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城市具备用大脑思考的能力,这不是投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杭州“大脑”究竟开了什么脑洞?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巩持平
◆城市大脑最终可能要为城市生活打造一个数字化的界面。在如此庞杂的数据中,如何利用好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如何推进政府和城市大脑更多良性互动,还需继续探索
杭州的城市大脑火了之后,常有全国各地的考察团去看。相关负责人经常被问同一个问题:我们也想做城市大脑,要投多少钱?这个问题有些外行,而且不好回答。老法师的标准答案是:这不是一个投钱就能解决的问题——要企业、民间组织、街道居委会等各方力量不断碰撞磨合,从老百姓的需求中不断发现问题,从需求出发倒逼政府部门自我改革,减少各类办事审批流程,再让各方在受益中反思,在反思中改进,经历这样的过程,城市就具备了用大脑思考的能力。
3月3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时说,城市大脑是建设“数字杭州”的重要举措。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大城市也可以变得更“聪明”。从信息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提出要建设城市大脑的城市至少500多个,但究竟怎么做呢?记者去杭州实地调研,从一个个案例中找寻线索、追问答案。
始于数字治堵
时间退回到2016年。当年的云栖大会上,杭州宣布启动城市大脑建设。所谓城市大脑,是为城市生活打造的一个数字化平台,将原本散落在城市生活中的数据汇集起来,并通过整合分析,实现对城市的指挥、调动和管理。用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的话说,是要为城市生活打造一个数字化的界面,让人们通过这种界面去触摸城市的脉搏,去感受城市的温度,去享受城市的服务。同时,也让城市管理者拥有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佳工具。
为什么要建城市大脑?最早为了治堵。彼时,杭州是个名副其实的堵城。数据显示,当时杭州城市快速路处于严重拥堵状态下的时间跨度长达10小时,市中心经常处于严重拥堵状态。
中国工程院院士、杭州城市大脑总架构师王坚曾感慨:“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从南极到北极,而是从红绿灯到交通摄像头,它们在同一根杆上,但从来没有通过数据被连接过,摄像头看到的东西永远不会变成红绿灯的行动。”城市大脑要做的,其实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利用丰富的城市数据资源,对城市进行全局的即时分析,从而有效调配公共资源,不断完善社会治理。
在杭州,城市大脑从摄像头得到了即时交通流量,第一次让城市的交通信号灯能根据即时流量,优化路口的时间分配,提高交通效率。同时,依靠计算机视觉分析能力,利用每一个交通摄像头对道路进行即时交通体检。一年后,在试点区域,与交通数据相连的128个信号灯路口,通行时间缩短15.3%。在主城区,城市大脑日均事件报警500次以上,准确率达92%,大大提高了执法指向性,成效显著。通过3年多的数字治堵,杭州交通拥堵排名已经从2014年的全国第2位下降至去年的第35位。
值得一提的是,杭州城市大脑的迭代升级也推动了杭州交警警务机制的改革。比如,2018年4月,杭州公安交警部门专门建立起信号配时中心,中心接管了杭州市区路口1882个交通信号灯,打破了辖区界限,加强了区域统筹。另外,杭州公安交警部门新成立了交警机动队,归属指挥情报中心直接调度,第一时间快速处置城市大脑发现的各类警情,丰富了勤务层次,提高了处置效率。
赋能区域治理
治堵取得成效后,城市大脑的中枢神经不断向社会各领域延伸,交通、文旅、医疗成为高频应用场景。
比如,文旅系统通过商业数据与政府部门数据的多维融合,让游客20秒入园、30秒入住酒店;停车系统累计完成33.5万个停车位“先离场后付费”建设,免去排队交费环节,累计服务143.9万余车次;医疗系统建设中,上线“先看病后付费”应用场景,全市252家公立医疗机构已全部接入……
此外,2月11日上线的健康码也是城市大脑的产物。绿、黄、红码三色动态管理、新冠肺炎疫情数字驾驶舱实时监测疫情数据、亲清在线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紧急状态下,数据在城市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政府流程再造和管理模式的转变。
城市大脑赋能区域治理,也是从高频场景切入的。2018年底,湖滨街道探索建立“湖滨智芯”,用来监测实时人流。辖区地理位置特殊,有西湖边上的著名景点音乐喷泉,有商业步行街,有全市最大、最忙的地铁站之一。当时,人员聚集带来的安全隐患是另一大痛点。
高峰时期,人多到何种程度?湖滨街道党工委委员王潞给记者讲了一件事:2019年元旦,凌晨2点,热闹的跨年人群散去,值班民警准备用手机叫车回家,软件显示排队近千人,6点时,那位民警已步行到家,网约车司机才打来电话。
于是,街道和旅委专班合作,接入城市大脑,数据实时显示人员密度和人流走向,街道联动各方力量,在人员过密时发出预警,并能提前研判人流引导方向,让保障力量更快速做出反应。
