身蜷在座垫上，脸歪向一边，仿佛是一个知道自己活该被打，或者惹祸上身的人，正准备挨别人的揍。
这样一来，可以让准备打他的那些人觉得不体面而放过他。
我整整盯了他一分钟，但他并没看我。
他的眼睛一开一合，仿佛要睡着，或者快崩溃了，可忽然清醒却又疲惫不堪了。
这一切都是他挑起来的。
这场对抗他蓄谋已久。
一阵不合常情的爱涌上我的心头—这个荒谬、胆小又无助的老人！突然间我意识到，他已经多么老了！仅仅在平台上叫喊了几分钟就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以前他可是整晚整晚地咆哮。
另一件让他比害怕生活更害怕的事就是死亡。
当我威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时，他的颤抖与恐惧是多么厉害，仿佛这是他第一次面临抛弃。
抛弃到来时，他的生命也将结束。
“对不起，乔！”他开始哭，“你别介意，孩子。
你知道我，孩子。
你知道我喝醉酒时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看看戴维。
这时楼上地板上又咯吱作响。
于是，我又望了望楼上。
“没关系！”我说。
他恳求似的冲着我笑。
我伸出一只手，他抓住了。
他似乎已经用尽全力，整个胳臂都在颤抖，但握紧的拳头感觉不到一丝力气。
我的父亲，他已经是个老人了。
一个从没走过好运的老人。
“别担心！”我说，“都忘掉了。
”当然，这一切并没忘记，这样的事永远不会被遗忘。
精神上我已经抛弃了他。
我退缩仅仅是出于同情，出于形式，出于替我母亲的考虑，不是出于爱。
对于这一点，我们两个都心知肚明。
这个心结打那以后，一直隔在我俩之间。
第二次全民公决之夜1948年7月22日庆祝活动结束后，我喝得已没法自己开车了。
我认识的每个有车的人都烂醉如泥，连我的保镖也不例外。
我不敢叫出租车，出租司机可能吻我，也可能杀我。
在圣约翰斯城里，杀我的可能性要大一倍。
支持联邦的出租司机可能不愿冒险让我上他的车。
这都不重要。
我觉得自己想走走。
出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就我一个人，我的保镖让我以为，或者他们相信我是一个人。
其实我知道他们就在我身后某个地方。
我能听见他们在笑。
可能他们已经醉得太厉害帮不上我什么，却比任何别的东西更能引起别人对我的注意。
我决定，如果可能，就甩掉他们。
有几个勇敢的人挽着手臂，手里提着酒瓶走过大街。
几个支持联邦的人。
他们走过我面前时没看我第二眼。
撒满五彩纸屑的街道出人意料地荒凉。
我听见东区某处不时一声孤寂的枪响打破周边寂静。
枪声久久回荡在港口的山坡间。
早些时候，几乎连续几个小时都在打枪。
与其说是庆祝，不如说是对失败者的象征性处决。
我感觉到夹克衫口袋中左轮手枪的分量，还有另一只口袋中铁锭的重量。
这块铁锭是为平衡左轮手枪的重量，以免衣服一边高一边低放进去的。
它已经在我口袋里三个月了。
我能感觉到它们的重量坠在我肩膀上，让我略微有点驼背。
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还能不能挺直腰走路，也不知道这枪还要带多久。
随处可见粉红、白、绿相间的旗帜飘扬在半旗杆高的位置上。
降下这些旧旗！否则那些反对加入联邦的人明天早上往窗外看的时候，一定惊诧他们怎么可能输呢。
这一眼望去，他们的人远远多过我们。
但这只是在城里，不是在反对派从未涉足的孤立小岛上。
他们这些人去过伦敦，去过纽约，但却从未去过博纳维斯塔或拉博利。


爱我们的父亲(4)
这才是他们为什么输掉这场投票的原因。
英国国旗依旧随处可见，依旧高高飘扬在旗杆顶上。
南边的山坡笼罩在一片漆黑中，我知道父亲现在一定醒着。
我不再需要为别人撰文。
此刻开始，别人将为我著书。
我已经创造历史，将来也会这么做。
我不再需要写历史。
是的，我知道，此时此刻我父亲一定站在外面的平台上。
他也一定明白，他儿子就在他脚下的城里。
我努力想象从眉脊山望下来城区的景象。
几小时前，它看上去就像一幅地势图。
三分之一支持加入联邦的人家灯火通明，余下的一片黑暗。
现在，只有零星的几盏灯依旧亮着。
我怀疑它们是反对联邦的人家，却说不上为什么。
也许他们在痛苦地守夜。
我知道我母亲投票给了失败方。
父亲假使投票的话，也跟她一样，但其中原因又各不相同。
我沿路走去，经过汤斯汉德要塞，在哈维路和米利塔利路交叉处往左拐，走过殖民地大楼、政府大楼，又三步并做两步走到纽芬兰旅馆前的卡文迪西广场。
旅馆前聚集着一群人。
他们瑟缩、静默地站着，抽着烟，我知道他们一定是反对加入联邦的人。
虽然我身上并没一点伪装，但并没让他们想到我就是斯莫尔伍德。
他们压根没注意我。
等到了巴特里路，我确定已经成功甩掉了保镖。
周围是城市贫民的房子，这反而令我觉得更安全。
我认识的渔民都投票加入联邦。
我走到马路尽头。
眼前一片漆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我用左手摸索崖面沿着峡湾的小径一路前行。
谢天谢地，虽然我知道悬崖就在左边，但我根本看不见。
我到达时，有艘船停泊在离大黑靴几英尺的地方。
反对加入联邦的人并没把大黑靴拆下来，只是对它开枪，仿佛它是我的雕像一般，所以虽然它依旧保持靴子形状，但表面已经破损不堪。
只能通过开裂，有孔的字母依稀看出上面“斯莫尔伍德”几个字。
船上的男人把泊绳扔给我。
我将船拉近岸边又拉到大黑靴旁。
那人冲我挥挥手，示意我停下，我把绳子穿过岩石上钻的孔，打了个结。
那人足足花了十分钟才用钢锯锯断插进悬崖的铁杆，又花了十分钟才把大黑靴弄下来。
靴子“砰”一声落在他的船头。
他朝我点点头，我松开泊绳扔还给他。
我沿小径折回，现在崖面在我右边。
一路上，我听得见那艘船慢慢驶离了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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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人民党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除了作为骂名的一部分之外，纽芬兰人从来不提罗伯特·邦德爵士这个名字。
1889年，身为怀特威执政时期的殖民地事务大臣，他差点儿在没有向加拿大咨询的情况下签订了纽芬兰与美利坚合众国的互惠条约。
这明显违背了《英属北美洲法案》中的第6（乙）条款："除非当'部分英属北美洲'被明确定义为'纽芬兰'时，否则，部分英属北美洲的利益是不可因为另一部分而受到牺牲的。"幸运的是，加拿大人及时得知了这件事，并向英国发出抱怨，根据上述条款，英国不得不否决了那个条约。
在殖民地，邦德设法让纽芬兰人相信，他们的利益已经是第无数次地为了加拿大人的利益被英国人牺牲了。
1894年，纽芬兰代表团耍了一回"怀特威"，拒绝了加拿大向纽芬兰提供的加入联邦的慷慨条件，正因为邦德是代表团的成员，也正因为代表团的失败，在以后的50年当中，"联邦"二字在殖民地成了忌讳的字眼，就如同今天"邦德"这个名字一样。
差不多过了20年纽芬兰人才认识到邦德是何等的卑鄙无耻，才认识到那份同修建铁路的里德家族签订的早已是只有骨头毫无油水的合同之所以被搞得更加苛刻，那几乎是他一个人的所为。
1900年，邦德把他的同胞欺骗得无以复加，他们以纽芬兰历史上最多的选票推举他出任总理，并在1904年又选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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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降下旧旗(1)
菲尔丁的日记1949年3月31日十二英里房亲爱的斯莫尔伍德：现在，博纳维斯塔的工段工人已没1925年那么多。
支线很快将封闭。
他们告诉我，有七年时间没人住在十二英里房了。
现在只要我愿意，可以一直住在这里。
我还没决定要住多长时间。
我敢说你现在一定在什么地方庆祝。
你小心地在圣约翰斯庆祝胜利，你的保镖一定在屋外密切注意周围情况。
《每晚快报》曾写道，你打算在午夜时喝上一杯极好的香槟。
今夜，除了写信给你，写几行抬头看看时钟，我还能做些什么？我用句子来衡量时间的流逝，一页页倒数着写好的书页。
我敢说，现在整个国家都在盯着时钟。
本来早已上床睡觉的人们现在依旧醒着，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这一刻。
"1949年3月31日之前尽快进行。"这个说法最后一分钟才加入联邦政府的条款上。
有人发现，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交接将要在愚人节进行。
那又要多么迅速呢？一秒钟的一部分是多么微小？我们原先是怎样的我们？虽然交接那一刻从没到来，我们仍旧被改变了。
那里有人正用风笛吹着《纽芬兰颂》。
是抗议还是庆祝？我只能微微听见笛声。
听上去它并不是沿铁路飘过来的，而是从远方的荒原上飘荡而来。
他以为没人会听见他的笛声，只是吹给自己听罢了。
这更显得神秘。
是投票反对联邦的人在与纽芬兰道别？还是支持联邦的人吹笛子希望她成为一片乐土？我无法知晓，歌只是歌而已。
风笛虽然只是单个乐器，听上去却像有50个乐器在吹奏一般。
我不知道哪个住在铁路边的人有一套风笛。
明天问问工段工人，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是谁在吹。
今天下过雨，现在已经停了。
地上还有积雪，透着毛玻璃似的纹理。
这样的雪地承受不住一个男人的重量，他要穿越荒原一定非常艰难！他一定是打着灯照着路，留意着脚下才能过去，但我看不见有人。
这样的夜里如果有一盏灯亮着，几英里外就应该看得见。
"像爱我们的父亲一样去爱。
"这个人不是你，斯莫尔伍德。
你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与你父亲一样。
也不是我，我能做时也没这样做。
斯莫尔伍德，一切都从这里开始，从博纳维斯塔开始。
这里是你的地盘，你是第一个支持加入联邦的人。
他们依旧记得，你在1925年时为了他们或他们的父亲穿越整个岛屿的旅程。
卡伯特也在离这里20英里的地方上过岸。
我愿意把他上岸的时间想成是我的上床时间-太阳刚刚升起那一刻。
在6月24日，也就是夏至后第三天，他停好"马修"号，划着小渔船驶入基尔斯小海湾，将它拖上海滩，为自己保留了第一位踏上他所"发现"的大陆的权利。
但1949年，你的名字可以与1497年的卡伯特相媲美。
这是你的一年。
你已经完美完成了普劳斯法官所虔诚盼望的。
如果吹笛人不是打算吹整个晚上，现在该是最后一节了。
"爱国主义对实用主义。
"卡申说，"虽然我们有上帝的帮助，但实用主义胜利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勇气投票。
我和另外20000人一起没投票，而支持加入联邦这边只赢了7000票。
自从那天你来我房间，质问我海恩斯的事，自从那天欺骗你，让你相信最终知道是谁写了那封愚蠢的信后，我比先前更缺少勇气，对一切都丧失了勇气。
过去的九个月中，我们一直处在边缘状态-国不成国，省不像省。
只有少数几个人才明白，这仅是长久的边缘状态明白地显现而已，其实我们一直都处在边缘状态，也许以后还会继续。
公民投票的那个晚上，我希望天亮时一切都会结束。
我希望你们这边没时间来洋洋得意，另一方也没时间去闷闷不乐。
九个月的间隔-公投结束到真正加入联邦-在今夜结束了。
这是我最害怕的时刻，倒不是因为担心会有什么坏事发生，而是因为我知道将没有改变。
一切照旧，然而已经迈出的这一步永远都不能撤回。
一连几个月我都在想，即使现在才知道一切都不会改变的胜利者也会惦念过去，虽然他们不会承认过去。
即使是对自己也不愿承认，虽然他们无法理解过去，但还是会觉得内疚，就像我一样。
对于纽芬兰人来说，国家独立最多只是一个模糊得不能再模糊的概念，从今以后这个概念将更加陈旧。
"国家"这个词要比原先更加毫无意义。
从开始一直存在的问题并没提出，也没回答，更没承认。
它依旧存在。
不管哪一方胜利，我们所失去的是注定要失去的一些东西。
风笛声停下了，颂歌结束了。
我望着窗外，时钟显示已过了午夜。


让我们降下旧旗(2)
笛声从东边传来。
在遥远的某处，也许离这里500英里，太阳早就升上来了。
一道亮光慢慢掠过水面，轻轻靠近。
当光从东半球一路走到西半球，旅程即将完结时，在我身后一直往西，那里的岛屿、海湾、遥远的大陆依旧沉浸在黑暗中。
我一直看着老总管站在政府大楼的客厅里泪流满面。
今天是1949年的愚人节。
老人几十年来一直为政府大楼工作。
此刻，他一动不动握着拳头笔直站着。
巨大的大理石壁炉里烧着一堆白桦树枝。
枝形吊灯下的桌子上铺着蓝色、金色相间的桌布，上面放着绑着红丝带的名册。
名册是解开的，早已签署完毕。
我宣布就任临时总理，直至第一次选举。
秘书长授予新任副总督一本桃红木框的加拿大公民证书。
纽芬兰不再是一个国家。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巨大的伤痛。
那天晚些时候，我看见在一根旗杆的底座上贴着一张布告，上面写着："让我们降下旧旗。
"没半点党派偏见，也不含一丝怨哀，我的悲伤之情却油然而生。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男人为了表达强烈抗议，竟在他的整幢屋子里挂满黑纱，程度之甚让人难以置信。
至于天气，1949年的4月1日正如我预料的那样-阴冷，有雾，还有小雨。
这样的天气让你想不出，圣约翰斯曾几何时还有另一番景象，也让你更容易陷入无端的冥想中。
透过大街上人们的神情，我明白他们最终理解了这件事。
那天我见了许多人，有些还是第一次见到。
为了他们，也为了装门面，我努力显得高兴，显得对前路充满期盼。
"今天对纽芬兰来说真是个大日子。
"我这么说，也这么想，但说多了却慢慢厌倦起来。
9个月了。
对一半的人来说仿佛被判了死刑。
另一半表面上来势汹汹，其实也好不了多少。
我努力不去细想自己在这件事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英国从老麦肯齐·金身上找到了一个体面的方法摆脱我们。
麦肯齐为自己的事业锦上添花，实现了最终的联邦繁荣，完成了梦寐以求的国土"东西临海"的理想。
也许这件事不管有没有我，迟早都会到来。
我走进一家饭店吃中饭。
那里可以望见城区，还能看到对面斜坡上父亲的平台。
一切都能看得很清楚，让人无法忍受。
我记起那些连排房，那些街对面房屋墙板的油漆下的木头纹理，雨浸透的木头，还有街道标牌上写的那些生不在此，又葬在他处的总督名字。
虽然曾策划过许多反对方式，但街上现在没有抗议示威，也没有游行队伍。
黄昏时分，大街上几乎空无一人。
每做一件可憎却必要的事，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份内疚。
我们搬入加拿大屋。
这里曾是加拿大一位高级委员的旧所，他现在成了无名小卒。
这里也曾是彼得·卡申的父亲-迈克尔·卡申爵士的故居。
他曾短暂担任过纽芬兰总理。
加拿大屋位于环形街上，从菲尔丁小时候住的房子再过去两个屋子。
从加拿大屋可以看见政府大楼、殖民地大楼和旗帜公园。
那个公园曾是我多年演讲的场所。
那时我站在一把厨房椅上滔滔不绝。
有一次还是被两个渔民扛在肩上做的演讲。
这是一幢气派的白色木屋，有三个侧厅和六根烟囱。
每根烟囱包含两个烟道，当里面的火都烧起来时，房顶上冒起12柱烟。
屋子外面是一圈石围墙，两扇大铁门向内对半开，样子跟理查德爵士房子的大门一样。
一扇门上有"加拿大"字样，另一扇上则写着"屋"。
屋内的摆设豪华而铺张，让我们长长松了口气，我们的随身物品连一个房间都填不满。
三人一组的佣人用吸尘器清洁沙发，却从没见他们在上面坐过。
他们给房间通风，却从不呆在里面。
他们把从我们这里偷偷拿出去的毯子拍打干净后，又放回来。
我都没敢承认那些毯子属于我们。
屋子里有桃红木的椅子和餐桌，金光灿灿的枝形大吊灯，还有戏院幕布似的窗帘。
窗帘上挂有拉钟绳似的扁平拉绳。
床离地板很高，睡在上面感觉仿佛身子飘在半空中。
有一段时间，我满足于自己的光辉成就。
这份荣耀里弗斯曾经断然说过，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完成的。
我不仅爬到了自己这架小梯子的顶端，我还纵身跃到身旁一架更高的梯子上，爬到了它的顶端。
我希望外人也能如此看我。
虽然我明白拥有和操控权力的意义，却无法理解财富的意义。
新房子有32个房间，比我以往住过的最大房子还多出25个。
面对这么多的房间，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在我宣布就任总理后几个月，也是在第一次省内选举后不久，菲尔丁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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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降下旧旗(3)
一天早晨，在殖民地大楼办公室里，我打开《每晚快报》，发现第三页上有她的专栏-《菲尔日志》。
上面对她18个月的失踪连个解释都没有，就连间接提及也没有。
她要不是在纽芬兰，就是在国外看到了送去的报纸。
第一篇专栏中，她不仅完全跟得上当前形势，还适应被我称为"新纽芬兰"的氛围。
我以绝对优势获得了竞选胜利。
其实我早就以强权统治着整个省。
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敢公然对抗我。
新闻出版尤其在我控制之下。
我把抨击现行政府的报纸全列入黑名单，不允许它们刊登政府广告，也拒绝将政府合同给予在那些报纸上做广告的企业。
斯夸尔斯、奥尔戴斯以及代议制政府都曾这样做。
据我所知，这个做法按惯例已经合法化。
但菲尔丁发誓，她将是我"床垫下的一颗持异议的原子弹"。
我心里清楚，她的话决不含糊。
我明白，这18个月来，她在远处苦思冥想所有真实与虚构的错误。
她确实需要好好想想。
她时隔这么久才回来，正好说明现在的她有多么果断。
菲尔丁身边没一个人能让我以解雇或毁坏名誉来要挟。
在专栏里，她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招人厌恶的形象，没任何谣言能让她看起来更坏。
仅仅披露她就是自己所宣称的堕落分子，这几乎伤不到她分毫。
我知道，如果能让《每晚快报》安静下来，也就能让她闭嘴-这是唯一的办法。
所有其他报纸都已站成一线，但还有勉强够数的生意由天主教徒经营或者需要与天主教顾客交易。
还有些居民对于在公民投票中的失败耿耿于怀，对我咬牙切齿，依旧处在狂躁状态。
这一切使《每晚快报》的广告得以运营。
《每晚快报》的主要竞争对手是《每日新闻》。
这份报纸长篇大论引用我的话，让它实际上成了我用来反驳菲尔丁的专栏。
有一次，我说她的读者最需要她的时候，她却背弃了他们。
以下两点可以为证：一、她没有勇气拥护加入联邦；二、她的确逃跑了。
我要求她解释她的忽然失踪，还说她把时间浪费在"去某个地方苦思冥想和闷闷不乐"去了。
我说，显然现在她知道，这样做毫无结果。
现在她知道，她的理想永远无法实现，所以她决定做一个独立分子。
但眼前一目了然的是，她打算以报私仇的方式向我开火。
菲尔丁在下一篇专栏中写道："依旧苟延残喘同约瑟夫·斯大林作对的敌人数目与依旧开出薪金支票同乔·斯莫尔伍德作对的敌人数目旗鼓相当。
"可以理解，我看了后非常生气。
更加愚蠢的是，我将愤怒表露了出来。
我打电话给《每晚快报》的出版商，威胁他如果再敢用"菲尔丁有毒的笔"写成的一个字，我将以诽谤和中伤罪名起诉他。
菲尔丁的下一篇专栏名为《编辑的解释》，充满了对我的戏弄与讥讽。
她写道："菲尔丁小姐并不是直接将斯莫尔伍德先生与约瑟夫·斯大林相比。
……上述文字是个比喻，她用反语来证明观点。
我们觉得她很聪明，但她为人过于谦虚，不会这样说自己的。
""从今以后，事情会这样发展吗？"我反驳道，"就拿我来说，我并不打算把我的时间花在解读菲尔丁小姐的专栏上。
如果她有什么要说，应该直接站出来说。
只要她喜欢，尽可以躲藏在她的聪明后面。
但这点我们早就看透了。
我们这些说话直来直去的纽芬兰人早就看透了她那点伎俩。
"我同事向我保证，说菲尔丁没什么恶意，可以不计较。
我是想忽略她，但普劳斯时不时的出现让我忘不了她。
有一段时间，我想把普劳斯彻底逐出我的政府。
然而，他作为一个支持加入联邦的重要成员，身旁总有一些重要的盟友。
对于这些人，我没把握能缺得了他们，所以我委派他当上了财政部副部长。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见面，我尽全力反复强调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不再是十年前的我们，他现在是我的手下，给我干活，听我吩咐。
但在他眼中，在他的举止上，总是透着对我的权威的颠覆。
仿佛我们都知道，我不是总理，只是个名叫"总理"的家伙罢了。
仿佛我们都知道，我是怎么坐上这个位置的，还可以坐多久。
我多么希望，那天我和麦克唐纳在政府大楼见面时，普劳斯不在场。
麦克唐纳当然希望有个见证在场，以免我比任何一个了解我过去的人所预料的更犹豫。
我不敢肯定，如果我对普劳斯待遇不公，她会有怎样的反应。
我想这也许不失为刺探她的一个途径。
虽然，我曾在最后一次见面时说她一直爱着他，但他们之间究竟有多亲近，或甚至是否亲近过，我却没有确切把握。
显然，她似乎担心，我会做些什么来伤害普劳斯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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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降下旧旗(4)
我还是怀疑她对他的爱，因为对于她给我的解释-为什么写信去《晨报》想得越多，就越觉得这里面不对劲。
我只有她的片面之词。
那本假定海恩斯犯罪的书并不能证明什么。
海恩斯卷进这件事，我并不怀疑，但他匆忙离开根本无法说明他到底如何卷入了这件事。
我惴惴不安。
她似乎精心设计了一条道路使自己游离于我的世界，不仅仅游离于我的影响，也游离于我的理解之外。
我完全不知道，她所说的是否真实，她似乎什么都不需要。
她没有雄心壮志，也没什么承受不了的损失。
对于这一点，我怀疑连普劳斯也包括在内。
我告诉自己，这并不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
她的批评让我愤怒。
她不留情面地牢牢咬住我不放，没任何明显动机，让我怀疑可能连她自己也说不上她的最终目的，这也让我很恼火。
我知道大部分人都"上不了"她的专栏，所以也装作"不想上"的样子。
我说我无法理解，一个仅仅依靠"浪漫幻想"的作家会受欢迎。
"浪漫幻想"在纽芬兰意味着不要用真话说事情。
"我想她这个做法非常巧妙。
"我说。
"至少，有人告诉我，有些人会这么想，但事实是这里面没有一点是真实的。
如果全是假的，那它又有何价值？"我有一次打电话给她，把她的工作贬为"酒精刺激下的无聊话"，骂她"沉迷于酗酒"，"被酒熏得糊里糊涂"，"抱着威士忌烂醉如泥"。
"你的专栏里没有分析，菲尔丁，"我说，"也没有建设性的批评。
我希望你在分析和批评时保持严肃的态度。
"她让我尽情地说。
我猜测她是要把她的话留到专栏上去写。
她几乎只说了"你好"和"再见"，但让我自己觉得荒谬可笑的是，我承认听到她的声音我感觉很好。
我们现在立场不同。
她对我的沉默中隐含的不仅仅是因为我社会地位的提高，还有其他原因。
在我看来，她对我的残酷批评与以往我在她身上所做的一切，或者甚至她想象我所做的-即威胁海恩斯从而使普劳斯陷入危险-完全不成比例。
菲尔日志1950年9月19日"昨天接到他的电话。
我提了一个意见。
他表示同意并提出帮助我实施。
他说根据已有记录来看，我已精神失常，但更多的话没有记录下来，不过多次提到了'威士忌'和'荡妇'。
"（编者按：菲尔丁小姐和斯莫尔伍德先生虽然从未谋面，但常常互通电话。
他们对彼此之间有仇之类的流言一向都是一笑了之。
他们最近谈话中常常出现"威士忌"和"荡妇"的字眼，是因为斯莫尔伍德先生打电话给菲尔丁小姐，要告诉她一条好消息：他的小猎犬生了一窝小狗，有三只是雌狗。
菲尔丁小姐曾经答应，要挑选一只幼崽，所以在过去几个月对母狗的怀孕过程一直非常关心，现在听到生了的这个消息非常高兴。
他们交换意见显示了他们之间根深蒂固的友谊，这份友谊就算职业上的对抗再深也不能破坏。
）她开始在专栏里给我起五花八门的绰号："他自己"，还有因我的名字首字母缩写是，而且我又形体矮小，骨瘦如柴（50岁时才130磅）又得到了一个叫"小个子"的称号。
她甚至又拿出在费尔德学校时给我取的绰号，称我为"小木棍"。
我将大把时间都花在拼命工作上，从来没有一天工作时间少于18个小时的，包括周末、节假日都如此兢兢业业，所以体重根本不可能增加。
我仿佛开了家一个人的公司，我的生意却是经营整个纽芬兰。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
我认为这些上流人士一旦获得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把我挤掉，把他们自己的人安插到我的位置上，不是普劳斯就是像普劳斯那样的人。
我没办法做到委以责任而不下放权力，所以不愿意将任何大小的事务交托给他人。
私底下我就是一个身兼所有部长职位的执行者。
我怎么能不犯错误呢？菲尔丁一篇专栏里专门描述四个人顶着大风雪敲开我家大门，向我说明他们是"捕捉鲱鱼的冰岛渔民"。
他们神秘地对我说，他们来是因为"冰岛在节节衰退而纽芬兰正欣欣向荣"。
如果我为他们买捕捉鲱鱼的渔船，纽芬兰将会"更进一步"。
我同意了，我有能力这么做，我对于满足这样可笑的要求觉得十分新鲜。
我只要说"好"，船就买下了。
冰岛人几个星期后带着合同离开了纽芬兰。
第二年春天带来了四艘残破不堪的船。
它们根本不值我支付给他们的40万元，就算一小部分也值不上。
他们花了9个月捕鱼（那段时间他们共捕获6桶鲱鱼），然后就销声匿迹再也没有出现过。
我一计算，发现每条鱼要了整个省700元，大约是它实际价值的1400倍。
又有人跟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比纽芬兰更适合制造全瞪羚皮的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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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降下旧旗(5)
这个计划共投进50万元，结果一副手套都没生产出来。
一家名为"国际基础经济公司"向我的政府索要24万元，评估在纽芬兰建立第三家纸浆造纸厂的可能性。
钱刚一到手，他们就宣布此处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接着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菲尔丁在她的专栏中对于这些错误做了一一描述，让我难逃公众的严厉谴责。
我在一篇新闻稿中回复道："如果有人像菲尔丁小姐一样，在头脑中对我们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事都充满怀疑，我们还怎么吸引世界上那些重要的商家和实业家来纽芬兰？也许菲尔丁小姐不明白，她的这些专栏会对那些有可能来这里的投资者产生多大影响。
我想知道，究竟菲尔丁小姐已经吓跑了多少投资？也许她的读者也该扪心自问一下。
"菲尔丁回答道，她的专栏非但没有吓跑那些"投资客"，反而显出我是怎样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所以极有可能吸引"投资客"将纽芬兰当做投资的首选。
我打定主意，我需要而且纽芬兰也需要一位经济发展专家，一个单人智囊团。
他不仅会成为顾问，还将充当文职人员以及我的参谋。
我打电话去渥太华，就这个问题征求意见。
经过与好几打人谈话后，他们给我推荐了一位。
听上去他正是我要寻找的人-一位致力于联邦政府工作的移民与经济发展教授与顾问。
他的名字是阿尔弗雷德·沃德马尼斯博士。
在新闻招待会上，我隆重介绍他，仿佛有朝一日我们会为他建座纪念碑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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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民党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1907年，邦德的副手爱德华·莫里斯爵士在议会中转变了立场，成了保守派。
1908年，有人邀请他在大选中率领保守派与邦德竞选，但他拒绝了，尽管有里德家族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至此这个家族已被邦德"温特"得所剩无几，除了道义已别无所有了）。
相反，莫里斯把保守党改成了人民党。
邦德嘲笑说，从他所谓的"撒尿宣言1"中显而易见，人民党之所以有别于自由党，仅仅是因为它的领导人是莫里斯而不是他。
邦德说，换个讲法，这场选举是自由党人与自由党人的竞争，如果势均力敌，两党都赢得18个席位，他说自己不会感到意外。
总督威廉·麦格雷戈邀请莫里斯组建政府。
莫里斯接受了邀请。
麦格雷戈解散了议会。
另一场大选又开始了。
这一次，莫里斯作为执政党而非反对党的领袖参加竞选。
这个差别所增强的只是他的信心，而非邦德所说的，是他随心所欲施舍恩惠的能力。
莫里斯获得了胜利。
此后不久，铁路延伸法案得以通过。
作为补偿的象征，里德家族被邀请修建了6条新支线，后来被称作"橄榄枝线路"。
1913年，邦德再次被击败后，便辞去职务，在郁闷的隐居中度过余生。
1918年，当有人邀请他再度出马领导自由党时，他宣称："我已经受够了纽芬兰的政治，现在我带着蔑视和厌恶离开了这肮脏的行当。
"唉，尽管莫里斯以各式各样，不胜枚举的方式改善纽芬兰人的生活，可直到理查德·斯夸尔斯爵士1919年荣升总理之后，纽芬兰才缓过气来，有了繁荣和自尊。
既然我们打算用《趣闻杂论》后记中的一段话来终结我们的历史，那么在此我们也想就理查德·斯夸尔斯爵士在本书开篇所给予的褒奖表示感谢。
我们认为，除了理查德爵士，再没有谁更适合向公众推荐这本书，他的仁慈让我们受宠若惊，他的政绩激发了创作这本书的灵感，他的美德使得这本书的优点，倘若有优点可言，更加栩栩如生。
我们虽然说"终结我们的历史"，但其实我们的历史才刚刚启航，这还是她首航的开始。
当她的竞争对手早已沉入海底，船身嵌满藤壶，她却依然航行在水上，这一点我们毫不怀疑。
我们也不怀疑，在她的时代结束之前，她将驶进每一座海港。
你看，香槟酒瓶撞向船壳，垫木被移开了，她慢慢地滑下船台-瞧，她下水了！


公费旅游(1)
我告诉纽芬兰人民，沃德马尼斯才能卓著，我打算给他三倍于我的薪水。
我一年的收入大约7000元，沃德马尼斯将得到21000元。
沃德马尼斯是拉脱维亚经济学家，他的过去我们不清楚。
他跟每个人讲自己的过去，但说法总是不一样。
他跟我说，他被招募进入某个精英教育军团中学习，该军团主要以培养未来的拉脱维亚领导人为目标。
在战争年代，他成为他们国家抵抗运动的领袖。
他准备离开拉脱维亚来加拿大之际，瑞典政府授予他该国的最高奖-北极星奖。
有谣言说，他的博士头衔是自封的，他也没得过北极星奖。
这奖项其实就相当于瑞典政府发放的购物券。
还有人说，在战争中他不是抵抗运动的领导，而是支持纳粹的家伙，或者干脆是个卖国贼。
我说，我坚信沃德马尼斯名副其实，"声誉良好"。
沃德马尼斯给自己封了一个经济发展局局长的头衔，还告诉我这样可以"唬住那些欧洲人"。
我开着克莱斯勒加长型轿车亲自去机场接他。
内阁坚持我亲自开这种豪华车前去，这样才能配得上总理的身份。
我并不愿将已经开烂了的道奇车换掉。
他大约5英尺7英寸，体格修长壮实，一头密密的乌黑卷发，一个高高的额头，外加一对深绿色的眼睛。
他外表最突出的特点是"浮动虹膜"。
见面后没几个小时，他就向我解释其中的意义。
"对大多数人来说，"他说着，把脸凑到离我仅6英寸处，让我能看得更清楚。
他的食指几乎戳到眼睛，"虹膜是眼睛中有颜色的部分，从上眼睑一直到下眼睑。
一个有'浮动虹膜'的人，通常他的眼睛比普通人的眼睛大，虹膜没有一直长到两端的眼睑，在虹膜上下两端可以看见眼球。
这样一来，虹膜就像在'浮动'一般。
只有2%的人才这样。
""浮动虹膜"的效用在于使他的目光聚焦，让你产生一个印象，仿佛他是透过一对偷窥孔从眼睛后面看过来似的。
"您的妻子和孩子在哪里啊？"我问道。
"她们暂时留在蒙特利尔。
"他回答，"孩子们经常旅游。
我妻子认为我不会在纽芬兰呆上几个月的。
她听说了这里的天气。
不过一旦她明白我要在这里居住，她就会和孩子们一起过来。
"我很奇怪，一个妻子和母亲会依靠天气传闻来决定这么重要的事。
但我并没说什么。
我猜测他迅速地估量了一下我的能力，也估量了纽芬兰的价值-它的历史价值。
我看穿了这一点，但并不介意。
也许他有魅力或感召力，并对此能收放自如，所以他获得了我的巨大支持。
但很快，事实就清楚地摆在眼前，我那些部长们不买他的账。
他在他们面前装出一副谦卑有礼的样子。
他的伪善一目了然，让人不快。
他称他们每个人"阁下"。
无论何时遇见，他都向他们鞠躬，我觉他是在调侃，是在嘲弄地模仿某种东方的宫廷礼节。
也许在别人看来，他对我的阿谀和忠诚也明显虚伪。
对我来说，他仿佛相信这一切只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巧合-在纽芬兰，一个真正有能力的人碰巧当选了领袖。
我说服自己，不是因为我的职位和权力，而是因为我的能力才让他对我俯首帖耳。
我把他对别人的轻视当做是对我间接的恭维。
他对如此多人的鄙薄并不是在证明他的自大，而是他的高标准和差别对待的体现。
他对我的印象如此之好，简直让我受宠若惊。
见面才五分钟，他便告诉我，他相信在纽芬兰他能找到他的"精神家园"。
我把这当做他发自内心的感慨。
我无法相信，有人能够用如此单纯无邪的举止来拍马屁。
可能在他身上最吸引我的是他看上去不仅如此寂寞，而且如此孤立，与世隔绝，仿佛本该让他彰显才华的世界不复存在，或者压根儿没出现过。
他是那么孤立无援！加入加拿大丝毫没有减轻纽芬兰的孤立，至少目前没有。
在我看来，全世界只有纽芬兰才是最适合沃德马尼斯的地方，他也最适合这里。
与世隔绝，对于一个纽芬兰人来说如果不是与生俱来，就一定出于后天偏好。
刚开始在纽芬兰的几个月，他一点一滴向我们展示他的社交才华。
最后，他的才华施展完毕，也再拿不出什么让我们大吃一惊的东西了。
在圣诞晚会上，他用明显练过的嗓子为我们唱了圣诞颂歌。
一个月后，政府大楼的舞会上，他将华尔兹翩翩的舞姿撒满整个房间。
那群与我一样不知华尔兹为何物的女人，也跟着他摇摆起来。
他通晓多种语言，他用外国访客的语言与她们交谈，深受她们青睐。
每每这时，其余的人在一旁张大嘴巴，惊奇而又安静地站着。
他会弹奏半打的乐器-钢琴、手提琴、笛子-技艺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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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旅游(2)
问一个略微可笑的问题：这有什么用？他对他的才华并不欣赏，反而觉得他的才华让他不堪重负。
在沃德马尼斯的建议下，我改变了对菲尔丁的策略。
与我的阁员不同，他并不说她毫无价值或让我忽略她。
他确信我的想法是对的，必须"压制"菲尔丁对我的批评。
他极力主张我邀请她与我们一起公费旅行。
只要她同意，就可以加入我、沃德马尼斯以及我们的随员-都是公务员，一道前往我组织的欧洲之旅。
我向新闻界宣布，我们是贸易使团，此行目的是吸引"世界级的投资者"来纽芬兰投资。
"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呢？"我问，"如果你认为让菲尔丁到欧洲旅行就能让她缓和对我们的攻击-""我想认识一下菲尔丁小姐。
"沃德马尼斯说，"除了邀请她加入这样的旅行，我想不出别的办法可以和她在一起。
""她会把我们做的事一五一十全写出来的。
"我说。
沃德马尼斯耸耸肩，说道："不管她是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她都会写。
"我预见将会是惨败，但还是同意了。
沃德马尼斯教导我如何邀请她。
我给菲尔丁去了电话。
"我们想让你陪我们一起去，菲尔丁。
"我说，"想让你看看我们有多么敬业。
一旦你认识沃德马尼斯博士，看清楚他为纽芬兰全力以赴所做的一切，一旦你明白我们所面临怎样的困难，一旦你能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领袖，真正的总理，真正的政治家，我相信你一定会以全新的眼光看待我俩。
""斯莫尔伍德，你告诉我，"她说，"难道你一点都不担心，所有他的人看上去有多么渴望在纽芬兰'投资'？"（《每日新闻》上登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一大拨沃德马尼斯安排将与我们见面的潜在投资者。
）"一点都不担心。
"我说，"毕竟，你不会拒绝来送礼的圣诞老人。
""你希望我陪同，一旦我明白管理一个省是多么不容易，我会变成一个更-什么-更明辨是非的记者？斯莫尔伍德，快点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我不会在这次旅途中神秘消失了吧？"我大笑起来。
最后我猜测，大概她太想知道我们隐秘的动机，所以接受了邀请。
我巧妙地在旅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条消息。
"我能否邀请菲尔丁小姐陪我们一起去？"我说，"菲尔丁小姐属于人民。
现在，我们让她作反对派的头，监督我是不是有什么瞒着大家。
""有趣的是让我们看看，"几天后，《每晚快报》的一个读者写了封信给编辑，"整整一个月在欧洲各国好酒好饭，还有天知道别的什么好东西招待，我们的菲尔丁小姐还会不会是原来的那个？"我们飞去伦敦，收拾停当，以每周二到三个的速度游历欧洲主要城市。
白天我们参观办公室、工厂，傍晚欣赏歌剧、芭蕾舞、戏剧。
接着，就被那些属于沃德马尼斯晦涩的过去，并被他称为"合伙人"的人好酒好饭地招待。
不管沃德马尼斯带我们去哪里，他似乎不仅认识每个人，而且非常受他们尊敬。
"你以为是什么？"菲尔丁说，"如果你带游客参观纽芬兰，你会介绍他们认识几个天主教徒？"在这整整一个月的公费旅行中，菲尔丁的专栏每天一篇，第一天从伦敦，第二天从巴黎，再一天从汉堡寄回报社。
旅途开始后的第三天，我收到关于菲尔丁将专栏寄回报社，刊登在《每晚快报》的消息。
她明白我知道她专栏的事，但我装出一副知道她最终会醒悟的样子。
我们几乎让她陪伴去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
沃德马尼斯的举动似乎要表明，他想单纯的富贵荣华能拉拢她。
"我要她以为这是我们的计策。
"他说。
但对我来说，我和菲尔丁一样兴致勃勃，想知道隐藏在后面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可无论何时我问沃德马尼斯，他的回答只有一句：他只是想"认识"菲尔丁，而认识她需要时间。
沃德马尼斯动用他过去的外交关系，让我们简短地在冈道尔夫堡拜会了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
菲尔丁在她的专栏里戏称那儿是教皇"远离罗马的家"。
我一直看菲尔丁，想知道这一切有没有给她留下适当印象-我现在开始觉得，我们把她带来真是希望将她拉进我们的阵营。
我介绍她。
"阁下，"我说，"这位是纽芬兰著名记者菲尔丁小姐。
她为这世界上一份渺小却伟大的《每晚快报》撰稿。
"天啊！菲尔丁看着我，表情似乎在说，如果要你闭嘴那么为难，为什么不找人把我杀了？我很震惊，自己当时居然没有激动到舌头打结。
我将沃德马尼斯在梵蒂冈附近买的满满一箱念珠和圣牌带来，告诉教皇我打算把这些东西分发给国内的天主教徒。
他答应为它们赐福。
"他计划在下次竞选时，在天主教选区把这些东西和他的照片一起分发。
"菲尔丁说。
教皇微微一笑，我猜他以为她在开玩笑，不过我确实打算这么做。
我觉得自己的脸红成了猪肝。


公费旅游(3)
我拼命挤出一丝笑容，装作权当是个笑话。
沃德马尼斯依旧一脸漠然，仿佛梵蒂冈礼节森严，严禁在教皇面前举止轻浮。
不过我知道确实是有这样的规定。
沃德马尼斯与德国关系尤为密切。
我们在那里呆了整整两星期。
我告诉自己，这再正常不过，因为据他陈述，他从被德国占领的拉脱维亚派到这里"对抗纳粹"。
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战役是在这片土地上进行的。
我知道他的话并不全与实情相符。
他曾在被占领的拉脱维亚担任大检察官和司法局局长。
但他向我保证，没做过这样的头衔需要他做的事。
在沃德马尼斯的指示下，我经常向德国人指出，他们的国家与纽芬兰一样处在过渡和重建状态。
我建议他们最好尽可能快地重建家园。
我们与钢铁巨头阿尔弗雷德·克鲁伯商议在纽芬兰建立工厂。
克鲁伯因战争罪从1945年起被盟军关进监狱，所以这事就变得困难重重。
就像菲尔丁在她的专栏中写道："要不是有这位国家栋梁阿尔弗雷德·沃德马尼斯先生，要不是他在我们的旅馆和克鲁伯先生被关押的监狱之间来回穿梭传递消息，这事也许根本无法完成。
"有时，我们的旅行几乎如梦幻一般。
在巴伐利亚，在某个一文不名的贵族家的草地上，我们受邀观看一群芭蕾舞演员带来的专场演出。
舞蹈演员离开草地后，烟花展又开始。
这时，舞台后面传来一阵歌声，是一个唱诗班带浓重的口音半唱半念《纽芬兰颂》："俺们向（像）耐（爱）俺们的父亲一样耐（爱）你，俺们站在塔（他）们曾钻（站）过的杜（土）地上，俺们向箱底（上帝）祈祷，纽芬兰！箱底（上帝）保佑你！"后来，为兑现我对这次举办者的承诺-我要给他一大笔"贷款"，让他在纽芬兰建功立业。
我告诉纽芬兰议会，他是"工业巨子"。
虽然他"没有一点现实形式的货币"，但他家里有"价值四分之二个100万的名画"。
这个短语完美地传达了全部意义。
我们不能说值二分之一个100万的名画，而要说值四分之二个100万，仿佛任何成双的都比落单的来得好。
"名"画这个"名"字也非常重要。
它能帮助我在争辩中获胜。
虽然纽芬兰不认可，但世界上其他人都认可他的画的数量和质量，这让我们值得为他冒险。
"纽芬兰，"我还没成为联邦支持者之前就说过，"可以成为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个国家。
""渺小却伟大"是矛盾修辞法，它精确概括了我对纽芬兰的全部看法。
菲尔丁有篇专栏专门探讨和总结了我的说话习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个……。
"她引用我曾说过的《每晚快报》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份报纸。
她清楚地记得，我曾发誓说要让新建立的纪念大学成为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所大学。
她说我曾说过，长岭山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座山脉；丘吉尔瀑布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个奇迹；还有汉伯河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条河流。
她写道：在早晨一个渺小却伟大的时刻，我想到我国的森林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树林，如同我们的小树总理本是一位渺小却伟大的小树林家族成员，更不必说他是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棵小树。
凭这一点，我们便该奖赏他世界上渺小却伟大的一种狗-也许该是条京叭。
我不断夸耀自己如何遇见杜鲁门，又如何与甘地一起照相，怎样与丘吉尔握手。
"这些都是伟人啊！"我用一种近乎训诫的口吻对听众说。
"伟人"二字似乎隐含着他们的伟大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听众永远都无法成就，因为我们是纽芬兰人。
我的行为似乎表明，作为一个纽芬兰人，倘若被某个伟人说是人民的荣耀，那就是最高成就。
我从没直接称呼过沃德马尼斯的名字，而一直喊他"博士"。
他一向都称我为"总理"。
这项礼节从未被省略，即便只是我们俩之间的对话，也是"博士"、"总理"地叫着。
与其说我着迷于沃德马尼斯这个人，不如说是他的仪态令我神魂颠倒。
他身上具备所有我缺乏的品质-见多识广、老于世故、精于生意，又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教养，再则他品位高尚、温文儒雅。
在苏黎世预定旅馆房间时出了些差错，我得和沃德马尼斯同住一个房间。
我万分紧张。
菲尔日志1951年5月6日为了不让纽芬兰纳税人承担两辆车的负担，我们都坐在一辆奔驰车上。
我们只住最好的旅馆，只有最好的旅馆才有够三人睡的大床。
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斯莫尔伍德先生和沃德马尼斯先生身材适中。
他们腿和床脚之间空间够大，我能横躺下来。
我新闻的客观性不容侵犯。
亲爱的读者，你们的总理和经济发展局局长常常穿着睡衣，肩并肩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他们把手放在脑后，彻夜长谈，计划政策，设计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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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旅游(4)
试想一下，目前为止也许他们最高明的方针政策便源于这样的枕边谈话！前几天的一个晚上，总理说："我们将用工厂点缀孕育湾。
"我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看自己是否误解了他们。
他们是一对充满生机又喜欢双关语的人，偶尔两人一起玩"踩脚踏板"，消磨几小时光阴。
"踩脚踏板"是拉脱维亚孩子们的游戏。
两个孩子仰面分别平躺在各自床头，手放在脑后，把光的脚底板并在一起，像骑自行车一样将对方的脚当踏板。
游戏目标是将你的对手一直踩到床下为止。
我们的总理和这位拉脱维亚人旗鼓相当。
没有谁可以撼动对方，所以他们最终只落得双方精疲力竭，沉沉睡去。
看到这篇专栏以后，我再也无法相信，邀菲尔丁旅行可以改变她的想法。
登着这篇专栏的报纸送到我手上时，我对菲尔丁说："我熟知世界上大部分著名的报刊，我可以确定地跟你说，它们不会发表这样的鬼话。
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张床上；两个男人玩'踩脚踏板'之类的话。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这是最最糟糕的废话……"沃德马尼斯让我稍稍平静下来。
"菲尔丁小姐，总理累了。
"他说，"这次旅途非常辛苦，我们所有人肩头压力都很大。
"随着菲尔丁的专栏接踵而来，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自从雇佣沃德马尼斯以来，我第一次狠狠责骂他犯了"一个永不磨灭的大错"。
"总理，"他说，"您一定要相信我。
我现在不能跟您解释其中原委，但很快您会清楚为什么有必要邀请菲尔丁小姐与我们一道。
我现在不能说。
这里面的大部分事永远都不能让您知道，因为对您来说最好还是不知道。
""你做事有没有经过我授权？"我追问。
"您一定要相信我，总理。
"他说，"有些事必须做，而您还是不授权为好。
""我们这样做应该换些成果，"我说，"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一些值得我们去这么愚蠢冒险的成果。
""您并不需要冒什么险。
"他说。
我迅速抬手摆了摆，不想再谈此事。
菲尔日志1951年5月21日写于汉堡旅馆346房间床脚我已喜欢上在夜里躺在床上写专栏。
此刻，总理和拉脱维亚人早已酣睡。
与往常一样，"踩脚踏板"令他们疲惫。
今夜的这场游戏又打了个平手，虽然结束时空气中透着一丝不快。
拉脱维亚人指责斯莫尔伍德先生作弊，说他把手从脑后抽出来。
这一点斯莫尔伍德先生也承认，不过他说这时间只够他调整一下滑下来的眼镜。
"这并不重要！"拉脱维亚人说，"重要的是你用手了。
"斯莫尔伍德先生辩解说，"踩脚踏板"是拉脱维亚人的游戏，游戏规则他尚在学习中，所以不可能与一个从小玩到大的人懂得一样多。
但拉脱维亚人并没有听信这话，而是告诉他，下次再这样将剥夺他的资格。
他们俩都板着脸睡觉了。
我们只能希望，为了纽芬兰的利益他们明天能和解。
沃德马尼斯跟不上我的节拍。
愤怒彻头彻尾地刺激着我。
对于菲尔丁，我无法忍受再看她一眼。
但我知道，这个节骨眼上不可能送菲尔丁回国。
如果我们这么做，就会落人笑柄。
菲尔丁也跟不上我的节拍。
但只要她需要，便可以不受约束地请求离开，独自在宾馆呆上很长时间，或从宿醉中恢复体力，或为宿醉备足体力，又或者写她的专栏。
这时候，我却和沃德马尼斯继续着无休止的拜会和应酬，常常早上8点离开，不到午夜回不来。
我们第二次去德国时，在汉堡我们三人坐了辆紫红色奔驰轿车，有专门司机驾驶，车身擦得锃亮。
我们坐在后座上。
我向菲尔丁保证，这辆车的费用不是由纽芬兰人民支付。
此时，沃德马尼斯正用手绢抹着前额，似乎呼吸不过来了。
"总理，我不行了。
"他说，"您难道永远不会累吗？您难道永远不需要休息吗？""没什么。
"我说，"这是良好生活习惯的结果，沃德马尼斯博士。
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我意味深长地看着菲尔丁，她的头侧在一边-"也不追女人。
"沃德马尼斯建议我，在回国前几天打出那张戏弄她的"王牌"。
这一路上，在沃德马尼斯建议下，我一直答应给菲尔丁一条"独家消息"。
现在，我终于告诉了她。
菲尔日志1951年5月25日写于汉堡旅馆346房间床脚昨晚是他们"踩脚踏板"踩得最为强劲的一个晚上。
我拼了老命才没被他们从床上弹下来。
我牢牢抱住其中一根床柱，惊诧地看着他们踩得越来越快的四条腿上的污渍。
"总理，我不行了。
"阿尔弗雷德·沃德马尼斯终于讨饶，"我不行了，我喘不过气，必须休息了。
""我用他自己的游戏打败了他！"总理满心欢喜地说道，甚至连呼吸都不怎么急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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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费旅游(5)
拉脱维亚人已经"噗"地一声精疲力竭地倒在枕头上。
"我可是踩败了一个拉脱维亚人。
没几个人有本事这样说。
这是我良好生活习惯的结果。
我不抽烟，不喝酒，不追女人。
我轻而易举地摆脱那些追求我的人。
"他的手依旧放在脑后，但舒展开了全身。
他5英尺6英寸的条纹睡衣很好地展示出来。
他狡黠地看了看我。
枝形吊灯的光线反射在他的眼镜上，镜片显得很厚，黑镜框也前所未有地引人注目。
"我会给你一些东西写的，菲尔丁小姐。
"他说。
当我告诉他，这着实让我吃惊时，他咯咯笑起来。
"我会给你一些真正能引起纷争的东西。
""什么？"我问。
"是选举。
"他回答道。
"是什么？""是选举。
"他说，"一场选举。
你知道是什么样的选举吗？""是的，是的，我当然知道。
"我说，"我原本以为你说-但没关系。
""等我们一回纽芬兰，我就宣布举行选举。
"他说，"我刚刚才决定的，就在床上。
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你具体日子，但你可以在你的专栏里写我准备一回国就宣布举行选举的消息。
这条独家消息怎么样啊？"阿尔弗雷德·沃德马尼斯大喜过望。
"总理，您一定会以绝对优势获胜！"他说，"您不能输，也永远不会输，不光这次会赢，下次也会赢，下下次还会赢。
我们的合作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
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纽芬兰一定会腾飞！我们会的，会的，会做到！"他在床上站起来，上蹦下跳，还在半空中旋转。
斯莫尔伍德先生微笑地躺着，若有所思地看着他来回摆动的，穿六号鞋子的小脚。
我们飞回到纽芬兰。


32 隐士
<b>　　菲尔丁的《纽芬兰简史》</b>
我们在此献上罗伯特·海曼最后也是最长的一首韵文"隐士"，描写的是一位来自布里斯托尔希望之地的渔民，财产曾被海盗彼得·伊斯顿洗劫一空。
诗中，他对那个如今不在场的海盗说话，而且由于自己的厄运而反观纽芬兰，向这座海岛以及岛上所有的居民投去永恒的诅咒，然后一走了之。
狗娘养的伊斯顿，你又嫖又劫，又偷又抢，你沉了我的渔船，烧了我的店房。
"不过你得看看事情好的一面，比你倒霉的人还有好长一串。
"扬帆远走时你这样对我说道。
要是果真如此，我为那些人祈祷。
"我走了，给你留下小命一条，我走了，带上你老婆跟我一起走了。
我听说对她这并不新奇，她早跟你所有的朋友交往甚好，还有沿海所有男人，跟她相遇的可不少。
"我的朋友们都说那是一派胡言，有的人甚至和我一起哭喊，发誓说他们也会把她思念，"跟你一样，或者比你更加依恋。
""她跟伊斯顿和他的人走了，我再也见不到她一眼了。
"我对那些嘲笑我的人说明："可你们将永世不得安宁。
天花、坏血病、狂风、寒冷，这些将把你们折磨得人不像人。
红种人、海盗、风暴、饥饿，死亡将带给你们安乐。
现在，我把这诅咒送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你们这些芸芸众生，还包括其他所有的人们，谁踏上这片土地，谁将立即悔恨。
"接着，我大步流星走进森林，一生的希望消失殆尽，从此独自生活，孑然一身，不再想人间烦劳，还有世俗凡尘。
我日出而起，日落而息，扔掉钢枪，用长矛代替，我学着红种人混天度日，不过我也躲着他们，小心翼翼。
白天我独自一人，孤苦伶仃，夜晚我蜷缩在帐篷里，独守孤影。
我躺在那里冥思苦想，满怀忧郁，满腹凄凉。
"这片土地本不该住人，这片海滩应该未曾发现。
这片森林应当人迹罕至，即使最早来的土著也未曾横穿。
不久，这些红种人将越来越少，约翰·卡伯特登陆时他们还多如牛毛，面对他们，老约翰·盖伊也曾目瞪口呆，如今，他们的优势早已不再。"于是，我闭上眼睛，打起盹来，梦见红种人死得越来越快。
但尽管有我的恶言诅咒，希望者依然涌来，无止无休，虽然英法国王三令五申，他们的热情却不见消减。
我一觉醒来，身子一移，发现不妙，可为时晚矣。
我挂起丧钟，诅咒希望，殊不知丧钟在为自己敲响。
不久，我也将万劫不复，回归永恒，跟红种人一样。
但愿除了我，纽芬兰无人问津，我死后，它也无人关心。
但愿它跟没人来之前一样，不止是偏僻、空旷、凄凉，而且根本就不是个地方。
1920年，纽约，纽芬兰旅馆　　
1922年，圣约翰斯疗养院　　
1923年6月，十二英里房　　


真相大白(1)
美国内战结束后，出现了一批想利用南方不稳定局势进行投机倒把的北方佬。
他们妄图借南方重建大捞一票。
加入联邦后，我们也面临了同样的局势。
类似北方佬之流的人物纷纷涌进了纽芬兰。
我们国外之行结束后的第二年，这些人从英格兰、法国、利希滕斯坦、卢森堡公国、瑞士、瑞典、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而来，尤其很多是从德国来的。
他们在纽芬兰宣布自己的权力-贷款权、特许权、财产让渡权、开发权、投标权、矿藏开采权、用水权以及房地产权。
能与我们做成买卖的大部分都是德国人。
我和沃德马尼斯不断宣布，纽芬兰政府与某某先生或某某阁下达成了协议，比如汉堡的葛鲁伯先生，汉堡的莫斯特阁下，哈姆林的霍尔布鲁克先生，柏林的布罗-沃根阁下等等。
菲尔丁在她的专栏中把这些人统称为"汉堡的汉堡先生"。
骗子、假商人、诡计多端的匠人、不择手段的律师、冒名顶替的家伙、投机取巧的人、神经病、甚至江湖郎中都提出了各种最离谱的纽芬兰经济发展计划。
对这些计划，我们政府统统同意，但它们当中大部分尚未起步就已告败。
对我来说，知道他们远道而来就已足够。
在我看来，这就是他们对自身的担保，他们那些洋里洋气的名字就是最好的证明。
对那些要我解释他们身份和来头的人，我烦不胜烦，我把他们一律看做土里土气，愚昧无知，冥顽不灵、目光短浅的人。
我给了一位叫露德·斯纳维尔的博士10万块，因为他"差点"就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至于斯纳维尔所提的计划？他说要在纽芬兰建座工厂，用"神秘的光学过程"每年可以生产几十万副眼镜。
"市场有保障。"我学着沃德马尼斯的样子说道，"五个加拿大人中就有一个是戴眼镜的。"斯纳维尔非但没有垄断眼镜市场，反而被人发现，他乘船来纽芬兰根本就没带神秘的光学设备，有的只是几块报废的金属和石头。
他带着10万块仓皇逃往蒙特利尔。
他在那里被抓以后，人们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张去南美的单程票。
英国伦敦来的阿·阿德勒与桑斯从我这里获得50万"贷款"生产巧克力。
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巧克力"口味纯正，是真正的英格兰口味。
即便你是世界上最顽固，最有偏见的人，等吃了阿德勒的巧克力后，也一定会说它好吃。
"尽管我大力促销，但在纽芬兰，巧克力的口碑却糟糕透顶。
阿德勒的工厂两年后就破产了。
汉堡来的葛鲁伯先生劝说我投资一家工厂，从远东进口天然橡胶生产橡胶靴子和水手衣服。
我向议会描述他是一位"精力充沛，奋发上进，才能卓著"的人。
但直到他抵达纽芬兰，我才知道他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讲。
随着工厂的开办，一系列古怪的交流问题越来越突出。
不到一年，他就夹着包裹走人了。
那时，我正与一个叫布鲁·沃根的人商谈。
我公开宣称，对他有足够信心，结果却证明他与葛鲁伯先生一样令我失望。
由沃德马尼斯谈判，纽芬兰出资，德国人所有的企业在不断建立，又不断倒闭。
那些德国人一夜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扔下他们企业的烂摊子交由我们处理。
一天，我站出来告诉议会，我们已经将一家废弃的水泥厂卖了将近450万。
正如审计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这家公司当初是由纽芬兰政府预先垫钱购买的。
换句话说，我们给他们钱，然后他们再用这笔钱"买"我们的工厂。
面对这些失败，沃德马尼斯似乎并不怎么忧虑，也不觉得要对它们负责或担心我会责备他。
"德国依旧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沃德马尼斯不断向我保证，"经济发展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
"仿佛他已经在我身上看出了一些迹象-我开始怀疑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我自己的能力。
好像与我这个初涉经济的人想象的刚好相反，在他看来，事情正朝着他计划中的某一点发展。
1953年的12月，加入联邦带来的4500万已消耗殆尽，令人左右为难的失败与日俱增。
沃德马尼斯找到我，跟我说他妻子坚持让他回蒙特利尔。
"她不希望我一直住在这里。
"他说，"我也说服不了她。
她觉得这里的天气比拉脱维亚还要糟，我说不过她。
但没理由说我离开这里一段时间，工作就做不好了。
其实我的工作会更出色，我在那儿的话，更容易接近投资商和企业家。
"我以为他只是一时惊慌，虽然从表面看来确实如此。
我自己目前也正处在这样的焦躁与慌乱中。
如果不必在纽芬兰承受近距离监督，他的工作会做得更优秀。
于是，他去了蒙特利尔。
他走后不久，我就意识到，他不打算回纽芬兰了。
只要我继续发工资，他依旧会照单全收这份高薪，但又什么都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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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2)
我决定开除他，理由是推定他虚报开支。
其实，他确实曾这样做过，为我工作的每一个人都在这样做。
我已经决定摆脱他，希望这样做能让反对党相信，我最后终于恢复理智了。
在他偶尔来纽芬兰之际，我解雇了他，面对面地解雇了他。
我叫他来我的办公室，他像以往一样，满脸堆笑地张开臂膀走进来。
"你必须辞职。
"我说，"现在就给我辞职，理由是个人生活压力太大，就这么说。
"这事过后没几天，一个住在纽芬兰的拉脱维亚工程师找到我。
在姓名保密的前提下，他告诉我，沃德马尼斯与德国公司每谈妥一笔合同，都要收取所谓"百分之十的标准佣金"。
根据他的说法，这笔钱归自由党所有，但他坚持不打我的名号。
如此安排，如此条款，对于德国人来说似乎没有任何奇怪之处，自然他们也就欣然接受了。
即便加拿大皇家骑警队还没着手调查，对于这些说法我心中早已不存丝毫怀疑。
在我们这些不时去欧洲的人中，只有沃德马尼斯会讲德语，只有他懂得所提出的发展计划中的工程术语，所以谈判一直由他一个人独当一面。
像我这样对于事态进展一个字也听不懂的人，到场纯属多余。
我向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保证，所有罪行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犯的，并恳求他们追查不见了的钱。
因为如果不是每一分钱都有报账，人们会认为那钱不仅进了沃德马尼斯的口袋，还进了我的口袋，或是自由党的保险箱。
不管是后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我都将完蛋。
有47万块最终追查到是以他小姨子的名义存在纽约花旗银行的账户上，但钱已永远无法追回。
沃德马尼斯已将大部分付给两个住在纽约的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籍难民。
作为交换，他们将新布伦斯维克的一个渔场移交给他。
他一定知道这个渔场一文不值。
也有人怀疑这不过是一纸空文，认为沃德马尼斯说是把钱支付给难民，实则进了自己腰包。
后来他又宣称钱都给了勒索犯，但又不愿意详细解释。
他被捕后遣送回纽芬兰受审。
在圣约翰斯他呆了两天，等待预审。
这期间，他的一个律师亲手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急于见你。
有菲尔丁的消息。
你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比你能想到的更有趣。
"我不可能去见他。
不管我如何谨慎，这消息一定会泄露。
到时，关于我与沃德马尼斯勾结的怀疑与臆测一定会满天飞。
但如果是电话交谈就对我造成不了什么伤害，所以我让普劳斯安排他晚上八点往我家打个电话。
电话铃响时我正坐在书房里。
我拿起话筒放到耳边，但没开口。
"总理，你好！"沃德马尼斯怯生生但又不无得意地说道。
这让我为他感到羞愧，但我依旧没说话。
他再开口时，声音很轻而且在颤抖。
我很想看看他的脸，想知道他是不是在装模作样，又疑惑即便看到他的脸，我能否可以判断出来。
"我有消息告诉你。
"他说，"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让几个合伙人从菲尔丁小姐的房间里拿了些东西。
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帮你-""你有什么消息？"我说。
"我知道是谁写了那封信。
"沃德马尼斯说道。
他的声音现在正常了，仿佛他从我冰冷的口吻中积聚了力量。
"我还知道菲尔丁一些别的事，你一直想知道的事，甚至还要多。
"到这一刻，我才明白他知道那封信的事，但我努力使自己听上去显得并不吃惊。
"你想要什么？"我说。
"我想要完全免受起诉。
"沃德马尼斯说。
虽然这只是他的请求，但听上去更像是个提议。
我"啪"地挂了电话，坐在书桌前思索，同时等着电话铃再次响起。
果然，很快电话铃又响了。
我让它一直响到不再响为止。
然后再次等它响，果然又响了，我还是让它响个不停。
这样一直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最后我终于拿起话筒。
"总理！"沃德马尼斯喊道。
他现在已经在电话另一头哭开了，"我总得有点回报吧。
""如果你承认有罪，"我说，"我就不用上法庭指证你，那样会让我尴尬。
我将为你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减轻你的刑期。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完全沉默。
电话那一头一点声音都没有，仿佛沃德马尼斯用手捂住了话筒在和什么人商议，最后他终于开口了。
"总理，"他说，"我身上现在有两条诈骗指控。
如果我认一条，那你能不能保证撤回另一条？""我没听到你口中菲尔丁的事之前，"我说，"我什么都不会答应你。
""我没什么可说的，"沃德马尼斯说，"今天晚上午夜一过，就会有一个包裹送到府上。
我们可以有一个协议吗？""这-"我说，"得看我对这个包裹满不满意。


真相大白(3)
""你一定会满意。
"沃德马尼斯说道。
"如果我满意，你以后不会再受到我的斥责了，永远不会。
"我说，"如果我不满意，你就会的。
"午夜刚过，门铃就响了。
这算不上什么不寻常时间，所以我的妻子和孩子都没起身。
我走出去打开前门，台阶上有一个用褐色纸头包起的硕大包裹。
四周空无一人，也没有汽车开走的声音。
我捡起包裹走进家里。
1954年8月的预审上，我以秘密方式作了证，有半打德国商人也是这么做的。
沃德马尼斯被两个警察带进审判室。
他站在被告栏前，他们站在他的两侧。
他眼睛下面多了两个像布拉德利一样的黑眼袋，仿佛自被捕以后，再没睡过觉似的。
但他至少仍旧穿着考究，希望这样能配得上我为他安排好的减刑。
更确切地说，不会看上去过于寒碜不值得减刑，那样人们就看得出我们之间没有交易了。
他承认一项指控，另一项被撤回。
他被判刑四年，关入女皇监狱，这也是纽芬兰唯一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建筑。
服刑六个月后，他就被释放了。
他的真实身份，他的经历以及在纳粹占领他的祖国期间，他又在别人头上做过些什么，我们将永远无从知晓。
我受他欺骗，也受一连串沿他足迹，仿效他的人欺骗。
如沃德马尼斯所说，这些人最终将毁灭我指望他们拯救的国家。
我驱车前往菲尔丁的公寓，把车停在拐角，拎只行李袋下了车，急急忙忙爬上台阶，直接走到走廊尽头的房间。
日报照旧堆在门外，最后送来的《每晚快报》放在最上面。
我敲敲门，里面照旧传出一阵疯狂的忙乱。
原先我怀疑这可能只是她在装样子，现在我知道她在隐藏些什么了。
最后，她终于满不在乎地开口问道："谁啊？"仿佛午夜以后有人敲门并非不正常。
早过了我可以在公寓走廊大声自报家门的时候。
"是我！"我说道。
她开了门，身上穿件白色敞领的衬衫，下面是条黑色的休闲裤系到衣服外面，光着脚。
"哦，天啊！"她边说边把烟叼到嘴角。
我正想开口，她已先开口："总理午夜到访！""那是什么？"她又说，"一袋钱？你爱把它给谁就给谁。
离开时请你从左边第一扇门出去。
""我能进来吗？"我说。
她拿出一副作家派头，挥舞着手示意我进去。
"你在工作？"我问道。
"是的。
"她说完挖苦似的叹口气，接着道，"这么多丑闻，这么短的专栏篇幅。
这些天一个女人的工作永远做不完。
这个周末我们要写新的内容，是沃德马尼斯的一个增刊-""我来这里不是为这些。
"我说。
她重新瞥了那个行李袋一眼。
"坐下，坐下。
"她说。
我们在房间唯一的桌子旁坐下。
她工作，吃饭，看书，喝酒全在这张桌上。
我毫不怀疑，夜里甚至她还趴在上面睡觉。
与我现在居住的地方相比，她的环境破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威士忌酒瓶还在老地方-靠里面的书桌右角上。
我早已习惯看到它立在那里，仿佛已经成了一个装饰品。
自从加入联邦以来，对她来说一切都没改变。
我们沿桌边坐着。
我坐在书桌较窄一端的边上，旅行袋放在我脚边地上。
她倒了一杯威士忌递给我，被我拒绝了。
"好吧，"她说，"我很容易被引诱的。
这袋子里是什么？是某个你不再宠信的人的脑袋？还是-""是你日记的复印件，"我说，"全部日记，或者我相信大部分都在这里。
从你住进疗养院开始。
我们三个在国外旅行时沃德马尼斯做的。
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我邀请你一道去的原因。
要你离开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们把整个地方彻底搜查一遍。
"菲尔丁猛然靠在椅背上，手指不停拨弄着酒杯，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它，接着叹了口气。
"我不明白，"她说，"我对你能构成那么大的威胁吗？""这倒没有。
我说服沃德马尼斯，让他相信你对我有这么大的威胁。
"我说，"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让我-分心。
你一生都在让我分心，但我并不知道-"我指指袋子-"这个。
我不知道他趁我们三个公费旅行时，找人进入这里。
你明白，他想挖掘一些针对你的事，但不是为了对付你，而是在有必要时，可以要挟我。
他绝对认为有此必要。
"菲尔丁转过脸，不看我。
我相信她在等着，想看看到底我知道多少，又从她日记里推断出多少。
她一定以为，除了她之外永远不会有人读她的日记了。
加入联邦之前，她对某些事一直都讳莫如深，常用"它"或者"某事"来指代过去的事。
刚开始看日记的时候，我以为沃德马尼斯想欺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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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4)
读了许多内容后，我才发现一直在找的答案。
其实我仍有一些事不太明白，还有一些我相信是真的，却无法证明。
我相信自己已经知道谁是那封信的作者，可对他的动机却不甚清楚。
看来是个不错的开端。
"你父亲寄了那封信-""别胡说八道-""你是为保护他才承认的。
""他看上去会做那样的事吗？"她说着站起来，抓过倚在墙上的手杖，蹒跚地走向窗边，背对着我。
我们俩久久都没有开口说话。
然后她转身走回桌边，将椅子挪到我椅子对面，用一只胳膊支着桌子，手掌托着脸颊，闭上了眼睛。
"是的。
"她终于点头承认。
"事情似乎不是看上去怎样就是怎样。
我父亲知道你是寝室里唯一的镇民。
圣诞节期间信件在圣约翰斯盖邮戳，那时所有的男孩子都离开了，所以里弗斯会以为，或者怀疑是你写的。
""那么谁是那个父亲？"我说。
她看上去很惊慌，又看了一眼那个旅行袋。
"我告诉我父亲是你。
"她说。
"为什么？""你年纪还太小，不能和我结婚。
我又不想嫁给-他。
""是海恩斯吗？"我问道。
她用轻蔑的口吻说道："海恩斯只是给我拍了照片。
"我的脸不由得抽搐了一下，困惑地皱起眉头。
她尽量强作镇定。
"那谁是那个父亲？你在日记中并没说出来，只是用'他'指代。
""就是你想的那个人。
""是普劳斯。
""我们以前常去法官的家里。
房子非常大，法官一个人住在里面。
他成天坐在书房里。
不经意间，在我们想要的时间，想要的地点做了我们想做的事。
""那海恩斯又是怎么回事？"我问，"他怎么搅进这件事里的？""有一件事我说的是真的。
他曾在《晨报》工作，记得吗？他就是里弗斯在审问所有男生时所指的那位'学校友人'。
父亲花钱让他在信寄到《晨报》后将它截住。
他必须确保这信落到里弗斯手上，这样一来里弗斯就能看见上面的邮戳。
"我想起，难怪海恩斯知道那么多我在中学时的事。
老师是怎么对待你，又是怎么嘲笑你的志向。
你永远无法忘记他们给你的人品分数。
一定是他从菲尔丁父亲那里得知的，她父亲也许是从菲尔丁那里得知的，不过我不想知道这里面的事。
"为什么海恩斯与我对质后就匆忙离开纽芬兰了？你没办法证明他与这事有关啊？""其实我有办法证明牵扯到了他。
"菲尔丁说，"一天，我在父亲的柜子角落发现了《纽芬兰史》。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在到处搜寻父亲的黄色图片。
普劳斯有一次曾经说过，我父亲一直没再婚，所以一定藏了这样的东西。
如果他真藏了，而我从未发现，所以我到处找。
我翻到柜子里角时，发现了这本书。
那时我已经知道这封信的事，普劳斯跟我说过。
况且那本法官的书我早就看过100遍了。
我知道缺了一些什么词。
我把这些缺的字母拼凑起来，意识到是父亲写了信。
我还在《纽芬兰史》里发现了海恩斯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向我父亲要钱"买"他闭嘴。
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曾经给过他钱。
不管怎样，你来我这里告诉我有关海恩斯的事后，我截住了他，告诉他那封勒索信还在我手上。
他否认知道这件事，第二天便离开了。
""普劳斯一直什么都不知道吗？"菲尔丁耸耸肩。
"你什么时候告诉你父亲你怀孕了？""我从没说过。
是他自己发现的。
他过去每隔半年给我做一次体检。
又到该检查的时候，我跟他说让他检查我会觉得很尴尬，因为我-长大了。
他说没什么好尴尬。
这话也没错。
那时我穿着衣服检查已经有好几年了。
听我心跳，他听到了胎儿的心跳，隔着裙子就听到了。
他一定要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
""然后你就告诉他是我。
但我差不多够得上年纪和你结婚。
难道不能聪明点？""在那种情况下，我的体型每个月的变化都很大。
""这不是理由，菲尔丁。
"我说，"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能说实话？40年了你还不能讲出实情。
""实情又能是什么？"她边说边转动着桌上的酒杯。
"你知道的。
"我说，"就像我知道谁是那个父亲。
""无论如何，"她说，"我父亲不会让我嫁给你。
""你的意思是不会嫁给我这样的人。
""我知道如果我说是普劳斯，那势必会有一场对质。
我父亲会找普劳斯的父亲，要求结婚。
他一直非常尊重普劳斯一家。
这样以来，我和普劳斯会比同龄人早结婚，但也只早几年而已。
那时我已怀孕四个月。


真相大白(5)
父亲还会觉得这是一桩不错的亲事。
他和普劳斯家里一定会想法照料我和孩子，等普劳斯完成学业。
当然，人们还会议论。
但只要每个人行事光明，也不过是个转瞬即逝的小丑闻。
只要大家都佯装不知，两家一起处理，很快就可以将事态压下去。
迟早会被人忘却，至少没人会再提，就像父亲离婚一样。
我知道我们这个圈子里另两家就有类似的安排。
另一方面，也许我错了，也许我惊慌失措，甚至假设我告诉过他普劳斯是孩子的父亲-谁知道呢？但不管怎样，我告诉他是你。
我没理由预见你会最后知道，或深受其害。
可能我想回避的不是与普劳斯的婚姻，而且婚姻本身。
我选择你是因为我父亲醉心于社会地位，金钱之类的东西，但并不是我的追求。
我希望你不要把他的世界观与我的搞混了。
""很方便的区别。
"我说。
"但你势利得远比你承认，或知道的更多，菲尔丁。
你说你确定没有风险，其实有的，不是吗？你非常乐意让我冒险。
你并不能确定你父亲会做什么。
""对不起！"她说。
"告诉我，"我说，"你在海港街时，为什么把信给我？"菲尔丁耸耸肩。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以为那时我想让你找出真相，也许我确有此意。
""那么你又为什么承认写信去《晨报》？"我问。
"你可能不信，但是我想减轻你身上的惩罚，我知道那事与你无关。
""主要还是为了保护你父亲。
""是的。
他不清楚我知道这件事。
至少我从没告诉他。
我害怕一旦我告诉他，他会告诉里弗斯他所做的一切，那他就毁了。
即使在被开除后，我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以为他可能会向我坦白。
我的意思是只向我一个人坦白。
我以为这可能成为我们俩的秘密，但他一直都没有。
""你父亲听说你被学校开除时，他没问你为什么要承认吗？"她摇摇头。
"我告诉他，我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怀疑是你写了那封信，我不想让你陷入麻烦中。
此后就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你为什么要保护一个没有勇气保护你的人呢？""我怀孕了，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学校的。
""那不是你的做事方式，不是那样的。
事情是他做的，却要让你承担那份羞辱-""是我让他那么做-""他为什么不站出来？""让他毁了他的名誉根本毫无意义-""倒不如毁了你和我的名声-""我没什么名声可以毁，也不想获得什么名声。
我不在乎被开除。
我知道我要怎么去面对我的生活。
我知道自己想成为作家-""你在乎！"我说。
"好，斯莫尔伍德，我在乎。
我母亲抛弃了我。
我打算抛弃我的孩子。
我知道普劳斯还是-普劳斯。
我离开的只是我的父亲。
我被学校开除后，他送我去了美国，去了纽约。
在那里，我母亲一直把我藏在她家，直到孩子出生。
为了把他们装成自己的孩子，她假装怀孕，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过去，她裙子下塞得越来越多。
这听上去并没什么特别，历史上有多少母亲都曾这么做过。
她嫁了个医生。
这位医生曾和我父亲一起上医药学校。
是他帮我们隐瞒了这事，还在家里为两个孩子接生。
我母亲和她丈夫抚养他们。
我的儿子叫戴维，女儿叫萨拉。
她现在快四十了。
孩子生下后，他们认为我最好不要见他们，所以寄养在别处直到我回国。
我又跟以前一样，又是一个人了。
"1920年你去纽约后，我写信给我母亲，还在信封上用了假名。
我问她能否让我见见孩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能立即和你走的原因，记起来了吗？在你告诉我打算去什么地方的时候？""我真是够笨。
"我说，"我还以为你为我离开而难过呢。
"她微微一笑。
"如果不是知道我也会到纽约的话，"她说，"我一定会难过的，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会过去，我知道。
"我转过脸，不去看她。
"我知道不会有第二次，以后也不可能再看见孩子们，所以才写信给我母亲。
她给我回信：'戴维和萨拉以为我就是他们的母亲。
难以想象，在他们这个岁数时把真相告诉他们。
'我给她回了信，我说她可以跟他们说，我是她以前在纽芬兰认识的人，不是他们的母亲，甚至不是同母异父的姐姐。
他们才五岁，根本不会猜测，不会怀疑任何事。
母亲拒绝了。
她不相信我什么都不会说，她不相信我不会又哭又闹。
其实又哭又闹这样的事我根本做不出来，但我母亲并不知道。
"我去纽约时，去了她住的那条街。
一个星期六，一整天我直盯着母亲的房子，躲躲闪闪地徘徊。


真相大白(6)
开始是街这边，后来另一边。
我戴顶帽子，帽檐拉得很低，还围了围巾。
我不能确定母亲一定能认出我，这五年我变了很多。
当时刚好在十月，下午三点时，她、萨拉还有戴维从屋里出来。
他们手拉手，萨拉在这边，戴维在那边，沿街向我走来。
我赶忙走到街道另一边，背对他们走了很远，他们注意不到我。
我母亲和我的孩子们手拉手。
我母亲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还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我又走到街道这边，尾随他们，一直到他们在十字路口停下。
我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近得可以看清萨拉的脸。
她金色头发，碧蓝眼睛，像普劳斯而不像我。
他俩都穿了一身小小的运动夹克-我非常非常想摸摸他们，把他们搂在怀里。
你无法想象，打那以后我在纽约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斯莫尔伍德。
一直都想他们就在这座城里。
有上千回我一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我就会以为可能是他们。
有几次，我站在他们学校的操场外面看着他们。
""普劳斯怎样呢？"我问。
"他知道这件事。
"她说。
"但你说-""但他并不是一直都知道这件事。
"她把手肘搁在桌上，双手捂着脸。
"戴维死后不久，我才把这事告诉了他。
"她说着声音哽咽了。
她放下手。
但看上去仿佛已经哭了好几个小时。
"戴维指定我为一旦发生什么事就必须通知到的人。
他从来都不知道我就是他母亲，以为我只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姐姐。
'我的儿子，你是我儿子。
'他在这里时，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咽回去。
'那天晚上在电影院里，坐在你身旁的那个女人，从她的身体里你开始了你的生命。
'我想知道，他能不能略微感受到我的感受。
"她用手掌根托着额头，泪水一滴滴地落在桌面上。
"别说了！"我说，但她摇摇头。
"一天，两个从佩珀里尔要塞来的军官敲开我的门，递给我一份电报。
'我们抱歉地通知您……'就是那时，我又开始喝酒了。
他上战场的时候，我以为我会不在乎，其实我担心得睡不着。
他从法国给我写过几封信。
每次回信时，我总想写上：'附言：我是你母亲。
'在我们见面三个月后，他牺牲了。
""我很难过。
"我说。
她咬着嘴唇点点头，闭上眼睛泪如雨下。
"哦，我可怜的孩子。
我可怜，可爱，心爱的孩子。
"她趴在桌上，头在两个手臂之间，肩膀一耸一耸。
我伸出手抚摩她的头发，把它们从前额往后拢了拢。
"两个礼拜以后，我把这事告诉了普劳斯。
"她说，"或许不该告诉他。
戴维死的时候他才发现有个儿子。
以前他从不知道有过这么一个儿子，也没见过。
"她直起身，不介意我看到她的脸。
"他起初并不相信。
至少他说他不相信。
我向他保证，除了他没人是孩子的父亲，还反问他我有什么理由说谎。
他乞求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他是孩子的父亲。
他最在乎的是要我保守这个秘密，但也许这么说不是很公平，有谁知道在他独自一人时，他又是怎样的心境呢？那件事后，他又经受了些什么呢？我告诉他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我开口问道："你告诉普劳斯戴维的事，是不是那天……我在新闻俱乐部遇见你，后来又回到这里的那天-""就是我想引你上床的那天。
"她说着又哭又笑。
"是的。
"她说，"我醒来时往他家打了电话。
其实，要他来这里见我是要费番工夫的。
我当时一定听上去很坚决，绝不去别的地方见面。
你是怎么知道的？""那天晚上，我在附近兜了好几个小时。
"我说，"经过这里上千回，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来看看你怎样了。
"菲尔丁用手捂住嘴，压住她几乎要咧开嘴的笑容。
"我看见普劳斯离开，他在车旁站住，抬头看着你的窗户。
你的灯开了又关，再开再关。
我估计是某种信号吧。
""你马上就下了结论。
""是的，"我说，"是的，我确实这样以为。
""学生时代以后，我和普劳斯也不太交流。
"菲尔丁说，"即使我告诉他戴维的事的那一刻，他也没碰我。
也许那时尤其不合适吧。
""为什么？为什么拨弄灯呢？""我们-交往的时候，"她说，"在法官家，总是我先从后门离开，不过从街上看不见那扇后门。
我站在后院，等普劳斯楼上的灯一闪一灭。
那表示海滩上没人，街上没人。
一切都那么令人兴奋。
我们之间秘密信号。
我们之间告别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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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7)
那天晚上，我告诉他戴维的事。
我跟他讲，他离开时我也会将灯一闪一灭。
现在，我才知道他等过信号。
我很高兴他曾这样做。
"我回想起普劳斯，他得意洋洋地，轻快地走下公寓楼梯时的样子。
那时，他刚刚才得知他儿子死亡的消息，也许正努力去接受这个事实：一个我从不曾知道的儿子死了。
对于我来说，这个儿子昨天不存在，今天依旧不存在。
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儿在千里之外。
一切都不曾改变。
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会儿我以为一切都变了，但是我错了。
除了菲尔丁之外，这一切没人知道。
菲尔丁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依旧各不相干，以后永远都不会改变。
能让我像菲尔丁一样生活的事并没发生。
我永远也不会像菲尔丁一样生活。
没什么新的事情能让我害怕。
但他等着信号，看到后立即扔掉香烟，仿佛希望通过这个动作告别过去，告别和往事的牵连。
但就像菲尔丁说的，即使是对普劳斯而言，也许不一样的时刻也还是会有。
有时候，当他独自一人，陌生人为他儿子起的名字会偷偷溜进他的大脑。
戴维，这个儿子的照片和他的墓地，普劳斯从来没见过。
还有一个从没见过，今生也不会相见的女儿。
"那天晚上在电影院-"我说。
"我母亲在戴维长到懂事时告诉他，圣约翰斯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是她第一次婚姻的孩子，所以他来看我。
我不知道那晚我碰见你时会那么紧张。
也许我以为，你看到他的脸能猜到他父亲是谁，你能在戴维脸上看出普劳斯的影子。
不过也许是我心虚。
我无法向你介绍，说他是我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所认为的身份。
我看出你在妒忌，但陷你于痛苦的想法又诱惑了我。
"哦，斯莫尔伍德。
我们在一起只有三天，三天。
只要他一有空我们就在一起。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真实身世。
他叫我姐姐，可他马上要上战场了，我想这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
他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但又转念一想，他上战场需要保持机智，没时间去想往事，于是没告诉他。
我跟他相处了三天，一直装作是他姐姐。
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所有朋友，我尽全力忍住已经到嘴边的话，但他从没介绍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姐'，只是称我为'姐姐'。
'这位是希拉·菲尔丁，我姐姐。
'"他告诉我萨拉的事，还给了我她的一张照片。
'这就是她，'他说，'你妹妹。
'在照片的背面他让她写上，'赠希拉。
萨拉上。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告诉他我是谁，他也许就不会死。
他会被推到另一条路上，远离他原来前进的那条路，安全地回家来。
我知道这样想没有意义-"我把椅子拉到她椅子边上。
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吻了她的嘴唇。
她回吻我，接着一把将我从椅子上拉起来，拥入怀里。
我搂着她的脖子，在我手臂的下面，她的手臂将我整个人抱住。
她紧紧地抱着我，力气足足有我抱她的两倍。
我只能做到这样，因为我已用尽全身力气了。
我想着她说的戴维的事。
如果她告诉他她是谁，他可能会安全回来。
这话是多么折磨她，令她痛苦。
生活中如果这边推一把，那边推一把，如果上千件的事中有任何一件能改变，我们俩-。
想到这里，我又意识到是自己错了。
我知道是我毫无顾忌地选择了分离。
虽然往日的爱并没逝去，虽然在我们相拥的这一刻，爱就在房间里陪伴我们，但我知道即使是可以，我也不会去改变这个结局。
40年的爱在拥抱中升华。
我的脸紧紧贴着她的脖子。
我闻着她皮肤的气息。
独特的味道让我在一瞬间意识到，我从没把任何一个人抱得这么近，搂得那么热切，即使对我妻子也没有。
我说不清是感觉到，还是听到她的心跳。
她的脸颊贴在我的脸颊上，湿润而又温暖，泪水从她脸上流下来打在我脸上，仿佛我俩都在哭泣。
这样的姿势并不能保持多久。
假如她把我拥得再紧些，恐怕我的骨头会承受不起。
很快，已经55岁的她便显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我们分开了。
菲尔丁。
如果我曾见过她父亲，我一定会叫她希拉。
她如果遇到过我的家人，一定会叫我乔。
许多年来，我们一直越走越近。
从今往后，我们将越离越远。
她把身体的感觉印在我身上，但很快会像皮肤上的水一样渐渐变干。
她也会渐渐淡出我的视线。
"萨拉住在哪里？"我问道。
"还在纽约。
"菲尔丁说，"她结婚了，生了个女儿名叫凯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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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8)
我订了她母校的时事通讯，一直知道她的情况。
我敢保证，我是这整幢公寓里唯一一个收到哥伦比亚大学邮件的人。
""你本该结婚，菲尔丁。
我的意思是在我求婚之后，以后你该戒酒，住在某个更……你该去看看你女儿，还有你外孙女。
你该去看萨拉。
你可以这么做的。
""我怎么跟她说？你的名字以女儿的身份出现在他们的墓碑上，但不是你真正的父母。
你认为是母亲的那个女人不是你真正的母亲。
我才是你母亲，你当做父亲的那个男人跟你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
现在，这对她来说又有什么用呢？""你一个人太孤独了，菲尔丁。
"我说，"难道你害怕吗？""我害怕给萨拉写信，"她说，"我怕她不给我回信，或者她会回信，但在信中说她永远不想见我。
"我想到了《还乡人》上失踪的纽芬兰人那一页。
"也许有一天，你会失去萨拉的消息。
"我说，"那时候，你不知道她在哪里，是不是还活着。
那时候又怎么办？你想想，她和凯伦永远不知道你的存在。
"菲尔丁将一只手捂在嘴上，又开始啜泣。
"你应该写信给她，"我说，"必须这么做。
"1955年6月17日圣约翰斯亲爱的萨拉：也许戴维曾经写信告诉你，1943年他在去法国的路上与我见面的事。
他给了我一张你的照片。
自从他去世之后，我常常拿出这张照片来看。
戴维死时并不知道我是谁。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的死给我的冲击远比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时来得强烈。
除了直接说明，我没更好的方法讲这件事-我是你母亲，是我生下了你和戴维。
你有权知道你父亲是谁，只要你开口问，我会告诉你。
我最近才肯承认，我父亲并没像我这一辈子口中自称的那么爱我。
我相信，只有在他的心和情境允许的条件下他才会来爱我。
告诉你这一点并不是希望让你为我感到难过，只是希望让你更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迫切地想见你。
你并不欠我什么，萨拉。
我至今也没做过任何一件事来赢得你的爱和尊敬。
每一个愚蠢而又轻率的姑娘都可能会怀上孩子，甚至一次怀上两个。
我很幸运，在16岁肚子还没凸出来之前乘船来到纽约母亲的家。
我很幸运，我母亲在我等待分娩的五个月里为我装怀孕。
我很幸运，她这么做不仅挽救了我的名声，也挽救了我父亲的名声。
我很幸运，孩子生下来以后就成了她的孩子。
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了幸运。
我母亲是位很勇敢的女人。
我相信，如果她可以，离开我父亲时她会把我一并带走。
基于我对父亲的了解，母亲丢下我和父亲这件事，除了想让我为她减轻痛苦之外，我对她没有丝毫恨意。
我多希望她是我的母亲，但事实却是她过去是你的母亲，将来还是你的母亲。
我并不奢求你会叫我一声"妈"，我也不敢这么去想，更没指望你会向别人这么介绍我。
只要你愿意，秘密永远都是秘密。
你可以像所有人一样叫我菲尔丁。
我无法想象，对你来说收到这封信会有多么不可思议-这似乎比我在年纪这么大的时候才提笔给你写这封信更不可思议。
在你看来，与我见面不会有任何好处，或者我根本没证据证明我这些话。
对后一个可能，我可以告诉你，从12岁开始，我就一直在忠实地记录我的一生。
我的日记早已写满许多本，那里面对我所说的一切有更详细的记录。
对前一个可能，我唯一能说的是，我这一生都在承受你和戴维不在身边的痛苦。
许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因病被关进疗养院。
正是这场病让我这辈子不能再怀上孩子。
在疗养院的日子里，我一直思念着你们。
也许如果我永远没见过戴维，现在也就不会给你写这封信。
我知道这很愚蠢，但我有时候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如果当初我告诉戴维我是他母亲，也许他不会在战场上牺牲。
我相信戴维来探望我的时候，只是出于责任做一个简短拜访。
我还记得我打开门看见他站在那里，穿着军装，没戴帽子，那样子仿佛是来传递坏消息却走错了地方。
他没料到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同母异父姐姐会如此热情地接待。
我控制不住自己．当我看见他翻领上的名字的时候，我忍不住上去用臂膀围住了他，一直抱着不肯放手，直到他也抱了抱我。
三天后，当我们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又哭又闹让他很是为难。
我跟他说我爱他。
也许他明白我希望他也这么说，所以他说他也爱我。
三个月后，当他们告诉我他牺牲的消息时，我很奇怪，在几星期前在他死亡的那一瞬间，为什么我没有意识或者感觉到死亡的来临。
从他出征以来，他的死亡对我而言仅仅是一个可怕的可能，直到我打开门，看见那两个军官，才变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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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大白(9)
或许那些通过更加重要的事，而不是纯粹的血缘与他紧密相连的人，他们才能在死亡发生的那一瞬间感受到。
或许我母亲感受到了，或许是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样的事能不能感知。
我不知道我父亲的死亡，直到有人告诉他去世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母亲的去世，直到她兄弟写信给我。
但血缘一定有它自身的意义，萨拉。
当我遇见戴维，把他抱在怀里的时候确实感受到了。
我每天都看你的照片，想着你现在的音容笑貌，想着能见到你，想你女儿的样子，想能见她一面。
我想血缘是你我，也是凯伦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选择告诉或不告诉她。
在我生命中，几乎没什么比血缘更重要的东西能让我与别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我希望你能给我回信，也希望我们能见彼此一面。
1955年10月9日纽约亲爱的菲尔丁小姐：您的来信非常诚恳，更让我难以让您相信，您一定弄错了。
我查过纽约这边的医院记录，也向认识我母亲的所有人，包括她的两个兄弟确认过，他们都证实我一直以来知道的事实-我有个同母异父的姐姐在圣约翰斯-但您的来信让他们与我一样困惑。
虽然并不想增加您的希望，我还是愿意和您见面-毕竟我们是同母异父的姐妹。
如果您能来纽约，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个地址见面。
不过您会发现这不是我家的地址，但我相信您能理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更希望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在我家里。
真诚的萨拉·泰勒"你把一切都告诉她了？"我问。
"都说了。
"她说，"我甚至还告诉她我记了日记-""你该把日记都寄给她。
"我说，"她没在信中提起它们。
""是，"菲尔丁说，"她没提。
""不管怎样，她想让你去见她，这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头。
她一定相信，起码相信一半，你说的是实情。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
"也许，"菲尔丁终于开口说，"或许她觉得如果不同意见面，说不定哪天我会直接出现在她家门口，会把凯伦吓坏的。
本来，我不该给她写信。
她不希望这事是真的。
这一点我并不怪她。
她和凯伦并不像我，一直都知道这件事，而且她要是想知道她父亲是谁，我该怎么告诉她？""就把真相告诉她。
如果有一天她见到普劳斯，就算他不承认，她也会明白你说的是真话。
你要去，带着你的日记一起去。"我说，"我陪你一起去。
我不是说要和你一起见她，只是陪你到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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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1)
菲尔丁的日记1957年2月23日
亲爱的戴维：
我已经决定去见见萨拉，但在此之前，我必须先停下一件事。
这事在我30几岁时曾试过一次，是他们告诉我你离去的时候。
现在我50多岁了，身体不像以前那么好，心里担心的却更多。
我明天就开始。
今晚我将整整写上一夜，等太阳升起的时候再上床睡觉，但喝再多的威士忌也无法让我入睡。
明天下午三点，我将收拾好包裹，握着手杖走下山坡去一个叫海港街的地方。
路很长，要走很久。
等我再次给你写信将会是许久以后了。
两年了，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让她最终下定决心再次戒酒。
早上6点，我的一个副手开车送我到她的公寓。
她一步步迈下台阶，在每一级台阶上站住，歇一歇，再迈出脚步。
她总是先迈下右脚，再挪下左脚。
她两手各拿一袋行李。
她让我的副官拎了其中一袋，自己费力地拖着另一袋向汽车走来。
那一袋里面装着她的日记。
行李装进车后的行李箱后，她站在那里，手臂紧贴身体两侧，浑圆的肩头微微向上弓起。
她一只手握住手杖，放在腰部，没像以往一样放在前面，整个人看上去满怀希望。
"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乘飞机。
"我说，但她摇摇头。
"我还没彻底考虑好呢。
"她说，"我可能会改变主意。
"副手把我们送到火车站。
我们上了火车。
我们预定好了两个卧铺和一个包间。
把行李安置妥当后，我们身体前倾，面对面地坐在小间里。
从火车开出那一刻起到阿瓦朗湿地，菲尔丁一句话都没说。
"你知道吗？我一直没看到过整个岛屿。
"她说，"我两次出门都是从圣约翰斯乘船离开的。
博纳维斯塔支线起往西的地方我都没去过。
"我想起1920年我第一次跨岛旅行。
第一次看见纽芬兰的感受仿佛历历在目。
我压抑住内心的欲望，没告诉她前面将有怎样的景色等待着她。
她坐在靠窗位置，额头倚着窗户，有一小会儿还闭上了眼睛。
一旦晨雾散尽，这将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我们远远地看见孕育湾的海岬。
海湾随着天空的映照呈现出各种深浅的蓝色。
"戴维在纽芬兰只看到一个圣约翰斯，可能-"她抹着眼睛，继续道，"我们会看见的，一定能看见的。
"我想让自己投入工作中，却心不在焉。
"菲尔丁，"我说，"为什么在你的日记里，只有加入联邦以后你写的内容才清晰了呢？那之前，你写的遮遮掩掩，仿佛有人在背后偷看一样。
""跟我决定重返纽芬兰有关，也与我决定成为你'床垫下的一颗持异议的原子弹'有关。
对1949年以后的纽芬兰人来说，过去其实已然属于另一个国家。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
我最终意识到，比起过去，我更害怕未来。
""我很好奇，为什么你父亲选择《纽芬兰史》去拼凑那封信。
"我说，"我猜是信手拿来的第一本书吧？"她摇头否认。
"我告诉我父亲，普劳斯带你去见了法官，让他为你父亲的书签名。
这一点与他对我做的一样。
我还告诉他，两本书的题赠完全一样。
他并不知道其中细节，但感觉普劳斯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我。
父亲之所以选择那本书是为了找回某种平衡吧。
"你知道，我父亲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你身上，不仅仅是怀孕生下萨拉和戴维，还有以后所做的一切，甚至连一些我自己做的事也归咎在你身上。
他想让我在别的地方完成高中学业，然后上大学，但被我拒绝了。
我已经隐居这么久，还想继续这样。
后来我结束隐居时，与《每晚快报》出版商交谈，找到了这份新闻报道的工作。
这个工作最受男人鄙薄，我父亲也不例外。
他当然以为我当记者不合适-成天在法庭，跟法庭打交道。
当他发现，你也为法庭工作的时候……他原先就让我发誓说，你不会知道孩子的事，而且我也永远不能告诉你这件事，现在又让我重新发誓。
当然，我没告诉他，你改变了我的信仰开始相信社会主义。
不过其实你从未改变过我的信仰，我只是假装而已，为的是能和你在一起-上帝呀，斯莫尔伍德，你身上到底能变出多少种紫色来啊？这种紫色我以前从没见过。
"她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我一点防备都没有。
"我相信，他把我得肺结核病也归咎于你。
随后的一年时间，我一直在疗养院。
又过了一年，医生告诉他-他自己身为医生早已心知肚明：我活不过一个月了。
虽然我没死，但他还是将死亡责任推到你身上。
他也责怪自己，我康复后还是如此。
"她不再说话，但我依旧无法平静。
让我不断分心的并不是一路经过的村落，而是60岁才第一次看见纽芬兰的菲尔丁。


