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吓退上访者

县信访局有三十个工作人员，仍然忙不过来，因为上访的人太多了。
信访局长苦思冥想，想找一个办法应付目前的状况。
副局长知道后，找到局长献计：“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一试。”
局长一听，眼睛一亮：“什么办法？”
副局长：“把凤姐招到我们单位来做接待员，她往大厅一站，自然可以吓退很多上访者，使他们不敢进来而放弃上访。”
局长高兴地说：“好，就这么定了……”

二 : 第九上访者

上访，如其名曰，就是“向上级反映问题并期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上访也跟着如影随形，可谓源远流长矣。

古时老百姓叫做“告御状”、“击鼓鸣冤”等不同称谓。在封建社会，据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记载，尧在位时，在庭前设“进善旌”，期许听取老百姓的不同心声，后设“诽谤之木”，使普天下的庶民都能谈论和指出君王之过错。进善旌、诽谤木、谏之鼓堪称中国信访制度的先驱，是老百姓倒苦诉冤一个非常“给力”的渠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登闻鼓制，朝堂之外，冤情者可击鼓向天子或中央一把手诉冤，这一制度在历朝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后举凡上访的官民遭冤屈之事，衙门予以不理或审判不公的话，可赴“通政司”击鼓诉冤，如确属实情，则奏禀皇上交刑部查办。至于大清时期妇孺皆知的康有为“公车上书”更是把上访推到了一个新的维度。纵观整个上访史，俨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上访”沿袭至今。

有关上访的各种新闻和各类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大家对此类信息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了。然而下面的一则上访消息让很多业已麻木的人们，神经被拨动了一下。

据悉，在新年的1月2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听取上访群众诉说冤情，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工作人员积极督办。温总理与上访者直接面对面交流，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破天荒，说成刘谦式的“见证奇迹的时刻”也不足为过。要知道我们的温总理平日里那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这八位进京上访群众绝对是幸运中的幸运，可以用“火星撞地球”来形容了。中国的上访者数不胜数，这八位上访群众不过是上访大潮里的一滴水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奇遇”才会令人不可思议，恐怕连秋菊都会羡慕不已。然而在这八位幸运上访群众与温总理面对面交流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民间表达民情的正常渠道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倘若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偏要“千里走单骑”地“上京告御状？”这岂不是南辕北辙？耗费的人财物力不说，还会被各级政府党委以及所谓的“驻京办”截留下来，然后以莫须有的“精神失常”为由遣返回乡。回到地方还要被一些“不明人员”以“小样！不想活了？”来威胁，最后落得个“精神病患者”之类的诊断送进医院。曾经有个北大叫兽孙东东脱开裤子放了一个臭屁：“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们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偏执型精神障碍东东说的话，难道不是东东吗？即便撤销了“驻京办”这个怪衙门，对地方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间有特色”。上访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地特色化了。

其实权益分配不合理和个人权利受到当权者的严重排挤，是导致上访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带动广大老百姓共同致富，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个构思是不错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就会出现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为“人为”因素是最不稳定性的因素，而所有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俗话说得好“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是多数人是服从少数人领导的，所以真理最终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部分少数人中的少数便在地方为虎作伥，当一些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当权者，想不上访都难了。权益的分配不公，在政策和法律框架下，领导干部的行政违法，把群众利益得失抛在脑后。或者适当为当地做一些并没多大实质意义的“面子工程”，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会认为遇到了好官，他们“全心全意”为地方谋发展着想。其实在这个工程中，一些领导干部们已经吃得盆钵满满。司法不公，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增加；案件执行的不力，违法办案，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增加；土地发包中的合同违约，房屋拆迁、补偿资金低廉和不到位，以及一些基层问题长期积压得不到解决等等，同样导致涉法上访案件不断增加。(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再者信息传导机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完善，是上访存在的直接原因。当前我们具有国家机关、科研院校、媒体舆论等各多样化信息传导常规渠道，但是由于操作上会存在筛选的遗漏、信息不全、传导不畅等问题，而且我国的法治建设尚处在“摸着石子过河”的阶段，很多法律法规上的空白和不健全造成了老百姓的盲目和质疑，一些解决问题的司法体系具有合理，但不合法的逻辑怪圈。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上访自然就成为老百姓诉冤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我们的老百姓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固有的传统思维，即受到中国传统的清官政治心态和厌讼的社会心理惯性，是上访存在的另一原因。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文章书籍，通过申诉鸣冤的惯性思维，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选择上访而不是首先想到正常的司法程序来表达诉求，体现的仍然是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对地方政权的不信任。在这样的心理惯性下，他们希冀真正的“青天大老爷”能为民请命，为民做主。

