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淘宝百度腾讯博弈：从镜花水月中看透本质

猎狗在追一只兔子，兔子拼了命的跑，猎狗靠嗅觉追来追去，几个弯道丢了猎物。老鹰在天空盘旋纵观整个局势，俯冲直下抓走了兔子。

这就是格局，眼界...

淘宝百度腾讯这样的庞然大物的博弈，必须有狼的直觉鹰的眼界，否则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直入主题不说废话，简单回答几个问题，看透了本质一切都是通的...

一.为什么淘宝网屏蔽百度收录?

大家都知道淘宝屏蔽了百度收录，99%的人应该没看懂背后的博弈，这是一个杀人不见血的大手笔。淘宝网屏蔽百度收录扼杀了中国人百度搜索购物的习惯，这是一个战略遏制，而国外的谷歌搜索购物已然成为习惯。

二.淘宝客=乾坤大挪移?

淘 宝客是马云玩的高端太极，非常妙的乾坤大挪移，巧妙的把百度的流量变成自己的流量一年还盈利几十亿。一大群淘宝客们不断的在百度土地上耕耘，准确的说是无 休止的生产垃圾购物信息，流量虽然都是通过百度搜索进入淘宝宝贝页面，但是因为淘宝客中转的存在，这些流量只能算是淘宝的而不是百度的，流量从百度来百度 却得不到利益，百度很郁闷，so百度2012年后大规模k淘宝客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三.淘宝为何屏蔽微信?

扼杀从微信入口购物习惯，战略遏制腾讯...

四.淘宝来往为何发展不起来?

中 国用户不再需要另外一个微信!先入为主，如果一个用户粘性点已经被垄断，那么就不要再进来了。当年新浪微博如日中天，腾讯微博背靠全中国网民也做不起来， 换一个粘性点，微信现在却是要压死新浪微博的节奏。来往没戏，易信也没戏，换个切入点吧，然后打车软件就开始血拼了...(PS：把你手机上的app全部 删光，然后一个星期后看你又下载了哪些app在用，你就知道什么叫强粘性和强习惯了...

五.为何淘宝一直做不好sns?为何腾讯一直做不好电商?

本质：淘宝的本质是商业，腾讯的本质是社交娱乐。用户习惯：买东西就是去淘宝已经是强习惯，就像你和人握手前不会考虑伸左手还是右手一样;淘宝就算做了sns，和客户交朋友什么的，最终还是要成交，动机不纯，说句不好听的话：既然最终还是要当婊子，还立什么牌坊...

六.嘀嘀打车和快的打车为何如此血拼?

上面说了，淘宝的来往败了，必然要找一个新的粘性点卷土重来，好不容易出来一个新粘点打车，无论如何是不能输了阵地的。这就是白刃战，你给我一刀我必须要跟上给你一刀，谁都不能停，尤其是淘宝绝对不能停，停了就意味着出局，中国用户也不需要另外一个滴滴打车。

移 动支付习惯的培养，淘宝的移动端天生弱而散，手机淘宝+支付宝客户端+来往，微信一个整合了sns+支付+电商，微信支付会严重挑战支付宝支付。而且通过 移动端的支付淘宝和腾讯可以慢慢切入金融银行领域，毕竟淘宝和腾讯玩的再大，在银行的超高利润面前还是不够看，2013年工行利润2385亿，互联网大头 集中了全中国最高端高智商的人才利润却很苦逼，他们需要升级去高级银行副本，人傻钱多...

如何直达本质以致相通?

1.足够的广度，去了解接触足够多的领域：政治，军事，自然，科技，养生，营销，钓鱼，催眠，历史，科幻，玄幻，仙侠，佛儒道经典，武术，禅修，喝茶..接触了解思考最够多的领域和信息后会发现都是通的，以上是我所经历的;

