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 汉武帝的巫蛊之祸
| 汉武帝的巫蛊之祸 | ||
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不世出的皇帝。但由于专制制度的劣根性，在他晚年，竟卷入一场荒唐的宫廷流血惨剧之中。历史的局限性使他的雄才大略蒙上了阴影。 公元前91年，即汉武帝征和二年，在当时的京都长安，发生了一起造成数万人流血的大惨剧，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而被列为这一事件罪魁祸首的就是江充。 关于江充，不同的历史学家虽然从各个不同的度角出发，对其责难时有轻重，但基本的一点是相同的，即为大奸。倒是康熙是1个明白人。由于他在评价这一历史事件时能有一般史臣所没有的居高临下的位置，所以能得出较为符合情理的结论。他在御批《通鉴》的眉批中说了几句公道话：“充虽大奸，岂能谋间骨肉?芽特觑易储之萌，足以乘机窃发耳，物先腐而后虫生。”事实上，江充的一生绝不是“大奸”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在整个事件中，他起了特殊的作用，也显露了独特的个性和胆识。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属于“布衣之人，闾阎之隶”，也就是当时的中小商人阶层。他本名齐、字次倩。他有个妹妹能歌善舞，嫁给了被称为敬肃王彭祖的儿子太子丹。由于这种姻亲的关系，他得以步入宫廷，成为赵王宫的上宾。 据《汉书》记载，这位敬肃王彭祖是1个以“巧佞、卑谄足恭”，“而心深刻”著称的人物。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后来佛家因果报应说的1个讽刺。 汉王朝对诸侯王是深怀疑忌的，中央派到各王国的“相”都负有监视他们的职责，必要时还可以对他们采取行动。可是彭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那些派到赵国来的国相及其他长吏，却往往刚干了一两年就因罪而被罢免，并且是“大者死，小者刑”，弄得那些被派到赵国来的“相”个个提心吊胆，不敢对他的恶迹有稍许的揭露。 彭祖专用的办法可归纳为8个字，即先发制人，陷人于罪。每当中央派有新的官吏到来，他都穿上帛布单衣，自行迎接，对皇帝的使臣表示异常的恭顺和尊重。以后，他又“多设疑事诈动之”，千方百计地制造圈套促使对方失误。一旦那些使臣鬼迷心窍，在他面前说出犯朝廷忌讳的话，他就偷偷地记录在案，然后在适当的时机进行要挟。如果你不服服帖帖，听其所为；如果你不买账，想干点什么，他就把搜查到的材料捅上去，给你造成杀身之祸。这种豺狼似的凶狠与狐狸似的狡猾，使他能稳坐在赵王宫的宝座之上，在赵国作威擅权，垄断商业经营，甚至杀人越货，使他的私人收入多于国家的赋税。在赵国，他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且“多内宠及子孙”。 这样1个赵王宫，当然可称之为魔窟了。要在这种魔窟里生活，而且还待为“上客”，不具备超人的机敏和狡诈是绝对不行的。江充在这样1个环境里春风得意，的确证明他绝非等闲之辈。 彭祖的儿子太子丹更是1个比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人物。他的穷凶极恶是无法想像的，仅就荒淫这一点就足以惊世骇俗。他除拥有大量姬妾外，还奸及他父王的后宫和他自己的亲姊妹。皇族的高贵掩盖着禽兽般的无耻。由于干了太多的坏事，他时刻提防别人告发他的隐私。 由于关系过于密切，很多事情当然都无法瞒过江充的耳目，于是怀疑的邪火烧至他的身上来了。韩非子把同床列为八奸之一，作为防范的重点，看来太子丹对此也作过研究。正因为上述原因，太子丹使吏追捕他，他机警地变名潜逃，而他的父兄及全家老小均被捕杀，那位能歌善舞的妹妹也没逃脱被诛杀的命运。江充的遭遇，使他和赵王以及整个刘氏家族结下了血海深仇。 为了彻底逃脱太子丹的追捕，实现报仇的目的，他逃入关中，诣阙告太子丹。1个逃犯要见深宫内院的皇帝，谈何容易，江充凭着他的机智和勇敢见到了汉武帝，告了御状，所列罪状有：“与同产姊及王后宫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治”等。结果，汉武帝龙颜大怒，派吏卒包围赵王宫，收捕太子丹，将他投入魏郡诏狱，被判死刑。这时，赵王彭祖慌了，急忙上书为太子丹罪行申说，反诬江充“逋逃小臣，苟为奸伪，激怒圣朝”。他企图激怒皇帝并借皇帝之手来杀掉江充，以报私怨。他还顺应武帝急于攻击匈奴、安定北方的思想，表示愿意带领赵国的武士去攻打匈奴，愿“极尽死力，以赎丹罪”。但是，赵王彭祖的这些赎罪的哀求和效忠的誓言，并未能使这位骨肉之亲的皇帝感动，最后还是废掉了这位刘丹的太子资格，而仅仅免于一死。 江充斗垮了赵王父子，他的勇敢和才智赢得了武帝的赏识，从而由1个逃犯而成为朝廷的近臣，很快成为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 江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汉朝自开国以来，中央政府与各诸侯之间一直保持着1种紧张而微妙的关系。江充的进用，与汉武帝重用张汤、主父偃等原因完全一样，即用酷吏来制服那些嚣张跋扈的诸侯贵戚，达到拱卫王室的目的。正因为这一点，江充的上书正好中了武帝的下怀。于是，江充被召见于犬台宫，并且得到了“以常被服冠见上”的殊荣。 江充魁岸身躯和翩翩风度吸引了汉武帝，“望见而异之”，称赞“燕赵固多奇士”。更重要的是，江充对当时政事的看法博得了武帝的赞同。任何1个地方诸侯国的削弱，都意味着中央政府也就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强。江充打击诸侯的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的心。 为了进入权力的核心，江充根据以功自进的原则，自请出使匈奴，并提出了“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事不可预图”的行动方略。 “因变制宜，以敌为师”作为1种战略来说，的确是深刻而高明的。这比起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来，变被动的“知”为主动的“师”，使消极的应付事变转而为积极地应付事态的发展，研究敌人的策略，学习敌人的长技，以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从江充对汉武帝的奏对，我们可以看出他绝非那种曲媚便僻侥幸得势之辈。在他的身上具备了哲学家的头脑和政治家的胆略。