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2)
"我问你是不是愿意嫁给我的时候-"我说。
她的目光依旧停留在窗外。
"那天晚上，我打算把一切都告诉你，"她说，"然后看你是否依旧要我。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你的意思是说你本来会答应我的求婚？""如果你当时知道这一切，还会要我吗？"她早料到答案是否定的，否则根本不需要多问一遍。
30年前纽约的那个晚上她就知道答案。
在她犹豫的那一刹那，在她没说愿意反而叫了一声"斯莫尔伍德"的那一刻，我的反应，我误解她表情和意图的样子，还有替自己开脱收回求婚假装开玩笑的样子，就已经告诉她答案了。
对这样一个男人，如果当时他知道这些事，一定会收回他的求婚。
我一定会跑掉，我的做法一定还是会与我当时的做法一样。
我会努力说服自己，说我从来没有真正爱过她，她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她那时候爱我，虽然我只是一个荒唐，虚荣，自命不凡，趾高气扬又野心勃勃的男人，或者也许她现在爱着我。
我拥有过那一切。
我爱过她。
至少在我生命中，我曾经有能力去爱。
曾经有能力让自己那么久地逃避爱。
那一瞬间，我生命中经历的悲伤与错误一股脑儿涌上心头。
我以为自己要生病了。
我倒吸一口气，手捂住嘴，泪水渐渐积在手指上。
我拿开手，看着上面，仿佛刚刚发现自己流血了一般。
菲尔丁转过脸来，不再看窗外。
"谢谢你。
"我说。
她点点头，笑了一下又转过头去看窗外了。
火车刚到巴斯克港时，菲尔丁敲我卧铺的门叫醒我。
我躺在铺上没起身，给她开了门。
她穿戴很整齐。
"如果我从这里开始独自前行，你不会介意吧？"她说。
"不是你的缘故。
我考虑过了，还是觉得我一个人走完巴斯克港至纽约的行程最妥当。
"送别她的时候，我在码头上被人认出来了，引起一阵轰动。
有人向我欢呼，也有人拍我的背，仿佛我是某个民族吉祥物。
正向旅客挥手告别的人从船上向下望，对我指指点点。
"是乔！"他们兴奋地喊着，"是乔！"仿佛我常常现身，为那些远道前来纽芬兰的人们的旅程增添色彩，或向那些背井离乡的纽芬兰人道别。
他们让我一路走到码头边上。
船慢慢离岸，菲尔丁站在栏杆旁。
聚在那儿的人不知道我送的是谁，但都充满好奇。
菲尔丁面无表情地俯瞰着人群和渐渐后退的码头，仿佛她没能找到我，也可能根本没找我。
也许，她的思绪早就飘到目的地去了。
她提起手杖，做出一副略带祝福的样子，仿佛在忍住不道歉，或者在压抑道歉的冲动。
当然她会回来，只是不会回到我身边。
那一刻，我想到了我妻子，两个儿子还有女儿。
对他们来说，我从没尽过当丈夫或父亲的责任。
如果对于菲尔丁来说，现在去尽她的责任还不算晚，那么，也许对我来说也不算迟。
我决定开车去最近的机场，飞回圣约翰斯。
这一次对于我来说，是真正最后一次乘火车穿越整个国家。
不久纽芬兰将不再使用火车。
除了乘公共汽车或轿车，没别的方法可以穿越岛屿。
不过比这事更早的是我得在最后一次竞选中胜出。
我无法解答自己对纽芬兰矛盾的感情，也无从知晓它特有的美在我身上烙下了多深的痕迹。
与所有的伟大事物一样，它在我体内不断刺激，要促使我去完成或创造与它相配的一番事业。
我原以为这番事业可能是加入联邦，但是我错了。
也许只有艺术家才能配得上这样一个地方，只有他们不会在这样的地方望而却步。
匮乏，贫苦，荒凉，甚至是绝望比起它们的对立面来，更容易成为伟大艺术的主题，然而它们本身又与伟大背道而驰，否则理查德爵士所说的那种懂得自我奉献，为爱而生存的人就不会存在。
说菲尔丁，她算得上两者皆备，但将来并不会有一座纪念碑是为她而建，也不会有一条街道或者一幢大楼是以她的名字命名。
这恰恰与我不同。
书籍将以我的名义撰写，铭碑将以我的名义放置，雕像将以我的名义树立。
她爱我，但爱的不仅仅是我，而我却只爱她。
在15年的公众生活背后，我一直努力用卓越的成就来掩饰我破碎的心灵，可是15年后的今天，在我陪伴她乘坐火车抵达巴克斯港后，结局依旧是离开。
我无法向自己承认，我一直努力想实现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
在官场上我大器晚成，可我不知如何慰藉自己已经失去的爱情，我舍不得。
我已没有极好的耐心，也不再怀疑自己的死亡。
如果我打算活着的时候看见纽芬兰焕然一新的面貌，想趁活着的时候获得人们的交口称赞，那么，我势必需要开展规模宏大，史无前例的计划，以期在短期内实现伟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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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3)
我去了拉布拉多，乘飞机前往那边的内陆地区。
那里就是10000年以前丘吉尔河下土地流失的地方。
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在土地流失开始的一瞬间，瀑布出现了。
眼前瀑布上蒸腾的薄薄水雾在飞机周围翻腾。
透过水雾可以看见飞流直下的白色水帘。
我身边那个想利用瀑布发电的梦想家说，我身下蕴藏的力量足以让十层楼高的涡轮机像玩具螺旋一样飞速旋转。
通过输送线路，把电从拉布拉多荒原送到南部城市，最终架起纽芬兰与新世界之间的桥梁。
菲尔丁的日记1989年3月17日亲爱的斯莫尔伍德：1972年你在快乐城演习中心做告别演说的那晚我也在场。
那是弓形结构的建筑，曾属于美国人，让我想起了戴维。
那天晚上多冷啊！如果不是来听你告别演说的人挤满了会场，里面也一定会很冷。
本该容纳600人的演习中心挤进了2000个人。
我依旧像以往那样，站在墙边，背靠在上面，金属般冰冷的感觉穿透衣服渗进来。
一旦风特别凛冽，房顶的一部分就会被吹起来。
我还记得我抬头看看它能不能支撑住。
17年前，别人为你讲话，电报为你朗读。
一封与你一起签署联邦条约的路易斯·圣·劳伦特寄来的电报让你啜泣。
然后你开始讲话，一直讲了一个小时，对你的成就添枝加叶，对你的错误轻描淡写，甚至只字不提，但这正是他们希望你做的。
你讲完走下台的那一刻，他们站起来，有欢呼，有哭泣，还有人叫喊着要看看你，或者摸一下你。
上台那么久，你终于要离开了，他们如释重负。
你被两个人扛在肩上抬出了中心。
因为你高出人群，出去时风用尽全力向你袭来。
那时你转过头，把帽子拉到耳朵上保护自己。
他们把你扛到你的新车旁放下。
车是他们为你买的告别礼物。
你从车里最后一次挥手后就驾车离开。
车子在一直跟着你涌到快乐城大门的人群中慢慢前行。
之后，你就沿着湖边的林阴大道往北开去。
你的车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欢呼也戛然而止。
随之是一阵沉默，犹豫和集体的出神。
又一阵狂风刮来，吹得每个人都往回去的路上跑。
与那些常年受天气折磨的人一样，他们也是一路笑声，玩笑不断。
我在一个男人的帮助下才走回去的。
他没介绍自己，只是叫我太太，不过显然他很好奇在这样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在外面做什么。
"喂，太太，抓住我的胳膊！"他看见我小心翼翼地在冰面上行走，便向我喊道。
他一直陪我走到我的车旁。
我听说在你最后一次竞选的那个晚上，你让司机满城兜风，一边还收听广播，仿佛依旧在为竞选造势，又好像你以为只要你一直在前行，获胜机会就会增大。
你几乎已经-但并不确切-逃过那次失败。
直到第二天才确定你失败了。
等你承认时，几个星期都过去了。
你想尽一切办法推延这场失败。
在根本不需要重新计票的地方重新计票。
你还提议安排内阁会见那些反对议会的一切反对党成员，这成了圣约翰斯最为卑劣的一个秘密。
在政府大楼那间你最初宣布自己为总理的房间里，你认输了。
那天晚上，保守党成员们，毋庸置疑还有那些自1949年以来依旧对你愤恨不已的独立人士，他们走上家里的后台阶，模仿公民投票那晚，当空鸣枪，以示庆祝。
23年没有挂旗帜的旗杆上，又飘扬起了粉红、白、绿相间的旗帜。
我沿阿瓦朗地峡开车时，头脑中一直想着你。
我可以看见高速公路的两旁大海，卡姆柏强斯的精炼厂废墟，以及像被长久废弃的城区轮廓一般的大烟囱。
一切都被遗弃和尘封了，只有一条象征性的火焰还在闪动，向我显示有一个烟囱依旧在翻涌滚动。
就是那一条象征性的火焰，它毫无缘由的愉悦与乐观让我想起了你。
整个国家到处都点缀着像卡姆柏强斯一样巨大的柱状烟囱，它们被荒废后仿佛成了某个在超大范围内工作的雕塑家的杰作。
到处都是采石场、矿山、磨粉厂、造纸厂、熔炼厂、机场、船坞、精炼厂、还有制造厂。
四通八达的道路依旧通往这些地方，但其中早就没有人了。
麦肯齐·金以纽芬兰加入联邦圆满结束了他的事业，你也希望像他一样，为你的事业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差一点毁了丘吉尔瀑布。
他们告诉我，你现在不能阅读、写字，也不能讲话，只能理解别人的话。
一生都在滔滔不绝的你，现在别无选择只能去听。
你只能做一个非自愿的听众。
你遭遇中风，正受它折磨。
"他一直都在遭受中风。
"普劳斯说，他指的不是你，是法官。
你点头或摇头来指明你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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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4)
你的孙子为你朗读信件和书籍。
他们为你录制了一盒法官那本《纽芬兰史》的录音带，是每个人轮流念的，仿佛是老普劳斯用各种声音在跟你讲述。
我也想听听这盒录音带。
我觉得你在想，等外面那些声音都失去意义以后，这儿的这个声音还可以有些。
你会变成我父亲曾经向我描述的那类人-知道事物的名称但无法使用句子思考的人。
你的思维变成一份详细的世界目录，就像你写的《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百科全书》，我听说你差不多都完成了。
我也为你录了一盒磁带。
此刻你应该已经听到：亲爱的斯莫尔伍德：我知道，现在我们两个都行动不便，所以这是我们交流的唯一方式。
我必须承认，我是事先写好的，现在只是在念给你听。
很遗憾，我们俩不能彼此最后再见上一面。
录音非常单方面，只有我讲话，你没有回话。
我甚至不在你面前听自己讲话，不在你面前看你在倾听。
曾经有一次，我觉得只要能看见你说不出话，再大的代价我也愿意付出。
不过，说句实话，我现在也还是愿意这么做。
这些天我常常想起，我问父亲他是否相信人死后有灵魂时，他说的一番话："坟墓是纯粹私人的地盘，/所能做的就是等着腐烂。
"现在看来，这话已经失去前些年读来的趣味。
遗憾的是，我们无法让太阳静止不动，也无法让它照耀更长时间，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
斯莫尔伍德，我觉得自己被你拥在怀里，被你亲吻，觉得你正在跟我道晚安。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和我一样想。
菲尔日志1959年6月6日130年前的今天，一个女人在圣约翰斯死去。
城里认识她的人都叫她南希·爱普尔，她叫自己莎瓦纳蒂希特。
她是最后一个贝奥图克印第安人。
20岁刚出头时，我得肺结核病倒了，在疗养院里关了两年。
我整日除了看书无事可做，曾读到过豪利写的一本贝奥图克人的书。
南希是以她被抓的那个月份起的名，她姐姐在复活夜被抓，所以叫复活夜，还有她母亲叫做贝蒂·戴克，是把她从被捕地运到圣约翰斯的那艘船的名字。
1823年，人们常看见她们三个一起走在圣约翰斯的大街上，连衣裙外披着鹿皮披肩。
那连衣裙是和她们一起住的白人送的。
好奇的孩子围在她们身边，南希做出一副追赶的样子，吓得孩子们一哄而散，看到这样的情景，她往往忍不住大笑起来。
她们所到之处，人们都在一旁围观。
三个人中，只有南希看上去不害怕。
她有时甚至模仿那些路人的惊异表情。
也许她还太小，根本不懂事；或者她故意装出无忧无虑的样子，免得生病的母亲和姐姐担心。
人们纷纷传言，说看见她们身上藏满铁器，准备带回老家，可铁器太重，重得她们几乎迈不开步。
自从开始看豪利的书之后，我常常想象着三个女人。
她们离开她们的世界还不到两个月，穿着叫不上名字的宽松衣物到处闲逛，身上揣满地上捡来的废弃铁块。
但只要她们能回去，这些铁块就会在她们那个世界发挥宝贵的作用。
那个时候，她们的部落只剩下不足两打人。
在一次同她们尝试与部落联合失败后，她们被送到探险者小城，和一位名叫约翰·佩顿的地方官夫妻一起住。
在同名的河边，没人知道贝奥图克人依靠那条河流度过了多少岁月。
1823年的秋天，南希的母亲和姐姐在这个镇上去世了。
南希在佩顿家里做了多年佣人。
虽然她没学到几句英语，但足够哄骗佩顿太太，说她是多么热爱佣人的工作。
1828年，威廉·考玛克创立协会，防止贝奥图克人灭绝。
他把南希带回圣约翰斯与他一起生活。
考玛克要她学习英语，让她教他们的语言和生活方式。
她不识字，但善于画画，还善于给她画的东西和见过的东西起名。
考玛克向别人介绍她时称她为"我有趣的被保护人"。
她为考玛克画了许多素描，还画过一些贝奥图克人的房屋、服饰、武器以及葬礼习俗，还有一些叙事图，表示什么地方她的族人被杀害或被捕捉，以及在哪条道路上他们开始那所谓的最后一次远征。
考玛克离开纽芬兰时，她被送去与司法部长詹姆斯·辛姆斯一起生活。
我也常常思考，为什么考玛克在1829年离开纽芬兰。
当时已经确定她快死了，为什么他不愿意多等几个星期。
没记录说他为什么离开，但他单身，也有钱，看起来似乎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留下来。
她知道她是最后一个贝奥图克人。
这一点除了带给她悲伤以外，还带给她怎样的感觉，她无法表达。
我除了能想到，她的世界对我来说与我们的世界对她来说一样陌生之外，也别无其他想法。
"对于床，"考玛克说，"她不懂得有什么用，所以宁愿睡在床边的地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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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5)
"我也无法想象，那些杀死她那么多族人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喜欢想象在他们的地盘上，我会不会去做他们做的事。
但这样的情形永远无从知晓。
我在疗养院被豪利的书吸引了，超乎寻常地吸引住了。
我一遍遍读他的书。
我那时很年轻，总觉得我和南希有很多共同之处。
据说"她照镜子时一定会向她看到的影像做鬼脸"。
这句话如果出现在我的讣告中再合适不过了。
据描写，她"生病前长得强壮但身材匀称"。
也许有人会说，这一点与我也相同。
我们差不多在同一年龄感染了肺结核。
我活下来了，但除了因为我懂得如何使用床之外，我想不出其他理由。
我父亲无法承受看见我死去。
得知我马上要死，他并没来疗养院看我，很少有其他人来看我。
在一定程度上，我父亲对我的遗弃让我觉得自己与南希同命相连。
我想象考玛克爱上了她。
他离开是因为他无法看着她死去。
现在，有时我依旧会这样想。
在人们知道她将成为最后一个贝奥图克人的很早之前，她已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一想到她，还是一定会想到她是"最后一个贝奥图克人"，这说法可能会让人想起一个无从回复的空无和寂静。
她被葬在圣约翰斯城里，眉脊山下，没有与她所画的那些坟墓里的人葬在一起，也没与她戴过念珠的主人们葬在一起，而是与那些死去的英国国教徒，那些贫穷的英国国教徒葬在一起。
她的坟墓上没有标记。
她的尸骨安静地躺在圣母玛利亚教堂附近某个地方，但没人能说出具体位置。
据一个认识她的人说，她与佩顿住在一起时，曾将两个孩子留在城里，她心里一直记挂着他们。
除了这个，没地方提到过这些孩子，所以我现在几乎相信他们根本不存在。
当我在疗养院的时候，可不是像现在这么想的。
因为我也有两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我是在圣约翰斯怀上他们，却在纽约生下他们。
两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女儿和外孙女。
1943年，我儿子在法国战场上牺牲前三个月，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他。
在此之前，他五岁那年我见过他。
那一次，在纽约，我站在他身后的人行道上，他并不知道我在那里，我母亲也不知道。
即使他们手拉手，我儿子还不停地抬头看我母亲，仿佛是在确定她依旧在他身边。
那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
与1917年第一次去纽约和1920年再去时一样，我这次依旧是乘火车和轮船。
整个岛屿看上去与往日并无差异。
不管是山脉、沼泽、荒原、河流或是岩石都不会在意我们加入联邦。
不管是眉脊山或是蒙迪湖，或是托起圣约翰斯和所有城市、镇区、聚居地的这片大地，是不会在乎我们有没有加入联邦。
我给了外孙女一本普劳斯法官的《纽芬兰史》。
这书现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买到。
投身于快速发展热潮的普劳斯本身也是一名联邦支持者。
他用法官木槌和他的《圣经》掌管了整个历史。
他把与加拿大的联邦称为"热切盼望的圆满结局"。
这个圆满结局不仅已经实现，并且震惊了半个地球。
我们加入了一个我们并不熟识的国度，也是一个并不熟识我们的国度。
本该流淌的河流依旧在流淌。
我们听不到潺潺水声的日子也永远不会到来。
我40年的生活是两条河，可能的那一条旁边是真实的那一条。
在我们加入联邦的那一天，我躲开了历史，不管是我的、你的、还是我们的。
我回到博纳维斯塔支线上的棚屋。
多年以前我曾逃到那里安顿下来写书。
我希望那本书有朝一日能够出版。
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一边疑惑一边等待-疑惑什么又等待什么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常常回想我的父母，我的美国母亲。
她来了纽芬兰，却在我五岁时又回去了。
走的时候没有带走我，也没有带走父亲。
我的父亲不知道我早已了解他对我的背叛，还以为如果我发现事情真相，就会不爱他了。
他错了，很多事上他都错了。
第二次全民公投的那晚，我独自一人坐在棚屋里，倾听每个选区的投票结果。
信号很微弱。
在一片静电干扰的嗡嗡声中，我几乎听不见具体数字，仿佛是从一个我只闻其名的陌生国度传过来似的。
当我确定已成定局的时候，就关了收音机出门去了。
棚屋一侧有把梯子通往屋顶。
屋顶上我放了把摇椅，晴朗的夜里我喜欢坐在那里望望天上的星星，看看经过的火车。
那个夜晚也不例外。
没有风，一轮明月近乎圆满，照得棚屋边池塘里闪烁着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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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纯粹的血缘更重要(6)
极目望去，能看到十里开外其他池塘上的点点星光。
正是七月，天气依旧很凉。
我能看见呼出的白气。
一切都蒙上一层闪闪发亮的水汽。
我坐在摇椅上，轻轻摆动，把自己想成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一个人。
这样的夜晚，这样的地方，不这样想都很难。
我听到了火车声，声音比平时要早得多，经过棚屋的时间也比平时早得多。
显而易见，列车长支持联邦。
他不时鸣笛。
老远我就看见火车头上的灯光。
有一会儿，看上去似乎除了一盏灯，再没任何东西在向这边驶来。
不过，没一会儿就看见黑乎乎的火车轮廓了。
不是客车，也许是满载货物的货车。
它像一路经过的池塘一样忘却了政治。
或者也许它是为了庆祝才跑这一趟，与其说是庆祝自己的胜利，不如说是在庆祝敌人的失败。
片刻间，除了不断的鸣笛声和火车前进的轧轧声，整个世界空无一物。
经过我面前时，列车长看见了我。
他开心地咧嘴笑着，用帽子向我挥手，好像他希望我是个支持独立的家伙。
为了让他气恼，我也冲他挥手。
我看见他用嘴做出"胜利"两字的形状。
他以为我们赢得了什么呢？要是他"失败"了，他会想过失去了些什么吗？我看着火车，一直到它从视线中消失，鸣笛声渐渐远去。
某种持久而无所不在的秩序又恢复了。
我常常想到那列在博纳维斯塔铁路上呼啸而过的胜利特快。
那个北上的夜里，其周边是纽芬兰的荒原、沼泽、岩石、池塘和丘陵。
我从岛屿这面的贝拉岛海峡望去，能看见拉布拉多的海滨。
最初与最终，这些都属于纽芬兰。
放逐了想象力的大脑中，这些画面永远不会涉足。
我们民族的头脑中，这些画面早已烙下。
我们民族的躯体中，血液与亘古不息，奔腾入海的河流一同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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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碎之地全文阅读 作者：[加]韦恩·约翰斯顿 《梦碎之地》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梦碎之地全文阅读页面。

二 : 1907年5月26日美国影星约翰·韦恩出生

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JOHNWAYNE）1907年5月26日出生于美国。他是以演西部片著称的好莱坞明星。1939年以一部《关山飞渡》蜚声世界影坛。他一生共拍片250部，影响甚巨。他在《沉静的人》中扮演一位退休的拳击冠军，与另一名拳击手的一场激烈搏斗，被认为是电影史上最逼真的拳击场面。韦恩于1979年6月11日去世之后，备享哀荣。美国上至总统下至影迷都对他推崇备至，国会还授予他自由勋章。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洛杉矶建筑物上的国旗降半旗。

主要作品：真正的勇敢（TRUEGRIT）（1969）第四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SANDSOFLWOJIMA）（1949）第二十二届（www.61k.com］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阿拉莫（THEALAMO）（1960）第三十三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红河（REDRIVER）（1948）thesearchers（1956）大追踪TheBigStampede（1930）

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

约翰·韦恩

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

关山飞渡（Stagecoach）（1939）

thesearchers（1956）

thesearchers（1956）

黄巾骑兵队美国1949导演：约翰·福特

红河（1948）

三 : 纽约的探险家全文阅读 作者：韦恩·约翰斯顿

纽约的探险家全文阅读 作者：韦恩·约翰斯顿 《纽约的探险家》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纽约的探险家全文阅读页面。

《纽约的探险家》
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
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300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时代的开始。
在此之后的短短100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似的”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
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许多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
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100多年前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可惜没能赶上当天邮车传遍北美大陆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版。）100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就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
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
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关注，我们把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文学作品上，推出了《加拿大获奖文学丛书》，包括诗歌、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剧本和短篇小说集，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梦幻与追求。
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发展趋势，不断采撷加拿大文坛上绽开的朵朵鲜花，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这一批是加拿大当代著名作家韦恩·约翰斯顿的两部获奖小说：《纽约的探险家》和《梦碎之地》。
主编：赵　伐　张敏生
《纽约的探险家》第1章
达夫妮叔母说，1881年我刚满周岁不久，我父亲就告诉家人他报名参加了摩拉维亚弟兄会①为改善拉布拉多爱斯基摩人生活而组织的希望谷传道团。他打算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作为一名游医沿拉布拉多海岸行医。他说，不管怎样，他都始终是个英国国教徒。不过，最让家人担忧的倒不是怕他成了摩拉维亚弟兄会的人，而是变成傻瓜一个。
在他即将出发前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包括我母亲和祖父母，还有叔父爱德华，都试图劝他别去。
他们没法反驳他要去的理由，因为他根本就没给出任何理由。
他也不肯反驳大家提出的他应当留下的理由，而是以缄默应对大家的每条劝告。
祖母告诉他说，这么成年累月地离开家庭，像个使舵弄桨的人，只把醉酒没用完的那点钱捎回来养家糊口，这样做太有失体面，不是一个出身名门的男人的所作所为。
祖母还邀来牧师，和大家一起来责备父亲。
可父亲默默无声地忍受一会儿，然后告辞，起身上楼躲进他的书房，仿佛他已经走了，已经远离了我们。
也许，只是在他当了游医之后，他才想起要去探险。
也许当他在拉布拉多行游时遇见了探险者或听到了有关他们的事。
我说不准。
总之，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只干了一年，完成了第二个半年任期后回到家，又去响应他在一份美国报纸上读到的一则广告，申请担任随船医生首次参加极地远征。
他写道："多年来我一直从事着一种需要艰难远行和长期离家的职业。""多年"而不是"一年"。
他说，对于即将成为远征队员的人来说，如此粉饰是常有的事。
1882年，他签约加入了他的第一次远征。
一艘从波士顿驶来被他称作"北上"的轮船拐进圣约翰斯港，把他接走了。
之前跑去传道行善，如今又离家探险。
可他有妻有儿，儿子才两岁，还有个他答应要终身搭档的兄弟--我的叔父爱德华。
我祖父斯特德是个医生，他的愿望是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跟他"同堂坐诊"，这个要求他们答应了。
我父亲比叔父大一岁，为了跟爱德华叔父一同报到上学，他推迟了一年去爱丁堡大学。
1876年回来时，兄弟俩成了两位医生。
在圣约翰斯，英国国教徒看病要找信奉国教的医生，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回来后，国教徒医生的数量增加到了9位。
在家庭诊所的招牌上，列着本城三分之一的国教徒医生名单："A．斯特德医生，F．斯特德医生，E．斯特德医生，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仿佛"斯特德"不再是个名字了，而是他们三位所赢得的代表某种资格的缩写，代表把他们全都吸纳进去的某一医学团体的缩写。
兄弟俩大学毕业三年后，祖父去世了，可那个家庭诊所没有改变。
祖父去世之前，兄弟俩分享一个候诊室，祖父去了之后，我父亲搬进了大厅对面祖父的诊疗室。
他的名字从那扇嵌有兄弟俩名字的门上被取走了。
在祖父诊疗室门上的那块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只需做一个小小的改动：把字母A取下，安上字母F，F是"弗朗西斯"的缩写。
即使祖父没了，家庭诊所依然兴旺。
当问及谁是他们的医生时，人们回答"斯特德兄弟"，体检、诊断、治疗，好像我父亲和爱德华叔父样样事都搭档着做。
当新病人初来看病时，接待的人不问他们要哪位医生看，并且大多数人来时也主意未定。
病人们都是依次被分配给兄弟俩的。
信任他俩中的一位，就是信任另一位。
可祖父去世后，"斯特德"这块招牌就不如从前了。
有一阵子，诊所的业务有所减少。
爱德华叔父说，不少才怪呢，因为他俩中的一个曾一走了之，显然是不肯与自己的同类为伴，而更愿意与爱斯基摩人和摩拉维亚弟兄会为伍，如今连医生也不做却当起"保姆"去照顾满满一船的社会另类。
既然兄长非要这样做，那小弟又有何办法？在同一档次的人中，斯特德家族的声望也有所降低，仿佛隐藏在这个家族中的某种性格缺陷终于昭然若揭了。
我父亲的病人不肯穿过大厅去找爱德华叔父看病，而是去找别的医生。
爱德华叔父的一些病人也这样。
他别无选择，只得接受来自更低阶层的病人。
在写回来的家书中，我父亲强调说有朝一日他会重操旧业的。
他向叔父许诺会付给他房租的，就用把自己的诊室出租给别的医生换来的钱，可这句话等于白说，因为他放弃了自己应得的全部房产。
爱德华叔父没找别的搭档，也没把家庭诊所拆分开来，挂上某个陌生人的名字，而是原封原样地保存下我父亲的诊室，一样东西也没动。
你瞧瞧那扇门：医生早已离去但门上依旧嵌着他的名字。
爱德华的病人肯定以为，为了自己离去的长兄，爱德华陷入了某种漫长得有些过分的悲恸之中，简直不忍心重新安排他的财物，更不用说将其变卖了。
每天，当他来来回回经过时，那扇门，那块墨绿色的毛玻璃，上面嵌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跟他的不一样，所有这些都无法不让他想起自己的兄长弗朗西斯。
父亲说，"北上"远征极大地拓展了世界地图，又给这世界增添了三座渺无人烟的荒岛。
不久，一次次的远征成了我父亲人生的计时单位了。
每次远征回来，要过数周之后他才不再询问时值何月、何日。
他总是去自己的办公室，把爱德华给他留在那儿的一摞报纸从最新的那张看起以了解他不在的时日里世界发生的事情，寻找关于他服役的远征队都写了些什么报道，创了什么记录。
由于父亲还不是远征队的队长，因此这些记录没有一项是属于他的。
这些记录很少有什么"第一"、"最远"，但多数却是耐力的记录，因为灾难、失误、厄运而必不可少的英勇壮举。
宣布一项记录往往是体面地承认失败的一种办法。
"首次在纬度以北过冬……"是"船只卡在远离格陵兰的冰洋上，极地探险队被困数月"的一种委婉表达。
一熟悉完这些信息，父亲又走了。
只要时机成熟，只要队长为下一次远征筹集到赞助，只要他的申请得到认可，父亲便又离开了。
他从来没法告诉母亲回家的具体日期，只知道他的船会在春天的什么时候靠岸。
何时回家探望几乎没个准。
母亲回想起那些日子，与其说他人走心也走，倒不如说他影在人不在，知道他回家却很少见到人。
母亲说他们一起就餐的时候，那沉默令人难堪。
要不然，他就猫在自己的书房里，阅读书报，研究地图、海图，母亲认为他是在为下一次远征做准备。
那书房有人时总关着，没人时总锁着。
父亲不在时，我们家很少有客来访，也很少去拜访别人，母亲几乎没接过什么邀请。
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有时来访，不过次数很少，而且是爱德华坚持的结果。
照叔母的描述，爱德华叔父坐在客厅里一把椅子的边缘，老是转动着圆顶硬礼帽的帽檐，刚一进门看上去就像是要离去的样子。
她说，爱德华就这模样。
不管他们去拜访谁，他的帽子要不在他头顶，要不就拿在手上。
他的背从来不靠着椅子。
大约过了15分钟，他们便走了，其间母亲和爱德华几乎什么话也没说。
母亲告诉叔母："在我面前提'丈夫'、'父亲'、'医生'或'儿子'，大家感到尴尬。
至少我觉得是这样。
我也尴尬，因此也回避这些词，包括字典里的好多其他的词。
只要我不在场，只要德夫林没跟我在一块，大家就想起了弗朗西斯，因为报纸上总有关于他的报道。
"达夫妮提醒母亲说，那些报道不是有关父亲个人的，而是他参与的远征队，是当地报纸转引自国外报纸上的报道，中间塞进一段有关我父亲的文字。
母亲说："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在报纸上经常出现，大家肯定经常谈起他--探险家斯特德医生。
即使他像其他远征队员一样中间休假时也回家，他们还要谈论他。
况且他不回家，大家更要因此谈论他了。
探险家，却是个失职的丈夫和父亲。
尽管我装着没注意，可怎么可能让大家在我面前装出一副从没听说过他的样子？这明明是一目了然的事。
大家都在装，大家都很不自在，包括我。
我简直是受够了，我不知道……""不要为你丈夫烦恼，阿米莉亚。"一天晚上，当斯特德家的所有人全都集聚在客厅的时候，祖母对母亲说，"总有一天他会觉得自己是多么地想念我们。
他会回家的，再也不会离开了。
"在另一场合，祖母又说："他逃避的是婚姻，不是你和孩子。
婚姻、责任和约束。
"她说这话的语调跟预言他回家的语调一样，单调乏味，像是在诵读祈祷书。
母亲是个独生女，18岁时父亲死了，不久母亲也跟着去了，给她留下那幢我和她居住的房子和一大笔钱。
假如精打细算，即使我父亲拿不出一分钱来，这笔钱也是足够我们维持生活的。
可是，用母亲继承的部分遗产，父亲不但建起了他的诊所，而且还花在了自己的首次远征上，可这一点并未征求母亲的意见。
虽然父亲是长子，但祖父把一切全留给了爱德华。
按照习俗，身为有儿子的寡妇，祖母什么也没得到，连她居住的房子也没给她。
爱德华借我和我母亲来彰显他如何慷慨、如何顾及家门名声。
只要母亲在他和旁人面前稍微提及缺什么东西，那东西就会赶紧送到我们家门口，像是一种责备，言下之意是他得赶紧，以防母亲向他人抱怨或说他的不是。
他装出一副柔心弱骨、慷慨豁达、很容易被人占便宜的样子，被他失职长兄的妻子、这个挥霍无度的兄嫂纠缠着不放，其目的就是要把他最终给挤干。
每次经过诊所，达夫妮叔母总要看看招牌上爱德华叔父的名字，就在我父亲的名字下面。
这招牌似乎在说：瞧，医生世家的最后一位，继承的不仅是他父亲的诊室，还有他兄长的欠债和义务，所有这些如同招牌上的雨水，一点一滴地落在了他的头上。
我和母亲很少外出。
我们定期的也是无法逃避的外出就是星期天的礼拜，这是每个人显摆自己人生际遇的场合。
我和母亲沿着教堂的中央走廊走到与爱德华和达夫妮同座的那条长凳边，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想起我那位缺席的父亲。
寡妇的身份只有在她孤身一人出现在教堂时最引人注目。
同样，我们所遭遇的抛弃、我父亲的失职也一样昭著。
即便在进门时有人大声通报"玩忽职守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被弃妻儿阿米莉亚和德夫林·斯特德驾临"，人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众目睽睽地盯着我们。
从我们在教堂所受到的关注，从无意间听到的话中，达夫妮叔母觉察到有人认为我们的伶仃孤苦是故意的，是我们母子俩喜欢这样离群索居，我们生性甘当局外人，冷漠，甚至孤傲。
礼拜结束后大家离开时，男人们面朝母亲，摸摸帽檐，女人们朝她点点头，以示招呼，问声日安，其口气不容你多应答半个字。
偶有一两个人问道："今日可好，斯特德太太？"可眼睛却看着我，等我答话。
母亲回答很好时，他们却带着安慰的微笑看着我。
除此之外，母亲和我像块岩石，人群从两边绕着流过。
在房子后面的一间小马厩里，母亲自己养马，马的名字叫皮特。
"我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的马。"她说。
那是她引以为自豪的事。
她惟一需要帮忙的是把皮特套上她所谓的马车，或者解下来。
那是辆双轮马车，栗色的皮革车篷往后叠着。
要是周围没有她认识的人，母亲会干巴巴地站在车道的尽头，等着某个她能求助的男人或男孩经过。
"但愿我不听爱德华的话，多陪她一阵。"有一次叔母对我说。
就像我父亲和叔父原来那样，我和母亲也成了传说中的一对"斯特德"搭档，赶着那辆双轮马车到处乱跑，头顶车篷，全神贯注，神情急切地仿佛要急着回家，急于恢复那种与众不同、不曾有过的度日方式。
母亲带着我去商店，有一两次达夫妮叔母与我们同行。
我们刚一走进店铺，所有人都中止了对话，接着被压得更低的嗓音又重新响起，仿佛当着"斯特德搭档"的面用正常声音说话是冒犯他们如此酷爱的隐私。
"日子过得还好吧，斯特德太太？"肉店的屠夫常问道，母亲总是以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这句冷不丁冒出来的问话，说日子过得还好。
屠夫用牛皮纸把母亲买的肉裹好，然后用绳子捆了一圈又一圈，边捆边拿眼睛看着我，每隔几分钟朝我挤挤眼，好像我和他分享着什么秘密，不得在母亲面前泄露。
有一次，我俩坐着马车从一些女人的身边经过时，母亲无意中听见有人说我们是"一对隐士"。
"一对隐士。
"母亲对达夫妮说，她好像弄不明白过去的她为何变成了现在人们眼中的她。
终于在一次远征之后，我父亲不再回家了。
从那时起，在写给母亲和爱德华叔父的信中，他借口不断，总说自己因为不可掌控的情况而没法回家：因拉布拉多外海的冰厚而滞留；急救；天灾人祸；或者因为有人请求他参与救援其他探险队员。
凭良心讲，这些请求他是不能拒绝的。
他找这些借口仅仅是出于形式，他甚至不希望这些托辞能蒙骗我们，甚至想让我们一眼看透。
"我生病了。
"有一封信这样写道，"不是太严重，但医生说为了康复我最好别走动。
"1886年的春天，在从远征返回的路上，在离开巴特尔港往南去之前，父亲寄回来一封信，里面写到他要搬到纽约住。
事实上，他要径直去那儿，等找到房子，再来接我们母子俩。
他说他做了个"重大决定"，计划尽早地组织起自己的极地远征队。
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听从"无能之辈"的差遣，服从那些他认为是"愣头愣脑"的命令，本该直言不讳却闭口缄默。
他说自己"在北极地区的经历比在世的任何人都长"。
（爱德华叔父说，这话不实，即使是事实，那也不是家书该写的内容。
）可是，正如许多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当务之急他必须把纽约作为基地。
他说："纽约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他必须去纽约，在那儿，从那些希望能受雇参加极地远征的众人当中，他能挑选出迄今为止最好的团队。
在那儿，他会结识那些自以为万事俱备，只欠像他这样的人的实业界巨擘、金融巨子。
这些人愿意为他们自己不敢涉足的探险埋单，仅靠他人来感受荣耀。
举世瞩目的竞赛即将开始，争夺北极，争夺南极，不住在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就休想被人视作重要的竞争者。
他声称，搬去纽约后，他会挣很多的钱，还会寄一些回家。
"我亲爱的妻子，终有一天，我这种孤独的浪迹甚至很有可能让我们富有。
"他写道。
纽约，虽然是向极地进发的最好的出发地，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是它吸引人的主要原因。
我父亲终究没有来接我们。
这是母亲从他那里接到的最后一封信。
不知道达夫妮叔母关于我的故事究竟在哪儿中断，我自己的故事究竟从哪儿讲起，不过，我经常在想，也许就从这儿开始吧：念一年级时，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屋子空空的。
屋后的马厩也是空空的，那匹马和马车不见了。
我以为母亲外出办什么事去了，于是等着她回来。
我等到5点以后，天几乎黑了。
接着，我沿着德文街走到爱德华叔父家。
他还没从诊所回来，诊所在街的那头。
我问达夫妮叔母看没看见我母亲。
第二天，在信号山的山顶，人们发现了那匹马和那辆马车。
据正式的说法，母亲是意外溺水死亡。
但照有些孩子巴不得让我偷听到的那种说法，母亲爬下朝向大海的那面陡坡，爬下一块长满青草的礁石，从那儿跳进一条狭窄的海峡，一侧是海岸，另一侧是绵延伸向海天交汇之处的坚冰。
两年了，我们给在纽约的父亲发了许多信，但都没有回音，就连那封关于母亲死讯的信也没回复。
这期间，我跟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住在一起，住在我母亲的房子里，他们是在发现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后才搬进去的。
那实际上是张纸条，爱德华称之为"一句话遗嘱"："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
"母亲走的前一年，祖母就去世了。
从那年起，爱德华和达夫妮成了斯特德家房产唯一的所有者。
我母亲的房子要小些，更适合一对夫妇加一个孩子住。
于是，斯特德的房产被卖掉了。
1888年秋的一天，他们被正式确立为我的监护人，法院判定即使我父亲回来，情况依然如此。
那天，达夫妮准备了一顿特别的晚餐。
她让我穿上我最好的上衣。
她打扮得好像要去什么正式的场合。
披肩下面，她穿了件紧身的丝绸连裙，有裙摆和裙撑，黑绿相间的条纹上点缀了一朵朵的刺绣，也许这是件新衣裙，以前我从没见过。
爱德华穿了件对襟的双排扣长礼服，翻领是绸面的。
他的头发用润发油抹得油光水滑，向后梳着，中间分开。
"喂，德夫林，"就坐前叔母问道，"你最近怎样了？"爱德华吃惊地看着她，好像以前他从没意识到，有他在的时候我还继续存在。
可达夫妮执意追问。
她想知道我的近况：学得怎样，玩得怎样，唱诗唱得怎样。
我回答时，爱德华在自己的盘子里切着食物，发出丁零当啷的声响，我不得不提高嗓门好让我的话被人听见。
当有关我近况的话题谈完后，屋子沉默了。
风使劲吹，一股突如其来的阵风夹着沙砾和石子撒在窗户上。
爱德华凝视着我身后的炉火，仿佛被什么事驱使，郁闷地沉思起另外的什么事。
我看着叔母，她身穿盛装，好像一腔希望若不满足便很伤心的样子。
我想，为了今晚，她精心准备，精选服装，保证一切安排妥当，并且敦促爱德华也这样。
她试图用自己的打扮来传递无法用言辞表达的情感，却并不巧妙，因此有些令人同情。
祖父家有条规矩：饭桌上要等到大家都吃完后才能讲话。
这也是爱德华的规矩，不过，这规矩不可能遵守，因为他吃得非常慢。
吃着吃着，他好像精神恍惚起来，一边咀嚼，眼睛一边茫然地呆望。
"我们早就在你之前吃完了，你可能觉得我俩在狼吞虎咽？"达夫妮说。
开始，爱德华不理她，可像这样被激了几次之后，他回答道："你们吃得太快。
""如果你时不时地说几句话，我们可能会吃得慢些。
"她说，但爱德华没反应。
一顿饭就这样吃完了，漫长的沉默时而被叔母的说话和叔父简洁、精练的回嘴所打断。
叔父吃光盘子里的东西，但没推开盘子，叔母就站起身，又给他盛上，同时歉意地看我一眼。
等他吃完，他突然站起来，走进客厅，喝他的白兰地，抽他的雪茄去了。
"你想想，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达夫妮笑着说。
她隔着饭桌把身子探过来，悄声对我说："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
"仿佛她认为这个特殊的场合正是透露机密的时刻。
我查了字典，发现了"反刍"的意思。
在学校，我念叨着这个对句，这句话本身没什么恶意，也许是因为我的解释很不到位，没有哪个孩子能真正听懂。
可这句话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所针对的那对夫妇被学校的老师知道了，不知道是通过什么途径，这句话竟从他们那儿又传回到爱德华的耳朵里。
一天晚上我上楼睡觉时，发现枕头上有一张爱德华写的纸条，上面写道："听说你到处吟诗作赋，说我'反刍'。
可惜，我的热诚慷慨没有激发你去做更高尚的事情。
"只要报纸提及我父亲服役的远征队，达夫妮总要对爱德华说些俏皮讥讽的话，没有意识到我能听见。
"谁不知道格陵兰　冷？不需要人去那儿带着冻伤回来证实。
"她说。
"白人研究爱斯基摩人。
爱德华，你会不会认为不久的将来，爱斯基摩人也会出现在圣约翰斯的街道上，被派来研究你我？"她又说。
她说的是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是一本有关格陵兰爱斯基摩人的一个小部落的语言的词典。
"他们被称作'阿库克'。
"她说，"爱德华，跟阿库克人呆一块儿，我再也不会无话可说了。
圣约翰斯的宴会再也不会以争论阿库克人的单词怎么写而告终了。
"一天晚上，在大声地读完一则被困远征队最近被营救的报道之后，她说："瞧瞧，大家都怎么在说我：'你看达夫妮·斯特德，她大伯子就是那个几个月靠吃狗肉为生的家伙。
'"上床之后，作为回击，爱德华会滔滔不绝地说起我母亲，他的声音很大，肯定知道会传到我的房间来。
"难怪，我兄长跟她结婚两年了，终究还是觉得北极更值。
"他说。
达夫妮作了回答，但我听不清。
"我不知道这样的女人究竟有多少？跟她一起生活还比不上在刺骨的寒冷中度过半年的暗无天日更有诱惑？"他问。
"爱德华，"叔母叫道，用责备的口气继续说着，显然是叫他小声点，不过，这一次我依然听不见她说的什么。
"我说弗朗西斯是说着玩的，可你……"她说。
"谢天谢地那小子还只是她的一半。
"爱德华说，"另一半是弗朗西斯的。
至少有那么一点点。
在弗朗西斯最终跟她缠上之前，他身上有时也有许多可贵之处。
"也许是自己的记忆、想象或者是达夫妮的讲述，我记得这样一个情景：我正穿过走廊，这时我父亲从他的书房里冒出来，看见我，弯下身子跟我一样高，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
可我所能看清的大概只是一个男人的轮廓。
我对母亲的记忆要多一些，但也和我对父亲的记忆很相像。
我记得的那个模模糊糊的轮廓，知道那就是她。
我记得跟她在这幢房子的不同房间里呆过，跟她一道坐马车，跟她手牵手在一条街上走，我猜想那是德文街。
可我记不得她穿的是什么，记不得她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记不得我们去的地方。
我想不起她的面容。
母亲死时我才6岁。
父亲离开时我更小，难怪对他我只保留了那个模糊，可能还是虚假的印象。
不过，似乎我应当有些记忆，母亲不仅仅是个印象，不仅仅是她和我的血缘关系。
我对母亲的记忆好像融进了对父亲的记忆，他早就从视野中沉了下去，好像母亲正在被父亲往下拖，虽然能看见她，但已经陷得很深很深，辨不清她的细部了。
总有一天，就像父亲那样，也许正是因为他，她也会完全消失。
奇怪，两个我依稀记得的人却能对我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好像这两个人我从不认识却跟我形影不离。
其他人，比如达夫妮和爱德华，也记得他们，看见我时就想起他们。
仿佛他们就站在我的左边或右边，除了我，大家都看得见。
房子里有我父亲的两张照片，挂的地方很考究，不张扬。
一张是用银版照相法拍摄的侧面照，夹在众多照片当中，挂在客厅的餐具柜上，就在楼梯脚边。
另一张挂在楼梯边墙上，四张照片中的第三幅，上楼时，借着我房间射出的灯光便能依稀可见。
对客人来说，这种挂法似乎更像是一种表示，而非为了纪念，所传达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屈辱到靠否认他的存在来偿还他的失职，但在我们心中，他也不再有多大影响了。
当然，这不是真的。
我这位总不在身边的父亲的肖像从来没有不使我着迷的时候：头发梳得光光滑滑的，紧贴着头颅，从中间分开，浓重的八字胡两头往上翘起。
如同所有银版照片中的眼睛，他的眼睛好像也从里面发亮。
我不知道这是拍摄出来的效果。
客厅里有张我母亲的银版照片，反面潦草地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据达夫妮说，那是我母亲的笔迹。
她说这照片是他们订婚后不久拍的。
母亲双手叉腰站着，眉毛扬起，也许是因为感到好笑，认为被这个称作照相机的新玩意儿瞄准，自己很有可能站不稳了。
达夫妮喜欢宠我，可爱德华却很不乐意看到她这样。
我觉得，他看我时就想起了他的兄长，他凭什么福气不浅居然有个许多年来难得一见的儿子？圣诞节的时候，我生日的时候，我解开礼物上的丝带，撕开包装，达夫妮陪着我坐在地板上，可爱德华却远远地坐在一边。
每次我发出欢快或惊喜的叫声时，达夫妮总要看一眼爱德华，笑一笑，而他没法也不愿假装自己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她，也会笑一笑，那是施与一个孩子的双唇紧闭的抿笑，似乎在表示：这孩子对可能的幸福的向往或许是可以满足的。
我想，也许男人对孩子就这样：冷淡、漠然，我父亲无非是把爱德华所代表的这种态度展现得淋漓尽致而已。
通常，爱德华好像很冷漠，疑心重重，似乎他的职业和性格已经合二为一，总是带着诊断的目光看待一切，总是在寻找、收集大量的观察资料，他的表情暗含着一种不会轻易表露的机警和精明。
我去水塘和溪流钓鳟鱼时，达夫妮跟我一起去，这城市就是围着这些水塘和溪流建起来的。
我用夜晚从地底下爬上草丛的大蚯蚓作鱼饵，即使打着手电筒也很难找见这些蚯蚓，更不用说捉了。
房子背后的院子里，草不深，因此很适合大蚯蚓生长。
"该玩找虫捉虫的游戏了。
"天一黑，达夫妮就说。
找虫者提着桶，拿着手电，捉虫者跟在蚯蚓后面爬，没等它钻进地里，双手一捧把它捉牢。
通常，我是捉虫者，可要是我捉的蚯蚓有一半钻进了土里，达夫妮会来帮我。
她会放下手电，我俩跪下，像一对外科医生弓腰俯在蚯蚓之上，四只手一点点地把虫从土里抠出来。
她把脸扭向一边，不忍看到蚯蚓万一被扯断的情景。
爱德华站在厨房的窗户前观看，达夫妮朝他挥手时，他总是转过身去。
"爱德华，我们过去不也常玩找虫捉虫的游戏吗？"有一次我上床之后，听见达夫妮在对叔父这样说。
"我们有自己的玩法，跟德夫的不一样，是不？"声音听起来好像她正站在楼梯脚，可没有响应。
"是呀，我们自有我们的玩法。
"她的声音更加轻柔。
爱德华发出几声听不清的响应。
由于城南有座名叫"眉脊山"的山峰阻挡，站在圣约翰斯城的大多数地方，你只能看见海港却看不见大海。
你很容易产生这样的错觉：海港是一片湖，眉脊山那边伸展开去的依然是更多的湖泊和山峰。
你只能在某个地方透过峡口看出去，在峡口的地方，海水突然变了，被风搅动起来，但在海港内离峡口仅一英尺远的地方，你却感觉不到这风，海港和大海的水面迥然不同，很难相信这峡口的里外同是海水。
"是时候了，你真的该看看大海了。
"一天，达夫妮对我说。
我和她坐在母亲的马车里，被皮特拉着爬上信号山的山顶。
上山时，我回头看着这城市，从这个高度看，圣约翰斯的形状就像地图上的一样。
我们住在文明的边缘。
城的北边有几处有名有姓的定居点，但不能称作城镇。
城市紧靠着自400年前划定之后就没多大改变的边界。
我在想，要是从海上看这城市会是什么模样？会不会是往北而去时海岸上的最后一团灯火，是最后一处值得考察的地方？边远房屋背后的那片森林跟城市中心的森林一样茂密。
在街坊之间的树林里，人们布下圈套捕捉野兔，在离校园百尺之内用枪猎杀野鸟。
就在城内，就在某个地方，文明退却了，让位于荒蛮。
沿着道路爬上半山坡，来到一片坐落着两家医院的高地，一家专门收治白喉和热病病人，另一家收治天花病人，都是严格隔离的。
道路离它们远远的，一直退到岩石的边上。
我抬头看了看山顶上的那间木屋。
只要驶向圣约翰斯的船只一出现，商号的旗帜就会从那儿升起。
升旗的目的是提醒码头边的商号，他们的船只要到了，给他们准备接船和卸货的时间。
"我第一次看海才12岁。
"达夫妮说。
她讲述了那天自己不听父母和老师的话第一次爬上信号山的情景。
她说，那不是为了看海。
她跟别的几个女孩去的，她们真正的目的是去看那副绞架，关于那东西她们听过好多的故事。
可是她们走岔了路，最后来到了山顶。
"我早就知道那边就是宽阔的大海。
可就像早知金字塔一样，没亲眼见过。
"她说。
我们到了山顶，达夫妮让皮特停下来。
我看见了辽阔的大西洋。
"到了。
"她把脸扭向一旁，大声吼道。
风在怒号，突然到处都是。
"海面好平啊！"我说。
她笑了。
我想不出别的什么可说。
天空，风，光，空气，寒冷，灰色，遥远，咸味，海腥味。
如今，所有这些词拥有了以前从来没有的意思，而"海"这个词包含了它们的全部。
"海"在我的脑海里弥漫开来，淹没了所有的脑室，我知道的所有词汇被这个单词改变了。
在见到大海之后的第二天，我发现，不管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不管在室内、室外、家中、学校，还是深夜在自己的卧室里，我都更加能够闻到它，尝到它。
"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
"达夫妮说。
"我们知道自己住这儿。
我们知道他们，可他们不知道我们住这儿。
""他们是谁？"其他地方的人，她说。
我们通过书和杂志了解他们，以他们的生活为典范，像他们那样吃穿，照着他们的房子布置我们的房子，学着他们消遣娱乐。
"英格兰在那边。
"达夫妮说，"加拿大在那边。
美国在那边。
"接着，她指着海岸说，"拉布拉多在这边。
还有格陵兰群岛，在右边，在拉布拉多的东北。
""我父亲去的是哪儿？"我突然问。
她笑了，点点头。
笑容消失了，她久久地看着我。
我意识到，她带我到这儿来，是为了激发我提起我的母亲。
自从她去世之后，这是我俩一直闭口不谈的话题。
"他们是不是在山脚下找到了我母亲？"我用手指了指说，不过，从我们站的地方看不见水边。
"是的，在下面什么地方。
要是在这儿让你难过的话，我们可以走。
""我不难过。
"我说，"她好看吗？我真的记不起她了。
""她非常好看。
"达夫妮说。
"她为什么跳海？""没人能真的弄懂这种事。
"她说，"这不是谁的错，更不是她的错。
"看来，她相信我从学校听来的是真的。
她把我拉到跟前，吻了吻我的头顶。
晚上，达夫妮要大声读书，不是读给我或爱德华听的。
不管屋子里有人无人，她都这样读，并且等我们上床之后，她经常在客厅里自言自语地读，声音微弱、怪异。
她说，这跟孤独或无人交谈或我们上床之后房子太静因而无法忍受没关系，只不过是因为她喜欢这样。
她说，即使自己是只群居的牛蝇，她也会大声朗读自己依然有时间阅读的书籍。
她说，自己是在给父母大声朗读时养成这个习惯的，他们发现晚饭后听她读书是一种消遣。
这样做不管是不是为了驱赶寂寞，但听起来她确实很孤独，我不忍心听见她一个人在楼下念叨，仿佛在跟虚构的朋友交谈，仿佛除了我和叔父外，她所拥有的生活只能从书中寻找。
听到她的朗读，我禁不住想起了我母亲。
一天夜里，我坐在楼梯顶端，一直坐到她发现我。
"我是不是吵得你睡不着了？"她问。
我摇摇头。
"要是愿意，你可以到我房间里读。
"我说。
她坐在我床边的一把高背藤椅里，头顶的墙上有盏煤气灯。
她只点上这盏灯，因此她的影子投到对面墙上，被放大了，轮廓更加清晰。
每次她翻页时，我都看着她的影子，此时她停止朗读，一会儿又开始了。
她读简·奥斯丁　的小说，还有查尔斯·狄更斯　的，弗朗西丝·伯尼　的，萨克雷　的，勃朗特姐妹　的。
一开始，我几乎没注意她读的小说的名字。
夜复一夜，在我头脑里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些人物的名字。
一连几个晚上，那可能是卡米拉、塞德利和曼德伯特，接着是塞西莉亚、德尔维尔、莫蒂默和蒙克顿。
还有爱玛、哈丽特和奈特利，以及伊丽莎白、达西、宾利、凯瑟琳太太。
常常是一本新书要等她读到一大半我才意识到反复不断出现的是另一组人物。
"是本新书？"我问。
即使我俩都知道，她不是在给我读书，只是相互做伴，但对她所朗读的内容如此健忘，令她很不舒心。
"是的，是本新书。
"她说。
"只剩10页没读了。
"她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开始跟上她的朗读了。
一天晚上，我让她帮我回忆那个100多页以前出现过的人物。
我睡着很久之后她仍在读。
有时，我把自己弄醒，发现她依然在读，声音压得更低，语调更像是在内省。
尽管我就躺在她身边，但此时此刻她早已没了那种在为别人朗读的感觉，而是在对她自己读。
不过，我还是尽可能久地让自己醒着，用枕头支起身子，几乎坐着，背靠着床头板。
旁人看来，她好像是在给一个病人读书，一夜夜地陪着他熬过漫长的康复期。
有时，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会醒来，此时已是深夜，甚至外面开始天亮了。
我发现她坐在椅子里睡着了，头歪向一边，膝头上的书依然翻开。
她说，要是两点以后我醒来发现她睡着了，不要弄醒她，否则她再也不能入睡了。
有时，她会在我房间的椅子上度过整夜，吃早饭时，爱德华叔父会对此表示不满。
我去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国教徒中上流社会的孩子全都上这所学校。
与我同龄的男孩子们或许不知道我父亲长期不在家，或许不懂其中的含义，他们都很渴望跟我谈论我父亲。
他们羡慕我有这样一个有名的父亲，他传奇式的职业是"探险家"，而他们的父亲却是律师、商人、政客。
他们总是要我在教室的地图上指出我父亲目前在北方的位置，问我他最近的一封家书中讲了什么历险。
我满口答应，瞎编一通。
"他在这儿。
"我会用手指着拉布拉多或格陵兰的某个地方，或更北面的某块大陆或一片无名的冰洋。
这些地方上面盖满了问号，表明它们的形状甚至存在完全是猜测出来的。
"他大概在这附近。
"我说，"可这是'arctusincognita'　，因此没人真正知道。
"无名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
我给他们讲险遭溺水的事，与北极熊的遭遇，海象和其他怪兽，数周不停的暴风雪。
在我的故事中，有许许多多的灾难，所有这些都使我父亲的英雄壮举或迄今仍无法梦想的精湛医术不可或缺。
我因此受到一个名叫摩西·普劳迪的男孩的注意。
摩西的父亲是个法官，祖父是位猎捕海豹的船长，与他相比，亚哈王　可谓善良和温和的化身。
"催命鬼"是这位船长的绰号，即使他的船早已远远驶过哪怕是最鲁莽的船长也得掉头返航的地方，但为了猎捕海豹，他依然催命似的命令水手前进。
在冰海中，他的船常常被毛皮压得沉到了船舷上缘。
仅有一次他被船员说服同意减轻载重，结果是让35名水手坐上救生艇随波逐流。
在摩西身上更多地保留着猎豹船长而非法官的特性，不过在学业上，他却是学校最好的学生之一，以一种毫不费劲的才气拿到高分，但老师们却对他的这份才气不加称赞、不予评论，而是无言地、略带嘲弄地微笑着把他的论文和考卷还给他。
他们似乎相信，摩西家的人终究是摩西家的人，在费尔德中学获得的知识只会被滥用。
他的肌肤平滑、红润，一张小小的圆嘴看上去老是好像刚刚吞食了一块饱浸油脂的肉。
他用润发油把头发往后梳，又光又滑，穿一件马甲，戴一只金表链的怀表。
他14岁，个子却有6英尺高，不仅个头超过了他的父亲，而且体重也多出50磅。
据说他父亲都害怕他。
老师们却不怕他，至少在成群结队的时候。
听说老师们曾告诉过他，要是他敢动一动其中一个，那他就得应对所有其他老师。
他兜里揣着雪茄，而且堂而皇之地当着老师们的面一边若有所思地吞云吐雾，一边站在街对面注视着学校和操场。
因为抽烟，因为带着威士忌酒味上学，因为被发现拥有"淫秽"书籍，他经常遭到鞭笞，可他毫不畏缩，仿佛他的屁股是皮革做的。
"摩西·普劳迪让我彻底改变了对'男孩'的定义。
"达夫妮叔母说。
可老师们又带着某种喜爱看待他，认为通常那些外表看起来最没前途的男孩内心却怀有神圣的使命，有时是意识不到的。
听到这话，摩西总是笑笑，抬抬眉头。
"普劳迪，你有领袖的魅力，"费尔德中学的校长盖恩斯说，"准确地讲，那是圣灵之光。
不管你愿不愿意，你是位领袖。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是最没能力抵御诱惑的，最容易受撒旦伤害，因为孩子们的单纯和诚信让他怀恨，令他妒嫉。
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你将成为什么，所以他引诱你比引诱别的男孩更加厉害。
如果上帝召唤你，撒旦就没法得逞，如果上帝召唤你，你也没法抗拒。
换句话说，除了束缚，你的未来一无所有。
这只有让时间来证明。
"一天，当我走路回家时，摩西来到我身边。
他俯视着我笑道："你叫斯特德，是不是？伟大的探险家斯特德医生的儿子？"我点点头。
"我能叫你德夫林吗？"他问。
"当然啰。
"我回答。
"当然啰！"他说，"对我们这些知道自己老爸是咋样的人来说，你真是太了不起了。
"他笑了，于是我也笑笑。
"德夫林，"他边说边用手搂住我，光是这一举动就足以引来其他男孩的目光。
与我相比，他年岁长得多，个子也大得多。
年长的大个儿男孩是不跟年少的小个儿孩子结伴走路回家的。
而在所有年长、个大的男孩中，摩西这样做就更引人注目。
"摩西，"他的一个朋友喊道，可他装着没听到。
我很快发现，有关同学家长的事情，摩西跟许多成年人了解得一样多。
真真实实的事、半真半假的事、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他全都知道。
他也讥讽、骚扰其他男孩，但似乎把我和我的父母作为最有价值、最有兴趣的目标。
"你知不知道，德夫林，所有南下船只在去大陆之前都在圣约翰斯停靠？"我摇摇头。
"比如说，你父亲的船中途也到圣约翰斯停靠。
去年春天，他坐的一艘船就来过圣约翰斯。
他在圣约翰斯，但他没来看你，是不是？奇怪，离家这么近，干吗连个招呼都不打？或者去看看你妈的坟？"我问达夫妮，摩西说的是不是真的，她说在过去的两年中，我父亲作为军医服役的远征船队有两次停靠圣约翰斯港。
但她知道没人见过他，就连找他采访的记者也没见过他，两次都被告知他生病了。
"你知道他来过？"我问。
"是的，我知道他来过。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有一次，我捎了封信去船上。
"达夫妮说，"但他没回。
我甚至不知道他收没收到信。
我不想让你失望。
""那我母亲呢？她活着的时候父亲的船靠没靠过岸？""靠过。
"达夫妮回答。
"她去看过他吗？"达夫妮摇摇头。
"为什么不去？""他知道你在哪儿住。
"她说，"要是愿意的话，他早来看你了。
""他为什么不愿意？""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德夫林。
"摩西又说话了，"德夫林，你父母结婚7个月后你就出生了。
你知道这是啥意思？""知道。
"我回答，希望以此堵他的嘴，不过，我根本不知道我出生的时间与我父母的婚姻有何关系。
"那就是说他们得赶紧结婚。
你妈是个婊子，你爸是个色鬼。
他娶她是因为没办法，是因为你。
他之所以跑掉，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这门勉强的婚事。
"我该怎么办？跑掉？对于他的指责我也是一知半解，我又如何去为父母辩解呢？我最害怕的是其他男孩会旁听到他的话。
他既然这么有名，我的任何反应肯定会引来一群听众。
我再一次去问达夫妮叔母。
"我的上帝，我不敢相信，"她说，"这个普劳迪才14岁，就这么恶毒，肯定是个魔鬼！"对于我父母结婚7个月后便生下我这件事，她做了解释。
"我早该亲口告诉你的。
"她说这件事不是什么丑事。
毕竟，在圣约翰斯，我父母并非是唯一一对在婚前就提前圆房的夫妇。
结婚后7个半月母亲就生了我，人们都善解地佯称我是早产的。
"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深深相爱的。
"她说，"你出生时，他俩依然相爱，也爱你。
我不知道你父亲为何变了，我真的不知道。
"又是摩西。
"斯特德要是在街上碰见他父亲，他也不认识。
"如今，他的听众包括曾经专注于我一言一语的那些年纪小一点的孩子。
"那个伟大的探险家也不认识他儿子。
斯特德根本就不知道他父亲在哪里，跟我们一样只能读读报纸。
他父亲从来不给他，还有他的叔母和叔父写信。
那个伟大的探险家早已把他们抛弃了。
"他又跟我一道走路回家，把手放在我肩头上，朝我歪着头。
"你爸宁愿肏土著婆娘，也不肯肏你妈，"他压低嗓音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德夫林？"我知道"肏"是什么意思，至少知道它的过程细节和生物学目的。
"我真同情你那可怜的老妈。
"他说，"丈夫还没死就得自寻寡妇之欢。
你知道什么叫'寡妇之欢'吗？不知道吧？去问问你叔母叔父吧！"令我如释重负的是，他说完就径直朝前走了。
可第二天又是这样。
"这下，你知道什么是'寡妇之欢'了吧？"他问道。
我摇摇头。
"他们不肯告诉你？哼，这不奇怪--""我没问他们。
"我说，尽可能地无动于衷。
"真可怜，父亲失职，母亲死了，监护人又不管你。
那我来帮你吧。
所谓'寡妇之欢'，我还是这样说免得惹你心烦。
你知道不？你上学时，男人路过你妈房子，你妈就把他们带到楼上房间。
他们付给她钱。
你现在住的房子以前是妓院。
谁都知道。
"当我把这个最新的"发现"告诉达夫妮，问她是否真实时，她说她已经受够了。
第二天，她让我呆在家里。
放学后，她去找盖恩斯校长。
回来时，她的面颊因为愤怒而通红。
"这下好了。
"她说，"这下再没麻烦了。
盖恩斯校长说首先要做的事就是鞭打摩西·普劳迪一顿。
'不准摩西再欺负德夫林。
我向你保证。
'这是他说的。
我费了些口舌才让他说这话的，不过他终于说了。
"盖恩斯说对了，摩西具有领袖的魅力。
没过多久，其他的男孩，甚至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都鼓动他（用他们的话说）"盯紧斯特德"，都纷纷围在他周围，听他接下来怎么讲我或我父母。
"德夫林，"摩西说，"因为被抛弃了，你妈曾要求主教对她的婚姻作无效判决，可主教不同意，说你爸可能会回来。
'无效判决'的意思是她跟你爸不再是夫妻了，要是她愿意，还可以跟其他人结婚。
'抛弃'的意思是--""胡说！"我回答，然后照着他的小腿就是一脚。
我心里十分清楚可能的回报是什么。
他用单腿跳了几下，时间很短，我没时间逃跑。
我回到家，鼻子流了血，一个嘴角肿起，颜色像洋李。
当达夫妮承认摩西说的都是真话时，我质问她这么多的秘密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想等你长大，懂事后才全告诉你。
"她说，"没想到像摩西·普劳迪这种比你大得多的男孩会这样盯上你。
"她又跑去找盖恩斯校长，说鉴于摩西没有被鞭笞吓住，不服管教，应当暂停上学。
校长说，摩西过去被暂停过，但效果甚微。
于是达夫妮说，那就应当除名。
对于这个建议，校长的回答是：他们可以把摩西·普劳迪从学校开除，但他们没法把他开除出圣约翰斯市。
只要愿意，他能轻而易举地找到我，而且他肯定是愿意的，只要他知道他被开除是因为我的缘故。
很早以前老师们就决定，为了大家，也为了他本人，要尽可能久地让他羁留在学校的管辖之内。
"我们还没放弃摩西·普劳迪。
"盖恩斯校长说，"心怀希望总不是愚蠢之举。
要是他硬是想证明我们错了，那么受损的只是他本人的名声。
"没多久，我又带着新伤回家。
摩西不再需要小腿被踢上一脚这样的挑衅了。
"我们怎么办，爱德华？"一天晚上，达夫妮叔母说，"那个普劳迪小子不会罢手的，不会的。
他毕业至少还要等4年。
""我不知道德夫林能不能更放开点。
学校的事情应当在学校里解决。
"达夫妮说起要送我到别的学校。
"可一旦发现他为何离开费尔德中学，他们也会把他生吞活剥了，而且摩西依然知道怎么找到他。
"吃晚饭时，她坐在那儿，手撑着头，朝一边歪着，拇指摁在面颊上，四指分开捂着太阳穴和额头，盘子里的食物都冷了。
那天夜里我上床时，她已经好几个钟头没说话了，呆望着炉火。
"该叫这小子'催命鬼'摩西。
"他们上床后我听见达夫妮在说，"他不会放过德夫林的，就像他祖父不会放过成群的海豹一样。
""你对德夫林太溺爱了。
"我听见叔父在说。
"我不能让那个大个头小子欺负我儿子。
""你儿子？瞧瞧，你怎么这么容易自欺呀？他是你侄子，不是你儿子。
一个月内你就去见了校长两次。
你把他娇惯得在学校连自己都保护不了。
过不了多久，他连猫都会害怕的。
""爱德华，你小时候跟弗朗西斯在一起，可德夫却没个伴。
""我见过普劳迪。
在你侄子的那个年龄，我面对过跟他一般高大、甚至比他更高大的男孩。
""喂，别吹了。
弗朗西斯总是护着你，不让恶棍欺负你。
可他们都没普劳迪一半高大。
""你怎么知道？你又不在场。
我--"爱德华说。
尽管在争吵，但她笑了，不是嘲笑，而是怜爱地笑了，因为他说话的口气很当真，以为自己在人人都知道他无可救药的地方真的很能干。
"你的意思是认为我是个懦夫，是个弱者？""对不起我笑了，真的对不起。
我之所以嫁给你，并不是因为你在费尔德主教中学揍了多少男孩子。
""你是知道的，他不是你儿子。
你这样做让人看不起，可怜。
他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父亲的儿子，是那个疯女人的儿子。
他身上没有你的一滴血，永远也不会有。
任何人身上都不会有你我两人的一滴血。
"我听见达夫妮下了床，不一会儿便下楼去了。
"我叔母会编诗骂你的。
"摩西在学校又一次欺负我时，我愚蠢地对他说，"就像她给我叔父编的那样。
""我也会编。
"摩西说。
不久，一首题为《朝拜者的勇气》的匿名诗用铅笔誊写成许多份开始在男孩子中传开了。
"医生娶了斯特德太太/立刻跟她上床莋爱/他用麦秆挠她直打喷嚏/可哎呀呀她却很难欢喜。
"这诗尽管匿名，但肯定是摩西的杰作，这小子在学校操场上凭着记忆大声朗读。
老师们把能找到的稿子全收了，对不主动上缴的男孩处以鞭笞，可还是有许多稿子没有查到，传入其他学校，又从其他学校传到大人们的手里，最后，在圣约翰斯市，几乎无人没有读过这首诗，或至少听说过这首诗。
这首诗流传开来之后，费尔德主教中学的绝大多数男孩是不可能与我来往了，他们都不理睬我，甚至连那些最不受欢迎、最招人欺负的男孩也远远地避开我，不愿给他们的折磨者提供折磨他们的新理由。
即使对摩西来说，我已不再是他的目标了。
我想，自己像是最终被革出教会的人，反而被看成是被逐者的吉祥物，几乎赢得了那些男孩的好感。
《纽约的探险家》第4章
我父亲去纽约已经5年了，但他依然没法为他自己的远征筹足经费。
他再一次应征参加别人组织的探险，成为由罗伯特·皮尔里海军上尉指挥的北格陵兰远征队的两名军医之一。
这次远征的目的是试图发现我偶尔听到达夫妮所说的"人人拼死都想知道的"真相：格陵兰究竟是座岛屿还是大陆？1892年7月，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圣约翰斯城，不过，地处城东头高地的德文街幸免于难。
爱德华叔父和城里的其他医生被临时招募进医院。
达夫妮志愿参加了许多为救济受灾者而组织的委员会和基金会。
我跟许多被征募来的学生一起，帮着用车把房屋的废墟运出城去，以便修建新房。
就在我们大家忙于赈灾的时候，皮尔里的远征船"风筝号"在杳无音信了15个月之后，于1892年9月在费城靠了岸，皮尔里宣布他的远征圆满成功。
他告诉那帮他还没来得及下船就蜂拥而上的记者，格陵兰冰盖仅到维多利亚入海口以南为止，他声称这项发现证明格陵兰是座岛屿。
同时，在报纸边角的补充报道中，他还传达了一则消息：在所有的远征队员中，惟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没有回来。
我们是从当地的报纸最先得知我父亲失踪的消息的，或者说是爱德华叔父最先知道的。
当时的报纸在连篇累牍地报道城市灾后重建的消息。
"斯特德医生失踪"、"斯特德医生未归"、"斯特德医生下落不明"，这些是"风筝号"停靠费城后的那天早晨爱德华在自己诊所门廊处发现的堆在那儿的报纸的标题。
我父亲失踪的消息头天很晚才传到当地报社，因此记者们没来得及与斯特德家的人联系，了解他们的反应（以为他们已得知此事了）。
作为父亲的近亲，爱德华叔父的名字虽然列在皮尔里的航海日志上，但皮尔里并没立刻给爱德华发来唁电。
为此，爱德华写信指责他没有用恰当的渠道报告我父亲的失踪，但没收到任何回信。
我是从达夫妮那里得知父亲的死讯的，她没有叫醒我，而是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该起床的时候。
她在哭，没等她来得及告诉我，我便知道父亲发生了不幸。
我有父亲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段似是而非的记忆，如今他死了，估计是死了，不过，达夫妮能够狠下心说的话只是"风筝号"返回时没有搭上他，"还在那儿"，我父亲还在那儿，可能永远在那儿。
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见到他，把他找回来。
我们是坐在餐桌旁度过上午的，达夫妮在上面放了杯牛奶，还摆上所有的糖果：半个苹果派、一块磅饼　、还有高高的一堆奶油曲奇饼干　。
9点半了，桌上依然摆满了糖果，这样铺张使得氛围更加沉重，极不相称。
爱德华叔父整天大多呆在楼上，不过我时而瞥见他，为自己的所见感到吃惊。
从他脸上和眼里的悲伤来看，你或许以为我父亲还从没离开过，以为就在几个小时前爱德华还见过他，他过的就是斯特德家族所指望他的那种生活，直到这么一个早晨，在去诊所的路上，他这才遭遇了某种致命的灾祸。
在我看来，似乎对爱德华来说，他过去指望过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哥哥，如今他的指望被证实了。
对于他，这似乎没多大区别。
"他去纽约很久以后，他停止写信回来很久以后，你母亲还不断写信给他。
"达夫妮说，"我一直在回忆他，回忆他离家前的模样，我们相见时的情景。
但我没法把弗朗西斯年轻时的样子与他后来的样子分开。
我没法在脑子里再现那个年轻人，同时又假装不知道他后来的样子，哪怕是假装一会儿。
""我根本记不起他。
"我说，愚蠢地以为我对他的记忆比她还少会对她是个安慰。
"德夫，对你的不幸我很同情。
"她说。
她看着我，仿佛觉得她应该用某种形式来正式宣告我父亲的过世，稍微总结一下他的生和死，好让它们有所意义。
可她什么也没做，只是把我抱在怀里。
当地报纸在披露我父亲死讯的报道中，没有明确提及我父母疏远的关系，只是未加评论地提到"斯特德医生住在布鲁克林"，他妻子多年前"溺水死亡"。
"风筝号"靠岸两天后，报纸上披露了一份正式的"报告"。
这份关于我父亲失踪的报告是应皮尔里上尉的要求，由远征队的另一位军医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在离开麦考密克湾驶往费城期间写的，其目的是陈述报告人所说的"关于斯特德医生的怪事"，在质疑皮尔里可能玩忽职守的猜测之前抢先刊出。
由库克医生起草的这份报告包括了关于我父亲失踪的全部可以披露的内容。
按照远征队的常规，全体船员都曾在保证缄默的法律文书上签过字。
皮尔里早已事先把这次远征的报道权给卖了，唯独他才有权就此次远征写东西，或接受采访，而且在接下来的数周和数月之后，当他写作和受访时，也根本没提我父亲。
关于同事、同伴斯特德医生失踪的情况报告8月18日，在红石屋，我们醒来时便发现斯特德医生不见了。
他的睡袋丢在地上，里面空的，没有捆。
远征队进行了仔细搜寻，对找到失踪者的当地人奖赏一支步枪和子弹。
搜寻者在一条冰川脚下发现了一些脚印，以及一张咸牛肉罐头的商标，除此之外再没查到任何踪迹。
据发现，斯特德医生把自己全部日志都带走了，或藏起来了。
他的大部分衣物被他藏在红石屋的许多地方，其用意我们无法揣度。
搜寻到第5天，严寒气候开始了，派克船长报告皮尔里上尉说如若我们不赶紧离开，就很有可能被迫留在麦考密克过冬等待下一年了。
"风筝号"出发前，皮尔里上尉写了一张便条留在红石屋，告诉斯特德医生如果回来，那些爱斯基摩人会照顾他，等到第二年的6月，一艘捕鲸船会驶进麦考密克湾来接他。
但是我们担心，他也许永远看不到这张纸条了。
对于斯特德医生离奇、神秘、不幸的失踪，我无法做出明确的结论。
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也就是他失踪的那个晚上，不论是精神和身体，我并不觉得他过度疲惫。
他也没向任何人说起自己要离开的打算。
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
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不管他现在的命运如何或可能如何，令我感到心满意足的是，他的上司、他的同伴还有那些土著人已经为寻找他的下落竭尽了全力。
谨此呈报指挥官R．E．皮尔里海军上尉。
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外科医生、人种学者　　F．A．库克医生　　敬上　　1892年9月9日　　写于"风筝号"轮船　　尽管公布了库克医生的报告，还有全体船员保持沉默的允诺，但没过多久传闻便开始散布开来。
9月24日，《纽约时报》上刊出了一个来源不明的说法：我父亲和皮尔里上尉之间曾发生过争吵。
据说从远征一开始，我父亲就"缠着"皮尔里要他准许他留在北方以便更好地熟悉爱斯基摩人的文化和语言。
而皮尔里大概认为我父亲要求留下的真正意图是继续往北，也许是去北极，因此他没有同意。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据说斯特德医生穿着美国的裤子，但身上却穿得很少，几乎每天他都要通过冰面上凿开的洞，赤身裸体钻到水里。
他不承认自己冷，想方设法让自己适应这严酷的气候。
他穿着破鞋到处行走，光着脚丫踩着冰冻的泥土，让爱斯基摩人觉得很有趣。
"报道说，在费城为皮尔里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提到过我父亲，说他开小差，因此政府和远征队的资助者没有义务再派人前去寻找了。
"皮尔里上尉说，总之，进一步寻找已无意义。
虽然他说自己无权沉溺于猜测，但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相信斯特德医生依然生还的机会是没有的。
"一想到这篇描写我父亲在北极的行为的文章正在被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阅读，达夫妮就感到伤心。
"我才不管写的是否真实。
"她说，"他没法替自己声辩，他们这样写他太不公平了。
不过，我相信那不是真的。
当然，我是不像自己曾经以为的那样了解他，但我敢肯定，他绝不会像那样行事。
"她写了下面这段声明，并劝说爱德华叔父作为声明唯一的签名人，然后发给当地所有的报纸以及《纽约时报》："我了解我哥哥。
我知道在他思维正常的情况下，他是不会以这种方式行事的。
显然，鉴于远征的严酷和艰辛，他的本性出现了失衡，对此，库克医生和皮尔里上尉肯定是看见的。
为什么不采取防范措施阻止他伤害自己？这是两位绅士必须回答的疑问，今生今世无法回答，那就来生来世回答。
我哥哥的声誉绝对不会因为他的失踪而受损，事情的真相定会大白于天下。
在那些真正了解他的人眼里，在他们的心中，他从来没被久久地遗忘过，他的形象也从没遭受玷污。
"当地报纸转载了来自美国的其他报道。
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达夫妮坐在餐桌前，双手几乎遮住了整个脸，正透过指缝看一份《邮报》，头版上刊登的是根据船员提供的描述绘出红石屋的室内布局。
皮尔里的妻子约瑟芬（昵称"乔"）虽说算不上真正的远征队成员，但当时作为客人也参加了对格陵兰的远征。
在麦考密克湾的那幢美其名曰"红石屋"的房子里，她与皮尔里以及全体队员共同过冬。
那幢"屋"比我的卧室还小。
墙壁里里外外蒙上焦油纸，又挂上红毛毯阻隔寒气。
这房子有两间屋，一间放着皮尔里夫妇睡的床，另一间是全体队员睡的地铺，共有半打人，我父亲和库克医生就在其中。
这两间屋子仅靠皮尔里太太用两面丝旗做成的帘子隔开。
皮尔里夫妇的床头柜是船上用的木箱，上面摆着一个碗和一只有柄的大水罐。
沿一堵墙边立着的是简陋的书架，放满了书，每当北极的夜晚降临时，读这些书便成了他们主要的消遣。
报道说："墙上是皮尔里太太挂的家里亲人的照片，他们是她不变的思念。
"另一间屋子是我父亲和其他队员睡觉的地方，里面有樽水壶模样的大肚炉子，一张桌子和几把临时凑合的椅子，还有一排铺位，上面盖着用地毯做的床垫。
队员们轮流睡铺位，要不就围着炉子躺在地铺上，头离炉子只有几英寸远。
我父亲就是从这圈人当中悄然离去，没有惊醒任何人，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他的失踪才被人发现。
我凝视着这幅貌似照片的画，凝视着这位艺术家所画的原木地板，仿佛它描绘的正是我父亲最后一次被发现还活着的地方。
乔·皮尔里太太有张照片让我看了特别惊奇：她站在格陵兰岛荒芜的岩石上，好像是周日要去散步一样，穿着一件束带的丝裙，配了件背心，撑着一把大阳伞为自己遮挡阳光。
她的眼光朝下看着一家爱斯基摩人，像是大人站在孩子面前，高出他们所有人一大截，包括那对夫妇。
那些爱斯基摩人身披兽皮，而她则穿着或许我母亲也会穿的连衣裙，两者极不相称，仿佛她根本就没在照片里面，而是鲜活地站在照片之前，把所有文明的标志都展现在画框之外。
"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达夫妮说。
不过后来，爱德华说，据他的一位朋友讲，她是"费城的笑料"。
我看见照片中的乔·皮尔里，眼睛矜持地俯视着，阳伞为她遮住阳光。
那些爱斯基摩人的脸干裂、起皱，头发很长，缠结在一起。
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个女人背上的婴孩，眼睛刚好掠过背带的边缘向外窥视。
报上刊登了一段皮尔里家的故事，还配有一幅他小女儿房间的照片。
里面全是纪念物，床上堆满了与极地有关的纪念物。
玩具海豹、贝壳、羽毛，还有皮尔里在北极发现的陨星碎石，他称这些石头叫"星星石"。
第二天，在肉店里，有个人看见我和达夫妮叔母进去，便对另一个人说："他大概是疯了什么的。
夜里趁其他人睡觉的时候走了，一去不复返了。
"他肯定不知道我能听见他。
在他的语调中隐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不知怎的，我父亲的死跟我母亲的死一样神秘古怪。
不久我便感觉到，这是大家的看法：我父亲的死终于证实了斯特德医生和他妻子阿米莉亚的疯癫。
虽然在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我父亲是个不负责任、嗜好浪游的人，他抛弃家人的做法不可原谅，但总有那么些传闻，模棱两可、毫无根据的传闻，说是因为要逃避我母亲，父亲才去参加远征的，爱德华叔父似乎也这样认为，但不肯公开这样说。
我记得有一次摩西问过我："你爸宁愿肏土著婆娘，也不肯肏你妈，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现在，事情似乎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与其说是自愿倒不如说是被迫前去远征的人终有一天会被远征逼疯，或者被他的妻子、被她的古怪逼疯。
即使他去了北极，即使她死了之后，即使他多少年都没见过她，但他是无法忘记的。
人们看着我好像在问：有这两个如此怪谲的人作父母，这孩子将来会是怎样？就在爱德华准备前去纽约打理我父亲的后事时，他收到一个自称"斯特德医生同事"的人的来信，说我父亲租过一套几乎没有装修过的公寓，没去远征的时候他在布鲁克林的一家医院为穷人看病，有一点点薪水。
他死了，没立遗嘱，银行里只有140美元，除衣物和书籍外没有其他财物。
达夫妮叔母决定，这笔钱将由他们为我托管，直到我21岁。
爱德华叫我父亲的同事按照他所认为的合适的方式处理那些衣物和书籍，因为把这些东西邮寄到纽芬兰的费用比它们本身还要贵。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关于我父亲的任何新消息的报道。
爱德华叔父说没有意义再等到明年6月，到那个时候库克医生报告中提到的捕鲸船才会例行公事似地驶进麦考密克港。
他的意思是，没有意义要等到那时才为我父亲举行葬礼。
所有报纸都与皮尔里的看法一致：即使有这个可能，如今斯特德医生也无生还的机会了，更不用说捱到明年6月。
在报上刊出的那则讣告中，爱德华没有给那些不了解我父亲的人透露丝毫这样的信息，透露他如何背离众人期望他终生追求的正业，透露他如何荒度了过去的10年，如何死去的，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圣约翰斯市艾尔弗雷德·斯特德医生与其妻伊丽莎白·斯特德（娘家姓哈得逊）之子，于1892年8月17日辞世。
其子德夫林、弟爱德华·斯特德医生、弟媳达夫妮（娘家姓杰斯帕森）悲痛至极。
其妻阿米莉亚（娘家姓杰克曼）早已仙逝。
"房子不远的墓地里，在埋葬自家亲人的那块地上，一块刻有我父亲姓名的墓碑在我母亲的墓旁竖了起来。
这是一次简短、非公开的葬礼，由一位长期找爱德华叔父看病的牧师主持。
达夫妮叔母哭了，不过好像更多的是为我而不是我父亲，因为她不停地看我，试图微笑。
在爱德华叔父的脸上，那天获悉父亲死讯时我见过的那悲痛的阴影依然挂着，但他没有也不能摆出比这更伤心的模样。
父亲的墓碑象征着他最后未被标示、不为人知的安息之地。
墓地里还有其他人的墓碑，他们大都死在海上，尸骨根本就没找到。
"可怜的人！"达夫妮看着墓碑说。
可怜的人，我心里在想。
对我来说，这碑石、房子里的那两张照片、"可怜的人"这几个单词、在红石屋他曾住过的房间的图片、报纸上有关他失踪的报道，这些是他一生留在这世上的全部结果。
我努力把自己也想成是他存在过的一个结果，但做不到。
达夫妮每晚依旧大声读书，有时在楼下，有时在我房间里。
我注意到，夜复一夜地这样苦读，她的声音有时会变得沙哑。
她会频繁地喝放在椅子旁边的一杯水，每读完一页便喝一口。
"干吗不让我给你读？"一天夜里，我问道。
从此，我们轮流朗读，每个晚上书要递来递去两三次。
有时，她得把头伸过来，看我指的单词，帮我认字。
对于我不认得的单词，我学会了发音的诀窍，学会了根据上下文猜词义的诀窍。
"你干吗不去为盲人朗读？"爱德华说，"至少那样你大声读书才合乎情理。
""两人同读一本书就这样。
"达夫妮叔母回答，"要么三人也行？"可我们刚一开始朗读，他便跑上楼去听他的胜利牌留声机了。
我喜欢这样两人结伴着阅读书籍。
它有别于一同目睹某一真实的事件，比如她带我去参加的像音乐会和戏剧这样的演出。
相互间大声的朗读就像是在合作编织什么不断发展永无穷尽的秘密。
我俩心照不宣，从不谈论两人之间读过的书，仿佛我和她都不想知道对这些书的印象是否不同或如何不同。
我觉得每天都有这么一段时间，我的脑子反映了她的思想，我喜欢这种感觉，哪怕它仅仅是幻觉。
一天晚上，我们读完书后，她说："我想让你懂得，发生在你父母身上的事并不意味着会发生在你身上。
你不是你父母的结果。
你就是你，德夫林。
懂吗？"我点点头，如释重负，感激她说了这话，感激她不仅猜到我需要有人来安慰自己不会最终沦落成我父母那样，而且还猜到我终日惶惶，不敢鼓起勇气向她说明这一点。
她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好像她努力说服的人不仅是我，还有她自己，但这没有关系。
她也需要安慰，也情不自禁地抱有疑虑，尽管都是些转瞬即逝的想法。
我17岁那年的冬天，爱德华向达夫妮建议要我去他诊所做个体检。
他说他觉得我看上去跟平常不一样，也许没什么，但还是小心为妙。
第二天放学后，我去了诊所，扫了一眼那块已经没有我父亲和祖父的名字，只剩下爱德华名字的招牌。
走进诊所，我瞥了瞥爱德华诊室对面的那扇门，依旧没变，上面写着"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
爱德华甚至连再找一位搭档的话也不说了。
候诊室里，我前面有好几个病人，可等他看完的那个病人出来，他把我叫了进去。
"坐下，德夫林。
"他指着桌旁自己对面的那把椅子说。
"你觉得我哪点跟平常不一样？"我问。
他摇摇头。
"这里是我俩见面最好的地方。
"他说，"最保险的地方。
"有好几秒钟，他胳膊肘搁在桌上，手指相互搭着做成一个牢笼的形状，没说话，仿佛在考虑，在试图预见我对他要说的话可能会有什么反应。
他往后靠了靠，转动椅子，背朝向我。
"我有封信。
"他说，"是弗雷德里克·库克来的信，所有报纸刊登过他写的关于你父亲失踪的报告，就是那人，记得吗？"我点点头。
"这封信是写给你的。
没有直接寄给你是因为库克医生不想让达夫妮看见。
遵照他的建议，我也没看，不过我相信这里面没有……假话。
我决定，除了你，这事我对谁也不说。
相信看了这信后，你也会觉得谨慎是明智的。
"我的心在狂跳。
以前，从未有成年人像这样对我说过话，更不用说爱德华叔父了。
"他干吗要我向达夫妮叔母保密呢？"我问道，"难道她认识他--""当然，你根本不需要看这封信，不必看这封信。
假如你愿意，我可以把它一烧了之。
"他飞快地扫了一眼壁炉。
"没看这封信之前，很难保证我会保持谨慎。
"我说。
以前，我从没用过"谨慎"这词，从没如此一本正经地对任何人说过这词。
但在这种情势下，似乎不模仿他说话的口气不太可能。
他耸耸肩，"即使你能保证，你可能也会改变主意的。
我在这儿只不过是为库克医生扮演一个类似'信使'的角色，一个中间人。
假如你非要看这封信，那看了之后，你可以做自己认为恰当的事。
我觉得我知道你会做什么事，不过，也许我会猜错。
""我也可以把信给达夫妮叔母，让她先看。
"我说。
他摇摇头，"我不愿让你太晚了才后悔没有及早选择谨慎。
我觉得你必须当着我的面看，然后把信还给我。
""好吧。
"我说，难道看了这封信会对我或达夫妮有何伤害？为什么库克医生等我父亲死了3年之后才写信给我讲他的事？我猜想他的信里有我父亲的消息。
我想不出别的什么理由来解释他为何写信给我。
也许，他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也许他认为如今我已长大成人了，该明白这些事理了。
爱德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曾经是白色，可如今成了黄色的小信封，很平很薄，看上去里面好像是空的。
信是封着的，除了我的名字外，上面什么也没写。
这信一定是装在另外一封写给爱德华的信封中寄来的。
"我去后台站站。
"爱德华一边说，一边站起身，绕过桌子，把信递给我。
"10分钟后回来。
"他走到与我进来的那扇门相对的另一扇门，缓慢地把它推开，走到外面，然后又缓慢地把它合上。
我拆掉封泥，撕开信封的一个角，抽出信纸，小心翼翼地展开。
这信纸看上去很陈旧，要是不好好地拿着，好像会破成碎片。
折叠的地方被压在一起，像是被熨斗烫过，或者被什么平的重物压了数月。
笔迹是草写的小字，潦草得几乎没法辨认，两面都有，一直写到信纸背面的底行，最后几行字挤在右边的页边空白处，仿佛写信人已经用完了自己的信纸。
我亲爱的德夫林：我一直在想你。
一个素昧平生的人说这话很奇怪吧？说这话我也觉得奇怪。
但在我写信的地方，在世界的这个角落，在我生命中的这个地方，一切都好像很奇怪。
在我写信给你叔父时，我原本早该出发去南极探险了，而不是在尚未离开码头的船舱里，在酷热的里约热内卢。
从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刻起，我下船的次数还不到6次。
去年春天，就在我们准备出发前，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攥住了我的心。
我想象着皮尔里从北极得胜而归的情形。
在我梦中，宣告他大功告成的报刊头条频频出现，我只得下令所有报纸不得上船。
皮尔里从未在公共场合承认过我和你父亲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救过他的命。
在一次暴风雪中，他的腿被船的舵柄压成粉碎。
要是遇上医术差一点的医生，他必死无疑。
德夫林，最平凡的事情似乎是最有先兆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状态，是因为我一直在犹豫不决，该不该向你吐露这个秘密。
我发现自己事事都犹豫不决，甚至连最简单的决心也很难下定。
我听说皮尔里20岁时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要出名，必须出名。
"他比我强在为实现目标他可以不择手段，而我……我却缺乏那种铁石心肠，对于探险这种事，恐怕那种心肠是必不可少的。
德夫林，除了你，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着折磨。
我不敢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他人。
要是大家知道了我的思想状态，谁还会愿意资助我去远征？谁还会信任地让我统率这些远征？我常常从记不得的噩梦中醒来，大汗淋漓，据船长告诉我，睡梦中我莫名其妙地尖叫，好像有人闯进了我的房间。
这就是我在过去几个月中的身体状态，船长因此以为我染上了疟疾。
我告诉他，由于为本次远征筹资耗尽了精力，我现在所经受的是"短时衰弱"。
再过三周，我们本该驶往巴塔哥尼亚　，7月份我们从那儿出发去南极冰川。
但船长和其他人不肯走，要等到他们所说的我身体好转之后。
他们也不肯就这样既不去南极，又不折回，白白地再等上一个春天。
如今，我们已经在此停留了7个月。
我知道自己绝望的缘由，但愿因此也知道疗治的办法。
就是那件事，就是你父亲失踪前夕我便无法忘却的那件事。
你接下来要读到的将令你吃惊，或感到震撼，所以，你要有思想准备。
我想象不到库克医生会对我透露什么样的事。
我头晕目眩，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
在北格陵兰探险途中，在你父亲失踪前不久，他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一件事。
一开始，我以为那只是一个人因为极地远征的严酷而变得疯疯癫癫一阵之后的幻觉。
然而，他喋喋不休的应该说是对他妻子的责难吧，只不过他的语气是如此的镇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他说你不是他的儿子。
我要他拿出证据，证明他不是你父亲，而全世界所有其他人都知道你是他儿子，想以此来让他意识到远征的过度疲劳已经使他神魂颠倒了。
但他提供的一些细节却使我深信他透露的事情是真的。
那些细节还为我证实了我心中秘而不宣的某件事情。
我一生中跟不少的女人有过来往，不可能全记住她们。
但作为老于世故的人，我还是能记住我的初次。
在你父亲讲他的事情时，我意识到他提到的那个男孩正是我自己的儿子。
相信我，所有这些完全不是我的捏造。
捏造这样的故事除全然没有必要之外，向你吐露这些事等于是把我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你手里拿着的这份以我的笔迹、我的签名写成的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
你叔父和叔母也会受罪，在人们的记忆中，你父母，尤其是你母亲的形象会受到极大的毁损。
从你父亲--应该说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口中得知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当时我的心快要碎了，从未有过的痛苦。
德夫林，你还太小，不懂真爱是如何的珍稀，在这世上是如何的少有，当它真正出现时，又是如何的短暂。
而且它一旦失去，无爱的生活是如何的艰难。
我曾试图"写信"给你母亲，把我的思想传达给她，权当她依然活着，但我却从中得不到任何慰藉。
最后，我意识到，我应该写给的人是你。
写这封信时，我充分意识到它将对你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无法想象我自己像你这样的年龄会如何接受这样的消息。
如今，你我作为父与子仅仅是血缘上的关系，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
显然，我不能公开这封信上的内容（你叔父会就此与你细谈）。
不管怎样，我能再次给你写信吗？在下一封信中，我会向你提供细节，向你证明我所说的是千真万确的。
在这封信中，我之所以略去不写，并不是要激起你的好奇，而是我不忍向一个也许收不到他回信的人倾吐我的全部故事。
等你叔父对你说完他的话，我想让你当着他的面在这个信封上写下"是"或"否"，然后把信封给他。
他会把你的回答转寄给我。
如果你回答"是"，我会给你写信，你会以我向你叔父建议安排的方式收到我的信。
如果你的回答是"否"，我会不再给你写信。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7年2月11日　　读完这封信，我脑子里翻腾起模糊不清的思想和疑问。
平台的那扇门开了，爱德华叔父迈步进来时，我被惊了一大跳。
在他看到我的表情之前，他还是很镇静的。
直到我看见他盯着我的手，眼睛里全是惊恐的神情，我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抖得如此厉害，信纸因此也抖得厉害。
"不用说，达夫妮会反对你与库克医生通信的。
"他竭力想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如果她发现了这事，她会与他联系，你就再也收不到他的信了。
如果你同意接收库克医生的来信，那等你读完、手抄完每封信后我就把它烧掉，你可以抄这封信。
你可以等在这儿，看着这封信烧掉。
从现在起，我们就在你父亲的诊室会面。
记住，就说你手抄的这些信件是你自己写的，不过，这些信的风格和内容不像是你这样年龄的孩子能写得出来的，因此，把它们拿去给别人看是愚蠢的，让他们以为你是在自己给自己写信。
"他指了指桌上的笔和墨水池。
"把你的答复写下来。
"他说。
我走到桌子跟前，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把信封递给他。
他看了看我写的字，叹了口气，是无可奈何、如释重负，还是自怨自艾，很难说。
"把这信抄了。
"他边说边递给我两张白纸，"快一点。
"我飞快地抄着信，爱德华交叉双臂站着，背对着我，好像是在保证他没看到一个字。
"抄完了。
"我说。
"把抄好的信放进你的夹克口袋里。
"他说。
等我放好，他转过身。
"先把原来的那封信折起来。
"他说。
我把信折好，递给他。
他接过信，用拇指和食指捏着，手臂伸得老远，仿佛他不想跟这信有丝毫的干系，飞快地把它扔进火里。
"叔父--"我叫道，可他举起手，然而他的脸色似乎表明，参与进这场诡计当中，他是心甘情愿的。
他为何如此冒险深陷其中？好像他特别急于让我与库克医生联系。
如果我说"是"或"否"，他的得与失又是什么？毫无疑问，他很想看到我跑去找达夫妮叔母，或许已经预见到终有一天整个事情会把我俩分开。
他嫉妒我，认为她更喜欢我而不是他，这似乎很荒唐。
也许从这些信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一线希望，不必继续在她仅次于对我的关爱下度过余生。
可这些理由根本无法解释他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的原因。
无疑，他以为由他作中间人，斯特德家门再遭辱没的可能性会小一些。
他知道，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属于见不得人的那种。
他行事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库克医生要我在信封上写下我的"答复"，他是知道的，可他似乎又真的没有看过这封信--给我的时候信依然封着，而且事先告诉我等还给他时他会烧掉它，仿佛必须要我看着他烧掉，以证明他从未读过这封信。
他走回到自己的桌前，坐了下来，转过椅子面朝窗户。
"不知道库克医生什么时候再写信来，什么时候他的信寄到。
他肯定要收到我的回信后才寄出。
从……"--他胡乱地指了指天花板--"天知道从哪儿寄来，可能要寄很长的时间。
因此，我得预先提醒你，必须耐心等。
我估计最早也得到12月份了。
"离现在还有三个月。
"信来没来，这样你就知道了。
"他说。
清晨下楼吃早餐时，他会在自己西装背心的口袋里塞一张红色的佩斯利手帕。
达夫妮叔母最讨厌这张手帕，觉得为了她他至多只能隔几个月才佩一次--这可能与收信的次数差不多。
"只要我一佩上它，那就是你庆'信'的日子。
"他说，后悔般地皱眉蹙眼，仿佛是我在用双关语捉弄他。
那一天，他会告诉护士他要在门厅对面他兄长的诊室里用午餐，因为在那儿他可以拿本书安静地休息一下。
我会告诉达夫妮，因为唱诗班要练歌，所以中午我不会回家吃饭。
为了确保不让其他同学看见，我会去他的诊所，先绕到那扇通向后面僻静花园的铁门（他会让那门开着锁），然后经过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门，缓慢地、悄悄地上楼，走到楼梯平台处。
在我父亲诊室门外的平台上，他会坐在一把椅子里，病人进来的那扇门从外面反锁着。
换句话说，我的一进一出都没法不让他看见。
我得在12点半准时到达，不要对他说一句话，然后走进诊室，那封信会在桌子上方抽屉里等着我。
在诊室里，灯不能开。
大白天读信和抄信，光线是够的。
等完成之后，我回到楼梯平台，把原信给他，不能说一句话。
接着，我俩一同回到诊室，相互当着面在壁炉里把信烧掉，然后我再离开。
到达和离开，以及在我父亲诊室的这段时间里，我不能说一句话。
假如有人看见我离开诊所，问我在做什么时，我就说是来看我叔父，做个检查。
万一去诊所这事让达夫妮知道了，我们就说为了免除她不必要的担忧我们才没把检查的事告诉她的。
离开诊所后，我没回学校，也没有直接回家。
在我见到达夫妮之前，在她看见我，问我出了什么事之前，我得有所准备。
她非得问出点什么，否则是不会罢休的。
我担心哪怕是陌生人也会注意到我的悲伤，于是我抄小路钻进树林，沿小路走了一段，然后离开小路，背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
在那儿，过路的行人看不到我。
难怪库克医生没法想象他的信会对我产生何等的影响。
既然原信已经不复存在了，那想象它根本就不曾存在过也是件容易的事，或者说库克医生疯了，甚至那封信是有人假借他的名义写的。
可第二封信会接着寄来，因为我在信封上写下了"是"。
读了第一封信之后，我又如何能告诉他不再写信给我？我的头在旋转。
要是库克医生说的话是真的，那我的父亲从一个我没有记忆的人变成了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
对于我，父亲永远是个陌生人，不管是活着，还是死了。
可如今，好像他又活了。
如今，这个陌生人名字不同，而且依然活着。
我的这两位父亲都是从医生变成了探险者。
两者无从区别，除了有一位给我写过一封信。
我记得信中的词句，不必去翻阅口袋里的那份手抄的拷贝。
"生物学上客观的血缘关系。
""这种关系如何改变，我无法预见。
""你手里拿着的这信……一旦公之于众，可能会极大地伤害我和我的声誉。
"那份原件会给他带去极大的伤害。
可爱德华叔父说，我的拷贝要是拿给别人看的话，则只能伤害到我自己，而不是别人。
他为何写信给我？如他所暗示的，如果我们不可能相见，不可能作为父子公开出现--甚至不想让我给他回信--那他为何给我写信？他为何以为写信给我就能重振他的勇气？在开头几段，他或多或少地承认自己差点失去了理智。
还有我母亲。
想想看，她竟然让我，甚至鼓励我把她那位离家出走的丈夫想成我的父亲，而她自己却始终知道他根本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段短暂的时光已不再像她所营造的那样了。
每时每刻已经被讽刺、被她所知道的和我所不知的那一桩桩的事实所动摇，那些事实她一定是准备永远瞒着我。
我起身朝家走去，犹豫着是否应该告诉达夫妮。
走到家门时我还没拿定主意。
等我推开门，达夫妮沿着门厅迎了上来，几乎是一路小跑。
"你终于回来了。
"她说，"谢天谢地，你放学回家太晚了，我正要……德夫林，爱德华没查出你什么问题吧？他说了些什么？"我本该回答"没有"，以免她错下结论，但我不敢信任自己的声音。
"德夫林？"我摇摇头，努力吞咽着以免哭出来。
"亲爱的，你看上去……爱德华说了什么？""他说我很好。
"我飞快地说，又咽了一口。
"肯定有什么问题。
出了什么事？"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任何解释听起来令人信服。
"只是有些我不想说的事，摩西·普劳迪说的事。
就这些。
""爱德华真的没查出什么问题？"我点点头。
"如果您愿意，问他吧。
"我上楼走进自己的房间，躺了下来。
她是不是有可能知道一切，也在一直误导我？我决定拖延一阵才告诉她，至少拖到下一封信寄来的时候。
经过那扇门，走进为父亲保留着的那间诊室，拉开桌子抽屉，读信，抄信，看着爱德华把原信烧掉，我在想做这些事会是什么感觉。
与叔父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特别期望他下楼吃早餐时背心口袋里塞的是张红手帕。
可他佩的却是蓝手帕，第三天是绿手帕。
一想到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正在路上，我就很难去想别的任何事情。
爱德华说，从现在算起三个月以内期盼来信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三个月里，每天早晨我都要看他佩的手帕是什么颜色，只要哪天他下楼时口袋里伸出一截红手帕，我就会欣喜若狂。
三个月的时间满了，从爱德华把我叫到他诊所的那天算起刚好三个月，可他的手帕是灰色的。
我问自己，叔父估计的信件寄到的时间有多大的准确性？信没到，这种估计就没有意义。
从这时起，我是多么急切地等着看他下楼时佩戴的是什么手帕呀！当没看到手帕，或者看见手帕不是红的时，我真的难以掩藏自己的失望。
于是，我猛吃鸡蛋、土司，猛喝茶水，想借此缓解失望的情绪。
你说奇不奇怪，我情绪的好坏好像取决于叔父手帕的颜色。
又过了三个月，每天早晨我都要经历这段相同的感受。
最后，我开始纳闷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叔父改变了主意，不肯为库克医生充当"信使"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违背了我们之间的约定：我不向他人提及信件的事，他不会让我永远纳闷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或许是库克医生改了主意，觉得爱德华叔父还是不可信赖，或者决定不再向我透露任何事情，毕竟我还是个孩子。
我在考虑是不是要假装生病，这样就可以去爱德华的诊所找他，但考虑再三我还是决定不去。
在家时，他格外小心，不与我单独相处。
当着达夫妮的面，他像平常那样看我，对我说话。
我想起库克医生在关于我父亲死讯的正式"报告"中有段话："尽管这样说对解释这次神秘失踪于事无补，但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德医生的神秘失踪在极地探险的记录中根本算不上是最离奇的。
其他人也有消失的，想必是在梦游时他们试图跨过冰川裂缝，这些地方就连爱斯基摩人也不敢在天黑之后冒险前往。
"看来库克医生随时随地都可能死去，可我却在煎熬中等着接收他的来信。