人员管理只是具体场景之一。对湖滨街道来说,长久以来,还有更大的痛点,即辖区内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周边道路拥堵和停车难问题。这一问题是街道的老大难。2019年1月,湖滨步行街升级为“国家级”步行街,区块内原本的车行道改为人行道,还封了两个停车场,医院本就就诊量高,步行街改建后,车流更为集中,拥堵问题格外突出。
传统的治堵办法试过不少。交警在院门口常驻,疏导车辆;医院也做出让步,说服院里的专家把车停到院外;四周的非机动车道围上铁栏杆,形成硬隔离,自动变成等候区,供入院车辆排队停靠。
可人力物力投进去了,收效甚微,反倒走入两边不讨好的死胡同——来看病的车辆进不了医院,至少有一人留下等候;同时,占道停车被默许,非机动车无路可走,只得紧贴路边行驶,车辆剐蹭等纠纷时有发生,平均两天一次,下雨天更糟糕。
街道接到过不少投诉,来看病的有怨言,家属等在外面特别焦急,周边市民意见也大,都说车都停到路上了政府还不管管。这些话一直往王潞耳朵里传,之前,她觉得有心无力,城市大脑的概念诞生后,她动了念头,想试试看。
部门协同的力量
不过,于湖滨街道而言,智慧街区的改造起初更像一次赌博,输赢难料。
改造自2019年3月启动,王潞是具体牵头人之一。想法很明确,就是要解决长久以来停车的痛点。靠城市大脑就能解决?王潞并不确定。
数据上看,能。城管专班协助下,几大停车场信息接入街道,王潞他们发现,医院停车场的确极度饱和,但从区域整体来看,常用车位仅为总车位数量的70%。街道做了一个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市民能够接受在距离目的地500米范围内停车,而医院周边符合条件的停车场很多。街道请专人设计了停车路线,再将高峰时段要错开的因素考虑进去,最终选定4个商场的停车场。这样一来,医院可用停车位一下由120个增加到1200个。
办法实际推行起来,却难。各方都明白,这亟待解决,但就是没有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医院本已将周边道路视为自己的停车场,交警也对在铁栏杆内停车排队的车辆网开一面,不开罚单,商场的停车位本是留给消费者的,医院来的车停满了,恐怕影响销售业绩,得不偿失。王潞也迟迟下不了决心,停车管理本来各单位都出点力,实则全不负责,若挑明了说这事街道牵头做,最后搞砸了,不是砸政府招牌?
“赌一把看看,毕竟街道有属地责任。”王潞说。
街道出了3位专职人员,招募了70多位志愿者,每天早7点到晚10点在停车场蹲守,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数数:一要数进出车辆数量,二要算停留时间,三要观察停车高峰和低谷时段。3个月后,一份经过人工校准的数据报告出炉,这是街道说服各方试行新办法极有力的材料。
拿着报告,亮出数据,街道跟商场挨个谈,希望能开放停车位。商场问得最多的问题是,真的有人绕远停车吗?不如做个实验。街道和商场约定,给在医院门口等候的车辆发一张优惠券,让司机把车停到商场去,优惠券金额街道出钱补贴。实验在两周后有了结果,商场不肯收优惠券了——停过去的车辆很多,把闲置车位用起来,效益可观。
过了商场这关,剩下的事情易做一些。交警搬走铁栏杆,拆掉硬隔离,还路于民,他们依然守在医院门口,却是在反复解释占道停车以后要罚款了。医院门口和十字路口架起电子显示屏,实时更新医院内空余停车位数量,以及周边可用的停车资源。类似的显示屏在每个转弯处和停车场门口都有,一步步引导车辆去空闲位置,之前低头找泊位,现在抬头见泊位。
“显示屏解决了大问题。”堵塞被疏通,效果显著。之前车辆进医院平均需要90分钟,停车分流后,这一时间缩短至2分钟。商场停车位的周转率由2上升至5,即每天一个车位上停过的车辆数量上涨60%。“解决问题的思路不是增加什么,而是将错配的资源归位。”王潞说,城市大脑让数据接入自来水管子,数据流动起来,变成了可用资源。
正要松口气的时候,意外找上门来——街道又接到投诉,市民在电话里大声指责,说政府骗人。原来,这位市民根据指示牌引导到周边停车,停车场却告知,车位已满,“指示牌明明显示还有5个,你怎么说已经满了?是不是故意不让我停?”排查后发现,出现数据失实的情况,是因为医院系统线路出了问题。王潞到现场看,果然,医院门口再现排队长龙。“我非常自责,出现问题了也没能及时发现。”那天起,街道联合医院、交警、城管、商场成立小分队,建立专班机制,一有问题,各方一起动,尽快解决。
即便如此,类似的投诉时有发生,多数因为显示屏数据与实际不符,还有认真的市民因怀疑数据真实性,去把停车场停车位数了一遍。其实,有的误差很难避免,比如车辆入场和数据更新之间固然存在的时间差。“我们更要做好数据的运营和维护。”王潞说,“把停车场数据亮出来,无异于自曝家底,如果数字不对,市民们一清二楚,必然会对政府公信力产生伤害。”于他们而言,这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剑。
目前,湖滨街道的智能停车模式已拓展运用到辖区内全部3家三甲医院。见识过部门协同的力量后,街道有了更大的“野心”,想要接入更多资源,去触碰更多痛点。这是从百姓需求出发推进的改革,也是政府理念由管理思维到服务意识的转变。
“后进生”的追赶
从原理上看,城市大脑旨在通过多种网络形成有效的连接,实现信息的互通访问和接入设备的互相协同运作,从而实现信息资源的一体化和立体化。据不完全统计,杭州原有52个政府部门和单位共建有760个信息化系统项目,部门间数据不相往来,甚至同一个部门内部不同业务线也不相通,于是形成一个个数据孤岛。