而汉武帝对他的重用，正表明他不愧为一代雄主。 江充出使匈奴之后，当上了权势显赫的直指绣衣使者，大举弹劾那些奢僭逾侈的贵戚重臣，使那些不可一世的贵戚子弟感到惶惶不可终日。他们“皆见上叩头求哀，愿得入钱赎罪”。于是，他们各以官爵大小输钱北军，总数达数千万。对贵戚的打击，使江充在汉武帝心中形成了“忠直、奉法不阿”的良好印象。也正因为他的努力，使汉家“三尺法”得到了维护和伸张。在与贵戚的斗争中，还发生了两起惊心动魄的事件。这两起事件，从正面揭开了“巫蛊之祸”的序幕。 第一起，就是对汉武帝的姑姑兼丈母娘馆陶长公主的弹劾。 馆陶长公主名嫖，为汉文帝的长女，景帝的姐姐，武帝的姑姑，是1个善于玩弄权术、能够左右朝政的贵妇人。汉代的长公主都喜欢为她们做皇帝的弟弟物色美女，首开其端的就是这位馆陶公主。当时，景帝后宫的诸美人均因为长公主的推荐赞誉而得贵幸，她这种普遍结恩的办法激怒了太子的妈妈栗姬。这位识短而妒的栗姬低估了馆陶公主的力量，断然谢绝了馆陶公主主动提出的将女儿许与太子为妃的要求，使这位皇帝乃姊老羞成怒，于是把目光转向王夫人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 据传说，这位后来的皇帝竟是一位天生的情种?选虽然当时只有四岁，却表示如果将来能得到这位表姐(即馆陶公主之女)为妻，一定打造一座金房子来给她住。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金屋藏娇”的佳话。 王夫人许婚后，馆陶长公主在景帝面前对栗姬大加诋毁，最后终于造成了废栗姬子而立王夫人子为太子的事实，王夫人也晋封为皇后。 由于馆陶长公主与汉武帝的皇位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她成了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她敢于不顾皇家禁令，乘车奔驰于只能供皇帝车骑行驶的驰道之中，大量的随从车马显示她特殊的高贵和尊严。对于她的这种显赫势位，对于她这种逾侈奢僭的行为，一般人都习以为常，有的即使心有异议也不敢过问。然而这次长公主的车骑却被江充撞见了。对这种从来无人干涉的违制行为，江充竟“呵问之”。这一声呵问，对于这位高贵得无以复加的金枝玉叶来说，的确是大不敬的行为，没有敢于捋虎须的勇气是喊不出来的。馆陶公主对自己的行为是习以为常更有恃无恐。她坦然回答：“有太后诏”。虽然如此，江充仍然坚持只准公主一人进宫，将其随从全部挡在宫外，并没收了全部车马被具。 另一事件是对太子的制裁。 一次，江充跟汉武帝上甘泉宫，遇见太子家人乘车马行驰道中，江充又将其交司法机构审讯，同时没收了车马。这一来，太子惶恐了。他请人向江充求情，希望他不把这事情张扬出去，以免父皇知道。但是，江充却不听这些，竟如实上奏。汉武帝备极赞赏江充此举，认为“人臣当如是矣”。由于这两件事，江充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成为了汉武帝的心腹重臣，登上了他一生中权力的极峰。 江充敢于绳长公主和太子以法，绝不能仅以他本人对汉武帝的忠诚来解释，而是他充分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江充的得势过程，证明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武帝的心理状态是有充分了解的。他的行为既非大奸似忠地作伪，也不是后世儒臣的那种憨直愚忠，而是揣摸了汉武帝的心事的“因变制宜”。 馆陶公主作为武帝的姑姑丈母娘，的确是权倾朝野的人物。但在此时此地，情况已发生变化。由于那位金屋藏娇的陈皇后过分娇妒，由于岁月流逝容貌衰减，更由于没有生儿子，她早已为武帝所厌憎。后来她又因挟媚道，搞巫蛊祠祭祝诅被贬于长门宫，过着守活寡的生活。司马相如的《长门赋》里，细致入微地刻画了这位阿娇的弃妇生涯。其哀婉凄绝之情，的确可以使人潸然泪下。但这首艳赋并未能挽回汉武帝的龙心。可以想见，到这时，长公主与武帝之间，除了宗法关系的传统约束和昔日在立太子时的旧恩以外，亲密的感情已不复存在了。况且，这位贵妇人还老而内行不修，在五十多岁的高龄，仍耐不住寡居的寂寞，把1个年仅十多岁的董偃弄来做面首，以至不得不膝行向她的侄儿及女婿的汉武帝(www.61k.com）谢罪，以求得他的宽赦。可以说，到这时候，长公主的声威已一落千丈，不过一块空招牌罢了。 至于太子，虽然贵为储君，也正处于严重的感情危机之中。 太子为卫皇后所生，这位卫皇后本是平阳公主家里的一名歌女，名叫子夫。由于武帝即位后数年无子，武帝的大姐又依照乃姑馆陶公主的故技，准备了十几名良家女，打算当武帝到她家时献上，以备日后能够左右汉室的君位。但是，汉武帝对这些良家女1个也不满意，而“独悦子夫”。这种命运的巧合，使这位出身微贱的卫子夫为汉武帝生了1个儿子，她自己则于元朔元年被立为皇后。由奴婢而为皇后，汉武帝对血统的贵贱竟是这样超然。 孟德斯鸠曾说，专制制度是“由单独1个人按照一己的意愿，反复无常的情欲领导一切”的。汉武帝开始宠陈皇后，后来又移爱于卫子夫。一旦卫后因色衰而爱弛，那戾太子和卫氏家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终武帝一生，他一直追求着天上的长生和地上的事功。但是，随着春秋渐高，对天堂的幻灭必然逐渐加深，而对地上的执著也就愈加强烈了。为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1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1个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对权力迷恋所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一般的所谓父子之情，而正是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延续交班时间的诱惑和人类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对这位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汉武帝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武帝为他的将立为储君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十四月的奇迹。这种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胡说在当时是迷惑了一部分人的，何况还有1个在妈妈子宫里住了14个月的神圣的尧呢?芽尧母门的命名本身就是易太子的公开示意。 