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文学家名人故事:20世纪文学之父——卡夫卡
在世界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文学大师,卡夫卡极为罕见的不是本国或本民族的代言人,而且似乎也不是什么“时代的良心”。他在身份认定上的矛盾性与特殊性,使得他注定没有归依之所:他是奥匈帝国的臣民,却生长在捷克的布拉格,又曾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做小职员。他的母语是德语,血统却是犹太人,但他终生与犹太人的生活、宗教和习俗又保持着非常大的距离。他只能带着暧昧的身份幽闭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关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个体在一个异质的世界面前的孤独、不适与绝望。而正是这些,成就了他不朽的文学成就,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
卡夫卡的一生,平凡而短暂。他于1883年7月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布拉格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兄妹4人,他是长子。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犹太籍百货批发商人,专横、粗暴,是家庭中的一个“暴君”。卡夫卡中学毕业后,一度学过文学和医学,但不久迫于父命,不得已进布拉格德语大学攻读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法院实习一年,后即在一家意大利保险公司工作。自1908年起直到1922年因病离职为止,他始终在一个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所任职。平生足迹也只到过邻近的德国、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的一些城市。
卡夫卡自1917年开始咯血,从此患上了结核症,身体羸弱,至1924年6月病逝于维也纳郊外的基尔林疗养院,6月11日葬于布拉格斯特拉施尼茨犹太公墓,只活了短短41岁。他曾三次订婚,又三次主动解除婚约,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家庭。只是在他去世前半年,与一位名叫多拉?迪曼特的希伯莱语女教师以同居方式一起生活,陪伴着他直至离开人世。
卡夫卡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他自幼喜爱文学,阅读和研究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克尔凯郭尔及达尔文等人的文学和哲学着作。大学读书时就开始文学创作,并常与同学、挚友马克斯·布洛德参加布拉格的一些文学活动。1908年就业,至1922年因病重离职疗养,十多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了数十篇短篇小说,《审判》、《城堡》和《美国》三部长篇小说以及日记、书信,不下几百万言。作为一个长期患病而又没有固定职业的人来说,卡夫卡无疑是一位勤奋的业余作家。
卡夫卡的作品大多气氛阴郁、神秘,情节离奇荒诞,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陌生、不可理解,无所不在的人的异化成了他着意阐发的一大主题。在代表作《城堡》中,他把这种人生的荒诞感发挥到了极致。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雪夜长途跋涉来到城堡前,希望见一见城堡的主人,或许还能得到许可在此成家立业。但从他到达城堡管辖的村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注定了: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甚至还能和城堡建立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取得部分成果,但他至死也不可能踏进城堡一步。
评论者对他所构筑的城堡看法不一,有的说是象征了资本主义社会强大的国家机器,有的说是代表了犹太教中神的一种现身方式:宽恕。我们同时还可以将其视做一个有关写作的巨大隐喻,借着孤独,卡夫卡能够不断地以各种方式接近它,因为它完全来自他个人,也仅属于他个人;他的所有主人公都不过是他的一个化身,他们或者叫K,或者叫卡尔,或者名字的构词方式与卡夫卡相同,都生活在一个粗暴的父亲或类似父亲形象的阴影之下,都“害羞、胆怯、懦弱而善良”,却勇敢地为进入与虚无作无望的缠斗。
