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祖辈的信仰
爷爷是个土生土长的庄稼人。
他把我当做庄稼养亦或可以说他庄稼当自己的亲孙女养。总之,但凡他能给予庄稼的,他用了一生时间,毫无保留。
“吃饭要怀着一份感恩的心,庄稼养活了你。”
“就算我心存感激,那些稻谷、茄子怎么会知道?”
“怎么不能,风是庄稼的使者,她会透过我们家的窗檐看见我们吃饭的情景,她会告诉庄稼们老三家的人都是虔诚的。”
“那又能怎么样?”(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庄稼是会评人心的,他们能看懂人心的好坏、沉浮。”
爷爷就像宗教信徒一样,供养了这些庄稼一辈子。只有幼时的我无法参透那份真诚。
他从未对我严厉过,给予我的有慈爱、宽容、梦想......相较于别的,更令我折服的还是爷爷的人生观。
他说,人生其实就像种庄稼。播种时认认真真,除草时勤勤恳恳,收货时平平淡淡。人这一次未必要有当上国家主席、总理那么大的出息;勤恳、心静就是最好的态度。看!这就是我从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爷爷所知的人生。略微粗糙,但在我眼里,是朴实中的真理,泥沙中的珍珠。
爷爷一生没接受过什么文化教育,更别说提物理化学这些自然科学了。但他却用庄稼人的知识保护了我家一方水土 。每当播种回家,无论谁跟他打招呼,他只浅浅一笑,无再多言语。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好奇心的膨胀,问了他。他得意地说:“这样鸟和鼠就不会得到消息了.”我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便一脸恨铁不成钢地嫌弃:“傻犊子,鸟是跑江湖的,啥语言不懂,就连外国话都是行家;鼠是咱这儿的土著居民,他们的祖爷爷就懂咱的方言了。”
虽然我一直不信这个说法,但神的是我家的庄稼年年都是完整新鲜的,鼠和鸟从未光临大驾。惹得五邻四舍纷纷前来讨教。遇着芳邻,爷爷就毫无保留地传授着老一辈的庄稼之道;遇着平日小偷小摸、品行不正的,他便冷着脸:“庄稼看人心,你善他便好,你恶他也变得千疮百孔。”弄得来人羞红了脸。
在我眼里,碗碗香喷喷的米饭、油亮亮的紫茄、红艳艳的番茄、嫩的滴水的粉面桃......他们在这些时光流过五指的日子里品证着爷爷的人格,陪伴着爷爷度过一年年平凡的岁月。 (侯婧怡)
二 : 我的祖父
我的祖父 我祖父糜文溶,生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无锡县玉祁新桥人。早年曾在常州中学读书,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民国2年(1913年)去上海五金店、米店当学徒,后又至上海一品香餐馆当服务员。民国4年春,祖父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照相制版部,拜师印刷所长郁厚培学铜、锌版制版,后又从师美国技师海林格学彩色照相制版,很快掌握了这方面的技术。民国10年(1921年),他被提升为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彩印管理处负责人,兼特种印件股股长,承印电影广告。此后,祖父为中国的印刷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是中国人民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星星之火,燎原神州大地。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相继建立地方组织,积极发展党员。1922年,经沈雁冰介绍,祖父在商务印书馆参加中国共产党。1923年,当时国共合作,组织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祖父被任命为国民党闸北区党部常务委员。当时的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十分重视无锡建党建团工作和工人运动,1923年9月,派出中共候补党员张效良(由祖父介绍入党)到无锡筹建团组织,先于他到达无锡工作的还有朱鹤琴、糜文溶。祖父回到无锡后,率先介绍唐光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张效良在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以代课教员的身份开展革命工作,他相继介绍徐萼芳(无锡救国五七团负责人)、糜辉(祖父的堂弟,抗战期间赴延安抗大,解放后任职于无锡轻工机械厂)以及无锡县立一高学生薛萼果、顾葆仁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无锡支部在城中公花园西社成立。