中国有句老话“疏不间亲”，确是概括了很多人世间纠葛的经验之谈。江充敢于间人骨肉，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对于江充这样的深通人情的人来说，他一定懂得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众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他们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保证家族的繁衍和保持政权在一姓内的传递。众多的子女，使他们能有较常人远为宽阔的选择余地。而在权力的诱惑下，则可以泯灭一切骨肉之恩。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权势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江充从赵国逃出之后，虎口余生，痛定思痛。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仇敌赵王敬肃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就只能是武帝的眷顾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江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与秦之商鞅的遭遇是极为相似的。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明察秋毫，具有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 在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到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必然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他只能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六十六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4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1种让人无法相信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得以蔓延的条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爷爷公孙浑邪当过太守，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之际，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所以每当他独当一面之际，竟无尺寸之功，证明了他平庸无能，就这样1个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公孙贺，竟被拔擢于丞相的高位。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使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却使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更加骄奢违法而肆无忌惮。 贵族子弟的骄奢豪横为当时社会的通病，何况敬声又是皇后姊子，父为丞相，自己身为公卿，所以所作所为无所不用其极。征和中，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 对于儿子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贺应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爱子心切，不打算对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而是异想天开，打算立功来赎敬声之罪。这时，朝廷正诏捕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 但是，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当时的游侠都广结党羽，互通声息。由于他们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早已在他们之中广为传播了。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戾太子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人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并连及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经过这1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彻底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帝王的传统是母爱则子贵。虽然古人规定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他本人的感情。由于卫后的宠衰，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则表明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他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看来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比拼随之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于是他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主持者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都被劾为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戾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而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于是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左袒右顾，他都难逃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可以转祸为福。