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记者 谢博韬):1938年7月9日,樊锦诗在北平出生,之后不久她全家便迁往南方谋生,在上海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因为先天体质较弱,樊锦诗最初的梦想是当医生,她当时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日后会与千里之外的敦煌结下不解之缘,兜兜转转,一呆就是近六十年。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资料图)
结缘敦煌
1962年,是樊锦诗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学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的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若干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因为年少时就对敦煌有一种美丽的幻想,想着干脆趁着毕业实习的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樊锦诗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敦煌,与另外三个同学一道前往甘肃。
在去敦煌的路上,樊锦诗一直想象着将要到达的莫高窟,莫高窟里面不仅有精美绝伦的彩塑,还有几万多平方米的壁画,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敦煌文物研究所也应该是一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很气派的地方。
一下车,她却彻底傻眼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面黄肌瘦,穿的都是洗得发白的干部服;当地食物紧缺,很多人只能打草籽充饥;敦煌的水碱性大,拿来洗头发,洗完了头上还会发黏。除开生活条件艰苦,樊锦诗还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几乎每天晚上都失眠,经常三四点钟就醒了。对于这个长在上海、求学在北京的姑娘来说,当地的生活条件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艰苦。
然而一进石窟,樊锦诗就被吸引住了。
整整一个星期,负责讲解的史苇湘带着这几个远道而来的北大青年学生,攀缘着被积沙掩埋的崖壁,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去,从伏羲、女娲到力士、飞天,樊锦诗仿佛置身于一个华美的圣殿,完全沉浸在了衣袂飘举、光影交错的壁画和塑像艺术中,在洞窟里看着四壁色彩斑斓的壁画,连地层蔓延上来的寒气都感觉不到了。
最终,因为无法适应敦煌的天气,三个月的实习还没结束,樊锦诗被迫提前离开了敦煌,带着整理的资料回到了上海。但敦煌石窟里的壁画和造像在她的心中留下了一颗种子,这次未竟全功的遗憾也促成了她后来再赴敦煌。
再赴敦煌
1963年樊锦诗从北大考古专业毕业,当时的她并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分配到敦煌,毕竟敦煌实习时就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怎么会定下让她去敦煌呢?在分配会结束之后她才知道,为了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去敦煌的分配,整个分配方案的宣布都推迟了两三天。
当时,敦煌急需考古专业的人才,领导告诉樊锦诗:“北大今后还有毕业生,过三四年把你替换出来”。樊锦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要取得真经再回来,绝不能中途折返。得知女儿的决定之后,樊锦诗的父亲对她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那就好好干。”
樊锦诗工作现场
搭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又坐了一百三十多公里的汽车,樊锦诗终于接近了莫高窟,等到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时候,她已经是两腿发麻,两眼发晕,几乎是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当她终于踩在莫高窟的土地上时,她想的只有一件事:进洞!一进洞,当初实习时的感觉就回来了,以前只在画册上看到过的壁画现在近在咫尺,画上一个个散花的天女、婀娜多姿的飞天,令樊锦诗振奋极了,忘记自己正身处距离北京千里之遥的大西北。
在工作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樊锦诗特别喜欢在黄昏时分去爬三危山,因为在山上可以望见整个莫高窟。洞窟密集得就像成千上百双眼睛,充满了神秘与沧桑。就连敦煌的天都与北京不一样,蓝得更纯粹、更辽阔也更浓烈。
武汉还是敦煌?
1967年樊锦诗与男友彭金章结婚,却因工作关系长期两地分居。随着两个孩子的出生长大,樊锦诗越来越感觉到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分居问题了。有人给她支招:半年不到单位上班,就算自动脱岗、自动离职,这样就可以离开这个单位。于是樊锦诗便主动去武汉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顾起父子三人的生活。
樊锦诗与丈夫彭金章
武汉相较于敦煌,生活条件可以说好了太多,然而樊锦诗却经常性失眠,潜意识里始终挂念着敦煌,越是压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画就越是萦绕在眼前,挥之不去。一天夜里,当丈夫和孩子都已睡下,她始终睡不着,起来翻书,却发现自己拿起来的还是一本关于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尽管樊锦诗与彭金章一直在争取调动,然而无论是甘肃省还是武汉大学,两边的组织都坚决不放人而寄希望于对方让步,甘肃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甚至在1986年各派出一名干部找到武汉大学校长来讨论他俩谁调动的问题。武汉大学最终将决定权交给了夫妻俩。彭金章明白,樊锦诗心里放不下那片石窟,“我们两个人,总有一个要动,那就我走吧”,他毅然抛下了亲手创立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选择去敦煌,改行研究佛教考古,结束了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分居生活。
樊锦诗后来常说,“我们家的先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如果没有他的成全,就不会有后来的樊锦诗,她更不可能在敦煌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全心全意去做敦煌的工作。他们用爱和生命实现了当初的誓言: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今年樊锦诗81岁了,她说自己年轻时是个内向沉默的人,上台说不出话。如今在很多事情的逼迫下,变得非常爱着急,说话也直来直去。尽管被人说“严厉”和“不近人情”,但她一路坚持,十年时间与工作人员摄制近三千张洞窟档案照片,完成敦煌石窟科学记录档案;上线“数字敦煌”数据库,使敦煌艺术走出石窟……她也因此获得了“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樊锦诗说,只是希望有朝一日离开敦煌的时候,大伙儿能说:“这老太婆还为敦煌做了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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