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全文阅读 作者：成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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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独家) 作者：成思行
风云艾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
第一节“方法论”：成名的根基
“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艾丰
“经济哲学家”的由来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第二节开经济述评先河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艾丰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
“北京向何处去”
北京缺水问题述评
多侧面报道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第三节中国质量万里行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薄一波
采访###
震动了全国
行进中的总结
第四节从“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阐述“农业产业化”
小城镇和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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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艾丰：登高疾呼为富人？
第一节指点中国富人前途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网民孟波
痛析“两恨文化”
网民诘责
再论“贫富差距”
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艾丰的父亲
童年漂泊
“争”房子
保姆问题
三辆车
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艾丰
高考露峥嵘
40岁考研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
特立独行，“傻事”频仍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艾丰家训
毕业论文风波
辞官不就
吃亏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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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人物多争议
“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艾丰
夏任凡浮沉
尚未结束的争议
何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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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官”艾丰：走向总编辑的历程
第一节锤炼“权术”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陈毅
陈毅的报告
“反革命”
用人有方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执政风格”
花絮 凌志军
开拓与争议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王进喜
十年不得提拔
差点“栽”进长城案
总书记的赞许
丁关根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总编成败任评说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艾丰
自比雍正
大手笔抓报道
版面革新
“放下纸和笔”
鼓掌问题
简政放权
离职演说
“教父”艾丰：名牌战略理论先驱
第一节勇任开路先锋
“如果你们回去，有人问你们，开什么会去了？你们就回答，我们到北京开‘入党’的会去了。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名牌企业是企业先锋队。”——艾丰
名牌宣言
名牌事业男儿泪
不要叫我“中国名牌之父”
名牌理论奠基人
“当初拍电视片的时候，我们还不行，没想到，过了这些年，还真把品牌做起来了。”——柳传志
理论指南
名牌三度和“四民主义”
品牌价值评价
品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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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者谓我心忧
“###同志，我们都很佩服您，把您当成民族英雄。在和美国人谈判的时候，我们认为您是代表民族经济的利益去和美国人较量的，您的背后是中国民族经济。”——艾丰
忧国深重
为“民族经济”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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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培委”主任
“立民族志气，创世界名牌。”——###
向世界名牌进军
“搞品牌的品牌”
再论“高、大、名”
名牌多支点
“自主创新”与“自主品牌”
策划艾丰：企业界王者之友
第一节为一个阶层鼓与呼
“企业家阶层是中国几千年都没有出现过的阶层。企业家阶层形成之日，就是改革开放成功之时。”——艾丰
“三手”定位
鄂尔多斯的新闻
长虹的诤友
青岛啤酒“遵义会议”
张裕赋
惺惺相惜张瑞敏
为陈世增作《人生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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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川南郎酒
“我不唱赞歌，只是把你的改制作为一种探索进行研究，改制以后能不能成功，还不知道。”——艾丰
辣手打“假郎”
“郎助郎，上学堂”
“风雨洗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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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界推为领军
“登小山，飘飘然；登大山，茫茫然；登深山，惶惶然。”——艾丰
进入策划界
把脉策划业
“老兵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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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惟诚
记者和创造性这两个概念好像历来不容易联系在一起。记者是新闻工作者，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记者的任务只是记录、反映，事实才是第一性的。记者即使有生花妙笔，也只能是记录和反映别人的创造。
可是，读了艾丰的评传，你不能不承认，记者的生涯中也可以有创造，也可以充满着创造，甚至于记者的生涯也可以成为创造性的生涯。
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艾丰赶上了一个好时代，这是伟大的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时代，是新事物层出不穷、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不断发生着深刻变革的时代，是充满着汗水碰撞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有多少新事物需要发现，需要推广，需要鼓吹，需要跟踪，需要扶持。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思维、情感、思想方式，人们的相互关系，人们的生存方式，社会各个层次大大小小的机制，无不发生着或者巨大或者细微而深刻的变化。现实和需要，加上相对宽松的环境，呼唤着新闻工作者的创新，也为新闻工作者的创新提供了良好的舞台。
但是，要成功，还需要新闻工作者自身的努力。
艾丰是努力的。
他勤奋，勤于面向实际。他始终在到处跑，特别是跑基层，一处跑了又跑另一处，找这个人谈了又找那个人谈。他就不是一个只会发表现成新闻稿的记者。实际，实际中的人，这才是创造的源泉。眼睛盯着这个源泉，创造的活力就取之不尽了。
他勤奋，勤于思考。他比较善于把不同的事物联系起来思考，比较善于把事物在不同阶段的表现联系起来思考，比较善于把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的情况、感受和愿望联系起来思考。正是在这种联系之中，事物就活起来了，矛盾、症结就突显出来了，新的视角、新的主题、新的概念和观念就冒出来了。他写的新闻，或者说他组织的报道，就新了，就有了厚重的历史感。人们常说，新闻是活的历史。事实上，只有不断创新的新闻，与历史同行的新闻，才真正是活的历史。
艾丰给人的印象之一是比较胆大。要说新话、做新事，没有一点胆量是不行的。胆来源于识。对实际有真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认识有相当的把握，才会有相当的胆量。胆更来源于责任感。想到人民的需要、企业的需要、国家民族发展的需要，而某些问题又是当前条件下经过努力可以解决的，犹豫和顾虑就比较少了，决心就比较好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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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1)
以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来组织社会活动，是艾丰创新生涯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当然不是艾丰同志的发明。但是，自觉地做，把组织社会活动放到新闻工作部门的重要位置上来做，倾注心力来做，做得如此有声有色，在社会上产生持久而巨大的影响，艾丰创新之功不可没。这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新局面，其中值得探讨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甚多。希望有识者能继续有所推进。
我和艾丰同志相识多年，但过去却甚少长谈的机会。读了他的评传，收获良多，写下这一点感想，也算是一次交流，就正于艾丰同志和本书的读者。
2007年3月
范敬宜
“想总理想的事情”，这是艾丰传记原拟使用的书名。一瞧这书名，准有人会吓一跳：谁这么狂妄？
不用调查研究，准是艾丰！只有艾丰才有这样的胆气，敢于把自己的“名言”堂而皇之、惊世骇俗地同意用做自己传记的书名。
“想总理想的事情”，敢于这样“夫子自道”，而且能够真正这样去实践的，可能只有艾丰。这正是艾丰的可贵之处、可爱之处。
我和艾丰从相识到共事到相知，已有二十多年，可以说是深知其人。他的最大特点是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狂妄”。不过需要修正的是：他狂而不妄。
所谓“想总理想的事情”，我的理解无非是：作为一个有出息、有作为的新闻工作者，第一，应当站得高，看得远，胸怀大局，情系苍生，心中时刻装着960万平方公里和13亿人口这两个大数字，并把它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第二，应当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在观察和研究国情、社情、民情，研究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措施在人民群众中具体化的过程。第三，善于利用自己的职业特点，经常去发现、体察和研究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向决策部门提供带有全局性、前瞻性、预见性的信息和建议。这些，都是记者的天职，实在算不上是“狂妄”。
从本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艾丰确是按照这样的抱负和思路去当记者的。在工作中，他经常强调的是：大思路、大眼光、大手笔，经常写出的也是可以引起高层重视、中层关注、基层爱读，甚至能够起到影响决策作用的“大文章”。这些“大”，不是吹出来的，而是他始终把精力用在潜心研究理论、研究大局、研究实际的成果，也是他“厚积薄发”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我亲历的故事。1995年8月23日，下午两点多钟，我突然接到###领导同志的电话，传达###总书记指示，要《人民日报》写一篇关于企业改革方向的评论员文章，必须次日见报。那天正是星期日，这样十万火急的重要任务谁来完成？我想到了艾丰。于是立刻驱车赶到报社，找到艾丰已经三点多钟，我蛮不讲理地“指令”他五点以前必须交稿。艾丰从容地接受了任务，我就坐在办公室里等着，心里暗想这真有点“温酒斩华雄”的味道。果然，五点刚过，艾丰就把洋洋两千多字的《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交卷了。前后不到两小时，真可谓“倚马可待”。
事有凑巧，这篇评论员文章在次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后，当天晚上###总书记设宴招待新加坡客人吴作栋，席间客人问到中国企业改革问题，###同志说：你可以看一下今天《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它比较全面地回答了你想了解的问题。此事一时传为美谈。
事后，我在《总编辑手记》里写了一篇题为《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的评报意见，其中说到：“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这样的事例，在艾丰决非个案。如果他不是经常想着“总理想的事情”，纵然有生花妙笔，也决不可能在两小时内写出如此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大文章。大文章来自大抱负、大眼光、大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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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2)
这也使我经常想到一个问题：时下新闻界流行一种说法——“现在的记者太浮躁”。什么叫“浮躁”？就是缺少大抱负、大眼光，热中于一些小事、小利、小是、小非。读读艾丰的新闻生涯和成长道路，也许会有些感悟。因此，当最终没有选择“想总理想的事情”作为书名，我是略感遗憾的。
我一直记得新闻界前辈吴冷西同志生前对我说过的一番话。他说，毛主席对报人最佩服的是张季鸾。他老人家认为张季鸾的特点一是会写文章，是大手笔；二是会“串门”，不论多大的官、多高的门槛，他都能出入无阻，广交朋友，所以他心里装的事情特别多。冷西同志说：“我希望你能向他学习，当个大记者。”
当时我笑道：“我老了，没有这个雄心壮志了，艾丰还差不多。”
趁着艾丰传记出版的机会，我现在把冷西同志的话转述给他。这事以前没有向他说过——怕的是又被人认为助长他的“狂”劲儿。现在艾丰也快步入“老之将至”的行列了，说说无所谓了……
艾丰评传
想总理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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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二
张瑞敏
艾丰是名人。
我认识艾丰，就是从“名”开始的，不过，这个“名”是指“名牌”。
我是1984年12月来到海尔的前身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当时工厂的状况是亏空147万元，濒临倒闭。为了改变工厂状况，引进了德国利勃海尔电冰箱生产制造技术。
“德国造”在世界上的美誉，尤其是德国人的质量意识，给了我深深的印象与刺激，因此，刚开始做冰箱时，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抓质量。但是，那时比抓质量更难的是人们对质量的认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环境、供求关系决定了人们不会去关注质量，更别说创名牌了。
因此，1985年当我对青岛电冰箱总厂的发展提出走“名牌战略”时，我们的干部没有多少人对此有理解，甚至有人觉得“名牌”是一个遥远的概念。这也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当时青岛电冰箱厂门口每天都有人在以1500元左右的价格收购一张“琴岛—利勃海尔电冰箱票”。在这种状况下，你要干部、工人认真地抓质量、创名牌，他们认为你的话不着边际！“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事件”就是在那时发生的，当时似乎只有用这种在现在看来有点过激的方式来唤醒大家的质量意识。
因此，在这种思绪下，当我接触到艾丰关于名牌的言论时，就像遇到了名师与知己！其中一件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十分清楚：
大概是在1994年，有人送我一本艾丰作序的书，序的标题是《宏伟的名牌事业》，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像一本普及名牌的教科书一样，从“什么是名牌”、“名牌的意义何在”等最基本的内容开始讲起，艾丰在这篇文章里纵横捭阖地论述了中国的名牌事业以及名牌对于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篇文章一下子打动了我。
艾丰评传
“名”人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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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三(1)
名牌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象征。因此，它不仅可以带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同样能够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名牌是国宝，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素质的体现，它既是物质的，又是文化的体现，因此它往往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骄傲。
名牌是一种奇妙的财富。
它是无形的，又是有形的。
它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
它是简单的，又是纷繁的。
它是自己的，又是社会的。
它是不容易被破坏的，又是极容易被破坏的。
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今日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自己的名牌：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名牌队伍，名牌群体！
创名牌很难，创大名牌更难，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难，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起步，不然就更迟了。
这正是我思考了很久却没有找到准确语言表达的关于“名牌”的感受！在那时，能看到如此精辟、生动、鲜明的对“名牌”内涵的阐释，对于我来说，真如“及时雨”！我当即把这篇文章复印发放给每个中层干部学习，并且专门组织干部结合我们自己的发展反复讨论，树立名牌意识，坚定走创名牌道路的信心。
从那以后，我就特别留心艾丰关于名牌的论述。
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发展，创品牌才能振兴我们的民族已成为共识，尤其是不仅要创国内名牌，更要创出国际名牌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上有立足之地，也正在逐步成为中国企业的行动。这些年来，海尔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思路，在美国、欧洲、东南亚、日本等国际家电市场上已经初步形成了海尔全球品牌布局。尽管我们的国际竞争力还要进一步提高，甚至在创国际名牌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难题需要解决，但是创业22年来，海尔一直坚定不移地向着创名牌的目标迅跑，已经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名牌之间的距离，正在创造一个让中国人自豪的国际品牌！我个人感到，这其中，艾丰对包括海尔在内的一批中国企业创名牌之路以及中国名牌事业的建设竭尽了全力，他的鼓与呼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与积极的推进作用，企业与社会受益良多！
有媒体报道说我尊称艾丰为“老师”，这是实实在在的。每次去北京出差，如果有机会，我都要拜访艾丰，我开玩笑地对艾丰说：“艾老师，每次我请您吃一顿饭，您都要给我讲一个新观点！”艾丰听了大笑！每次聚餐，听他的新观点是最大的收获与享受。因为虽说我做企业多年，但毕竟不是研究理论的，非常需要向艾丰等一批名家讨教。正如韩愈《师说》中所言“术业有专攻”，名家的理论与对问题的精辟概括和分析，对解决自己在实践中遇到的难题，往往有“醍醐灌顶”的作用，受益无穷。
我喜欢艾丰的文章，主要是因为观点新、文采好，他往往能用很生动、很形象的文字让人一下子理解深奥的理论。比如他在《悟道海尔》一文中，对名牌与企业成长关系是这样论述的：
企业不是等大了以后再搞名牌战略，而是应该利用名牌战略做大。海尔就树立了最现实的榜样。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名牌战略是企业从小成长到大的重要桥梁，而不是等到大了之后才能收获的成果。
直到现在，我仍用艾丰的这些理论对我们新进入领域的战略进行指导。
我还经常将艾丰的文章转给我们集团内部报刊《海尔人》的编辑们传阅，希望他们学习艾丰文章的风格，使文章更具感染力。
说实在的，艾丰老师让我给他的传记写序，我感到很惶恐，因我对艾丰研究的领域并无太多了解，不敢妄作评价，但他在中国名牌事业上的理论研究与舆论造势不仅对于我，相信对于众多的企业与企业家都会获益匪浅。
最后，我想引《菜根谭》上的一句话作为对艾丰的印象吧：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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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三(2)
魏杰
我认识艾丰同志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现在已有二十余年时间，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淡化，而是如陈年老酒，“酒味”越来越浓。艾丰同志年长于我，严格上讲是我的上一代人，但是我们之间似乎没有一点点人们所讲的代沟，而是息息相通，因为我感到艾丰同志在心态上比我还年轻。不过，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似乎又不同于一般人的个人私交，而是改革开放把我们在思想上联结到了一起，属于思想上的志同道合者，因而我们经常见面的地方并不是菜馆和饭桌，而是各种各样的研讨会和报告会，有时是一起讨论问题，有时是他前脚离会，我后脚到会，总之，我们见面的地方基本上是会场。
艾丰同志从出身上讲是搞新闻的，而且长期在新闻界工作并担任新闻界的各种领导职务，但是从艾丰同志的探索领域和学术成就上讲，他似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新闻学家，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有人曾对我说，艾丰到底应属于什么家，他的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范畴，而且都有创新的火花，因而似乎应该说是一个“杂家”。我对他讲，说艾丰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新闻学家、哲学家，都不为过，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确实都有过非常值得一提的研究成就，但是我觉得更确切的提法，应该说他是一个思想家。
我读过艾丰同志的不少著作及文章，我发现他的研究有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他围绕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和热点，从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进行多学科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和政策与体制建议。因此，我认为，艾丰同志的研究特点可以概括为：围绕主线的多学科探索。正因为如此，艾丰同志似乎既像经济学家，又像社会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个集多学科的“杂家”。不过，因为艾丰同志出身于新闻学，所以他能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新闻的特点表现出来，将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的学术味，升华为通俗易懂、具有可读性的大实话，深入浅出地将深刻的见解推向大众，这时他又显得是一个新闻学家。这就是艾丰的特点，他确实不同于别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学家，而是一个有特色的思想家。
艾丰评传
划桨人艾丰
推荐序四(1)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及价值趋向的唯一标准也是实践。用实践这个标准来评价艾丰同志的学术思想和价值趋向，我们清楚地看到艾丰同志无论是对经济问题的研究，还是对哲学问题的思考，或者是对社会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和中国的改革实践及经济发展的历史逻辑相吻合的，同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和方向都是相趋同的。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是很难的，这需要人在智慧上的灵气、在历史观上的锐气、在探索上的勇气的相互统一，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人需要在思想上有厚度、高度和深度，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在探索上同历史发展的进程相统一。艾丰同志做到了。我翻阅了艾丰同志的大部分著作和文章，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艾丰同志在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踩着历史的步伐前进的。
有人曾经形容说，历史好像是一条长河，人类好像在河中航行的船，坐在船上的人，有的人是坐船的，有的人是划桨的，艾丰是属于划桨人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敬仰他。有的人经常以某种“家”或者“著名学者”的身份对人们“说教”，但是我发现他们的所谓学术主张和思想总是同中国改革的方向相“扭向”。例如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推动农村改革，他们反对；我们要搞市场经济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他们不赞成，等等。这些人虽然因各种原因仍然以某种“家”在社会上指手画脚，但是要让人在内心承认他们却是不可能的。要人在内心诚服，就必须使自己的学术思想同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趋同，因为任何人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评价，包括伟人在内。
艾丰同志不仅有灵气、锐气和勇气，而且有朝气。按理说，他已经属于功成名就的人，而且也光荣退休，应该享受人生了，但是他仍然在勤奋地探索。我还经常在各种媒体上看到他的创新见解，读到他的论文及著作，在各种研讨会和报告会上看到他匆匆忙忙的身影，还经常接到他邀请我参加各种会议的电话。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似乎暮气太重，应该向艾丰同志学习。有位哲学家告诉我说，凡是能有所作为的人，都是只有在忙碌和辛苦中才能获得幸福和自我的人，我想艾丰同志就是属于这种人，他要在忙碌和辛苦中体现人生和幸福。我祝愿艾丰同志的人生更幸福！激情更加燃烧！
艾丰好直言，接触过他的人都有同感。
谈到做记者，他说：“一个好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
谈到“文革”结束，他说：“了解我的人对我说，小平要出来工作了，老艾，你的时机到了。”
1990年谈到作品获奖，他说：“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一篇新闻作品获奖，不过我想为此感到遗憾的应该是评奖者，这么好的一个记者我们怎么把他给遗漏了呢？”
谈到“万里行”，他说：“‘中国质量万里行’在1992年搞批评报道，当时有很大风险，因为1989年以后提‘以正面宣传为主’，搞这么大规模的揭露阴暗面的报道，扣上一个‘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帽子，所有对的批评也都不对了。我就怕这一条。”
谈到受提拔的经历，他说：“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种日子过了十年，对人的确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
谈到别人对他的观点的质疑，他说：“我不谦虚地说，也许我死后多少年，后人会说，艾丰不仅是一个记者、一位经济学家，还是一个有建树的文化人——他在那个历史背景下敢于顶着压力为富人说话，而且把问题说透了！”
1987年，他在为自己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申请吴玉章奖的时候，写了三条理由：一、中国新闻采访学最高水平；二、新闻采访学世界水平；三、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新发展。在写完这三条理由之后，还加上了这样一句：“各位评委看过上述理由可能以为作者狂妄，但本人对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描述事物，除此之外在科学领域没有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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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四(2)
如此风格，绝对“个性”，在中国新闻界省部级高官里恐怕绝无仅有。
真正要把握艾丰的个性，又绝非易事，因为其经历之丰、身份之繁、名气之重，在新闻界也是罕见的。
艾丰评传
识得艾丰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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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评传导言
他历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科技等部主任，《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等职，40多年来，一直作为编辑、记者活跃在中国新闻工作第一线，写过大量著名报道，作品集有《思考的笔》和《经济述评自析集》。他致力于新闻学研究，出版了《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中国新闻媒介发展大趋势》，翻译了美国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他至少占有中国新闻界四“首”——首批高级记者、首届“范长江新闻奖”、首届“吴玉章奖金”、首届“全国质量工作卓越领导者”获得者。
他致力于经济学和哲学的研究，就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名牌战略、资本运营、加快我国城镇化、特色经济、西部大开发等重要问题发表论述，屡为中央决策层重视和采纳。他的具有独特体系的哲学著作《中介论》在哲学圈内外激起波澜。
他涉猎广泛，出版有文学著作《沧海?桑田?乐园》、《艾丰随感210条》等。近几年集中推出《艾丰通用文库》，目前已出版的有《世纪宏论》、《中介论》、《三做谈》、《古今说》、《名牌论》，准备出版的有《战略谈》、《策划说》、《知识论》、《人生谈》、《传播说》，计划共10部著作。这部文库已经引起社会和中外学术界的关注。
他的名字还和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紧紧相连。20世纪90年代以来，艾丰作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参与策划、发起、组织和指挥了这个引起强烈反响的重大社会活动；作为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中国驰名商标组织主任，参与策划并积极倡导、宣传我国实施名牌战略的一系列活动；曾经为海尔、长虹、青岛啤酒、鄂尔多斯、郎酒集团等众多国内著名企业作过经验总结、宣传策划、战略咨询、文化设计、品牌策划等；现在担任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中国企业联合会顾问、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以及中国工业联合会、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等职务。
几十年来尤其是近30年来风雨褒贬始终交织其身。
为艾丰喝彩者不胜枚举。如——
1992年3月，###在艾丰的工作报告上批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效果甚佳，可喜可贺。后又在4月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说，他问他的司机，觉得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司机的回答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中国质量万里行”！
1996年春节前夕丁关根对艾丰的述职报告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提醒艾丰注意劳逸结合。
《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给艾丰的题字：“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海尔CEO张瑞敏尊称艾丰：“艾丰老师。”
畅销书《中国高层智囊》把艾丰列为“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对他的个性极为赞赏：“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精力充沛，永远‘侃’兴勃勃。”
对其讥讽溢于言表者也有所见。如——
新闻界一位同仁：“艾丰，狂夫也。借党报版面售私人货色。”
一些新闻学者点评：“艾丰的作品，口气大，篇幅长，嫌生硬，逊文采。”
网民孟波《贫富差距上如何拨乱反正?——兼给艾丰先生补课》：“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如此的多棱多彩，造就了艾丰的魅力，也造就了遍及大江南北、士农工商学各界的“艾迷”。当艾丰从《经济日报》总编辑岗位上功成身退之后，人们期待着有一位称职的传记作家全面、真实地呈现艾丰。笔者，成思行，正其人也。
作为一个从事传媒研究多年的学人，笔者与中国新闻界诸多风云人物有深度交往。2001年经艾丰同意写他的第一本评传，并赞同笔者的立意：“不写一般歌功颂德的人物传记，而是着力剖析典型个案，紧扣政治、经济、社会热点问题，揭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过渡态的知识分子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及心态的变迁。”自此追踪观察、调查艾丰其人其文其事数年，写作进度甚缓。本书出版之际，我要感谢艾丰先生足够有耐心的等待。记述是否客观，文辞是否达意，还是有待读者诸君公论。
艾丰大事年表：(1)
1938年生于河北省玉田县。
1956年在北京第十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1966年被任命为电台理论时事组（部）组长。
1976年被任命为电台科技组（部）组长。
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
1979年，在《人民日报》发表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提出要解决“文革”对党风的严重破坏问题；同年给中央写了《首都城建中的问题》的内参，直接促使中央在1980年4月对北京城市建设作出四条重要批示。
1980年，翻译美国新闻采访学专著《新闻报道与写作》一书，由北京广播出版社出版。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分配到《人民日报》工作。
1982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出版；发表长篇通讯《现代化觉悟》，提出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发表经济述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提出必须重视北京的缺水问题；发表述评《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1983年，发表了记述李瑞环同志亲自领导实施的“引滦入津”工程的长篇通讯《背水之战》。
1984年，发表文章《需要你——软科学》，提出要重视软科学研究的问题，为一年后的全国软科学大会做了舆论准备；发表记述我国最早搞“包产到户”的温州市永嘉县原县委书记李云河、原县委办公室主任戴洁天事迹的报告文学《已是山花烂漫时》，从历史的源头和发展过程上印证了中国农民这一伟大创造的生命力。
1985年，与他人合著的新闻学著作《时代的艺术》出版；发表先进人物张在勇的长篇通讯《面对生活不等式》，提出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如何对待生活中的若干“不等式”问题。
1986年，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同年采访当时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同志，这位后来的总理当时是第一次在中央党报上亮相，在这篇专访中，报道了他重视“宏观调控”的经济思想。
1987年，发表《理一理思路》，全面概括和阐述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框架和思路。
1988年，新闻学专著《新闻采访方法论》获我国社会科学著作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发表《社会公平的辩论》上下两篇，就当时社会最热的“分配不公”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发表《不同评价缘何而生——试析对当前改革形势的认识》，全面分析了改革引发的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为社会由此可能引起的###发出了警号；同年和范敬宜、陈柏生、吴昊等同志一起组建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并担任常务副会长。
1989年，发表《首钢启示录》，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应坚持正确方向；同年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沧海?桑田?乐园》和改革丛书之一《中国新闻传播媒介发展大趋势》。
1990年，担任《人民日报》编委；同年在关于湖北襄樊经验的报道《中观经济的突破》中，提出了“中观经济”的理论概念，并做了初步的阐述。
1991年，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同年，在对东风汽车集团的报道中提出了加强大企业集团的重要性和打造大企业集团的思路。
1992年，经过上一年第四季度的酝酿，“中国质量万里行”出台，作为组委会主任，发起和组织指挥了这一大型社会活动，在该活动中，提出质量工作中的“链条”，并对“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做了阐述，提出解决质量问题的“上溯一级责任”原理；同年6月在北京成立中国第一个名牌企业组织——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并担任这个组织的主任，该组织的成立大会在中国首次发表了全面阐述名牌和名牌战略的文件《名牌宣言》，从这一年起，开始积极倡导名牌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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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丰大事年表：(2)
1993年，新闻学专著《新闻写作方法论》出版；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提出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目标；同年在福州召开的驰名商标保护组织年会的主题报告《我们要做开路先锋》中，阐述了名牌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1994年，在对春兰集团的报道和相关的理论文章中提出并阐述了“资本运营”这一理论概念，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后来的资产重组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同年春天在海南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名牌战略研讨会，经过薄一波同志首肯，提出了“创造名牌，宣传名牌，保护名牌，发展名牌”的方针，并围绕此方针，制定了实施名牌战略的三个理论性文件《国家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地方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企业实施名牌战略建议书》；同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了首届全国名牌大会，提出名牌是宏伟的社会事业，需要全民族各类主体形成合力共同操作，这次大会还推广了四川实施地方名牌战略的经验。
1995年，总结山东省潍坊市的经验，撰写了《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1997年又写了《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一文，澄清了对这一概念的疑问，后来这一提法被吸收进党的十五大文件）；同年11月在安徽主持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名牌大会，会上做了《国际竞争和名牌战略》的报告，在我国第一次从国际竞争的角度阐述了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名牌战略的内容被吸收进当时正在起草的国务院《质量振兴纲要》中。
199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1997年春，提出了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论述，指出经济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必须扩大需求，此内参得到了###的肯定；同年组织了武汉资本运营的连续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并向中央写了关于如何解决黄河断流问题的情况汇报，###和###都做了重要批示。