2.足够的深度 ，对一个点，往足够深去思考去经历去执行，例如书法境界极高，例如武术境界极高，例如禅茶境界极高...到足够的深度后很会相通。

感谢逐鹿的投稿（公众微信号：zhuluflytaobao）联系QQ：859357875  

二 : 马航失事的国际法博弈

国际争端的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国际法发挥大体方向的指引作用，最后或幕后不乏政治妥协。但只要不是强权政治作祟，合理的妥协还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7月28日，马航MH17客机失事地点发生“爆炸”，正前往当地的荷兰和澳大利亚法医调查人员不得不返回。这使得马航坠机事件愈发扑朔迷离。
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航班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从阿姆斯特丹飞往吉隆坡途中，在乌克兰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兰顿涅茨克附近坠毁，包括3名婴儿在内的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令人惊愕的空难，立即引起全世界关注。悲剧为何发生？到底谁是罪魁祸首？如何查明？最终由谁承担责任？面对种种疑惑，媒体释放的信息铺天盖地、真假难辨，各路专家各抒高见、指点迷津，也滋生了诸多阴谋论。其实，马航坠机事件并非历史首次，如何调查，责任如何分配都有章可循。
马航飞机为何飞越战区
在失事事件中，有人质疑马航客机如果绕行乌克兰东部武装冲突地区（以下简称东乌地区），就不会发生此次空难，那么马航坚持飞行东乌空域是否合理合法？
首先，东乌地区如果属于空中禁区或暂禁飞行区，马航飞越该区就属于违法。那么谁会有权力设置这些禁区呢？根据1944年12月7日订于芝加哥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后称《芝加哥公约》）第9条（禁区）规定，地面国“由于军事需要或公共安全的理由”可以设置空中禁区，以及“在非常情况下，或在紧急时期内，或为了公共安全”也可以设置暂禁飞区。事实上，乌克兰并没有在东乌地区设置此类限制。因此，马航飞越该空域是合法的。
另外，航空公司所属国基于本国航空公司飞行安全考虑，根据国内法有权要求本国客机禁飞国外某地区。如果这种要求属于强制性，航空公司不听从要求就属于违法，如果要求只具建议性质，不听从则属于不合理。马来西亚政府此前对东乌地区没有发布禁飞要求，可见按照马来西亚本国法，马航的飞行并无不当。
其次，世人都知道东乌地区现在战火纷飞，虽然之前没有客机被击落的空难发生，但是东乌民间武装击落乌克兰政府军用飞机的事件已有发生，飞越战乱空域的潜伏风险也就不言自明。这样，每一航空公司就要评估是否绕行，此时“成本节省”机制是许多航空公司选择更廉价、更直接航线的重要原因。被击落的马航MH17航班是一架波音777-220ER型客机，据专家分析，如果绕行，MH17航班需要额外航行45分钟，并需要每名乘客额外增加66美元成本。而且考虑到德国汉莎、美国达美、新加坡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也没有绕行，马航也许认为无需修改航线。美国德保罗大学法学院院长布鲁斯?奥特利称，根据网络航班跟踪服务机构“飞行雷达24”提供的数据，马航客机坠毁同期，66家其他公司的数百架次航班上周也飞过相同空域，其中新加坡航空的航班飞过75次。因此，很难讲飞越东乌地区是不合理的。
当然，空难发生以后，原来飞经此地的多家航空公司纷纷绕行，包括中国、美国、法国等政府要求本国飞机避开乌克兰空域。世界多国航空公司也争先宣布航班绕开乌克兰空域，避免“紧急情况”。目前宣布绕开乌克兰空域的航空公司包括荷兰皇家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法航、俄罗斯航空、俄罗斯洲际航空、英国维珍航空以及土耳其航空公司等。其中多数航空公司的绕行决定即刻生效。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依然坚持飞越东乌空域，那么就是完全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判断是否违法，就看航空公司所属国采取的相关措施是否具有法律性质。
谁来调查争端
假设马航客机确实是被击落的，由于事发地点位于东乌冲突热点地区，乌方指责俄、东乌亲俄武装，而后两者反过来指责乌方，相互指责对方是空难肇事方并抛掷各种证据，其中真正的凶手也许同时偷偷洗刷马脚，这种情形之下，查明事实真相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但是，通过双方认可的独立调查组的调查，一旦真相大白，往往看似错综复杂的争端也会迎刃而解。现代的空难争端需要专业的国际机构参与调查，因此乌克兰政府正式请求了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协助对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17号航班被击落事件开展官方的事故调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于1944年签订《芝加哥公约》后成立，国际民航组织与《公约》191个签字国（截至2014年7月）和全球业界及航空机构携手工作，制订国际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各国以此来制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家民用航空规章。该组织派出一个小组协助乌克兰国家民用航空器事故征候和事故调查局（NBAAII）开展工作。根据《芝加哥公约》第二十六条以及该公约有关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的附件13的规定，由于乌克兰是出事所在国，因此正式负责MH17的事故调查。附件13还就航空器事故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了全面的国际要求，并阐明了哪些国家可以参与调查工作，如飞机的出事所在国、登记国、运营人所在国、设计国和制造国。该文件还确定了此类国家的权利和责任。对事故特别关心的国家，比如由于其公民死亡或重伤，也有权任命专家参加调查，专家有权查看事故现场、获取经牵头国批准向公众发布的有关事实材料，并接收一份事故调查最后报告。