因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从征和二年初丞相公孙贺下狱死，到七月巫蛊之祸发展为父子交兵，半年时间，京师长安处于一片恐怖血泊之中。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他终于被太子派去的人所格杀。江充被捕获，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黄门苏文亡归甘泉言状”。江充遭到暗算，也许是他已往的成功过于容易的结果，由于他对武帝和他自己的力量过分信赖，从而排除了任何非常事变的可能性，以致在韩说等都能识破的伪诈面前，反而判断不清而行动迟疑，终于束手就擒。1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这也应验了西方的一句格言：“上帝对1个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轻易地取得成功。”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开始了叛乱的军事行动。 这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氂。这位刘屈氂，就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的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1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在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是1个很不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只有“挺身逃”而亡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乘马跑到甘泉宫，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芽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有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他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不是还讨伐过叛乱的管叔和蔡叔吗?芽的确，处于变乱中的刘屈氂是很不称职的，而且他根本未弄清武帝的真实意图。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临战处置，表明武帝实在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也有不少人因此建功封侯，而一场新的清洗又随之而起。 戾太子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1个农家，“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太子兵败，武帝反而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能做无骨肉之恩的忍人，所以他以后的行为充满矛盾而反复无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当太子逃亡生死未卜之际，壶关的1个三老叫令狐茂的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样一篇上书，肯定后面是有谋主的。书中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不言而喻，这篇上书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这位乡间三老的书中感到了人言可畏，他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在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作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心迹。按今天的说法，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好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江充最后仍然是1个牺牲品。他把一生献给汉武帝，并为他担当了全部历史罪责。对于归宿，他应该是早有准备的。汉代出身于商人平民的酷吏，对那些皇亲权贵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随时都是准备以卵击石、碰得粉碎的。主父偃说得对：“大丈夫生能五鼎食，死当五鼎烹耳?选”恰当表达了他们的人生目的。 在作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中，江充以“大奸”而遗臭万年。就是有些离经叛道的李贽，也在他的《藏书》中把江充归入“贼臣传”内。但我们通读汉代典籍，才了解到江充并非“大奸”，亦非“贼臣”，而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复仇者活跃在汉武帝的晚年。 值得注意的是，戾太子兵败，“诏收后玺绶，后自杀”，武帝倾注过那么多感情的戾太子之母卫子夫也自杀了。在太子兵败的次年，那位不走运的刘屈氂又卷入一场新的巫蛊之祸，得到妻子枭首、本人腰斩东市的结果。 不知谁发明的这句成语：“伴君如伴虎。”信然！信然！ |
二 : 从巫蛊之祸看汉武帝的心路历程
