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在老街成长

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

清脆的童谣在石板街陡然升起，惊飞沿街山墙破洞里的麻雀。皎洁的月光下，依稀可见这种家雀惊慌的剪影。天很青，云很淡，天上数不清的星星眨着眼睛，把稚气的童声传得很远。一群半糙子从南街跑到北街，又从老街疯到堤上，大声念着江南童谣，无意中把长辈移民生涯的秘密告诉了地，告诉了天。

老街不老，至今不过百多年。听老人说，还在男人留辫子的时代，这里只有一座南宋留传下来的弥陀寺，伫立于水洼遍地的一块高地中央。清末的虎渡巡阅司，从靠近长江的集生村迁到庙旁，才吸引四面八方的人，跟着月亮粑粑来到弥陀寺，逐渐形成一个热闹的集镇。小镇无名，就以香火鼎盛的寺庙当成镇名。如此说来，古云梦泽的浩渺烟波化为一马平川的江南沃野，只是眨眼前的事。至于弥陀寺改成弥市，则是解放后的事了。倒不是破除迷信，因为同县的观音垱、普济等镇名都没有改。我猜想，是当时的当权者，放不下对城市的向往。自己不能去城市，把居住地的地名加个市字，也可聊以弥补心里的缺憾。

这首童谣很美，勾起过我无限遐思。它是一副流动的画卷，让一轮冰清玉洁的月亮永远跟着我，一会儿爬上屋脊，一会儿挂在柳梢，使我心里涌出道不尽的温馨，说不完的诗意。童谣第四句的婆婆，指的就是邻居魏婆婆，她住我家后面，大门朝着羊叉古子。她每天白天弓着腰走进走出，在前后墙壁上贴满刚糊的鞋壳子，晚上则坐在手摇纺车旁，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手摇纺车一手放棉条，把一根根洁白的棉条纺成一坨坨均匀的棉线。嗡嗡的纺车声，曾经把扎在母亲怀里的我，轻轻地送进香甜的梦中。

或许这支童谣不是特指魏婆婆，但在我的心里也是确凿无疑的认定了。这第四句不是固定不变的，也支持了我的看法。比如，江南弥陀寺，娘种菜园子。江南弥陀寺，爹卖米圆子.......就说米圆子，当时弥陀寺只一家卖。卖家姓陶，他的二儿子陶永才是我的同班同学。米圆子两分钱一小碗，三分钱一大碗。偶尔找母亲要上两分钱，陶伯总是给我多打一点，差不多赶上三分钱的了。一碗又烫又辣的米圆子下肚，心肝五脏都是热烘烘的，比现在吃麻辣烫还过瘾。

小镇是个农散集市，没有制造业，大多数人都是做小生意谋生，所以出现许多带老板姓氏的招牌产品。比如牛爹锅块、胡家栀子花、罗家发糕、郑家米酒汤圆、高家霉豆渣等。现在风靡各地的公安锅块，实际上发祥地在弥市。是吴三桂与清兵在弥陀寺附近打仗时，心血来潮做的干粮，可以塞在头盔里带走。所以这两个字的正确写法应该是戈盔，至于地名叫成公安，也是因为历史上有过统辖关系。栀子花是一种与锅块近似的面食，形状像含包怒放的栀子花，外焦内松，放一个月也不失香味。它需要在小火里烤几个钟头，时间成本太高，所以没有流传出去。罗家发糕是我同学罗正贵家做的，又白又泡，一股米面的清香，不时逗引着路人肚子里的馋虫。郑家米酒汤圆是同学郑家才家里做的，路过他家大门，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回首一嗅，仿佛要把这米酒香带回家去。高家霉豆渣我经常去买，并不是因为高家的漂亮女儿高长翠是我同学，而是因为霉豆渣既便宜又好吃。辣椒炒霉豆渣，那滋味令人胃口大开。当然，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任何有别于白菜萝卜口味的品种都能使人产生很强的食欲。高家没有门面，生产和销售都在一条小巷的深处。(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拿着母亲给的五分钱，敲响了高家虚掩的大门，高长翠红红着脸从写作业的小桌旁过来，递给我两块霉豆渣。没有说话，我们那时男生和女生基本上不说话，她扑闪着大眼睛对我一笑，转身等我出去后又掩上大门。兔毛一样柔软的白色霉丝，在我手掌上蠕动，弄得手心痒痒的，我感到很温暖。可饥饿的肚皮不争气地咕咕鸣叫起来，不由加快了脚步向家里走去。沿街屋檐下喇叭传出的激昂语录歌，时而从前面，时而从后面灌进我的耳朵。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让人觉得这里并不是一个偏僻的江南小镇，而是中国、而是世界。

