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美女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些美女中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作为当时延安的焦点人物，她们最终嫁给了谁，又有怎样的人生遭遇？ 　　本组图集精选那些年“延安十美”所留下的珍贵照片，并揭秘其最终结局。图为马海德与苏菲在他们的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合影。  1 苏菲，被称鲁艺校花。她原名周素珍，浙江定海人。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在上海同台演出《大雷雨》，江青扮演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饰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苏菲扮演的是卡塞琳娜的侍女。那一年，苏菲还出演了电影《海葬》。图为1944年，苏菲与马海德在延安枣园合影。  2 文革期间，“延安整风”中曾定性为“特嫌”的马海德以及苏菲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关押。但两人一直坚守着爱情，相守终身。图为1950年代初的马海德、苏菲和儿子幼马  3  4 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上海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刘志兰、杨慧洁的高中同学、同窗好友。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浦安修去延安，嫁给彭德怀时只有20岁，两人年龄差距悬殊。1949年后，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痛哭，她本能地害怕。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彭德怀平反后，在追悼会的准备期间，彭梅魁等人坚决反对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乳腺癌在北京去世。图为彭德怀和浦安修。  5 曾宪植（公元1910—1989），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出身曾国藩家族，叶剑英元帅夫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41年去延安。1946年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图为叶剑英前任夫人曾宪植。  6 曾宪植来延安时，早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她已嫁给了大她近二十岁的叶剑英。接下来曾氏曾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此时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曾宪植系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七世孙。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1941年，曾宪植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图为1938年曾宪植和爱子叶选宁在香港。  7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均先后离开延安。图为吴光伟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 8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1930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后随丈夫去了台湾，吴光伟结局不详。图为延安第一美人吴光伟。  9 孙维世，1921年生，其父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到德国，经周恩来介绍，两人在德国加入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女儿孙维世才5岁。14岁，孙维世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出活动，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1936年任天一影片公司演员，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7年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镀金的城》。1937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遂认孙维世为义女。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随周恩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人称“红色公主”。图为1930年代的孙维世(中)。  10 1939年，周恩来带孙维世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晋陕冀一带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被誉为“延安四大美女”。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学习时，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未得到回应。后来孙维世嫁给了著名演员金山。文革期间，孙维世遭到残酷批斗，连周恩来都无法保护。1968年终遭迫害而死，年仅47岁。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  11 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婚后一年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42年才25岁的她，在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她当时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当得知左权曾被污陷为“托派”，并戴“罪”作战10余年之后。刘兰志四处奔走、多次写信，中央终于为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并取消了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1992年，刘兰志逝世。图为左权妻子刘志兰 林彪第二任妻子张梅，据说号称陕北一支花，不仅人漂亮，而且还有文化，但最终因为不适应林彪的怪脾气而分手了。而离婚后的张梅嫁给另外一位开国将军——徐介藩原名徐齐邦。安徽省固镇县人。1901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入广州航空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作战参谋、科长，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8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志愿军的代司令员是陈赓，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陈赓了解徐介藩的资历，知道他是留苏专家，因此当陈赓回国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徐介藩也随同前往，出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1年，以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为基础，在西安扩建装甲兵工程学院，徐介藩任副院长。 张梅原名刘新民，是米脂县桥河岔乡人，长得很秀气，在延安的女八路中是出类拔萃的美人儿。她高小文化程度，在当时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林彪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然后表情木讷地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身负重伤后，变得更加郁闷，话语更少了，每天只是静坐在房间里，偶尔看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严肃得似一尊木雕，而且要求张梅每天静坐着陪伴他,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林彪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  12 苏联时期的张梅，后排右一。 不久，党中央批准林彪带着妻子张梅赴苏联治疗，1941年，张梅生下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林晓霖。女儿长得很像父亲，林彪对于这个自己34岁才得到的亲生骨肉非常疼爱。虽然林彪在旁人眼里一贯少言寡语，面沉如水，但在女儿面前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经常把女儿的小脸蛋亲得红红的，再高举到空中，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道：“多好看！像个小红苹果”。林彪十分珍爱女儿，不放心妻子哺养，他天天守在摇篮旁，精心喂养。有一次张梅不小心把女儿从床上摔了下来，林彪还为此发了很大的脾气。林晓霖出生四个月时，林彪奉命回国。林彪即将离开苏联之际，放心不下林晓霖，还特意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韩铁生写信,请他照顾自己的女儿。林彪临走时答应年轻的妻子张梅,不久就会接她们母女回国。林彪回国后，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张梅要工作，还要学习，要养活自己，她进入国际儿童院后，她还能说些俄语，而且也愿意和孩子们打交道，因此被分配当音乐老师，偶尔也给学前班的孩子们上几堂中文课。 