后，不但没有谴责太子，还为他辩解:“太子必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君，又觉得对不起先帝和万民。身为皇帝的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并派使者去召太之。” [16] 汉武帝在儿子去世的地方建立思责任感使汉武帝最终选择了秉公执法，但是子，此时的汉武帝还是很理解太子的心理。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用以表达自己对儿子他心里十分悲伤，“哀不能自止”。这件事不可是，派去的使者不敢进入长安，却为了复的思念和哀悯，从“天下闻而悲之”的记载仅典型地体现了汉武帝执法严明的特点，而命而编造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中，也可以看出时人对汉武帝父子骨肉相残且表现了他顾念亲情，富有人情味的一面。
[10]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相信太子真的在的同情。汉武帝对弄儿、昭平君母子尚且如此重谋反，因而勃然大怒，下令剿灭太子及其势有一种观点认为，汉武帝是巫蛊之祸感情，对自己的亲生儿子又岂能无情?何况力。假如汉武帝与太子之间的沟通渠道能够的主谋，他为了达到易嗣目的而精心策划了汉武帝对太子刘据曾经非常疼爱，后来，汉畅通，事情绝不会继续恶化。此后，太子率兵这场阴谋，江充等人只是被汉武帝利用的工武帝尽管不再像以前那样关心、爱护太子，和丞相刘屈氂的军队在长安大战了五日，最具和替罪羊，因而认为汉武帝事后对太子刘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武帝就不爱这个儿子后，太子兵败逃亡。司直田仁因放太子出城据的思念是虚伪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汉了。诸多事例表明，汉武帝对太子的爱虽然而被腰斩;御史大夫暴胜之因劝阻丞相斩田武帝的迷信多疑、江充等人的精心构陷和汉有所减少，但是他仍然信任、支持和理解儿仁，被武帝责问而自杀;“诸太子宾客，尝出武帝所派使者胡言乱语而造成的误会才是子，父子之情还是很深厚。可是，在封建专制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产生巫蛊之祸的主要原因，自始至终很难看社会里，皇帝和太子之间是先君臣后父子
[11] 太子的叛逆让汉武帝怒气冲天，他严惩出汉武帝是在有意制造这场惨祸。至于汉武的，汉武帝和太子的关系自然也不例外。作太子宾客和捕杀太子不力的大臣，决心置儿帝对幼子刘弗陵的无比疼爱，更多地是出于为皇帝，汉武帝绝不会容忍任何人危及自己子于死地，父子亲情已荡然无存。人之常情。汉武帝60多岁才有刘弗陵，晚年的皇权，哪怕是自己的儿子。因此，当汉武帝
汉武帝的盛怒使群臣十分忧虑惧怕，不得子自然是万分喜悦，于是欣然“命其所生发现太子在公然造反时怒不可遏，认为这是知如何是好，在这种情况下，壶关三老茂冒门曰尧母门”。[17] 有人据此认为这个命名对皇权的挑战，他要捍卫至高无上的皇权，死上书为太子辩白，认为江充“衔至尊之命已经流露出汉武帝易嗣的想法，其实，汉武对叛逆的太子自然是严惩不贷。就皇帝的身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太帝命名时，弗陵尚在襁褓之中，英明的汉武份而言，汉武帝族灭叛臣是合法的行为，无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帝怎么可能冒然决定立一个婴儿为太子!只可厚非;就父亲的身份而言，汉武帝剿灭儿子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是因为钩弋夫人怀孕十四个月才生下弗陵，的行动无疑显得冷酷无情。在捍卫皇权时，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而尧也是十四个月才出生，这种巧合使汉武汉武帝和太子的君臣关系完全凌驾于父子
[12]明确指出是江充在陷害太子，太子被帝一时兴起，遂命名为“尧母门”。尽管汉武关系之上，因而他对儿子是无情的。此后，汉逼得走投无路才起兵，并无篡权夺位的“邪帝无意易嗣，他的命名和对幼子刘弗陵的偏武帝了解到事情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没有出心”，建议汉武帝尽快罢兵，不要让太子长期爱，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太子刘据的伤害，那兵夺权的意思，误会消除后，先前对立的君逃亡。汉武帝读后有所感悟，但是，太子谋反些痛恨太子的人据此猜测汉武帝有易嗣的臣关系恢复了正常，父子之间的血缘亲情又客观上已经形成事实，人人皆知。而汉武帝想法，因而对太子的谮害愈加有恃无恐，这慢慢涌上来。作为父亲，汉武帝对儿子的悲“性严峻，群臣虽素所爱信者，或小有犯法，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巫蛊之祸的发生。但惨结局充满懊悔之情，对死去的儿子自然是或欺罔，辄按诛之，无所宽假”，[13] 现在何是，汉武帝并没有参与策划这场陷害太子的思念不已，并为此建造了思子宫和归来望思况是危及皇权的谋反之事!汉武帝虽然能够阴谋，他只是被奸人利用而已，可以说也是之台。此外，为太子诉冤的车千秋“无他材能体谅太子起兵的无奈，可是作为皇帝，他对一个受害者。术学，又无伐阅功劳，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太子起兵的行为和造成的影响一时还是无需要说明的是，汉武帝也有重情的一宰相封侯，世未尝有也。”[20] 车千秋仅仅法释怀，因而并没有马上赦免太子，最终导面，这在他宠爱弄儿和处理昭平君案件中体因为“一言寤意”，就被汉武帝破格提拔为宰致太子在湖县被围，自缢而死。现得较为明显。金日磾的长子是汉武帝的弄相，这固然显得有些轻率，却再次证明悔悟
三 、汉武帝对太子的深切思念儿，汉武帝非常喜欢他，称他为“吾儿”，弄儿的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思念是真挚浓郁的。巫蛊之祸发生后，太子的冤情逐渐显现长大后言行不谨，金日磾为防后患杀死儿四 、汉武帝的痛苦和反思