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或看着达夫妮往我盘子里堆食物时，我心里在想：此时此刻库克医生在哪里；我为他的安危担心，而以前我从没为我父亲的安危这样担心过。
从收到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起差不多6个月过去了，最后我几乎放弃了再收到库克医生来信的希望，可此时爱德华叔父却佩着红手帕下楼吃饭了。
那手帕看上去好像特别的耀眼，达夫妮好像不可能猜不到他佩戴的理由。
就像很难掩藏我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失望一样，如今，掩藏我的喜悦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敢肯定自己的脸与那张手帕一样的通红，眼睛没法从那儿移开。
我的心在狂跳。
爱德华叔父跟以往一样无动于衷。
我知道他肯定在想什么，肯定在担心什么，在渴望我的言行不要引起他妻子的怀疑。
不过，即使是我也无法从他脸上发觉任何异乎寻常的表情。
我如何才能度过上午上学的这半天时间？好歹我熬过了上午，午饭时分，我来到德文街，横穿过街，停下脚步。
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身旁驶过，路上没有行人。
我绕到诊所的后面，推开后院的大门，身子挤进那扇写着"医生专用"的房门，轻轻地在身后合上，然后蹑手蹑脚地爬上楼梯。
平台上，爱德华正坐在一把椅子里，远离窗户，这样没人能从外面看见他。
他已经不再佩戴那张红手帕了（不过，后来下班回家的时候他又佩上了）。
在他翘着的二郎腿上放了本书，手指还没完全离开嘴唇就浏览完了一页。
他的手飞快地一挥，示意我径直走进那间诊室，不得停下。
诊室的后门敞着，毫无疑问是他打开的，这样，他的护士和病人从门厅那边就没法听见我开门的声音了。
我想象得到，在过去的几分钟里，他坐在平台上，担心我的到来会弄出什么响动来。
我走进诊室。
以前，我曾进来过一两次，但从未单独进来过。
我能听见门厅那边传来的低语声。
一个身影投到我父亲诊室门上的毛玻璃上，是个男人在戴帽子。
桌子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吸墨台和父亲曾经用来写处方和转诊介绍信的那支笔，插在一个笔架上，用一根闪闪发亮的银链系着。
还有那块从海边捡来的用做纸镇的石头，放在吸墨台的最右上角。
墙上挂的只有他在爱丁堡获得的证书。
诊室里有一个带玻璃门的空书架，一把深褐色的皮沙发，涡卷形的扶手上钉满了黄铜纽扣。
桌子最上面的抽屉开着，又是爱德华的小心之处。
他好像正坐在阴暗处，手指放在嘴唇上。
迎面看到的是放在空空的抽屉里面的那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
德夫林，就这三个字，没有邮戳，没写回信地址。
我想，不用说又和上次一样，是装在给爱德华的信中一并寄来的。
信封是裁开的。
我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条，上面写道："仅是演练，尚未来信。
"我把纸条放入信封。
我极度失望地回到平台。
爱德华伸出手。
我把信封递给他。
我们两人回到诊室。
他擦燃一根火柴，伸向信封，然后举着信封在壁炉里让火焰由下而上燃烧，几秒钟后，那信封烧得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卷暗红的灰烬。
他两眼盯着信封，手一挥示意我走。
我照着他的指示慢慢走下楼梯。
没过几天，他又佩上了那张红手帕。
我怀疑这又是一次毫无必要的演练。
同样，他又坐在平台上的那把椅子里，腿上放着那本看起来跟上次一样的书。
我径直走进父亲的诊室。
同样，爱德华早把信封裁开了，裁得齐齐整整，可能用的是解剖刀。
可在我看来里面的信好像没被抽出来过。
他是出于谨慎才把信裁开的，以减少撕开信封时的沙沙声。
我轻轻地从信封里抽出封好的信，撕开封泥，那是用红蜡做的，上面戳有一艘帆船的印记。
这封信不像上次那样只有一页，而是几页，扎扎实实地折在一起。
我轻轻地把信展开，开始读起来。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参加北格陵兰远征时，弗朗西斯·斯特德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了12年前，也就是1880年，他妻子曾经参加过一次由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酒会。
他提到的那个男人和女人的名字没错，酒会是在他们家举行的。
你母亲告诉弗朗西斯·斯特德，在这次酒会上她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可她什么也记不清，甚至连那人的脸和名字。
她说，除开始的半小时外，酒会的其余事情她一概记不起了。
她接下来有记忆的是黎明前醒来，发现自己独自躺在一幢陌生房子许多卧室中的一间里。
这次遭遇使她怀了孕。
我们见面时，你母亲没有告诉我她未婚夫的名或姓，因此，在弗朗西斯开始讲他的故事前，我还不知道与我共事的这位军医和我所共有的经历。
没等他讲完自己的故事，我便意识到他是何许人也，我是何许人也。
她在酒会上遇见的那个所谓的姓名不详、面貌不清的男人就是我。
"阿米莉亚"，弗朗西斯第一次提及这个名字时，我毫无察觉，虽然我确实觉得有些巧合。
通过一点一点令人痛苦的细节的叙述，我了解了真相。
我是一个男孩的生身父亲，他名叫德夫林，正由他的叔父叔母抚养。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他妻子死了时，我几乎忍不住要痛哭起来，深受打击，他说的那个意外溺水而死的女人就是我的阿米莉亚。
他一边在讲，我一边在想：我是这一切的祸首，这一切在我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发生了，他对你和你母亲的抛弃，他自己一生的堕落，他糟糕透顶的心境，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的阿米莉亚，要是她从没遇见我，上天会安排让她远离那场夺去她生命的意外事故。
接下来，我还要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谴责我自己。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沉住气，坐在那儿聆听，假装在等着想听接下来所发生的事，尽管我正是他故事中的一员。
要是有第三者在场，我敢肯定他一定会觉察到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对我产生的影响。
可弗朗西斯太专注于自己的讲述了，却丝毫没有注意到这些。
"结婚前我没跟她来过。
"弗朗西斯对我说。
他看着我，想让我明白他说的"来过"是什么意思。
我点点头。
他说你母亲央求他为她保住这个秘密，有两个办法，他和你母亲选择了最体面的办法：他们对家人讲是他使她怀孕的。
接着很快他们便结婚了。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着，从我身边走开。
几个夜晚之后，他离开红石屋，失踪了。
在报纸上刊登的那篇我写的报告，以及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很早以前，在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情以前，他的确跟皮尔里争吵过，的确要求过我们其余人返回之后他留在北方。
他对爱斯基摩人的兴趣甚至超过了我，非常入迷。
皮尔里不许他留下，他们因此几个月没说话。
我不想暗示皮尔里应对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负有一定的责任--正如我已说过，我自己必须承担责任--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再也不会作为一员参加皮尔里率领的任何远征了。
我再也不愿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也不会再提起他。
接下来是18年前在曼哈顿发生的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
你母亲有个家住曼哈顿的表姐，名叫莉莉。
她的母亲跟莉莉的母亲是亲姐妹。
阿米莉亚的母亲过世了，莉莉的母亲死了丈夫，后来再婚。
她们经常通信，并在一封信中决定，在阿米莉亚的婚礼上，莉莉将为她作伴娘，虽然她俩从未谋面，婚礼在圣约翰斯举行。
对阿米莉亚来说，请母亲最亲密的姐妹的女儿作自己的伴娘，是对自己母亲的一种纪念。
莉莉邀请你母亲结婚前去纽约跟她住几周，这样她俩可以相互了解。
她也准备在参加婚礼前先到圣约翰斯住几周。
对你母亲来说，这是离开纽芬兰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以前她从未有过，要是等到结婚之后，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有，生活就是这样。
她俩参加了为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毕业生举行的毕业酒会。
年轻男女喝了很多的酒。
和其他女的一样，你母亲不像男人那样习惯喝酒。
也许以前她最多只喝过一两杯。
我不是参加酒会的客人。
我只有16岁，平日干勤杂工，周日找到什么零活儿就干什么。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都是医生，男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教授，女的是个顺势疗法医师。
每年的这场酒会名声不好，因此不管人手多缺，没有哪个女招待愿意来帮忙，于是他们雇了4个跟我一般年龄的男孩作酒会的帮手。
我们兑酒、送酒、送吃的，收拾丢在一边的盘子和杯子，给其他人腾出地方。
虽然是被雇来帮忙的仆人，但我的身份却不完全是仆人。
其他三个男孩都是医生的儿子，算得上半个客人，对他们来说，来酒会帮忙是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场仪式。
我帮着收租的那家房地产经纪公司是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开的，另外的人帮着在管理。
偶然有一次这对夫妇去公司走访时我正巧也在。
他们跟我聊起天来。
当我告诉他们我去世的父亲曾经也是医生时，他们对我非常感兴趣。
那个女的是这个国家各科中少有的几个女医师之一，她想知道我父亲是在哪儿"学的医"。
我所知道的只是大概在德国--我想是汉堡。
我记得当我提起汉堡时那女的脸上的表情。
那是一种既不冷淡，也不屈尊，而是心照不宣的表情。
立刻，她知道了我的家史。
我的双亲是从德国来的移民。
在德国，我父亲原本不是医生，而是"博士"，科克博士。
不过，他学了很多医学知识，因此他居住和"行医"的那个镇上的人都称他"医生"。
他的病人没钱，就把自己农场上种的或养的给他作报酬。
他移民去了纽约州的那座小镇，那镇上的人也一样；也是在那儿，尽管是医生，他自己却死于一种到新大陆来的穷人很容易得的叫做肺炎的疾病，撇下我们后，我们就像其他的移民家庭一样，艰难度日。
（德夫林，我跟你一样，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
）我们家从杰维斯港搬到纽约。
等我长大能干活时，我跟三个哥哥一起拼命地干，帮着养家糊口。
我发现，所有这些那个女的都了解，从我的脸上，或许她觉察到了我的一点点羞耻和怨愤。
总之，她邀我去他们的酒会当个跑腿，我欣然接受。
我想当医生，因为我父亲曾经是位医生，但我没向任何人讲。
我不知道给医学生和教授们端酒送三明治何以能把我与那个目标拉近，但我感觉有这个可能。
像往常一样，周六早晨我告诉母亲，说是去曼哈顿的富尔顿市场看有谁愿意雇我干点杂活。
可在曼哈顿消磨了些时间之后，下午5点我去了他们给我的那个地址。
酒会不到一个小时，我们4个男孩中最大的那个就喝醉了。
其他男孩看见没人注意时，每兑好一杯酒便呷一口才送出去。
以前，我从没去过这种场合。
房子拥挤不堪，客人们得把自己的酒杯举到空中，以免玻璃杯被挤碎。
我猜想这是纽约典型的酒会。
食物之多，可供我们一家6口足足吃上一年。
到处都是咬了一口便扔到一边的三明治，还有一盘盘的烟熏鲑鱼，一块块西瓜和切成楔形的柚子。
有些东西像馅饼、鱼子酱、肉冻，我从未见过，或者不知叫什么，应当怎么侍奉。
这些叫不出名字的食物也没人碰，或只吃了一点点。
我想这些食物一定有什么问题。
尽管很饿，我是一口也不会吃的，因为其他三个男孩对食物没兴趣，我想让他们觉得我跟他们没什么两样，天真得没有意识到我的衣服却让我露了馅。
这不是我的世界。
一连几个小时，我在这个在此之前只能瞅一眼的世界里来来去去。
我曾在夜晚沿着街道行走，下班回家抄近路时绕过这样的街区。
我曾站在街对面，隔着巨大的窗户往里看，这是观看这些房子内部的最佳位置，因为站在窗户边的那条人行道上不可能看到窗台以上除枝形吊灯以外的任何东西。
在这些房子里，每个房间都照得灯火通明，但我不敢停下来长时间观望，只瞅一眼那一群群穿着我现在才知道叫晚礼服的男男女女入座用膳，由女仆和男佣服侍着，这些佣人尽管也很招人注意，但相比之下似乎并不存在。
我曾看到年轻的男女坐在椅子里，看着他们的孩子在屋子里跑来跑去。
我们一家6口住在布鲁克林一处名叫威廉斯堡的两间房子里，离东河很近，终日被罩在我们称作"糖塔"的阴影中，那是一家炼糖厂，工人干活的时间比我母亲的还要长，从那儿传来的男人和机器的嘈杂声不绝于耳，从那儿发出的令人作呕的糖浆味久久不散。
可今天，我却在这样的豪宅里面，与那些住在豪宅的人说话，兑酒送酒，端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大家不停地喝，那三个男孩甚至不必躲躲藏藏地偷着喝了，因为没过多久，客人们便开始自斟自饮了。
有一对小提琴手正在一个房间里拉里尔舞曲，莉莉说你母亲祖上是"爱尔兰人"，因此坚持要她伴舞。
小时候你母亲练过很长时间的踢踏舞，于是不一会儿，屋子中央只剩下她一人在跳了，其余人全在一旁鼓掌。
那是个初夏，纽约已经很热了，她不习惯这样的天气，于是脱掉外衣，里面穿了件前面带排扣的普通紧身胸衣，下面是一条带荷边装饰的褶皱裙，脚上穿着长筒袜和带扣的靴子。
那件裙子几乎没到膝盖，因此跳起舞来很方便。
当她喊口渴时，我被叫了出来，有趣的是，在客人们的催促下，我竟给她兑了杯酒端上去。
要不是因为跳舞，我想她肯定会吐出来。
当她再也跳不动时，问题就来了。
刚一停下脚步，她便晕了，或者说开始晕了。
我一把抓住她，人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和喝彩，声音之响，把她惊醒了些，这时，在莉莉的帮助下我搀着她站起身，可她不停地说屋子在旋转。
莉莉说她们最好还是回家，可你母亲却执意要莉莉和她一起留下。
她说要是能躺一会儿就会好的。
我看得出莉莉是不愿离开如此热闹的酒会的，因此她也觉得躺一躺或许是个办法。
要是你母亲睡着了，那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们搀着她朝楼梯走去，在楼梯脚，你母亲停了下来，说剩下的路她自己能走。
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她居然轻轻松松地上了楼，莉莉转身回到酒会。
我跟着她上了楼。
在楼上，她朝一扇门走去，不知是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还是又晕了，她一个趔趄朝前，本能地伸出双臂不让自己倒下。
"你怎么啦，小姐？"我问。
她转过头，仰望着我。
她的眼睛特别的大，特别的圆，很蓝，但头发却是黑的。
"但愿不要伤了自己。
"我说，"大概是酒喝多了。
你不会喝酒。
好像跟其他人不一样。
我给你的最后两杯酒实际上是水，可你好像没注意。
""你叫啥？"她问道，我觉察到那是我以为的英国口音。
我以为从前没听过的口音都是英国口音。
"弗雷德。
"我答道。
好像这名字短得可笑，短得简直不像个名字，当她说"我叫阿米莉亚"时，她证实了我的这个感觉。
6个音，4个是她的名字：我叫阿米莉亚。
要是我说"我叫弗雷德里克"，那听起来一定很好笑，可她说起来好像阿米莉亚不仅仅是她的称呼，而就是她这个人。
我蹲下身，一条腿跪在地上。
我俩的眼睛平视，离得很近。
"你家住哪儿？"她问。
"布鲁克林。
"我说，"你住哪儿？""纽芬兰。
"她回答，"可我一直告诉别人说我是从爱尔兰来的，这样就不必解释纽芬兰在哪儿了。
""船从英国出发，往北去就要在纽芬兰停。
"我说，"我没去过那地方，除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我哪儿也没去过。
""家住这里，谁还愿意去别的地方？"她问。
我发现她在看我的衣服。
"每样都是别人的。
"我指着裤子说，"这是我哥哥的，"指着背心说，"这是我叔叔的。
"就连鞋子也不是我的，我解释说那是我父亲的，他几年前死了。
"你是个好心的年轻人。
"她说。
她朝我笑时，我往一边看了一会儿，然后又看着她的眼睛。
"你该回家。
我去叫你的朋友。
"我说。
"是表姐，"她说，"是表姐，也是好友。
不过我已经好了。
""你的舞跳得真好。
"我说。
"好多年没这样跳了，还是小的时候像这样跳过。
自己跳，很有趣的。
在圣约翰斯从没这样跳过，因为长大了。
我不懂为什么人们教我们跳舞，长大后又不让我们跳了。
""你要结婚了？"我看着她的订婚戒指问。
"是的。
"她答道，也看着那戒指，"我18岁了，订了婚。
他是个医生。
"她沉默了。
"你喜欢纽约吗？""比圣约翰斯大多了。
不过，我喜欢。
要是我一生都住这儿，不知会成什么样的人。
""我母亲从没过河来过曼哈顿。
"我说，"她说不喜欢站在布鲁克林看这城市的模样。
"她笑了。
我告诉她："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
"她看着我，我认为她是想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一样看得出她是不幸福的。
她笑了，似乎是在向我证明，并非所有人都把她看成是不幸福的。
一个出身贫寒的年轻人居然对她表达同情？要是其他什么人，她也许会生气，视他的同情为放肆。
不过，后来她说，她看得出我并非嫉妒酒会上的那些人因为出身而拥有的特权。
她说她相信，探究他人的本性是我人生的主要乐趣。
这话部分正确。
"只是我感到有点不适应。
"她说道，可看上去她好像在默想内心深处的某种不快。
"玩不玩弹子游戏？"我们身后有个声音在问。
那是莉莉，终于上楼来看看你母亲怎样了。
"她只是绊倒了。
"我说。
我和莉莉把你母亲扶起。
"这儿我来吧。
"莉莉边说边牵着她朝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走去。
我返身下了楼。
她说第二天她常想起我，她说我好像知道她来到纽约便产生了怎样的感觉，知道她对自己未婚夫的疑虑，知道她多次想着要逃脱，逃脱她的生活，在人群中与莉莉走失，让自己在曼哈顿无穷无尽的人流中走失，不再回到纽芬兰去。
她要莉莉安排我俩再见面。
莉莉从一开始便知道你母亲喜欢上了我。
她也知道你母亲是不幸福的。
显然，你母亲曾经告诉过她，也许是在信里。
大概是这个原因莉莉才邀请她来纽约的。
我想，莉莉并没把我看成是婚配的对象，未婚夫的替代，而是你母亲摆脱现状所需的几个步骤中的第一步。
有莉莉的帮助，在你母亲住在曼哈顿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天天见面。
我们三人去快乐宫殿（如今叫游乐园）全景画、博物馆、坦幕尼协会会堂的歌舞杂耍、画廊、剧院。
我们在长亩广场漫步，是个名叫阿斯特的有钱人家建的一条街，现在叫时代广场。
这里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有许多高档的"院子"，被称作大礼帽妓院。
莉莉是我俩的陪伴，我俩的借口，我俩的掩护。
这样我和你母亲就能挽在一起了，我们三人挽着胳膊，莉莉和你母亲在我的左右，我们一起沿着百老汇大街漫步，观赏一家家商店。
我们希望在旁人看来，莉莉像我一样跟你母亲"要好"，同时也像你母亲一样跟我"要好"。
她跟我们一起漫步，我们说话时她几乎一声不吭，有时，当她觉得我俩想单独呆一会儿时，她便稍微落在后面。
我和你母亲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莉莉则打着阳伞在我们面前闲散地踱来踱去。
我们去了最大的手推车市场，即下东区的那个。
你母亲来时，这里已经改变很多了，但即使这样，在她看来，下东区还是人头攒动，房子拥挤，她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紧紧地偎着莉莉或我，而我们却漫不经心地往前走。
这个城市的许多地方都有集市，只要远处忽然聚起一群人，你母亲就会想到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故或有人打架，她说在圣约翰斯，这通常是人群在外面聚集的理由。
我告诉她，曼哈顿岛过去有50多万人，如今却住有200多万人。
在我看来，与现在的这个纽约相比，当时的纽约不足挂齿。
她说，没法想象在一座13英里长、两英里宽的岛上住着比整个纽芬兰的人口还要多出5倍的人，而且并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人住。
这密度，这喧嚣让她不知所措。
布鲁克林大桥还没彻底完工，但几乎在布鲁克林或曼哈顿的任何一处你都能看到它，桥拱伸向对岸，从这样的角度，站在桥的一头你是看不见桥的另一头的。
桥是从两头建起的，准备在中间合龙。
由于中间的桥梁还没架起，因此两边的拱桥像是悬在半空中，仿佛连接这两座拱桥的横梁坍塌了似的。
这景象已经很完美了，她说，忘了它不久即将拥有的实际用途。
水里的船只密密麻麻，你几乎看不到水面。
我们乘坐渡船从河的一边渡到另一边，只是为了感受东河凉爽的风。
我和莉莉还带你母亲去看三一教堂，那是当时曼哈顿最好的建筑，这座仿哥特式建筑高耸在百老汇和华尔街上。
我们坐着缆车和高架火车跑遍了整个曼哈顿。
后一种车很受欢迎，因为有笑话说，要躲避从高架铁道上雨点般落下的通红滚烫的煤渣、油污和煤灰，唯一的办法就是干脆坐进这肮脏的东西。
煤渣给人行道上方的遮阳棚上烧出许多洞来，掉在马和行人身上，当火车在头顶上呼啸而过时，这些行人被煤灰呛得没法呼吸，还要查看自己的帽子，看有没有被烧坏。
除了乘客，人人都在咒骂高架火车，但坐上它很带劲。
如今，大部分的线路已经电气化了，不像以前那么令人讨厌了。
曼哈顿使你母亲心中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她渴望独处的静谧和天地的宽阔，另一方面又向往着像莉莉那样在这里自在地徜徉，她觉得我也是这样。
这里使她想起她的未婚夫，使她希望他们从未谋面（她和莉莉都从没提起过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名或姓）。
有时，她想赶紧离开回家，可有时，她又没法想象再回圣约翰斯的生活。
她原来总以为在更广大的世界里，像她这样的家庭是"微不足道"或"无关轻重的"。
可如今她发现，这些词语还远远不够。
她正在目睹着一场大众的追求，可追求者们却说不清在追求什么，也不知道所追求的这东西有多么宏大，不过，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仿佛表明真的有这东西。
她说，即使纽芬兰被完全抹掉，那也不会让这个城市的人停止下来。
假如纽芬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了，那也不会减缓布鲁克林大桥的建设进度。
"建大桥的一些人就是从纽芬兰来的。
"我说。
"是可以替换的。
"她说，"别的地方来建桥的人可以把他们换掉。
"她说莉莉的"圈子"好像没有止境。
参加了接二连三的宴会和聚会之后，相同的脸庞她没见过第二次。
她不知道莉莉对圣约翰斯会是什么印象。
在社交场合，她平生第一次感到不安、欠缺。
她告诉过一位妇人，说自己来自纽芬兰。
"是吗？"那女的说，"我想，我听说过那地方。
你是在哪儿学的英语？"她说，有时她想到从这儿逃走是多么的容易呀。
她常望着曼哈顿的那座伸向半空的巨大的桥拱，像一座代表生机的里程碑。
她想到要是自己愿意，她完全可以就此消失，不像在圣约翰斯，需要花多少力气。
她完全可以一走了之。
她想象着自己登上渡船，独自坐在上面，让船载着她驶过哈得逊河，驶向新泽西。
那是她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
接着往哪儿去，什么打算，何以养活自己，她没有考虑。
她一门心思想的就是逃避。
逃避。
我问她，逃避什么？她只是耸耸肩。
一天傍晚，我们三人要了辆双轮马车沿麦迪逊大街行驶，这条街上住的人家虽不富裕，但也殷实。
接着，我们拐进中央公园。
车窗敞开，车棚的帆布卷起。
你母亲说来纽约后她还没抬头看过夜空。
天很晴朗，但星星不像在圣约翰斯的夜空中明亮。
"人们说夜晚站在布鲁克林大桥的高处，曼哈顿看上去就像这片夜空。
"她说，"群星一样的灯火，中间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见。
你觉得好不好看？"我告诉她，我觉得好看。
夜幕下的中央公园，被这座城市包围的城中荒野。
如今，这里看上去不再像以前那么荒凉了。
对于这座公园的建造者来说，他们是可以随便进出的，像是在海滩沐浴，或天黑后来海滩漫步。
仿佛这就是建这座公园的目的：允许在这儿表达某个阶层伪称是不该表达的那些偷偷摸摸的事情。
这里有马蹄发出的声；有你一走近就会停止，然后又重新响起的呢喃细语；有从一盏煤气路灯到另一盏煤气路灯之间没有照亮的小径。
草地凉爽，泛着露水的银光。
树林间飘来水的气味。
尽管地上的空气静止不动，但你能依稀听见树梢上的微风。
别处没法说的事在这儿说了，欲望袒露了，内心的恐惧和希望也承认了。
你不会觉察不到你是被这座无形的城市包围着。
因为知道这一切不会长久，这更使人感到真切。
它使眼前的一切充满捉摸不定、耐人寻味的忧伤感。
离开这公园，回到城市，就像美梦初醒一样。
没人会提起这梦，因此很快便被遗忘了。
可怜的莉莉小心翼翼，耐着性子，装着没看见我俩在窃窃私语，没看见我的胳膊搂在你母亲的腰间，公园的氛围对她毫无影响，唯有她才能抵御它的魔力。
"据说到1900年，曼哈顿的每一寸地方都要亮起来，连天上的星星都要黯然失色。
"你母亲说。
1900年，离现在不远了。
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能活到那一天看看此话是否当真。
可现在还不是。
在曼哈顿，你依然能看到星星。
第二天，我俩坐在麦迪逊广场公园里，莉莉好像是预先安排了似的，在远处散步，比以往更远。
你母亲告诉我，她跟一个自己并不爱的人订了婚，可她并不想结婚。
开始，我不知道说什么。
"他很好。
"你母亲说，"跟我一样出身不错，不过我父母去世了。
我俩被说成是'天生一对'。
天生一对大都婚姻美满，可我俩不会。
我本该不答应他的求婚，可现在好像太晚了。
""还不晚。
"我说，"你还没结婚呢。
可不要因为担心变了主意怕难堪而让自己终身不幸福。
也许你觉得现在结婚还不合适，要不就是你觉得跟某个别的男人结婚会更幸福。
"她看着我。
"我已经遇见了那个会使我幸福的男人。
"她说。
"我看是吧。
"我说。
我俩知道，离开纽约的最后一天，她应当跟莉莉的家人在一起，因此，在这天的前一天，在没有莉莉的帮助，在她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俩最后一次相见。
我们只打算两人单独呆一个完整的下午，诉说在莉莉的陪伴下或她在附近时不敢说的话。
可我们发现，即使莉莉不在场，我俩也没法在大庭广众下像期待的那样甜言蜜语。
她说自己好像觉得是在圣约翰斯，人人都在看我们。
我说，尽管曼哈顿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有时在街上也会偶尔遇见熟人。
我俩都觉得应该找个能说话的隐秘的地方。
我告诉她说我知道在下百老汇街有家便宜但也不错的旅店，她点点头，飞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终身难忘--太美了。
"我爱你。
"我低声说。
我俩各自坐车去了那儿，先后到达，各租了一个房间。
没有结婚的证明，我们是不准同租房间的，即使准许，我们也没法忍受由此而生的难堪和窘迫。
对于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单独租房就已经是够让人难堪的了。
我首先登记好，然后在大堂读报，等她到达。
她拿出自己的房间钥匙好让我看见，然后上楼去了。
15分钟后，我去了她的房间。
在一起了，终于私下单独在一起了。
不久就要天各一方，不久就要山水阻隔，可眼下我俩在一起。
在这个房间里相聚几小时，声音从外面的世界，从下面街道上来来往往懵然无知的人群那里飘了进来。
我俩相拥着躺在那儿，我觉得好像不可能再有谁曾经这样相爱过。
她小睡了一会儿，额头贴着我的面颊，脖子上是她温暖的气息。
如今我才意识到，她冒的风险比我大得多。
我冒着失去她的风险，而她却拿自己的一切在冒险。
我们一遍遍地说着相爱的话。
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说愿意。
我告诉她等她回到曼哈顿，我会给她戴上订婚戒指。
我告诉她，她得跟自己的未婚夫正式解除婚约之后我们才能再次相见，然后在报上登一则解除婚约的公开声明，就说终止婚约完全是她自己的决定，不是她未婚夫的任何言行所致，因为在他们相识期间，他的行为无可挑剔。
然后她就搬到曼哈顿来跟莉莉一起住，然后我们就开始体体面面不慌不忙地求爱、订婚、最终结婚。
在她的前一个婚约解除之前，我们不告诉莉莉任何事情，也不把我俩下午相会的事告诉她，不过，你母亲说她很肯定不论什么情况莉莉都是支持她的。
我告诉她，如果我们谨慎行事，就不会引起什么流言蜚语，最多是些与她解除婚约有关的议论我俩何时何以相识的短命传言。
她说，我最好不要给她写信。
我们分手了。
她回到了家乡。
通过莉莉，我收到她的来信，有时一天两三封，信封没有开启。
莉莉知道寄给她的信中哪些是写给她的，哪些是写给我的，因为在写给我的信封上，在她的名字旁边有个"X"记号。
你母亲的信中没什么消息，表达的只有期盼和急躁，埋怨自己无法鼓起勇气去做自己知道必须得做的事情。
在一封信中她写道："我马上对他说。
"可此后，信便中断了。
我再没收到她一封书信。
三个星期后，莉莉来找我，说是阿米莉亚捎信给我，想让我知道她和未婚夫不久要结婚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心烦得寝食不安。
她变了心。
她爱上的不是我，而是曼哈顿。
她幻想着离开纽芬兰，梦想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逃避--不仅逃避与自己不爱的男人的那场婚姻，而且逃避她厌倦的一切。
或许她真正爱着的还是她的未婚夫。
我发现这个想法尤其无法容忍。
当然，如今我才知道，她做了自己以为对谁都是最好的选择。
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了真相之后我便知道了。
她嫁给了一位爱她但自己却不爱的男人。
因为爱我，她保住了我的声名不受伤害，我曾向她表明过，终有一天我肯定会名满天下的。
那场酒会让我结识了你母亲，办酒会的人自愿要改善我的境地。
我成了他们的帮手。
我敢肯定，要是他们知道了我的秘密，就不会像这样优待我了。
一年一度的酒会他们都邀我去帮忙，直到我也成了一名医学院学生。
我不敢拒绝他们的邀请，害怕因此失去他们对我的兴趣。
每次酒会，我都会找些借口上楼去看看那条走廊，在那儿，我曾经遇见过一位用奇怪的口音说"我叫阿米莉亚"的姑娘。
办酒会的那对夫妇帮助我挣钱读大学，先借款给我办了一家印刷厂，后来又开了一家小的牛奶奶油公司，跟我兄弟一起经营。
1887年，他们帮我说服了教务长，接收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说因为我是"内科医生"的儿子，所以我的入学费用应该减少。
余下的部分由他们来付。
至今，我跟他们非常友好，不过，我家搬到市区的另一头之后，每天来往哥伦比亚大学对我来说成了不可能的事。
我转到了纽约大学医学院，不像以前那样常见到我的资助人了。
他们依旧在自己的房子里举办一年一度的酒会，可我不再去了。
举办酒会的时候我很少在城里，即使在城里，我也远远地避开，因为对于我，那幢房子承载了太多的记忆，自从弗朗西斯·斯特德向我吐露真相之后，那些记忆成了令人痛苦的回想。
德夫林，你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都应归咎于我，不论这有多么的间接。
纽约使你母亲眼花缭乱，不知所措，使她无法做出理智的判断。
可我没这样的理由。
当弗朗西斯告诉我你母亲的死时，我感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羞耻和罪过，几天之后，这种羞耻感和罪过感又因为他的失踪而变得更加强烈。
许多年来，我背负着这沉重的秘密活着，努力让自己相信，不论当时我占你母亲便宜时其行为是多么的令人不齿，但也不应受到谴责，因为我怎么可能预见到结果呢？这些年来，我曾试图不去想你，不去想那个因为我而成了孤儿的男孩，不去想那个由我的鲁莽所铸就的第三个也是唯一活着的牺牲品，可这做不到。
他的母亲是我至今依然珍爱的女人，尽管我们相识只有三周。
最近，因为我在头封信里向你描述过的那些原因，我痛苦到了极点，我意识到，应当对那个唯有我才知道他是我儿的男孩吐露我的过去。
只有这个办法，别无其他出路。
好像对我来说，这是偿还我所造的罪孽的第一步。
你身上依然有你母亲生命的一部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否认你的存在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拿出了足够的证据让我确信他的话全是真的，可由于不熟悉他所说的人和地方，你也许依然心存疑虑。
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忏悔就是为了乞求宽恕，不过对于我，这么快就请求你的宽恕显得太放肆了。
我只是请求你，假如你认为我的任何请求依然值得尊重，假如你允许我继续给你写信（像上次那样，在信封上写下"是"或"否"），请再一次遵守你许下的保持谨慎的诺言。
我现在还不能见你，不过我希望到能见的时候，你会认为我赢得了这个权利，到那时，你会发现相见的想法不论对你对我都是那样的令人向往。
企盼回复。
你的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898年3月14日　　附：我必须请求你不要给我写信，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总之，不写对你我更有益。
为了证明他是我父亲，他给我讲了我母亲的过去，有多少男孩像我这样听说过自己母亲的事情？有谁如此详细地被告知自己生命形成的细节？谁会告诉他这些？更不用说会是自己的父亲。
这些最隐秘的细节从库克医生的心中，从他的笔端流淌出来，似乎毫无顾忌。
他把这一切讲给跟我母亲邂逅相遇后所生的儿子听。
我怀疑即使是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有哪个男人能有他一半的坦率。
我不但没有感到不快，反而觉得无比荣幸。
我在信封上写下"是"，然后从夹克口袋里掏出空白纸来，一阵狂抄，生怕爱德华会等得不耐烦，管我抄没抄完便进屋来把信烧掉。
我一字一句、一标一点地抄完了库克医生的信，离开时兜里的信等于就是原件。
我不会向任何人展示这封信。
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保守秘密，有能力把这几页信纸隐藏下来，不为人知。
（我把这封信塞进自己卧室的床柱里，第一封信和今后要寄来的信全都这样藏在柱子里面。
8岁时我意外发现，床柱的顶端很容易拧开。
我把信纸叠在一起卷成圆筒，这样要比折叠起来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走到楼梯平台，把原件和信封交给爱德华，他默默地接过信，从椅子上起身时头也没抬，眼睛仍然在看书。
我跟着他走进屋子，静静地站在壁炉边，看着他又一次执行起烧信的庄严仪式。
他擦燃一根火柴，点燃信封，让火苗从下往上燃烧，从壁炉的两根铁栅之间塞进炉里。
我们看着信烧掉。
等信烧完，他点点头，动作细微得几乎看不出来。
我离开房间，慢慢地走下楼，关上身后的门，匆匆走向后园的大门。
这封信使我深信不疑，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觉得他过于自责了。
事情的缘由很清楚，他的罪责并非他所说的那样深重。
不过我觉得只要牵扯到罪责和羞耻这种事，推理和逻辑对于他没什么意义，就像对于我一样，因为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相信了摩西·普劳迪曾经含沙射影说的那些话：我的双亲之所以结婚，我的父亲之所以抛弃我母亲，我的母亲以及后来我父亲之所以死掉，都是因为我这个出乎意料的孩子。
读我母亲的往事，从另外一个人的角度，从一个在她跟我毫无关系之前就认识她的男人的角度来了解她，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信中的那位年轻女人不是背后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字样的那张照片上的年轻女人。
在那张照片中，她的姿势是摆出来的。
可怜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即使她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了，他依然娶了她。
为什么？因为爱她？因为她"乞求他为她保密"？不过，他们结婚之后，事情肯定发生了变化。
在北格陵兰远征中失踪的那个人不是我父亲，我很高兴，这不只是因为我的父亲还没有死，而是因为我终于如释重负，知道我的父亲不是那个痴心于荒野的男人，他的死成了一个可怕的不可思议的谜，一个他身后的亲人永远无法解开却要纠缠终身的谜。
我的母亲没有变，我依旧是她的儿子，可我终于摆脱了他。
对我来说，他这个谜已经解开了。
至于我母亲，她把自己的耻辱在心中秘藏了5年，让谁都不知道，尤其是我，我是这耻辱的人证，是永远挥之不去的提示。
那些年，她一直在担心丈夫会不会把这些秘密告诉别人。
到头来他还是告诉了别人。
我不想对达夫妮讲任何事，否则她会写信给库克医生，那肯定意味着我再也收不到库克的任何信了。
欺骗她我感到内疚，但我对自己说，我这样缄口会免她伤心。
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名叫库克的医生可能会取代她和爱德华叔父作为我双亲的位置，她一定不会心安的。
我没法想象：我怎能给她讲我母亲订婚后的那段韵事，告诉她我就是那段风流的产物？我没法想象：当她从我口中得知母亲是跟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男人生的我，而我与那个人人都视作是我父亲的人其实毫无关系时，她会怎样？不，为了我，也为了她，不能把这些告诉她。
"我母亲有没有离开过纽芬兰？"一天晚上吃饭的时候，爱德华晚上加班没回家，我忍不住问达夫妮，眼睛搜寻着她的脸，可什么也没发现。
"离开过一次。
"她回答，"她去了纽约。
她在那儿有个表姐叫--什么--莉莉，大概是吧。
是她邀请的。
你母亲快要结婚了。
莉莉告诉她成家之前应当出去见见大千世界，至少走几个地方。
""母亲讲没讲纽约是啥样子？"我问。
"讲了，她说那地方很刺激，人很多。
"我又一次搜寻她的表情，依旧一无所有。
这些年来，这件事她从没提起过。
我母亲找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他自己怀孕了。
我无法想象他们之间发生过一场什么样的交流。
如果她同意的话，作为医生，他可以做出库克所暗示的不太体面的选择。
不知道他们谈没谈过这事，谈没谈过那种简单的处置办法，没等我出生就给打掉。
"结婚后我也没跟她来过。
"对他们两人来说，这场婚姻一定是非常孤寂的。
夜晚，在我自己的卧室里，点上蜡烛，我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
库克医生是多么地不同于我所认识的任何男人。
他居然写信给我，请求我的宽恕，我的赦免。
他仿佛认为自己健全的心智，自己整个的生命，全都维系在这上面。
要不是这封信，不知有多少事情我会永远不知道。
虽然我对写这信的人有所了解，但它依旧犹如从天而降。
又有一封信来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不知如何告诉你，你让我无比欢喜。
你回答的"是"恢复了我的精神和勇气。
在收到你叔父的信之前，我真的不敢相信你真真实实地存在。
我第一次是跟利比·福布斯结的婚，她生下一个孩子后便死了，孩子也只活了几个小时。
真是祸不单行，一时间我好像无法复原。
我现在的未婚妻叫安娜·福布斯，是利比的妹妹。
最后一次在纽约见她时，她病了，大概是担心我在这次远征中会出什么事。
我说这些的意思是，除了你，我还没有孩子。
德夫林，我很幸福。
至少可以这么说，许多年来我第一次相信自己还存在有幸福的可能。
得知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自己造就的孩子，有一个身体的一半是跟自己一样的人，我从此会带着完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
在此之前，我从没有真正这样想过。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出发去巴塔哥尼亚了。
明天我会再写封信给你寄去。
你读到信时，我已经到了巴塔哥尼亚。
我的心又开始驿动了。
停滞了如此长久的世界又蠢蠢欲动起来。
我又要前往南极了。
去过那儿的人甚至相互之间都说不清是什么感受。
不过我知道，只要去过一次，没有谁不希望再去，没有谁不被那景象彻底改变。
在去过极地的人和没去过极地的人之间有一堵不透光的、无法逾越的墙。
前者所目睹的不仅有人性最好的一面，也有最坏的一面。
你会经常听人说极地远征展示出"最好的"人性。
可除了我在给你的信中所暗示的，你从没听说过它会昭示最坏的人性。
我猜想你或许以为自己懂得在探险中"最好"和"最坏"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不过，你不知道，而且无论我怎么描写都无法使你懂得。
我的所见，我的所做，使我不可能再把社交这样的大戏当回事了。
需要补充的是，不把演戏当回事往往使人演得更加得心应手。
我和皮尔里就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一个不是探险的人，其动机以及所谓内心深处的渴望在我看来其实跟孩子的一样显而易见。
我不会再被语言所误导，所迷惑了。
在布鲁克林的街道上，在南极，或者在巴塔哥尼亚的什么港口，不论我在哪里遇见这样的人，那双眼睛，那张脸，那张脸的颜色，还有那身体的姿势，都清清楚楚地向我昭示着他的真实自我。
一次，有个人在我耳边喋喋不休了几个小时，单凭他的声音我就很快判断出他的人品，他的声音与他讲话的意思毫不相干，常常还相互抵触。
这就是我要你不要给我写回信的原因之一。
要是写了，你会无意中引起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走样，或者更有可能的是，你会故作姿态，明显得使我对你产生恶感。
你也许认为我这是双重标准，也许感到奇怪，既然我对语言如此怀疑，甚至鄙视，不让你给我写信，那为什么我还在给你写？显而易见，我们见面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有可能，也是不明智的。
你在我前面提过的那堵墙的外面。
我在用你唯一懂得的语言，也是我们唯一可用的途径把信息抛给你。
暂且告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8月3日　　
我的生活仿佛与这个社会一直格格不入，可这些信驱散了生活中的孤独和沉闷，成了我在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生活。
上教堂、听音乐、看演戏、去野炊，达夫妮叔母老是想方设法，徒劳地企图通过这些让我结交些朋友，但所有这些，甚至连跟她在一起的朗读，却仅仅是排遣的方式，让等信的那些间隔好受一点，让阵阵孤独好受一点，此时我只需想想这些信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信也成了我掩饰、伪装自己心神不宁的手段。
只有当我读到它们，重读它们，或心想着下一封何时到来，会写何事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在做着生活中的正经事。
要是没这些信，也许我得去寻找，或不得不去寻找别的什么适应的方式。
我并不感到缺少什么，相反，我相信在费尔德主教中学上学的男孩中，名气再大的人，他的生活也没法与我的媲美。
当我爬上楼梯朝"我父亲"的诊室走去的时候，当我知道里面有一封信在等着我，而没人知道写信的人其实就是我的父亲，哪个男孩的生活中有我所经历的那种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是男孩子看的惊险小说里写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也惟有我，这些东西是真真切切的，当然，爱德华叔父的参与也不同寻常。
每次，当我慢慢地爬上楼梯，这位乐于助人、不可思议的爱德华叔父总在现场，库克医生信赖他，我也信赖他，他成了一名不求我回报只求我谨慎的默默无声的哨兵（每次总是看不见那张手帕，可回家时又出现了）。
在街上行走时，为了寻求犯事的快感，我会自言自语地嘀咕："我是库克医生之子．我是库克医生之子，并非弗朗西斯·斯特德医生之子。
库克医生是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则不是。
"我把这事闹着好玩，看看朝我走来的人或被我追上的人在离我多近的距离之内我还敢大声地把这秘密唱出来。
有人听见我了--听见了我的声音，听见了那古怪的节奏--可他们听不懂意思。
我不在乎这种行为给我留下疯言疯语的名声，不在乎是否会引起人们议论，说我已明显地在朝着我父母的方向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信如同对肉体的监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深远影响。
我感觉自己好像生活在其中，被囚在其中，比从前更加离群索居。
信中的世界成了我的所爱，使我自己的世界变得仿佛不那么真实、实在了。
过久地逗留在这信中的世界，身后的那扇门即将关闭，使我身陷其中，我看到了危险。
我想象这种情形会发生，为何不动用自己的力量去如愿以偿地制止它？我深信自己有这个能力。
的确，有一阵子我再也没法如愿地让自己脱离他的世界了。
走在上学的路上，坐在教室里，我的心却在北格陵兰远征的途中，跟随弗朗西斯·斯特德和库克医生，听斯特德向库克讲那个除了结局他早已知道的故事。
我站在库克医生的身旁，在1880年他16岁的时候，当他搀着我母亲走上曼哈顿那幢房子的楼梯，我跟着母亲离开酒会，回到她表姐的家，看着她躺在床上，尽管闭着眼睛却无法入睡。
我想象着库克医生遗漏的细节，从只言片语中编造出漫长的故事。
在南美，在他的船舱里，当他尖叫着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汗流浃背。
我注视着他给我写信，注视着他的脸，有时是那支在纸上滑过的笔，写出的字因为阅读了多遍而铭记在心。
我注视着他写下我的名字：德夫林。
我从读他的信变成了听他的信。
信中的那些词语在我脑子里自发地冒出来，当我坐在客厅里时，我为他想象出的那声音便朗朗响起，达夫妮似乎不可能听不见，或者说我不可能没有大声地把这些词语说出来。
有一次夜晚在我房间里，我呆望着那根床柱，所有的信都一层层地卷着塞在里面。
像爱德华烧掉原件那样把床柱里的这些信一烧了之，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那会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再也毋须在吃早饭时心神不宁地等着看爱德华的手帕是不是红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解脱。
整个事情就会一了百了。
可在我的生活中，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些信更珍贵的了。
没有那种对下一封信的期待，没有那种因为不能预知自己和库克医生的人生道路而产生的刺激，我无法想象自己如何生活下去。
我拧开床柱，解开那些信，像我从前见过的拉开航海图那样用两只手把它们展开。
"库克医生是我爸爸，"我说，"1880年在纽约他遇见了我妈妈。
"就在这幢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曾经住过，眼下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正睡着的房子里，大声地把这些话说出来，对我来说是一种释放。
说到这些信，我为之遗憾的，当然也是爱德华的得益之处，就是达夫妮了。
这些信把她信以为真的一切全推翻了。
当着达夫妮的面，我一无所思，唯一在想的就是自己的一生所依据的是一条不真实的前提，我知道那前提是假的，可她却依然相信那是真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我父亲。
我父亲原来不是我父亲，母亲在与我共度的每时每刻里却假装着他是。
我想象着她夜晚坐在客厅里，读着书，或呆望着炉火。
她就坐在那儿，无动于衷地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带着那种自我认罪的坦然掩饰着。
可这不公平。
她误导我，当我是傻瓜，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结婚，当他是傻瓜，这不公平。
爱德华不是我的叔父。
我跟斯特德家族毫无血缘关系。
这一点甚至连爱德华也不知道。
好像他并不想知道库克医生为何给我写信。
好像他极其不想知道，当他递给我那些信时，都是封好的，他非常注意当着我的面把信烧掉。
似乎万一我们的事情被发现了，我可以向达夫妮证明，向任何人证明，他没有读过那些信。
他在帮着库克医生欺骗，却不肯泄露理由。
他和我在合谋欺骗达夫妮，可我们之间对这场阴谋却从来只字不提。
骗局比比皆是。
我怀疑还有谁是表里如一的。
我已经不再表里如一了。
我每时每刻都意识到自己在隐瞒什么，或向谁隐瞒。
"你好像不再盼着和我一起读书了，不像以前那样热心了，"达夫妮说，"但愿不是因为你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认为自己这么大了，干吗还让叔母给自己读书？"我向她保证不是这样的。
"以前所有的书都是我挑选的。
你干吗不选几本？"她说。
我从图书馆挑选了几本书，我知道这些书她会喜欢的。
与此同时我一直在想：要是把我隐藏的所有书信在我俩之间一分为二，相互朗读，那会是什么情形？我想象得到爱德华叔父惊慌的模样，当他意识到自己在楼下，从达夫妮和我的口中听到的是库克医生不许说的话时，他精心练就的镇静将彻底不在。
我心想，要是在别的情形下，要是听我给她读这些信，让她给我读这些信，达夫妮会有多么的高兴。
最能理解这些信件对我产生意义的人却是最不能知道它们存在的人。
我不禁觉得，自己忠诚的天平已经从叔母的这一边斜向叔父的那一边。
他和我共享着一个不让她知道的秘密。
这个秘密只有增加我俩之间的憎恨，可这并不重要。
就像爱德华被排斥在我和叔母的相互吟诵之外一样（即使是他自愿的），达夫妮也被排斥在这些书信之外，非但不知它们的内容，就连它们的存在也不得而知。
有时候，爱德华的表情似乎在说：不管这些信中写的是什么，50年前写的几页小说怎能跟这些信件的内容相比？我跟他共享着信息，共谋着把信从他向我进行传递，由此我俩的盟约远比我跟叔母相互吟诵简·奥斯丁和弗朗西丝·伯尼时结下的同盟更加牢固。
当我和叔母开始朗读时，叔父便走上楼，他的表情仿佛在说：你们两个相互读吧，愿读多久就读多久，嗓子愿扯多大就扯多大。
他知道这是假的，知道我是装的，可他不敢冒险向我扮鬼脸，甚至连朝我笑笑也不敢，害怕叔母察觉，或者害怕引我露馅。
不过，他很少看我，因此，除了我所赋予的那种意思外，那些眼神不可能会有什么别的意思。
我感到很虚伪，特别是在为叔母朗诵小说的时候。
我无法忍受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单词都在增加我对她的背叛。
我声音单调地读着，因为带着感情，带着真诚去朗读仿佛成了嘲弄她的笑话，字字句句被一种讽刺所弱化，这讽刺她一无所知，而我和人不在场却正在偷听的爱德华却在共享。
当她朗读时，我感到是在遭受责罚。
如今，在这些朗读中，仿佛涉及我们三个人：两人在读，还有一个人不读不听，却怀着暗中颠覆的沉默坐在那儿。
我甚至有些希望叔母会发觉我们。
我想象着她说这样的话："你们唱诗班练歌那天爱德华干吗总戴红手帕？"于是，我会坦白一切。
一天，在书房里，达夫妮叔母问我："德夫，你最近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我更好了。
"我真想说，我所不如的那个从前的"我"不是我想要成为的人。
从我的变化中，她为什么就想当然地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她不知道产生这一变化的缘由。
可是，难道她看不出我更加快活，更有生气了吗？"你好像始终无精打采的样子。
"她说，"看上去很疲倦，很苍白。
"她所说的恰恰不是我所感觉的，可对着镜子看时，我吃惊地发现她没说错。
我所看到的与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反。
我的内心和外表竟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也许是因为青春发育期。
"达夫妮说。
我意识到自己已精疲力竭。
几个月来我沉醉于异常的欣快之中，几乎完全醉心于自我了，近乎于狂热，那狂热从库克医生的第一封信开始，从来就没有消退过。
我因此简直不敢正视镜中的自己。
"这孩子也会'那个'的，等着瞧吧。
"一个周日，当我们离开教堂时，我听见身后有个妇女在说。
她的口气在暗示，人们说这话或这样说已经有好多年了。
要是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无意中听到这话，他们不会做出任何的反应。
我心想，我让自己陷入的这种状况是否就是"那个"的先兆？对于自己的感觉，自己的变化，我能表现出其中的原因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我母亲的一生中，不是也有类似的原因吗？不过，人们认为我也会"那个"，依据是我的双亲都已经"那个"了。
可是我知道自己身上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丝毫基因，而且在库克医生的身上也丝毫没有"那个"的基因。
因为守着我母亲曾守过的秘密，我就要付出同样的代价，这没有道理。
更多的是她的秘密，而不是我的。
我更多的是在为她和库克医生，而不是在为我守护这秘密，其负担也完全不像她曾承受的那样重。
我告诉自己，因为达夫妮说过"你最近不如从前了"，她已经从我身上察觉到可能是发病的最早征兆，我母亲快30岁时，病就是从这儿开始的，这样想太可笑了。
我注视着她，想发现她是不是在看我，想看看从她的表情中，我是否能看出她有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在怀疑我的血液里存在"那个"的基因。
然而，从她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只有那种一如既往的安详，自信在她的呵护下，谁也不会真正受到伤害。
她叫我到爱德华那儿去再做个"检查"。
"查查保险点。
"她说。
这一次，爱德华真的给我做了个体检，望闻问切，还提了些问题。
在我快要离开时，他才拐弯抹角地提到那些信的事。
"小心你的举动。
"他说，"甭以为别人都看不见你。
小心你的模样。
希望你最近的行为不是更糟糕的事情的前奏。
比如说精神崩溃之类的。
要知道所有这些都与我无干哟，知道不？""当然，知道。
"我说。
"不会有什么相反的证据吧？""不会。
"正如爱德华叔父所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他牵扯进任何事，那么，他为何如此害怕呢？我要是把库克医生的事情告诉别人，或出示我誊写的用我的笔迹签写他名字的信件，最有可能的结果是我会遭到嘲笑，甚至更糟糕。
假装成另一人自己给自己写信，在信中用一个素昧平生却想象成自己真正父亲的人的口气说话，难道这不就是德夫林·斯特德会做的事情吗？就连达夫妮也不会相信我的故事。
尽管我是相信库克医生的，但他自己也无法证明他就是我的父亲。
突然，我意识到爱德华为何做这般安排了。
他不是怕我万一去达夫妮那儿把信的事告诉她时为他自己找个不知情的托辞。
他不需要托辞。
要证明自己没看过这些信，他的对象不是达夫妮，而是库克医生。
连看也不看便把信转给我，上面的封泥没有拆开，我还给他时立即当着我的面把它们烧掉，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小心，而是在遵照库克医生的指示行事。
库克医生告诉他不要看信，而且不知用什么办法说服了他。
唯有一种解释：爱德华并非心甘情愿地在为库克医生和我充当"邮差"。
库克医生怎么知道爱德华没看过这些信？我是唯一知晓的人，可库克医生又明确地要我不得写信给他。
也许我错了。
很难解释爱德华为何这般安排。
不过，一想到库克医生为了与我联系，也许恐吓过他，我便有种变态的得意。
而且我对自己该如何面对他，心中更有数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8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在我返回之前，这是你将收到的我的最后一封信。
我们是坐雪橇出发的。
我们补给队的最后一批队员明天返回，把我们每个人给各自亲人的信带回去。
之前，在每次远征的这个时刻，便有一种忧郁的感觉向我袭来，因为除了对我的兄弟姐妹之外（我与他们的关系从来就不是很亲密），我能说"暂时告别了"的人就没有谁了。
我必须坦白的是，即使可以给你和安娜写信，我仍然感到有些忧郁。
明天，我们这队精挑细选的人真的就要开始如此伟大的壮举了，在这前夕，人总会有这样的感觉。
这次远征一旦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我的目标是通过这次远征吸取教训，使下一次远征失败的可能性小点，可我没有把这个目的透露给此次远征的资助者或全体队员。
极地探险就是这样成功的，靠一次接一次失败的启迪和教训。
可这不是人们想要听的，更不是资助者们想要听的。
那些资助者。
这是我第二次担任远征队指挥官，但就已经讨厌他们了。
有钱的男女付钱给我，把我发现的什么地方，某个岛屿，海岬或海湾，命上他们的名字，如今，在地图上这些地方都是他们的名字。
谁给我的钱最多，我就用谁的名字命名最显眼的地方。
百万富翁们付钱给我，要我远征时带上他们的儿子，好把他们塑造成才。
我被指定为这次南极远征队的副指挥官。
远征南极，朝南极圈而不是北极圈进发，这似乎是浪费时间，因为从前我去过那儿多次了，对那儿了解得够多了。
我想去的是北极--用皮尔里曾说过的话，是"地球之巅，而非地球之脚"。
但我必须努力做到专心致志。
我可以从这次远征中学到许多可用于北极探险的经验。
北极可达，但永不可占。
我相信，在自己尚未垂老得无法率队远征之前，将会有人抵达北极，而且我相信，没有哪个活着的人更有可能比我最先抵达那里。
当光线还充足的时候，我便阅读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　，我的那本诗集是拿外科医生用的胶布粘在一起的。
《鲁拜集》，算不上是对南极昏天黑地的一种排遣吧！"在春天的暖火中，扔掉你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这诗句。
它在诗中有何意义已不再重要了。
我被冬日厚袄般沉重的懊悔重压着在寒冰上跋涉，此时，我是多么地企盼能扔掉这层层外套，感受源自身体以外的温暖。
夜晚，空气中，水中，冰上，地上，有种东西吸引着我的注意力，让我没法入睡。
为了看到夜空，我已经习惯了钻进睡袋，躺在离帐篷不远的冰上。
开始，我的牙齿打颤，全身肌肉发抖。
我想让体温快些散发出来，快些温暖睡袋里的空气。
我把睡袋拉紧，只留一个类似吹气的小口，透过小口我能呼吸，看到星星。
其他人说，从帐篷里往外看，月光下能看见我的气息不时地冒出来。
他们觉得我奇怪，心想我何以能忍受这严寒，既然给自己留的睡觉的地方最宽，又为何要这样，露营时每晚睡在外面，像个孩子？如若我不是头儿，他们是不会容忍我这古怪的行为的。
没有风，没有声响，唯有我挪动时身下的雪发出的嘎吱嘎吱声。
我很高兴自己无法入睡，更喜欢这宁静，而不是我那些嘈杂的梦。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我不知道你何时再会接到我的信，极地探险就是这样。
希望你会想着我，在你的祈祷中记住我。
就此暂别。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8年4月17日　　摩西·普劳迪曾告诉我，而且达夫妮叔母也证实过，我父亲的船间或在圣约翰斯停靠，可虽然近在咫尺，他却不肯联系我们。
我心想，自从北格陵兰远征开始，自从库克医生发现他是我父亲之后，他是不是也到过圣约翰斯？通过翻阅图书馆里的过期报纸，我可以断定，自格陵兰远征以来，他没有来过，没有往北来过。
也许原因很多，还不只是"那些资助者们"的异想天开。
一旦他把注意力转回到北极，他的船队或许会在圣约翰斯停靠。
他会愿意见我吗？安排某种形式的相会？或者像我父亲以前那样躲避我？如今我已长大成人，只要他的船靠岸，我就能找到他，找个机会我们相见，不过在信中他只字未提。
既然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在给我写信，那么他肯定不愿与我公开相会。
但我发誓，假如他真的停靠圣约翰斯，我一定要找个途径把我自己介绍给他，或者至少不声不响地看看他。
我决定尽其所能了解库克医生，从他写的书中，从杂志和报纸上有关他远征的报道中把他的人生故事拼凑起来。
但我不可能做到。
关于别人率领的远征，他是不准写的，也不得接受采访，因此有关他早期的探险经历没多少东西可以读到。
按照他跟像罗伯特·皮尔里上尉这样的远征队指挥官达成的协议，他只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没有稿费，没有读者，除了那帮相信极地探险能促进医学事业发展的为数不多的医生。
他的文章包括："居住地球北极的部落"（《纽约医学考察》1893年）；"关于北极爱斯基摩人患病、死亡和悲伤的奇特风俗"（《今日》1894年6月）；"爱斯基摩人的妇保与助产"（《布鲁克林医学杂志》1894年）；"北极寒冷、黑暗与光线的某些物理作用"（《美国医学会杂志》1897年）；"从风筝号上观察到的北极光"。
最后一篇文章共12页，对极光进行了非常客观的描写。
这些文章我全读了，但大部分都没法读懂，我寻找着他无意中流露出的那些少有的，简短的轶事和感想，却无法找到他写给我信中的那个库克医生的丝毫痕迹。
《纽约的探险家》第9章
"比尔及亚号"晚了6个月。
此前我老早就莫名其妙地烦躁起来，如今我更有理由。
报纸推测说这艘船太往南冒进了，它还没来得及折回，冰便把退路给封死了。
除非它的木制船体能够承受冰块的挤压，否则船会被挤碎，船上所有人都会没命。
毁灭的噩梦在半夜里把我惊醒。
我再一次读起库克医生那段关于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神秘失踪的报告。
他的尸体一直没有找到，也许现在正卡在某座冰川的缝隙里，模样看上去与那天晚上坠落时没多大差别。
我一遍遍地给自己朗读库克医生的书信。
要是没有那些我誊写的可以拿出来看的信，我可能就不再相信他曾写过信给我。
有时候，我仿佛觉得站在他和毁灭之间的其实就是我，仿佛只要我脑子里想着他--读着他的信，时不时地努力唤起他可能的真实的形象--他或许至少还有一次从另一世界回返的机会。
但是，要是我不保持觉醒，要是我让自己长时间地连想他一下都不想，他便会死去。
我不知道，也真不忍心知道那种等待是什么滋味。
我从图书馆借来理查德·哈克卢特　的《航海大事记》，书中探险者被称作"航海家"；我读以利沙·肯特·凯恩博士　的《极地探险》，这书讲述的是在北极的史密斯海峡一连数月船被冰冻住后的生活。
那艘船当时被认为是船毁人亡了，可很久以后它居然回来了。
我寻找其他类似的书籍，寻找有关早被人认为是船毁人亡却又回返人世的故事。
我偶尔读到一段关于格里利　率领的远征队的故事，这队人在萨宾角遭遇海难，传说为了不至于饿死，他们吃自己同伴的死尸。
虽然格里利给予否认，但如今大家都相信那些传说是真的。
我读关于富兰克林远征队的图书，这支队伍消失得无影无踪，本身成了其他注定要失败的远征队搜寻的目标。
无疑，我和库克医生还没有相互彻底地了解，因此他不会这么快就消失的。
每天早晨，我急切地等着爱德华叔父下楼来，希望看到那张从他背心口袋里伸出的红手帕，情不自禁地希望我会第一个得知库克医生返回的消息，不过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知道那消息会先出现在报纸上，而不是在他给我的信中。
我想知道爱德华在想什么，想知道他是不是也在浏览报纸，寻找有关南极探险的消息。
他是否知道"比尔及亚号"已经迟返很久了？或许我所害怕的正是他所希冀的：但愿再也不要接到库克医生的书信了。
最后，"比尔及亚号"仍迟迟不返，甚至连最乐观的人也断定它肯定遭遇了什么不幸。
我几乎相信库克医生在企图抵达南极的途中已经罹难了。
报纸上有关那艘船本该何时返回，何时停靠巴塔哥尼亚的故事和补充报道越来越少了。
可是有天早晨，等爱德华翻完报纸后，我翻开报纸首页，一条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比尔及亚号平安返回"，还有一条副标题："除一人外全体队员生还"。
除一人外。
我扫视着这段报道，寻找库克医生的名字。
由于没找到，于是又放慢速度又看了一遍。
在南极冰海上被困了13个月之后，"比尔及亚号"于1899年3月28日出现在蓬塔阿雷纳斯。
死去的那个队员叫埃米尔·丹柯海军上尉。
库克医生的名字没有提到。
现在，比起那船杳无音讯的当时，我不那么为他的安危担忧了，但我依然不敢肯定，依然不愿冒险妄信他平安无事。
有关远征归来的最先报道常常是不准确的。
终于，在报纸刊登第一条消息一个月以后，爱德华下楼来吃早饭，惹人注目地佩戴上了那张如今有些褪色的红手帕。
从爱德华的表情看，我接到库克医生最后的那封信似乎只是头一天的事。
从他的脸上我什么也没发现，既没有失望，也没有宽慰，更没有丝毫迹象表示这一天有任何非同寻常之处。
爱德华完全可以走下楼来大声宣告："库克医生没死，还活得很好。
"可他甚至都没瞥我一眼。
我看着那张手帕，一直看着，眼睛不敢移开，生怕一移开，那手帕就会不见了。
一时间，我敢肯定自己会叫出声来，可这冲动却被一阵狂喜所代替，使我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爱德华假装没注意。
"有啥好笑的，德夫？"达夫妮问。
"没啥。
"我说。
显然，看见我兴致这么好，她也就没再追问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自从我上次写信给你，你已经快长大成人了。
毫无疑问，你从报纸上早已读到很多有关我远征的消息了。
一方面，希望你不要为我的安全过分担忧；另一方面，我又不愿去想你会因长久没有我的音讯而对我的命运失去兴趣。
我担心，这个世界早已接受了我的消失，重新融入它也许会不可能。
除了抵达地球的最南端，我们这次远征真的一无所获。
我们究竟登没登上南极大陆，好像没人知道，也没人关心。
我本该早些给你写信，可是在蒙得维的亚，我发现有封信在等着我，信上说在我离家的时候，我深爱的安娜去世了。
我被告知，在我出发去南极之后有一阵子，她的病好像有所好转，可当报纸开始猜测说"比尔及亚号"和全船队员遇难之后，她旧病复发，慢慢地死于一种更凶险的疾病，比我离开纽约前那些专家让我相信的那种病更致命。
自从听到她去世的消息后，我一直挣扎在内疚和悔恨的双重重压之下。
等这些痛苦稍有缓解之后，我再给你写信。
你的　　F.A.库克医生　　1899年4月15日　　"我深爱的安娜。
"前几封信中他都这样称呼他的未婚妻，可我却没想过她，这个和我同样的人在千里迢迢之外跟我遭受着同样的煎熬，而且至死也不知道我的存在。
她香消玉殒的过程我最能想象。
在我收到他下一封信之前，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尔及亚号"远征的报道。
我兴趣盎然地看了这篇文章，但更感染我的是他刊登在《世纪》杂志上系列文章中的那些照片。
每个月我都从公共图书馆借来杂志，藏在外衣里面偷偷带回家。
不知道爱德华和达夫妮发现后会做些什么。
我想爱德华是不会拿走这些杂志的，但在读这些文章前我不想听他说东道西。
库克医生的这些文章是为了怀念弗朗西斯·斯特德的，献给这位"足智多谋、坚忍耐心、和善可亲和善于沉思的斯特德医生，因为他的勇气和智谋，北格陵兰远征队生还的队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才得以幸免"。
他说，要是斯特德还活着，他终有一天会在世界伟大的探险家中占据自己的一席之地，"虽然我再也想不起有谁比他更在乎自吹自擂，但没有哪个探险者的探险动机有斯特德医生的那样单纯。
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他的目的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
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那些名副其实的探险者来说，探险不是争夺，而是一项事业。
"我很注意这段有关弗朗西斯·斯特德人品的描写。
即使是库克医生在他给我的信中，即使是我母亲或爱德华在他们对他的责难中，都没有谁曾如此详细地描写过他。
毫无疑问，这段献词和描写一半是出于内疚而写的，一半是因为知道我会读到它们，或脑子里认为有这种可能，他才写的。
《世纪》上的文章没有那些照片有趣，是用写冒险故事的语气写的。
一个故事的副标题这样写道："库克医生直面极地险境，幸得生还"，大标题是"身陷绝境"。
这些文章根本不像他的那些信，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请人代写的。
在给我的下一封信中，库克医生会写到这些照片："我不知多少遍地告诉自己，假如我们不能生还，我拍的这些照片就将成为我们的遗物。
我记得这样想过：等到被人发现，这些照片早就损毁了，或者还没等送回家就被哪个心怀好意的傻瓜给损毁了，那该多可惜呀！我写了封信给在我们死后碰巧登船的人，告诉他这些照片的重要性，以及保管的恰当方式。
当然，我最担心的还是全船人员的安危，但就像他们对我一样，我对他们也是无能为力。
整天，我呆在甲板上，或站在冰上晾晒那些照片，共有100张。
我用本计划用来毒杀动物制作标本的毒药做成氢氰酸，代替使用完了的定影剂。
不用说，我有自己的暗室。
想想看，在南极，还有什么时候比我在冲洗照片时更有生命危险？"根据致谢所示，所有照片都是库克医生拍的，有白熊、企鹅，有一张"比尔及亚号"被困在冰上的照片，月光下看上去好像被套在光环之中，桅杆、横杆、绳索、卷起的船帆，还有救生艇，全都蒙上了白霜。
有一张拍的是三名队员，根据照片说明，其中两人"来自纽芬兰"，尽管在冰上被困了13个月，但他们看上去依然兴高采烈。
有一张是在冰沟里埋葬埃米尔·丹柯上尉的照片。
虽然有库克医生的照顾，但他还是死于肺炎。
最有趣的还是库克医生自己的照片--他自己给自己拍的照片。
以前，我在报纸上见过他的照片，但没有哪一张能与这些相比。
他一共有6张照片，每张都取名叫"库克医生的自拍像"。
不知何故，除了他自己，好像总是没人为他拍照。
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孤独、他寂寞人生的写照。
一个长久失去了友情的人，一个给从未谋面的16岁男孩写信的人，谁会可能为他拍照呢？他总是拍自己的侧面像，除一张例外，总是从右边拍，从不正视相机，好像不知道相机就在跟前，而是凝视照片以外的某一点。
照片的质量很高，表明他是下了功夫的，照片下面写着"自拍像"，这些都破坏了他的那种拍摄手法所造成的假象，使他自己看上去好像是在蔑视相机。
在拍摄上的别出心裁似乎是信手拈来的。
我努力想象他在南极的情景：用三角架支起他的相机，望着一位旁观者，仿佛正准备拍摄镜头瞄准的任何东西，然后从遮光布下钻出来，在相机前面站好位置，做好表情，"咔嗒"一声摁下用线连着相机的快门。
他肯定不会满足只照一张照片。
他不敢肯定在这张照片中，甚至在10张照片中，他能否拍到一张自己喜欢或在返回途中能保存下来的照片。
于是，快门一声接着一声地响，烟气一股接着一股地冒，镁光灯一片接着一片地燃，极地的白昼顷刻间变得更白，像两团白炽映在照片中他的那双眼睛里。
在南极大陆的中心，他就这样一连几个小时地摆着姿势，醉心于自我留影、留念，他的随从们远远地注视着他，在他这样忙着的时候，他们却干着他给布置的繁重活。
自拍像，也就是说，拍每张照片的时候，他都是用总在画面以外的那只右手捏着快门的。
看着这些照片，我没有那种疑而不信的感觉，我似乎能看到那架相机，或那只捏着快门的看不见的手。
"自拍像，1898年"。
玻璃板底片，那是在照像室里用的--照像室是其他探险队员拍照的唯一地方，因为照人像，人看上去就得梳理得最油最亮。
就像皮尔里一样，在他的照片中，他看上去总是特别的豪爽、特别的认真、特别无所顾忌地想产生一种好的印象。
可库克医生却不是这样。
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脸朝向一边，几乎与相机成了直角，脸转过来对着相机，两只眼睛刚好照出来，不过外面的那只在鼻梁上几乎只是一条透光的缝，里面的那只被他难得拂到一边的那缕头发遮了一半。
他这副模样好像是除了他，没人会看到这些照片，好像相机就是一架自我检查的机器，好像他的意图就是拍一些自己的照片，用于客观研究，仔细凝视，发现这一个体向他表明的种类特性。
没有哪张照片显示出足够的景物，产生背景的感觉。
他身后岩石上的雪，掠过肩头能看见的云或冰，这些景物也只有了解这照片拍摄时的情景的人才可能认得出来。
有一张是他在室内的照片，紧挨着一堵光秃墙壁的侧面像。
还有一张下面写着："摄影师库克，由库克医生拍摄"，这照片肯定是他对着自己在镜中的影像拍的，镜头凑得很近，你看不见镜子的边缘，库克医生手里捧着一架很大的盒式相机，面带微笑：照片中的那个男人凝视着自己的眼睛。
这把戏很妙。
那微笑也因此很妙。
这些照片拍摄时所发生的事情，无人知晓，唯一的迹象就是他的蓬头垢面：长长的头发、凌乱的胡须、凹陷的眼睛、憔悴的面色，还有大衣和衬衫破损的边沿。
他看上去好像已经屈从于这样的事实：等世界看到他的这些形象的时候，他已不在人世了。
我仔细打量照片中库克医生的脸，寻找他与我的相似之处。
我站在自己卧室墙上的那面镜子跟前，把我的脸与登在《世纪》上照片中的那张脸进行比较，我把那张照片贴在镜面上（事后我又把它取下，以免别人看见）。
我看一眼镜子中我的脸，又看一眼库克医生的脸。
我感觉很傻。
镜子里看不出来。
我原以为用它能同时看到我们两人的影像，但要看到库克医生的脸，唯一的办法就是眼睛要从我的脸上移开，反之亦然。
以前，我从未用这种方式端详过自己的脸，估量过自己的五官，凝视过自己的眼睛。
我感到很不自然，比不上库克医生，在他那个时间静止了的世界里，他脸色镇静、冷凝，而我的脸却时刻在变。
直到我把自己最近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他的照片旁边，我才能更好地做个比较，不过，我仍然找不见自己所希望的。
我俩看上去并非完全不像，但也没有明显的相似之处。
我从抽屉里拿出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一张照片，是那张与报道他失踪的消息一并登在报上的照片，我剪下来的。
我把三张照片并排着摆在衣柜的台面上。
看上去我既像弗朗西斯·斯特德，又像库克医生。
或者说，我跟这两人都没有明显的相像之处。
我把母亲的照片（那张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的银版照片）放在我父亲和库克医生中间，把我自己的照片放在她的正下方。
我母亲的一侧是斯特德医生，另一侧是库克医生。
（好像我甚至连我母亲也不像。
我希望这意味着在其他更不肤浅的方面我们也不相像。
）从她看上去的年龄可以判断，这张照片一定是在她去纽约前或刚从纽约回来时拍的，在她遇见库克医生之前或之后。
我努力想象母亲的长相与库克医生的相貌混在一起会是什么模样，但我想不出来。
他们的相貌类型完全是相反的，她瘦弱、娇小，近乎于玲珑剔透，而他总的来说五官粗大，头发又直又粗，额头很高，嘴唇丰满，颧骨尖突，还有他那从侧面看比正面看更瘦削的鼻梁。
远征途中他让自己的头发蓄长，不过看上去好像他经常柿梳洗过。
他的胡须蓬乱，但是故意这样的，好像他正在培育某种形象，好像他不相信，身为探险者就可以使自己像个探险者。
我想，也许再等我长大一点后，我会更像库克医生。
后来我才认识到，没有一双像他那样的眼睛，谁也不可能长得真正像他。
虽然他从未正视过相机，但在所有的照片中，我首先注意到的就是他的眼睛。
不论他是在照片的正中或者只是在框内，不论他的脸占了整个照片，或是只占了一部分，我的眼睛总是立刻碰见他的眼睛，我敢肯定，即使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他，我也会这样。
随着我的成长，不管我的脸如何变化，我永远不会拥有像他那样的眼睛。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那双眼睛的形状：眼白很大，眼睑很不匀称，上下都没有触及虹膜，因此整个虹膜完全可见。
不过，那双眼睛还包含着什么，还表达着一种我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感觉。
《纽约的探险家》第10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在我给你的第二封信中，我谈到补偿我所造成的伤害。
假如这些信件是赎罪途中的第一步，那什么又是第二步呢？在被困南极的那段长久的时日里，我认定，对你我应当担负的其实就是父亲的责任。
同时我也认定，公开承认父子关系对于你我都是愚蠢的做法，这不仅是出于我在第一封信中所陈述的那些理由，而且还因为这样做会剥夺我最宝贵的财富，并因此而使我无法给予或留给你这笔财富。
我是个探险者。
除了作为父亲，与其说我是个医生、兄弟、丈夫（但愿上帝让我名副其实），倒不如说我是个探险者。
那么，除了让你成为一名探险者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大的作为？除了我的职业，我还能给予你什么更伟大的事业？等你长大了，强壮了，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假如有一天你回答愿意，那对我来说意义有多么重大，你可能是无法想象的。
正如我以前写过的，在去北极的征途上，我经常带上富人的儿子。
他们以为只要跟着库克医生扬帆去趟北极，自己就步入了成人的行列。
与此同时，我按照他们掏钱的老子们的意思，满足他们的每一个要求，确保让他们吃苦吃得恰到好处，好让他们确信自己真的是在"冒险"。
跟我同行北上是哈佛和耶鲁许多学生的毕业礼物。
我提这些年轻人，只是想减少你的顾虑，认为自己缺少北极旅行的经验。
我特别擅长带年轻人去北极，再把他们毫发无损地带回来。
对于北极，就像所有事情一样，总是有第一次的。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鉴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遭遇，鉴于我在其中所扮演的不管是多么无意的角色，我这样发出邀请在你看来一定很奇怪吧。
我得坦白，发出这样的邀请不仅仅是为了补偿我对你的欠缺，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作为父子俩，可以去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同时，我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样要求是多么的冒昧，因为我要求你答应跟一个人去干这样一件事，而这个人的手你还没握过，他活生生的脸你还没见过，他还不允许你给他写信。
假如你要参加我的远征，我会把你作为我的门生。
假如在某种情况下摆明了我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你，我的儿子，如果那时你觉得你已准备就绪，就继续我的求索吧。
最近，南极远征之后，我感到特别的压抑，用爱斯基摩人的话叫"piblocto"，人世的重负朝我压来。
独自承担起这个重负，连今后获得援救的希望也没有，这个压力如今已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在南极等待解救的那段漫长时日里，尽管我知道解救可能永远不会出现，我经常想起你，自我安慰地想：即使我死了，但我会留下一个儿子，他自己也会生儿育女。
我想起我的第一个妻子利比，还有我们没有取名的女婴，想起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我说那个全世界都以为是他儿子的男孩其实是我的儿子，我好像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又失而复得了。
即使罗伯特·皮尔里有几个年龄够大足以加入远征的儿子，他也不懂接收门生的意义。
唯一让他高兴的是他自己的成就。
不过，好像我也身陷其中。
惟有你能把我从实现抱负的孤独中解脱出来。
放弃这一抱负我也依然无法解脱，但我能放弃吗？因为我相信自己是受上天的召唤承担这一使命的，就像教士和牧师接受召唤从事他们的神圣职业一样。
正如在介绍弗朗西斯·斯特德时我曾写到的，我相信自己的辛劳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效力人类。
你或许觉得愿意立誓跟我的年轻人有的是--不像你，那些20来岁的人年龄够了，可以跟我一起远征了；我可以指导他们，而不是等你长大成人，这样会增加我或者我指导的人摘取殊荣的可能性。
可他们中谁也不是我的儿子。
你只有18岁。
或许你还太小，不懂"是"与"不"的涵义，不懂它们对于你自己和我的涵义。
现在强求你做出一个许多年之后你也许会后悔，但由于已经应允却要坚守的承诺，这样做不公平。
你可以说"不"，你可以认为这样做是未来几年里我在北极可能遭遇的某种灾祸的起因，要不是因为老缠在我心中的疑问，那场灾祸是不会发生的。
因此，让我明白我向你提出的是什么样的请求。
首先，你不应当有任何负罪的感觉，不能因为害怕要是你拒绝我就会出什么事而接受我的邀请。
我描述了自己的境况，只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了解我的本性，而不是逼着你做出让我最高兴的回答。
我敢肯定，你叔母和叔父是不愿让你去探险的，理由很明显。
除了我，在我见过的人当中谁也体会不到你可能会给他们带去的悲伤。
一个人要么在他的心灵中渴望我过的那种生活，要么没有那种向往。
我希望你有。
倘若你有，倘若如我所想，在你的血液中也像在我的血液中一样必定流淌着对极地的向往，那么，你所面对的有关危险的描述无论怎么长篇累牍，都不会把你给吓退。
倘若我错了，你没有我的那种感觉，那这样的长篇累牍同样也是没有必要的。
不过你还小，因此，唯一我不能接受的回答，至少现在不能接受的回答是"是"。
你可以对我说"不"，或者你可以对我说"也许"，但你不可以对我说"是"。
（把你的回答写在信封上，留给你的叔父，就像你写在我以前给你的其他信上一样。
）如果你的回答是"也许"，那么我们把这事留到你长大成人，能完全理解说"是"或"不"的可能含义之后再说。
如果你的回答是"不"，我会理解的，而且不会再费力劝你。
不过，我会继续给你写信。
在你长大成人能够远征北极的时候，假如我仍未抵达极点，我会带上你，把我知道的一切全教给你，那些东西是为数极少的几个活在世间的人所能教给你的。
如果到某个时候我被迫放弃探险，假如你代替我抵达了极点，我不会感到惋惜。
如果在我的帮助下你率先抵达极点，我将确保不让任何不应得奖的人获得这一殊荣。
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1900年4月19日　　他为什么不让我回答"是"？但愿我能在信封上写下大大的一个"是"。
假如我写了"是"，他会怎么着？他会不会感到高兴，会不会认为我太草率，不能指望我谨慎行事？我写了"也许"两个字，比以前更强烈地希望我能直接写信给他，告诉他不论何时他说出那句话，不论是下周还是下月，我都会遵照他的指示，任何指示。
想到探险，我并不畏惧。
相反，我畏惧的是除非去探险，我将过的那种生活，爱德华叔父过的那种生活。
成为一个在跟像达夫妮这样的女人的婚姻中毫无乐趣的男人，这才是我所畏惧的。
探险对我来说仿佛充满了诱惑，尽管有那些危险和孤独，尽管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先例。
他的一生的确有教训可学。
那天夜里他走出帐篷，走进冰川，并不是因为北极生活的苛严所致。
他这样做是因为自己无法放弃对生活的苛严。
同样，在我母亲的生与死中也有东西，即便不是可学的教训，但至少也是应当记住的：丈夫从事探险并非她的死因。
对于库克医生和其他所有描写探险历程的人来说，没有谁能想象出比探险者的生活更显赫的生活了。
我坚信，探险中的那些艰难困苦和风险危机都不能阻挡我。
我宁肯在"比尔及亚号"上与他一起被困13个月，也不愿呆在家里，为一个我从未谋面的人的安危而烦躁不安。
虽然迄今为止在我人生经历中还没有极地探险的丝毫准备，虽然我未曾上过船，开过枪，或在户外睡过，但这无关紧要。
虽然我从未见过狗拉雪橇，更不用说狗群了，但这也没有关系。
探险家依靠他们的队员、他们的船长、他们的仆役、他们的向导来完成保证他们安全的艰巨重任，这样他们就能去争荣夺誉了。
尽管我身体的一半来自于库克医生，但我的教养与他是多么的不同！像大多数探险家一样，他是个城里人，从事探险相对较晚。
就像他过去跟着像皮尔里这样的人学过一样，我也可以跟着他学。
"即使对于我们这些熟知它的人来说，它曾经也是不为人知的。
"他智慧、熟虑，像城里人对生活抱着怀疑却同情的观点，期望有所成就，真正值得实现的成就，期望因此而被人缅怀，因此而出人头地，我敢肯定，所有这些品质都是在他开始探险之后获得的，或磨练而成的。
他在一本刊物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无论是谁最先到达极点，他都会以全人类的名义做到这一点，在全球激发起精神、钦佩、敬畏和友情。
"我当时读的时候就相信这话，不过现在更加坚信无疑了。
"你愿意跟我一起去远征吗？"一读到这句话，我仿佛立刻觉得自己整个一生等待、期盼的正是这份邀请。
如像库克医生呆在被困船上苦等解救，却不知何时或能否获得解救那样，我也一直在苦等。
我相信自己跟任何人一样，有理由怀疑文明，但同时又不愿彻底地放弃它。
文明，除非成为一名探险者，或者除非像我母亲那样，谁也无法摆脱它。
探险无疑是摆脱它的唯一途径，既不必撒手人寰，也无须遁世隐居。
有人只是一走了之，在为一个接一个上司的服役中消耗生命，无所成就。
他没有对我谈起我俩将如何合作，将如何告诉别人我俩怎么成了合伙，将如何向公众解释他为何要把他所认识的许多年轻人孜孜以求的荣誉给予我。
最重要的是，他没有谈到何时来接我，没有谈到在从未见过我的情况下如何认定我已"长大了，强壮了"，可以探险了。
像困在浮冰当中的"比尔及亚号"一样，我依旧飘浮不定，依旧等着解救，虽然现在看来获救是必定无疑的了，但好像还要等6个月或一年后才能如愿以偿。
《纽约的探险家》第11章
在他给我的一封信中，库克医生提到弗朗西斯·斯特德曾告诉过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喜欢在春天爬上信号山去"看冰"。
我不知道除了那山以外，还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看冰，但自从小时候跟达夫妮叔母一起去过之后，我就再没去过那山，因为我不想让它使我回想起母亲的命运。
那是从拉布拉多往南漂来的浮冰，夹带着与海平面齐高的格陵兰冰河漂出的流冰。
春天，浮冰经过纽芬兰的东海岸往南漂去，像秋天树叶变色那样很有规律。
以前，我见过那些浮冰，是站在城市北面一处高地上掠过峡口隐隐约约看见的，是在港湾里面看见的。
被风暴吹着经过峡口，进入港湾的浮冰，在煤灰和舱底污水中漂浮了数周之后变得污秽不堪。
我想，这些冰，这些几乎是黑色的大块漂浮物，难道就是人们在谈论浮冰时所指的东西？得知弗朗西斯·斯特德常去看冰的地点之后，我一连几周遥望天际，等待着海天一线之处的一丝变化，心想浮冰会来的。
终于，一天早晨，我透过楼梯平台的窗户看到了浮冰，看到了一排参差不齐，凸凹不平，酷似锯齿的东西。
离我最近的"锯齿"也有50或60英里远。
又过了两周，在一个周日下午，我跟步行的和坐车的人们一起，沿着那条路登上那座山，任何只要以为那浮冰"值得吊着下巴呆望"的人，爱德华叔父都称作朝圣者。
当浮冰漂得很近时，来往船只少了。
这天，信号杆上没有旗帜飘扬。
从工棚烟囱里冒出的一缕烟被风几乎吹成了横向。
当我第一眼看见那冰时，即使身边有人，我也无话可说。
以前，看见大海，我从没意识到这世界上还有"异乡"，也没在我心里激起流离的欲望，像那浮冰一样。
海洋消失了，那浮冰仿佛一路延伸，直到英格兰。
浮冰、混杂着雪的浮冰、成排成排的浮冰，全都拥挤在一起，碰撞在一起。
从那天起直到初夏，我经常去那山上，唯有冰山位置的变化显示出它的底下有水，要过几天或几周才能看得出它在往南漂移。
这浮冰完全不同于近海的冰，即所谓的"新冰"，洁净、脆薄、平坦，几乎透明。
这陈年顽冰看上去多历年月，一块块冰堆凹凹凸凸，达数英尺之厚，仿佛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灾难之后漂来的一大片残骸。
很难相信，导致我眼前这一切的是春天的到来，是空气和海水的变暖，是白昼的延长。
岸上，雪早已融化，青草翠绿，树枝上挤满了蓓蕾和大小一般的叶片，可紧挨海岸的是另一个世界，这里冬天突如其来，这里的一切如此惨白，在晴朗的日子里，那浮冰光芒闪耀，像第二个太阳。
在这片冰的天地里，很难区分不同冰块的形状。
就连那一座座冰山也很难辨认，除了那些远离陆地，像云朵一样突现在天际的冰山。
一座巨大的冰山从冰堆上昂起头颅，雄伟、突兀，它的底部肯定从海床上犁过，像在雪地里一样。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冬天，而是冬天的原始。
铸就这浮冰的雪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远古的，如顽石一般久远，仿佛整个格陵兰四分五裂了。
很难相信这整个景象第二年会再次出现，很难相信这浮冰漂来的地方是否还有冰块残留。
我经常爬上那座山去看那浮冰。
我觉得自己仿佛正站在即将与库克医生一起共同经历的一种全新生活的边缘。
我想象自己在山下的浮冰上，与库克医生肩并肩站在由一队狗拉的雪橇滑板上。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作为一名探险者更伟大的了，那是我深信不疑的信念：一个人的命运不是他的过去决定的。
可不久，谣言便传开了，说我沉湎于对母亲的某种追忆之中，因为她的遗体就是在我正观看的这样的浮冰边找到的，就在几百英尺的山脚下。
我听见人们在说，我是在痴心地为她和父亲守望。
我父母的古怪导致了他们的死亡，在别人的眼里，他们的儿子也继承了这种古怪，或许还会因为这古怪会遭遇他们一样的命运。
一天，站在我身旁的一个男子对另一个人说："就在他现在站的那地方，人们发现了她的马和车。
"他似乎以为没有对我说话，我就听不见他的话。
"她就是在那儿下去的。
他每天都站在那儿，只是呆望。
"两个人好像以为我不在意别人的审视，以为只要仔细审视我的脸，就可能解开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谜团。
一天晚上我下楼时，突然听见叔母和叔父在交谈。
我在客厅外面停下脚步，以为他们听见我来了，达夫妮会马上问我需要什么。
可他们依旧在谈。
"人家在说，他在学他的父母。
"爱德华说。
"唉，好多年来大家都这么说。
"达夫妮回答。
"每天下午他都去那山上，在那儿站几个小时看冰。
别的人每年去那儿一次。
可他，每天去。
不管有多冷，不管风吹得多猛，他都在那儿望着那冰，像尊雕像。
人家说他迷了心窍。
就站在他母亲……下去的地方。
人家说他曾对人讲，他父亲并没有真正死，终有一天，那冰会把他平安带回家，他会从那儿踏上陆地，一切都跟他离去时一样完好如初。
""谁这么说，谁就是捏造。
"达夫妮回答，"他从不对任何人讲他父母，甚至对我也不讲。
他现在比过去想得更多，这非常正常。
不久就会过去的。
现在，他只是真的开始懂得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或者说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无法弄懂他们的事。
"听到她声音中饱含着如此多的同情和理解，我不知有多么内疚。
我不知道爱德华会有什么感觉，他装作对自己知道的事一无所知，无法告诉达夫妮她的同情和理解给错了对象，我是不配得到它们的。
而且他知道，是库克医生的那些信使我开始上那山去守望的。
他不知道那些信里都写了些什么，这个不知道却让他颇费心思。
既然不知道信的内容，他因此没法预见我可能做什么，库克医生可能做什么。
他的着迷不亚于我的痴心。
不过，他忍不住要给达夫妮讲那些传言，即使冒着她会更加关注我的风险，而且我相信她会的。
一天夜里上床之后，我注意到月亮很圆，可看见峡口之间那浮冰放出的微弱光芒。
我想起了那张"比尔及亚号"的照片，月光下的那艘船被罩上一圈光环，因为严霜而发白。
库克医生在信中经常提到北极无尽的夜晚。
迄今，我只在白天见过那浮冰，在北极，那只是半年的景象。
我得看看它在另一半时间里的景象，这一半夺走了更多远征队员的性命，尤其是他们的意志。
我走到藏信的地方，找寻库克医生的那封信，信中描写了他所形容的"无尽的黑夜"。
他写道："试想，太阳下去了，虽然你知道在此后的90天里，它再也不会升起，但你仍禁不住希望每天'清晨'会如期来临。
"他把"清晨"加上引号使我毛骨悚然。
三个月没有清晨。
三个月里清晨不曾存在，除了在你的怀表上和你的心里。
库克医生写道："时感混乱并不罕见。
有那么几天会看到黄道光　，日落和日出时沿天际展开的那顶蓝色花冠。
此后，至于光，你最多能看到我所说的月照。
要是碰巧没有月亮，只剩下微弱的星光。
要是遇上阴天，甚至连……"信中的另一段写道："在你夜半三更听见冰的响声之前，你没真正听到过冰是什么声音。
由于没有膨胀的空间，但又必须膨胀，因此整个冰层开始抖动。
我发誓，我曾听见的那声响是流浪者疲惫的脚步声，是木轮缓慢的滚动声，是马蹄发出的嘚嘚声。
在冰雪中，我读过《战争与和平》　，因此，'似乎听到'法国人在莫斯科城下战败后穿过俄罗斯辽阔冻原往西逃跑的沉重步履。
夜晚，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我意识到，要想目睹、聆听他在信中描写的这些，我毋须再等待。
第二天礼拜五，晚上，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去参加一个慈善舞会，为1892年那场大火烧毁的部分城区的重建工作筹集款项。
他们告诉我说要很晚才回家。
一年中的这个时候，信号山上是不会有人的。
而且我能很容易地在叔母和叔父回来之前返回。
我望着窗外，等着他们离去，心中祈祷眼下晴朗的天不要变脸。
他们离去后，我一直等到黄昏。
在北方，夏季有两个时间的光线最暗：午前太阳和夜半太阳　最低的时候。
在食品贮藏室的橱架底层有两盏多年没用的提灯，弗朗西斯·斯特德天黑出诊时曾把它们挂在他的马车上。
我给其中的一盏灯灌满海豹油，这是最后一点海豹油，是达夫妮装在金属罐里，放在屋背后的那间棚子里以防万一的。
天刚黑，我飞快地绕过城市街道，借着提灯的光亮，循着那条窄路上了信号山。
天空无云，月亮快满。
吹了一整天的西风如今只剩下一丝微风。
我站在山上，俯视那片白里透蓝的浮冰。
那是一个整体都用相同物质构成的世界。
我努力去想象木头的世界，岩石的世界，盐的世界，煤的世界。
最接近的沙漠的世界，可沙漠却没有这无穷无尽，变幻多端的形状。
像一座建设早期的城市，或像那些分崩离析的古城。
那是个怪诞却美丽的景象。
在那"无尽的夜晚"当中，它是否依然这样？对一个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精神遭受折磨的人来说，作为一名远征小队的成员，四面八方目光能及的地方一无所有而全是这般景象，那也许是无法忍受的。
作为或相信自己就是这个世界中唯一不是冰造的事物，我禁不住想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在他的最后时刻孤独地站在那儿，在冰上徘徊，茫然、迷乱，陷入恐慌，对于人来说，在黑暗和荒野中迷失就意味着末日来临。
他从红石屋的地铺上站起身，走出门，向冰川走去，没有弄醒任何人，包括库克医生，躺在睡袋里的其他同事，睡在布帘背后房间里的皮尔里夫妇，还有爱斯基摩人，他们的圆顶冰屋连成一排，你从红石屋也能看到。
我告诉自己，不应当再去想弗朗西斯·斯特德了，应当想库克医生和所有其他人，想皮尔里太太，他们没有从红石屋出走。
我背朝峡口对面阿默斯特堡和斯皮尔海角上的灯塔，仔细聆听。
我听见长长的一阵咯吱声，接着是突然折断的劈啪声，仿佛是一棵树被慢慢地弯曲，直到折断。
一阵持续不断的轰鸣声从海岸深处某个地方传来，像是在形成断层，好像是一面厚重的冰层被砸成碎片，然后无数的冰块像小型炸弹从天而降，散落在地上。
好像到处都是炸裂声，应当还有火光伴随，但却没有。
只有冰，那片奇形怪状，白里透蓝的冰，月照下的冰。
灯塔上的灯光阵阵闪烁，那浮冰立刻被照得透亮，像是在拍照。
"冰让你产生的幻听永无穷尽。
"我怀疑，对于这些幻听，还有哪个听者比我更敏感？我仿佛听到白天藏匿于冰洞和冰窟的大群动物眼下正四处游荡，重新搬弄着东西好让自己舒适些，或表面上漫不经心，实则迫不得已地守着冰，被一种它们无法抗拒的本能所驱使。
我举起提灯来回摇晃，像是在摇香炉，像是人们在暴风雨的夜晚给海上的船只发信号。
我想起库克医生信中更多的话："城里人把极地夜晚想象得很悲惨，但那持续的黑暗也有它的迷人之处。
人走进屋子迎面扑来的一股暖气让人愉悦。
从船外看船里的灯光。
从圆顶冰屋外看屋里的灯光，那光使这冰的穹隆变得透明、乳白。
冰海上月光如银，繁星晶亮。
这景象有一种毫不遮掩的野性，这风暴有一股疯狂，这夜晚的死寂有一种尽管压抑但令人钦佩的庄严。
生活在阳光和鲜花之地的人们是无法用他们的语言描写这些极地夜景的。
在极地的夜晚，人处在一个动物本能至上的世界里，人类胆怯的本性已被遗忘。
"开始下雪了，但依然能看见月亮，我以为那是海上的阵雪。
山下的声音越来越响，好像那些冰窟里的动物看到劳作即将结束，正在合力做最后的努力。
四面八方传来了迸发和坍塌的声音，吱嘎作响，好像无数根冰梁正在被抬起，或者因为头重脚轻突然断裂，稀里哗啦地砸到地上，发出新的声响。
我挥舞着提灯，把它甩得更高，弧度更大。
提灯的绳索从我手中滑落，灯掉到山下，里面的灯火依旧燃着，直到砸在山下的岩石坡上。
我听见玻璃砸破了，看见火苗一闪，顷刻，一块岩石被照亮，接着又黑了，又静了下来，只有冰低沉的劈啪声。
我抬起头，看不到月亮。
此时的雪下得很大，因为无风，雪片直直地落下。
同样，我也看不见雪，可扬起的脸上能感觉到。
我什么也看不见，不管是城市的灯火，还是半山坡上的那两家隔离医院。
没有提灯，我不可能找到返回的路。
如果往左多走些路，我会一脚踏空摔下那座悬崖，如果往右，我会最终走进森林，或踩进什么池塘，上面的结冰所剩不多，承受不起我的体重。
即使我万幸摸到了来的那条路，可山坡陡峭、岩石嶙峋，步履蹒跚跌跌撞撞掉下路的两边都是要命的。
我尽其所能大呼"救命"，心想那座名叫巴特雷的渔村里或许有人能听见我的呼救。
那村庄坐落在山背风的西面。
无人应答。
天已经很冷了，而且还会变得更冷，这么冷的天，没有遮蔽是无法过夜的。
我想起升信号旗的那间圆木小屋。
虽然看不见，但我知道它在右边的什么地方。
我记得圆木小屋周围有一段矮栅栏，一直延伸到山脊。
我手脚着地，用左手摸索着顺着山脊往前爬。
几分钟之后，我的右肩碰到栅栏，沿着栅栏摸到门口，推开门，然后才站起身。
我知道自己就到了圆木小屋的跟前，可我依旧看不见它。
我抬起双臂，慢慢地往前走，直到双手触到像门一样的东西。
我用从地上撬松的石块砸开门锁，然后走进屋里。
黑暗中，我在屋里摸索着，找到一个依然暖和的柴火炉，旁边有一小堆引火柴，但没有真正的柴火。
我往炉子里扔了些引火柴，不一会儿火光亮了，能看见四周了。
在最近的那堵墙边的一张桌子上，放着几盏提灯、几根蜡烛和一盒火柴。
我思量着是不是点燃一盏提灯试着下山，可想了想觉得不行。
我点燃一根蜡烛。
炉子里的火烧不了多久的。
屋子里有一把长沙发，一张铺位，照管这屋子的人休息时肯定在这上面小睡。
我坐在铺位上，背靠着墙。
屋子中央有一把楼梯通向天花板上的一扇活板门。
我猜想人们就是从那儿爬上去升信号旗的。
屋对面的墙上有一些隙缝模样的窗户，人们肯定是从那儿扫视大海，发现船只的。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完，只是暂时被困，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自己可能会等待多久，确信自己的等待肯定不会徒劳。
在我跟库克医生首次北上的征途中，这样的困境何以能与每日遭遇的困境相比？我自豪地想，当提灯从我手中掉下去时，我没有惊慌。
希望有一天我能把这次自救的壮举讲给库克医生听。
明天该向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做何解释，那是我该担心的。
可除了说真话，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我把身子往下挪，头碰到了枕头。
天很冷，于是我蜷缩在毯子下面。
达夫妮回家看见我不见了，她会怎么想，会做什么？我睡着了，没有做梦。
奇怪，我并没因身子酸疼而醒来，比在家里还醒得晚。
醒来时，炉子里的火熄了。
但面朝大海的那堵墙上的窗户有光，不是拂晓的微明，而是清早的晨光。
我站起身，往窗外望去。
天色阴暗。
那片浮冰像一条山脉的山麓小丘，无遮无掩地矗立在天边。
从地上的新雪可判断雪刚停不久。
我刚转过身，圆木小屋的门便被推开了。
一个身材魁梧、胡须很长、穿着工作外套的男人看着我，然后又看了看没有整理的床铺。
"你就是他们正在找的人。
"他说，"斯特德家那娃，想出走，是不是？"我摇摇头，给他讲了丢提灯的事。
"可你当初干吗来这儿？"我差点说，来看冰，来听冰。
可我想了想没说。
我耸耸肩，他也耸耸肩。
"看来我得把你送回家。
"他说。
他送了，在圣约翰斯城里绕了一大圈，大概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他找到了我，找到了"斯特德家那娃"，这样，身边站着我这么个活证据，他就可以更加真实可信地向更多的人讲述他的故事了。
我坐在他的四轮马车上。
我可以跳下车跑掉，但我知道会被追上，那只能让我的名气变得更大。
"跟你坐一起的是谁，查理？"一个老妇人问。
"斯特德家那娃。
在山上的圆木小屋找到的。
在那儿呆了整整一夜。
真的。
""在圆木小屋？他整整一夜在圆木小屋里干吗？""不肯说。
"查理回答。
"他没事吧？""好像没事。
跟平常一样。
""你呀，真不该。
""你没事吧，德夫林？"一个像爱德华叔父一样头戴圆顶硬礼帽的男人问道，他叫出我的名字，好像认识我，可我却不认识他。
大概他是听说了找我的事。
我点点头。
一个骑在马背上的男人凑到我们旁边。
"是他吗？"他问。
"是他。
"查理回答。
"我先去斯特德医生家。
"骑马的人说完，飞快地走了。
接着，我在哪儿被找到，我失踪整整一夜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
"在圆木小屋里。
整整一夜。
天黑后上的山。
"一个女的传给另一个女的，仿佛谨言慎行用在我身上是个浪费。
"斯特德，整个晚上你在圆木小屋里干嘛了？"一个跟我一同上学的男孩问我。
我没理他。
"这就是德夫林·斯特德。
"一个小孩子说道，好像他以前听说我多少次了，可从未见过一样。
在我住的那个街区，每家每户的门全打开了。
人们站在门外，双臂合抱，在交谈，在摇头，在说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人"。
他们已经知道我被找到了，因此看见我时便停止了交谈，看着我，仿佛我不是被找到的，而是被抓捕的。
在前门的两边，灯依然亮着。
毫无疑问是一夜未熄。
我推开门。
"是德夫林吗？"是爱德华叔父。
我一声没吭，也许这个原因，他没有出来见我。
我拐过门廊，看见他正坐在一把安乐椅里，面朝着门，脸被壁炉里的余火映照得只能依稀可见。
他叫我名字时我尽管没应答，但我觉得好像已经把什么事都给招了。
"你去哪儿了？"他问。
"上山了。
"我回答。
"我大半个夜晚都坐在马车上，满城找你。
每次没找着你回来，你叔母又把我撵出去。
""抱歉。
"我说。
"上山去了？""是的。
""太阳出来后很多人都去找你了。
达夫妮也去了。
她叫我守在这里，万一你回来。
她说坐在这儿干等，她再也受不住了。
还不晓得她知不知道你已经找到了。
""我在圆木小屋里。
"我又把给查理解释过的提灯的事和砸小屋门锁的事说给他听。
"'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
'人们都这么说。
全城的人都这么说。
'斯特德家那娃走丢了。
'当然，尽管人家从不当着我和你叔母的面说，但大家的意思不只是说你走迷了路。
'斯特德家那娃'，这称呼听起来好像你是个怪物，让所有姓斯特德的人都成了怪物。
要是有人在海里找到你，没人会觉得奇怪的。
我也一样。
整个晚上，达夫妮都在说你可能跟哪个女孩在一起，要么就是喝醉了。
我想告诉她，这些是正常男孩失踪的理由。
可我假装说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不过我知道结果会是这样的：在圆木小屋呆一整夜然后被带回家；周六早晨7点半坐上马车被送回家；从信号山上被人送回家，你妈也是在这个时候被人从那儿抬回来的。
左邻右舍肯定在这样想。
""不要提我母亲。
"我说。
要把他吓得不敢作声是件很容易的事，只消问问他为何如此害怕库克医生，或把那些信的内容告诉他。
"你为什么去那儿？"他问。
"去看冰。
"我说，"去听冰。
""天黑了去看冰？去听冰？去听冰？"他说，"你妈25岁后才开始做这些事的！""告诉你不要提我母亲。
""声音小点。
""你干吗帮我和库克医生？"我问。
"我谁也没帮。
"他说，"上楼去，要是跟你吵起来，上帝知道达夫妮回来时我会说些什么。
"达夫妮叔母回到家，听爱德华说我回来了，赶紧跑上楼，冲进我的房间，我正躺在床上。
她跪在我床前，又是哭，又是吻，又是搂抱我。
"啊，德夫，感谢上帝，感谢上帝。
你去了哪儿，宝贝？没事吧？整整一个晚上你去了哪儿？我担心死了。
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可能。
"她说。