林彪走后音讯全无。张梅一直不知道林彪回延安不久就被叶群“搞掂”，在异常艰难的苏联卫国战争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心里还想着远在祖国的丈夫，尽力去完成他的嘱托。1946年7月，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疗肾病，临出国时，林彪给张梅带了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有了一儿一女,叫张梅另外嫁人。罗荣桓把这封信交给张梅,此时,张梅才知道林彪变了心,她五雷轰顶,大哭了一场。那一段时间,心情苦闷的她常和罗荣桓夫妇在一起,心地善良、宽厚热诚的罗荣桓夫妇给张梅很大的精神安慰。 1950年，张梅和女儿林晓霖从苏联回到国，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东北。张梅文化程度不高，可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学习，文化素质提高很快。到苏联后多年刻苦学习，不仅掌握了俄语，还完成了护校学业。解放初中央卫生部代表团出访苏联，张梅任随团翻译。1950年秋张梅回到东北解放区后，由组织安排进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一个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的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当了医生、科主任、教授，她手下的医生们（如今都是年迈的教授）。随后，张梅认识了徐介藩，1954年结婚。2005年，张梅获得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分别颁发的两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功勋荣誉章。  13 郭霁云（1915—2007）1930年在哈尔滨上学期间就参加了维护东北路权的爱国活动和示威游行；郭霁云自幼聪敏好学，16岁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预科，立志实业救国。大学毕业后，由于抗日形势紧迫，谢绝了教授要其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民族解放事业。 郭霁云的革命启蒙老师是楚图南，名字是楚老师改的，引自古诗“城外晴天出霁云”。1935年在北平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国民政府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妇女工作委员会任中校主任；1939年到延安，任延安女子大学秘书长；1945年参加解放东北、建设新政权的工作；1953年任哈尔滨亚麻厂副厂长，1957年任厂长并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因对“大跃进”的过激行为提出异议，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二年；1962年在刘少奇直接关怀下平反，任黑龙江机械冶金厅副厅长；1964年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化纤局副局长；1966年“文革”中受到迫害，下放湖北农场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任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1979年正式平反，1982年离休；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4 郭霁云好友谌曼里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战友谌志笃的大女儿，是周恩来的第二个干女儿。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谌曼里到重庆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谌志笃将谌曼里直接交给在驻汉办事处的周恩来。 谌曼里在延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延安从事京剧、昆曲等研究工作，才貌双全。1945年11月1日晚，谌曼里一个人死在窑洞里，年仅24岁。  15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户贫苦农家，原名王爱真，因母亲姓薛后改为薛明。1936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结婚。之后她便随贺龙转战南北，长期在军队任职，曾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薛明因病于2011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是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中国从此再无元帅夫人。图为贺龙与夫人薛明。     16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1937年秋到延安，江青奔赴延安，将名字从蓝苹改为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渐渐相识并最终恋爱。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当时的中共江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但毛泽东仍旧与江青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李讷。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图为毛泽东夫妇与女儿李讷。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图为毛泽东与江青。 17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张琴秋（1904-1968）曾被徐向前赞为“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的张琴秋，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有五年的国外留学经历。1904 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曾先后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张琴秋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是一位长相十分出众的姑娘，在校时因漂亮迷人而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人物。1924年11月加入中共，成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30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的张琴秋，和丈夫沈泽民一起回国。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美丽逼人的阔太太。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担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一身戎装，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张琴秋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不已。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张琴秋不但军事过硬，这位漂亮的女政治主任还能歌善舞，她组织宣传队，亲自教女战士跳舞，还组织了红四军团剧团，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真可谓“文武双全”。 张琴秋不仅文化素质很高，而且很擅长带兵打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刘继兴考证，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5年5月，张琴秋率妇女独立团到达四川藏区杂谷脑镇，为总部筹集物资。在这里，妇女独立团遭到了盘踞在喇嘛庙的国民党武装的袭击。张琴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当地民情，在当地藏族群众帮助下，张琴秋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扫除红军前进的障碍，为藏民除害。但是喇嘛庙居高临下，墙高壁厚，敌人弹药充足，易守难攻，贸然攻击损失会很大。张琴秋决定从正面佯攻，另派一支奇兵迂回到喇嘛庙的背后的山上，从上往下打。还利用夜晚，敌人不易发现的时候，将交通壕挖到了喇嘛庙前。第二天战斗打响后，正面部队首先向敌人实施佯攻，凶恶的敌人见正面火力不猛，以为红军兵力单薄，便冲出庙来反扑。张琴秋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2次冲锋。很快，庙后的山上响起了红军的冲锋号，敌人在红军的前后夹攻下，损失很大，只好退回庙里据守。战斗持续了1天1夜，敌人眼看要守不住了，只好放火烧寺。张琴秋趁机命令女战士用树木撞开庙门，消灭残敌，扑灭了大火，缴获了大量敌人囤积的物资。战斗胜利结束，妇女独立团受到了方面军首长的传令嘉奖。 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新疆的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在延安，她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1955年授衔时，张琴秋因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在“文革”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打击，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坠楼自尽）。1979年4月，党中央正式为张琴秋平反。 