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温州城的风水

温州城的风水

戴理宏

历史上有许多名人曾亲自设计规划城市的营建，比如伍子胥主持阖闾城（苏州）的选址与规划布局；刘秉忠规划过元大都；刘伯温堪舆过南京城等等，这些都是第一等的首都的堪舆，其他一般城市的堪舆，风水师的身影就更多了，比如郭璞就曾为温州城做过堪舆。

郭璞是我国东晋时代的学者、文学家，是历史上第一个给“风水”定义的人，他在《葬书》中说：“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规划修建温州郡城时，恰巧郭璞客寓温州，由于他精通风水，所以郡守请他堪舆卜城。按风水原理，温州郡应建在瓯江北岸，坐北朝南。郭璞经过对南北两岸的土壤取样比较，发现北岸的土轻，南岸的土重；郭璞登上南岸的西郭山（今郭公山）瞭望后对大家说：西郭四山的华盖、松台，海坛，像北斗星的“斗魁”，远处的积谷，翠微、仁王三山则像“斗柄”，这里绵延的群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如果城绕山外，会立即富盛，但不免兵戈水火之灾。如果城建于山内，则兵寇不入，可保长治久安。因此，城池应该建于山内为好。

根据郭璞的建议，最终温州城建于瓯江南岸。在建城大方向定好之后，郭璞又进行了城内建设的细节考虑，比如他设计在城内开凿二十八口水井，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以解决城内人民的用水。还在城内开五个水潭，各潭与河通，考虑到如果发生战争，城池被包围，在断水的情况下，城内五水（象征五行）足以应付。

后来北宋的方腊起义，曾围困温州四十多天，始终不能破城，只得撤军。到明朝嘉靖年间，倭冦屡屡侵犯我沿海各地，攻陷城池无数，温州六次遭受倭冦侵犯，但都始终未能攻入城内，只好在乡间到处抢劫虏掠。除了守城军民顽强抵抗，郭璞斗城的设计，具有科学的预见性（www.61k.com]，恐怕也有很大功劳。郭璞的风水设计构思巧妙，通过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和五行等的安排，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保证人民安居乐业，不愧为人居与生态环境协调的堪舆佳作。

在改革开放年代，温州一不是曾经的租界、二又不是特区，但温州人特有经济头脑，敢为天下先，敢想敢干，白手起家，被誉为“中国的犹太人”，成了中国富翁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地区。温州人成功除了与他们的胆识、智慧、冒险精神外，或许与温州的风水有点关系呢？

二 : 紫禁城的囚徒

中国读书人自古就有闹事的传统，远在北宋，金兵围困首都汴梁时，义愤填膺的太学生们，聚集在皇宫大门前请愿。无数市民也受到感染，声援学生，迫使宋钦宗屈服，收回罢免主战派李纲的成命。近代史上第一场群众运动，是由广东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发动的，全国应试的举子聚集总理衙门上书，反对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史称公车上书。

今人在翁同龢的日记里和宫廷的记录里，没有找到上书被拒的记载，好像这件事的真实性不能证明，只能证伪。这不能怪康有为的话太不靠谱，他必须塑造出自己的高大形象，才会有众多的人追随。变法和革命一样，需要有宗教般的虔诚，没有一点神话色彩很难行得通。公车上书也不是没影的事，甲午惨败全国震惊，作为最先知情的知识分子，谁不是悲愤万分？考完乙丑科会试正等待发榜的举子，很多人参与了梁启超组织的松筠庵探讨时局的聚会。公车上书不论真伪，但作为一种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已经形成，维新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仅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七次上皇帝书，其作为维新派领袖的地位也不容置疑。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在变法失败的前夜，康有为连皇上的密诏也敢改动，真是个胆大包天的人物。光绪皇帝只说朕位几不保，意即让众人想法让自己脱离太后的掌控。康有为改成召袁世凯带兵进宫，杀掉慈禧太后。真密诏在慈禧死后重见天日，戊戌六君子除了谭嗣同，恐怕都会死不瞑目。