正如前述，根据国际民航公约附件13，事发地乌克兰要担起主要调查责任，国际民航组织只是协助。但是，鉴于乌克兰与俄罗斯互相指责、互不信任，包括俄罗斯、承受空难最大痛苦的荷兰以及中国等国家都主张应由国际航空组织主导调查，乌克兰也为了自身清白放弃主导调查国地位而赞同国际民航组织与荷兰领导此次调查。在这种背景下，国际民航组织主导此次调查是众望所归而且也符合公约附件13的规定。
另外，7月21日联合国安理会就马航MH17客机17日坠机事件一致通过决议，对国际民航组织派出小组协同乌克兰国家民航飞机事件和事故调查局进行调查表示欢迎。要求控制该地区的武装团体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坠机地点原状的行动，立即允许调查人员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程序及其他既定程序，安全、有保障和不受限制地进入坠机地点和周围地区。决议要求立即停止坠机地点周围地区的所有军事行动，以便国际调查能够有保障和安全地进行。决议还促请该区域所有国家和行为体充分配合此次事件的国际调查，还要求所有国家充分配合追究责任的工作。这为马航坠机事件的调查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举足轻重的芝加哥公约
调查是处理马航失事事件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追究击落客机的责任。二战以后至今，国际上击落民航客机事件发生多达十几起，多数案件是误认为军用机（或怀疑军用目的）而击落民航客机的。包括中国、俄罗斯、美国以及本次事故发生地国―乌克兰均有错误击落民航客机的历史教训。翻一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空难事件，可以发现击落客机的责任分配不一而足，而《芝加哥公约》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4年7月23日，一架当时隶属英国的香港国泰航空公司道格拉斯C-54客机在南海上空遭中国空军拉-11击落，19名乘客和机组乘员中10人死亡9人获救。由于被击落的DC―4民航飞机是由美国的C-54大型军用运输机改装而成，虽然有明显的英国标志，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军用运输飞机经常执行渗透任务，识别起来有一定困难，而且我军飞行员很难在极短的时间内，对飞机类型作出正确的判断。
由于新中国成立不久，解决此类国际争端的知识和经验欠缺，中央指示有关部门就责任和赔偿问题分头进行研究。当时，民航局认为，我国非《芝加哥公约》的签字国，而且与英国或香港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航空协定，因此，“英国民航飞机没有穿越我国领空的权利，中方没有负全责的必要”。但法学家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即便新中国没有加入《芝加哥公约》（1974年才加入），但是我国也应当尊重该公约的规定，其理由有两点。第一，新中国虽然没有加入，但是国民党时期的旧中国系该公约的当事国，1950年5月31日台湾当局非法声明退出，后又于1953年再次申请加入公约，并于同年12月2日非法交存批准书。根据新中国对《芝加哥公约》这样的专门性、技术性或人道主义性质的公约坚持正式承认的立场，我国不应当违背《芝加哥公约》的宗旨。第二，该公约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的飞行安全的大多数条款在公约生效以前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或形成软法，因此我国也应当遵守或尊重本公约关于国际民用航空安全的规定。根据该公约，我国对我领空具有完全的和排他的主权（公约第1条）。但是，承诺发布关于国家航空器的规章时，“对民用航空器的航行安全予以应有的注意”（公约第3条第4款），因此无论国际民用航空器是定期还是不定期航班，如有违反我国有关航空管理规章，对民航客机的安全予以应有的注意，不应当直接击落。但我国当时在该空域设立了禁飞区并对外公布的情形之下，该客机闯入了该领空，那么我国无需负全责。最终经过双方谈判，中国政府事后向英方赔偿367000英镑，并对当事的飞行员和地面指挥员给予刑事处分和纪律处分，英国政府也认为该事件已经结束。
公约修订和误击的处理
1983年9月1日，前苏联战斗机击落偏离航线侵犯苏联领空的韩国大韩航空公司KAL007航班（纽约飞往首尔）波音747-230B客机，包括35名中国香港及台湾人在内的269名乘客及机组人员全部遇难。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与前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在该事件发生后处于剑拔弩张之势，空难险些成为东西方开战的导火索，而此次事件也直接导致了《芝加哥公约》修订。