张琴秋先后结婚三次，第一任丈夫是大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曾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病逝于 1933年11月30日，享年33岁。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陈昌浩另娶苏联妻子格兰娜)。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18 陈波儿(1910-1951)，演员，人民电影事业的组织和领导人，广东汕头人。1929 年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时加入上海艺术剧社，从事左翼戏剧活动，主演了《街头人》、《梁上君子》、《炭坑夫》等剧。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后与袁牧之共同主演《桃李劫》获得好评。1936年主演《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在拍摄《桃李劫》时，她与袁牧之合作配戏非常默契，渐生感情。“电通”结束后，两人在“明星”二厂合作出演了《生死同心》。陈波儿与袁牧之虽然有感情，但是因为当时社会状况很不稳定，陈波儿同丈夫并没有离婚，所以两人一直保持朋友关系。陈波儿后来携子任克去了延安，和丈夫任泊生分开。直到1946年，陈波儿去重庆走访老朋友时，得知任泊生已另娶妻，感情上受到打击。1947年的夏天，陈波儿终于与袁牧之结婚。  陈波儿与朱德总司令合影。1949年秋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19 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个妻子，她身材颀长，俏丽动人。1931年，17岁的上海姑娘李丽莲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演员，在影片《上海小姐韩绣雯》中扮演角色。1937年，扮演了影片《社会之花》中的张曼以及《梦里乾坤》中的赵女士等角色。有一次李德突然看见李丽莲朝自己微笑，便急忙走过去握手。他们旋转优美的舞姿引起许多人的赞叹。随后李丽莲邀请李德观看了一场歌舞晚会，李丽莲演唱陕北民歌《赶牲灵》，悠扬婉转的歌声让李德如痴如醉。李德决心在延安长期住下去，并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经过一年的交往她也很爱这个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应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陈云批准了他的这两项要求。婚后，李德和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后李德回苏联述职，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1949年后，李丽莲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20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1921年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她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从县城来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张露萍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张露萍常到车崇英家玩，也就认识了车耀先。张露萍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张露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张露萍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她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张露萍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制成卡片并写下火热的诗句：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探索革命真理，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张露萍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11月，由于张露萍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12月初到达西安。正当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此时的张露萍投奔革命已是义无反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终于到达延安。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开始，张露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张露萍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她还给家里寄回了几张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工作方法等知识。以后，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几天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找张露萍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利剑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开展情报工作，南方局己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报务主任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张、冯二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被敌人发现，这却是个难题。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即张露萍）到重庆做统战工作。“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张露萍在延安指挥唱歌也闻名国统区。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当张露萍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由黎琳改名张露萍。张蔚林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在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八办”情报参谋、建国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搞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这三个特务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1940年1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幸运的是这个情报被我截获，由于这个情报截获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叫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的抓捕计划落空了。这一切，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事件”。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先拘后审。叶剑英、雷英夫立即决定，通知各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硕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牵肠挂肚，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不料在此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孰料，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支部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他：“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对张露萍等人的残酷迫害也随之而来。 悲壮的最后时刻 张露萍等人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对我党的秘密机关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抢在敌人搜捕之前，她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看守所长毛烈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电子管。毛烈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烈五十块大洋，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中共南方局秘密机关）。纸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烈哪里晓得这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他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觉是毛烈送去了一张条子才导致共党人员转移时，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毛烈处决。 