1998年，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同年夏天，向中央送交了关于“小城镇，大战略”的建议，受到中央重视，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文件增加了相关内容。
199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重视和加快城镇化》。
2000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作大会发言《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同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一《世纪宏论》、之二《中介论》、之三《三做谈》、之四《古今说》出版。
2001年，《艾丰通用文库》之五《名牌论》出版；同年组织“中国企业管理培训推进行动”，并正式实施。
2002年，受聘担任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副主任（从1996年开始担任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质量协会副会长，后又担任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名牌培育委员会主任等）。
2003年，组建中国发展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5年底，若干单位组建“品牌中国产业联盟”，被推选为联盟主席。
2006年8月8日，“品牌中国总评榜”公布，通过200多万网民投票和100名专家评定，被评为“中国25大功勋品牌人物”。
艾丰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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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1)
第一节“方法论”：成名的根基
“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艾丰
“经济哲学家”的由来
“资本运营”这一概念，最早由艾丰在中央大报提出并推广开来。
1994年，首都新闻界组织了一个采访团到江苏春兰集团公司调查研究，并召开了“春兰之谜”研讨会，艾丰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一开始就向春兰集团老总陶建幸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1990年春兰的产值是一个亿，1993年年底达到了50亿元，产值增加了50倍。不错，春兰空调卖得不错，但是如果只靠卖空调和卖空调赚的钱扩大再生产，4年就翻了50倍，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暴利。希望你作出解释。”
陶建幸掰着手指头就算起了经济账：“为了把企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想了好多办法。我们的空调卖得多了，原来的空调厂不适应，就需要建第二个空调厂。建这个空调厂需要1亿元的投资，但我们公司的自有资金当时只有1000万元，还差9000万。于是，我们就把资产投资当做一种经营方式来运作了。我们提出这样的条件：谁投资3000万，三年之后不仅把投资还清，企业还给他10％的股份。这种办法很有吸引力，很快有三家愿意投资，这样就凑了1亿元，把第二个厂建好了。由于当时春兰空调的市场很好，三年之后，三家投资如期还清，并把30%的股份给了他们。从春兰的角度看，三年前投资1000万，三年后握有1亿资产企业70%的股份，也就是变成了7000万……”
陶建幸胸有成竹、滔滔不绝地说了两个小时，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讨论。
艾丰倾听着，更深入地思考着。陶建幸的回答可以说用事实澄清了大家心中的问题，但怎样把春兰的经验凝练起来呢？
艾丰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个非常艰苦的思考过程。从不了解情况，到掌握情况；从掌握情况，到理出条理；从理出条理，再到把握其中的内涵；从把握其中的内涵，再到凝练出恰当的理论概念。这一切要在短短的两三个小时内完成，谈何容易！思维在紧张地运行着，猛然间，他奇想突发，不知道怎么脑中就蹦出一个词来——“资本运营”。对！就是它了。想出这么一个词，连他自己都有些激动了。
到最后总结的时候，艾丰抛出了自己的观点，讲起话来也越发神采飞扬：
“依我看，陶总管理企业的确是有独到之处，春兰的成功经验，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认为，就是资本运营。”
资本运营？这是一个当时还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资本是一个带有某种禁忌的词汇，它几乎是剥削的同义语，资本主义要打倒，资本当然就应该列入被消灭范畴。现在居然用它来概括企业经营管理的基本经验？！
“企业当然要搞产品，要经营资产，要涉及金融，要打造品牌，但这一切，在陶总的头脑里，都在资本运营这个总的理念下进行。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接着，艾丰根据春兰的具体实践，概括出了资本运营的五种形态：第一种形态叫产品经营。企业不是为了搞产品而搞产品，搞产品是为了赚钱。第二种形态叫做资产经营。企业不仅要经营产品，还要把资产当做产品来经营。上面说的建第二个空调厂，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资产经营的成功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快的发展。第三种形态叫做房地产经营。地方支持春兰的发展，批给它很多的地。这个地随着发展就增值了，地产增值就等于资本增值，之后再和人家合作，就有了更多的资本。第四种形态叫做金融经营。金融经营包括在金融机构中投资，还有股票、期权、债券等。第五种形态叫做无形资产经营。无形资产包括商誉、网络、专利、品牌等。
研讨会结束以后，艾丰把春兰的经验以资本运营为主题写成了新闻报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2)
文章发表之后，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总觉得这件事不能到此为止，“资本运营”既然作为一个理论性的概念提出来，就需要从理论上做进一步的阐述。于是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对中国企业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轨迹作了分析。这个轨迹大概是：从产品生产到产品经营—从产品经营到资产经营—从资产经营到资本运营。既然资本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只有抓住这个核心，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才有可能抓住企业管理的核心。说穿了，企业是资本运营的主体，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企业管理的提升方向，其实都是为了企业更好地运营资本，抓住了资本运营才算抓住了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牛鼻子。基于这样的考虑，艾丰又提笔写了题为《谈企业管理的改革和提升》的理论文章，作为内参发表。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时任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的注意。他在文章上做了批示：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建议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公开发表。很快这篇文章放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上发表了。
文章发表以后反响很好，好多企业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艾丰同志你还有这方面的专著吗？你的这个文章写得很好，就是太简单了，我们企业觉得很重要，所以想多了解一些。”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的党委书记看了以后自认为没完全看明白，就专门拿着这篇稿子坐飞机到了北京找艾丰探讨。
1997年，艾丰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又组织了武汉运用资本运营搞活国有企业经验的系列报道，提出“资本运营是搞活国有企业的一把金钥匙”，又从宏观和中观层面阐述了资本运营的内涵。
现在，资本运营已经成了经济学中一个使用很普遍的词汇了，后来又写进了中央文件。其实，在艾丰那里，诸如“资本运营”这样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他在1993年最早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他在1995年全面阐述了“农业产业化”；他从1993年开始，始终坚持不懈地阐述和宣传实施“名牌战略”的重要性和名牌战略的内涵；他根据“中国质量万里行”的实践经验，提出要建立质量的市场保证体系，在法律上解决“上溯一级责任”的问题；他提出“特色经济”、“中观经济”的概念；提出加快我国城镇化和重视小城镇建设的问题；提出用东中西一体化促进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这些见解不仅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而且先后进入了中央决策范畴。
我们要思考的是，身居新闻岗位，并非职业经济学家，艾丰为什么能够首先提出这些前瞻性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的概念呢？
这就要探求他的方法论。艾丰对方法论研究有独特的癖好。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的时候，陶建幸作为十五大代表参加了大会，并且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会议间隙，当时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的艾丰在报社宴请陶建幸。席间，艾丰对他说：“现在都认为资本运营是我提出来的，其实是我从你那里偷来的。”他用一个“偷”字，虽然带有一定的幽默感，但包含着对实践者的尊重。陶建幸回答说：“不能这么说，做是我做的，但总结是你总结的，最多是咱们的共同创造。”最后两人对“共同创造”达成了共识。这段对话可以代表艾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艾丰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对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战略方面的有分量的新见解和新提法，都是从实践者那里“偷”来的。他更风趣地说，记者就应该当一名“神偷手”，你“偷”了别人的东西，人家还高兴。艾丰说的“偷”当然是一个幽默的戏说，实际上在他的方法论中第一条就是面向实际。他曾经这样告诉别人：无论是研究新闻、经济，还是哲学，他的主要方法都是面向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实际中总结概念，从实际中上升理论，最后理论回过头来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这是一般的理论工作规律，而且在中国就更加应该如此，因为中国的改革做的是前无古人的事情，不可能有人写出现成的理论给我们拿来就用。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3)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对此也有一番评论：“艾先生之所以能在经济领域里有所作为，关键是方法论对头，
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到点、到位……”
说到这个问题，笔者很自然地联想到艾丰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们的一段对话：
一次，在四川绵阳召开“长虹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董辅礽、萧灼基、王珏、魏杰等许多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都参加了。会议期间，在饭桌上，艾丰调侃道：“你们的头衔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我混到现在还只是著名记者，出席今天的场合不像你们那么名正言顺。在座都是权威，你们说说艾丰同志是不是著名经济学家?”大家一听都笑了：“你怎么提这个问题？我们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是著名经济学家！”这时，魏杰突然站了出来，严肃地说道：“我不同意，我看你不是经济学家。”大家一愣，问道：“那你说是什么？”魏杰哈哈一笑：“要我说啊！我说你是著名的经济哲学家，你是指导我们经济学家研究的。”顿时，整个饭桌笑成一团。
“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
魏杰的话，当然有语出惊人的目的，但也并非全是戏言。艾丰确实喜欢哲学，有比较扎实的哲学根底。1991年艾丰获得范长江新闻奖之后，他的研究生时期的同学李德民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文章中有这样一句以调侃语气说出的话：“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
艾丰有两本“方法论”方面的著作。一本为《中介论——关于改革方法的思维》，1993年出版后，首都哲学界和河北（艾丰的家乡）学术界专门开过三次研讨会研讨这本书，大家的评价很高。其中阐述的“一分为三”的观点，已为社会所熟知。魏杰教授当时曾在研讨会上发表《中介论》的读后感，说《中介论》曾经帮助他解决了三个经济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另一本则是获得我国社会科学最高奖的著作《新闻采访方法论》，这本书也被同行称为“新闻哲学”。
◎1991年，艾丰获我国新闻记者最高奖“范长江新闻奖”。
时光回溯到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文革”后第一次招收新闻专业研究生，艾丰以40岁的最高“限龄”搭上了这班车，考取了，并且成为研究生考试成绩文科第一名，新华社还专门为此发了消息，说首届研究生招生发现了人才。艾丰对此解嘲地说，40岁当了研究生，还是人才？他的大学同学留校的都带研究生了。
然而艾丰一入学就遇到了烦心事：开学初，教育主管部门认为这些研究生都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培养的干部，说干脆就叫干训班算了，到时给个结业证书什么的，不给研究生毕业证书。经过研究生院领导和学生们的争取，总算答应给毕业证书，但不给学位，理由是新闻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问，还给什么学位？后来又经过反复争取，总算同意给学位了，但是，对新闻学的认识问题在社会上并没有解决。
“新闻怎么就没有学问呢？有实践就有学问，况且新闻是对社会有如此巨大影响的实践，说‘新闻无学’，我不同意。说我国目前新闻学研究还比较年轻，基础还比较薄弱，这是现实，我承认，但说新闻不可能有学问，我不敢苟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就是针对这种看法的‘发愤之作’。”事隔多年，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艾丰仍有不平之气。
的确是“发愤之作”！当年他一边学习研究生课程，一边动笔写作此书。老岳母得重病住院，艾丰要照看她，好多章节都是在病房里头写的。他一边看护岳母，一边写书，幸亏那时还年轻，精力旺盛，这本书从1979年到1981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
一门学科，要从经验上升为科学，就必须对其特定事物运动的规律进行理性的抽象。而理性抽象的第一步，便是建立基本的概念。很多人谈采访的艺术、采访的体会、采访的方法，但是，很少有人提出：什么是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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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4)
艾丰提出来了：采访是新闻记者（包括业余报道者）为进行新闻报道所进行的了解客观情况的活动。这个定义纳入了采访活动的三个要点：谁——记者，为了什么——新闻报道，做什么——了解客观情况，三者结合，缺一不可。从这一概念出发，推出了采访的基本任务：迅速地了解到典型的有新闻价值的真实事实。从这一目的出发，又定义了记者采访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活动。
就这样，《新闻采访方法论》从采访这个概念出发，沿着采访运动的客观过程，同时，也是沿着理性的逻辑，层层深入，对什么是事实，什么是材料，什么是角度，什么是立场，什么是客观公正，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严谨的定义和深刻的揭示，并且根据这些分析，提出了实用的10种基本采访方法。
《新闻采访方法论》1982年一出版，立即受到新闻界的强烈关注和极大欢迎。第一次印刷53万册，两个多月销售一空；第二次印刷2万册，一个月内又全部卖完。
1987年底，《人民日报》著名女记者柏生找到艾丰，对他说：“最近在评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吴玉章奖金，里边有新闻这一项。我接到了两本书，要我推荐，我看了看，这两本书都不如你的书。要不把你的书推荐上去，我看还有希望。”艾丰犹豫了一下，说：“也好，试试看吧！”柏生很高兴：“我看肯定能评上。要评上了，艾丰，你可一定得请客。”艾丰嘿嘿一笑，乐了。
评奖结果出来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与郭沫若、吕叔湘等大师的著作为伍，获得当时我国社会科学著作的最高奖——首届“吴玉章奖金”优秀奖。在新闻界，与艾丰一同得奖的，还有著名新闻史学家方汉奇教授的《中国近现代报刊史》。同这些“学术方家”相比，艾丰这个40多岁的“老记者”在其中却是资格最嫩、年龄最小的，他自己确实有喜出望外、“受宠若惊”之感。
至今，《新闻采访方法论》已再版和印刷十余次。其间，艾丰又奉献了这本书的姐妹篇《新闻写作方法论》。有关人士估计，这两本书的发行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新闻领域从业的人，包括那些在各个领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的人，不知道艾丰的这“两论”尤其是《新闻采访方法论》的人是不多的。这本书至今仍为大学新闻专业学生参考教材，而且是新闻从业者的必读书。换言之，读新闻专业，你就不能不读艾丰，以至于有记者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张征教授讨教“怎样提高报道水平”时，得到的竟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艾丰的书好好看看就行，那里面有东西。”
回过头来，我们不妨看看艾丰在申报吴玉章奖金时的“申报理由”。他是这么说的：
第一条，中国采访学研究最高水平。因为以前的采访学都是经验总结性的，而鄙人的采访学是把它上升到了学术体系。
第二条，世界采访学的最高水平。苏联的采访学我是大学学的，美国在这方面的权威著作我也翻译过，不过如此而已。我的著作采访思想和案例不仅有中国的，而且涵盖了全世界的，而我超出他们的部分是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第三个理由是，本书虽然是新闻学著作，但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若干新见解，就是说提出了新的东西。如本书第一次订正了“第一手资料”的概念，纠正了中国词典的谬误，修正了美国和英国最权威词典的不足。又如我从哲学的角度上对“事实”这一概念，对“现象和本质”这一哲学范畴都做了有自己创见的深入分析。
这三条自我推荐理由，时至今日可能还会让有些人读来极不舒服。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中，谦虚谨慎才是美德，即使你肚里有十分的货，那你也得称它不足一分的价值。对此，艾丰也是了解的，所以他在“申报理由”中特别补充了这样一句：
各位评委看到我上面的申报理由，可能认为我很不谦虚，但本人对学术领域谦虚的理解就是如实地描述事物，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义。
“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5)
这也就是他的学术风格。一次，一位新闻界的同行对他说：“我看你的《新闻采访方法论》，先看的前言，一看里面的口气很大，说看了之后一定会有收获。冲着这几句话我就买了，看看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艾丰笑着说：“你中了我的‘计’了。我认为，任何新的东西问世，都首先是自吹自擂，这是规律。因为所谓新东西，就是你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告诉大家，我发现了你们没有发现的东西。如果你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那么你写这本书干什么呢？搞学术必须有这种勇气，必须把学术成果的推展放在第一位，而不是以违心的谦虚保护自己的所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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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1)
他的另一部方法论著作《中介论》是一部专门的哲学著作。该书写作于1992年，第一版出版于1993年。
一位新闻工作者为什么要写一部哲学著作呢？基础、背景、动机是什么呢？
从1956年入党以来，历次政治运动艾丰都在第一线亲自参加了，众多的政治风浪艾丰都切身感受了。他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党，包括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都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像1958年大跃进、1966年到1976年十年“文革”这样的大错误呢？客观上，我们是在做前无古人的事情，没有现成的理论和经验供我们借鉴；主观上，基本的原因就是思维方式上的问题，也就是哲学问题。不错，我们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但艾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武器”，而是“武库”。所谓“武库”，就是那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根据不同的任务就选择不同的武器。武器拿错了，也会犯错误。以1949年为界，中国共产党已经由一个“造反的党”，转变为一个“执政的党”，中心工作也已经由革命战争转变为经济建设。这就要求我们的哲学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侧重、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了极其重要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个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当时，艾丰正在中央党校学习，他借这个机会，冷静而深入地思考了许多理论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极大地解放了他的思想，同时，他也有一个惊喜的发现。用现在的观点来总结历次政治运动，他发现，如果那个运动“左”了，他就被批判为“右”，如果那个运动“右”了，他就被批判为“左”。后来艾丰对别人说：“我没有高层作为自己的背景，也没有凭什么小道消息作为自己的参考，全凭自己的思考作出判断。能够做到这一点，说明自己的思维方式有可取之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建立了写作《中介论》的信心。如果自己的思维方式一塌糊涂，还要写书，那是要害人的。”
研究的突破点是对“一分为二”这一众所周知的哲学命题的思考。“一分为二”是一个正确的哲学命题，为什么按照这个正确的哲学命题去做事，常常把事情做错了呢？一直到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还在纠正片面运用“一分为二”带来的偏颇。他指出，不要老是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为什么总要抽象地讨论姓“资”姓“社”呢？就是“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在起作用，因为事物是一分为二的，那么自然不是姓“资”就是姓“社”了。
艾丰在研究中发现，“一分为二”这一哲学命题是正确的，我们的偏颇在于理解和运用“一分为二”的时候，缺少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命题——“一分为三”。他发现，研究事物最终性质的思维方式是“一分为二”，而研究事物现存状态的思维方式则应该是“一分为三”。我们直接接触的客观世界都是“三”而不是“二”。方位上的上、中、下与左、中、右，规模上的大、中、小，时间上的过去、现在、未来，物体上的固态、液态、气态，物理上的正电（质子）、负电（电子）、不带电（中子），化学上的酸类、碱类、盐类，数学上的正数、负数、零，人称上的我、你、他，革命中的敌、我、友……都是三态存在。
艾丰后来借用老子的话说明这个问题。他说：“老子《道德经》中说的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非常深刻，他用了四个数字，一、二、三、万，他没有省略三，并且说三生万物。我们过去的错误就是把三省了，成了二生万物，这就错了。”
在搞清“一分为三”的内涵之后，他又为“一分为三”做了两个重要的定位。
第一个定位：在辩证法中的定位。他认为，“一分为二”是革命辩证法的核心，在革命年代强调“一分为二”是对的。“一分为三”是建设辩证法的核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平年代，就要强调“一分为三”。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2)
第二个定位：在路线政策中的定位。他认为，改革开放总路线和总政策的哲学基础是“一分为三”，所以《中介论》的副题就是“改革方法论”。市场经济的性质是什么？如果按照“一分为二”的思维，它只能姓“资”，因为资本主义搞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几百年。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搞市场经济了。但如果按照“一分为三”的思维，市场经济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它是“三”，它是没有社会制度属性的经济形态，那么社会主义国家也就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这就是小平同志讲的“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的真正内涵。所以我们才有可能把市场经济作为我们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国防大学的一位教务长读了《中介论》之后，主动和艾丰约谈。见面后第一句话就问：“你写《中介论》，觉没觉得有政治风险？”艾丰回答道：“有。”“风险在哪里？”“主要是两条：第一条，我说改革不是革命；第二条，我提倡公私融化论。”
接着他对第一条风险做了这样的解释：“中央领导讲改革是革命，我说不是革命，似乎是唱反调。其实，中央领导讲的完整的语句应该是‘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革命’。有一个‘一定意义上说’的限制词，这很重要。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是把改革和革命当做并列的词汇来加以使用的，可见改革在他的心目中也不是就等于革命。在《中介论》中，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三态：发展态、改革态、革命态。所谓革命态就是对现存主体的完全否定。所谓改革态，虽然也会发生许多质变，但并不是对现存主体的否定，而是对现存主体的肯定和加强。所以，片面地强调改革就是革命，就会导致社会###，不管你的主观意图如何。”
从阐述“一分为二”提炼出“一分为三”关系的“二三论”出发，艾丰又扩展到“层次论”。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分层次的，生产关系也是分层次的。三个层次分别为：所有制层次、体制层次、运行层次。体制改革主要是改变体制层次，而体制层次是中介层次。他在书中对于股份制有这样的论述：
当我们对庞大的、眼花缭乱的资本主义作层次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它的中介部分作深入分析以后，我们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也就有了学习资本主义并扬弃资本主义的理论武器。以股份制而论，既然它是中介层次的东西，既然它是适合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而同时它又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让它“嫁”给社会主义并为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现代化大生产所用呢?
从直观的形式上看，不是社会主义而应该是资本主义更害怕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对单个的资本家来说，毕竟是一种“公有”或“共有”的形式，但是“聪明”的资本家们在实践中看到了它只是一个中介层次，并没有被它的表面形式所吓倒，大胆地采用了它，结果是改善了资本主义。现在，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实行股份制的时候，遇到了方向相反而心情类似的情况。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国有制的情况下，实行股份制，从直观的形式看，是一种“私有”或“化公为私”的形式（起码部分是如此），从公的“彻底性”来看，无疑是一种倒退。但如果我们是从中介的层次来看股份制，我们的胆子就会大起来。我们不仅从它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化大生产的中介物的角度说必须利用它，我们还可以从它“嫁鸡随鸡”的角度来让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
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性的问题了，但在1992年或1993年的时候，还有着相当大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担任中国汽车总公司总经理的顾尧天看到《中介论》很赞赏，特别把这本书向中央最高领导推荐，他拿着这本书作推荐的时候，当面向对方朗读的就是这段话。
以后若干年，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对股份制做了充分肯定，证明了当时的这些论述有相当超前的预见性。这个预见性来自艾丰哲学观点的力量。
《中介论》为改革辩护(3)
讲到“公私融化论”，有一个小故事。1994年，中央电视台借人民日报社的一个会议室做录像采访，请若干著名经济学家谈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中午11点40分，录像快结束的时候，艾丰由于偶然的原因，误闯进正在录像的会议室。他一看当时的阵势，连忙道歉。电视台的同志笑着说：“我们找你没找到，你自己找来了，正好，你来谈一段。”面对这个“突然袭击”，艾丰有些紧张，但推脱不过，还是在镜头前谈了七八分钟。他谈的其实就是《中介论》中“融化论”一节的主要内容：
我们过去在基本指导思想上有偏颇，集中表现在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基本的思路是兴无灭资，兴公灭私。“文革”中又提出“斗私批修”。这样的思维看起来方向很明确，其实在落实的时候，就遇到了问题。首先什么是“私”，内涵外延都不清楚。是私有制，是私心，是个人利益？而个人利益又有合理的、合法的个人利益和不合理的、不合法的个人利益之分。其次，把公私放在一起，从哲学上说往往就是宏观和微观的关系，宏观和微观应该是协调的关系，不应该是彼此互相斗争的关系。马克思讲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个人能够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这就是说，那个“公”之所以好，是因为每个“私”在其中也能够得到好处。“私”的状况在这里成了衡量“公”的状况的标准。第三，“公”很伟大，但“公”最大的缺陷是往往缺少合格的代表，“私”好像很卑微，但它总有具体的代表，有可操作性。让很伟大但没有合格代表的“公”与好像卑微但有可操作性的“私”彼此斗起来，除了两败俱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结果。我们的国有企业过去的问题就是以“公”斗“私”，那么，“私”就联合起来斗“公”。一些国有企业的“虚盈实亏”就是典型的表现。所以，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把公私关系一致起来……
◎艾丰与经济学家杜润生晤谈。
艾丰讲完之后，在座的经济学家们都很赞赏，一位经济学家笑着说：“你的讲话给今天的讨论做了总结。”
艾丰写作《中介论》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从“一分为三”获得突破之后，先写了“二三论”一节，接着写了“层次论”、“存在论”、“变化论”、“融化论”、“中性论”、“过程论”、“中观论”、“媒介论”、“载体论”、“协调论”等，共11个章节。用一个什么概念做全书的名称呢？他脑子里冒出来一个“中介论”的词汇。“中介”作为哲学概念，黑格尔用过，马克思用过，列宁也用过，但他们都没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加以系统的论述。而艾丰觉得，只有用“中介”这个概念才能把各个章节中贯穿的东西表达出来、提升起来，在哲学上有继承，又有创新。
是艾丰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把“中介”作为一个哲学的最基础的概念和范畴来加以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基础的思维方式加以运用。《中介论》问世，迅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哲学界为之连续开了三次研讨会。不少学者称赞这本书“由中介这一概念阐发中介思维，在哲学上是成立的”，“难得的是把哲学研究和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结合起来，理清了我国社会生活中改革、市场经济、股份制等诸多难点和热点问题”，“中介论应该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哲学基础”，“表达方式通俗易懂，为哲学界吹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有的哲学研究者甚至认为，20世纪是人类对抗的世纪，21世纪应该是人类协调的世纪，“中介论”应该是21世纪的哲学。
新闻是妻子，哲学是情人
如果谈到艾丰的思维方式，他是以融合为特征的。对艾丰的成就，很多人“眼热”。有人曾经问过艾丰：“老艾，像经济学和新闻学这么专业的学科，对别人来说，要深入一个领域可能都很困难，而您是怎么横跨新闻和经济这两大领域并能同时成为这两方面的专家的呢？”艾丰微微一笑：“我主要是这么一个特点，就是依托于自己的哲学功底，利用了新闻文化的素质，然后开拓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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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论》为改革辩护(4)
他说：“新闻是千变万化的东西，新闻工作是以万变应万变的职业，而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最普遍规律的学问，学好哲学，就有可能收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新闻是浅层次、高频率、多次重复的工作，这对深入研究问题很不利。但从研究问题来看，新闻工作也有三个优势。第一，综合。新闻工作可以接触社会方方面面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人物，许多问题是要综合才能看清和说明的。第二，超脱。俗话说‘屁股指挥脑袋’，地位的局限，使一些研究者带上片面性，不能抓住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而记者的‘屁股’是‘猴屁股’，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于是可以冲破地位和部门的局限。第三，主动。狭义的记者是没有研究任务的，于是他可以不受外来压力主动地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依托这三个优势，新闻工作者完全可以在研究问题上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
“新闻作为一种文化，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第一，在了解客观情况的时候，它必须善于抓住要害，而不是面面俱到，‘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犹如探囊取物尔’。第二，在形成自己成果的时候，它必须注意传播的效果，要很容易被人家接受和理解。这两点在研究经济问题的时候，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可以使记者的研究抓住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而作品又容易被上下左右所接受。”
以哲学为基础，新闻、经济，再加上广义的社会文化的多重结合和融合，这就是艾丰思维方式的特征，也是他的方法论的特色。这也许就是李德民评论艾丰“新闻是他的妻子，哲学是他的情人”的真谛了。
第二节开经济述评先河
“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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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1)
《21世纪人才报》记者撰写的《中国财经记者难当重任》一文这样评价艾丰：
中国的第一代财经记者……代表人物是艾丰，这一代财经记者生活的时代正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风起云涌，大家渴望进行经济上的改革，但全民缺乏基本的经济观念和常识，因此，这一代财经记者的作品更多的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第二代财经记者则……
1986年底，艾丰担任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当时的经济部是由工商部和农村部两个部门合并而成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亲自参加了经济部成立大会。艾丰在会上发表了如下就职演说：
今天是经济部成立的日子，其实也是一个结婚典礼。一个工厂的小伙子（指当时的工商部）娶了一个农村的大姑娘（指当时的农村部），证婚人就是钱李仁同志。结婚以后还要两地分居——办公室还不能合到一块。
感谢报社领导的信任，让我担任经济部主任。我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对全国经济有一个总体把握；二、在若干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三、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三个条件衡量我，第一个条件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也不具备，第三个条件，虽然我是学新闻的，但由于前两个条件不具备，所以最多只具备半条。三个条件只具备半条，显然是不合格的，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及早补足条件。
这也就是他集中精力研究经济问题的起点。
艾丰虽然年过40才开始潜心研究经济问题，转轨财经报道，但是凭着他的专注以及悟性，很快就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财经记者。不仅如此，由于他在体裁、内容和方法方面勇于突破，经济报道取得了极大的独创性成功。
蹩脚的经济报道记者，报道往往写得“内行人不愿看，外行人看不懂。”艾丰说：“为什么‘内行人不愿看’呢？就是因为记者没有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自己首先没有钻进去，没有弄懂，怎么可能把经济工作中的问题反映好？”
抓住“经济工作中关键的或要害的问题”，然后通过自己的调查、思考，再把这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解构剖析，提出启发性甚至指导性的办法，这是艾丰的拿手好“戏”，这也是艾丰的报道备受读者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京向何处去”
1979年4月的一天，艾丰去北京市城建部门采访，想写一组反映北京城市建设成就方面的报道。在一间办公室里，北京市城市规划局的四位处长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他们就说：“欢迎！听说记者来，我们各处都开了会，大家叫我们把意见集中起来，希望你能写个内参向中央反映。至于成就方面的材料，在谈完这方面的情况后，你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好，只要有新闻价值，不管是适合公开报道还是适合发内参，我都想了解。”
“北京作为全中国的首都，城市建设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怎么定位，向哪个方向发展，把这些问题先搞清楚至关重要。可是北京城市建设的方针目前还不明确，关键在于工业和城市的关系没处理好，大量地在城区内建设污染严重的企业项目。如果北京没有了蓝天碧水，只有废渣、废气，只有膨胀的人口、拥挤的交通……”
无意中就撞到了一条大大的“活鱼”！艾丰听了他们的反映后，第一个想法就是碰到了好题材，尽管是“说反话”的题材，但艾丰却认为，作为一名记者，应该如实地反映情况，不应粉饰太平。听了几位处长的全面介绍之后，艾丰为此又采访了企业、机关等许多有关单位，认真倾听各界人士对北京如何发展的各种看法。经过深入调查后，他写了内参，题目很吓人，叫做《北京向何处去》。当时这篇文章的初稿措辞比较激烈，而且点了许多单位的名，后来，经艾丰进一步加工后改了题目，加强了分析，即形成了《首都城市规划和建设中的问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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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2)
内参刊出以后不久，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了北京城市建设应遵循的四条方针，即“四条指示”。北京定位不要作为经济中心，应该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经济概念就是工业）：
要把北京建成全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建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城市；要使经济不断繁荣，人民生活方便、安全，经济建设要适合首都的特点，重工业基本不要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艾丰写的内参对中央决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采访陈云。中举话筒者为现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