《芝加哥公约》对未经地面国同意闯入领空的民航客机如何应对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利于保护无辜的机上人员的生命及财产安全。由于公约规定的模糊，虽然前苏联受到了西方为主的多数国家的谴责和制裁，但是却没有承担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在这种背景之下，1984年5月10日蒙特利尔通过修订增加了第三条分条，修订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特别要求“各缔约国承认各国必须抑制（refrain）向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诉诸使用武器，如果进行拦截，必须不危及航空器上的人员生命和航空器安全”。这样明确了地面国必须抑制对民航客机使用武器，而且当实施拦截、迫降时不得危及机上的人员和航空器本身的安全。但是考虑到当时的冷战时期，不能排除利用客机“绑架”无辜人员实施军事或间谍活动，所以没有规定“绝对禁止”而使用了“抑制”这样要求克制的术语，同时，禁止将任何民用航空器故意用于与本公约宗旨不相符合的任何目的。当俄韩关系正常化以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于1993年6月14日公布了大韩航空公司007号客机脱离航线原因的最后调查报告。报告认定，007号客机没有利用惯性航行系统飞行，而是利用罗盘方位固定在245度飞行，导致脱离原来航线。由于客机和苏联军机都有过错，事件最后不了了之。
芝加哥公约修订后，类似事件的处理就加快了许多，比如乌克兰自己击落俄罗斯客机事件。2001年10月4日，俄罗斯西伯利（www.61k.com）亚航空公司1812航班图154M从以色列特拉维夫飞往俄罗斯新西伯利亚途中被击落，机上78人全部遇难。坠机之初，乌克兰也一度否认击落俄罗斯客机。但是，在俄罗斯与以色列通过联合调查陆续收集证据的情况之下，事故发生第八天终于承认本国在S200防空系统演习中误击该机，随后乌克兰政府作出道歉，时任国防部长亚历山大?库兹穆克引咎辞职。此外，乌政府还为每名遇难者支付了20万美元赔偿金。本案是乌克兰负全责，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乌克兰也通过赔偿及满足履行了国际责任。
击落客机追责难
通过对以上被击落空难事件的分析，从法律后果的角度看，此类空难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民航客机正常航行时被击落的，击落方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其承担责任的形式应当包括赔偿损失、道歉以及惩罚相关责任人等；第二类：他国民航客机即使误入未允许领空时，也尽量避免使用武力，尤其是《芝加哥公约》第三条分条生效后，必须抑制向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诉诸使用武器，如果进行拦截，必须不危及航空器上的人员生命和航空器安全。但是，民航客机也不得用于间谍等破坏地面国国家安全的行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管是过失还是故意击落，“赔偿责任”方面并无二致，但是对于“满足责任”方面，如果是故意，应当严惩犯罪责任人，而误击责任人的处罚相对轻一些，仅此而已，追究击落客机的责任采取的是结果责任说。
马航M17航班空难事件应当属于第一类，击落方应当承担全部法律责任，下一步国际社会要做的就是查处罪魁祸首并让其承担责任。
尽管通过国际调查，可以确认坠机的原因（是机组人员的操作失误，还是恐怖组织放置爆炸物的引爆，抑或是导弹击落等），如果是飞机被击落，击落方是哪一国（或团体）。但是，查明击落方究竟是谁并非易事，调查小组毕竟不是司法机构，尽管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支持，但是仍然受限于当事国主权以及武装团体的干扰。即便不少间接证据指向一方，但是当事方拒绝承认，也不能轻易问罪。乐观估计，假设通过调查，一方承认自己所为，或者即使拒绝承认但是直接证据已经充分证明一方所为，那么根据2001年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虽然是草案，很多条款已成为国际习惯或被多数国家所接受），不外乎下列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为主权国家所为，该国将要承担全部的国际责任；第二种情形为实际控制一定区域的亲俄武装团体所为，这种情形分析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就比较复杂。如果该武装团体最终独立，成为新政府或组成一个新国家，该新国家应当承担责任（《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十条）。如果该武装团体最终被乌克兰镇压，那么乌克兰政府以该武装团体的财产来赔偿并对相关责任人做出惩罚。如果有充分证据证明该武装团体行为是受俄罗斯直接指挥、支配的行为，那么俄罗斯就要承担国家责任（《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文草案》第六条，参见1986年国际法院判决的尼加拉瓜诉美国案）。但此类举证难，国际法院又没有强制管辖权，只要俄罗斯拒绝其诉讼管辖，就无法司法强制。
以上主要根据国际法的法理对马航M17航班空难做了粗线条的分析。由于事实真相还未查清，所以设定了很多假设，其中难免疏忽或偏向。而且，国际争端的现实中，很多情况下国际法发挥大体方向的指引作用，最后或幕后不乏政治妥协。但只要不是强权政治作祟，合理的妥协还是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三 : 清华学者评大国空巢大国博弈的根本是人口博弈