于世，“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子。“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汉武帝从被蒙蔽到明白过来，内心极其无他意”，[14] 汉武帝意识到太子的巫蛊之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痛苦。尽管陷害太子的恶人受到惩罚，巫蛊罪并不属实，因而太子当时起兵的确是“惶[18] 得知弄儿被杀，汉武帝勃然大怒，金日之祸所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挽回的。在这场恐无他意”，内心有所悔悟。恰在这个时候，磾说明原因后，汉武帝尽管理解他的苦衷，惨祸中，太子、卫皇后自杀，除太子的孙子刘高寝郎车千秋(即田千秋)又“上急变讼太子但是仍然感到非常哀伤，禁不住为弄儿哭询因在襁褓被投入监狱以外，卫氏被灭族，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泣，他对弄儿的疼爱由此可见。昭平君是武二千石吏被杀数人，数万百姓受牵连而死。人，当何罪哉!’”[15]指出太子起兵是“子弄帝妹妹隆虑公主的儿子，也是武帝女儿夷安汉武帝深切体验到妻子、儿孙被自己亲手毁父兵，罪当笞”，属于父子之间的家务事，打公主的丈夫，可谓是亲上加亲。隆虑公主临灭所带来的痛苦。丞相车千秋曾联合其他大一顿即可，不属于谋反，这番话正好化解了终前还特意用重金为儿子预先赎死罪，得到臣，一起劝谏汉武帝“玩听音乐，养志和神，汉武帝心中的疙瘩。幡然悔悟的汉武帝召见武帝应允。后来，昭平君醉杀主傅，廷尉请汉为天下自虞乐。”而汉武帝的回答却是:“朕了车千秋，并立即任命他为大鸿胪，而严惩武帝判决其罪。“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陷害太子和捕杀太子的人，族灭江充家，焚以属我。’于是为之垂涕叹息，良久曰:‘法令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苏文，在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的人也被灭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诬先帝之法，吾何听?……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族。此时是征和三年，距太子自杀已有几个面目入高庙乎!又下负万民。’乃可其奏，哀不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 [21] 汉武帝月，汉武帝知道了巫蛊之祸的真相，在车千能自止，左右尽悲。”[19] 昭平君一案使汉武开头就说自己“不德”，后面又说自己“愧之秋等人的劝解下，他深切体会到太子当时起帝陷入情与法的矛盾中，如果依法判决昭平甚”，心中充满自责和羞愧，甚至质问自己兵的无奈和被诬陷的无辜，先前被狂怒所吞君，就辜负了妹妹的临终托付，他于心不忍，“何寿之有?”一向千方百计祈求长生的汉武没的父爱又涌上心头。“上怜太子无辜，乃作不免“为之垂涕叹息”;如果徇私情放过昭平帝，竟然发出这样的质问，足以说明巫蛊之
祸对汉武帝触动很大，他食不甘味，几个月来每天只吃一顿饭，无心欣赏音乐，没有“自虞乐”的心情了。可见，巫蛊之祸使晚年的汉武帝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痛苦之中。令人感慨的是，在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发生后，社会上的“巫蛊”行为依然禁而不绝，这种迷信行为并没有因卫太子悲剧的发生而终止。 难能可贵的是，汉武帝由反思巫蛊之
祸，进而反思自己过去所做的种种事情。征
和四年，汉武帝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
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公开批评自
己“所为狂悖”，明确表示悔恨之情。此后，他
还常对群臣说:“曏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
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
[22] 汉武帝终于明白天下根本没有仙人，回
首过去，他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由于“愚惑”
而被方士欺骗，一向迷信神仙的汉武帝在晚
年能够认识到神仙的虚妄，的确不容易，他对巫蛊之祸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种醒悟。汉武帝晚年的悔悟更多地体现在
《轮台诏》中，他在诏书中全面反思了自己过
去的所作所为，指出今后要努力发展生产，
与民休息。诏书下达后，汉武帝立即着手推行富民政策,尽力弥补自己过去所犯的过错。《轮台诏》标志着汉武帝晚年统治思想的重
大改变，这种及时的政策转变不仅稳定了当
时动荡的政局，而且为以后的“昭宣中兴”奠
定了基础，具有划时代意义。
华书局，1956:728.
[9][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29.
[10][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0.
[11]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2.
[12]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4-2745.
[13] [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56:637.
[14]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7.
[15]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3.
[16] [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747.
[17][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23.
[18][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960.
[19][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51-2852.
[20][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4.
[21][汉]班固. 汉书:卷六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62:2885.