突然，我看见一群因贪玩、迟迟还没有回家的同学迎面走来。有比我大，有比我小，没有同班同学。他们边在雪地打闹，边念着童谣：董存瑞、十八岁，参加了中国的游击队。炸碉堡，牺牲了，他的任务完成了......他们看到我在雪中踽踽独行，立即换了一首童谣，朝我齐声念到：

吃灰包，屙黑屎，上天去，雷打死，下地来，火烧死，躲在门旮旯里，鬼掐死！

我听了血往上冲，感到非常愤怒，那一副副熟悉的面孔，一瞬间显得那么陌生和可憎。但见他们人多势众，我最终低下头，想从街边闪过去。可初雪中的石板街有点打滑，人没摔跤，霉豆渣晃掉雪水里了。这首童谣明显是针对我的，针对我家的。在粮食节约年代，我家卖过灰包，在这个小镇，也只有我家卖过灰包。灰包是高粱成熟时期病变的产物，有人吃它、有人卖它都是无奈之举，它比野菜更难让人接受。当然，这是站在当时角度上的认识。如今野菜是保健佳品，灰包绝迹了，我相信如果还存在，也会正大名分地摆上餐桌。

我望着浸满雪水的霉豆渣愣住了，眼泪也不知不觉漫出来了。这两块霉豆渣是晚餐唯一的下饭菜，回家还不会被吵死？见闯了祸，这群孩子一哄而散，消失在各个门板后面和长街转弯处。只有一个高我一个年级的肖五星留下了，默默地拾起雪水中的霉豆渣。我想赔你，可我没钱。他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知道刚才他并没有念那首侮辱人的童谣，但他与那些人在一起，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

他住我隔壁，一道回家的路上，他爸在门口拦住我们，厉声问五星，你欺负了他了？五星畏畏缩缩地说没有，我也摇头。肖伯没仔细问缘由，只让我们进屋，然后严肃地对我们两人说，你们没有任何理由闹意见，只能互相帮衬，你们的出生是一样的，与其他人不能比。别人是祖宗三代逃荒来的，根正苗红，你们不是。

肖家是什么来历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父亲是四六年穿着国军军服退役来的。在运动中是死老虎，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单凭肖伯的话，我也对五星产生出一种亲切感。肖伯的意思，是让我们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能够抱团取暖。可惜的是，我和五星没有成为铁哥们，主要是我们都性格内向，又不在一个年级，不久后又不在一个学校了。

肖伯说话，我只有点头的份，但我心里还是不以为然。我为什么不能跟人比？我又不比别人少一根汗毛。每次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数学书上的习题全部做完了，我看的课外读物比语文书深奥广泛多了。能够代表我们年级语文水平的，只有罗正喜、刘以德和我三个人。当我逐渐意识到肖伯说的话是真理的时候，身心已经碰的支离破碎了。

肖伯和刘以德的父亲同在废品回收站上班。废品回收站对我来说，比图书馆和学校还重要。它不仅帮我找到帮贴家用的出路，而且成为我寻求知识的一条渠道，同时解决了我身体和精神的两重饥渴。我每次去卖破烂时，看见无数好书当成废品堆在墙角，既心痛又高兴，总是悄悄藏几本在衣袋里带回家。好多世界名著都是我读高小和初中时，在废品回收站偷的，从来没有露出破绽。过后回想，一个卖破烂的孩子，破衣里鼓出了几个大包，大人真没有察觉吗？显然不是，他们是在四面楚歌里，放知识一条生路；更是为一个求知的孩子，悄悄打开一扇窗子。

拾破烂，当地的说法是捡布巾子，当然就是以拾破布为主。至今我印象深刻，碎布九分钱一斤，卖出经验来了，就会从中剔出比巴掌大点的布片扎成捆，叫大布，价格翻一倍。收购站收到大布，则卖给魏婆婆一样的人贴鞋壳子用。拾到一件破衣裳，能撕出几块大布，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至于学习，那是随意。学校绝不会因为哪个学生成绩不好而开除他，连留级制度也废除了。不像现在的孩子，被应试教育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的童年却被更厉害的饥饿撕得粉粹。在现今的同学会上，陶永才还在说，那时上课根本没心思听讲，只盼放学铃声响，赶快跑回家，看能不能抢在哥哥和弟弟之前进门，找到一点剩饭或者半个萝卜。拾破烂，扯马草是我的功课，星期天和寒暑假卖破烂和卖马草的收入，足以让自己不至于失学，成为人所厌弃的混混。但拾破烂跟要饭一样，让人特没有面子，一般都瞒着同学，独自走乡串街。在乡下，经常遇到恶狗挡道和顽童嘲笑。虎渡河对岸的雷州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因为不同县，不会遇到熟人。在那里，有一次，几个孩子跟了我几里路，并且不厌其烦反复唱着一首童谣：