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解决纠纷的渠道应当首先想到司法途径。但目前这一途径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譬如在某些行政争议中，政府部门之间往往相互袒护推诿；在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中，时常出现该立案的不立、该受理的不受等不作为现象。征地拆迁是近年来矛盾最集中、纠纷也最多的领域之一，上访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之而起，但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法院一般都不受理这方面的案件，也就是司法存在某些领域的漏洞。也就是说，司法途径这个渠道被过滤掉了。既然这样，上访就是硬道理了！

至于某些舆论中“信访不信法”更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法治的悲哀。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对司法不信任?这固然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法律尚不足以取信于民。由于权力不受监督，一些地方的纪委等监察部门贪腐等现象也屡见不鲜。由于部分地方仍处于人治大于法治的阶段，政府党委干预司法程序的现象依然存在。既然正常程序不一定能得到公正对待，法院的判决不一定能逃脱政府干预，那索性不如直接去找政府。

温总理亲自接访，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众多的民情归根结蒂还是要基层来解决。如果部分地方基层官员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温总理天天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也是爱莫能助。试想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难道总理就是专职的“信访主任”？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是相信“青天”的，期冀“大官”能为民请命。在这次“上京告御状”过程中，吉林省舒兰市的被拆户们听说其代表许桂芹见到了温总理，犹如恍如隔世，连夜买了鞭炮燃放，当街大喊：“见到总理，我们就有盼头了！”随后当街抱头痛哭。我们现在依然能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还是那么的漫长。正所谓“司法路漫漫其修远兮，定当将上下而求索。”

所以这八位上访幸运儿之后，下一位幸运儿又会是谁呢？他抑或她又会来自哪里？又有什么样冤情需温总理亲自来处理？我们将拭目以待！

三 : 第九上访者

上访，如其名曰，就是“向上级反映问题并期冀能解决问题的一种途径”。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上访也跟着如影随形，可谓源远流长矣。

古时老百姓叫做“告御状”、“击鼓鸣冤”等不同称谓。在封建社会，据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记载，尧在位时，在庭前设“进善旌”，期许听取老百姓的不同心声，后设“诽谤之木”，使普天下的庶民都能谈论和指出君王之过错。进善旌、诽谤木、谏之鼓堪称中国信访制度的先驱，是老百姓倒苦诉冤一个非常“给力”的渠道。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登闻鼓制，朝堂之外，冤情者可击鼓向天子或中央一把手诉冤，这一制度在历朝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后举凡上访的官民遭冤屈之事，衙门予以不理或审判不公的话，可赴“通政司”击鼓诉冤，如确属实情，则奏禀皇上交刑部查办。至于大清时期妇孺皆知的康有为“公车上书”更是把上访推到了一个新的维度。纵观整个上访史，俨然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上访”沿袭至今。

有关上访的各种新闻和各类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大家对此类信息其实早已见怪不怪了。然而下面的一则上访消息让很多业已麻木的人们，神经被拨动了一下。

据悉，在新年的1月24日下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北京永定门西街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室，听取上访群众诉说冤情，现场要求随行的各部委工作人员积极督办。 温总理与上访者直接面对面交流，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实属破天荒，说成刘谦式的“见证奇迹的时刻”也不足为过。要知道我们的温总理平日里那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建设事业鞠躬尽瘁。这八位进京上访群众绝对是幸运中的幸运，可以用“火星撞地球”来形容了。中国的上访者数不胜数，这八位上访群众不过是上访大潮里的一滴水珠，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正因为这样，他们的“奇遇”才会令人不可思议，恐怕连秋菊都会羡慕不已。然而在这八位幸运上访群众与温总理面对面交流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民间表达民情的正常渠道被扼杀在萌芽状态。

倘若能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偏要“千里走单骑”地“上京告御状？”这岂不是南辕北辙？耗费的人财物力不说，还会被各级政府党委以及所谓的“驻京办”截留下来，然后以莫须有的“精神失常”为由遣返回乡。回到地方还要被一些“不明人员”以“小样！不想活了？”来威胁，最后落得个“精神病患者”之类的诊断送进医院。曾经有个北大叫兽孙东东脱开裤子放了一个臭屁：“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我们何必和他一般见识，偏执型精神障碍东东说的话，难道不是东东吗？即便撤销了“驻京办”这个怪衙门，对地方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间有特色”。上访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地特色化了。