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司法科长和特别行动处处长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到几张熟悉的“男犯”面孔，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轮到张露萍时，他呆住了，原来充当情报联络员的竟是个漂亮姑娘，“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于是，戴笠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子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如果她承认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兄妹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电讯总台驻地遗爱祠来玩。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噼啪噼啪猛抽。“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的几个蠢蛋的？”“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又是一阵皮鞭……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张露萍当然明白这又是敌人的阴谋，当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时，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妄图抓住张露萍与南方局有所靠近或联系的口实，进而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戴笠的这一阴谋，被机警的张露萍彻底击败！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蒋介石亲自出马干预，他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到贵州省北部的息烽集中营监禁。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它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后，一反以往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狱中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一些宣传工作。周养浩在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写诗作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狱中在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他送去。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在一辆美国道奇军用卡车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便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在大雾弥漫中，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被拉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走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台阶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罪恶的子弹顿时染红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胸襟…… 

20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美女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些美女中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作为当时延安的焦点人物，她们最终嫁给了谁，又有怎样的人生遭遇？ 　　本组图集精选那些年“延安十美”所留下的珍贵照片，并揭秘其最终结局。图为马海德与苏菲在他们的延安窑洞前与苏联医生阿洛夫合影。  1 苏菲，被称鲁艺校花。她原名周素珍，浙江定海人。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在上海同台演出《大雷雨》，江青扮演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饰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苏菲扮演的是卡塞琳娜的侍女。那一年，苏菲还出演了电影《海葬》。图为1944年，苏菲与马海德在延安枣园合影。  2 文革期间，“延安整风”中曾定性为“特嫌”的马海德以及苏菲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关押。但两人一直坚守着爱情，相守终身。图为1950年代初的马海德、苏菲和儿子幼马  3  4 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上海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刘志兰、杨慧洁的高中同学、同窗好友。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浦安修去延安，嫁给彭德怀时只有20岁，两人年龄差距悬殊。1949年后，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痛哭，她本能地害怕。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决定离婚。彭德怀平反后，在追悼会的准备期间，彭梅魁等人坚决反对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乳腺癌在北京去世。图为彭德怀和浦安修。  5 曾宪植（公元1910—1989），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出身曾国藩家族，叶剑英元帅夫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41年去延安。1946年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图为叶剑英前任夫人曾宪植。  6 曾宪植来延安时，早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她已嫁给了大她近二十岁的叶剑英。接下来曾氏曾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此时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曾宪植系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七世孙。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1941年，曾宪植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图为1938年曾宪植和爱子叶选宁在香港。  7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均先后离开延安。图为吴光伟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 8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1930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后随丈夫去了台湾，吴光伟结局不详。图为延安第一美人吴光伟。  9 孙维世，1921年生，其父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到德国，经周恩来介绍，两人在德国加入共产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女儿孙维世才5岁。14岁，孙维世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出活动，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1936年任天一影片公司演员，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7年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镀金的城》。1937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遂认孙维世为义女。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随周恩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人称“红色公主”。图为1930年代的孙维世(中)。  10 1939年，周恩来带孙维世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晋陕冀一带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被誉为“延安四大美女”。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在莫斯科学习时，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未得到回应。后来孙维世嫁给了著名演员金山。文革期间，孙维世遭到残酷批斗，连周恩来都无法保护。1968年终遭迫害而死，年仅47岁。图为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  11 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婚后一年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女儿左太北。