在西方,卡夫卡大约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受到世人瞩目的。卡夫卡生前几乎默默无闻,他的作品只有极少数是在他生前发表的。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观察》,第一版共印了800册,5年后还有一大半积压在仓库里。卡夫卡自己说,在布拉格一家着名的书店里,几年来共售出了11册书,“其中10册很容易找到买主,因为是他自己买的,不过,他一直想知道究竟是谁买走了那第11册。”1963年,当卡夫卡80周年诞辰的时候,他的故乡举行了国际性的卡夫卡学术讨论会,会议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人能提出全盘否定卡夫卡的理由了。”这以后卡夫卡便成了世界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德国着名作家托马斯·曼便“将出自卡夫卡深沉的笔触之下的作品列为最值得一读的世界文学名作”。黑塞说:“我相信,卡夫卡也将永远属于那样一些人物之列:他们创造性地,尽管是充满痛苦地表达出了伟大变革的预感。”卡夫卡研究随即也就变成了西方的一门“显学”。他的作品不仅成为一门新的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在大学里被列为最热门的选修课之一。卡夫卡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作家之一”,“传奇英雄和圣徒式的人物”,被有些人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卡夫卡被认为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是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其作品主题曲折晦涩,情节支离破碎,思路不连贯,跳跃性很大,语言的象征意义很强,这给阅读和理解他的作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卡夫卡的作品难读,连母语是德语的读者也觉得读懂这些作品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那独到的认识,深刻的批判,入木三分的描写,都深深地吸引着人们。
二 : 文学家名人故事:世纪老人巴金的故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一位诗人王火在《敬寿巴老百岁》中写道:时光如水,巴金是金。真心真爱,深意深情。大智大悟,举重若轻。大作大家,淡泊宁静。曲奏南薰,霞焕椿庭。人歌上寿,仁者遐龄。立言立德,益世益民。如鹤如松,长寿常青。百岁翩临,华夏集庆。海上人瑞,天际有星。
出于对客死他乡的巴恩波同学的纪念,写了一个“巴”字,作为笔名的第一个字。1958年3月,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说:“我的笔名中的‘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从他那里,我才知道百家姓中有个‘巴’字。”笔名应有两个字组成,另一个用什么字好呢?正颇费踌躇时,詹剑峰走了进来,见他似在思考什么,便询问原因。李尧棠如实相告,并说要找个容易记住的字。詹剑峰是个热心人,见桌子上摊着李尧棠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于是李尧棠爽快一点头:“好,那就叫‘巴金’,读起来顺口又好记。”随之便在“巴”字后边写了个“金”字。
巴金少年时期的故事
当人们一提起溥仪,谁都知道,他是我国清代时的末代皇帝!可是,一提到李道河,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当今文坛泰斗巴金的父亲。当然,就更不知道他是清代广元一个最知名的末代县令!
清代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五岁的小巴金随同父母亲离开成都,沿着古驿道坐轿、骑马、乘船,来到了广元县。这儿山明水秀,北望秦岭、南视剑门,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诞生地。
在父亲的衙门里,小巴金的生活带着许多奇幻的色彩。他从小跟父亲走过川北广元不少的高山大川,看见过好些不寻常的景物。仆人轿夫之类的下人几十个,来自四面八方,相识的、不相识的都和平地生活着。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一旦触怒主人就不知道第二天会怎样生活下去。这些都引起了小巴金对他们的同情,他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他童年的一部份,深深受到仆人们的热爱。他还常在马房里、轿夫的床上、烟灯旁,看瘦弱的老轿夫抽大烟,叙述他青年时代的故事;和“下人”们围在一起烤火,席地而坐,听叙述剑仙侠客的故事。就这样,一度时期小巴金梦想长大以后做一个侠客,没有家庭,一个人一把剑飘泊四方,劫富济贫……