清华学者评大国空巢:大国博弈的根本是人口博弈

2009年04月28日09:34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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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旷新年（清华大学中文系）

仲大军先生指出，“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中国与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么？不是资金，不是技术，不是资源，而是人口，中国凭借人口资源的优势成为了世界工厂。我们从小由教科书习惯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说法。有一次在谈到“大国崛起”时候，王小东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人的思维天然就是一种大国思维，而像比利时和荷兰这样的小国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国那样思考。当我们讨论大国崛起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种日益临近的危机，那就是也许哪一天，沦落为小国寡民。近两百年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断下降，从19世纪初的40％，下降到20世纪初的25％，现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着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还将急剧下降），但是由于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儿数量却约占全世界的20%。如果继续现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后中国将不到5亿人口，200年后，将只有1亿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实际上，如果印度在独立的时候没有被肢解成几个国家的话，那么，印度的人口早已经超过了中国）。正在崛起的中国可能因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溃，数千年来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将变为无足轻重的民族。苏联解体的原因众说纷纭，美国未来学家彼得?史华兹（PeterSchwartz）认为，苏联的崩溃在于人口的原因。苏联由于破坏了依附于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从1930年代开始下降。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面向西方打开大门，因为相对西方惊人的贫困产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体现了新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罗马俱乐部报告《增长的极限》在中国流行，与此同时，严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开始实施。这些有关人口的预言和政策以“科学”的名义出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的阴影里。在“稳定压倒一切”和“不争论”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不容讨论，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在这种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易富贤《大国空巢》一书及其“新人口论”横空出世，产出了巨大的震动，引起了热烈的争论。

马尔萨斯对于人口增长持一种悲观主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与物质匮乏的矛盾无法解决。这种悲观主义典型地反映了牛顿时代的机械唯物主义思维。相反，而易富贤的新人口论是一种乐观主义。在关于人类发展前途的问题上，美国人口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Simon)认为，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和价格机制会解决人类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易富贤总结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认为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与现代人类文明、现代科技、经济的发达同步的，人口的增长带来技术的进步，人口的爆炸导致科技的爆炸和生育水平提高。鲍勃?梅特卡夫（BobMetcalfe）揭示了网络价值的秘密：“网络的价值与网络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人口也同样具有规模优势。从采集文明到游牧文明，到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规模性增长。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经这样描述人口集中所带来的结果：“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就是逛上几个钟头也看不到它的尽头，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开阔田野的些许征象，——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这样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口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美国卡托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尔?T?格里斯伍尔德（DanielT.Griswold）说，美国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上升成正比。自从人类跨入现代文明，世界人口才大规模稳定增长。世界人口1830年为10亿，1930年为20亿，1960年为30亿，1975年为40亿，1987年为50亿，1999年为60亿。

《大国崛起的人口因素》是《大国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作者从人口学的角度对英国工业革命作出了新的解释。荷兰人创造了现代国家，创造了股份制度，创造了海上贸易，但是工

业革命却没有发生在荷兰，而是发生在英国，这是为什么呢？作者的解释是，荷兰人口太少。英国特殊的人口再生产方式促进了物质再生产，引发了工业革命。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产生了农业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厉害的英国领导现代文明，发生了工业革命，建立了一个横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国”。英国本土以及英裔人口从1500年的400万扩张到现在的2.15亿。原苏联地区从1500年的600万扩张到现在的2.89亿。英国和俄国这两个国家还“爆炸”出了两个超级大国：美国（源于英国）和苏联（继承俄国）。