我告诉她圆木小屋的事，告诉她我去山上听冰的声音。
她把手放在我额头上，似乎只有发了高烧才能解释这样的事。
"你该不是在想……你该不是在想做什么伤害自己的事吧？"她说。
我不敢相信她居然说了这话。
我翻过身，不让她看见我是怎样在克制住自己不哭。
"我就是我，记得吗？"我说，"记得你说过的话吗？我就是德夫林。
我不是我父母的结果。
你要是不信，干吗对我讲这话？干吗假装呢？你是不是以为，要是我知道自己不正常，我会感觉更糟？""可你为什么去那儿，德夫，晚上独自一人去？要是你告诉我你想去，我会陪你去的。
""怕我伤害自己？""怕你独自一人。
当然，也是怕你万一出事好帮你。
""你没问过我是不是想过会出事。
伤害自己，这可是你说的。
""那么，要是我整夜不归，你会怎么想？""我会担忧的。
会找你，但不管其他人对你有什么想法，不管你父母为何人人皆知，我都不会想你想过的那种事。
"此前，在我躺在床上等她回来时，我在想她会接受我的解释的。
我会说自己上山是为了听冰的声音，看月光下的浮冰，不巧丢了提灯，被迫在圆木小屋里躲避。
她，也只有她，会觉得这事没什么不吉利的，不像那些把我的一言一行当成恶兆的人。
"当初我真不该带你去那儿。
"她说，"当时你还小。
记得吗，我说：'你该看看海了'，于是我们去了那儿，谈起了你母亲。
你告诉我说你母亲的马整个晚上都站在那儿等她，到早晨还站在那儿等，直到人们发现它。
可这个春天以前，你再没去过那山。
"她在责备自己。
她肯定觉得我有问题，否则她没什么好自责的。
她这种感觉产生多长时间了？她坚持了多久才终于承认爱德华这种人所说的话是真的，承认自己一直在欺骗自己？"德夫，我真为你担忧。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想。
你想想，我回到家发现屋子里没人。
你想想，我是怎么度过那几个小时的，想到外面这么冷，会把你冻死的。
我尽量在想你可能去的地方。
你不会相信我都希望了些什么。
我希望你在跟妓女过夜。
我希望你喝醉了酒，在哪个屋子里睡着了。
要是我不相信，一开始我就不会把你单独留在家里。
你得承认，你做的事是很危险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使我对信号山如此感兴趣，对此她一无所知，但即便这样，我的这个危险举动也不至于使她产生那种想法，使她问出那样的问题。
要是别的男孩，别的年轻人做了同样的事，她还会这样问吗？"别担心，"我说，"我不会再去那儿了。
我会远离危险。
我会忍住伤害我自己的冲动，不做我父母做出的事。
""德夫林，我爱你。
"她说，"我非常爱你。
你信吗？以前我从没告诉过你。
我早该告诉你。
"我知道她爱我。
我知道自己曾经、刚才、昨晚、以及过去常常对她不好。
但我也知道她不再相信我了，已经有好一阵子她不真正相信我了。
她已经在想：这场危险过后、这次莽撞过后、夜深人静爬上信号山过后，接下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她外出时会再次留我一人在家，但只是为了让我相信她是信任我的，可与此同时，她会一直担心等她回来我是否还在。
她已经预见到自己会终身保护我不受外人的伤害、不受我自己的伤害，没有怨愤，也没有期待任何回报。
我最后一次上了那座山，是在下午，没有理睬另外那些浮冰的朝拜者，他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仿佛我就要一头栽下那座山，跳进水里。
几周前，我注意到北边的天际又变直了，不再参差不齐。
浮冰的终端快出现了。
在海岸对面我看不见的地方是开阔的水域。
那是浮冰的终点，浮冰的后缘。
我想看看那冰，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说。
站在山顶，从我这个有利的位置望去，浮冰的边缘很平整。
我站在四个世界的交汇之处：陆地、坚冰、大海和天空，各自的界限绝对分明。
大海的一半是坚冰，一半是辽阔的海水。
在海天交汇的那条连绵不绝的地平线上，海水突然消失了，坚冰出现了。
"我要去纽约见库克医生。"我说。
我俩在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如同在那些收信的好日子里一样，爱德华叔父告诉他的护士，说他要在那儿吃午饭。
我叫他在那儿见我。
那是8月初。
我在报纸上读到库克医生没能准备好远征，只得在布鲁克林住一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可能会在第二年做一次探险北极的尝试。
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将和他一道向北极进发。
我告诉爱德华，我去找库克医生，但没有征得他的同意，甚至没告诉他我要去。
我打算不打招呼就这么露面。
该走的时候到了，到发出这些书信的地方去，不再梦中虚构了，让它成为真实，实际上就是抛开这个无论哪个方面我早已抛开了的世界。
"你不必对他提寄信的事。
"我说，"等我到那儿后，他自然不会再寄了。
要是我走后有信寄来，你可以转寄给我。
""我的天！"他叫道，眼睛看着门。
他意识到，在这儿，或者在别的任何地方，他都不能跟我吵。
当库克医生第一次写信给他时，当他第一次把我叫到诊室时，他肯定早就预见到，我俩之间的这种"安排"不会仅仅是接二连三没完没了地收信，必定会有别的后果。
他肯定有这个预见。
他几乎恐惧地预见到会出现如今他所面对的这种结局，但由于不知道它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他没法准备。
我看得出他吓坏了。
他已经竭尽所能想阻止因为库克医生的异想天开而可能发生的事情。
他最想的，他一直以来最希望的莫过于让那些信件不要再来，莫过于终止我们之间的这种"安排"。
但如今当这种安排好像要结束了，他又吓坏了。
害怕什么？如今我不能问他，不能让他对我产生敌对情绪，因为我即将离去，而就我所知，纯粹出于恶意，他有可能会阻止的。
我敢肯定，他不知道库克医生就是我的父亲。
我不清楚他何以能够忍着不读那些信件，同样，我也不清楚他为何一开始就答应了库克医生的要求。
我所能想到的理由依然是讹诈。
难道库克医生知道了什么让爱德华害怕的事情？"我要和你做个交易。
"他说，在"交易"二字上顿了顿，我等着他接着说。
"如果你不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我就不把你的打算告诉那个给你写信的人。
同意不？你可以突然去找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是不要告诉达夫妮你要离开。
""你不会告诉他我要去找他？"我问。
"什么也不会说。
"一旦我在纽约找到住处后，爱德华叔父愿意按照我给的地址把他后来收到的信转寄给我吗？"我得考虑考虑。
"他说，"我的意思是考虑最佳的办法，对我们两人来说最安全的办法。
记住，不要对达夫妮提一个字。
"把我的决定不假思索地告诉爱德华是对的。
一想到跟库克医生的这种有来无回的通信还要拖泥带水继续许多年，我就没法忍受。
既然已经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他的门生，那不跟他住在同一城市又有何意义？我一直担心，尽管他发出了邀请，但他可能满足于永远这样继续给我写信。
可我不满足。
如果以后的信件不再有更精彩的东西，我会厌倦它们的。
如果由着他，那我到了30岁可能还在收他的来信。
想想好像也很奇怪，我怎么等了这么久才去见他？我想，不管他如何担心我的年龄，他或许会让我跟着他，在他下一次的远征中至少跟一程。
我发过誓，终有一天要在极地探险中做他的门生。
这一天为何不能早些到来？6月我就从学校毕业了，快要20岁了。
等我到了纽约，我就去找他，等他独自一人时，给他来个意外造访。
在尽快说明我的身份后，我会明确地告诉他，我来纽约的目的不是公开他是我父亲的秘密，也不是让他在公众面前有任何难堪。
我想让他大吃一惊，就像他的第一封信让我大吃一惊一样。
我不想把所有这一切考虑得太清楚，害怕遇上障碍使我失去勇气。
我只是想离开，去纽约，去布鲁克林，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他就在那儿居住，去把我自己介绍给他。
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跟库克医生一样，我也在竞跑--如果他抵达北极，或者皮尔里或其他人在他之前抵达北极，我也许再也听不到他的任何音讯了。
除了以最不经意的形式，他，或者我们，如何设想一个相互交往，结伴而行的理由呢？在社交圈子里，我们是没机会的。
只有在外面，在远离它的地方--只有作为探险同伴--我俩才能具有类似父子的那种关系。
我再一次跟着爱德华走进父亲的诊室，此时此刻使我想起第一次去那儿见他的情景。
他示意我坐下，十指相扣做成一个笼子的形状，透过笼子看着我。
很显然，自从我俩上次会面后，他已经恢复了镇静。
他有时间思考，谋划了。
我祈祷但愿他没有找到毁约的办法。
"去纽约？"他说。
纽约。
对于我母亲，对于弗朗西斯·斯特德，它是灾难，希望破灭，青春终止的同义词。
"我读了很多介绍。
"我说，"去那儿的人都说它很快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
有些人认为它已经是了。
"他笑了。
"你父亲在那封信中是怎么说来着？'布鲁克林对于探险者就如同巴黎对于艺术家一样重要。
'"我点点头，不过，弗朗西斯·斯特德说的是"纽约"，不是"布鲁克林"。
"你是不是以为，你父亲离开家，离开你和你母亲，是为了效力什么事业而做出的什么巨大的牺牲？"我想起库克医生发表在《世纪》上那些文章中的一句献词："他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
"这话听起来好像他也读过那些文章。
"是不是为了某些他原本不愿做，但为了更大的益处不得不做的事？什么更大的益处？""我不知道。
"我说。
他笑了。
突然，他"啪"的一声把手掌放在桌面上，把我吓一跳。
"至于你提的第一个要求，我不会把你也要去的消息告诉你的通信人。
至于你的第二个要求，我将销毁你走之后寄来的所有信件，因为我和那个通信人都不想让你拥有信的原件。
"我耸耸肩。
"你是在没有父亲引导的情况下长大的，甚至连长者也没有--我本来很愿意担当起后者的责任，但一开始你就明确表示，你不想让我这样。
"他停了停，话似乎说完了。
我想告诉他，我真正的父亲早就给我写了好几年的信了。
他旋转着椅子，几乎面朝窗户。
"你可曾处在我的位置上想过？一个成年人为他的侄儿暗中跑腿。
我觉得自己像个送信的伙计，给老板送信，自己还不准看。
""如果你愿意，你完全可以看。
"我说。
"想想看，每天早上我都要在诊室里翻弄邮件找信，找那个大小颜色对得上的信封，然后藏在抽屉里，傻乎乎地佩上那张红手帕，爬到楼上你父亲的诊室，把信放进抽屉里，坐在那把椅子里，等你到来，在外面把门，让你读那些宝贵的书信，然后把信烧掉。
"的确，我没有设身处地想过这些。
"你不得告诉任何人我为什么一开始就鼓起勇气向你提出这事。
作为你和那个通信人的中间人，我冒的风险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我注意到那些信件寄到后不久你身上发生的变化。
我无法欣赏那种对冒险的渴望，然而我相信，沉湎其中乃至把它作为主要职业是不负责任的。
不过，你毕竟是你父亲的儿子，我知道你会做你想做的事，不会考虑对他人有什么影响。
"我的脸羞愧得发烧。
他说对了。
"我想，你去纽约，不仅仅是去看那个通信人，而是有朝一日加入他的远征。
我还在想，他要是带上你就够蠢的了。
要是达夫妮知道你的打算，她再也不会有片刻的宁静。
你知不知道她想让你去学法律，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圣约翰斯了。
她已经在打听了。
"这事她一点都没告诉我。
她已经开始着手保护我免受自己的伤害了。
"你想没想过如何离开，如何不让达夫妮知道？"他问。
我摇摇头。
我没去想这些，没去想会对她有何影响。
"你知道，她是不会让你单独一人去纽约的。
她会试图说服你放弃，如果不行，她会坚持跟你同去。
只要可能，她绝不会让你离开她的视线。
"我去纽约见库克医生，达夫妮在我身边或随后就到，那怎么行？这会让他非常恼火，再也不会跟我继续来往了。
爱德华隔着桌子朝我俯过身来。
"对她，对你自己，最好的办法是干脆消失掉，"他说，几乎是耳语，"什么也不告诉她。
留张纸条，但不要告诉她你去了哪儿，为何离开。
"说到底，这样做是为他，不过他不会明说的。
"她最终会知道我去了哪儿。
"我说，"而且为什么离开。
总有一天我的名字会登在报上。
"我已经在构想了。
我的一幅照片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在纽约的报纸上。
"在这群探险者中，有一位名叫德夫林·斯特德，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子，他与库克医生共同……""到那时你更大了，可能更成熟了，达夫妮不会那么喜欢干涉了，你也不会那么依赖她了。
到那个时候，她也习惯了你不在她身边。
""可我就这样拔腿就走--""她会担忧的。
可要是知道你决定步你父亲后尘，那她更加担忧。
不要忘了你父亲那么一走所导致，所留下的东西。
她会很快习惯你的离去，比你想象的要快。
过去有段时间，没有你她不是过得很好？这种情况还会再来的。
一家三口有两口已经消失了，没了他们我们照样生活。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消失。
你要是走了，我兄弟一家全消失了，总有一天在她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
"毫无疑问，他是在想，或者希望我与库克医生的相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会终于忘掉自己的童年，按照移民的传统在美国另起炉灶，因为在那儿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我在纽芬兰的过去不曾有过。
他干脆说：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兄弟一家"，他从没把我看做是他家的一员。
我仅仅是个客人，如今做客的时间到了。
他与库克医生的交易不久就会终止，那些书信不会再来，他的痛苦，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也会消除。
走吧，走吧，不要回来。
永远不要回来。
不要写信。
让我们忘掉你的存在。
我对他没有好感，但我不由自主地感觉到他对我的蔑视。
"我给你买张去纽约的二等舱船票。
"他说，"达夫妮用你父亲留下的钱开了个托管账户，我照上面的数目有多少就给你多少。
原因很清楚，我是不能从那账户上取钱的，不去问达夫妮，你也不能。
我会给你加到两百元。
你上路完全够了。
"这听起来像贿赂，简直像是犹大的钱，我真想拒绝不要。
可我没钱付路费。
如何去纽约一直是我盘算的问题。
"要是你想对达夫妮保密，不告诉她你的去处，你也得对所有人保密。
不能让人看见你上船，因为全圣约翰斯城的人都知道这船是去纽约的。
我会另做安排，回头再通知你。
"几天之后，我们又碰面了，他告诉我说已经为我安排了一条去哈利法克斯的帆船，在那儿我可以搭上一艘从英格兰开来的客船，因为这船不在圣约翰斯停靠，所以船上不会有人认识我。
我上帆船的地点不在码头，因为那儿肯定有人会看见，而在峡口的外面，在天黑之后，或在拂晓之前，那时不太可能会有人看见帆船临时改变航道。
"他们会抛锚停下，放一条划艇来接你。
"他说，"这是夏天，这个时候在外面呆几个小时对你不会有什么伤害。
""我的箱子怎么办？"我问。
"你不必带太多的东西，这个包就够了。
"他边说边递给我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用过的医生提包，上面依旧有他名字的缩写，一个提手的一头下面是F，另一头是S。
"等你到纽约后，你可能得换个名字，看看那个给你写信的人怎么想。
"他说。
留张纸条。
给这个爱我，视我如子的女人就这么留张纸条？亲爱的达夫妮叔母:我的出走并不是因为您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
我走了，但不是永久。
去哪儿，我不能告诉您。
走多久，我不知道。
如今，我知道自己的做法没有错。
我要把握自己的命运。
如果您能让自己相信这一点，您就不会过多地为我担心，不会怀疑我们是否还会相见。
"我把一切都留给达夫妮。
"我母亲曾经说过。
她知道她做不到的，您能做到。
您使我幸福，但愿我也能让你如此。
希望我们再相见时，我会更加值得您爱，您永远是值得我爱的。
爱您的　　德夫林　　我该不该这样对待她？我甚至在想，干脆只字不留或许会更好些。
不论我写什么，都不是她应得的。
当她读到这纸条时，会有何想法？尽管我已说明了，但她认为自己应受责备，认为我的出走是因为她问过我是不是想伤害自己，认为我之所以要走，是因为我要伤害自己，在她根本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伤害自己。
如果是前一种想法，她或许还有些正确。
如果是后一种想法，那她对我的信任比我想象的还要少。
我发誓，只要可能，无论如何我将以某种不会危及我与库克医生关系的方式让她放心。
我一只手拧着提灯，一只手提着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用过的提包，沿着陡峭的坡路朝海边走去。
往下走了10分钟后，路又成了上坡。
这路差不多是我母亲走过的路。
她在仲春时节走过这山路，当时地上或许还有残雪，路很难找到，不过，她走的也许不完全是同一条路径。
也没人知道她是不是一直等到天黑才下山去大海的。
我努力不去想她。
我怀疑这种离奇的巧合是不是爱德华有意安排的：母亲和儿子踏上同一条路"离走"。
也许真的没地方让帆船抛锚而又不被码头上的人看见。
就我所知没这地方。
"斯特德家那娃又跑了。
"第二天，这消息会传遍全城。
这一次是一去不返了。
留了张纸条，寥寥几个字向他可怜的叔母道别。
达夫妮会坚持叫人去寻找，去查寻，以为还能找到我。
爱德华会依着她，尽力帮她，然后在一无所获后安慰她。
我翻过第二个山头，看见离海岸300英尺远的那艘帆船上的灯。
我挥了挥提灯，帆船上的一盏灯也来回地晃了晃。
我走下山，看见在岩石嶙峋的岸边还有一盏灯，我想那是划艇上的灯。
这里没有沙滩，陆地在我右边突然沉了下去。
这路真不知怎么走。
当接近那盏灯时，我看见一条干涸的河床。
于是我沿着河床一直走到划艇的上方，那小船正在水上颠来荡去，靠一头锚和一个大个子稳在水面上，那人正用双手抓住一块岩石。
"还好没风浪。
"他说。
小船离我站的地方至少还有十英尺低。
"我怎么上来？"我问。
"把灯灭掉，然后跟包一起递给我。
接着你跳下来。
""包我拿着。
"我说。
包里除了我的个人物品外，还有我母亲的那张单人照和我保存的库克医生写给我的信，这些信被紧紧地裹成卷在床柱子里藏了很多年。
"随便你。
"他说。
我把提灯递给他，当他松开一只手接住时，船颠得更厉害了。
他把灯放在身后尽可能远的地方，另一只手没有松开岩石。
"好了。
"他说，"跳吧。
"我犹豫了，又一次想起了母亲。
人们在远离海滩的地方发现了她，就在这艘船现在的位置。
尽管现在是夏天，水也一定很冷。
头还没入水就会感到寒冷刺骨，冷气倒抽，大口喘气。
如果人们正好在发现她的地方又发现了我，这样的巧合既离奇又合适。
我感到一阵恐慌。
如果有人在15年前我母亲跳海自尽的那块岩石下找到我的尸体，谁还怀疑我不是死于自杀？我告诉自己，这样想很滑稽。
爱德华肯定不会这样做，他肯定还没绝望到要把我从他生活中除掉的程度。
我跳了。
当那人抓住我的时候，他尽量在颠簸的船上保持身体的平衡，手卡在我的腋下，感觉好像是手在捏紧，拇指差一点就和其他指头合拢了。
甚至在他把我举在半空的时候，我还在担心他会不会把我举过船帮，摁到水下。
他这样做轻而易举，而且不留痕迹。
他慢慢地把我放下，让我坐好，面朝着他。
他坐下，拉起船锚，把划桨架在桨架上。
只划了一下，船便升到了浪尖。
很快，小船飞快地滑行起来，仿佛正被一艘蒸汽船牵引着。
此时，借着提灯的光，我能看清他的面容了。
他头戴一顶破烂的冬帽，一簇簇赤色的粗发从破烂处露出来。
怎么想他也不可能是爱德华的同伙。
爱德华叔父。
达夫妮叔母。
也许，我把她孤独地留了下来，永久地留给了他。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13章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
每天，我站在曼哈顿隔江遥望布鲁克林，或应邀跨过布鲁克林大桥，此时，我是多么地珍爱这地方。
科学、商业、工程、运输、交通，各个领域的发明家们每天都在申请专利。
每一个居住在曼哈顿的人似乎都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某项任务的大师，这任务事关重大，非他莫属。
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有"往上"的趋势。
在曼哈顿已经找不到建新房子的空间了，于是人们拆掉老房子，改建更高的楼房，有些房子建了还不到10年就拆了。
去年，一幢20层的楼房落成了，报纸说不可能再建更高的大楼。
可如今人们又在建更高的楼房，建30层、40层，让最雄伟的大教堂看上去像教区小教堂。
街道上交通拥挤，于是，在这些街道上面又建起了新的"街道"，高架铁路把唯一能射进街道的那一点点阳光也挡住了。
江面上挤满了渡船，于是，江上得架起桥梁，桥上有桥。
走在城市的街道上，人好像是在峡谷的深处。
只是在曼哈顿这样的峡谷里，没有孤寂和宁静，只有弥尔顿　所描写的地狱的喧嚣。
高架铁路的修建，只考虑到了那些乘车的人。
在下面行走是绝对危险的，每次火车疾驰而过，每次火车拉闸刹车，都会向下面的行人倾泻大量的通红滚烫的煤渣、火花、煤块和令人窒息的煤灰。
有时，我去曼哈顿的北面，参加一些募捐活动。
在那儿你能看出不久前整个岛是什么样。
一堆堆尚未连成片的棚户区，住着从未见过曼哈顿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它存在的唯一证明是那些建筑发出的灯光，在夜晚映亮了南面的天空。
站在这片棚户区遥望南边那片光亮，站在这不断变窄变小的过去，遥望远处的现实和未来，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特别是我。
没有多少人像我这样看过曼哈顿的两面，一面在扩张，另一面则在萎缩，即将消失。
曼哈顿就像是个庞大的立体模型，展示了科技在过去百年发生的种种变化。
如果说棚户区的人们不知道这座城市的存在，那么城市里的人们更不知道棚户区的存在。
城北以外究竟是什么，谁都不知道，也不关心。
住这儿的人被称作棚户人家，我没有给他们谈起日复一日往北步步逼近的伟大城市，不过他们已经听说过了。
我想，不久他们就能听到它雷鸣般的建筑声。
要是我告诉他们，就在几英里以外，房屋拔地而起，拆房和建房都一样地快，告诉他们速度就是一切，像是赶在敌人入侵之前修建要塞一样，这些棚户人家肯定会以为我在说疯话。
在建筑工地，工人们像蚂蚁一样拥挤。
他们没有吊带，也不系安全绳，像猫一样信步走在几百英尺高的铁架横梁上，庞大的幕墙被这些铁架支起，就像帐篷的帆布被支架撑起一样。
有一次，我站在这样的一栋高楼里，工程已完，里面没危险，街对面的另一栋楼还在建。
我离铁梁上的人很近，看得见他们脸上的表情。
他们看上去是多么的不相称，仿佛不是他们爬上了这个高度，而是大地从他们的脚下消失，他们正巧站在这些铁梁上。
这些横梁好像没有垂直的铁柱支撑，没有铁锚固定，而仅仅是悬在半空，不知能悬多久。
在纽约的这些建筑物上，假如现在干活的人全都从楼上掉下去，第二天这些建筑场地将依然如故。
如今能用的劳动力可真是太多了。
我听人说，曼哈顿的下东区是地球上居住人口最稠密的地方。
我读到，轮船每隔几小时便启航一班，犹如排成一路纵队的舰队，像一辆接一辆的火车每天从美国伸向欧洲，艘艘满载，尤其是统舱，里面装来的就是这座城市，这个国家建设自己所需要的众多原材料的一种。
客船则满载他们的行李。
报纸说，每天经过埃利斯岛　获准进入美国的移民有10000人以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永久地留在了曼哈顿。
如今，人口最多的群体不再是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了，而是东欧的犹太人。
每天，3000个新的陌生人进入这座城市，他们不仅对曼哈顿感到陌生，而且对美国、对英语、对除自己同胞的习俗和传统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感到陌生。
3000人。
要是没有看见他们迷茫、无语地浪迹街头，这似乎难以置信。
他们推着装有自己全部家当的箱柜和大车，其他家当早已被永远地抛弃在了不会再见的家乡。
在哈得逊码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一走下轮渡，便再也不会离开曼哈顿岛，甚至不会坐船过江，或坐上最原始的马拉车跨过雄伟的布鲁克林拱桥。
就只这么一次，他们看看曼哈顿岛，看看它差不多完整的全貌。
当他们挤在围栏边观看我们这位绿铜色的，高举火炬的伟大女神时，当他们望着那些在亲戚的来信中读到过的高楼大厦时，我怀疑这些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的亲戚比他们早来，为了让旧世界的人前来而在信中大加渲染，因为曼哈顿的这些新世界的人孤独、思乡。
可是，德夫林，一旦看见了它，你就不可能离它而去，似乎它根本不存在。
那些新来者从远处看到了它，看到远处用石头垒起的带状的曼哈顿--被关在船上两周之后，这景象雄伟、恢宏、令人欣喜，没有那种压抑得受不了的感觉，即使有，他们也乐在其中，因为这些人所希求的就是那种受不了的感觉。
对于自己做出的而且是没法不做的这个决定，他们深信是正确的。
对他们来说，这个城市看上去似乎永远是这幅景象。
于是，他们走了进去，很快便忘了局限他们生活范围的那些小树林实际上就是很久以前的那一天他们站在远处瞥见的那一大片绿茵的一部分。
所有这一切既使我感到振奋，又使我感到恐惧。
我觉得自己之所以恐惧，并不是因为这飞速的成长所蕴涵的重大意义仍然很难解读，而是因为我觉得自己有可能跟不上这速度，有可能被甩下。
我没有屈服于这恐惧，继续与之抗争，当然这样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我这样说或许你会吃惊，因为我似乎巴不得彻底地抛开文明一走了之。
但看到了这一切，你就不可能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落伍，感觉不到自己正在被人抛弃。
这好像正是鼓舞每一个人追求的动力--不仅是那些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人们，还有那些付钱让他们干活，付钱给建筑师和工程师的人们。
没人愿意落伍，可至于前方的目标是什么，几乎也没人想过。
报纸上用"新开端"的振奋来解释人们在这里感受到的夜以继日的狂热。
但我却觉得，这一切与其说像新的开端，倒不如说是最后的机会。
什么机会？谁知道。
那就是我从人们的眼睛里所看到的。
我觉得如果这种狂热再加一码，这场争先恐后的竞赛就会变成一场争先恐后的撤离，这场追求就会变成一场大逃亡。
除了概念不清的"进步"外，我们所追求的，或者有朝一日惊恐逃窜避之不及的会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但即使对此毫无头绪，我依然很难抗拒它的吸引。
我自己也身陷于一场竞赛之中，它的真正目标有时候好像也和那些房屋建造者的目标一样令人费解，无法确定。
探险者用崇高的语言表达迅速抵达南北极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并非为了效力人类而辛劳。
我觉得自己属于为数不多的几位如此辛劳的人。
当望着那些跑来跑去的城市建造者时，我看到的没有自己，而是那些像皮尔里这样的人。
每个人都以为前方一定有目标，否则大家干吗要跑呢？于是，他也跑了起来。
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身旁的那个人知道往哪儿跑，因此必须跟上他。
每个人都这样想：我不能、不得、不会落伍的。
你的　　F．A．库克医生　　1900年5月11日　　船从哈利法克斯驶出后，我把库克医生的这封信读了好几遍。
这是我接到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寄到的，它使我坚信，自己长久考虑的离家出走的计划不能一推再推了。
我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前往美国的移民，而是这新世界土生土长的人，我和库克医生无非是出生地不同而已。
我心想，要是我看见他描写的那奇特景象，那些从东欧和南欧涌来的移民，我也会产生他那种感觉。
但当我从二等舱舷窗往外看，第一次看到那片毫无特征的北美大陆时，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们在海上过了两夜。
前方难道是大陆吗？直到注视了好一阵子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大陆。
一开始，我把它当成一座小岛，地平线上模模糊糊的一个裂口，时有时无，只有当我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它才再次出现。
不一会儿，它好像又变成了几座岛屿，然后这些岛屿又连成一座更大的海岛。
这景象像这样持续了好长一阵，小岛渐渐成形，然后相互连接，最后似乎成了一条横挡在我们面前的高低起伏的屏障，我们得驾驶着船穿过这屏障才能抵达大陆。
虽然在我记忆中，地图上没有与之相符的标示，但我依然没想到这片隆起的连成一片的土地就是自己的目的地。
我觉得，要走近那个这些年来一直觉得是非常遥远的地方，自己在海上的时间还不够长。
这些"岛屿"形成了两大片陆地，中间有条狭窄的水道，我不敢相信就连这条最后的通道会不会被不断膨胀的陆地所关闭，不敢相信自己正望着的这片似乎刚从海底崛起的土地就是北美大陆。
我似乎在岛上住得太久，太孤陋寡闻了，习惯于海岛变形的幻象，直到这种幻觉过于低俗，不得不放弃为止。
在此次航行之前，我从未远离过纽芬兰，发现它是个岛屿，从未真正想过它就是个岛屿，从未真正相信过假如沿着海岸走，你就会回到当初的出发地。
驶离哈利法克斯之后，从陆地多久以后才消失的，我就知道现在我们离陆地还有多少小时的航程。
我们没有直接驶向大陆，而是往西南航行，右边是陆地，左边是辽阔无垠的大海，可惜我看不见。
我告诉自己，只要我盯住它看，这片毫无特征的"大陆"就不会改变形状、线条和颜色。
虽然十分激动，但我依然躺在铺位上，断断续续地打着瞌睡，半梦半醒，过去几天的记忆在头脑里随意流过。
我回想起在哈利法克斯最后那次奇怪的记忆：搬运工用推车把乘客的行李箱推上甲板，而我却只提了个医用提包。
我梦见那艘英国轮船船体上写的字母，尽管我知道它们拼起来是什么英语单词，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辨认不出来。
我从没看见也没听见坐在统舱里的那些旅客，不过我知道，他们就在我的舱位的下面。
有个乘务员的英国口音让我肃然起敬，我试图掩盖这感觉，但没用。
他教我怎样关上舷窗盖子，使船舱保持黑暗，好让我一直睡到平常起床的时候。
接着，他彬彬有礼地等着小费，可直到他走了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
我再次把他叫来，把他已经告诉我去餐厅怎么走的问题又问了一遍，等他答完，我飞快地朝他扔去一块硬币，他接住钱，身体畏缩了一下，好像以为我想砸他。
我在餐厅里转悠，想找个空位，一对老者邀我坐在他们旁边，可我拒绝了，嘴里咕噜着，像是在说"我的朋友在别的什么地方"。
有天半夜，我起了床，觉得有人在敲我的舱门。
可站在黑暗中，除了轮船单调的嗡嗡声以外，我什么也没听见。
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试图用电话联系库克医生。
以前我从未用过电话。
我一遍遍地对着话筒说话，可就是没回音。
我又一次醒来。
船上声音嘈杂，好像人们正在慌忙撤离。
头顶上和外面走廊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和孩子的呼叫声。
在脚下，我第一次听到从统舱传来的声音，像是被捂住的，听起来像惊吓甚至恐慌的叫声。
我从舷窗斜着看出去，瞥见我以为的曼哈顿，但后来才知道那是斯塔滕岛。
我离开自己的船舱，加入到人流当中，朝二等舱的甲板走去。
来到甲板，海风吹拂着我的脸，此时我才意识到空气是多么的热。
船舱内依然保留着大西洋凉爽的空气，可甲板上却又热又闷。
我走到舷栏边，所有人都站在那儿，凝望着那尊自由女神的雕像，巍然如同伟大的预言者，全世界的人都见过她的照片，她早已为人们所熟知。
在下面统舱里，由各种语言汇集而成的旅客的喧嚣声沉静了下来。
船从雕像的旁边驶过，仍有一些旅客回头凝望，但大多数人期待着曼哈顿更令人惊叹的壮美。
我见过这个角度拍摄的曼哈顿的图片，巴特雷的城墙像雾中的幻象一样若隐若现，仿佛在它们背后的土地上，还有更多更大的奇景。
但那些图片依旧让我对眼前的这景象措手不及。
站在这儿，在得知这座城市一幢幢大楼的名称之前，在行走于楼与楼之间的街道之前，在通过亲身体验而非从书本上得知这片带状的石头建筑实际上仅是眼睛的错觉之前，在得知这艘轮船将驶往哪个码头停靠之前，在得知码头只有号码没有名称之前，我必须努力记住它的全貌，记住它给我留下的印象。
还有好多我无法称呼、没有看见的东西，我只是把所有这一切都统称为"曼哈顿"。
这城市看起来不像是由许多建筑构成，而像是一个整体，从单独的一块巨石上耸立而出的座座高楼。
我忍不住想寻找它的核心，与所有其他建筑相连接的核心结构。
最奇怪的是，我从库克医生的信中所得知的这座不断成长，不停变化的城市看起来却非常陈旧，那些楼房像我在书刊中看到的哈得逊河边的岩石一样古老、久远。
想想可笑，这就是我对那个"异乡"的初次感受。
我回想起当初站在信号山山顶上所看到的情景，一排巨大的冰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昂起头来，像一座城市从平坦空旷的平原上拔地而起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人工建造的庞然大物。
据我所知，船上再没有第二个纽芬兰人了。
我想，在这条船上所有人当中，包括儿童，也许只有我是从未出过远门的人。
即使是那些在偏远山村过了大半辈子的旅客，在这次即将结束的旅程中，也曾经见过欧洲的一些旧城，见过它们伟大的城堡、宫殿、桥梁和大教堂，或者见过更加古老的城市的废墟，巨型神殿的柱头。
尽管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座他们为之张口结舌的城市实际上起源于他们抛在身后的那些城市。
可我现在意识到，自己既不属于旧世界，也不属于新世界，而是来自于一个非常偏远，非常独特的地方，那儿的人类生活与别处的人类生活迥然不同，这个概念需要反复地查阅古籍和地图才能消除。
这座城市从根本上讲是这些新来者的，不是我的，至少现在还不是，而且我禁不住怀疑今后会不会是。
我仿佛跻身于历史，他们的历史当中，加入了他们抛弃过去，重新开始的一个新历程。
我跳上了他们那艘正在航行的船，是个偷渡者，比统舱里的那部分人更无根基，他们孤身一人飘洋过海，没有家人或朋友陪伴。
然而我告诉自己，这些都会改变的，因为这就是我眼前这些信件中所描写的世界，这就是库克医生的世界，是我人生起步的地方。
顷刻间，所有其他的东西--我的过去、我的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达夫妮叔母、爱德华叔父、我住过的房子、圣约翰斯城--仿佛全都成了一场梦中的些许残余，正在快速淡出。
但接着，这种感觉被另一种相反的感觉所取代，眼前的这个新世界似乎不那么真实，变得遥远了。
我刚想要接触它，或者准备走近它，便感到了这一点，这城市会从我眼前撤退，就像我们在梦中追逐的所有东西一样。
我嫉妒那些移民，他们没有选择，他们来这儿的决定永远不会改变，对他们来说，疑虑、三思、乡愁都是毫无意义的，不必沉醉其中，因为他们知道那是没有结果的。
对于他们，从第一眼见到这个新世界起，旧世界肯定就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再也看不见它和他们留在那儿的亲人了。
这很残酷，却非常简单，有一种我所渴望的专断。
可比起他们，我的家却离得很近，至少从距离上讲，我无法选择一个世界而摆脱另一个世界。
我想不出一个能一锤定音，摆脱一切犹豫和怀疑的办法。
我曾以为自己能像库克医生那样，带着同样奇怪的同情和高傲俯视与我同行的这些移民。
可我大错特错了。
突然，我觉得这好像是个错觉，我真的曾经收到过库克医生的信吗？我真的是他儿子吗？这个库克医生就在这个城市的河对面长大，他伴随着它的成长而成长，常常勇敢地走进它，有时候他说起话来好像对它早已习以为常，好像他的生活变得枯燥无味，唯有极地探险才能使其充满生气--凭什么说这个库克医生觉得非得要把我找到，要寻求我的帮助，要乞求我跟他一起生活？我心中充满了一种令人难受的疑虑。
我是他儿子，万一这说法是个虚构，是服务于他的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在纽约停靠的时间并不长，可之后他便稀里糊涂地死了。
很难说一个在这儿度过一生的人会不受到影响。
我走到船的另一边，那儿只有几个人，自由女神像和曼哈顿的轮廓他们一定是看过好多次了，他们斜倚在舷栏上，神情茫然地注视着对面的布鲁克林，谈话时流露出讥讽的表情，当激动的欢呼从船的另一侧响起时，他们不时地相互笑笑。
布鲁克林也有自己令人难忘的景象。
假如河对面与之媲美的不是曼哈顿的街区，而是美国的其他城市，那让旅客瞠目结舌的肯定是布鲁克林。
沿岸，纵帆船的桅杆林立，看上去犹如一片树枝和树皮全被剥光了的树林，树林的背后是一排排随意排列的仓房，像两辆迎面会车的火车车厢。
工厂向四面八方无限伸展，在它们变细了的烟囱之上，在那片仓房之上，在那块我已经看出是曼哈顿岛上所能找到的最高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城市，好像被分割成了一格格的教区，一座尖塔就表明那是布鲁克林的一部分。
教堂的尖塔比比皆是，耸立在房屋、树林和建筑物之上，与河对面的相比，这些建筑物很矮，不过远比我在此之前所见过的要大得多。
驶过总督岛，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
因为这两座城市应有的烟雾，大桥仿佛悬在半空，没有支撑。
库克医生住在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拐角处，在一个名叫布希威克的街区。
可那地方在布鲁克林桥塔的哪个方向，哪个位置，离桥塔有多远，我不知道。
我咒骂自己的土气和内向，从哈利法克斯出发的整个旅程中，这癖性使我窝在自己的舱位里，好像是不屑或者是不敢与非纽芬兰人或其他陌生人交往。
我说不清那到底是因为孤傲，还是害羞。
不过，我发誓，自己到纽约来不是为了成天碌碌无为，于是，我回到舱位，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收拾好那个印有弗朗西斯·斯特德姓名起首字母，装着库克医生书信的医用提包。
我想这些信虽然是他写的，我抄的，但可以作为我与他见面的介绍信。
在准备行李时，我曾打算把所有的信缩减成六七卷，可结果是不可能，首先是因为信的页数简直是太多了，其次是因为有些信我很多年都没看过了，很多年都没展开过了，我不敢把它们打开，害怕信纸破烂。
因此，当我走上甲板时，我的提包里装有三打卷起的信件，有的用线系着，有的用丝带捆着，像是文凭。
为了不让其他东西压坏这些信卷，我把它们放在提包的最上层，因此看上去好像包里装的全是这些信卷。
我想，要是有人往包里看，这些东西看上去一定很奇怪，很像什么奇怪的禁运品，明文禁止旅客带上船的什么物品。
但我没有理由认为有人会往包里看。
那艘把我从圣约翰斯送到哈利法克斯的纵帆船上的人告诉过我，坐一等舱和二等舱的旅客，只要外表没病，只须粗粗检查一下就可以上岸。
船的右舷靠上凸出海岸300英尺远的码头。
在得知离下船还需等待一段时间后，我沿着舷栏一直走到一团铁丝网状的障碍物前。
此时，我站在左舷，这里正发生的场面似乎对右舷的人或岸上的人没有任何吸引力。
透过障碍，我看见统舱的旅客正踩着几根跳板朝印着"埃利斯岛"字样的轮渡走去。
有些旅客像是以为不准他们进入美国，他们又哭又闹，奋力挣扎，被毫不留情的官员拖下船去，我想，这些官员已经对这种行为习以为常了。
我知道，在埃利斯岛上，要是你有情绪不稳的迹象，你就会遭到拒绝不得进入美国，你的肩上或背上就会被人用粉笔胡乱地涂上一个"X"。
我母亲要是坐统舱来美国，或许会遭到拒绝。
"外表没病"。
精神有病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我担心在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看来，对一位这方面的专家来说，我会不会"外显"出许多人都坚信的那种留在骨子里的疾病。
我不觉得自己有毛病，可同样，对那些认识她的人来说，我母亲似乎也没显示出她有什么毛病。
一个坐统舱的人，胸前捧着一包信卷，我想象得到他被立刻驱逐的情景，尤其是某个官员不厌其烦地读了那些信之后。
我想不出任何能解救自己的理由，更不能说那个远非简单的事实了。
最不能说的也是那个事实。
纵帆船上的那个红头发曾告诉过我，如果问起，我应当说自己的行李已提前用行李箱托运走了。
"不要告诉他们你只有这个小提包。
"他说。
突然，我感到害怕，害怕被发现，一种对自己此次使命的古怪感觉油然而生。
顷刻间，我站在别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要是他们不仅知道我提包里装的什么，而且还知道我此次旅行的目的，他们会怎么看我？必须说明的是，那一刻，我似乎觉得自己是个奇特、古怪的年轻人。
我回到右舷。
乘务员叫我们在离舷梯10英尺远的地方排成队。
我排在很后面，看不见队伍的起首，不过我能听见在每个人下船之前，有个男的在飞快地说着什么，像是在向这些人表示某种正式的欢迎。
全城的人好像倾巢而出，跑来迎接这艘船。
在人群的前面有一些警察，如果他们的举动有丝毫的协调一致，我或许会认为他们围起的是一条警戒线。
可在人群的前头，他们好像胡乱地分散开来，这儿站三两个，然后几百英尺以内却没有布岗。
有些警察背对着船，可只是为了便于跟前面的人交谈，其他警察背对着人群，手插在裤袋里，对为何把他们安排在那儿站岗的问题，努力装出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
偶尔，浑身肮脏的小男孩从由大人筑起的人墙前排中蹦出来，径直朝那些双脚刚刚踏上陆地的旅客冲去，抓起他们提包和箱子的把手，仿佛要偷他们的东西。
显然，警察也给逗乐了。
有些旅客毫无反抗地松开手，让那些面容凶蛮的男孩提着行李消失在人群中，自己跟在他们身后，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另一些旅客则紧紧地攥住自己的箱子，那些男孩经过一阵短暂、滑稽的抢夺之后，只得放弃努力，跑回到人群当中。
我看见在拥挤的人群后面排着一长串运载东西的车和马匹，此时我才意识到那些男孩是自己找活儿的搬运工。
我看见他们爬上各式各样的马车，站在车夫跟前，朝那些被迫成为他们顾客的人招手，高举起这些人的行李，以便让他们知道要坐的是哪辆车。
马车夫戴着高高的黑帽子，一动不动地坐着，像是睡着了似的。
等旅客和行李上了马车，男孩从车夫那儿得到报酬，然后又朝轮船跑去。
有个男子是这样把自己的包递给一个跑得疲惫不堪的男孩的，他把包拎起，离自己的身体有一英尺远，好让男孩从后面上前双手更容易抓住包。
我似乎听到人群中有几声赞许，既是为那男子，又是为那男孩，因为这行李交接得如此顺手，好像他们相互之间已经训练了好几年。
这也许是这座码头所独有的惯规，或者是全美所有港口普遍的现象，警察既不禁止，也不鼓励，只是冷漠地观望。
不过，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们肯定会干预的，否则他们在这儿干吗？如果哪个旅客的箱包不是由身穿制服的搬运工在搬运，那他就得面对那些扑上前来的小男孩，自己捍卫自己了。
大家似乎以为，不管怎么说，人，甚至包括新来者，总是能自己想出办法的，不需要官员的介入。
要不是自己马上就要走进这场箱包的拉扯之中，否则我很愿意欣赏这有趣的混乱场面。
我心想，除了双手把提包紧抱在胸前，我别无选择，然而就像我构想的那个可怜的移民，那样做又不可能通过检查。
我得用一只手提着包，经过队伍前头的那个人，我听前面有人说，他是个医生，可他连装样子的听诊器也没带。
"年轻人，从哪儿来？"轮到我时，他问道。他已经秃了顶，脸犹如甜菜一般红，冒着汗。他的穿着完美无缺，在这中午刚过不久的时分，毫无疑问已经醉意渐浓了。
"纽芬兰的圣约翰斯。
"我回答，可他早已把目光移到我身后的那个人身上了，似乎能说英语就足以证明我没带任何的传染病。
我双手高举着提包走下舷梯。
刚一着地，一个男孩朝我冲来，好像要把我撞倒，我一转身躲开了他，可由于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我没看见另一个男孩从旁边冲过来，一个跳跃从半空下来双手抓住了我的提包把手。
当他双脚着地时，他几乎是在猛夺提包。
我把包抓得更紧。
"我自己会拿。
"我说。
那个男孩好像没听见，或者没听懂我说的话，眼睛盯着的不是我，而是提包，脸因为用力而扯歪了，腮帮鼓起，眼睛眯缝着快要闭上了。
我简直不相信他有这么大的力气。
我俩旗鼓相当，拉扯着提包开始转圈，像是在玩什么游戏一样四只脚在鹅卵石上拖曳。
"你会把提包扯坏的。
"我说道，可他紧盯着的就只是提包。
我朝警察望去，希望他们插手，又害怕他们插手，担心要是包被扯开，里面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信卷倒出来该怎么办？最后，我担心再这样拉扯下去，警察可能会干预，于是只好作罢，松了手，由于松得太突然，那个男孩往后一仰，失去了平衡，后背在鹅卵石上磨擦着，可双手仍高举着提包。
他转过身，站起来，身体还在往后滑。
他穿过人群，朝马车跑去，全速在跑，因为那提包几乎没有重量。
我跟在他身后，努力盯紧人群中的他，害怕盯错了人，再也看不见那些信卷了。
我撞上了无数的人，庆幸自己听了纵帆船上那个红头发的话，把钱从钱包转移到了我的裤袋里。
他说，偷裤袋里的钱更难。
他还明确地告诉我，在纽约，到处都有小偷。
"200元现钱！"他边说边摇头，看着我把钱从钱包里拿出来揣进裤袋。
以前我见过美元，但手里从没拿过。
"两个口袋都放点。
"他说，"一旦安顿好，就把钱存进银行，否则很快就没了。
"我看见那个男孩跳上一辆马车。
就在他伸手去拿车夫用拇指和食指捏着的那块硬币时，我赶紧一把从他那儿抢过提包。
那个车夫体壮如牛，戴了顶很不合适的圆顶硬礼帽，蓄着四四方方的小胡子，他一把捏住硬币，眼睛看着我。
"先生，想坐车吗？"他用我觉得像是爱尔兰人的口音问道。
我看了看那个男孩，他的眼睛像是粘在了车夫的拳头上，里面捏着他挣来的但可能得不到的硬币，在我看来，他的眼神跟我俩抢包时的一样呆滞。
提包不重，我原打算走路，可我不知道往哪儿，于是，我还是说："好吧。
"车夫扔下了那块硬币。
钱刚一落进手掌，那男孩拔腿便走。
他飞跑着回到人群当中，朝轮船奔去。
我叫车夫带我去相对比较便宜的旅店。
那天晚上，在溽热的房间里，我躺在毯子上面。
两扇窗户我都打开了，但依然无法入睡，即使在这个时分，噪音也毫无减弱的迹象。
我心想，这城市离江河、大海这么近，为什么一丝风也没有？像沙漠里干渴的人渴望水一样，我渴望来一阵微风。
窗帘纹丝不动。
在圣约翰斯的室内也不会像此时曼哈顿的室外这般热。
我闭上眼睛，回想起抢我提包的那个男孩的脸，我怀疑以后会不会再见到他，不过我敢肯定，即使一年之后在街上碰见他，我也会认出他的。
他或许是跟这城市一同长大的，曼哈顿的一个产物，我跟他完全不一样。
我怀疑他究竟会不会讲英语。
昨天的这个时候，我似乎深信这就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日子，可我现在感到的却是一种模糊的、茫然的失望。
我期待的究竟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是第一眼看见这座曾孕育过我的城市时所产生的一种激动的感觉，或许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回到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从前，当我看着曼哈顿的图片或明信片时，我经常这样想，我是在看一个孕育自己的地方。
我觉得自己曾经想过，当我亲眼看见真正的曼哈顿时，我的感受肯定比看见它的照片时强烈1000倍。
可在船上，在坐着马车穿过熙熙攘攘的街道时，我却没有这样的感觉，不知这是为什么。
我的脑子里只是在想，当弗朗西斯·斯特德再也不肯回家，再也不愿一看见我就想起自己不是我父亲时，他选择了逃避，这就是他跑来生活的城市。
这里不是布鲁克林，不是我真正的父亲在远征的间隙生活的地方。
然而，即使看见了布鲁克林，我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激动过。
不知道库克医生每次在河对面遥望曼哈顿时是否想起过我，是否想起那天他坐渡船过河，在酒会上遇见了我母亲？站在布鲁克林，望着太阳沉入曼哈顿的高楼大厦之后，他也许想过许多崇高、远大的事，在所有那些思想中，是否有过"那儿，就在河对面，是孕育我儿子生命的地方"？每次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时，他是否想过那一天？我想起了达夫妮叔母，立刻意识到是一种负罪感抑制了我理应感到的兴奋，我感到有罪，因为我抛弃她比弗朗西斯·斯特德抛弃我和我母亲还要突然。
算上我出发的那天晚上，这是我离家出走的第四个夜晚。
我怀疑自从在我的床中央发现我留给她的那张便条之后，她有没有安睡过片刻？在度过了快14年的时间之后，她又一次跟爱德华叔父一起，孤寂地守着那幢房子。
"要是只有我们俩，那会是啥样？"她曾开着玩笑说，然后给我念了句诗："他们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他却在槽边反刍得津津有味。
"这下是她"擦亮盘子坐等佳肴美味"了。
我猜想，除了对我，她从没大声地念过这诗。
如今，我人在曼哈顿，可满脑子想的却是纽芬兰。
第二天一早，我暗自决定当天就去面见库克医生。
入住时旅馆侍者曾告诉我，可以坐高架火车过布鲁克林大桥。
我起了床，朝浴室走去，突然看见离门边几英寸的地上有个信封。
我以为是旅店的什么通知。
我捡起信。
信口是封住的，上面什么也没写，连我的名字也没写。
我打开信封，抽出一张折叠好的信纸。
即使没有展开信纸，没有看到笔迹，我还是知道库克医生不知用什么办法已经发现我了。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欢迎来纽约。
知道你要来已经有些时候了。
我刚结婚的妻子玛丽将整天不在家。
我已经想了各种借口和差事把仆人全打发走，但愿他们整个下午都不回来。
如果你2∶30到我家，在玛丽回来之前我们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单独在一起。
见面时我会解释这一切的。
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
信末没有致意，也无签名。
爱德华竟然食言了，把我来纽约的事告诉了库克医生。
库克，或者替他办事的人，在轮船到达时就已经等在那儿了，然后跟踪我到了旅店。
这封信搁在那儿有多久了？整个晚上？在我躺在毯子上热得无法入睡时从门缝下无声无息地塞进来的？抑或是太阳升起后的什么时候？我感到受骗了，同时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被骗去了自己精心预谋的让他大吃一惊的机会，就像他进入我的生活当中一样，从天而降进入他的生活。
我如释重负，因为至今我还没能想出一个恰如其分的让他吃惊的办法。
我害怕自己安排的见面过于笨拙，以至于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不好，或者使他过于惊愕，讨厌以后再见到我。
安娜·福布斯死了还不到两年。
在信中他没有提到自己再次结婚的事，从没提过玛丽的名字。
不知为什么。
"我已经想好了安排，相信会有用。
"又是他谋划的什么安排。
这一次会是什么呢？写更多的信？只是如今允许我回信？我来纽约可不是单单为了给他写信！2点30分。
现在是8点。
照旅馆侍者所说，从这儿到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只要90分钟，如果运气好的话，甚至还用不了那么久。
假如我提前露面，在那些仆人仍然在家之前出现，我依旧会让他吃惊的。
不过，他也许不在家，或者在他的诊室，只有那些预约过的人才能见到他，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完全可以不理睬他的便条，而是给他另外送一封信，叫他在别的什么地方见我。
但既然他这么不嫌麻烦在我联系他之前抢先联系我，我怀疑他肯不肯让步，按照我的安排行事。
如果我给他写信，或许我再也等不到他的下一封信了。
我离开旅店，去街对面一家便宜饭馆吃早饭。
在我餐桌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宣传"即将竣工的地铁"，眼下正在挖掘地铁的河底隧道。
海报上画的是地铁车厢里面的景象，看上去像装饰精美的坟墓，车站像矿井下的水平坑道。
我一边吃，一边读着早报，上面全是些预言、发明和有关发明创造的传闻。
"无马车"即将问世，由马拖拉的车辆即将过时。
曼哈顿所有街道都将与大桥相连，渡船拥挤的东河将留给游艇，这一天即将到来。
每天都有专利注册，有项专利是关于中央制冷的装置，可以像散热片抵御寒冷冬季那样对付夏日的炎热。
我衷心希望这装置能成功。
地铁将使所有的地表交通变得多余。
不久，通往布鲁克林的地铁也会开工。
火车会在河床底下深挖出来的隧道里奔驰，一滴河水也不会漏进隧道。
从饭店到高架火车车站，我看见几百条招工的广告。
大多数广告这样写道："只要你读了这广告，这份工作非你莫属。
"如果需要，我能轻而易举地找到工作。
我爬上一条盖着屋顶，层层盘旋的楼梯，每隔五六级台阶就有个平台，气喘吁吁的老年人站在上面喘气。
车站里有间候车室，但空空如也，人们都走到外面有顶的站台上，等着火车驶来。
火车在楼宇之间蜿蜒前行，我在座位上无论怎么往下蜷缩都看不见这些楼宇的屋顶。
高架火车，这名称似乎名不副实，因为它高出地面最多不过40英尺。
在高架火车上，我能看见布鲁克林大桥，15分钟过后就能到达。
大桥上，各式各样的车辆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好像桥两头这对城市正在相互交换人口。
火车开始上升，很快，大桥的第一组钢缆斜立在车窗之外，不过我们的脚下依旧是大地，从这个角度看，远处的河流被桥柱和网状的钢缆遮挡着，几乎看不见。
我的膝盖上放着那个提包，里面除了我母亲的那张照片和库克医生的信件以及这天早上我发现的那封信以外，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
我把自己唯一的几样东西从提包里拿出来了，留在房间里。
我没敢把信件留下，因为想不出绝对安全的藏信的地方，我只得亲自照管。
我又一次觉得自己这一次的使命非常奇怪。
一时间，好像从一个无所不见的视角，我看到了自己：一个刚从纽芬兰来的年轻人，在离开曼哈顿前往布鲁克林的路上，正坐在高架火车上跨过布鲁克林大桥，腿上支着一个皮革提包，里面装着一个名叫库克医生并且自称是他父亲的人的信卷--这些信不是库克医生的手迹，而是这些信件的接收人，即这个年轻人自己誊写的，仿佛他是疯子，仿佛整个事情都是虚构出来的，事情的高潮马上到来，与其说即将有所结果，倒不如说即将无果而终。
我庆幸自己拥有那幅照片和那些书信，因为这样我就不会两手空空地去面对库克医生了。
这些东西类似于某种介绍信。
它们成了库克医生的一部分自传，写给我的自传。
我想象着拉开提包，朝他递过去，这样他能看见里面那堆成卷的书信，还有我母亲的照片。
他也许没有母亲的照片。
经历了这么些岁月，他如何能真真切切地回忆起她的面容？我会把照片拿出来给他看，递给他，告诉他可以把它留下。
自从我离开圣约翰斯之后，我把这场面想了许多遍。
与他相见的时候，除了我母亲的照片，我还能给他别的什么更加合适的礼物？交通层层叠叠，横跨江河，把布鲁克林市区和曼哈顿市区连接起来。
我知道，我们正在一条木制的人行道下行驶，但坐在车上看不见，在我们脚下还有缆车和有轨电车，在它们之下或旁边还有马拉的车辆和汽车，汽车的轰鸣把那些与它们赛跑的马匹惊得神经紧张。
再往下，汽船、渡船、被拖轮拉着的驳船、昂贵的单桅帆船和更小的船只驶过江面。
水下，不可思议的是，甚至在河床之下，有朝一日将有地铁穿过。
20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库克医生曾坐渡船跨过那片水域去了曼哈顿。
因为那一次，因为在他年轻时曾千百次去曼哈顿中的那一次，如今我朝着相反的方向，沿着大桥跨过江河，去布鲁克林最终与他见面。
我努力设想那天他出发去曼哈顿的情景：冬季刚过不久，一个男孩坐上渡船，衣衫过于单薄，牙齿打颤，浑身发抖，为了保暖缩成一团；从太阳升起，这个男孩就跟自己的兄弟一起在布鲁克林干活，等其他人都收工了，他的工作仍然没干完。
有人雇他去曼哈顿的一个酒会"帮忙"，帮什么忙，他一无所知。
他所知道的只有一个地址，得从码头出发自己走路去寻找。
他向母亲编了个理由，因为她不许他用这种方式挣钱，也不许他以任何理由独自去曼哈顿。
渡船驶进尚未竣工的大桥的阴影中，这时他抬头张望。
因为太阳的那个角度，桥的阴影要比桥本身还要高大，而且在阴影中空气更冷。
男孩看了看那阴影，在它的笼罩下所有的东西似乎都大了一倍，然后又仰望着那座桥。
他母亲很担心这座桥完工，她说那将是他们所熟知的布鲁克林的末日。
在他出生之前，人们就在建这座桥了。
在他的世界中，那座"桥"始终在建。
好像桥就是属于那种总是没完全建好的东西。
不过，在他看来，这座桥已经建完了。
墩距的最后一段即将安装到位。
用钢丝和铁丝编成麻花状的缆索比一个人的腰还粗，紧紧地绷在桥塔和头顶上的桥柱之间。
在男孩匆匆的一瞥中，包括了大桥的一段，20年后的现在，他的儿子将从那儿俯视桥下的河水。
可那个男孩没有察觉任何的先兆，既没有察觉2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也没察觉两个小时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他们刚靠上码头，桥上一串串的弧光灯突然全亮了。
那些灯不像烧煤气或煤油的灯，没有火焰，从不闪烁，发出的光很不自然。
几个月来，这些灯一亮起，两岸的人们就知道这一天快完了。
天黑很久以后它们依然亮着，因为人们在赶着修建这座桥。
等他半夜返回布鲁克林时，这些灯依旧亮着。
此时，有营业执照的渡船已经停开了，不过他可以花三倍多的船费去坐一个男子开的夜船过河。
这拖轮何时停靠、何时出发，没有固定时间。
当被困岸上的人累计到一定人数，船老板觉得跑一趟划算时，他就开始收钱，然后驶往对岸。
在这期间，男孩在甲板上等着，呆望着河下游桥上依然发亮的弧光灯，身子瑟瑟发抖，脑子里除了惊叹一无所有。
我把自己从这幻想中唤醒。
大桥缆索在所有的东西上都投下了一格格的阴影。
时值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直射下来，旅客们都闭上眼，像是在祈祷，同时挥舞着扇子．在桥的最高处，我唯一看得见的只有水面反射上来的令人目眩的光辉。
接着，桥塔出现了。
我记得库克医生曾经写到他似乎觉得这巨大的拱门就是一尊雕塑，在即将竣工时有人偶然发现它自身还能作为一座桥梁。
在每座桥塔的里面，还有两个半椭圆形的，顶部呈尖角的哥特式拱门，像两扇被取走了玻璃的教堂大窗户。
曾经有人建议建造罗马式的半圆形拱门，可这个建议被否决了，采用了哥特式的风格，目的是为了平息僧侣们的愤怒，因为这座让大教堂矮了一截的大桥冒犯了他们。
一个拱门让朝东行驶的车流穿过桥塔，另一个拱门留给朝西行驶的车流。
我们朝东驶去，直到穿过了桥塔我才觉得自己离开了曼哈顿，真正上了桥。
直到我们穿过布鲁克林那头桥塔上的半椭圆形拱门，我才觉得自己到了布鲁克林。
在两座桥塔之间，我感到了一种暂离闹市，失去位置的快感。
突然间，周围如此空旷。
我觉得好像这是我昨天从船上下来后的第一次深呼吸。
火车仿佛刚刚驶过一个叫大家开窗的信号牌，旅客们纷纷放下车窗，车厢里猛地吹进一股爽快的凉风，大家闭上眼睛，面朝着风。
女人们把自己的扇子搁在一边，男人们摘下帽子。
显然，沉浸于从河上、从海上吹来的微风，这是大桥带给本地的一个奢侈，只有在这样的高度才能如此地远离烟雾，如此地凉爽清新。
人们面朝着风，如同在春天第一个温暖的日子里圣约翰斯的人们面朝太阳一样。
车窗放下时，一并吹进来的还有外面的声音：车轮的铿锵声、车轮下桥面的嗡嗡声、缆索奇怪的蜂鸣声。
我们刚一驶过布鲁克林这头的桥塔，车窗全又拉上了。
桥下，在沿河两岸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是那些仓房，从船上望去，它们仿佛是沿着水边铸起的一堵实墙。
船坞、干船坞、谷物升降机、货运站，还有在它们的阴影下库克医生度过童年的炼糖厂，好像维持纽约城五大街区生活的所有东西都是从布鲁克林运来的。
布鲁克林的这部分街道要比曼哈顿的宽敞，人行道也一样，因此街道和人行道都不那么拥挤。
这里的汽车比曼哈顿要多，不过，马拉的车辆就更多了。
街上驶过一辆闪闪发亮的四轮四座大马车，顶棚撑起为它的主人遮挡太阳，两匹马跟车夫一样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车夫手持缰绳高高站立，仿佛在向所有其他车辆显示自己车辆的优先权。
在默特尔大道有个车站。
到那儿后，我问一个跟我一起下车的旅客去布希威克街和威洛比街的路口怎么走。
他说："你应该继续坐下去，那地方也有个车站。
"他给我指了路。
我沿着布希威克街步行，经过一片接一片的用砖砌成的坚实的独幢楼房。
这些楼房外表很不起眼，看上去更像堡垒，不像住宅。
库克医生的房子也不例外。
这房子楼高三层，中间有个五层的小塔楼。
最上层的窗户呈山形，下面几层的窗户是凹进去的，上面是半圆形弧拱。
房子被一圈铁栅栏围起，不过没有前院。
我把胳膊伸过栅栏就能摸到房子。
前门差不多就开在人行道上，之间只隔了几级水泥台阶。
门洞凹了进去，顶上是用黑大理石一层一层垒起的拱门，拱门的底座、门的两侧是两根嵌入墙内的白色大理石柱子。
没有什么地方能找到库克医生的名字，也没有哪儿写着这房子住着一位医生，里面还有个诊室。
仔细查看之后我才发现，门上塞邮件的狭缝上方有几个花押字，几个小小的银字：F.A.C.我思忖着是否敲门，但想想这样做除了让我们俩尴尬之外也许没有别的结果。
很难说谁会在房子里面。
朋友、同事、病人。
我不能当着其他人的面自报家门。
站在屋外，我可能会被他或其他人从窗户看见，或者他可能会出来，或在门口出现，与谁道别。
我从口袋里掏出表。
12点半。
我只用了旅店侍者所预计的一半时间就赶到了这儿。
我在附近转悠了一个小时，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寻找庇荫的地方，可很难找到。
这地方没有公园，没有遮荫的商店，只有一幢接一幢没有尽头的房子。
我站在那幢房子的街对面，在另一幢楼房的跟前，头顶上的树叶半遮半掩着阳光，双手交叉着把提包提在面前，好像这样提着包能让我长时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这样的动作更显得合理。
掠过蜂拥来去的马车、大车和汽车，我注视着那幢房子。
仆人一个接一个地从靠屋后的那扇门离开了。
2点20分，我被热得头晕眼花，衣服被汗水湿透了。
可没有见到他，我怎么能回曼哈顿过夜，让这一天的大事半途而废呢？如果等下一次--不论何时--我再从曼哈顿来布鲁克林，我会显得很荒唐，整个事情都可能弄糟的。
我穿过街道。
房子的前门开在中间那栋高大塔楼的底层。
我差点没找到门环在哪儿。
我提起门环，敲了几下。
门开了，有人在跟着门往后退，因此那门好像是自动打开的。
"请进。
"一个男子说，声音很大，很正式，我猜想可能是仆人，可能因为什么原因没被支走，或提前回来，可能是库克医生信得过的能保密的人。
我走进屋。
从阳光下走进这无窗的门廊，我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当我转过身面朝那个开门的人时，他转过去面对着门，两只手都放在门上，一只捏着门把，另一只手五指伸开平放在门面的木头上，轻轻地毫无声息地把门关上。
他转过脸来，背靠着门，头倚在门上，仿佛刚刚撵走了哪个他很乐意摆脱的人。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根据许多我看过的照片，我认出了那轮廓。
"你就是德夫林？"他说。
"是的。
"我说，希望在回答我的名字时也加上他的名字。
可"库克医生"不是回答"德夫林"时用的，而且这样称呼他还为时尚早，我希望有朝一日能这样称呼他。
"你知道我住哪儿。
"我说，语气里没打算要责备他。
他似乎也没把这话当成责备。
相反，他朝我挥挥手笑了，仿佛他不配得到我的恭维。
这时，我能看清他的模样了，看上去跟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拍的那些照片没多大区别，脸修得很干净，但头发很长，梳到了耳朵背后，人跟照片上一样瘦削，脸同样憔悴、深陷。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脸刮得很干净，穿得很好，一件白色的带镶边的衬衫，一件黑色的背心，一条黑色的便裤。
他突然走上前来，用胳膊把我抱住，拥抱时他下巴和喉咙弯曲的地方紧紧地贴着我的脖子。
他很壮，抱得很猛，我几乎倒在他身上，双臂无力地提着那个皮革提包，在我俩的身体之间那提包被挤压得吱吱作响。
就在我放下提包准备也拥抱他时，他却松开了手，提包掉在了地上，我也差一点倒在了地上。
"你不舒服？"他问。
"外面太热。
"我说，"大概还不习惯吧。
""这天气你穿多了。
"他说，"都湿透了。
快进来，喝杯凉水。
真正谈话之前有些事我得告诉你。
"我似乎觉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仓促，赶紧拎起提包，跟着他穿过门廊，走过挂着一连串椭圆形镜子的前厅，来到一间很大的客厅。
他指着沙发的一头让我坐下。
"我去给你倒杯好喝的凉水，马上回来。
"他说。
客厅的天花板很高，等他说完，一阵拖长的回音依然在空气中振动。
我模模糊糊能看清这房间。
镀金的天花板，墙与墙之间的地毯，黑色的小雕像，带着巨大把柄的大花瓶，或真或假的蕨类植物和叶子，还有一张大理石台面的写字台，上面放了本砖头模样的书。
他很快就回来了，端着一大杯捣碎的冰块和橙汁。
我坐着，怀里抱着那个提包，两只手握住提手。
我松开一只手，端起杯子，一时间毫无意识贪婪地猛饮起来。
"好喝吧？"他这样问，似乎我正带着好情绪在喝他开的什么味道难喝的药水。
我一口气把橙汁喝完，只剩下冰块。
"还要吗？"他笑着问。
我摇摇头，心想要是我开口，肯定会打嗝的。
他拖来一把扶手椅，正对着沙发坐下。
"德夫林，见到你真高兴。
终于见到你了。
我没有你的照片，不知道你啥样。
"可我下船时他就认出我了。
他肯定不会把我认错的，那个东张西望，孤身一人的年轻人除了是德夫林·斯特德，还有可能是别的谁？他说："通常，当你写信给谁时，你脑子里就会有那个人的形象。
当我写信时，我发现自己在想你的母亲。
我这样说应当感到不好意思，但我没有。
即使在我知道你是我儿之前，我就经常回忆起她的容貌，记得比别的人都更真切。
"我意识到，此时不是给他看照片的时候。
"我也很难。
"我说，"只是收信，读您的信，不能给您回信。
"他点点头。
理由我现在无法解释。
我告诉自己，第一次会面就期待我所有的疑问得到解答，这样未免太不合情理了。
"您和爱德华叔父通了很多信？"我问道。
他皱起嘴唇仿佛在说："这要看你说的很多是指多少了？""可以说我和你叔父有必要时才相互写信。
""你叔父"，而爱德华也称他是"你的通信人"。
只要涉及对方，他俩都不提姓名。
"爱德华掺和进来，掺和进整个事情，我感到很吃惊。
"我说。
"实话告诉你，"他说，"我自己也有些吃惊。
但他做了，那是我俩的运气。
有时间我会把一切全告诉你。
"我点点头，好像我早已期待他会说这话。
"还有一点是我俩的运气。
"库克医生一边说，一边伸出手把我的帽子摘下来，这样能把我看得更清楚。
"你跟我长得不太像，除非有人有意在你我之间寻找相似之处，其实也很容易。
"听到这我非常高兴，同时感到纳闷，为什么我在比较我俩的照片时没能发现这样的相似。
他不必拿自己的照片跟我的比较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猜想，他经常给自己拍照，因此他能如实地想象自己的长相，而我却不能。
在镜子里或照片上，我的长相总是让我惊诧。
我看着他，努力想从他的脸上找到他从我脸上看到的什么。
我在想，母亲会怎么看我，好像她不知道我父亲是谁，不知道我的另外一半，那个不属于她的一半是从谁那儿遗传而来的，不知道我在长大后开始显露的究竟是谁的相貌特征，她是能够发现这些特征的，就像库克医生那样，而不像我。
我想象她仔细打量我的脸、我的肤色、我的眼睛、我的嘴巴，努力想从两个生命的交融体中辨出哪些特征是他的。
这个人就在这儿，这个陌生人，这个她认识了仅三个礼拜的人，正透过她儿子的脸注视着她。
在库克医生看来这么一目了然的事，我怎么就视而不见呢？"这房子真是不一般！"我说，心想大概是用远征的回报建造的，我觉得他在信中夸大了自己对"资助者"的依赖。
不过，自我进门后一直挂在他脸上的那种笑容消失了。
"是的，很不一般。
太奢侈、太过分了。
我对玛丽说过，这房子太大了，大得每个房间的气候都不一样。
人家说这房子是靠啤酒建的，是库克太太买下的。
布希威克街上的许多房子都是靠啤酒建成的，而且依旧住着酿啤酒的人，所谓的啤酒大王，就是那些德裔酿酒商人。
你是知道的，我父母生在德国，但我父亲是医生，不是啤酒大王。
这房子还被邻居们称作'豪宅80窗'，但事实上它有84个窗户，是西奥博尔德·恩格尔哈特为一个名叫克劳斯·利普休斯的人设计和建造的，可因为是他出钱，因此在人们的记忆中这房子是他'建造'的。
我吓过玛丽，说看到过他的鬼魂，我称之为'游鬼利普休斯'。
这房子很大，鬼魂出没几个世纪也不会有人看见。
我相信，在某些人的眼里，我是个受人供养的男人，不过，也许仅仅是因为我有时觉得自己在依赖别人，才怀疑别人会这样看我。
玛丽的钱大部分都用在了这幢房子上。
她的财力还远远不能完全资助我的远征。
但用她的钱，我能把自己那匹白马拉的单车换成四缸的富兰克林牌轿车。
我开着它四处转悠，转动着方向盘绕过街角，感觉像个孩子，像是母亲给自己买了件别的母亲买不起的玩具。
用玛丽的钱，我还买了台X光机。
很少有医生拥有这样的机器，这东西至少对别人有用，但不是我。
也许这样对自己不公平，但我觉得自己给福布斯一家带去了伤害。
不过，这一家两个健在的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告诉过我，她们为我和玛丽感到高兴。
在遇见玛丽之前，我原以为通过婚姻获得幸福--以及婚姻本身--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对她来说，这也是第二次了，第一次婚姻随着她丈夫的去世而告终，她丈夫叫威利斯·亨特，是个有点名气的顺势疗法医生，给她留下了一大笔钱。
""有个医生同事在听说我结婚之后，写信说他为世界失去了我'这样一个最狂热、最能耐、最坚定不移的探险家'而悲叹。
他补充道：'毫无疑问，你选择了更幸福的命运。
'你会认为宣布我结婚，就等于是宣布了我事业的终结。
难道皮尔里拥有了妻子和孩子就放慢了他竞争的脚步，或丧失了他作为探险家的地位？我担心那位朋友说这话的部分理由是因为玛丽继承的那笔财富。
人们觉得我变成了中产阶级。
这真是大错特错。
当我向玛丽求婚时，她坚持要我继续探险，甚至隐讳地表达出类似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只要情形许可甘愿陪同我远征的想法。
"他停止了说话，看着我笑，好像在为自己的滔滔不绝表示歉意。
他把前臂放在大腿上，双手握住。
"你真的应该去上学。
"他说，"你选了什么职业？""我还没拿定主意。
你在《世纪》中曾写道：'所有现存的探险难题将在下一个10年内被攻破。
'如果我现在去上学，到我毕业的时候也许再没有什么可攻克的了。
""有这个可能。
不过，我们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为了让资助者掏腰包。
也有可能我说错了，10年之后那些难题依然存在，没有攻破，也许永远没法攻破。
到那时，你没有能挣钱的职业，在社会上也没地位。
""大学和学院会照样办嘛！"我说。
他笑了，点点头，然后朝我凑得更近，像是担心要是说话声音太大，等他妻子回来时话音仍留在空中似的。
"我给玛丽讲了你，说你是我以前一个朋友和同事的儿子，这人叫弗朗西斯·斯特德，现在去世了，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不幸遇难，这事她是记得的。
我告诉她，我俩是在曼哈顿邂逅相遇，你希望在纽约住些时候，在完成学业前体验一下真正的生活。
我告诉她你刚刚下船，看上去人地生疏，无所依靠，要是长时间没人庇护，说不准会出什么事情。
我向玛丽建议，我现在一方面在训练，一方面在准备远征，雇个人，比如说你，作为我的助手倒不是个坏主意。
我还建议，考虑到这房子很大，助手也需要在我身边，你住在这儿也不无道理。
她同意我的建议。
"他轻轻一笑，因为我的表情看上去一定和我的感觉一样，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对他的怀疑消失了，感到内疚，不该抱有那些怀疑，不该抱怨他抢在我突然造访之前安排与我见面。
如今我发现，无论我做的是什么样的"安排"，都将会是很鲁莽的。
显然，任何安排只能留给他来做。
我看着提包，那些书信再也没有了丁点儿虚构的气息。
他写给我的每一个字都是当真的。
此时此刻，他正在做曾经说过的"总有一天"要做的事。
因为我的急躁，我竟然把这一天想成永远是那么遥远、模糊的一天。
我没有等他的正式邀请，从天而降来到纽约想给他来个措手不及，但尽管这样，他还是主动邀我走进他的生活，在那儿已经为我留出了位置。
"怎么样？"他问，"愿意作我的助手，跟我们一起住这儿吗？"他的建议正中我下怀，是我求之不得的，我从没想过那会是个建议，他所能想到的除了我感恩戴德地满口应允外，还会是什么别的回应？"好哇。
"我好不容易回答，"很愿意。
"他又笑了。
我或许就像个小孩，对于礼物所作的回应完全如他所想的那样，他禁不住乐了。
"玛丽以为你叔母和叔父知道你在哪儿。
你说话时尽量注意，不要让她产生别的想法。
事实上，最好你不要提你叔母和叔父，除非她提起，也许她不会的。
玛丽给仆人们讲了你。
我会把你引荐给大家，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说你是我以前同事的儿子，如今受雇作我的助手，为了你我方便住在我家里。
至于我和你，只有当我们像现在这样确保无人在旁边时才敞开说话。
你必须小心，不要留下一点点需要保密的片纸只字。
"我真想告诉他不必担心，告诉他我早已训练有素，知道如何在眼皮底下骗人，如何在家里与一个人共谋向另一个人保密，不过，我还是仅点了点头。
我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与摆脱的那个处境有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我把爱德华叔父和达夫妮叔母换成了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玛丽，依旧像从前那样戴上同样的伪装，与男人共谋对付女人；依旧不得与男人谈论此事，除非他允许；依旧客居他人之家，第二次被人收养，不过这一次是被自己的父亲收养。
不过，我发誓自己不会因为欺骗库克太太而感到负疚。
我和库克医生的谨慎既对我们自己好，也对他人好。
谁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好处？谁又会因为知道了我们的事而有所伤害？"我一直在想我俩单独在一起时你应当怎么称我。
除了'库克医生'外，我没想到合适的称呼。
假如用别的称呼，你可能会在有人的时候无意中说漏嘴。
你懂不懂我的意思？当然，说漏一两次嘴倒不会露馅，但可能会使你我尴尬。
"我点点头。
"我们就对玛丽说，你的行李箱在码头的行李房给弄丢了，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他知道我的全部行李就是那个提包。
我猜想，安排我如何离开圣约翰斯也是他向爱德华授意的，这个安排具体到了我应该随身带上多少行李。
即使在他提到我那根本就不存在的行李箱时，他也没看一看我的提包。
在我看来，他连看也没看一眼。
在他说话这期间，我坐在那儿，怀里抱着提包，里面装满了所有我刚刚承诺不会大意，要保藏好的秘密。
我希望来这儿之前能找个什么保险的地方把它放好，希望当初没把它带进屋。
走进门廊的时候，他没有主动伸手来接我的提包。
也许从我拎包的样子，他知道我大概是不肯松手的。
他甚至可能还猜出了包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倘若果真如此，那他把自己的窘迫掩藏得一丝不露。
突然，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坐姿，从坐下开始，我就摆出和保持着一种很奇怪的姿势。
从一个展示镀银餐具的橱柜窗户里，我看到了自己模糊的影子。
肩膀耸着，膝盖拘谨地碰在一起，双脚扁平踩在地上，两只手把提包抓在怀里，像女人抓住钱包一样。
我发誓自己再也不是过去的那个怪人了。
我要从头再来。
在纽约，无人对"斯特德家那娃"有任何的了解，除了我或许永不再见的那些人以外，谁的脑子里会有"斯特德家那娃"的记忆？在纽约，人们理应把我仅仅看成是库克医生的助手。
"我会把你引荐……你见到谁也可以自我介绍……。
"我不知道如何社交，不知道社交的规矩和惯例。
虽然不太清楚，但我已经预见到了会有一系列灾难性的结果，以及随后自己的退缩和库克医生对我的潜能的重新评价。
我把提包放到沙发上，就在我身旁，伸手就能抓到，以防哪个外出的人突然回到家。
我手心朝下放在大腿上，腿上黏糊糊的，跟裤子粘在一起。
"德夫林，将来有一天你会很幸福的。
"库克医生说。
在他的第二封信中，我记得在他遇见我母亲的当天他曾说过的就是这句话。
我看着他，心里纳闷，在他眼里我的不幸福是不是就那么明显？希望他不要听到"斯特德家那娃"的事。
他再一次肯定地朝我笑了笑。
我觉得自己心中涌起一股不可名状的强烈情感，眼泪盈眶。
"我把自己的信任全都给了你。
"他说，"把一切全告诉了你，包括我所拥有的和希望拥有的，包括我的现状和希望实现的梦想。
"等玛丽回来，库克医生对她说我就是"那个向你提起过的年轻人"。
他的脸上没有一丝非同寻常的表情，好像除了同自己的妻子见面，同死去的同事和朋友的儿子、自己的助手见面之外，并没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
玛丽的脸小巧、漂亮，但除此之外，她应当属于身材粗壮的那种。
紧握着她手的是一个小姑娘，大约有3岁，嘴里吮着另一只手的手指。
玛丽告诉我说她叫鲁思，是她初婚时唯一的孩子。
我从库克太太的眼里看到了一种旷日持久的疲惫，还有时刻保持的一种警惕，好像她一直在提防有人会欺诈，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年轻人就是她一直很难提防的人。
她对我彬彬有礼，这一点非常明显。
毫无疑问，这样做清楚地表明，虽然我住进了这房子，但身份仍然仅仅是个雇员。
"斯特德先生，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她问。
"有点累。
"我回答，心里在想：她能看得出我跟库克医生长得像吗？不过这没关系。
即使她觉得她丈夫和我看上去有点像，她也不会朝那方面去想的。
"从昨天起我丈夫就一直谈起你。
'斯特德医生的儿子快来了。
'他说这话肯定有20遍了。
我知道他和你父亲是很好的朋友。
探险家们远征归来，要么成为亲密好友，要么就是终身宿敌。
当然，还有些人根本就没归来，看来这个痛苦的事实你是知道的。
我也为你父亲感到难过。
希望你不要从我丈夫身上染上那种'极地热'。
非要探险，去希望公园冒险就够了。
"这话几乎不能证明她有乔·皮尔里太太的那种甘愿做他远征伴侣的想法，不过我忍住没去看库克医生。
他通过婚姻确实获得了幸福。
"我还要劝你，就呆在河这边，万不得已不要去曼哈顿。
不过，我怀疑即使我给了忠告，你还是要学我丈夫的样。
嗨，我相信你会成为他得力的助手。
希望你在布鲁克林住得愉快。
"她说最后两句话的口气好像是不相信她和我是否还会再次见面。
她猛地一转身，离开了客厅。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住的房间在这幢房子无人居住的一侧，离客厅很远，被他称作"达科他"　，就是西边那一整排从未住过人的房间。
照他所说的，那排房间"就一直在那儿"。
这幢房子减去"达科他"这部分就是库克夫妇的住处。
他告诉我说，他是借1884年在上西区修建的一幢公寓楼的名字给这一侧房子命名的，当时那幢楼的位置很偏，这名字似乎比较合适--现在依然合适。
他说："这城市还没真正往西推进多少。
"达科他。
听起来不像是一幢建筑，而是一片建筑。
或者更像是一片土地，上面建好了房子，干干净净地等着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人们。
一座从未有人住过，但总是在等待有人来住的鬼城。
"你是第一个住进去的。
"库克医生说，"而且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不过有时我也会去的。
这房子大得很。
""希望我住这儿不会让库克太太感到不便。
"我说。
"她是累了。
"库克医生说，"有贫血病。
否则她会很高兴你呆在这儿的。
这病可能会加重，今后可能只得呆在家里，她因此很不安。
"我的房间很大，天花板同这幢房子的主楼部分一样高，陈设非常豪华。
因为天花板很高，加上两扇摇头的大电扇，房间里很凉爽。
我有自己的浴室，自己的冰柜，里面是当天上午新放进的冰块，还有软饮料和水果。
库克医生说，仆人们会一直增添冰柜里的这些东西。
我唯一的任务他会布置的。
"太周到了。
"我说，"你和库克太太真是太慷慨了。
""那是你的报酬。
"他说，"当然，除了你的花费之外，我还会付些报酬，你应当把这些都看成是你的报酬。
"他问我有没有在旅店里留下什么东西。
"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些洗漱用品。
"我回答。
"我叫人帮你取来。
"他说，"你现在就住下来。
"他依然没有看一眼我放在床上的那只提包。
恐怕大多数晚饭你都不会跟我们一起吃，至少在最近这段时间内。
"他说他的书房和诊室在这幢房子的另一头，大约跟"达科他"是等距离的。
从他书房顺着走廊走下去紧挨着的那间小房子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他说等我安顿好后，他会告诉我在那个地方我究竟需要干什么，作为他的助手我究竟需要做的事情。
至于"达科他"的其他部分，他让我自己去熟悉。
他说这房子本来是为大家庭设计的，但利普休斯一家尽管很大，还是散居在不同的房间，因此"达科他"从未有人住过，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住过。
当他们搬进来时，整幢房子所有的房间都是两套，有的甚至三套--饭厅、客厅、起居室、书房等等，都是两三套。
有些房间他们改为其他用途，但"达科他"没有动过。
在依然沉睡的"达科他"，有几个房间因为我而重新启用了：卧室，紧挨卧室的浴室，相对较小、惬意的书房，这书房四面都是墙，没有窗户。
库克医生说我可以在里面的书桌上吃饭，他不忍心让我一个人坐在饭厅的桌子旁吃饭，其余的39把椅子空无一人。
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摁饭厅外面墙上的电铃叫厨房的人。
我把这里的房间转了好几遍，最后一遍是在天黑之后，我边走边打开所有的灯。
我觉得除了有人检查灯是否能亮之外，这些灯已经很久没有打开过了，不过，这些灯还是每周清洁两次。
天花板的角落里甚至连蛛丝也没有。
镀金的天花板、格板的墙面、地板以及没被地毯覆盖的地板，都熠熠生辉，仿佛"达科他"是从昨天起才没住人的，家具才罩上了被单。
所有的大件家具都盖上了白色被单。
有些被遮盖的家具看上去像是无名的塑像，大理石一般褶皱的服装下依稀露出躯体的轮廓。
从被单的形状大致能看出下面遮盖的东西是什么。
我原以为，除了为我而启用的房间外，"达科他"的其他屋子可能仅仅是关着门的空房间，除了墙壁装上壁板、地面铺上硬木外，不会布置别的家具。
然而，要不是那些被单，要不是那些干干净净的壁炉，要不是这些房间里没有丝毫的气味，很少有迹象表明这里没有人住。
到处都铺着地毯，挂着系有流苏的帏帐；我看见被单下隆起的油画、人一般高的花瓶，油亮的桌子、装软垫的椅子和沙发、没有靠背和扶手的长软椅、玻璃台灯、装满瓷器的橱柜、搁满水晶器皿和银质器皿的碗柜。
库克夫妇完全可以照样舒适地住进"达科他"，除了化妆用品和换洗衣服外，其他什么也不必搬来。
他们住处的一切东西，"达科他"也有。
这些房间不只是为了能住下大户人家而设计的，还可容纳几十位应邀来访的客人；还可用来举办舞会、招待会、季节性的拜会、每年一次的聚会等，我猜想，这些聚会都是在库克夫妇住的那部分房屋里办的，而这部分屋子却一直空着。
这地方有种气氛，使我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诊室，似乎这地方是为某个人保留的，而这个人也许不会回来，或不可能再回来，没人再相信他会回来，似乎库克医生和他妻子的心中另有目的，不忍心将其摒弃。
当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时，我禁不住在问："到底是什么目的？"单单在"达科他"，一大家子的人就能过得宽绰、奢华。
幸好一切全都盖上了被单，否则哪怕是这里的一小部分，我也不可能一一"住"遍。
夜复一夜独自一人坐在那些大如洞穴的房间里读书或听唱机，我会觉得滑稽可笑。
悬吊在客厅天花板上的是一盏巨型的枝形吊灯，当灯点亮时，我能听见它嘶嘶作响，好像充满生机，一时间我觉得脚下的地板在颤动。
这灯呈碗形，吊着在我看来像是一根根对称的冰柱，每根冰柱里亮着灯，将各自的影子投射到其他冰柱上，整盏灯犹如亮光充盈的洞穴，像一间颠倒的圆顶冰屋。
前不久，在这间原本沉睡的大客厅里，有个角落因为库克医生而重新启用了。
他说的有时候去过"达科他"，指的就是这地方，他称之为自己的"窝"，需要绝对安静进行思考时所去的地方。
这地方在客厅最远的角落，靠近壁炉那小半圈家具没盖被单的地方。
他喜欢夜里去那儿，独自坐在沙发上或扶手椅子里。
他说，即使我住进了"达科他"，他也会经常来这儿，因此，如果听见客厅里有什么响动，或看见门关着，里面有灯光，我不必吃惊。
他说，门关着时他希望不要去打扰他，但如果是开着的，我可以当做是让我进屋的邀请。
库克医生说，我的主要工作是"挑选信件"。
不久后我发现，他每天都收到大量的信件，把少数几封值得一读的信从一大堆无用的信中分拣出来，他发现这很麻烦。
在这堆纷至沓来的信件中，有发明者的来信，请求他在下一次远征时使用他们发明的什么新玩意儿，借以宣传、证明这些玩意儿的功效。
"发明成了国人的娱乐。
"库克医生说。
有人请求他试穿用某种"保暖性能优于毛皮且完全防水的"材料制成的外衣。
还有可同时用做望远镜的防雪盲墨镜。
一种"折叠式的、轻型的打孔钻，其钻冰的性能优于钢钻"。
一种更轻、更坚固、更快的雪橇，因为它的冰刀是用某种"无摩擦合金"制成的。
燃烧时间更长的蜡烛。
一种"不用燃料只须用水的"微型火炉。
一种"能弥合冻伤的皮肤修补剂"。
"能确保预防、治愈雪盲的"眼罩。
能预防冻伤的鹿皮鞋。
"一种不知疲倦的狗，能帮助你战胜所有坚持用爱斯基摩犬和其他犬类的竞争对手。
"我的任务就是回应这些广告，代表库克医生礼貌地回绝他们，解释说"库克医生更愿意使用他自己发明的装备"。
"写信给名人却得不到答复是最伤人感情的。
"他说。
除了"有毛病"的人写的信我应处置外，其他所有写给他的信都得答复。
包括猎人、摄影师、记者、小说家、商人、医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自荐参加他下一次的远征，或提出付钱给他，要他带上他们或他们的儿子去北极。
我得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库克医生不再作为北极向导而受雇于他人，如今他只带领以前曾跟他一起旅行过的人去远征。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因为他妻子有钱，他不再受雇于他人了，在他看来，为了向那些跟他故意作对的人证明自己并非为钱结婚而拒绝接受这笔钱是毫无意义的。
他给了我一张"正统探险家"的名单，世界各地的人都有，但大多数是美国人、加拿大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欧洲人。
这些人的全部信件我都得送交给他，不得拆开。
许多名字我很熟悉，比如皮尔里、阿蒙森、戴德里克、卡格尼、阿斯特洛普、巴特利特和韦尔曼。
一旦我熟悉了这城市，我还得把他的信件和包裹送给住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人。
他的书房里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十年来从极地收集来的纪念物。
有六分仪和地球仪，鸟的羽毛，雪鞋，巴塔哥尼亚人的遗物，巴塔哥尼亚地区一个名叫雅干人部落的一本词典，燧石做矛尖的长矛。
墙上挂着的是一架木制的小雪橇。
就连滑板也是木制的。
"是梣树木。
"库克医生说，"13磅重，却能载重500磅。
几乎每自重一磅就能载40磅。
是我自己设计的。
"他的书桌上层层叠叠铺满地图，每张地图都各自不同地绘出了从南格陵兰岛通往北极的线路。
他仔细研究这些地图，在自己的日志里记下笔记，查阅旧杂志和其他探险家写的东西。
我看不见墙，因为上面挂了许多照片，有的是类似《世纪》上刊出的那种自拍照。
在一幅自拍照的下面，在玻璃框里面的一块木头上，蚀刻了一句不知是谁说的话："人虽年轻，却有年长者的缄默与谦逊。
"一句描述，仿佛照片中的这个男人早已死去。
"这些遗物中有的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库克医生说，"是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收集的。
皮尔里委托我保管。
我跟你叔父联系过，但他说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他说，他不愿让家里堆满那些--他怎么称呼来着？--'野蛮人的小玩意儿'"。
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遗物中有骨头做成的刀和针，一根海象的长牙，用驯鹿皮做的手套和睡袋，却没有他的任何照片。
装在木头和玻璃框里的是1892年在红石屋圣诞晚宴的菜谱：鲑鱼、兔肉馅饼、鹿肉、葡萄干布丁。
菜谱画得非常精致，上面还有一幅库克医生的漫画，把他画成一头长发，双手叉腰正在审视一位裸体的爱斯基摩女人。
菜谱的空白部分画了个量瓶，上面是恶魔般的头颅和交叉腿骨的图形。
"弗朗西斯·斯特德画的。
"库克医生说，"他给我俩一人做了一个，都是仿造的，他甚至还仿造了一个自己的头颅，可惜我忘了什么样。
"库克医生审视一个裸体女人。
对这个不经意的讽刺，他肯定不会视而不见，但他还是把这幅漫画挂在了自家的墙上。
这房子里到处都有曾经属于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东西。
我真想问他，每次坐在书桌旁抬起头，他怎能容忍看到这些东西，想起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的母亲？这是不是一种赎罪式的自我惩罚，永无止境的弥补？一天下午，我问他眼下有没有什么在他看来可能会成功的极地探险。
他告诉我皮尔里正在北方，大概试图征服北极，但事实上是在拖延一次早已失败了的远征，他们从停靠格陵兰到现在有18个月了，由于人员受伤和糟糕的天气，他们没有丝毫进展。
他说，尽管不知道皮尔里的具体位置，但目前皮尔里正进退两难。
我感到很吃惊，既然知道皮尔里正在试图到达北极，不论成功的机会多么渺茫，可库克医生却能如此的乐观、自信，此时此刻他却在布鲁克林，仅仅是在为今后不知何时的远征做准备，远征的经费还有待于筹集，出发的日期还没确定。
"难道你不担心他会到达北极？"我问。
"你不懂。
"他说，"我倒不担心皮尔里现在成功的几率，他根本就没几率。
从一开始就没有。
他和他的队伍被困在了什么地方。
最后一次听到他们消息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走了18个月了，那是几个月前的事了。
他们还在格陵兰岛的最南端，计划等再次下雪时往北走。
等到那时，他们的远征就超出两年了。
那个时候，皮尔里唯一真正的雄心将是能够活着返回。
他还能拖多久才承认失败只是迟早的问题。
离开前有种说法，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努力。
他现在45岁，如果能回来的话，至少46岁了。
这些都不是猜测，都是必然的事。
报纸上也不会出现令人惊讶的大字标题。
只有那些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才依然在等待皮尔里抵达北极的消息。
皮尔里本人心里清楚，全世界所有的探险家心里都清楚。
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有些会员心里清楚，正不顾一切地向媒体，向其他会员封锁消息，俱乐部开会时，那些会员人是不到的，但钱照交。
当然，我不会公开说这件事。
我不愿把自己同行的坏影响留给那些一两年以后有望支持我征服北极的人们。
"他叫我别去想皮尔里，说到这名字时他发出冷笑，并且提醒我，任何一次远征成功与否要看准备工作做得如何。
他说："与其去5次北极却只能弄点吹牛用的新材料，倒不如好好地尝试一次。
"他说，自从1892年以来，皮尔里已经去过格陵兰好几次了，每次都带点能打动俱乐部成员的什么名堂回来，不让人们注意他又没抵达北极。