1924年初,张效良因病离开无锡后,薛萼果任团支部书记,在他的主持下,团支部创办了《青年评论》刊物,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们通过向民众演讲,为社刊撰写文章,与外界进行交流活动,提高了政治思想认识和剖析社会的能力,加强了与社会各界民众的联系,这为他们随后宣传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随即,1923年底,在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就读的安剑平、糜文浩等人发起组织了中国孤星社。不久严朴、秦邦宪等亦参加该社。1924年2月5日,该社编辑出版了《孤星》旬刊,刊载了陈独秀、瞿秋白等革命先驱者的政论文章。 1922年初,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影印部部长祖父糜文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1923年2月24日,与糜文浩(祖父的二弟)、唐光明、糜辉(祖父的堂弟)、顾钦等人在无锡玉祁大墩上成立青城导社,编写出版《青城导报》,他们开展演讲、在第二期的《青城导报》上,祖父发表《请勿要反对社会主义》一文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是谋社会的利益——群众的利益——的1种制度”。娱活动,宣传革命理论,宣传反帝反封建,鼓动民众起来第二革命,这是无锡最早由中共党员建立的进步社团。由此,祖父成为最早在无锡开展革命活动并建立进步社团的中共党员。1923年9月前后,无锡雪浪镇北糜巷村人朱鹤琴(1920年11月21日即任上海机器工会调查理事),与在上海同德医学专门学校读书的无锡青城导社成员顾钦(无锡前洲镇人,由糜文溶介绍入党)几乎同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着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尤其是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全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各地中共组织较快发展,出现了革命的新局面。同期,无锡在外地读书、工作的进步青年,通过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率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其中有:糜文浩(祖父的二弟,当时的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严朴(上海南方大学国文系学生,无锡张泾桥寨门人)、顾谷宜(上海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学生,无锡张泾桥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秦邦宪(无锡城中人)、安剑平(无锡安镇人)、原在福建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读书的杭果人(时在厦门一所小学任教,无锡雪浪镇顾巷人)、陆定一(上海南洋大学电机工程科学生,无锡西漳陈家桥人)、倪宝树(上海公益纱厂工人,无锡东亭镇东街人)、冯金妹(上海杨树浦三新纱厂工人,无锡前洲镇塘村冯巷人)、高文华(无锡城中人)等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是我的老家无锡早期的共产党人。
1925年无锡籍中共党员人数之多,在当时县级城市中是极其少见和突出的。1925年1月,在董亦湘主持下,中共无锡支部在城中公花园多寿楼附近成立,由薛萼果任党支部书记。上海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基地。在中共上海地委兼区执委、中共上海地委的重视和领导下,董亦湘和祖父(均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多次来无锡进行革命活动,由此,无锡团支部和党支部的先后成立,都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党组织有着直接的关系,他俩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可以说,这是1925年无锡籍中共党员所做的一件大事。至1925年底,无锡籍中国共产党党员已有22人,其中在上海加入的有12人。 1927年3月,祖父带领商务印书馆工人先后参加了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四·一二”后,因蒋介石叛变革命,祖父的二弟糜文浩在上海枫林桥就义,祖父回家暂避,与组织失去联系。1931年,他回到商务印书馆工作,被派赴日本考察印刷技术,因“九·一八”事件发生而提前回国。