艾丰认准了的事就会“咬定青山不放松”，他开始把重点放在研究城市建设问题上，主要是想搞明白中国的城市究竟该如何定位，如何规划好自己的发展蓝图，才不至于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从1981年到1983年间，只要是城市建设研讨会，即使是没有报道的任务，艾丰也尽量参加，以至于一来二去竟也成了“专家”。通过阅读、摘记、分析和归纳，艾丰不仅对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状况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下面三个问题上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一、我国城市建设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实际问题和认识问题有哪些？二、这些问题是怎样逐步形成的？三、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在哪里？
1982年12月24日，艾丰借参加和报道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的机会，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他写的述评《重视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副题是《改革城市体制，解决“条条”“块块”矛盾，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述评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几个亟须关注的问题：
城市在四化建设中居于什么样的战略地位？
建设城市只是发展工业吗？
城建就是盖房子吗？
城市发展只与城里人有关吗？
……
这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是随便写上去的，应该说，它们都集中反映了我国城建中的实际问题和一些理论问题：正是把城建单纯地理解为发展工业，使一些城市（包括北京）变得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正是把城建单纯看成盖房子，忽略了城市的基本设施，使一些城市能源紧缺、交通困难……
文章不仅提出问题，而且对问题形成的历史原因以及首先从哪里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并把矛盾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每个居民都可以感受到住房、交通、能源、污染、人口等方面的尖锐问题，城市的“超负荷运转”，“市长管厂长，厂长管社会”的体制，“城市规划墙上挂，不如首长一句话”、“挖挖平平平平挖，平平挖挖挖挖平”、“有楼住不进，有线电不通”等现象严重地影响了城市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这篇述评发表那一天，全国城市发展战略思想讨论会还在举行，会议秘书长拿着报纸，在全体会议上全文宣读。与会者不仅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且参加会议的一些城市的领导同志和城建工作者，还在寻找报纸，要带一份回去。
追踪报道城市建设可以说是步步为营，不达目的决不收兵。随后艾丰又在《人民日报》接连发了《城市在呼唤改革》、《不只是骨头和肉的关系》、《是整体才有活力》以及《小城镇是个大问题》等一系列有关城市建设的经济报道，在媒体上大声疾呼，直接推动了北京及其他城市建设的健康发展。
尤其是他撰写的1983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开创首都建设的新局面》，现在读来仍发人深省：
人们常说，搞建设如同在祖国大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作城市建设这幅“画”，要用钢铁、水泥、砖石、玻璃，一旦“落笔”，便难更改。因此，建设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规划，随意“涂抹”，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3)
北京缺水问题述评
艾丰回顾自己从事经济报道的历程时，自豪地说：“经济报道包括其他写作，我一直在力求创新突破，中国媒体上的经济述评是我着力最多的一种体裁。对如何写经济述评，不谦虚地说，我有不少首创。很多人没有很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在我以前，所谓的述评就是综述，把一些东西堆到一块。而我把述评变成了新闻、通讯、评论为一体的一种综合体，就使其变得可操作性很强、政论性很强，知识性和趣味性也很强，成为集中强势的一种综合体。”
艾丰有两本新闻作品选集，1985年以前的作品选集名为《思考的笔》（1987年出版），1985年以后的作品选集的书名就是《经济述评自析集》（1994年出版），可见他将经济述评放在了自己写作中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思考的笔》一书的自序中说：“人们常把记者等文字工作者称为‘笔杆子’。这比喻有缺陷。难道他们是无生命、无个性、无头脑的‘杆子’吗？不，他们是有生命的‘笔’。他们不仅在奔波、记录、报道，他们更在思考、探索、追求！他们是‘思考的笔’！——这就是本书书名的来由。”这种思考、探索、追求，在作者的第二部作品集《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部集子收录了艾丰48篇主要为述评体裁的作品，在每篇作品的后面基本上都有一篇作者的“自析”，目前被新闻界认为是研究经济报道特别是述评式报道的范本。
依笔者之见，追根溯源，艾丰真正的第一篇这种“四像”又“四不像”味道的述评式作品，是在1982年2月2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北京缺水问题评述》。它堪称艾丰突破新闻报道写作旧模式的一个代表作。
艾丰在山区待过，对那里的缺水状况有着切肤之痛。那里的农民过着非常艰难的缺水生活，一盆水要用几次，先洗脸、洗碗，然后再做猪食用水。农民们平时不洗脸，城里来的知青不能洗衣服，洗衣服要带进城，或者到很远的水库去。最干旱的季节，他们甚至用树叶把一滴一滴泉水引进水桶……可是一到城里，人们对水的浪费却随处可见。有着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的艾丰觉得这件事必须呼吁一下，于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收集资料，悉心研究，方才命笔。
这篇报道所讲的问题和材料，客观来讲是人们经常都可以看到的，但是艾丰写来却扣人心弦。开篇时艾丰列举的事实就很让人触目惊心：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北京供水，密云水库去年秋季已经停止向天津送水，为此，国家不得不花大量投资，引黄济津，到天津的水每方合一元多钱。
你可知道：为了保证城市和工业用水，京郊水库从去年6月就停止给农业供水，为此，郊区1981年粮食减产16亿多斤。大兴县芦城公社因缺水稻谷减产一半。社员说：“一吨水，到我们这儿就是一吨稻谷。”
你可知道：北京市一年用水量为47亿吨，而1981年6月至今年6月这个年份，只有可用水32亿吨，欠缺三分之一。
北京市水利局领导同志告诉记者：郊区84座水库，绝大部分没有蓄上水；十三处一个流量以上的大泉已经干枯。我们驱车田野，亲眼看到干沙刺目的河床和无水亮底的引水渠道。史书上有过记载的十三陵九龙池，如今是乱石一片；元初郭守敬“白浮引水”的白浮泉，现在只能从干燥的沙土中挖出那些当年口吐清泉的石雕龙头。
北京有些地方已经尝到了缺水的苦头，自来水变成了“夜来水”。人们把锅放在龙头下面，夜里锅一响，赶忙起来接水，满楼叮当乱响，呼号喊叫，影响第二天上班。住楼的人不得不添置水缸。甚至管水的市水利局大楼，去年夏天有一度二楼都上不去水。
件件事实告诉我们：必须重视水，必须重新认识水，不然，是要受大自然惩罚的。
接着艾丰对水作为一种资源从三个角度，即数量角度、质量角度、使用角度来加以概括，并且用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进行了论述：数量——“无限的循环掩盖着有限的数量”；质量——“低廉的价格掩盖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使用——“各自取用掩盖着水资源是一个整体”。于是，人们就感觉深刻了，包括一些专家们也称赞艾丰：“这些内容都是我们知道的，有许多就是我们跟他谈的，但他这样一写，我们都感觉很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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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条合格”的经济部主任(4)
这篇作品的特色，就是把确凿无疑的情况和事实，充满感情的描写和呼吁，冷静深刻的分析和归纳这三者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了，既给人感性的激动，又给人以理性的认知。这篇只有两千多字的作品，一直被人们牢牢地记着，特别是在北京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人们仍然记得这篇发自二十四五年前的作品。
多侧面报道
艾丰谈到“经济述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时，把它归结为社会生活的变化。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多侧面要求新闻报道的多侧面，而述评这种体裁，最适合体现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和要求。1987年他专门写了一篇新闻学论文《论多侧面报道》，主要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在社会生活日趋复杂的今天，记者的任务是两条——报道和解释。新闻价值既来自报道，也来自解释。所谓解释就是要求有深度报道或解释性报道。
二、要改变过去把新闻报道简单地分为“表扬稿”、“批评稿”的报道办法。那样的分类，说好的一概说好，一点问题也不说，客观上必然发生“拔高效应”；说坏的一概说坏，一点“好话”也没有，必然产生“过重伤害”。应该写一种综合性的多侧面的报道，根据事实情况做多侧面的报道和分析，才可以避免新闻报道中由于报道方法不当产生的片面性。
三、对已经约定俗成的写先进人物的“缸杯法”作出分析。艾丰认为，一个大缸里面含有半斤糖，喝起来有点甜，但不太甜。我们用提炼的方法，把水分去掉，把一缸水浓缩到一个杯子里，里面还溶有半斤糖，这时再喝起来，就会甜得“齁”人。没有喝过缸里水的外人，不会提出问题，认为水就是这么甜；喝过缸里水的人就会提出疑问，认为杯里的水不是缸里的水了。一个先进人物多年做的好事，我们打破时空把它们凝练在一起，就会产生这种“缸杯效应”，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在报道方法上加以改进。
艾丰之所以更喜欢使用经济述评这样的体裁，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艾丰说，新闻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探讨新闻的改进和改革，不能不首先注意研究现实生活的发展和变化。
常听见这样一种说法：“现在的人不像五十年代那么单纯了。”其实，人的“复杂化”，正是“生活复杂化”的反映。这种变化，也很难用单纯的“好”、“坏”两个字来评价。
怎么办？只有改进我们的报道思想和报道方法，用多侧面的报道去反映多侧面的现实。表扬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批评？批评的报道中，为什么不可以有某些肯定的部分？介绍某单位经验的时候，为什么不可以对未来做某些预测和展望？其实，多侧面的报道把表扬、批评，肯定、否定，介绍、推荐，商榷、探讨等多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克服新闻报道上的片面性和形而上学。
评述式的报道，是最易体现多侧面的一类体裁。从报刊史上看，它也是我国报刊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这篇大家公认的好新闻，就是评述式的。有人担心评述式新闻会失去客观性，记者的“宏论”可能招致读者的“讨嫌”。如果由此担心而提高警惕，防止这类毛病发展，那是对的；如果由此担心而不敢使用这类写法，甚至排斥这类体裁，那恐怕是过于绝对了。
评述式的写法还有一个长处，它可以把指导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以至学术性融为一体，便于把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增强报道的可读性。
对于报纸来说，在它同广播、电视等诸多传播工具的竞赛中，评述式的报道更是它占有优势的重要手段，许多有眼光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1)
要写好经济述评，必须十分重视培养自己的宏观思维素养。艾丰有一句名言：“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艾丰对此解释说：“要当好一个记者，我认为，具备宏观意识是很重要的事情。”“‘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当然主要是讲记者的责任感，但也应该包括宏观意识在里面。因为总理是想全国的事情的。”
什么是记者的宏观思维呢？顾名思义就是记者从全局和整体出发，用高屋建瓴、综合系统的方法来思考问题，并将其放入更加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和社会系统之中进行透视的思维方式。
艾丰1987年4月1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经济述评《理一理思路》，就是在宏观思维烛照下的可喜成果。
1987年春天，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城市改革，可以说又到了步履维艰的关键时刻。以往先是对企业扩权让利，后来又“包”字进城。但是“包老爷”在城市的表现远远不如在农村，并没有惊现一“包”就灵的神奇。到了这时，人们对改革的认识变得很不一致，更重要的是对改革如何进行下去，许多人陷入迷茫之中。艾丰敏锐地感到，搞清思路已是当务之急。经过认真调查和反复研究，艾丰适时写出了《理一理思路》一文。在引题中艾丰开宗明义：
改革途中，各种现象，复杂纷呈，收收放放，进进退退，松松紧紧，成功喜悦，牢骚争论……要深化改革，当前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那就是——理一理思路。
至于如何理思路，文章按照事物的内在逻辑分了三段，写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要解决我们改革的基本框架（“总体构想——运动会的比喻”）；框架搞清了，就要解决如何实施的问题（“实施步骤——怪圈的突破”），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实施原则清楚了，就要解决第三个问题，即目前从哪里突破的问题（“经营承包——螺旋式认识”）。
凭借自己对重大理论问题和读者心理的宏观把握，结合深刻的历史意识，艾丰准确地抓住了城市体制改革遇到困难的实质，简练有力地回答了人们心中的种种疑惑，文章见报后收到良好传播效果。“理一理思路”，也很快变成了人们生活和工作中一句常说的话：“现在需要理一理思路了。”
体现多侧面报道思想的述评，往往使记者更能够触及一些敏感问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最敏感的话题是“分配不公”。当时首都一家大报及时抓住这个问题，准备在报纸上展开一场大讨论。但由于前三期发表的都是一面之词，领导怕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就建议该报暂时停止了这个专栏。这时艾丰说，好，我们的机会来了。于是他以多侧面报道思想为指导动手写了一篇同样题材的述评，并且采取了特殊的模仿大专辩论会的方式，文章的题目就叫做《社会公平的辩论》，分上下两篇发表在1988年7月11日和12日两天的显著版面上。看看这篇述评的四个小标题：
“辩题之一：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谁先富？甲：谁对社会贡献大谁先富。乙：富的机会是客观演成的，我们不能指定谁先富。”
“辩题之二：怎么衡量收入差距上的公平程度？甲：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不符合它就不公平。乙：初级阶段实行多种分配原则，不能只是一把尺子、一个标准。”
“辩题之三：当前应该强调的是社会公平还是社会效率？甲：应该强调社会公平，因为不公平现象已经搅乱了人心，影响了社会效率。乙：大锅饭刚刚开始打破，已见到积极效果，切不可在公平的压力下，让平均主义回潮。”
“辩题之四：在社会公平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甲：必须下决心采取果断措施，迅速扭转不公平局面，特别要解决‘官倒’问题，否则会给改革造成严重障碍。乙：对社会不公平现象必须做具体分析，分门别类采取对策。一些不公平现象是改革中难以避免的，只能在改革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
作者在最后写道：“甲乙双方，哪方正确，哪方谬误？或者各有可取，各有偏颇？记者难以作答。只有‘聘请’广大读者做评判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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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要想总理想的事情(2)
这篇十分尖锐的述评，不仅没有受到批评，而且受到了肯定。当时主持宣传的中央领导同志，特别给报社打来电话，说：“艾丰这篇东西写得很好，是否让人改编成相声？”
述评这种体裁可以依靠记者的分析体现新闻报道的预见性和超前性。从艾丰的述评中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发表于1990年11月10日的《从疲软说到房改》就是其中一例。
述评的开头说：“房改是说了好几年的老热点，‘疲软’（注：指市场疲软）是近一年的新热点。把‘疲软’和房改联起来，是现在的一个时髦话题。现送上几点观察。”
第一个小标题——“观察之一：居民银行存款究竟是‘笼中虎’还是‘圈中羊’？”
第二个小标题——“观察之二：消费在一定意义上也决定生产。研究我国市场，如果不研究我国的消费，将会抓不住要领。”
第三个小标题——“观察之三：花钱最多的一种消费，住宅的商品化可能成为启动市场的一大动力，房改现在就应该加速。”
结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可以说：‘是时候了，让我们来大力促进房改吧！’”
这篇述评关于消费的观点，到1997年或1998年才被全社会所认可，那时中央已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对策的核心。
这篇述评中论及的关于房改的观点，到1998年才变成了现实，它成了我国经济这些年来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支撑点之一。
艾丰善于用整体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在对待个别现象时总是将其放在大环境中进行思索。这样，就可以帮助读者看到表面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因而更有指导意义。《坚实地站在大地上——1991年人大、政协两会纪实之一》就是这样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会议报道。
艾丰跳出以往会议报道表面热闹而内容贫乏的圈子，站在“从建国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大约需要100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会议大背景下，抓住了“你也许会感觉到会议的气氛略少庆典式的热烈，而更多务实中的冷静”这个要害性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成熟的人是沉稳的”这一观点，顺此思路，由历史进程深入剖析了“急性病”的危害与根源，从而引出了“坚实地站在大地上”这一会议精神。
总书记关注访日通讯
有一篇获1990年全国新闻奖二等奖的作品颇能体现艾丰用宏观思维把握问题的功夫，这就是艾丰自称“得来全不费工夫”的《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
那次是艾丰随同访日代表团去离东京很远的一个地方参观超市，路上，陪同的日本朋友林信太郎和他讲了一席话，主要话题是有关技术引进和自力更生的问题。
当艾丰谈到日本在对中国输出技术方面过于保守时，日本朋友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起步初期，日本在引进技术方面也存在技术受到封锁的问题，但日本并没有完全依靠进口美国的先进设备和技术来发展自己，而是自力更生。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一直没有引进外国技术的丰田公司，靠自己的研制开发不仅最终位列日本七大汽车企业之首，而且还兼并了曾经引进技术的另两家汽车公司马自达和三菱。中国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林信太郎20世纪60年代来中国时，他有些大吃一惊——当时日本要求引进瑞士的手表技术遭到拒绝，而中国当时竟已经买进了1000台瑞士的先进设备！但让林信太郎失望的是中国并没有产出一流的手表，关键在于管理和人员素质的不到位。林信太郎曾怀着好奇心仔细观察过中国这家手表厂生产的零件，结果发现，元件切削得不错，但上面粘有油污，当他建议工人把油污洗掉，工人倒是清洗了，原来的油污没有了，但是另外的地方又粘上了油污！
艾丰听后，当时就感慨万千，日本朋友把引进与消化的关系问题讲得太透彻了！
具有新闻敏感又同时具备宏观把握能力的艾丰，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条妙不可言、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新闻。因为外国朋友作为一个旁观者，点出了中国企业发展进程中的致命弊端！这是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于是回国后写访日通讯时，没有过多修饰和改动，只是把当时的记录整理了一下，就完成了。
艾丰说：“没想到，此文1990年5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后，立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
###、###和薄一波等中央领导看到报道做了批示，表示赞许。这篇文章以及中央领导的批示一同被印发，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下发给了中央及各省市领导。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除了《新闻采访方法论》一书获吴玉章奖之外，艾丰的单篇新闻作品，只有这一篇《一位日本朋友的忠告——访日通讯之一》获得了全国奖，其他几乎没什么获奖作品。而就是这篇作品在评奖过程中也有点小插曲：这篇报道在当年（1990年）的全国新闻奖好新闻评选中，初评时是定为一等奖的，评委们一致为这篇稿子叫好。结果到终评时，担任评选委员会主任的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邵华泽，觉得一等奖数量受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人民日报社一下子就有两篇作品获一等奖，不太合适，“提意见”说，最好撤下来一篇。于是就保留了一篇社论获一等奖，把艾丰的降成了二等奖。
评奖完毕归来，邵华泽专门向艾丰解释了评奖时的情况，希望艾丰谅解。艾丰说：“二等就二等吧，获几等奖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我写的这篇作品的自身价值已经被体现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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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万里行(1)
“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
——薄一波
采访###
《###：天降大任》一文，刊载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6日。在这篇24个版面的巨幅文章中，“幸遇伯乐，步入高层”章有一段关于###“超前7年提出宏观调控”的叙述：
1986年11月22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有一篇对###的专访：《今年经济效益为何波动》。专访发在右上角，上面还配有###的照片，照片上的###看上去显得年轻而清瘦。
这是###作为政府部门领导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也是他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上向公众阐述自己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纲领……采访###的记者，是时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的著名经济学家艾丰。
据艾丰介绍，在这之前他有过和###远距离接触的经历，已经听到有人评论###有两个特点，一是有思路，二是敢讲话。那次采访证实了这一说法。“可惜，我当时在经济上还是外行，没有对他做深入的求教和观点上的交流……”
艾丰说：“中央正式提出宏观调控是在1993年的6号文件，他提前了7年就有所酝酿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宏观调控后来成为###最重要的经济思想，也成为中央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
当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步入高层后，艾丰是第一个采访他的人，通过艾丰之笔，###的经济思想首次亮相中央报刊。
与###的第二次直接见面，发生在6年之后，一个在前台，一个在后台，合力掀起了一次划时代的“中国质量风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
商品短缺，曾长期困扰中国。从建国到1978年的近30年时间里，我们已习惯凭票排队买东西，全国凭票供应的产品曾达到77种之多。1978年之后，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商品多了，品种也多了，逐渐地，一些商品进入买方市场，我国经济也步入由“生产供给型”向“消费引导型”转变的时期。这本是经济的进步，然而质量的进步跟不上数量发展的速度，老百姓的怨气出来了，质量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全国消费者对质量问题的投诉逐年增加，1987年是43万件，1988年上升到10万件，1989年是14万件，1990年达到22万件。1991年因为开展了“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稍有下降，但仍然有21万件。这是指已经投诉的，而不投诉的、吃哑巴亏的，数字恐怕至少还要增加若干倍以上。1992年春节前，中国消费者协会累计收到投诉信100万封，其中抱怨商品质量差的有70%，揭露假冒伪劣现象的占10%。
“中央知不知道这个情况?”在火车上，在家庭的饭桌上，人们谈起伪劣商品，常常这样问。
中央当然知道。1989年8月25日，###、###联合署名的致“全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总结大会”的信中写道：
我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十年来，企业对提高产品质量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提高，一些工业产品质量日趋稳定，一些产品的技术性能和质量档次逐步采用国际标准，成绩很大。但是，产品质量低、企业效益差，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扭转。
1991年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一次会议上提出，1992年要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基础上抓好质量工作。他说：“质量问题是关系到一个民族能不能生存的大问题。最近内参上报道了一个消息，说外国人讲中国国营企业工人不关心质量，看了令人伤心、痛心。中华民族难道就这样吗?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工作质量大家都不关心，飞机、火车不正点，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这个民族怎么能存在下去?”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国务院把1991年定为全国“质量、品种、效益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出台了。发起单位是两家，一家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一家是《人民日报》经济部。当时艾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他和周围的同志从1991年9月起，就开始筹备“万里行”活动。他们设想组织中央新闻单位开展一次大规模的集中采访活动，按东北、西北、西南、华南等行政区划分几路进行，主要是了解1991年我国开展的第一个“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收效，并调查还存在的问题，既进行公开报道，也准备写成内参，送给中央参考。因为采访的规模很大，涉及的问题可能比较深，不仅新闻界参加，还要争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请这些部门也一并参加进来。政府主管部门当时主要有主管企业运行的国务院生产办公室（即后来的国家经贸委前身）、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工商总局等。活动方案拟请当时的国务院生产办常务副主任赵维臣担任活动组委会主任，艾丰担任副主任。
中国质量万里行(2)
“万里行”活动方案由生产办综合局副局长王远枝、新闻文化促进会副秘书长刘智等起草，艾丰审定之后，于12月14日报给了赵维臣，得到了他的支持，接着赵维臣又把活动方案转呈给当时兼任国务院生产办主任的###副总理。10天后，###对活动方案做了批示，表示支持，并指出：第一，发挥新闻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政府部门不参加组织委员会，可请艾丰担任主任。第二，不要组织声势浩大的集中采访活动，以分散私访、事先不做准备为好，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第三，正面报道真正好的典型是必要的，但更多的要揭露问题，否则脱离群众。第四，谢绝地方一切招待吃请，严格防止给企业摊派活动经费，不增加企业负担，真正贯彻中央关于搞好大中型企业的精神。
显而易见，活动方案上了新台阶，没想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构思这样新颖、奇特、周密、具体、易于操作，新闻界对此赞叹至今。
以新闻单位和群众组织为主，去唤醒中华民族的质量意识，这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薄一波同志为“中国质量万里行”题了词，并担任“万里行”活动组委会名誉主任。
1991年12月30日，国务院“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转发了“万里行”活动实施方案，请各地、各部门将活动方案转发各地、各部门所属新闻单位，要求他们积极参加并精心组织“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新闻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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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全国(1)
抓质量的希望之火，在北京点燃，又迅速燎原到全国各地，其声势、影响等都为人们始料不及。
“万里行”活动怎样搞?
1991年12月30日上午，组委会主任艾丰在中国质协会议室主持了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他说，这次活动意义大、规模大，难度也大。要注意抓好两个“一”，一个是正面典型，一个是反面典型。正面报道要实在，少而精。反面典型重点抓几个大的报道，在全国产生震动：打击面不宜宽泛，抓住一个，就弄彻底。
会议确定了发稿程序：各报台先认领组委会分配的题目或上报本单位的选题，经组委会确认后，各自采写，稿件经本单位审后，再送组委
会编审。组委会将最后定稿提前四五天分送各单位，新华社再在发稿前一天播发到各单位，有了这样的“双保险”发稿制度，重大报道就可能集中在同一天在各报台刊播。关于署名，组委会规定：凡经组委会编审的稿件，才能署“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否则，只能署“本报记者”。
会上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组委会准备了10个正面报道题目，10个批评报道题目，以“招标”的方式让各家新闻单位认领。10个正面报道的题目一下子就分光了，而10个批评题目却无人问津。艾丰明白，1989年以后，由于强调稳定，媒体上的批评声音很少，而且一个批评报道
◎在“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上发言。
之后，往往会引起一场官司，各种纠缠使媒体承受不起，大家的顾虑是有理由的。艾丰感到自己当了组委会主任，已经骑上了老虎，就不能再下来了，必须勇往直前。他当时说了这样一段话：“搞批评报道，大家有顾虑。我看不要怕。这次批评报道与过去不同，第一是‘打群架’。‘万里行’是首都新闻界的联合行动，所有的大新闻单位都参加了，要把首都新闻界都告下来，我看没有人有这么大的胆子。第二叫‘有后台’。这次活动是有高层领导和政府部门直接支持的，而且这些部门都是直接管理质量的，他们在这方面有权威。所有重要的批评报道一律署名‘中国质量万里行记者’，万一出了问题，由组委会承担责任。”经这样一说，10个批评报道的题目也很快被认领完了。
艾丰将“万里行”的具体活动计划向###汇报，###认为：“计划很好，活动中再补充、完善。”
1992年2月11日，“万里行”正式开篇。《人民日报》等在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抓质量促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消息，开篇按语说要“造成重视质量的舆论”。
十几家大报统一采用新华社稿，整齐得像“亚运会开幕”。而且，从清晨6点半到晚上10点，广播、电视呐喊质量的声音不绝于耳。
来头太大了，好像发起了凌厉的攻势。有的人已从这攻势中觉察到不同寻常的气氛。一些部委的领导和北京以外地区的“效益年”活动办公室的同志来电话连说：“没想到，没想到!声势已盖过去年的‘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宣传。”
而真正让人震惊的，是第二天晚上，强力啤酒、青岛威士忌、长白山葡萄酒三种产品的质量问题在报纸、电台、电视台上一起“曝光”。一瓶啤酒里面竟有24个田螺壳，威士忌中有悬浮物、昆虫，葡萄酒中有玻璃碴儿，这怎么能够叫人容忍？！
“三瓶酒”的报道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国家商检局局长王久安知道“万里行”的活动计划以后给艾丰打电话：“这样重要的活动你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我这里有很好的反面材料供你们报道。”艾丰到了国家商检局，王久安就拿出了这三瓶酒。艾丰说感谢你提供这样好的曝光材料，但希望做到三件事。第一，最好先请这三个产品的厂家来，确认是不是他们的产品，责任落实。第二，因为这三瓶酒是从出口商品中查出来的，最好请示一下外贸部，我们曝光会不会影响对外贸易？第三，你们主管部门最好事先对这三种产品的厂家做出一个处理的决定。一周之后，王久安来电话，说三件事都办妥了。有关厂家确认不讳。外贸部部长李岚清亲自表态，抓质量不会影响外贸，只能促进外贸。对三家企业的处理决定也已经做出了。于是，艾丰组织了报纸、电台、电视台各家记者到现场采访，写好了稿子，录好音，拍好了片子。当时正值春节前夕，大家约定，节前不要发，让人家过个好年，过节以后，人们的心思转到工作上来了，再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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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动了全国(2)
这组报道好像一组重磅炸弹，炸向了劣质产品。全社会为之震动。
三家酒厂震动更大。他们虽然已经知道自己的产品质量出了问题，也知道要挨行政处罚，虽然在媒体上已经看到新闻界采取的是“查、处、帮”的方针，但在这么多的媒体上同时曝光的滋味他们还没有尝过。当地政府立刻到威士忌酒厂、葡萄酒厂调查和解决问题，并公开表态接受批评，改进工作。强力啤酒受到的冲击最大，已经订货的经销商纷纷退货。“万里行”记者到强力啤酒厂采访，见到这样悲壮的场面：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厂职工站在露天操场上一动也不动，静静地听着关于本厂受批评的报道。此情此景，谁的心不为之颤动?
“万里行”报道的成功，是因为它首先把矛头指向危害人们健康的“恶性劣质产品”。而后，《假药需要真药治》、《郎酒的呐喊》、《巩义市劣质电线考察记》等报道陆续发表后，人们全面明白了“万里行”的宗旨——打击假冒伪劣。
第一轮报道之后，2月27日，艾丰向###送去了前一阶段的情况汇报，并同时汇报了下一阶段活动计划。###表示，“中国质量万里行”一炮打响，反映甚佳，可喜可贺。###等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赞许。
各地纷纷来信来电，为“万里行”叫好。
保定城区居民说：“‘万里行’报道，我们每天读，真解渴。”
国家技术监督局副局长李保国说：“这次‘万里行’活动，新闻界做了一件大好事，把过去办不到的事办到了。过去质量检测报告公布了，人们也不重视，行政部门出面干涉，互相牵制，批评的事很难办。”
山东省长赵志浩说：“‘万里行’对山东个别产品质量问题曝光，是一件大好事，是对山东工作的推进。”
3月4日，商业部部长胡平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新闻报道活动对促进商业工作很有利，我们要在两三年内将假冒伪劣商品赶出国营商业柜台。”
3月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在中国工业经济协会办公室编印的《工作情况》第2期上批语：“检察机关要关心和热心支持国家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的活动，热心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发挥法律监督职能，对那些制造假冒伪劣商品，坑害消费者，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分子，要依法惩处。”
在组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总结第一阶段的工作时，中国消费者协会武高汉说，当前消费者的普遍反映是“大快人心事，质量万里行”。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谈论“万里行”。虽然这次活动政府部门退到二线，但群众还是认为，这是党和政府为人民群众办的好事、实事。影响之大，超过了预料。
朱育理说，过去我们开了很多会，动了很多脑筋抓质量，效果不大，而这次活动，几次报道下来，就引起全国震动，说明舆论工作的重要性。
会上，各主办单位就“万里行”要达到的具体目标，在以下五点上达成共识：
一、要在全国大造一次质量宣传攻势，全面进行一次质量意识的教育。
二、要通过宣传好的典型，使人们把质量问题和企业的经营机制转换结合起来。
三、要通过批评坏典型，狠刹假冒伪劣歪风。揭露的重点是假冒伪劣，特别是恶性劣质产品。
四、使消费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五、为今后进一步抓质量问题提供一些思路。
各地领导也用“万里行”的精神去鼓励新闻记者。3月1日，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在全省新闻记者座谈会上说：“大家都觉得中央几家新闻单位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好，碰到好的表扬，碰到坏的批评。先进的受到鼓舞，并感到不足；落后的受到鞭策，坐不住，吃不下，睡不着。去年是‘质量、品种、效益年’，大家写了不少反映质量问题的报道，但是还有点一般化，对质量问题触及不深、震动不大。这次搞的‘中国质量万里行’系列报道没多长时间，就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个冲击波。把质量问题一捅，工人、厂长、省委书记都被触动了，今年，大家要多写一些像‘中国质量万里行’那样的报道，在社会上形成‘冲击波’。”
震动了全国(3)
截至1992年5月，“万里行”活动开展3个多月，发通稿70篇，发选用稿10多篇，中央报纸刊出了400多篇，加上地方报刊选用的稿件，一共有1000多篇。广播、电视播出了200多次。在这些报道中，“万里行”表扬了60多个先进单位，批评了20多个产品和厂家。正面典型，为企业抓质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反面典型，又成为中央各部、委、局和各省市抓质量整改的实施对象。
工商企业在“万里行”活动开展后，自觉地把产品质量问题与本企业的生存问题挂上钩。许多企业派代表主动到北京“万里行”组委会，查询有无投诉自己产品的信、电。像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重庆嘉陵机器厂、山东琴岛海尔集团公司和广东万宝集团公司等企业，在“万里行”组委会刚公布投诉热线电话后，就赶到北京问自己产品的遭遇。丹东东方齐洛瓦电冰箱厂的副总经理听到至今还没有投诉“东方齐洛瓦”电冰箱的信、电，竟高兴得像小孩儿一样“咯咯”笑出了声。还有近100家企业在收到“万里行”组委会转去的消费者投诉信后，立刻上门为消费者服务。如春兰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收到投诉信的第三天就向组委会反馈了用户表示满意的信函；山西长治洗衣机厂在接到投诉的第二天，就为用户调换了洗衣机；上海洗衣机总厂接到组委会转来的投诉后，立刻派员乘飞机前往处理消费者投诉的问题。顾客感慨道：“我当了‘水仙’的上帝!”许多消费者打电话给组委会时，激动得声音发颤。
老百姓对“万里行”的拥护打从心眼里来。电视采访组从2月15日出发，至3月26日归来，经过天津、山东、上海、江苏、安徽、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沿途群众像欢迎当年志愿军抗美援朝胜利归来一样，高速公路收费站让采访车免费通过，出租汽车也为采访车队让路，路旁经常有人夹道欢迎。
行进中的总结(1)
4月27日上午10点，正是全国质量工作会议开幕的时候，薄一波同志在中南海约见了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范敬宜、“万里行”组委会主任艾丰和副主任吴昊等。薄一波同志说，“质量万里行”活动，事情办得不错，开了一个好头，效果好，应该肯定。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利益，把不好的行为曝光了，群众很满意。“质量万里行”今后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要经常坚持下去，持之以恒。薄一波同志赞成每年集中地搞一次，就是说要不间断，研究一些好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薄一波同志指出：“开展‘质量万里行’活动，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坚持真理、坚持公道、为群众说话的人，做到这点很不容易。要敢于说真话，要实事求是。从这个起点出发，造成一个好风气。从新闻界开始，慢慢把这个风气扩及到其他各个方面。现在社会上有些不好的东西，如吸毒、赌博等，就是要像这次揭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样开始突击。要创造一个好的社会风气，物质文明要有所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搞上去。”
4月28日下午，###总理在京西宾馆会见了参加全国质量工作会议的代表。他在讲话中说：“今年开展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说明，群众对我们的产品质量还很不满意。”
一个由新闻界发起的活动，造成这样大的声势，形成这样可观的规模，得到人民群众和各级政府完全一致的支持和赞成，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就“万里行”活动，向薄一波同志汇报。
“万里行”何时结束?消费者、企业都在打听。有的企业说，无论如何也要熬过4月，躲过“四月风”!