世人皆认为康有为是铁杆保皇党，对封建帝制情有独钟，其实大谬。他的政治理想非常激进，光绪皇帝根本不是他依靠和辅佐的对象。还在家里读书时，他几个冬夏伏案写出洋洋二十万言的《大同书》，不敢拿出来示人，只有梁启超等少数几个学生看过。不看内容，仅看几个分列的题目，就够当时的社会惊呼洪水猛兽来了。大同书分为十部分，为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简言之，康有为信奉的是共产主义。当然，不是我们熟悉的一脉，却与自古的儒家大同思想有关。儒家大同理想是在《礼记》的《礼运》篇中提出来的，产生于秦汉之际。其核心是没有私有制，人人为社会劳动而不是为己；老弱病残受到社会的照顾，儿童由社会教养，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没有特权和世袭制，一切担任公职的人员都由群众推选；社会秩序安定，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对外讲信修睦，邻国友好往来，没有战争和国际阴谋。康有为的大同，更有理论层次。或许这相当于西方的乌托邦，但也不能否认，这也是人类对自身命运的一种探索和追求。共产主义肯定不只有我们如今的一种模式，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王震访问英国，深有感触地说过，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康有为为什么追求君主立宪，而不是大同世界，特别在他流亡期间，极力阻扰同盟会的反清起义？说来说去，是因为一个社会成本问题。他作为最先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一员，比较了英法两国社会转型的代价，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自上而下的改革社会震荡较小；自下而上的革命损失太大。因此，他选择了英国光荣革命式的道路，找一个君主，兜售他的政治理念。自然，这理念不是遥远的大同理想，而是救亡图存的方略。而此时，正是光绪亲政不久。如果不是光绪，他也会向另外一个皇帝兜售的。这与谁当皇帝无关，只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抱负。( 文章阅读网：www.61k.com )

他恰好遇上光绪，光绪对他也有知遇之恩。出于办事人有意无意的阻扰，康有为前几次上书，光绪皇帝只见到他的第三书。光绪看了非常重视，迫不及待地派人誊抄，分送慈禧太 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

光绪成长在深宫里，既没有幸福的童年，也没有叛逆的青春期。一言一行都被礼教的笼子囚禁着，一举一动都被太后的目光捆绑着。在紫禁城上空浓密的乌云压抑下，他终生都改不掉口吃的毛病。皇帝并不是人人都想做，光绪是在还没开智的时候，被慈禧太后强按在龙椅上的。同治皇帝宾天的那晚，太后召集近枝皇亲商量，决定让四岁大的光绪即位。光绪的老子奕譞当场吓昏了，旁人扶也扶不起来。他胆怯而哭，恳请太后放过他儿子的话也不敢说。醇亲王一辈子唯唯诺诺，迎合慈禧，躲过了命定的灾难。可光绪学不了他的父亲，他肩上压着大清的存亡，不可能永远做受人操纵的木偶。只是，他有这个肩膀，却一直没有这个力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清一步步衰弱下去。

光绪被压抑太久，需要一个猛烈的爆发。康有为的上书，撼动了他的心扉，从而使他认识到，还有一条路，可以救这个老大的帝国，也可以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帝国掌门人。于是，他不顾朝廷礼节，几次召见还没有官职秩品的康有为，商谈怎么为这个国家除旧布新。

百日维新开始了。

当代有理论认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说，有点道理，但二者毕竟有本质的区别。革命是砸烂旧世界重起炉灶，可以不顾及任何人的反对，越彻底越好；改革却是在旧炉灶上安放新锅，要顾及大多数人的看法，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态度。光绪皇帝是帝国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他并不是大权在握，戊戌变法先天就带着瘸腿的毛病。

皇帝上面还有一个太后。

她撤帘了，但还听政。她规定，凡重要职务的高官任免，必须通过她。对光绪变法图强的举措，她是乐观其成。她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自然，她为改革设置了高危雷区，但只要光绪和维新人士小心一点，也是可以趟过去的。不过，再小心的人也会不小心触雷。在变法开始时，因为慈禧的态度，朝廷上下并无真正的反对派。主张中体西器的洋务派，也对陈腐的制度产生失望，积极参与变法，戊戌六君子里的杨锐，就是张之洞的学生，跟维新派关系不大。甲午惨败，清廷上下都达成一种共识：只有变革，才有生路。