他带回来三颗陨星，称其为星石，借给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馆长莫里斯·杰瑟普同时也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会长。
他还带回来6个爱斯基摩人，在他的照顾下，4人死于肺结核。
库克医生挥了挥手，似乎想把一切有关皮尔里的思想从我俩的脑子里抹去。
在布鲁克林，每个人都认识他。
一个周六下午，我跟他一起在布希威克街上散步。
他左臂搭着夹克衫，右手拿着帽子，见到一家小旅店的看门人时，举起帽子同他打招呼。
那人也脱下帽子以示回应。
他又举起了帽子，这一次是对着一个站在自己商店门口的珠宝商，等库克医生走过，那人走进商店，好像他是专门跑出来跟他打招呼的。
在默特尔线的高架火车站候车室，他简短地跟人们交谈，我发现这些人都认识他，可他却不认识。
人们之所以亲近他，不仅仅是因为他有名气。
他好像从没发现谁没意思，觉得人人都具有魅力，别人说话时总是专心致志地倾听，这博得了大家的欢心。
他并不开朗，但当他以自己特有的直率朝大家笑时，他便释放出那种绝对的自信，好像这些人赢得了一个具有非凡洞察力的人的赞许，好像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工作从某种角度讲都是很难的，或者说是很有价值的，唯有他和这些人才能意识到。
在布鲁克林，我俩要么步行或坐火车，要么开着那辆富兰克林牌轿车到处跑，像是只有一辆车的游行队伍，布希威克街上的人们向我们打招呼，人人朝我们挥手，和善地取笑他的这辆"飞（非）马车"。
纯属偶然，这辆车与一个众所周知遭遇灭顶之灾的北极探险队同名。
多数人都取笑他不可能让这辆车载着他去北极，然后返回。
"你应当把那些爱斯基摩人留下。
"我们飞驰而过时，有个骑马的人叫道。
库克医生告诉我，这笑话指的是有一年他从拉布拉多带回布鲁克林12个爱斯基摩人的事，我感到很吃惊。
他在自家院子里搭起两座大帐篷让他们住下。
"我对待他们比皮尔里好。
"他说，似乎注意到了我的惊讶。
他说，在布鲁克林，他们尽可能地像爱斯基摩人那样生活，当地人自始至终都在透过围墙上的孔，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冬天，周末，他和这些人坐上狗拉雪橇在布希威克街上奔跑，狗在狂吠，吃惊的布鲁克林人成群结队徒步跟着，试图赶上雪橇。
尽管他服侍周到，但当其中的一个爱斯基摩人死后，他同意了他们返回拉布拉多的请求。
"我在布鲁克林很有名，但在曼哈顿却不为人知。
"他说。
他说，开着富兰克林轿车进曼哈顿麻烦得很，那里的街道很窄，很拥挤，汽车和马匹挤得太近，马很不乐意。
第一次我俩一同过桥时，我看见一辆毋须马匹牵引的汽车把十几匹马惊得前蹄扬起，马车上的车夫、乘客和货物全都倾卸了下来，马儿的前腿高举，危及行人，大家朝那司机尖叫，叫他"弄匹马来拖车"。
一周里面有好几次，我俩乘高架火车跨过布鲁克林大桥去曼哈顿。
如果去的地方不通火车，我俩就赶马车去。
他说，他喜欢这样，不喜欢租车，因为出租马车车夫是出了名的喜欢偷听，爱传流言蜚语。
他说，这样旅行我能看到并了解曼哈顿。
有时候，对于这城市的布局和排列，我好像的确是在接受辅导，他说，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我需要更好地熟悉这里，就像我熟悉圣约翰斯一样。
"从南到北纵向的称作大道，从东到西横向的称作街。
大道比街更长，相隔得更宽，比街更多。
街是编了号的，而有的道既编号又有名字……"他一声不吭地继续赶着车，一连几个小时在城里疾行，仿佛寻找什么遗失的东西，我在他身边仿佛仅仅是给他做伴。
我俩以不亚于疯狂的速度，从东到西、从西到东，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朝北而去，除非有什么道路作为捷径，基本上是绕着中央公园的边缘走的。
我想，在我到来之前，这难道就是他消磨空余时间的方式？尽管他劝我要有耐心，也许这就是探险者焦躁不安的一种征候。
他在家里，而不是在他喜爱的远征途中，因此他无法安心地坐下。
有一次，在即将外出游走之前，我经过书房，库克太太正准备离开，尽管依然时值9月，但她浑身裹满了毛衣和外套。
我在她家已经住了好几个星期了，可与她见面还是第二次。
库克医生偶尔提到她，通常都是传达她的歉意，说她的"状况"不容她与我共度时光。
我打了声招呼，她咕哝着应答了一下，听起来似乎对我很生气，好像是受我的鼓动她丈夫才如此疏忽她的。
当我俩单独在一起时，我还是没叫他"库克医生"。
虽然明白不叫他"父亲"的道理，但我依然无法让自己那样称呼他。
称他"库克医生"，让我俩即使在私下也保持着那种伪装，在我看来是不合适的。
我称他"你"，很尴尬，尤其是在他经常叫我名字的情况下。
我俩单独在一起时的叫法与有旁人在时不一样，但很难用文字说出哪点不一样。
他谈起曼哈顿，好像这城市不是为住在那儿的人们建造的，而是为那些前去揽胜的人建造的。
我们仿佛是在穿过一座巨大的名叫曼哈顿的博物馆，里面展示的是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陈列着社会各阶层各层面鲜活的展品，最新的技术发展，所有已知的职业，所有已知的语言，各种样式的服装，各式各样的技艺和娱乐表演。
我差一点觉得他似乎要指着坐在一辆马车上的两个人，一个中年，一个少年，两个来自布鲁克林的游客代表，年长的那个也许也正用手直指着我们。
一开始，我理解这是布鲁克林人的自卫的本能，大概是比不上河对面的对手之后，所有居民似乎觉得在曼哈顿应该装出的一副孤傲、轻蔑的姿态。
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别的理由。
怀疑，内心矛盾。
他好像是在评判这座城市是否能够满足某种目的，可他无法确定，始终无法确定。
每次旅行完，当我们跨过大桥回到布鲁克林时，他默不作声，一副极不满意的样子。
我们去看歌舞杂耍，虽然他觉得台上的丑角好笑，但也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关注那些观众，不论他的注意力放到哪儿，他都饶有兴趣。
一个下午的晚些时候，他来到书房，我正在看《白鲸》　，这是他推荐的一本小说，说是能帮助我理解"他探险的本质"。
"我得出去走走。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抓着手背，指甲在皮肤上刮擦出声响。
我俩坐着他的马车跨过大桥，来到下东区的赫斯特街，这里是犹太人群集的地方，是手推车集市，即使是下午的这个时候，这里依然很拥挤，我简直分不清谁是小贩，谁是顾客。
一群黑头发、黑眼睛、黑胡须，头戴毡帽、身穿厚重大衣的男人分出一条道来让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茫然，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只是感觉到前面有障碍物。
"他们都是犹太人。
"库克医生说，"但都不是来自一个国家。
他们语言不同，因此需要学英语。
""搬运工。
"他说，像是在指着纽芬兰的一种长不大的树木。
男人、女人和孩子背负着一堆堆没有完成的服装，艰难地从一家血汗工厂搬到另一家血汗工厂，重压之下他们的脸几乎快贴到地上。
好像是经过了什么灾难之后，一切都在重建，人们以这样的速度干活，以为会有止境的。
"可这永远没有止境。
"库克医生说。
一个披着头巾的女人，下巴下系了个蝴蝶结，被一大捆用带子扎牢的男式衬衫袖箍压得步履蹒跚。
另一个女人头顶一个大木箱，库克医生对我说里面肯定是空的，可以用做引火柴。
离这儿只有几条街便是小意大利　--桑树街。
库克医生说，如今从百老汇到包厘街，到处都住有意大利人。
在第59街的东西两边，住着爱尔兰人，他告诉我，跟他们住一起的还有许多纽芬兰人，他们抛弃了自己辽阔、空旷的海岛，拥挤在这窄小的地方。
我说最好别去爱尔兰人居住的街区，担心被来自圣约翰斯的谁给认出来。
他点点头，似乎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知道要是达夫妮叔母发现我在这儿肯定会做什么。
我俩兜一大圈，来到圣胡安山，来到第60街和第64街之间的阿姆斯特丹大道，来到离未来的宾夕法尼亚车站很近的第7大道。
这些地方住着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黑人。
库克医生称之为"搬运城"，因为这里所有受雇的黑人男子都是板车车夫、马车车夫、赶牲口的车夫、行李搬运工、打包工和信使，在这座城市里要么运人，要么搬货。
他指着一群群被他称作"街头阿拉伯小子"的儿童给我看。
这些孩子在廉价的出租房里出生，因为父母付不起房租被赶了出来，如今流落街头。
他们的脸和衣服肮脏不堪，好像是刚从矿井里钻出来似的。
他说，在没看到这些男孩和女孩之前，他原以为不论具体境况如何，童年是人生中充满憧憬的时期。
"看到他们，我常常想起你。
"他说，他们不是儿童。
在这个城市里他们不能作为儿童而生存。
于是，为了他们，也因为他们，好像出现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人生时期。
只有在夜晚他们看上去才像儿童，此时，他们在门道、在楼梯井躺下，三五成群紧紧依偎在一起，你分不清缠在一起的是谁的脚，谁的腿，谁的胳膊。
有时候，你所能看见的只是一堆外套、帽子和鞋。
"可我得提醒你，"他说，"你来这儿办事时会碰见这些人。
他们会发现你是新来的，如果感觉到你怜悯他们，他们就会占你的便宜。
像狗嗅到恐惧一样，他们会嗅到怜悯。
他们会告诉你说自己的母亲或父亲或妹妹需要帮助，只有你才有这副好心肠听他们倾诉。
一旦你相信了他们是如何的值得同情，你是如何的非同一般，他们就会把你领到一条背街，他们为之效忠的那群流氓会在那儿等着你。
"我们去了上东区，从第34街的茉莉山驱车到了第91街，经过了许多宅邸，相形之下，库克太太的房子像是小客栈。
即使走近看，这些房子依然不像住家，倒更像旅馆或银行，整个街区到处都是。
这些房子的前后左右都没有院子。
"在曼哈顿这地方根本就没有院子的空地。
"库克医生说，"如果你想拥有这样的大房子，院子是没有的。
不过，在乡下或者海边有其他的房子，跟这些房子一样大，或者更大些，周围有成片的空地。
"他把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52街的范德比尔特　豪宅指给我看，还有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65街的阿斯特　豪宅，坐落在第5大道和第91街的卡内基　豪宅。
我们游览了上西区，沿着滨江大道驱车而行，街的一旁有许多新建的宅邸，有些还在建造之中，脚手架上罩着帆布，好像不久就要被揭开。
我们去了坐落在中央公园西路和第72街的那幢名叫"达科他"的公寓大楼，库克医生就是借用这名字称呼他房子西侧那部分建筑的。
这公寓有8层楼高，正面的圆柱上有许多三角形的饰物，顶上有尖塔，像埃利斯岛上的那些房子一样，第六层楼的栏杆被许多用大理石雕刻的宙斯和狮身鹫首怪兽支撑着。
他说，在曼哈顿，这是他最喜欢的建筑。
"人们说，晚上站在楼房上面往北看，你依旧能看到棚屋区燃起的火。
看见那些火突然冒出来，背景除了夜空什么也没有。
这楼房方方正正，两边各有11排窗户。
你瞧，从打地基到现在已经17年了，这里的街道甚至连路都没铺过。
住在这儿的人不想铺路，以此阻拦游客和开发商到这儿来。
有钱人，那些靠从事艺术、出版书籍和搞音乐的人，租这儿的房子住。
西奥多·斯坦韦　曾经住过这儿。
那是19世纪80年代的事了，当时这地方是城市的最西边。
当时，从房子朝北的窗户望出去，人们能看见的只是树林、农场和满是棚屋的小镇。
据说站在楼上的那些窗户前，可以猎杀到小野物。
想想看，足不出户甚至不用下楼，就能打猎，那是什么情景？枪声一停，棚屋里的人便冲出树林，收捡猎物，有兔子、狐狸，然后在露天燃起篝火，烧来吃掉。
"他说，住在楼下的人是提着枪，乘坐电梯上屋顶花园的。
当时，电梯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坐电梯本身就是很新奇的事。
我能想象那帮人像群暴徒，涌出电梯，冲向栏杆，占据最佳位置。
我能想象人们站在远处，注视着这幢楼，听着枪声，看着楼上、护栏旁冒出的阵阵硝烟，仿佛这幢楼的住户每晚都得捍卫他们的堡垒，抵御入侵者。
这建筑真的像座拔地而起的城堡，仿佛整座城市被夷为平地之后，整片土地正回归荒野之时，唯有这幢曾经是中心建筑的楼房还依然保留。
它像一座堡垒，抵御着来自北方的游牧部落。
我想起那些站在屋顶上和下面窗户旁的房客，瞄准棚屋小镇上的那些人，仿佛他们正准备入侵。
他的声音没有丝毫说教的语气，但从他的话中明显看出，对他来说，"达科他"就是划分新世界与旧世界，荒野与城市、贫穷与富裕的界碑。
库克医生称上城区是曼哈顿岛最北有人居住的地方。
这地方住着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资助人，那些拿钱支持皮尔里最近一次北极探险并且相信他依然会成功的"百万富翁们"。
库克医生在想，要是知道自己所资助的探险只是一场为了保全面子而在格陵兰毫无意义地拖延下去的逗留，他们会作何感想？"贫穷的人各式各样，有钱的人也是各式各样。
"库克医生说，"住这些房子的人，英国的贵族是最看不起的。
他们不屑与布希威克啤酒大亨们交往，啤酒大亨们又不屑与医生们交往，医生们又不屑与顺势疗法医师交往。
我对玛丽说，修建我们房子的那个游鬼利普休斯正是这种势利小人，因此他从不显灵。
我们的有些邻居对利普休斯家族把房子卖给玛丽这样的女人不以为然。
他们讨厌看到他们当中出现这样一个寡妇，她的前任丈夫曾经靠向忧郁症患者兜售骗人药物而发了财。
他们倒是认可探险家，但只不过是为了向别人夸耀探险家就住自家的隔壁。
"他这样说着，像个社会学家在发表客观的言论，丝毫没有流露出自己的偏好或身份。
我看见，或者说我只能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这城市，因为我自己的双眼还不能看明白。
无论是它的富庶，还是它的萧条；无论是它的奢华，还是它的贫困，这地方远远超出了我以前的所见所闻，太无边无际，太斑驳陆离了，在我的感知中除了留下混沌一片，一无所存。
他同意，这里的确令人惊愕，但如他所说，这里还存在着未来派的那种幼稚，那种追逐时髦的狂热，似乎那些所谓的发明创造总有一天会被人抛弃，那些为之而钟情，为之而投资的人将会成为笑柄，似乎这城市会经历这样的阶段，未来世界的人会饶有兴趣地回忆起这个阶段。
历史会把世纪之交的曼哈顿作为最容易受骗上当的极端例子记录下来。
他说，从我们经过的那些人的脸上，他看到了这种轻信，在一片乐观和躁动之下，他差不多也感觉到了这种轻信。
他相信，每次听到什么新的发明，什么新的更好的做事方法，这个城市的人，或者说有些人，便愚蠢起来，这些人可以被称作社会的笨蛋。
"你知道这些笨蛋是什么人吗？"他问。
"不知道。
"我说。
他说，不是有钱人，不是企业家，也不是发明家，更不是穷人，那些用自己双手建造这座城市的穷人。
"那会是谁呢？"我问。
"你和我。
"他说，"中间这帮人。
"社会的这部分人，他们的轻信和单纯成了上面所提到的所有人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们是这座新城想要感动的人。
它是不是想要感动那些街头流浪儿，那些住在廉价出租房里从不露面的房客？除了圣约翰斯，住在这里的人要比纽芬兰任何一处的人都还要多。
在我有生之年会不会看到像雅各·阿斯特这样的富人因为布鲁克林大桥而张口结舌？不会。
这城市是想诱惑我们的，希望我们能分享那些自己并未参与创造的东西，这些东西虽然我们享受得起，却不知它们的意义，无法掌握它们。
"是的，就像我这样的人。
"他说，"至少像我在爱上一位碰巧富有的人之前的那个层次的人。
"他的话我几乎根本听不懂，更不知道他为何如此滔滔不绝。
他用手指着那些头戴汉堡帽的人，这些人拄着拐杖，注视着蒸汽挖土机在挖掘现场摇摇晃晃，茫然地呆望着一幢正在被拆除的建筑，这建筑比他们的年岁大一倍，此时此刻，他们似乎并不知道它行将灭亡。
库克医生说，这些中产阶级的出现，要比把所有的创造发明加起来还要意义深远。
我们沿着中央公园的东侧朝西走了几个街区，然后又往南，再一次来到挤满人群和车辆的街道。
"这噪音似乎也是推动这城市发展的动力之一。
"他说，"就像这昏暗、拥挤、令人窒息的环境。
似乎这已经是定论了，纽约要以现在这个速度发展，这些条件是必不可少。
"大多数路面电车和高架火车都电气化了。
头顶上到处都是电线，悬挂在城市上的俨然是一张松松垮垮编在一起的网。
"不过，与阿米莉亚在这儿的时候相比，至少再没有煤灰和炭渣从头上倾泻而下了。
"他说。
他既然提到我母亲，我便问他，他与她相遇时的那幢房子是否依旧存在。
"20年前的建筑几乎都不存在了。
"他说。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补充道："我想那房子还在那儿。
15年前我曾经去过那儿。
自从我最后一次在那儿当侍者之后，我就再没有从外面看过这幢房子。
曾经拥有这幢房子的医生很早以前就搬走了。
我也绕着道回避他们，还有他们的这幢房子。
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那儿。
""你愿意带我去那儿吗？"我问。
"如果你想看，你可以独自去。
我会告诉你在什么地方，可我不能跟你一起去。
""我只是想去看看。
"我说，"我不想进去。
你干吗不能跟我一起去？""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我同去。
""去那儿时你我之间的关系似乎就不那么神秘了。
我知道这个秘是要保，但不是在你我之间，不像你要我叫你库克医生，即使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
""经过那幢房子会唤起我痛苦的记忆，令人羞耻的记忆。
""可你看见我时肯定也有那些记忆。
""那不一样，德夫林。
""我觉得是一样。
你不想去那使我感到羞耻。
""这件事我们私下谈得越多，就越难在别人面前伪装了。
""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我母亲的死不是因为你。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我。
""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去。
我可以给你地址。
你可以坐出租车去那儿，然后跟我在--""不，我厌倦了老是这么鬼鬼祟祟的。
"我说，"假如有一天你改了主意，我们再一起去。
"他没说什么。
我们继续向前。
过了一阵，我注意到我们正朝大桥驶去。
街道远不及刚才那么拥挤了。
布鲁克林上方的天空不再湛蓝。
光线正快速地褪去。
"我在信中写给你的不全是真话。
"他说，两眼紧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仿佛我是个出钱搭车的乘客。
我感到一阵恐慌。
我将听到的会是什么？在这座城市里，好像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此时此刻，即使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让使我感到自己已经感觉到的那种格格不入。
我真愚蠢，原以为自己能轻而易举地获得历史上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那是他的历史，这个城市的历史，这个国家的历史--其中没有哪一点属于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等着他袒露那句真话：他终究不是我父亲；我的那些最坏的担心全都得到了应证；我是他儿子的说法是为了满足他的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虚构出来的，如今，既然我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世界，走进了他的生活，他这就要一吐为快，以便把我摆脱掉。
终究，我不是自己所以为的那个人，不是他的儿子，而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又成了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
我浑身冒汗，感到虚弱，他赶紧抓住我的胳膊，没让我从马车上跌下来。
"在这儿不能告诉你。
"他说，像是在大吼，又像是在耳语。
"我更愿意赶着车在城里跑，而不是给你讲这些事。
也许我本该独自一人出来溜达。
"我告诉自己，我没有证据。
他也没有证据。
不可能有证据。
我相信了一个从没见过的人的话。
他究竟是谁？除了他告诉我的之外，关于他我还知道些什么？因为我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所以我没法抗拒那些信件。
等第一封信到来之后，这世界似乎不再狭小，未来似乎不可预料。
"库克医生--""我们在'达科他'见面，我在那儿给你讲。"
《纽约的探险家》第15章
他去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他妻子我俩有事要谈，然后在客厅与我见面。
这是达科他最大的房间，我们可以坐在离门和墙很远的地方，尽可能不让我们说话的声音传到外面去。
即使我俩坐在里面，这个从未有人居住过的房间似乎依然空空荡荡，唯一的作用就是更增添了我不属于这儿的感觉，犯下了某种可怕的、不可逆转的错误的感觉。
即使回纽芬兰也不能更正这个错误，无论怎样都无法更正这错误。
我已经走上了一条无法回头的道路，即使是仅仅在脑子里，我也要一直走下去。
得知自己向往多年的事情不会发生，我也根本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人，就这样回去，还不如像我母亲那样一死了之，像弗朗西斯·斯特德那样。
毕竟还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
以前，我只在梦里有这样的担心。
"你不是我父亲？"我悄声问。
"当然是。
"他说，看上去很吃惊，接着不安起来。
"当然是。
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往别处想。
从不会让你往别处想。
我想说的完全是另一件事。
德夫林，请你不要有这种感觉，在我这儿你没什么可怕的。
"我不想让他看见我是何等的如释重负，刚才我是如何的害怕。
这也许会使他怀疑我的情绪是否可靠。
即使再一次得到了保证，我依然心存疑虑。
我意识到，自己已经变得过分依赖他了，过分在乎他的认可，在乎满足他的期待，也在乎他满足我的期待，以为我俩所共有的是某种联系在一起的命运，这太危险了。
不应当这样去依赖一个人，更何况这是个如此捉摸不定的人。
我俩坐在壁炉的两侧，摇曳的火光映在壁炉上方的镜子里，映在装饰华丽的镀金天花板上。
虽然屋外很暖和，但他坚持要生火，说晚上这房间总是很冷。
我们没有打开灯，不过即使如此，我依然能看见头顶上的吊灯，没有点亮但依旧发出微光，被看不见的铁链吊在天花板上，仿佛悬在半空。
我俩没有面朝炉火。
他坐在沙发上，从那儿能看见两扇门。
我没有跟他坐一起，而是拉来一把椅子，坐在他旁边。
"告诉我，"他说，"等我死了以后，等那些最容易受到真相伤害的人死了以后，你觉得你会做什么？""有些人已经死了。
"我说，"比如我母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他们的记忆？对我、我妻子、我的其他孩子的记忆？你在不在乎人们对你的记忆？""我绝不会告诉任何人你是我父亲。
"我说，"没有人会知道。
你应当相信从我这儿你没什么好害怕的。
你是我父亲。
"我父亲，父亲，我终于叫出了这称呼。
听到这称呼，听到我没有按照保证只叫他"库克医生"，他打了个哆嗦。
从此以后他会不会不再关心我，不再说我是他儿子了？可在信中，他却是经常用"父亲"和"儿子"这两个称呼的。
"我相信你。
"他说，"如果人们不像现在这样，谁还有理由害怕真相？可现在的人要是知道了真相，是绝对不会理解的。
"我一直在权衡是告诉你，还是不告诉你，犹豫不决。
从你到来的时候起，我倾向于前者。
希望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弗朗西斯·斯特德曾一度非常爱你母亲。
也许比我更强烈。
""他或许爱过她，但他肯定恨我。
"我说。
"在远征北格陵兰期间，18个月的时间，我了解他。
有人给你讲过他吗？讲过他长什么样？""除了不得已，没人提过他。
""我先给你讲弗朗西斯·斯特德。
他根本不知道人的动机，好的或坏的，根本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他。
他不觉得自己的性格水清可鉴，以为自己高深莫测，就像别人在他眼中的一样。
"他总是给我讲他自己的事情，以为这些事我很难想到。
他总是一本正经，几乎严肃认真地自我袒露，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解脱：终于有人知道了自己的这个缺陷，那是多年来埋在心里的可耻秘密。
"'我不善言谈。
'他曾经说过，好像我从没见过他试图开口讲话。
"我简直不忍心告诉他，他喋喋不休向人袒露的那些事实际上都是常识。
我让他变得像个孩子在说话，真的像个孩子。
可他还有另外的一面。
假如他发现或怀疑有人拿他开玩笑，他会生气。
并不是生他们的气，而是他自己，气他的举止言谈让自己成了傻瓜，但通常他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
"大家笑他，但一般都是善意的嘲笑。
他的'故事'大家有点知道。
我们听说他抛开自己的妻儿来参加远征，听说他不在时，他妻子死了，不过详情不知道。
我们大家以为她死于什么疾病。
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妻子和他孩子是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阿米莉亚只是曾经称呼他'我未婚夫'。
莉莉也从没说起过他。
"在探险者当中他颇受喜爱，他说只有这些人才能理解他为何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不过，他们也笑他--笑他不切实际的雄心壮志，笑他朝三暮四的追求目标，这些东西他夸夸其谈，好像已经实现了似的。
今天是北极，明天又是南极，后天则是世界最高山脉的顶峰。
"要是他有自知之明，要是他明白自己并非是天生伟人，也许他会成功的。
但你听他讲话，好像伟人们已经把他算进了他们的行列。
人们禁不住会笑他。
"'我为什么经常被人嘲笑？'在北格陵兰远征的时候他问我。
"'没人笑你。
'我说。
"'妈的，我只是……'他说，'为什么我不能……'他从来没把这些话说完，而只是东拉西扯的，更让人感到好笑。
"他告诉我说，他觉得自己是这次远征队里的吉祥物。
在他看来，之所以成为吉祥物，也许是胡乱之中的选择。
"很明显，从远征一开始，皮尔里之所以雇他，是因为他能欺辱他。
弗朗西斯以为皮尔里是他的朋友，因此对皮尔里的任性一味地迁就。
"远征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可怜他，因为皮尔里那样对待他，让他做最贱的活，好像皮尔里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弗朗西斯不肯屈尊去做的事。
弗朗西斯，身为医生，却要倒垃圾，为皮尔里的住处扫地板，厨师病了还得顶上。
在"风筝号"上的船员和付钱乘船的旅客当中有这种说法：船上有两个男仆一个医生，而不是两个医生一个男仆。
"不过，渐渐地，弗朗西斯变了。
等到沿陆地返回格陵兰南部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返回麦考密克湾的时候，他开始公开顶撞皮尔里了。
当皮尔里在忙别的事情时，弗朗西斯两眼紧盯着他，似乎想与他对抗，不满皮尔里这样虐待他，不过此时的皮尔里已经尽量地不理睬他了。
有时候，我抬起头，看见弗朗西斯紧盯着我，脸上带着他紧盯皮尔里时的那种表情。
除了一开始皮尔里更乐意接受我的医疗建议以外，我不知道他还有什么对我不满的。
"弗朗西斯越来越令皮尔里讨厌了。
他死后报纸上刊登的有关他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真的。
有时，他离开船或红石屋，身上的穿着好像是要去希望公园散步的模样。
他不止一次地脱光衣服，在冰冷的水中游泳，声称对冰冷的水没有感觉。
他模仿爱斯基摩人的样子，蓄着长发，脸却刮得干干净净。
"他告诉皮尔里，等春天到来时，他不愿跟远征队的其他人回去，而是留下来跟爱斯基摩人在一起，他愿意过他们的那种生活。
尽管很显然，弗朗西斯根本不可能抵达北极，甚至不可能再往更北的地方去，但皮尔里还是很愤怒。
"我们大家告诉皮尔里，弗朗西斯要么像许多探险者一样，是要'返璞归真'，要么就是得了爱斯基摩人称作'piblocto'的病，一种很快会过去的极地癫狂症。
我告诉皮尔里，最好是迁就一下他，等他自己好转，但皮尔里却当面指责他的一言一行，这只能使他每况愈下。
"北极的夜晚降临时，他独自一人走到外面，来到一堆岩石旁，这成了他的习惯。
他总是坐在岩石上背朝着红石屋，坐在背风、看不见他的地方。
石堆中有一条类似长凳的凸出部分，他可以坐在上面，离地面只有一英尺高，因此他得把腿放直伸出，否则只得蹲着。
他不在那儿时，我自己曾去过一两次。
在岩石上，在岩石前面的雪地里，有许多烟蒂和一小堆一小堆燃了一半的烟丝。
"不难想象，黑暗中他坐在那儿，浑身裹着毛皮，嘴里吞云吐雾，沉思着自己的人生价值，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会一举成名，成为一名伟大的探险家。
也许他相信，因为自己知道漫漫长夜会对大脑和身体产生什么影响，所以这些影响对他毫无作用。
"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回避与人交往。
这种病态的沉思因为黑夜漫漫而无法抵挡。
可黑暗却让他愚蠢地以为，与人交往是在浪费宝贵的精力。
每天，当他离开房子时，他告诉我们说他出去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存办法。
他把我们做的一切都看成是某种错觉的症状，一种证明，这种错觉很可能会相互传染。
"不久，凡是我给其他远征队员开的处方，他都从中找茬儿。
这些人极度虚弱，不知道到底该听我俩谁的。
他说皮尔里锻炼得太多了，皮尔里太太最好不要锻炼（女人最好要做的总是与男人最好要做的相反）。
他说范霍夫书看得太多，吉布森睡得太多，亨森又睡得太少。
我们应当食用煮熟了的罐头肉，不该吃新鲜的生肉。
过了一天，他又说完全相反的话，或者把自己批评的矛头改变对象，挑剔亨森的睡眠方法和皮尔里太太的读书习惯，不过除了我，没人注意他在说什么。
"我不得不经常反驳他。
没病的时候，其他人不会把他的话当真，但有病时，由于两个医生的意见相左，他们的心中便充满疑虑和害怕。
他们不仅跟我吵，还跟他吵，甚至连皮尔里也这样，我提醒他不要再多吃罐装肉，他却告诉我斯特德医生说多吃罐装肉会增强血液循环。
"我甚至怀疑弗朗西斯是不是想通过乱下医嘱来破坏这次远征，不过，他焦虑不堪，几乎快要神经失常了，我怀疑他有没有能力谋划并且实施任何这样的计划，这样毫无意义的罪恶阴谋。
"每天早晨，我俩的巡视总是以争吵而告终，当着那些不知所措的病人的面，我俩大声争吵，直到最后他怒气冲冲地走出红石屋，几个小时都不回来。
我只好劝那些最容易轻信他的人，或者身体最弱的人不要跟他一起出去。
"等他回来后有人问他时，他总是说库克医生的建议也不错，或者说那些既然早晨不听他医嘱的人，晚上就不应该来向他请教。
"他肯定是坐在这块石头上写他的日志的，因为平时没人看见他写过一个字。
他走到哪儿就把日志带到那儿，厚厚的十几个本子，边沿已经磨得呈锯齿形了，最上面放着一本新的，每一页依旧是空白的。
我想象他坐在月光下，手握成拳头，捏着铅笔，一边吐着烟雾，一边潦草地写着。
在红石屋里，我只见过他阅读自己的日志，全神贯注的样子，好像那些东西是别人写的。
"我们有三个月没见到太阳了，此时他的境况越来越差，我开始怀疑他是否还能康复。
当时的天气很糟，就连他也不出门了。
红石屋三面凹进一座小山，像是掘出的一个洞穴，只有房子的正面露在外面。
"暴风雪接踵而来，持续了几个星期。
暴露在外面的那堵墙像一张床单来回地扭动，似乎抵挡不住狂风。
那扇门虽然有好几层，每层跟地窖的门一般厚，但依然嘎吱作响，仿佛有什么巨人正试图挤进屋来。
"范霍夫蜷缩在离门最远的角落里，双手蒙住脸，战战兢兢地在呜咽，好像有人在揍他。
皮尔里夫妇呆在帘子背后他们自己的'房间'里。
吉布森坐在桌子前，两只手捂住耳朵，无法忍受风的尖啸。
我努力让自己看书，却禁不住看着那堵墙，担心会不会被风吹垮。
"弗朗西斯不再挑毛拣刺，不再给人下医嘱了，他默不作声，慢慢地放弃了随队医生的角色，变得非常消沉，不跟任何人讲话，甚至连我也不理，甚至连有人直接招呼他也不理。
一开始，人们对他的这种变化似乎还很欢迎，但不久，看见他成天背靠墙壁，下身钻进睡袋里，像个紧张症患者一动不动的样子，大家开始不安起来。
"我担心他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因为身体得了什么病，但给他做检查时，他好像毫无觉察。
可以这样说，比起其他人，他要健康得多。
那些人还以为他们会在某天的清晨一觉醒来发现他死了呢！"太阳再次出现的时候，天气依然很糟，可是当范霍夫指着从挡住窗户的木板边沿透进的光线时，他几乎是立刻走出了精神恍惚的状态。
我觉得他的恢复太突然，令人难以置信，不过，看到太阳，我们大家的情绪都会这样极富戏剧性地突然好转的。
我们什么话题也不谈，只谈春天的来临，以及会搭上什么船只返回家乡的可能。
"一天，接我们的船只快要到了，我俩为两个爱斯基摩人看完病，翻过一个碎石山坡往回走，他问我他可不可以向我吐露点事情，然后把我引到那堆岩石旁。
"他坐了下来，拍了拍石条示意我也应当跟他一起坐下。
我照办了，以为他把我拉到一边是为了道歉。
在过去的几周，他又履行起医生的职责，似乎很不好意思，不愿谈论过去几个月的事。
"在远征结束之前向自己的上司或队里哪个表现最佳的队员袒露心声，这并不罕见。
后一种人往往是随队医生，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有他才真正有要干的事情，面对恐惧和黑暗，再没有什么比手上有事更能从中得以解脱的了。
"这些人私下与你相见，一是想知道回去后怎么向世人讲述自己的表现，或者怎么加以修饰，二是想让你确认，他们没有怯弱，没有丢脸。
"我决定一开始先狠狠地训他一顿，然后再尽可能巧妙地劝他今后不要再申请参加远征。
"他扫视了远处的冰川，叹了口气，身体再一次沉入岩石堆中，像是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椅子里移了移重心一样，仿佛他的安排原来就是只看日落，他想让我做的原来就是给他做个伴。
可是接着，他往前欠了欠身，收起双腿盘坐起来。
"他告诉我，他家里有个妻子，还有个他抛弃了的儿子，原因是这孩子不是他亲生儿子。
他说他妻子告诉他，因为喝醉了酒她被人占了便宜，可是他不相信她。
他说最近他找到了谁是这孩子的父亲，但是他没说怎么找到的。
"他说，他们订婚的时候，他妻子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了。
当时在圣约翰斯只有不到20个医生，包括与她有亲戚关系的人。
她不知道谁的嘴巴更紧，值得她信赖。
"于是，在他的诊室里，她把那件事告诉了他。
她告诉他，因为有很多喝的，从走进那儿半个小时之后到她离开之前，究竟那次酒会上发生了什么事，她一点也记不得了。
她说自己知道跟某人在一起，可就是记不清他是谁了。
"他的反应是她始料不及的。
她原来想他会认为自己是故意背叛他。
可他说，他相信她。
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她没有责任，这件事由他们共同来处理。
"对于那个在她酒醉之后不由自主的时候占有了她的男人，他连骂也没骂一句，而是说他想给她做个检查，确认她的怀疑是否有误。
她说这没必要，但他坚持要检查。
"'好了，好了。
'检查的时候，他不停地在说，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他检查的这个女人，过去他连吻都没吻过，从没看过甚至碰过她的身体，可现在却要确认她是否因为别的男人而怀孕。
"'这不能改变什么，真的。
'他告诉她。
'就当我们收养了一个孩子。
我们可以告诉那些需要知道这件事的人，就说是我让你怀孕的。
他们想怎么反应随他们的便。
我们相爱，这才是最要紧的。
'"他告诉我说，他讲呀，讲呀，没有觉察到实际上他想说服的是他自己。
这个心中不存芥蒂，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应对，都会一样地钟爱自己妻子的弗朗西斯·斯特德，跟那个可能会第一个到达北极的弗朗西斯·斯特德同样，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他说，他本该劝她考虑第二种选择，本该提醒她，既然他是医生，他们完全有办法永保她怀孕的秘密。
除了他俩，别人永远不会知道。
"可他们没有说出这第二种选择。
他自己坚信，无论怎样，他俩都会结婚的，而且会白头偕老。
"'现在我才明白，她跟我结婚是为了那孩子。
'他说，'而且为了那孩子，她努力让我们的婚姻能维持下去。
'"她的一家，包括只剩下的姑妈、伯母、舅妈和伯父、叔父、姨丈，他的一家，也就是斯特德家族的人，全都知道了。
斯特德家族的人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完全相信这件事，就是他让她怀孕的，全家人对此深信不疑。
但究竟该怪罪谁，他们却丝毫没有疑虑。
"她怀孕的事成了公开的秘密。
婚期只好马上更改，因此许多被邀请的人都不能来了。
他的弟媳妇作伴娘，可他和你母亲几乎不认识她。
"弗朗西斯说他没办法，只觉得他们真正的秘密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全圣约翰斯的人都知道她怀的这孩子不是他的。
"对一个年轻女子来说，因为未婚夫而怀上孩子倒不是什么令人羞耻的事。
假如果真如此，那些有关她的传言也不会让他心烦。
"孩子出生后不久，弗朗西斯似乎觉得他们三人还是有可能成为一家的。
可他忘不了这孩子是另一个男人的儿子，不是他的。
除了他和他妻子，没人知道这个事实。
他说他甚至不能告诉自己的兄弟。
可尽管如此，他还是老觉得整个世界都知道这事。
在他看来，自始至终人们似乎都在嘲笑他，因为他们觉得他迟早会陷入这样的困境，而且现在笑得更厉害，因为他决意要证明他们错了自己对了的做法，其结果是恰恰证实了他们的预言。
"他告诉我，他觉得自己很蠢，没有看到他所谓的'纯真'在首次面对真正的考验时却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更使他痛苦：看到这孩子，还是看到他妻子。
他感觉到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怨愤、恶毒、仇恨。
而在此之前，这些还仅仅是字面的东西。
"他尽可能地躲着他们，让人把晚餐送到书房。
他告诉妻子为了确诊某个疑难病症，自己要在书房查阅资料。
上午，他总是声称自己在工作时睡着了。
"几个月后这'疑难病症'还是没确诊。
有一次，他妻子开玩笑说，他试图确诊的那种病早就传染开了，第一个染上的人肯定早就呜呼了。
他看着她，仿佛在说只有像她这样给他戴绿帽子的人才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如今，他对她说，她跟另外一个男人一起背叛了他，骗他结婚，骗他相信自己能抚养另一个男人的孩子，好像是他自己生的。
她得到了自己的孩子，因此如愿以偿了，既然这样，她还有什么必要假装爱他呢？"一连几个月，除了同住在一起必须要说的话以外，他对她没说过多余的话。
"在那次，也是第一次爆发之后，他再没有，也再不会对她发怒了。
"她说了很多很多，想让他相信她依然爱他，他们的婚姻依然能够维持，但不论她怎么说，他都不肯回答，甚至连一点听到她说话的表示也没有，而是带着一种对这样无缘无故的批评早就习以为常的样子，干脆离开了房间。
"最后，他终于对她说话了，告诉她这样的生活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好像是因为她在坚持，这样的日子才持续到今日。
"'我已经想了好久。
'他说，'我应当改变自己的生活。
'说完，他转过身，上楼进了他的书房。
"他已经决定要离开她和那男孩。
可他不忍心就这么消失了，去到别的什么国家从头开始。
他仔细查看地图，考虑过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澳大利亚、南非。
可他无法想象自己在这些国度孑然一身的境况，为自己编撰出不太丢脸的过去，让人可怜他，或敬佩他。
这些都只是些幻想。
"他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彬彬有礼地对她说话，甚至不时地带着她误以为是宠爱的表情看着她和孩子。
"一天夜里，等孩子睡着之后，趁她正在前厅看书时，他从书房走下楼来，面朝壁炉站在那儿，开口讲话了。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到北方去。
'他说。
"她等着，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拉布拉多希望谷传道团急需医生。
'他说，'我自愿报名参加，被接受了。
只有6个月的时间，结束之后也许再延长6个月。
这样我更有时间再考虑考虑。
我经常在想，北方究竟像啥样。
'"他说：'她的表情告诉了我两个事实：第一，她爱着的是另一个人，第二，她从没爱过我。
'"弗朗西斯在想：'这另一个男人在哪儿？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
他知不知道有这个孩子？她如此爱他，可他是不是背弃了她？'"弗朗西斯懒得向她提这些疑问。
他知道到了这个时候，她是不肯松口的，对她来说，说出真情也为时已晚了。
他无心对她说话，无心看她或那男孩，对他来说，仿佛任何谁都可能是他的父亲。
"就这样，他当上了传教士，后来又成了探险的人。
他告诉我说，他不想被人遗忘，或者给人们留下坏印象。
最好让人们觉得他抛弃婚姻是为了探险这个更加浪漫的使命，觉得他离开妻儿其实是极不情愿的，是因为他结婚后才发现自己天生是做大事的，可惜对于他的妻儿来说，这个发现来得太迟了。
"他在希望谷传道团干了一年。
等他回到家，告诉她自己不再行医而是去北极探险，她彻底放弃了他。
"可他对她没有放弃。
他说，他满脑子想的依旧是她和那个他不知名的男子。
"库克医生把面朝壁炉的脸转过来，看着我。
"故事讲到这儿时，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我、皮尔里还有他妻子之间的事。
这话太突然了。
在这之前，我感到忐忑不安，但在我看来这件事仅仅是个偶然。
他的未婚妻因为另一个男子而怀了孕，而我也曾让一个订了婚的女子怀了孕。
听到他讲自己的境况，我只感到良心上的不安。
可这时他突然说：'我知道你和皮尔里还有我妻子之间的事。
'"他知道跟自己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那个男子就是我。
他知道我曾经做过的事。
也许在远征队离开纽约之前早就知道了，否则就是皮尔里最近告诉他的。
"既然他终于让我大吃一惊，就没必要再提皮尔里了。
但他之所以提及他，是因为他知道在曼哈顿的那次酒会上我不仅遇见了你母亲，其实还遇见了罗伯特·皮尔里。
但弗朗西斯给我讲这段故事，这段我比他更熟悉的故事时，却用他一直使用的那种口吻，仿佛此时此刻我只是他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对下一步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皮尔里跟你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我问库克医生。
"他刚加入美国海军，军衔是海军上尉。
"他说，"因为他接受的是土木工程师的训练。
酒会上他身穿军服，没人理他，我在信中曾说过，那场酒会是为了庆贺哥伦比亚医学院的毕业生而举办的。
皮尔里的母亲跟这家女主人是熟人。
似乎是出于对自己母亲的朋友的礼貌，皮尔里才应邀来参加酒会的。
"他身着军服，再加上身高和体魄，还有搭配得当的红头发蓝眼睛，看上去非常英俊。
可是，他似乎很尴尬，好像他不愿意这样引人注目，不乐意让自己的长相对他人产生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女人。
酒会上，看上去比皮尔里更不自在的人只有我了。
我们四个有可能成为医学生的男孩为人端茶兑酒，作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尤其感到格格不入。
"酒会上，皮尔里和一个即将毕业的医科学生发生了一场近乎于争吵的口角。
好像是因为皮尔里最近突然跟一个年轻女子解除了婚约，据说这对那女子很不公。
要么是那个年轻的医生对此事说了点什么，要么是皮尔里误解了他无意中听到的话。
皮尔里对那个年轻人吼了几句，一开始，那人一脸迷惑，接着变得好斗起来，他朋友只好把他从皮尔里身边拉开。
"皮尔里离开现场，来到吧台，我正在那儿招待其他客人。
他默不作声地在那儿站了几分钟，过了好久我才意识到他正毫不掩饰地用蔑视的目光注视着我。
"'听说你打算今后当医生。
'我俩目光相遇时，他说道，尽管此前有所改变，但他的口齿仍略微不清。
我看得出他依然因此而很不自然，很痛苦。
我告诉他是的，我打算当个医生。
他笑了，好像从未见过比我更无希望的医学院报考人，好像看到我这个双手抖个不停，酒和冰撒了一地，摔坏杯子的人，作为医生将会是多么的无能。
"我猜想他知道这次酒会的举办人因为可怜我，可能或多或少要资助我去读医学院。
我无话可说。
他的笑声终止时，嘴巴啪嗒一声合拢了，声音很响，后排的大牙咔嚓一声咬合在一起。
我觉得他正准备用同样的口吻对我说话，就在这时，站在离他几英尺远正等着添酒的一个年轻女子上前插话了。
她把脖子伸过前面人的肩头，大声说道："'皮尔里上尉，看见你笑，我很意外。
'"'我看不出有什么好意外的。
'皮尔里吃了一惊，嗓门提得像她的一样高。
'更何况我们从没见过嘛。
'"周围的人全都停止了谈话，所有人的眼光都落在了这个冒昧的年轻女子身上。
"'你之所以笑，是不是因为在这儿比只跟你妈呆在一起时更快活？'她说，'听说你妈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
'"皮尔里又笑了，笑得比刚才更加做作，停止时嘴巴又一次啪嗒一声合拢，像是他还没能完全掌握的什么机械装置。
"'小姐，我想大家都看得出来，你喝醉了。
'他说。
"'梅·吉尔比说你从来不笑。
'那个女子说，'其实她说你只有为了不失体面才笑的。
'"很清楚，这个吉尔比就是跟皮尔里订婚的那个女子。
这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因为这话被这个好像是无人陪伴的女子当众说出，似乎把皮尔里概括得完整无缺。
大家都看着他，仿佛在衡量那个与他订婚的女子对他的评价是否贴切。
"笑声越来越响。
皮尔里涨红着脸，大步穿过人群，走进另一个房间，那里的人还不知道他的窘迫。
"那个出来替我说话，让他尴尬的女子就是你母亲。
她的表姐莉莉给她讲过皮尔里和梅·吉尔比的事。
"几个小时后，你母亲的确喝多了，我把她扶上楼，当时你母亲跌倒在地，我单腿跪在她旁边，直到这时，我才又一次遇见了皮尔里。
"'可惜那些觉得你那小玩笑有趣的人没来看看你们现在这模样。
'皮尔里说。
"'先生，她只是多喝了一点点。
不要紧。
'我说。
"皮尔里摇摇头，好像不相信。
'她一个陌生人，居然骂我亏待我的未婚妻。
可她自己手上戴着订婚戒指却躺在这儿，搂着一个布鲁克林的送奶小子。
'"一定有人给他讲过我跟自家兄弟开了家小的牛奶场。
皮尔里自己也是出生在缅因州的一座不大的农场上，不过他从不愿意让人提起这事。
他俯视着我俩，笑了，然后从我俩身边迈过，朝走廊尽头走去。
"你母亲离开曼哈顿之前，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遇见了皮尔里。
当时我和你母亲在中央公园散步，莉莉在我们中间，正好看见他跟一个女的手挽着手朝我们走来，我看那女人是他母亲。
你母亲和我相互笑了笑，那是两人之间的心领神会的笑。
这就是你母亲说的那个'最爱把她的宠儿唤回去'的女人。
她这样昵称他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俩朝我们走来，满脸阴沉，仿佛为了不失体面才笑已经成了他们家族的特征。
皮尔里狠狠地盯着我们，好像他认出了我们，而且还猜到了我俩会心一笑的含义。
我觉得，看见我跟你母亲在一起，他很吃惊。
那句说她"搂着一个布鲁克林送奶小子"的猥亵话原本只不过是随便骂骂，简直没想到就是真的!"他和他母亲从旁边经过时，皮尔里移开他的目光，大家都没说话。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好几年之后，他从圣约翰斯来到布鲁克林，而且阴差阳错地跟皮尔里交上了朋友。
皮尔里并不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跟许多年前在酒会上讥讽他的那个女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一次，弗朗西斯告诉皮尔里，他有个妻子和儿子在圣约翰斯。
他告诉他那个孩子不是他的，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不过他相信这孩子的父亲就住在纽约的什么地方。
他把阿米莉亚讲的因为喝醉了被人占了便宜的故事又讲给皮尔里听，可是他说不相信这是真的。
当他说出自己妻子的名和婚前姓的时候，皮尔里知道了。
这个女子为了庇护我，曾经讽刺过他，侮辱过他，他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这种事。
他也记起了我的名字，他认为，那个处境卑贱的小子正是让他丢脸的起因。
他想起了我们两个人，想起曾经在中央公园看见过我们，想起看见他跟他母亲在一起时我俩的相视一笑。
他把自己知道的全告诉了弗朗西斯。
"'亲爱的斯特德，这不是什么谜。
'皮尔里最后说，'你老婆蒙骗世人说那孩子是你的，其实他的父亲是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
斯特德，在曼哈顿的那次醉酒聚会之后库克和你老婆之间发生的事，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很多人都知道你家里的那个男孩不是你儿子，甚至在圣约翰斯也有人知道，知道你不是他父亲。
这些人一直在背后嘲笑你，已经许多年了。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作为朋友我再也无法容忍你这样被人愚弄了。
当然，对于我告诉你的有关库克医生的事，我没法证实，而且假如你把这事讲给别人听，我也会否认曾给你讲过这事。
'"'现在，你或许知道为什么皮尔里会那样对我。
'弗朗西斯对我说，'遇见他时我无亲无友，因此我崇敬他。
当着别人的面，尽管他没有泄露我的秘密，但他总是取笑我，拿我开涮，开只有我俩才听得懂的下流玩笑，把我支来支去，为他和其他人跑腿。
人家都知道我成了皮尔里的仆人，而我也毫无怨言地承受了这一切。
'"库克医生看了看我。
"你可能会想：既然把我的事告诉了弗朗西斯，那他为什么还把我们两人都招募进他的远征队？按皮尔里的判断，弗朗西斯是个没用的乌龟王八，根本没胆量向欺负他的人复仇。
至于我，当申请作为北格陵兰远征队随队医生的时候，我为了获得极地探险的经验，也把对皮尔里的厌恶搁在一边，因为我知道在他的带领下，我能学到很多东西。
皮尔里接收了我，大概也是为了有利于远征队，他同样把内心对我的所有仇恨搁在一边。
我们没有提及第一次相见的事。
我认为，皮尔里觉得把我和弗朗西斯放在同一支远征队里会是件很有趣的事。
看看弗朗西斯如何鼓起勇气跟我作对，这一定让人开心。
他也许曾认为，弗朗西斯会公开谴责我让他妻子为我生了个孩子，因此羞辱我，还可能让我名誉扫地。
我断定，他认为弗朗西斯不会有什么非常举动，危及那次远征。
对于人的个性，他从来都把握不准。
"但是，坐在石凳上向我吐露真相的这个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那个任由皮尔里辱骂虐待的弗朗西斯·斯特德。
在表露出他知道我就是那个跟他妻子一起背叛了他的男人之后，他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看着我。
我竭力保持着镇静。
"'斯特德医生，我的确遇见过你妻子。
'我说，'可我们只是偶然认识。
我跟她表姐莉莉更加熟悉。
'"'库克，我是带着要杀你的意图参加这次远征的。
'他说，'我有很多次机会，不仅可以杀你，而且还不被发现。
作为同事，别人常常看不到我俩，就像现在这样，有时候在某些地方，只要脚下一滑就意味着死亡。
我只需把你推进哪条冰缝，然后向其他人报告说是事故。
可我没法让自己这么做。
我妻子在我离开她几年之后自杀了。
她死了。
我认为你有责任。
可不知为什么，我没法鼓起勇气杀你。
我签约加入这次远征，似乎就是为了把你拉到一边，把这一切告诉你。
你就是我妻子的儿子的父亲，对此我不再怀疑。
现在我相信了，好像相信就已经足够了。
'""德夫林，你要知道我这是第一次听到阿米莉亚的死讯，第一次听到她是怎么死的。
也许，他从我眼中看到了痛苦，那就是他的复仇。
"他的声音非常镇静，非常从容。
我早该知道他只有最后一件未竟的事了。
"听到他曾经想杀掉我，我浑身发抖。
虽然他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但这并没让我安心多少。
他能这样当面说起这些事，本身就表明他也会马上又变回来。
我不知道如何是好，不知道别人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他身上好像没武器，可在我俩的医用包里各有一套解剖刀。
他发现我在看着那两个包，并排着放在我俩之间的地上，用绳子缠好的两个粗麻布捆。
"'别担心。
'他笑了，好像如今在我脑子里的那想法早已在他的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了。
'如果你承诺为我保密，我会承诺为你保密的。
'他把我的沉默当做了认可。
的确，事情也只能这样了。
"他离开那堆岩石，回到红石屋。
那天晚上，他走出那幢房子，就再没有回来。
"因为大家都以为我跟他接近，所以皮尔里要我写了刊登在报纸上的那份报告。
"回到布鲁克林，我与圣约翰斯登记出生和死亡的机构进行了联系。
他们向我确认，阿米莉亚·斯特德的确已死，不过正式登记的死因是意外溺死。
"库克医生叹了口气，似乎他的故事讲完了。
不过，可以肯定他没讲完，可以肯定自从我来到布鲁克林之后他的心里还有话要说，有与他在信中的说法不尽相同的解释。
可以肯定他讲的这些不是几小时前他曾提及的事情，当时，他的声音因为畏惧而颤抖，说他还有事情没告诉我，那是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能向我袒露的事情。
"我不懂，你没必要害怕什么。
"我说。
"你母亲离开纽约回到纽芬兰后，还给我来了封信，不像以前我所写的那样，再没写信给我。
"他说。
他把手伸进马甲的口袋里，掏出一张发黄的纸，把它展开递给我，双手突然抖动起来。
纸上写道：我最亲爱的：我怀上孩子了，可他的父亲不是我的未婚夫。
这两点我可以向你担保。
除了我对你的爱，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么的难以确定。
如果你依然想娶我，你只须说是，我就会去纽约见你。
因为我必须立刻得到你的答复，请用"莉莉"的名义给我发个电报，简单地回答是还是否。
如果你说否，或者一周内没收到你的电报，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今后假如你给我写信，我也没办法了。
请不要担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
爱你的　　阿米莉亚　　我读完信，抬起头，看见库克医生已经双手掩面了。
"这么说，中断联系的不是她，而是你？"我问。
"是的。
"他回答，"'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的名字。
'我知道她是说话算数的，无论如何她都会信守承诺。
我的名誉，或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至少会拥有的名誉，会不受损害。
为了她和我，还有你能一同生活，她几乎甘愿抛弃一切。
可我却不肯。
我没有用上一周就下了决心，我甚至连给她发个答复是'否'的电报的勇气都没有。
德夫林，我甚至连个'否'字都没给她。
我只是照常生活，好像我们从没见过，让她别无选择，只好这样。
你不知道对我自己的作为我是多么的惭愧，多么的后悔！"我让自己相信，如果我说'是'，对谁都不会有好处，我的背信弃义可以得到原谅。
我问自己，假如我说'是'，我们两人还有孩子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失去了名誉，她也失去了名誉，嫁给了我这个没有前程的人，我们的孩子只能在贫穷和耻辱中成长。
我有抱负，你是知道的。
我也曾给她讲过我的抱负，讲过我在贫穷中长大，在与曼哈顿一河之隔的布鲁克林长大，紧邻那诱人的城市。
可是，我也许会远走高飞，似乎那城市不可能有我的一席之地。
作为年轻人，我决心要为自己争得这一席之地，要在某个方面成就功名，只要能出人头地就行。
我自己安慰自己说，她的未婚夫会毁掉这桩婚约，她怀孕的事会不为人知，孩子会生下，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抚养，送给别人，这样母亲和父亲都可能有希望过上好日子。
"我们赶着车到处转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你母亲，我们带着莉莉也这样没完没了地转，只是为了大家在一起。
我带她去过的所有地方，我也带你去了。
大多数地方如今已变了样子，但它们仍然使我想起她，就像你一样。
我一直将信将疑，觉得会在哪条街上看见她，坐在另一辆马车上朝我驶来，旁边坐着年轻的我。
"自从你到来之后，我随处都能感觉得到她的存在，像这样的感觉以前从没有过，即使在刚接到她的信后我在曼哈顿度过的那段时间里，我也只是闷闷不乐地为自己伤悲而不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
"阿米莉亚，还在大桥的这一半时，她的名字仍然在我的嘴上，可过到对面之后……也许这名字到处都写着，因为我的心中经常听到它。
"我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之所以抛弃她，就是为了这里，为了不在这里失去我的机会，为了不被挤出这里，可现在，与她相比，这一切似乎毫无价值。
"我不相信自己听到的这一切。
"我妻子利比·福布斯在生产时死了，紧接着我们的女婴也死了，我想这是因为我背叛了你母亲和她的孩子，上帝对我们的惩罚。
"他说，"利比和孩子死了，可我没死。
阿米莉亚和弗朗西斯死了，可我没死。
我的未婚妻，利比的妹妹安娜死了，可我没死。
就这样一次次我都没死，活下来了，似乎上帝对我的惩罚就是把不幸带给我珍爱的人，却让我自己得以幸免。
"我觉得在你母亲给我写最后那封信时，她其实知道自己永远得不到我的回信。
那封信读起来像是在原谅我接下来的做法。
"我没法在信中告诉你是我背叛了她，或者说是我导致了她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死亡，甚至可以说比我原先在信中所透露的要更加直接。
我害怕要是告诉了你，你会不肯再接收我的信。
我原打算永远不告诉你这件事。
可如今我们见面了……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你母亲，德夫林，好像她又回到了我身边，就像我们初次相见的那样，她就像你这年龄，而我则更加年少。
"说到为什么不让你回信，我有几个理由。
我没有回复你母亲的信。
因此，我的信也不要回复，这似乎最合适不过了。
另外，我不忍心让你字斟句酌回复那些误导人的信件。
"德夫林，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真爱的女人所生。
玛丽，我也很爱她，跟她结婚不是为了钱，可是在我梦中出现的是你母亲的脸，那张可爱的少女的脸。
要是你返回纽芬兰，要是你像我对待你母亲那样忘了我，照常生活，我是不会责备你的。
"炉火早就熄了，我几乎看不清他的面容。
我说不出话，似乎觉得被生拉硬扯拽出了自己原来的生活，就像当初接到他的第一封信时那样。
他和我母亲不是我原以为的那样的人，那么回事。
对他的孩子，她一分一秒也不忍心离开。
我母亲曾经如此地爱过我，不过她还是抛弃了我。
我说："我母亲的死因，官方说是个事故。
但弗朗西斯·斯特德是对的。
在圣约翰斯，人们都认为她是自杀的。
"我意识到自己的这句话像谴责，等于在说："因为你她才自杀的。
"不过，这太晚了，我的话已经说出去了。
"我看你最好还是走吧。
已经很晚了。
"我说。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
"我把母亲的信留下来。
"我说，"过一阵就还给你。
""晚安。
"他说，默默无声地朝最近的那扇门走去，经过后没有把门带上。
等他的脚步消失后，我在原地又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了那卷书信，现在，它们已经蒙上了一层不同以往的色彩。
我想起他第二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相信，经过思考，你会发现在这件事上我没有丝毫欺骗你的动机。
"我离开客厅，回到自己的卧室。
我躺在床上，努力让自己入睡。
虽然有些奇怪，但我很高兴，同时又感到失望，感到受到欺骗。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高兴。
因为我似乎觉得，对他来说，他讲的这些，最坏的后果就是表露了他对我的感情。
他是多么地害怕我会弃他而去！在此之前，他似乎很疏远，好像随时都会重新考虑是否兑现他的承诺，让我进入他的生活。
如今，他变成了一个新的库克医生，从某种程度上讲不像原先的那个人了。
信中以及在过去几周里的那个理想、完美的人不复存在了。
这样的人任何地方都不会存在。
今晚，他向我吐露了自己最可耻的秘密。
此时此刻他正躺在床上，想知道我会干什么。
我会留下来。
我依旧相信他，依旧信任他。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母亲写信的笔迹与她那张照片背面的笔迹做了比较。
我尤其比较了两处的签名，信上签的"阿米莉亚"和照片反面签的"阿米莉亚"，她曾在反面写着"坏女人阿米莉亚"。
在我看来，两处签名完全相同。
写信的那张纸因为年份久远早已起皱了。
毋庸置疑，我母亲20年前是写了这封信。
我注视着床边墙上的那面镜子。
"从你眼睛里我能看到她。
"他刚才说过。
可从我的眼睛里，我什么也没看到。
第二天他从外面散步回来，我经过他的书房。
如今，要称呼他库克医生更难了。
"我想告诉叔母我现在很好，但不告诉她我在哪儿。
"这句话更像是个要求。
不过言下之意正是他所希望的。
"这个好办。
"他说。
这是他第一次对我说话时不正视我的眼睛。
他看上去既兴高采烈，如释重负，又局促不安，深感自责。
我想，此时此刻我无论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应允的。
"怎么办？"尽管我知道怎么办，但我还是问道。
"我想，可以最后一次利用你叔父。
寄给他一封没有落款的信。
叫他对她说是街上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塞给他的。
""好的。
"我说。
库克医生曾向爱德华保证过不会再给他去信，因此，又收到他的信，我想象得到爱德华的反应，想象得到在他看了信里的内容之后的反应。
这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利用他，因为我向达夫妮叔母说过，会让她放心我的安全。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我很好，您不必为我担心。
我一无所求，只希望您在我身边，如今，我非常想念那种生活，但却不得这样做。
但愿过去的几周您没有太难过，但愿您不会因为我所做的事情而看不起我。
将来有一天，我会告诉您我为何出走，不过，有些事情我得永远不予解释。
希望借这封短信祝愿您和爱德华叔父身体健康。
您的德夫林这就是我递给库克医生的信。
同时，我把母亲的那封信也还给了他。
"德夫林，这下好了，现在我们之间没有任何障碍了。
"他从我手中接过信，说道。
冬天，我开始独自一人去布鲁克林和曼哈顿，帮库克医生送信，同时把别人给他的信带回来。
他告诉我说，我真正在做的，实际上是去见我需要认识的人。
我继续在用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提包。
我找到了一处藏信的地方：书房的那张桌子，只有我才有钥匙。
我的大部分差事都是去曼哈顿。
我觉得我好像是第一次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这座城市。
在一张张脸庞上，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我都看到了希望。
每天，报纸上都在说富人会更加富有，穷人会不再赤贫。
有份报纸这样问道："为何要怜悯那些搬运服装穿过街道的女人，或者孩子，要知道一年前这些人却身陷战争、饥饿和疾病？"报纸说只要这城市一声令下，那些没有光线、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廉租房就会拆倒重来，换成更好的住房。
这座城市一旦得以控制，它不可抗拒的汹涌能量一旦步入常规，一定会惠及每一个人，甚至包括街头流浪儿。
如今，这些人在我看来很乐意这样无法无天，他们打趣地调侃着一切，连路人也停下脚步，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
在下东区，我再也看不见曾经见过的那迷茫的眼神了。
我见到的是专注、果断的脸庞，看见移民们正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那是他们从展示在面前的各式各样的梦想中挑选出来的追求。
我无法让自己去怨恨那些富人，怨恨他们的豪宅或这座城市其他雄伟的建筑--大楼、大桥、巨碑、车站、雕塑、博物馆，正因为他们的金钱，这些东西才拔地而起。
看见这些建筑，你会赞叹不已，哪还有可能去抱怨它们呢？我为穷人感到悲伤，但并不把他们的贫穷归咎于富人。
《纽约的探险家》第16章
库克医生对我说："我相信罗伯特·皮尔里会把我算作他朋友的。
我想他也知道我并没把他算作我的朋友，但他不在乎。
在皮尔里看来，友谊是他施舍给别人的，至于有无回报，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我也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以前从没告诉过你这些。
德夫林，想想看，我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实现皮尔里征服北极的追求。
"他说自己应邀成为俱乐部的成员，出于面子，他不能拒绝。
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征服北极的追求能成为这个俱乐部存在的主要理由，因此，他得与这里的成员们保持好的关系。
"如果皮尔里住在纽约而不是费城，换句话说，如果他出席俱乐部的会议，我是无法忍受成为其中的一员的。
好在我们聚会时他几乎都不在。
许多会议我都尽可能不去参加，这样不至于让我的出现过于不合时宜，因此，我要是退出，对我的名誉伤害不大。
即使参加会议，除非被人邀请，我也很少认捐。
"我送信的对象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库克医生在信中经常提及的那些"资助者"，我把他们的回复和其他信件带回来交给库克医生。
他告诉我，不要对任何人说起他的雄心，或我的雄心。
大家认为他对北极没有企图，他的目标是南极，再有就是攀登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北美大陆最高的山峰。
他说，北极是真正值得竞争的目标，比南极更富于挑战性，因为南极是冰封大陆上的一个固定的地点，要想到达南极，你用不着去搏击游移不定的冰面、洋流，以及与你的行进方向相反漂流的冰块，因此，要想走10英里，你就得走20英里，多出来的那10英里在你睡觉时或被天气耽误当中抵消了。
"我不想让他们认为，在俱乐部的成员当中，我像是个什么间谍或颠覆者。
我只是在等着让俱乐部的人认识到许多年前我就知道的结果：皮尔里的日子快完了；如今，衣钵必须传给这样一个美国人，他最有能力完成皮尔里开始的探险。
等皮尔里从本次远征回来，他们也许会意识到这一点，从一开始，这次远征就因为他的身体状况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
皮尔里是世上获得'资助'最多的探险者。
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抵达北极的事实已经让有些人在怀疑究竟有没有人能够征服它。
我得消除这些疑虑，同时巧妙地引导俱乐部成员得出结论：皮尔里不再是他们下注的首选了。
所有这些都得做到，同时还不能过分得罪皮尔里和他最铁的支持者，这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在北格陵兰远征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和指挥官皮尔里相互间的反感已经不是秘密了。
甚至有传闻说从一定程度上讲皮尔里应对斯特德医生的失踪负责。
在某些场合，很多人都批评他对斯特德医生的命运表现出明显的漠然。
"如今，你为我这样一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工作，其他成员也许会感到吃惊。
不能让他们认为你对皮尔里抱有忌恨，或者我雇你暗含着我对他的敌视。
你要装出支持皮尔里的样子，完全相信他的成功是注定的。
这样会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担忧，以为你的出现将引起一场围绕那次北格陵兰远征的纷争，或者让人联想起那尴尬的往事。
"不要试图掩盖你的身份--表面上你是谁的儿子就是谁的儿子，否则，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人们最终还是会知道的，因此，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
如果你在那些资助者的面前感觉自然，他们也不会感到尴尬。
"只能把事情弄得更糟。
他已经预见到我作为德夫林·斯特德将多么为难。
对我来说，"斯特德家那娃"早已成了虚构，可对于其他人，他依然活着，而且永远都这样。
我很不愿意向那些俱乐部成员介绍说自己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他父亲在人们的记忆中是个傻瓜，是个对皮尔里不忠，最后自杀的倒霉的探险者。
他们大多听说过我的"故事"，除了去年8月的一个下午在百老汇啤酒花园外偶遇库克医生的那件事。
他们知道斯特德医生的故事，还有他妻子的故事。
像"遗弃"、"自杀"这样的词语尽管没说出口，却在空中飘浮。
一个人问道："你就是那个男孩？"就是大家都知道被倒霉的斯特德夫妇留在纽芬兰的那个男孩？大多数资助者很快就把话题从斯特德医生跳到库克医生身上，对此我心存感激。
我总是在他们的"公务间"里拜见他们，走进他们的豪宅之后往右拐的那一个房间。
在那些豪宅里，我所见到的，我预计将会见到的，就只是那些公务间。
"这么说，你就这么离开了纽芬兰，来到曼哈顿？"有个人问道，赞许地点着头。
我觉得这些人似乎并不在乎我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儿子，并不认为作为他的儿子会有什么发展倾向。
在我来到的这座城市里，过去并不重要，这里没有过去，不仅我自己，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是为了从头做起。
那些资助者当中许多人都赞赏我没上大学，不过他们却坚持让自己的儿子上大学。
大家不止一次地告诉我，在世纪之初成为曼哈顿的一名年轻人是无比幸运的，尤其这个世纪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世纪。
我真希望告诉他们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来这儿是代表自己真正的父亲。
我想告诉他们，库克医生雇用我或邀我住进他家，并非是因为他可怜我，或是出于对一个去世同事的责任感。
"给赫伯特·布里奇曼留下好印象，这是尤其重要的。
"库克医生说。
布里奇曼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干事，虽说出生并不高贵，也不富有，但权力很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助者信任他替他们做决定。
当皮尔里为自己的远征多要钱时，俱乐部的成员也相信他。
他说皮尔里的计划需要做什么修改就能增大成功的机会，他们就信以为真，接着便把这修改意见告诉皮尔里，仿佛是他们自己想到的。
不过，布里奇曼也是皮尔里的吹鼓手。
皮尔里需要他去说服那些资助者相信他的远征是值得投资的。
除了远征本身的安排，布里奇曼帮皮尔里张罗了所有必不可少的事情，如筹资、宣传、巡回演讲、招募新人、采购所有装备（包括差不多每次似乎都得新购的破冰船）。
布里奇曼还帮着皮尔里和俱乐部成员协调如何分配每次远征所获得的物品，如矿石、毛皮、一角鲸和海象的长牙、古物、展品（包括活生生的爱斯基摩人和北极熊这样的动物）。
总之，他赢得了双方的信任。
他为皮尔里做的事情，库克医生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也能为自己做。
"我们是好朋友。
他还是布鲁克林标准协会主席的时候我就认识他。
我相信他知道我把自己看成是皮尔里的后继者，当然，我们之间没有明说。
我敢肯定，只要皮尔里不再竞争北极，我就能让布里奇曼信服，除了我，再没有第二个美国人更有资格继任。
"我猜想布里奇曼有50岁，秃顶，头皮光滑，一点黑斑也没有，好像20岁起就再没长过头发。
作为补偿，他鼻子底下的胡须却特别茂盛，已经开始灰白了。
他的眼睛在没秃顶之前就特别显眼，如今秃了顶便更加引人注目了，比原先更小了，审视的目光更难见到了。
"你父亲参加远征时，你一定很小吧？"他问。
"是的，先生。
"我说，"实际上我记不得他。
""我清楚地记得他。
"布里奇曼说，但他没有显示出想要细说的迹象。
他的眼睛似乎在问：他这样对待你和你母亲，你难道没感觉？你干吗要提着印有他名字的提包？好像我被我父亲蒙骗了，就像他被他自己蒙骗了一样。
难道我这么愚蠢至极，居然把我父亲当成什么英雄，认为他的生活值得效仿？"这么说你跟库克医生一起干啰？"布里奇曼问。
"给他干活，先生。
"我说。
我能看见他的脑子在想：这孩子是不是以为结交了探险者就能理解他父亲？与他建立起某种联系？尤其是在布里奇曼的注视下，我更加觉得自己像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代表、代理、替身。
我对即将到来的探险却是兴奋远甚于恐惧。我只经历过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去世，自己的死看来还不太可能。虽说探险会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我仍然得忍受在极地环境可能遭受的磨难，我是不是太傻？我可没这样想。　　
一天，库克医生请我到“达科他”的客厅。
他跟我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请他带领一支“救援队”去找皮尔里。
此时，皮尔里和另两个美国人从费城出发已快30个月。
我到纽约也一年多了。
“俱乐部跟我讲，‘皮尔里在北极失踪了，我们需要你的经验。’这话皮尔里自己绝说不出口。
而且，若他还活着，即便我救了他，他也会痛骂救他的人。
我觉得一个探险家是没法拒绝他们的。
你也知道，自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以来，北边我只去过一回，我也一直想再去一次。”库克医生说，探险家之间的潜规则让他得尽力救助皮尔里。
此外，另外两个考虑也让他接受了北极俱乐部的要求。
其中之一是，皮尔里并不知道，他离家期间，他的母亲和幼女已经去世了。
另一个考虑是，乔·皮尔里和她女儿玛丽也在北极失踪了。
自去年8月24日她们离开格陵兰的戈德港以来，便音讯全无。
皮尔里夫人和孩子接到皮尔里一封信后离开了缅因州。
皮尔里在信上说，他身体健康，本意是要让她放心，结果却截然相反。
她跟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说，她要去把他“接”回来。
现在还不清楚，她们是不是和他在一起。
皮尔里夫人的计划是，只要安全和其他条件允许，要尽可能北上。
如果无法找到皮尔里，便固守一处，等他回来。
“所以，原来那个再不和皮尔里来往的誓言得破掉了。”库克医生说道。
“什么时候出发？”我问他。“很快。这次探险时间不会长，又在夏天，可以劝布里奇曼让你跟我一起去。我保证你会喜欢的。”他微笑着面对我。
看我对这个意外消息那么兴奋，他笑了起来。
我连磕磕巴巴说声“愿意”都没来得及，他便告诉我出发之前得干什么了。
“你要是回不来怎么办？”有天早上，库克夫人来办公室看他，我无意间听到了她的话。
这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
可我对即将到来的探险却是兴奋远甚于恐惧。
我只经历过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去世，自己的死看来还不太可能。
虽说探险会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我仍然得忍受在极地环境可能遭受的磨难，我是不是太傻？我可没这样想。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像被随意挑中去接受自己并不应得的荣誉。
我和库克医生坐洲际铁路到了新斯科舍的北悉尼。
那儿，我们登上埃里克号。
一起上船的还有几个小伙子，父辈都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
这些交钱的客人付了此次行程几乎一半的费用。
他们大多要在拉布拉多和南格陵兰下船，打完猎后再乘这艘船返航。
他们有自己的船舱，简陋而局促的空间让他们不停地抱怨。
看到我比他们年轻，又没什么特殊地位，竟可以跟库克医生共享条件稍好点儿的船舱，牢骚便更多了。
库克医生平息了他们的不满。
他把“我的故事”告诉了他们。
很快，他们便相信这将是我唯一一次北极之旅了。
这次行程会了结我多年夙愿，可以亲眼看看这块父亲失踪于此却连尸体都无从找寻的土地。
现在，这些年轻人对我有了种夹杂着同情与敬畏的心情。
他们和我保持距离，似乎既不愿打扰我的朝圣之旅，又不想让我看起来肃穆凝重的样子扫了他们的兴致。
我和库克医生住的是船尾的船长舱。
说是船长舱，几乎没什么家具，舱顶也很低，比布希威克街670号的储藏室大不了多少。
为我修的铺位顺着墙，在库克医生的对面。
铺位像一只大号碗柜抽屉，侧面有护边，天气恶劣时我便会摔下地板。
房里每件东西都捆着，或是绑着。
一张橡木桌和一把缺扶手的椅子固定在地板上。
得硬挤才能坐进那把椅子。
椅子直挺挺地立着，或许对某个家伙来说，它到桌子的距离刚刚好。
可库克医生要写点儿读点儿什么的时候，只能坐个椅子边。
库克医生带了一大堆书。
他把书塞到舱里空间狭小的架子上。
架子的横木条能拆卸，可以防止书掉下去。
“你会有很多空闲，”他说，“比大多数人一辈子的都多。
你有机会读这些书了，没读过这些书的人不算受过教育。
”他说这些书自己都看过，现在要仔仔细细再读一遍。
他告诉我，要不是有这些书，他就捱不过在比尔及亚号上的那段时光。
那条船为穿越南冰洋，在浮冰中进进退退了13个月。
我扫了眼书脊上的名字，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帕斯卡、霍布斯、斯特恩、菲尔丁、梅尔维尔、达尔文、托尔斯泰等。
上大学时，库克医生只学了医学和其他学科。
他算是自学的，自己琢磨哪些书值得花费时间，然后在没人指导的情况下自己攻读。
埃里克号来自纽芬兰，是条又大又黑的猎海豹船。
因事故受损后，船体用14英寸厚的橡木方板做了加固，希望抵挡得住我们可能遇到的任何浮冰。
船敦敦实实，猎海豹用的超长斜桅从船头笔直挺出，足有三分之一个船身那么远，颇引人注目，看上去就像一只带个加长壶嘴儿的大茶壶。
船尾桅杆上离甲板100英尺处，也就在比其他桅楼正好高出30英尺的地方，有两个圆桶。
圆桶里会有“看冰人”值守，他们得透过前方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观察海面的情况。
我们于7月14日离开北悉尼，穿过圣劳伦斯海峡后，沿纽芬兰海岸线到达贝尔岛海峡。
7月21日，我们绕过位于拉布拉多南岸的日光角，一些猎手在那儿上了岸。
接着，跨越缀有片片浮冰的拉布拉多海，我们向格陵兰的韦尔角进发了。
我们泊进了格陵兰南海岸的戈德港，剩下的猎手也都于此上了岸。
这儿的丹麦总督告诉库克医生，他没有皮尔里的消息。
有爱斯基摩人说，皮尔里和他的风向号已经失踪，而皮尔里夫人和她女儿都在乌佩纳维克，母女均安然无恙。
要到达乌佩纳维克，我们得穿过乌玛纳克峡湾。
整个峡湾几乎不可能碰到什么厚冰，看冰的水手便从桅杆上下来了。
我请求库克医生说服布莱克尼船长，让我们也爬到那些桶里看看。
我的印象是他会把库克医生的任何要求都当做命令，他的回答却是，只是因为现在风平浪静，才准许我们上去。
船长是加拿大人，刚刚受雇。
过去10年他一直给人油漆房屋，从海军退役后，只能以此为生。
库克医生和我爬上桅杆的梯子。
他等着拉在后面的我。
他告诉我，要看一格格的梯子和自己的手，便不会头晕。
尽管没风，船仍然随着海浪左右摇晃，在甲板上时我根本都没觉察。
越往上，晃动得越厉害。
横桅在收起的帆的重量下吱嘎作响。
我爬的桅杆像棵树一样左右摇摆。
我越来越觉得它会在我脚下折断，会把横梁上的我摔下去。
“你的桅杆在摇晃吗？”我冲着库克医生叫道。
他离我大概20英尺，可万一我有什么麻烦，那距离却像有整整一英里，根本没法帮得上我。
透过网一样的绳索，他向我安慰地笑了笑。
“到桶里以前不要往下看！”他喊道。
“我先爬上去，你看着我的样子做。
”桶没有门，我们得先爬到上沿，然后蜷下身钻进去。
看着库克医生敏捷的样子，我只能盼望就算没那么灵活也能做到。
他手脚并用绕过桅杆。
有一阵子，脚下除了些绳子，没什么东西能接住他。
梯子到桅杆远端时，他轻松地钻到了桶里。
我能看出来，他肯定已经爬过好多次了。
“该你了。
”他说道。
最难的部分是从一边爬到另一边。
我没像他那样手脚并用绕过桅杆，而是左手和左脚勾住梯子，右手右脚绕过桅杆。
要不是因为腿长，就得像库克医生那样做，不然就得灰溜溜地从梯子上下来。
我右脚先勾到横梁，然后右手也勾到了。
“快了。
”库克医生说道。
“放开左边。
”我照做了。
一下子，我两手抓住了横梁一端，要命的是，我双脚也站上来了，全身重量都压在横梁的一端。
我赶忙换开手脚，抓住横梁另一端，钻进了桶里。
我坐在桶里，上气不接下气。
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心还在怦怦地跳。
“德夫林，”库克医生大叫着，“德夫林，你没事吧？”“没事！”我喊道。
我意识到自己正从一只桶里看不见的地方大喊大叫，他肯定会觉得我好笑。
我挣扎着站起身。
他肯定是先看到一只接一只紧抓桶沿的手，然后是慢慢探出的脑袋。
我从桶里伸出头时，正好背向他。
我转过身，想着他肯定会有些同情与担忧的样子。
出乎意料，我只看到他开心的笑容。
“我那样更容易些。
”他说道。
我们都大笑起来。
桶有我的胸那么高。
我把胳膊靠在桶沿上，向峡湾深处望去。
目光极处的峡湾成了模糊不清的一个点，一道黑色的印记，相隔50英里的峭壁交汇一处，如铁轨一般。
凉爽的微风轻轻拂过。
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层撒落下来。
我能看到陆地上极远的地方。
目光越过只有野草生长的山丘。
野草每年六月从融雪里钻出，九月下雪时，又顶着积雪生长。
目光越过夏季时变软的冰川，它的边沿已在几个月前成就了座座冰山。
我一直能看到那些冰雪几万年前便开始永远占据的地方。
库克医生边指边说：“麦考密克湾离这儿西南方600英里处。
”那是红石屋的所在地。
出发前他曾告诉我，皮尔里几乎不可能向北走那么远。
在此条件下，我们也一样办不到。
“你觉得底下的人能听到我们说话吗？”我问道。
我们往下看了看甲板上的几个船员。
库克医生摇摇头：“脸冲什么地方，声音就往哪儿走。
”他正好冲着正前方。
我点点头。
我在看风景，而他的目光几乎没有离开过我。
只是偶尔，他的眼睛会扫过那些让我迷醉的地方，然后又盯着我。
他渴望看到我的表情，渴望看到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峡湾、狭谷、冰川与冰山能给我怎样的感受。
我每次看他，他便笑起来。
接着，他会愉快地观赏起风景，如同我的表情可以帮他追忆起初次见识这些景物时的感受。
“有一天我们会一起去那儿的。
”他盯着北方的地平线说道，仿佛在想象远方的某个地方——是极地，是北极点，那儿会揭示我们面前所有的秘密。
我无法想出何处能比得上他带我到过的地方。
“我们要第一个到那儿。
”他说道。
我从未从谁的声音里听到过这样的热情与渴望，甚至教士谈论天堂时都未有过。
如同只有第一个到“那儿”的人才能真正见识那个地方。
等我们到过后，后面的人只能看到改变了的地方。
我们目睹了一座冰山崩裂的景象。
这种冰山夏末并不多见。
崩裂不是由于融化，而是因为早在晚间便已开始的冻结。
夏天的融冰期，水流到裂缝处结成冰，裂缝不断撑大。
如此反复，裂缝每晚都会变宽，引出的其他裂缝如叉子般分布，仿佛冰体上的树状闪电。
冰山深处时不时传来炸弹爆炸般的声音，虽然每次爆裂声都好像经过消音处理，还是会引发一轮躁动，于空气中带来一丝悸动，峭壁上已松动的岩石和石板也有一阵颤动，好似一次小规模雪崩。
虽说这种种不安与律动会在到达水面前便消散掉，我们有时仍能听到“嘭”的一声，有如一块岩石波澜不惊地滑入了水中。
库克医生说，这些裂缝会在明年春天，或者后年，或者十年后的春天造成新的冰山。
只要冰的重量是这样压在上面，迟早它们会崩裂。
“或许我们能看到一两个掉下来的冰山。
”库克医生说道。
它们或许个头不大，不是那种能漂流到南边，圣约翰斯人春季爱看的冰山。
即便如此，它们也比我所见过的冰山大。
我觉得很奇怪，冰川表面和裂缝壁上脏乎乎的，灰色棕色混杂着白色绿色。
我原以为冰山都该干干净净，就如每年春天漂过格陵兰的那些一样。
库克医生告诉我，那是因为冰山外层在漂流过程中融化了。
在这儿，冰山表面上有夏季风暴时裹挟来的沙子，从海岸群山上流下的溪水也让泥沙淤积起来。
更别提各种鸟的粪便了，它们每种都有成千上万只。
库克医生说，如此暴露于空气中，加上周而复始的消融与冻结，会产生类似生锈一样的化学变化。
只有在海岸边上，时间又比较长的冰才会是这样。
若是深入内陆，深入北部的话，那儿的冰雪终年不化，山峰也是从冰雪中挺拔而出，表面并没有土壤，冰面看上去就几乎完美。
但真正完美的冰只有在极地海域才能看到。
每晚，表层之下的冰都在不停爆裂，声音也因为峡湾的阻隔形成回响，仿佛两支距离遥远的军队正在作战，却都宁愿在夜间交火。
爆裂也向水面送来道道涟漪，大小恰能使抛锚的船上下颠簸。
水波轻拍船身，如同微风拂过一般。
夜晚越来越冷，爆裂声愈发频繁，交火亦愈加激烈，如有两支军队正向我们奔来，一支在溃败，另一支在乘胜追击。
库克医生告诉我，爆裂声的频度若是降低，便说明白天冰融化得不多了，夏天差不多已快结束，我们也该离开了，除非我们想在这儿和皮尔里一起过冬。
溃败的部队似乎要进行一次最后的抵抗。
有天晚上，冰川那儿传来了持续不断的爆裂声。
早上，库克医生指着一大块冰说，他觉得这块差不多要掉了。
布莱克尼船长让埃里克号在看上去根本不会有冰砸下来的距离上行驶，这份谨慎很有必要。
要是冰山够大，它落下时激起的层层波浪不仅能损坏船只，甚至能让我们沉没。
听上去好像有大树正被人慢慢地扭曲、折断，无数的树木都在吱嘎、刺啦、噼啪作响。
噼啪声加剧起来，似乎有格林机枪的速度。
冰层锯齿状的边缘冰块参差突兀，标示出冰山一侧可能的形状。
巨大的冰块从顶端滑落，将水面搅成一团白色。
噼啪声的间隔愈来愈短，最后变成一个声音。
年代久远的冰块断裂时声音震耳欲聋，接下来的尖利声让人毛骨悚然，如同刚才断裂的只是枝枝杈杈，现在则是大树的树干了。
我本以为过程仅此而已，只是巨大而缓慢的断裂，其间有动人心魄的停顿。
可突然之间，整个冰块快速无声地冲入水中，好似一直维系它的缆绳被割断了一般。
有那么一刻，会突然觉得似乎根本就没有崩坍，一切痕迹都给抹去了，既不曾有过溅落，也不曾有什么响动。
接着，刚被击散的海水又突然喷涌而上，如同有座冰山那么大的家伙从海底被推上来，又回到水面上。
眼里所见，耳中所听便只剩下水。
浪涛汹涌，水花飞溅，仿佛一切平息后，如冰块般呆滞的物件是再也不会出现了。
涌起的浪头如喷泉般持续数秒。
随后，最先腾起的浪头落下，激起另一波稍小些的，时间恰在冰山浮出水面的一刻。
冰山巨大的躯体滚动着，身旁浪花翻腾，仿佛深邃的海底潜藏有无数引擎，正悄无声息地推动着这一切。
冰山还在翻滚，表面还未全部显现，可已能看到夹杂冰块的层层海浪向我们冲来，撞击到船身上，而船就像浪间跳跃前行的烈马。
每次浪头打来，我们就好似迎头撞上了另一条船一般。
又如同我们正在河中穿行，而激流中密布的尽是卵石般大小的沙砾。
冰块如冰雹般不停地撞上来。
海浪平息后，冰山冒出来，依然踉跄摇摆，上下跳动，似乎要朝如生锈般的一面倒去。
接着，山体向后缓缓摆去，生锈般的一面浸入水中，冰山白色的下腹冒了出来。
此时，冰山已不再上下跃动。
它向上浮起，似要急于展示一下，经历过如此的辗转翻腾之后，它已悟得浮在水上的诀窍。
一分钟前，海面上还只有埃里克号，如今，它要和这座无人驾驭的航船分享水域。
庞然大物好似被海面上的倒影支撑着，它的水下部分若隐若现地隐藏在极深的幽暗处，我都觉得它一定是在海底行进了。
冰山平静下来之后，船员与乘客间响起一阵欢呼声。
冰山的海面部分刚高过主桅杆，离水面约100英尺。
也就是说，水下部分至少有800英尺深。
可是，有如其他迟到的冰山一样，它的寿命不会太长。
阳光下它会融化，会在冰面上形成多条缝隙，雨水和海水会从山体冲下。
它会神出鬼没地到处漂流，就像一艘没有船员，只有舵手舱露在水面上的海难船。
形状的变化会引起重心的变化，长久以来隐没的部分会随着冰山的翻转重见天日。
我们的船并无大碍。
我们绕过冰山，开始了一段峡湾里没有浮冰的航程。
在乌佩纳维克，没人知道皮尔里的任何消息。
我们起航驶向更北的约克角，8月1日半夜到达。
布莱克尼船长拉了三声汽笛。
没多久，爱斯基摩人的皮艇就从岸边划来了。
很多爱斯基摩人登上船，其中有三个曾在北格陵兰的探险中作过向导，他们曾和弗朗西斯·斯特德一道工作。
库克医生把我介绍给他们，说我是斯特德医生的儿子。
他们似乎觉得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援救我父亲，于是话语中便有深深歉意，就如同他昨天才和他们分手，他们却已不知他的去向。
他们盯着我，似乎要度量出我的失望和悲伤。
三人中最年长的叫斯普斯，他正与库克医生交谈，语速快而柔和，仿佛在替他转达从哪儿来的讯息。
他告诉库克医生，皮尔里要么在伊塔，要么在英格尔菲尔德湾。
库克医生接受了请求，让他们与我们一道去伊塔，把他们的皮艇放在了船上。
离开峡湾转入伊塔狭窄的水域后，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件事物便是海滩上爱斯基摩人的村庄。
一簇簇的皮帐篷，像我在书上看到的棚屋一样。
“夏天爱斯基摩人便住在这里。
”库克医生说道。
“海岸上面就是海象聚集的地方。
”像爱斯基摩人一样的人从山顶跑下来，很快我就知道，他们中大部分就是风向号的船员。
伊塔是个凹进颇深的港口。
平静的海面上泊着风向号。
船只完好，船帆收拢，似乎几个月来没有动过。
船长叫山姆·巴特利特，个子不高，是个壮实的纽芬兰人。
他一直盼着有船能带个人来，一个有权让他的船和船员与皮尔里，还有他的探险解除合约的人。
罗伯特·巴特利特是风向号上的大副，也是船长的堂兄弟。
库克医生把我介绍给他们。
他们都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也都安慰了我。
他们说，他们住在布鲁克林，但夏天常常在纽芬兰度过。
我在思忖，冒险结束后，他们得花多长时间去把我的事儿传扬开。
船只用绳索系着，并排泊在一处。
船舷上缘碰到一起时，就用捆着绳子的跳板隔开。
和埃里克号一样，风向号也是捕海豹船。
两船看上去非常相像，或许原本就是姊妹船。
两根船首桅杆就像一对獠牙一样。
“皮尔里在哪儿？”库克医生问道。
巴特利特船长指指海滩。
岩石遍布的山那头儿，背风处立着顶皮帐篷。
他说皮尔里身体很差，有一个月没离开过帐篷了。
这段时间唯一见到他的人是他的黑人随从马修·亨森，现在就坐在离帐篷入口几尺远的地上。
说皮尔里在“睡觉”的爱斯基摩人都躲着他的帐篷，风向号的船员们也躲着。
他把自己关起来的头一天，曾有人隔着帐篷问过他何时返航回家。
巴特利特船长告诉我们，皮尔里平静地问答说，下一个问此问题的人会挨枪子儿。
乔·皮尔里和六岁的女儿玛丽在她们的船舱里。
自打皮尔里夫人发现他和一个爱斯基摩妇女有了个孩子，她们便谁都没来看他，也没和他说过话。
她是自己发现的。
她碰到那个爱斯基摩女人，背上正背着那孩子。
是个男孩，肯定是皮尔里的，头发和他爸爸的一样红，眼睛也一样蓝。
皮尔里夫人形容那女人“几乎没有人样”。
那女人却觉得，既然和同一个男人都生了孩子，她们就应该是“同事”。
皮尔里夫人原打算夏天在格陵兰岛上过6个星期，她已经在伊塔停留13个月了。
从她们到达算起，她和玛丽也已经离开家5个月了。
有人在门外告诉她，说有艘来接她们的船刚刚穿过狭窄水道。
皮尔里夫人答道，她已从舷窗看到了。
她不愿离开下面，她想和救援队的领头单独谈谈。
“皮尔里指挥官不在时，他母亲去世了。
”库克医生说道。