同为欧洲大国的英法两国构成了鲜明的对比。1500年法国人口1600万，英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和爱尔兰）人口400万。至1800年，英国人口增长4.1倍，法国人口增长1.7倍。英国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引起了英国32岁的未婚小伙子马尔萨斯的忧虑，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但是，英国没有接受马尔萨斯的理论，英国人口不断增长。从1500年到2000年的500年间，英国人口增长53.5倍，本土增长16.2倍。法裔人口增长不到6倍，本土增长3.8倍。原来是一支方言的英语已经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语言，而原本辉煌的法语却面临被淘汰的危险。孙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两国不同的命运：“法国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国都要多，因为马尔萨斯的学说宣传到法国之后很被人欢迎，人民都实行减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为中了马尔萨斯学说的毒。中国现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马尔萨斯学说所染，主张减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国已知道了减少人口的痛苦，现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国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并存。”

从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看，人口增长往往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古代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国中古时代“五胡乱华”都和人口变化有关。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易富贤先生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人口再生产和物质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续发展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19世纪末，当我们被西方炮舰打败了的时候，中华民族的先觉者们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意识，认为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而今天，面对人口的断裂，我们同样应该有一种危机感。作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杀政策。 马尔萨斯提出的所谓“人口过剩”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恩格斯指出：“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同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正如易富贤先生所指出的，马尔萨斯主义虽然打着科学的旗号，却与邪教有着某些共同特点：利用世界末日、战争、灾难，它是反人类的。19世纪中叶，汪士铎惊呼“人多之患”，主张复族诛之法，推广连坐之条，严再嫁之律，非富人不可娶妻，不可生女，溺女婴，堕胎，听任灾疫流行，以减少人口。1996年，广东农村妇女杜润琼接受“科学”的人口论，投毒杀害18人，中毒无数。她却认为投毒杀人是为国分忧：“我读过三年级，是自己想的，不为名不为利去投毒，为国办事自己应该的。”别人问她平时笑着摸小孩的头，又让他们吃毒药，很残忍。她回答说：“为国搞事，唯有用这样的治疗方法，这不叫残忍。”陕西省商州市金陵寺镇王墹村村民龙治民，1980年被县计生委授予“计划生育先进”称号。仅仅五年，龙治民从受到县长、计生委表彰的计划生育先进模范沦落为杀死48人的杀人狂，还振振有词的辩解杀人是为了减少人口，为计划生育工作做贡献，是为国除害。

美国汉学家王国斌注意到，马尔萨斯主义成为了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成见。他在《转变的中国》一书中指出，“人们对中国的通常看法是：该国由于人口增长超过资源，因而是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危机边缘晃来晃去。“”一般把人口的大量增加视为第三世界近代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将中国之无法发展现代经济，归咎于其人口过多。”其实，如果我们过分强调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那么，我们就会低估“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并不是通过计划生育使中国大规模减少人口而实现经济增长的，而是中国经济本身持续增长的结果。印度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并且在人口规模上不久将超过中国，但是，1990年代以来，它同样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易富贤尖锐地指出，我们经常用人口问题和所谓“特殊国情”来掩盖决策失误，将中国的贫

困落后归咎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如前所述，这种观点是极为荒谬的。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朝鲜、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等国都比中国要高。两百年前，中国人均资源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来说是最少的，但那个时候中国却是乾隆盛世，不论是综合国力，还是人均生活水平，中国都领先于世界。

《大国空巢》的新人口论建立在一种新的发展观上，作者由计划生育的反思引发对于中国几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物本主义的全面反思。1980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代表了以物为本的粗放型、外缘型的发展。中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和劳动生产率都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在59个主要国家资源绩效水平的调查排序中，中国资源绩效倒数第六位。中国这种不计成本的GDP的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破坏为代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以贱卖中国的物产资源和以更低的价格贱卖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为代价。