然而，要想所有人都全心全意支持改革，就必须不触动任何人的利益。这是不可能的。变法革新，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一些人的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形成，必定顽固地对抗社会变革。康有为在变法期间上了无数次书，对改革的方方面面都有所涉及，他反复申说：变法必须全面变，从政治制度上变，反对像洋务派那样，枝枝节节，变事不变政，变政不变人，变人不变法。所谓小变则亡，全变可强， 其中有一疏捅了马蜂窝。他在《奏请裁撤厘金片》中说：若夫内地害商之政， 莫甚于厘金一事，天下商人久困苦之，卡厂日增，密如织网，吏役日多。道出厘金局之害。光绪皇帝照准，裁减厘金局的上谕，以八百里加急的方式送达各地。

厘金局是什么？真不好比喻，大致相当于各县、各省之间的海关。跨县和跨省的商贩，每过一处，要缴纳半成或一成的货值才能通行。它起始于林则徐之手，起初只在广东施行，募集抗英的款项。之后又为镇压太平天国募集湘淮军军费，骆秉章奏请朝廷，推行于东南。朝廷和各省督抚尝到甜头，动乱结束，厘金局不仅没撤销，反而推广于全国。仅仅湖北一地，就有四千多人是厘金局的公务员。他们也要吃喝，也要养活妻儿老小。况且，能够得到这个肥缺，都不是一般的人。利用职权捞油水，欺压行商是公务员的本能。只是苦了商人，过一处交一处钱，不敢做长途贩运，很多传统市场就此萧条。江南的丝绸，不敢送到广州口岸，内地的茶叶也只好烂在山里。这既影响老百姓的生活，更对资本市场发育不利。维新派拿它开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慈禧事先知不知情不清楚。或许知道，当小事放过了。作为帝国最有权力的人，而且是女人，她要忙的大事太多。除了掌控重要官职任免的人事权，还要忙着养生。毕竟是步入中老年的人，虽然富有四海，但没有好的身体享受，一切都等于零。等到湖北厘金局被裁的人，托关系进中南海哭殿，她难得地泛起女人的同情心，为此勃然大怒道，这些人为大清卖了一辈子命，怎么能说踢开就踢开。

光绪小声辩驳，厘金局不是祖制，当初设置它只是权宜之计，天下商民苦之久矣。

政令已出，不好翻悔，毕竟厘金局是小卒子，动摇不了大局。然而，光绪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直接触动慈禧的神经，成为戊戌政变的导火索。

光绪对礼部的这些堂官容忍已久，他们站在祖宗大法和满人权益的立场上，压下很多新派人物的奏折。即使有一些奏折能上达到光绪手里，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有个叫王照的主事应诏言事，建议皇帝与太后出国考察。既显示帝后团结，又能开阔眼界。六个堂官一致拒绝上传，并说王照心怀叵测，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知道后忍无可忍，认为礼部六堂官是推行新政的绊脚石，下旨全部罢免。里面有个叫怀塔布的堂官，他老婆通天，向慈禧告了状。视权如命的慈禧，见光绪完全没把她的话放心上，罢斥部长级高官也不事先通气，简直是反了天了。她作为大清帝国真正的老板，有权制止儿皇帝光绪的胡作非为。

这边告御状，那边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共同阻止变法。维新派与守旧派的斗争加剧。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于是就有了康有为改诏事件，想利用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夺取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并请湖南的一位武林高手毕永年带领一百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捕杀，一绝变法的后患。计划很周密，可惜，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了。

历时一百零三天的变法失败了。作为满清政权能够继续存在的合法性，就因顽固派的反扑和维新派的莽撞，共同丢掉了，也让康有为毕生追求的，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全面变革的形式化为泡影。维新派挪空的变革舞台，将要由革命党人充填。

康有为逃走了，梁启超逃走了，幸好还有谭嗣同不肯逃走，给维新派在历史上留下舍身取义的剪影。康有为在流亡之中，完成了《大同书》的最后定稿。他所追求的人类最终理想，和他进行的社会实践反差太大，以至人们不敢相信这本书出自于一个保皇党人之手。因为在革命党人发动多次起义，以推翻满清王朝为目的时，他还在组织自立军，试图救出囚禁于瀛台的光绪皇帝。

其实，长在深宫的皇帝谁又不是囚徒？他们的牢房是金碧辉煌的宫殿，看不到自由的原野。他们甚至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尽情地笑、畅快地哭。他们的婚姻也是阴谋和权势的结合，别幻想两情相悦白头偕老。千万不要认为他们能享受世上的山珍海味，御厨房才不敢拿这种稀罕物摆上餐桌，如果爱上这一口怎么办？所以他们只能吃四季常有的菜蔬。