巴金的父亲在广元县被人称为“青天大老爷”,在二堂公案前审理案件时,小巴金偷偷地看见他的父亲穿一身奇怪的衣服,两边站了几个公差,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当听到威严的吼声,小巴金就知道在审理案子了,就趁机跑到二堂上去,悄悄站在公案的旁边。看跪在下面的犯人。有时,在审问过程中小巴金见到父亲的脸色变了,或声音变了,紧接着父亲就会猛地把桌子一拍,大声喝道:“你胡说,给我打)于是三四个差人把犯人按倒,脱下裤子露出屁股,差人便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打个不停。然后犯人总爱说:“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啊)?差人停住了板子说:“禀告大老爷,已经打了一百一了。”犯人的屁股早已由红变成紫色,出了血,烂了皮肉。最后招了还给大老爷谢恩。有时,有的犯人再挨打时依旧喊“冤枉)小巴金心想“放了他吧)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母亲。一个下午,房里没有别人的时候,小巴金的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说:“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都是父母养的。听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从那以后,小巴金就不曾看到父亲对犯人用重刑了。但是打板子的事还是时有发生。一次,过年时,仆人们在房里推牌九输银元,小巴金的父亲派人捉赌,把赌具全丢进了厕所里。把赌头刘升和何师傅抓了起来说:“这还了得,把赌场设在衙门内”,并吩咐差役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何师傅打了二十个板子,才勉强了结此案。
广元山高林密,云雾深处常有虎豹出没。一天夜里,广元山区有一个猎户抬来一只老虎,带着一脸惶恐地对老爷讲,他进山打猎,只想猎狼、豹、狐,却不想误杀万兽之王,未存心打虎,不敢冒犯虎威,怕虎对他报仇,没想到竟打死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没办法,才把死虎献给“父母官”以减轻罪过。巴金的父亲甚为感动,给了猎户许多钱,留下了这极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死虎在衙门里躺了一天,才被剥了皮肢解。从此后,小巴金的父亲便多了一张虎皮作椅坐垫,而且常常有人到巴金家中要虎骨粉泡酒当药吃。最后,只剩下虎的头骨放在桌上,有时小巴金的眼花了,会恍忽地以为是一只活虎来了,吓得他尖叫着连连后退。三十年后,巴金还记得小时候在广元见过老虎的老虎骨形状和猎人说话时的惶恐表情。他回忆说:“老虎死了后,还能使人害怕、受人尊敬,象老虎这样的猛兽,值得热爱……”
??巴金一家在广元时,住在衙门内的三堂里。最初巴金同母亲睡在一起,那是一架清代的雕花架子床,夏天挂的是罗纹帐,冬天则换上白布帐,室内方桌放一盏圆灯盘,长颈项的柚油灯,灯草点燃时偶尔还结个黑灯花,然后毕剥地炸开,又重新燃成明亮的灯火。
??书房是在二堂这边的一间小屋,窗外便是花园,由巴金的父亲聘请了一个中年先生任教,学生是巴金和他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共五人,而服侍他们的老书僮是六十多岁的贾福。教书的刘先生很温和,面貌也很和善,而且教学有方。每天早晨,学生一进书房就先给老师行礼,而老师则带着微笑点点头。巴金和他的三哥同坐一根板凳,老师教认方块字,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这个老师从来不骂人,巴金有时背不出书,先生也不生气,只是叫慢慢地重读,直到背得整个课文。因此从小巴金便十分喜爱书房。刘先生很能干,能绘地图、能画图画,同时还画出了小巴金梦想的有山、有洞、有狮、虎、豹的惊险、美妙的图画。
??巴金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也花费了许多心血。在广元的日子里,她给巴金和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亲手装订了小白纸本,差不多每天都亲自给孩子们手抄一首娟秀的小字的词。晚上,巴金在桐油灯前的方桌旁靠着母亲读写和背诵小本上的词,后来他深情回忆说:“这是我们幼年时代唯一音乐。”
钱就是用来买书的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称自己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文人多自尊,多轻狂,多自以为是。世上少有赞叹别人的文人,更鲜有批评自己的文人。所谓“文人相轻”,不仅有道理,而且是一个普遍现象。
巴金却说自己“不”。这个“不”,不是他在《随想录》中对自己灵魂的拷问,而是对自己的文学成就,文学生命:他说,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废品。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编辑王仰晨几次来沪做说服工作,被王仰晨的热情和决心打动,一年后巴金终于同意了。
巴金为何不同意出版他的《全集》?巴金说,编印《全集》是对自己的一次惩罚。因为,他认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废品。
为慈善事业不遗余力
2005年1月5日上午,上海市文联发动上海文艺界近300位着名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向海啸灾区捐款,得知此消息,刚刚度过101岁生日的巴金托人两次共送来6万元,代表这位老作家前去捐款的人留下的签名却是“上海作家李尧棠”,这正是巴金老人的真名。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协会给省委省政府写了报告,要求恢复巴金故居。巴金知道后不同意,说:“不要恢复故居,如果将来要搞点纪念,可以在旧址钉一个牌子,上面写作家巴金诞生在这里,并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就行了。”