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42年才25岁的她，在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她当时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当得知左权曾被污陷为“托派”，并戴“罪”作战10余年之后。刘兰志四处奔走、多次写信，中央终于为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并取消了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1992年，刘兰志逝世。图为左权妻子刘志兰 林彪第二任妻子张梅，据说号称陕北一支花，不仅人漂亮，而且还有文化，但最终因为不适应林彪的怪脾气而分手了。而离婚后的张梅嫁给另外一位开国将军——徐介藩原名徐齐邦。安徽省固镇县人。1901出生，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学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入广州航空学校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红军航空学校学习，1928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1年参加苏联红军，担任过作战参谋、科长，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1948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编辑局俄文编辑，中长铁路驻沈阳办事处副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驻苏联大使馆参赞。赤塔总领事馆总领事。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作战，任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志愿军的代司令员是陈赓，两人都是黄埔出身，陈赓了解徐介藩的资历，知道他是留苏专家，因此当陈赓回国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徐介藩也随同前往，出任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主任。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61年，以哈军工装甲兵工程系为基础，在西安扩建装甲兵工程学院，徐介藩任副院长。 张梅原名刘新民，是米脂县桥河岔乡人，长得很秀气，在延安的女八路中是出类拔萃的美人儿。她高小文化程度，在当时也算是个小知识分子了。张梅在米脂县是出类拔萃的美人，被公认为“陕北一枝花”。尽管林彪相貌平平，个头不高，也没有什么特别可爱的气质，但他以自己巨大的声威、名气摘取了这朵塞北名花。 林彪不善言辞，经常是静静地坐着，然后表情木讷地陷入深深的思考中。平型关大捷后，林彪身负重伤后，变得更加郁闷，话语更少了，每天只是静坐在房间里，偶尔看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严肃得似一尊木雕，而且要求张梅每天静坐着陪伴他,张梅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常去外面最热闹的地方，这让林彪非常反感，林彪常常为此大发脾气，甚至于阻止她外出。 12 苏联时期的张梅，后排右一。 不久，党中央批准林彪带着妻子张梅赴苏联治疗，1941年，张梅生下了他们第二个孩子林晓霖。女儿长得很像父亲，林彪对于这个自己34岁才得到的亲生骨肉非常疼爱。虽然林彪在旁人眼里一贯少言寡语，面沉如水，但在女儿面前却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经常把女儿的小脸蛋亲得红红的，再高举到空中，一边看，一边自言自语道：“多好看！像个小红苹果”。林彪十分珍爱女儿，不放心妻子哺养，他天天守在摇篮旁，精心喂养。有一次张梅不小心把女儿从床上摔了下来，林彪还为此发了很大的脾气。林晓霖出生四个月时，林彪奉命回国。林彪即将离开苏联之际，放心不下林晓霖，还特意给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韩铁生写信,请他照顾自己的女儿。林彪临走时答应年轻的妻子张梅,不久就会接她们母女回国。林彪回国后，林晓霖被送往苏联保育院生活。张梅要工作，还要学习，要养活自己，她进入国际儿童院后，她还能说些俄语，而且也愿意和孩子们打交道，因此被分配当音乐老师，偶尔也给学前班的孩子们上几堂中文课。 林彪走后音讯全无。张梅一直不知道林彪回延安不久就被叶群“搞掂”，在异常艰难的苏联卫国战争岁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把女儿养大，心里还想着远在祖国的丈夫，尽力去完成他的嘱托。1946年7月，罗荣桓在夫人林月琴的陪同下，到莫斯科治疗肾病，临出国时，林彪给张梅带了一封信，说他已经结婚了,有了一儿一女,叫张梅另外嫁人。罗荣桓把这封信交给张梅,此时,张梅才知道林彪变了心,她五雷轰顶,大哭了一场。那一段时间,心情苦闷的她常和罗荣桓夫妇在一起,心地善良、宽厚热诚的罗荣桓夫妇给张梅很大的精神安慰。 1950年，张梅和女儿林晓霖从苏联回到国，林晓霖被高岗夫妇接到东北。张梅文化程度不高，可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在革命队伍里不断学习，文化素质提高很快。到苏联后多年刻苦学习，不仅掌握了俄语，还完成了护校学业。解放初中央卫生部代表团出访苏联，张梅任随团翻译。1950年秋张梅回到东北解放区后，由组织安排进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学习，一个没有上过初中和高中的人，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当了医生、科主任、教授，她手下的医生们（如今都是年迈的教授）。随后，张梅认识了徐介藩，1954年结婚。2005年，张梅获得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分别颁发的两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功勋荣誉章。  13 郭霁云（1915—2007）1930年在哈尔滨上学期间就参加了维护东北路权的爱国活动和示威游行；郭霁云自幼聪敏好学，16岁考入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预科，立志实业救国。大学毕业后，由于抗日形势紧迫，谢绝了教授要其报考研究生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民族解放事业。 郭霁云的革命启蒙老师是楚图南，名字是楚老师改的，引自古诗“城外晴天出霁云”。1935年在北平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并参加了“一二·九”运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国民政府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妇女工作委员会任中校主任；1939年到延安，任延安女子大学秘书长；1945年参加解放东北、建设新政权的工作；1953年任哈尔滨亚麻厂副厂长，1957年任厂长并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59年因对“大跃进”的过激行为提出异议，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二年；1962年在刘少奇直接关怀下平反，任黑龙江机械冶金厅副厅长；1964年奉调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化纤局副局长；1966年“文革”中受到迫害，下放湖北农场劳动；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任纺织工业部纺织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兼第一副院长，1979年正式平反，1982年离休；2005年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14 郭霁云好友谌曼里是周恩来在天津时的战友谌志笃的大女儿，是周恩来的第二个干女儿。1937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谌曼里到重庆参加战地服务团。1938年，谌志笃将谌曼里直接交给在驻汉办事处的周恩来。 谌曼里在延安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在延安从事京剧、昆曲等研究工作，才貌双全。1945年11月1日晚，谌曼里一个人死在窑洞里，年仅24岁。 15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户贫苦农家，原名王爱真，因母亲姓薛后改为薛明。1936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结婚。之后她便随贺龙转战南北，长期在军队任职，曾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薛明因病于2011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是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中国从此再无元帅夫人。图为贺龙与夫人薛明。     16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被捕脱离党组织。1937年秋到延安，江青奔赴延安，将名字从蓝苹改为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渐渐相识并最终恋爱。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当时的中共江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但毛泽东仍旧与江青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李讷。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图为毛泽东夫妇与女儿李讷。 文化大革命期间，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勾结林彪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造成10年之久的全国大动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最严重的损失。