“万里行，要天天行”，“万里行”活动按照上下一致的要求要长期搞下去。
1992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联合召开了第一年活动的总结大会。主管新闻工作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同志说，在新时期新闻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而“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新闻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服务的好方式。会上还传达了老一辈经济工作领导者张劲夫同志的意见，他说，从建国以来，我们就一直重视质量工作，但苦于没有好的方法落实，“中国质量万里行”找到了一个推进质量工作的好方法。既从新闻工作的角度，又从经济工作的角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做出的全面评价。
总结会进行过程中，艾丰十分激动。是的，“万里行”成功了，大家都感到高兴，但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指挥者，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外人并不能体会到的。后来他告诉别人，压力主要是两条：一条，批评不能发生偏差，这样锐利的武器，如果发生偏差，损失就会很大；另一条，这么多的尖锐的批评报道集中发表，会不会被认为不符合“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宣传方针。对这两条风险的担心，通过几个月的实践都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而且活动得到了全面充分的肯定，他怎么能够不激动呢？还有一种激动，那就是作为组委会主任，他感到在工作中各方面给予的有力的支持。于是，他打破既定的程序，要求即兴发言。
他说：“‘万里行’活动搞成功了，都说有一个组委会，组委会都说有一个组委会主任。我是出了一些力，但是，我要说，现在我有贪天之功、贪地之功、贪人之功的感觉。贪天之功，没有中央领导，没有各政府部门的支持，‘万里行’不可能搞起来；贪地之功，没有消费者如此热情的支持，没有众多企业的理解和支持，不可能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和好的效果；贪人之功，没有首都新闻界同仁们的通力合作，活动进展得不可能这样顺利。按我的级别、资历、水平，是没有资格指挥首都新闻界这样高层的大活动的，但是大家不计较这些，始终合作得很好、很愉快。这就是我现在的心里话，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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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中的总结(2)
会议结束之后，一位新华社记者对艾丰说：“总结会开得很好，但到你讲话之前，总还觉得缺点什么，你讲了之后，就不觉得缺什么了。”
在第一年活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根据上下一致的意见，原本作为一次性活动的“中国质量万里行”变成了一个持续性的多年和常年开展的活动。组委会成了常设机构，国家经贸委和###成了它的主管机关。为了使组委会成为一个合格的常设主体，1994年之后，又正式注册了一个国家级的社团——“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来开展活动：指挥每年的“万里行”活动时，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日常开展活动称为“中国质量万里行联合会”。
1993年、1994年、1995年、1996年、1997年、1998年……每年都安排一定的时间，集中开展“万里行”活动，直至今日。
“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创造了许多经验。主要有：
一、一些事关全局的大的工作，可以采取社会活动的方式加以推动。
二、确定活动内容时，要抓住“三重合”热点。即抓住政府关注、企业关注、百姓关注这三者关注重合之点。
三、这些活动可以采取新闻监督、群众监督和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相结合的方式，使各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
四、这些活动要采取“扶正祛邪”，两翼推进的方针。“万里行”的方针就是“打假治劣，扶优扬名”两翼推进。
五、舆论监督有极大的威力，符合实际的恰当的批评报道，可以产生积极的效果，并不违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
六、要把社会活动的效果通过法制建设、政府工作改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民族意识和人的素质的提升、中介组织作用的加强等落实下来。
这些经验今天已经广为普及，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艾丰在回忆“万里行”活动的时候说，除了成绩之外，也留下了若干遗憾。由于受到体制的局限，“万里行”涉及的各个方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拧成一股绳，在机构上后来成了多头领导，影响到这个活动的进一步持续发展。当然要解决这些问题，是留给后来人的课题了。
“增加农民收入”到“小城镇大战略”
“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
——###
抗战时在家乡河北玉田农村当过儿童团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又到塞外延庆参加“四清”运动当过工作组长，艾丰对农村和农民是熟悉的。
自从1983年4月专访费孝通教授，写了《小城镇是个大问题》，艾丰迷上了钻研新时期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至今，在这方面发表了10多万字的论述。其中，为中央决策层采纳的有“增加农民收入”、“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大战略”等建言。
“增加农民收入”写入中央文件
艾丰对“三农”工作的第一个贡献，就是较早提出“增加农民收入是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
1993年，中央筹备召开农村工作会议，主管部门希望《人民日报》就农业问题写一篇社论，任务落实到经济部撰写。艾丰感觉脑子比较空，写点陈词老调的概念化的东西，他不甘心。于是艾丰找来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带几名记者，到全国农村去跑一圈，调查一下农村到底存在些什么问题，以便使即将要写的社论更贴近实际，更有针对性。
六名记者在下面跑了一个星期后回来汇报，说的大都是一些老情况。艾丰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了，有没有新鲜的？”
吴长生说，他在山东桓台县一个村口，碰见一位正在纳鞋底的老太太，就问：“老大娘，咱们农村缺什么呀？”老太太想也没想，一拍衣兜，说：“就缺钱！”
艾丰一听这话，眼前一下闪亮了。他说：“这太有意义了！行了，咱们这篇社论可以写了。这个老太太是最高明的经济学家，三个字就把中国的农村工作和整个经济工作的要害说清楚了。多年来我们只抓产量，而不抓收入。抓产量是计划经济，抓收入才是市场经济。‘就缺钱’，人家说得够清楚，一点都不含糊，而且非常简明。”
艾丰主持撰写了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发表在1993年9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社论鲜明地提出：农民增收是农村工作的中心问题。“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是农村工作中一件处于中心位置的大事，而且是涉及党和政府各方面工作的一项综合性工程。”“保证农民收入在生产增长的基础上年年有所增加，是一件大事，它关系到党和农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政权在农村的巩固。”
有研究者指出，这是我国最早突出提出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
1993年11月8日，艾丰又撰写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让农民手里的钱多起来》。文章进一步指出，所谓增加农民收入，最重要的是增加现金收入。钱少，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面临的最主要的困难，也是农村各种矛盾最直接、最集中的表现。
1994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本年度的农业和农村工作。###在会上讲话，明确提出了本年度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特别强调了需要立即着重抓好的几项工作：一是保证粮、棉、油和“菜篮子”的生产和供应；二是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社会的稳定，及时处理好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四是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1994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把“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今年农民收入有较大的增长”列为重点工作。
艾丰的这两篇文章，明确要求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特别是现金收入，点到了我国农村工作的要害。“增加农民收入”成为时代的流行语。
值得一提的是，社论《为增加农民收入而努力》谈到：“农村是广阔的市场，农民是工业品最大的主顾，农村购买力的变化，将影响到工业市场的兴旺，进而影响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农民收入增长的快慢，不仅对农民生活的改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且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对国民经济全局，对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进程，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表明，艾丰已经充分注意到“二元结构”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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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1)
艾丰对“三农”的第二个大贡献，是较早总结、提升和推广“农业产业化”这一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新生事物。
“农业产业化，同包产到户一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发明。”艾丰对笔者说过，“这个词不是我发明的，我所做的工作是总结、提升和推广。山东潍坊每年四月召开国际风筝节，从1994年开始，在风筝节期间，都由《人民日报》经济部、《求是》杂志经济部和潍坊市委
市政府联合召开某一个主题的论坛。1995年论坛的主题就是‘农业产业化’。会上介绍了当地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情况和经验。我觉得农业
产业化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有在全国作为农村工作一个基本战略提出来并加以推广的必要。会后又和经济部的一个同志做了深入的
调查，回来后写了三篇报道，并用心写了一篇《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做《论农业产业化》，这篇社论经中央审定以后发表了。”
这个举动，影响很大。农业专家丁力在最近所作《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历程、理论与政策》演讲中评价：“当时浙江、广东等省都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了产业化的实践，在理论和政策上有些探索，但其中山东的理论概括比较早，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概念。《人民日报》的艾丰等同志到山东调查，和山东同志一起提炼观点，发表社论，把这个概念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论农业产业化》的社论和相关的三篇报道，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炉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创造出了中国农业历史上最为耀眼的辉煌，但此后农业发展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风顺船轻。1984年农业大丰收，却引发了影响久远的“仓容危机”，农民们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无处销售。1984年以后，粮食产量６年徘徊，进入90年代再度低速增长；棉花产量再也没有接近过1984年那个高峰；农民收入增长一度停滞；城乡收入比由1983年17∶１到1993年253∶１；农业投入逐年减少；农业生产始终未能摆脱“少了喊，多了砍”的怪圈。如何继续前进？
山东潍坊的“农业产业化”探索，让人眼前一亮。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扑面而来的农业产业化热浪及其所显示的强大生命力，强烈地感染着艾丰，激发着他写作的灵感。
回京后，经过长久的思考，艾丰同记者潘承凡合作，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四易其稿，写就“山东潍坊农业产业化述评”三篇大稿，即《必由之路》、《造就一种新关系新格局》、《更广更深更实的思考》，于1995年12月11日、13日、14日在《人民日报》重要版面连续登载。
艾丰认为，这样重大的问题，光写新闻报道是不够的，写一般的评论甚或是评论员文章，也是不够的，一般要写一篇有足够分量的社论，而且题目要用大字眼。于是用了《论农业产业化》这个庄重的题目。社论发表于《必由之路》见报的同一天，1995年12月11日，位置是《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篇幅是2600字，四分之一版。这篇社论分析和阐述了“农业产业化”相关的各个问题。
产生的历史背景：在农村改革两个发明——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出现之后，需要一种把以往的发明联结起来，总体提升农村改革的方式，农业产业化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应运而生的。
农业产业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包产到户多年不变，市场经济越来越发展的趋势不变的前提下，把千家万户的分散农民和越来越大的市场相衔接。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它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把产供销、贸工农、经科教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条龙”的经营体制。
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发展龙头企业。简言之，改造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使之和市场接轨，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和社会化。
阐述“农业产业化”(2)
社论和报道有两个重要突破。一个是总结性的突破，艾丰着眼于农村经济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环境“两个不能变”这一前提，鲜明地提出农业产业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一气的大市场之间”联结起来的问题。另一个是提法上的突破，艾丰套用毛泽东提出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产业化”。后面这句话现在也流行了。
1996年1月12日，###总书记在《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全国代表会议的信》中，
明确提出：“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把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紧密地联系起来，推动农业产业化，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这句话，对《人民日报》社论《论农业产业化》把“千家万户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和越来越连通
一气的大市场之间”相衔接的表述，做了改进，“千家万户”与“千变万化”相对称，修辞上更好了，更上口了。
《人民日报》关于农业产业化的系列稿件发表及其被中央领导认可，极大地推动了潍坊等地模式在全国的推广。
1996年，艾丰到了经济日报社。当年，一位副总编辑开会回来，对艾丰说，有人给中央写信，提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以后不要再提了。
艾丰闻言一惊，###的信中都使用了这个概念，为什么会错了呢？“不行，让这个提法被认可，我是始作俑者，这事我要搞清楚。”
通过组织他了解到这是摘登了中国社科院一位学者给中央领导的信访简报。信中讲到报刊上当前一些提法不科学，其中第一条就是“农业产业化”。
这位学者认为“农业产业化”提法不科学的理由是：农业本身就是第一产业，还要提什么产业化？在理论上、逻辑上不通。艾丰决心辩个明白。
为此，艾丰找来了西方《产业经济学》原作进行研读。要从理论上讲清问题，需要寻根溯源。
一查书，有重要发现：外国学者最初说的是“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在第一、第二、第三后面都有个“次”字。所以，这里的产业概念，不是简单的顺序概念，不是“第一”、“第二”、“第三”的顺序的区别，而是产业自身生产过程的区别。第一次产业的属性是直接取之于自然。第二次产业是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加工。农民生产棉花，是第一次产业。工人纺织棉花，是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一般是指非物质生产部门，比如服务行业并不直接生产物质产品。在中国，已经把“次”字省略了，简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好像变成了顺序性的排序。
艾丰很快写就内参《关于“农业产业化”的提法》，报送中央有关领导。文章提出：
三次产业的概念，是在西方国家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第三次产业”已经迅速发展的时候，以“倒推”的方式“追溯”出来的分类方法，即给在此之前已经出现的农业、工业以“第一次产业”和“第二次产业”的命名。这个时候，这些国家不仅已经工业化了，而且农业也早已经不再是自然经济状态的农业，而是“工业化”了的或“产业化”了的农业了。因此，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第一次产业”的那个农业，并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不是指奴隶社会条件下的农业，也不是指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业，即不是指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业，而是指这些国家当时已经产业化了的农业。
三次产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之后提出来的概念。目前我国虽然引进了这些概念，但经济发展状况并没有达到全面符合这个概念的水平。正像我们现在经常使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但我国经济目前的状况，还并不是成熟的市场经济，而是处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状态一样。不了解名词概念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差异，许多问题会想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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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农业产业化”(3)
不是任何状态下的农业都是我们现在说的“第一次产业”。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农业虽然是直接对大自然的第一次加工，但是它还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因之这个“第一次”还不能合格地和“产业”联结起来。我国的农业实际状态，虽不能说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但也还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与大生产相连的现代产业，至多也就是一个过渡状态。我国农业今天还并没有产业化，因此提出要“产业化”不仅可以，而且必须。
我认为这样表述可能更符合实际。被称为“第一次产业”的中国农业，是正处在产业化进程中的农业。这里说的是互相联系而又区别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分类，那么，我国农业可以称为“第一次产业”；一个是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和前途提出的经济工作的任务，那么，可以说，我国农业正面临着产业化的任务。两者不可混同。因而提出“农业产业化”的要求是完全适当的。分了类不等于产业化的任务就完成了，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内参送上去后，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姜春云和主管体制改革的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分别对艾丰递交的内参做了批示。姜春云的批示是：这篇文章写得很好，从理论到实践把“农业产业化”说明白了，说得很正确，说得很明确，建议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李铁映也做了类似的肯定。
这样，艾丰的文章于《经济日报》1997年3月24日的《理论周刊》公开刊出。
人们随后在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式上，听到###在政治报告中，明确地说：“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和相互促进的机制，推进农业向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转变。”
艾丰长舒一口气：“‘农业产业化’不仅仅是概念问题，它对中国农村的发展具有极端重要性。在它出现之前，农村的改革是单项的、分散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都是单项的改革，还没有把农业、农村作为一盘棋在市场经济下运作。只有农业产业化是整体改革，能把过去的改革整合起来。我总结，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三句话。第一句话：目标是增加农民收入。怎么增加收入？第二句话：根本途径是把农民引入市场。但是，现在以传统的一家一户的方式进入市场海洋，不是淹死就是呛水。所以要有第三句话：‘农业产业化’是农民在市场海洋里顺利航行的大船。农村工作的总体思路实际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简单的东西不是人们一下子都能认识到的。”
小城镇和城市化(1)
1997年起我国经济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各种东西都多，都难卖，一系列经济难题随之出现。如何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成为决策层关注的大课题。1998年8月14日，一份刊有长文《小城镇大战略——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的《经济日报》经济内参清样，摆在了国务院总理###的桌子上。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艾丰。
艾丰提出，难题出现不是偶然的，乃是我国经济“二元结构”、农业滞后的必然反映。人口多，土地少，规模小，效益低，弱势的农村经济进入市场，必然吃亏。这样，农民收入低且提高缓慢，就是必然。９亿农民购买力低下必然制约全国的购买力，全国购买力不旺，极易引起市场的过度竞争，“价格大战”必然导致企业效益普遍下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增多也成必然。名义上是12亿人的市场，实际打了很大折扣。在市场相对狭小的情况下，外资以强大竞争力进入我国市场，实力薄弱且处在转轨期的国有企业，在狭路相逢的搏斗中，处于不利地位，有些感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总之，在“二元结构”下，必然是一头农村劳动力过剩，一头城市工业品过剩，整个国民经济难以在统一市场的条件下形成良性循环和资源优化配置，由此演绎出一系列问题。
艾丰认为，再不能就工业看工业，就农业看农业，而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联系起来看，工业的出路也要到农业中去寻找，农业的出路也要到工业中去寻找，用工业促农业，用农业促工业。“两个难题一起解，两篇文章联起做。”而把工、农，城、乡连成一体，最重要的战略性措施，就是加快农村城市化。
艾丰说，我国经济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么城市化水平至少应该达到６０％以上。按照以往的速度发展，将很难实现这个要求。
他尖锐地提出：
我国城市化主体是农村城市化。多年来我们研究农村经济的时候，始终注意“体制载体”，现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近年来又注意研究农村经济的“经营载体”，总结了“农业产业化”经验。但始终对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即城市化方面，研究不够。今天，不仅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发达地区，就连像湖北襄樊这样一些地方，县级城市特别是小城镇的崛起和迅速发展，都已经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了。它们已经为我们在农村城市化方面提供了若干重要启示，现在是需要政策和对策及时跟上的时候了。
艾丰鲜明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必须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其中，“发展小城镇，从战略看，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体任务；从当前看，是促进农村城市化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突破口”。
他说，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可以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乡镇企业实现集约化经营的需要”、“农业产业化顺利发展的需要”、“节约农村用地、保护耕地的需要”、“改变农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需要”、“扩大我国投资需求的需要”、“全面发展我国第三产业的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全国大市场的需要”、“全面提高农民素质的需要”。
文末，艾丰再次呼吁：“今天我们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提出来的，而且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具备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很需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事关全局的重要地位来深化认识，并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对策。”
朱总理读罢艾丰长文后，建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对此进行深入的调研与评估。
桂世镛、魏礼群分别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正、副主任，他们找了很多人，花了一个多月进行了认真的调研，写了一个正式的评价报告。
报告说，艾丰同志的文章对我国工农、城镇关系问题，现代化与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城市化进程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严重滞后的判断，符合当前实际；对小城镇建设可以适应我国经济发展八个方面需要的阐述，比较得当；提出把工业与农业、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两篇文章联起做”，把小城镇建设放到经济发展全局来考虑的建议，颇有见地，值得重视。国务院研究室进一步指出，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快小城镇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建议在1999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国家发展计划、投资方向和政策指导上，对农村小城镇建设应从全局出发予以统筹考虑，使这件事情逐步落到实处。
小城镇和城市化(2)
艾丰的建议，就此纳入高层决策的总盘子里。
1998年9月17日和18日，《经济日报》在头版连续刊载了艾丰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关于小城镇和城市化问题的对话”。在这篇对话中，艾丰以更为口语化也更为直截了当的语气重申了上述观点。这次“宣传”的效果，为艾丰始料未及。
后来，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韩长赋告诉艾丰：他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一齐随###同志到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农村工作，在为总书记准备讲话稿的过程中，###同志说，最近艾丰同志在《经济日报》发表过一篇“对话”，很有参考价值。于是我们见到总书记讲话中有了“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的内容。正值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这一动态引起中外关注。
更令艾丰欣慰的是，1998年10月12日至14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
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有利于乡镇企业相对集中，更大规模地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避免向大中城市盲目流动，有利于提高农民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也有利于扩大内需，推动国民经济更快增长。要制定和完善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小城镇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环境。
据说，大会对文件的修改，就是加上了这几行字，其余未动。
艾丰评传
登高疾呼为富人？
第一节指点中国富人前途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网民孟波
有一个被聪明人羡慕的傻子，被全国著名的聪明人、著名富人羡慕的傻子，名叫年广久。傻子年广久，是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大浪淘沙，沥漉英雄。
曾几何时，当年声名显赫的十大风云人物，如飘飘秋叶，零落成泥。如今，十“室”九空，仍活跃在一线者只有傻子一人了。
年广久的名片，全国独一份，上面写着：“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的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会变，得不偿失。——摘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71页。”
这是一张真正的“名”片，年广久把自己与邓小平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理所当然，这张名片成了年广久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护身符”。年广久用这张名片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改革先锋”的英名。如果他不能保住自己，中国改革初期十大风云人物便全军覆没，连一点面子也没有剩下，那更会令人兔死狐悲，百感交集。
年广久挺立着！而与其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却风流云散，比他后一辈、后两辈的致富先驱，亦如飘零落叶、雨打浮萍——牟其中、禹作敏、吕梁……一连串曾经震耳欲聋的名字，曾经是中国富人的代表，他们中甚至有人获得过“中国首富”的荣耀。但在转瞬之间，又黯然失色，甚至于下狱、自杀、破产……
富人榜几乎与囚犯榜相连，为此曾有一段年月，富人们均感觉不妙，人人有一种潜在的焦虑感和危机感。尽管他们之中有的精明，有的狡诈，有的狂妄，有的故意装糊涂，但都从内心深处渴望摆脱阴影、求见光明，往往远离关注的人群与目光，独自一人暗舔伤口……
不管多么艰难和曲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一个新的阶层——企业家阶层——正在形成和发展。老百姓通常把他们看成富人阶层。因为他们“新”，因为他们故事最多，因为他们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引起争议，所以，他们成为在社会中被议论最多的人群。
于是，专家学者、企业家中的精英，也包括普通老百姓等社会人群总是从各种角度思考中国富人的优劣、得失、福祸。
痛析“两恨文化”(1)
党的十六大刚闭幕一个多月，积累多年，筹备了五个月的“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京开幕，这是中国首届企业界领袖年会。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中国企业家》社长刘东华和总编辑牛文文说：近六年来，《中国企业家》杂志举办大大小小不下30个会议，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像是在为这次盛会热身。
据称，这个会议将能给企业家们带来福音。
北风呼啸，寒意袭人。
时值12月20日，零星的鞭炮声偶从天空炸响，一掠而逝，一些急着过“洋年”的年轻人，已乐滋滋地在街头竖起了圣诞老人。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备受瞩目，这是在党的十六大之后，中国顶级富豪和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经济学家和媒体人的第一次盛会。来参加这两天会议的有400多位著名企业家、10多位地位显赫的政界人士、200多名传媒人士。
许多人的发言都载入了史册。
北大名教授张维迎：“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许多政府部门的行为，不是在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而是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环境，使企业家无所适从……
“现在国家加强了对私营企业的税收监管，这个政策是令人振奋的，但最重要的是要设计一个合理的税收体制，如果一个税收体制下百分之###十的人都在逃税，就说明这个税收体制肯定是有问题的。我们设计税收体制必须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说富人要纳税，但同时又要调动起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富人都不愿意投资了，穷人也不会有好的生活，要想损害穷人，最好的办法是杀掉富人……”
张维迎的话音刚落，举座皆惊，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先生，对张维迎教授这一通高论，产生共鸣，竟也一反稳重的常态，大发感慨。
“我办企业至今有20多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跟我同台领过奖的有很多著名企业家，但今天回想起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销声匿迹、翻身落马……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发言出其不意，语出惊人，乍一听，还会以为有点教唆性质：“让他去骗，不骗怎么能防他呢？市场经济不是要求圣人来做的，原则上鸡鸣狗盗之徒足矣。只有制度可以使骗人的人受到惩罚，道德才能发展，新兴的商业道德才能建立……”
两天会期一晃而过，人们极其关注大会的闭幕式。闭幕式上艾丰作了演讲。
艾丰发言，没有重复别的专家、学者对法制环境及富人自身素质的批评，而是由自己的兴奋点出发，从宏观上谈了“四个一个”的观念。
第一点，一个历史性的宏观思考。最近我天马行空地思考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之后，提出了这么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勤劳、勇敢、智慧的
中国人民在神州大地上干了五千年，干到了1949年，我们干出了什么？毛泽东同志有一个概括：一穷二白。如果中国人不是勤劳的而是懒惰的，不是勇敢的而是懦弱的，不是智慧的而是愚笨的，那么这个结果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恰恰相反，这个结果我们怎么来回答它？
艾丰的回答是：中华文化光辉灿烂，但中华文化也有严重缺陷。权力文化、人才文化、财富文化，都有严重缺陷。比如，人才文化的缺陷是“对干事的人求全责备，对不干事的人委曲求全”。财富文化的主流有问题——不患寡患不均。这个思想本身就是违背财富增长规律的。传统文化中的缺陷，使中国人形成了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理念，艾丰称之为“两恨文化”——恨能人、恨富人。“两恨文化”是阻碍中
◎艾丰在2002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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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析“两恨文化”(2)
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富人是有形资产的代表者，能人是无形资产的代表者，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是经济发展的两个翅膀。但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面顽固存在的“两恨文化”就如同两把剪刀，总是不失时机地把这两个翅膀不断剪掉。
接着，艾丰谈到了对传统文化缺陷的拨乱反正。
第二点，一个核心性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之所以成为我们尊敬的伟人，就是因为他敏锐地发现了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这个问题，并且抓住时机，以财富观为核心进行了实质性的拨乱反正……
往下，艾丰转到了现实和对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理解上。
第三点，一个破天荒的理论突破。20多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英明。中国富起来了，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于是老的问题又以新形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看待这些新富人，是不是出现了两极分化，是不是应该打倒这些加引号的“新生资产阶级”？……
###同志提出的“###”和十六大报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对待财富和正确对待富人的观念，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具有破天荒意义的重大突破。
最后，艾丰把话头直接转到富人——企业家阶层的身上。
第四点，一个新阶层的神圣使命。为什么在这里说了上面这些话？是因为这些问题与我们的企业家直接相关。企业家首先是能人，他们不仅自己能，而且能够使众多的能人发挥才能。企业家还是富人，起码我们应该在理论上承认：创造更多财富的人自己也应该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两恨文化”与企业家是正面相撞，不解决“两恨文化”，企业家难以顺利成长。
艾丰的发言赢得了会场上暴风雨般的掌声，许多人争着要他的讲稿。当然，他的观点也招致会外一些人士的曲解甚至挖苦。
网民诘责
对艾丰的曲解是多层面、多时段的，由来已久。
此前不久，某位作者对艾丰为富人说话的一个著名观点予以尖锐抨击：
至于贫富差距，更不是大问题，若用“假定”算法来算，差距是微不足道的。这种算法是《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先生发明的。他写的《在贫富问题上仍需拨乱反正》的文章中，有极精彩的表达：“假定全社会存款为6万亿，那么80%的存款就是48万亿。这48万亿不要说20%的人占有，假定只有5%的人占有，人均多少呢？12亿人的5%是6000万，48万亿平均到6000万人头上，每人是8万元。大家可以想想看，5%的人，人均存款8万元。有必要大惊小怪吗？”的确，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才8万元。多吗？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说多是没见过世面的缘故。你看世界200个大富翁的财富，是贫困国家国民全部财富的总和，也没有人大惊小怪。我们这点贫富差距，能说大吗？不大不大，大乎哉，不大也！简直是花和尚拔小葱，不值得一提。我真佩服这位高等数学家的智商。不过这数学家没有用他的“假定法”算一算平民百姓平均存了多少，也没有说那些大款们，是怎么这样快富起来的。包括不包括3000多亿美元的外资和1500亿美元外债的作用？过去一个民族资本家的发达，往往要奋斗一辈子甚至两代人，而今天拥有巨大财富的新贵们，几乎在转眼之间就富起来了……
以各种方式公开向艾丰挑战者中，有个叫孟波的人说艾丰无知，并借助地球上最大、人气最旺的“课堂”——互联网，给艾丰“上”了一课，题目为《贫富差距上如何拨乱反正?——兼给艾丰先生补习经济常识》。