懦弱的光绪成为真正的囚徒，生存环境恶劣，每天只能吃冷粥温茶，理由是他犯了家法。他的活动范围也限于湖水包围的一个小岛，陪伴他的是无边的寂寞。他或者坐在露台，双手抱膝，愁思哀伤，或者睡在木床上苦思苦想。有一天，光绪穷极无聊，向太监要弹弓打小鸟解闷，被监视他的太监告密，慈禧派人来查问：谁敢引诱皇帝行淫乐之事？那个给光绪弹弓的小太监，知道活不成了，就投水自杀了。《述庵秘录》里记载，有个牙医被悄悄地引进宫里，见一人服青布袍，独坐座上、面色惨黑。痛苦之状，目不忍见。口齿上津津血液溢露，医乃为之镶配而出。事发后，引牙医进宫的太监也被扑杀，牙医才知道所治病人是当今皇上。从此以后，光绪再提出任何要求，太监们一律装听不见，收床扫地擦门窗，也只得光绪亲自动手。

政治上的失意，肉体上的惩罚，精神上的折磨，使他患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心悸、失眠、食欲不振等症状相继出现，可没能磨灭他的忧国之心。北京正阳门城楼毁于八国联军的炮火，逃难回京的慈禧和大臣们研究修复事宜，光绪曾建议：留此残败之迹，为我上下儆惕之资。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此时慈禧也病重。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现在病得很重，我觉得老佛爷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

或许，他还要召回康有为，完成戊戌变法未竟的事业。

真是这样，也无改世局。

三 : 漫话紫禁城里的炕

《漫话紫禁城里的炕》
文/黄燕虹

参观明清两代的紫禁城，内寝宫殿各种各样的炕令人目不暇接：廊下临南、北窗的前檐炕、后檐炕，满占后山墙的顺山炕，前窗、后墙两面都设炕的是对面炕，两面墙中间夹一呈正方形的叫棋盘炕，进门就可坐卧的高低炕、三面环炕为主的万字炕……不同的炕有不同的设置，带炕罩的睡炕挂帐垂幔，进深较窄的座炕铺着毡毯或绣花坐褥，坤宁宫内的万字大炕是祭祖祭神的。[www.61k.com）无论哪种炕，朝外的一面都镶嵌着雕花面板，十分精美。

何谓炕？《辞海》解释：“北方人用土坯或砖砌成的睡觉用的长方台，上面铺席，下面有孔道，跟烟囱相通，可以烧火取暖。”传说，紫禁城的火炕是清皇室入关，把东北满族的传统火炕带进皇宫。也有认为皇帝睡在龙床上，皇宫里的卧具是

“床”而非“炕”。当然，无论是“床”或“炕”，均属于私密话题，明清的宫廷史书记载很少。但是，纵观紫禁城遗留下来的“床”或“炕”既不同于历史上的火炕，也不仅仅是满足起居坐卧的床。

炕的概述

炕的起源与发展

在我国远古时代，人们习惯席地而卧，并没有所谓的炕或床。后来，南方居民开始因地制宜，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做床，使用起来轻巧凉爽；而在北方寒冷地区的居民，则在抵御严寒的不断摸索中创造出了土炕。用土盘炕，取材方便，建造简单，经济实用，所以深受百姓们的喜爱。寒冷的冬季，人们在屋子里用泥砌成土床，在床下面空洞里烧柴加热，使其温度上升，睡在火炕上的人便不会感到寒冷。用于取暖的火炕，给人带来充满生气的温馨感觉。