民国20年(1931年),祖父回国后,研制成功传真版的晒图工艺。这在当时国内尚属首创,大大降低了制版成本,且制版速度快,原版存储轻便。同时还创制了白底蓝线的阳图蓝图纸。 在一二八事变中,由于日军在上海的大轰炸,商务印书馆印刷所、编译所及东方图书馆全被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组织善后委员会,他是筹建新厂的工作人员之一。后又被任命为平版厂副厂长,主管全厂技术业务。他授意试制彩色照相凹印,从电影画报的封面[www.61k.com]、封底到彩色凹印邮票,都改用四色凹印印刷,得到读者及印刷业的好评。期间,他曾和同事柳溥庆合作,编辑出版《印刷杂志》。 八一三事变后,祖父被调任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副厂长,兼特种印件股股长。民国30年(1941年),他应聘任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襄理,创办重庆印刷厂。后中央信托局印制处改组为中央印制厂,他任总管理处协理,并兼任重庆印刷厂厂长。同时与商务印书馆重庆分厂厂长涂传杰等创办中国印刷协会,糜文溶任常务理事。 1933年,祖父与柳溥庆发起成立中国印刷学会。1935年5月,中国印刷学会在上海麦克利路(临潼路)光裕里58号诞生了。当时的中国印刷学会设立执行委员会,由五至七人(章程规定)组成。下设总务、教育、研究3个系。次年,学会迁到上海斜桥路199弄8号,同年12月改设理事会。理事会由郁仲华、唐镜元、糜文溶、柳溥庆、沈廉芳等五人组成。郁仲华任理事会主席,唐镜元任副主席,祖父任书记,柳溥庆任会计。有会员26人。理事会下设杂志编辑委员会,由柳溥庆任主任,委员有糜文溶、高元宰、沈励吾、顾秋水。 中国印刷学会建立後,在印刷科研、印刷教育、印刷出版等方面积极开展工作;创办了《中华印刷》、《中国印刷》等印刷技术刊物数种;对照相排字、平凹版等多种新的设备、材料和技术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极、不拘形式地创办印刷专业的学校或专业班,致力於印刷人才的培养。中国印刷学会的建立,为中国近代印刷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标志着中国印刷事业进入了1个新的历史时期。 1935年10月,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当天比赛的镜头能用照相制版凹印技术在第二天画报上印出。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他被调往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工作,被任命为副厂长兼特种印张股股长,专门印制有价证券等印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政府也迁都重庆。随着战争的发展,中央银行委托国外印制的纸币已无法运送进来,而抗日战争和经济流通都急需纸币。当时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电令迁到香港的中央信托局,物色人才,筹建重庆印钞厂。1940年,找到了在商务印书馆香港分厂任副厂长的祖父,请他到重庆筹建重庆印刷厂,并任命他为中央信托局印制处襄理。 民国35年(1946年),祖父任中央印制厂北平分厂厂长。次年回到上海,任中央印制厂(上海解放后改为五四二厂,即现在上海印钞厂的前身)总管理处协理。此前,祖父远见卓识的于1944年提出发展生产的规划。向美国订购先进印钞设备:6台海力斯胶印机和50台四版平台凹印机以及凸印机、裁切机、制版设备等配套机器。同时派出雕刻、电镀、照相、凹印、平印、制版等8名技术人员去美国学习技术。拟改变印钞技术的落后面貌。1945年3月,重庆印刷厂改由中央银行直接领导,改名为中央印制厂(后改称为中央印制厂重庆厂),扩建了工厂的厂房,准备进1步扩大生产。但这一年的8月,抗日战争胜利,日本人投降,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央印制厂奉命派出干部,去接收北平财政部印刷厂(后改名为中央印制厂北平厂)和上海中央储备银行印刷所的3个工厂(后合并建立中央印制厂上海厂),并将中央印制厂重庆厂迁并入上海厂。