“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之后，有人将这篇文章发到艾丰的电子信箱。
其间，言语针锋相对、咄咄逼人：
《辽宁经济日报》上的文章透露，艾丰先生在日前的一次会议上强调：现在大家好像一说贫富差距就是问题，有点差距就不得了了。有人说目前6万亿存款的80%被20%的人占有，其实即使被5%的人占有，每人不才8万多元吗，有必要大惊小怪吗？应当看到，这个差距是“战略差距”，没有差距就没有战略。因此，在贫和富的问题上仍需拨乱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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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析“两恨文化”(3)
艾丰先生，您怎么能讲出这样不负责任和没有水平的话来呢？以至于我不得不冒着被人耻笑的风险，打肿脸充胖子也非得给您补一点经济常识不可，省得您下回再现眼。
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的话说，当前，中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而且，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
据专门进行“收入分配与社会稳定研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分析说，目前，0456的基尼系数可能低估了中国当前的实际差距水平。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通常会被大幅度低估，甚至根本无法了解，而一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则往往被高估，比如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收入不仅总体上很低，而且其收入还有相当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性投入，真正可供消费的收入无疑更低。
艾先生在批评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时，给大家讲了一个“拿着竹竿过城门”的故事：竹竿横着过不去，竖着也过不去，怎么办？顺过来不就过去了嘛！问题是关键是要允许头先过还是尾先过。反之，非要“一竿齐”，谁都甭想过去。
故事人人会讲，各有立场不同。在这里，我也想讲一个故事，叫做“挤公共汽车”的故事。在车下时，大家都会向车上喊“让我上去！”，可一旦挤上车就会向车下喊“挤什么挤，等下一班吧”。
艾先生，您看，这像不像穷人和富人的对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肯定是“车上的人”之一。
再论“贫富差距”
对于所有的观念挑战，艾丰一概作为学术争鸣，大度观之。
他说：“有不同意见，甚至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都是必然的。有不同意见的讨论是好事，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的思维都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深刻。”
“‘为富人说话’，在过去这是一顶可以要人命的政治帽子。现在我倒不急于摘掉这顶帽子。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问题在于怎么说，是符合客观规律地说，还是违背客观规律地说。过去多少年，我们一直为穷人说话，认为这最革命，但穷人一直受穷，大家一起受穷。难道我们还要一直这样说下去吗？如果我们从符合财富增长规律的角度为富人说话，可以保护生产力不受破坏并促进它的顺利发展，其实不仅现在的富人得益，还会有更多的穷人富起来，说到底也是符合现在的穷人利益的。所以，总要有人不怕指责，敢于按照客观规律说话。”
谈到中国的基尼系数的问题，他说：“我作为政协委员参加每年的两会，也总是听到对‘分配拉大差距’甚至已经出现‘两极分化’的呼吁。这些意见应该重视，但需要用正确的观点加以分析。以基尼系数为根据，就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美国，恐怕是片面的。因为我国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数量很低，即使绝对量的差距没有那么大，比例的差距也会很大。美国最低收入者的基数比较高，即使绝对量的差距很大，比例的差距也不会那么大。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说，宁夏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整个消费的比重）比广州的还要低。按照恩格尔系数越低生活水平越高的说法，难道宁夏的生活水平比广州的生活水平还要高吗？显然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宁夏的恩格尔系数低主要是因为他们用在食品上的费用比广州少得多，即使总收入少，占的比例也会低。所以，对于各种系数，我们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态度，不然会造成认识上的片面性，导致决策上的错误。”
他语重心长地说，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当然应该重视，但一定要有科学的分析和科学的办法。重新回到过去的“杀富济贫”的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起改革开放的倒退，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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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车子”、“房子”之路
“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
——艾丰的父亲
有的人说，艾丰登高为富人疾呼，是因为他自己早已大富。还传说，他一场演讲收费多少，一个策划收费多少，现在已有存款多少……
对这些说法，艾丰只是苦笑，并不做认真的辩解。
也有更了解情况的知情人为他鸣不平，说：“凭艾老师对社会的贡献，他的个人价值远远没有体现。”
对此艾丰这样解释：“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会赚很多钱。太阳贡献这么大，谁给太阳付费？一种是烤电式的知识，贡献虽然小，但你有关节炎，来我这里烤电，你就要付费。在过去，我更多研究和拥有的是阳光普照式的知识，不能说社会亏待了我。”
研究一下艾丰的经历，用“富人”或“穷人”的帽子扣在他的头上，都不那么准确，恐怕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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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1)
艾丰的童年，在漂泊中度过。
1938年4月15日，艾丰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爷爷属于“勤俭发家”的人，在当地混得不错，成了富农。但当地普遍很穷，所谓富者，日子也不是过得那么富。穷人吃红高粱，富人多吃一点白高粱，过年才能换一点玉米吃。艾丰的父亲年轻时就出去做小买卖，贩点小东西，到处流动，最后流落到北京，从事手工业，做皮帽、草帽一类，后来定的成分是独立劳动者。
漂泊，是艾丰幼年、童年到少年时代的人生主题。艾丰一岁的时候，跟着做小买卖的父亲漂泊到承德住过几年；后来生活陷入窘迫，又回到老家，而后又到唐山，最后来到北京，住在老北京的贫民区——天坛附近的龙须沟一带。那时，国家处于战乱年代，社会不安定，生意很难做，小本生意更难做，一家人一直在能否维持生计的边缘挣扎。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艾丰放学总要帮助家里干活。父母亲对他最大的要求不是念好书，而是放弃学业，回家当学徒。
◎艾丰三岁时与父母亲在一起。
家庭对艾丰最大的影响，是品格的传承。“吃亏是福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绝不占别人便宜。倘若不自觉占了人家便宜，便会相当痛苦，一定得设法挽回，这成为艾丰一种生活之中的本能。
“一两包子”的故事和父亲的一句话，永远镌刻在艾丰脑海里。
那是1960年，全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时期。一天，全家人凑了点钱，到一个包子铺去改善生活。要了四两粮票的包子，服务员却稀里糊涂上了五两包子。
艾丰一看：嘿，明明买的四两包子，怎么端上来五两包子？他把那个服务员叫来说：“你给错了。”让服务员把多出来的一两包子拿了回去。
现在看，一两包子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在当时，对于长期处于饥饿中的人来说，一两包子也是雪中送炭，太珍贵了！但他觉得，这个便宜，虽然是别人“送”的，自己也不能占。
事情过后，父亲对他说：“今天，看你做的这个退回一两包子的事我就放心了，以后你到社会上做事，我也放心了。”这句话艾丰一直牢记着。
“不占便宜，吃亏是福”的信念，就这样潜移默化融入他的血液。福兮祸兮？人生的得得失失，由此而产生。
1961年大学毕业，艾丰参加工作，第一年月薪46元，第二年工作转正后月薪56元。当时，大学生都是这个工资标准，也没有奖金一说。56元工资一直拿了16年，到1978年才第一次涨工资，涨到62元。
苦就苦在家庭负担。艾丰的父母是手工业者，工资很低，而且关键是他母亲身体不好，很早就退职了，一次性领取一点退职金，就完全靠儿子养老。艾丰每月工资56元，拦腰一刀，他自己用二十五六元钱来过活，将30元钱交给家里养活父母，哪里还能指望存款？
母亲节俭惯了，生活这样清苦，仍一分钱、一分钱地储蓄，储蓄了8年，到1969年艾丰结婚时，交给了儿子一个200元的存折。
不久，艾丰的生命之船，航行到最艰苦的一个阶段。
1971年，“文革”的烈火直接烧到了艾丰头上。以“反对毛主席”、“反林彪”、“反江青”、“反谢富治”、“反姚文元”、“为叛徒翻案”等罪名，艾丰被定为“重点审查对象”，要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被圈在农场，不许回家，挨批挨斗，从事惩罚式的重体力劳动……母亲又气又急，神经受刺激，得了牛皮癣。牛皮癣从一条胳膊发展到全身，所有头发都脱光了，全身上下，除了耳朵眼有一点点真正的皮肤之外，全都是牛皮癣。睡觉时，皮像鱼鳞似的一块一块地掉，白皙皙，到第二天起床可以扫一簸箕。皮肤一脱掉，底下就是流血的嫩肉，不停地淌着血水，发出怪味。这种病非常严重，有的人甚至会自杀。实在无法可想，艾丰就把她送到大佛寺中医医院。住院两个多月后，基本上把病情控制住了，却没钱交住院费，不能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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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漂泊(2)
母亲出不了院，急坏了艾丰，他没钱，就开始卖东西。那个时候，物资十分短缺，有专卖旧物品的地方，叫信托行，就等于旧货商店，可以把东西卖到那儿。虽然收购价很便宜，但是毕竟可以弄到钱啊！这样，艾丰就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去卖，被子、大衣、皮袄……忍痛割爱，一来二去，几乎把所有能卖的东西全卖掉了。事后想起来，他最心疼的是一副眼镜。那副眼镜是他父亲年轻时候买的货真价实的水晶眼镜，即便是现在，花几千块钱也未必买得到，可在当时，这副水晶眼镜只卖了18元钱。七拼八凑，才把母亲接出了院。
1978年，粉碎“四人帮”，全国有了一次调工资的机会，但不是每个人都调，而是要评比，两三个人评一个，评上的才调一级工资。那次艾丰涨了6元钱，算是幸运的，月薪达到62元，后来，他考上了研究生，带工资念书。
总算跳过了一道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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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1)
1981年，年届43岁的艾丰硕士毕业，天遂人愿，顺利分到了人民日报社记者部。但一进人民日报社就遇到个小周折。
记者部有一个规矩，刚分到报社的人，都得下基层去驻站，北京不留人。可是，艾丰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负担特别重。父母年老多病，靠儿子生活多年了，如果艾丰离开北京，父母就没人管了。但是，他如果不能驻站，人民日报社就不能接受他，读硕士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去留两难之时，记者部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商恺爱才心切，想了一个变通办法。他对艾丰说：“你可以留在记者部，但是你要当编辑，值夜班，给大家改改稿子、送送稿子。”
在报社待过的人都知道，大家都想做记者，不想当编辑，尤其不愿当夜班编辑，一来熬夜熬得苦，二来工作性质纯粹是为人做嫁衣，自己当不了“新郎官”。
艾丰一听有办法留下，立即回答：“行，那我就当编辑吧！”
进入人民日报社当编辑，值夜班，无论如何，得有个住的“窝”。说到“窝”，艾丰真是“窝囊透了”，而且“窝囊”了几十年，这也一直是让他“心痛”的地方。
由于原来的单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期不建、不分宿舍，结婚以后，他和爱人还有小孩，三个人一直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睡一张单人床加一块板，像“巢穴居”人，一天到晚，磕磕碰碰，转身都得小心。练就了这种挤住的“童子功”，艾丰当了记者后，深入农村采访，或参加“四清”运动，和农民“三同”时，与农民挤住一炕，或住在很简陋的房间里，他都蛮适应的，以宽绰而论，比在家里还算好多了。在此种条件下都能够安睡，所以艾丰在什么条件下都能够倒下即睡，这使艾丰终身受益。的确，睡觉占了生命将近一半的时光，“能睡”的幸福，绝对要超过“能吃”和“能穿”的幸福。进入人民日报社，艾丰在单身宿舍分到了一个床位。一直到45岁，艾丰才分配到单元宿舍，还是三间房两家合住。
后来艾丰一直到当了经济部主任，还常常住在办公室里。一来是因为上夜班常常凌晨回家，怕吵得他夫人睡不着觉，二来是已经在办公室拾掇了一个角落，铺上被褥，便是大床，读书、看报、写东西，想干到什么时候，就干到什么时候，十分方便。久而久之，他养成了睡办公室的习惯。
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艾丰这一代人，提倡的是艰苦奋斗，至于个人的待遇，从来是羞于开口。1990年报社调房子，艾丰已经是经济部主任、编委，按理调房子是没有问题的。榜上虽然有名，但迟迟不给钥匙。艾丰当然也想调一下房子，却耻于开口，事情便一直拖了下来。
一天，他的一位年轻的部下问到他调房子的事情。“还没有分呢，爱分不分吧。”艾丰随口答道，“给自己争房子太痛苦了，为获得的那点享受，和精神痛苦相比，我宁可不争。”没想到那位年轻的同事却劈头盖脸地说：“艾丰，我们一点都不同情你，混到你这份儿上，中国新闻界有几个人？你连房子都分不上，那我们还有什么奔头？！”
这一炮，把艾丰轰愣了。对呀，他不但是研究生毕业，而且是《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编委，属于报社领导班子，全家人却还住两间房子。为什么不能改善？
第二天，艾丰打电话到报社行管局，问为什么还不发钥匙。行管局局长回答说，报社规定，“###”没问题，群众没意见，符合这两条才可以分房子。艾丰说：“我‘###’有什么问题？”对方说：“可是群众有意见。”艾丰这下真火了，放下电话，直奔行管局长，问局长：“有什么意见？”局长是位新调来的同志，他说：“群众反映，你研究生刚毕业，年轻、人口少，不需要调房子……”艾丰更火了：“我刚毕业？我是工作17年才上的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有10年了，今年已经53岁，我比你的岁数还大得多呢！难道要到我退休的时候才算不年轻吗？”局长连忙说：“你来得好，来得好，有助于问题解决。”第二天，行管局把钥匙交给了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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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2)
为个人争待遇，在艾丰这里，可能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件事了。
保姆问题
至于工资，1982年工资改革时，艾丰的工资调到102元。1986年，中国新闻界实行专业职称制度，艾丰成为国务院职称办批准的首批高级记者，工资从102元提至180元。一下子涨了将近80元钱，他觉得日子可以好过了。不想，工资提了，开支也增大了。先是母亲得了半身不遂，伺候病人和家务的担子全落在父亲身上。但几年后，父亲也得了半身不遂，就必须雇一个保姆来照料这两位老人了。
艾丰先雇了一个安徽人，管吃管住，一个月给100元钱。当时，一般工人月工资也就三四十元，100元一月的保姆费可说是天价了。但是，保姆还是不安心。为了稳定军心，艾丰想方设法讨好保姆，八月中秋节，领着她逛北京，给她买月饼，边逛边给她做思想工作，目的就是要留住她。谁知，中秋节一过，她还是走了，而且走的时候也不预告，撒了个谎，说她妈病了，一天都不多留，一甩手就走了，让艾丰措手不及。但哀叹没用，雇人就是救命！艾丰急得团团转，又抓来一个，价钱也挺高，干了几天又走了。再请一个，又再走一个。
那时，偏偏艾丰工作特别忙，请保姆成了他日日夜夜、时时刻刻记挂的一块心病。艾丰是那种工作尽责、父母尽孝两头都要顾的人，那段日子，艾丰内心的那份苦楚无以言表。直至有一次，艾丰到河北赞皇县榆底村采访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张五妮，采访完了，二人就聊天，热情直率的张五妮问艾丰：“你有什么困难，说话。”艾丰也是直率人，一顺口，就把那块心病掏了出来：“我还真有一个困难——保姆的问题……”
没承想，芝麻掉针眼，那支部书记还真能帮他这个忙，说：“这样吧，我给你派一个保姆。”于是，作为政治任务，从村里头选了一个中年妇女，还是好党员，直接派过去给艾丰家当保姆。除了艾丰如数付给保姆费之外，村里再给一些优惠待遇。就这样，这位农村的中年妇女离开自己的家乡，进城照料艾丰的父母，一直到两位老人相继去世。
三辆车
在工资并不高的情况下，艾丰也在攒钱。攒钱的目的是防备风险，因为母亲的医药费必须自付，为了不重演母亲因没钱出不了院的悲惨历史，银行里必须有点存款。赚钱的路子也比以前宽了点，那就是稿费的收入。改革开放，可以写各种稿件，报纸上用、杂志上用，还可以出书，他在读研究生期间，就发表了约10万字的稿子，后来又出了6本书，他把稿费全部存起来了，达到了3万元存款。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当时的3万元钱确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直到父母双亡，仍没有花掉。于是，艾丰放开手脚，为自己花了这3万元，却引出一个轰动一时的私家车的故事。
记者是一个跑来跑去的职业，交通很重要，再加上艾丰天生好动的本性，对于“车”他有特殊的情缘。
刚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参加工作的时候，他的分工是跑朝阳、海淀、丰台三个近郊区，主要交通工具就是父亲转给他的一辆旧自行车。这辆车用了17年，一直用到1978年，实在不能再用了。正好，那时刚刚恢复稿费制度，艾丰就1977年青藏之行写了一篇随笔，发表在《北京文艺》上，一下子得了80元钱稿费。80元钱，当时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艾丰领到稿费，什么也不多想，立即用它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是人家用过的旧自行车。因为当时的新自行车大约需要200多元钱一辆，艾丰还没有这个能力。
但从1965年开始，艾丰接触了另一种先进的交通工具——摩托车。1965年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全国人民搞战备，新闻单位、广播电台更要搞战备。艾丰18岁入党，当时是电台民兵连的指导员，自然也就成为“战地记者”的主要培养对象。战地记者要会开摩托车，会收发报，等等。组织上让他学了三个月，把收发报学会了，把14个灯的高级收讯机的维修也学会了，后来，又学会了摩托车驾驶技术。但全台只有一辆摩托车，平时他只能看着别人开车，自己虽然手痒，却没车开。
“争”房子(3)
1981年，艾丰分配到《人民日报》记者部当记者，记者部要配备交通工具，报社买了辆日本的“三菱”摩托车。新奇呀，摩托车在那时可真是稀罕物件，便有几个人学着驾驭铁骑，结果摔了个鼻青脸肿，后来谁也不敢学了。于是，那辆车就成了艾丰的专车，采访、开会、办事都用它。
由自行车到摩托车，这是艾丰交通工具的第一次升级。
虽然有风险，但驾驶现代的交通工具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尝一尝风驰电掣的驾车乐趣。1986年，他又抓住一个机会学会了汽车驾驶，并领到汽车驾驶执照。学会了开汽车，他对摩托车就不感兴趣了，因为骑摩托车有许多苦楚：夏天是热风，汗毛孔吹起来却又很冷；冬天天气一冷，摩托车发动不起来，往往一踩一身汗，皮衣内很厚的毛衣、内衣就会湿透，车行在路上直往汗毛孔里灌冷风，时间长了，两条腿患了关节炎，天气一有变化就隐隐作痛。有了汽车驾驶执照却没有汽车开，心里痒痒得很。公家有汽车，但每辆车都有专门的司机，别人是不能动车的。于是，他动了一个在当时非常大胆的念头——能不能自己买一辆汽车？！
买私人汽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眼里还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驾车的冲动使艾丰的头脑发热了，他竟然把买车的念头付诸了实施。也有热心的朋友帮忙打听哪儿有廉价轿车，打听到后给他提供线索。线索有了，某水利部门有一部即将报废的苏联产的“拉达”牌小车要处理给个体户。艾丰找去了，说：“你别处理了，卖给我。我买不起新车，就买你这个快报废的车。”对方立即说：“我们卖谁不是卖啊，卖给你更好，我们支持你的工作，你随便给点钱，反正这也是要报废的车了。”艾丰说：“不行，我在这个岗位上，就要避免人家说利用职务占便宜。”在他的坚持下，到了旧车市场让人估价。旧车市场的人说：“你这个车，买新车时是四万八，这车要报废了，卖一万块钱到两万块钱都在合理范围。”卖车单位的人说，就给一万吧，艾丰说不行，硬按最高价给了人家两万。买过来以后，又花了五千元修车。
两万五千元钱买一台要报废的车，把三万元的存款快花完了，着实有些心疼，觉得太昂贵。于是他就自寻安慰：如果一直骑摩托车，到老的时候两条腿也就不行了，两万元钱就相当于买了两条腿，值得！有了汽车，办事果然方便多了，效率很高。1992年搞“中国质量万里行”的时候，他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常常需要回到报社开会、看稿件，从北京的大西北到北京的大东南，就靠了“拉达”来回跑。人家看见挺羡慕，说：“你们单位不错，还给你配车，每月给你配多少油钱？”艾丰只好笑着解答：“完全自己花钱，主要是为了提高效率，方便一点。”艾丰心想，补助倒不奢求，没人找麻烦就知足了。
果然，真有人就车找麻烦，而且这麻烦还不小呢！
一个无产阶级的领导干部，居然有私人汽车！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有一天，艾丰正在擦车，《人民日报》文艺部的一位老同志走过来，踢了汽车一下，说：“哈，你现在和我们不是一个阶级了。”一位研究生同学则不理解地说：“你出门就可以从报社叫车，自己买什么车呀？太傻了。”
在中国新闻界里，谁是第一个买私人汽车的人，无从考察，但新闻界里有点知名度的人买汽车，可能艾丰是第一个。这，成了新闻界里的新闻，四处传扬。人民日报社，那么大的单位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整个北京新闻界都没人有私家车，就艾丰有。艾丰，他怎么会有车呢？！
传言很多。既然是传言，就说什么的都有，大都是偏向往坏里说，不往好里说。但谁也不当面向艾丰询问，艾丰也无法对这么多的传言作出解答，他只能忍受。
正好，这时要召开《人民日报》编委会的生活会，事先要向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征求对编委会成员的意见。艾丰是编委，自然也在其中。意见征求上来了，对艾丰的意见集中在汽车问题上。“听说艾丰买了一辆汽车，只花了5000元钱。”“听说他的汽车是人家白送的。”“钱从哪里来的？”“希望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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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4)
编委会的生活会很郑重，除了编委会成员之外，中组部、中纪委、中直机关党委、报社机关党委都派人参加。轮到艾丰发言了，主持会议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说：“别的你也就别说了，就说说汽车的事情吧。”
艾丰围绕着买汽车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买汽车。因为开摩托车习惯了，觉得自己开车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办事也方便，但摩托车开的时间长了，岁数大身体受不了，所以就想换成汽车。第二个问题，汽车从哪里来的。是一个水利部门要报废准备卖给个体户的车，他给接过来了。第三个问题，价格怎么定的。到公开的旧车交易市场请人家定的价。一万到两万都合理，他给了最高的价钱两万，对方要一万，后来说一万五，他都不同意，非给两万，就怕人家说占便宜。第四个问题，买车的钱从哪里来的。他出了六本书，六本书的稿费共存款三万多元，买车、修车用了两万五。第五个问题，买了车做什么用。因为他住在报社，上下班不用开车，所以百分之九十是用于办公事、采访、开会等。五个问题说完了，艾丰说了一句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束语：“用公车办私事，天经地义；用私车办公事，要说清楚。”
艾丰说完，人们也都笑了起来。
后来中组部的同志又找艾丰谈话。“听说你开汽车？”艾丰明白他的意思，就直说道：“不仅是开车，是买了一辆车。”于是又原原本本地把生活会上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车子的事算是过了，不过艾丰很长一段时间内心里却是酸溜溜的，说不出的滋味。
也有人对艾丰买车表示赞赏的，那就是一直积极提倡轿车进入家庭的新华社记者李安定。他知道了艾丰买车的故事以后很兴奋，就在他的新闻报道中把这件事情写进去了。他认为，新闻界终于有人买车了，买车的人居然是公家可以保证用车的《人民日报》的领导干部，这个领导干部带了个“以私济公”的好头，这是应该肯定的……（几年后，李安定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轿车进入家庭》，特意请艾丰写序言。艾丰欣然同意，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序言。）
“拉达”太旧了，艾丰常常要修车，许多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修车上了。他对别人说，除了发动机没有拆过之外，其他的部分他都拆过了。但旧车就是旧车，仍然常常坏在半道上。一些坐过他的车的人，至今还记得由于半路抛锚而狼狈不堪的经历。一次到###去开会，因为车在半路抛锚而迟到了。一进会议室，艾丰看到在显眼的地方给他留着空位子，赶忙坐下。看着十分狼狈的艾丰，主持会议的常务副部长徐惟诚打趣地说：“是不是你那辆高级车又坏了？”
艾丰的再一次轿车风波，发生在1993年，那是一辆崭新的捷达车。
为支持“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中国一汽赞助了一辆捷达车。赞助对象是发起“质量万里行”的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有正式的赞助手续，并举行了捐赠仪式。但传说起来就邪乎了，说艾丰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跟一汽为自己换了一辆捷达车。一辆捷达车当时的价格是18万元，这还得了吗？！中纪委来调查，到报社调查，到新闻文化促进会调查，到一汽去调查……经过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调查清楚了。最后中纪委的同志问：“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向会长报告就做主了？”艾丰说：“因为我是‘中国质量万里行’组委会主任，又是新闻文化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有权处理这些事情。”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他到处寻找，把中国文化促进会成立的文件找出来了，文件中艾丰名字后面有个“括号”，里面写了“常务”两个字。后来他解嘲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这个‘括号’救了我的命。”
与此有联系的还有一件事：1993年，香港和台湾的报纸都登出了一条消息，说“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是国家拨款，但钱并没有用在采访活动上，都让组委会主任艾丰用来为自己买车了。看了这条消息，艾丰着实地大吃一惊。这又是从何说起呢？香港、台湾的记者从哪里来的信息？是不是大陆的新闻界里有人说不负责任的话被他们利用？这不仅是给他个人抹黑，也是给整个“万里行”活动抹黑，必须加以澄清。于是组委会特别请来了国家审计署最有资格的审计师来为“万里行”活动审计。审计报告出来了，报告说：“‘中国质量万里行’不仅社会效益很好，也是少花钱办大事的典范。”组委会特意把这个审计结果发了一条消息，以正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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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房子(5)
这些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事情，到现在不过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历史的脚步实在太快了，新闻界普通记者拥有一辆私家车已经像过去拥有一辆自行车一样平常了。北京的私人汽车已经超过了200万辆！再说起艾丰与车的这些故事，许多人仿佛是在听笑话。艾丰则解嘲地说：“我就是买得早了点。不过万事总得有人带个头，我就带了这个头，大家得感谢我。”
房子和车子这两样生活和工作中最基本的待遇，就是这样纠缠了艾丰几十年。1999年，在艾丰卸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之后，他的住房问题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按照他的级别解决了。现在艾丰的车也“改善”了。退休以后，他除了继续忙一些社会团体的工作之外，还开了三和智业咨询有限公司。2002年底公司有了点收入，离不开历来的偏好，他首先就买了辆奥迪A6自己开。用了十几年的捷达退役了，他的学生们高兴地说，现在的车才和他的名人身份相称。
从车子、房子的这些故事中，我们看到他个人经历的一个侧面，也从一个侧面看到他们这一代人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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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傻艾丰：“名满神州一奇星”
第一节人生三次选择
“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艾丰
艾丰写过一篇短文《权钱名德傻》，对权、钱、名、德分析之后，专门谈到“傻”。他认为，要做事，首先是要有“傻”劲，而不是首先要“精”。所谓“傻”就是认准一件事有意义，就埋头努力干下去，并且一定要干出个名堂来，而不是首先考虑自己的得失。干任何事都会有付出，都会有风险，都会有失败，首先考虑这些，那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他举了个农村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过去农村是睡炕的，冬天取暖就是靠烧炕。傻小子往炕上一躺，觉得自己这里热乎，就呼呼地安心睡着了，一睁眼，天亮了，睡了一宿好觉。精小子好计较，躺下来刚要睡着，忽然觉得自己睡的这个地方不够热，就翻身转到另一个地方，刚要睡着，又觉得自己的地方还不热，又翻身转到别的地方，结果他翻来覆去，一直到天亮，一夜也没有睡觉。艾丰一生做事，常常像“傻子睡觉”一样。
美国以指导他人策划人生而闻名的卡耐基说：“机会是一件不可捉摸的活宝贝，无影无形、无声无息，它有时潜伏在你努力工作中，有时徘徊在无人注意的境地里，你假如不用苦干的精神，努力去寻求，也许永远遇不着她。”
艾丰的人生“策划”走过了一个由懵懵懂懂到比较自觉的过程。60岁以后，他回顾走过的人生道路，说：“人生选择是现代意识，现在许多人不是都在谈‘人生设计’、‘人生策划’吗？我这个人的毛病就在于不会选择，放在哪里就知道努力干，当然那个时代许多事也没法选择。如果要说我出自自己的选择，主要有三个：考新闻系是一次选择，读研究生是一次选择，后来在新闻岗位上下力从事经济研究是一次选择，其他的选择都是社会裹胁的。”
艾丰的童年是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的，最紧迫的事情是安全和填饱肚子。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他有了求学的机会。在北京，他先是读了一家私立小学——惠我小学，念到四年级，高小两年是在公立营房宽街小学读的，初中、高中都在北京市第十一中学度过。三个学校都没有离开过劳动人民集聚的崇文区。做手工业的父母希望儿子做学徒，帮助家里干活，但因为艾丰太喜欢念书，用不了太大的力气，学习上总能拿第一、第二，后来父母也就作罢了。
在学生时代，艾丰就爱搞社会活动，初中当少先队的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高中当青年团的支部书记、校团委副书记。课余时间，艾丰组织同学搞各种社会活动，请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做报告，办剧团、开辩论会、写黑板报、远足……课余精力分配，社会活动占百分之八十，做功课不到百分之二十。
《中国高层智囊》一书曾这样描写艾丰：
这个人，唱歌跳舞，抽烟喝酒，打球开车外带诗朗诵，永远的精力充沛，永远的“侃”兴勃勃。据他自己交代：年轻时演过话剧，与韩善续、赵汝彬、刘锦蓉等著名演员同过台，跳过水兵舞，至今扭起来还方寸不乱，大型联欢会上朗诵过马雅科夫斯基的《苏联护照》……
艾丰回想起上中学时的剧团，余兴未已：“当时的十一中学生剧团非常活跃，有职业演员定期辅导我们，剧团团员经过那个阶段的磨炼，表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了。后来不少人走上了专业演艺道路，成了知名的优秀演员。像北京人艺的吴桂岭、韩善续、刘锦蓉，青年艺术剧院的赵汝彬、韩影，中央实验话剧院的孙庆荣，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俞立文，等等。他们高中毕业就去学戏剧专业了，我要是当演员，大概也能混个一级演员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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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露峥嵘
艾丰人生第一次重大选择，应该算是报考大学新闻系，这决定了他一生与“新闻”结下不解之缘。
中学时代，艾丰是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德智体全面发展，而且文科理科门门功课都很优秀。但是，当时对未来走向社会将要干什么职业却是懵懵懂懂，“新闻”究竟是什么在他脑中还是个空白。考什么大学？他越来越茫然了。
一位老师的一次谈话帮他解决了这个问题。高三第一学期，一位当时已经有些名气的年轻诗人、作家，名叫侯远帆的语文老师，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问艾丰：“考大学你报什么专业？依你的成绩考上大学不成问题，但是你现在就该定下将来学什么专业！”艾丰如实说：“是考理工科还是文科还没想清楚呢。”侯老师就说：“你就去考新闻系，将来当记者吧，记者可以全国各地跑，写好文章报上登，可以让很多很多人知道你的名字，做长了还可以当作家……”
因为写的作文挺好，经常被语文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朗读，艾丰正颇有那么一种“登小山而飘飘然”的感觉，侯老师的这番鼓励更让他热血沸腾，当时艾丰就说：“那行，就考新闻系！”
从此，艾丰天天到图书馆看报纸，准备了一年，然后1957年夏天高考报志愿时直接就选了单独招生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说来也巧，1955年创办的人大新闻系一直只是招调干生，这一年是第一次招高中毕业生）。
但是让艾丰始料不及的是，因为人大新闻系是单独招生，7月1日考试，考不上还可以参加7月15日的全国统考，所以报名的人特别多，北京地区只招4个人，报名的却达到了1200多人！艾丰一到海运仓的考场就有点“傻眼”，黑压压的，满眼全都是人，“哪就选上我了！”，艾丰觉得，看上去人家都比自己强，一种苍凉感油然而生：没希望了！
后来艾丰回忆说：“不抱希望反而好了，反正没希望，考试不紧张了。心情比较轻松，答题都能正常甚至超水平发挥了。我和别人的差别就在作文上，因为一轻松我作文做好了，新闻系又特别重视作文，成绩就冒出来了。”
谈到这篇高考作文，艾丰一直津津乐道，并把它作为如何应对高考作文的可以普遍参考的经典。他说，作文分是老师给的，老师为什么会给你高分呢？你得研究一下老师是如何判卷子的。大热的天，把他们圈在一个地方不许出来，一摞一摞卷子放在他们眼前。作文是统一命题的，所以大家写得都是大同小异，判卷子的人看得烦得很。你的作文一开头一定要写好，一定要写得跟别人不一样，让判卷子的老师一打开你的作文就眼前一亮，有新鲜感。开头有了好感，后面即使有一些毛病，老师也容易原谅。
当时高考的作文命题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艾丰设计了一篇书信体的文章，开头是这么写的：
某某同学：你五个月以前从农村给我的来信，我早就收到了，你在信中希望我谈谈我的学习生活，五个月都没有给你回信，为什么呢？因为我忙于准备高考，没有时间写信。现在我正坐在高考的考场上，恰巧题目也是谈谈我的学习生活，我现在就一式两份，既算是高考的答卷，又算是我给你的回信……
这个开头，看起来很随意，但很洒脱，很新颖，甚至还暗合了新闻写作的一些要求。15年后，当时给艾丰判高考卷子的老师胡家菱当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遇见艾丰，第一句话就说：“你那个作文写得很好，你天生好像就该吃新闻这碗饭的。”
1961年大学毕业后，艾丰被分配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工作，1966年3月北京市委破格任命他为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当时的“组”就是现在的“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黑市委”对他的任命不被承认。1971年、1972年两年挨整。1974年才被恢复职务，做科技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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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考研(1)
艾丰第二次人生重大选择，是1978年报考研究生。这个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新闻工作上能够做出众人所知的建树。
1978年，国家在“文革”后第一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制度。因为多年没有招收研究生，所以年龄放宽到40岁。这年艾丰的年岁不多不少刚刚40岁。
这对艾丰来说，是最后一班车了！
艾丰果断做了报考的决定。他说：“40岁读研究生，主要目的是想干报纸。因为干了17年广播，不想再干了，倒不是怕辛苦，而是我这个人的思维方式和喜好更适合干报纸。我不愿意拿着话筒老在人家面前举着，我从年轻的时候起一直有这个思想障碍。有的人拿着话筒问人家话觉得很过瘾，我拿着话筒问人家，觉得挺害臊。我愿意坐下来想问题、写文章，这样比较舒服，想一些问题也深入。听说研究生招考后面的背景单位是人民日报社，毕业以后可以分到人民日报社工作，所以就去考了。其次的目的，就是干了那么多年，觉得有一个机会学习学习、总结总结，很难得。”
◎大学毕业照，一排左四为艾丰。
四十学艺，这可能是经历过“文革”的那一代人的共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艾丰28岁，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艾丰已经38岁了。
当时做这个决策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毕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个未知数，就说外语吧，放了17年没动。最后，艾丰一咬牙对妻子和朋友说：“试试吧，考不上，丢点脸也丢不到哪儿去。”
当时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开证明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报考。台长赵正晶先后和他谈了三次，累计时间8个小时，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电台要重用你，不要走。艾丰说：“我只是试一试，多半考不上。”赵正晶说：“你肯定考得上。”最后还是请编辑部主任田月华说情，田月华对赵正晶说：“现在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拦人家。”这样才算勉强同意了。
政治考题是胡乔木出的，非常难，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来以后，有人评价说胡老自己在考场答都可能不及格，因为他不是花三个小时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这还长。艾丰虽然在电台当过理论时事组组长，政治科目也应该是他的长项，但考完后心里也不踏实。当人家告诉他仅考了75分时，他禁不住心里就咯噔一下，砸了！后来人家告诉了他内情，他才将心放到了肚中，因为他这75分可以换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试科目除政治外，还有外语、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基础，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艾丰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语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一个消息，说“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发现了人才，艾丰就是例子，《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第二天都刊发了这一消息。这样，艾丰还没进到新闻系就已经令人瞩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艾丰是拼过来的。每天听课和自学，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研究生三年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课以优或者良通过。二、通过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三、在各种报刊上发了10万字的文章。四、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五、写了33万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专著。