[22][宋]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6:738.作者简介
陈金花, 惠州学院中文系讲师, 文学硕士,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上接109页)
以个体化的美学启蒙守侯着精神本体的超然。王国维启蒙思想中诗性的生存体验和生存哲学忠实于个人，拒绝承担指挥时代精神合唱的任务。《人间词话》中彰显的文学非功利化及直观的认知方式，使王国维从理论和实践都与时代主潮疏离，为个性充分发展提供了学理上的论证。
王国维所开创的私人性空间的意义是卓著的，他从审美启蒙角度坚守了个体人格，从多元化层面展现出对个性主义的尝试，与充斥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史的“公”、“群”概念和宏大历史叙事的追求态度相对峙，使个性主义思潮成为消解主流统治性话
[2]王国维.静庵文集自序[A].王国维文集(第三卷)[C].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3]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4]王国维.文学小言[A].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5]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A].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朱妍，宿州学院文学院，中文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三 : 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简介，巫蛊之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场宫廷政变。巫蛊为一种巫术。当时人认为使巫师祠祭或以桐木偶人埋于地下，诅咒所怨者，被诅咒者即有灾难。巫蛊之祸特指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宠臣江充奉命查巫蛊案，用酷刑和栽赃迫使人认罪，大臣百姓惊恐之下胡乱指认他人犯罪，牵连者上至皇后太子、下至普通平民，达数十万人，史称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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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一生沉迷女色，后宫有多位佳人先后失宠，为重新获得帝王的恩宠，后宫诸位多邀请女巫入宫，试图以巫术达到目标，同时对其所嫉妒者便施以巫蛊之术，一时间后宫迷乱，时有发生因后宫的巫蛊之事而牵连朝中大臣的事件。而此时的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失去汉武帝的宠信，同时外戚家族卫氏于朝廷当中的权势日盛。
征和元年（前92年），丞相公孙贺用巫术诅咒、在驰道埋木偶人的事件被人告发，公孙贺父子后来死于狱中。次年，江充诬告太子(即刘据)宫中埋有木人，太子捕杀江充，武帝发兵追捕，太子也发兵抗拒。激战五日后，太子兵败出逃泉鸩，皇后卫子夫随即自杀，后官吏欲捕太子，太子自尽，两皇孙亦死。这段历史被称为“巫蛊之祸”。
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背景
汉武帝晚年十分奢侈，常常大兴土木，以致国库空虚。汉武帝还喜欢任用酷吏，加重刑罚，从来也不把杀人当作一回事。而太子刘据则经常劝他与民休息，尽量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宽厚仁慈的政策。于是，汉武帝逐渐对刘据产生了不满和怨恨。
除太子刘据外，汉武帝后来还有五个儿子。在这六个儿子里面，汉武帝最喜欢的是小儿子刘弗陵。汉武帝经常夸耀刘弗陵像自己，甚至打算废了太子刘据，改立刘弗陵做太子。
公孙敬声为人骄奢不奉法，擅自动用军费1900万钱，事败后被捕下狱。时值武帝下诏通缉阳陵大侠（此大侠非彼大侠，是汉代的黑社会）朱世安，公孙贺为赎儿子之罪，请求皇帝让他追捕，武帝允诺。公孙贺历经艰辛，将朱世安捕获移送朝廷，其子之罪将以赦免。孰料朱世安怀恨在心，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丞相把祸事引到自己家族里了，我是个罪恶极多，书写不尽的人，（也不在乎多一条诬陷之罪）］于是他在狱中上书朝廷，揭露公孙敬声与武帝女儿阳石公主私通，且在皇帝专用驰道上埋藏木人以诅咒皇帝等事件。于是公孙贺父子死狱中，满门抄斩。
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经过
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江充是1个心狠手辣的家伙，他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到处发掘木头人，并且还用烧红了的铁器钳人、烙人，强迫人们招供。不管是谁，只要被江充扣上“诅咒皇帝”的罪名，就不能活命。没过多少日子，他就诛杀了好几万人。
在这场惨案中，丞相公孙贺一家，还有阳石公主、诸邑公主，长平侯卫伉都被汉武帝斩杀了。江充见汉武帝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毒手，就更加放心大胆地干起来。他让巫师对汉武帝说：“皇宫里有人诅咒皇上，蛊气很重，若不把那些木头人挖出来，皇上的病就好不了。”
于是，汉武帝就委派江充带着1大批人到皇宫里来发掘桐木人。他们先从跟汉武帝疏远的后宫开始，一直搜查到卫皇后和太子刘据的住室，屋里屋外都给掘遍了，都没找到一块木头。
为了陷害太子刘据，江充趁别人不注意，把事先准备好的桐木人拿出来，大肆宣扬说：“在太子宫里挖掘出来的桐木人最多，还发现了太子书写的帛书，上面写着诅咒皇上的话。我们应该马上奏明皇上，办他的死罪。”此时汉武帝在甘泉宫养病，不在长安。
太子刘据召问少傅石德，身为太子师傅的石德惧怕自己受诛连，说：“丞相公孙贺一家、两位公主、长平侯卫伉都因为巫蛊死了，现在在太子的宫里挖出桐木人，我们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皇后和我们派去的人都被拦住不报，现在根本见不到皇上，甚至连皇上在不在了都不知道，奸臣做出这些事，难道太子忘了秦朝的太子扶苏是怎么死的吗？”建议太子越权行事，拘捕江充等人及追查他们的阴谋，太子在情急下同意石德所言。
征和二年（前91年）七月壬午，太子派人假冒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江充助手韩说怀疑使者身份，不肯受诏，被来人杀了。太子派人禀告皇后，又分发武器给侍卫。太子向百官宣布江充谋反，把江充杀了。当时江充另一助手苏文逃到武帝处，向武帝控诉太子，武帝开始并不相信此说，派使者召太子，但使者不敢到太子那里，回报武帝说“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髦率兵平乱。太子纠集了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五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有流言说太子谋反，最终，太子势孤力弱而兵败，唯有逃离长安。汉武帝诏遣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卫子夫选择了自杀。太子宾客多人亦被捕杀。