城市大脑建设启动后,最重要的就是打破了数据壁垒,实现了部门间的互联协同,为其后的数字化治理奠定基础。
对不少政府部门来说,城市大脑不仅推动了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为政府自身的数字化治理提供了内生动力。
比如,原本信息化基础较薄弱的部门的危机感增强,积极营造后发优势,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体现在应急管理方面。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副主任姚志明介绍,以往,杭州的应急管理系统在信息化上较为薄弱,不少数据缺乏系统分类整理,部门间也没有打通,造成应急响应方面动作有些延迟。去年,应急管理系统接入城市大脑数据库,迭代升级了防汛防台和安全生产监管系统,重点打造了防汛防台应急联动和危化品事故防控“看得见”两大应用场景。
首先是将静态的数据电子化、可视化。新上线的防汛防台应急联动平台全面对接气象信息接口,增加了温度、风力、降雨等数据面状图层服务,并标绘新划定一般山洪灾害风险区和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村,明确影响区域、户数、人口及防汛措施、责任人和联系方式,从而进一步优化完善,如山洪灾害和地质灾害预警条件达到一定响应等级后,确保人员应转尽转,实现灾害尽早防范。
有了数据,还要加快打通和应用,减少原有数据的更新频率,同时根据相关场景尽可能多地接入更多数据。下一步,姚志明表示,在防汛防台方面,还将接入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风险点及城市内涝点,提升工程成果,逐步提升台汛期灾害综合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精准度。另外,应急管理局还在积极形成各类应急行业专题库,对内部业务系统和外部共享交换提供统一的数据目录服务,实现各层级、各部门数据的共享交互,助推应急行业数据的共建共享。
治理成效一目了然
在杭州城市大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首席技术官申永生看来,城市大脑能让政府的数据和决策更加透明化和精准化,也使部门的考核有了更明确的依据。
“数据一接到大平台上,问题一目了然。很多数字指标,经过复杂算法、算力支撑,融合计算出来,可以精准体现治理成效。”申永生说。
最大的改变无疑是理念上的。以往,政府对数据的态度主要是“等结果”,却很少去弄明白过程。现在政府部门会更多地去思考数据的由来,挖掘数据背后的意义。
延误指数是其中经典的例子。用申永生的话说,大家了解延误指数之前,“堵”是常用的口头语,政府决策多依靠经验。比如一条高架路上的红绿灯,由专家经验判断怎么设置,适当管控。但这种经验放到整个城市交通管理上,可能不够用了。
道路到底是堵还是不赌,在数据上可以体现得很精准。根据城市大脑测算,杭州交通平峰时的在途量大概是20万辆车,最高峰时也仅为30万辆左右。治堵的关键就可以被简化成解决10万辆车的拥堵问题。再比如,通过引入延误指数,数值1.5时道路明显畅通,到了1.7就开始堵了。在将道路拥堵情况量化后,治理和考评都可以更加精准化。
亲清在线是另一个典型案例。3月2日杭州市政府上线新型亲清政商关系数字平台,如果按规定缴纳社保、2019年全年工资收入低于7.2万元、未承租公房和未享受政府住房补贴且在外租住房屋的企业员工,可以通过“亲清在线”领到政府给予的每人500元补贴。手机上点一点,全程不过2分钟,补贴就能到账。
亲清在线平台依托城市大脑中枢系统,通过流程再造、数据协同、在线互动,实现政府服务效能提升,政府可以更精准有效地给企业“发红包”。在申永生看来,“亲清在线”数字平台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实行企业承诺制,让企业在政策申报中为员工背书,承担一定责任,“政府一定程度上放权,让企业来做最擅长的事情”。
从诞生之初,杭州城市大脑便带有鲜明的“需求导向”的烙印。无论是赋能社区街道的区域治理,还是推进政府部门内生的数字化治理改革,最重要的其实是政府理念由管理思维到服务意识的转变。这或许也是政府服务在数字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政府把公共服务直接办到了企业和群众手心,实现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的改变。
于杭州而言,城市大脑最终可能要为城市生活打造一个数字化的界面,也让城市管理者拥有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最佳工具。不过,在如此庞杂的数据中,如何利用好市场和政府的两只手,如何推进政府和城市大脑更多地良性互动,还需要继续探索。 【编辑:田博群】
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网友上传(或整理自网络),原作者已无法考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61k阅读网免费发布仅供学习参考,其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
本文标题:杭州城市“大脑”究竟开了什么脑洞?61阅读| 精彩专题| 最新文章| 热门文章| 苏ICP备13036349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