“那几年，我精力也好，正好被‘文化大革命’压抑的能量也可以说爆发出来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费一个月就20块钱，晚上喝一碗粥，买两个火烧，吃一个，留一个，拿回来做夜宵，然后读书、写作到12点或者凌晨1点，天天如此。”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艾丰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开始的三年在部里做编辑，多数时间值白班连晚班。但他总是不忘采访，这期间，他抽空采写了《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现代化的觉悟》、《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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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考研(2)
1983年后，艾丰终于正式转为机动记者组记者。当时的机动记者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老资格的大牌记者。艾丰很高兴能够与这些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一道工作。在陈勇进、林里、顾雷、金凤、柏生、马鹤青、许仲英这些大树下面，他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他虚心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自己也发奋工作，努力创新。他在记者生涯上阔步前进，1985年他成为《人民日报》第一批也是由国务院职称办批的全国第一批高级记者，一步到了教授级的最高级新闻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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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1)
艾丰的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是下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在此方面的建树，不仅使他获得了著名记者的头衔，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极大地延伸了他的工作和成就。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组建经济部，艾丰成为经济部主任。
如果说40岁考上研究生是一个成功的自主选择的话，再以后，对已经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在新闻界声誉日隆的艾丰来说，最重大的选择就是拓宽研究领域，从新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
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艾丰就说：“你们说不出来，那我来说，我说说我这个老师跟你们学了什么。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都说‘一点’。‘中国质量万里行’，其实最早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刘智提出来的。是他找我说，艾老师咱们搞这么一个活动怎么样？听后我眼前一亮，觉得很好，就积极参与筹划这件事情。‘名牌’最早是颜建军提出来的，他说，‘万里行’要深化，就要重视名牌保护，搞一个名牌保护组织好不好？我请他先
◎艾丰——出身平民的演说家。
向企业做个调查，结果企业都支持。召开‘全国名牌大会’，是李伟提出来的，后来我才同意……”
后来，艾丰在写作《名牌论》一书的序言《我和名牌》的时候，又特别提到“质量万里行”和名牌最早提出者的名字，用文字记载表示对这些“下级”创意的历史尊重。
艾丰在对自己从“学生”中所学的东西一一点评之后，在大家的会心微笑中总结说：“我说这话的目的就是，让大家都做‘神偷’，善于从其他人身上汲取优点和长处。”
年过半百才踏入经济学的殿堂，并且颇有成就，善于做“神偷”是一个重要原因。
1996年，艾丰从《人民日报》编委、经济部主任调任经济日报社任总编辑，他的著书立说和奔走四方宣传自己的经济见解与主张，并没有因为官位升迁而中断，相反，他立志成为学以致用、影响大局的经济学家的决心越来越坚定。到他离开新闻工作领导岗位时，他已经实现了由一个学者型记者向经济学家的“软着陆”。
有一家媒体的记者这样评价艾丰：“长期兼有新闻和经济两个学科的优势，锻炼了艾丰独到的思维方式，既有新闻记者的敏感和客观，又有经济学家的洞察力，对同一个经济现象，往往做出独到的分析和判断，然后用通俗的话说出来。自然，他的许多观点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艾丰对此评论说：“现在到各地去，人家介绍我，一个头衔是著名记者，一个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如果人家不介绍，还介绍我是著名记者，我就告诉他还是把我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放在前面，因为那个离开版面能活。我觉得新闻界是一个学校，一方面要做好新闻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其他方面的特长。当你的年龄不适合在第一线的时候，可以做其他工作的话，就可以把你发挥作用的时间延长，把你所拥有知识的作用放大，既利于社会，也利于个人，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介入经济界，还可以进入文学界、广告界……新闻界不排除专家，我们应该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
许多人羡慕艾丰从总编辑岗位退下来之后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其实，这第三次选择是一个基础。
特立独行，“傻事”频仍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
——艾丰家训
毕业论文风波(1)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是古希腊一位哲人流传千古的名句。
但是现实生活中要做到这一点，又何其难也！这句话之所以会成为名句，也说明了这一点。有多少莘莘学子是因为“爱吾师”而屈从和趋同了老师的主张，然而放弃真理而爱吾师的结果，要么最终“淹死”在老师的盛名之下，要么成为谬误的帮凶和打手。
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做到了“爱吾师，更爱真理”，这个人就是艾丰。这还得从艾丰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说起。
艾丰是“文革”后首届研究生，怎样组织答辩，学生如何答辩，都需要进一步探索，于是系里就决定先搞一个典型试验，然后推广。因为艾丰在班里是高才生，即被选中头一个答辩。
艾丰的硕士论文《论宣传性现象》洋洋洒洒竟写了七万言。四位老资格的答辩委员和艾丰的导师、著名作家黄钢，看过论文之后，对其中的概念和阐述，只有一位略表赞同，包括导师在内的其他四位，都表示“不敢苟同”。
艾丰的论文开头说：“在记者的面前常浮动着一团迷雾，使记者看不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至于陷入陷阱或者陷入误区，这团迷雾就是宣传性现象”。
◎1981年7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新闻研究生毕业合影。二排右三为艾丰。
一位答辩委员是很权威的老记者，看了以后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记者，怎么没看见这团迷雾？”
一些老同志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词汇——例如像“反馈”这样的词汇，都有反感，更何况艾丰在论文中毫不谦虚地自造了一些新的概念术语，像“宣传性现象”等，这就更让人难以容忍了。
艾丰要论“宣传性现象”，答辩委员们说：“没看见就没办法了，你造的这个词谁能看懂！”委员们的意见几乎一致，要想论文获得通过，必须改换一个题目。
这使得艾丰既紧张又无奈，但这个概念是他经过反复考虑提出来的，所以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有事实做根据。
“我用新概念是因为不能用其他概念来代替。什么是宣传性现象？我下面讲一个很实在的例子。20世纪70年代北京燕山石化竣工后外国人来参观，参观到污水处理池时，外国人都惊叫起来，伸出大拇指说：‘好，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一群鸭子在里边游来游去。污水净化到可以养鸭子，世界上还没有，而中国居然能够实现，奇迹！记者就拍了老外叫‘好’的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一版。但是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人告到了周总理那里，说这是弄虚作假，燕山石化污水处理得是不错，但是仍然有气味，不能养鸭子，外国人参观的时候把鸭子抱进去，外国人走了就把鸭子捞出来。这就从新闻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总编辑问这个记者，你为什么写假报道？那么这个记者会感到非常冤枉，怎么是假报道呢？鸭子确实在水里边游了，外国人确实说‘好’了，我如实报道了我所看见的存在的东西，为什么说我是假报道？如果说不是假报道，它确实又是假报道，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假报道’。”
“这不就是一个新闻的真实性问题吗，还用绕那么多圈子！”老师们显然对他的理论仍然不予肯定。
“是真实性的问题，但我是探求为什么会发生不真实的问题。我是想把存在的现象和完整的事实区分开来。要做到这一点，我只能用我的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鸭子在水里面游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我不认为它是完整的事实，我将其命名为‘宣传性现象’，就是有些人为了达到某种宣传目的而制造的一种现象。给它这么一个定位，然后才能研究种种规律……”
艾丰“口若悬河”解释了一大堆，而老师们好像一句都没听进去，更谈不上认可了。在论文的基本概念和观点上，和老师们“顶了牛”，看来，只有改换题目一条路可走了。但是艾丰并没有被说服，他不甘心放弃这样一个好题目。于是，在系里的帮助下，又和答辩委员们进行协调。当时论文答辩的原则是：没有政治上的原则错误，论文有创新，能够自圆其说，在学术观点上和答辩委员的看法不一致，不应该构成不通过的理由。根据这个原则，双方达成了“妥协”：艾丰可以不改变题目，但要进一步完善论文，一定要能够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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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风波(2)
艾丰冒着风险继续完善着自己的论文，他觉得老师们的否定对自己的研究有好处，使自己的思考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深入。
随后，他补充了“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基本原理：我们判断一个现象是否是事实，要看现象和本质是否对应。鸭子在水里游，如果和污水处理水平相联系，它是不对应的，因而不能说它是事实，但如果和该单位的浮夸作风相联系，它是对应的，那就是事实。
根据现象与本质相对应的原理，他提出了两类六种现象的理论。社会现象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做事物特有现象，一类叫做宣传性现象。事物特有现象分三种：正象、歪象、废象。宣传性现象也可以分为三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然后他用“脸红”来说明这两类六种现象。健康的脸红反映了他的健康状况良好，现象正面反映了本质，所以它是“正象”；肺结核发烧也脸红，但现象歪曲地反映了健康状况，所以它是“歪象”；脸冻得通红，跟健康与否无关，现象与本质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它是“废象”。这三种脸红都是脸真的红了，所以都属于事物特有现象。而宣传性现象则是人为制造的：健康不好，脸色焦黄，但搽上了胭脂，脸色变红了，掩盖了真实状况，就是不合理的宣传性现象；演员上台，但如果不化妆，灯光一照会显得惨白，搽上了胭脂才会和正常人一样，这样的脸红是合理的宣传性现象；还有本来很漂亮，搽上胭脂以后更漂亮了，这样的脸红就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美国总统竞选，人们看到的许多是半合理的宣传性现象。
他指出，对这六种现象看不清，常常会导致报道上的错误或不真实。比如一个地方粮食丰收了，可能是因为那一年风调雨顺，结果却用丰收来证明当地的工作怎么深入。其实丰收在这里对工作状况来说只是一个废象，第二年如果雨水不够，产量又下来了。
他提出：对特有现象要发现正象，识别歪象，抛弃废象。对宣传性现象要利用合理的，识破不合理的，分析半合理的。
艾丰的这篇论文由原定第一个答辩变成了最后一个答辩。最后的答辩会上，答辩委员们根据“能够自圆其说”的原则，总算通过了，但在评语上仍然写了不少不同意见。
二十五六年过去了，现在看艾丰的这篇硕士论文中的创见，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现代社会，各种形态的宣传性现象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如何正确对待宣传性现象问题，对于政府官员、新闻界、企业界、文化界、公关策划界，以至于普通老百姓，都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同时，由宣传性现象的论述而生发出来的“现象和本质对应性”的观点，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如何判断事实的理论根据；对“现象与本质”的哲学范畴提出了新见解，甚至可以说是新发展，这就更具有普遍意义。
艾丰在谈到他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始末时说：“我感觉我的论文通过不顺利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的新观点论述得不够严密完善；另一方面，答辩委员都是达到一定年龄的权威人士，他们的社会经验非常丰富，各种问题在他们的脑子里都已经有现成的答案，遇到任何新的问题都可以迅速归结到他们早已固有的答案之中，对新的见解和新的提法很容易不以为然。
“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触动，当时我下了决心，如果我将来成了名，成了某些方面的权威，千万不要陷入这个误区。一定要看人家有什么新东西，即便不是全新的，哪怕有一点新的都不要埋没，然后用这个‘新’来撬动一下自己的思维，努力让自己的思维也再前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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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官不就
艾丰被许多人笑为“傻子”，是因为很长时间内他做学问的神经比较灵敏，但他对“官位”的感觉却是相当麻木的。
1965年他被任命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理论时事组组长（即现在的部主任）。当时还只有行政22级的艾丰，居然担任了一般必须要17级以上才能担任的领导职务，这种破格提拔在别人看来已经很“眼红”了，但艾丰一点知觉也没有，他当时甚至跟人家开玩笑说：“当个台长又怎么样？共产党的官我还不想当呢，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文革”中，这句话成了过硬的批评材料，大字报上质问他：“共产党的官你不想当，难道想当国民党的官吗？”
当艾丰成为新闻界的“大腕”、“明星”之后，常有人问艾丰在仕途之路上是否动过心思？
艾丰的回答是：“身在社会，不可能一点心思不动，但在这方面我是‘弱智’，很长时间不开窍。”至于找门子、拉关系这样的事，艾丰从来不去做，从心底也不屑去做，结果升迁机会“撞了他一下腰”之后，还是离他而去了。
据说，1978年，当艾丰报考研究生，领导找他谈话挽留的时候，就透露了提拔他接班的意图。后来有人要求证实是否有此说时，艾丰说：“当时领导确有让我做接班人的意图，因为我在电台早就是骨干了，‘文革’以后正是干部新老交替的高峰期，也缺高学历、年纪轻、有能力的人才。但是有没有正式决定，我自己不能妄说。不过我差点当上###的新闻局局长，确是百分之百绝对真实……”
1984年，当时担任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是通过别人给艾丰捎口信，后来又亲自写了一封信，说他的新闻局局长“快到点”了，请艾丰同志过来当副局长，一年之后他退了，艾丰就干正的。
那时艾丰真有一点动心了，因为当时艾丰还比较年轻，而且局长也不是个小官。去还是不去？艾丰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找了好多人商量，结果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同意去的，有不同意去的。最后研究生同学赵相如说了一句话触动了艾丰，他说：“在全国，在北京，局长一抓一大把，但好记者、名记者却没有几个。”
一句话提醒梦中人，艾丰说：“好！你说得对，我就不去了。”
这位同学的话之所以和艾丰的想法一拍即合，是因为艾丰确实非常想当个好记者，他的记者梦还远远没做够，还想把记者做得漂亮一点。再以后艾丰对新闻业务的钟情再也没有动摇过。
1986年他虽然当了经济部主任，但始终没有放下采访写作专门去做“新闻官”。一直到1996年，他在正厅级原地“踏步”了将近10年。
1996年4月艾丰被调到经济日报社准备接替总编辑的职务。向来喜欢直言的艾丰在和报社全体工作人员初次见面的大会上，讲了如下的一段话：
“我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愿不愿意来《经济日报》？愿意。因为《经济日报》有特色，有成绩，有人才。我搞这么多年经济报道，《经济日报》是一个很好的发挥舞台。第二个问题，恨不恨《人民日报》？不恨。因为至今为止我做的被社会承认的成绩，都是借助《人民日报》这个舞台做出来的。只有一件事《人民日报》似乎没有满足我，那就是从1986年以来，虽然几次准备提拔我当副总编，但一直没有当成。这一方面是机遇不好，几次都失去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素质在这方面有欠缺。”
他后来特别向人解释说，他的最后一句话绝不是客气，而是真实的想法。
吃亏是福(1)
“与人为善，吃亏是福”，这是艾丰的家训。在人生的道路上，艾丰一直是家训的忠实实践者，这确实为艾丰带来了好多的“福气”，但是也促成艾丰做了好多在世人看来的“傻事”。“傻”在哪里？“傻”在做事的时候，只是一门心思做事，对个人的得失风险往往考虑得很不够。艾丰在采访全国第一个搞包产到户的县委书记，后来被打成右派的李云河的时候，双方都感到自己是同一类人：对一百米以外的蚊子能够辨出公母来（就观察和研究的精细来说），而对自己脚下的大石头却可能视而不见被绊倒。
1985年年中，有关方面在准备召开全国工资改革会议。会上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确定在全国推行业务职称制度，这自然是关系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在谈到新闻界是否也要评职称的时候，当时劳动部的一位领导认为，新闻界本身就没有什么学问，不应该在新闻界评什么学术职称。新闻界当然不同意这种看法，新闻是有学问的，而且新闻界是知识分子密集的岗位，如果只靠行政级别，靠“当官”才能提工资，那矛盾就会非常尖锐。
当时人民日报社有一个工资改革小组，想把新闻界的这些看法向中央反映。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记者部找个记者向中央写内参，内参必须赶在工资改革会议之前送上去，不然就来不及了。记者部领导又把这个任务落实到当时担任机动记者的艾丰头上，并且说，他是中年记者，如果没有职称，中年人的待遇就会遇到问题，他有切身体会，做这件事最合适。艾丰二话没说就领了这个“为民请命”的紧急任务。
艾丰抓紧时间工作，他先向工资改革小组全面了解情况，写成内参初稿之后，又请他们审阅，定稿后署了个人的名字准备上送。这时一位在中央办公厅工作过的同事跟艾丰说，时间这样紧迫，以个人名义写的内参，恐怕中央领导不能及时看到，会误事的，最好以报社的名义上送。艾丰请示了报社工资改革小组之后，到报社办公厅加盖了报社公章把内参及时送上去了。
见到报告后，胡乔木同志很认真地写了两页意见，总体是说新闻界很艰苦、很重要，应该评职称，但其中有一句含义不是很清楚的话：“记者不要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胡乔木的批示传下来，劳动部不给新闻界评职称的意见被否定了，但是他们抓住了其中那句含义不是很明确的话，提出了一个方案：记者、编辑的最高职称只能相当于副教授，并把这个意见告诉了###。
中央领导的批示和劳动部的方案到了###，###的有关领导一看就急了，最高才是副教授，这怎么能行？谁让《人民日报》写的信？电话打到报社总编辑办公室处，总编辑李庄当时不知道这件事，到办公厅一查，是艾丰来盖的公章。这位一向温和可亲的老领导一下子就火了，批评办公厅的同志，什么材料你们都盖章吗？反革命传单也盖章吗？然后询问报社工资改革小组的领导，那位领导一时没弄清缘由，汇报说不记得同意盖章这件事。于是，这个内参不仅把事情搞糟了，而且成了艾丰擅自盗用报社名义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了。
报社内掀起轩然大波，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全国新闻界传开了。传言说，艾丰急于向上爬，为取得胡乔木赏识，主动提出方案把新闻界压半级。
报社社长秦川从日本回来，一听说这事后就立即召开编委会。那时候艾丰是机关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在编委会后找他谈话，指出这是典型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给处分是不行的。艾丰把事情的整个经过原原本本地做了汇报，任务是谁布置的，材料是怎样形成的，盖章是谁同意的，最后是怎样送上去的，说完之后，他说：“我是典型的有组织、有纪律行为。”经过机关党委向有关同志反复核实，证明艾丰说的都符合实际情况，处分一事才算作罢。
处理虽然免了，但艾丰却痛苦到了极点，因为事情毕竟没有办好。自己受了冤枉，当然难受，但事情没有办好是大事，不行，不能到此为止，一定得挽回。于是他又赶写了一份材料，通过一位熟人送给了胡乔木，反映他批示以后发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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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亏是福(2)
过了不久，胡乔木召集###、国务院职称办、劳动人事部的同志，就职称问题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他“顺便”提了一句：“我上次批的不能和教授、副教授攀比，说的不是待遇问题，我指的是它们劳动的性质是不同的……”
此话一出，那个最高职称是副教授的方案立不住了，重新又回到了原来的方案——这就是现在新闻界执行了若干年的方案。
新闻界的职称终于有了圆满的结局，但就个人得失来说，艾丰“损失惨重”。出于艾丰的性格和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在四五年之内艾丰都没有向报社领导解释过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直到1992年，艾丰作为《人民日报》编委，春节去给早已离休的李庄同志拜年的时候，才向老领导说明了事情的原委。领导不了解事情的全面情况，对艾丰形成了片面的印象也就是必然的了。
艾丰回忆说：“这不能怨别人，自己的风险不去想，受了委屈还不找人说，这是我致命的缺点之一。”
笔下人物多争议
“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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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任凡浮沉(1)
在艾丰笔下的新闻人物中，无论如何也得提一下夏任凡这个人。在艾丰眼中，他是一个有着诸多缺点的改革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英雄”，而且从夏任凡阐发开去，艾丰还进一步丰富了自己首倡的多侧面报道思想。然而，令所有人始料不及的是，15年后的2003年，夏任凡竟作为沈阳“慕马腐败大案”的第二批涉案人之一，因贪污、受贿行贿巨额财物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死缓。这着实令艾丰欲说还休……
2003年2月10日上午9时30分，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十一号法庭内庄严肃穆，座无虚席。沈阳巨贪、原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夏任凡正在接受一审宣判，上午10时30分，审判长宣布：被告人夏任凡贪污犯罪10起，贪污公款总计8189万元；挪用公款犯罪5起，挪用公款共计18378万元；受贿8起，共计668万元；行贿一起，数额388万元。被告人夏任凡犯贪污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上是某媒体对“夏任凡案”报道的一段。
“南有红楼，北有夏宫。”沈阳“慕马案”被彻底揭开后，在沈阳以改革出名的夏任凡更是名噪一时，据检察机关指控，夏任凡利用贪污公款建造的庄园造价竟高达2000多万元，堪与厦门远华案的“红楼”相提并论。夏任凡的贪污腐败给国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难以估量的，仅在任沈阳市客运集团总经理的最后一年里，这家国有企业亏损即高达1个多亿。夏任凡就像耗子搬空粮仓一样，大到数百万元的庄园工程设计费和工程款，小到数万元的家具、装饰品、生活用品等费用支出，甚至连庄园的购煤款在内，皆出自客运集团或与集团有关的经济活动。夏任凡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所得的2000多万元堆起了一座豪华庄园。失去制约监督的夏任凡，成了上级领导不说、同级领导不敢说、下面职工见不着的独断“一把手”。
据《中国青年报》披露：
15年前，夏任凡的仕途并不得意，在其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期间，由于一些老干部联名举报他存在“多吃多占”等违纪问题而被调查。但随后某中央大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1986年10月，夏任凡任沈阳市长途汽车客运公司经理……
被《中国青年报》所指的“某中央大报”即是《人民日报》，而当时“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的记者就是艾丰。夏任凡是如何与艾丰“结缘”，并成为艾丰笔下的人物的，这还得从故事的源头说起。
夏任凡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管理系，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首批毕业生，毕业后被分配至沈阳交通系统工作。上任沈阳市电车公司经理以后，夏任凡锋芒初露，在拥有8000多职工的电车公司里，大力推行综合配套改革，在短时期内即取得了明显效果。例如全公司有660多名年轻司机，虽然和老司机一样开车，但月工资只有30多元钱，改革后，实行岗位工资制，最低线定为54元，报酬偏低的状况一下子有了改观。这些骨干力量的积极性马上被调动起来，带动了各条线路面貌的变化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作为大型公交企业，与京、津、沪同行相比，在三项经济指标上都向前挪动了位置，分别居第一、第二、第三位，还破天荒地在1984年盈利164万元——这个数字也是空前的。夏任凡像窜出的一匹“黑马”，令人刮目相看，成为沈阳市的改革新星。1985年1月，夏任凡被评为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中国青年报》刊登的十大青年改革者的头像，夏任凡排在第一位。
这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1985年４月，沈阳市交通局党委派整党联络组进驻电车公司，对夏任凡进行调查，并发动干部、群众对他进行“评议”。当年８月底，交通局又给夏任凡定了私长一级工资、用公家钱自己定做西服、违反财经纪律、违背中央政策、带老婆游山玩水等“罪名”。
夏任凡浮沉(2)
原来，在夏任凡到北京开会期间，一些人在电车公司一位领导人的支持下借机告了“黑状”，多封告状信送到了一位已退居“二线”的老同志手里。这位在当地很有权威的老领导批示一定要调查。夏任凡到北京开“群英会”，还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准备回去大干一场，没想到，一回沈阳，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一到家就受到了一遍一遍的“传唤”调查，紧接着经理的职务也被撸了。他如何接受得了？在家蹲了一个月“闭门思过”，有好几天卧床不起，高烧达到了40度，夏任凡越琢磨越冤，他想，一个小鸡子死了还挣蹦挣蹦，自己就这样完蛋了？
他偷偷跑到北京，找几位年轻的朋友述说自己的情况，问他们：“我究竟冤不冤？”熟人指点说，他应该找一个明白人问问。明白人在哪里？熟人说《人民日报》有一个艾丰可以试试。
就这样，夏任凡一路打听着闯到了艾丰的家里，介绍了来龙去脉之后，说：“人家说您是明白人，您看我冤不冤？您说不冤，我就认了；您说冤，我还想挣蹦挣蹦。”艾丰说，你做出什么成绩，你有什么缺点错误，最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夏任凡如实地直说了。艾丰听了，凭自己的新闻敏感，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那就是如何对待改革者，特别是如何对待有缺点乃至有错误的改革者。但因为是第一次见面，听的又只是一面之词，不便表态。艾丰说：“第一，对你的事儿我感兴趣；第二，冤不冤我现在不能表态，因为只听了你一面之词。如果有时间我可能会到沈阳去作调查。”
艾丰的话是认真的，和其他同志一商量，大家都认为这个题目不错，有新闻价值：改革者受“陷害”，很具有典型性和时代意义，媒体应该介入予以关注。于是艾丰打点行装后直接“杀”奔沈阳。
关键是如何掌握真实情况。为此记者要防止先入为主，于是艾丰使用“反调查”的办法。他先到了直接负责处理夏任凡的市交通局纪委书记处，请他介绍夏任凡的问题；再找到沈阳电车公司现任党委书记，请他介绍现任党委对夏任凡的看法；然后又请公司党委召集一些人座谈。对召集什么人，艾丰提出了一条要求：“找平时对他意见最大的人和最了解情况的人。”
《人民日报》记者来调查，这在电车公司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交通局和电车公司新班子都很紧张。对参加调查会的人，新任电车公司党委书记事先一个一个地做了布置：一定要给记者一个强烈的印象，夏任凡错误严重，不仅不能再回来复职，还要加重处理。果然，会上众口一词，愤怒地揭露夏任凡犯下的种种错误。会议结束后，人们一哄而散，艾丰被晾在了那儿，既没人招呼去吃饭，也没人送他回住处。艾丰知道，在他们的眼里，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调查了几天，夏任凡“毛”了：怎么专找反对他的人谈话？难道不是来为他说话的？现任党委书记也“毛”了。记者听了这么多情况，为什么还不表明态度？他沉不住气了，就对艾丰说：“前段时间来了个《青年报》的记者，这家伙，到我们的基层乱说一气，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这样的记者我们不欢迎！”艾丰明白，这是借说别人来教训自己，心里有点恼火。他看着这位30多岁的书记慢悠悠地说：“我参加新闻工作的年头也不太长，大约30多年了。这些年我在工作中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到一个单位采访，就怕听到不同的意见。如果关于一件事，有的人说是黑的，有的人说是白的，我究竟怎样写呢？那时候我就没办法了。现在工作的年头多了，正好倒过来。如果到一个单位采访，关于一个问题听到的都是一种意见，我就要格外警惕。因为对任何事情，一般都是两种以上的看法，为什么这里只有一种？肯定是有一种外力压制着另一种意见，不让人家发表！”此语一出，书记的脸上立时有些变了颜色。
艾丰下决心把情况搞清楚。在沈阳电车公司整整采访了14天，每天从早晨谈到夜里12点以后。因为宾馆到12点就没有热水了，所以艾丰14天没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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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任凡浮沉(3)
艾丰的思路是这样的：与反对夏任凡的人包括最反对他的人都谈过了，看他们提供的事实到底够不够把夏任凡撤职，如果够，夏任凡就不冤枉，如果不够，就是冤枉的。了解到最后，艾丰心里有底了，真正板上钉钉的出在夏任凡身上的问题没有一件可以达到把他撤职的程度（诸如夏任凡在香港买了房、在那里有了女人等，是别有用心的人编造的“故事”）。
有了这个底数，他又找支持夏任凡的人作调查。通过这方面的调查他清楚了，对夏任凡意见的增多，是矛盾激化造成的；矛盾激化是公司改革权力和利益调整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而夏任凡对此又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问题的性质也有了底数。
问题了解清楚后，艾丰约见了当时的沈阳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在汇报过采访到的情况后，艾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夏任凡是一位年轻的改革者，如何对待这类人的缺点和错误，是一个值得注意和研究的问题。我想写一个内参，发一篇公开报道。内参和报道写好后再送你们审阅。”这位领导同志很和蔼地接待了艾丰，听了事情原委以后表示：“你调查得很细，有一些情况连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今后将抓紧解决这些问题。内参和公开报道，我建议都不要发。因为电车公司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全市的生产和生活都离不开它，如果发表以后，造成了思想混乱，可能影响全市的大局。”艾丰很理解这位领导同志的良苦用心，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夏任凡在改革中有成绩，而上级对他这样处理，人们肯定会有很多想不通的地方，这将直接影响到改革的继续进行，已经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通过媒体报道，澄清了是非，不是更有利于团结和改革的进行吗？当然，为了利于实际工作，内参和报道都先不发表，等你们有了一个新的处理结果之后，连同你们的结果一并宣传报道。您提出的不同意见，我一定向编辑部领导汇报。”
艾丰回到北京，新的处理结果一直没有消息，但另一方面的消息却不断传来，交通局和公司党委对夏任凡的整治反而变本加厉，不仅加强了监视和歧视——谁和他说话都得向公司的领导汇报，而且声言要对夏任凡加重处分！
艾丰心情很沉重：问题没解决，反而害了人家，这岂不是一件太遗憾、太令人不安的事情吗？有良心的记者，不能就此撒手不管！
于是艾丰决定二下沈阳。他事先把报道写好，打印了三份小样，公司送一份，市委送一份，交通局送一份，并做了一个简单说明：请你们过目，事实有无出入？观点有无问题？如无意见，本报拟发表。沈阳市委主要领导换了新的人选，委托宣传部门领导审阅了稿件，认为事实无误，观点没问题，但还是不同意公开发表。
于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稿件经过审阅后艾丰回到北京，当天下午，就有五位沈阳的同志赶到人民日报社。传达室的同志告诉艾丰说，沈阳有人来找。艾丰感到很奇怪，刚从那里来，怎么就有人来找了呢？一问原来他们是拿着艾丰写的稿子的小样来找报社领导的，来人不知道报社领导的名字，所以就出示了小样。而传达室一看小样上有艾丰的名字，以为是找他的，就给艾丰打了电话。艾丰立即明白了他们是来“告”自己的，不过艾丰认为他们是为公事而来，于是就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随后还把他们引见给报社领导，请他们直接向报社领导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最后，报社领导根据全面情况还是决定公开发表，于是《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夏任凡免职前后》在1986年6月16日见报了。此报道在当地以至全国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许多读者来信，热情拥护和赞成报道提出的正确对待改革者和爱护改革者的问题，以此报道为起点，在全国范围内也形成了保护改革者的舆论氛围。经过半年的时间，在中央的过问下，夏任凡的处理问题得到了解决，取消了对他的撤职处分，将其换到另一个单位——沈阳长途客运汽车公司担任同级别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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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任凡浮沉(4)
尚未结束的争议
对于如此艰辛产生的作品，艾丰在《经济述评自析集》中回忆了写作这篇《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的构思：
就本文来讲，其实质性的意图，是通过说明对夏任凡处理过重这一事例，告诉改革者在改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更要告诉各级领导，为了不断推进改革的事业，要十分注意慎重地对待改革者的问题，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看待他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但是，报道并没有只是就写这一面，仅仅说夏的“好话”。全文分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说夏的成绩。第二部分说夏的缺点和问题，这一部分的长度和第一部分差不多。按说本文是为夏说话的，还说夏本人那么多的缺点和问题干什么？按过去单侧面报道的思想，是不会这样写的，但根据多侧面报道的思想，我这样写了。这样写才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第三部分写主管机关对夏的处理，既写了他们处理对的一面，当然更指出了处理不恰当、不对的一面。
艾丰认为，这种多侧面的写法，有三方面的好处：对广大的读者来说，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全面的情况；对被批评者来说，他们也会觉得记者是真正为了搞好工作来进行批评的，即使是要批评某一个人，也不是一棍子打死的办法；对记者基本肯定的报道对象来说，既有保护他的作用，也有提高他的作用。
事实表明，这一多侧面的报道无论在作品本身的宣传效果和实际工作的改进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写完《一场尚未结束的争议》后，艾丰觉得还不过瘾，1987年再下沈阳采访夏任凡，并于12月14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追踪夏任凡——沈阳采访札记》一文，借此来进一步深刻剖析社会该如何看待时代改革者的问题。文章开头第一段就说：“曾被免职的改革者夏任凡，终于走出了前进路上最狭窄的夹缝。改革者气候正好。但千千万万个企业家，仍面对着新旧观念、新旧体制的夹缝。”在报道中他还精心拟制了发人深省的小标题。
“上次采访中，见到一些材料，听到一些谈话，曾把夏任凡勾勒成一个‘私心很重’又很
‘狂妄’的角色。猝不及防的脏水，曾泼得这个年轻汉子发烧到40度……夏任凡有个贬多于褒的外号：‘夏大白话’。整夏任凡时，就有这样的指责：好吹牛，对电车公司职工讲话，说‘将来我们的工作服要比空中小姐的还漂亮’。夏任凡还有个别称——‘夏大胆’。用东北话说，‘他什么都敢造’。就是那些宽容的人，也把它作为‘不稳当’、‘不可靠’的代名词。
“改革者常处于两难之地。传统的道德、旧的体制，不容、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人。而要刺破旧观念、旧体制的‘厚皮’，不露点锋芒又不行。”
文章在最后激情洋溢地继续为改革者鼓与呼，他说：“吹散旧观念的阴霾，扒开旧体制的僵土，让千万企业家幼苗在中国大地上迅速成长。‘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形成之日，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之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世人用这个成语比喻人的成败或事的好坏都由同一人造成。《中国青年报》不提名地指出“某中央大报的一篇宣传文章彻底改变了夏任凡的命运”，似乎颇有暗示“成也萧何（艾丰），败也萧何（艾丰）”的味道。
成也“艾丰”，说得不为夸大，客观上来说，如果不是艾丰的报道，夏任凡可能很难有出头之日，但是15年后发生的事，难道真的是“败也萧何（艾丰）”吗？
现在再来翻看艾丰有关夏任凡的这两篇报道，文中确实有对夏任凡的肯定甚或溢美之词，现摘录如下：
夏任凡，这位青年经理，在改革中表现出自己的魄力。他按“严、细、实、新”要求，处理了一系列问题。他主持制定严厉的措施来制止贪污票款的现象；他破天荒地部分解决了早班职工吃早点的问题；他倡议建立了无线电指挥调度系统；他起早贪黑在线路上“摸爬滚打”……
夏任凡浮沉(5)
但实事求是地讲，艾丰当时说这些话完全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而且他运用多侧面报道的思想，分析夏任凡的缺点和错误似乎更加透彻和诚恳。比如：
夏任凡确有缺点、错误。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而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夏任凡承认自己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他对记者说：“作为改革者，我缺少免疫力和防御力。”他也曾多次表示：“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上阵。”
怎样正确对待有缺点、有错误的改革积极分子？怎样才是真正关心、帮助改革者？怎样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特别是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怎样警惕看人问题上的“先入为主”、“以偏概全”？怎样防止下面的矛盾到上面找“根子”，上面的矛盾到下面找“靶子”的现象？
艾丰说：“我报道夏任凡这一人物，当时主观上是想为中国的改革鼓与呼，夏任凡是中国千千万万个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他改革遇到的非难和挫折带有时代所具有的普遍性，所以这也是我把关注的焦点对准他的根本原因。这篇报道的实质是就事论理，希望通过个别人的遭遇让大家认识上面说的这个道理。”
何以面对
15年后夏任凡的结局，这是事先谁也难以预料的。艾丰知道以后非常痛苦：这个自己当初曾经倾注过心血，费了许多周折而重新站起来的人物，为什么多年后竟得到这样的结局呢？因为此后他再也没有深入了解夏任凡的情况，只是作为老朋友偶尔相遇，他说不出其中深刻的原委，而只是陷入深思之中。
艾丰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新闻人物本身是具有多面性的，所以报道也必须以多侧面报道作为指导思想，从夏任凡身上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为夏任凡说话的报道中，我用很大的篇幅写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后来他恢复了工作，我见到他的时候，总是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要否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对他最担心的，是我在报道中说的那句话：‘他像一个不老练的船工，顺流直下、春风得意之时，忘却了险滩。’”
对夏任凡这个人物的最终下场，我们仍可以用艾丰的一段人生感悟《好人和坏人》去体悟。艾丰是这样说的：
坏人的误区：执迷不悟。
人犯错误，不见得都知道。糊里糊涂犯错误是常见的。
人做坏事，常常是明知故犯。贪污不对，受贿不对，盗窃不对，踩着别人向上爬不对，谁不懂?
有些犯罪的人，你会觉得他很蠢。难道你做这样的坏事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会把你抓住吗?有人拼命搞钱，难道你要那么多的钱，不怕一花就露馅吗?