守门官田仁放太子逃出长安，太子逃到湖县（今河南灵宝西）一户贫家，户主常卖屦以维持太子生活所需。不久，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县令李寿知道了太子的下落，就带领人马来捉拿他。刘据无处逃跑，只好在门上拴了一条绳子，上吊死了。他的2个儿子和那一家的主人，也被李寿手下的张富昌等人杀死了。
太子有三子一女，其中留名的是史皇孙刘进（即刘询之父），全部因巫蛊之乱而遇害，只留下一位孙子刘询，又称刘病已，后为汉宣帝。
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结果
田千秋等人上书讼太子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罢哉！臣尝梦见一白头翁教臣言。”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后续
征和三年，内侍郭穰密告:「丞相(即刘屈氂)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即李广利)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丞相刘屈氂夫人诅咒汉武帝，并与贰师将军李广利共祷祠，欲令昌邑王为帝。后刘屈氂被腰斩于东市，其妻则是枭首华阳街，李广利妻子被捕。李广利当时正在前线打仗，得知消息后仓促出击匈奴，兵败后投降，后来在卫律的运作下被杀。
汉武帝死后，幼子刘弗陵登基，是为汉昭帝。汉昭帝早逝无子，霍光等人于是立汉武帝之孙刘贺，刘贺登基不久因为品行恶劣又被霍光废掉。然后，霍光立了戾太子刘据唯一幸存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汉朝帝位回到刘据的后裔手上。
巫蛊之祸_巫蛊之祸[汉武帝时宫廷大事] -史料
《汉书·卷六十三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戾太子据，元狩元年立为皇太子，年七岁矣。初，上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为立禖，使东方朔、枚皋作禖祝。少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谷梁》。及冠就宫，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元鼎四年，纳史良娣，产子男进，号曰史皇孙。
武帝末，卫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充因此为奸。是时，上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丞相公孙贺父子，阳石、诸邑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语在《公孙贺》、《江充传》。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征和二年七月壬午，乃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御史章赣被创突亡。自归甘泉。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告令百官日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遂部宾客为将率，与丞相刘屈氂等战。长安中扰乱，言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兵败，亡，不得。
上怒甚，群下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茂上书曰：“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之所生也。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适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上见，
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诗》曰：‘营营青蝇，止于藩；恺悌君子，无信谗言；谗言罔极，交乱四国。’往者江充谗杀赵太子，天下莫不闻，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臣窃痛之。臣闻子胥尽忠而忘其号，比干尽仁而遗其身，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诗》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书奏，天子感寤。
太子之亡也，东至湖，臧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屦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而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山阳男子张富昌为卒，足蹋开户，新安令史李寿趋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斗死，皇孙二人皆并遇害。上既伤太子，乃下诏曰：“盖行疑赏，所以申信也。其封李寿为干阝侯，张富昌为题侯。”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而车千秋复讼太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初，太子有三男一女，女者平舆侯嗣子尚焉。及太子败，皆同时遇害。卫后、史良悌葬长安城南。史皇孙、皇孙妃王夫人及皇女孙葬广明。皇孙二人随太子者，与太子并葬湖。
太子有遗孙一人，史皇孙子，王夫人男，年十八即尊位，是为孝宣帝，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有司奏请；“《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义也。陛下为孝昭帝后，承祖宗之祀，制礼不逾闲。谨行视孝昭帝所为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亲史皇孙位在广明郭北。谥法曰‘谥者，行之迹也’，愚以为亲谥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诸侯王国，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谥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园置长丞，周卫奉守如法。”以湖阌乡邪里聚为戾园，长安白亭东为戾后园，广明成乡为悼园。皆改葬焉。
后八岁，有司复言：“《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悼园宜称尊号曰皇考，立庙，因园为寝，以时荐享焉。益奉园民满千六百家，以为奉明县。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园奉邑，及益戾园各满三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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