其实权益分配不合理和个人权利受到当权者的严重排挤，是导致上访存在的根本原因。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允许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富人带动广大老百姓共同致富，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个构思是不错的，但具体操作起来就会出现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因为“人为”因素是最不稳定性的因素，而所有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都是由人来制定的。俗话说得好“真理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但是多数人是服从少数人领导的，所以真理最终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部分少数人中的少数便在地方为虎作伥，当一些老百姓遇到这样的当权者，想不上访都难了。权益的分配不公，在政策和法律框架下，领导干部的行政违法，把群众利益得失抛在脑后。或者适当为当地做一些并没多大实质意义的“面子工程”，这样一些“不明真相”的老百姓会认为遇到了好官，他们“全心全意”为地方谋发展着想。其实在这个工程中，一些领导干部们已经吃得盆钵满满。司法不公，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增加；案件执行的不力，违法办案，导致涉法上访案件增加；土地发包中的合同违约，房屋拆迁、补偿资金低廉和不到位，以及一些基层问题长期积压得不到解决等等，同样导致涉法上访案件不断增加。(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再者信息传导机制与司法体制的不完善，是上访存在的直接原因。当前我们具有国家机关、科研院校、媒体舆论等各多样化信息传导常规渠道，但是由于操作上会存在筛选的遗漏、信息不全、传导不畅等问题，而且我国的法治建设尚处在“摸着石子过河”的阶段，很多法律法规上的空白和不健全造成了老百姓的盲目和质疑，一些解决问题的司法体系具有合理，但不合法的逻辑怪圈。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有待进一步提高，所以上访自然就成为老百姓诉冤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后，我们的老百姓几乎都有这样一个固有的传统思维，即受到中国传统的清官政治心态和厌讼的社会心理惯性，是上访存在的另一原因。无论是影视作品，还是文章书籍，通过申诉鸣冤的惯性思维，已经深深地根植在老百姓的心中。老百姓选择上访而不是首先想到正常的司法程序来表达诉求，体现的仍然是对党和国家政权的高度信任和对地方政权的不信任。在这样的心理惯性下，他们希冀真正的“青天大老爷”能为民请命，为民做主。

一个法治健全的社会，解决纠纷的渠道应当首先想到司法途径。但目前这一途径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譬如在某些行政争议中，政府部门之间往往相互袒护推诿；在治安案件或刑事案件中，时常出现该立案的不立、该受理的不受等不作为现象。征地拆迁是近年来矛盾最集中、纠纷也最多的领域之一，上访群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之而起，但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法院一般都不受理这方面的案件，也就是司法存在某些领域的漏洞。也就是说，司法途径这个渠道被过滤掉了。既然这样，上访就是硬道理了！

至于某些舆论中“信访不信法”更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法治的悲哀。我们的老百姓为什么对司法不信任?这固然与中国的传统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法律尚不足以取信于民。由于权力不受监督，一些地方的纪委等监察部门贪腐等现象也屡见不鲜。由于部分地方仍处于人治大于法治的阶段，政府党委干预司法程序的现象依然存在。既然正常程序不一定能得到公正对待，法院的判决不一定能逃脱政府干预，那索性不如直接去找政府。

温总理亲自接访，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因为众多的民情归根结蒂还是要基层来解决。如果部分地方基层官员肆无忌惮，无法无天，置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即便温总理天天在国家信访局接待，也是爱莫能助。试想中国那么多的人口，难道总理就是专职的“信访主任”？那真是天大的笑话！中国的老百姓从来就是相信“青天”的，期冀“大官”能为民请命。在这次“上京告御状”过程中，吉林省舒兰市的被拆户们听说其代表许桂芹见到了温总理，犹如恍如隔世，连夜买了鞭炮燃放，当街大喊：“见到总理，我们就有盼头了！”随后当街抱头痛哭。我们现在依然能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还是处于初级阶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然还是那么的漫长。正所谓“司法路漫漫其修远兮，定当将上下而求索。”

所以这八位上访幸运儿之后，下一位幸运儿又会是谁呢？他抑或她又会来自哪里？又有什么样冤情需温总理亲自来处理？我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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