街里人，下乡来，牛屎粑粑当锅盖。

那次，我气急了，违背了我不拾人家有用物品的良心。在村口一户猪圈里，赶开吃食的白猪，倒掉猪食，把一个敦实的铜盆藏在箩筐里。铜很值钱，卖废品也顶大人做几天工。很对不起那头白猪，它又要换一套餐具了。心里有鬼，几个月后我才再去哪里拾破烂，可发现它已经不要餐具了，猪圈里空荡荡。

在如今的同学会上，一个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同学，也谈起早年拾破烂的经历。其间的艰辛，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我不知道还有这个同行，现在知道了也只有苦笑一声。他叫李永才，一个搬运工人的儿子。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看，他的出身非常可靠。的确，在人生的起跑线上，我们有着一个相同的资本，那就是穷。

我们都穷得没有童年。

然而，资本相同，同样不能比。他的穷是黎明前的黑暗，能够感觉到前面的光亮；我的穷却是走下沙市宝塔最下层的石阶，感觉黑得让人心悸。他能当兵，我不能，他能进国家单位，我不能。肖伯那次讲的道理，我读初中时就依稀明白了。那是暑假前，学校接到一桩勤工俭学的任务，给荆江分洪工程的进洪闸重新上漆。荆江分洪工程，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常年有部队守护。从来学校只有义务支农学工，这个假期能赚几十块钱，真是天上掉下馅饼。同学们纷纷报名，我也报名了，兴致勃勃做好了接馅饼的准备。

最终没要我。

原因，你懂的。

我自然也懂了。连做个小工都不够格，今后能干什么？

然而，有人不懂，至少我们的班长就不懂。

班长叫郭淑清，是个南下干部的女儿。长相秀美，能歌善舞。她母亲很会持家，粗布衣裳，也能让女儿穿成公主的模样。我们读的初中是带帽初中，还是在弥市小学。弥小宣传队在全县有名，经常到县内各地演出，为小镇、为小学争得了很大的荣誉。而郭淑清是宣传队的第一台柱子，报幕、独唱、领舞样样都行，更有救场的急智。有人说过，宣传队可以没有带队老师，但不能没有她。她在舞台上出色表演，至今还让当时的县革委会主任咂咂称赞。我也同样记得，一次她在班上领唱《格桑花开满山红》，高音拖出来了，让人心发颤，那清亮的歌喉不遑让当今的歌星。有个叫王国平的同学，如今还当着大家的面说，班长，你是我们男同学的梦中情人。是之一。

当时他没说之二是谁，同学们散了后，他才告诉我，之二是另一个女生王运娥。她与郭淑清是不同的两类人，她从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出风头，瓜子脸，天生带有一股吸引人的气质，按现在的话说是性感。那种骨子里散发出的妩媚，让人怦然心动。看见她，你才能真正理解曹雪芹老先生为什么说，女人是水做的。这在当年不是好事，汹涌的革命浪潮，早就不分青红皂白，把人性、美丽和资产阶级一道冲进大海。感谢她们，因为有了她们，在我们只有饥饿的单调记忆里，也有了歌声和色彩。

这是闲话，就此打住。

班长有特长，一辈子顺风顺水，在哪里工作，哪里都把她当宝贝护着。党把她的前途安排好了，一路上洒满阳光。她对我说过，你有才华，为什么不考大学？你没有努力争取，没有奋斗精神。

我只有苦笑。我能说父亲的历史问题淡化了，三哥的现实问题又来了？三哥廖国华造过反，文革一结束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报纸上电台上成篇累牍的高喊，杀气腾腾，坚决清除三种人！四类分子摘帽了，但在公权面前，又有了新的专政对象，危害政权的敌人，依然不断地被人为制造出来。这些上了黑名单的人和他们的亲属，被所有的大学、国家机关和重要部门打上禁入标志。以前还有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遮羞布，这次干脆不用了。不取就不取，喊天也没用。