不是他们智力低下，而是“执迷不悟”。“迷”上了某个东西，便连常人的智力也没有了。
迷什么?权、钱、名、色。这四样东西，应该说都是好东西，但就是好东西也不能迷，一迷就完了。
“高官”艾丰：走向总编辑的历程
第一节锤炼“权术”
“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
——陈毅
“权术”这个词汇，在一般中国人的眼里是一个贬义词。说谁搞权术，等同于说谁搞阴谋，这样的人是不可交往的人。艾丰对权术原来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有了新的理解。他认为，权术和学术一样是一个中性词，本身不应该有褒贬。搞学问有学术，学术有高低和对错之分，权术也同样有高低、对错之分。掌权是不容易的，它必然有术可言，做一个好的领导人，应该对权术——也就是掌权的规律有所了解。
有一次，艾丰与一些省级领导吃饭，他讲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任何人要掌好权，不讲权术是不行的。一位省级领导说：“这个观点比较新鲜，但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不过，一般人可能这样想、这样做，但不会这样说。”
艾丰笑着说：“这是我多年走了不少弯路，有了不少教训，才悟出来的体会，自己做得并不好。”
陈毅的报告
艾丰永远牢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听的一场报告。
当时，按照惯例，每年大学生毕业的时候，都有一位中央领导给大家做报告。
1961年给大学毕业生做报告的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元帅。
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坐满了即将走入社会的年轻人，在主席台上做报告的陈毅元帅，态度诚恳、平易，语音亲切、洪亮，声调时而委婉、时而激昂，讲到激愤之处，击案而起，全场为之震撼、为之折服。
这一期毕业生赶上了好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学校里还有“红专辩论”、“双反——向党交心”等。在这些运动中，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同学们都写了不少所谓的“向党交心”的大字报，为了表现自己的积极，这些材料挖空心思揭露甚至编造自己的问题，并且无限“上纲上线”地进行自我批判。这些材料都存放在每个人的档案中，成为大家心中的一大政治包袱。
记得陈毅老总在台上充满感情地说道：你们都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你们本着对党的忠诚向党交心。那里写了不少过头的话，这些东西放在你们的档案里，将来到了社会上，谁还敢用你们？这些材料，要统统烧掉！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人落了泪。
后来，艾丰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实事求是，仗义执言’，陈老总的性格，成了我终生追求的楷模。‘实事求是，是为人之道、为事之道、为官之道’成了我的终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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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1)
在中国，有正义感不怕吃亏的人不少，而吃了亏能屡挫屡奋，葆有正义感的人却不多。
为人家说话让自己倒霉，艾丰一生中有过多次。艾丰不以为悔，还总觉得自己比较“皮实”，一生吃亏也很吃得起，吃了亏还能往前走。
1971年到1972年，“文化大革命”中要把艾丰打成反革命，“罪状”很多，列几条看看：
一条主要“罪状”是“炮打江青，死保走资派丁莱夫”，另一条“罪状”是“给叛徒翻案”，还有一条“罪状”是“反林彪”。
在两年多的“审查”中，艾丰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身体折磨和精神折磨。他说：“那个时候，人们想自杀，是可以理解的。”但对这个飞来的灾难、天大的冤枉，艾丰也有另一个角度的积极总结：“对我来说，这两年‘反革命’当得很有价值。小时候看电影，我就想，如果敌人把我抓起来，我会不会成叛徒？能不能坚持原则？而当了‘反革命’后，我认识了自己。当‘反革命’受的罪挺多：6点半干活，干到12点；中午拔草，下午继续干活，干到晚上6点；晚上7点半开批斗会，批到11点；人家睡觉了，我还要写交代材料，经常要交代到第二天凌晨3点，然后第二天6点再爬起来干活。经过了这两年，我确信自己还是有骨气的。无论怎么整我，是我的我全承认，不是我的我一律不承认，也不乱揭发别人。别人揭发我，我也不害人家，还帮人家说好话。原则都是实事求是。”
这些事，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艾丰的本性。有的人认为艾丰是“傻子”，有的人认为艾丰“聪明”。艾丰宁愿把自己归入“傻子”行列。他告诉别人，如果有一天他写回忆录，定名就叫《我一生做了哪些傻事》，书的序言是《我的墓志铭》，开头第一句话是“在这里埋葬的是一个被大家都认为十分聪明的大傻瓜”。
用人有方
聪明也罢，傻瓜也罢，一转眼，疯狂的年代过去了，青年时期的风风雨雨，都已经沉淀，变成了厚重的生命积累。时代在酝酿着下一出戏，在那出戏里，他在自己的领域成了真正的“领导”。
艾丰在这个角色上演得十分出彩，让观众受到感染，为之赞叹。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和工商部合并组合成经济部，艾丰出任主任。刚上任，他就发表了本书前面章节引用过的那篇就职演说，认为担任《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中国经济全局有总体把握，在某一个经济领域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善于把经济转化为新闻。用这三个条件来衡量，他只具备半个条件，但他表示要尽快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实，除了研究经济问题和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艾丰还以很大的精力来探求领导艺术——“权术”。
艾丰几乎日夜都待在办公室，白天完成公务，晚上写作看书、找人谈话。
这时的经济部，是由50多个人组成的浩浩荡荡的一支队伍。艾丰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一份全体员工名单，连续半个多月每天晚上研究这份名单。他点着烟，眉头微皱，在每个人的名字下面做些记号，然后再誊写在自己特意准备的小本子上。他在研究什么？他在研究每个人的特长、每个人的需求和每个人的发展前景。目的是什么？他认为，当部主任不仅是让人家干活，更要关心人，努力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的发展铺路。这就是艾丰独特而绝密的“人事档案”。
艾丰认为，任何领导者，在做事情之前，都要理顺思路。领导别人，要他们去卖力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只让别人干活。作为领导者，必须同时考虑下级的发展，必须及时调整他们的位置。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是双向负责的关系。不然的话，这种领导者是十分自私的，他们也不会被下属从内心里真正敬重。
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人的不同素质和发展前景，艾丰在工作中采取“分类指导”的方法。
一部分人适合当领导，艾丰就为他们创造当领导的锻炼机会和提升台阶。
“反革命”(2)
当时部下面没有组，这么多的人都是由主任、副主任直接指挥。这既使主任们疲于奔命，又不能发挥更多人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培养人才。于是，他在部内首先推行了“土政策”——建立组一级的编制。三个组——工交、农村、财贸三个组，每组两个组长。报社不任命组长，艾丰就搞了“地方粮票”，自己任命。
给了组长职位，又赋予他们足够的权力。各方面的报道，由组长在第一线组织和指挥；以前，夜班是由主任或副主任带班，艾丰改了章程，夜班由组长轮流当主编带班，主任和副主任完成签发手续。艾丰给主编的权力很大，“我批了可用的，你们认为不可用，可以先不用”……
由于部内提供了舞台，这些组长本身素质也很好，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后来大都成长为报社或其他岗位的领导干部。
《人民日报》副总编江绍高，1986年是一个普通编辑，艾丰发现他兢兢业业，一心扑在版面上，先是任命其为工交组副组长，后来成为组长，再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以后他调到总编室当了副主任、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副总编。《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皮树义，艾丰发现他工作踏实、思维敏捷，首先“破格”提拔其为财贸组组长，后来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主任。农村组组长吴长生先当了经济部副主任，后来又当了《人民日报》华东分社总编辑、《人民日报》网络部主任。担任过农村组组长的何加正，后来当了副主任、网络中心主任。农村组蒋亚平后来当了人民网的创始人。工交组莫辛元成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所属《经济导报》总编辑。工交组记者王清宪后来当了国家体改委《中国改革报》常务副总编和国家统计局《中国信息报》总编辑、社长，再以后还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第一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后来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经济部主任助理戴正庆后来当了《市场报》副总编、《人民日报》华南分社总编、《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一把手。若干年来，从经济部成长起来的副局以上干部有将近十五六人之多。报社人事部门同志曾经跟艾丰开玩笑说：“你们经济部都快成了党校了。”艾丰也不谦虚，说：“应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在部下面设组一级，这个经验早就在报社推广了。
一部分人的追求是业务上的承认，各种原因使他们并不想“当官”，或者不适合“当官”，他们的需求是获得相应的职称。中级职称部内就可以评定，高级职称要到报社职称评定委员会评定。
有些老同志目标是高级记者（教授级），从发稿的总量上是足够了，但需要增加拔尖作品的数量，这样评起来会更有把握，所以必须在这方面为他们提供条件。
有一天，艾丰路过建国门，看见荣毅仁新起的“巧克力大厦”，这是邓小平点名让他成立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应当说是改革开放的代表作。艾丰觉察到“巧克力大厦”是一个好题目，于是，他建议部内分工跑这个口的老记者计弘赓去写，而且建议报道题目就叫《巧克力大厦》。计弘赓是一位很有水平和工作经验的记者，立即认识到这个题目的“含金量”，很认真地进行采访，初稿写出来之后，又同艾丰商量，艾丰也提供了一些修改意见。这篇稿子在《人民日报》一版“断版”发表了，一炮打响，成为脍炙人口的新闻作品。这个最新的成果帮助她申请高级职称获得顺利通过。
对于一些年轻的记者、编辑，如果业务突出，在职称评定上，艾丰又总是努力创造机会，让他们能够“破格晋升”。有一年，全报社破格晋升了两位高级记者和两位主任记者，四个名额，经济部占了两个：一位高级记者，一位主任记者。
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经济部的职称评定是《人民日报》各部门中评得最满意的部门之一，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艾丰敢于在报社职称评定会上为本部门的同志去争，主要是靠平时对编辑、记者在业务水平提高上下扎实功夫。经济部有一个始终坚持的会议，那就是每星期一下午的部例会。这个例会不仅研究和布置当前的报道精神和报道任务，而且总是以各种形式进行新闻业务的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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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3)
对于年轻的同志他曾专门举办一个名叫“拿出合格品”的研讨班。当时在年轻同志中间存在一个问题：稿件写好了，匆匆忙忙就“交卷”，然后催促发稿见报。由于稿件写得很粗糙，编辑要花很多时间加工，组长和主任们也要花很多时间修改。虽然修改很多，但发表之后，这些年轻同志都不再研究为什么这样修改，而是见报大吉。这不仅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量，更妨碍了这些同志的进步。艾丰在研讨班上先做了一个报告，其中讲了新闻写作中的两种心态问题。开始写作时，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第一才子”，要争取一气呵成；稿子写好之后，心态应该是“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要对初稿进行反复的修改。而有的人的问题是两种心态位置放反了。开始写作的时候，他觉得“我是天下最差的作者”，没有信心，改来改去，最后情绪都写没了。而写好初稿之后，却觉得“我是天下第一才子”，写好的东西一个字都不需要再改动了，这就放弃了稿件质量提高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反复修改。就像我国的一些产品一样，后加工整理很差，价钱卖得很低，外国公司买去以后，经过后加工整理，附加值大大提高。
为了使大家信服，艾丰还特意收集了一些稿件，把同一稿件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不同状况作一对比，许多年轻同志服气了。然后，艾丰又组织全部大会，请他们在会上就参加研讨班的收获体会发言。
对于一些进步快、业务冒尖的同志，艾丰更是“抓住”他们，严格要求，以促使他们“更上一层楼”。
现任《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潘岗，在艾丰当经济部主任的时候，开始是一般编辑，但由于他十分刻苦努力，一段时间内在《人民日报》发了不少一版头条，成为众人瞩目的后起之秀，后来又被提拔当了财贸组副组长。为了激励他继续进步，艾丰采取了“激将法”。一次，与潘岗谈话时，艾丰突然对他说：“我对你有一个判断，三年之内很难再进步了。”这算什么话？正在如日初升的潘岗自然很难理解，因而也不能接受这个说法，但他没反驳，转身走了。艾丰看他没反应，为了进一步“刺激”他，让他理解自己的真实意图，就又做了一件事。他把潘岗刚刚送来的一篇一千多字的评论稿子，反复看了几遍，然后做了认真的修改。艾丰在原稿三面都贴上了白纸，改了17个有毛病的地方，贴上去的白纸都写满了。
艾丰又和潘岗打招呼：“你的这篇稿子我挑了17处毛病，准备在例会上进行讲解。你不要误会，这不是给你难看，更不是不信任你。现在大家认为你是颗正升起来的新星，讲评你的作品，对大家重视自己的提高会起到更好的作用。”例会上，艾丰讲评了潘岗的这篇评论，并把修改稿送给潘岗，请他参考。
例会后第二天，潘岗把艾丰的修改稿送回来了，但上面多了些内容，那就是逐条反驳艾丰的17条修改意见。
艾丰看看他熬红的眼和固执的表情，知道他对自己的修改和做法的本意没有想通，就对他说：“咱俩不要再争论了，你想不通，我的意见就放在那里。这是业务问题，不是行政问题，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咱们存而不论。”
过了两年半之后，一天晚上，潘岗到艾丰的办公室聊天。艾丰旧事重提：“潘岗，咱们还有一桩公案没了呢：第一个公案是我断定你三年停滞，第二个公案是我给你的评论挑了17条毛病。你现在回答我，现在有什么作品超过了你原来的水平？”朴实的潘岗觉得的确是被艾丰说着了。
艾丰接着说：“我为什么断定你要停滞三年？是因为你当时非常努力，也就是说，你超级的努力把你所有的基础和素质都发挥了，甚至可以说发挥到顶了。你如果要再继续进步，必须在基本素质方面有所提高，比如说理论素养、社会活动本领、文学功底等。这就好像种花的底肥，原来的底肥都用没了，就是马上添加新底肥，也要有段时间才能促使新的花朵绽放。”
“反革命”(4)
潘岗会心地点了点头，两人谈得很融洽。此后他更加敬重艾丰了。
王清宪，是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带的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一上班，艾丰就对他说：“我的办公室，不找你，一般不要进来。”
过了一年，他有些恐慌，找到艾丰：“艾老师，你对我到底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一直不找我？”
艾丰说：“你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研究生，是我的属下干部。如果你老往我这儿跑，别人会说我给你‘吃偏饭’了。你所有的成绩都会被认为是‘吃偏饭’的结果。你不要以为有一个导师当领导有好处，我是导师的时候，辅导你，我对你是正面的，现在你成了我的部下，我对你就是负面的，因为在我的阴凉下很容易把你盖住！”
作为上级，艾丰对王清宪更加严格要求。和国家体改委合作搞的一组关于房改的报道，在艾丰的要求和指导下，王清宪从头至尾改了四遍，最后一遍还是艾丰亲自改定的。现在，这些修改稿的底稿王清宪还作为纪念品保留着。后来，王清宪到《中国改革报》当常务副总编，到《中国信息报》当总编辑、社长，还总是回忆起那段收获最大、心情最愉快的日子。
“执政风格”
艾丰做部主任，除了工作制度和业务建设之外，更重视的是与同事之间心与心的交流。
他上台之初，便向大家交代自己的“执政风格”：
“第一，我的风格是‘诚恳的简单化’。我保证对大家是诚恳的，不会嘴不对心，但方式、方法力求简单。表扬你就是表扬你，批评你就是批评你，不会在批评你的时候再加上许多肯定你的客套话。我说什么话就是什么意思，大家不必去猜是否弦外有音。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工作，关系搞那么复杂，大家都会太累了。
“第二，我不怕‘刺头’。保证公正、公平办事。如果怕‘刺头’，不是‘刺头’的同志也会‘刺头’起来。
“第三，欢迎‘拍马屁’。我要做好工作，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的支持。现在有一个毛病，谁要支持领导的工作，谁向领导多汇报工作，往往就有人说他‘拍马屁’。这样谁也不敢接近领导了，领导就被架空了。不要怕人家说‘拍马屁’，这点小风险你都不敢冒，再大的风浪你能顶住吗？这样的人怎么重用你？”
这些话初听起来“理很粗”，很刺耳，但它本身就体现了艾丰“诚恳的简单化”的风格。
艾丰大胆改革夜班制度。当时夜班的问题很突出，多数人不上夜班，上夜班的人很少，几年都是同样的人，而且多是刚来的年轻同志。老同志不上夜班，又对年轻编辑改的稿件有意见。于是，部务会议决定，男同志55岁以下，女同志50岁以下，都要上夜班，“无一幸免”。
决定宣布之后，一位研究生同学找到艾丰，说：“我有病，我不能上夜班。”艾丰问什么病，他说“美尼尔氏症”。艾丰说：“美尼尔氏症平时不犯不算病。你上夜班，如果病犯了，你再下来。”那位同志觉得艾丰不讲同学情谊，艾丰解释说：“这是公事，不是私事。私事，同学之间好商量，公事就要公办。如果你是我的同学，就可以不执行部里的决定，那别人不执行我怎么管？如果你非要不上夜班，我也不能逼着你上，但有一条，将来评职称，我会不同意你被评为主任编辑，因为主任编辑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够主持版面。你再想想看。”
这位同志想通了，愉快地上了夜班，并且在版面设计上有不少创新。艾丰专门召开了一次例会，举办这个同志的版面展，让他介绍经验。
艾丰“诚恳的简单化”也有过头的时候。一次，部内评中级职称，一位年轻的同志在申报表上把“编辑”的“辑”写成了“通缉令”的“缉”。艾丰看了非常生气，申报编辑，居然把“编辑”的“辑”写错！艾丰当面批评了他，但还觉得“言犹未尽”，就在一次例会上，又当着这个同志的面点出了这个问题，还说：“这个错误让别人啼笑皆非。据说，你在大学还是个高才生，你怎么不高才一个给我们看看？”这句挖苦的话一出，全场鸦雀无声，那个年轻同志本人也深深地低着头。会后有人提醒艾丰话说过了头，也有人对被批评的年轻同志表示同情，认为艾丰的话说得不妥。那个年轻的同志笑笑说：“没关系，我知道，他这是恨铁不成钢。”
“反革命”(5)
花絮?凌志军
为了凝聚人心，艾丰也总是好想一些特殊的“招数”。
经济部组建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到了，部里决定开一个春节联欢会。联欢会第一项程序是艾丰讲话。在联欢会上做报告，风险不小，但是他不但做了，而且竟拿了厚厚一摞约100页稿纸的发言稿，一万字左右，整整讲了一个小时。
艾丰这个报告没有抽象的概念，也没有众人皆知的陈词老调，他用事实回顾过去一年经济部的发展。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报告里，经济部所有的50多个人都提到了，并且具体讲述了每个人在过去一年做的一件好事。
大家津津有味地听着。每个人都关心部里的这些好事，特别是关心提到自己时说的是什么好事。他们不仅关心经济部的发展，也关心这位新领导对自己是什么印象。大家鸦雀无声，生怕漏掉一个字。他们感到，这位主任不仅目中有人，而且心中有人。他们不知道艾丰的这个报告准备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但他们知道，如果平时不关心每一个人，事先没有这方面的积累，再怎么准备也是讲不出来的。
“不合时宜”的报告获得了成功。
又是一年的春节，部里又要召开联欢会。艾丰想，第一次联欢会上做报告，我讲了那么多，虽然获得成功，这次也不能再听我夸夸其谈了。这次的办法要出人意料，来个一句话不说。恰巧他的新作《新闻写作方法论》刚刚出版，艾丰决定在联欢会上每人送一本自己的书。只是送书，还是单薄了点，于是他又决定在送给每个人的书的扉页上，写上一句自己的赠言。
赠言是每人一条，既不能抄现成的名言佳句，还要对每个人有比较强的针对性。一人一条，还要有个性、有味道，谈何容易！他冥思苦想，遣词造句，写了一个晚上，又写了一个晚上，直到开联欢会的那天凌晨三点，才算写完。
联欢会上，他抱着几十本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一句话不讲。我要赠送大家每人一本我的新作，同时，赠送给每人一句悄悄话，你们回去自己看。”
他把赠书一本一本送到每个人的手里，然后又走上讲台：“我这里还有一本书没有赠出。这本书是赠给江夏的，给她的赠言我本想写一首四言绝句的诗，现在书上只写了两句，还有两句作为谜语，请大家补上。谁补对了，我这里有精装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作为奖品。”
江夏当时是经济部的年轻女记者，现在已经当了经济部副主任。
艾丰念道：“我赠言的前两句是：‘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
会场活跃了，人们已经听出来了，这是一首藏字诗，把江夏的名字藏进去了。“温柔如一江春水”藏了一个“江”字，“热情如夏日凌空”藏了一个“夏”字。后两句怎么接，大家各有各的补法，一时议论纷纷。这时，后来写过《交锋》、《联想风云》等畅销书的凌志军站起来了，他那时在经济部工作，爱逗趣，有点调皮。他说：“我对出来了！”艾丰说：“请讲！”凌志军以朗诵诗的腔调，大声说：“温柔如一江春水，热情如夏日凌空——我爱你呀，江夏！”
妙哉！顿时，众人鼓掌大笑，江夏娇羞如花。艾丰一看欢快的气氛出来了，也乐开了怀。
后来有人问艾丰到底应该怎么对，艾丰说：“四句诗，我是按春、夏、秋、冬设计的。前两句春夏已经有了，后两句，一句要有秋，一句要有冬，就算对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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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与争议
“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王进喜
十年不得提拔
有一篇名为《走近艾丰》的文章，这样开头：
“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重视他。”这是国外对《人民日报》的评价，但在这里用在艾丰身上很合适。不过似乎还应该加一句，无论你是否喜欢他，但你不得不佩服他。
艾丰从1986年做《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此后十年当中，几乎每次报社调整领导班子，他都是呼声很高的人选，但每次都落空。
后来他跟一位领导这样讲述过自己的心情：“十年来我一直被放在火上烤。如果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提拔的希望，也就死心了，可以安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如果痛快地提拔起来了，也就可以安心在新的岗位上工作了。说提又不提，就总让人们关注你、议论你，有的甚至还会攻击你，总在那个议论的旋涡中。每次都给你希望，每次都要郑重其事地考察你，而每次又都狠狠地破灭你的希望。这是一种折磨，也是一种锻炼。这样的日子一过十年，对我的世界观、意志和心态，都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艾丰有一本书《艾丰随感210条》。由于时间紧张，他不能坚持写日记，但总好把平时的各种感受用格言的形式记录下来，这本书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于痛苦与欢乐，艾丰历时十载似也悟出了许多道理，并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生活中，痛苦多于欢乐。这是因为痛苦是一个过程，而欢乐只是一瞬之间。
做一件事是一个过程，成功了，大家欢呼，自己也高兴，但一瞬间就过去了，不能老欢呼。
痛苦是精神的积累，而欢乐是精神的消费。在痛苦当中，脑子就会动起来，促使你思考：你做对了，人家为什么要说错；你做错了，那么你又为什么会错。痛苦更能使你深刻地想问题。
而欢乐与痛苦相比，只是一种精神的消费。所以，人不应当怕痛苦，要善于在痛苦中积累。想到今日的积累，才有他日的欢乐，于是痛苦也就不那么痛苦了。倒是人要警惕老是追求欢乐会变得浅薄。
这些悟道，恐怕也是艾丰在痛苦之中思索的结晶吧。
艾丰特别赞赏王铁人的那句话：“不干，半点马列主义也没有！”
当然了，干，也有不同的干法。在性格和追求上，他最大的特点是勇于开拓，发现了开拓的领域，就爆发出极大的热情，忘了痛苦，也忘了人生的失意与挫折，一股脑儿全身心地投进去。
艾丰多年的体验是：开拓的领域是一个有争议的领域，开拓与争议，往往是同义语，因为都说对了，就已经不是开拓了。开拓的领域，因是一个新领域，必然是有争议的领域。
有人对艾丰的新闻作品和著作有不同的议论，他很在意，又很不在意。说很不在意，是他并不把它当做一件“坏事”，反认为是好事，他最怕的是一篇东西、一本书发表、问世后，无人理睬、无人提起，就好像没有发表、没有出版一样。说在意，是因为议论是没有界限的，争议多了，会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个人怎么老是引起争论？”于是会把你划入“有争议人物”。一旦成了“有争议人物”，那就比较复杂了：由问题的争议到人的争议，由人的争议又涉及人的品质的怀疑和不确定性。艾丰直言不讳，对他的这类处境理解的有，但理解很深的是少数。人们不能在他身边盯着他工作，即使在他身边也不见得能钻到他的心里去，他又不可能有适宜的时间、场合，采取某种方式向人们解释。若到处去解释，人们又会觉得“这人有毛病”。于是他只有在自己心里去消化，否则状态不好，不能干事。他觉得一个人必须过这一关，心的承受能力有多大，做的事业才会有多大。
这是艾丰的苦楚与无奈，也是艾丰的肺腑之言。理解与不理解，跟年龄和官衔无关，跟心智有关。
而更让艾丰意想不到的是，开拓的气魄和实绩给他的升迁带来的不是加分而是减分。艾丰后来说：“到了耳顺的年龄，也就想通了。一个人只要决定做事业，并且是做开拓性的事业，引起争议是正常的。”
差点“栽”进长城案(1)
北京长城公司赞助《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三万元启动费的事，就让艾丰差点“栽”进去了。
1994年4月1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反腐倡廉必须警钟长鸣》。文章说：
今天，本报公布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的两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一起是：原北京市长城机电科技产业公司（以下简称长城公司）总裁沈太福利用职务之便，采取欺骗等手段，侵吞公款，并向国家工作人员大肆行贿，犯有贪污罪和行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同案犯孙继红（沈太福之妻）也同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另一起是：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接受沈太福和其他人贿赂，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公款，犯有受贿罪和贪污罪，被依法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令新闻界感到震惊的是，与以往笼统地强调坚决打击各种严重经济犯罪活动，加强廉政建设的报刊评论员文章不同，这篇重头文章，用专门的段落向自身敲响了警钟：
还要指出的是，沈太福为了蒙骗视听、虚构神话，罪恶之手也伸向一些新闻单位和其他一些职能部门，并部分地得逞。我们要通过这一典型案例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教育，使大家都能恪守职业道德，杜绝“有偿新闻”，维护党的新闻事业的崇高声誉。《人民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关报，决心在杜绝“有偿新闻”、加强廉政建设方面起带头作用，并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予以监督。
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这话外之音，直指人民日报社内部。
事实上，《人民日报》与长城公司事件确有瓜葛，经济部和艾丰首当其冲。因为长城公司当时的主要罪状是“非法集资”，《人民日报》关于长城公司的报道客观上为它开展非法集资制造了舆论。而介绍长城公司的两篇重要报道和文章都按照分工发表在经济版，经济版稿件的签发权首先在艾丰手里。
这是始料不及的。对于长城公司，艾丰在签发报道之前特别询问过记者，记者汇报，这是主管部门抓的典型，并且拿出主管部门的文件。肯定长城公司的文章是一位著名人士写的，应该更没有问题了，但问题还是出现了，而且案件很大、很轰动。先是与长城公司直接打交道的两位经济部记者涉嫌受到审查，再往深里挖，自然就想到掌握版权的艾丰。按照一般的逻辑，没有领导参与，是不可能做出这么大的事情的。
检察院采取了“闪电战术”，在拘留一位记者之后，立即把艾丰约到检察院“了解情况”。路上，艾丰还天真地想：“这下好了，可以帮自己部下把情况说清楚。”到了检察院，艾丰按照自己的思路，首先为记者“说情”，认为记者拿了长城公司两万元钱是因为政策界限不清，自己原来虽然不知道内情，但也应该承担领导责任。然后又介绍这位记者的工作成绩……他当时并不明白检察院的真实意图，这些话其实都起了反作用。谈完话，检察院送艾丰回报社，但不是让他一个人回去，而是派了一个检察官陪着。到了报社又立即叫经济部三个副主任和部办公室主任一起返回检察院，不给艾丰和他们对口径的时间。几个人一齐去了检察院，分别谈话，一直到夜里10点多钟。几个人回来向艾丰谈到谈话的内容，这时艾丰才恍然大悟：检察院是对着自己来的？！
第二天、第三天，检察院的人不断找艾丰“了解情况”。艾丰索性就跟他们挑明了：“我清楚了，你们不仅是怀疑我们的记者有问题，还怀疑我有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现在清楚地告诉你们，我和长城公司一点直接接触都没有，都是我根据记者的汇报作出决定。长城公司的报道我还专门问了一下，了解到它是主管部门支持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典型才签发报道的。如果你们要查我，我没有办法，但我肯定没有问题，劝你们不要耽误时间，还有更重要的案子需要你们处理……”
艾丰这么一说，检察院的人不再来找了，但并不是就此罢休。据知情人说，检察院曾经有人想对艾丰立案侦查，但考虑到艾丰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目前手中的材料又不很过硬，一下子进入司法程序有些唐突，就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交给党的纪检机关——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办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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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栽”进长城案(2)
中纪委常委会讨论决定，派两个人进驻人民日报社，查艾丰的问题。这两位同志内查外调的时间跨度是两年，一直到1995年秋长城公司结案后，艾丰的问题才做了结论。
审查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1993年刚刚创刊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曾经要了长城公司三万元钱的赞助作为启动费。杂志是由经济部主办的，艾丰又是社长。给赞助费的时候，沈太福耍了个心眼，他告诉经办的记者说：“两万块钱要发票，一万块钱可以不要发票。”意思是暗示其中不要发票的一万元钱，个人可以“秘”起来。艾丰不懂其中奥妙，就按这个办法办了。钱收下了，但杂志社只给长城公司开了两万元收据。案发之后，调查的人自然就怀疑这一万元被艾丰贪污了。
要说清这个问题并不难。当时，各个部门都有些创收，经济部也有一个小账本，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收赞助款三万，交款的经办人有签字，艾丰也有签字。三万元的用处也记录得很清楚，两万元杂志社使用了，一万元用于装修经济部的会议室和买了一套音响，艾丰本人一分钱没取。但要证实这个问题，必须交出经济部的小账本。艾丰迟迟不想交出它，因为怕又引起部门的“小金库”问题，况且那又是一本“豆腐账”，自己管了几年，也没有认真清理。
“此乃生死存亡之秋”，后来迫不得已，艾丰只能交出账本了。
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后来，艾丰常常向人说起。
要交出小账本，自己就要首先把账目搞清楚。所谓账本，就是一个横格本，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着入账和出账。所有的现金装在一个大牛皮纸袋子里，进账把钱放进去，出账把钱拿出来。还没有算账，艾丰就告诉副主任们，现在剩下的现金有多少，报完了现金存量再去算账。没想到，一核对，麻烦来了，竟然多出来一万元钱！花了一个星期的晚上反复核算，还是多出一万元钱来！按照会计学知识，账目是“逢多必少”，多出来钱，就意味着少了钱。没办法，艾丰只好找到副主任吴长生，请他帮助清算一下。第二天，吴长生告诉他，一万元钱找出来了。原来有一笔收入只是一个条子，粘在账本上，艾丰算的时候把它作为单据而没有当收入项目计算在内。
一万元终于找出来了，账本一分钱都不差。部务会议的成员又审查了一遍，大家签了字，便交到中纪委的同志那里了。中纪委调查组又通过他们的会计核算后，与艾丰谈话，弄清了他们搞不清的账目记录上的问题，最后确认，艾丰本人不仅没有一分钱的问题，而且奖金收入在部内也属于中等。
中纪委的同志有些不解地问：“你这么大的干部，直接管这些钱干什么？”艾丰说：“不是我愿意管，开始部里有点集体稿费，我说放在办公室。办公室的同志说，我们的房间来的人太多，丢了不好说。您的办公室就您一个人，还是放在您那里。就这样，我就把钱管起来了，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麻烦。”
1993年、1994年、1995年，经济部担负的宣传任务非常艰巨，艾丰一方面要接受审查，一方面又要出色地完成宣传报道任务。在如此巨大的心理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下，艾丰仍然保持着平静、乐观、热情、积极的心态。许多人当时根本不知道或看不出来，那时他面临着如此巨大的风险和难题。
总书记的赞许
长城公司这件事跨越三年时间，最后终于平息了。
人民日报社领导找艾丰谈话，表示问题清楚了，就是把提拔他的事耽误了。
艾丰的工作积极性没有受到影响。1991年他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时候，颁奖之日要求每个获奖者说出自己最欣赏的一句格言。艾丰的格言是：“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这是他的经历给他的感悟。他回顾，到1986年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25年，那么拥有什么呢？官位没有，普通记者；工资102元；住房是跟别人合住的……如果看这些就没劲了。他的劲头来自这句话——最高奖赏就在事业之中，其他的权、名、利也重要，但不是最高的。这样想，劲头就来了。
差点“栽”进长城案(3)
长城公司事件之后，在许多人看来，艾丰不是失去了一次被提拔的机会，而是永久地失去了被提拔的机会。在他受审查期间，几位新的副总编辑从外面调入了，而且年纪都比他小。但艾丰明白，自己工作并不是为了一个官位，他依然努力工作着。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范敬宜，在他的名著《总编辑手记》中，有一篇写于1995年8月24日的《新闻工作要有点“压”“逼”“榨”》，谈到：
8月21日的评论员文章《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是艾丰同志用两个小时赶写出来的，受到了江总书记的重视和表扬。今天一版头条的评论员文章《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看待国有企业》，也是艾丰同志在昨晚用两个小时写出来的，比前一篇更有深度。这两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
快，是新闻的生命。快速反应，是新闻工作者必备的素质。拖拖拉拉，慢慢吞吞，五日一山，十日一水，是新闻工作的大忌。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如张季鸾、王芸生、范长江、邓拓等，都是倚马可待的快手。从某种意义上说，时间也是质量，时效一失，质量再高也大大贬值。以这两篇评论而言，如果按常规行事，讨论、研究、立提纲、打草稿，很可能每篇都要花一个星期。那样，即使写得再好，也非受批评不可。现在一赶，几个小时就出来了，发得正逢其时，这种时效本身就是一种质量。
快，要靠平时的积累，靠自身素养。这篇评论虽是急就章，但仍然有思想，有内容，不是应景之作。这很不容易，作者厚积薄发。如果头脑空空，没有积累，恐怕只能说些空话。石头里是榨不出油来的。
范敬宜的点评恰如其分，艾丰更是记得当日的情形。1995年8月，###总书记针对国有企业改革发表了一段重要的讲话。宣传口负责人通知，《人民日报》要组织文章。时为下午3点多，报社总编辑范敬宜接到通知着急了，找到艾丰后说明原委，要求尽快写一篇评论。还没有回家吃饭的艾丰回答说：“好，晚5点交稿。”他马上开始动笔，两小时内按时完成了任务，把评论交来。总编辑范敬宜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这篇评论《把握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中央领导同志对这篇评论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天，正逢###总书记会见新加坡客人吴作栋，谈到了国有企业改革。###说，关于国有企业怎么改革，可以看今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的评论。