有关使用“炕”的文献记载，最早可以推至先秦时期的《诗经》。其中的《小雅·瓠菜》就有“燔之炙之”的说法，汉代经学家毛亨注释为“炕火曰炙”，“燔之炙之”自然就是烧炕取暖。而较早记载北方居民使用火炕的官方史料，应该是唐代官修的《晋书》，其中的《隐逸传》记载：公孙凤“隐昌黎九城山谷，冬则衣单布，寝于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这里讲的“土床”应该就是火炕。火炕成为山地居民摆脱穴居、走向平原居住的重要条件。《唐书·高丽传》也记载当地“冬月皆作长炕，下然（燃）熳火以取暖”。到宋代，《三朝北盟会编》对北方居官》就记载：“宫人执烛，供炉炭。”《周礼·地官》载有“掌炭官”。此后居住北方的历代皇室均设有相似的机构。有关用火炕取暖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历代文人的词赋描述中民使用火炕情况记载更为详细：“其俗以山谷而居，联木为栅，窥见一斑。元代国史院编修官欧阳玄作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屋高数尺……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相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火炕，以取暖。”一可见当时北方各民族采用火炕取暖已相当普遍。到了明代，有关火炕的记载就更多了。如明人史玄说：“京都妇人不治女红中馈，家家御夫严整。夫出，妇人坐火炕上煤炉边，弓足盘盘，便可竟日。”二说明火炕早已成为北方民人赖以生存的取暖设施。对于火炕使用之广泛与普及，清人更有如此记载：“北方居民，室中皆有大炕。东起泰岱，沿北纬三十七度，渐迤而南，越衡漳，抵汾晋，逾泾洛，西出陇孤，凡此地带以北，富贵贫贱之寝处，无不用炕者。”三“京师居人例于十月初一添设煤火，二月初一日撤火”。四前后四个月，占一年的三分之一时间，东北部地区需要取暖的时间应该更长。

可以说，正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先民们为适应北方寒冷的生存环境，逐渐发明了火炕，依靠这种独具特色的取暖方式，他们从最初御寒方式的穴居状态，逐渐走向平原。

火炕在宫廷中的使用

火炕不仅流行民间，历代宫廷也广泛使用。史料记载，西周时已有专门为皇室取暖服务的机构、官员及服务人员。《周礼·天官》就记载：“宫人执烛，供炉炭。”《周礼·地官》载有“掌炭官”。此后居住北方的历代皇室均设有相似的机构。有关用火炕取暖的情况，我们可以从历代文人的词赋描述中窥见一斑。元代国史院编修官欧阳玄作于至顺三年(一三三二年)的《渔家傲·南词》十二首，主要描述京都居民的生活状况，其第十首即是描述使用暖炕的情形：“十月都人家百蓄，霜菘雪韭冰芦菔。暖炕煤炉香豆熟。燔獐鹿，高昌家赛羊头福。”元人尹廷高《燕山寒》诗曰：“地穴玲珑石炭红，土床芦簟觉春融。一窗明月江南梦，恍在重帘暖阁中。”形象地写出了“暖炕煤炉”，皇帝一家安然过冬。柯九思《宫词十首》也有“夜深回步玉阑东，香烬龙煤火尚红。新得海棠无觅处，依然遗却月明中”。描写的是宫廷里用煤炭取暖的情景。

明代宫廷亦用火炕取暖。明人《酌中志》说，“乾清宫……右向东曰懋勤殿，先帝（指天启皇帝）创造地炕于此，恒临御之”。

《天启宫词》中也有“玉戏崖公兴未阑，懋勤营窟御宵寒。红虬催上刚烹熟，又报传汤灌牡丹”。原来，明代紫禁城里的“大火炕”建在整座宮殿的地下，凡是供人居住的宮殿都是“火炕烜之”，不仅使人感到温暖如春，就连供观赏的花卉也在冬日盛开。

清乾隆皇帝在《冬夜偶成》一诗中，曾较为详细地记述了紫禁城冬季的“供暖”情况及其感受。诗曰：“人苦冬日短，我爱冬夜长。皓月悬长空，朔风瓢碎霜。垂帘在氍毹，红烛明涂堂。博山炷水沉，和以梅蕊香。敲诗不觉冷，漏永夜未央。”火炕使整个宫殿都感到温暖如春。就这样，既干净卫生又经济实惠地解决了紫禁城在寒冷冬季的取暖问题。

炕的建筑原理

不同地区的火炕形态各有不同，但是火炕的基本原理是相同的，都是利用燃烧材料产生的热量，也就是烟气，对火炕炕面进行加热，然后通过烟道由烟囱将烟气排出。基本建筑原理是：一个中空的用砖砌起的一个立方体。前面是灶门即是烧火的地方，火的热量从这里进入火炕内，而它的后面是烟门，是用来排烟的。利用的原理简单说就是热空气上升冷空气下降。就是这么个原理，使得灶坑里的热量源源不断地进入到火炕里，这样不仅可以用来做饭而且还可以暖炕。