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对江青进行隔离审查。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江青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裁定，对其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图为毛泽东与江青。 17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张琴秋（1904-1968）曾被徐向前赞为“文武都行，不怕天、不怕地的女杰”的张琴秋，还是一位海归美女，曾有五年的国外留学经历。1904 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曾先后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杭州女子师范学校、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南京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张琴秋不仅学习优秀，而且是一位长相十分出众的姑娘，在校时因漂亮迷人而一直是引人注目的人物。1924年11月加入中共，成为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之一。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 1930年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五年的张琴秋，和丈夫沈泽民一起回国。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根据地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潇洒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美丽逼人的阔太太。在鄂豫皖苏区，张琴秋担任培养干部彭(湃)杨(殷)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刚来到鄂豫皖苏区时，大家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但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一身戎装，英姿勃勃。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张琴秋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不已。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张琴秋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 张琴秋不但军事过硬，这位漂亮的女政治主任还能歌善舞，她组织宣传队，亲自教女战士跳舞，还组织了红四军团剧团，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真可谓“文武双全”。 张琴秋不仅文化素质很高，而且很擅长带兵打仗，是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1933年，川陕苏区反“围攻”时，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狭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刘继兴考证，当时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1935年5月，张琴秋率妇女独立团到达四川藏区杂谷脑镇，为总部筹集物资。在这里，妇女独立团遭到了盘踞在喇嘛庙的国民党武装的袭击。张琴秋积极宣传党的政策，了解当地民情，在当地藏族群众帮助下，张琴秋决定消灭这股敌人，扫除红军前进的障碍，为藏民除害。但是喇嘛庙居高临下，墙高壁厚，敌人弹药充足，易守难攻，贸然攻击损失会很大。张琴秋决定从正面佯攻，另派一支奇兵迂回到喇嘛庙的背后的山上，从上往下打。还利用夜晚，敌人不易发现的时候，将交通壕挖到了喇嘛庙前。第二天战斗打响后，正面部队首先向敌人实施佯攻，凶恶的敌人见正面火力不猛，以为红军兵力单薄，便冲出庙来反扑。张琴秋沉着应战，接连打退敌人2次冲锋。很快，庙后的山上响起了红军的冲锋号，敌人在红军的前后夹攻下，损失很大，只好退回庙里据守。战斗持续了1天1夜，敌人眼看要守不住了，只好放火烧寺。张琴秋趁机命令女战士用树木撞开庙门，消灭残敌，扑灭了大火，缴获了大量敌人囤积的物资。战斗胜利结束，妇女独立团受到了方面军首长的传令嘉奖。 长征途中，张琴秋改任川陕省委妇女部长。其后，她在西路军任组织部长。在西路军远征新疆的征途中，她已临近分娩，仍负责指挥总部机关的直属部队，在担架上指挥战斗。在敌人骑兵的包围下，将孩子生在了戈壁滩上。西路军失败后，张琴秋因产后身体虚弱被俘。抗战爆发后，经周恩来向国民党点名交涉，张琴秋被释放回延安。在延安，她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女生大队队长、女子大学教育长。解放战争期间，张琴秋在中央妇委长期担任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分管女工工作，是新中国第一代女部长。1955年授衔时，张琴秋因早已到地方工作，这位惟一的红军女将便没有被授予军衔。在“文革”风暴中，性格刚烈的张琴秋受到诬陷和打击，于1968年4月愤然以死抗争（坠楼自尽）。1979年4月，党中央正式为张琴秋平反。 张琴秋先后结婚三次，第一任丈夫是大作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曾任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病逝于 1933年11月30日，享年33岁。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陈昌浩另娶苏联妻子格兰娜)。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18 陈波儿(1910-1951)，演员，人民电影事业的组织和领导人，广东汕头人。1929 年在上海艺术大学读书时加入上海艺术剧社，从事左翼戏剧活动，主演了《街头人》、《梁上君子》、《炭坑夫》等剧。1934年在明星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处女作《青春线》，后与袁牧之共同主演《桃李劫》获得好评。1936年主演《生死同心》创造了一个正直、爱国的小资产阶级女青年的鲜明形象。在拍摄《桃李劫》时，她与袁牧之合作配戏非常默契，渐生感情。“电通”结束后，两人在“明星”二厂合作出演了《生死同心》。陈波儿与袁牧之虽然有感情，但是因为当时社会状况很不稳定，陈波儿同丈夫并没有离婚，所以两人一直保持朋友关系。陈波儿后来携子任克去了延安，和丈夫任泊生分开。直到1946年，陈波儿去重庆走访老朋友时，得知任泊生已另娶妻，感情上受到打击。1947年的夏天，陈波儿终于与袁牧之结婚。  陈波儿与朱德总司令合影。1949年秋调北京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兼艺术处处长。在她的组织调动下，仅一年中国即拍成了《赵一曼》、《钢铁战士》、《翠岗红旗》等26部故事片和一批新闻纪录片。1950年，在她的倡议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1951年11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上海去世。 19 李丽莲：李德的第二个妻子，她身材颀长，俏丽动人。1931年，17岁的上海姑娘李丽莲进入“天一”影片公司任演员，在影片《上海小姐韩绣雯》中扮演角色。1937年，扮演了影片《社会之花》中的张曼以及《梦里乾坤》中的赵女士等角色。有一次李德突然看见李丽莲朝自己微笑，便急忙走过去握手。他们旋转优美的舞姿引起许多人的赞叹。随后李丽莲邀请李德观看了一场歌舞晚会，李丽莲演唱陕北民歌《赶牲灵》，悠扬婉转的歌声让李德如痴如醉。李德决心在延安长期住下去，并向李丽莲求婚。李丽莲看中李德的身份和他在延安还算优厚的待遇，经过一年的交往她也很爱这个坦率的洋人，便愉快地答应了求婚。李德找到中组部部长陈云，申请与李丽莲结婚，还提出转为中共正式党员的要求。陈云批准了他的这两项要求。婚后，李德和李丽莲经常一起跳舞、散步和买菜，形影不离。他们相约在中国生活一辈子。后李德回苏联述职，从此他们天各一方，再也没有见过面。1949年后，李丽莲任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和对外联络部部长，1965年4月病逝于北京。  20 张露萍原名余家英，学名余硕卿，1921年5月28日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城南街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教私塾的父亲余泽安，常以忠烈事迹教育女儿。张露萍8岁时进了县城的小学，她聪明过人，成绩优良，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这时，家里发生的一件事对她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姐余硕彦，在崇庆师范读书时被眉山专员、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余安民看中，娶为三姨太，住在成都西门外的余家花园里。在大姐关照下，张露萍从县城来到成都建国中学读书。在读书期间，张露萍认识了时为中共四川省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的大女儿－－车崇英。课余，她们常在一起谈论人生的理想、妇女的责任等。张露萍常到车崇英家玩，也就认识了车耀先。张露萍常提出一些不理解的问题，车耀先总是耐心解答，深入浅出分析时局，讲述革命道理，使张露萍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动。 1937年卢沟桥畔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我守军英勇抗击日寇入侵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车耀先的影响下，张露萍等几个姑娘踊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参加了“群力社”、“星茫社”等抗日救亡团体。张露萍除了参加演剧队外，还担任了“天明歌咏团”的指挥。在成都的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这个活泼、豪爽、身着白衣黑裙的女学生的身影。