“我觉得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皮尔里夫人还是愿意亲自把这个噩耗告诉给他。
”船长带领库克医生来到风向号的甲板下，他说医生进去见皮尔里夫人的时候，他会在外边等候。
约20分钟后，他们走上甲板，皮尔里夫人跟在后面。
这大概是风向号驶离费城后她第一次出现，而脸上已是一副习惯于别人注视的表情。
身上衣服很厚，像是为应付科尼岛寒冷的日子。
她穿条哔叽布裙子，齐腰长的斗篷系在身前，扁平的帽子带着有斑点的面纱。
她头发一定很短，全塞进了帽子，从外面根本看不见，就像没有一样。
她很瘦，脸颊两侧因为没有头发，显得更加消瘦。
她下巴是尖尖的V形，V形的两边连着深陷的耳后。
她脖子更细，脖颈后面的中间也都洼陷了下去。
只一下，她便显出各种的疏离：一个女人与一群粗鲁男人间的距离；一位有社会地位的女性，和一群既无地位，亦不理解其价值的男人间的距离；一次需要听从船员摆布的冒险，而航海旅行史上却从没比此更糟的记录；不管她在北极生活多久，也不会变得和爱斯基摩人一样，这是白人妇女与爱斯基摩人的距离。
我记起10年前，达夫妮叔母看到皮尔里夫人在格陵兰探险所拍的照片时，曾说过“她是多么非同寻常的一个女人啊”。
疏离、非凡但却不协调。
好像库克医生和巴特利特船长从下面带来了个囚犯，最后她得来证明自己的无用了。
从她或库克医生的举止上，看不出他们曾彼此熟识。
他们如同只曾多年前在某次晚宴上说过几句话的人一样。
可他们曾于赴北格陵兰探险的途中，在相邻的船舱里生活过18个月。
在红石屋的那段时间，更是被暴风雪所困，他们只有一块临时的帘子相隔。
我觉得拉起那样一块帘子，不仅是为夫妻俩留点隐私，或是把探险领队与其下属分开，也是要把皮尔里夫妻和比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分隔开。
看着皮尔里夫人，我不怀疑，鉴于她的性别和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便是在北极数月的长夜中，她肯定也总和库克医生以正式的社交准则保持距离。
两人之间的这种默契在她那边更明确。
甲板下相遇的一刻，他已不是带领人员救助她的探险队指挥，而又变回她的仆人。
我们看着库克医生陪着她，乘坐两个船员划的船到了岸上。
她和库克医生一同向那顶帐篷走去。
离帐篷还有三分之一路程时，库克医生停下脚步，皮尔里夫人独自向前走去。
她走下海滩，默默地而又不失风度地拒斥此处的原始与荒蛮——拒斥它的境况、纬度、地形、当地土著，还有她无法了解但丈夫却一直生活于此的环境。
她掀起帐篷帘走了进去，库克医生坐在一块岩石上等她。
一个多小时后，她出来了。
库克医生走到她身旁。
觉得皮尔里听不到他们说话声时，两人停下脚步。
皮尔里夫人背向码头，两人面对面说了很长时间。
她突然转过身，好像库克医生的什么话惹恼了她。
他又追上她，一同走到了小船上。
他们回到了风向号上。
皮尔里夫人脸色依然苍白，她回到了自己的船舱。
她告诉库克医生，几个月来，这支探险队都没有医生，原来的医生戴德里克被皮尔里从伊塔赶走了。
皮尔里怀疑他想破坏这次探险，觉得他有意破坏探险储备，还与爱斯基摩人一道反抗他。
戴德里克医生住在海岸上面几英里外一个更小的村庄里，两人远远地僵持着，都发誓说决不会先回家。
皮尔里认为要是他走了，戴德里克便会自己向北极进发；戴德里克觉得，只要他在格陵兰，便是对皮尔里的折磨（折磨皮尔里已成为他这次探险之旅剩下的唯一目的了）。
长期毫无意义的荒野生涯，与世隔绝而无精神寄托，两人所剩的信念就只有看谁能耗过谁了。
妻女都已到来，他也不愿从可能击败戴德里克医生而荣膺安慰奖的竞赛中退出。
虽然他也不断告诉自己，雪再次落下时，他要重新踏上极地之旅。
他妻子告诉了他母亲的死讯。
只过了短短几分钟，他却又开始琢磨起戴德里克。
她把他母亲的死说了好多遍，每次他都会哭上一会儿，然后便回到自己的世界中，好像他不仅忘了她跟他说过什么，就连她站在这儿都不记得了。
第二天，马修·亨森陪伴库克医生上了岸。
他走到那顶帐篷前，钻了进去。
几个钟头后，库克医生回来便去了皮尔里夫人的船舱。
他告诉她，无论如何她得劝他马上回家，他不可能活得过北极的下个寒冬。
皮尔里夫人答道，都试过成千上万次了，以他目前的状态，她看不出自己能办得到。
另外，既然库克医生是受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之托来接她丈夫回家的，无论如何他也应该去试试。
“时不时皮尔里觉得我就是戴德里克，然后倒霉的亨森得赶紧按住他，要不他便会冲上来打我。
我给他做身体检查，他似乎都不知道在干什么。
我问他有什么症状，他也不理我。
”库克医生告诉我。
“做完后，我告诉他不能再探险了。
如果还要，肯定会失败。
以他的身体条件再去探险，一定会送命。
我本不愿这么直率地告诉他，但这可能是劝他离开最好的办法了。
”库克医生说，皮尔里现在既憔悴又虚弱。
他皮肤没有弹性，耷拉在骨头外面，像袋子一样。
因为多年前的霜冻，他只剩下了八个脚趾头，创口疼痛却无法愈合。
和戴德里克的争执，他可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他几个星期都没怎么吃饭，几乎一年都没吃什么像样的东西。
他只吃罐头，不吃爱斯基摩人给他的鲜肉。
“他苍白的脸色真可怕。
”库克医生说道。
“他眼里无神，好像知道游戏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
但他宁愿让人觉得他是死于探险，也不愿让人说他半途而废。
我跟他说，他没法再在冰雪上行走，没有大脚趾，就没法穿雪地鞋。
‘别跟别人说我没有脚趾头，’他央求我，像个要人哄的孩子。
他害怕别人知道这个秘密，尤其怕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知道。
他说他要在这儿再呆一年，要最后争取一下他所谓的‘世上迄今最大的礼物’。
我想劝他，以他的条件，绝不可能在这儿再捱过一冬，他又把我当成了戴德里克。”“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道。
“我们得等。”库克医生说，“或许他会改主意。”这样，我们开始了在伊塔并不平静的守候。
每天，亨森都会在皮尔里帐篷旁的岩石上呆坐几个小时。
他盯着港口，双手放在膝上，好像在等另一条船的到来，船上有一位比库克医生更具说服力的人带领的救援队。
时不时，他会跳起来，走近皮尔里的帐篷，好像听到皮尔里在叫他。
我从没在白天听到过皮尔里的声音。
他把东西拿进去又带出来，有时是几个珐琅盆子，盆里的东西他会小心翼翼地倒在山崖边岩石堆旁的小溪里。
他在附近小溪里给皮尔里洗衣服和床单，洗好后铺开晾在岩石上。
爱斯基摩人很尊重他，要什么都会马上给他，尤其他说那是给皮尔里的时候。
两艘船泊在一处，起起伏伏如同一艘——双船体、双甲板、双主桅的一艘船。
午后时分，纯净而湛蓝的天空上，我有时可以看到星星。
我觉得可能是幻觉。
我把这告诉库克医生，他说他眼睛好的时候，也能在这个时间与纬度上看到星星。
库克医生把这叫做“夏日奇景”。
要是在纽约，会被人当做是初春时分。
这儿的冬天有10个月，剩下三个变换迅速的季节便被压缩到两个月了。
即使在最暖和的日子，每次我吸气时，感觉都像喝了一大口冰水，寒意渗入身体的各个部分，而我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的感受。
大块大块正在消融的浮冰散落在海岸边，如同一支白色船队失事后的残骸一样。
身体健康的爱斯基摩人为了过冬在不懈工作。
木材在这个一无树木、二无灌木的地方尤为宝贵。
这个季节，他们几乎都不会用木头生火。
他们用皮毛交换木材。
对白人如此重视常见的皮毛而轻视罕见的木材，他们颇为不解。
有些爱斯基摩人会整日搜罗其他探险队遗留下来的木头，像是废弃的小屋或划艇，破损的桅杆，还有类似加固埃里克号船体时使用的几英尺厚的大木块。
每天，爱斯基摩人和船员便去岸上的海象栖息地，以前没下船的付费旅客会走得更往南。
整个早上跟下午，都可以听到远处的枪声。
布莱克尼船长说，那些俱乐部赞助人的孩子会对每样活物开枪。
他们回到伊塔时，满载皮毛和兽牙的捕鲸艇吃水都到了上缘。
太阳快落山时，他们把小艇拖上岸，然后回到铺位，拿出自己带的东西吃喝起来。
每晚，在船长的小屋里，库克医生和我都会躺着谈论我正读的那些书。
我总觉得，皮尔里夫人和她女儿就在离我们几英尺远的舱里。
巴特利特船长把他的房间让给了她们，他的房间恰好正对着我们的。
两艘船船体的厚度，用英尺或什么来表示，就等于我到风向号的距离。
库克医生的铺位是在埃里克号这边，冲着另一个方向。
我想象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在风向号上的样子。
寂静的夜晚，波浪轻拍船体，她们会躺在那儿，其他船上会飘过窃窃的私语声。
有时，能很清晰地听到皮尔里夫人在给玛丽念书。
很多时候，听上去是玛丽在妈妈的提示下背诵祷词。
怕吵醒她们，也怕让她们听到，库克医生轻声告诉我，那天皮尔里躺在帐篷里时曾说过他，或者应该说是指责过他。
他说库克医生“背叛”了他。
“斯特德医生，库克医生，戴德里克医生，命里注定医生都会背叛我。
”皮尔里说道。
到底库克医生如何“背叛”了他，却没有说起。
“他经常神志不清。
”库克医生说。
“他觉得我是被派到这里替代他的。
我跟他保证，他错了，只要他同意离开，我马上和他一起回到埃里克号上来。
我告诉他，如果愿意，他可以到埃里克号上看看，他会知道我并没有准备在冬季航行。
‘我这儿有你需要的一切，’他答道，‘我一走，你就会用我的工具。
要是我进了货舱，你会立刻把门锁上。
’”“他醒着躺在那儿，透过帐篷顶上的开口盯着天空。
我告诉他，读点书对他有好处，会帮助他集中注意力，可他不理我。
他最后需要的就是集中注意力。
他有时还在记日志，但我不怀疑，他写的跟他说的差不了很多。
”库克医生说道。
我想象着皮尔里仰望天空的样子。
他会盯着一线晴朗的天空，看到掠过的云彩或飞鸟。
夜复一夜，他会看到同样的一群星星，一个星座的同一部分。
以他的天文知识，他可以想象出整个天穹的样子。
看起来，他会觉得整个天底下只有他一个人了。
“可以强制性地把他带走吗？”我问道，“从你的诊断可以看出，他已经无法替自己和家人做出正确的判断了。
”“现在看上去清楚的事，等回去后就不一定说得清了。
”库克医生答道。
“皮尔里不一定能理解，皮尔里夫人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不一定能理解，甚至你我都说不清了。
从家里的角度看，这儿的事没法搞清楚。
只要他能证明有船员违抗他，就能被控为抗命甚至是哗变。
”除非绝对必要，除非不这样做他便会送命，不能将皮尔里强制带离。
布里奇曼曾白纸黑字地把这写给了库克医生，以防有误会发生。
“绝对必要——太阳明天出不出来我都不敢说。
”库克医生说道。
库克医生说，皮尔里最大的恐惧是怕因失败而闻名，然后被人遗忘。
“他在担心30年后报纸上他的讣告。
他想象着从没听说过他的人读报的样子，他会被当做最接近到达北极的人。
”我忍不住去想，皮尔里的状态也许暗示出我和库克医生的未来。
他或我会不会也有把自己关在帐篷里的那一天，不接受救助，不理会有人想把我们从幻觉的沙洲中引出？皮尔里离北极点有数千英里之遥。
这次探险，尽管已有三年时间，他还没有抵达极地的海面。
我问库克医生，北极点真是无法抵达的吗？“你不该仅靠此处看到的这些，便忙于给北极探险下结论。
”库克医生说道，“我从没见过哪次探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只有晚上我才听得到皮尔里的声音。
“亨森！”他不停地吼他的名字，喊到亨森来帐篷为止。
我们大家（狗也算上）都习惯他的声音了。
叫声在夜空飘荡，如同海滩远端匍匐着一群夜的生物，它们得靠嚎出这两个音节的声音以证实自己还活着。
“亨……森……森……森……”第二个音节更响亮，力气也更大，随着每次重复拉得越来越长，直到戛然而终。
皮尔里的声音，即使最响时，也藏有一丝无助。
仿佛一个为病痛所困而凄声求助的伤者，但他知道护士不会来了。
皮尔里喊亨森的时候，我常听到风向号上玛丽喊妈妈的哭声，然后是皮尔里夫人抚慰她的声音。
听到他在夜半时分这样吼叫亨森的名字，我不知道皮尔里夫人会用怎样的话语来安抚那小姑娘，怎么去让她相信父亲一切都好？库克医生告诉我，皮尔里夫人剪掉长发是为防生虱子。
玛丽不愿这么做，皮尔里夫人也没坚持。
她已经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的头发染上虱子。
现在只剩下她的头发没被伊塔的环境污损过，它已经象征着她们很快要返回的那个世界了。
有时候，玛丽会出现在风向号的甲板上。
她拉着妈妈的手，眯起眼睛看着湛蓝的天空和大海。
如果说皮尔里夫人似乎与这儿的环境不大协调，那小姑娘看上去就像是个幻影。
她戴顶镶褶边的白帽子，下巴下面打了个结，梳理整齐的红色卷发披在肩上。
她有好几件颜色不同的及膝外套，但却总戴白色手套，拿顶合起的遮阳伞。
她会用伞尖在海滩上戳东西。
每天，她们到海滩上散步的时候，玛丽会看海滩边的那顶帐篷，但皮尔里夫人让她走另一个方向，她也从未哭闹过。
对父亲长久以来自闭在帐篷中这件事，她母亲所作的解释是会让她满意的，尽管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
玛丽脚穿黑色长袜和系扣长靴走在沙滩上，旁边是身披斗篷拖着阳伞的皮尔里夫人。
有时候，留着及肩长的蓬乱黑发的爱斯基摩人会从山顶的帐篷里下来。
他们身披薄兽皮，脚蹬鹿皮鞋，会排起队跟在皮尔里母女身后。
他们边说边笑，有些爱斯基摩妇女还背着孩子。
这些人当中，跟其他妇女一样自然的，是皮尔里的爱斯基摩妻子阿拉卡星瓦哈，也背着那个与众不同的孩子。
阿拉卡星瓦哈喜欢让别人看她背带里的孩子。
而且我觉得，库克医生会有同感，他喜欢我和那孩子间某种“土著的”共同点。
“我可以跟你保证，”他说道，“等他们回到美国，没有一个皮尔里家的人会提起阿拉卡星瓦哈和她的孩子。
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以皮尔里的名字命名的单子上，也决不会有个带一半爱斯基摩血统的私生子。
”对于他们的出现，皮尔里夫人并不怎么特别在意。
她知道些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他们也懂点儿英语，他们之间可以交流。
爱斯基摩人的小孩围在玛丽身边，盯着她的头发和帽子上的褶边，皮尔里夫人面带微笑守在她身旁。
要是他们摸她，她便用阳伞敲他们的手，这会让他们笑起来。
跟其他白人不同，玛丽的个头正好可以让那些孩子好好观察她的脸庞。
他们仔细盯着她白色的皮肤，就好像他们觉得这只是个面具，下面还藏有一张与他们相同的脸。
玛丽以同样的忘我与耐心配合他们的好奇，宛如一只听从陌生人指令的柔顺宠物。
好像皮尔里小姐与皮尔里夫人是被爱斯基摩人捕获的、用做长期观察的猎物。
我在想，多年以后，玛丽还会记得多少发生于此的事情？她能理解多少？她已到此地一年，在风向号上度过了冬天漆黑的几个月。
对皮尔里夫人来说，让她能有点儿事干，能安排好她的生活，能让她不要觉得烦闷与绝望是多么困难的任务啊。
她还得把自己的焦躁隐藏起来，不让她女儿看到，否则她会觉察出她们已深陷困境。
她们是怎样度过的冬天啊，整整四个月，晚上关在船上，关在满是烟熏味，点着灯笼的房子里。
狂风大作的夜晚，桅杆吱嘎作响，她们没法听到彼此的说话声。
她就在那儿，这个小姑娘，从穿着看也不算很糟糕，只是肯定要比她在家瘦，可也没有皮尔里夫人那么瘦。
皮尔里夫人肯定有时没东西吃，或是得比平常少吃些，这样玛丽才不会挨饿。
跟我比起来，玛丽已算是久经风雨的探险队员了。
有时，马修·亨森照看玛丽，皮尔里夫人会与库克医生和我一道去山上的村落走走。
她双手放在斗篷下，微微歪着头。
库克指指点点的时候，她会点点头。
他像一位地方总督，而她像一位君主，到自己王国里最边远地区短暂视察。
她会观察与检审她最原始的臣民，而库克医生会说起如何发展与改善。
库克医生对皮尔里夫人说，我是斯特德医生的儿子。
她也曾跟斯特德医生一道在北格陵兰探过险，时间长短跟库克医生差不多，也是在同样紧隔的船舱里，同样也只隔着一条象征性的临时帘子。
她只出于礼貌地冲我点点头，如同是头一次听到弗朗西斯·斯特德这个名字。
我觉得她是被丈夫的探险折磨得筋疲力尽了，困在伊塔13个月更让她疲惫不堪。
除了回家，她对其他事情甚至连装都装不出有兴趣来。
刚到这儿，觉得事事还新鲜有趣，到此时她觉得没法忍受。
她不会让任何事情把她的思绪从一件事上转移开——那就是很快，她和她女儿，最好还有她丈夫能够离开，而且，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再也不要看到这片她眼中的“倒霉”地方了。
我有时会陪库克医生到爱斯基摩人的住处转转。
二三十顶帐篷扎在一起——我觉得挺随意，其中的排列方式我可能并不知道。
整个村落都忙于劳作。
现在，如同一场持续多年的暴风雪突然暂停，天空放晴，爱斯基摩人得抢时间，暴风雪会在他们熟睡的午夜卷土重袭。
男人在擦洗兽皮，有些拿的皮毛换来的匕首，有些拿的侧面锋利的石头。
他们也用那些石头费力地给锯子等工具磨制手柄。
女人用海象牙做的大针把兽皮缝到一起，皮线绳几乎跟我的靴子带一样粗。
跟对待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居民一样，库克医生给爱斯基摩人问诊时既保持距离又不失关切。
他缓缓走着，似乎突然或唐突的举止会把他们吓跑，会失去他们的信任。
他轻声地跟他们交谈，询问症状，无论他们说什么，都保持微笑，让他们相信这样的回答对他们的康复来说是个好兆头。
他们羞涩地咧嘴笑着，仿佛得病是由于自己品行不端，还要对给他带来的麻烦致歉。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条船上的许多船员都喜欢在岸上过夜。
他们睡在帐篷里，比船上舒适得多。
在船上，他们没有自己的船舱，每晚只能睡在不碍脚的地方。
岸上有地方，安全而寂静，有新鲜的空气、食物和淡水。
要是他们愿意，还有女人陪伴。
库克医生告诉我，在性方面，爱斯基摩人没有嫉妒的观念，甚至怀孕也不会让他们觉得有什么，仅是一个可资庆贺的原因而已。
“我觉得，”库克医生说道，“他们要是知道我们的真面目，知道我们得怎样把这种事遮掩起来，肯定会觉得非常意外。
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他们称为“大家伙”的种族。
无论这个种族的人发现什么，他们都觉得无足轻重。
他们碰到第一个探险家以前，也从没听说过这个种族。
对于第一个到这儿的人，他们不会觉得和其他人有何不同，不会另眼高看。
我们在他们的村落，他们会照顾我们，好像他们觉得得为这儿的暴风雪负责，有义务保护我们一样。
他们无法想见，其他种族身上潜藏的恶会比他们的更多。
要是皮尔里在此再度过一个冬季，肯定会有人因为照顾他而死。
虽然他知道，可还这样固执。
无论是谁第一个到达北极点，他所亏欠爱斯基摩人的，比所有他的船长、船员和赞助人加起来都要多。
”库克医生赞美当地人的性格，但晚上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
虽然他们总留我们，他仍会回到船上，不住到别人家的帐篷里。
晚上在埃里克号上，他会把对他们的观察记录下来，会把新学的词汇编到他的爱斯基摩语字典里。
有一天，我正穿过村庄，被群爱斯基摩妇女和孩子围住了。
女人们笑痛了肚子。
有两个站在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向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姑娘身边架去。
我抗拒着，鞋跟都在地上犁出了渠。
她也在笑，既不尴尬也不犹豫。
等我们面对面的时候，我得怎么办？我不知所措，挣扎得更厉害。
“她们在和你闹着玩呢。
”我听出身后是库克医生。
听到他的声音，她们放开我笑着跑走了。
他拍拍我的背，从我身边快步走过，不想让我觉得过于尴尬。
晚上，我和库克医生坐在甲板上，又想起了白天的事。
我不太清楚，她们是否只和我这样闹着玩。
我不清楚是否她们想让我知道，要是以后晚上我想约她出来，她一定会答应我的。
每天，我都会看海滩边上的帐篷。
要不是他每晚会叫亨森的名字，我会觉得难以相信，那顶帐篷里会真的有人，而里面竟真是皮尔里。
天黑后，站在埃里克号的甲板上，我看不到帐篷里有灯光，有灯笼，有营火的烟，甚至寒冷的雨夜都看不到。
无论白天黑夜，我甚至都绝少见到他投在帐篷上的影子。
有些天，这次救援的使命好像都被彻底遗忘了。
除了库克医生和亨森，似乎没人记得山崖下的那顶帐篷。
如同皮尔里已被隔离，我们都在等库克医生宣布他已病愈、不会传染的消息，然后便可带他回家。
库克医生每天都去皮尔里的帐篷，有时一天几次。
每次出来，都是副更加焦虑的表情，总迈着忧虑的步伐离开。
有时我觉得，我们好像不是在盼皮尔里从帐篷里出来，而是等他死的消息。
“皮尔里知道你在这儿。
”有天晚上，库克医生告诉我。
“亨森跟他说的。
要是皮尔里头脑正常，你在这儿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问题，就像和皮尔里夫人一样。
但你现在像我们一样，正好碰到他神经错乱，他还从没见到过你。
别担心，就我所知，你不是主要的问题所在。
他提起弗朗西斯·斯特德要比你多得多。
”我突然想到，我也可以离开伊塔回纽约去，甚至都不用看他。
听到过他在夜里的吼声便够了，或许他就只知道那么一个词。
假若如此，很可能我一生都不会见到皮尔里。
但这很荒唐，我走了这么远，连看他一眼都没有便得回去。
我在考虑跨过那条海滩禁路，把头伸到他帐篷里看他一眼。
有天晚上，皮尔里喊叫亨森的时间特别长。
库克医生跳下床，在船舱里踱起步来。
“亨森到底跑哪儿去了？”他差不多是和我在耳语，唯恐把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吵醒，可我觉得她们肯定早都醒来了。
“他会不会没听到皮尔里在喊他？他难道不知道，这样会给皮尔里夫人和孩子带来怎样的后果吗？”后来，喊声停止了，库克医生却睡不着了。
“我带领此次援救的动机可不像我告诉你的那么纯洁。
”他说道，“要是我把皮尔里安全救回，对我自己的事业可是不小的帮助。
”“我知道，”我答道，“这样想也很自然。
”“这次救助的结果将会影响我在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地位，我会有机会组建自己的探险队。
我知道他的妻女在等我带他回去，但我也在考虑，要是我把他扔在这儿，他活不过冬天，那人们会对我有什么看法。
”他往风向号那边瞥了一眼。
我们的舷窗正对她们的，窗上都挂着小帘子。
“我曾告诉她，无论有没有他，我们最后都得离开。
她提醒我，派我到这儿来是为救他。
‘我一直在救他，’我跟她说，‘可我到这儿来也是为带你和你女儿回去。
’她想为我写书面承诺，允许我强制把他从帐篷里带出，送到船上。
我告诉她，除非他愿意走，否则我们必须让他呆在这儿。
两条船的船员都在等我，等我无论采取什么办法结束这次救援，然后在冬季来临之前启程返航。
或许他们应该派别人来，派个他觉得不那么受威胁的人来，派个敢于顶撞他的人。
”“不能强迫他离开，你是对的。
”我答道，“皮尔里夫人不该让你那样做。
”“今天我跟皮尔里说了，要是他不跟我回去，我会觉得没有尽到对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责任。
‘是啊，如你所言，医生，’他说道，‘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
你还没那么走运，还不是库克北极俱乐部。
你在超越我之前先得救我。
如果你把我带回去，他们就会看好你。
谁能比救了皮尔里的人更强呢？他可是做到了皮尔里做不到的事——把皮尔里带回了家。
’”“你该睡觉了。
”我说道。
“皮尔里一家身处困境，我想帮助他们。
”他说道。
“可我也一样，我应该能够预见到。
我原以为，皮尔里要是活着，会等人救他回去，风向号会失踪或损坏了。
我知道不该把自己当做这件事的受害人，可看来无论我做出何种决定，都是在冒险，得付出大的代价。
如果我下令把皮尔里带出帐篷送上船，他会告诉人们，要不是我的缘故，他早都到达北极了。
他便不会因为和妻女一同获救而蒙羞。
他会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一道毁了我。
那儿有些人巴不得有机会把他往好处想，把我往坏处推呢。
他会控告我违抗不遵，甚至聚众哗变。
我觉得，要是我强行带他离开，他肯定会很得意，那可能正是他一直期盼的结果。
可要是我把他扔在此处，他又死了，我就会背上遗弃他的罪名，他却会成英雄。
”他看看对面拉着窗帘的舷窗，翻过身去，脸冲着墙。
我知道他在盯着墙。
很久很久，我看着他一动不动躺在那儿。
有天晚上，我躺在埃里克号床上，被山上雪橇狗的叫声吵醒了。
我听了一会儿，后来才知道它们是在回应远处山下海滩上什么人的声音。
我说不出是谁在喊叫，也不知道离皮尔里的帐篷有多远。
喊的什么听不清楚，节奏像英语。
是个男人在喊，声音里没有怒气，声调听起来像是和一个远邻习惯似地聊天。
要是有谁从远处海岸那儿回应他，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可唯一的回应只有萦绕的回音，就像碗里滚动的弹珠。
是不是皮尔里在自个找乐呢？或是错把回音当做了回答？皮尔里在和自己的回音说话？我想去甲板上看看，可我知道没有月亮。
没有月亮的夜晚，在伊塔只能看到星星，它们的光什么都照不见。
《纽约的探险家》第19章
听到那声音的第二天，也是我们停泊于伊塔的第17天，我正和库克医生在甲板上说话的时候，几个爱斯基摩男孩向山顶的帐篷跑了过去，边跑边喊着“皮尔里索阿!皮尔里索阿!”，我们向海滩上皮尔里的帐篷望去。
亨森站在帐篷外，是在等人出来。
我想是不是皮尔里夫人在里面，亨森往里瞥了一眼，又站直了。
从他的动作和紧张的样子我可以肯定，他是在等皮尔里。
爱斯基摩人从帐篷里跑出来，聚在山坡上观望。
两条船上的船员有的上到甲板上，有的停下手头的活儿，都在看着。
海滩上的人也一样。
目光转回到亨森的时候，我刚好看见皮尔里如君主般蹒跚地走到了阳光下。
他的腿打着弯，上身僵直，双手背在身后，如同要到海滩上例行巡视一般。
刚开始，还有爱斯基摩人问候与庆贺的呼喊声，可他们却没像我想象中那样跑下山坡问候他。
叫喊声突然停止，最初的兴奋已然退去，他们曾仔细地看过他，他现在的样子让他们有些失望。
我有些好奇，他们最后见到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
有些爱斯基摩人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似乎不忍心看到他现在的样子。
皮尔里站在那儿望着码头，盯着两艘船看了一会儿。
上一次他往这儿看时，有艘船还没来。
看来他是想要树立形象，让人觉得他虽然虚弱，却已度过最危险的时刻，身体正在恢复。
他穿双冬天的软皮靴，靴沿盖过膝盖，靴底比夏天的厚得多，可以使他的伤脚站在岩石上。
他双手依然背在身后，胳膊就像一对折叠的翅膀。
他踩着海滩上的石头走了起来，说是踩着，更像是蹭着，他拖着脚步的样子如同穿双拖鞋走过刚刚打过蜡的地板。
他挪动双腿，膝盖处打弯。
为防跌倒，他比平时走得快。
我觉得，不用走到船边两个等他的船员身旁，他肯定会摔倒在海岸的礁石上。
库克医生一定也想到了，他冲埃里克号的船员叫起来，让他们放下小船送他上岸。
亨森肯定听到了他的声音，他举起手，但皮尔里叫了声“停下”，这是我听他说过的第二个词。
“好，我们等着。
”库克医生说道。
皮尔里挺直身子，走在亨森身前一英尺处。
亨森小心翼翼地跟在他身旁，不时左右看看，随时准备扶住他。
很明显，皮尔里跟他说过，除非有绝对必要，他不能碰他。
皮尔里戴顶黑色尖顶帽，穿件黑色双排扣风衣，一条黑色厚羊毛裤。
整个世界似乎只听得到远处他的靴子踏在礁石上的声音。
从帐篷开始，他的脚划出两条弯弯曲曲的线，拖在身后。
这时，我听到另一声呼喊，我看到皮尔里夫人和玛丽从海滩那一头过来了。
她疾步前进，却没拉女儿，小姑娘跟在身后，尽力迈开脚步跟着。
她们比皮尔里离小船远得多。
看上去如同双方正在进行一场比赛，皮尔里夫人想在丈夫之前到达小艇。
她要玛丽走得再快些，时不时回过头不耐烦地看看她。
显然，她想在他走到小艇前拦住他，似乎她知道他意欲何为，她想阻止他告诉库克医生。
我们站在后甲板上，静静看着皮尔里一家一起走来。
我们看着皮尔里，乔和玛丽几个月都没见过他站起来的样子。
他蹒跚地走过沙滩，像一只步态怪异的黑色大鸟，身旁跟着亨森。
他想干什么呢？我觉得很奇怪。
库克医生的双手轻轻扶住我的肩头，停了下来。
他看着皮尔里，看来他会比妻女领先许多。
皮尔里走得越靠近小艇，库克医生的双手便扶得越紧，仿佛是想安慰我一样。
船员和从下面上来的乘客站在我们身后，三三两两地小声议论着。
皮尔里走到小艇边，亨森和另一个船员扶他上了船。
船员把小艇推到水里，拼命划起来，无疑又是背朝海岸的皮尔里的命令。
他妻子向他喊了什么，皮尔里头也没回，我也没听清是什么。
一会儿，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站在那儿看着远去的小艇，向库克医生叫起来，让他再派一艘小船去。
库克医生回应了。
皮尔里的小船越来越近，另一艘小船却向岸边驶去。
皮尔里身躯僵硬，却坐得挺直，如同刚才走路时一样。
他双手放在大腿上，头一动不动。
现在，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他肤色很怪，是种透着樱桃红的褐色，我猜可能是自然因素加上营养不良的结果。
他肯定刮过胡子，不然就是让亨森替他刮过。
他下巴上的V形短须修剪整齐，上唇胡须也修理过，其鲜红的颜色在一身黑衣的衬托下异常惹眼。
高大身材更凸显了他的衰弱，层层叠叠的衣服也掩饰不住。
即便里面还加衣物，他的外衣也太显肥大，外套的肩线盖过了胳膊肘。
风刮过时，他的裤子就像两面旗子，我都可以看到他棍子般的双腿。
脑海里，我在做着对比，一个正向我驶来的人和我曾常常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
他正常体重大概是200磅，我猜现在大概只剩下三分之二了。
刚戴上的帽子，整整齐齐的衣服——说是衣服，其实就是一堆破布。
他的身体已经垮了。
他像一位受困许久的将领，出来跟敌人投降。
我不会感到惊讶，他上船后，会把从亨森手里接过的东西递给库克医生，那会是象征投降的一柄马刀，或是一面折起的旗帜。
我想或许会是这样，他是出来告诉库克医生，他已改变主意，要正式结束最后一次探险。
他想站在这儿，面对库克医生宣布这个消息，而不是神志不清地躺在数个月都没离开过的帐篷里说这番话。
他想体面地接受失败。
他曾风光过，刚才还拖着残躯蹒跚走过海滩，摇摇晃晃地炫耀了一回。
他现在看着也挺风光，泰然自若，面无表情的样子可以当军人的典范。
埃里克号去接他妻女的小船从他身边不到10英尺处划过，他看都没看一眼。
库克医生又扶紧了我的肩膀，像是在说皮尔里有亨森在身边，而他有我。
小船划到埃里克号的另一边，看不到了。
我看两个船员转动绞盘，绳子因为负重而吱嘎作响。
接着，小船又慢慢出现在视线中，上面的四个成员出现了。
他们像在空中飘浮，尤其是皮尔里。
小艇升起时，他没看船，只是直勾勾地，茫然地盯着前方。
他或许精神恍惚，不知道船就在眼前。
亨森扶他下小船登上甲板。
皮尔里转过身，面对着我们。
他缓慢地同时转过头和身体，好像脖子没法动。
他向我们走来，离库克医生10英尺时，伸出了手。
库克医生拿开放在我肩膀上的手，快步迎上，像是要为皮尔里节省走这几英尺的力气。
他握住他的手。
皮尔里笑了。
他环顾四周，扬起一只胳膊，却没说话。
从照片上看到这幕情景的人一定会以为，这是埃里克号刚刚抵达伊塔，皮尔里划船前来欢迎库克医生。
在远离家乡的异地，自然而然，两位绅士会开心地聊起来。
库克医生跟着皮尔里的话题，如刚刚见到一样交谈起来。
对这段漫长而无法避免的延迟，两人都小心地避免谈起。
“北极的夏天，”皮尔里说，“自1892年，我们就没一起到这儿来过，库克医生。
”他的声音尽管有力，却在颤抖。
“从那时起，我也根本没到这儿来过。
”库克医生答道。
“那么长时间不到这儿来，我可受不了。
”皮尔里说道。
库克医生仔细打量着皮尔里。
皮尔里还是笔直地站着，头一动不动，双手背在身后，看上去非常镇定。
我却看到他的目光在茫然地四处游移，如同盲人一般，好像心里有什么声音在和他说话。
因为从没休息够，失去的两个脚趾的伤口无法愈合，站立的痛苦显现在他脸上，痛意甚至从他的眼神中露了出来。
但他既没退缩，也没有变换支撑脚。
“改变主意了吗？先生，您会和我们一同返航回家吗？”库克医生问道。
“我恐怕没有。
”皮尔里答道。
他闪过的笑容收紧了脸上的皮肤，紧绷的光泽如同打过蜡一般。
“当然，你会照料乔和玛丽，送她们安全返回的。
”提到她们名字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岸边，小船已经快划到她们面前了。
库克医生上前一步，抬起头看着皮尔里，轻柔地低声说道：“先生，除非您跟我们一道回去，我害怕她们会永远失去一位丈夫，一位父亲。
”“我们得再试一次。
”皮尔里答道，“要是我们这次没有成功，嗯，还会有其他机会。
”库克医生恳切地看着亨森，亨森既没说话，也没移开目光，可他的眼里却没有反抗。
我听到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的小船划进了水中。
“我以为你会忠诚于我，戴德里克医生。
我曾以为，你会在我所有的探险旅程担当重任，会是我生死与共的伙伴。
我想不到，那么小的一件事会对你那么重要。
”“皮尔里上尉，我不是戴德里克医生。
”“你当然不是。
”皮尔里说道，好像他没说过“戴德里克”几个字一样，好像他不是又一次把一个医生错当成了另一个。
“与戴德里克比起来，你就是一位圣人，库克医生。
那家伙是个杂种。
”“我必须绝对坦率地告诉您，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说道，他几乎是在耳语了，“那不是去冒险，那是去送死。
我得警告您，先生，您生着病，这不是您的错，但它却让您无法清醒地进行思考。
没有人在算计您，没有人想伤害您。
我们到这儿是想帮助您。
我知道，很难让别人替您判断什么对您最有利，很难知道何时该把您的信任赋予别人。
但我想劝告您，您得实实在在地权衡一下目前的处境，然后，请相信我，也请相信您的妻子和这儿所有的人。
为了您，几次旅程中他们付出了很多。
您愿意让我们带您回家吗？”库克医生说话时，皮尔里一直在笑，好像在说这些话骗不了他。
他自己说话时也在笑，如同他知道库克医生并没有听懂他话里真正的意思。
他们这样持续了一会儿。
一个轻声地说，另一个不停地笑。
听到皮尔里夫人的小船在风向号的另一头被绞上来，库克医生停了下来。
皮尔里还在笑，他扬着头，目光四处游移，仿佛心里的声音又开始和他讲话了。
皮尔里夫人和玛丽登上了风向号的甲板。
玛丽看了父亲一眼，径直下了甲板。
顾不上看脚下的绳索，皮尔里夫人踩着跳板从风向号上走了过来。
库克医生急切地看着她，又看了皮尔里一眼。
“皮尔里夫人……”他开始说道。
“他知道我怎么想的。
”她轻声说道。
她走向前来，颠起脚跟，像要吻她丈夫。
她对他耳语了几句。
皮尔里微微低低头，仿佛会动情，仿佛在强迫自己别哭出来一样。
但是，如同从昏迷中被唤醒一样，他又挺直身子摇了摇头。
“只有这种犯罪般的蠢行我无法原谅。
”皮尔里夫人说道。
“跟我和玛丽回家吧。
等你恢复好了，可以再试。
”“我只是有点发烧，库克医生。
”皮尔里说道，“现在烧已经退了。
公正的人不会借我发烧时的言行指责我，况且现在我也记不得了。
”“您没发烧，先生。
”库克医生说道。
他已经没有耐心了。
“您的伤痛也没消失。
您已经超越自己身体和大脑的极限了。
现在两者都垮了。
我是俱乐部派来带您回去的。
”“是的，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
你没那么幸运，不是库克北极俱乐部，现在还不是。
你在超越我之前先得救我。
谁能比救了皮尔里的人更强呢？他可是做到了皮尔里做不到的事——把皮尔里带回了家。
”是他以前说过的话。
他记住了这些话，却忘记曾说过。
或许他希望被强行带回。
或许他在想，要是库克医生把他强行带走，他的所有问题便解决了。
或许现在他正盼着库克医生下令，让船员抓住他，把他关在船舱里。
或许是为这个，他才坚持到埃里克号上来见库克医生，而不是在海滩上。
很容易就会让人想到这主意，可以诱使库克医生对他采取行动，也不会让大家觉得有多尴尬。
这要比另一种情形好多了——那种景象是他被人从帐篷里拖出，一直拽到船上。
那会让他在所有人面前蒙羞，甚至包括爱斯基摩人。
“库克医生，”皮尔里说道，“我意在为我自己，也为我的国人赢得一项荣誉，一项永存于人类心中的荣誉，到达北极点是会永恒的。
”他转向皮尔里夫人。
“乔，亲爱的，你能替我在母亲墓前献上一束玫瑰吗？”她转身朝风向号走去。
她头也没回，走下了甲板。
我看着库克医生，心想他是否会心软，是否不仅会放手让他指挥探险，而且还会让他去为自己的生死负责。
库克医生伸出了手。
“祝您好运，先生。
”他说道，声音大得如同在喊了。
皮尔里缓缓抬起手，和库克医生握了握。
他阴郁地松了口气，冷漠中透出些无奈。
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没能吓住库克医生，还是因为他的命运已经最终决定了。
巴特利特船长走上前伸出手，接着是布莱克尼船长，他们都祝福了他。
很快，两条船上的船员便排起队，要和皮尔里握手。
我注意到，看这动人一幕的还有皮尔里的女儿。
她正站在风向号的甲板上，是她刚才独自过去的。
船员列队走到他面前，说着“上帝保佑，祝您好运，先生”。
好像他们是在看望一位亲人，一位注定会在第二天死在手术台上的亲人。
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都像我一样，几分钟前都从没看到过他。
亨森看看皮尔里，又看看排起的长队。
他肯定在担心皮尔里能否站那么久，能否坚持到和每个人握完手。
所有人握手完毕后都下了甲板，只剩两个船员为皮尔里准备回去的小船。
库克医生托住我的肘窝，把我领上前去。
“皮尔里上尉，这是德夫林·斯特德。
”库克医生说道。
这一刻，玛丽突然叫起库克医生。
他转身向风向号跑去。
小姑娘站在那儿，身边没人。
“斯特德家那娃。
”皮尔里说着猛地抓住了我的手。
我差点儿被他拽倒。
他的目光不再游移，他的腔调让我想说，我不是斯特德家的，也不是孩子。
他肯定看出了我眼中闪过的抗拒。
“你看过北冰洋了，斯特德先生。
”他说道，“你在此过了几个星期无所事事的夏天，但千万小心别掉到它里面去。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
“我知道你们家里会出什么样的东西，斯特德先生。
”他压低声音说道。
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他知道我和库克医生的关系。
“呆在家里吧，呆在家里吧，要不然有天你会像你的傻瓜父亲一样完蛋的。
”皮尔里调整了握住我手的力度，我的手跟他的比起来，简直像小孩子的一样。
他使劲握住我，我觉得他似乎是在借我保持平衡以防跌倒，他的脸也几乎碰到我的脸上。
我轻推他，想让他站稳，我比他重40磅，他却没动。
他还是紧握住我，更深地抓住我的手，一边握住我的拇指，另一边几乎到了我的手腕。
这样，我们的手指和手掌碰不到一起，我几乎无法回应他的紧握。
我决定不能喊出声，不能把手缩回来，也不能让亨森来帮忙，他正看船员准备小艇。
我觉得自己的手会断掉，我的手骨会在他的恶意下如一袋冰棱般碎裂。
我们距离很近，他的眼睛还是雾蒙蒙的，如同他内心有什么想法在强迫他，让他无法意识到，他是在握着别人的手。
他深红色的脸庞上布满皱纹，我还从没这么近看过男人的脸。
他的呼气不太好闻，有股薄荷油的味道。
“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
你父亲也躺在坟里，埋在离这儿不远的冰里，就算他该下地狱的灵魂已经烧完，他肯定还在里面傻笑。
”我的双腿变得像皮尔里的一样虚弱，在重压下轻微作响，绷得也更直。
库克医生突然回来。
他的手臂像斧子般挥向皮尔里的胳膊。
我们的手突然分开，皮尔里好像完全失去了知觉。
他没瘫倒，膝盖也没弯，只是身体前倾，头一下子突然变得过于沉重，双臂还无力地耷拉着。
他正对着通向下面的台阶，或许会冲过水平护栏。
他6英尺3英寸的身躯会摔得很远，脸会撞到那些木头台阶的棱角上。
几件事同时发生了。
在我看来，库克医生冲上前是想挡到皮尔里和甲板之间。
亨森以为库克医生要打皮尔里，他猛扑向库克医生，两人撞在一起，倒退着摔倒在甲板上。
我上前一步，正赶上皮尔里的身体压在我身上，他的头冲着我的头倒下来。
我赶紧扭过身，他的下巴搁在了我的颈窝。
有一刻，我就这样撑着他。
我想伸手把他扶起来，但右手疼得厉害，根本抓不住他。
我抱住他的腰，拢住他的双臂，靠着双脚使劲支撑着他。
我左脚在身后顶着，右脚挺在前面，可左脚却打滑，不得以我得换一下脚，双脚保持20英寸的距离来顶起他死人般的身体。
最后，我实在撑不住了，先摔倒在船舷边上，头磕了回来。
皮尔里摔在我身上，直挺挺如尸体一样，就好像我们一直在跳舞，现在要在彼此怀里小憩一会儿。
我以为到这儿就完了。
我想把皮尔里推推，把他从船舷边搬开，突然，什么东西握住了我已受伤的右手。
我本能地缩回手来，可也放开了皮尔里。
他个子很高，船舷只能挡在他腰部，他翻跟头一般从船舷处翻了下去。
本能让我伸出右手抓住了他大衣厚厚的领子，我左手和双脚也在用力靠住船舷，以防跟他一起掉下船去。
他吊在两船之间，吊在跳板的旁边，神志依然不清。
如果我放手，他会跌到40英尺下的海面，会在掉下去时撞到船身，会摔到船下面，那就几乎不可能再救上来了。
皮尔里在半空慢慢晃动着，全然不知自己身处险境。
他闭着眼睛，嘴微张着。
我突然想到，要是他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正悬在半空中，发现自己没在甲板上，也没握着我的手，而是吊在两船之间，命系生死之间，那会多么奇怪。
他突然醒来了。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眼睛睁开了。
开始，目光里有的只是茫然，如同他知道有什么事不对劲，就像他以前醒过来时，从没有过现在的这种感觉。
突然，他眼里闪过一丝警觉，似乎已经意识到自己正悬在海面上的半空中。
尽管如此，我觉得他可能还没意识到他是悬在一个人的手上，更别提是谁的手了。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上。
我的手在上边攥着他的衣服领子，他的大衣已被拉扯得像僧侣的长袍一般。
只从两侧看，不会看出下面是谁，只会以为吊在我手上的是个溺水者，我刚捞起他被海水泡过的尸体。
他看着我，好像以为我正要把他扔到海里。
他没有从噩梦中惊醒，却又做了一个。
他伸出手，抓住我的衣领，像要把我也拽下去一样，这样只能稍稍减轻我胳膊上的力。
接着，他挣扎的方式变了。
他不像是要把我也拽下去，而想把自己从我手里脱开。
他双手齐上，想掰开我抓住他衣领的那只手。
要是再过一会儿，我可能真就抓不住他了。
亨森、库克医生和另外两个船员跑到我身边。
我已精疲力竭，下面的一阵慌乱我已不大清楚。
“没事了，德夫林。
”我听到库克医生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没松手，仍紧紧抓着他的衣领。
我或许昏过去了一小会儿。
我听到乘客和船员的声音。
后来，我想象他们会看到什么：我在皮尔里身下，他整个扑倒在我身上，亨森和库克医生俯下身，想把瘫软的皮尔里从我紧握的双手中撬出来。
我意识到我和皮尔里都已经安全，意识到那两个人是在把他从船边拖回，从我身上拉开，我放开了手。
这一幕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其他人肯定会猜测。
皮尔里的头靠在我旁边，前额枕在甲板上，看上去只是像在休息打盹儿一样。
不知道何时，他帽子掉了。
帽子或许正在两船之间的海里漂着。
我能看见的只是蓝天，可我也听到了四处传来的吵闹声。
“出什么事了？谁受伤了？”皮尔里动了动，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些什么，好像还在小声侮辱我。
他一只手扶着自己坐起来，亨森、库克医生和其他几个人把他拖到了一边。
“您不该这么快站起来，先生。
”亨森说道。
皮尔里摇摇头。
别人扶我起来的时候，他也站直了。
我在喘气，右手疼得厉害，几乎动不了。
我看见皮尔里甩开了亨森扶在他胳膊上的手。
我想张开手弯弯手指，看看有没有哪儿断掉，却感到一阵由肩膀到指尖的剧痛。
我无法张开手。
我用左臂弯弯右臂，是小臂部在疼。
我的腿还站不稳当。
我想我是受伤了。
皮尔里握着刚才被库克医生打过的右前臂，闭上眼睛。
我看着库克医生，他好像准备把这一切说个清楚。
他盯着皮尔里，他看上去好像又要昏过去了。
“这儿出什么事了？”巴特利特船长问道，其他人也围了上来。
“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说着，深吸了口气，可马修·亨森却打断了他。
“皮尔里上尉昏倒了。
”亨森说道，“他就要跌下船时，这位斯特德先生用一只手拉住了他，然后我和库克医生赶过来把他拽了上来。
”巴特利特船长看看皮尔里，他还是刚才的样子，闭着眼睛，身体在轻晃着。
船长没机会询问皮尔里出什么事了。
他看看库克医生。
“我们……亨森和我……我们在救皮尔里上尉时撞到一起跌倒了。
”库克医生说道。
“德夫林先赶了过去。
他掉下去时德夫林抓住了他的衣服领子，他一直拽着他，然后我们两个过来帮忙把皮尔里上尉拉回到了甲板上。
”“斯特德先生，是这样的吗？”巴特利特船长问道。
“要不是斯特德先生，皮尔里上尉会伤得很厉害，甚至会更糟。
”亨森一边说，一边紧张地看着四周，似乎有些害怕除这几个人外，还有别人也看到了刚才的一幕。
是有人看到了，但不是那两个准备小艇的船员，他们看来和别人一样迷惑。
看到的是玛丽·皮尔里，她还在风向号的甲板上静静看着。
皮尔里夫人不知道去哪儿了。
“你们两个受伤了吗？”库克医生问道。
皮尔里弯着胳膊，摇了摇头。
“你怎么样了，德夫林？”巴特利特船长问道。
他以前可从没只叫过我的名字。
“我想我把手扭了。
”我答道。
“我会看看斯特德先生的手的。
”库克医生说道。
“那么，很好，”巴特利特船长说道，“皮尔里上尉欠你一份情，斯特德先生。
我敢肯定，等有一天他恢复正常以后，他会亲自感谢你的。
”皮尔里的眼中又闪过一丝躁动。
呆在家里吧，呆在家里吧，要不然有一天你会像你的傻瓜父亲一样完蛋的。
这听起来既像威胁，又像警告，还像是一句预言。
库克医生带我离开了。
走过皮尔里身边时，我歪过头看了他一眼。
皮尔里双脚没法交叉，只能挪动细碎的脚步转过身。
亨森守在他身旁，比以前更近。
两人向小艇走去。
皮尔里和我就像刚刚结束一场决斗，两人都身负轻伤，被副手照看着。
尽管刚才发生了这些事，尽管我的手受伤了，我还是想看皮尔里是怎么回到他的帐篷。
在小船上，他还是那样坐着，僵硬但直挺挺地背对着我们。
他差点儿摔在海滩上，但用双手撑住了自己。
他的肩膀弓起，仿佛在积聚剩下的力气。
他在亨森的陪伴下向帐篷走去，亨森没有面对他的脸。
他甚至都没有想把脚抬起来走路，只让他的皮靴在海滩的碎石上一路拖曳。
亨森掀起帐篷帘，皮尔里深深弯下腰，弓着身子钻了进去，样子像在给里面的人鞠躬一样。
看到这儿，库克医生摇摇头。
我没能看到皮尔里躺下，亨森便拉上了帐篷帘。
库克医生带我到埃里克号的甲板下，给我做检查。
他轻轻用手指触压我的胳膊和手，我一退缩他马上便注意到了。
“手两边主要的骨头裂了，手腕上的也是，不过不太严重。
回家之前，我也不敢十分确定。
”他说道。
他做了只吊腕带，又拿些冰块替我消肿。
他把裹布绑好，里面有个装冰块的袋子，正对我的手背。
“回去的路上你不能再爬桅杆了，”他说道，“也不能报告浮冰了。
至少这次航程不能了。
”“谢谢你帮我。
”我说道。
“我要是看见的话，会早点过来的。
他弄伤你的手，是个老把戏——这个我敢肯定他知道你不太清楚。
如果你知道怎么握住别人的手，他就缩不回去。
”“我很诧异，他原来那么强壮。
”“他现在也很强壮。
关键是得知道抓什么地方，而不是用多大力气。
就算一个孩子，如果知道怎么做，也能让皮尔里疼得跪下来。
”“我希望你的行为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不会的。
亨森帮了我们，尽管我知道，他只会替皮尔里做事。
要是皮尔里能活下来，他要么会坚持他今天的说法，更有可能他会说什么都没发生。
”“玛丽看到了发生的事。
”我说道。
“我知道。
”库克医生说道。
“但是，除了她父亲有危险的那一段，我不知道她能明白多少。
”“她可能看见你打皮尔里的手臂了。
”“她看见什么，怎么跟她母亲去说都没关系。
亨森说的足够应付。
”“你听到皮尔里跟我说的话了吗？”我问道。
库克医生摇摇头。
我逐字逐句地说给了他，就算再过40年，我肯定也会记得这么清楚。
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
库克医生转过脸坐到床沿上。
“他发烧了。
”他说道，声音变小了。
“他说我父亲埋在了冰里。
”我说道。
“他肯定知道你才是我父亲。
他跟弗朗西斯·斯特德说过你是的。
”“当然他是很怀疑的，”库克医生说道，“但我从没和他说过这事。
”他猛地站起身，双臂搂住我，在我受伤的手臂能承受的范围，抱住了我。
我也用左手回抱了他。
他退后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里的泪水。
“你是你母亲的孩子，”他说道，“但也是我的。
”那天稍晚时，皮尔里夫人和玛丽去皮尔里的帐篷里呆了很长时间，她们给他拿去一些礼物，告诉他在圣诞节前不要打开。
她们回到风向号上时，很明显玛丽曾哭过。
她眼睛红肿，但脸上和她妈妈一样，仍是副肃穆的表情。
晚上躺在自己铺位上，我在想皮尔里的话，他的用词。
你母亲下葬时还穿着人们找到她时穿的衣服，身上滴着水就被埋在了圣约翰斯的公墓里。
他肯定不知道，我母亲下葬时穿的什么衣服。
“知道吗，你今天表现得很勇敢。
”库克医生说道，“他或许永远都不会对别人承认，甚至对自己都不会，但他欠你一条命。
”“这样就结束了我第一次探险，真奇特啊。
”我说道。
“所有的探险都有奇特的结尾。
”库克医生说道，“因为它们最后都回到了文明世界。
你会懂我的意思的。
在你眼里，我们要回去的那个世界跟你刚离开时已经不一样了。
”听到玛丽在风向号的哭声，我们停下来了。
我们又听到皮尔里夫人喃喃的安抚声，可比平常要小声得多，似乎连哄玛丽时，她都无法放下自己的心事。
我做了一夜的梦。
手被握住的情节断断续续地出现在每个梦里。
我跟一排手腕有力的人握手——有皮尔里，爱德华叔父，弗朗西斯·斯特德，库克医生。
他们都祝我好运，似乎他们都相信，再多的好运也救不了我。
梦没有停。
我从船边向下望，看到水面上浮着的一具尸体。
他的衣服漂在水上，外套半绕在头上，头向后仰着，似乎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他仍把头伸出了水面，要仰望天空。
接着，我又梦到我母亲，她沉到了水下。
我看到她时，她的脸却十分平和。
我还没来得及抓住她，或者不得不放手让她去时，梦境又变化了。
接着，我面对面地跟弗朗西斯·斯特德站在一起，他突然想把我从船上推下去。
我们打起来，结果他掉了下去。
可是，他马上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次是我掉了下去。
我还没掉到水里，梦却醒了。
等最后醒来时，我甚至比没睡觉还觉得疲惫。
库克医生最后到爱斯基摩人的帐篷那儿走了一圈。
他跟他们道别，把他能给的药品都送给了他们。
他告诉我，皮尔里和亨森，还有些爱斯基摩人会很快往西北方向去，去皮尔里冬天的营地。
查理·珀西是风向号上的乘务，也是船员里懂得最多医疗知识的人，他会跟他们一起去。
戴德里克医生和皮尔里一样固执，一样无趣，他会留在格陵兰，一直到明年夏天。
但他计划和他们保持距离。
等到冰雪条件具备，他们会从冬季营地出发，穿过极地海域向北极点进发。
这至少是他们的计划。
库克医生说，要是皮尔里离开他的冬季营地，他便活不过一星期。
人们在用牺牲性命来满足幻想，他们会以为皮尔里够强壮，他能到达北极点。
亨森、珀西和几个爱斯基摩人会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最后的日子里，死亡降临的时候，他不得不承认已经失败的时候，他不会是孤身一人。
刚过中午，两条船上的所有人便都上了甲板。
水手收起架在埃里克号和风向号之间的跳板，解开了缆绳。
我望着海滩，除了皮尔里的帐篷，还有亨森那顶小些的，便再没什么东西能说明，这是哪个世纪、什么白人曾经踏上过的土地。
海滩上没有船员，没有他们的工具或设备，没有拖过沙滩的小船，没有晒在礁石上各种颜色的衣服。
美国的、加拿大的、丹麦的、纽芬兰的旗帜都被收了起来。
看上去都觉得不太可能，玛丽·皮尔里曾跟她妈妈走过这片海滩，曾学她的样子转阳伞。
有那么一个温暖的日子，我也曾靠在阳光下一块平整的礁石上，读库克医生让我看的书。
查理·珀西爬上小船准备上岸时，玛丽·皮尔里说道：“照顾好我爸爸，查理。
”珀西是个从布鲁克林来的小伙子，个子很高，性格腼腆。
亨森请他留下时，他马上便答应了。
我手里感到的不仅是疼痛，还有皮尔里握过后留下的魂灵。
要是我听到他的死讯后还能有这样的感觉，那会有多奇特。
两艘船分开了。
风向号装备的是柴油发动机，首先向峡湾驶去。
布莱克尼船长在埃里克号上拉响三声汽笛，向我们告别。
巴特利特船长也鸣了三声汽笛回应。
爱斯基摩人聚在海滩上，看着我们离去。
他们挥着手，叫喊着。
查理·珀西也在他们中间，但没有看见皮尔里或是马修·亨森。
我们跟爱斯基摩人挥手告别的时候，乔和玛丽一直呆在甲板下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斯特德先生？”返航途中，一位名叫克拉伦斯·维科夫的年轻人问起我。
他咧嘴笑着，仿佛在说我们都知道不是库克医生和亨森说的那回事。
我知道维科夫和他父亲都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
“我们刚握完手，皮尔里上尉便昏过去了。他倒向一边，我抓住了他，就这么回事，跟亨森说的一样。”我说道。“你知道吗，会上报纸的。”他说道。
“我会做的。赫伯特·布里奇曼也会这么做。你救了皮尔里的命。等我们靠岸时，会有记者等我们的。那儿总有记者。”我第一个念头是，这下子达夫妮叔母会马上知道我去过什么地方了。
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很难宽慰您，因为您和我一样，也非常清楚极地探险所意味的风险。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并非因为我父亲曾经做过，也并非是我想挽回他的声誉或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在船舱里，库克医生告诉我："你没必要跟那些记者说什么。
说实话，要是你那么做，布里奇曼会很生气。
我们两个去见他，把亨森那一套告诉他，探险结束后总是这样。
北边看来很清楚的事到纽约会被搅混，最后就没人能说清了。"库克医生和我见到布里奇曼之前，纽约的报纸上已有我的报道了，不是醒目位置，是补充在库克医生援救乔和玛丽的报道旁，目的是告诉人们探险进展如何，让人们再对探险乐观一点。
我被说成是把"近况不佳"的皮尔里从濒死的境遇中救了出来，在此过程我"胳膊严重受伤"。
报上大幅引用了船员和乘客的证言。
他们说起发生的一切，如同亲眼目睹一般。
他们说我强忍剧痛，一边大叫一边用断臂把皮尔里拉了上来。
"那些故事是布里奇曼搞出来的。"库克医生说，"他想把注意力从探险失败和皮尔里的身体状况上转开，也更是想回避和戴德里克的矛盾。"他很肯定地告诉我，绝不要对媒体说他们在夸大事实。
其他报道也出来了，加了很多乱编的细节。
人人都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曾跟随皮尔里，我去探险是为看看父亲的安息之地，故事就更引人入胜了。
那已不再是报道花絮了。
用库克医生的话说，这些叫做"歪曲报道"，正是媒体追求的效果。
我被好几个记者采访过，有一个形容我"谦逊礼让，沉默寡言"。
他的笔下这样写道："由他冷静镇定的个性人们可以看出，在那样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刻，一个如此年轻的人是如何沉着地帮助了皮尔里上尉。
"我想低调处理自己被认定的英雄行为，只是不否认曾帮过皮尔里，可是记者却不答应。
凡是上了报纸的我的照片里，挂着吊腕带的胳膊都特别显眼。
我告诉记者我只是手受了伤，他们还总说成是"严重受伤的胳膊"。
"你为什么不接受自己应得的荣誉呢？"库克医生问道，"就是你救了他的命啊。""那是因为他跟我说的那些话，"我答道，"还因为他曾跟弗朗西斯·斯特德说你是我的父亲。
我不愿意让人们说我救了这样一个人的命。
还有，要是没你和亨森，我也救不了他。""告诉那些报纸他们想要的东西，不会有什么坏处。
用你的话，说你干过的事。
你有没有想过，这也许会对我们有利？虽然我没把皮尔里从格陵兰带回来，布里奇曼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那些成员也没责怪我。
要是皮尔里死了，情况就变了。"我心软了。
就像《纽约时报》写的那样，我成了一个"最后才出现的人"。
我详细告诉时报记者皮尔里昏倒后的每个细节。
报道里面还有我一个简短的生平。
生长在纽芬兰。
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子。
弗朗西斯·斯特德则是"皮尔里上尉的前同事、医官，不幸于北格陵兰探险途中失踪"。
来曼哈顿并无所求，结识库克医生纯属巧合，后者是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此次援救探险领队。
库克医生也曾和皮尔里及弗朗西斯·斯特德一道参与过前往北格陵兰的探险活动。
"对于斯特德先生而言，前往他父亲失踪了的、冰雪覆盖的北方大地无疑是一次朝圣之旅。
1892年，德夫林·斯特德刚刚12岁，他父亲便和皮尔里上尉、库克医生前往了格陵兰。
不幸的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与皮尔里和库克两位探险家一道踏上他父亲曾经走过的土地，成了斯特德先生长久以来的梦想。
谁能预见到这样的梦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这位早已在格陵兰失去了父亲的年轻人，却救了另一位与他父亲共事过的伟大的探险家的性命。
"几乎每天都要添些新内容：离开伊塔的前一天，船员们曾排队与皮尔里握手并祝他好运；尽管已精疲力竭，皮尔里还要和他们每人都"聊上几句"；我们交谈时皮尔里突然昏厥过去，他掉下船舷时我抓住了他，我拼命地叫"救命"，但死也不肯放开一个体重比我重得多的人。
对于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抛妻弃子，还有他的死，报纸只是含糊地一笔带过。
他们没有提到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只说她死时我年仅6岁。
只有几处提到达夫妮叔母和爱德华叔父，说他们是"养育了斯特德先生的叔叔和婶婶"，这话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有很多自己的孩子得养一样。
如同我是生长在他们自己孩子生活的环境中，不得已得自己照顾自己，所以变得既性格顽强又思维敏捷，唯有如此才能在格陵兰帮得了自己和皮尔里上尉。
《纽约时报》这样写道："无论斯特德先生在哪里，库克医生总在身边照看他。
知道他们的人会说，一开始便是这样，他们之间有种熟悉而平等的气氛，但他们却只是刚刚认识，这真让人费解。
对此，库克医生解释说，他和斯特德先生的父亲非常熟悉，偶遇他的儿子后，他感到他们似乎已友好交往多年了。
什么样的父亲不会对这两人的亲密心怀嫉妒呢？他难道不希望自己儿子也会像斯特德先生陪伴库克医生那样，恭敬地顺从自己吗？"
《纽约的探险家》第21章
亲爱的达夫妮叔母：
您可能已经从圣约翰斯的报纸上知道，我参与了赴格陵兰援救皮尔里上尉和其家人的探险活动。
现在我要将行程与计划详细告诉您。
与皮尔里上尉奇特的偶遇之前，我也仅是此次探险队领队弗雷德里克·库克医生的客人而已。
到纽约后，我成了他的私人助理。
如您所知，我父亲是在1892年赴北格陵兰探险时失踪的，那次探险皮尔里上尉与库克医生均曾参与。
皮尔里上尉担任指挥，库克医生为队中同僚。
库克医生与其妻玛丽热情地安排我住在他们私宅中无人居住的侧楼，他们家是在布鲁克林的布希威克街。
他们对我照得顾很好，我什么都不缺，只是这些日子没您陪伴，我有些想念。
我知道，因为发生在我父母身上的事，您肯定会对我参加极地探险、与探险家交往，甚至自己也想成探险家的想法感到痛苦和不理解。
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很难宽慰您，因为您和我一样，也非常清楚极地探险所意味的风险。
之所以选择这个职业，并非因为我父亲曾经做过，也并非是我想挽回他的声誉或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之所以和库克医生共事，并非因为他认识我父亲，或曾参与我父亲生前的最后一次探险。
虽然，某种程度上我乐意承认，是库克医生点燃了我的梦想。
可是，若我并非为成为探险家而生，他也绝无可能办得到。
即使写1000封信，我也无法跟您说清，库克医生给我的善意与教导有多重要。
我曾与库克医生提起过您和爱德华叔父。
他让我向您保证，若没有他认可的充分准备，我不会参加任何探险活动。
离开家时间不长，但我已有所改变。
有些问题我不得不回避。
您了解我，我希望您能原谅我的不辞而别。
尽管有些后悔，但也无从选择。
我知道，不大可能收到您对我所择职业的祝福。
您会认为我不知恩图报，或难以信赖，但我希望能够走自己的路而不要您的帮助。
的确，我必须坚持这点。
这么长时间以来，您是我的唯一。
要是没有您，我会变成一个别人眼中的那样的我。
您的爱让我心中残留的希望没有逝去，让我知道有一天有一个人也会爱我。
我变得太依赖您，除非能彻底离开您，不然过多长时间，我也无法独立。
是我而非您的天性使然。
若是您在这儿，我会天天看到您的脸庞，听到您的声音，甚至您和我经常通信，结果也会是如此。
尽管不是您的本意，由于我的缺陷与问题，此种结果都无法避免。
当我可以克服掉这些缺陷，可以把您的感情还给您而不会伤害到您或我的时候，我会让您知道。
请相信我，我盼望着这一天。
我真希望，正在写的这封信就是我将来要写的那封。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不能再见面，也不能再通信，这对我来说很痛苦。
我期待您回复这封信，也期待能再给您写信的那一天。
请相信我在这件事上的判断，也请相信，我对您的爱不会因此而减少。
爱您的　　德夫林　　我亲爱的德夫林：我一直在期待，迟早有一天会知道你的下落。
但我从没想过，我竟然得从报纸上看到你离家后去了哪里，又做了些什么。
报上登了几张你的近照。
我原本以为，分离这么长时间后，照片上的你会显得更亲近，结果却正相反。
你看上去那么遥远而陌生，似乎你并没有过去，或者你有你的过去，但其中却没有我。
从你的样子可以看出，你经历的远远不止15个月。
15个月没有见过你，又突然看到你的照片，真有些不太习惯。
我关注你的探险，陌生的人们也关注你的探险，但两者并不相同。
这些报道和照片如同启示，告诉我你永远不会给我写信了。
你能想象得出，接到写有你姓名和回信地址的信封时，我有多高兴、多宽慰吗？啊，我是多么想你，德夫林。
我多么希望你就在我身边，我可以把你抱在怀里。
我不想因为我的话给你带来任何烦恼，也不想因你做了自觉正确的事而指摘你。
但是，如果不在信中告诉你我的想法，这封信便毫无意义了。
从你信中可以看出，离家后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你改变了很多。
无论好坏，我只能将这种变化归结为库克医生的影响，因为在报纸上所有写你的报道中，每一段都能看到他的名字。
我不得不承认，尽管很高兴听到你近况不错，我还是失望于你所选择的职业。
在我看来，那可能是世上所有职业当中最不可能吸引你的了。
的确，如你在信中所言，我对你的职业选择感到不安。
而且，难道真如你所想，你的选择真与你父亲无关吗？你的新同事曾与你父亲共事，也曾参与你父亲失踪的那次探险。
这些难道仅仅只是巧合而已吗？我猜你是对的。
是有很多事情你必须放下，可我也在担心，你不可能忘记过去，也不可能改变它。
对于你想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抹去的想法，即便这种想法只是暂时的，我也不十分明白，也不理解你为何会觉得这种做法能成功。
可是，我也能感觉出，要求你改变想法，或者要求你做出详尽的解释只能无补于事，而我的想法是将我们再见的时间间隔缩到最短。
如果这种间隔可以确定下来，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既不明确又无期限，那即使拖得长一些，我也能接受。
因为我不得不担心，这种无法确定的时刻可能永远不会到来。
我因你而骄傲，对你冒生命危险去救别人而不计报偿也丝毫不觉意外。
你可能会觉得，这种不纯的念头来自某个曾经并不完全信任你的人那里。
但是，我对于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有全然的信心。
我并不想夺走你新近找到的自信。
我也不想让你怀疑自己，尽管对我而言，人们常把真正的自知之明错当成了自我怀疑。
我在担心，你过于急切地想放弃过去的生活。
你也还没有做好在纽约生活的准备，没有做好成为探险家的准备，也不该与库克医生这种人交往。
"库克医生这种人"到底怎样，我也不知道。
得知你身体健康，被人照顾得也不错，我非常高兴。
但我对这位库克医生心存疑虑。
你毫无保留地崇拜他，你们的关系也这般密切。
从报纸和你的信中判断，他对你投入的感情似乎不少于你对他的感情，这或许是我最关注的一点--他是成年人，应该已经过了可以因一时冲动而投入感情的阶段，而他竟然会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和你如此亲密。
如果你为了同样的目的而与你的同龄人这样相处，我也会担心，但却不会感到奇怪。
或许，你会把我的担心嗤之为纯粹的妒嫉，某种程度上我也愿意承认。
他可以有你为伴，我却没有。
你或许还会认为，因为我并不认同你的梦想，我便会拒绝接受任何一个能鼓励与帮助你实现它的人。
再一次申明，你没有全错。
或许你会认为，我对你的关心过于直率，就如同我在说我无法想象，你竟会如此迅速地从某人身上激发出了这样的感情。
要是这样，你就全错了。
如果你还不知情的话，我觉得你可能愿意知道，虽然过去人们觉得你是个"羞怯"的人，但地方上的报纸上却丝毫没有提到。
现在，每个人提起你的时候，神情都像是他们早都知道你会干出大事一般。
突然，每个人都开始跟我谈论你，都想知道你近况如何，何时返家--现在你倒是很受欢迎，可你却不在我身边了！一切看来都颠倒了。
写这封信我总在跑题。
我觉得我得把每件事都塞进去，这可能是我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想到这也许是我唯一一次可以替你准备出发的机会，我的笔几乎都僵住了。
我没法不去猜测，库克医生是出于何种目的要劝说你过那种生活。
他知道那种生活并不适合你，你出于本性也并不会喜欢。
或许他仅仅只是将一时的冲动付诸于实践，而以他的年龄本该可以抵制住这种盲目。
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他的动机并不高尚。
假如，因为这些道出的顾虑，我把自己变成了你必须离开的令你窒息的保护人，那也只能如此了。
如果我不告诉你，他与你迅速结成的这种关系并不正当，那我就失职了。
除了知道报纸说他有"受了损"的名声之外，我并不了解库克医生。
可他们在说，他不允许你单独接受采访，他会像母猫看着猫崽一样看着你、保护你。
如果某个问题不能只用一个词回答，他会替你作答，会把问题引开。
即使只是需要回答一个词，你们也得交换眼神，得到他的许可后，你才能讲出来。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你如此尊敬的一个人会不让你按照自己的想法讲话。
他觉得这样能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他觉得你应该受保护，可是在防什么呢？看起来这个人对你意味着一切。
他是赞助人、保护人、导师、监护人、朋友。
有些报纸上，他被认为是你的"经理"。
我不喜欢这个词。
我想说的是，除非他曾在你尚未因机缘巧合而救人、而为人所知之前也一直保护你，那他就是在为自己捞好处。
我告诉自己，或许库克医生仅仅是想要帮助一个年轻人成就事业，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位年轻人事业受阻并非是他本身的过错。
或许我还应该心存感激，要是你不离开家，这位敏锐的人还无法发现你身上蕴藏的才能。
报上用的词是"敏锐"、"冷静"、"缄默"、"深思"、"警觉"，还有"很能发现别人的优点"、"对自己的成就寡言少语"、"可爱而心胸开阔，很吸引人"。
找不到一个批评他的词。
可我并不信任他。
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他照片的缘故。
第一眼看上去时还没那么糟。
你或许会觉得我很荒唐，竟会从照片中看出什么，竟会因为某个人的照片而斥责他。
可是我从那些照片里看到的是你们两个人，而我从他眼中看到的神情你眼里却没有。
我盯着他的眼睛在想，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我只能通过警告或建议给你我对这个人的评价。
我给他写信是不会有意义的。
如果他能回信，我也只能收到一封花言巧语、含糊其词的答复。
我觉得我应该雇人到纽约把你强行带回你本属于的家。
可又一想，如果我如此干涉你的生活，那你可能就会永远离我而去，这个结局我承受不起。
我必须对你说点什么，我必须这么做，不然接下来的日子便会比刚过去的15个月更加难熬。
毫无疑问，你时不时地给我写封信不会对你有什么坏处，只用告诉我你的去向和计划就行。
否则，除了报纸上的消息外，对你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我自问并没有做过什么事情可以让你如此对待我。
我并不喜欢这封信的语气。
我不能让它听上去更像我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该如何跟你说话。
我无法在一封信里让你明白，为什么我会害怕你。
你还太年轻，德夫林。
尽管不是你的错，但你比自己的年龄要小。
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希望--我亲爱的德夫林--我能说服你不要去你现在想去的地方。
求求你，回家吧。
爱你、了解你一生的人的建议肯定会强于你从那个库克医生那儿听来的，他根本不如我了解你。
小心一些，德夫林。
不要仅是为了有人想让你干什么你就去干什么，或者你怕拒绝他后他会看不起你。
任何时候都要听从你自己的心灵。
它并非绝无谬误，但它是你的。
真希望这封信我能永远写下去。
知道你会读它，我觉得好像在和你说话一样，好像你就在身边但却随即便要出发，过了漫长的一段时间后你才能再回到我身边。
想着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如果你愿意，我永远都会倾听着你；如果你记得，我永远都会回应你。
永远爱你的　　达夫妮　　开始，我因达夫妮叔母对于库克医生的不信任而吃了一惊。
但我告诉自己，太多的事她都不知情。
如果她知道，她会理解的。
羞怯。
大家那时真的是这样想我的吗？我也希望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是的确很"羞怯"，若是这样，整个过往，还有我的童年，便都会变成一个被拖延了的误会。
如果我回到家乡，我会被庆贺的人群所包围，他们曾经一直认为我唯一的缺点仅是"羞怯"。
我告诉库克医生我给她写信了，但来往的信件并没有给他看。
我只是告诉他，我跟她说我们之间的联系应该暂时中断一阵。
我说我会让她知道我的行踪和计划，这样她就不会一直担心了。
纽约把库克医生和我当做相继出现的英雄而盛情款待。
库克医生救了皮尔里的妻女，我的故事则是"斯特德先生邂逅皮尔里上尉"。
"无法抵御。
他们选你做这个，他们喜欢这种故事，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救了一个名声显赫的老人。
"库克医生说道。
"说起来好像我很喜欢皮尔里一样，我并不情愿。
"我答道。
"听着，你不用跟他们撒谎。
跟他们说爬上桅杆站在瞭望桶的事，讲讲冰山，讲讲峡湾和冰川，讲讲峡湾和冰川在晚上的声音，讲讲海象和独角鲸，他们愿意听。
记住：你无法控制好运来到你身上，但要拒绝就太傻了。
"我们收到一份邀请。
库克医生、他妻子和我受邀参加每年一度于哈得逊的范德比尔特家举行的秋季舞会。
弗雷德里克·范德比尔特夫妇居住在这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豪宅中。
舞场一直延伸到海德公园，可以俯瞰哈得逊河。
库克医生说，不仅所有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会出席，比他们更有名的人物也会到场，"绝对是纽约的上流社会"。
库克医生的妻子告诉他，对这些"见面之前已有看法，现在只想用我的言行证实自己观点的人"，她不愿浪费时间。
她让库克医生替她给范德比尔特夫妇写封信，说她在此时正好要去华盛顿看姐姐。
库克医生领我去裁缝店，给我做合适的"白色领结和其他饰品"。
说是白色领结，其实是香草色的，可以跟底下的白衬衣搭配。
我蛮适合穿香草色的马甲，还有带可拆卸白色丝绸衬里的帽子，加上一条白色长丝绸围巾和一双白色丝绸手套，至少从服饰方面我已经可以去见范德比尔特夫妇了。
我们驾马车去范德比尔特家。
库克医生担心富兰克林牌汽车不可靠，会中途坏在范德比尔特家的车道上，会坏在只把汽车当玩具的客人面前。
尽管马蹄声让我和库克医生的交谈不容易听清，我们伴着嗒嗒声还是聊了很久。
我们雇了位车夫。
库克医生跟我解释说，在我们要见的那些人面前，自己驾车前往肯定很不合适。
"人们都知道，北格陵兰的那次探险前，你的父母已经分开了。
"库克医生说道。
"没人会对你说起这些。
几乎不会有人跟你说起你母亲。
他们至少会希望在这种事上，你也能表现得圆滑些。
你父亲就有些不同。
他们不希望由你来提起你父亲，但如果他们谈起他，他们会请你说说的。
""其实是你自己故事背后的故事--这种故事永远不会登在报纸上。
你在场时，他们不会提及--这会让他们很入迷。
他们不仅会把你看做报上那个身体强壮、头脑敏锐、年轻有为的小伙子，还会觉得你是位神秘、有点厄运缠身并且家世不幸的年轻人。
你竟会选择一个给你父母带来如此厄运的职业，这让他们迷惑。
你现在是那种他们觉得值得好好看看的人。
我曾经也是。
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再对我感兴趣了，而是说，从很多方面人们会觉得，我已不太可能超越自己过去的成就，不太可能做出让人们大吃一惊的事，只能在二流的探险者中有一席之地。
我还得说，别的探险者，或是密切注意探险活动的人可不会这么看我。
""站在头排的美国探险家只有一个人。
不是别人，正是皮尔里。
历史上从没有其他探险家能像他那样得到那么多的财力支持。
军方把他当成探险家中的佼佼者，给与他享有终身荣誉的位置，从没想过有人能超越他。
""会有人很快超越他的，无论承不承认，他都在走下坡路--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
我们晚上也不要提及。
对于皮尔里的状态，一个字也不要跟他们说。
要是他们问你，皮尔里到达北极点的机会有多大，你就告诉他们，要是有人在北冰洋呆了三年还有去北极的力量，那也只有皮尔里能做到。
""即使是对皮尔里的很温和的批评也不能有。
我们应被人看做是仰慕他的对手，有绅士风度的竞争对手。
""他们会观察你，德夫林，并不全是看你自己做了些什么，而是看生活把你塑造成了什么样子，看在你身上发生了些什么。
""我原以为在这儿可以有个新的开始。
现在看来，纽约和圣约翰斯的人都是一样看我的，都觉得命里注定我会走我父母的路。
"我说道。
"不，不是，恰恰相反。
他们不知道你命该如何，这儿的人大都不相信命运，并不怎么真相信。
美国人，甚至是那些不仅重视社会地位，而且认定社会地位业已固定便无法改变的人，都不怎么相信命运。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些矛盾，但也没人非让他们承认。
美国人喜欢认为任何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我们国家对所有人来说都有无数机会。
我们不能既信奉这个又听从命运。
""我觉得你夸大了他们对我的兴趣。
""没有，我跟你保证。
目前的兴趣可以保持多长时间得看你自己的。
但他们会一直看着你，看在你身上会发生什么。
他们喜欢有你我这样的客人--不仅走进他们的房子，而且走入他们的生活。
但我们永远只是客人。
记住这点很重要。
""我倒情愿有一天可以融入某个地方，而不是被人当成个怪人。
""不要想融入这些人当中。
不用想做到'举止得体'。
不要因为你不知道上流社会的规则而变得不安。
你将遇到的这些人，他们早都认为你本来便不懂那些规矩。
你要是懂得的话，他们会失望。
他们可不愿意你和他们一样。
""他们想看到什么样的我呢？""你自己。
""但我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我。
""也许不全是。
但你的锋芒比你知道的要更锐利。
你很快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现在你吓住我了。
""他们会喜欢你的口音。
""我没觉得我有什么口音。
""亲爱的小伙子，你的口音这么重，可以把屠夫的刀磨钝了。
"驶过灯火通明，两旁长有巨大橡树的车道后，在层层叠叠犹如婚纱裙裾般扇状铺开的大理石台阶下，我们把车停到了其他车子后面。
我们下了车，走进一座两层的门廊，两侧均有两根巨柱支撑着顶盘，中心部分就在我身后的上方，我却没看出有多大。
刚进门，便有人替我们拿围巾、手套和帽子。
门里站满沉默的男仆，他们在等人把衣服递过来。
要不是和库克医生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该在哪里站住，该把什么给谁，自己该留下什么。
离开门廊的一刻，我得拼命让自己不要突然向右转，我知道那儿有洗手间。
一位个子矮小面色红润的管家领我们穿过门廊到了入口厅，上台阶后进入一个巨大的接待厅。
圆形大厅在屋子中央，四周有门通向其他房间，现在都关起来了。
走上青铜雕饰的楼梯时，我伸出左手想摸摸扶手，马上又缩了回来。
扶手外边裹了层天鹅绒，光滑的一面好像从未被触摸、从未被清扫过灰尘一样。
我看到我的手在上面留下的印记，是整段扶手上唯一的污点。
我抵御住想转身回去把它抚平的念头，快步向上走去。
库克医生和我加入了一队等候被接待的客人当中。
看到人群中有克拉伦斯·维科夫和其他一些搭乘过救援船的乘客，我舒了一口气。
我们等了几分钟，队伍缓慢前行。
维科夫转过头看到了我。
"库克医生和勇敢的斯特德先生。
"维科夫叫了起来。
他身前身后的人都向这边看过来。
在他带领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掌声。
库克医生似乎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他微笑着弯弯腰，如同维科夫是在戏谑地开玩笑一样。
我也照着做了。
"胳膊怎么样了，斯特德先生？"维科夫问道。
胳膊，那只救了皮尔里上尉的胳膊，那只我们在报上读到，听人谈论了这么多的胳膊。
他可能是要问，因为我不再吊着吊腕带，人们看到我时便不知道到底哪只才特殊。
"好多了。
"我答道。
我本能地弯弯右臂，所有的目光便集中在我的右臂上。
人们点着头窃窃私语，好像他们觉得，若没有亲眼见到便无法相信，这样一只胳膊怎能救得了皮尔里上尉的性命。
这一刻真让人觉得奇怪。
皮尔里还在北边格陵兰的某处，面临的困境与匮乏连库克医生也才开始理解。
皮尔里几乎是在等死，我却在曼哈顿，因为替他找回些本也不多的时间而受人赞美。
我们在这里，一边等候见到范德比尔特夫妇，享受他们奢华的招待，一边轻松地谈论起皮尔里上尉。
此刻，虽然有马修·亨森与查理·珀西在身边，他可能已经死了。
库克医生曾见过范德比尔特夫妇。
跟别人闲谈几句之后，他过来准备介绍我。
没等他说出我的名字，范德比尔特先生便把手放在了我的左臂上。
"这位肯定便是斯特德先生了。
"他说道，仿佛他未曾听到维科夫好似待客管家一般的唱名声。
"您好吗，范德比尔特先生？"我边问候边伸出手。
他双手握住我的手，轻轻握了握。
"很好，年轻人，很好。
"他说道。
"我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握过曾救皮尔里上尉一命的手了。
你做了件很了不起的事，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很了不起。
""谢谢您，先生。
"我答道。
他把我介绍给他妻子。
她微笑着，掌心向下把戴着手套的手向我伸来。
我迷惑了一下，才明白我得吻她的手，便吻了。
库克医生吻她手的时候，我肯定是眼睛看到别处去了。
我从没吻过女人的手。
是该弯下腰去吻，还是该把它捧到嘴边再吻，或者两者同时？我决定同时做。
没有怀疑的喘息与不安的眼神，我知道我没做错。
"我们都为你骄傲，斯特德先生。
"她说道，"你或许不是生在纽约，可只要住在这儿的人做出了了不起的事，我们都厚起脸皮说他是我们纽约人。
"我们答应他们，晚上找时间给说说那次救援探险。
然后，范德比尔特夫妇招呼我们后面的客人去了。
库克医生和我受邀进入了接待厅的主厅。
大厅里点着一排一模一样的球形吊灯，每隔一段相等的距离便有一盏。
我后来数了数，共有六盏。
从我站的地方向上望去，它们合成一个巨大的玻璃柱，闪着光从天花板垂直吊下。
除了几尊希腊塑像的仿制品，普通房间里会有的装饰这儿都没有。
雕塑矗立在墙壁凹进处的龛位中，墙上镶嵌的桃木面板。
沿墙摆放着无数不带扶手的椅子，红色长毛绒的椅面，挺直的木质靠背。
椅子几乎都还空着。
我想象着坐满了人的样子。
一群人围坐在豪华大厅的四周，静穆地看着其他人走过，仿佛这不是舞会，而是要讨论许多重要事项的多回合会议一般。
大厅的每一面都有镜子，可以看到那一半的情况。
从对面门进来的人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一切，包括对面的双开门。
门两旁同样是爱奥尼亚式的大理石柱。
对面尽头的门关着，门前微微突起的台子上，乐队正在准备。
库克先生把头靠向我，我觉得他想跟我说点什么。
没等他开口，一位女士从等候的人群中走了过来，她向他伸出手，他吻了她的手。
"真高兴遇到你，库克医生。
"她说道。
"我也是啊，弗里克夫人。
"他答道。
我猜这位弗里克夫人差不多55岁左右的样子。
她头发上插根长长的绿色羽毛，肩上是条上年纪的妇女青睐的仿露肩披风。
似乎她们觉得直接袒露肩膀的穿着已不再适合她们这种年龄。
她的披风呈半透的肉色，胸部处被黑色礼服撑起来。
我们介绍过后，她扶住了我的手臂。
"我在想是否能借用一下你，年轻人。
"她说道。
"人人都想见你们，我担心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看到你们两个，所以我们得把你们分开。
我敢肯定库克医生可以保护得了自己吧？"库克医生微微一笑，点点头。
弗里克夫人转过身时，他又对我笑了笑，好像是要我放心一样。
她双手放在我上臂上，领我穿过人群边缘，领我经过装满樱桃、柠檬和橙汁的大酒杯。
我们看到的是像世界食品博览会那样的展览，甚至还有一座用整条鲑鱼做的海神塑像，上面还有水从罐子里喷出来。
这鱼的下面肯定有个喷泉，可是在哪里我也没看出来。
她带我去最近的椅子处，我们坐下来。
她还抓着我的胳膊，坐在我身边，眼睛看着地面，似乎这样可以帮她想想该说什么，帮她听懂我的回答。
她说她希望我没有经常得"忍受"这种场合，我还没来得及对"忍受"两字表示异议，她便告诉我，她计划尽量让我减少在这样的夜晚会有的痛苦。
"我会带你走走，把你介绍给那些你不会觉得很无趣的人。
如果你想跳舞，当然也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会非常乐意的。
"我答道。
"这么说，你以前跳过舞了？"她问道，眼睛看着我，好像觉得最好到了舞场再评价我。
"是的，很多次了。
人们还觉得我跳得不错呢。
"我说道。
"那太好了。
"她说道。
很明显她在怀疑，我说的跳舞和她说的不是一回事。
她把我介绍给很多人，不让我在一处停留稍久，领我避开已经介绍过的，我都不记得曾见过他们。
环顾四周，我都不记得见过什么人了。
我敢肯定，弗里克夫人一定在做记录，就算这屋里有5000名客人，她也不会把我重复介绍给同一个人。
一次次地，人们因为我救了皮尔里上尉的命而祝贺我。
离墙不远的地方，几位看来没人陪伴的年轻姑娘围成了个半圆站着，七嘴八舌地同时说些什么。
看到我在看她们，她们停下来，冲我微笑。
弗里克夫人领我走过去，把我依次介绍给她们。
她们的年岁跟我差不多，可身上的轻松与自信连弗里克夫人似乎都没有。
"德夫林·斯特德，那个你们听说了很多的小伙子。
"弗里克夫人说道。
"您好，斯特德先生。
"她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我问好，然后我便一只接一只地吻了她们带手套的手。
手一只只向我伸来，重复得让我觉得有点可笑，她们却没露出半点尴尬。
"斯特德先生说他舞跳得不错。
也许你们可以把他加到你们舞伴的卡片上。
"弗里克夫人说道。
想起一阵同意声，然后是一阵笔在卡片上划过的沙沙声，那些卡片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又一下没了踪影。
除了晚礼服的颜色，这儿的女士穿得几乎像绅士们一样别无二致。
都是低领露肩的裙子，领口开得低到胸口之上。
到处是妇女裸露的脖颈、胳膊和后背。
她们穿得似乎都是一样剪裁合体、柔顺如皮肤般的织物，这样才能在范德比尔特家的舞池吊灯下最好地显出自己的优点。
看到露出的颈和肩，我想到的却是锁骨和肩胛骨一类的医学术语。
形容这些女孩子当然有精巧与柔弱的词，远比骨头什么的合适。
许多妇女都带颈饰，用领针在脖子前面的凹处小心地别着。
几乎所有妇女都束腰，腰部有小巧的网状袋子用金属制搭扣紧紧系在一起，银制的和金制的都有。
前额中间，有些女人还炫耀似地留着发卷，好像是用来吸引花花公子的。
"走--走--停，走--走--停。
"我不断对自己重复。
我为什么这么傻，明明多年没有跳过，还要吹嘘自己娴熟。
有段时间，跳舞就像我的第二天性，只用比走路多一点的力气，多一点的注意便够了。
我知道达夫妮教我的那种舞步，可能除了纽芬兰，其他地方100年前都不跳了。
要是在这段时间里，有人发明了一种新舞步怎么办？乐队的演奏让我长出一口气，正是我熟悉的四分之三拍乐曲。
弗里克夫人曾给我介绍过的一位年轻女孩向我走来。
"斯特德先生。
"她说道。
"萨姆尼小姐。
"弗里克夫人说道。
"谢谢你，弗里克夫人。
我只用记几个名字就可以，可怜的斯特德先生得记几百个。
"萨姆尼小姐边说边向我伸出双臂。
我拉起她的手跳起舞来。
萨姆尼小姐。
多年来无人陪伴，一下子面对这个张开双臂的年轻女子，我有些头晕。
可能是作为某种抚慰，人们派她来和我跳舞。
她脸上的笑容似乎在说，我曾被误解，我该让过去的过去，过去的事无药可救，我不该让过去影响我的将来。
我曾挣脱束缚进入这个世界。
是在信号山下，我跳进小艇的那一刻。
从那一刻起，我的确走得越来越远。
可是在这里，我才碰到正式欢迎我的人--不是库克医生，不是克拉伦斯·维科夫或范德比尔特夫妇，而是这位姓什么我都不知道的年轻女子。
她也肯定和其他客人一样，或许包括库克医生在内，都并不知道这个仪式对我来说有多重要。
就像长久以来，我都被当成罪犯，我自己都已相信自己的确有罪时，我突然被宣布是清白的。
多种思绪一下涌上来--宽慰、自怜、感恩、怨恨、好奇、觉醒--我差点忍不住哭了。
我希望自我抑制情感的样子没有暴露出来。
我不太习惯跳舞时被别人盯着，更别说被其他跳舞的人包围，可我马上就适应了。
刚开始，萨姆尼有点像因为生气有些变样的达夫妮叔母。
她好像有点走神，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我的不安，我的情绪也很快就过去了。
除了达夫妮叔母，我以前从未和女性如此近距离接触过，从没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裸露的胳膊、脖子、肩膀和后背。
只有她和我说话时我才说话，或者是她问我问题的时候。
她不断提问，好像话都让弗里克夫人说完，只有提问才能让我做出回复。
我感觉好像是在接受采访一样。
我并不介意。
我试着去回答这种无法回答的问题"格陵兰是什么样子啊？"而对诸如"你胳膊断的时候疼不疼？"的问题，我也避免只说是或不，要详细解释。
她是我一生中与我跳舞的第二个女人，是第一个不是我亲戚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我从没如此接近过的女人。
她的脸、眼睛、鼻子、嘴唇快碰到我，犹如奇迹。
她的香水味，头发的气味。
我手掌下她柔滑的后背，前面是她的左胸。
真是一个奇迹。
在舞池里与一位姑娘共舞，她柔顺地与我共同移动身体。
她看上去如此自然，身体露出的各个部分根本看不出羞涩的红晕。
我要是兴奋的时候，身体便不是自己的了。
身体好像会嘲笑我，好像女人对我来说，只能从远处呆呆盯着，只能是幻想的对象，不可能有实际作用，似乎身体知道，这些激发我的女人是怎样看待我的。
刚刚从长时间的独身中回来，我无法相信，在萨姆尼小姐之后，又一个女人和我跳了舞，然后又是一个--我被人追求了。
我觉得，以前的我是困在一间囚房里，虽然现在还关在里面，我还不能获得自由，但至少我有访客了，整队的人挤上前来想要见我。
很快，我可以判断出每组旋律之间女伴们的差别了。
有些人跳得很好，但绝大多数都好像只是在机械地练习一项痛苦却必不可少的社交技巧。
在我看来，这些年轻姑娘向我张开的手臂中，有坦率、慷慨和热情在等着我。
前一位姑娘的余温在我手中还未退去，我又握住了另一个姑娘的手。
肩膀依然还停留着前一位舞伴的手给我的温暖，下一只手又放上去了。
整个过程便又开始。
看到一双新眼睛，一张新脸庞在我脸边，一个新声音从双唇中吐出。
我没办法不盯着那嘴唇，没法不去想亲吻它们。
除了跳舞，男性和女性无法在公开场合如此接触，无法如此交谈。
跳舞万岁！它可以给我们带来这么奇妙而美好的例外。
有时候，要是太长时间地盯着其他舞者，看到的便只是女人们赤裸的上身，如同一队大理石雕像一般，墙上的雕像好像全部复活了。
她们走下神坛，在舞池危险的亲近中滑动脚步。
那些女人觉得既迷人又有些许奇怪：一个看来没有什么教养，看来连社会礼仪都不一定全部知道的人，竟然可以这么精通于其中的一种。
我看出她们的迷惑，她们不知道该怎样问我，怎样既能满足自己的好奇，又不会伤害我的自尊。
我在想，明天报纸的社会版将会刊登这次秋季舞会的报道，当然还有我。
报道者会是舞会的客人，也介绍给我认识了，可能就有弗里克夫人。
在他们署名线下面，按照跳舞的顺序，罗列出每个舞伴的名字。
人们会指点说这是谁家小姐，她们又会有怎样的关系。
她会把我描述成一个"寡言但却沉稳的年轻人，看来是库克医生教他的；舞跳得极好，举止将会成为他美丽舞伴们热烈讨论的话题；给人以瘦弱甚至纤细的假象，但眼睛却不是，是那种经历过艰苦生活的眼神"。
舞曲之间，我不知该跟围在身边的年轻姑娘说些什么。
我想要造成一种谦逊少语的印象，就像我并不是不会说话，只是想让身边的崇拜者感觉出，救皮尔里上尉一命的事已经被谈论得够多了。
我很快便认识到，无论我说什么或做什么其实都不重要，她们这么热切地想见到探险家，她们早已认定他肯定是会非常有趣，所以只要成为能够第一个见到他的人，她们便会感到自己与众不同了。
从她们嘴里说出来，好像我在这次援救之前早就是探险家，碰巧救了皮尔里上尉而出名，救他也只是最出名的一项成就，肯定不是第一个。
时不时，我看见库克医生在看我。
我觉得他肯定是在和赞助人交谈。
他会从谈话中抽出眼神担心地往我这边望一眼，碰到我的目光后，担心会变成微笑。
他没跳舞，他肯定是想给那些赞助人留下印象。
"探险者会经常遇到危险，彼此帮助实在太平常了。
"我听到自己在说着。
这话却遇到了以弗里克为首的一致反对。
她听起来有些生气，好像觉得我在她的看护下不该说出如此失礼的话。
"可是，像你这样年纪的年轻人救了像皮尔里上尉那样的人，便一点儿也不平常了。
"这句话是一位看起来很尊贵的中年男子所说。
他一直站在围着我的人群外边。
"我叫莫里斯·杰瑟普。
"他说道。
其他人让开路，他伸手过来。
"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主席。
年轻人，你不仅救了他和他的家人，你也救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国家。
皮尔里上尉是我们国家的财富，要不是你，我们已经失去他了。
有充分理由证明你该为自己的行为获得正式奖赏。
为推荐你获得哈丁勋章，我已向海军方面寄去了几位证人的证言。
哈丁勋章是海军为表彰为国服务的功臣而颁发的最高荣誉。
"周围的人爆发出一阵掌声，好像杰瑟普已经把哈丁勋章挂在我胸前一样。
随着杰瑟普的话在人们之间传开，人群中有了更多的躁动。
杰瑟普看着我，似乎在说，要是轻视我的英勇行为，便等于轻视皮尔里上尉一般。
我环顾四周，想找库克医生，却没有看到他。
我觉得，尽管他们都认为我是经验丰富的探险家，但我模仿他们谈吐的举动还是很傻。
我不该在杰瑟普这么重要的人物面前如此明显地故作谦逊，他对于库克医生的梦想来说是那么重要。
他所处的地位可以让他比别人更轻易地感觉出我的荒唐，如同我是探险者之间兄弟之情的最好体现，如同他们每天都会彼此相救，就像穿衣戴帽一样不值一提。
"斯特德先生，我觉得我们可能是三代表亲什么的。
我也搞不清这种事怎么算，你呢？""我不记得我们见过啊。
"这就是我能想起来的，跟我一起跳舞的一位年轻姑娘所说的话。
她笑起来。
"我们当然见过了。
这已经是我们第二次跳了。
"是萨姆尼小姐，我的第一个舞伴。
"萨姆尼小姐，真抱歉，我--"我说道。
"克里丝丁·萨姆尼。
莉莉·多佛的女儿。
多佛是她婚前的名字。
"她说道。
有那么一会儿，我好像是和库克医生信里和谈话中谈到的莉莉在跳舞。
因为这个莉莉，我母亲才遇到了库克医生。
他们坠入爱河时，莉莉还是他们的女伴。
有她作为第三人耐心而频繁的出现，才引开了人们的注意，没有让别人知晓她身后其实已有了一段恋情。
有一阵子，好像我母亲又在近前了，仿佛我只要看看周围，便能看见她站在库克医生身边。
他们两个没有接触，在看着我和莉莉的女儿跳舞。
"你好像走神了，斯特德先生。
我会生气的。
你跟别人跳得那么好，跟我跳却摔在地上，人们还以为是我的错。
"萨姆尼小姐说道。
"对不起，我只是没想到今晚会碰到……一个亲戚。
"我说道。
她笑起来，好像我身上什么好笑之处给暴露了，而我自己却不知情。
笑容美丽而自然。
克里丝丁。
我总算记住了一个名字。
"我母亲曾到过你家，就在这儿，曼哈顿。
"我说道。
"噢，我都知道。
她那时已经订婚，马上要结婚。
我母亲一定要请她在成家之前到曼哈顿看看。
"我等着她告诉我其他的事。
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莉莉不知道我是他儿子，可我母亲曾写信告诉过她，说她改变了对库克医生的看法，还要把和斯特德先生的婚期提前。
我常在猜测，莉莉·多佛会猜出真相吗？她会猜出婚礼为何要提前，为何我母亲会在不久便宣布怀孕了呢？要是她猜出真相却没法证明，要是她写信给我母亲，我母亲会否认吗？或许不会。
要是莉莉匆忙得出结论，那便会是我母亲之所以要提早婚期，是因为她在遇到库克医生之前就和另一个不知名的人有了孩子．库克医生好像从没在意过莉莉，从没在乎她可能知道或怀疑什么。
我在想萨姆尼小姐知不知道，她母亲有没有告诉过她我母亲和库克医生的事，还有她自己在他们短短的秘密情史中的角色。
"你母亲跟你说过我什么没有？我很小母亲就去世了，我几乎都不记得她。
我知道的都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说道。
"她说了她的很多事。
特别是现在，你成名人之后。
她叫你'阿米莉亚家的孩子'，好像你还是个九岁的孩子一样。
'报上还有另一篇阿米莉亚家孩子的报道呢。
'"莉莉。
阿米莉亚。
我想起库克医生坐在客厅炉火边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提到过这些名字。
又一次，我觉得我母亲似乎就在眼前。
作为莉莉的客人，她也受邀参加了秋季舞会，跟库克医生一样。
看上去没什么特殊的三个人，库克医生会和她们轮流跳舞。
莉莉没有订婚戒指，可以追求，人们会认为库克医生对她感兴趣。
库克医生的目光从房间的一边看过来，惊醒了我的幻想。
他点点头，却没有微笑，这让我有些怀疑他可能知道我正在和谁跳舞。
"你母亲见过库克医生吗？"我问道，可马上便后悔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问这个呢？"萨姆尼小姐问道。
"没、没什么，库克医生、库克医生曾在布鲁克林住过一阵子。
""不是每个住在曼哈顿的人都认识住在布鲁克林的人。
"萨姆尼略带嘲讽地说道。
"不是，当然不是。
我还是以圣约翰斯的方式考虑问题呢。
在那儿，人们都认识。
"我答道。
萨姆尼小姐点点头，玩笑般地笑了笑。
我想象着萨姆尼小姐会告诉她母亲，告诉莉莉我提的古怪问题。
莉莉会猜到库克医生已经跟我说过什么了吗？她从我们伴在一起的样子大概就能知道什么了。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萨姆尼小姐问道。
"我有点儿累了。
"我说道。
"你是看上去有些疲倦。
有人开始离开了。
"她说道。
我们分开了。
"希望还能见到你。
"我说道。
她笑笑，看上去似乎保持不住她惯有的沉着了。
"是的，我也希望如此。
"她答道。
我重新回到弗里克夫人那儿。
我们找到库克医生。
他在墙边，四周围着站成半圆形的青年男女。
"有人说探险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走过去的时候，听到有位妇女在问。
"他们说我们还没到达的部分是怎么也到达不了了，所以世界上没什么好发现的了。
""我无法想象，有什么探险，无论多困难，竟然能被人永远放弃。
"库克医生说道。
"我无法想象，人类竟会满足于地球上有某个地方没被发现，人类能满足于知道却没见到，却没踏上自己的足迹。
"他身边的人群中响起一阵同意的低语声，年轻女士们点着头，互相微笑着，仿佛库克医生刚才这番并不常见的雄辩之词道出了她们长久以来的信仰。
看到我，库克医生举手向他的听众道了晚安。
"来，德夫林，我们加入离开的队伍吧。
"库克医生说道。
我走在他身边，他抓住我的胳膊，侧过了头。
"你怎么样，德夫林？"他小声问道。
"我很好。
"我边说边看着他，好像要证明给他看。
他看上去却并不怎么放心。
我想起来，舞曲中间的时候，弗里克夫人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没说出来。
从她关切地看我的样子，她大概以为我可以猜出点什么来。
我一直也没想出那会是什么。
现在我知道了。
我突然意识到，突然感觉到了我的处境。
我知道，既然这个从未有过的夜晚快要结束，我的身体也得应付它带来的副作用了。
我开始有点放松，自己没把舞会搞得一团糟，身体也开始放松警惕了，已经过了极力掩饰自己压力的那一刻。
我担心的却不是这个。
我担心的是过去的几个小时。
从我现在的样子可以感觉到，我肯定是表现得糟糕透了。
我头上的血管在跳，好像和心脏换了地方。
我浑身上下都在悸动。
库克医生随便碰到哪里都可以替我量脉搏。
那种悸动与颤抖的感觉就像刚刚搬过重物。
成串的汗珠从太阳穴两侧滴下来，流到脸颊两侧，流到胸前背后，狭长而冰凉。
我觉得自己要是靠在哪儿，夹克和衬衣一定会马上湿透。
我这样有多长时间了？两个手腕因充血而呈深红色。
脖子和喉咙处肯定也是如此。
我都不敢找面镜子看自己的脸。
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见到，等我看到自己因充血而陌生的脸庞，看到自己深陷的眼眶里鼓胀的眼睛，看到自己泛着铅色的双颊，看到这样一张面孔对着自己，我都可以想见那一刻的惊惧与逃避。
别人看到的我不愿再看到，他们看我这副模样看了整整一晚上，可能以后也会永远看到我这副样子。
我盯着自己的手，上面全是汗。
我肯定把舞伴们的手套和礼服都弄湿了，可萨姆尼小姐还是跟我跳了第二次，还曾关心地告诉我我看起来很疲倦。
委婉的关心。
"我们回家吧。
"库克医生说道。
我看看他。
在旁人听来，他关心我不是因为我很疲惫，或是我已给了别人如此的印象，而只是一句想照顾好我的得体问候。
我没法想象我还会有头脑清醒或脸色正常的一天了。
"可怜的斯特德先生，我让你遭了多大的罪啊。
"范德比尔特夫人说道。
"你看上去因为我的招待受的罪要比你在格陵兰呆的所有日子都多。
看来对一位探险家来说，呆在北极要比让他呆在海德公园某处漂亮的房子里自在得多。
""不、不是的。
我玩得非常开心，范德比尔特夫人。
"我答道。
她笑得那么热情，就好像她终于从我身上盼到她期盼已久、毫不掩饰的热情。
"如果我们不久再邀请你，希望你不会觉得是一种负担。
"她说道。
"我会非常乐意再来的。
"我答道。
她转过身跟库克医生说了些什么，库克医生的答复很长，我却一个词都没听清。
沿着弯曲且饰有天鹅绒的楼梯往下走时，我突然有种感觉。
我觉得自己正在离开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只是象征性地瞥了一眼，我会知道它位于何处但却无法前往，今晚就像是我得到的一种奖励，但也仅有一次而已。
对于跟我们一起走下楼梯的那些人，类似于秋季舞会的场合业已平常，我和库克医生影响了他们的举止。
他们不会觉得，有一天会接不到邀请他们到这种场合的请帖。
我们等待仆人递过手套和围巾，不远处就是即将走出的大门，我们会像其他那些知道自己还会再走进来的人一样随意走出，走上台阶踏上无数通往这所房子的道路。
我看看库克医生，很显然，他头脑里不会有这些想法。
"今天晚上进行得不错。
"他说道。
"虽然只是一部分，但知道皮尔里真实状况的人比我想象得多。
就算他们相信他或许会成功，也清楚这次是他最后一次了。
很多次，别人都问起我自己的计划。
有位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成员还把我称作'美国探险家里的摄政王'。
有些人听到了，也没有不高兴的样子。
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耐心。
我们甚至都不用去摘苹果，等着苹果掉到手里就行了。
"他听起来这么开心，谈起未来又如此从容镇定，我也高兴起来了。
他可能早都不记得曾在信中或当面对我倾诉过的烦恼和折磨了。
这个夜晚进行得很顺利。
克里丝丁。
她告诉我她的名字，我是不是就该这样称呼她？我没跟她说过我叫德夫林。
肯定她知道，但不一样。
我想象库克医生第一次遇见我母亲后回到布鲁克林的样子，想象他如何不愿参加那个为毕业医生举办的豪华晚会，却最终坠入了爱河。
"太美好了，我原本不知道会是这样。
"我说道。
"记得我曾跟你说过的话，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是访客，只是过客。
不仅仅是钱的原因。
"他说道。
"我跟莉莉的女儿跳舞了。
萨姆尼小姐。
"我说道。
"克里丝丁·萨姆尼。
"库克医生说道，"是位不同寻常的姑娘，跟她母亲很像。
""我或许犯了个错。
"我说道，"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你曾见过我母亲。
我问她，她母亲是否见过你。
"库克医生沉默了一会儿，如同在思索我的问题可能带来的后果。
"没事，我敢肯定。
"他说道，"我要是你，会把这些都忘掉。
"我们回家的路上，他再也没说话。
我还能感到那些跟我跳舞的女人，感到她们碰过我的地方有种不一样的温暖，还记得她们的手放在我肩膀上的样子，我希望这种记忆永远不要淡去。
后来，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仍觉得似乎有只戴着手套的手还握着我的手，另一只搭在肩膀上。
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还在跳舞，感觉重复的动作已经刻到了我脑子里，并不理会我一动不动的身体，继续在头脑里跳动，还盼着我的脑子能跟上节奏。
我想到克里丝丁，我的手在她手里，她的在我手里。
我跳得越来越快，如同喝了酒一般，整个房间、整个世界都旋转起来。
我却滴酒未沾。
我不得不睁开眼坐在床上，让它停下来。
《纽约的探险家》第23章
"达科他"有什么东西让我不安，不是周遭那些看起来阴森森的家具，也不是那些无人居住的空房间。
几乎每天深夜，都能听见走廊里有脚步声。
有几次我大着胆子走出门，却看见客厅的门关着。
有时候从门缝下边可以看到光线，我知道是屋里壁炉跳动的火光。
有时候，尽管能闻到库克医生雪茄的味道，却看不见任何光亮。
有天晚上，离我最近的客厅门关着，另一扇微微开着。
一道斜射的光跳动着洒在走廊上。
我能听见壁炉里木头的噼啪声。
记得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只要是开着的门，便可以当做是他对我的邀请。
我刚准备进去，却听见库克夫人难过的声音。
她是在责备什么。
虽然还有好几英尺，但中间并没有什么东西阻隔，我可以听清她在说什么。
"斯特德先生什么时候会搬出去？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可能永远跟我们住下去。
他是个成年人。
他难道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属于自己的生活吗？""亲爱的，他是从那种小地方，那种跟纽约大不相同的地方来的，他还没有准备好在这里闯荡。
""那他什么时候会准备好？""我不知道。
你见他还没有一个月，我不明白为什么--""我都一个月没见到你了，因为他的缘故。
""你在夸大了。
如果你觉得我们有些疏远，那千万不要责怪斯特德先生。
""如果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疏离就像白天和黑夜一样明显。
从他到这儿以后，你就不是以前的你了。
""不是这样的，我一直都这么忙。
""从他来这儿以后，你就像着了魔一样。
""那跟斯特德先生没关系。
斯特德先生来后不久，探险活动最后有个间歇，只是巧合。
你知道我，计划探险或刚刚归来时就是那个样子。
""计划探险，出去探险，探险归来。
除了跟斯特德先生到处游荡，就没见过你干其他事。
""求求你了，玛丽，小点儿声。
""你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觉得我不再有丈夫，我的孩子不再有父亲了。
"我觉得自己是在听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之间的争吵，好像我又回到了德文街，还只是个他们觉得什么都听不懂的婴儿。
"结婚前我就告诉过你，我会常常不在的--""你不在家时我是一个人，可你回来以后我还是一个人。
没人理睬我，都在躲着我。
你的话还得让仆人转告我，就好像我们不住在同一所房子一样。
""我以前从没有过助手，这次不一样，很自然得花些时间跟助手在一起。
""我还以为问题只是你得花多少时间跟他在一起呢。
可你对我和孩子的态度都变了。
你原来很风趣，也很温柔，现在你却变得这么刻板，这么冷淡，只是在应付。
我早知道你不会像喜欢第一个福布斯家的女孩那么喜欢我--""亲爱的玛丽--""我曾以为，你对我的感情还挺强烈，或许有一天你会爱上我。
""玛丽--""我可不知道，这位斯特德先生能这么快就把你变成这个样子。
我知道就是他，不管你觉得我是不是理智。
我真希望你从没遇见过他。
但就是现在也是可以很容易地补救啊，比如说给他找份工作，找个地方住。
这样的要求难道过分吗？为了你的妻子和你的家庭，这样的要求过分吗？""玛丽，这很荒唐。
我不会让整个纽约和半个世界的人来猜测，猜我为什么和我勇敢的被保护人分道扬镳，报纸上就是这么叫他的。
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那你为什么不证明给我看呢？我们可以找到新助手，一个不用跟我们住到一起的--""不，我不会让这么能干的年轻人走。
不能仅仅为满足你奇怪的妒嫉，就剥夺他喜欢的工作。
""我只是不理解，弗莱德里克，你以前总是那么听我的，就算我有时不对，也是那样。
可就在这件事上你不愿让步，尽管他让我这么不开心。
我的幸福对你已经不重要了吗？""肯定重要啊。
但我不愿为你这种毫无理智的厌恶开先例。
我不会仅仅因为你头脑一热或任性，觉得某人不合适，或者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就把什么人从我身边赶走。
"我替她感到难过，也为自己在这儿感到内疚。
利比·福布斯是库克医生的第一任妻子。
玛丽以为他是因为还记着她才会像现在这样，以为她才是他真正所爱的人。
"晚安，玛丽。
如果你愿意，我们回头再说这件事，可现在--"她离开时他还在说什么。
沉重的大门向外打开。
她肯定是用双手推开的门，要不是有那扇门，她便会看见我。
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沿着走廊下去，头和肩膀都不满地向后仰着，好像她觉得库克医生在看着她一样。
我等库克夫人消失在视线外，等到远处传来开门和关门声。
我去了仍然开着门的客厅。
库克医生弓着腰坐在沙发边，胳膊支在大腿上，左手拿根没点着的雪茄，正盯着炉火发呆。
他怒冲冲地抬起头，还以为是妻子又回来了。
一看到我，他笑起来了。
我进了屋，把身后的门关上。
我坐在一定是库克夫人坐过的椅子上，椅子还是温的。
我想着她在这儿的样子，隔着几英尺的距离在求他。
"我听到了，不是故意的。
"我说道。
"我看到那扇门开着。
等我知道是你和你妻子的时候，我没有退回去，我怕她会听到我。
""我早该告诉你。
"他说道，"万一她要是找你，这一阵子，最好你和她保持一些距离。
"只有库克夫人不和我保持距离的时候，我们才会碰到一起。
可我没这么说。
"如果我在这儿让她不开心--"他摇摇头。
"就算你现在搬出去，也没什么不同。
我是说对她没什么不同。
她还会觉得我不是她曾经嫁的那个人。
她说我心不在焉，是在委婉地说别的事。
"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但没说出来。
"我一直在躲她。
"他说道，"我也没打算永远这样，可现在--"他耸耸肩。
"我脑子里--我脑子里只有你母亲，德夫林。
我脑子里装不进别的，只有你母亲，还有我们的事。
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她。
""我觉得这样不对。
"我说道，"这样责备你不公平。
你那时还年轻，比我现在还小，如果换成你，我也会做同样的事。
你不会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
你不能为弗朗西斯·斯特德或者我母亲的行为负责。
人们会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库克医生一下子站起来，好像他没法再听下去一样。
"我不仅责备自己，还替自己感到难过，为自己得承受这些后果而难过。
我不能和你母亲结婚，我和玛丽结婚了，我喜欢她，可要是她没钱，我也不会和她结婚。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意思。
"我说道。
"你能原谅每个人，容忍每个人，理解每个人，可就没有你自己。
你说起自己时所流露出来的轻蔑甚至多过说起皮尔里。
你背叛的三个人里面有两个还活着，你和我，对我们来说还不晚。
你是我父亲，这对我比任何事都重要，即使没人知道我是你儿子也没关系。
"他摇摇头。
"有关系的。
"他说道。
"总有一天你会知道那很重要。
"他走向前来，一只手搂住我的脖子。
"你跟她越来越像了。
"说完他快步离开了房间。
"达科他"。
空房间里可能还曾有过另一种生活，一种库克医生时不时来看过的生活。
仿佛我母亲就在"达科他"，因为有库克医生，即使我和库克医生都不在的时候，她还在这里过着她死后的生活。
我只要回到"达科他"，便会强烈地感到这一点。
似乎她在另一个"达科他"，另一个不太能让人看清的"达科他"，另一个曾有很多人住过的"达科他"过着与我们平行的生活。
那儿房间里的家具没有蒙着单子，那儿房间里充满欢声笑语，有她的声音，库克医生的声音，我的声音，还有我弟弟妹妹们的声音。
晚上，库克先生在客厅而我在睡房的时候，参演这另一种生活的三分之二的演员便已到场。
"达科他"似乎已被削弱与剪裁过了的那另一种生活所占据，是那种生活模仿而变形的片断，是一个受了伤却沉默不语的幻想。
有时我忍不住会去想，似乎我到这儿来不是我自己的原因，而是被带来扮演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库克医生给我写信的时候，便有这种念头，他预见到在"达科他"的这些夜晚，有他曾经离去的可能的另一种生活。
而我，一个成年人，睡在他的房间楼下，像个孩子一样不能去敲关着的客厅门。
我一直在提醒他，她不在了。
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更心痛地明白，她已经不在了。
有时，我会听到他的声音，好像他又在和库克夫人争吵。
开门出去，却看到通往客厅的两扇门都关着。
他听起来好像是在轻微地争辩什么，声音太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我听见你昨晚在说什么，门关着。
"有一天，我告诉了他。
"我在想问题。
"他答道，"我觉得把想的问题说出来可能更好。
"他笑了。
"也许有人不开心，以后我尽量不要声音太大。
""那时你在想什么呢？"我问道。
"噢，探险啦，地图啦，给养啦，就是那些事。
"那些事。
我知道他总是静静地做那些事，沉浸于他的研究之中，仔细看那些地图、图表、日志什么的。
他不太会把那些东西从书房拿到客厅，客厅没有那么大的桌子让他把材料都铺开。
但我什么也没说。
开始，我以为这些在客厅里的独白是说给我母亲听的，可很快就意识到不该是这种声调。
他总是轻声地与人争辩什么，跟我第一次听到时一样。
如果是和一位你希望得到安慰、保护或原谅的失去的恋人，你是不会和她那样说话的。
或许他是从两方面考虑问题，或许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是想问题的时候把坏的方面大声说出来给自己听。
或许他是演练和那些赞助人的重要会议，和莫里斯·杰瑟普，和赫伯特·布里奇曼，还有那些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
有天晚上，他的声音每隔几分钟便大一些，最后终于喊起来，仿佛要好好训斥自己，要细细把自己做过的错事历数一遍，要痛骂自己一顿。
喊声听起来像是对什么人总是犯同样的错误忍无可忍了一样。
他常常整夜睡在沙发上。
"打个盹儿。
"离开客厅碰到我，他会对我这样说，像除了想问题之外，他也不愿在客厅呆那么久。
他还穿着前一天的那身衣服，胡子没刮，衬衣皱巴巴的，头发也都竖着。
他会去房里很快地冲个澡，换身衣服。
半小时后，他会到自己的诊所里接诊。
有时，走在从"达科他"到我办公室的路上，我会看到鲁思。
她会站在客厅另一头的门那儿，阴沉地盯着我。
我冲她挥手或打招呼，她会转身离开房间，跑下楼梯。
她会怎么想我，这个不断出现在她自己家的人呢？这个她母亲害怕与讨厌的人呢？我没法想象。
她母亲不愿我呆在她家里，我却还在。
她父亲坚持我留下来，在我这边花的时间要比在她们那边多，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她的多。
她一定会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纽约的探险家》第24章
1902年夏天，皮尔里上尉、马修·亨森、查理·珀西、戴德里克医生从格陵兰回来了。
皮尔里拒绝所有采访，也从没在公开场合谈论过戴德里克对他的指责。
戴德里克说他不愿给为他工作的爱斯基摩人提供食物和药品，其中有人没能熬过冬天。
皮尔里去了华盛顿，然后被派到海军造船厂去了。
人们相信，他会在那儿的船舱里拖着受伤的双脚了结他的事业。
他几乎没法走路，更别想去北极了。
人们在说，为躲避华盛顿夏日的暑热，他要去缅因州海边老鹰岛上的科德。
他在东海岸的报上发了一封感谢信，提起我救他的事，还把一份报纸直接寄给了我。
斯特德先生：去年夏天于格陵兰在带我妻女撤离的船上，本人遇到了险情，而正是得益于您的帮助，我才化险为夷，我谨对您表示谢意。
我得承认，某种突发疾病导致我当时神志不清，仅能依赖旁人讲述事故过程。
据旁人所言，您冒生命危险毫不犹豫地帮助了我，并因此身负轻伤。
很高兴得知您的伤已痊愈。
我将永远感谢您，并祝您未来一切顺利。
听说您也选择了探险作为您的事业，而世上没有比此更伟大的领域了。
未来，我们的道路还可能再次相交。
您忠实的　　罗伯特·皮尔里上尉　　"这就是皮尔里。
"库克医生坐在客厅，手里拿着那张登有皮尔里信的报纸。
"他很聪明，等到完全清醒才写这封信。
他真以为人们会相信，北极的四年时间里，他所遭受的就只是'某种突发疾病'吗？他什么都不记得，所以也没责任描述当时发生了什么。
他之所以谢你，只是因为他必须这么做。
他知道他不在的时候，你在纽约获得了种种荣誉。
他得公开谢谢你，不然人们会觉得他粗鲁，不懂规矩。
他希望人们认为，这就是探险者写信的方式。
他们更重行动，不会用言辞表达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啰嗦。
因为他们得忍受物质极端匮乏的条件，他们感谢别人的时候也会少言寡语。
通过向你致谢，他在暗示说他会领导未来的北极探险。
作为一个探险家，他的日子还远远没有结束。
好啊，公众或许会信他，但是圈子里的人知道他不可能了。
皮尔里永远也不会公开承认，说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也不会有人替他宣布。
甚至公众看到火炬已经传过来之后，都不会发生。
看到报上的这封信，知道人们都在读它，看到人们都相信上面的话，却没办法回答它--"他停下来，转身对着炉火。
看到他生气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
"我不觉得有谁会被这封信骗了。
"我说道。
库克医生没有答复。
他慢慢把手里的报纸撕成碎片，一片片地扔进火里，仿佛他在烧的皮尔里的来信只有这唯一一封，仿佛这种仪式会防止人们信以为真。
我私下给皮尔里写了回信。
在库克医生要求下，我也尽可能写得和皮尔里一样婉转，说能"帮助"他我很荣幸，特别是因为他和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经是"同事"。
《纽约的探险家》第25章
有时，我们走过大桥，风里隐隐闻到海的气息，似乎在提醒我第一次从纽芬兰到新斯科舍的旅程，提醒我曾经的童年随着每一天的逝去而变得越来越缥缈了。
有段时间，刚获得的名声让我沉醉。
现在，我开始留意这座城市。
曼哈顿似乎没什么当地人，即使熟知它的人也不得不停下来为这座城市惊叹。
人人都好像是从其他地方刚刚到此，他们为这座城市设定了步调，这座城市也以此不断重塑自己。
正在进行的不仅只是一场改造。
曼哈顿也不仅只是一座城市，它是数十个城市交错在一起。
简单一瞥，你对其中一个有点印象，脑海里刚开始想象它一年后的模样，它的蓝图便因有更新的出现而被抛弃。
建到一半的建筑被摧毁。
街区的建设者似乎脑子里并没有概念，他们似乎不知道从这堆废墟上崛起的会是一座怎样的建筑。
高高的钢梁上行走的工人愣愣地看着远处，看着很多街区以外另一座正在建设的更高的大楼，他们惊呆了。
这有些危险。
距离太远，他们无法看清正在工作的工人或设备，看上去就像一座大楼自己在建设自己，自己往天空上攀登。
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从布鲁克林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曼哈顿的轮廓在变化。
我已熟悉的那座建筑，那带银边而显眼的黄色条石会在某天突然消失，缝隙会很快被另一种颜色填满。
从地平线的剪影看去，就像一个孩子在随意安排这座城市，把建筑物移来挪去，把它们的顶换上尖尖的顶子。
它们高高地挺向天空，就好像世界上只有它们自己。
晚上，库克医生和我会驶过建筑工地。
蒸汽起重机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好像机械长颈鹿一般。
巨大的蒸汽铲也静悄悄的。
起重机上的大梁不工作的时候，停在那儿就像伸向天空的手臂，高悬在我们头上。
有些铲下还满是砖石碎片，如同这座城市早上时不是慢慢醒来，而是突然变活。
停止工作的每台机器，每个人，都像被按了电子开关，会立刻动起来。
几小时前消失的机械的喧嚣声还在街上回响，很快就又会开始。
库克医生说，对于城市来说，黑暗是种反复发生来回循环的不便，是强加在行动与进步之上的间歇，是一个未来肯定会因某种发明而被解决掉的问题。
他跟我解释钢架结构如何为建筑业带来革命，如何改变城市的面貌，钢架和电梯如何可以造就比原来高出三到四倍的新建筑，我却不再听了。
看来，曾让我为这城市感到不安的那些事现在已让我放心了。
吸引我的是不断被抹去的过去，还有一个未知的、并不确定的未来。
或许是因为我看到了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那些人，那些看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可不管怎么说，也就是人而已。
他们会像孩子般因探险家和冒险而激动。
他们不是恶毒的暴君，也不是剥削别人穷凶极恶的大亨，他们的讽刺漫画出现在所有报纸上，他们也常出现在报纸社论和印制的布道词里。
现在，替库克医生跑腿的时候，在曼哈顿的豪宅里，我不再是被指一下大门进去"右边的房子"了事。
我会被邀请进会客厅，有时还会是书房或起居室。
在那些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们的家中，他们给予我的不仅是赞许的微笑。
库克医生一直在城市里四处活动，跟人谈话，发出告诫。
因为皮尔里对北极四年无功而返的探险，人们现在相信北极点无法企及。
只有皮尔里才有权威书写探险经过，没人知道只完成了那么一点点。
库克医生说没关系。
要是人们知道那是怎样彻底的一种失败，没人再会把钱，哪怕是一分钱投入北极探险中了。
人们在谈论南极，库克医生说他对此不感兴趣。