那时我正为恢复高考而激动，一次对我的文学老师黄大荣说，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学习几年文学理论。我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实力，可我没有这个命。我刚走出沙市文化馆的大门，就在六月灼热的中山路街头见到我家邻居鲁德英的弟弟鲁德品，他在弥市派出所工作，能提前知道一点江陵县处理三种人的内幕。他带来的不是春汛，而是彻骨的寒潮。我看着满街梭梭响着的葱绿梧桐叶，被烈日渐渐夺去水分，变得苍老起来，不由悲哀地想到，人的命运为什么总被不相干的事物所左右？

我不认为我没有奋斗精神，但我所有的奋斗都是竹篮打水。其实，现在社会上的情况可能更糟。那些励志的文章全是放屁，误导了十几亿中国人。比如，权威机构统计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中小公司，平均生存年限只有四年。那些创业者不努力吗？他们没有奋斗吗？他们砸下所有的资金，他们投入所有的精力，难道只是争取一个倒闭？

这，只能用六个字总结：时也运也命也。

我承认，社会上的成功人士绝大多数是依靠自己艰苦的奋斗，才抵达一览众山小的绝顶，但别忘了绝大多数人连奋斗的资格也没有，而奋斗的资格绝大多数掌控于执政党的手中，并非人力可以改变。比如，五十年代教育部就规定，大学录取以工农出生和革干子弟优先。以后这种以革命为重、而不是以国家为重的用人标准越来越严酷，堵绝了无数有志青年的报国之路。别拿少数幸运者的事例来反驳我，那些骗人的榜样恐怕连宣传者自己也不相信。即使是真的，也是陨石砸到脑门心，地球人都不会中几个。

这是后话，与老街无关，担心写到后面没机会提及，故提前说了。

然而就是这样，我在学校里也没有完全灰心。那个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口号，据说是周总理文革前在南开大学开座谈会提出的。现在看来，这个观点本来就是建立在反动和落后的血统论基础上。当时和现今的无数事实表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在红五类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它确实迷惑了很多人，使我在令人窒息的黑暗里，依然产生了寻找光明的动力。

初中时代，红卫兵过时了，学校恢复了团组织，像班长一样的革干子弟成为第一批新鲜血液。随着一学期一学期过去，团组织日益壮大。在最后一学年里，连罗正喜也被吸收进去了。罗正喜的家庭情况和我相比，经济上优越，政治上相似。他父亲当过国民党军医，由于是技术人员，在新政权下倒也无失业之忧，一直在弥市卫生院工作。罗伯不善言，但对我们说过一席话，我至今记得大概。他说他的外科本领是在战场上操练出来的，一台手术只用几分钟，该切胳膊就切胳膊，该砍大腿就砍大腿，容不得半分犹豫。不然，后面的伤员就可能来不及医治了。我听了倒抽一口凉气，人命真不值钱。

罗正喜天生具有领袖气质，虽然因为出生关系，和我一样连小组长也没有当过，但他像母狗子一样，身边总围着一大群人，其中也有我、刘以德、陶永才这些人。每天放学回家吃饭后，这些同学都不约而同到戏园子附近他的家里聚会。或天南海北神侃，或南街北街瞎转。刚建的虎渡河大桥，是我们指点方遒的平台。在虎渡河汩汩水流声中，我们坐在高高的桥头栏杆上，望着东北方夜空下荆州城和沙市的两团灯火，充满神往。回头再看弥市，几盏昏暗的街灯连行人的面孔也照不清楚。那时，大家恐怕都生出了逃离弥市、逃离闭塞的念头。

趁大家没有注意，罗正喜悄悄问我，你为什么不写申请？

我心里一咯噔，反问道，我够格吗？

他说，我够格你就够格，你写，我做你的介绍人。有一个团证在手，以后不论是下乡上调，还是继续读高中，都不会让人另眼相看。

虽然我对政治前途早就不抱希望，但为了今后有个安身立命的依托，我还是动心了，决定搏一搏。在他的热诚帮助下，管共青团和学生思想的政治老师找我谈话。

我很激动，以为组织上开始关心我了。殊不知这只是一个必要的程序，就像骑车子上路，先要摸一摸前后轮胎有没有气一样。不带感情，只是习惯。原谅我没提这个老师的姓名，事实上我也忘了他叫什么。那次谈话我受到屈辱，但我从来没有怪过他。他只是党的机器一部分。他的言行，是这部庞大机器运转时出现的正常状况。