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记录了这个过程，并从新闻业务的角度作了深刻的评论，但对艾丰当时如何保持自己的良好心态以保证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可能在这个场合作深刻阐述。
丁关根批示“注意劳逸结合”
“无照经营”的故事，也说明了他的心态。
《人民日报》的夜班总是由一位总编辑或副总编辑值班签发版面的。一度由于副总编辑配备不齐，人手不够，三位编委包括艾丰也被排进去轮流值班。后来新任命的副总编辑们来了，编委就可以不再值班了。艾丰找到范敬宜说：“新的副总编辑都到任了，我是否不再值班了，不然我就是‘无照经营’了。”范敬宜说：“他们新来，中央领导同志让他们先不上夜班，你再不上，那就全由我上吧。”艾丰明白了他的意思，说：“好吧，我就‘无照经营’吧。”
艾丰连续值了40天夜班，心情平静地进行着“无照经营”。除了完成任务之外，他还有突破。值夜班的责任很大，任务很重：当时《人民日报》是一天出8块版，有6块是要夜里审定的。从夜里10点到第二天凌晨3点，先要审定6块版的版式，然后又要对6块版的大样进行初审和终审。艾丰为了提高报纸的鲜活性，搞了一个“当夜配评论”。版式定了以后，他看哪一条消息有比较深刻的内涵，就告诉编辑，画版样时留一块“空地”，他要马上配一篇评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在电脑上写作，40多分钟以后，他把成品——录有评论稿的磁盘交给编辑上版。一位了解《人民日报》历史的老夜班编辑说，这种由值班总编当夜配评论的事例极为少见，只有“文革”前副总编陈浚做过一次。
差点“栽”进长城案(4)
一位新来的副总编知道他“无照经营”和当夜配评论的事情后，对艾丰说：“你的做法，对我们的灵魂是一个震动。”
艾丰能够随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积极工作，但并不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可。艾丰发起和指挥的“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肯定，但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思没用在办报上。”“万里行”活动本身就是新闻工作中的一种创造，大大提高了新闻工作对经济工作的影响力，但不做深入思考的人，一听这话就会觉得很对呀，整天忙着搞活动，还有多少时间管版面？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放到更重要的新闻工作领导岗位上呢？
对这种似是而非的议论，艾丰心里当然感到不痛快，他想：“我搞‘质量万里行’并不是为了表扬和提拔，但总不该反倒成为自己的‘负数’吧！”但怎样为自己澄清呢？找领导去谈？向周围的同志解释？这些都不是艾丰的性格所愿意做的。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1995年年底，报社编委会要求每个编委会成员做一次两年来自己工作的述职报告。他决定，要在这份报告中认真为自己“评功摆好”，把自己的工作全貌写出来，以澄清那些似是而非的看法和说法。属于自己已经完成的工作部分，他列了四个方面：第一方面，自己亲自写的新闻作品，两年内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公开报道、评论、内参共104篇，约15万字；第二方面，作为经济部主任，研究中央方针政策，落实到新闻宣传的选题和版面的设计，组织报道，修改稿件，还有部内的工作改进、制度建设、人员培训等；第三个方面，作为编委完成编委会交给的任务，包括代表报社参加国际会议的任务；第四方面，以“中国质量万里行”活动和名牌战略活动为主的社会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和对新闻
改革的意义。把各方面做的工作集中起来一看，他自己都有些吃惊了，两年来竟然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仅其中的第一方面，两年来在《人民日报》发表104篇共15万字的稿件，就是一个勤奋的记者才能达到的工作量，而艾丰还有其他三个方面的工作呢！
◎1995年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部长）考察人民日报社，邵华泽社长向他介绍艾丰。站起者为艾丰。
1996年春节前夕，艾丰把述职报告送交了社长邵华泽同志。他想，社长春节期间值班，抽空可以看一看。没想到，社长邵华泽当天就看了，看完之后又转呈给了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丁关根同志。
春节前，腊月三十，丁关根对艾丰述职报告的批示传回报社。他对艾丰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艾丰工作很努力，经受住考验，并希望艾丰注意劳逸结合。丁关根同志特意向艾丰和他的家属致以春节的问候。
艾丰是个要求不多的人，这几句批语让艾丰很快慰也很激动，因为理解是最让人动情的。
总编成败任评说
“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艾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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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1)
披荆斩棘是最能让艾丰兴奋的事情，历史再一次给了他这个机会。
1996年4月，艾丰调任经济日报社任常务副总编辑，6月“扶正”，担任了总编辑。任命通知是经过中组部、###联合调查之后，以中共中央通知的形式发出的。这意味着艾丰得到了党的最高层次的肯定。他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特别是在经过这么多挫折。那一年，他58岁。
当时他写了一首到任感怀的诗：“笔下风云追分秒，版面方寸纳五洲，船行险滩须放胆，高歌猛进呈风流。”从诗中可以看出他想好好作为一番的心境。
其实，他更感到一种压力。这压力既来自信任，也来自他面对的任务。虽然他搞了多年的经济报道工作，但现在他面对的是国内经济类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一张报纸，面对的是拥有过杰出前任的报纸。谁都知道，接手一个烂摊子不容易，但接手一个高手领导过的单位更加不容易。要在这样的单位担任领导，继承前任的优点已经很难，还要在很高的水平上“创新、发展”，这谈何容易！
《经济日报》创刊于1983年，它的创建者、第一任总编辑是安岗。安岗何许人也？早年从家乡天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18岁担任晋察冀《人民日报》的总编辑。解放以后，1948年组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开始担任副总编辑。20世纪50年代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重点建设工程的报道，因其特色和深度产生过巨大影响，有“安岗式报道”之说。改革开放以后，1978年他又在《人民日报》创办了《市场报》，从这个名称就可看出他思想的超前性。他办报以点子多而著称。
安岗是艾丰的老师和领导。艾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时，安岗是新闻系主任；艾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读研究生时，安岗是该系主任，可以说他们结下了不解的师生之缘。在《人民日报》，安岗又是艾丰的领导。
安岗奠定了《经济日报》发展的基础。艾丰说过，安岗为《经济日报》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框架，这个好框架为能够比较快地成立报业集团创造了最基础的条件。艾丰认为，安岗是《经济日报》重要的无形资产，1997年他在任的时候，曾主持召开了“安岗新闻工作60年研讨会”。
范敬宜——继安岗之后《经济日报》又一位总编辑。范敬宜是范仲淹的后代，虽然在1957年以后20年内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历经坎坷，但在改革开放之后，获得了大展身手的机会。他在改革开放初期写的《莫把开头当过头》成为传诵一时的佳作。到《经济日报》后，他捋
顺了报社的内部关系，确立了《经济日报》的地位和风格，扩大了《经济日报》的影响。
艾丰视范敬宜为诤友和领导。他曾写过一首诗敬赠范敬宜：
先忧后乐秉祖训，无可不报振新闻。
一代儒将传奇在，理同情合我师尊。
艾丰提起他的优点，如数家珍：“老范是文人中的文人，我是文人中的武人。在工作方式上，他侧重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整理出来加以采纳。所以在他的手下，大家感到发挥的空间很大。我锋芒毕露，他比我柔和……老范不仅把新闻看成工作，更看成乐趣。你让他看版面、审改稿件，对他来说，那是一种享受，我做不到这一点。新闻界达到这个境界的也很少。”
范敬宜对艾丰也很亲近和尊重，总是称呼“老艾”。艾丰到黄山后写了两句诗：“如此黄山未入岳，何叹世事多不公。”范敬宜常常引用这两句话，并以此为依托，赠诗给艾丰：
艾郎才气势纵横，名满神州一奇星。
如今黄岳成魁首，莫叹世事多不公。
两位前辈，一师一友，皆为大家。
他直接接手的前任是第三任总编辑杨尚德，对杨尚德，艾丰这样描述：“在大学我们是同学，虽然年级比我低一级，但他是调干学生，年纪比我大，已经有新闻工作的经验。在同学中他很有名，因为当时他在《人民日报》文艺版上连续发表多篇杂文。那时我们都把在《人民日报》发表杂文看成高不可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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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2)
面对他们，艾丰自比雍正，他说：“雍正面对的是‘康熙盛世’，康熙很成功，你来接手不掉下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在高手的基础上再创新，这就很难了。不过，盛世不等于没有问题。初创报纸时，大家为创业所激励，一些问题会掩盖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持续发展，许多新矛盾必须解决。”
1983年到1996年，13年间，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媒体状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媒体特别是经济类媒体大量涌现。不可忽略的现实是：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金鸡独立”、“一唱天下白”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新创刊的一批批财经报刊在市场中雄起，《经济日报》不可避免地受到竞争和冲击。如何把握新经济体制下的新闻报道？如何把握新闻媒介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的新闻报道？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把《经济日报》再提升一步？这些都是新的课题。
对于报纸的持续发展，艾丰有这样的认识：一张报纸要真正“立住”，必须经过5年到10年的考验。在初创时期拥有的“新”的优势逐渐消失之后，必须在体制、业务、人事、管理、手段等方面全面建立正常、良好的制度和运营机制，一直保持创新的势头，才有可能办成成功的报纸。
大手笔抓报道
在总编辑的岗位，艾丰抓了不少大事，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6年6月，艾丰到任不久，就带领一个记者组主持采写了反映上海实现两个转变的系列报道，连续六篇述评在报上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改革开放中落后了，以致人们在谈论“大上海的沉没”。90年代初大上海开始崛起，对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许多人并不清楚。这组报道比较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特别揭示了上海最“看家”的经验——土地批租。过去上海发展总是寄望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希望上交少一点，自己多留一点。但靠这种办法不能解决问题，即使国家少要一点，给上海多留一点，这点资金对上海的发展需求来说，也是杯水车薪。后来他们解放思想，从自身找办法，发现最值钱的东西他们没有利用好：上海经过近代和现代的发展，最值钱的是地皮，但这些最值钱的地皮却被大量效益很低的企业占据着。于是，他们决定把市中心的里弄小厂一律拆迁，腾出地皮来出让，一下子筹措到了几百亿人民币和几百亿美元。大上海的建设有了雄厚的启动资金……这个经验后来为许多城市所效法。
1997年初，报社在北京召开全国记者会议。艾丰在会上向记者做报告，谈自己对经济形势的看法，供大家在搞报道时参考。他一共谈了12条，第一条就是“出现了全面的买方市场”。当时的宣传口径，“需求不足”是禁区，但艾丰从分析实际情况中感到确实存在着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就从另一个角度把它表述出来，“买方市场”其实就是需求不足的表现。这个报告的提纲登在了《经济日报》的内参上，主管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看了这份内参后，在上面批示道：这篇文章写得很全面。于是艾丰有了底，把报告的内容改写成文章，题目是《注意经济形势的阶段性变化》，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199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998年“两会”把“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宏观调控的核心，《经济日报》提前七八个月宣传了这一思想。
1997年艾丰组织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宣传报道活动。一到春节黄河下游就没有水了，形成了断流。母亲河没有乳汁，这是综合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警觉和关注，于是编辑部决定搞一个大型宣传报道活动。活动策划方案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批示，也得到了水利部的支持。采访启动仪式在报社的大院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水利部部长钮茂生到会讲话，然后记者组开着带有“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字样的汽车出发。从4月15日到7月1日，记者们从山东黄河入海口一直走到青海黄河源头。除沿途到第一线采访之外，还在每个省召开新闻发布会，一路采访，一路宣传。到青海黄河源头采访的时候，艾丰也亲自到了青海。在和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座谈的时候，艾丰对青海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青海的经济仅从本省看，规模很小，GDP还赶不上沿海一个地区，但从对全国的作用来看，它又是很重要的。青海是我国两条大河长江、黄河的发源地，黄河的水有一半是青海地段注入的，所以，青海经济应该命名为“源头经济”。以这样的经济定位，实现和下游省份在经济上的合作和联动，对两河流域有利，对青海也有利。整个采访结束之后，记者组写了综合性报告，报告送交中央后，###同志、###同志都作了批示。
自比雍正(3)
◎艾丰为“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出征送行。
1998年6月关于“资本运营”的系列报道，也是一次完整的策划。当年2月，湖北记者站站长魏劲松到报社询问艾丰，武汉正在开展资本运营活动以搞活国有企业，这个经验是否值得肯定？艾丰认为经验很好，值得推广。魏劲松建议艾丰，在召开“两会”期间，趁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蒋祝平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拜访他们一下，就这个问题和省领导做一次沟通。艾丰这样做了。贾志杰、蒋祝平二人听到《经济日报》总编辑都肯定武汉的经验，很重视，回去以后，专门成立一个调查组进行调研。调查组经过调研之后，发现武汉的经验确实很好，于是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推广。魏劲松把这一信息告诉艾丰，5月，艾丰决定亲自带队，组织一个记者组进行深入采访。三篇报道和一篇评论写好之后，艾丰又选择了最好的发表时机：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6月初召开全省资本运营推广大会，《经济日报》在会前发表了两篇报道，在会议进行期间又发表了一篇报道和总结性的评论。由于是在会前为会议做了舆论宣传，又和会议同步发表文章，而且，贾志杰发表讲话的时候特别引用了评论所说的内容，这组报道在湖北引起了强烈反响，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党委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记者站站长魏劲松也成了资本运营的专家，和武汉市副市长张代重一起到湖北各地做资本运营的报告。
如本书前文所述，艾丰最早提出资本运营的概念。如果说当初春兰的报道是从微观的角度阐述资本运营的话，那么武汉的报道又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资本运营，特别是从国有企业改革的角度将其进一步深化。艾丰写的评论题目是《资本运营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金钥匙》，主要论点有三个。一、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可以增强国有企业改革的信心，因为我国有一大笔国有资产。二、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马克思说资本在流动中增殖，而国有的资本恰恰不能流动。三、从资本运营的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出路，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个企业，而是主要着眼于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状况，把国有企业的操作提升到国有资产、国有资本操作的水平。这些见解的正确性和指导性，为后来的实践所证明。
版面革新
版面是报纸最重要的资源，版面的改进一直是作为总编辑的艾丰所关注的问题。
艾丰经过反复思考，认为版面改进要解决三个矛盾：第一个矛盾，信息量越来越大和版面少容纳不下的矛盾。第二个矛盾，信息量大和读者选择困难的矛盾。厚厚的一摞报纸，读者不知道自己需要的东西在哪里。第三个矛盾，头版头条资源稀缺，每天一个的头版头条用来刊登中央要闻之后，所剩无几，难以突出本报特色和独家新闻。
经过一年半的酝酿，1997年底，作为总编辑的艾丰经过和社长徐心华反复商量之后，《经济日报》编委会讨论决定1998年实行改版。总版数由原来的8块版增加到16块版，以解决信息容量问题。16块版是四大张，分别定为A张、B张、C张、D张，每张上面都使用“经济日报”报头，但第二、三、四张使用的字号要小一点，同时在报头下面加上本版的名称。每张的版序按A1A2A3A4、B1B2B3B4、C1C2C3C4、D1D2D3D4排列。这样的设计，便于读者选择自己所需要的内容，同时，每大张也就是一版、五版、九版、十三版都有了自己的头版头条。艾丰高兴地说：“这样，我就每天有四个头条可以使用了。”
改版获得了读者的支持：1998年《经济日报》由于扩版报价提高了40%，总发行量没有下落，反而增加了6万份。这个结果大大出乎人们的预计。
改版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报社同仁。《经济日报》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新面貌，大家都挽起袖子，摩拳擦掌，准备“好风凭借力”，送“报”上青云。
在艾丰的设想里，改版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要以版面为单元，调整组织机构，使版部相对应，以“版部合一”的方式，实现权责利统一，向“扁平化”管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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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比雍正(4)
◎艾丰陪同丁关根考察新落成的《经济日报》电子编辑系统。左一为徐心华，时任经济日报社社长。
“放下纸和笔”
为建立《经济日报》电子网络系统，艾丰付出了不少心血。在历史上，《经济日报》曾经率先实现激光照排，“告别铅与火”——不再用铅字排版。1997年，《经济日报》实现了第二次报纸技术的重大革命，“放下纸和笔”——编辑、记者不再用笔在纸上写稿、改稿，一律在电脑上操作。为搞好网络设计，艾丰亲自为报社的网络设计画“方块图”。“方块图”清楚地展现了整个网络的架构和运行要求。由于要求清晰，技术公司编制软件程序非常顺利。网络基本成型之后，就开始发动全体编辑、记者学会使用电脑和网络系统，目标是在三个月内实现封闭运行。在编辑部楼的门口，竖起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距离放下纸和笔还有××天！”原来以为最后总有一些死角做不到放下纸和笔，可日期到了，一个落伍的也没有！这充分体现了全体编辑、记者的齐心和努力。1998年3月“两会”期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艾丰一边参加会议，一边为报纸写稿。他是报社第一个利用报社电子网络从社外传送稿件的人，每天一篇会议随笔，当天传送，当天见报。
鼓掌问题
1996年夏天，经济日报社从原来的王府井迁址到宣武区白纸坊东街。离开工作十几年又十分繁华的老地方，人们总有些恋恋不舍。但新的社址毕竟更加宽敞，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办公条件改善了，艾丰认为这也是调动人们积极性的好时机。
新的编辑部大楼竣工，特别举行了一个竣工入住典礼。报社全体同志包括已经离开一线的老同志，齐集大楼前的广场，庆祝这值得高兴的日子。
艾丰在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大楼竣工投入使用了，大家都很高兴。我现在想到的是这样一句老话——“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大楼是在我们这一届领导班子开始使用的，但是，盖楼的资金是前几任领导班子带领大家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盖楼的决策和施工是前一任领导班子领导大家进行的。我们今天住进了新大楼，但是不要忘记《经济日报》的老同志在东单一家小饭店办公、在经委大院简易棚里编报的历史。今天工作条件好了，还要继续发扬报社老同志艰苦奋斗的作风，让我们的后来者，也能有“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感受。
对艾丰的讲话，大家报以一阵掌声。
事过半年，在春节联欢会上，一位离退休的老同志发言时，还对艾丰的讲话作了呼应。这位老同志说：“艾丰同志说过‘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感觉后来的同志工作得也很好，后人栽树，前人也能够乘凉！”
对于报社的新址，也有一些特殊的议论。因为新址靠近“自新路”——过去是北京第一监狱所在地，旁边又有一个“半步桥”，有人便觉得风水不好。一次大会上，艾丰针对这些说法，又讲了这样一段话：
有人议论到咱们新地址的风水，我看风水不错。我作了一首诗，大家看看对不对：
宣武门外不宣武，菜市口南说油盐。
半步桥上岂半步，陶然亭下亦陶然。
大家会心地笑了，以后风水不好的议论就基本没有了。
对于报社的人气，艾丰也从点滴上加以注意。一次大会上，艾丰讲道：
过去在王府井没有会议室，报社很少开大会。现在有条件了，该开的大会还是要开。一个报社的同志总是分散工作，你不见我，我不见你，缺少一股热气。现在我们的会议多了，大家会面的机会也多了。但有一件事我作为新来的人还很不习惯，就是开会的时候，有人在台上讲话，大家不鼓掌。如果是坐在台上的人，讲完话大家不鼓掌，他会觉得很冷清。如果是台下到台上发言的人，他发完言，大家不鼓掌，从台上回到台下，这几步路他会觉得有几里远。鼓掌是两层意思，一层是礼貌，一层是赞同。即使你不赞同，礼貌也总是要讲的。大家要注意互相鼓舞。
他讲完后，台下一片掌声。此后，鼓掌的“问题”有了很大程度上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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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1)
作为总编辑，艾丰十分注意调动各层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1996年刚到任的时候，编辑部13个部门有7个部门没有正职领导。他认为，部门是报社运行的基础，长期没有正职会影响工作，在他建议下，编委会迅速解决了这个问题。接着他又亲自主持了“怎样当好部主任”的研讨班，提升部主任水平，健全各部门的规章制度。
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位副总编辑和编委委员的作用，艾丰倡导和实行了编委轮流值班制度。几位副总编辑轮流值夜班，艾丰的交代是：“你们全面负责夜班版面的安排，没有疑难问题不必再请示我。”几位副总编辑还要轮流值白班，艾丰的交代是：“中央没有定常务副总编辑的职位，谁值白班谁就是常务副总编辑，全面主持日常工作。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拿得准的，就可以自己决定，只有觉得拿不准的，再找我商量一下。”对白班夜班值班者他有个共同的交代：“你们大胆负责，出了问题我来承担。”后来有人问道，这样安排是不是冒险？他回答说：“我们的班子成员都有高度的工作责任感，又有相当高的水平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放手是没有问题的。”
对各地记者站，他提出了一个说法：“能够领导上级的下级是好下级。”他解释说，好报道、好点子都是来自实际，来自第一线。“你们搞好策划，让我按照你们策划好的路数去跑龙套，我很愿意！”为了加强记者的工作，他同意记者站应该实施“五个一工程”：一支好队伍，一栋办公楼，一个小车队，一套好设备，一个关系网。
1998年6月8日，《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正式建立。报社同仁们高高兴兴地在办公大楼门口挂起一块烫金招牌“《经济日报》报业集团”。《经济日报》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当然也是一个新的探索阶段。
时过半年，1999年1月21日，艾丰收到了宣布他离任的中央文件。他到了该“让贤”的年龄。到年龄就下，这已经成为制度，艾丰当然了解这一点。但正干在兴头上，对事业有许多想法，而这些想法尚未实现就离开岗位，又着实有些难舍难分。
艾丰回顾不到三年的任职期间，觉得自己是日夜拼命、问心无愧，但也留下了若干遗憾。总编辑的成败得失，自有人评说。也许从艾丰的话中我们可以理解一切：“这就好像刀刃和刀背，冲到前面的是刀刃，因此被卷伤的肯定不是刀背。你做刀背还是做刀刃？”
离职演说
得知艾丰即将离任的消息，编辑部、行政后勤、经营部门、直属单位、记者站等各部门的同志以及退休老同志纷纷给他打来电话，他们纷纷表达友好、不舍、慰藉及各种各样的感情。
艾丰的心里暖暖的。他来时，人们说“来晚了”；他走时，人们说“下早了”。简单的几个字，让他思绪万千。他知道，这不是科学语言，不是工作语言，更不是对职务任免的评价，而是同志之间的感情传递。语言有时总是显得简单了点，但深厚的情感浓缩得化也化不开时，便有了一句话语暖三冬的感受。艾丰说：“同志们能够给我这样的情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还要求别的什么评价呢？”
在确知艾丰离任的消息之后，社长徐心华和艾丰有一次长谈。艾丰和徐心华是在《经济日报》改为“双正制”之后，一个任社长，一个任总编辑，一起来到《经济日报》的。本来相约同上同下，但由于艾丰年长两岁，要先离开总编辑岗位了，彼此有些恋恋不舍。艾丰对徐心华说：“咱们共事这几年，我感觉总体合作是很好的。咱俩的性格有些互补：你的原则性强，比较稳健，遇事考虑周密，我‘冒’一点，但有你把关，就不会出问题。你可能也感觉出来了，有看法我就发表、直说，包括不同看法。但如果你已经拿出了决断性的意见，我就不会再说不同的意见了。”徐心华说：“你的性格很直率，我很欣赏，包括我的爱人也很欣赏。你水平高，敢闯，名气大，我们班子的同志都感到沾了光。”艾丰连连说：“不，不，我们都是互相学习。”两人都觉得，能够在一起合作共事三年，是“有缘”哪！
简政放权(2)
中组部、###的领导同志到报社来，召集处以上干部，宣布艾丰离职和任命新总编辑的文件。艾丰发表了“离职演说”，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他说：
岁数过了，老不下来，就压了不少人，对人才成长不利，对报社事业不利。知心的同志说，再干干，再升升，岂不是好？就个人内心来说，谁不想得到进一步的提拔？但一个人考虑问题要实际，要看大局，看自己的条件，看工作需要和客观机遇。党员应该是个人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工作的需要。说来很巧，就在中央文件下来的那一天，本报《人物周刊》上发了我的文章，题目是《大事和大官》，我想那也是我对待这件事情的思想基础。
当我刚刚来到报社的时候，有的同志就问我，准备在这里干几年？我回答说，这是中央决定的事情。就我个人来说，干一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干两年也要按照一百年干。我十分珍惜在自己人生道路上这个难得的机遇。可以告慰自己的是，我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这三年我尽量不辜负中央的信任和同志们的期望，努力做最大限度的投入。
值得欣慰的是，近三年来，《经济日报》的各方面工作和事业都上了一个台阶，而且正在上一个新台阶。大楼耸立，网络开通，集团建立，成员有增；报道增色，收入增加，版面扩大，发行稳定；班子团结，人心思进，创新不断，改革气浓。这是中央领导、大家努力的结果，但毕竟有我作为报社一分子的贡献。在总编辑的岗位上，时间虽然不是很长，但我学到不少东西，成为我今后工作的重要积累。
艾丰离任的感觉是复杂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离任的时候，给艾丰写过一封信，庆幸自己的“平安着陆”。而今，艾丰在感激、欣慰、遗憾多种情绪交织之中，也感觉到了一种轻松。
我现在感到一种轻松，李庄同志在从总编辑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说，他为“平安着陆”而庆幸。因为他是从运动中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走过来的老同志。我的轻松略有不同，这就是最近召开的程远同志作品研讨会上新华社一位同志说的，“可以不看大样了”，实际是可以摆脱许多日常事务性工作了。但我现在感到更多的是一种压力：未来的时光怎样过得更有意义？研讨会上程远同志说，这是对他的总结，我说不对，这是你的新起点。我现在面临的也是一个新的机遇，一定要有一个新的起点，希望同志们给予支持和帮助。
在这个离任报告中，更有一段艾丰精彩的人生箴言：
人生有“三在”：在位，在职，在世。从总编辑的角度说，我不在位了，但还有其他的工作可做。何况我也不是完全不在位，其他“两在”我还都有。现在还在职，即使将来也不在职了，还有一个阶段——在世。我看，只要在世，就要做事，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干部不是终生的，但党员是终生的。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现在说这话似乎还太远，但应该是我们的基本生活态度。
人生有“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德终生不能放松，立功也不一定非要有领导职位。立言，不在领导职位，时间更充裕了，可能是更好的条件。所以，要做的事很多，争取尽快找到新的定位。
人生有“三情”：亲情、爱情、友情。我在59岁生日的诗中说：“人生甲子匆匆过，苦辣酸甜炼童心。喜怒哀乐皆缘事，最最宝贵是真情。”情贵真，但亲情来自血缘，爱情崇尚专深，只有友情既可深厚，又应广泛，并且最能够和事业联系在一起。昨天晚上，我们原来编委会成员一起座谈，是对我的一种友情的表达，同志们许多深情的语言，感人肺腑。我的答词是：能够一起共事，而且合作得这样好，可谓“三生有缘，终生不忘”。还有一层也要说一说，武春河同志，在《人民日报》是我的老领导，他豁达大度、善与人和，相处时间不是很长，但成了我真诚的朋友，现在又调到《经济日报》，继续做我的领导，也是一种缘分。他在三个地方当过总编辑，在《经济日报》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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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3)
辑的岗位上，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最后他念了自己新作的一首诗：
方兴未艾是事业，暖人肺腑是友情。
酣畅淋漓是理想，言犹未尽是人生。
艾丰讲完，台下爆发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艾丰坐在那里没有抬头，他不想继续加重这种惜别之情。
新任总编辑武春河接着做了简短讲话。他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总编辑的岗位，也能够得到大家送给艾丰同志的那两句话和今天的热烈掌声，我就心满意足了。”
“言犹未尽”，艾丰离开了《经济日报》领导岗位。他的背影稍显疲惫、略觉沧桑，但很豁然。
他开始走向新的起点……
艾丰评传
“教父”艾丰：名牌战略理论先驱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全文阅读 作者：成思行 《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由www.61k.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全文阅读页面。
二 : 一个人能走多远
没有人可以陪你一辈子，所以你还会是一个人的世界。
小的时候，看见飞机在天上飞，于是就盼望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坐上飞机，看看天是怎么一回事，长大了，坐上了飞机，白云在脚下翻着浪花，星星还是那么高、那么亮，只是没有了浪漫，我们不再是童年。
已经到了回忆的年龄，却仍然在做着梦，残缺的记忆滑落在依然疼痛的心间。
几点繁星拉开了夜的帷幕，夜色慢慢笼罩了整个世界，繁华的城市，依旧喧闹着，霓虹灯使这个城市更加美丽、迷幻。
时光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流过，人们也常常挣扎在迷茫中，殊不知，无论怎样，人都不能太完美。
当无聊、压力来到我们身旁时，我们就知道我们走出了童年，于是苦闷、烦恼、甚至绝境都会接踵而来，我们不再清闲。(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来往的人们依旧穿梭着，各自寻找着自己的目标归宿。其实，人的一生就是一次长途旅行，旅途中会有机遇、曲折、坎坷、美景和收获，无论怎样，都要走完，不可能中途停下，更不可能逃避，所以，人心就像收藏室，什么样的东西都得装下。
走过看过，一个个故事随风远去，一个个故事又会重新开始，路还是要走，不可能有人永远的陪你，一个人也会很精彩。
三 : 一个人的心到底能伤多久
深夜
独自走在无人的街上
让凄厉的寒风削过脸庞
钻进衣领
冰冷着整个身子
好想让自己冷的麻木(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或许就能减轻心里的沮丧
累，真的好累
倦，真的好倦
二十年的风雨历程
我为了谁
谁又有为了我
别以为有了牵挂和羁绊就能把我贱踏
为什么宁静的生活离我那么遥远
一个人的心到底能伤多久
或许，真的该结束了
这样无休止争吵的日子
真的不是我想过的
或许，我真的是祸害
祸害了自己，祸害了你
也祸害了别人
或许，我真的该消失
就像天上的残星一样
暗淡，消失
昏黄的街灯拉长了我的身影
却不能拉直我疲惫的身躯
真想就这样走进坟墓
我的坟墓，又在何处
四 : 一个人能走多远
21、一个人能走多远
——灵遁者
一个人能走多远
一只鹰能飞多高
一颗星星能存在多久
我流着泪(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告诉在思考的人们
一个人能走多远？
世界有多远，就能走多远
一只鹰能飞多高
空间有多高，就能飞多高
一颗星星能存在多久
答案在永恒的回答中
世界因你而变
我不像其他人一样只是说说
只是说说的人
是不会相信这样的奇迹
但我骨头里就有这样的奇迹
它在夜里发光
它让我流出最柔软的泪
也许我用如此直白的语言
也不能让你和我一样相信它
也许只有回到很远很远的过去
我们才能找到一个人最初的模样
一只鹰最初的雏形
这时你才会跪下高傲的膝盖
大声说：我来的太晚！
摘自独立学者，诗人，作家，国学起名师灵遁者诗歌
五 : 一双鞋能走多远
很小的时候，自己就问自己一双鞋到底能走多远？能走多远呢？连星星都不知道。
一双鞋能走多远？能走到心能走到的位置。我是一个独立的女孩，刚生下来，爸妈就去赚钱了，有记忆的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度过的。读学前班的时候都是自己背书包、自己上下学。看着那些都是大人帮着背书包，大人天天接送的孩子们，我不知是羡慕还是鄙视。
我最怕的就是一个人，在黑夜里走。只听见雨水慢慢地滴声和自己的呼吸声。周围只有自己一个人。回想刚才，孩子们牵着大人的手回去了，还是在欢笑中回去的，时在嘲讽我吗？长大了，也习惯了，习惯了这种独立。尽管别人怎么夸奖我，我都觉得这并不是什么。
一双鞋能走多远？再怎么走也走不出自己的心。孩子再怎么样终归也只是孩子，总会有害怕的时候，我也会懂的害怕，小时候怕黑，长大了也一样，睡觉不敢关灯，只会在被窝里哭泣。在别人眼中我是个很坚强的女孩，但是我都是装出来的，其实我很软弱，我让大家看见我坚强的伪装，是想让人看得起我，可是，可是……
一双鞋能走多远？能走到彼岸。小时候，最高成绩就是连写五个优，我每次都是五个优，可每次要给妈妈讲的时候，就有电话响起，然后妈妈就去接客户了。爸爸也要去支教。我小小的心被伤害了好几次了，为什么？
一双鞋能走多远？能走出我的小小任性吗？我喜欢爸爸妈妈生气，因为生气才有时间陪我，就算是在皮肉之苦的代价，我也愿意。
一双鞋能走多远？能走一辈子！一个人走，不怕孤单。两个人走，我不怕争吵。永远珍惜这一切！
一双鞋能走多远……
重庆市大渡口区大堰小学六年级:张泓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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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师到底能走多远-一个记者能走多远？——艾丰评传全文阅读 作者：成思行 本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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