南极点是一个固定的点，位于冰雪覆盖的大陆中间，因此，相比处于地球另一头"顶"上又不断变化的北极，去那儿要容易得多。
对于皮尔里探险的时间，人们说了很多。
"四年啊，即使花四年时间皮尔里都没能到达北极点。
"人们会这样讲。
似乎是说皮尔里做不到，就没人能做到。
"我一直都清楚，他的成功就意味着我的失败。
"库克医生说道。
"可现在看来，甚至他的失败也意味着我的失败。
四年了。
人们不知道其间他为到达北极做了多少努力，不知道他在帐篷、小屋和爱斯基摩人的住所呆了多长时间。
他已经绝望，死神先来还是救援先到他都麻木了。
要是人们知道这些该多好。
""现在他退出竞赛，却热心于到处宣传北极不可能到达。
他似乎对获得这种安慰奖心满意足了。
奖项证明北极无法到达，他因此被人铭记。
""就算我愿意，从玛丽那儿拿到的钱也不够装备一支到北极的探险队。
赞助人现在对北极失去了兴趣。
那些名字还没被用来命名什么海角、海湾、小岛的赞助人，也被皮尔里的蠢行搞砸了。
我跟自己说，过段时间，他们会想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新的地方，他们对北边的兴趣会恢复的。
""我知道听起来很尖刻，有些挖苦人，但正如我在范德比尔特家时所说，让我永远离开北极，让我只满足于知道北极在那儿，却永远只能面对而无法到达，我是无法忍受的。
还有，加入皮尔里的探险队，却遭遇如此的挫折与失败，同样难以想象。
潮流的指针会转回我们的方向。
有一天，指针会再次笔直地对着北方，德夫林。
""当下，我给我们找了一项不那么艰巨但仍具难度的目标，会让我们保持赴北极的状态，还能让我们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并且放在赞助人面前。
不久前，阿拉斯加有座山峰测出高20300英尺，是北美洲大陆的最高点。
我想在你的帮助下攀登它。
我想做第一个登上麦金利山顶峰的人。
只用一个季节就够了，我不会像去极地探险那样，离开玛丽那么长时间，这也会让她好受些。
我们还能学点东西，对实现那个更伟大的目标会有帮助。
"库克医生和我还受邀参加了其他舞会和社交聚会。
每次，他都得为玛丽的缺席编些理由。
我觉得这些都没范德比尔特家的那次豪华，也许是我已经渐渐适应了这种场合，已经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欢迎，应该有人陪在身旁，好像我过去不曾渴望过别人的陪伴，好像我不曾失去过别人的陪伴一样。
任何一个聚会上，如果没有克里丝丁，我便会失望。
只要她看见我，便会冲我微笑，然后我们会从人群中穿过，走到一起。
我们整晚一起跳舞、交谈，所以经常有人拿克里丝丁开玩笑，说她独占了我。
"她很喜欢你，斯特德先生。
"克拉伦斯·维科夫说道。
他凑到我跟前说："上帝啊，这一辈子我都没见过谁的脸会变得这么红。
"我经常受邀出去，也开始经常碰见一些曾经见过的人，有年长的男女，也有年轻的。
他们看到我，高兴得似乎我们是初次见面一样。
如果他们感到皮尔里的信缺乏诚意，或是没多少谢意，或是听起来有些不合适，他们也不会说。
他们会说，那是多么大的荣誉啊，皮尔里上尉这样的人物竟对我曾救了他而公开致谢；又是多么大的遗憾，皮尔里上尉竟不住在纽约，因工作的关系不得不呆在"可怕"的华盛顿。
要是他和我能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会多么令人激动啊。
别人问起我和库克医生下一步的计划时，我告诉他们，我们打算攀登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是北美洲最高峰，最近才被人"发现"和测量，还没被人严重"骚扰"过，尽管阿拉斯加的印地安人几个世纪前就知道它了。
"但北极怎么办呢？"有人会问，"真的无法到达吗？"我让他们放心，库克医生和我从没放弃过要到达极点的想法，但攀登麦金利山一个季节就能办到，我们用花在格陵兰岛的一个夏天就能办到。
像库克先生说的，这对我是很好的训练，会比我直接从极地探险开始我的事业要好得多。
极地探险会花费数年时间，我在生理和心理上可能还没完全准备好。
我以前登过山吗？只爬过那些居住在纽芬兰的人必须攀登的高度，我会跟他们开玩笑说，但他们都会当真。
每个人都点头，似乎知道我是什么意思，好像从我生长的地方便可看出，我能很熟练地攀登。
我告诉他们，我会爬到库克医生允许我爬的地方，或是自己能力所及的地方，怎样都行。
我会学库克医生的话说："攀登麦金利山只是实现更伟大目标途中暂时的一段弯路。
"我跟人们描述库克医生的准备工作，他们会用赞叹与敬佩的目光看着我。
我没提到这次探险库克医生主要会用他妻子玛丽的钱，没提起诸如皮尔里任主席的美国地理学会和其他许多机构，没提起他们已经拒绝了他要求资助的请求。
我也没说，皮尔里北极俱乐部只是做了个象征性表示，他们给的是一支度量海拔的无液气压计和一支袖珍六分仪。
1903年5月26日，我们离开纽约乘火车前往太平洋西北部地区。
跟我们同行的还有几位惯常的"绅士探险家"，他们的父亲付了钱，让库克医生带上他们。
我是第一次见识美洲大陆的广阔。
大部分地区无人定居，似乎会永远保有现在的样子。
我们乘坐的圣安娜号蒸汽船越过温哥华岛，进入内航道，绕过阿拉斯加一带荒凉的岛屿，在朱诺、努特卡、亚库塔德停留。
库克医生说，去克朗代克河淘金的人也曾走这条路线。
6月23日，我们到达泰翁尼克。
我们把驮马放下水，任它们游到库克水湾。
它们上岸后非常疲乏，以至于我们觉得它们都没用了。
经历两个月危险而缓慢的行程，穿过阿拉斯加荒野上浓密而遍布蚊虫的灌木丛，8月21日我们在麦金利山脚下搭起了基地帐篷。
攀登本身并无惊险。
两个星期时间，我们7个人只走过些陡峭的山崖，便到了约7000英尺处，上面是山上最大的冰川。
库克医生和一位名叫罗伯特·达恩的记者接着往上爬去，到达了11300英尺的高度。
因为有无法攀爬的冰墙阻隔，他们撤了回来。
9月底，库克医生和我回到布鲁克林。
库克医生告诉记者，他或许还会爬一次麦金利山，也许就在下一个夏天。
对我来说，这次经验只能算做一次长而劳累的野营。
与极地探险相比，爬山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我就这么跟库克医生说了，他只是让我要耐心些。
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报纸在为我们攀登麦金利山的行为而庆祝。
库克医生跟我说，不要小看这次攀登，也不要小看自己的作用。
罗伯特·达恩在一本叫做《野外》的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文章坦率，未加渲染，途中成员内部的拌嘴不和也给登了上去。
刚开始，库克医生认为他的名声会因此受损，可公众关心，希望看到的是我们经受的艰辛和克服的障碍。
乘木筏漂流过一条没有标注的冰川河流成了关注的热点。
库克医生和达恩在前面领航，我们其他人轮流划桨，湍急的水流会随时让人掉下筏去。
我曾掉下两次，冰凉刺骨的水流让我没法喘过气。
好几次，我把其他人拽了上来。
每当我记起自己掉进冰凉的绿色河水里的时候，便会想起我母亲。
我能体会到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是什么样子了。
达恩没有把我写得特别勇敢，没有把我写得跟其他人有何不同，他只说我"奴隶一般地忠于库克医生，凡有争议，必站在库克医生一边。
对于库克医生的命令，无论其他人觉得多么愚蠢，必忠实执行"。
我写信告诉了达夫妮叔母，我们要攀登麦金利山。
回纽约后，又给她写了一封。
库克医生在"达科他"过夜的时间比他去麦金利山以前更少了。
一天晚上，他到客厅，告诉我他妻子已有四个月身孕了。
库克夫人生了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海伦。
让我诧异的是，海伦两个星期大的时候，我也受邀去看了她。
库克夫人在起居室里，婴儿睡在她膝上的篮子里。
她身上裹着格子布，只能看见红润的小圆脸。
"她真可爱。
"我小声说道。
第一眼看到我的第一个同胞，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我真动情了。
我轻柔地跟她说话。
库克医生似乎在提醒我该小心些，他退过身坐在房子对面的一把椅子上。
库克夫人用从未有过的笑容看着我。
"你觉得她像谁？"她问道。
我想说"她看起来像我"。
这句话在我脑子里面回响。
她还太小，还是婴儿，实在看不出来像谁。
我还是说，她看上去更像她母亲，而不是她父亲。
库克夫人温柔地对我笑了笑。
《纽约的探险家》第26章
"我看出你和库克医生有些不一般。
"萨姆尼小姐说道。
我尽量不让自己的惊讶流露出来。
"你们之间有种奇怪的尴尬。
"她说道。
"对方在场的时候，你们看起来并不自在。
比起其他人，你总是站得离他更远一点儿。
我见过男孩子们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他们无人陪伴，让别人以为他们的母亲或父亲只是凑巧站在旁边。
可你们两个分开的时候，你们总会不停地看着，找着对方。
最奇怪的事是，你从来都不称呼他。
你只是看他，然后便说话，就好像你只记得他的脸，却不记得他的名字一样。
而且，好像是为了补偿，他却太多次地叫你的名字，有时一个简单的句子里面能用两次。
德夫林，德夫林，德夫林，听着都不自然。
每次你们碰到一起，你看来总在躲着，不愿和他握手。
"她肯定一直在仔细观察我们。
她观察力如此之强，发现了这么多。
她身上有种让人熟悉的感觉，一种吸引人的自以为是，与这种社交聚会并不合拍。
这种情况下，我缴械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她。
我在想，谁还会这么仔细地观察我和库克医生呢？"我没注意到任何库克医生和我之间的尴尬情况，萨姆尼小姐。
以后或许会有。
"我答道。
"噢，我的天，我担心我讲话是否太鲁莽了。
"她说道。
"你的意思是说，你希望如此吗？"我说道。
她笑了笑，抬起眉毛玩笑似地回应我的话。
"你没有鲁莽。
我只是觉得你搞错了。
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尴尬的。
"我答道。
"我得承认，今天晚上我一直在看你和库克医生，因为我母亲跟我说了些事情。
"她说道。
她专心地盯着我，好像在盼望她的话可以让我激动，让我可以允许她做什么事情一样。
"你脸红了。
"萨姆尼小姐说道。
"我常常脸红。
这么近距离地看我的人应该知道。
"我说道。
"我问过我母亲，她是否见过库克医生。
"她说道。
"我没跟她说我为什么要问，我没告诉她，你曾经问过我她是否见过他。
如果你原谅我的话，我是有点心眼，不想那么直接，不像你曾经的那样。
我告诉她，说她应该见见你和库克医生，因为她曾经认识你母亲。
我说'当然你肯定见过库克医生了，你认识的每个人他都认识，很难想象你们竟然没见过'。
然后我母亲就说了些让我非常惊讶的话。
她说她是见过库克医生，但那是他们还没在一个社交圈里活动之前。
她说她很多年前就见过库克医生，用她的话说，那时'他比阿米莉亚家的男孩还要年轻'。
她说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也不愿让跟他相遇的那一幕再出现。
现在你怎么想？""我无法想象，一个曾见过库克医生的人，会不愿意再见他一面。
或许你母亲错把其他什么人当成他了。
""我母亲刚50岁。
"萨姆尼小姐说道，"我得说，她还没有那么老糊涂。
""我没法替你母亲回答。
很抱歉，不知为何她会对库克医生有错误的印象。
"我说道。
"她说，他们是在同一个社交圈，但都很小心，不愿碰见对方。
她说既然你跟库克医生那么亲近，她最好还是不要见你。
然后，她就不愿再说任何这方面的事了。
你能想象吗？她……她勾起我的好奇，却坚决不肯再多说一个字。
'要是你不把事情说完，那你干嘛要开始说呢？'我问她。
她退缩了。
她说她说了些傻话，说她在夸大事实。
'我希望你把我们说的都忘记。
也别跟阿米莉亚的男孩说起这件事。
'你能想象吗？'我想让你忘记。
'好像我能忘了一样。
好像我有可能做到一样。
当她谈及她碰到库克医生的时候，有些激动。
要是我不知道，要是我不知道我母亲的父母曾阻止过他们，我发誓他们一定曾是恋人，然后他抛弃了她，找了另外一个女人。
他们之间肯定有过某种不愉快。
我不清楚你知不知道？"我摇摇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对我来说，一头是你奇怪的问题，一头是她奇怪的答案。
"克里丝丁说道。
"你们两个都快把我逼疯了。
现在你站在我面前，脸上红一阵紫一阵什么颜色都有，要是你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是不会这样的。
"她忽然转变语气，提高了声音，羞怯的玩笑变成夸张，我知道她是真有些紧张了。
我四处张望，想看看有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声音。
有几个人在往我们这边看，但我没有看到库克医生。
"我无法想象，我会意外地发现些什么，为什么你和我母亲都要这么神秘，就好像有什么事，有什么秘密必须瞒着我一样。
"她说道。
"真的，我不知道有什么必须瞒着你的秘密。
什么都没有。
我不知道你母亲和库克医生见面的任何事。
在范德比尔特家，我之所以要问这个傻问题，是因为我总得找点话说。
就这么回事。
我也可能问你，你母亲认不认识皮尔里上尉，或者她认不认识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
"她笑了。
"我不相信你，斯特德先生。
"她说。
"尽管你的确有时候是找不到什么话说。
我们别说这件事了。
要是你还不烦我的话，我倒是非常想你能再邀请我跳上一曲。
"我们跳舞了，我也没有烦她。
我告诉自己库克医生曾跟我说过的话--记住，你只是她世界里的一个访客。
我会只是她的一个访客吗，一个访问她的胳膊，她的手的客人吗？为什么她的手搂我要比平常紧得多？我的手只是在访问她的背。
我的眼睛在访问她的眼睛。
我在想，要是我的嘴唇也访问她的嘴唇会怎么样。
我没有告诉库克医生她跟我说的话，没说她母亲都说了些他什么。
可她母亲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也不理解。
据库克医生说，她相信是我母亲提出结束他们之间的恋情。
为什么她会不理库克医生呢？或许她开始的时候并不赞许他和一位订了婚的女人约会，但又是她帮助他们掩盖他们之间的关系。
或许现在她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所以不想见到库克医生，担心又想起往事吧。
《纽约的探险家》第27章
我们攀登过麦金利山之后，怀疑极地探险有无价值的流言依然不减。
没有受此影响的探险家似乎只有皮尔里一人，靠着自己资格老，他已在海军谋得高位。
这位海军指挥官对那种认为极地探险对海军于国家均无益处的说法嗤之以鼻。
库克医生从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得知，皮尔里已被选为另一艘北极探险船的指挥，会在1905年夏天开始新一次北极之旅。
"你想想，上一次没让他成功的原因是风向号。
"库克医生说。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看上去他很坦然地接受了对他来说这么大的挫折。
"人们都觉得，不能让那次耗费四年时间却一无所获的探险成为他的最后一次。
"他说道。
"人们又给了他一次机会，不是让他去北极，而是让他挽回自己的颜面，再去一次让人们好方便地谈论他。
他把那些出钱的人又愚弄了。
他把那艘船命名为'罗斯福'号。
总统相信皮尔里能代表美国的男子汉，是甘于受苦的典范，当然总统自己更好些。
在皮尔里进行他注定失败的北极之旅时，我要征服麦金利山的顶峰。
我的胜利和他的失败会并排放在一起，不会再有疑问，谁才是美国最伟大的探险家。
"这话听起来空洞中带着绝望。
1905年夏天，皮尔里从史密斯海峡出发，向谢立丹角驶去，他打算绕过格陵兰东北端，然后乘雪橇前往北极。
很快，他便处于覆盖广泛的电报站点之外，没人知道他还有没有在前行，到底现在到什么地方了。
库克医生开始计划他第二次的麦金利山之行。
他计划的出发日期是1906年夏天，皮尔里启程赴北极的整整一年之后。
库克医生和我跟一整队新成员向麦金利山出发的时候，皮尔里的确切位置还是无人知晓。
我们这次的登山队里有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成员，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的教授，名叫赫歇耳·帕克。
行程还是库克夫人资助的，另外还得到一部分《哈珀斯月刊》的预付款，他们要库克医生答应由他们来独家报道我们的行程。
我们还是一样乘火车穿越北美大陆，沿同样的克朗代克河航线坐船到达泰翁尼克，经历了同样的艰辛，克服了同样的障碍。
我忍不住去想报上登出的赞助人的话，有人问他"把钱给探险者，让他们再重演一次失败"到底有何意义。
我们走过因冰川融化而泥泞不堪的小溪，最后像上次一样，抵达了7000英尺处的山崖。
到这儿，真正的登山开始，谁才是真正的登山家也一目了然了。
我对麦金利山没多大兴趣，所以库克医生告诉我说我不在登顶人员名单中时，我没觉得失望。
我们的成员威廉·阿姆斯特朗刚看到麦金利山上的积雪，便说他"宁可从布鲁克林的桥上跳下，也不愿爬到麦金利山的雪线以上"。
听到库克医生说登顶的机会微乎其微，帕克教授也退却了。
我们还留在山上的时候，他早就坐在往东的火车上，离纽约只剩下一半路程了。
从剩下的人里，库克医生挑选了威廉·巴里尔作助手，两人将从雪线以上向顶峰进发。
8月27日，他们离开极地帐篷，走的时候心里并没有期待会成功，但9月22日回来的时候，带来的消息却是他们成功登顶了。
秋天，我们回到布鲁克林不久，一张巴里尔站在麦金利山顶峰的照片便登到了《哈珀斯月刊》的封面上。
照片是库克医生照的，巴里尔站在雪里，身后是一串向下的脚印，手里举着美国国旗。
赫歇耳·帕克对库克医生的成就并不以为然，他说那"只是需要些耐力罢了，并没什么科学价值"。
库克医生还是被当成了英雄。
皮尔里还在北边，具体方位不得而知。
一下子，库克医生成了会场和晚宴上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也一样。
报上把我称为他"宝贵的伙伴"。
不管他在那儿，不管我们去了哪里，他总是说要是没有我，他根本没法到达麦金利山顶峰。
作为跟他一起爬上去的唯一登山队成员，巴里尔却什么都没说。
跟上次一样，我觉得只是参加了一次时间较长的郊游。
但我知道，如果把我自己的作用说得太轻，便会有损库克医生的成就。
因此，对于他对我的赞扬，我只能用我惯常的"生性寡言而谦逊"的方式接受了下来。
尽管我怀疑自己可能会在中央公园里迷路，我答应过由库克医生对我行使的监护权却还没有开始。
我急切地想开始我认为的真正的探险，一次不用攀登的探险，一次库克医生会有时间给我讲解他的方法与策略的探险，而我也能真正成为他的助手。
经历了又一次失败之后，皮尔里回来了。
因为损坏严重，担心会在返回纽约途中沉没，罗斯福号停在了费城。
《纽约的探险家》第28章
库克医生把我叫到他的书房。
他说国家地理学会将会于12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年度餐会，我和他都受到了邀请。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外，出席的还将有参议员、众议员以及各国使节。
"你觉得他们会挑选谁为主宾？"他笑着问我。
"你觉得谁会得到历史上第一枚为探险所颁发的哈伯德勋章，谁会得到那只雕有世界地图的三英寸金盘子？""肯定是你啊。
"我答道，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是啊，肯定是。
"他说道，"如果说谁该得到的话。
可不是我，得到的人会是皮尔里。
他得奖的时候，我们还都得在场看着。
"我们赴华盛顿参加国家地理学会的餐会，第八届世界地理大会也同时联合举办。
库克医生提交了三篇论文，他是唯一一位受邀提交超过两篇论文的成员。
皮尔里被选为大会主席，并在闭幕宴会上被推为主宾。
大片大片潮湿的雪花直直地飘落到华盛顿，让这座城市看起来有点像另一个有趣的北极。
雪花为代表们助兴。
男人们有的穿件薄大衣，有的根本没穿，他们打着伞，脚上蹬着夏天的鞋子，从人行道的一小块干地上跳到另一块上。
这是我曾到过的第二座大城市。
所以，大会开始前，库克医生领我转了转。
城市遍布纪念馆和巨大的塑像。
面容严肃的林肯坐在那儿，手抓椅子柄，像在恨别人学他的模样。
托马斯·杰弗逊和林肯的雕像都有几层楼高，被围在三面是墙的建筑里。
这种建筑是按合众国成立后那段时间的式样建起来的，后来流行起来。
还有白宫。
还参观了附近乔治·华盛顿当总统时简朴的住所。
还有国会山的圆顶。
穿过缓慢流动的灰色的达拉维尔河，我们到了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第一眼看上去，我还无法从雪里辨认出那些白色的十字架。
无数的十字架标志出在战争中死亡的美国人的墓地，有独立战争，有记忆犹新的南北战争。
库克医生出生那年，南北战争刚刚结束。
我们回到华盛顿，白雪覆盖的整个城市似乎在纪念什么，我却说不清楚。
纽约是纽约，是美国神话的图画书，华盛顿才是真正的美国。
库克医生这么说，我也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他说，美国尽管很年轻，却尊重自己的英雄，而不是宗主国里见也没见过便早已死去的那些人。
美国自愿从另一个帝国里独立出来，这个新国家里，只有几个人知道那个帝国对她的看法，他们也根本不在乎。
一块白板。
美国把这块板子擦得干干净净，又重新书写。
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这么快便成长得如此伟大。
"这很伟大，或者很可怕。
我也不知道。
"库克医生说道。
我们到新威拉德饭店时，我脑子都昏了。
大会在此召开，大部分代表都在此下榻。
我的房间在库克医生的隔壁。
皮尔里住在华盛顿，要为大会致开幕词，他却捎信说他病了。
赫伯特·布里奇曼替他讲了话，东拉西扯说了一大通，主要是总结皮尔里到目前为止取得的成就。
有人说皮尔里没有生病。
尽管他是大会主席，也只打算来大会一次，就是在他被推举为主宾的闭幕宴会上。
有人在猜测皮尔里为什么要躲起来了。
有传言说，有人看见他妻子扶着他在自己家周围慢慢走动，他穿件晨衣，看上去要是没有妻子帮忙，连路都走不了。
很快大会便充满传言。
人们说闭幕宴会上皮尔里接受哈伯德勋章之后，便会宣布从极地探险中退休。
也有人说，选皮尔里任大会主席是为表彰他在探险活动中的卓越表现，皮尔里在几个月前就通知大会，在他一生声誉卓著的经历之后，他要退休了。
有人说几个月来皮尔里一直在准备他的讲话稿，想找到恰当的说法宣布他将永远退出探险活动。
哈伯德勋章会颁发给皮尔里，这一点据说皮尔里已经在几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成员面前私下承认了，那几个人包括莫里斯·杰瑟普和赫伯特·布里奇曼。
"在他事业的这个阶段，为皮尔里颁发一个新勋章只能有一种意义。
"挪威探险家奥托·斯维尔德鲁普说。
"我不知道我怎么以前就没想到呢。
"甚至还有人说，皮尔里会说出他认为最有可能第一个到达北极的美国白人，他这样做就等于宣布自己的后继者，这个人也会被皮尔里北极俱乐部接受。
库克医生比任何人都更加不理会这些传言。
我们在大会所参加的每次演讲前后，其他代表都会围着我们，甚至还有像安培托·卡格尼这样的意大利探险家。
1905年皮尔里的北极之旅曾超过他一小段。
"你怎么看，库克医生？"第一天下午卡格尼问道，"皮尔里会因为他保持着记录而就此放弃吗？""皮尔里指挥官绝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场合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
"库克医生说道。
"如果我要退休的话，我不会在自己担当主席的探险家大会上来说。
你会吗？要放弃时会审慎一些，尽量不要张扬，不要在自己的同事和对手面前，不要在公众面前屈尊般地炫耀，也不要招来不想要的同情。
""你怎么看呢，斯特德先生？"卡格尼问我，"你有力的臂膀曾救皮尔里于生死一线之间。
你怎么看这件事？""皮尔里指挥官是我眼里最具坚强决心的第二人。
"我答道。
"有一天他会退休。
他最近的一次航程可能便是他的最后一次，但我们将永远不会从他自己嘴里听到这几个字。
"库克先生看了我一眼，好像在提醒我不要在公开场合批评皮尔里。
"说得真像个被保护人一样。
"卡格尼拍着我的背说道。
但是其他那些代表，他们很多从没见过皮尔里，却怎么也不同意，坚持说他们是从皮尔里北极俱乐部里得到的消息。
挪威人罗尔德·阿蒙森曾和库克医生一起乘比尔及亚号赴南极探险，他便是那些认为皮尔里会宣布退休的代表之一。
"我认为皮尔里指挥官的妻子已经说服他。
"阿蒙森说道。
"这样做是最好的。
不--你的那话是什么来着--毫无含糊。
没有猜测。
怎么会是炫耀呢？炫耀得越多，喧闹也就越大，他的退休也不会看上去像是一场失败了。
"库克医生笑起来，仿佛是在回忆许多事背后的动机。
阿蒙森这种对人性持有过于天真与大度看法的人，是无法理解那些动机的。
"我亲爱的朋友，皮尔里指挥官不会在这种事上听从他妻子的意见。
他的天性也不会让他承认失败，不管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其他地方。
甚至是在伊塔的时候，当他把自己关在帐篷里的时候，当他神志不清到我觉得会永远丧失理智，甚至会丧命的时候，他都没有提起过失败或是退休，更别提他妻子的愿望了。
要是都听从妻子的愿望，我们现在会马上从探险中退出来，难道不是吗？"每个人都笑了。
可传言还在继续。
随着会议一步步地推进，我和库克身边围着的探险家、记者、外交官、政客也越来越多了。
有代表告诉我们，有人从赫伯特·布里奇曼那儿听说，皮尔里正在家里练习他的告别致词，正在妻子和几个好友面前练习，其中还有位知名作家在帮他修改。
还有人说，有记者已经拿到皮尔里演说词的副本，但答应不会在皮尔里本人演讲之前把它刊登出来。
"他们说演说词里多次提到你的名字。
"阿蒙森告诉库克医生。
"他们说你将会被皮尔里挑中，他们说他挑选你做他的后继者。
除你之外他还能选谁呢？哪一个美国人更配得到这项荣誉呢，特别是你曾救了他的妻女，斯特德先生曾救了他自己的命。
"库克医生只是笑着摇摇头，就好像即将到来的晚宴致词无论会怎样让其他人大吃一惊，对他都没有悬念。
"皮尔里不在这里肯定有原因。
"卡格尼说道。
"我觉得他是想造成这种戏剧气氛。
他想让我们做我们此刻正在做的事，整日谈论他，猜测他，到最后，重要时刻一来，他便会最终出现，拿他的奖章，跟我们说再见。
"大会第三天晚上，晚饭后库克医生请我到了他的房间。
我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他却走向窗边，望着窗外白雪覆盖的街道。
"看来好像是真的，德夫林。
"他说道。
"皮尔里完了？"我说道，有点盼着他告诉我不要显得可笑。
"布里奇曼亲自给我看了皮尔里的演说稿。
"他说道。
他转过身来面对着我。
看到我脸上的表情，他笑了。
他的脸红了，他声音听起来很含糊，像医生在安抚病人。
"我知道，我一开始也不相信。
"库克医生说道。
"就连布里奇曼都惊呆了。
看来直到大会开始，皮尔里除妻子之外，也没告诉任何人。
就连莫里斯·杰瑟普都不知情。
我们也只要自己知道就好。
他的演讲中，皮尔里推荐我作为他的后继者。
所有北极俱乐部的成员都跟布里奇曼表示过，他们会全力支持我。
""那太好了。
"我说道。
"布里奇曼已经说服大会，调整一下宴会演讲的顺序，让我做最后的闭幕陈词。
布里奇曼说，我至少要象征性地表示接受，我的讲话会成为我的就职演说，得表现出对我离去的同事充分的致敬。
终于，所有等待都已结束，德夫林。
我觉得轻松多了，也很开心，但也有些害怕。
我生命中的主要任务就要开始。
从现在开始，我们再也没机会练习了。
没有麦金利山了。
我知道我不想去南极，所以即使失败，也不会……可现在，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你什么时候遇见布里奇曼的？"我问道。
"晚餐时我离开了饭店的餐厅。
你那时正和阿蒙森说话。
""你最多只离开了15分钟啊。
"我说道。
"是的。
15分钟。
要是比我伟大的人物，改变他们的命运可用不了这么多时间。
"库克医生说道。
"你当时还那么肯定地说他们都错了。
"我笑了。
"那么肯定地认为一切都只是传言。
"他向我伸出手，我站起身握住他的手。
"恭喜，德夫林。
"他说道。
我笑着拥抱了他，为这不期而至的果实有些目眩。
《纽约的探险家》第29章
新威拉德饭店餐厅的木质吊顶上挂满半卷着的红、白、蓝三色旗。
400位客人坐在12张又长又大的桌子旁，桌上水晶餐具、银制刀叉和白色瓷器在一组吊灯下闪闪发光。
库克医生和我坐在离主桌不远的6号桌旁，离皮尔里将要发表演说的讲台中心只有20英尺。
那天早上的报纸已登出"皮尔里对探险生涯说再见"、"皮尔里将于探险家晚宴上退休"、"皮尔里：北极无法到达"等消息。
所有报纸都说消息来自皮尔里北极俱乐部内无法透露姓名的人士。
大标题下面简短的文章中，没提到库克的名字，也没有皮尔里会推荐曾救过他妻女的人作为后继者的传言。
阿蒙森告诉我，除了库克医生，布里奇曼肯定还把皮尔里的讲稿给别人看了。
库克医生行事谨慎，不会告诉他人，我也没告诉过别人，但看来阿蒙森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了。
皮尔里只是名义上的主宾，很快人们便会知道真正的主宾是库克医生。
我跟库克医生不一样，我无法按捺自己激动的心情。
我看上去那么期待，那么一副青年人热切期盼的样子，看到我的人都会忍不住笑起来。
我不知该干什么，看起来肯定好笑，而库克医生却神情内敛，不苟言笑。
站在他身旁，我就如同一幅他内心另一个自我的写照，他以为他已经把它藏好，可它却如同一个木偶般到处跟着他，尽管他还不知道。
皮尔里好像还没来，其他的客人几乎都到场了。
客人里还有20多位参议员，40多位众议员。
"还有很多谈论你的话，德夫林。
"阿蒙森说道，"头一次皮尔里和曾救过他的年轻人在公开场合遇见。
"我有些焦急，因为不知道皮尔里会不会出现在我身边，会不会在周围惊讶的目光中再次和我握手。
我想准备一下，因为我知道，如果他再次握起我的手，我会想起第一次他使劲想把我手捏碎的样子。
他谈起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时，就好像盼着他们的厄运也降临到我头上一样。
我准备了一些轻松的话，准备只要我们还在交谈，就要微笑地面对他。
随着宴会即将开始，某种重要时刻就要来临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了。
"就像卡格尼船长说的那样，"阿蒙森告诉我们，"皮尔里计划以一种人们永远不会忘记的方式出现。
我敢说他现在一定是在饭店的什么地方，他要等到最后一刻。
"阿蒙森仔细盯着库克医生，希望能在马上就要宣布的时刻，承认传言都是正确的。
库克医生摇摇头，笑了。
"我觉得这件事上你跟皮尔里肯定是一伙的。
"阿蒙森说道。
一群小号手吹响小号，宴会马上要正式开始。
可还没有皮尔里的影子。
赫伯特·布里奇曼走向主桌，他站在台上宣布，因为无法抗拒的原因，皮尔里指挥官得晚到一会儿，他坚持要大家不要等他。
人群里响起一阵抗议声，很快代表和客人便走向自己桌子旁的位子。
宴会开始后，库克医生坐在那儿什么也做不了，只是对跟他说话的人点头微笑。
"这个悬念也扯得太远了。
"卡格尼说道。
"皮尔里是大会主席，又是宴会主宾。
他能有什么事呢，库克医生？"库克医生笑笑，似乎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一个小时后，主桌上还有四个空位子。
客人们看看主桌，又看看布里奇曼，然后摇摇头，似乎在说他们不仅感到奇怪，而且觉得皮尔里这种行为有些过分了。
可为什么有四个空位子呢？两个是留给皮尔里和他妻子的，另外两个呢？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和他夫人坐在空椅子右边，一位资深参议员和他妻子坐在左边。
看来除了皮尔里没人能解释了。
有几位客人走到主桌旁，很快地跟赫伯特·布里奇曼说了些什么。
布里奇曼微微摇摇头，极力压抑自己的窘迫。
他看来是真没办法了。
跟我和库克医生坐在一起的人们在揣测，皮尔里没到场的情况下，哈伯德勋章该如何颁发？有人猜皮尔里真是病得很重，病得甚至比以前不到大会时还严重。
我疑惑地看看库克医生，他微微耸了耸肩。
最后一道甜食也快吃完，看来人们也不再把眼睛盯在皮尔里身上。
突然，宴会厅的大门被两名戴白手套的侍者庄重地打开了。
一位穿猩红色制服的人走了进来。
"女士们，先生们，"他高声叫道，"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第一夫人。
"如同有支铜管乐队从白宫跟总统到了饭店，却没进入宴会厅，只得在外面吹起了欢迎的乐声。
特迪·罗斯福和他妻子如幻影般出现了。
他们手挽手，身旁是一群助手和两个人的仪仗队。
身材壮硕的总统穿着燕尾服的样子并不自在，好像是被塞进去的一样。
屋顶上的灯光反射到他的单片眼镜上，好像胸针一样闪着光。
他妻子穿身白色长裙，滚边处向外微微鼓起。
她丰腴的身体被紧身胸衣束得紧紧的。
她肩膀上搭条白色围巾，长得几乎拖到地上。
她扁平的黑色帽子看上去像头发一样，看上去就像帽子有御寒的耳罩一样，就像她和身旁的人是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冒雪走到这儿来的一样。
皮尔里夫妇跟在罗斯福夫妇身后。
皮尔里身着整齐的海军制服，体重可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看上去跟在伊塔时截然不同。
他帽子夹在腋下，红色头发和亮眼的红胡子刚刚才修剪过，制服胸前挂满了勋章和彩带，相比之下，后背便显得过于光秃秃了。
皮尔里夫人的表情像是在说，最后一次的探险终于带回了她衷心希望的东西了。
她穿着一件不知什么材料做的亮闪闪的礼服，脖子上有一条透明的蕾丝，袖子宽大而透明。
裙子边拖到地上，下面也有蕾丝花边。
衣服上还有一条宽大的腰带，一支小袋子，一个带银链的提包，悬在腰带最低处还有一支细细的长柄眼镜，就好像她会从主桌上仔细观察到会的客人，如同去看戏一样。
皮尔里步履蹒跚，如同脚趾被压到了脚下面一样。
也许正是皮尔里特别而痛苦的步态打破了人们看着四个人进来时的沉默。
客人们纷纷起身向总统致敬，身边响起一片椅子在地板上摩擦的声音。
大家脸上的表情好像是说，不管如何无法置信，终于来了。
不知什么地方爆发出一阵掌声，大家都跟着鼓起掌来。
"向总统和第一夫人致意，向大会主席和他的第一夫人致意。
"回头有家报纸肯定会这么写。
我们鼓着掌，看着这一队人隆重地穿过桌子走向演讲台。
许多眼睛转向了库克医生和我。
奥托·斯维尔德鲁普、阿蒙森、卡格尼都在微笑，好像在说罗斯福的出席不仅是给皮尔里的荣誉，同样也是给库克医生的荣誉。
皮尔里曾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了他的最后一艘船，罗斯福也曾要求议会为他最近一次的探险拨款，他会亲眼目睹探险的火炬传到库克手里，也会为此祝福。
很显然，他们不仅是为库克感到高兴，比起皮尔里，他们也更喜欢库克。
他们焦急地等待着皮尔里的告别演说。
好像全宴会厅的人都在看他一样，库克医生有些脸红。
仿佛刚才门迎宣布欢迎的是他，刚才如雷的掌声也是为他响起一样。
看上去所有的仪式都进行完了，只等皮尔里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声音洪亮的再会了。
罗斯福夫妇和皮尔里夫妇落座后，国家地理学会的主席威利斯·摩尔走向演讲台，向新到主桌的客人致了欢迎词，欢迎词明显已练习过很多遍。
很多人在点头，好像在说知道是什么事情耽搁了皮尔里一样，好像早都知道皮尔里不会让他的年度会议草草收场。
就在刚才，结果好像还并不乐观。
摩尔邀请主桌上的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博士讲几句话。
他说这位贝尔博士曾是学会创始人，也是第二任主席，因此比任何人都要胜任下面的任务。
贝尔博士讲了一会儿之后，我才意识到他在说库克医生。
库克医生的脸更红了。
他现在真成了目光中心。
"与我们在一起的，有我们衷心欢迎的皮尔里指挥官，他曾探索过北极地区。
与我们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美国人当中唯一一位曾赴世界两极探险的库克医生。
现在，他又登上了美洲大陆的顶峰。
这里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也是世界的顶峰。
"这儿有一个故意的停顿。
"世界的顶峰"，贝尔博士说，这种说法是通常用来形容北极的。
好像突然一下，人群认为只有一种办法可以抹去这个错误的用词，这就是一阵震耳欲聋的掌声，甚至比刚才欢迎总统进来时还要热烈。
每个人都站起身来，库克医生也站了起来，每个人都在鼓掌，库克医生却没有。
他突然看上去那么镇定，向四下鞠躬，接受别人的掌声。
接着，如同演员会向观众发出邀请，邀请他们认可他另一位表现出色的同事，库克医生伸出手，仿佛在说"我向诸位介绍斯特德先生"。
掌声更响了，我听到阿蒙森和卡格尼在高声叫着"这儿！这儿！"，如同裁判会拉起获胜拳手，阿蒙森高高举起我的手，把我转了个圈。
他的另一只手还在招呼周围的人们，希望他们的掌声更响亮些。
他这样做的时候，我看了一眼主桌上的皮尔里。
他也在鼓掌，却没往我这边看。
他的眼睛看着人群远处，仿佛被屋子后面什么有趣的事吸引住了。
阿蒙森放开我的手，在我背上拍了拍。
贝尔博士又讲起来，人们也都坐下了。
我的心跳得飞快，太阳穴也在向外突突地跳着。
我看看库克医生，他的笑容很温暖。
这个夜晚也属于我们，不仅仅属于他。
"我希望邀请库克医生和斯特德先生讲话。
"贝尔博士说道。
"但后来得知，他们会有更适合的时间。
"听到这些话，大家都在交换理解的眼光。
贝尔博士讲话完毕后，威利斯·摩尔邀请罗斯福总统将哈伯德勋章颁发给皮尔里。
总统没有背演讲稿，他即兴说道："文明的人们，"他扫视一眼在座的客人，仿佛要说他们是文明人中的佼佼者。
"文明的人们生活得如此轻松，我们会有一种趋势，艰苦条件下的美德会萎缩。
但皮尔里指挥官向我们证明了，至少在某些人当中，忍受艰苦的美德并没有丧失。
"我看了看皮尔里夫人。
她比上一次我看见她时健康多了。
我记得她细瘦而青筋暴起的脖颈，短发遮在帽子里，好像没有头发一样。
无论她和她丈夫在伊塔是怎么样分的手，他们现在看来是和好了。
她就坐在他身旁，公开支持他。
看来她比库克夫人能忍受得多。
我不知道我看了皮尔里夫人多久，后来我意识到她也在看我。
她笑了，开始我以为是为了我们心里都知道的事情，就是皮尔里一会儿要说的话，因为库克医生和我将从中受益。
可接着，我看出那笑容还有别的意味，似乎在对我说，斯特德先生，这儿离我们上次分手的地方多远啊，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多么不同，对于那个世界来说，这个世界的人又是多么健忘啊。
好像我们在分享一个笑话一样，我也冲她笑了笑。
过了一两秒钟，她的目光转到了别处，可还在微笑。
"有所成就的民族性格必须建立在敢于战斗的勇气上。
"罗斯福总统说道。
"无论是在和平或战争年代，都要显现出来。
皮尔里指挥官，数月乃至数年，你都要面对危险，冒着巨大风险，克服巨大困难，那样艰苦的环境就如同战争环境一般，而你显示出了和平时期的勇气与激情。
你生于战争与和平的交汇期，几乎到达北极点，比其他人走得都远。
如果可以，我愿意说，你带领骑兵团的士兵登上了探险家的圣胡安山。
我向你颁发第一枚哈伯德勋章，以此来表彰你为你的国家、为世界、为全人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人群中响起一阵热情却不激烈的欢呼声，仿佛还是在为皮尔里的绝唱有所保留。
皮尔里在妻子和威利斯·摩尔的帮助下站起身，如同一位穿着拖鞋的病人，挪到演讲台前。
他握握总统的手，总统拥抱他的时候，他得尽力保持住平衡。
我为他感到难过。
现在，我没法再对他唤起恨意。
不是因为我手上的伤，不是因为他曾在我耳边说过的那些话，也不是因为他不敢承认他所欠我的情。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还要恨他呢？他的日子已经到头了，马上便一去不复返了，他现在正处在这一时刻的边缘。
之前他坐在那里，不停地捋自己的胡子，站起身后便无法这样做，他得抓住点什么东西保持身体平衡。
总统放开他以后，他身体靠向讲台，双手也紧紧扶住讲台。
他站在那儿。
过了几秒钟，讲台还在轻微晃动，就好像他要压住它，却没办到一样。
有那么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便如同他在我手上吊着，在埃里克和风向号之间晃动时一样。
他的右手时不时动一下，好像要抬起手捋捋胡子。
我看出来，皮尔里想找办法不要太痛苦地站到那儿，不要让受伤的脚承受太多重量。
他穿双正式的皮鞋，前头是圆的，圆到这种场合可以接受的程度。
他体重恢复到了正常的200磅，虽然对他的健康有好处，对他的脚可没什么好处。
双脚几个月前在极北处的荒原里支撑着他，现在又要支撑他增加的体重了。
有传言说，他总是呆在狗拉雪橇上越过冰雪的障碍，由现在没在场的马修·亨森为他驾驭。
最后，他不再把体重从一只脚换到另一只，脸上闪过一丝痛苦的表情。
他开始了演讲。
话语间的节奏与停顿，好像能使他好受一点，或者让他暂时忘记痛苦。
大约每隔15秒，在句子之间，他得咬咬牙，脸红得如同生气一般。
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正在发怒，好像只有愤怒的吼声才可以保证他的声音不会破掉。
他回顾了自己的成就。
每次，他从讲台上撤出一只手去拿开读过的一页，都会让人心悬起来。
他摇晃地站在那儿，我不由得想，为什么不找人站在身边替他翻页呢，或者为什么不干脆坐下来读呢。
他的每项成就都赢得一阵掌声。
我也跟着库克医生的样子鼓起掌来。
皮尔里提到了1892年北格陵兰的那次探险，就在那次探险中，全世界都认为是我父亲的那个人丧了命。
我鼓了掌。
即使他在添枝加叶地讲述最后一次前往北极的失败经历，我也鼓了掌。
对他不熟悉的人不会猜出，他今年只有48岁。
他的皮肤就像在北极圈里呆过两年，昨晚才刚刚从格陵兰来的船上下来一样。
他比库克医生年长不到10岁，看上去比库克医生的父亲都要老。
他的脸不像其他探险家，探险停顿时会变回正常。
在他脸上，长时间的日照、寒冷和冰冻的损害已造成了永久性的后果。
在我看来，他在伊塔身体几乎完全垮了的那段时间，却有一种伟大甚至崇高的意味在里面了。
他如同一座纪念碑，可却无人记得此碑立于何时。
我对他比以往更宽宏大量，更愿意原谅他做的那些错事。
结局处的李尔王得到的更应该是怜悯而非责备，还有那个普洛斯彼罗，莎士比亚正是通过他来向自己的世界道别的，而他也是在最后退场时，因年纪与阅历增长，可以颇具风度地一鞠而退。
这就是我脑子里的想法，尽管并不适合当时的场合。
最后，皮尔里的声音高起来，似乎准备要引向他伟大的宣告了。
他说自1891年起第一个连续的两年，就是在1903和1905年间，他没能到达北极圈以北。
"到过那儿的人才能理解，我有多么想念北极。
我回忆起没踏上北极前的生活。
那是普通的生活，虽然有些探险，但没有被未完成的任务困扰。
这任务曾有无数人试过，未来肯定还会有人去尝试。
不管我多么想抵御住它，多么想永远摆脱它，却无法再次平静下来。
其他探险家会理解我。
"他停下来深吸了口气，压抑住自己，不要失声痛哭。
"是什么让我撑到现在？"皮尔里说道，又顿了顿。
宴会厅里有阵骚动。
伟大的宣告就要来了。
"大家毋庸怀疑，我坚信已经开始的探索，并且也坚信，在转向新目标之前，它仍然值得探索。
"人们纷纷点头，又响起一阵掌声。
宴会厅里的人们开始站立起来。
很快，每个人都站起身来，静静期待着。
"真正的探险家从事探险并不是为了报酬或荣誉。
"皮尔里说道。
"难以置信，像阿布鲁齐、卡格尼、南森、格里利、皮尔里这样的名字，已被镌刻在距北极点不远处的白色圆盘上。
北极探险是最有力的证明，说明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友好竞争。
北极点的周围，插满各国旗帜，他们中有人会有到达北极点的那一天，只能为自己的旗帜增光，不会让其他的旗帜失色，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羞辱。
""但是今晚，总统先生，星条旗离那个神秘的地方最近，是它在飘扬，在飞舞。
如果上帝允许，我真希望您能看到星条旗可以插在北极点上。
"我猜这差不多就是他退出的前奏了。
"应该为这个国家的荣誉和声望去努力。
"他停下来，抬起头看看面前从世界各地来的代表。
"这是一件我应该去完成的工作。
"他叫起来。
"这是一件我必须去完成的工作，这也是一件我将去完成的工作。
"大厅里一片寂静。
我觉得我们都可能听错了，我觉得他可能会说点更正的话，消除一下因说错话而造成的后果。
皮尔里收起讲稿，一步一挪穿过演讲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皮尔里夫人站在那儿。
我看着库克医生，他在盯着桌布，嘴微微张着，两只紧握的拳头撑在桌子上。
我看到阿蒙森的眼里满是泪水，却没有擦，任凭眼泪滴落到他脸上。
卡格尼无法相信似地摇着头，他看着库克医生，似乎不明白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没让他倒下来。
我环顾四周，看到许多人也在看库克医生，也在看我--有人震惊，有的脸上是不加掩饰的同情，还有人在微笑。
我们怎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仅仅几秒钟以前，事情还绝不是这样。
我伸手去拉库克医生的手，他的手却移开了。
他开始鼓起掌来，大声但却缓慢，就好像400多位客人当中只有他一个明白需要对皮尔里的讲话作出反应。
突然一下，响起的欢呼声让我脚下的地板都颤抖起来。
人们用拳头砸着桌子，杯子碰在一起，勺子跳了起来。
各种不同语言的赞美声响成一片。
有些长者跺着脚，双手举过头顶，拼命地鼓着掌。
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我也想加入鼓掌的人群。
"也不会造成任何伤害或羞辱。
"我被皮尔里话里的反讽刺痛了。
我不知道周围的人有没有看出来，我在极力控制自己，极力掩饰自己的失望。
我觉得自己很傻，如同自打我一到宴会厅，心里想的就都被其他代表听去了一样。
在我看来，在皮尔里的讲话中，如果说他不是故意针对库克医生的话，他也蔑视了那些做了他觉得没意义的事的探险家，那些"这个开始之后"便"转移到下个目标"的人。
就像麦金利山。
就像南极。
皮尔里对北极的野心一直没变，一直如此。
库克医生更加多变，追求更加多样。
我觉得，库克医生的多变收到报偿了，他跟一群探险家一起，被一个拖着脚步走进来的人羞辱。
我在想到底哪儿出了问题，为什么布里奇曼要对库克医生说那番话，他到底给库克医生看了什么样的讲话稿。
会不会是布里奇曼想要愚弄库克医生呢？为了什么呢？我知道，库克医生三年前在格陵兰岛诊治过的那个人，即使有可能恢复，也不可能到达北极。
怎么会有人相信，一个从宴会桌走到演讲台都步履维艰的人，会有朝一日到达北极呢？我希望我能站起身大声喊出口，北极俱乐部的人并不知情，他们正在皮尔里身上浪费金钱，而他们会从库克医生和我这儿得到回报。
我希望我能告诉他们，皮尔里所否认的东西，在所有探险家眼里都很明显。
可库克医生和我还得像傻子一样站在那儿。
掌声仍然高涨的时候，库克医生停止了鼓掌。
他把手放在桌子上，这次是手掌向下，头却不自然地昂着，好像要压抑住身体想要抗议的冲动。
他开始鼓掌，又停住了。
再一次，他把手扶在桌上，像在抵挡一阵突然涌来的头晕或不适。
皮尔里结束讲话的一刻，库克医生的期待显得夸张而荒谬了，可宴会厅里的每一个人曾分享过他的期待。
每个人都在看他，好像是他在误导他们，让他们以为他会接替皮尔里的位置--好像一周以来是他在散布传言，说他已经被选为皮尔里的接班人，要不然他们才不会相信有这种事呢。
阿蒙森站在库克医生身旁，两人没有看着对方，但在交谈。
库克医生点着头，好像还挤出些笑容，像是在造成一种印象，让别人觉得他们和大家一样都在谈论皮尔里的讲话。
掌声最终低落下来的时候，我能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我知道。
"库克医生说道。
"可我原来准备的讲话一点都不适用了。
""用不用我告诉大家说你身体不适？"阿蒙森问道，"要我替你来讲吗？""不，不用。
"库克医生说道。
"我必须讲话，不然他们会看出来，他们就会知道了。
尽管他们可能都看出来了。
""你身边的都是朋友。
"阿蒙森坚定地说道。
代表们坐下了。
贝尔博士邀请库克医生做最后的闭幕陈词。
包括阿蒙森、卡格尼在内的一部分代表拼命鼓起掌来，想掀起另一波兴奋的浪潮，却很快消散了。
库克医生站起身，向主桌和讲台走去。
他目光低垂，从总统和总统夫人开始向主桌的客人致敬。
他感谢了贝尔博士曾经的贡献，感谢了国家地理协会和本次大会的组织者。
最后，他抬起眼睛。
"多么非同寻常的一个夜晚啊！"他说道。
"伟大的探险家或他们的代表齐聚此处。
我本人也曾与你们一同探险。
我得说那真是荣幸。
我将永生不忘。
我也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共同分享过的伙伴情谊。
谢谢，谢谢大家。
再见，我们下次聚会时再见。
"这一次，大厅中响起了礼貌而困惑的掌声。
看不见的乐队奏响了乐曲，掌声便停歇了。
罗斯福夫妇和皮尔里夫妇随乐曲声离开席位，向门口走去，身边挤满了向他们致意的人们。
库克医生拉起我的胳膊向后门走去，一边看着有没有人注意到我们。
我跟着库克医生和阿蒙森绕过桌子。
突然，我们遭到无数手臂的夹攻。
有人握库克医生的手，有人握我的手，还有人拍我们的背。
我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可我一句也没回答。
都是些好意的人，一些充满同情的话语。
但我觉得，整个大会都在向我们致哀了。
我们好像要永远离开这些人了。
我虽然只有24岁，已经在接受别人于我们失败的安慰了。
走到门口时，我觉得还是要活下去，我得马上冲出去。
我没管库克医生和阿蒙森，只戴了帽子和礼服便匆匆走了出去。
外面雪下得很大。
我沿着人行道往前走。
要是一般路人看到我的话，会看见一张脸庞，上面写满了轻松与愉悦。
回布鲁克林的火车上，我们面对面坐在自己的铺位上。
他神情忧郁，似乎刚从北极失败而归，也知道这已是最后一次。
原先，即便眼前只是一片渺无人烟的土地，他也显得温和而风趣。
现在，那样的表情消逝了。
几个小时，我在不停想办法，想让他振作起来，哪怕惹火他，我也会高兴。
可他只是盯着窗外，盯着路边白雪覆盖的村镇一个个闪过，好像要责怪它们，要让它们为我们刚刚的经历负责。
他的言行无可指摘，但已变得遥远而陌生，要淡出记忆了。
"无可否认，刚发生的事改变了一切。
"库克医生说道。
"他们看到我跌倒，看到我跌到谷底。
那一刻，所有男人都不会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样子，我是那么脆弱，无法回击轻蔑的嘲笑，也不得不接受别人的同情。
我彻底让人愚弄了。
曾经，即使所有迹象都指向成功，我也在做失败的准备。
我一直相信'酒杯到口，还会失手'这句老话。
从不贸然假定，也从不公开庆祝，以免在愿望落空时被人嘲笑。
"可这一次，自以为胜利在望，却在大家面前自取其辱。
德夫林，接近胜利却无果而终是种不祥的预兆。
离胜利咫尺之遥却无功而返的人，他将永远没有第二次机会，这是普遍的法则。
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出，在赞助人眼里，我算是厄运缠身了。
"就算皮尔里再来次探险，当他因失败而最终放弃后，我也不会被选为后继者。
昨晚的每个人都不会忘记我的神情。
即使我对发生的事无可指责，即使并不是我造成的后果，也都无济于事。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被他们推到高处后又狠狠摔了下来。
"昨晚我跟自己说，我能忍受有人在我们之前到达北极点，只要那人不是皮尔里。
昨晚，在我自己的房间里，我一遍遍地大声说道'只要不是皮尔里'。
多么荒唐啊。
我已经自甘于跟一个命中注定会失败的人讨价了。
我知道他无法到达北极点，可我还是担心他能办到。
""这并不是我们的结局。
"我说道。
"要是皮尔里都没有完，想想我们可以做多少事啊。
"他摇摇头。
"我们并没有输得一干二净。
"我坚持着。
几个小时，我在极力克制，不让眼泪流下来。
昨夜，我在房里却无法做到。
早上我们遇见的时候，我红肿的眼睛明白地告诉他，昨夜我是如何度过的。
那一刻，他拥抱了我。
"我们可以做些原计划中没有的事。
"我说道。
"没什么的。
""我很抱歉，因为我的事让你承受了这么多。
"他说道。
"不是因为你，"我答道，"是因为……我不知道该责怪谁。
""你该知道的。
"他说道。
"你觉得是谁开始传播的流言呢？我又是被谁误导的呢？""你可能没被人误导。
"我说道。
"有人说那些传言是有根据的，布里奇曼给你看的那篇稿子也不是伪造的，可皮尔里在最后一刻改变了想法，部分原因是总统让他那么做的。
""他们什么时候说皮尔里改变想法了？这些人是那些传播第一批流言的人吗？""他们说，他是在到达前几分钟时改变的主意。
就算坐在旁边的乔·皮尔里都不知道他要讲些什么。
你也听了那演讲，快到结束部分，听上去他是该说再见了。
也许他只修改了最后几个字。
""如果知道是皮尔里唆使布里奇曼干的，我也不会感到奇怪。
""可如果布里奇曼并不知道皮尔里改变主意了呢？如果皮尔里并不知道你看过他的演讲稿，而布里奇曼也不知道他改变主意了呢？可能大家都没有错，只是一个意外。
""那绝不是意外。
"他说道。
我脑海里又显现出皮尔里拖着沉重的脚步，耷拉着肩膀走向座位的样子，他妻子在那儿等他。
看来他只是做了件众人期待的事。
他看来是累坏了。
他赢得的掌声也跟我想象中的一样。
高昂热烈的掌声是为了在职业生涯中屡创功绩的探险家。
他宣布了自己最终的追求，准备把未竟的事业交给年纪稍轻的人。
皮尔里的意图还未完全显露出时，我看到库克医生也在微笑，也在鼓掌，似乎皮尔里已不再是竞争对手，没有必要再做保留，理应加入对这位年长探险家致敬的人群中。
我们曾是多么接近布里奇曼让我们期待的结局，真像一场噩梦一样。
我忍不住在想，要是当时皮尔里跌倒时，我要是慢了一秒钟，没抓住他会怎么样。
他肯定早已被人遗忘了。
库克医生肯定早已接替了他。
库克--我们--肯定已到达北极点，现在已经回来。
库克医生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会在宴会上成为主宾。
是他，而非皮尔里，会赢得第一枚哈伯德勋章。
是他，而非皮尔里，会跟随罗斯福总统步入宴会大厅。
我感到羞愧，自己竟然可以这样想。
库克医生未来的痛苦我可以预见，却无力改变。
我无法想象，如果他注定要面对失败，我们会变得怎样？如果不再从事探险，还有什么可以维系我们的关系--我们之间的所有的秘密、伪装与密谋？如果他不再希望挽回因背弃我母亲而造成的后果，他又会怎样对待我呢？可是，我现在又怎能怀疑他呢，这对他是多么不公啊！"我该做什么呢，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
"我们曾计划一起前往北极。
我也该教你，让你为自己的探险做准备。
可我却再也看不到这一天了。
玛丽不能再帮我们了。
她支付了我们赴麦金利山的费用，别说一系列北极探险，哪怕只是一次，她也很难承受。
或许你该申请参加别的探险队。
如果我们开口，我敢保证，下次阿蒙森去南极时一定会带上你。
""没有你的探险我绝不参加。
"我答道。
"也许我们都该加入阿蒙森。
你可以帮他获得成功的。
如果南极之旅成功，赞助人会对你另眼相看的。
你还会在这个圈子里，我也能向你们俩学习。
""我不能再回过头跟别人走了。
"他说道。
"甚至跟阿蒙森都不行。
要是我加入一支挪威探险队到达南极，我便会成为一个不受纽约欢迎的人。
我上次参加的比利时探险队并没有在纽约为我赢得几个朋友。
""没有无可挽回的事。
"我说道。
"我们可能永远也去不了了，德夫林。
"他说道。
"尽管我曾答应过你--""可也没人能保证那样的承诺就一定能成功。
"我说道。
"那么，你是在怀疑我了？"他说道。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你并不是要故意违背诺言的。
"我说道。
"你的意思是，我并不是要故意背叛你？""我就没想过背叛这回事。
""为了这个诺言，我投入了一生。
""也许你对我投入太多了。
"我说道。
"你的妻子……还有你其他的孩子……"他摇摇头，退缩了，好像在说："如果你能理解，你是不会提起他们的。
""注定我要毁在这件事上面。
"他说道。
"如果说成功对皮尔里很重要，那么我的失败对他来说也很重要。
""为什么？"我问道。
他没有回答，我又问了一句："他的失败和你的成功一样重要吗？""我们的成功。
"他说道。
"永远不要忘记，是你和我的成功。
我和他不一样。
我和他的动机不一样。
他曾做过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做的。
"他闭上眼睛，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我以为他睡着了。
"德夫林，有些事我必须告诉你。
也许我以前就该告诉你，可我当时还不希望你知道。
也许我没有其他办法让你理解，为什么不能让皮尔里达到自己的目的。
"如同我第一次在客厅里见到他一样，我感到同样紧张。
"我告诉过你，北格陵兰的探险途中，弗朗西斯·斯特德有一天早上曾把我叫到一边，跟我讲了他的事，还有皮尔里跟他说过些什么。
他说他妻子就是为我而背叛了他，我就是他妻子儿子的父亲。
他还告诉了我一些别的事情。
""我们坐在'长凳'上，是离红石屋远些的一块岩石的背上。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吸着雪茄。
跟我以前告诉你的一样。
他告诉我，他和他妻子结婚差不多两年后，他离开了她，到了布鲁克林。
"弗朗西斯·斯特德用假名登上了开往圣约翰斯的蒸汽船。
他用拍卖会上得来的东西改扮了一下。
有一出戏演不下去，道具都拿出来卖，有粗眉毛，粘在嘴唇上的胡子，浓密的络腮胡，还有一套20年前还算流行的衣服。
他不用化妆，因为就算在那个时候，他的脸也已被北边的日子磨砺得够可以的了。
那是三月末的时候。
冰只化开一条窄缝，仅够汽船驶向纽约湾海峡。
停泊之处，所有港口码头不是有别的船，便还冻结着。
那儿离驶向德文街的船停泊处不远。
走在去最近的旅馆路上，弗朗西斯·斯特德会拉拉帽檐向路过的一两个人致意。
圣约翰斯是个海港，街上总有很多陌生人，很多样子奇怪的陌生人。
没人注意他。
用假名登记后，他直接去了自己家。
是下午一点半，他知道学龄的孩子不会呆在家里。
他们从没请过佣人。
看上去好像他妻子不在，院里除了她的双轮马车，没有别的车辆。
他认出那是她的，知道她不大可能有客人。
或者她一个人在家，或者房里没人。
要不是她出来开门，他可以装做搞错地址，回头再想法接近她。
他敲了几下门。
门开了。
是她。
在他眼里，她还是离开时的样子，甚至穿的衣服都一样。
他叫她的名字，她没认出他。
"是我啊。
"他说道。
她打量他很长时间，然后退后几步，双手扶住门，好像要用门把他们隔开，用门把自己保护起来。
有那么一阵，她没看出他改扮过了。
她似乎是在揣度，以他现在的模样看，他们到底分开多长时间了。
开始，她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房前的椅子边上，看着炉火。
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消失这么长时间后又出现在门口，打扮成这副样子。
"德夫林很快会从他叔母那儿回来。
"她说道。
他说他们应该分别到信号山上去，在那儿可以不被打扰。
"我知道你肯定也和我一样，不想让人知道我来看过你。
"她没说什么。
他跟她保证，不会让孩子和他叔母等太久。
"你想和我说什么呢？"她问道。
他告诉她，到信号山以后，他才会跟她解释。
她上了楼，换件出门的衣服后又下来了。
他告诉她，20分钟后坐马车去山顶。
他告诉她，若在山顶碰见什么人，或者回头有谁问起，就说他是一个来访的亲戚，或是她丈夫在纽约的一个熟人。
她没说话，他觉得她同意了。
他走出门，迈开步子上了路。
一阵刺骨的寒风从西边吹来，他全力走着，并不觉得冷。
快到山顶时，她超过了他。
她看他一眼，可他直直地看着前方。
她在车里等了差不多5分钟，他上来了。
山上没有别人。
碉堡那儿也看不到他们，从山脊处飘过的青烟可以看出，那儿有人住。
他上了她的车。
"就连皮特也不记得你了。
"她说道。
是真的，马要是闻出他的气息，或听出他的声音，它会摇起头来，不管那意味着欢迎还是不满。
"你想干什么，弗朗西斯？"她问道。
"看来你不打算呆下去，不然你不会装扮成现在这个样子。
"她的笑容在一霎间惹恼了他。
"装扮成现在这个样子。
"多年来第一次见到他，她不想取笑他的样子。
他们在车里，风吹不到，耳旁也只有车盖的声音。
他跟她说起皮尔里，说皮尔里已经告诉他孩子的生父是谁了。
这时，她惊了一下，看着他，可很快便转过脸去，好像她觉得他在虚张声势，想骗她说出那人的真实身份。
他说着，她面无表情地听着。
他开始还没意识到，后来他看出她是因恐惧而无声，他是在向她吼，在声嘶力竭地吼叫。
他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你只要承认你对我撒谎，"他说道，"只要你承认撒谎，就行了。
我不会强求你告诉我他的名字，也不会问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只要你承认撒谎，我连为什么都不会问。
"要是她当时说出来……可在他看来，她虽然害怕，却并没把他当一回事。
"我告诉过你真相。
"她说道。
"我不会再说了。
"她说得很坚决，他知道再追问也无济于事。
他抓住她的胳膊，靠上脸想吻她。
她推开他，跳下车，沿着去城里的路跑起来。
他追她，挡住她的路。
她转过身向碉堡跑去。
他又追上她，拦住她的路，却没有碰她。
"你在干什么？"他说道。
她尖叫起来，从山那儿刮来的风把声音也带走了。
她沿着山向海边跑下去，以为那样会安全。
她肯定记错了，她知道有条小路，可在惊恐当中，她没能找到。
离下面还有一大段距离，长满野草的陡峭山坡让他没法跑得跟她一样快。
山的这一面，由于春天的雨水和风，已经没有积雪。
她没法再跑，不然会从野草覆盖的岩脊跌下去。
她停下脚步，喊起来，似乎意识到跑下山是犯了个大错。
她转过身面对他。
他们都在喘气。
"我想跑回房子。
我知道，这就是你的用意。
我告诉自己，你不会这样做。
可是，你只是在屋子里下不了手。
弗朗西斯，想想那个孩子吧，他只有我一个人啊。
""你在说什么？"他说道。
"你觉得我把你带到这儿是要干什么？"他从没在一个人眼中看到过这样的恐惧。
她身后大约15英尺的下面，混浊的海水从冰下泛起，拍击着海岸。
"如果你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就让你走。
"他说道。
她想绕过他，可他抱住她的腰，把她拽到了悬崖边。
"告诉我他的名字，不然下一个就轮到你儿子了。
""好吧，我说。
"她说道。
"别想跟我撒谎。
"他说道。
"如果我发现你跟我撒谎，我会回来找那个孩子的。
"她说出了名字。
"放开我。
"他没法相信，她竟这么强壮，这么有力。
两三次，她挣脱他，她打他，咬他，还抓他的脸，块头小点的男人还比不过她。
他觉得，要是她刚才跑过去，回山顶的路上他肯定抓不住她。
他拦腰把她抱起，把她扔了下去。
她没吭一声便消失在海里，再也没出现。
一次都没有。
他爬上山，从另一面走了下去，路上没碰到人。
他也没想要逃跑。
尽管也曾想法躲避人们的注意，他觉得其实也没什么用。
他觉得他不在乎是什么结果。
他回到旅馆，呆在那儿等着，敲门声却没有来。
从第二天的报上他看到，人们在信号山的山顶找到了她的马和马车，在水底发现了她的尸体。
看到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以为自己被发现了。
"探险家弗朗西斯·斯特德之妻，其人已居纽约布鲁克林数年。
"这就是所有跟他有关的文字。
这些字看起来是说，因为被丈夫抛弃，她自杀了。
"死因不明。
"报上如是说。
他订了船票，两天后到港。
船到的时候，整个小城都在谈论"可怜的斯特德夫人跳海了"，而官方的说法是"意外落水"。
他从没想过人们会怀疑她是自杀。
不是怀疑，几乎是肯定了。
很明显，她一直被当做那种"怪人"，人们说她像个隐士。
她的名声掩护了他。
看来他可以不受怀疑地离开了。
船到港了，他回到了布鲁克林。
"我知道这个已经很久了。
"库克医生说道。
"我没想到，把它说出来会让我这么痛苦。
"他手捂住脸，抽泣起来。
我也在哭，在看着火车玻璃上我的样子。
"我没法去想，为了我她那样死去了。
"他哭着。
"独自一人死在了山脚下，死在了因为我而发疯的男人手里。
德夫林，是我把她赶走了。
三个星期。
我认识她三个星期，每天我都在想她，我真希望我当时有勇气回复她的最后一封信，跟她说'是'。
""她的死让一切都结束了。
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
"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甚至都没有想。
在此之前，我从没真正感觉出她是不是在我身边。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为她感到痛苦。
这种痛苦之深、之重，不仅是寻常意义的悲伤了。
如果我是站着的话，肯定已被这种痛苦压得瘫倒在地了。
我想着那个已经无法记忆的午后。
我坐在房子里，独自纳闷。
天已经黑了，可母亲还没有回来。
她平日是会在门口等我的啊。
"她告诉他我的名字，德夫林，是想要救你。
她知道，等他这儿一完，他便马上会去家里找你。
也有一丝可能他不会的。
我敢肯定，她挣扎得那么厉害，不仅为了逃脱。
她是想把他推下去，或是拉他一起掉下去。
"一阵憎恶袭过我全身。
天黑了，我一个人坐在母亲房里期待的时候，弗朗西斯·斯特德正坐在不到100码外的旅馆房间，他也在等，等他们来抓他。
库克医生看着我。
"弗朗西斯·斯特德说完后，我问他会怎样对我。
'没什么。
'他说道。
'我加入探险本来是为杀你。
但我改变主意，什么也不想干了。
'他转身向红石屋走去。
可他又回过头来，说：'我把一切都告诉皮尔里了。
几个小时前刚说的。
我也跟他说了，我会告诉你的。
'""那一夜，他离开了红石屋。
从那时起，就再没人见过他。
"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了，就好像是刚刚听到她的死讯。
有十分钟时间，我们都看着窗外，听着火车与铁轨间的撞击声。
"接下来的几个月，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不断传到我耳里。
"他说道。
"比如他讲述你母亲挣扎得很剧烈，她身上肯定会有瘀伤，能证明她曾挣扎过，那些认为她是自杀的人应该能注意到。
她的前臂，特别是手腕部分也会有瘀伤，他为阻止她打到他而抓过。
她的脸上，特别是嘴上肯定也有，因为她曾咬他。
她的衣服肯定也是非常凌乱，肯定扯破了，有些可能还掉了。
可她的死还是很快被当做事故处理了，自杀的传言没人制止。
"我很困惑。
探险完了一年后，我去了圣约翰斯，自己去调查。
我发现在你母亲死的时候，圣约翰斯没有验尸官。
后来警方要求做了尸检，但也不知道是什么医生做的。
我看了你母亲的死亡证书，上面说意外溺水，是你叔父签的名。
我不是想说他卷入了你母亲的死。
他或许能猜到，或者会意识到弗朗西斯·斯特德可能有嫌疑。
他并没有跟弗朗西斯联系过，便自己把事情掩盖了起来。
尽管有些不可能，我觉得事情可能是这样，警方同意他来做尸检，因为他们曾合作过，比较方便。
考虑到你母亲的处境，警方会认为是自杀，你叔父也会这么想。
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应该谨慎处理。
你叔父可能问过，作为家人能否让他来检查尸体，这样可以防止流言再扩大。
可是，发现谋杀的证据时，他也吃了一惊。
他把证据隐瞒起来，倒不是为了庇护弗朗西斯·斯特德，而是不想让人传闲话，让人知道他兄弟的妻子竟死于谋杀。
在当时的圣约翰斯几乎很少有人被陌生人杀害。
我在圣约翰斯跟人聊天时听到有这方面的传言。
我没证据说这些传言有任何根据，可你叔父或许曾相信过。
尽管他可能也会认为这些传言毫无根据，他大概也会知道人们会得出自己的结论，那就是，她可能是被曾经与她有过交往的某个品行不端的男人杀害的。
在公众心目中，她是被谋杀的消息肯定会证实这些传言，特别是案件无法侦破，特别是他会想到并没有什么嫌疑人在场。
我猜你叔叔决定，最好还是为了家族名声把这事掩盖起来，为了兄弟的名声，为了阿米莉亚的缘故。
"我写信给他，告诉他弗朗西斯·斯特德已经坦白了杀害阿米莉亚的罪行。
我当然没跟他说我是你父亲。
我没有明确表示，没有提到死亡证书，没说我认为他是同谋。
弗朗西斯常提起你叔父。
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弗朗西斯·斯特德理解的人。
他理解他兄弟比自己都好，尽管他们是那么相像。
"如果阿米莉亚是被谋杀的事宣扬开，如果我告诉大家，弗朗西斯·斯特德曾跟我说过什么，你叔父在死亡证明上意外溺水的签字--人们会怀疑他掩盖兄弟妻子被杀的真相，那他的前途就全完了。
"所以我的要求他都照办了。
我告诉他，要把我的信完好地交给你，就是火漆没有拆开的。
我让他以为，我曾告诉过你，让你知道如何判断信拆开过没有。
我还让他以为，我有某种办法，能让你知道他是不是把信扣下而没给你。
我敢肯定，他从没读过那些信。
你可能觉得我的做法像在讹诈，但我并没有伤害他，也没有拿走任何他觉得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我不得不这样做。
跟一个成人保持秘密联系都已很不容易，要是没有这样的安排，就根本不可能跟一个孩子这样做。
"如我猜测的一样，爱德华叔父并不知道库克医生是我父亲。
"我该早些告诉你她是怎么死的，但你想想我的困境。
你一直都以为你母亲是自杀的。
我能忍心再伤害你，让你知道她是被她丈夫谋杀的吗？""你为什么要现在告诉我？"我问道。
"这样你就可以知道，皮尔里要为你母亲的死负部分责任。
因为他，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把我的名字告诉了弗朗西斯·斯特德。
皮尔里知道我恨他，尽管我们从没谈起过此事。
他知道他有罪，他、我，还有弗朗西斯·斯特德。
他瞧不起我。
我怎么看他的，他都知道。
现在你明白了吗，你必须知道他的天性。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失败就意味着我们的胜利。"
《纽约的探险家》第31章
纽约的报纸并没有像我们担心的那样大肆渲染库克医生遭遇的耻辱。
报上以前没提到库克医生会是皮尔里"传位"的对象，所以也没明确提到皮尔里改变计划之后对库克医生的影响。
《纽约时报》说，皮尔里"毫不含糊地宣称要继续向极地进军"，还说他热切希望能够在罗斯福总统的任期内达到此目标。
报道还说他的说法让很多人很惊讶，"包括当晚的主宾候选，登山家库克医生。
"我还在猜测曼哈顿的人们会怎么看待我们。
毫无疑问，这儿的人肯定知道，探险家大会在皮尔里讲演前曾为库克医生铺好了红地毯，他、我还有数不清的其他人已经在想，库克医生会身披皮尔里丢掉的斗篷，从他的城市胜利返回。
"或许我们不要着急接受邀请。
"库克医生说道。
我告诉他，那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刚开始，似乎我们在别人眼里没什么不同。
没人提起华盛顿发生的事。
接着，每句话似乎都在挑起我们的回忆。
我不知道该不该谈华盛顿。
无论话看上去有多假，我想让人们以为那儿没出什么事，只是探险家习以为常的小挫折，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经历过的要比这糟得多。
我还想暗示，跟皮尔里的友好竞争远没有结束。
但我没把握能不能做到。
"他们好像根本不在意出过什么事了。
"有天晚上，从圣诞晚会回家的路上，我说道。
"当然他们在乎了。
"库克医生说道。
"每个人都知道，每个人都在乎。
我们可能比以前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
有趣的一章刚刚写完，可要知道结尾是什么，还太早些。
要不是有你，他们不会邀请我的。
"我告诉他，他是在乱说，人们还是更喜欢看到他。
他没说话，好像我无力的辩解恰好证明了他的论断一样。
"我想我还是喜欢让他们放过我。
"他说道。
"你完全可以一个人去参加这些聚会。
他们觉得你很有趣，可很快就知道我不是了。
"我觉得，这样评价以晚餐与舞会招待我们的人并不公平。
他们对我们充满同情，跟他所说的并不相同。
"我就像根火柴一样，他们用我当个话头，用完就扔了。
"他说道。
我又辩驳起来，不久我便发现，他说的也不无几分道理。
人们没有躲他，或故意不理睬他。
相反，比起以前来，更多的人来接近他，跟他讲话。
一天晚上，有位女士问他，人们会先到达哪一个极点。
"南极点。
"库克医生答道。
"南极洲的冰雪之下是大陆，人们不用担心洋流。
北极本身并非固定，冰块总在漂移。
北极探险者所追逐的只是一个幻象。
"人群摇着头，响起一阵反对的咕哝。
"可是，库克医生，"一个靠造钢制铆钉发财的人问道，"如果了解洋流，洋流便可以为人所用啊。
不要逆洋流而上，而应顺其道行之，不就可以节省时间了吗？"他却没看着库克医生给他答复，而是朝着对面一个就此番言论阐发自己想法之前而不住点头的年轻人。
尽管谁也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在说什么，但很显然，库克医生的发言是不受欢迎的。
库克医生若愿意，也可以成为饭桌上争议的话题，可那却违背他的个性。
他默默地坐着。
整个晚上，他就是这样引起话题，说上几句后便自愿或不自愿地呆在一边。
没有人问他，也不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
很明显，人们对我的同情要比他多得多。
在我看来，打我们从大会上返回后的第一次聚会，人们便会鼓励般地多握一下我的手。
他们的语调比原先更热切，似乎想让我知道，提到华盛顿不是想让我尴尬，那只是运气不好，我只是碰巧倒霉坐在库克医生旁边，他们不会因此轻视我。
看来，现在的曼哈顿社会要一致行动，要把我从库克船长的海难中打捞出来。
很明显，人们关心是因为他们觉得，我所依赖的那个人，他的幸运星已经陨落。
我有时甚至怀疑，这多握一下是想告诉我，或许我该为自己考虑未来，库克医生也曾这么对我说过。
从华盛顿回来的两个星期后，我看到了克里丝丁。
我问她是否听说发生了什么，她好像没听到我的话，却说我们还没熟悉到可以直呼其名的程度。
"您应该在讲话之前先称呼，而不是像您和库克医生之间一样，可以看到便说。
"她说道。
我告诉她我们可以直呼其名。
"那我会先叫你的名字。
"她说道。
"这样，你可以不用花五年的时间来找机会叫我的名字。
你觉得怎么样，德夫林？""我没问题。
"我说道。
看到她期待般地扬起眉毛，我赶忙改口。
"我没问题，克里丝丁。
""不是很困难吧？"她说道。
"你看，德夫林，名字就是做这个用的。
可以让别人知道你还记得曾经见过他们，你没有把他们当成别人。
要么就是你觉得除你以外，身边的人都叫'你'。
名字可以帮我们分清楚，谁在和谁说话，我们又是在说些什么。
比如一下子有十个人同时要回答问题，名字可以让我们不把他们搞混。
名字可以帮我们从远处叫人，而不用打扰大家以后又指着他们说'喂，不是你，不是你们。
'我是不是玩笑开得过火了？问题是我喜欢名字。
我喜欢叫别人的名字，也喜欢别人叫我的名字。
从别人怎么称呼彼此的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好多。
你想让你喜欢的人知道你，却又不叫他的名字，这能行吗？""克里丝丁。
"我说道。
"克里丝丁，克里丝丁，克里丝丁。"
《纽约的探险家》第32章
每天晚上，我都可以听到他从走廊到客厅的脚步声。
他不再开灯，不再大声说话，也不再踱步。
我只能从门缝下看到炉火微弱跳动的影子。
我只能听到炉火的声音。
有时早上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客厅的门还关着。
我如果不敲门把他叫起来，他会赶不上去办公室了。
"起来了，起来了。
"他不情愿地喊道。
我赶紧走开，不想让他被人看到而觉得尴尬。
整个例行公事般的圣诞节庆祝期间都是如此，甚至圣诞节当天也不例外。
库克夫人邀我参加了圣诞晚宴，我也是第二次见到我同父异母的妹妹海伦。
库克夫人知道，丈夫是为华盛顿的事不开心。
她也知道，丈夫的探险生涯快结束了。
因此，对我在她家里，她也没像以前那样讨厌了。
要是库克医生的心情不那么抑郁，我们或许还会很愉快地度过这一天。
我感觉他在看着我们，看着我和库克夫人聊天，还时不时地看看鲁思和小海伦在做什么。
"有位约翰·布拉德利想要见我。
"有天早上，看完我给他拿去的信后，库克医生对我说道。
"他想让我带他去北边打猎。
他想猎海象，如果可能，还想打头北极熊。
"经常会有人请库克医生，他把这叫做去北边"包租猎杀"。
对这次打猎请求他似乎显得特别兴奋。
他告诉我，布拉德利是百万富翁，拥有棕榈滩的海滩赌场。
"他在曼哈顿也有公寓。
"库克医生说道，"西67街，很雅致。
""你去过那儿？"我问道。
"不，没有。
"库克医生说。
"我只是说曼哈顿的那一片是那个样子。
"他回来后，没跟我说谈的结果如何，只说布拉德利先生长得什么样子。
他跟这位穿着入时的布拉德利先生单独用了午餐。
他肩方腰细，跟我们平常在街上看到的花花公子一样，只不过年纪比他们大许多。
布拉德利的头发从中间分开，留着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
库克医生说他衣服领子又高又硬，没法低下头。
他还穿件前胸也很硬的衬衣，活动更加不便。
他只能站着，看着身后。
几天后，我们乘第三大街高架铁路从曼哈顿到布鲁克林桥，准备换车去布希威克街。
这时，他宣布了他的决定。
"我决定接受布拉德利的开价。
"库克医生说道。
"的确很慷慨。
将来某一天我们会利用这笔钱的。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我说道，尽量表现出能受雇于布拉德利这种人而去北边的那种兴奋。
"春天。
"他说道。
"这样一次行程你也能学到东西。
但我得先告诉你，北边可没有'打猎'这回事。
只有用四足动物进行的瞄准练习，甚至都不是那样。
拿麝牛来说，你到它们跟前它们都不会走开，将是血腥的屠杀，我也得参加。
你就不用了。
"过桥的时候，我记起第一次穿过曼哈顿去见库克医生的那一天。
我两手捂着一只医生用的箱子，里面放着一卷信，非常害怕会被人偷去。
库克医生盯着车窗外，仿佛是第一次过桥去布鲁克林。
他入神地看着水面，西边是工厂和库房投下的一片倒影。
他转个身，歪过头看着冬日斜阳照射下的曼哈顿。
我突然为他感到一阵辛酸。
我跟自己说，他是我父亲，我却不能叫他父亲，他也无法接受。
如果没有我在身边，他会孤独，甚至比我那时候还孤独。
我们身边的人群，无论是火车上的，还是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两个街区之间的，好像只能反衬出他的孤独。
我觉得自己该伸出胳膊像儿子一样挽住他，然后告诉他，就算他剩下的时光只能带领人们去北极圈打猎，凡事总有一天也会变好的。
从马萨诸塞的格洛斯特，库克医生替他的雇主买了艘捕鱼的纵帆船，重新命名为"布拉德利"号。
彻底检修过后，船重111吨，船前后均加了支架，首尾用钢板做了防护，两侧用橡木块连扣了起来。
索具和帆也换掉了，又装上台55马力的洛丝尔汽油发动机。
库克医生说，它比不上罗斯福号，可"去我们想去的地方也足够了"。
船上修了船长、大副、布拉德利、库克医生和我的船舱。
跟以前的救援时不同，这次我们一人一间。
放吊床的地方容得下五个水手和一位厨师。
船长叫摩西·巴特利特，是曾驾驶风向号的那个巴特利特的亲戚。
库克医生从格洛斯特回来后，客厅的门几乎每晚都不关。
我们坐在炉火前，一坐便是几个小时。
我觉得他看起来有些虚张声势，想跟人说话，想让人听他说话。
"有人说皮尔里准备一年后再去北边。
"终于我有机会打断他了。
"有人说他已经筹得10多万美元……""我们明年也要去北边。
"他说道。
"我们要从布拉德利这次捕猎之旅中赚到去北边的钱。
皮尔里会气疯的，会觉得我们在抢他的风头。
我们不会走他的路，我计划的线路跟他的大不相同。
""我们什么时候能负担得起？"我问道。
"有布拉德利的钱，有玛丽的钱，加上曾答应过我的其他渠道，我们能支付得起探险的花费。
到北极去用不了皮尔里计划的那么多。
德夫林，我知道该怎么办。
多年来，探险家们总是走错路。
我们会像登上麦金利山一样到达北极点。
等我们超过一定高度后，比尔·巴里尔和我便不停地爬，必须睡时才睡一会儿。
你可以看出来，那样我们没有被装备和给养压倒。
到一定高度之上，总是这些讨厌的东西会让你慢下来。
"我不知道这里面包含了多少智慧。
我从没有在极地旅行过，也没有在北极圈里过过冬。
我不知道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该不该采用什么策略。
虽然并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我们能不能筹得到钱，但我依然忍不住很兴奋，想着明年春天就可以出发了。
"请别和玛丽说这次打猎的事。
我跟她说我是一个人乘布拉德利号去研究爱斯基摩人，给他们照相。
她听说过布拉德利，不同意我和他来往。
我觉得她也不该同意。
她知道我会在九月回来，可我计划去北边也让她很生气。
她觉得，我还没有从攀登麦金利山中完全恢复过来。
跟以前去探险前一样，她总在不停地问：'那么，要是你回不来怎么办？'我除了不停地跟她说，结婚时我就这样，我还能说什么？我告诉她，我当然会回来。
我跟她说，我们不会离开船。
要是需要下船，也一定是踩在干实的土地上。
德夫林，你夏天的时候去过北极。
这次甚至都比不上那次有风险。
就像在信号山上度夏一样。"
我看着眼前的雪景，盼着能突然有什么变化，盼着能突然进入什么极地地带，一块在中心地带有明显标示的地区，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儿是“极点”。我驾着雪橇跟上了他的。“我们到了北纬89度。”库克医生说道，好像是要给我一直要找的那种确定的感觉。　　　　　　　　　　　　
《纽约的探险家》第33章
1907年7月3日，我们从格洛斯特出发了。
在纽约，库克医生和玛丽还有两个孩子道了别。
我和克里丝丁在希望公园道了别。
我告诉她，我要去北边，她同意见我。
这也是我们第一次这样见面。
“我希望你不要走。”沉默地走了一段，她对我说道。
在去高架铁路车站的路上，我们已走了一个来回。
到那儿，我们就得各奔一方了。
她飞快地在我嘴唇上吻了一下，我没来得及回吻她。
“到这儿吧，别说再见。”她上了站台的台阶。
库克医生准备了4个月的食物，再加上够一年用的储备，以防有搁浅或船难发生。
他定购了5000加仑的汽油。
他定购了所有的设备，精心处理每个细节。
船上呆了一个星期，我便开始希望一觉醒来之后，两个月已经过去，我们正在返航，正在向克里丝丁驶去。
我希望这就是极地之旅，就是几年前他曾邀我参加的极地之旅。
狩猎行程差不多结束时，库克医生交给布拉德利一封信，让他转交库克夫人。
她会在一个月后接到此信。
他让我先看了信。
我最亲爱的玛丽：尽管我担心你可能一下子没法完全理解我为什么这么兴奋，我还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发现，现在是赴北极点的大好机会，因此我觉得要留在这儿一年。
她会无法相信自己读到了什么。
我坐下来，又看一遍，还是不敢相信。
我还以为我们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回家了呢。
我曾盼望回家，现在却丝毫没有失望。
我们要向北极进发了。
不是明年，就在今年，跟我曾有的幻想一样。
我拥抱了库克医生，他笑了，双手拍着我的后背。
我从没见过这儿有如此丰富的猎物。
爱斯基摩人告诉我，即使他们的最年长者，这也是他们见过的最好的狩猎季节。
他们预计明年情况肯定不如今年。
他们还预计，一旦北极的长夜过去，乘狗拉雪橇前行的条件便会很完美。
如果在此过冬，我们会有很多鲜肉。
等太阳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强壮，完全能够抵达北极。
我知道你会多么惊讶与失望。
但机会就在眼前，我必须抓住。
可能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条件了。
我不是一个人，德夫林和我在一起。
你应该赶快告诉布里奇曼，要在他私下从布拉德利或其他人那儿知道这件事之前告诉他，说我已经向北极进发了。
消息肯定会引起震动。
我希望无论你在看这封信的时候多么恨我，最后你还是会全力帮助我。
请让大家放心，我离开格洛斯特的时候是打算在九月份返回布鲁克林的，只是因为发现格陵兰的条件实在太理想，才决定要去北极。
请不要太想我。
我知道你有宽广的胸怀，你会理解这是我必须做的事。
替我吻海伦和鲁思。
爱你的丈夫　　弗雷德里克　　这次旅程的厨师来自布鲁克林，名叫鲁道夫·弗兰克。
他是个德国小伙子，他接受了库克医生的邀请参加了这次探险。
我写了封短信，请布拉德利带给达夫妮叔母。
我告诉她，我们的计划有变动，我们要去北极，所以时间要比原计划的四个月长一些。
我还请他帮我带封信给克里丝丁。
“我一直在想你。”信中写道，“或许我不该在信里和你第一次说，可是，我爱你。”船离开前的几天，库克医生谨慎地告诉我，早在船要离开格洛斯特之前，他和布拉德利便计划要进行北极探险了。
“我们见面那天，布拉德利便同意支持这次探险。”库克医生说。
库克医生告诉我，午餐吃到一半时，他放下刀叉问道：“为什么不试试北极呢？那比你的计划只多个8000到10000块钱。”“我不去。”布拉德利说。
“你想要自己去吗？”库克医生说不知道哪一个让他更惊讶，是听到他自己脱口而出的问题，还是听到布拉德利毫不犹豫地答应支持他。
“我们会为你的北极之旅做准备，”布拉德利告诉他，“但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我们不想让报纸知道。
皮尔里正在准备出发，我们不想让他先抵达伊塔，把最好的狗都挑走。
我也想一路上打打猎，不愿意匆忙出发。
我们这么办，如果到伊塔看到那儿的爱斯基摩人都身体不好，或没有足够的狗，或其他情况不好，我们就只说这次行程是为打猎，然后回家。”库克医生说，布拉德利当场给他签了张10000块钱的支票。
“这是为北极。”说着便把支票递给了库克医生。
然后，他又签了一张数目更大些的。
“这是为我的行程。”布拉德利向他问了库克夫人和我的情况。
“我会尽量晚些告诉他们实情。”库克医生说。
“毕竟我们还不一定要去北极，没必要让她担心。
撒这个谎没什么害处，可以让她几个月不用担心，也不会让德夫林失望。”“去吧，要回来！”船载着毛皮和兽牙离开时，布拉德利说道。
他把手放在库克医生的肩上，还冲我眨了眨眼。
布拉德利的样子让库克医生的北极之行看上去有如颇具风险的商业冒险。
库克医生经历风险，布拉德利期待收益。
这一点，他倒是和其他赞助人很相像。
可是，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他不停地鼓励地看着我们的样子，让我有些不安。
“你们有可能办到的。
谁知道呢？”布拉德利笑着说道，好像他刚刚买了彩票，来支持什么既有价值又有意思的事。
“他到北极的计划是怎么做出的呢？没有合适的装备，也没有船。”巴特利特船长问我，他说他没能从库克医生那儿问出个所以来。
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库克医生打算怎么办。
“可你的命也系在他身上啊。”巴特利特船长说道。
“我肯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说。
“没人会从格陵兰，会从离北极这么南边的地方出发。”巴特利特船长说。
“船该把你们送到伊塔北边几百英里的地方再回来。库克医生得靠雪橇走过这多余的几百英里。
而这样没意义，也做不到。”我们的基地帐篷是否太靠南，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跟这些布拉德利号船员普遍认为的不同，我们的装备并不差。
库克医生告诉了布拉德利北极往返途中需要的一切，他都给我们留下了。
一天，布拉德利和其他船员北上，准备到史密斯海湾继续猎海象，库克医生、弗兰克和我从船上卸下了一大堆的装备和给养，都是在格洛斯特时便秘密装上船的。
其中有库克医生设计的几架雪橇，几支指南针，一支六分仪，一支温度计，一支可以度量走过距离的计步器，一支记时计，一支风速计，还有一支可以度量气压与海拔的无液气压计。
我和库克医生与弗兰克一道站在海滩上，看着那艘船，看它消失在视线中。
我曾多么想离开船长、布拉德利还有其他人。
可是，他们真走后，这地方却看起来如此陌生。
没有皮尔里，没有他的帐篷矗立在山崖的一端，这样的海滩看上去真陌生。
我从没看到过伊塔的港口没船停泊的样子。
海边甚至连爱斯基摩人的独木舟都没有。
每天结束的时候，他们会把船抬回山上。
有船停泊的港口才自然，没船便预示着冬天快要来临。
船只是刚刚开走，我却有了被抛弃的感觉。
以前，隔在我和家之间的是时间和空间，现在，两者之间没有联系了。
港口和小山还是上次我们来救助皮尔里时的样子。
我们不在时，还是一般模样，不该看上去陌生。
我觉得自己同它们一样，固定了。
是种奇怪得让人压抑的感觉，特别是库克医生说“真正”的天气已经到来时。
我看看山上的爱斯基摩人和他们的帐篷，想确认一下。
他们可以证明，在北极圈过冬是能活下来的。
看似漫不经心的爱斯基摩人也在准备，带着几分欢快地迎接另一个如常一样能安然度过的冬天。
我却并不放心。
我最害怕的是长夜。
爱斯基摩人在修整半地下的小房子，那至少有百年历史。
我们得在类似红石屋的房屋里过冬。
我们把它叫做盒子房。
我们用包装给养的包装箱做成墙，在屋里隔出13乘16英尺的空间。
我们把盒子盖挂在屋顶，用草皮把东西隔开。
一根立在中间的柱子支撑屋顶，周围做了张桌子。
我们花了8天盖房子。
我们把给养放在一旁，上面盖着布拉德利号上废弃的风帆。
我们安装了一只小炉子，得随时照看，不然会熄灭。
库克医生说，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明年夏末便可返回布鲁克林。
他说我们最多会用15个月时间。
他安慰我说，我们不会像皮尔里那样毫无意义地在冰原上浪费时间。
我们只试一次，没能到达北极点便回家。
等再次准备完毕，我们会再尝试。
这样的北方不可能让身体复原。
盒子屋的第一个晚上，我睁着眼睛躺在睡袋里，想象着即将到来的几个月。
小时候，只要能拿到的写北极的书，我都看过，可都写得平铺直叙，少言寡语，仿佛如果生动地描述一下这儿的美丽或探险的艰辛，便会有违于探险家的行为规范。
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对这样一个突然转向北极的计划，成功的机会到底有多大。
对库克医生所说的“没有预见到的有利条件”，我也仅有一点模糊的概念。
他告诉我，要是这些“条件”真存在，那真是我们走好运了。
他是这么告诉他妻子的，但其实并不是因为这些条件我们才呆在这儿。
听到这个我很高兴，因为我曾不住地想，只靠时运流转，便把一次捕猎变成前往北极的探险，这样的结果可能只是失败。
《纽约的探险家》第34章
9月中旬开始下雪了。
布拉德利留给我们的十几艘小船放在海滩上，几艘底朝上放着的已经被雪盖住了。
在港口冻结很早之前，雪就下起来了。
除了灰色的海水，一切都是白色的。
两者间昏沉的对比似乎可以把库克医生都催眠了。
黄昏时分，他会站在水边看着涌向岸边的海浪，似乎从冰雪包围的水中看到了什么难于破解的启示。
一天早上，我们起来后，港口消失了。
海水已经冻上，雪落在冰上。
以往开阔的海面现在成了一片平坦的雪地。
港口开始结第二层冰的时候，冰便都挤到了海滩上。
低潮把冰块留在海滩，冰块却不会化掉。
港口完全冻结以后，这些冰块看上去就像一堵墙一样，就像我们为抵御敌人侵略而筑起的第一道防线。
日落时分，爱斯基摩妇女会站在这道墙后，盯着港口的海面，听着海浪的声音，就像库克医生看海水时一般着魔。
她们都悄无声息，两个两个沿墙排开站立，脸上满是泪水。
这种风俗库克医生以前也曾看到，但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爱斯基摩人也不愿意谈起此事。
我们不必打猎。
我们从爱斯基摩人那儿换来肉和衣物，这样可以节省体力。
库克医生预计我们得靠体力熬过北极几个月长的黑夜。
我们用香烟、步枪、子弹、饼干和肥皂跟爱斯基摩人交换（不知为什么，爱斯基摩妇女会用肥皂擦洗从脚往上的身体部分）。
交换时，爱斯基摩人拿来狐狸和兔子皮做的外衣和袜子。
女人用男人猎到的驯鹿皮毛帮我们做睡袋。
缝睡袋非常吃力，她们得用牙咬着针，手脚并用地缝制。
她们用海豹皮给我们做成皮靴，还有雪橇上用的鞭子。
雪橇是库克医生花费很多时间用山核桃木做的，木头是从他兄弟的农场里伐来的。
他先烤制木头来做雪橇的冰刀，然后把木桶挡板压直。
他做了七架雪橇，拴在一起立在屋子外面，以防被积雪压坏。
他做了山核桃木的雪地鞋，脚趾部分向上翘起，他认为这样可以更便于在极地海域的冰雪上行走。
最后，他做了一架大雪橇，可以把他在布鲁克林做的帐篷拉上。
等我们无法修起一座像样的爱斯基摩式的小屋时，我们可以住在里面。
我们冬天呆在盒子屋的时候，用的燃料是煤。
布拉德利给我们留下了一堆硬煤，要比软的那种强。
硬煤燃烧后不会到处是煤灰，也不会堵塞火炉烟囱。
已经变短的日子短得更快了。
从盒子屋一盖好，爱斯基摩人便从山上下来看我们，和我们一起喝茶。
他们三三两两地，中午过后便开始下来。
随着冬天临近，人来得越来越多，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他们的到来让小屋总是很拥挤。
让人难过的是，爱斯基摩人似乎跟我们一样害怕快要到来的极地冬夜。
他们不愿离开。
告诉他们得回自己山上小屋的时候，他们还很不高兴。
最后，一“天”变得只有一个小时的光照。
太阳只是从东边爬上平坦的地平线，然后便落下了。
我们的头脑还是按惯常的日照方式运转，还以为这是一天中的黄昏，而太阳横跨天空，现在日落了。
我们就像人们在日落时常常会的那样，脑子里开始遐想起来，想过去的事，也想未来的日子会怎么样。
每一天都有几个小时，我们会忍不住把黑夜当成白昼之间的补充，这还颇受人欢迎。
可想想真正的情况，便让人气馁。
这儿没有白天，只有日复一日的黄昏，中间是永无尽头的黑暗。
看起来，遥远处的光好像是过去的遗留，是曾经所记录或记忆的事，历史和记忆正在淡去，很快除了黑暗便会一无所有。
不单是我有这种想法。
有一次，库克医生说了句“过去日子的光”，他说是在引用《帕尔格雷夫英诗集粹》里一首诗的头一句。
他说他第一次形容如此暗淡的日光，还是在红石屋的那次探险中。
有一天，太阳根本没滑过地平线，只露一个角，便慢慢落下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太阳出来得越来越少了。
十分之九，四分之三，一半，三分之一。
太阳开始变成一团红色，然后是月牙状，然后像镰刀。
最后，我们扔掉手头的东西再看时，看到的只是帽檐一般升起的一牙红色。
红色消失后，从10月25日起，几个星期里我们便只能从太阳应该升起的地方看到一片微弱的光。
后来，这样的光也逐渐淡去，变得毫无规则，就像一支蜡烛放在一个毛玻璃做成的盒子里，而我们还觉得那是太阳。
以后很久的日子里，我们每天还会等着太阳，看着它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等待它会不顾季节而升起。
北冰洋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随着日光日渐稀少，这个问题也越来越困扰我。
与伊塔肯定还不一样。
现在看到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库克医生注意到我的疑惑。
“你会做得很好，德夫林。”他说。
“我们不会挨饿受冻。需要忍受的只有黑暗。
我们有工作做，有书读，过了圣诞节后会有很长的路要期待。”每天，他都说这样的话鼓励我。
“骨子里你就适应北极的黑夜。”他说。
“你有耐心，脾气又好。你适应孤独。”库克医生让我相信，呆在盒子屋里便不会冷，甚至外面也不会。
可我还需要一点亲身体验来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
皮尔里握住我手的一刻，其实已经告诉我，尽管我在格陵兰南部的海滩上过了一夏，对北冰洋其实仍是一无所知。
每晚睡在装备齐全的埃里克号上，我觉得伊塔的夏天要比信号山好过得多。
我想到冰沟，就是比尔及亚号上的船员为丹柯上尉挖的坟墓，他是南极探险中唯一的牺牲者。
他们挖了6英尺深，好像以为冰会像土，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
杀死丹柯的不是寒冷的天气，而是无尽的黑暗。
我还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北极探险队里的成员。
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只要有一个缝隙，风便会尖叫着进来，风会让北格陵兰的探险队员不敢再说话，会尖叫起来，会请求宽恕。
我担心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几个月的黑暗与禁闭，我会不会成为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北极探险家。
我在想，北极是怎样让壮硕而坚强的皮尔里变成了那个样子。
我记得他吊在我手上，在两船之间时的脸色。
我是多么自以为是，竟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皮尔里这样的人承受过的一切。
我想抵挡住这些想法，它们却越来越重地压在我身上。
最寒冷的时刻到来后，再坚定的天性恐怕也难于抵挡。
库克医生为我们想出了各种户外活动，有扔石头比赛，有用鹅卵石玩的弹球游戏，有三条腿竞赛，就是我们组成两人小组，跟那些无法忍受生活毫无生气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赛。
我告诉库克医生，巴特利特船长曾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开始得太靠南了。
库克医生说，从南边开始会让我们在冬天有更多鲜肉，还有没用过的狗。
我们的线路的确比皮尔里的多400英里，可我们会穿过猎物大量出没的地方。
我没想掩饰自己的怀疑。
“想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吧。”库克医生说道。
“你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过些，只要你自己装作感觉好就行。
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有多温暖，阳光有多明媚吗？那天你在我屋外的阳光下站了好久。
记得我给你的那杯好喝的橙汁吗？”我试了他的办法，想到阳光普照的日子只能让我更加渴望阳光。
我变得不愿讲话，不愿让字母随意出来，似乎说话会让我失去什么，似乎跟其他东西一样，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短缺，我不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份。
库克医生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刻表，他说如果我和弗兰克不想生病，就得照做。
我们6点起床，6点30分吃早饭，看书或写东西到10点，喝杯咖啡后到户外锻炼，做的是库克医生设计的体操，是他最初为比尔及亚号上长年在船上工作的船员设计的。
如果是阴天，四处便是一片漆黑。
要不是我们在小屋周围点起的灯笼，都看不到自己在雪地上的脚印。
中午我们吃午饭，然后便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干，很多爱斯基摩人会来做客。
他们带来兽皮做的鼓，敲着鼓，唱着歌，在小屋里跳起舞来。
动物油脂的蜡烛冒出的黑烟，加上雪茄和香烟的烟，会让小屋里几乎无法呼吸。
爱斯基摩的舞者，还有妇女，会把衣服脱到腰部，会跳到身上流满汗水。
每个人都喝茶，吃风干的海鸟蛋，他们的海鸟蛋似乎永远也吃不完。
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
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
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
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
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
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
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
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
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
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东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
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
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
他用面粉糊堵住房子里的缝隙，面粉糊干后，比水泥还坚硬。
爱斯基摩人排队进到暗房里，去看红色的光，还有影像魔术般地从水里泡着的纸上面显现出来。
“诺维噢”，每个人都这么说。
我们也时不时总可以从那间屋子里听到“诺维噢”。
他们把库克医生称为“塔塞所”，“大药人”的意思。
他们从以前的行程中记住了他，包括北格陵兰的那一次。
他们非常详细地回忆这些探险的细节，比他记得要详尽得多，特别是他曾为他们治好过的病。
他们还和15年前一样对他心存感激。
他们认为过去和现在是紧密连接的，无法理解我来格陵兰是为了寻找我父亲弗朗西斯·斯特德。
我越来越不耐烦的样子只能让他们强化这种看法，他们也总是很失望，从他们的陪伴中我似乎得不到什么安慰。
每天我们见到的时候，他们都会演哑剧似地装出找寻的样子，仿佛丢了什么宝贵的东西，然后他们会难过地摇摇头。
他们跟我保证，当时弗朗西斯·斯特德失踪的时候，他们曾尽全力寻找过他。
我发现自己对库克医生会和鲁道夫·弗兰克商量事情而生气。
他是个厨子，没有在北极呆过的经验，我们也只认识他几个星期而已，而他竟享有我花了几年才享有的荣誉。
弗兰克比我高，也比我更强壮。
他英语不好，所以不太说话，我们也不大交谈。
他和库克医生说德语，库克医生用他并不流利的德语下命令，弗兰克会嘟哝出几个德语词，然后去干他以为已经告诉过他的事情。
我在想，他是否对我没信心，所以才请弗兰克作候补。
也有可能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他便对我有些失望，但又没有说出来因为怕伤害我。
他做这些也许只是不想破坏曾给我许的诺言，想让我成为探险家的诺言。
我觉得弗兰克夺取了我的地位。
或许弗兰克在出发前便知道我们要去北极。
他和库克医生一样，是在布鲁克林的德国人。
库克医生或许早就认识他。
我没办法抵御这些荒唐的猜测。
为抵挡黑暗带来的烦恼，我几个星期没跟可怜的弗兰克说话。
要不是他，我不会这样，库克医生原本不该怀疑我。
我知道，有时探险家会觉得不再需要助手协助，会让他们在途中提早回去。
库克医生或许正打算让我回去，想救我的命。
我发誓我绝对会拒绝他，除非和他一起回去。
最后，冬季的暴风雪让爱斯基摩人都不敢出来了，即便是从他们的住处到我们小屋这样的距离。
我们没有客人，也不能在黑暗中到户外做运动了。
躺在温暖的睡袋里，我觉得自己来参加探险真是可笑，真希望库克医生把我扔在身后。
我觉得库克医生肯定觉察出我身上有致命的弱点与重大缺陷，一些斯特德家孩子身上的通病，我还以为我把这些问题在若干年前就统统抛弃了呢。
整日整夜，除了咆哮的风声就再没有其他声音。
偶尔可以听到爱斯基摩人的狗在叫。
它们闻到干肉饼的气味，从山上跑下来，爬到屋顶上，不停地刨屋顶上的草皮，连续不断地敲着，好像以为如果它们不叫，我们便不会知道它们在那儿。
库克医生觉得可以给它们一块肉饼的时候，便扔一块出去，它们会跑开一会儿。
可是，他得不断把肉饼扔出去，不然它们会不停地用爪子扒屋顶，用爪子扒下上面的草皮，然后跳下来在门外等下一次的奖赏。
我总感到很疲倦，总觉得自己应该睡觉，我无法抵抗带给我温暖与安全的睡袋。
不管库克医生怎么催促，我越来越不愿意离开睡袋。
可有时候，无法入睡的夜晚过后，我既睡不着，也鼓不起勇气爬出睡袋。
我闭着眼睛躺在铺位上，似乎所有的能量都从身上跑到了脑子里。
有时候，在弗兰克的帮助下，库克医生会让我站起来，这样睡袋就会滑落到我脚下。
他们会让我在小屋走动，直到完全清醒为止。
库克医生也会分配给我一些工作，比如把雪橇的冰刀部分刨一刨，或者往炉子里添些煤。
库克医生和弗兰克也没法躲过这长时间禁闭的影响。
不久，他们也只是象征性地想把我从睡袋里弄出来。
12月初的时候，天气有所缓和，库克医生决定到黑暗中去试试他做的雪橇和冰鞋。
他说他会在两个星期内回来。
他走几天后，我便开始发烧，他回来很长时间以后，我都没有恢复过来。
我梦见自己回到了“达科他”，梦见库克医生没有带我参加这次探险，梦见自己在等他从北极回来，等着听他是否还活着的消息，等着他的信。
我觉得一切似乎发生在多年前，他出门探险，得等好几个月才能收到他的信，也不知道他的下一封信是什么时候来，还会不会来。
我梦见他在伊塔给我写信，就像他给库克夫人写信一样，他解释为什么当时不能和我说实话。
而我也像从前一样，无法给他回信，无法问他信里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等我下次有他的消息时，肯定还是一封信。
时不时我会从高烧中醒来，发现库克医生在量我的脉搏，他的手拿着我的手腕。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道。
他冲我微笑，却不说话，要不就是我听不到他在说什么。
第二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坐着。
弗兰克双手扶着我的肩膀，把我固定，库克医生的听诊器在我裸露的背上移动。
我神智完全恢复是在节礼日。
“冬天的午夜已经过去两天了，德夫林。”库克医生说道。
“太阳该回来了。”暴风雪最强烈的时候已经过去。
我们又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我们会在二月向极地进发，也就是说，我得在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里康复过来。
我想尽力表现得优秀些，分外的工作也干，他们两个做完体操后，我还要再多做好大一会儿。
库克医生又警告我，要小心旧病复发。
每天早上都有那么几分钟，东边的天空会闪过光亮如银河般的云朵。
库克医生告诉我们，那是太阳快要出来的迹象。
“可能没有够我们三个人吃的食物。
”库克医生说道。
几个星期以来，我都盼着他说这样的话。
我已经完全恢复，可我知道，看到我在探险初期便成了这个样子，库克医生肯定会非常担心，会担心我可能死在赴北极的路上。
往最好处想，他可能会觉得我会耽误他的计划，会导致探险失败。
他对我笑。
我想他是要准备告诉我，他知道把我扔在后面我会很失望，可他希望我能理解，的确有必要这么做，他也希望我拿出风度来接受这个坏消息，因为这也是我的天性。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
“弗兰克不跟我们去北极了。”他说道。
我扑向他，抱住他，像爱斯基摩人一般围着他跳起舞来。
库克医生告诉我，从请他跟我们一起呆在伊塔的那一刻，他就知道，在我们达到目标或自己返回之前，要早早把鲁道夫·弗兰克送回去。
“我们需要他帮忙修建小屋，我们也应对他的陪伴心存感激，他从布鲁克林来，陪我们度过了北极的黑夜。这听起来很残酷，可我从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过他，我或许会让他先走的。”在太阳回来以后，库克医生告诉了弗兰克他的决定。
他们用德语交谈，弗兰克指着我，很明显是在说库克医生对他不公平，为什么要把整个冬天都靠人照顾的病人留下。
他们争论时，库克医生从没提高嗓门，只是告诉他有人得留下照看小屋和其中的物品。
争执延续数日，弗兰克最终屈服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35章
我们装了11架雪橇，有枪支弹药、肉饼、毛皮、三个烧酒精的野营炉、备用雪地鞋，还有一顶帐篷。
库克医生从许多爱斯基摩志愿者当中选了12位跟我们一起走。
库克医生告诉我，只有两个会和我们一起到北极，他没有告诉我是哪两个。
没跟我们一起走的爱斯基摩人给了我们一些狗。
出发时，我们有103条狗，有替换的狗。
它们可以分组拉雪橇，其他的可以在一旁奔跑。
我们的狗、雪橇和人们的车队要离开伊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可以升到半空了，而出来之前和之后都有很长一段的黎明和黄昏。
留在身后的人跟我们挥手道别。
库克医生说，爱斯基摩的语言里似乎没有“再见”这个词。
弗兰克早上跟我们有礼貌地告了别，他呆在小房子里。
我为他难过，也为在极地黑夜中我曾针对他而产生的那些想法而难过。
我们跟着爱斯基摩向导穿过埃尔斯米尔。
除了有些艰难，坐雪橇前行要比呆在单调乏味的北极黑暗中好忍受得多。
我有生之年第一次留起了胡子。
没有镜子，可以用手感觉到。
我的病看来更多是心理方面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像所担心的那么虚弱。
可第一周时，我很容易疲倦，时不时地得在雪橇上坐一会儿。
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个没用的旅客，一个雪橇狗的负担，探险队的累赘。
可我很快就学会跟上别人的步伐，很快学会穿着雪地鞋小跑，还有在平坦地区站在雪橇后面转弯的窍门。
库克从他驾驭的最大的雪橇上卸下了第四个，也是最小的一架。
他把一些装备和给养装在上面，放心地交给我。
我很快便学会了驾驭的“窍门”，主要就是要信任狗，它们知道该往哪儿跑。
库克医生给了我一双琥珀色的护目镜，跟他的一样，以防雪盲。
只要一看到我和库克医生戴着护目镜的样子，爱斯基摩人便忍不住大笑起来。
有一阵子海岸上没有大的冰块，冰面相当平坦。
但我们马上便碰到不同寻常的极地障碍。
我们得花几天时间绕路才能穿过在压力下形成的冰脊，还有没有冰冻的水面。
如果找不到绕过冰脊的路，我们就得用冰斧劈开一条路，要不是因为人多，我们还真办不到。
我们14个人就像是在一条矿脉上工作的矿工，目的不是要在冰脊上直接开出一个通过的口子来，只是要开出一条类似的路，然后可以把雪橇托过去，或是拉上去。
有时一天只有平坦的冰面，我们14个小时里走29英里。
另一天，我们根本没前进，只是在冰脊上开道，直到第二天才过去。
到达法吉尔角的时候，气温是华氏零下83度。
我们看到了麝牛，够我们去北极的给养了。
我们在沿途还可以隔一段藏一些，返回的时候再吃。
我们到达库克医生地图上标有名字的地方时，库克医生说起了它们的名字。
尤里卡海峡，南森海峡，斯瓦特沃格海峡，最后那个起得很贴切，那儿的岩石都是深黑色的。
然后是最北头的阿克塞尔·海伯格岛。
库克医生和我都是第一次看到极地洋面的样子。
在那儿，我们只带了最需要的物品，把六位爱斯基摩人送了回去。
等我们快看不到大地的时候，库克医生又让四位爱斯基摩人回去了。
库克医生选了两位爱斯基摩人伴随我们，一个叫埃图克述克，另一个叫阿瓦哈。
他说之所以选择他们，倒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好或最强壮的向导，而是因为他们年轻，可塑性强，比较听话。
他们听从他的命令，不会违抗他。
每天我们都精疲力竭，说不想睡都不可能。
我睡得好像我这一生都没睡过觉一样，整整一夜动也不动，也不做梦，早上起来时跟我晚上爬进睡袋时是一个姿势。
我把头放下，下一刻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库克医生的手在我的肩膀上，他跟我说“早上好”。
他总是听上去好像是从外面走进来叫醒我一样。
他好像从不睡觉。
他说是狗看到太阳后便会把他吵起来，可狗再怎么叫，也没法吵醒我。
有时候我醒来会看到他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好像他整夜都是这样子。
狗跑上半个小时就不叫了，奔跑的节奏已经让它们叫不出。
不用催它们向前，我们也不用互相说话。
走到半途的时候，库克医生会拿出指南针看看方向，所有的雪橇都只是跟着他。
只有当用到六分仪的时候，我们才会停下，可就是这样也不会互相说话。
库克医生看他的仪器时唯一的声音是人和狗的喘气声。
我意识到我们总是这样呼吸的，但被脚踩在地上的声音盖过了，被狗拉雪橇的声音盖住了，也被雪橇在冰上划过的尖厉声盖住了。
我们有时会停下点燃酒精炉，在茶壶里烤化冰块，盯着小小的火焰奇迹般地跳动。
我们会围成一个圈，防止火被风吹灭。
看上去在组成世界的元素里，火的部分只剩下这点蓝色了。
我们最有乐趣的事情是喝茶和睡觉。
我们吃肉饼的时候没有一点胃口，那味道跟燃料差不多，又跟太妃糖一样易碎。
很快，我们就到了爱斯基摩人也从没到过的地方。
对于怎么用指南针和六分仪，他们还都不如我。
我们看不见大地，看不到什么标志性的地方。
我们没有参照物，库克医生也找不到一个他可以指着的目标，然后告诉我们得用多长时间到达那儿。
我们的前面，后方，周围的一切都在动，以觉察不到的方式在动。
如果我们按照原路线返回，从航海角度看，我们再也碰不到曾经熟悉的东西了。
我们将找不到曾睡觉的小屋。
我们要是能在身后撒下一路的油漆，就算不曾下雪，回来时也不会找到了。
我们一路走过时的冰会融化，位置和形状也在不断变化。
有时候我们感觉最好不要在某些地方扎营，因为给我们的感觉不仅仅是在移动，而是我们在被移动。
看起来固定而坚实的表面上，我们感到自己是在无助并且无目的地漂流。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看着身后，跟昨晚的样子不一样了，我们找不到自己从哪儿来的。
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夜停下时看到的前方，也和现在的不一样了。
我们唯一的向导就是库克医生，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们在哪儿，他在地图上标出我们的位置。
他会指着地图上的一个点，我们没有选择，只能听他说我们在哪儿，尽管我们也不太清楚他到底是怎么算出来我们的位置的。
他用工具持续度量天气和冰的状况，计算海流，记着日志，每天不同的时间记下我们影子的高度。
我嫉妒他会用这些仪器，可以把数据收集起来用到地图上，可以在白色的海洋中确定自己的位置。
爱斯基摩人也是第一次到看不到大地的地方来，他们吓坏了。
他们不习惯让别人领航。
他们没法理解地图上竟然没有大地，他们也许在担心我们已经迷路了，担心库克医生带错了路，我们估计都再也回不了家了。
他们两个没有对库克医生表现出任何敌意，可有一天赶完路时，他们之间小声说了些什么，又难过地摇着头，好像我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时不时库克医生会照几张像，他想在帐篷里面冲洗，可是我们没法让帐篷里变得够暗，所以相片上只有几个微弱的光点。
风暴过后的天气里，冰上会形成的一个人宽的裂缝，在气温骤降时会碎裂。
有天晚上，我们睡觉时，下面便裂开了。
等醒来时，帐篷已经被分到两边去了。
我们刚刚有时间爬出来，没有直接掉到下面的海水中去，或是掉在裂缝里，等它再次冻住时被挤碎在里面。
库克医生说，极地的海和南美洲与南极之间的海不一样。
冰虽然在不停移动，但却更久远、更厚、更硬，也更致密，压缩得更厉害。
南极因为在大陆中心，会穿过更多的大地而非海洋。
知道脚底下是土地也比知道脚底下是海水要踏实些。
你在极地海面行走的时候，不会感觉脚下的冰在动。
我有时会觉得底下并没有水，下面一直是冰，就像100万年前一样，冰就像是从地球中心喷出的白色岩浆。
我们也会偶遇冒着水雾的一条水带，如同幻象一般。
冰才刚刚分开，水已经开始结冻了。
在零下50、60、70度的严寒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冻结的过程。
开始，冻出水晶般的冰花来，然后一条蒙着纱巾般的冰带从这边延伸到另一边。
通过这条新而多孔的冰区，雾气像蒸汽一般冒出来，很快便会冻住，犹如灰尘一样掉到冰面上，慢慢多起来，冰面开始不再透明。
库克医生会去取海藻样品，可通常根本没有海藻，只有海水。
一次，为躲避西边的风暴，在这样的水带还没冻结前，所有的雪橇和人都被迫穿越了一次。
冰在脚下噼啪碎裂，如同半碎的玻璃。
库克医生让我们尽量把腿分开，以分散重量。
我们成功地过去了。
有时候，我们觉得放开了的狗好像发现了什么猎物，可赶上它们的时候，它们却只是在嗅一个早被丢弃的海豹或北极熊的洞穴。
最后，我们离大地实在太远，已经没有可能遇到其他生物了。
白天变得越来越长，最后的一缕阳光变成了拉长的黄昏，然后是日落，最后是午夜时分都有太阳。
冰看上去好像着火一般，橙色，蓝色，紫色，好似不用燃料的火焰，可以永远燃烧下去。
午夜都有太阳，我们在夜间行进，因为太阳在最低处，可以躲开灼人的日光，那样的阳光我们的护目镜都无能为力。
我们白天睡觉，尽管看起来像是在浪费时间。
我们把小屋或帐篷里想象成黑夜的样子，其实外边却很亮。
我们渴望北极的黑夜。
现在是白天太多，用不完了。
有时候起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屋被雪埋住了，是风把雪吹过来的，是晚上我们在睡袋里装作没有听到的风声。
我们知道白天到来，只是因为看到微弱的光从四墙上透了进来。
每天早上，爬出温暖的睡袋得花好大力气。
我们多想留在自己的睡袋里，多想永远也不离开它。
睡袋给我们安全的幻象，诱惑我们，让我们忘记给我们温暖的其实只是自己的身体。
我们把彼此踢醒，每个人都盼着别人会第一个起来，第一个去外边把狗从雪里面挖出来。
到早上，它们露出来的部分只有结了霜的鼻子。
躺在睡袋里，我为自己的体温感到惊讶。
我会抽出一只手，等它感到寒冷后回来摸我自己的脸。
一只冰凉的手，却能让我觉得自己很温暖。
有段时间，极地洋面上总是泛着蓝色的微光，好像是晚冬午后，正在完结却似乎永不完结的一天。
时间好像在这凝思的悲伤一刻被冻结，好像回家已经虚无缥缈，不可企及了。
一天行程结束会非常疲乏，没法盖起小屋，只能睡在小帐篷里。
只要不动，马上会睡着。
我们都精疲力竭，会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
我们穿着皮衣、皮帽、雪地鞋和手套，没工夫点小炉子了。
我和库克医生的头发都长得跟爱斯基摩人一样长了。
脱下帽子，头发会披到肩膀上，低下头时，会披散在面前。
库克医生说最好不要剪它，因为可以保暖，还像胡子一样，可以保护脸部不受霜冻。
这是我们比爱斯基摩人具有自然优势的一点，他们脸上不长胡子。
我不明白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跟我们前来。
我们有自己的目标支持着，到此处有我们的原因。
可是，除了我们请求他们来这里，并对我们忠实之外，他们实在没有什么理由要来这儿。
肯定不是为了所谓的“报酬”（对他们来说，呆在家里打猎也要比我们给他们的多得多）。
有时候他们也实在太累，几乎抬不起胳膊挥动皮鞭，也没法提高声音来叫狗前进了。
有一天，阿瓦哈一遍遍地唱了起来“UnneSinigpa——soahtonieIodoria”（无法忍受活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该惧怕死神）。
从那时起，库克医生就不像原来那样和他们依次驾雪橇了，他开始走在前面。
因为他知道，爱斯基摩人会把他的行走当做一种挑战，他们会更尽力，更有决心，不要让他失望。
我也暗下决心，不能让他们受到伤害，不能让他们为帮助我们两个白人到达北极点而死去。
我们把最弱的狗杀了，给我们留了一些肉，然后喂了其他的狗。
后来，我们得拿我们多余的睡袋喂狗了，它们得把这种驯鹿皮做的睡袋嚼上半天。
“我们离北极点还有160英里。”有天晚上，库克医生从外面走进帐篷跟我说道。
“要是我们没能及时到达，我们回来的路上可能就没有足够的给养。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这是南极，我会让你们三个留下来以节约食物，我自己会去走完最后一段。
可我们要是在这种浮冰上分开，我将再也找不到你了。
风险这么大，我不能指望别人听我的命令。
你们三个投票决定我们该怎么办。
我弃权。
”我们三个投票决定继续前行。
风总是直直地向我们吹来，逼我们弯下腰去，看着冰面，根本不知道前面马上会有什么东西。
库克医生靠他的指南针指挥雪橇，每只雪橇狗都跟着前面人的脚印在走。
我有时会想，我们怎么才能知道自己到没到北极。
如果我们没法回去，尸体要是能被人发现，也不会在北极附近，早不知道随冰漂到什么地方去了。
跟以前那些夜晚不同，我不做梦了，不管是走的时候还是躺着的时候。
我现在走路时都可以睡着。
我已经睡着，身体还在习惯性地向前走。
我会被我自己的脚步声惊醒。
我常想起克里丝丁，会想当她看到我给她写的信，看到我说我爱她时，她会怎么想。
我也想起达夫妮叔母。
想起在库克医生延迟了的南极探险时，我会期待他的信。
我现在太清楚不过他们两个当时的心情了。
“早。”随着库克医生的一句话，一天便开始了。
到第二天时，他又会用同样一句话叫醒我，我才又听到他的声音。
其余的几个人根本不说话了。
1908年4月19日，库克医生告诉我们，离北极点只有两天路程了。