紫禁城内的宫殿建筑大都是坐北朝南，这种建筑设计根据冬、夏季日影的角度，夏至前后屋檐遮荫，冬至前后室内充满阳光，有利于依靠日照取暖。此外，无论正房、偏房都有厚厚的墙壁和屋顶，有冬暖夏凉的优越。再加上一道又一道高大的宫墙，也可以抵挡寒冬季节西北风的侵袭。但对于冬季室内取暖，还有一套措施地暖。据明代史书记载，当时的紫禁城宫殿就已在地面下挖火道、设灶炕，室内则用砖砌有火炕并与火道相连，把烟道埋在地下来加热地面，热力就可顺着夹墙温暖整个大殿。为使热力循环通畅，火道的尽头设有气孔，烟气由台基下出气口排出。

明代宫廷采用地暖来取暖，有很好的取暖效果。其结构是在殿内地面之下或炕面之下，用砖砌筑一条蜈蚣型或金钱眼型的烟道，主烟道直径约七十～八十厘米，分支烟道直径约四十～五十厘米。烟道之上加以平整之后，再用坚固的金砖墁地或铺造炕面。在殿宇前檐之下预留一个深约一点五米、长约一点五米、宽约一米的炉坑。炉坑内设有炉膛，多开在宮殿前檐的窗台下，或开在后檐的牆根下。专门负责司炉的太监在燃柴炭，殿内循环的烟道就会产生热流，烘热地面或炕面，殿内温度随之徐徐上升，以达御寒之目的。

清代宫廷沿袭明代制度，在寒冷的冬季享受紫禁城火炕的温暖。道光皇帝曾诗曰：“花砖细布擅奇功，暗热松针地底烘。静坐只疑春煦育，闲眠常觉体冲融。形参鸟道层层接，里悟羊肠面面通。荐以文茵饶雅趣，一堂暖气着帘栊。”诗中详细描述了紫禁城地炕的结构。虽然跟民间火炕的原理一样，但宫廷中的炕无论是建筑形式、构造、文化与民间相比都有自身的独特之处。

紫禁城里炕的功用

紫禁城有多少座炕，确实无法一下子厘清。但是紫禁城炕的特点十分明显。由于紫禁城内的冬季取暖设置建在整座宮殿的地下“大火炕”上，宫殿内用砖垒的炕或木制的床都能保持均匀的热度。由此观察紫禁城的炕，分为固定与可移动两大类，前者多为砖垒木包厢和砖垒砌炕（多见于东西六宫的配殿、耳房），后者则是根据具体室内空间尺度带装饰功能的隔扇、炕罩等木箱排列组合而成的。

固定炕

这种炕是固定在室内、长期使用的大通炕设置。大通炕一般设置在东、西次间的南临窗南炕，不仅是休息的的坐具，炕上摆放炕桌、炕案，写字、读书、饮茶、会客都在炕上。紫禁城内现存有大通炕的是养心殿东暖阁、长春宫东次间、储秀宫的东、西次间、咸福宫后殿同道堂东次间、东稍间、西次间、西稍间等。固定大炕为砖垒木包厢，内用砖垒砌，炕面铺木板、镶木质炕沿，炕的立面亦镶木质的护炕面板，是砖、木结合的炕。大通炕炕面板或满雕图案花卉，或用雕花卡子做装饰。炕两侧置有炕几，中间摆炕桌，上面摆放文玩插屏等陈设物。大通炕是室内的主要陈设，相当于宝座或仅次于宝座（西六宫的宝座设置是受礼时坐的，平时不坐）的尊贵座位。在玻璃稀缺的古代，窗户满糊高丽纸，只有窗户中心镶一尺有余的“玻璃窗户眼”。坐在南窗下的炕上，不仅冬天享受阳光照射，全年都能享受光明。

同为砖垒木包厢炕的养心殿寝宫正殿北山墙的通炕，重华宫东间的东大炕，炕两侧摆设炕几，中间摆炕桌，上面摆放文玩插屏等陈设物。炕桌的左侧，铺陈的最上面设全套的一靠背、两迎手和一坐褥，是专属于皇帝的“独座”的设置。这两处独座虽不临窗而设，但其位置是皇权的体现。养心殿是历代皇帝的寝宫，重华宫是乾隆皇帝继承皇位前的住所，继位皇帝后将这里作为“潜邸”升为宫。在大通炕上的这种设置有相当宝座的、甚于宝座的特殊地位。