1990年代以来盲目追求GDP增长必然导致粗放型的发展，以物为本的发展。然而，GDP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真实的发展水平。有关GDP流行一个著名的笑话。两个经济学家在路上发现了一堆狗屎，师兄对师弟说：如果你把狗屎吃掉，我给你500万。师弟觉得划算，二话没说就吃下去了。师兄觉得损失了钱心疼，而师弟觉得吃狗屎恶心，两人都觉得不划算。在前面不远处又有一堆狗屎，师弟对师兄说：你要是把它吃掉，我也给你500万。结果500万又回到了师兄的口袋。这对难兄难弟都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他们除了每人吃了一堆狗屎之外，毫无所获。但是，他们的老师却告诉他们，他们为国家创造了1000万的GDP。相反，在毛泽东时代，对于疾病以预防为主，这样不仅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而且延长了人的寿命，但在GDP指标上却不能反映出来。易富贤认为，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所使用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包括人均寿命预期，教育程度，国民人均收入，作为人类发展的综合尺度比GDP指标更为合理。

作者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批判，来自于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和发展观。他对历史作出了新的解释。人均寿命预期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最有效的指标。现代化和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人均寿命的大幅提升。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实现了大跃进。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国社会飞速进步，人均预期寿命从35岁提高到65岁，此时期世界人圴寿命预期从47岁提高到58岁。1981年，中国达到了68岁，接近于当时发达国家的水平，当时印度只有54岁。中国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比韩国短5.4岁，可是，197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却超过了当时的韩国。1981年以来，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了4岁，印度却增长了10岁，尽管印度在跑步追赶中国，但是，印度至今仍然没有达到中国在毛泽东逝世时的水平。

如果我们不是从意识形态的偏见出发，而是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人类的良知出发，作者对毛泽东时代的重新解释，就不是不可接受的。作者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的增长，不是因为生得太多，而是因为死得少。如果我们将现在中国的人口压力归因于毛泽东的话，那只能怪他先进的医疗制度大幅提高了中国的人均寿命。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医疗进步至今仍然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高度评价。与马尔萨斯的科学主义邪教相反，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思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毛泽东时代重视人的发展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提高教育和医疗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在对疾病上，采取的是德国而不是美国的对策，预防重于治疗。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毛泽东时代为子孙后代投入了巨大的抚养和教育成本，这是一种战略投入，是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1950年，中国和印度的HDI基本相当，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取得了对于印度的明显优势。然而，从1975年至2003年，HDI中国增长1.438倍，印度增长1.461倍，也就是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印度比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HDI增长更快。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人的贬低，“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中国工资收

入占GDP的11％，而发达国家普遍在54％~65％。中国税负全世界第二。由此可见，中国是最不重视人的。中国占世界人口的20％，教育经费却只占世界的1％，卫生经费只占世界的2％。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中国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为发展中国家水平的四分之一，在世界153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145位。而在1979年之前，中国的中小学入学比例高达95％，远远高于其他92个发展中国家。科技投入也从1979年前的占GDP的1.3％下降到0.6％。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逐步下降。以计划生育为标志的“以物为本”的马尔萨斯发展观是与现代经济理论背道而驰的，严重透支了今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计划生育为赌注这种反常的发展使得中国作为大国崛起成为不可能。中国在许多方面都是“以美为师”，对美国竭力模仿，亦步亦趋，但是，唯独在生育上，美国鼓励，而中国却是惩罚。同时，美国富人多交税，有助提高全民素质；中国却是穷人多交稅，牺牲他們的发展权，却无助提高城市教育水平，上海和北京这些“第一世界”的国际都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反而远低于“第三世界”的落后农村。

从五四以来，中国形成了一种对“科学”权威的迷信和滥用，“大跃进”和“计划生育”都体现了这种科学权威的滥用。不论是“大跃进”“亩产万斤”的神话，还是“计划生育”“人口爆炸”的预言，都有科学家为长官意志作出“科学论证”。“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专家治国论”的迷信，然而，这些所谓专家依附于权力，缺乏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的思想。用宋健的话来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对数理化自然非常感兴趣，但对社会科学，那个时候，可以说我是一窍不通，领导说什么，我就觉得，哦，那就是真理。”1980年2月，新华社公布了宋健等人“花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人口控制论”方法研究出来的“百年人口预测报告”。而这样一份替长官背书的报告却影响了一个国家的长期决策。

马尔萨斯等古典经济学家生活在一个经济仍然受古典农业所支配的世界。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不但经济和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人性”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人口专家们没有意识到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就业以及现代化所引起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倾向的密切关系，晚婚晚育，生育意愿的降低，都使人口的增长放慢下来，甚至停止增长。