但我也对他尊重不起来。

尽管是处于一个破除了师道尊严的时期，我们对真正扑在教学上的老师还是非常尊敬的。我们的语文老师肖启仁就是这么一个嗜教如命的人。他的经历我在《最后的老师》一文里写了，不再重复，只在这里补充一点。在他去世二三十年之后，同学们自发地联系，几十人去他的坟前祭奠，轰动了他生前所住的村子。这些学生并不都是他所青睐的好学生，也有像我这样双方都刻意疏远的学生（他是右派分子，我家庭不清白），还有他经常罚站，认为是朽木不可雕的学生。陶永才曾经在受他批评时，忍无可忍打了一拳，打得肖老师弯下腰。祭奠时陶永才更是满怀敬意和愧疚，低头站在坟前说：对不起，我那时不懂事。

还有一个女老师，姓什么，教英语还是音乐，我记不清了。她大不了我们几岁，挺漂亮端庄。她知道我爱看书看报，给我开小灶，把她自订的《参考消息》带给我看。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参考消息》，只觉得胸膛里灌进一股强劲的风，久久难以平息。仅仅是那与《人民日报》不一样的行文方式，就让人耳目一新。美联社、共同社、路透社等来自于敌对国家和势力的通讯社，堂而皇之地给我讲述着与新华社不同的看法，使得十三四岁的我，大脑快要爆炸，觉得眼界豁然开阔起来。可在我把厚厚一叠报纸还没有看完时，她在一次上课时，突然不指名地批评我，声色俱厉，让我不知所措。有的人翘尾巴，上课不听讲，埋着脑袋看报纸。你有什么了不起，学习成绩再好，也是走的白专道路，党和人民不需要。下课时，她面无表情走向我的课桌，拿走了陪伴我一个多星期的报夹。只是，我发现，她美丽的丹凤眼稍稍下垂，流露出一丝不忍。

这篇文章征求意见时，刘以德告诉我，这位老师叫饶业岚，已经从区妇联退休了。希望她能看到这篇文章，知道我对她的敬意。一个老师也许因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会对学生的一生造成深远影响。她可能忘了，但我永远记得。

这一个故事不怎么优美，结局更是大煞风景，但不减我对她的感激和尊重。在求知欲最旺盛的年纪里，正是遇到了许多像她和肖老师、以及刘伯、肖伯这样的好人，我才没有荒废时光。假若学校里和社会上全是政治老师那样的人，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像今天这样，泡上一杯热茶，坐在电脑前平静地打字。

现在该写到与政治老师的那次谈话了，伏笔埋了这么久，该出土了。它给我影响太大，对我的意义不下于三中全会，所以才放在最后。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甚至罗正喜问我跟老师交流思想没有，我也是守口如瓶。我那时实在不愿意再一次揭开疮疤，让灵魂裸露在阳光下发抖。罗正喜误会了，觉得我是烂泥扶不上墙，也再不提做我的介绍人了。

我记得那是在初中的最后一个学期，那时候学制混乱，我们小学就读了七年。学年也有过变化，冬天也出现过一学年完结的状况。记不清楚时间也没什么了不起，毕竟几十年了。没错，那是五六月份，学校后面的油菜地一片金黄，不时有蜜蜂飞进我们的教室。下午放学后，政治老师没有领我进办公室，而是到田坎上席地而坐。学校和油菜田中间的一段沙松临时公路损坏严重，大坑连着小坑，不时有汽车声嘶力竭爬沟过坎的喘息，打断我们的谈话。开始他只是双手抱住一个膝盖静静地听着，不插一句言。等我说完我的出身，并按报纸上的语言说了我的志向，一生听从党安排，下乡就做一个好农民，进厂就当一名好工人的话后，他笑了。他说，你除了做一个农民或者一个不重要岗位的工人外，还能做什么？他的声音很平常，可我总听出有一种讥诮的味道。

是呀，还能做什么？我也考虑过，连做一个小工都不够格，好单位谁会要我？

他见我迟疑了，和颜悦色地说，你的申请我看了，写得很有激情。但我明确告诉你，团组织不会要你。你肯定不服气，为什么罗正喜都能入团，而你不能？我的回答就是，我们只需要一个典型，证明我们没有歧视家庭有问题的学生。如果把你、和许多类似你的学生都收进去了，那团组织不就成了一个大杂烩，还能算青年先锋队吗？还怎么去做党的助手？我作为老师劝告你，你以后无论下乡也好、做工也好，都要夹着尾巴做人。你那个受到内控的父亲，是永远压在你头上的巨石。即使有人看中你的才华，也不敢重用你，担心巨石把他也压垮。