糜文溶奉命接收北平财政部印刷局,并改建为中央印制厂北平厂后,调到上海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任协理等职......1947年,任上海中央印制厂总管理处协理。该厂是1947年装备起来的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型印钞厂。 民国38年(1949年)春,国民党财政部拟把中央印制厂全部机器设备迁往台湾,糜文溶借故推托,秘密进行反搬迁的护厂斗争。抵制将厂里的印刷设备运往台湾,使三分之二的精密器材能保留下来。此间,他还冒着极大风险保护50多名中共地下党员的安全。 上海解放后,祖父被调往北京出版总署印制管理局,后又调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总管理处及北京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工作。1953年,他亲自参加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进行的“平行交叉上版法”和1957年该厂进行的“五合一色本法”的技术革新。还曾与柳溥庆、何步云等合作,编写《印刷词典》。
1951年4月17日出版总署发出“为认真做好《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指示”,称《毛泽东选集》已经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选加注陆续发稿,交由人民出版社办理原稿校对与技术设计工作,北京、华东、东北三地负责分区印刷,争取在今年7月1日至10月1日时期内在全国发行。并通报出版总署已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委员会”,祖父和黄洛峰、沈静芷、祝志澄、徐仲文、唐泽霖、王益、史育才、仲秋元、华应申、梁涛然、赵晓恩、王仿子等13人组成了以黄洛峰(出版总署出版局局长)任主任委员,祝志澄(新华印刷厂厂长)、华应申(人民出版社总经理)、王益(新华书店总店经理)为副主任委员。东北与华东方面成立分会,分别由李文、叶籁士任主任的工作委员会。 1966你年,文革爆发。“文化大革命”期间,祖父被下放劳动。1968年10月25日被迫害致死,终年71岁。1978年11月,中共五四二厂委员会给予平反昭雪。 祖父的一生为我国的印刷事业呕心沥血。 《青城导报》旧址
祖父的四弟糜文焕忆兄长的部分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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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我的大山般的祖辈
我那村庄据说是在八百多年前从河南开封迁移至此的,利曹两姓杂居数十代。村庄地势奇异:三面环水,鄱阳湖湛蓝的湖水是它永远的背景,只有北面一条狭长的陆路通向外界。每年夏秋涨水,水势不要太大,就能把这路给淹了。村庄西南面的湖面非常旷阔,与邻县波阳两个丘陵地带对峙遥望。民国初年都昌周溪沿湖一带与波阳这个地带的居民因这方水域经常发生械斗,人命官司接连不断。后来有一船匪头子充老大,召集两县有关村落望族,达成一项江湖协定:钉鞋划界,了却恩怨。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水界一经划定,双方不得进入对方水域捕鱼捞虾,并且双方的船如需取道对方水域时须缴费通行。周溪波阳两方均谙此理,便各自竭力举荐一人担此重任。
时间约在一个夏天的中午。夏天正是鄱阳湖涨水时节,湖面更是显得辽远宽阔。两县沿湖村落的所有船只和所有村民都聚集到湖的中央。大小船只一字儿排成一行,逶迤绵延十几里,两旁的船舷上站满了男女老幼,双方人群都屏住呼吸看着那个铁塔般袒胸露乳的匪首,和船板上那两双钉满钉子的铁鞋。
在人们的注视下,两方的英雄均被各自的族长引领着来到了第一艘划船的中间。周溪一方被选的就是我爷爷。那时他刚三十岁,身材高大,但比起对方那个却显得瘦条。引领爷爷的族长就是爷爷的父亲我的祖公。爷爷来到铁鞋旁边,两双铁鞋的鞋底都醒目地竖着五根二寸多长的铁钉,像咧嘴的虎牙一般狰狞怵目。爷爷冷峻的眼光瞟了一眼对方墩实的酒桶般的身子,脸色却煞白了。祖公脸色平静,在转身离开爷爷时,他突然抡圆了胳膊在爷爷的后背上“咚”的一声擂了一拳:狗熊,不能做狗熊……事情开始了,匪首抡起大刀把一根缆绳拦腰砍断,发令了,两方缓缓地退去鞋袜,卷起裤脚……在前后两声杀猪般的嚎叫之后,两方的英雄已踏着钉鞋,拖着一路血渍向前挪动……
结果,爷爷比对方多支持了一顿饭的工夫,多趟了二里长的血路,后来,就倒在了船板上。旁边的乡亲都流着泪叹道,我们周溪的硬汉,他用血躯为我们挣来了衣和食啊!