她憧憬光明的未来，立志做一个时代的新女性。然而，实行片面抗战的国民党当局却千方百计压制抗日救亡运动，不许民众起来抗日，张露萍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在民族危亡之际，这个满怀爱国热情的姑娘，希望用自己的青春报效处于危难中的祖国。 张露萍把自己的一张照片剪成五角星状，制成卡片并写下火热的诗句： 前程，似天上的云霞； 生活，象海里的浪花。 卿：莫愁徊， 趁这黄金的时代，努力探索革命真理，放射出青春的灿烂光华！ 位于大西北的延安，以一派朝气蓬勃的盎然生机，吸引着大后方的热血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一盏明灯。张露萍多么渴望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啊！ 1937年11月，由于张露萍的一再要求，在成都抗敌后援会和车耀先同志的安排下，张露萍和彭为工、刘革非、李隆蔚等十名青年学生，秘密离开成都，奔赴渴望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经过十多天的跋涉，闯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关卡，于12月初到达西安。正当他们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联系的时候，四川地方军的一个少校突然来找张露萍，说她姐夫余安民托他买好了飞机票，要立即送她回成都。此时的张露萍投奔革命已是义无反顾。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经过巧妙周旋，摆脱了此人的纠缠，终于到达延安。这时她改名叫黎琳，意在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开始，张露萍被分配到陕北公学二期十四队集训，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等课程，张闻天、成仿吾、邵式平等人曾在这里讲课，毛泽东还抽空作报告。三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她又参加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编入三大队女队。她活泼开朗，待人热情，工作卖力，被选为小组长。每次全校齐集操场时，各大队都要互相拉歌，她指挥三大队高唱《拿起刀枪干一场》，歌声整齐有力，博得全场掌声。从此她就有了一个外号叫“干一场”。 在组织的关怀和培养下，张露萍很快成长起来，也逐步适应了艰苦的生活。她写信告诉往日的同学：“延安是革命的大熔炉。在'抗大’，毛主席给我们上课。我们每天都学习，大殿，是我们的课堂；膝盖，是我们的写字台；吃的小米加窝窝头，顶好吃。”她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陕北现在是前线了，但是我们同学两千多人中没有一个怕的，因为大家都相信百战百胜的八路军。……希望你们不要担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的孩子每天能背三十几斤重的包裹爬十几里的山路了，你们高兴吗？”她还给家里寄回了几张在延安学习和生活的照片。1939年10月，经郑继斯、杨馨二同志介绍，17岁的张露萍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大毕业后，张露萍被调到中央军委通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学习结束后，又参加了中央组织部政治干部训练班。在这里，她学习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和国统区的斗争策略、工作方法等知识。以后，党组织根据她的文艺特长，分配她到延安文协做秘书工作。这期间，她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陈宝琦（即李清同志，建国后曾任交通部长）在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并结成了革命伴侣。几天后，中央组织部、社会部找张露萍谈话，让她利用大姐的社会关系，去做川军的统战工作。1939年深秋，张露萍告别了生活近两年的延安和战友，告别了新婚不久的爱人，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踏上了新的征程。 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利剑 曾家岩位于重庆市郊的一处红色岩石之上，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又称周公馆，总负责人就是时为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军事组组长是叶剑英，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为开展情报工作，南方局己发展了国民党重庆卫戍区电讯监察科的张蔚林、军统电讯总台副台长、报务主任冯传庆为中共秘密党员。军统电讯总台是由美国援建的现代化电讯中心，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数十万秘密特工。张、冯二人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 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但如何把情报送到我党手中，并不被敌人发现，这却是个难题。正当周恩来和叶剑英等为此事犯难之时，恰好接到延安的通知：延安总部特派黎琳（即张露萍）到重庆做统战工作。“这不是延安那个'干一场’吗？”叶剑英看到通知，不禁叫起来。叶剑英的参谋雷英夫也证实：“没错，是她。她在延安整天唱'干一场’，现在真要干一场了。”－－张露萍在延安指挥唱歌也闻名国统区。叶剑英随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派她去，以张蔚林妹妹的名义，建立我“军统电台特支”，开展最机密的地下情报工作。周恩来征求曾希圣和雷英夫等我党情报机关专家的意见，结果都与叶剑英的观点一致：好主意！ 当张露萍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叶剑英就把她叫到办公室，非常认真而严肃地对她宣布了组织决定：派她到国民党军统机关电台去做地下工作，和国民党军统特务进行情报斗争。“小鬼，这个任务非常艰巨而复杂，属于党的高度机密，需要勇敢，更需要智慧。既要对党绝对忠诚，又要准备当无名英雄。怎么样，这回你真的可以去'干一场’啰！”叶剑英不失幽默地对张露萍说。“是，首长，我坚决服从党的安排，保证完成好任务，绝对保守党的机密！”张露萍向叶剑英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当时，南方局给张露萍规定了三项任务：一是让她担任军统电台特支书记，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就这样，根据组织的安排，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由黎琳改名张露萍。张蔚林从军统电讯总台宿舍中搬出来，在牛角沱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与张露萍在那里住下来。这时，中共南方局军事组对她平时穿什么衣服，如何化装，上街要注意什么问题，如何与中间联络站联络的方法和暗号等等细节问题，都进行了严密的布置和安排。从此，穿着阔气，风度翩翩的张露萍，经常以给哥哥带东西或找哥哥的好朋友为名，时不时地出现在军统电讯总台会客室和军统人员宿舍。与此同时，源源不断的敌方情报被秘密地送到南方局军事组，甚至连敌人的电报密码也被偷了出来。张露萍在有时情况紧急，来不及将情报往周公馆送，便顺手利用敌人的电台干脆直接把情报发向延安。这群年轻人就像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把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的核心机密统统挑了出来，传给我党我军。“八办”情报参谋、建国后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的雷英夫曾向有关部门写信，证明张露萍他们的这份特殊贡献：“我们从军统局获得了电报密码、电台呼号、波长、军统内部组织概况、军统收集情报和准备打入我党我军的计划等。……我地下党哪些组织被敌人发现，根据他们截获的敌人情报，也能够及时地安全转移。总之，他们做了大量工作，对于中央和南方局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政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一次，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准备派遣一个“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搞情报。这个密令被张露萍等传送给南方局，南方局直告中共中央。结果，这三个特务刚跨入边区地界，就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军民抓获，不仅美制电台成了战利品，同时也增加了一条揭露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具体罪证。 1940年1月，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中共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准备在该站进行联席会的那天晚上，将更多的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幸运的是这个情报被我截获，由于这个情报截获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脱手叫别人去通知，只好自己乘夜色走出牛角沱，直接找到天官府街（按规定这是不允许的），递上一张“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便匆匆离去。军统的抓捕计划落空了。这一切，如同一道霹雳闪电，击中了国民党的神经中枢。戴笠倒吸一口冷气：难道我军统内部有人通敌？共产党在我眼皮底下安上炸弹！蒋介石震怒了，他命令戴笠限期查清这一连串的“泄密事件”。 戴笠的猜想没有错，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秘密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有了共产党的眼线，消息焉有不走漏之理。