“我们快到了。”他笑着，好像他刚刚观察、测量得到的这个结果让他非常惊喜，好像他总觉得我们一直是离北极很远，刚才注意到原来以前算错了什么地方，现在突然意识到我们“快要到了”。
以前为了防止我们过于失望，他也总是这么说，可只是在不断重复，告诉我们快要到了，其实是说“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距离”。
“我们有两天的距离，还可能更近。
”看到我脸上的怀疑，他又说了一遍。
他告诉了爱斯基摩人，他们马上便兴奋地说起来了。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就会到达了。
”第二天，他随意地说了一句。
出发的时候，我们的三架雪橇跟在他的后面。
我看着眼前的雪景，盼着能突然有什么变化，盼着能突然进入什么极地地带，一块在中心地带有明显标示的地区，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儿是“极点”。
我驾着雪橇跟上了他的。
“我们到了北纬89度。
”库克医生说道，好像是要给我一直要找的那种确定的感觉。
我们那一天却没能到达，第二天也没有。
“今天肯定到。
”库克医生说道。
“一定会，德夫林。
”狗似乎也感到了我们的兴奋，它们狂吠起来。
不用人赶，它们比平常都要跑得快。
我没法觉得北极点是旅程的终点，只觉得它是半路而已，好像那儿会有固定的宿营地，有充足的食物。
我们穿过一片罕见的平坦冰地，以为这儿就是北极点。
我期待地看看库克医生，他笑着摇摇头。
这样疯狂地走了三个小时后，库克医生拉住了他的狗。
他取出指南针和六分仪，一边看着六分仪，一边开始大步踱起来。
他走得更慢，还看着指南针。
四周一片寂静，只有冰在他的雪地鞋下的响声。
他停住了，把指南针放进兜里，抬起头看着太阳。
他指着远处，好像有什么东西一样。
尽管在我看来哪儿都差不多。
“德夫林，我想让你直直走过去，我让你停你再停。
”他说道。
我走着，心里却想着能躺下，能睡在地上。
看上去我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能走得太远，别人说话已经听不到了，要是那样，我转过身可能也看不到他们了。
“停！”我隐隐听到库克医生的喊声。
我站住，转过身看着他在100码以外，还盯着指南针。
他抬起头来看着我。
就算这个距离，我也看得到他在笑。
“你到了！”他喊起来。
我四下看看，想找点线索好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在北极点上了！”他喊道。
“你是第一个！”等他开始向我跑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阿瓦哈和埃图克述克也催着他们的狗向我跑来，其他的狗虽然没人驾驭，也跟在后面跑了过来。
库克医生上下跳着，使劲挥舞胳膊，舞成了一个圈。
那一天是1908年4月22日，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
我不敢相信，库克医生竟然会让我在他和其他人之前，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
“北极点，德夫林。
北极点，北极点！”他边喊边向我跑来。
我觉得我也该向他跑去，可我没法让自己离开极点了。
库克医生和雪橇一下子便到了跟前。
狗都昂起头来，几乎同时狂吠起来。
库克医生搂住我的腰，也不知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把我抱了起来。
“北极点！”他大叫起来。
“终于到达北极点了！我们到了！德夫林，我们到了！孩子们，我们到了！”我抱着他，跟他一起舞起来。
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也跳起舞来。
我们第一次尝试便到了北极点，而皮尔里和其他人试了那么多次都没能成功。
感觉就像是站在冰雪的源头一样。
这个所有子午线相交的地方没有时间。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一步便能从地球的一半跨到另一半，一下子便可以从子夜变到正午。
这儿，在极点上，每年也就只有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
每个方向都是南。
没有北了。
“最后是我们的。
”库克医生环顾四周，我也意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再来了。
“我没法让自己相信，三个世纪以来的荣誉，看起来是这么简单，这么普通的一个地方。
”“最后是我们的。
”我说道。
“祝贺你，德夫林。
”库克医生边说，边从皮帽子的毛边下抬起眼看着我。
“也祝贺你，先生。
”我说道。
这还是我第一次称呼他。
儿子们常常会称他们的父亲为“先生”。
我很惊讶，以前怎么从没想到过。
“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他说道。
“为我们两个，先生。
”我说道。
过了很长时间，他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
他点点头，转过身去。
他跪下身，脸埋在了手套里。
他跪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两个向导也跪在了他身边。
我也跪在他身边。
他一只手搂住我的肩膀，另一只搂住阿瓦哈，阿瓦哈的手搂住埃图克述克。
我们四个跪在那儿，似乎在为拍照摆姿势。
在这没有其他生物到过的地方，只有永远的晨曦。
我们毫无意义地插了一面旗帜，然后在雪中埋了一个锡罐，里面有库克医生写的一封信，说明到达的人员和日期。
似乎第二支探险队到来的时候，便会知道我们已经来过了。
这样其实和在大海里扔下一面旗帜和一个铁罐差不多，可好像也还是必须这样做。
《纽约的探险家》第36章
我们返回了。
我们被暴风雪困在帐篷里很长时间，后来才意识到，我们已经漂流得太靠西，已深入到古斯塔夫王子海。
这儿到处是水，没法去阿克塞尔·海伯格岛，我们在那儿埋了最近的食物。
我们只能随冰向南走。
库克医生希望能到达兰开斯特岛，在利奥德港等待苏格兰捕鲸船，那样便会比我们去格陵兰要近。
9月，我们到了巴芬湾，食物、燃料、弹药都没了。
我常感到他们中有一个不见了，可看看四周却能看见他们三个，前面、旁边、后面都有。
有时，我觉得如果我抬起头，会发现只剩我一人了。
睡着时我已走失，或者被其他三个抛弃了。
最奇怪的事是有时我觉得还有第五个人在我们身旁走着。
有一次，我敢肯定我看到他了。
他跟库克医生肩并肩地走着。
有时他会和埃图克述克或阿瓦哈一起走，像他们那样低着头。
他的帽子却很光滑，尖尖的，有点像修道院里的烟囱。
我不知道其他人看到他没有，也不敢问，我害怕他们说看到他在我身边。
我想那肯定就是死神了。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幻觉，对我来说，是末日来临的先兆。
他却总和他们一起走，不和我。
为确认，我便左右看，要是看不到他，我会看自己的身前身后，然后长舒一口气，他原来没有选我当伙伴。
有一次，我从走着时的睡梦中醒来，看到他们三个在我前边。
在我身边与我保持一定距离，有一个我不敢抬头看的东西在和我同步地静静地走着，是唯一没有雪橇的一个。
我想和别人一样，不理睬他，希望他自己消失。
我打起盹儿。
醒来以后，那不知名的第五个人还在那儿，跟我在一起的时间要比跟别人的长，似乎死神已选过我们四个，最后挑中我，最年轻也最虚弱的一个。
看来他大概不会离开我，我决定面对他，说服他，让他知道我的时间还没到。
我抬起头，他也抬起了头，我们都转头对着别人。
之前是顶尖帽子，现在却是一块面纱，后面是张女人的脸，看上去比我年轻，也一点不像阿米莉亚，但我知道她是我母亲。
她的脸不像是参加过探险的脸，没有因自然条件或匮乏而受损。
是苍白得几乎半透明的脸，眼睛是蓝色的，此外没有别的特点了。
她笑了。
“你不必怕我。
”她说道。
我肯定是睡着了，我记得醒来时，她已经不见了。
我太疲乏，无力去想这个幻觉。
我不停地走，只在脑海里能看到她。
我记得她的声音，听起来离我这么近，跟我自己的一样，在告诉我不必害怕。
我们走到斯巴布角的西头，决定在洞穴般的小屋过夜。
岩石的凹进处有所百年历史的石头房，有草皮和鲸鱼骨的房顶。
阿瓦哈说他的祖先曾建造这房子。
我们找到一艘船的舱门盖和一些宽木板，用这些做了鱼叉打猎。
我们用麝牛和北极熊的皮铺垫到屋子里。
幸运的是，打猎很容易。
即使在牛群中杀了头麝牛，其余的也还得赶才走开。
库克医生有个习惯，是他在比尔及亚号上探险时养成的。
他劝我跟他一起这样做。
晚上风平的时候，我们会躺在地上，透过睡袋上的呼吸口看天空，呼出的空气会一阵阵从那儿冒出去。
有一次，我看到埃图克述克在房子入口窥视我们。
他们一定在想，这两个人疯了。
我只是睁大眼睛躺在那儿，看天上的星星。
有时，月亮很圆很亮，我们会出去走走，聊聊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这也让爱斯基摩人感到不安。
我们回来后，他们会仔细看我们，好像我们身上丢了什么东西，刚刚出外寻找去了。
我很快就不想北极了。
我觉得想任何事都很困难。
甚至在梦中，我被霜冻坏的手指也会疼起来。
在梦里，天堂阳光灿烂，一片温暖，其他地方尽是寒冷。
天气变坏，我们没法出去。
在白天，这会是极地大暴风雪。
在晚上，连雪都看不见。
我们的房子面对南边，风从东边刮来，门开着雪也进不来，只能听到雪在外面不断飘落的声音。
我把手伸到外面，抽回来便冻得通红，也都湿了。
有时，听上去好像整个房子都被埋住了。
外边的世界只有听上去才存在。
几个星期无事可做，只能睡觉。
我和库克医生会读书，写东西。
带的几本书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风声淹没了所有的其他声音，反而变得寂静，一种单调的咆哮。
不可能说话，只能用手交流，指指点点，做个姿势，在空中比画。
最后，我不能读，不能写，吃东西都没力气了。
有一天，我醒来时，风好像要停了。
我仔细听着。
声音很闷，好像我用双手捂住了耳朵一样。
我看见库克医生走向“门廊”（其实只是地面和悬下来的石头之间的一道缝隙），想推开门（其实也只是吊在鲸骨下面的皮帘子）。
我看到出口已被积雪堵住。
他使劲推，可只推出了一个凹痕。
埃图克述克从睡袋里爬出来，把鱼叉递给他。
库克医生把它全插进雪里，还是没能弄出一个空气口来。
遥远而沉闷的风声让我们知道，我们被埋了有多深。
太深了，没法挖出去。
库克医生只动了几分钟，便精疲力竭。
阿瓦哈和我一样，还躺在睡袋里，无动于衷地看他们费力地挖着。
库克医生说，没什么办法，只能回自己的睡袋里躺着，除非绝对有必要，不要再动，以节省我们不多的空气。
一天后，我们还都清醒，我知道肯定有空气可以进来，尽管不知道这种情况可以维持多久。
我在想鲸骨的屋顶能不能撑得住。
我看看手表，每次上表我都担心它不会再走。
我得靠它计算天数。
风声越来越小。
我在想，到底是把我们埋在下面的雪越积越厚了，还是我耳朵有问题，听不到声音了。
我们四个整日都昏沉沉的，抵挡不住阵阵的睡意，只想闭上眼睛，却也总是突然惊醒过来。
不知道自己是活着，还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在想，等我什么都听不到的时候，末日便到了。
我使劲地听，好像声音便如宝贵的空气，正慢慢从雪中渗入。
好似只要我们能够听得到，便能呼吸一样。
一天，我醒来时，声音没有了。
躺在我身边的库克医生握住了我的手。
“不要害怕，德夫林。
”他用沙哑的声音小声说道。
“不要害怕，我的儿子。
睡觉吧。
”风回来的时候，我们好像同时醒来了。
我们大叫起来，好像有人正从上面走过，不知道我们在下面躺着一样。
我们觉得只要叫得够大声，就可以让他把我们挖出来。
声音逐渐大起来，一分钟比一分钟大，风似乎还是像以前那样使劲地刮，只是变了个方向，雪被吹走了。
听到风声，我们从没这么高兴过。
我们庆祝风的归来，像庆祝重新又有了光一样。
不到一个小时，埋了我们几个星期的雪便被吹走了。
新鲜的空气一下便涌进来，如潮水般让人无法呼吸。
我们咳嗽，感到窒息，可还是像孩子般开心地彼此笑着。
如同是自己粗心身陷险境，但纯粹的好运却让我们扬了名。
风平息后，我们设法出了屋子。
狗都不见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它们曾经中断的叫声。
它们能不能活下来，会不会被谁当成野狗，我们便永远不得而知了。
从斯巴布角出发，4月中旬我们到达了伊塔。
一位名叫哈里·惠特尼的猎人住在我们的小屋里。
皮尔里前个夏天向北极进发时，他被扔在这儿。
小屋。
伊塔。
山上小屋里的爱斯基摩人。
这一切怎么还会在此？如同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但却发现一切还是你出发时的模样。
库克医生和惠特尼闲聊起来。
惠特尼对皮尔里很不满，说皮尔里对他不好，他从皮尔里那里获取的报酬与他的劳动付出极不相称。
库克医生用一堆笔记本记录我们的行程，说这是我们曾到达北极点的科学证据。
笔记本的封面已经破碎。
支离破碎，肮脏不堪的笔记本用胶水和驯鹿皮做的绳子固定在一起。
我们不必和惠特尼一起等皮尔里，他决不会让我们上船。
最近的港口是乌佩纳维克，我们得步行到那儿，得走四个月。
库克医生说，如果步行这么远的距离，笔记本肯定会成碎片的。
“我必须把这些笔记本留在您这里，惠特尼先生。
”他说道。
“或许我该信任您，您会把它们安全带回纽约交给我妻子？不然，它们很快就毫无用处了。
”惠特尼说他会照顾好这些笔记本，也不会跟皮尔里说起它们。
库克医生告诉我，我们得尽快到乌佩纳维克。
没有消息说皮尔里何时会从北边回来，也不知道他已走了多远。
我们在乌佩纳维克与埃图克述克和阿瓦哈分了手。
我们和他们拥抱告别，尽量克制住自己不要哭出来，他们被我们的举止搞糊涂了。
他们只是腼腆地笑着，然后便转身向伊塔走去。
我们上了艘名为汉斯基号的丹麦船。
它应驶往哥本哈根，但中途拐到了莱威克，是苏格兰最北端城市，设得兰群岛首府所在地，也是最近一处拥有无线电设备的港口。
丹麦人告诉我们，如果直接去哥本哈根，就可能让皮尔里首先宣布他的胜利。
他们更喜欢我们，不仅因为他们可以载我们回归文明世界，而且还可以带我们去他们的国家。
那儿会成为第一个欢迎我们，为我们庆祝成就的国家。
从莱威克，库克医生给布鲁塞尔的科学院发了电报，告诉他们我们于1908年4月22日到达了北极点。
发报日期是1909年9月1日。
我们回来整整用了16个月的时间。
我给克里丝丁发了封电报，告诉她我“安全无恙，即将返家”。
我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她还会不会在乎我的安危。
库克医生给他妻子发了一份电报，给纽约《先驱报》发了封2000字的电报。
他简要介绍了我们到北极点的经历。
《先驱报》将此登在了9月2日的头版上。
“虽有斯特德先生与两位爱斯基摩人陪伴，我仍深觉孤单。
如此一处毫无生机之地，竟成多年来人之梦想。
处处紫雪，无生命，无土地，冰霜之地千篇一律。
我等仅为冰雪世界中脉搏跳动之生灵而已。
”他在电报中写道。
我们到了哥本哈根。
这样一条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路真让人难以置信。
我刚从极地到了欧洲。
到了丹麦，到了那些曾打败英格兰人的部落中，到了那些英格兰人的祖先中。
老丹麦。
老哥本哈根。
库克医生、爱斯基摩人和我如同一个四个人的部落，刚刚穿越时空隧道。
我们曾到过斯巴布角的石器时代，曾在那儿身住洞穴，手持自己制作的骨制武器捕食猎物。
汉斯基号驶进哥本哈根港的时候，我想起自己第一次看到曼哈顿的情形。
刚经过昨夜的风雨，湛蓝的海水衬着天空。
港口布满小艇，很多都插着星条旗。
汽笛与喇叭声响成一片。
乐队开始演奏，每声号响会带出不同的乐曲。
我能听出的只有一首“看到远征的英雄归来”。
从我们到北极起，生活似乎变成了一系列的发现。
在发现之前，斯巴布角、乌佩纳维克与哥本哈根似乎并不为外界所知，一切于我如此陌生。
库克医生说，自我们坐火车从曼哈顿到格洛斯特算起，已经过去了27个月了。
数字、月份对我都没有意义了。
用数字来计量时间或者距离看上去如此荒谬，我不知道这种感觉会持续多长时间。
《纽约的探险家》第37章
到达了哥本哈根港，我们突然意识到自己会是一副什么样子。
库克医生和我穿的是七种破烂不堪的动物皮。
码头上，丹麦王子跟我们握手，脱帽向我们致意。
他们在船上帮我们做了清洗。
前一天，我和库克医生一样，头发及肩长。
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脏，好像不管多少肥皂和水都没法把我洗回正常的肤色了。
可是并无人介意。
成千上万的人到了港口，想看我们一眼。
没人知道怎样的赞美才合适。
有些人唱丹麦国歌，有些人唱美国国歌。
我们被介绍给神父，他们和我们一样感到迷惑，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召唤来。
第一天结束时，我们的手疼得厉害，再也不能握了，为了提醒民众，我们进门出门都戴起手套。
与经历过的无边的空旷相比，哥本哈根看来如此反常与纤细。
在我的眼中，哥本哈根人没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包容了他们的黑暗之中。
城市如同大海，容得下每艘沉船。
楼房、桥梁、马车、汽车、电灯，一切看起来都微不足道。
库克医生曾尽力让我在最后一刻成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点的人，但看来仍是一个象征性的姿态。
这次探险还是他的。
一家哥本哈根报纸这样写道：“慷慨而大度的库克医生让其初出茅庐的被保护人走完了最后宝贵的几步。
我们对斯特德先生高呼庆祝，但享受首位到达北极点的荣誉的人，还应是库克医生。
”有一阵，看到人们为看我们而开出很高的价目，库克医生非常高兴。
他不顾别人的反对，从《汉普敦》杂志那儿接受了3万美元，将独家刊载权卖给他们，那些人还说有人会出比这高十倍的价钱。
他从演讲组织者弗莱德里克·汤普森那儿拿了25万美元，准备为他演讲250场。
哈勃兄弟出版公司很快也要为书的出版权而出价。
我们在哥本哈根的凤凰酒店住了三个星期。
在雨夜中人群依然聚集在楼下，希望我们能够出现。
我们会时不时地出来，引起一片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呆在相邻的套房里，轮流去窗户边上，一起出现只有一两次，总在人群中掀起最响亮的欢呼声。
“库克，斯特德，库克斯特德。
”他们唱道。
政府官员把我们安置在这家酒店，告诉我们不要担心花费的问题。
我第一想到的就是食物。
我看到酒店的菜单便已经快晕倒了。
如果不是库克医生提醒我，我肯定会撑死的。
他告诉我，我的胃已经萎缩，如果立刻吃较多的东西，我会病倒。
如果再吃比较难消化的食物，我的身体会像吃毒药般地起反应。
无论我们走到哥本哈根什么地方，都有年轻漂亮的姑娘跟着我们。
一次，我们刚从车上下来，一群姑娘便围住我们献花，还和我们拥抱、亲吻。
她们跟着我们的车在街上跑过，边跑边喊：“我们爱你，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隔绝人世的生活，刚开始我们还无法适应现在的豪华。
我们在床上没法睡觉，只习惯于躺在床边的地上。
我花了两个星期，才离开地板睡在床垫上面。
我们访问了博恩斯托夫城堡，与丹麦的玛丽公主和到访的希腊公主喝了茶，她们都讲流利的英语，只是略带口音。
我们所作客之处的大多数人都如此。
看起来是多么奇怪，离开文明世界两年半以后，回来时却发现我听不懂当地的语言，好像我们已经离开了很长时间一样。
爱斯基摩语也没像丹麦语一样让我觉得这么不习惯。
我觉得很奇怪，这儿的报纸看来就跟家里的一样，我却一个字都不认识。
看着很熟悉，却都歪斜着，好像我受的磨难已经摧毁了我的认知系统，好像哥本哈根无所不在的这些莫名其妙的丹麦语会退化成英语，街道、建筑物会变成以前的形状，人们也会穿上以前穿的衣服，就像我刚开始看到他们时一样。
我茫然地跟着库克医生，还有我们的主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狭窄街道上。
我们周围的人都讲英语，可周围却都是不知所云的说话声。
有时，我会因为还没恢复过来的疲倦而感到头晕，几乎都站立不住。
我觉得自己还跟在雪橇后面，好像刚刚从一场到北极的梦中醒来。
醒来后却发现，这个世界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已经变了样。
尽管这个世界的人对我们很好，我们却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
因为我们去过北极，出于某种难于理解的原因，便总会被当做陌生人。
库克医生似乎从没为此烦恼过。
我跟他解释这种奇怪的疏离感时，他只是安慰似地拍拍我的背。
“会过去的。
”他说道。
我猜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在早期的探险过后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与丹麦王室一同进餐。
介绍之前，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王族里有位8岁的小王子和10岁的小公主，他们也没法驱散我心中的疏离感。
他们把常人无法想象的生活放在一边，来听我们的事，好像我们的经历要比他们一天的生活更值得讲讲。
这就跟童话一样超出了现实。
两个纽约来的探险家，刚从北极回来，从北冰洋上回来，在这儿与丹麦的国王和王后共进晚餐。
我们在空间上的行程似乎不亚于在时间上的，似乎返回了以前的世纪，那时有城堡、国王、王后、王储、皇家天文学家。
看过的城堡和堡垒我几乎没有印象，只记得那些放着古董的架子，架子本身就是古董。
库克医生是探险的领队，丹麦人给了他很多荣誉。
他在皇家音乐厅接受了弗雷德里克国王授予的丹麦皇家地理学会的金质奖章。
我站在他身旁。
奖章刚挂到他脖子上，他便取下来挂到了我的脖子上，听众中爆发出雷鸣般热烈的掌声。
《纽约的探险家》第38章
世界上很多报纸的社论都在怀疑，库克医生到底有没有到达北极点。
丹麦报纸转载了这些社论。
纽约的报纸如《先驱报》一样，有节制地表示了祝贺。
英国的报纸说，看到库克医生的证据之前不会加以判断，要等到相关问题得到回答。
世界各地的探险家很快站出来为库克医生说话，有刚从南极洲最南端回来的欧内斯特·谢克尔顿，还有阿道夫斯·华盛顿·格里利，他曾领导过那次不太光彩的“格里利探险”。
“一位绅士探险家的话本身就是足够的‘证据’。
”阿蒙森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库克医生这次的话。
”厄内斯特·斯维尔德鲁普向公众表示，他不会对库克医生和我曾到达过北极点有半点怀疑。
可是，在所谓的“提沃利事件”之后，就只有阿蒙森一人会公开表示支持库克医生和我了。
在提沃利赌场的舞厅里为库克医生和我举办了一次招待会，金色的墙上挂着玫瑰花编成的花环，向我们表示敬意。
庆祝过程中，一个男人轻手轻脚地从大厅后面走到主桌，像传达法律文书般地递给库克医生一张纸。
库克医生看了一眼，递给了我。
纸上写道：“皮尔里称星条旗插到了北极，北极是他的了。
”有人把纸从我手中抢去了。
库克医生的表情突然变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协调，与脖子上戴的花环不协调，与白色桌布上摆的雪利酒与香槟酒的酒杯不协调，与举杯庆贺的快乐的丹麦人也不协调。
他像一块融冰制作的雕像，而另一个到达北极的故事摆在面前了。
拿那张纸的人说，皮尔里已经宣布到达北极，他说可以证明自己，而库克医生则不能。
皮尔里和皮尔里北极俱乐部的人暗示，在宣布到达北极这件事上，库克医生不仅是犯了个错，世界很快就会知道他们的意思了。
库克医生两旁的丹麦人一下子心情忧郁地舒口气，似乎长久以来预测要爆发的战争最终终于打响了。
库克医生恢复了常态。
他笑着，举起一杯香槟，让我很吃惊地说道，发现北极是如此一种荣耀，他并不介意与皮尔里分享。
提沃利赌场的事发生后，每天都有新消息。
有人告诉我们，纽约报纸上头版上已经开始挤满了这方面的争论。
我们得知，在我们从北极返回的途中，1908年夏天，皮尔里乘坐罗斯福号离开华盛顿驶往谢立丹角。
据8月中旬的报纸报道，他抵达后不久便遇到憔悴不堪、身患坏血病的鲁道夫·弗兰克。
报纸上说，库克医生曾跟心怀不满与怨恨的弗兰克说过，如果他还要往北走，他要么会死，要么会“毁掉”这次探险。
库克医生跟我保证，他绝没说过那样的话。
报上说，皮尔里碰到他时，弗兰克说他非常高兴能被库克医生送回去，因为他担心北极的冬天很难度过。
弗兰克说，他最后一次看到库克医生时，他身体还不错，正要和斯特德先生、爱斯基摩人还有一组狗向北进发。
库克医生的用意是在靠近北极的时候，让其他人都在身后，自己第一个走上前去。
可库克医生并未按计划于1908年夏返回伊塔。
到那年秋天，库克和皮尔里两支探险队都不知下落了。
根据《先驱报》报道，次年8月，皮尔里从北极返回途中于伊塔碰到了哈里·惠特尼。
他看到惠特尼手里有些日记，是库克医生让他带回纽约交给库克夫人的。
皮尔里说，如果惠特尼想把任何库克医生的东西带上船，他就会把他扔在北冰洋的岸边。
据报道，在皮尔里授命下，惠特尼和皮尔里的大副罗伯特·巴勒特把库克医生的笔记埋在了伊塔，没人知道具体埋在什么地方，甚至连惠特尼和巴勒特都不知道。
“或许我不够明智，不该将如此重要的材料交给跟皮尔里有关系的人。
”库克医生对丹麦媒体说道，“我真该自己照看。
我步行走过格陵兰，不敢把笔记带在身上，是因为怕它们会烂掉。
”我证实了库克医生的话，告诉他们那些笔记本已经是什么样子了，惠特尼是当时唯一的希望。
“没有那些笔记，我只能靠另一次探险，一次完全按照原路进行的探险才能绝对证明我曾到达北极。
”库克医生告诉记者。
“几个世纪来，极地探险家都是靠言辞证明自己，为什么我不可以呢？皮尔里的证据不比我多，可他的话却有人相信。
即便美国人民不相信，至少媒体相信。
”皮尔里的支持者用自己的话进行回应。
他们说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证据太过简单与模糊，即使是孩子也能编出来，没法确认。
他们说，库克医生对自己如何到达北极的说法每次讲的都不同。
如果他曾用过指南针和六分仪，两者也不吻合。
他描述的赴北极途中经过的地方与其他探险家的描述均不相符，别人要更加详尽，更加能科学地加以解释。
在他对自己到达北极点的描述中，唯一前后相符的证据是他的指南针曾指向正南90度方位。
可众所周知，只要在北极地区，指南针都会指向90度正南方向。
他们说，天文学家不认同库克医生对北极点影子的描述。
他没有记录，至少现在手头没有地球磁场变化的记录。
如果他曾靠近过北极点，变化会显示在他的指南针上。
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份记录，即使科学家不能预知这些数据的价值，也可以让未来的探险队加以确认。
皮尔里曾答应要在探险过程做类似记录，却也没有做。
皮尔里的支持者认为，在仅有的库克医生公布的数据中，他没能将地球曲度计算进去，这意味着他眼里的地球成了一块平地。
他们说，他的两个爱斯基摩人向导开始时曾承认跟随他去过北极，接着却否认了。
他们说，在被问到是否和库克医生、斯特德先生一起去过北极时，两个爱斯基摩人承认，他们在极地海域行进途中，从没遇见看不到土地的时刻。
库克医生的支持者说，皮尔里同样没有记录，他的描述同样和以往的探险有所出入。
至于爱斯基摩人，大家都知道，他们喜欢拿白人寻开心，他们可以同意任何说法，肯定会前后自相矛盾。
皮尔里对于海流对冰的作用的描述，对于天气状况的描述几乎和库克医生的一模一样，库克医生虽公布在前，皮尔里却无人质疑，库克医生的每个细节却被人仔细盘问。
库克医生指出，皮尔里的探险队中，唯有一个人充分了解指南针与六分仪，他可以证明皮尔里是否到达过北极点，他却把那人送了回去。
皮尔里说他把鲍勃·巴特利特船长送回的原因是，他从未参与过一次北极探险，没有分享这种荣誉的资格。
据皮尔里说，马修·亨森和几个爱斯基摩人跟他一起到了北极。
对于他们，因为不是白人，皮尔里把他们叫做“次等种族”，也没资格享受这种荣誉。
皮尔里的支持者也说，库克医生也把唯一一位可以证实他是否到过北极的人送了回去，他就是鲁道夫·弗兰克。
库克医生的支持者说，弗兰克是位厨师，第一次到北冰洋，并不懂得航海知识，不能和经验丰富的探险家鲍勃·巴特利特船长相提并论。
他们接着说，“库克医生并没有把他一直的助手德夫林·斯特德送回来。
”皮尔里的支持者对此不屑一顾。
他们不认为斯特德先生能解决纠纷，他没有航海知识，而且盲目追随库克医生，无论他说什么他都会支持。
争论变得噩梦般复杂。
我在担心，外行人怎么会相信，是库克医生领先于皮尔里到达了北极点。
“我希望我懂那些科学知识。
”我说道。
“如果我懂，我会尽我一生的时间用证据来争论，来保卫你，而不仅是替你的诚实发誓。
你不能浪费时间了，你必须替自己辩护。
把你还记得的都告诉专家，让他们为你证明。
”“没有专家能证明得了我说的话。
”库克医生说道，“也没人能证明皮尔里的话。
没人能理解有关于此的科学。
对于此事，科学太过原始。
每个领域都有其专家，专家们也不见得相互了解。
就跟我对媒体讲的一样，要证明我的话，就只能沿我记忆的路线，踩着我的脚印再走一遍。
谁会进行这样一次探险，只为证明别人曾在他之前来过北极？”他摆摆手，似乎要把保护自己以免被皮尔里和他的俱乐部打败的想法挥散。
我决定暂时不提此事，等我们回家前再说。
争论进行时，庆祝仍在继续。
在哥本哈根大学的图书馆里，库克医生会见了校长托尔普教授与皇室天文学家斯姆格伦教授。
对斯姆格伦教授的技术性问题，库克医生的回答让他非常满意。
他们决定授予库克医生名誉学位。
大会议堂里的听众也听说了库克医生所受的怀疑，听说了皮尔里认为库克是在欺诈。
库克医生告诉他们，和我们一同去的两个爱斯基摩人会证实他的话，他的观察记录尽管现在不在手头，很快就会有的。
讲台上的天篷越过栏杆。
库克医生站在上面，如同站在船头。
“我不再说什么，我不再说什么。
”库克医生伸出双臂，“请看我的双手，请看我的双手。
它们是清白的。
”一阵欢呼声响起。
那个晚上，他接到黎塞留将军的一封电报，说：“红眼的嫉妒正在害人，库克医生，但我们相信你。
”我们听说，丹麦诗人诺尔曼·亨森博士要和新闻界的一个家伙决斗，因为那个家伙胆敢把库克医生的说法称作“一个童话故事”。
我们再一次在夏洛特恩郎德宫与丹麦王室共进了晚餐，我们坐在弗雷德里克国王的右首。
如山般庆贺的电文堆积在我们旅馆的房间中，还有就是邀请我们去访问、进餐、去简单“出席”一下的邀请。
我们不再提起皮尔里，甚至相互之间也不说。
《纽约的探险家》第39章
照安排，我们乘坐丹麦—美国船运公司的旗舰奥斯卡二号返回家乡。
送别我们的人群中有大学和各种地理学会中的官员。
我们站在围栏边，与岸上成千上万送别的人群挥手告别。
我能想到的只是我们的艰苦旅程曾在哥本哈根告一段落，现在又要重新开始了。
我知道，我们将向西南方行驶，横穿北大西洋到达北美。
等意识到很快又看不见任何陆地时，我才又感到惊诧。
奥斯卡二号的横跨之旅并不孤独。
好像一个镇子的居民都被派到了船上，要陪伴我们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发现北极是此次行程的唯一主题。
无论是在餐厅、舞厅，还是在甲板，都有人向我们鼓掌。
我有时会觉得，我们是在10年前发现的北极，现在我们受雇来娱乐众人，是丹麦—美国船运公司雇来的名人。
聚会为我们而举办。
航程如同一个聚会一般。
蜜月夫妇，退休游客，准备到纽约演讲的教授都说相信我们。
我希望航程永不完结。
“我不知道怎么会总遇到这些。
”一天晚上，库克医生说道。
他举起胳膊，四下看看，似乎他的船舱里又挤满了庆贺的人群。
“你做了你出发时要做的事。
”我说道，“这些是你应得的。
”“丹麦是个伟大的民族。
”他说道，“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人。
如果我们是丹麦人，我们的国家就决不会与我们为敌。
”“没有人会与我们为敌。
”我说道。
他轻轻地摇摇头。
“太多了。
”他说道，“你不觉得吗？为两个人就有这么多的庆贺与崇拜，我受不了了。
两个人的成就不该对别人有这么多意义。
”“我们打败皮尔里先到了北极。
”我说道，“你曾写信告诉我，你不愿让不值得获到这个荣誉的人获胜，你做到了。
”“北极对我来说似乎隔了一层纱。
”他说道。
“那儿没什么东西能让我记得，我的脑海是一片空白。
我能记得的只有到达与返回时的痛苦。
我觉得庆祝已经足够了。
丹麦人为我庆祝得太多了。
我希望我能让他们停下来就好，只想跟他们说‘够了’，让我独自度过余生就好。
历史会记住我们的成就。
我最希望的就是我们因为一起共同做过的事而被记住。
”“你累了。
”我说道，“这几个星期你该好好休息。
”“我希望很快就有时间休息了。
”他说道，“我已经不想再探险了。
从现在起，我只想做个父亲，做个丈夫，做个医生。
”如果不再探险，他会做谁的父亲呢？我心里想着。
从今以后，我在他生活中会是什么角色呢？“对我来说，地球的另一极，其他大陆上没有标高的山峰，所有有待完成的壮举与发现，都没有意义了。
我已经完成了终生的目标，尽管现在看来犹如鬼火一般。
我想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梳理自己做过的事，我还欠那些因为我不在而不得不承受的人们。
受奖，出书的合同，一年，最多两年在世界各地巡回演讲，然后我们就永远回到布鲁克林。
我无法想象，在离开北极这么长时间之后，我还得再花那么多时间呆在人群里。
”“德夫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们在岩洞里的那些日子。
我们在斯巴布角的岩洞里呆了100个晚上。
”“德夫林，我很难跟你解释，我感觉到了什么，我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有种陌生与疏离的感觉，我觉得什么地方都不属于我，不管我去那儿，都觉得很陌生。
”“我也有同感。
”我说道。
“我们经历了北极荒芜的日日夜夜。
那里空旷得犹如大海一般。
可那儿对于灵魂的震动，要比纽约所有的奇迹，所有的壮观美景都大得多。
”“有一天，我独自躺在岩洞里，等你和爱斯基摩人检查陷阱回来，我觉得看到了你母亲。
”“我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说道。
他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
“我突然一下，也是第一次觉得我们没法活着回去了。
我觉得我们肯定是要死了。
我觉得我又一次背叛了她，也背叛了你。
要是没有你的帮助，我怎么能重新回到这个世界上呢，德夫林？”“我会永远帮助你的。
”我说道。
“我们没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好像发生了一些变化。
甚至哥本哈根也在这种变化的边缘。
哥本哈根搅起的事到了纽约恐怕要沸腾起来。
我们离开纽约有多长时间了？”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点体力不支了。
“28个月。”我说道，“我们是在1907年夏天离开的。”“1907年夏天。
”他说道，“现在是1909年秋天了。这么长啊。”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渴望，甚至有种凄凉，仿佛刚听说了什么令他非常失望的事。我很快意识到，这会是他永远的表情了，倒不全是因为失望，更像是一个人知道除了探险将不再会有自己的生活，更像是他曾为探险牺牲一切，尽管可能成功，却也无法享受由此而来的利益或满足了。　　
《纽约的探险家》第40章
9月20日下午3点，奥斯卡二号在上纽约湾的火岛抛了锚。
与皮尔里的北极俱乐部不同，美国北极俱乐部承认库克医生到达了北极，他们希望我们的船能在第二天早上再沿东河向上驶来，给他们准备好迎接库克医生的时间。
应俱乐部要求，我们的船已在波士顿港外的沙角抛锚过了一夜。
库克夫人派人送信来说，她身体不适，得到早上才能来见她丈夫。
曼哈顿的河边停满了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船舶博览会的船只。
多彩灯光勾勒出每艘的轮廓。
黑暗来临之后，布鲁克林的码头上却如常般寂静冷清，与白天缤纷的色彩对比鲜明。
城里同时在举办好几个庆祝活动。
今年是亨利·哈得逊"发现"这条河300周年，河也因他而得名。
今年也是罗伯特·富尔顿发明蒸汽船100周年纪念。
在布鲁克林和曼哈顿，无数电灯将纽约街区照得灯火通明。
有消息说，维尔布·赖特将驾驶他的新飞机从总督岛飞往自由女神像，接着再飞回去。
有人预测，接下来几个星期里，会有数以百万计的游客涌向纽约。
库克医生和我也要搭乘奥斯卡二号到达这些活动的中心。
库克医生派人叫我到他的船舱去。
船上有支乐队在演奏。
乘客们手拿香槟在甲板上散步。
领路的是位年纪与我相仿的丹麦人，英语流利，但有很重的丹麦口音。
他用力敲了两下库克医生的舱门。
"你可以进去了，先生。"他说道，"请把门关上。"他扶扶帽子向我致意，大步走开了，似乎在奉命行事。
我推开舱门。
开始，我以为房里没人。
房间很大，只在舷窗边点了两盏老油灯。
我只能隐约辨识出房里豪华的摆设。
六把长毛绒的椅子放在牌桌旁，右边墙角有两张沙发，木质镜框里镶着可以翻转的镜子。
左首有一扇门，里面还有一间大房。
我慢慢向里走去，刚要叫库克医生的名字，他先叫了我。
他坐在正对门口的椅子上，腿向前伸出，椅子的两条后腿着地。
他的手扶在脑后，靠在墙上。
他叫我的名字，似乎我来了让他长出一口气。
他的样子和反应，房子里的昏暗灯光，让我在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在探监，是在看望一个生活条件还算不错的犯人，看守便站在门外。
他慢慢让椅子倒下，松开双手，站起身舒了口气，仿佛在说尽管很高兴见到我，但仍希望不是在此地。
他的脸比离开哥本哈根时瘦，轮廓、线条更加清楚。
几天前他曾承认，因为担心到达纽约后的事，茶不思，饭不香。
他的姿势和表情也隐约影响了我。
离开他的船舱前，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
如同他最后又变成了我们见面前我想象中的那个男人。
他的眼睛谦卑而放任，有种伟大的孤独。
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对手，所以对所有人能投去温柔而包容的目光。
与此同时，还有种看透世事的戏谑，一种万事均无所谓，甚至连自己也不算什么了的洒脱。
他站起身，手搭在我肩膀上，跟我保持一臂的距离，似乎在看离开纽约两年多后我有什么变化。
我从没如此急切地想称呼他，想叫他什么。
可是，尤其是现在，我不能让自己叫他库克医生。
父亲，这个词在我脑子里，或在我舌尖。
他可能感觉到了。
他扶我转过身，手搭在我腰上，把我让到沙发上。
尽管很疲乏，在这样私下的场合，他看上去还是很冷静。
或许，这就是人突然意识到奉献一生而取得了伟大成就时的感受。
等你长久以来期盼的一天终于来到了，后面会有什么呢？再接下来呢？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影响他的情绪，如同他身边出现了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一个欺骗了全世界的人。
有人现在就在说，说他到达北极是在欺骗。
如果人们知道我们的关系，那他的说法会变得多么令人质疑啊。
"我担心未来的几个月可能无法忍受。
"他说，"除非我信任的人能站在我身边。
""你信任的人就在你身边。
"我说，"你一刻也不用怀疑。
"他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你不必担心。
"我说，"船上的人说，几乎每个在纽约的人都相信你，几乎每个美国人都是。
要比相信皮尔里的人多得多。
只有那些支持皮尔里的人才会怀疑你。
就算他真到了北极，他们也知道你比皮尔里要早一年。
人们都知道。
"他点点头，笑了起来。
"除非我错得太离谱。
你怀疑我还在瞒着你什么事。
"我说没有，可他抬起了手。
"听我说，是有些事情。
"这一次，我没像上一次他告诉我时那么害怕。
我是他儿子。
我们一起到了北极。
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了。
"德夫林，救援队刚到伊塔的时候，亨森告诉皮尔里，他神志不清时曾说过一些话，他不想让别人听到。
皮尔里吩咐亨森，他恢复之前让别人离他远点儿。
亨森很担心，要是得不到治疗，皮尔里会死的。
""皮尔里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知道，我给他的身体做检查时他跟我说的一切，我都不会告诉别人。
皮尔里想得到什么时就是这个样子，他会告诉你他知道你会给他。
我告诉他我会保守秘密，这些年我也一直如此。
""皮尔里说了些什么？"我问道。
"他说，'库克医生，那能做到。
我仔细想过了，我肯定那能做到。
'""北极吗？"我问道。
库克医生点点头。
"我觉得是，他觉得自己肯定能办到。
所以，我得先带他妻子和女儿离开，把他留在这里。
可下面几天，他却说起完全相反的话了。
'库克医生，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
没办法做到。
'我觉得他不怎么肯定，有些动摇。
所以他只要一说'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我便告诉他，他是对的。
等他一说他已经仔细考虑过，觉得肯定能做到的时候，我便说不行，还催促他赶紧和我们一起离开，救他自己的命。
""这样持续了几天。
有天下午，他看来挺清醒，其实神志不清得更厉害，我发现自己一直都错了。
我误会他了。
他说'我现在觉得那办不到'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说他已经下了结论，无论如何都无法到达北极。
'北极将永远无法到达。
'他说。
'我到不了，也没有人能到。
'""等他说'我已经仔细想过，我肯定那能做到'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能想出办法来欺骗别人，说他到过北极了。
'要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能够蒙混过去的。
'他说。
'库克医生，他只是病了。
'亨森这么跟我说。
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
""但我肯定，皮尔里清醒的时候，肯定已经仔细考虑过了，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
这个过程有多长，我没法说。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会不会那样去做。
风险太大了。
""可在他最后一次探险时，你觉得他都--"我说道。
"我很肯定。
"库克医生说道。
"就像我会记得，他也会记得在帐篷里他跟我说的话。
如果他不记得，亨森也会告诉他。
我觉得，他清醒的时候，不会记得神志不清时说的话，可他会从我眼睛里看出来，看到我已经知道了。
我从他眼里看到了恐惧。
他害怕我，害怕他神志不清时所说的话的后果。
""你一直很肯定他到不了北极。
"我说道。
"你一直不怎么在意。
可你怎么能忍受呢？你知道他会趁你没有到达北极之前，便假装--""我觉得如果他假装自己到过北极，我会证明他是在作假。
我知道他不敢作假，因为我曾亲耳听到过他曾说过的话，我会查看他的纪录，会查看他伟大壮举的证据。
""所以，你现在要去证实。
"我说道，"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你真正到达了北极。
"他笑了，难过地摇摇头，又点了点头。
"没错，时机一到，我会这么做。
"他说道。
"什么时候呢？""现在晚了。
"他说。
"你得走了。
"我觉得他还有话要说，可他已经没有多说的勇气了。
"欢迎仪式的组织者马上就要上来了。
"他说。
"我同意见见他们。
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在国人面前做从北极回来后的第一次公开亮相了。
有几千人在等着看我。
我有些厌倦，德夫林。
我害怕那些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仪式。
我得有优雅的笑容，得向人们挥手致意，他们觉得我是个被迫害的圣徒。
嗯，我得做这些必须做的事，我们都得做这些我们必须做的事。
去睡一会儿吧。
"早上9点，水面上还有一层薄雾的时候，我们乘拖船到了伟大共和国号上，这是美国北极协会租下的一艘带侧轮的蒸气船。
船两侧从头到尾插满了美国和丹麦的国旗。
有的地方，两种国旗混在一处做成一面大旗，一半星条，一半红底白十字。
前甲板上有幅标语，上边写着库克医生的名字，下面还有小字，清晨的薄雾中，我认不出来。
在伟大共和国号上，库克医生又见到了自己的妻儿。
看到我站在她丈夫身边，库克夫人皱起了眉头，仿佛我们若不是被陌生人围着，她便会上前指责我一番。
纽约来了数百名付了钱的乘客，想抢先看看我们。
乐队奏响《星条旗永不落》的时候，他们从甲板下走了上来，伟大共和国号的汽笛声响彻整条河流。
几个人把库克医生抬起来架到肩上，在甲板上巡游。
他觉得他们太过热情，他们却认为他太过谦逊，人群更激动了。
伟大共和国号的四周围满气船，上面站着很多报社记者，都在忙着写。
这一幕看来真滑稽，记者围着船，如同上下起伏的哨兵。
有些船上的人拿着照相机，他们一齐照起相来，样子仿佛是得到命令开火一般。
一位年轻姑娘开始向库克医生献辞，她手持白色香水月季编制的花环，却没人在听。
她赶忙追过去，那些男人还把库克医生抬在肩上，她也把花环戴在了他脖子上。
库克医生被抬到了顶甲板，他喊起我的名字。
我赶快上去，身前是库克夫人和她的两个小姑娘。
"欢迎，库克医生！"一位戴顶高帽子的男人说道，他身材高大，脸色红润。
他大声介绍自己，说他是布鲁克林区的区长。
他私下告诉库克医生，纽约市市长已经婉言拒绝了要求他任欢迎委员会主任的邀请。
这时，船只都在鸣笛。
人们听不到下一位发言人，也是美国北极俱乐部主席施莱将军的话，也听不到库克医生的答谢辞，只能听到他开始时说"丹麦人向其他各国保证，我们已经征服了北极"。
伟大共和国号驶过布鲁克林桥，数以千计的人们从桥上向我们抛撒五彩纸屑，桥上所有交通均停了，马车、汽车、火车都一样。
司机和乘客张大嘴向下看着这艘满载乘客的彩船。
库克医生挥着手，送着飞吻。
我们顺东河而上，过曼哈顿桥，到达还没竣工的威廉斯堡，那儿的工人吊着钢丝冲我们挥手叫喊。
我抬头看去，那建筑仿佛是艘大船，因为体积过于庞大，得在空中建造。
伟大共和国号在河上转了几个来回，最后停在威廉斯堡南第四大街的船坞边。
旁边糖厂的阴影下，库克医生曾度过他的童年。
河边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欢呼与尖叫声响成了一片。
伟大共和国号曾在他们身旁驶过数次，并未停下。
港口里准备参加海军巡行的战舰也鸣起了汽笛。
很快，糖厂也鸣起了笛声。
人们从糖厂窗户里伸出头，挥舞着双手。
我们下了舷梯。
库克医生把海伦放在肩上，一边一个牵着玛丽和鲁思。
我紧跟在他们身后，如同一位关系不明却无法或缺的亲戚。
约100名警察在周围拉起警戒线，护卫我们上了敞篷汽车。
我坐在司机旁，库克家人坐在后面。
库克医生坐在后排中间，海伦坐在他腿上。
200多辆汽车在我们后面，紧跟的是辆大型平板卡车，上有乐队演奏，其他车上的司机也按起喇叭来。
轮船的汽笛声，糖厂的厂笛声，汽车高高低低的喇叭声，乐队的奏乐声，还有人群的欢呼声混在一处，打破清晨的静谧，让人什么都听不到。
我回头看看，库克夫人和孩子们都闭着眼睛，手捂着耳朵。
库克医生站在后面，挥舞双手，比我期待中的更热情。
五英里长的巡游路线上，据说共有10万人参加了庆祝。
人太多，庆祝的队伍太长，有轨电车无法前行。
库克医生依然戴着花环，像乐队指挥般鞠躬致意，挥舞着礼帽。
人群笑了起来，好像他们知道他本来就会有如此滑稽的动作。
贝德福德大街的每栋房子都挂着美国国旗。
我们过了牛奶仓库，库克医生和他兄弟上学时就曾在此工作，共渡难关。
牛奶仓库的屋顶有只巨大的白色牛奶桶，上面刷着公司的名字：库克兄弟。
路边停满了一辆辆拉牛奶的车。
在默特尔大道和威洛比街交汇处，离布希威克街670号不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一座巨大的凯旋门，是帆布与木材搭建的，如铁路桥一般横跨两街，比高架铁道的桥拱还高，上面缀满月桂枝和花环。
还有一个巨大的地球模型，北极上插着美国国旗。
凯旋门装扮得很艳丽，上面画着北极景色，还有仿制的冰柱，像是孩子眼中的北极。
阳光下的彩灯看不出在闪烁。
凯旋门中央挂有一幅巨大的浮雕，是库克医生的画像，上面还有一条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相信你"。
每个字都有6英尺高。
我们从下面经过的时候，放飞起了一群白鸽。
《纽约的探险家》第41章
我在曼哈顿散步。
库克医生去波士顿演讲。
我决定不和他一起去。
那次游行之后，我觉得该休息一下，不愿在公开场合露面。
另外，我也可以跟克里丝丁有机会相处。
在中央公园又见面的时候，我们分开几乎30个月了。
我们拥抱亲吻，全然不顾周遭陌生人异样的目光。
"我觉得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说。
她给我看了那封写着"我爱你"的信。
"我每天都看，我希望能给你写回信，告诉你我也爱你。
"她说道。
我告诉她，不管她母亲如何看待库克医生，我都会很快去见她。
到处都有报童叫卖报纸，头版总是库克医生或皮尔里的照片，总是两人的并排放在一处，仿佛他们因某种没有解开的阴谋而联系在了一起。
我自己的照片也在报上，尽管常不在头版，我还是经常被陌生人认出来，他们叫我斯特德先生，告诉我他们想看我和库克医生。
我心里没什么目标或终点。
沿着百老汇大街，我走到联合广场，坐在凳子上休息。
马拉车和汽车一起在街上源源不断地驶过。
凳子上坐了没一分钟，便听到旁边坐着的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转过头，那人给我的感觉像是曾经光景不错，可今后却没什么发展了。
他摘下小圆礼帽，想让我看看他的满头银发，似乎要说他不是一个怪人。
他自我介绍说："乔治·邓克，卖保险的。
"他告诉我，罗尔德·阿蒙森的老友，挪威船长奥古斯特·鲁乌斯在访问纽约期间正好住在他家。
邓克先生说，他和鲁乌斯船长都相信，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说法"不仅真实，而且有办法可以证明"。
邓克先生说，库克医生的说法只是没有充分地用"航海术语"表达出来，这一点鲁乌斯船长恰好可以帮上忙。
邓克说，他原打算打电话请我到他家去见鲁乌斯船长，却在公园长凳上看到了我。
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他家里坐坐？我有些怀疑，可又觉得至少该见见这位朋友的朋友鲁乌斯船长。
我跟他上了车，到了格若莫西公园。
邓克把我带到前厅，说他马上带鲁乌斯船长过来。
他关上前厅的门走了。
我环顾四周，觉得这座雅致的住宅不可能属于邓克先生。
门开了。
站在那儿的不是奥古斯特·鲁乌斯船长，而是罗伯特·皮尔里指挥官。
邓克先生没有再出现。
"我被骗到这儿了。
"我说道。
"我得马上离开。
""我只占用你几分钟时间。
"皮尔里说道。
"这所房子是谁的？"我问道。
"据财产登记看，是赫伯特·布里奇曼的房子。
"皮尔里答道。
我以前总在布里奇曼的办公室见他，从未到过这里。
从衣着看，皮尔里也是客人，他身穿套头衫和羊毛裤子。
在船舱里，或是在家休养不愿有客打扰时，他也会穿成这样。
尽管刚从极地探险中归来，他看上去更像我上次在华盛顿见到他的样子，而不是伊塔时的那副模样。
他精力充沛，和我上次看见他的样子差不多，没胖也没瘦。
他拖着脚步走过来，如同在伊塔的海滩与华盛顿的讲台上一样。
看他费那么大力气才弯下身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我忍不住想去帮他。
他一边向后挪，一边喘气，最后才一下子坐了上去。
有一刻，椅子翘起两条前腿，微微向后倒了一下。
他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渴望，甚至有种凄凉，仿佛刚听说了什么令他非常失望的事。
我很快意识到，这会是他永远的表情了，倒不全是因为失望，更像是一个人知道除了探险将不再会有自己的生活，更像是他曾为探险牺牲一切，尽管可能成功，却也无法享受由此而来的利益或满足了。
他已退守到自己孤独的执著中，其他事情都已放弃。
他可以一个人站在极地海域的冰面上，眼睛看着冰原，下定决心不再回家。
"斯特德先生，你救过我的命。
"皮尔里说。
很简单的一句话，一句对事实的确认，一种承认。
我想这就是他所能表达的感谢了。
"现在想救你自己还不晚。
"他说道。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
"你被库克医生骗了。
"他说道，"到现在，你的错也只是太容易上当而已。
但情况会变的。
""我没有被骗。
"我说，"我曾跟库克医生到过北极，我不会怀疑这个。
"现在，你连走过这间屋子都几乎办不到，去探险之前你也几乎办不到，你竟敢向全世界说你到了北极。
我克制住自己，没讲这番话。
争论他说话是否诚实没有意义，只能是重复他的批评者针对他的上百遍的责难。
皮尔里好像知道我们终归会有这样一次会面。
突然，他笑起来，我开始觉得他笑的样子似曾见过。
而后我想起，库克医生曾跟我描述过，他的笑里没有快乐，但也没有轻蔑与恶意。
他张开嘴，发出类似笑声的声音，又闭上嘴，后牙喀哒作响，仿佛什么机械装置被安放到了位置上。
"不该由我来证明库克医生的事，特别是在这种场合。
"我说道。
"我知道你母亲，斯特德先生。
"他说道。
"我知道。
"我说。
"我曾见过她一次。
在曼哈顿一次医生聚会上，她也见到了库克医生，我们大家就是在那儿见到的。
"他顿了顿，似乎要看看他的话对我起了什么效果。
"我知道你知道，库克医生是你父亲。
但库克医生还有些事你是不知道的。
跟库克说，如果他不告诉你，我会告诉你的。
""你只是想让我怀疑他。
"我说，"我不会跟他说任何事的。
""那可不一定。
他没勇气把一切都告诉你，他都几乎说服自己了，可我也不会多说了。
去面对他，面对你父亲吧，他会告诉你的。
我不会讲述他的故事，我自己的部分不值一提。
他肯定会歪曲事实，就让他那么做吧。
我倒宁愿你从他嘴里听到那些肮脏的故事。
去面对他，跟他说我告诉你的话。
如果你对他的答复不满意，来找我。
或许等你知道真相以后，你会变得绅士一些，你会承认自己被愚弄了，你会知道你和他的那些荣誉原本是属于我的。
"我没法去想，也说不出话来。
"库克会跟你说的。
"皮尔里说道，"所以，我们不太可能再见面了。
"他微微在椅子里挪了挪。
我想他是要伸出手来和我握。
我不知道如果他要和我握手，我到底该不该和他握。
再一次握他的手会多么奇怪啊。
他的眼睛不再是蓝色，而是黑色，闪烁出的光如同井底的水。
他眼里涌出的两行泪水流到了脸上。
"我不会再让别人把它拿走了。
"他喊道，表情还没有变。
"我不会和库克那样的杂种分享。
我不会让他们怀疑我，不能怀疑。
只要有人怀疑，它就被毁了。
人们记住我是因为我做过这件事，不能是因为我可能做过。
不能有争议。
必须把它解决，彻底解决，不然库克也会被人记住。
"过了一阵子我才意识到，他这样的长篇大论不再是对我说了。
他没看着我，他在看着门旁的什么人。
我转过身，看到乔·皮尔里。
皮尔里停止喊叫，也不用手捶椅子扶手了。
自华盛顿以后，我便没见过皮尔里夫人。
我觉得她跟皮尔里一样，身上都有了些变化。
从她眼里似乎能看出，探险过后便没有生活了。
我想她肯定很早也就想过，得等他在年轻时达到目标或是放弃目标之后，他们的生活才会开始。
他把生命中的大好时光都用在了前往北极的途中，现在他得花时间证明自己曾做到。
皮尔里夫人看着我。
"或许你该离开了，斯特德先生。
"她冲我微微笑着，告别的笑容里没有丝毫的不善与恶意。
毫无疑问，她和她丈夫都知道库克医生是我父亲。
她听起来，看上去都很超然。
我想她要为他和他们的余生保留出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不会再让他全部控制她，她的幸福不会完全维系在他身上。
她的目标不再是让他幸福，因为那样办不到。
她会在他身旁，支持他，同情他，而她的内心却会与他保持距离。
你被欺骗了，我们都被欺骗了。
有些库克医生的事你并不知道。
跟库克医生说，如果他不告诉你，我会的。
我不断告诉自己，这些不过是濒临崩溃的人听说的疯话。
返回布鲁克林的高架桥上，它们却不断出现在我脑海里。
皮尔里说的话让我无法摆脱，他只跟我讲这些话，我便会去和库克医生重复。
库克医生从波士顿回来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他坐在"达科他"的客厅里，盯着炉火。
跟在哥本哈根时一样，他在波士顿也与无数的人握手，现在他的右手肿了起来，不得已得用绷带绑着吊起来。
他坐在那儿，绑绷带的手从吊腕带抽出来，掌心向上，搁在沙发扶手上休息。
回来以后，他已经精疲力竭，我没指望他能来客厅。
我留心听着他的动静，听到地板传来的咯吱声，我还以为是幻觉。
我起身到过道看了一眼，发现客厅的门开着。
我看见他倒在沙发里，眼睛闭着，憔悴得跟刚从北极回来时一样。
听到我进来，他睁开眼，让我把两边的门都关上。
我关了门，也坐在沙发上。
"有人跟我说，公众支持我和支持皮尔里比例是35比1。
"他说道。
"那太好了。
"我答道。
他耸耸肩。
"我领先是因为我首先宣布，而且我比皮尔里早返回纽约。
我是第一个接受祝贺的，起码这些无法改变。
现在看来，不会有为皮尔里而举行的游行了，纽约肯定不会再有。
否则那样会很荒唐--""我见过皮尔里了。
"我等不下去了。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他问道。
"我得说是他设计把我骗去的。
"我告诉他在联合广场碰到邓克的事。
"皮尔里说他知道你是我父亲。
他看到我并没惊讶，又跟我说你有些事我还不知道。
他说如果你不告诉我，他会告诉我的。
"库克医生如同痉挛般突然坐起来。
他站起身，左手抓着脖子后面，绑绷带的右手垂在那儿，似乎忘了那只手受了伤。
"我曾以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他说道。
"什么意思？"我问道。
"他已经绝望了，德夫林……哦，上帝，我曾以为事情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什么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记得几天前的晚上，你曾说过没人会转过身来与我为敌吗？"我点点头。
"你错了。
"他说。
"许多人会这样做，许多和我很亲近的人都会这么做。
你曾许下诺言，可就连你也可能与我为敌。
""我不会，永远不会，不管发生什么事。
""不管发生什么吗？""是的，可是……""我得告诉你所有的事了。
这一次，是所有的事。
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秘密。
这会多么轻松，德夫林，如果你愿意听我讲完。
等你听完所有的事，你会理解的。
"他的话听起来却没什么信心，我感到害怕，比我们去北极途中的种种时刻更感到害怕。
库克医生有些事你不知道。
我觉得时光回到了从前，他要告诉我他曾欺骗我，他要告诉我他并不是我父亲。
"等我告诉你皮尔里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得跟你说点别的。
有些事是我错了，皮尔里是对的。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说道。
"我碰到布拉德利，和他去狩猎之前我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
是碰到布拉德利后才下的决心。
""下什么决心？""我们从没到那儿，德夫林。
我们从没抵达北极。
""什么--"他向我伸过手，我躲开他。
他又站起身。
"我下了决心，用皮尔里的话说，我是个知道他如何行事的人。
记得在伊塔帐篷里的事吗？'要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能够蒙混过去的。
'我想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可我跟你在一起啊。
"我说。
"我们都跟你在一起啊。
我们四个人，我们是一起去的。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做了从没有人做过的事。
你问过我们要不要放弃，我们说不要。
我了解你，你不会做皮尔里那样的事。
""德夫林，是皮尔里做了我做的事。
麦金利山就是个样品。
你知道吗，德夫林，我从没到过麦金利山顶峰。
我做了假。
即使被人发现，也只是个诚实的错误，人们会觉得我真认为自己的确到了顶峰，并不是要故意欺骗，可没人发现，人们接受了我宣布登上麦金利山的事。
从那时起，我就在想皮尔里说的话，想了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华盛顿以后。
我想先想好，到底能不能办到，就在这间客厅，我一夜一夜地想。
要是后来我们能早点回归文明社会就好了。
""你用三个人的生命去冒险，就是为了一个你设计好的谎言吗？"我站起身，忍不住要哭起来。
我转过身，背对着他。
"我不想用任何人的生命冒险。
在我的计划中，没什么大的风险，但洋流情况是我绝对料想不到的。
我们走的这条线路，很多探险家都做过相同的洋流记录。
不太可能他们会犯同样的错，可他们却都犯了。
""你为什么要给我写信呢？"我问道，"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要是全部听完，便会理解的。
你能否等到最后再来评判我？"我说不出话。
"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做的这些事仅仅是因为我想做。
如果还有别的路，我不会选择这一条。
我不能让皮尔里那样的人获胜。
""过去的几周是怎样的一种折磨，我没法让你明白。
每次有什么荣誉授给我，每次有人拥抱我，每次有人和我握手，每次有人告诉我他相信我，我所犯下的错便又加剧几分。
为何我要背叛这么多人对我的信任，我想把真实目的告诉大家，可这样也不能让我好过一点。
最糟的还在后面。
有些开始支持我的人已经开始反对我，皮尔里身后有更多的金钱和权势，他们会不择手段地诋毁我。
可对我来说，只要有争议存在便足够了。
皮尔里如果没碰见我，也会碰到像我这样的人，人们会尽其所能证明他没有到达过北极。
"他神情激动，样子和声调如同身旁没有别人。
他曾在这间房里这样做过，那时我躺在大厅对面自己的房间。
我只能努力去想他疯了，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只是因为太过劳累。
"皮尔里说过他必须拥有这些荣誉。
好吧，我也要做我必须做的事，那样才会觉得幸福。
另一个原因是皮尔里不能得到这些荣誉。
为什么我必须要这样做，你也不能完全理解。
这倒不全是因为皮尔里把我的事告诉了弗朗西斯·斯特德。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问道，还在哭着。
"你没必要这样做。
你不是那种人。
你善良，诚实，大家喜欢你，欣赏你。
你是医生，人们生病时需要你的帮助。
每个知道你的人，每个真正了解你的人都会发誓捍卫你。
你对待爱斯基摩病人就像你对待布鲁克林的病人一样。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都讲不完。
我不理解，我不相信。
你说的不是真的。
""德夫林，听我说。
我觉得我背叛了你，就像我背叛了你母亲一样，并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回复你母亲最后的话，可我没有背叛你。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和你母亲。
"库克医生在我面前蹲下身来，好像我是一个孩子，他想告诉我一切事情，可又不知道我是否能理解。
"那天下午，弗朗西斯·斯特德跟皮尔里说了他的事，也跟我说了，后来……"皮尔里叫库克医生跟他一同出去，去找一块爱斯基摩人告诉他的"星星石"。
他们穿着雪地鞋，从红石屋出来。
他们默默走了几英里，一直从麦考密克湾海湾走了上去。
突然，皮尔里停下脚步，眼望冰原。
"斯特德跟你说过了？"他问道。
"是的。
"库克医生说道。
"回纽约后，他会跟每个人说他为什么杀了他妻子。
"皮尔里说道。
"你我都会被他毁了。
没人会资助我们。
我一点儿都没夸张。
莫里斯·杰瑟普是我最主要的赞助人，他也是社会栋梁。
他是纽约市行旅传教团的成员，美国星期日学校联盟副主席，反对罪恶与涩情十字军的主要成员。
你能想象，要是斯特德把他跟我们说的事告诉当局，这个人会怎么想我们吗？斯特德让我相信，他能证明自己就是杀人犯。
他能告诉警方她死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他用什么样的假名上的船，住的旅馆，这些都可以证实，别人是办不到的。
另外还有些信件。
我住在费城时斯特德和我有时通信。
要是人们知道他杀害他妻子的事，再去看这些信，看这些话，'除非你找到她，让她告诉你真相，你不会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有一次这么写信告诉他。
他是个有趣的傻子，我从没想过他会去做什么。
另外，我很小心，没在信里提到任何人的名字。
比如说，提到你的时候，我只说'那位医生'或'那男孩的父亲'。
我看完他的信后便都毁了。
可斯特德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把他的信都复写了一遍，他的信里有你和其他人的名字。
因为我的信都是对他的回复，放在一起看，会让我有危险。
""你说起话来，好像她的死只不过给你带来了些不方便。
"库克医生说道。
"我又不像你那么了解那位女士。
"皮尔里说。
"我并没做错什么，只不过看错了斯特德。
"库克医生走到一边。
"你难道不关心那孩子的安全吗？"皮尔里喊起来。
库克医生走了回来。
"斯特德说要对那孩子怎么样？""他说他要去看看那孩子。
"皮尔里说，"他还说了些别的打算。
"他们又说了一会儿。
在红石屋里，晚餐后探险队成员惯常地喝起了白兰地，抽起了雪茄。
那晚，如常一样，弗朗西斯·斯特德睡在库克医生身旁。
看起来似乎他们并没有早上的那段交谈。
半夜时分，库克医生从时断时续的梦中醒来，看到斯特德的睡袋是空的。
他觉得斯特德肯定会在他身后。
他翻过身，双臂交叉在面前，觉得自己应该看到一把步枪的枪口，或是高高举起的一把斧头。
他都要喊救命了，但身后却没人。
屋子里只有其他人的呼吸声，他们看来睡得都很香。
他往另一间"屋"里望去，看到皮尔里抱着煤油炉，衣着整齐地站在帘子一边。
他的脸和身躯被炉里冒出的微弱火焰照亮了。
他开口想说话，皮尔里把手指放在了嘴唇上。
皮尔里没有进去，也没拉帘子。
他看看斯特德的空睡袋，又看看库克医生，几乎无法察觉地点点头。
然后他看看旁边，从帘子那儿走了出去。
库克医生轻轻爬起来穿上衣服，从墙上把大衣取下来。
门没上闩。
他正要开门，听到帘子那儿传来一阵沙沙声。
库克医生拿起一盏灯，轻轻开了门。
夜色平静，没有寒风吹进来。
库克医生点上灯，发现外面在下大雪。
雪花直直飘落下来。
他关上门。
跟斯特德出来时一样，狗都站起身来，看到他并不是出来喂它们，又都躺了下来。
看不到弗朗西斯·斯特德的脚印。
转身向后看，他自己的脚印也很快被雪花填满了。
这样也不错，他想。
雪会把一切都遮起来。
他向岩石处走去，很快便看到了斯特德。
他远远坐在"石凳"上，身旁也有一个灯笼。
库克医生马上熄灭了自己的灯笼。
他离斯特德还很远，看不到灯光下雪花飘落的样子，能看到的只是斯特德的身影照在一片朦胧的灯光中。
他向他走去。
夜色漆黑，他只能听到，感到雪花在落下。
虽然帽子有边，雪还是会轻轻飘在脸上，接着便化掉。
雪很凉，他觉得前额有些疼。
水顺着脸颊流到嘴边，流到胡子上，结成了冰。
很快，库克医生可以看得更清楚。
斯特德坐在石凳上，双手抱膝。
只能看到他头上的光晕，好像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一般，好像雪花只飘落到这一堆岩石之上。
夜色黑暗，四周寂静无声，很难相信红石屋就在不远处，更别提还有乡镇与城市了。
离弗朗西斯·斯特德50英尺时，他停了下来。
视线的正前方，斯特德可能一动不动坐了很久，身上的雪已有几英寸厚。
雪落在皮衣上，让他看起来大了一圈，也模糊了他的脸，像一只体格健壮的白毛猩猩正蹲在岩石上。
他绕过去，慢慢接近他，站在了他身后。
他想起下午和皮尔里的最后一段话。
"我想让库克杀了我。
"斯特德曾和皮尔里这样说过。
他还对皮尔里说这件事该如何去做，还有如果他们不这么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会像杀他母亲一样杀了他。
"斯特德说，"等我回到纽约，我也会毁了你们两个。
"除了他自己、库克医生和皮尔里，斯特德在所有晚餐后的酒里都下了鸦片酊。
库克医生该在斯特德出去时保持清醒，他却睡着了。
皮尔里得把他叫醒。
现在，他在斯特德身后，近得可以闻到他的烟味。
除了吐出蓝色的烟，他还会很快吐出白色的霜气。
尽管一直坐着，他还是有些上气不接下气，肩膀和胸部剧烈抖动。
库克医生离斯特德很近，可以用手触到他，斯特德把雪茄拿起又放下，手在颤抖烟头闪闪发光。
他微微叹口气。
库克医生想，他知道我在这儿，就站在他身后，他知道快发生什么了。
雪下得很大，地面上有种筛面粉似的沙沙声，仿佛雪花一落到地面上就会立刻融化掉。
美丽与宁静的一个夜晚，如此的夜晚在这种纬度并不常见。
库克医生有点怀疑，除了乙醚是斯特德的主意外，他会不会自己来做这些。
乙醚是用来保存动物皮革的，防止拿回去之前坏掉。
他口袋里有两小瓶。
他拿出一瓶，倒在一块布上，自己躲开冒出的气体。
斯特德突然动了一下，似乎要转过身来，可接着又面朝前坐着。
他呼吸急促起来。
"一口气做完，看在上帝份上，一口气做完。
"他心里说道。
库克医生等他放下雪茄，因为担心烟会引燃乙醚。
他把雪茄放在膝盖上时，库克医生一手放在他头后面，一手捂住了他的嘴。
斯特德一下子倒了下去，从岩石上瘫软了下去，那块布还在他嘴上。
他点燃灯笼，走到离最近的冰山裂缝一半的地方放下了灯，然后回到岩石旁。
他把斯特德向裂缝处拖去，他的靴子在雪地上拖出两条印痕。
按着岩石那儿灯笼的指引，他走到另一个灯笼处。
到这以后，他把它当做指路标志，拖起斯特德接着往前走。
等觉得脚下出现下坡的时候，他停下来，把斯特德脸向上平放在雪地上。
他把匕首插在冰里做牵引，左手抓匕首，右手紧抓他的前胸推着他。
觉得前方的冰有明显突起时，他停下来。
他把两瓶乙醚和那块布装到他的鞋子里。
他几乎看不出斯特德的样子，他的脸上和身上全是雪。
他慢慢把斯特德向前推了几英尺，他的尸体开始慢慢滑下去。
他不能再往前了。
他希望这条裂缝不会太浅。
很快，尸体就翻滚了下去。
斯特德既没说话，也没尖叫。
库克医生听到一串闷响。
听上去这像是个无底的裂缝，声音响过很长时间之后才平息下来。
他依然用匕首慢慢爬上来。
他先看着远处的灯笼，然后是远处岩石上的另一只。
很快，他可以安全地站起身了。
他向灯笼走去。
他的身体在颤抖，牙齿也打着战，好像突然从温暖进入寒冷中一样。
就是为了那个孩子吗？他问自己。
他拿起自己的灯笼，吹灭了它。
在岩石那儿，他点燃自己的灯笼，吹灭了斯特德的灯。
他的雪茄还丢在雪里。
他用脚把它挑出来。
岩石和周围地上还有乙醚味。
他知道，雪下得这么大，到白天什么都不会有了。
他把雪茄烟头装在自己兜里，穿过大雪覆盖的岩石向爱斯基摩人的小屋走去。
他叫醒几个爱斯基摩人，他们说从下午起就没见过斯特德医生了。
他回到小屋，告诉大家斯特德不见了。
其他人都已起来，正在吃早饭。
他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斯特德医生。
"你没有找到他吗？"皮尔里问道。
他摇摇头。
"你派我出去后，我一直在找他。
我不知道那是几点钟，4点15左右吧。
""好像是4点45了。
"皮尔里答道。
"这个傻瓜能跑到哪里去呢？"4点45。
差不多是一个小时前。
时间不够做库克医生做过的事。
这个时间不会让人怀疑，他怎么用这么长时间才回到屋子里。
"看来他好像失踪了。
"库克医生说道。
皮尔里对此很生气，他跟他们强调说，除非有他的命令，他们不可以独自到小屋外去冒险。
别人劝他，说斯特德会回来的，皮尔里大发雷霆，吼叫起来。
斯特德的计划不错。
他没让皮尔里和库克医生两个人都跟他出去。
要是那样，万一有人从鸦片酊的作用下醒来，发现他们都不见了，他们也许会出来找他们几个。
"这些是我找到的，在岩石那儿，有他的灯和--"他伸手在兜里掏了掏。
"还有这个。
"他给他们看了雪茄烟头。
"我找到的时候已经凉了。
他肯定是几个小时前便离开那儿了。
"他说。
找寻持续了三天，一无所获。
爱斯基摩人证实了皮尔里说的话，证实了库克医生出门寻找的时间。
在小屋里，库克医生找到了弗朗西斯·斯特德装笔记本的帆布袋，但里面是空的。
他不知道斯特德都写了些什么。
他祈祷能让他和皮尔里先找到那些本子，却没找到。
或许皮尔里已经把它们毁了，或许是斯特德自己毁的。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说话。
"返航途中，皮尔里把库克医生叫到自己的船舱，跟他说："从今往后，我们最好彼此保持距离。
"库克医生觉得，皮尔里认为是他做了坏事，玷污了自己，他却没有。
这种情况下，皮尔里想要故作清高起来。
"多年来，我一直无法忍受，自己竟和这样一个人是同谋。
弗朗西斯这件事上，我们曾经是，以后也是同谋。
我们一起参与了无法见人的谋杀。
对于皮尔里，他的梦中又会有怎样的记忆呢？""在伊塔帐篷里的下午，亨森不在身边时，我们会谈起她。
还有你和弗朗西斯·斯特德。
他说我杀斯特德的原因和他希望斯特德死的原因一样，都是为保住自己的名誉，保住自己的前程。
'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杀他甚至都不是为了报仇。
'皮尔里说道。
'你一点都不在乎他杀的那个女人。
如果你在乎，你那时就不会离开她。
至于那个孩子，你甚至都不认识他。
杀斯特德的时候，你都没看到过他。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我不停地说'我们杀他的时候'，皮尔里却不断摇头。
他甚至都已经让自己相信，他跟这件事无关。
他还没碰斯特德，他就死了，是他的运气好。
""皮尔里让你来找我是希望，等你听到这一切以后，你会转过身与我为敌，背弃我，甚至会说我们从没到过北极。
看上去他好像赢了。
他把我们分开了。
我从你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
""不是的。
"我答道，"你是为我才做这些的。
""我要是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想的就好了。
德夫林，我很早以前便背弃了自己。
我编造了谎言，却不会因此失去什么。
你却不一样。
如果还跟我在一起，你会失去一切。
我不会让你毁掉的，不管是被你自己还是你的敌人。
"他捂住脸，摇摇头。
"我从没想过，我第一次给你写信的时候……我没法去想我竟然要失去你。
我的确要失去你了。
""你从没失去我。
"我说，"我是你儿子，你是我父亲，永远不会变。
"泪水从他脸上滚落下来。
他拥抱了我。
我觉得自己一阵疲惫，而这种感觉会永远陪伴着我。
"我得走了。
"我说。
我还没站起身，他已慢慢地走出了客厅。
这种感觉真奇怪。
事隔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自己被人救过，更奇怪的是这种匪夷所思的境况了。
这么多年，从没听说过我也从没见过我的人会为我而互相算计。
在距我遥远的地方，在我不会怀疑斯特德是我父亲，不会怀疑我母亲是死于自杀的时候，有个我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的人救了我的命。
那人竟是我父亲。
《纽约的探险家》第43章
库克医生又离开家几天了。
我没敢看报纸，我知道上面都会是北极的争论，库克和皮尔里两个人会彼此指摘。
我每天都起得很晚，到"达科他"后会告诉仆人不要让人打扰我。
我想好好想想，可办不到。
我想看看书，却发现自己总在句子的一半处停顿下来。
收到克里丝丁母亲的邀请时，我觉得是种解脱。
她请我去她的公寓。
她说不会有别的客人。
她在守寡，克里丝丁去费城看亲戚。
她说如果不方便，我也可以换个时间。
她们母女二人住在一所公寓里，是萨姆尼先生去世后不久买下的，可以看出来生活得不错。
有电梯直达房间入口大厅，脚下黑色菱形大理石的地板上，铺着一张东方格调的地毯。
大厅悬挂一盏巨大的银色电灯，厅里一片光明。
起居室和客厅的墙壁包有橡木墙围。
整个环境看来简洁而高雅。
墙上没有贴金，没有华丽的希腊罗马雕塑复制品。
大多数画作和像片都来自纽约，有未完工的布鲁克林桥，工人们叉开腿坐在建筑钢梁上。
有幅曼哈顿的画，像是1650年的景色。
都是新世界的造物。
"克里丝丁常说起你。
"她说，"她遇到你以后，别的邀请都不愿意接受了。
她说她不太喜欢她遇见的那些年轻人。
我倒没觉得奇怪，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我知道那些年轻人的父母，他们跟他们的父母也差不多。
我已故的丈夫便是世家子弟，钱都花完可名声仍在。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大愿意出去，人们会觉得我蛮实在。
自从克里丝丁遇到你以后，她却变成了社交场上不受欢迎的人。
如果你没出现在那些讨厌的聚会上，她便有些魂不守舍。
你不在的时候，她很不开心。
"我觉得自己脸红了。
"我很想念她。
"我说。
很明显，克里丝丁是从她这儿继承了讨人喜欢的直率风格。
她不忸怩作态，也不去想自己会在他人心中留下怎样的印象。
我没法想象，寡居的她有时竟会陷入郁郁的思索中。
"见到您很开心，萨姆尼夫人。
"我说。
"我想让你叫我莉莉。
"她说。
她的年纪会和我母亲一样大了。
我感到轻松。
我甚至都没想过她是萨姆尼夫人。
我常想起她，听库克医生把她叫做莉莉。
她看着我的脸，眼里闪着光。
"你的眼睛跟你母亲的一样。
"她说，"你眼里的温柔跟她的一样，没错的。
""谢谢你。
"我答道。
我也看着她的眼睛，好像想知道她知道多少我和库克医生的事。
她微微笑起来，仿佛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和你母亲还在上学时便互相写信了。
"她说。
"我告诉她曼哈顿的事，她告诉我圣约翰斯的事。
"我在想我母亲第一次到纽约时是什么样子，她终于可以看到一直以来的笔友了。
"德夫林，我知道弗朗西斯·斯特德不是你父亲。
"她说，"我也相信你知道你母亲和库克医生的事。
我想他应该告诉过你了。
"我点点头。
"我觉得也是。
"她说，"我也想不出你到纽约会有什么其他理由。
你不仅仅是他儿子，你也是阿米莉亚留给库克医生的所有了。
""是的，他也常常这么跟我说。
""那时候，我真不该带她去那么多的聚会。
她来曼哈顿以前都没喝过酒，但她总在我身边，我觉得自己有责任。
我常常想，我那时应再仔细一点，把她照顾得再好一点。
她被纽约搞昏头了。
""你没有任何责任。
"我说。
"回圣约翰斯以后，你母亲常给我写信。
"她说。
"跟她来这儿前一样。
我们见面之前，这种通信友情便保持了多年。
我喜欢她的信。
她跟我说她也喜欢我的。
我们见面时都已相当熟悉，已经是最好的朋友。
""你不太喜欢库克医生，是吗？"我问道。
"我喜欢你母亲。
"莉莉说。
"我知道他对她做了那种事，我还怎么能喜欢他？我曾喜欢他，可能就因为阿米莉亚爱他的缘故。
我也说不清。
""他那时还是个孩子。
"我说。
"现在不一样了。
他后悔没回复我母亲给他的信。
他说那是他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
"我看到莉莉脸上充满感情，开始我以为是气愤。
她的眼里满是泪水，若不是在笑，可能早已流下来了。
"他们是那么相爱。
"她说。
"或许就为了这个，我无法原谅他。
我从没见过那样的爱。
跟他们在一起时那么奇怪，又那么美好。
好像他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需要我来翻译。
有时，他们几个小时都不说话，也不和我说话。
而我总在说，说我们在公园看到的人，说我的父母，说纽约的变化有多大，都是些闲话。
好像我都在说暗语一样。
跟她说他觉得怎样，跟他说她觉得怎样，帮他们掩饰，帮他们计划。
他总是轻声细语。
你母亲跟库克医生在一起时，可能因为负罪感吧，她也很害羞。
我们常常说起她的未婚夫。
至于我……他们说我很活泼，可能就是话匣子的礼貌说法吧。
"每天活动结束的时候，我都特别累，精疲力竭的。
他一离开我们，她就想跟我说话。
说他，说弗朗西斯·斯特德。
要是库克医生求婚，她该不该和他解除婚约？问我觉得他会不会求婚？我只能听着。
这样持续了三星期。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可以经常不去工作。
他说他在卖牛奶，送报纸，在公司里上班，好像是房地产一类的。
好像他同时在做好几个工作。
可他还会为她，为我们挤出时间。
要是他们每天能有些时间单独在一起，你母亲走的时候，他们便会觉得彼此间已经有了某种承诺，没有……没有必要需要什么物质保证。
"物质保证。
对我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她做了个手势。
看到我的反应，她退缩了一下。
"我的意思不是想后悔。
"她说，"我感肯定，你想到的事你母亲都没想过。
""我母亲的信是什么样子的？"我问道，"那些她结婚后写给你的信，我出生以后写的。
""信里面都在写你。
"她说。
"她很少提到弗朗西斯。
她告诉我弗朗西斯找到理由可以不住在家里，但还和你母亲保持婚姻关系，对此我并不觉得奇怪。
就算她来纽约之前，她也不太提起他。
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可以看出，她并不爱他。
但这也不奇怪。
女人常常会嫁给她们不爱的男人，反之亦然，尽管弗朗西斯爱她，起码开始的时候是的。
"正如我说的那样，她常在信里提到你。
说你长得有多快，说你眼睛的颜色在变化。
你让她很开心。
她几乎每天都写，我觉得不好意思，我是隔一天才回一封。
她有时会跟我打暗号提到库克医生，主要是把你比作他。
这比她写上十页纸说想念他还要让人觉得伤心。
"对她的信我得特别小心，我从不在我的信中提到他。
可她的来信里时不时会提到他的名字。
我一打开她的信，甚至还没读，便会注意到。
我会先扫过每页纸，找到那个名字，弗雷德里克。
这名字那么显眼，好像是用不同颜色的墨水写成的一样。
"她是那种不会被悲伤压倒的人。
这是我为什么一直不相信她是自杀的。
她绝不会那样做，我知道人们说她是自杀的，我从没相信过。
你叔父爱德华写信告诉我，说她意外溺水，我从没想过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我母亲听到些流言。
我听到她和我父亲谈论阿米莉亚。
我跑到客厅里，问他们怎能相信这些事呢，怎么会发生在阿米莉亚身上呢。
我从没相信过。
"我在担心，有一天这些流言会影响到你。
我不想让你去想，你知道……让你为发生的一切感到内疚。
我在担心，你或许会觉得她是因你才死的。
"像她那样爱孩子的人是不会失去生活的勇气的。
她不会认为自己或是所爱的人的命运是场悲剧。
她对以后的生活有自己的计划，就像她跟他说的那样。
她还爱他，她希望他能幸福。
如果他可以没有她也能找到幸福，尽管这种想法一直折磨着她，她也没有显露出来。
"她很开朗。
她没什么缺点，要是有也就是她也会认为别人应和她一样开朗。
她以为弗朗西斯是这样。
我怀疑她决定和他解除婚约的时候，她可能不知道这会对他造成多大伤害，多严重的后果。
当她没有从库克医生那儿听到回音后，她改变了注意。
她还以为弗朗西斯可以忍受抚养一个自己妻子和别人生的孩子。
她觉得他能做到，因为她知道自己能做到。
"我曾想过要给你写信，要告诉你那些流言都不是真的，或者写信给你叔父，让他告诉你我的话。
后来我一想，让一个孩子接到这样的信会多奇怪。
一封信去否认所有的传言，而你可能根本没有听到过那些传言。
我没办法一边让你相信你母亲，同时又不告诉你很多事情。
""小时候我就开始接到奇怪的来信。
"我说，"库克医生写的，他告诉我他是我父亲。
""你叔父叔母知道这些信吗？"我摇摇头。
"我没法想象，库克医生会冒这么大风险给小孩子写信。
如果人们发现她已订婚，他还求她嫁给他--""我母亲的事你说得对。
""我很高兴你这样想，德夫林。
""我也有话要告诉你，莉莉，你可能会大吃一惊。
就像你说的一样，我母亲不是自杀的，她是被人害死的。
"莉莉把手放在脖子上，好像我已告诉她我母亲是被人掐死的一样。
"噢，不，可怜的人儿。
我希望……你知道，德夫林，我常常想是会有人伤害她。
我是说那种环境。
我常常想那不太可能会是意外，她不太可能把马和车放在那儿，走那么远到山下边去。
""弗朗西斯·斯特德杀了她。
"我说道。
莉莉双手捂住脸，只有眼睛露在外边。
她盯着我，好像我是弗朗西斯·斯特德，正在向她坦白罪行。
"你怎么知道的？"她问道。
"弗朗西斯·斯特德告诉了库克医生。
"我说。
"在北格陵兰探险的时候，弗朗西斯说，如果母亲告诉他我父亲是谁，他就放了她。
他说如果她对他撒谎，编一个名字骗他，他就会回来，把我们都杀了。
""哦，我的上帝，怎么会有人干这样的事？哦，我可怜的阿米莉亚，我可怜的朋友。
我曾想过会是别人杀害了她，可我从没怀疑过是弗朗西斯。
一方面是因为他住在布鲁克林，一方面是觉得他无关紧要。
如果他突然出现在圣约翰斯，人们会注意到他，听到她的死讯时会想起看到过他。
哦，我的上帝，我觉得好像才听到她去世的消息似的。
""很抱歉，或许我不该告诉你。
"我说道。
她站起身，绕过桌子，手向我伸来。
我站起身，把她搂在怀里。
我觉得她过来是想让我安慰她，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早从我眼里看出来了，需要安慰的人是我。
从来没人像莉莉这样谈论过我母亲，库克医生都没有，这让我觉得母亲鲜活起来。
我刚刚告诉莉莉我母亲的死，不是库克医生的阿米莉亚，或是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阿米莉亚，甚至都不是莉莉的表亲。
莉莉跟我谈论的方式，让我觉得我记住了她，让她看起来更熟悉，如同我在她描述的女人中认出了我自己，我心里的她终于站在了面前。
我哭了。
莉莉也哭了。
"不要告诉克里丝丁，我想自己告诉她。
"我说道。
克里丝丁回到曼哈顿后，我告诉了她。
我有些担心，我离奇的故事，库克医生给我的信，我母亲的死等等会把她吓跑。
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了她，就像我跟莉莉说的一样。
我提到弗朗西斯·斯特德是死在库克医生手上，库克医生承认自己没到过北极。
我也说皮尔里。
我没有要求她们保守秘密，我知道她们会的。
我已下了决心，我们之间不该再有秘密。
克里丝丁用力抱着我，一边抽泣，一边拥抱，还小声喊着我的名字。
我跟她说了"斯特德家那娃"的事，说了达夫妮叔母。
我告诉她我在信号山的那一夜，我愚蠢地跟达夫妮叔母闹翻了，我觉得她肯定不会再对我有信心，她会和别人一样，认为我是个"斯特德家的男孩"。
我还告诉她，我是怎么离开圣约翰斯，又怎么到纽约见到库克医生的。
我告诉她我在"达科他"的生活，在布鲁克林那座伤心的房子里，那些落满灰尘的家具。
晚上我和库克医生在客厅里交谈。
伊塔。
皮尔里。
华盛顿。
哥本哈根。
库克医生的坦白。
我常常去她们家。
我尽量不去想库克医生。
我们几乎不提他。
有一次，我正和她们吃晚饭的时候，莉莉不断找借口要到楼上去，要让我们单独在一起。
她时不时会上楼几分钟，然后下来，也不说她去干什么去了。
可能是莉莉第五次上楼的时候，克里丝丁挪过椅子，坐在我的身边。
我们的腿挨在一起。
她的手放在膝盖上，看着我。
"你得让我母亲再上几次楼才会向我求婚吗？"她问道。
《纽约的探险家》第44章
亲爱的父亲：
最后，是我给你在写信了。
我要走了，可这封信却不是道别的。
儿子总得离开父亲的家。
我知道，尽管我不会远离，有人也会用这个当借口指责你。
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会说我离开你是因为不再相信你，不再相信我们曾到达过北极。
无论别人说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背弃你。
皮尔里没有到达北极，你是对的，尽管说起来有些荒唐。
就像我说你更有权利指出他在作假一样。
除了你，我不会再和任何人说起北极的事。
我得告诉你，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莉莉和克里丝丁了。
你不必担心她们。
并非是因为皮尔里的缘故我才要替你保守秘密。
我决定不要见皮尔里。
如果我处于你的位置，我可能也会做出自己都无法想象的事情来。
我无权评判你，甚至都无权提出建议。
我能给你的只有爱和谢意。
你给了我生命。
在我们见面之前，在你知道我们会见面之前，在我还没有听说过你的时候，你救了我的命。
再见面的时候，我会有很多很多话要对你说。
这一刻很快就会到来了。
爱您的　　德夫林　　我把信放在他书桌上的第二天，他和库克夫人离开了。
我起床去了书房，想和他道别，想告诉他今天我要走了，他却不在那儿。
客厅的门开着，壁炉是冷的，沙发上也没有人。
我的桌子上有他给我的一封信。
我希望他们还在家。
我去了他们那一半，却只看到空荡荡的房间。
后来我碰到一位佣人，她正在前厅往家具上盖防尘布。
"他们走了。
"看到我后她说。
"没人知道去哪里了，没人知道要走多长时间。
他给你留了一些钱。
"她递给我一个封好的信封，厚厚的。
他们很早便离开了。
他们给每个佣人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装着他们的报酬，让他们离开了。
"他让我不要叫醒你。
"她说。
"他告诉我要等你起来，这样屋子里就不会太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很抱歉，斯特德先生。
"她又盖起一把椅子。
很快，整个房间就像"达科他"一样了。
后来才知道，库克夫妇和两个孩子坐船去了南美，他们用的是"克雷格夫妇"的假名。
《纽约的探险家》第45章
最好是把故事的后记放在结尾之前。
库克医生回到纽约。
几个月后，丹麦科学院在哥本哈根开会，决定重新考虑库克医生到达北极的宣告。
他们的结论是结果"无法证实"。
"皮尔里的也无法证实。
"库克医生对记者说。
他还指出，丹麦人没有收回他们授予他的任何一项荣誉。
他的支持者指出，在"无法证实"和"虚假"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
皮尔里说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说自己获胜了。
曾与库克医生攀登麦金利山的比尔·巴里尔站出来，说库克医生没登上麦金利山，而是用"精明的摄影"造假。
他们认为，库克医生把爬上麦金利山的假照片登在杂志上。
布拉德利领导的库克医生的支持者也反击他们。
虽然有许多事存在争议，美国海军于1911年承认皮尔里曾到达北极。
皮尔里的支持者觉得有必要继续跟库克医生论战。
所有这些年的争论都有完整记录。
可即使你读过所有的资料，也很少能见到我的名字。
离开布希威克街670号以后，我便再也没有接受过采访。
和克里丝丁订婚后，有一阵子记者包围了我们，很快他们就离开了。
如我所料，报上是这样解释我离开库克医生的原因：我觉得库克在撒谎，我被"蒙骗"了。
跟两位爱斯基摩人一样，我不知道库克医生到底带我们去了哪里。
丹麦人宣布他的话"无法证实"之后不久，有一天晚上，我想去库克医生的新居看望他。
门房进去传话，库克夫人出来告诉我，她丈夫不想再见到我。
"永远不见。
"说完便关上了门。
我肯定，迟早我们总会见面。
在此之前，我该给他写信，或许我们该相互通信。
住的距离只有两英里远，却只能靠通信联系。
过条河，信就到了。
我给他的信却没有回复，我们连偶尔也没碰到。
从南美回来的几年后，他永远离开了布鲁克林。
我给他写了上百封信，他从没回复过。
好像现在是我在跟他进行单向的交流，他曾这样把我从纽芬兰吸引到纽约，到了他身边。
我给他写信，我想他一定会读。
我告诉他身边最近发生的事。
我把自己的生活状况告诉他，原本我的生活中应该有他。
我想象他会像没有访客的囚犯一般期待我的信。
我写信想说我原谅了他，可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我的谅解，他从不接受。
他离开纽约到西部寻找石油的时候，我还在给他写信。
我想他在1920年皮尔里死后可能会给我回信，但却没有。
在缅因州海边老鹰岛上，皮尔里度过了他最后的时光。
他为证明自己到达北极已经垮掉了。
有人说，知道自己不久人世，他卧在铺着麝牛皮的长椅上，静静地看着海湾，一躺便是好几天。
要不是皮尔里死后不久库克遭受的厄运，我可能会一直因他能读到我的信而感到满足。
库克被控在怀俄明进行石油欺诈判入狱14年，成了堪萨斯里温沃斯监狱的囚犯。
北极的争论还没完结，很多人认为，库克医生是恶意，或者起码是过度嫉妒的牺牲品，皮尔里的支持者参与陷害了他。
这时是1923年，库克夫人宣布和他离婚，他也没有再娶。
我无法忍受他独自在里温沃斯，便去监狱看他。
那儿的人告诉我，听到访客的名字是斯特德，他摇了摇头。
我回到纽约，在信中乞求他回复我。
我告诉他，我非常担心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心理状况。
他既没回信，也没退回我的信。
我觉得没法再承受，便写信给里温沃斯监狱，让他们问问库克医生是否看到了我的信，是否希望我继续给他写信。
我期待狱方的回音。
六个星期后，我又给他们写了信。
这时，我收到一个有我名字和地址的信封，是铅笔写的，左上角明显是空白。
信封里只有一张纸，一张白纸上的中间用铅笔写了一个字：是。
这是库克医生给我写的唯一一封保留下来的信。
我把它钉在书桌前。
字迹泛黄而模糊，旁人无法理解。
1940年8月，库克医生去世后不久，我从他女儿海伦那里收到一封信。
信里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他要感谢我"长久以来一直忠实地给他写信"。
很明显，她觉得他一直在给我回信。
他把我的信都攒了起来，现在信在她那儿。
她说所有的信都在，她说希望有一天我能告诉她那些"模糊而隐晦的人名和事情"。
她依然相信他曾到达过北极，她也以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说过再也不会在公开场合谈论探险的事，她说她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希望我作为她父亲共同探险的伙伴，作为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人，我能和她一起证明她父亲的话。
她为此行动了数年，她希望这项行动能够"从或许已经听说的最新进展中获得新的活力"。
我听说了。
"名声受损的探险家死前被总统赦免"，《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这样写道。
收到海伦的信前我便看到了这篇报道，我第一个反应是总统原谅库克谎称自己到达了北极。
有一阵子，我都不记得库克医生只跟我说过这件事。
报道是说，总统赦免了他的石油欺诈案，那时大家都认为这个案子公平。
报道很简短，没提到我的名字，但说库克医生策划了探险史上最无耻的谎言。
报道说尽管这个谎言很快便被人揭穿，却阻碍了真正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尔里指挥官获得他赢得的荣誉。
其他报纸则说，到达北极是"仍未解决"或"永远无法解决"的事。
只有《纽约先驱报》还依然坚定，他们认为我和库克医生是第一个到达北极的，他们还严厉指责皮尔里和他的北极俱乐部长期以来破坏库克医生名誉的行径。
给海伦的信中，我祝她好运。
为证明自己父亲曾到达北极，她一直在努力。
我说由于个人原因，希望保持沉默。
她给我寄回了没有拆开的两封信，是我写给库克医生的最后两封，他已经没能看到了。
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收到过她的信。
关于我母亲，库克医生曾说过："她的死法让她生活中的一切都了结了。"事实并非如此。
生活没有因为她的死而结束--随后而来的时光中，没有一刻不是如此。
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我既没理由，也没办法在结尾到来的几年前结束这个故事。
我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得写出结尾。
那天，不知为何，我的房主（库克医生）和他的孩子们用假名离开了布鲁克林。
当天晚些时候，我走到第一次库克医生招呼我进他家的那扇门旁，一扇自那时起我就没走过的门。
第一次，我走下十年前我上过的台阶，我感到从大门打开的那一天，从我进屋后就从没离开过这扇门。
我看着布希威克街街道的另一边。
我曾在那里等候。
1901年8月的大热天，没什么地方可为我遮凉，只有一顶帽子。
到曼哈顿我还穿着家乡的衣服，那里要比这儿凉得多。
看到自己的样子，我没有感到奇怪。
一个担惊受怕的男孩，担心自己的未来，显眼地站在那里，两手还抱着一个医生用的小提箱。
提箱上有弗朗西斯·斯特德的字母缩写。
把一卷卷的信放到客厅壁炉里烧掉后，我把箱子也扔到了那儿。
我穿着衣服在客厅里睡了一夜。
我很奇怪，自己竟能睡得着，竟会一夜无梦。
我决定离开房子以后，到曼哈顿走走。
我从默特尔大道走到布鲁克林桥，走在高架铁道的阴影里，走在光与影当中。
我走到默特尔大道和威洛比街的交汇处，有库克医生像的凯旋门已经拆掉，木制的绞手架还在，好像要马上修复一样。
街上陌生的路人会对我招手，会对我说"早上好，斯特德先生"。
还让我替他们向库克医生问好。
穿过盘旋的木楼梯，我走到接待室。
楼梯上有很多友善的陌生人会指着我。
有些人注意到了这儿的躁动，他们偷偷看我，好像已经认出我来，却不记得我为何会这么有名。
桥两边的人行道上有很多观光者，有些是第一次到纽约，有些是第一次到桥上的纽约人。
经过隔音处理，下面车辆通过的噪声已经不大，有高架铁路、汽车和马蹄的声音。
我想起第一天乘高架铁路从布鲁克林到曼哈顿的情形。
到桥顶时，两边乘客都把窗户打开，一股新鲜的风灌进车厢。
那时，我也像现在一样闻到了大海的气息。
很快，风大起来，什么都听不见了。
两位年轻女子张开嘴无声地笑着，她们亲密地靠在一起，空出的手抓着帽子。
我母亲第一次到纽约乘船顺河而上的时候，大桥还没合龙。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运河桥，挺起双臂，让船从中穿过。
我想到斯巴布角，那儿的风好像要把屋檐如地毯般卷起，风会把草地也卷起，最后在我们和风暴间剩下的只有残垣断壁。
河床下面，一趟城际火车正从两个街区间穿过，如同刚到曼哈顿的第一个早上我从报上看到的一样。
报上说晴朗的日子里，火车从河底下穿过时，会在上面的道路上产生共振，这样你不仅能看到火车从一端驶向另一端，还能感到它的形状，就像它在河面上还拖着影子一样。
我曾觉得，报纸预测得夸张和天真，但其实却总是缺乏远见，过于保守。
到1909年，8年前没人梦想过的东西现在都出现了。
走到步行道的高处，我停下脚步，看着河面。
我想探险的事。
尽管有谎言，但很多部分并没有受影响，绝大部分都没有。
我知道我再也不会看到，再也不会那么做了。
我曾在小屋里等待高烧退去。
我躺在那儿，痛苦地躺在睡袋里，为自己的病痛不会再恶化而狂喜，也为能多恢复一会儿而惬意。
我从没到达北极，但我曾在永远不会静止的极地洋面上漫步。
我比那些冬天的冰山走得更北，比那些每年春天漂过纽芬兰的冰山还靠北。
我曾以生命冒险。
极地洋面上曾有过一些时候，我敢肯定库克医生也不记得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了，忘记了这是一个骗局。
我们看到冰山分裂。
冰山的壳慢慢显露，一条嶙峋的海沟，绿色海水上的幻影。
我知道库克医生会回到布鲁克林。
这次的不知去向只是另一段将要消失的故事开端--另一个他会重新开始的故事，他会在没人知道他的地方获得新生。
没有这样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有的话，他会待在那儿吗？他会回来，会住在布鲁克林一所看得到曼哈顿的房子里。
或许从现在开始，曼哈顿会让他想起我。
我决定要住在这里，要住在我父母相遇的地方，要住在孕育了我的地方。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坚持说，我们永远不要再见面了。
我将永远不在公众面前谈起探险的事。
但我也不会从皮尔里和他的俱乐部成员面前逃走。
我既不会帮他们，也不会阻碍他们。
如果他们跟踪我，如果他们来找我，如果他们坚持让我再去见皮尔里或是其他什么人，那就随他们去了。
我知道真相。
他们很快会发现，纠缠我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可以去上大学。
我有足够的冒险经历，名声也可以很容易让我找份工作。
我能预见报上会登出，或橱窗里会提到，某家公司里的年轻人曾是库克医生的探险伙伴，曾参与库克医生饱受争议的北极探险，也曾在若干年前救过他的敌人和竞争对手罗伯特·皮尔里。
我是在库克医生这里结束探险生涯的，我也不愿谈起自己的探险历程，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人们愿意这样看我，我可以成为"神秘的斯特德先生"。
我可以证明，尽管这一切不会彻底忘记，但却会逐渐淡忘。
我可以努力成为德夫林·斯特德，某个曾经跟"库克和皮尔里的争议"有关的人。
起码这是我的希望。
好像我并没有选择。
无论我去何处，种种讨论总会跟着我。
可是现在，可是今天，我没什么计划。
我会在纽约东区闲逛，碰见的会是从没听说过我的人。
他们没报纸，只从远处看过曼哈顿。
他们没走过曼哈顿桥，永远也不会。
我应该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我跟克里丝丁的生活。
或许我该去哈得逊码头，在那儿看移民乘坐的渡轮从埃利斯岛开来。
或许我该乘上高架火车到最南边，去看看还有没有简陋城镇的痕迹。
我母亲的故事大都发生在这里。
我知道，她生命中三个星期里发生的故事比她一生的都多。
她在这里只有幸福。
莉莉记得我母亲。
在他的头两封信里，库克医生也记得我母亲。
《纽约的探险家》第47章
我说过要回去见达夫妮叔母，我做到了。
莉莉和克里丝丁和我一起去的。
我想让莉莉和我们一起回去。
她30年前曾参加我母亲的婚礼，到过圣约翰斯。
我想让克里丝丁看很多东西，特别想让她从信号山看大海。
船沿海岸行驶，总能看到陆地。
在波士顿和哈利法克斯停泊后，便一直向东北方驶去，到了库克医生说起过的"真正的大海"。
克里丝丁到过美国很多大港，也曾坐火车横穿大陆到过旧金山。
可她从没远离过大陆。
陆地早已不在视线里，她还在眺望，脸上挂着又惊又喜的表情，是我曾在无数个第一次被大海包围的人脸上看到过。
我心里突然涌起一阵对她的爱意。
没什么比大海更能让你看清，生活的真正敌人不是死亡，而是孤独。
我搂住她的腰，把她拉近。
她把头靠在我胸前，因为有雾，她的头发有些湿。
雾很小，既看不见，也无法在空气中感受到。
我母亲曾乘坐这样一艘船从纽约回到圣约翰斯。
她一定在想，她的生活刚刚开始。
她可能还不知道，她已经怀上了我。
看起来多奇怪啊，我会跟她一起回家。
她一个人去的曼哈顿，却带着我回到了纽芬兰。
远处看上去是风暴欲起的乌云，其实是纽芬兰东南沿海的土地。
"就在那儿。
"我说。
克里丝丁和莉莉疑惑地看着，似乎远处并没什么东西看起来像陆地。
莉莉笑了起来，她们几乎同时指向那里。
船靠近峡湾时，我们三个站在前甲板的栏杆旁。
"信号山。
"我边说边指着右前方。
我离开时开始建的石塔已经竣工，旁边的碉堡显得矮小了许多，上面飘扬着许多旗帜，其中有的正指向我们即将停靠的城市。
克里丝丁和莉莉抬头看了一会儿，很快像我一样低下了头，看着悬崖下面海浪拍打的礁石。
我猜她们是在找，弗朗西斯是从哪儿把我母亲扔下海里去的。
可从这个角度看，悬崖的一面是平的。
天上无云，峡湾外边的海水是深蓝色的，与记忆中天气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里一样。
海岸一侧的小山在阴影下，不像是弗朗西斯·斯特德曾犯罪的地方。
我们离海岸很远，听不到海浪的声音，听不到海水冲上岩石又退去的声音。
那声音曾让我觉得山是空的，如同一个大贝壳，里面有许多灌满海水的河流。
海鸥沉默地聚集在山顶，盼着船上挥手的人们会丢下一些食物。
我估计离最后一块冰漂走已经有一个月了。
靠岸的时候，我在达夫妮叔母看到我之前而先看到了她。
她被等候接船的人群簇拥着，却是孤独一人。
她正寻找着轮船的栏杆，因为我在上面。
她的眼光曾扫过我几次，但没有丝毫停顿。
我摘下帽子挥舞着，大叫起她的名字，她却没有认出我。
我现在知道，自从她最后一次看到我以来，我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她也变了，但不全是年龄，还有多年来等待的关系。
我到北边探险的时候，还有很多我去向不明的时候，她都不敢肯定我是不是还活着。
我刚在伊塔碰到皮尔里后，她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圣约翰斯的人谈起我来，好像我唯一的缺点只是有些羞怯。
我不清楚是否人们也会对她另眼相待，或者这十年来，她还是被人当成是有个古怪侄子的古怪婶婶。
人们会说我古怪，也会说她是她丈夫的祸根，说两个斯特德医生都让他们的妻子给整垮了。
她的目光里充满关切与焦虑。
尽管我曾发电报给她，告诉她我们要回来，她却还在忧虑，担心会有不幸发生，担心见不到我们了。
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岸上很多人在喊我的名字，都想见我。
写着"报社"的牌子从帽子之间突显出来。
摄影师给我拍照，码头上有相机的灯光和烟雾。
一切和我想象的回家一样，甚至都有点难以置信了。
到处都是旗子和横幅，到处都在宣扬我的成就，家乡的人们唱着我的名字。
我听到他们在喊"我们相信你，德夫林"。
一下子我都没想起来，他们是为我到达北极而在此迎接我。
好像全城的人一致承认，他们曾错误地对待了我，现在，他们要为称呼我"斯特德家的男孩"一事做出补偿。
我有点想承认，有点想接受他们的庆贺，如同自己应该得到这样的荣誉一般，就像库克医生回到布鲁克林时那样。
我毫不怀疑，如果在这儿不愿对探险的事发表评论，肯定会被人认为是过于固执。
人们或许会认为，通过这样一种支持，我会改变主意。
他们希望我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好让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人在去北极的竞赛中获胜了。
回到这些人当中，回到这些认为弗朗西斯·斯特德永远都是我父亲的人当中是多么奇怪啊。
在这儿，他的自杀永远是个谜。
这些人同样认为，我母亲是为我父亲的离去伤心过度，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达夫妮转过身，问旁边的一个男人，那人立刻指了指我。
目光相遇的一瞬间，她用手捂住了嘴，好像不愿让我看出来，我的外表变得让她有多震惊。
我肯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
从她脸上我看出来，尽管我曾离她而去，尽管我曾愚蠢地认为她会怀疑我，她还是一直爱着我，即便我不在她身边，爱也未曾因之丝毫减少。
她看见了我。
她放下手，微笑着向我送起飞吻来。
舷梯刚放到位，她便挤过来。
莉莉和克里丝丁跟在我身后。
在码头上，我见到了她，泪水在她脸上自由地流淌。
她从我眼里仿佛看出了歉意，她微微摇摇头。
我们拥抱，又分开，又抱到一起，一句话都没说。
最后，她才叫出我的名字。
我把她介绍给莉莉和克里丝丁。
我们都哭了。
"德夫林非常想念你。
"克里丝丁说道，"从我们见面的那时，他就总提到你。
""你好，亲爱的。
"莉莉说道，她和达夫妮叔母挽起了胳膊。
爱德华叔父没有同意离婚。
她离开他，给几个孩子做起了家教，有几个家长需要她的帮助。
从那时起，他们分居好几年了。
爱德华叔父说她"丢人现眼"，不断想给她多一点钱，想让她永远离开纽芬兰。
"你可以跟我们到纽约，达夫妮。
"晚上吃饭的时候，莉莉说。
"我们会很开心的。
"达夫妮看着我们三个，似乎不能相信，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痛苦之后还会有幸福。
"到纽约生活对我来说会是个很大的变化。
"她说，"可如果你们真想让我去，我会跟你们走的。
"但她不会从爱德华叔父那儿拿一分钱。
我在圣约翰斯的一周得躲着记者，或者干脆对他们视而不见。
他们总跟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布拉德利那次航行的独家报道。
有些人甚至说，只要愿意对"你是否到达北极？"说"是"或"不"，他们就能付钱给我。
我常在街上被人认出。
我敢肯定，北极的争论和我不表态的行为肯定会让人们好奇。
他们会觉得，我没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改变过来，可他们还是会和我握手，祝贺我是第一个驻足北极的人。
对于这些，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点头致意，微微笑笑。
我们在我母亲的坟上献上鲜花，请人一个月去换一次，请人照看好她的坟墓。
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再看到了。
我们驾着达夫妮的马车上了信号山。
这车我母亲曾驾过。
那天，弗朗西斯·斯特德步行上山，她却死了。
我想让克里丝丁看到一切，看大海，看我曾被逼过夜的碉堡，看我在树林里读库克医生第一封来信的地方。
驶过德文街时，我想顺便去看看爱德华叔父。
他肯定知道我回到圣约翰斯了。
我希望能在他早上下楼梯的时候给他一个意外。
"你好，爱德华叔父。
"我想象自己说话的样子，仿佛正从膝盖上摆的一本书上抬起头来。
走过他的房子和诊所，我向窗口望去，那是我曾经读信、抄信的地方，他那时会等我，还是没人住、没有灯的诊所。
爱德华叔父的房子亮着灯，我却看不见他。
山顶上面朝大海停着几辆车，其中一辆是带折叠篷的汽车。
虽然刮着风，车里的人却都被景色迷住了。
我想起小时候曾和达夫妮叔母来过这里。
我给克里丝丁指着方向，告诉她纽约、伦敦、拉布拉多和格陵兰会在哪儿。
我在说话，她摘下帽子放在座位后面。
她取下发卡，长发披散，让风吹得飘了起来。
我还没来得及帮她，她便从车上跳下来，拉起裙子向通往海边的小路跑去。
我坐着看她，觉得她只是想看得更清楚一点。
她却没停步，一直沿小路跑了下去，我看不见她了。
等我从车上下来跑到小路上，她已经下到了山腰。
"克里丝丁！"我边喊边要靠近她。
山坡陡峭，我下得也不比她快，也没法接近她。
我想我可以到下一个上坡处赶上她，她却跑到了另一头。
等我到了的时候，又看不见她了。
"小心山埂！"我喊道。
跑到第二座小山顶时，我看到她站在那里四下张望，似乎不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跑，已经没路了。
很快她又跑起来，消失在最后的山脊后面。
"克里丝丁！"我大喊着，我不知道等我跑到后，她是否又不见了。
我看见她就站在我的正下方，看到了她的头顶，她的肩膀。
她背靠悬崖，胸脯一起一伏。
她想缓口气。
我爬了下去，站在她身边。
我还喘气的时候，她的呼吸平静了下来。
"这就是那山埂了？"她问道。
我点点头。
"我知道你会到这儿来。
"她说。
"我想知道你不会一个人到这儿来。
要是不到这儿再来一次，你就没法回纽约。
白天可以看到原来看不到的情况。
"我还没想过要抽时间到这儿来，还没真正想过，但我知道她没错。
我或许会自己到这儿来，或许永远都不告诉她。
我母亲和弗朗西斯·斯特德在此争执是一年当中更晚些时候的事。
山埂上长满翠绿而滑溜溜的青草，缓缓延伸向下。
下面海浪起伏，每次涨潮都会向上多漫一些。
曾发生过的事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过去1000年如此，下个千年还将如此。
刚才的山坡追逐像是另一种弗朗西斯·斯特德的故事。
克里丝丁在我之前跑下山坡，从我身边跑开，我喊她的名字。
那时，他肯定也在喊我母亲的名字。
我曾想听到"阿米莉亚"这个名字，想看我母亲被她丈夫追逐，从通向海边的小路上跑过。
"要涨潮了。
"我说。
"离海岸这么近。
"克里丝丁说，好像在我们和海水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裂缝。
我们离海水约10英尺高，似乎再过一秒，若有个不规则的浪头打来，我们便会被海水打到。
我看着远处的海浪，想要找出点迹象来。
海水的泡沫挂在山埂上，随着水波涌起，风卷着水花向我们直直吹来，轻轻地打在衣服和脸上。
我尝到了海水的咸味，这总让我觉得惊奇。
我很难相信，看上去这样的海水竟会如此潮湿与冰冷。
就在这样把我的衣裳打湿的海水里，就在味道还留在我嘴中的海水里，我母亲淹死了，死因却不为人所知。
他的犯罪动机也如她的死一样不为人所知。
我脸上海水流淌，我哭了。
克里丝丁小心跪下去，趴在地上，头刚伸出山埂。
她的手轻拍岩石，我也躺在了她的右边。
我们看着大海，感觉像是山埂在上下起伏。
每次海水涨起，我都觉得我们会被淹没了。
涌起的黑色波涛撞在岩石上，变成白色，像喷涌的泉水般溅到我们脸上。
水很凉，让人透不过气。
克里丝丁的头发一缕缕地垂下，还滴着水。
海水从她前额、鼻子、下巴滴下来，我也一样。
她解开左手的袖子，把衣服卷上去。
她把指尖伸到水里，然后是整只手。
她呼吸急促起来，我赶忙去拉她的手，她却把我推开了。
"上帝，我从不知道海水会这么凉。
"她说。
她把手又放低了些，随着海水涌起，胳膊肘也放到了水里。
她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突然把胳膊抽了回来，好像一秒也没法忍受了，又好像她整个身体要浮起来呼吸空气。
她站起身，左手扶着胳膊，仿佛断掉一样。
"我们的年龄比她那时大。
"她说。
我吻了她。
她的嘴唇和我的一样，也在发抖。
我们嘴里是海水的咸味。
"我们会活得很久，德夫林。
"她说道，"我们永远不会分离。
"克里丝丁从脖子上摘下来一个小金盒，样子像贝壳做成的打开的书，是我送给她的礼物，里面装的是一张我们的合影相片。
现在它里边装了些别的东西。
"我们一起抓住它。
"她说。
我们一人抓住链子的一边，慢慢向海面放下去。
开始，小盒子还摇摆着。
"等浪退下去。
"她说。
我们又被海水包围了，能看到的只是白花花一片。
我的头疼起来，好像上面贴了块冰。
白色的浪花渐渐退去，海水又变成了黑色。
"现在。
"克里丝丁说道。
我们放开手，小盒子掉落下去，链子伸展着，似乎还有人抓着一样。
小盒子先掉在水里，然后链子也一节节地掉了进去。
我们看它掉进海里，看着它金色的光一点点消失在水中。
开始我们还能看到它在海底，可一下子，它便消失了，不知道还会掉到哪里。
小盒子里，紧紧叠在一起的是库克医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是我在他离开的那天早上，从他的书桌上找到的。
我最亲爱的德夫林：我一直在想你母亲的信。
"你只用说是或不……"我的选择是"不"，但我没勇气说出口。
我想这比什么都不说要强点。
"如果我收不到你的回音，我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我过去常想，这是她给我的第三种选择。
她知道无论她说不说，我都会这么做。
我曾经把她的信当做"提前的宽恕"。
但我错了。
如果她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她不会告诉我孩子的事。
她会告诉我她改变主意了，她会选择她的未婚夫而不是我。
我觉得她更担心的是听不到我的回音，而不是我对她说"不"。
我觉得她提到第三种选择是为了提醒我不要那么做，因为她已经预见到那会对我有怎样的效果。
或许，我没有给她回信时，她会很后悔给我这样一个选择，这样一个我无法做出的选择，更别提一生如此了。
我也有疑惑。
你母亲并不相信，但我却慢慢相信，命运总是不幸。
她会觉得我会选"是"，这样就可以像她想的一样，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分离，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我或许曾救过你的命，但也不全是为你我才杀了弗朗西斯·斯特德。
我从雪地向他走去的时候，我脑子里有无法忍受的想法。
我跟她的重逢，她与斯特德的婚姻，他对她的抛弃，她与他在山埂上的搏斗，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当她知道自己没有希望，只有死路一条的时候--她如果无法承受这一切呢？如果有那么一刻，她觉得自己被抛弃了，她受到绝望的吸引，吸引甚至大过她抵抗的愿望呢？像她那样天性的人，会转变得那么彻底，甚至连过去的痕迹都不曾留下吗？我曾说过，她死的方式让她的生命没有了遗憾，可我在杀弗朗西斯·斯特德的那晚，我却不相信这个。
还有很多时候我也不相信这个。
我觉得我们最好以后不要再见面了，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封信。
就算我能学你的样子，能从皮尔里和探险的事中抽出身来，你最好也不要和我有联系了。
我不愿让你作为我的伙伴而蒙受耻辱。
可无论如何，我无法从皮尔里和北极的事中抽身出去。
我跟皮尔里开始的戏必须演到最后，但不能以你的幸福为代价。
我担心如果我们还在一起的话，你会向坏的方面转变，而且没法弥补。
你应该得到幸福。
你继承了我的血脉，但不是我的历史。
我知道无论从天性还是环境来说，我都不是个幸福的人。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
在你身上，有一半你母亲的血，还有一半你母亲曾经爱过的人的血。
看上去很难相信我竟是如此的一个人，可我必须是。
从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脸，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0年。
我没有她的照片，我只有她简短的一封信，一张泛黄的纸片。
自从给你看过之后，我自己便再没读过，因为我担心，如果再把它打开，它或许会碎掉。
当然，我已经熟记在心。
有时候，整封信会像儿时学的圣歌一样从我的头脑里过一遍。
信里的句子、短语会在我每天的思绪里出现，支离破碎地反复出现，像标点符号一样。
"你不该害怕我。
"有时我醒来的时候，她好像刚刚跟我说完这些话，好像我是在睡梦中听到这些话，而最后一个字在我醒来后似乎还在空气中回荡。
"我。
"有几秒钟，我会觉得她就在屋子里，她刚问了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字是我。
"你爱不爱我？"如果她还活着，或许我在街上碰到她都不会认出她。
弗朗西斯·斯特德怕她变成谁？我的阿米莉亚，现在会是50岁了，她看上去怎么样？我只跟她相处了三个星期。
负罪、内疚、羞耻这些感觉对我的影响，都不如悲伤来得深。
我们见面的前一天，我看到你从船上下来。
尽管你叔叔没有给我寄过一张照片，我也知道那就是你。
我跟你回到旅馆，几个小时后把字条塞到了你的门下面。
我不在曼哈顿见你是对的，因为在那儿我遇到了你母亲。
第二天，我从楼上的窗户那儿看着你，你在炎热的天气里在布希威克街街的另一边等着。
我该叫你进来，可还有些佣人没有离开。
你站在那儿，马上就要进入我的生活，就像是我从信里变出来的人一样。
第一次的时候看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直直地盯着前面，身上穿着不合时令的厚衣服。
过了几秒钟，你摘了帽子，你就在那儿了。
我看到你的头发，你的脸，你还在用手帕擦着汗。
"我的儿子。
"我说道，好像在这前一天我曾看到的年轻人，还有我刚才看到的年轻人，我是刚刚认出来一样。
我看到你的时候，你成了我的儿子，立刻从一个陌生人变成了一个亲人。
现在看来，好像我一直都知道你一样。
那种陌生的感觉早已荡然无存。
"德夫林。
"我说道。
好像我用你的名字唤醒了你。
你看看表，放回口袋，然后从街对面走来。
"我的儿子。
"我又叫了一声。
你从窗下走近的时候，我急急地下了楼梯去迎接你。
我从没告诉过你我和你母亲的最后一刻。
从旅馆分头出来以后，我们在街上约好的地方又见了面，那是一家茶馆。
我们坐在那里聊天，希望那个下午没有尽头。
我们离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我得坐轮渡回布鲁克林，她也早过了到莉莉家的时间，得马上找去北边的马车。
她说希望那座桥已经完工，她就可以和我一起走到桥的最高处，然后再回来。
我告诉她，几年以后，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带着孩子一起走过大桥。
她抓住了一个愚蠢的时机，在正亮灯的人行道上，她吻了我的嘴唇。
我常常在想，她最后一眼看到的我是什么样子。
她在车里，我步行到河那边去。
风从河面吹来，在建筑物间穿过。
我的手扶着帽子，怕被风吹走。
我们还年轻，我们没有担心，还会再见。
记住，德夫林。
曾和我们一同生活过的人们那儿，他们的语言里没有再见。
爱你的父亲
于布鲁克林
1909年10月26日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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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韦恩·牛顿

名字：韦恩·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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