爷爷在城里治了近半年就痊愈了。一回来便被拥为周溪船帮帮主。从此爷爷声名鹊起,带领三百多条船南下幕阜横梁,北上浔城汉口上海,一路寻财养妻育儿。这样,爷爷也练就了一身豪风义骨。一九三九年岁末,爷爷率领船帮日夜兼程欲赶回家过年,在湖口下游鞋山附近遇一队日本兵劫持一艘渔船,爷爷凭着人多势大,机智搭救。不料下游方向开来一艘日舰,爷爷掉转船头,溯江北上。这一躲便到了第二年岁末,家人望眼欲穿,不知凶吉。待船帮归港之后,仍惊魂不定。(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爷爷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刚成年就成了爷爷得力的帮手,不在话下。但次子(我二爹)至今还是我一家人永远的挂念。听大娘(大娘是童养媳,对家史了如指掌)说,二爹的胆量远不及大伯,后来二爹之所以也成了爷爷的帮手,就在于爷爷像驯兽一样硬是把二爹练成了一身胆量。听大娘说起过这么一件事:二爹在近十岁的时候还不敢下水游泳,这对于一个水乡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对爷爷来说更是不可思议的。爷爷暴跳如雷了,他把二爹拉上船舷,像丢破烂一样拎起二爹就往水里扔,任凭二爹在水里挣扎沉浮。奶奶心疼,欲唤人去救,被爷爷大吼阻止:死也要让他死在水里。后来二爹没被淹死,却从此学会了游泳。二爹成人后跟着爷爷和大伯也上了船帮。几年后,二爹落水而死,不见尸骨。至于他是怎样落水而死的无人知道,只知道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半夜。爷爷以前从来没有伤心过,对于二爹,爷爷却曾经伤感地对奶奶说,这都怨我,他十岁那年我说的那句话果真把他给送了。奶奶从此也因二爹的遭际整日在家啼哭,不久便忧郁而终。
二爹死后,爷爷的船帮遇到了一次劫难。那是在汉口上游,爷爷的船帮遇到了一帮素不相识的船匪,据说这帮船匪是在安庆一带纠集成帮的。他们用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枪枝掳掠了我爷爷船帮上所有的船工、所有的财物及大部分的船只。后来,被掳掠的船工被了回来,船只却损失大半。爷爷这时年近五十,年事已高,从此一蹶不振,自感深负众望,退出了帮主之位。
于是爷爷的幼子即我爹走了和大伯、二爹不同的路。我爹七岁时便进了学堂,后来一直读到了浔城、南昌,成了当时乡里极少见的大学生。爷爷兴奋异常,独自一人来到祖公的坟前,很自豪地放了三响重炮。
爷爷老了,五十年代,又被划为船主(相当于地主)成分,以前豪风义骨的爷爷我只听说过没见过,此时的爷爷我却亲眼所见。体弱多病的爷爷,整日卧床。我依稀记得爷爷因为很少晒太阳而脸色惨白,孱弱的身躯令我想像不出他当年的船主雄风,只是他依然颀长的身材使我对往昔的传说有了某种凭藉。尽管爷爷体弱多病,却是每个星期都要去大队部挨批挨斗。他们要爷爷下跪,跪在瓦片上。开始爷爷不肯,禁不住折腾,被人按着跪了,一跪半天,膝盖每次都被瓦片扎得血淋淋的。
倔强的爷爷后来对我爹说,以前我被铁钉穿过脚掌,现在又被瓦片剐过膝盖,世事沉浮,怀儿(我爹小名),待人处事,不可争强好胜,本分为上。爹爹一直秉承这沧海桑田的告诫,小心做人,谨慎行事。爹爹拘谨的性格原来是这样形成的。
爷爷是一九七四年去世的,我刚读小学一年级。我不知道爷爷怎么突然就死了,我只记得那天放学回家,看到爷爷已躺在门板上了。他脸色惨白但安详,当的的英武之气荡然无存。其时我爹远在外地,接到电报当即回家奔丧。那年我七岁,记事模糊,只记得爹爹一进门槛便丢下挎包,和守在爷爷身边的大伯一道扑在爷爷干瘪的躯体上,嚎啕大哭。当时我体会不到这哭声里的悲恸,只是感觉到这雄性的声音极响亮,揪心的响亮,哽咽而不连贯,到时隔二十多年的今天我还听得真真切切。大伯,爹爹,你们是在为爷爷前半生的英武而歌吧!爷爷是你们的一座大山,这座大山轰然倒坍之后,你们即使是四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生命也仿佛失去了依靠。
爷爷,大山般的祖辈!我的亲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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