戴笠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要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先拘后审。叶剑英、雷英夫立即决定，通知各情报人员暂停一切活动，确保自身安全。 事有凑巧，张露萍这天骑自行车上街，被一辆逆行的小卧车挂倒，车主人下车道歉，竟然是大姐余硕彦，二人不约而同地喊出：“你是大姐！”“你是小妹！”姐妹久别偶遇，互相告慰几句便话归正题。张露萍不便暴露真实身份，佯称在一家公馆当家庭教师，大姐则说此次来重庆，是为母亲购买中风特效药的。母亲瘫痪在床，女儿牵肠挂肚，经组织批准，张露萍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不料在此期间，一件意外的事，让“军统电台”这个宝贵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就不好，便想借机报复一下，于是说张是有意破坏，遂把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以为事情败露，沉不住气，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组织上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张应该立即回去检讨此事。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孰料，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之后，戴笠产生了警觉，不仅立刻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及七人支部的名单。待张蔚林来求董益三时，即刻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此电报晚了一个时辰，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刚到重庆就被特务逮捕。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样，包括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全部被捕。 蒋介石大骂戴笠无能，并责问他：“你说军统打入共产党如何厉害，实际上共产党插入我们的心脏，你都不知道呀！”戴笠吓得心惊胆战，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这就是震惊国民党上下的“军统电台案”，被称为“戴笠特工生涯的最大败笔”。对张露萍等人的残酷迫害也随之而来。 悲壮的最后时刻 张露萍等人被关在军统重庆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对我党的秘密机关采取进一步行动。为抢在敌人搜捕之前，她机智地想出了一个方法。 看守所长毛烈并不了解案情的严重性，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支电子管。毛烈是军统二处处长何芝园的妻弟，又是戴笠的小同乡，他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自恃遇事可以“担待”。张露萍看准了他这个弱点，指示张蔚林送毛烈五十块大洋，请他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号（中共南方局秘密机关）。纸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烈哪里晓得这是震撼军统的特大事件，他看了看条子，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第二天，戴笠派大批特务去抓人，已是人去楼空。当戴笠发觉是毛烈送去了一张条子才导致共党人员转移时，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毛烈处决。 戴笠亲自率领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司法科长和特别行动处处长赶到看守所。他一看到几张熟悉的“男犯”面孔，不由分说，上前就各打了一记耳光。轮到张露萍时，他呆住了，原来充当情报联络员的竟是个漂亮姑娘，“美人计！共产党的美人计！”于是，戴笠把所有的火气撒在了这个年轻的女子身上：“说，是谁派你来的？”－－如果她承认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那里派来的，好，那共产党就是有意破坏“国共合作”！但戴笠什么都没有获得。那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叫余慧琳，是当时一位名豪的私生女，与电台的张蔚林是兄妹关系，并经张介绍才认识冯传庆副台长的，所以常到电讯总台驻地遗爱祠来玩。 “你别以为我戴笠、我军统都是吃闲饭的。你的身份我们已经清楚，也知道你是从延安那边过来的。说，延安派你回来，任务是什么？”这是第三天、第三次审讯时戴笠的问话。 “你既然知道了还问我干什么？”年轻女共产党员不屑一顾的样儿，让戴笠更气不打一处出。“你以为嘴硬就可以保守一切秘密？”戴笠一挥手：“上刑！”特务们立即七手八脚地上前将年轻女子拉上老虎凳，在她身上噼啪噼啪猛抽。“现在可以开口了吧！说，延安派你到这儿，是不是周公馆又派你到这儿来勾引我们的几个蠢蛋的？”“还是上次说的几句话：我是从延安回来的，因为过不惯延安的生活才逃回来的，没有哪个给我任务。”又是一阵皮鞭…… 一天上午，一个看守人员打开牢房，走进来向张露萍客气地说：“戴局长说是误会，你自由了！”张露萍走出监房，两个军统女便衣悄悄跟在她的后面。张露萍当然明白这又是敌人的阴谋，当我南方局一位工作人员迎面走来时，张露萍向她暗示：“后面有敌人！”走到“周公馆”门口，张露萍目不斜视快步走了过去。戴笠妄图抓住张露萍与南方局有所靠近或联系的口实，进而栽赃我方“破坏统一战线”。戴笠的这一阴谋，被机警的张露萍彻底击败！张露萍向朝天门码头走去，敌人重新逮捕了她。蒋介石亲自出马干预，他大骂戴笠无能，并命令他：“对这七个人，即使搞不出共产党的证据，也要长期囚禁，随时可以处决。” 1941年春，张露萍和她的六名战友，被敌人转押到贵州省北部的息烽集中营监禁。抗战时期，这里先后关押了一千二百多名“犯人”，被杀害和折磨死的达六百多人。罗世文、车耀先、许晓轩、宋绮云、韩子栋等同志和马寅初先生、黄显声将军，都曾长期被囚在这里。它是军统的“天”字第一号监牢，是蒋介石残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屠场！张露萍来到“息营”后，一直被关在“义斋”女牢，同监的还有徐林侠（中共党员、杨虎城将军秘书宋绮云的夫人）、宋振中（徐林侠的幼子，小说《红岩》中的“小萝卜头”）、黎洁霜、黄彤光等人。 开始一段时间，张露萍脚戴重镣，行动困难。加之在重庆身受重刑，遍体鳞伤，面容十分憔悴。但她神情坚毅，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宣传革命道理，受到了难友们的尊敬。她特别疼爱当时只有三、四岁的宋振中，教他识字，给他讲故事。日子久了，宋振中对张露萍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了。 周养浩接任“息营”主任后，一反以往酷刑逼供、吊打犯人的手法，大搞所谓“狱政革新”，想从“精神软化，攻心为上”的反革命策略中，得到用酷刑和杀戮得不到的东西。狱中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等中共地下党临时支委决定：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前提下，“囚犯”应该出去参加“工作”或劳动，以便将计就计，挫败阴谋，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张露萍根据支部的指示，在狱中参加了缝纫厂劳动，同时作一些宣传工作。周养浩在狱中办有《复活》月刊、《养正》周报。为了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倒行逆施，张露萍不断以“晓露”为笔名写诗作文，在刊物上发表。如诗歌《七月里的石榴花》，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胜利的信心。 狱中在特定节日，举办文娱演出活动。张露萍在歌颂反法西斯女英雄的话剧《女谍》和曹禺的名剧《日出》等剧的演出中，均担任了主角。当她得悉战友赵力耕由于敌人的折磨，上肢出现瘫痪症状后，就变卖了自己的一枚金戒指，托人买了营养品给他送去。她在狱中养了一只大肥鸡。难友劝她杀了滋补身体，她却要留给“小萝卜头”和一个刚生下来的“狱中之花”。她不仅装着党的事业，怀着对共产主义的理想，而且关怀革命的后代、未来的希望！ 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七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管理员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是要送她到重庆“开释”。张露萍知道，最后的时刻到来了。她镇静地梳头，整容，轻轻地吻了吻“小萝卜头”的脸，并和徐林侠、黎洁霜等难友一一握手告别。难友们预感到张露萍此去凶多吉少，禁不住泪流满面。张露萍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我知道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心里很坦然！”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小萝卜头紧紧抱住她的双脚放声大哭，不让她走。 在一辆美国道奇军用卡车上，十几名军统特务荷枪实弹，警视四周。张露萍走上刑车，已经被押坐在车上的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王席珍、陈国柱惊异地喊她：“妹妹！”“张小姐！”张露萍也亲切地叫了声“哥哥”和冯传庆等人的名字。刑车缓缓地驶出“息营”大门口，便加快了速度。张露萍一下子站起来，放声高唱《国际歌》，战友们也大声地跟着合唱。刑车到距息烽县城三公里的半边街时，突然转弯开到快活岭军统特务的一座被服仓库的大门前。在大雾弥漫中，特务们要张露萍等人下车休息，说要在这里被拉到重庆去。 张露萍神情安详，从容地同战友们走上仓库门口的石阶。当她刚走上第七级台阶时，刽子手们从后面开枪了，张蔚林、冯传庆等六名战友相继倒在血泊中！张露萍脚上中了一枪，身躯一震，转过身来，看了看躺在身后的战友们。她面露悲愤和鄙夷之色，怒视着刽子手们，用尽力量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张露萍的大无畏精神和浩然正气，吓得刽子手们胆颤心惊。罪恶的子弹顿时染红了这位坚强的女共产党员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