大意就是这些，他连婉转的语气都没有用，直截了当地击碎了我的自尊心，打掉我残存的梦想。我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流出来了，这是我童年最后一次哭泣，我感到彻底地幻灭。但我还是感谢他,至少他不虚伪,没有用要经得住组织的考验之类套话糊弄我,让我继续做黄粱梦。我比大多数同龄人先一步认识了社会的残忍，还是得益于他的冷酷无情。从那天算起，十四五岁的我，就告别了心酸的童年，成了一个必须忍辱负重的男子汉，开始直面苦难而严峻的人生。

第二年春寒料峭中，我和部分同学，坐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拖拉机去到乡下，不再是老街人了。几十年后同学相邀重返小镇，老街已经完全萧条，商业中心转移到后来修建的新街了。我舔着自己的脚窝，寻找曾经的破家，民主街268号，却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像外乡人一样，打量着街头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感觉说不出的怪异。我们走了，他们来了，老街还有童谣吗？恍然里，我脚下的水泥路又化成亲切的石板街，一群孩子牵着手向我走来，一路高声念道：

月亮粑粑团，跟我到江南。江南弥陀寺，婆婆纺线子。

二 : 篮球伴我成长

　　从小我就有一个好伙伴篮球，它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为我提供欢乐与欢笑。

　　小时候，我和小叔叔的关系特别铁，所以一本情况下我都和他在一起，有时和他一起看美国的NBA，看科比精准的投篮，看詹姆斯精彩的暴扣，看韦德灵巧的突破，看霍华德的篮板，看纳什诡异的传球，就他们是我爱上了篮球，并要求妈妈在生日那天给我买一个篮球。

　　收到篮球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我的生日到了，我想起妈妈说要送我篮球就激动得不得了，妈妈此时正在从伊宁市回县上的路上，我坐在门口等着妈妈的到来、并等着我的性伙伴的到来。终于一辆黑色的车停在我的面前，妈妈从上面下来手里提了一大包东西，我急忙迎上去接过东西跑回房中，我把他们倒在床上从中间找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妈妈看着我着兴奋的样子，忍不住将我训了一顿。

　　学会篮球

　　在得到篮球后就是学篮球了，我请来哥哥当我的师傅，他可是他们校队的主力，开始她不答应，在我三番五次的请求下，他才勉强答应了我。

　　我刚开始学滑步，摆出防守的姿势，一脚踏，一脚滑，如果是鸭子他肯定学得最好，这对我来说也不难，就是觉得好别扭，哥哥说我还不错有潜力。“那当然了，我是谁？”我把自己夸了一下，格格偷偷笑了一下。

　　当我学好了防守我就该学进攻了，我一直问哥哥我什么时候可以灌篮啊？哥哥说我个子还不够，弹跳那就差得远了。我又和哥哥学习运球、三大步上篮、盖帽、篮板，我想我长大肯定是一个篮球明星，所以现在一定要好好的练，我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个动作，所以付出的努力就要多一点，每当我回到家了时，都是疲惫不堪的。

　　终于学校篮球队选我进队，我高兴极了我找的哥哥说，我进校队了，哥哥讽刺我说就你那技术，我不服气在校队实习的这几天我认认真真的训练者，希望早日成为一个篮球高手。

　　开始比赛

　　终于我参加比赛了，作为学校主力首发我一定要为学校争光，在球场上，身穿6号红色球服的我超常发挥，一场比赛我就拿下了18分7个篮板5次助攻2个抢断3个盖帽的华丽数据，我的第一场比赛就以49：39大胜对方。

　　第二场，还是我打首发同样拿下20分10个篮板7次助攻1个抢断的漂亮数据，但队友发挥不好，我们以40：43仅3分负于对方。但剩下的比赛我们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在决赛中我们全队发挥超常4人等分超过15分，7人超过10分，篮球还在指尖转动目光早已穿过篮筐要得分我压抑着心情回想着有过得曾经就像流星划过天空后留下的一块阴影不断回放。我28分14个篮板9次助攻11个抢断6个盖帽全场最佳球员就是我了。我们以87：64大胜对方。（相信我，这些数字都是真的）

　　篮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也是最忠心的伙伴，我很爱她，是他帮我快乐的成长，我不能失去她，失去了她我，就等于失去了快乐，失去了他就等于失去了欢笑，失去了她就等于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不能失去她，因为他是伴我成长的伙伴！

　　新疆省伊宁市第六中学初一：czt132132

 

 

本文标题：街头篮球成长道具-在老街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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