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1970年之后，中国HDI超过0.5，步入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不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会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增长会自然急剧下降，因此，上个世纪70年代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到80年的时候应当停止，而不是强化。

适度生育的观点一开始受到农民的欢迎，如果有适当的节育措施，一般农民生育两三个孩子之后都会自愿停止生育，但是，严格的一胎化生育却是反人性和反伦理的，强制、残酷和反自然的一胎化生育政策严重破坏了人口生态，造成了民族难以察觉和不可预见的心理创伤，导致了严重的伦理后果，而且在获得了“人口红利”的好处之后，不久中国将迎来一个人力资源迅速衰竭的过度老龄化社会。我们终将为这种“人口红利”和人口生态的严重失衡付出无法预计的巨大代价。非均衡的人口结构将让一个过度老龄化的社会沉重地压在那些作为“小皇帝”生长起来的独生子女身上，他们既无兄弟姐妹的情谊，也无叔伯姑姨的理解，未来脆弱的一代在经济、文化、伦理、心理等各个方面都将不堪重负。

北京大学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风险家庭。汶川大地震中独生子女的损失给许多人带来了深刻的教训。尤其是，中国计划生育所宣传的所谓优生学，是为纳粹政治服务的，被公认为伪科学，除了纳粹德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公然使这种伪科学来支配一个国家的政策。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在中国，从何新、程恩富到何清涟，从右派精英到所谓左派精英，不论精英们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何分别，都普遍对人持一种敌视的态度，支持计划生育的恶政。精英们忽视生育权是最基本的人权。1968年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

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人数及其出生时距的基本人权。”据说，美国总统卡特批评中国没有迁移自由和民主。邓小平回答说，你要多少人我给你多少人。根据这个说法，中国之所以没有民主和自由，是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易富贤说，这个说法应该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的。邓小平先生声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哪有儿子把自己的父母送人的道理？ 易富贤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是“吃祖宗饭”，新时期的计划生育是“断祖宗根”。易富贤认为，计划生育破坏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人伦体系。他认为，计划生育在两种意义上使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人口减少和人伦道德沦丧。现在有些人口学家主张对不生育进行鼓励。清朝统治者对蒙古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民族弱化政策。为了减少蒙古的人口，清朝统治者大力推广喇嘛教，不仅对喇嘛给予优待奖励，而且从国库中拨款修建寺庙，使得大量人口出家为僧而不事社会生产和人类生产。用清朝统治者的说法，“修庙一座，胜用十万兵。”唐代，强大的吐蕃（西藏）长期是唐王朝的最大威胁，人口达800万，一度攻占唐朝都城长安。但是，西藏同样因为喇嘛教导致人口减少而走向衰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藏族人口仅占中国人口的1/233。

今天的中国农村有一种强烈的荒芜感，这种荒芜感包括了从生育的锐减、人口老化到文化、道德失落各个方面。一些数据令人触目惊心。湖南省浏阳市1995年有1099所小学，到2005年只剩下326所，小学生锐减了61％，其中白沙乡十年前有20所小学，2005年只剩下一所。有的人会以为，农村小学生的减少是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往城市迁移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大规模萎缩也同样发生在城市。北京市每年撤并100多所小学。2002年北京有近2000所小学，2005年已经减少到1500所左右。小学毕业人数2000年有18万，2005年仅有8万人。据2009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自1993年以来，上海的户籍人口呈负增长。另据报道，2013年，山东省大学适龄人口，即18岁至22岁之间人口的数量，将比2008年下降50%左右，从而导致大学大量破产。

计划生育的政策不仅使中国人口总体上下降，也使人口不平衡地增长，少数民族总人口从1964年的5.77％增加到2005年的9.44％。2001至2005年这五年总增加人口中少数民族更是占42%。

计划生育长期以来被视为一项“基本国策”，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已经同步延续了30年。在提倡“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在反思改革的时候，也许，这样一项与我们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政策，是公众进入和参与讨论的时候了。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等方面未来的发展，而且也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伦理和心理建设。

《大国空巢》提出了新的人口观点，使我们正视中国严峻的人口危机。历史将会记住易富贤和袁隆平这两位湖南人（易富贤是黔阳人，袁隆平在黔阳研究成功杂交水稻），他们的事业功德无量。

（责任编辑：庄红韬）

本文标题：国际气候博弈的本质是-淘宝百度腾讯博弈：从镜花水月中看透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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