最能体现砖垒木包厢炕的是清代祭祖祭神的场所坤宁宫。坤宁宫室内南、西、北三面转角相连的火炕，其中南北两面炕较宽，俗称“对面炕”。西炕为贵，北炕为大，南炕为小。满族人以西为上，西墙供神或祖宗牌位。南、北炕各设置一份迎手、靠背和坐褥，为帝后祭祀时的座位。据《曝直纪略》：“每年坤宁宫吃肉三次，枢臣皆与（指大祭，这和每日常祭只有少数侍卫参加吃肉的情况不同）。两宫祭神毕，太后坐北床，皇上坐南床，如太后不御坐，则皇上坐北床。”清代坤宁宫的大炕，是带有浓郁满民族风俗特色的“万字炕”，也称“蔓枝炕”、“弯子炕”、“转圈炕”。清顺治入关后，一改明代皇后居住坤宁宫的室内装饰，按照沈阳故宫里清宁宫的样子摆设。

可移动的炕

紫禁城内廷寝宫的炕，根据内檐装修，冬天采用隔扇，夏天则采用花罩，随季节变换而变换，随使用而添加。寝宫的炕是为了居住的方便而设计建造，多为木制炕箱排列组合，可拆可卸，视特定风格和使用空间需要加减炕箱。炕箱由炕沿连接固定，立面镶雕花面板。寝宫内的炕多设置在该建筑的西稍间，炕前花罩顶设毗卢帽，悬挂绣花幔帐。炕罩与本殿内装修的隔扇、花罩、栏杆罩等同一质地、同一纹饰，使花罩与炕罩在虚实相间之中，有似分似合的意趣。

保留至今的这类寝宫炕，有养心殿后殿东西稍间、储秀宫西稍间、长春宫西稍间、咸福宫后殿同道堂东西稍间、体顺堂西稍间以及体顺堂围房等。因这类寝宫炕是根据具体建筑的特定风格和使用空间需要而专门设计的。上述各宫殿的寝炕尺寸大小各异，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后殿东西稍间的寝炕最大，纵一八〇厘米，宽二五〇厘米，嫔妃待寝的体顺堂围房的炕最小，纵一二〇厘米、宽一八〇厘米。再有同道堂东西稍间虽各有寝炕设置，但两炕由于使用功能不同尺寸亦不相同。

同道堂是一座五开间的殿堂，为正间北墙设顺山炕，东次间、西次间设前檐炕，东稍间、西稍间各设前檐炕与带有炕罩的后檐寝炕。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一月，太上皇乾隆皇帝病故。为表痛失亲人的悲痛，嘉庆皇帝效仿古人“倚庐”（不住室内，在露天搭草棚），为其父守孝。经大臣们反复劝说，才勉强同意到同道堂东稍间为父守孝。但嘉庆帝提出，守孝期间“不设床，只铺白毡和灯草褥”。嘉庆皇帝驾崩后，道光皇帝也在咸福宫同道堂“寝毡枕块”，为父皇守制，并写下了《初居咸福宫述悲》一诗。道光帝驾崩后，咸丰帝同样在这里守制，并御制守孝时的专用蓝字“克敬居”匾。因嘉庆、道光、咸丰三帝“倚庐”于同道堂东稍间两炕之间的狭小地面，其寝炕减小亦在情理之中。

另一种炕箱组合不带炕罩可移动的炕，多见于皇帝的书房、花园等休闲场所，如养心殿西暖阁“勤政亲贤”匾下面的独座炕、三希堂的高低炕、乾隆花园的倦勤斋、重华宫翠云馆等。这些殿宇的独座小炕，是“合着地步打造的”，但无论炕的面积大小，都只设一套迎手、靠背、坐褥的坐具。

无论固定炕还是可移动的炕，在使用上都取决于建筑功能与建筑环境而定，炕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节省燃料，二是取暖性能好，保持长久。正是这两点原因使得它成为宫中不可取代的取暖设置。

结语

纵观紫禁城遗留的各类炕，清代宫中的火炕应该渊源于北方各民族的用炕习俗，并在不断地融合发展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清宫炕文化。

注释

一〔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二〔明〕史玄：《旧京遗事》。
三〔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五册，风谷类“北人尚炕”。
四〔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本文标题：紫禁城的风水-温州城的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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