1986年10月,巴金连续用三封信“申明”他的意见。巴金在信中写道:“我想谈谈故居的事,一直没有工夫写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国家的钱搞我的纪念。”“关于故居的事就这样说定了。不修旧宅,不花国家的钱搞这样的纪念,印几本《选集》就够了。”
2002年,出席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些代表,又提议修建巴金故居,四川省委也很重视,但仍然被巴金拒绝了。
“文革”结束后,有关部门将巴老在“文革”中被查抄的解放前全部稿费积蓄人民币25万元发还给他,巴老当即捐出15万元,作为他所倡议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第一笔基金。从那以后,巴金凡得到稿酬、版税或文学奖金,全部都捐献给了现代文学馆、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或者“希望工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些巴金过去的着作,巴金心里很不安,便关照出版社不要给他寄稿酬。出版社如何处理这笔钱?在党委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以巴金的名义设一个编辑奖。知道巴金肯定不会同意,于是,在向巴金转述党委意见时,就说建议把稿费用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编辑或作者。果然,巴金很快回信,说道:稿费就用来帮助作者吧,“设立奖金我不赞成,我反对用我的名字。”
1993年,巴金90岁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又是坚决不同意。巴金专门致函四川省作家协会,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见:“我一向不赞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1998年,巴金获得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一笔巨款,即以“一个老人”的名义捐献给了灾区;近十多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给“希望工程”办公室捐款,捐款额累计达到了50多万元。
三 : 文学家名人故事:张海迪坚强的故事
1955年9月,张海迪出生在山东省文登县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玲玲是她的小名。5岁之前,张海迪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快乐而活泼,成天蹦蹦跳跳跑来跑去。
可惜,蹦蹦跳跳的时光是那样短暂。1960年一个明朗的早晨,玩具室里刚上完一节“课”,她和小同伴们嘻笑着朝门外跑去,忽然跌倒了。从此,双腿丧失了知觉,张海迪也丧失了关于腿的记忆。童年时许多生活场景,她都清晰记得,独独不知道腿是怎么活动的,人走路时的感觉是怎样的。
得了什么病,竟然这样可怕?张海迪当年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脊髓血管瘤,病情反复发作,非常难治。5年中,她做了3次大手术,脊椎板被摘去6块,最后高位截瘫。这样,原来天真活泼的张海迪,只能整天卧在床上。当年,医生们一致认为,像这种高位截瘫病人,一般很难活过27岁。
看着伙伴们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校,终于有一天张海迪按捺不住心中的渴望,对妈妈说:“妈妈,我要上学!”可是因为自己的生活不能自理,所有的学校都不接收。
病情是无情的,每当病痛折磨她时,坚强的张海迪没有流泪,疼得实在厉害时,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就猛揪自己的头发,打算用一种疼痛来代替另外一种疼痛。渐渐地,她揪下来的头发,都能编成一条辫子了!
对张海迪来说,家是一所特殊的学校。在这个特殊的学校里,聪明、好学的张海迪学拼音,学查字典,学一个又一个生字。她趴在床上,用胳膊支撑着身体,抄书。没有人催问。没有人检查督促。没有考试和考试中的竞争,全靠着自己。一本又一本小学课本学完了。但是很难哪,得走不少弯路,多耗费很多时间。一道算术题,她做12遍,得出的竟是12个答案!她本来就不喜欢算术,得啦,丢开不学算了!可是不行,硬着头皮也得学会它。第13次终于算对了。努力是加倍的,可是成功的喜悦也是加倍的呀。于是,她的学习自觉性、学习乐趣与生活的意志,还有思维能力,便随着知识一起增长起来了。
1970年4月,张海迪跟着带领知识青年下乡的父亲张坦夫、母亲毕江娇,坐着一辆大卡车,来到莘县十八里铺尚楼村,开始了农村生活。起初,张海迪感觉农村非常陌生,没有电灯和自来水,生活也十分艰苦。但是,在那些淳朴的村民身上,张海迪很快感到了更真、更朴素的爱。她发现小学校没有音乐教师,就主动到学校教唱歌。课余还帮助学生组织自学小组,给学生理发、钉扣子、补衣服。
当看到当地群众缺医少药带来的痛苦,张海迪便萌生了学习医术解除群众病痛的念头。她用自己的零用钱买来了医学书籍、体温表、听诊器、人体模型和药物,努力研读了《针灸学》、《人体解剖学》、《内科学》、《实用儿科学》等书。为了认清内脏,她把小动物的心肺肝肾切开观察,为了熟悉针灸穴位,她在自己身上画上了红红蓝蓝的点儿,在自己的身上练针体会针感。
“书上写着怎么样进针,可以在白菜疙瘩上、在萝卜上。在白菜疙瘩上进了几天以后,就在自己身上(进针),我觉得医生就是要这样,首先要自己感觉。有人问我说,海迪是不是你的腿没有知觉,你的胸以下没有知觉,你在自己身上扎针不痛苦啊?我说恰恰相反,我最开始针灸的时候,是扎自己最疼的地方,比如向包括脸上的穴位,包括印堂穴,扎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知道。”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掌握了一定的医术,能够治疗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在十几年中,为群众治病达1万多人次。“曾有医生嘱咐过我的父母,如果我要是得泌尿系感染、肺部感染,或者是褥疮,我会因为感染而死去。我给别人当医生,我也给自己当医生。15岁在农村的时候,我生了褥疮,晚上点着小油灯,对着镜子,我把自己身上溃烂的肉剪掉——所以,现在最怕听的就是剪刀的声音。”
当年,张海迪作为一名待业青年,也曾有过自卑感。“1年多的时间里,我四处报名,八方写信,常常在招工单位的门口一待就是半天。我真想能为社会做点事,可就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废人。”于是,当年,张海迪想到过自杀。
1974年7月14日,张海迪趁父母出工,收拾好东西,写好遗书,说自己不愿做沸腾生活的旁观者,然后一次性吃了30片冬眠灵,又给自己打了6支冬眠灵。在静静地躺在那儿等待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张海迪忽然想到了尚楼村的乡亲们,真舍不得离开他们;又想到了保尔在海淀公园自杀的情景,他也绝望过,但最终还是战胜了懦弱和病残,成了生活的强者。想到这些,张海迪挣扎着爬起来。可药物起作用了,爬不起来了。于是,她拼命地喊:“快来人啊,救救我,救活我吧!”
经过五六天的抢救,张海迪终于苏醒过来。看到身边的亲人朋友、医生护士,她惭愧极了,对大家说:“我错了,从今以后我要勇敢地生活下去。死,也要在大笑中死去。”
日后,曾有记者问张海迪:如果你能拥有第二次生命作为一个健全的人,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张海迪说:“假如我能再有一次生命,我会实现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个医生,这也是我从小的一个梦想,我15岁时就自学医术给乡亲们治病,但没有机会真正穿上白大褂当一名白衣天使。”
后来,她随父母迁到县城居住,一度没有安排工作。她从保尔?柯察金和吴运铎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高玉宝写书的经历中得到启示,决定走文学创作的路子,用自己的笔去塑造美好的形象,去启迪人们的心灵。她读了许多中外名着,写日记、读小说、背诗歌、抄录华章警句,还在读书写作之余练素描、学写生、临摹名画、学会了识简谱和五线谱,并能用手风琴、琵琶、吉他等乐器弹奏歌曲。
认准了目标,不管面前横隔着多少艰难险阻,都要跨越过去,到达成功的彼岸,这便是张海迪的性格。有一次,一位老同志拿来一瓶进口药,请她帮助翻译文字说明,看着这位同志失望地走了,张海迪便决心学习英语,掌握更多的知识。从此,她的墙上、桌上、灯上、镜子上、乃至手上、胳膊上都写上了英语单词,还给自己规定每天晚上不记10个单词就不睡觉。家里来了客人,只要会点英语的,都成了她的老师。经过七八个年头的努力,她不仅能够阅读英文版的报刊和文学作品,还翻译了英国长篇小说《海边诊所》,当她把这部书的译稿交给某出版社的总编辑时,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并热情地为该书写了序言——《路,在一个瘫痪姑娘的脚下延伸》。
当初,为了给张海迪治病,母亲变卖了手表、衣服等物品,还欠了一身的债,从无怨言,默默地尽着母亲的神圣义务。尽管家里穷,但父母总是尽最大努力满足她的要求。凡张海迪喜欢的书,不管花多少钱,跑多远的路,父母总要想方设法给她买到。生日或节假日,书成了父母送给她的最佳礼物。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后来还攻读了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
1981年,张海迪获莘县广播局先进工作者称号,这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张海迪的事迹;1982年,张海迪获聊城地区“模范共青团员”和“三八红旗手”称号……
今天,张海迪总在说,人就得有勇气与生活中的不幸抗争。人的一生总会有坎坷,就看你以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张海迪喜欢豪言壮语,因为她将自己的生活与座右铭式的豪言壮语融合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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